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晕眩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到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Me and 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doctrines）历史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接下来要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 Republic）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unner 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的陈腔褴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第二项个人自传资料来源，是我所写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个人回忆录》（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A Personal Memoir），收录于霍尔顿（GeraldHolton）所编《20世纪的科学：思想来龙去脉研究》（The Twentieth CenturySciences：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一书中。
第三项来源是《我的人生哲学》（My Lifetime Philosophy），标题是别人订好的，是《美国经济学人》（The American Economist 27，1983）一系列的学者介绍，亦收录于《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客观地简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聪颖，深受父母宠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学业却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历记载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实上应该是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
他天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是A+，但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早露头角
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他在大学阶段获得大学部社会科学奖章，而就在毕业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新设了一个试验性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他成为首位得主，而能从容地在哈佛就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Henry Schultz）、西蒙斯（Henry Simons）、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内夫（John U．Nef）与明兹（Lloyd 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尔逊（Edwin Bidwel 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 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 of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柏莱图（Vifredo 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家昆恩（Willard van Orman Quine）、数学家伯克霍夫（GarrettBirkhoff）、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定（John Bardeen）、化学家威尔逊（Bright Wilson）与伍华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博通诸家的列文（Harry 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迈开步伐，发表论文的速度极快，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他那些半数学化的东西。
有人说萨缪尔森是由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身份出道，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学时代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他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数（Lagrange 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胆的推则，他据此独立发现了埃奇沃斯——斯塔克尔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双头垄断的非对称解——此项见解使他得以不受纳什-库尔诺（Nash-Cournot）错误之解的蒙蔽。
他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oconomic Analysis）一书，大部分是担任初级研究员时所写，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David A．Wells Prize），后来在1947年又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项奖励是以40岁以下具学术潜力的人士为对象。到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这是经济学奖项开始颁发的第二年，也是美国学者首次获奖。
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时期如婴儿初生，那么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拦，因此可移动之物就移动了。对萨缪尔森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事。男孩在父亲的庇荫之下永远长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属于自己的高楼。萨缪尔森与一些杰出同僚共同努力，终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中心。海明威笔下的芸芸众生常说，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但在清醒的现实中，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NorbertWiener）在成名后，仍然为被逐出哈佛而闷闷不乐的例子，令萨缪尔森更加珍惜他与哈佛的联系，也努力为母校争光。
荣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间对他也很快就给予不断的肯定，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国家学术院（National Academy）、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等。正如赚第一个一百万最困难，得到一项荣誉之后，另一项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打的荣誉学位，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数目自然会加倍。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荣誉学位来自芝加哥大学——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会——最令他感动。当哈佛授予荣誉给他本国的先知时，他也感到欣然。
专业学会副主席与主席的头衔也纷至沓来：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国际经济协会等。如果有银河经济俱乐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新地方，会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但萨缪尔森倾向于不动如山。在1966年成为驻校教授之后，由于有极佳的研究机会，而且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他实际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级研究员的阶段。既已到达乐园，他就留着不动了。
但也会偶尔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为国会的委员会讲课多次。当他受聘为联邦机构的顾问时，经常会加速该机构的终结，幸好美国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理事会虽曾请他担任学术顾问，倒是逃过了此劫。萨缪尔森认为美国太过珍贵，不能完全托付给那些只有大方向的思想家，如盖伯瑞斯（Kennethe Galbraith）或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人，因此他对史蒂文森（Adlal Stevenson）与哈里曼（Avered Harriman）讲授经济学，并终能成为肯尼迪在参选总统阶段的经济顾问。他最后并未去华府那块应许之地，但能支援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 Heller）、托宾、戈登（Kermit Gordon）等人，他也颇觉有趣。
对于万事不缺的人，神仙还能赐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绍："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麻州贝尔蒙（Belmont）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盖伯瑞斯在《财星》（Fourtune）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结果此一预言也真的应验了。曾有人听到萨缪尔森志得意满地自语："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由我写的，就让其他人去拟定法律条文吧！"这本教科书在耶鲁遭到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抨击为诋毁上帝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售也直线上升。
四分之一世纪前，对某位写了一本畅销书的学者乍得的声名，《经济学》的作者曾恳切地作了一番评述：
"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报酬十分可观——我指的不单是金钱的报酬。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但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著作之乐
住嘴！讲得够多了。对《名人录》式的简介，这样已经过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内容，也适用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厌恶军旅生涯的西点毕业生，或许愿意承诺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虚掷一生来换取升迁与勋章。
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我21岁即开始撰文出版，此后不曾中止，希望往后也能一直继续下去。约翰逊（HarryJobnson）去世时，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谓战死沙场！（即使是像他这种做事绝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过量了。）
我的思绪里永远思索着各种经济观念与关系。大文豪据称也会灵感不继，文思永久或暂时枯竭，而我却无此困扰。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说，繁多的议题与疑问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或许终我一生也写不完。某种我曾注意到的统计方法，也许哪天能用来解决某项金融上的问题。
恰似孕妇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时会有解脱之感。我是否已经出版太多？别人尽可有他们的评断，而找自己，几乎打从心底就不曾后悔自己写过的任何篇章、论文、附注或注脚。反倒是某些编辑因耐性不足或受限于篇幅或编排的考虑，多次横加删除，令我耿耿于怀。
或许这意味着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个人对古典诗人豪斯曼（A．E．Housman）在下列对话中的观点深有同感。一位友人问他，为何在他的有关拉丁文的选集中未选入某篇文章，"难道你不认为这篇不错吗？""是不错，"豪斯曼答道，"但对我来说还不够好。"而我在拜读某些学者的近作时，也不时会向索洛问起一句哈第（G.H.Hardy）曾问过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话："为什么一个能写那样文章的人要干这种事？"
杰出的学者为其未来著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时俱进。每天写一封信不难，但如果五年都不写，那就真的没什么可报告的了。
对于重视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农夫边说边朝池塘吐口水。我们应就自己所面对的最急迫问题尽力而为，之后就算落入报酬率递减的情况，对应为之事尽力而为，仍是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碰到了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套句詹姆土（William 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摈，应该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分派。像罗伯逊（Dennis Rober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在Jorgen GeltingFestschrift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价值天秤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关于早年成名，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轻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静待鱼儿上钩，为何还要汲汲于争名夺利呢？
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认定，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一旦期盼他人赞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带来真正满足的工作，才是你会自认满意的工作。也许要达到这种境界，多少要有个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爱者，也终会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有人认为我在热力学的领域里搅和，是想要提升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正确性，或是要驳斥经济学者不能了解物理学复杂理论的说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学上的尝试，与其说是增加名声，倒不如说是在对名誉课税。那又如何？税是我们为文明所付的代价。这类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认为对人类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均有禆益。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一个人并非只为同僚间的美名与赞誉而工作，也不只为个人兴趣或探索之乐而工作。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某位生理学家的对手，并非其他著名学府的同行，他的对头是癌症。经济学家说到底也是如此。客观的真理远在彼方，纵然千辛万苦，也要设法了解。如果厌倦学术圈的勾心斗角，或是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坏，你总是可以退隐下来，致力于追求这客观的真理。复杂的数学不会虚骄掩饰，即使闹牙疼，最佳的止痛剂莫过于把难解的景气循环或复杂的控制理论演练上五回合。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开玩笑，有个实例可以为证。已故的内瑟（Voss Neisser），是对社会研究新学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卓有贡献的流亡经济学家。他有次告诉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权的黑暗时代，能钻研于解决瓦尔拉竞争性均衡（Wlrasian competitive equilbrium）之解，实在是一种解脱。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意。
有人问我是否高兴获得诺贝尔奖，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带来纯粹乐趣的事少之又少，这件事倒真是如此。"这项荣誉是个惊喜，而且来得颇早，但也不致早到甚至连我也会担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为我感到高兴。如果有人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恕我迟钝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欢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庆祝活动。有些科学界同僚一想起那些把他们由实验室中拉出来的访问及种种恼人的差事，就觉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自得其乐，而且我还发现，只消过了几天出门有司机的日子，很快就会上瘾了。
社会学者研究诺贝尔奖对得奖人有何影响。例如，桂冠得主是否会进入生产低落的时期？他们与人合著的论文是减少还是增加？名字是领衔或殿后居多？别人引用其著述的情况是否增加？他们变更领域的倾向有多大——诸如物理学者搞起脑的问题，或是化学家变成和平问题或最低工资的专家？
对我而言，这是个容器——几乎要——溢出的情况。我心中最后一丝罪恶感业已消失，当我选择离开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干道，去探索费雪（R．A.Fisher）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或马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使热力学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象。我仍如鹰隼般紧盯着企业趋势与最新风潮，我仍撰写经济学中许多不同领域的文章，但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再也不觉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说设法站在——所有经济学文献的顶端。
行将迈入古稀之龄，我的感觉如何？和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与威尔第（Verdi）同登高寿的歌德曾说，年老与年轻之别，在于年轻人的体力总是呼之即来，随时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巅峰状态下，才能有最佳表现。以我个人而言，行年虽已六十九，状况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总还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诗句有云与理之必然，9月已至，残存的美好时光终将逐渐消逝。
诺贝尔之路_诺思
诺思
本系列前一场的主讲者科斯好心地送给我一份他的讲稿。他在第一页就提到："我一直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我却不是如此。打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作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探索经济表现的最初根源，可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但一路走来，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却一直指引、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出牛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并非因我的家庭和此地的高等学府有何关联，而是家父当时担任附近城镇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经理，而在1920年，附近最近的医院就在剑桥。我是三名子女中的老么，上有兄姐各一，都是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欧洲之前出生的。
国际化的教育经历
从我出生的第二年起，我们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搬了好几次家，先是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后来他升任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加拿大办事处的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渥太华。因为家母崇尚多元教育，因此我们乃前往欧洲游历，1929年到1930年间，我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念书。后来我在渥太华完成小学教育，再进入一家私立中学。1933年搬回美国后，我在纽约市以及长岛的私立学校分别念过短暂的时间，最后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完成高中教育。高中时我迷上了摄影，而我认为自己年轻的岁月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曾在国际性的大专及高中摄影竞赛中，荣获首奖以及第三、第四与第七名。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家父当初进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小职员时，连高中还没毕业；至于家母，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过她真是一位精彩人物，聪慧又有求知欲，在我的知识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长辈也都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引介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莱（Adelaide North）还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学那年，原本已经拿到了哈佛的入学许可，可是因家父调任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美国西岸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旧金山。因为不想离家太远，于是我决定改念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那里，我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观。
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似乎能对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答，其中也包括我们正面对的经济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学的凯恩斯学派之前的经济学，对此则并未触及。我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场变得很孤单，因为其他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转向支持战争了。
因为忙着参与学生运动，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部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绩大概比"C"稍好，不过我选了三门主修：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我原本打算进入法学院，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再加上不愿杀人的意志强烈，因此1942年5月从柏克莱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就在出海后不久，舰长把我叫到舰桥上，问我是否愿意学习领航：大部分的高级船员都只受过基础教育，而我们的船正由旧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亚。后来，我真的成为领航员，而且乐在其中。我们往返行驶在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
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大战的最后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Alameda）的海事人员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这时我又一次接触摄影，而陷入两难的抉择；到底要当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着农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Administration）摄影部主管蓝姬（Dorrothea Lange），到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拍摄过境候鸟的照片。蓝姬一直想说服我当摄影师，她的先生泰勒（PaulTaylor）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却鼓励我往经济学发展。结果是先生赢了。
钻研经济史
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由于大学成绩乏善可陈，这是唯一接受我的学校。作为研究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我不敢说自己在柏克莱研究所学到了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之列——如布莱迪（Robert Brady），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LeoRogin），至于M·M·奈特（奈特的兄弟）虽然不相信理论，但是对经济史的事实及背景却了如指掌，后来成为我在柏克莱的导师，也是论文指导教授。我也曾用死记的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事实上，我一直要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借着和高登（Don Gordon）这位优秀的年轻理论家下棋的机会，才开始真正学到经济理论。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从中午下棋到下午两点，在棋艺上找略胜一筹，但在经济理论上是他指导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经济学者的方式思考，而这项技巧迄今仍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论文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史，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奖助金，到美国东海岸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那是收获丰硕的一年。我不只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墨顿（RobertMerton）的社会学研讨课程，也接触了哈佛大学的科尔企业家中心（ArthurCole Entrepreneurial Center）。由于熊彼特是企业家学派（EntrepreneurialSchool）的导师，因此我受到他强烈的影响。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论文扩充的寿险分析以及寿险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
后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向发展一套分析性架构，以观察区域经济成长，我并在《政治经济期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标题为《区位理论与区域性经济成长》（LocationTheory and Reginal Economic 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发，我发展出一套主要的经济成长理论。
在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的某次会议中，我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费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间，我应邀前往该局担任研究员，那是我生命中极为关键的一年。我不但结识了与局里往来的重要经济学者，而且每周会去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向顾志耐学习，他的指导给我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研究局那年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工作，为我早期主要的数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奠定了基础。
我在1944年第一次结婚。研究所求学时代，妻子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是我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三个儿子道格拉斯、克里斯多佛及麦尔肯，在1951年至1975年间出生。三个小孩都上学后，我妻子成为华盛顿州议会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从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获得福特教师奖助金（Ford FacultyFellow）前往日内瓦从事研究的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史。成果就是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Growth of theUnited States from 1790to 1860）。该书对市场如何在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成长模型中运作，有直截了当的分析。
经济史新貌
到1960年时，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之间已然弥漫着一股骚动，尝试将这个学科从原来以叙述性、制度面为主的性质，转变成重视分析性与数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局和经济史学会共同针对美国经济成长展开第一次数量化研究的专案计划，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镇（Williamstown）举办了一场会议，我也发表了一篇有关1790年到1860年美国国际收支的论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经济史新研究方法之始。不过直到我早期的两位学生——任教于普渡大学（Purdue）的休斯（Jon Hushes）以及戴维斯（Lance Davis），才首度把有兴趣将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导入历史研究的经济史学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非常成功，以后就成为例行的年会。与会人员包括经济史学者、理论家以及计量经济学者。会议进行期间，可以说百无禁忌，演讲人常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重塑经济史这门学科，因而备感兴奋。
我们在经济学界受到热情的接纳。各大学的经济学系迅速表示有兴趣聘用新经济史学者，或者说是我们自称的克里欧计量学者（cliometricians——克里欧是司职历史的希腊女神）。也因此，当我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墨里斯（Morris David Morris）共同规划这方面的研究所课程时，的确吸引了一些素质最佳的学生来加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就业市场上的反应颇佳，我们的学生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找到工作。
1966年到1967年间，我决定把研究的重点从美国的经济史转到欧洲，也因此当我获得福特的奖助金前往日内瓦作为期一年的研究时，我决定重新调整研究方法，结果也导致我的学术生涯全盘改变。因为我很快地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变迁。
找寻新分析架构
新古典理论所关切的是市场的运作，同时又假设市场中存在能够运作的先决条件，但对市场是如何演进而来，则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分析，而我们需要一套动态的理论，来说明经济随着时间而演进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构，因而引发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与关切。早在研究所期间，我就曾读过韦布伦及康盂斯的著作，也深刻感受他们对经济体系运作的透彻见解，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理论架构。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用来解释以及分析经济史的理论结构。老式的制度经济学，因为无法能提供这种理论架构，也因此无从真正成为替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项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宗明义就表明了对制度面的关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点的好问题，并对长期的变迁有所说明，但是它的模型里头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阶级当作分析的单位，又没有将人口的改变纳为主要的变迁来源。至于新古典理论的长处，是在于毫不妥协地专注在稀少性的问题上，因此将竞争视为整个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同时以个人为分析的单位，并以经济的方式进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于一套理论结构之中，正是我等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作的努力。
为什么要专注在制度呢？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framework of incentives）。所谓制度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执行者可能是第三者（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者（报复行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事准则）。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
我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Economic 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Economic History）。这两本著作试图发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及组织如何演化形成。在欧洲的研究中，我们认定财产权的形成是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照探讨财产权在荷兰与英格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这两组国家的演化过程。
上述两本著作仍是立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从解释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因此，我开始探究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个人的信念，显然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视的经济学者才会不重视观念、意识形态及偏见。一旦察觉这一点，就不得不对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检讨。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构，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对制度的观点，能够解释何以制度所导致的结果，不能在长期内产生经济成长；（2）发展出一个政治经济的模型，借此来解释制度的基本来源。最后，经济学者还必需掌握，为何人们会形成能影响其选择的意识型态与观念。
经济组织的成本
科斯对演化中的架构提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连结点．在《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科斯让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成本。不过科斯所关切的是决定厂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关切的是关系到经济整体表现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经对我提到，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术变动等量齐观，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提供给我审视经济组织成本的切入点。科斯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社会成本问题》，该文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面的分析连结起来。这篇论文所传达的理念是，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制度会塑造市场结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很幸运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诸多同事中，有几位在很早期就认真地研读过科斯的著作。张五常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艾智仁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量度财贷、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成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巴塞尔（YoramBarzel）在张五常离开华盛顿大学前往香港大学后，继续他所留下的工作。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许多，我的下一本书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
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se in EconomicHistory）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这项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我开始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研究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在理论介绍的章节之后，我以八章的篇幅，对经济史重新诠释，时间自公元前八千年农业起源时代横跨到20世纪。
由于我们对政治过程的认识仍有欠缺之处，因此我一直在找寻志趣相投者来共同发展政治-经济模型。列维（Margaret Levi）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她和我规划了一项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对此却是兴趣缺乏。为此，我决定离开任教达三十三年之久的华盛顿大学，而在1983年转到圣路易（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这里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学者及经济学者，希望能发展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这次的转变后来经证实是明智之举。我在该校创立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持续进行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研究。
政府的角色
政治学在理论上的核心难题，反映在公共选择理论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冲突的观点。新公共选择领域有三部经典：布坎南与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of Consent），欧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Collective 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政府组织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选择的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所主张的那样，是一头必须加以控制的巨兽吗？依他们的观点，国家好似一台庞大的窃盗机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财产权的论点，却认为政府能创造安全而富生产力的财产权，成为经济成长的关键。显然我的观点和前述视政府为罪恶的看法是南辕北辙。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由麦迪生（Madison）、汉弥尔敦（Hamilton）及杰伊（Jay）合写的《联邦主义者论文》（The Federalist Papers），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极精彩的说明。事实上，有了国家，你不能作什么，但是没有国家，你也不能作什么。从更深层的分析来看，阿罗的不可能理论，对加总个别选择的整个过程都有其价值。事实上，面对拥有多元价值与偏好的个人，把他们的选择加总起来，并无法得到集体化的理性选择。
这些议题都有待解决，因此也引发政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表现的基本问题。在《结构与变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以分析如下的课题；既然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可以提升总合所得而增加统治收入，为何仍有统治者要制造出无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呢？事实上，这些无效率统治的源头，不外乎出自竞争限制（统治地位被竞争对手取代的威胁）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统治可能会耗费过高的征税成本，反导致统治者的收入减少）。
政治市场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论》（"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The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较为一般化的模型，来说明何以政治市场在先天就比经济市场缺乏效率；文中我也运用个人以前发展出来的基本交易成本架构来探讨经济市场。
交易成本包括测量成本与执行合约成本。在经济市场中，有客观的标准可供衡量交易的财货与劳务的物理诗性（如大小、重量、颜色等等）；至于合约的执行方面，则有赖司法制度的力量。竞争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经济市场中仍免不了极高的交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场更具有无效率的倾向。在政治市场中，候选人以政见来交换选票；由于每位投票者所占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见的动机并不强烈；同时政治市场也不像经济市场有确保合约执行的机制；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非常不完全。由于政治的议题复杂（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见的动机），导致意识形态的陈腔滥调充斥。换言之，由于政治市场的结构特性以及政治问题的复杂性，稀释了市场效率的诱因。
在整个80年代，我将精力投注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的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面变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书。在这项研究中，我希望能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我第一步就是将制度从组织中抽离出来。制度是竞赛的规则，而组织则是参与竞赛者。也就是说，组织是由具有某种目标函数的个人所组成。组织可以是厂商、产业公会、合作社（以上为经济组织），也包括政党、立法机构、主管单位（以上为政治组织），或是教会、运动协会、俱乐部（以上为社会组织）。组织以及其内部的开创者在追求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厂商获取最大利润，或是政党赢得选举），可以视为是变革的代理人。由于来自制度架构的诱因，创造了让组织本身得以生存的机会。经济体系具有稀少及竞争的特性，因此组织是处于生存竞争的情况。竞争又促使组织设法修正制度性架构，以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强弱，将会决定制度变革的速率，而变革的方向，则会反映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解释外在环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这套架构来把荷兰与英国的发展经验与西班牙作对照分析。前两国的政府演化，催生了构筑现代经济成长的财产权；至于西班牙则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切入主观认知的因素
在这本书中，我开始认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显然地，对人们为何作出既有的选择，应该提出解释；也应该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或回教基本教义派这类的意识形态，能够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与指引经济的运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的范畴，理解心灵学习与决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识形态的内涵。1990年以后，我的研究主要是转到这方面的议题上。
西蒙率先倡言，社会科学研究者亦应探索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主观认知。他也主张，假如决策者本身的知识与计算能力都严重不足时，那么真实世界的状况和决策者的认知之间必然会有差距，这是我们在了解他们决策时必须理清的。此外，对于主观看法的形成，也必须了解其推论过程。不过西蒙所偏重的是有局限性的理性——决策者计算能力的限制；而我所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偏重行为者所能掌握的资讯以及决策作成之后，所接受到不完整的回馈。
对人类如何发展自己解读与说明周围世界的心智建构，最佳方式是了解人类的学习过程。但是，学习并不只是个人一生经验的产物，也涵盖文化中由过去世代累积的经验。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中内含的经验都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而具体地呈现于我们的语言、制度、技术及行事方法上。由过去经验而累积的知识存量，将深植到我们的学习之中，形成影响我们行事作为重要根源——过去的经验，对现在及未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是逐步累加的过程，但在过程中要透过该社会的文化加以过滤，以决定主观的价值。不过，一个社会过去经验的累积，未必能有助于解决新的问题。学习的过程可以说是取决于：（1）一个既定的信念系统如何过滤各种经验所产生的资讯；（2）个人与社会在不同时间所面对的不同经验。
这种强调认知科学／制度面的研究取向，可望协助我理解过去经济的历史以及当前各种经济的分歧表现。由现代生产经济衍生的非个人化市场，并不会自动形成低交易成本的条件。赛局理论探讨的正是这项课题。在赛局中我们所以愿意与别人合作，必须是赛局会反复进行，我们对于对手过去表现也能完全掌握，而且参与的只有少数人——换言之，是能进行个人化交易的小规模社会。至于难以形成持久合作关系，则是因为赛局并不重复进行（或有一场最后赛局时），缺乏对手的资讯，而且参与人数众多——简言之，这也正是现代化生产经济中非个人化交易盛行而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要改善经济表现，最重要的课题是营造能改变成本效益比（benefit－cost ratios）的制度，以鼓励大家采行合作的方式，因为经济表现有赖于创造有效、也就是具生产性的经济及政治制度。由于政治市场先天上缺乏效率，而政治制度又在经济表现上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长期以来经济表现并不能尽如人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我相信，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上更进一步，必须了解一些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人们如何从事选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理性的假设才是有用的工具；在不确定或模糊的情况下，个人如何选择等等。
充实的人生
我于1972年第二度结婚，对象是依莉莎白·凯斯（Elisabeth Case）；她自此一直扮演了妻子、伴侣、评论者以及编辑的角色，也可以说是我所研究各项专案计划的合作伙伴。由于身兼评论者与编辑，她在我个人发展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转变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确的直觉，能点出我考虑不够周全的部分，并促使我面对模糊与混淆之处，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前面的内容让各位认为我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学术研究上，那是我交待不够清楚。其实我是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进行着演化为经济学家的过程。不错，经济研究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样的活动也掺杂其中，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始终没有忘情于摄影；也一直与一位至友同享垂钓与打猎之乐；我也有两所农场，一所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后来又在华盛顿州买了一所。我也学会驾驶飞机，在60年代，还有属于自己的飞机。佳肴美酒也一直是我的嗜好。此外，音乐也持续在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目前内人和我在夏季时住在密西根北部，这里是适合从事研究的环境，过去的十五年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此完成。整个早上是我研究的时间，下午则溜狗、打网球或游泳，到了晚上，由于住处距因持洛肯音乐营（Interlochen Music Camp）只有16英里，我们每周会去听两、三个晚上的音乐。这里真是能兼顾学术研究与休闲的绝佳地点，让我得以充分体验丰富的人生。
诺贝尔之路_莫迪利亚尼
莫迪利亚尼
准备这篇演讲的过程，带给我颇多乐趣。借着回顾以往，我重新回忆起一些早已忘却的陈年往事，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关联之处。当我看到指定的题目："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时，真有点吓了一跳。既然谈的是个人的"演化"（evolution），就好像必须由低等状态开始，然后交待如何进展到更高的层次。这让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样的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非议，不过有一个关于工程师、经济学家及外科医师之间争论的故事，我认为相当有道理。那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腔："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你认为谁有本事作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毫无惧色地跳出来说道："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创造亚当与夏娃之前，先创造了世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了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还有这样的能耐？"这时候，经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样的景象？一片混沌。你们认为，这是由谁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诸位报告的就是我个人对混沌所作的贡献。我要特别强调，在我——叙述个人生涯的故事时，希望你们能够思考一个有关诺贝尔奖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奖有多少是实至名归，又有多少是运气？在我获奖之后，许多人写信问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条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几小时？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你需要许多著作，也必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运气。我自己这一生就极受幸运之神的眷顾。其中头一桩幸运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许就是娶瑟琳娜（Serena）为妻。当年我还是一位年轻毛躁的小伙子，很难想像未来能够搞出什么名堂，不过幸运的是，她陪我一路走过了这段人生岁月。我相信，她想证明自己嫁给这个毛头小子是项有利的投资，我希望此刻地已然感觉在这项投资上大获成功。
在意大利的岁月
现在，让我来谈谈个人成长的历程。我在互91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年轻的岁月就在法西斯主义高唱入云的情形下度过。家父是罗马著名的小儿科医师，家母则是献身于社会工作的义工，我还有一位兄长。在家人充满关爱的保护下，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相当固执，除了这点之外，我的早年生活并无特别之处。在上高中之前，我只是一位成绩中等的学生，但我有幸进入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高中就读，这所位于罗马的高中曾经产生了许多位教宗、枢机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职人员．我并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们伟大的心灵的确弥漫在校园中。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试着跳级，直接进人大学，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于是我就在17岁那年开始了大学生涯，整整比正常的学制提早了两年。
不过，我当时对于自己未来要作些什么尚无主见。由于家父是医师，所以大家认为我该研读医学。家父在我年幼时即撤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绍箕裘。但在走向注册窗口要签下医科的申请表格时，我闭上双眼，想到的尽是鲜血！一想到血，我就脸色惨白，因此我当下决定，最好还是和医科高得远一点。那么要作什么好呢？我个人对其他学科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就采用了当时最时髦的作法：进入法学院就读，那时法学院的出路相当多．法律方面的课程，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可以自行运用的时间相当多，除了准备考试需要稍微抱佛脚之外，并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课堂的讲授并不是挺有趣，因此我常常逃课。为了打发时间，我在不经意间开始涉入一些经济方面的活动。由于略通德文，一家同业公会于是要我把一些文章从德文翻为意大利文，我由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德文的经济问题文献。在我翻译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关于价格管制的问题。
当时，意大利有一项专为大学生参与的论文竞赛，按主题分为工程、音乐、文学以及经济学等。那年经济组的主题是价格管制，这项措施因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亚战争（EthiopianWar－1935年）而实施了一段期间。由于至少已经翻译过二十篇有关价格管制的德国文献，我自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决定参加这项论文竞赛，不过倒没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获得头奖。评审委员会告诉我，显然我在经济学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这方面发展呢？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要成为经济学者。大约是1936年，经济学系隶属于法学院，课程内容对现代经济学几乎完全没有着墨。不过，在当时意大利一些杰出经济学者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经济学的文献。我研究马尔萨斯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但对凯恩斯则还没有任何的接触。虽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问世，但我无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译本，甚至连英文版也付诸阈如。
不敢恭维的法国大学
就在我开始攻读经济学的一年后，因为政治情势急剧恶化，我离开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盟友纳粹的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让我无法继续学术研究生涯。当时，我未来的岳父卡拉比（Giulio Calabi）在法西斯政权下备尝苦头，因此决定即刻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他在那里有许多人缘，特别是和一家名为哈契特（Hachette）的出版社往来密切。我非常高兴接受他的邀约，与他们一家人同赴法国。我试着在法国继续经济学方面的研修，但也不太顺利，因为法国大学的水准甚至还比不上意大利。固然法国大学课堂上的学生人数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讳，他们来上课的唯一目的，只是在制造各种不同的噪音——他们也的确达到了目的，因为你几乎完全听不到老师在讲些什么。至今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上课。于是我自己到图书馆苦读，在学习上有了一些进展。后来欧洲战云密布，卡拉比一家决定远赴美国。当初也只作暂留的打算，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结婚，婚后我回到意大利参加论文口试，获得了学位——刚好及时在1939年8月前往美国。
当1939年9月我们抵达美国时，大战正好爆发。我们登岸之后，就知道要在这里待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到处找工作以维持生计。我开始销售意大利文与其他外文书籍，但仍未忘情于经济学，希望能继续这方面的进修。结果我又很幸运地获得了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奖学金。这是一个聚集欧洲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心，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都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其中对我意义特别重大的是马尔夏克（Jocob Marschak），彼时他刚从英格兰抵达美国。他不只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与优秀的老师，私下也是一位独特而热情的人。他视我为入门弟子，同时一开始就建议我：如果想成为有一席之地的经济学者，一定要钻研数学。事实上，在此之前，找个人并没有受过数学方面的训练，甚至还有些排斥感。他建议我选修数学及统计学方面的一些课程，这些知识在往后我撰写论文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师切磋
那时是1939年。凯恩斯的《通论》可以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另外就属熊彼特有关景气循环的研究。我们学校里有针对他们两位理论的专题研讨，内容非常有趣。当然，那时我们正逐渐走出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凯恩斯让你觉得，造成经济恐慌的神秘疾病已经被他所了解，未来也将可以避免再度发生。因此和凯恩斯理论相关的研究讨论，确实让大家兴致高昂。马尔夏克还邀我参加在纽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由来自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朗吉（Oskar Lange）所主办。与会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马尔夏克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库普曼及瓦德等．遗憾的是，马尔夏克在时任芝加哥大学专职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于1941年离开了新社会学院，前往该校任教。不过当时我已经上了轨道，而且就在马尔夏克离开之后，另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勒纳来到新社会学院。
我和勒纳有过数次严肃的讨论。虽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却总认为他把《通论》的涵义给过度简化了。他所接受的凯恩斯理论，只局限于某些我看来并非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工资的僵固性及货币需求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的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流动性陷讲"（Liquidity trap）；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任何冲击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而且并不存在可以恢复的稳定均衡。我认为勒纳对这个观点相当坚持，从而认定财政政策是促使经济稳定的唯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余或赤字，则是消弥冲击的唯一方法。我认为这样的看法过度简化了凯恩斯理论，因为这只代表了凯恩斯体系中的状况，而不是常态。为此我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一篇于1944年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流动性偏好以及利息与货币理论》（Liquidity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Money）。
在我撰写这篇论文时，我也开始了第一份教职，那是在纽约通勤距离内的新泽西女子学院（New Jerseg College forWomen）。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当时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不少人由大学转到华府任职。这项职缺只有一个学期。我常喜欢告诉现在那些年轻同仁当初我担任的课程——一学期有四门课，包括两个班的经济学、一个班的统计学以及一个班的经济史。除此之外，我还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教一门课。结束了新泽西女子学院的教职后，我转往当时仍隶属于哥伦比亚大生的巴德学院（BardCollege）。在那里，我完成了1944年发表的有关流动性偏好的论文，随即引起各界相当的关注。
我教的学生相当优秀，其中有些成为杰出的经济学者，许多还成为至今依然保持联系的好友。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友谊与交往，堪称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意大利的大学在这方面就相当欠缺，师生的关系较为淡薄。有些学生协助我改进英文（1942年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生涩），也帮我编辑论文。
崭露头角
现在谈谈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审稿人赫维兹（LeonidHurwicz），他是一位相当被看好的年轻经济学者，后来我们曾在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共事，也成为好友。该篇论文发表时，我还相当年轻，由此成为受到各方肯定的经济学者，同时意外地在1949年膺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该篇论文的主旨在于阐明，除了在工资绝对的僵固性这个可疑的假设之下，凯恩斯体系一般的确能依循古典理论的路线而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制会全面瓦解，或许当年经济大恐慌发生时就是如此。这些特殊状况不应该被视为常规，而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因此，主要的稳定工具应该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就是该论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学院的教职生涯，因为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而告终。其实，我更早就该接受应召入伍，只是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刚出生——小孩在当时可说是价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将入伍之际，征兵委员会又通知我，他们能够找到一些还没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过了。不久之后，战争即告结束，我则接到重返新社会研究学院的聘书。
我在该校有双重职务：一是担任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of Wold Affairs）的研究员，另一则是在新社会学院教授数理经济学。我在研究所的研究专案，是和内舍（Hans Neisser）合作，设计世界经济的大型（以当时的观点来看）计量经济模型，以显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关联。当时，最强的计算工具还只是电子计算机而已；因此，这项专案研究可以说是颇具野心。不过，至少我们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构架，日后被许多类似专案当作指引或观念的来源。
在这段期间，我也开始对储蓄的研究极为关注，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如此关切呢？因为当时有储蓄过多这个观念，而在凯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储蓄过多，后果可能会是严重的衰退。凯恩斯的追随者主张，储蓄是由所得决定，而且当所得增加时，储蓄占所得的比重也跟着上升，也就是说，假如你愈有钱，你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部分也跟着增加。由于大家普遍预期战后所得会上扬，那么按照上述说法，储蓄比率将会愈来愈高，因此我们便不免要怀疑，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投资机会能够来吸纳这些储蓄。
我并不相信储蓄率将会一直持续增长，认为这不过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想法，于是我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试着证实储蓄率有一种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趋势。我的研究发现，储蓄受到特定期间个人绝对所得的影响较轻微，反而是个人所得相对于其惯性水准（accustomed level）的比率，对储蓄的影响较为重大。在同一时间，哈佛大学的杜森贝利（James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讨同样的想法。我们所建立的理论，现在称为杜森贝利-莫迪利亚尼假说。
向哈佛说不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我突然接到来自哈佛的邀请。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来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从缺、从缺、从缺，然后才排得上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因此，哈佛的邀请，是我绝对无法忽视的，我也在略带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见，当时我还不晓得他素以冷淡对待外国学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学校教务单位的指令，要请我前来哈佛任教，他依令照办，但在面谈时却说："听着，莫迪利亚尼，我们有像杜森贝利、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远不可能赶得上他们。所以，假如你够聪明的话，就不会接受这项职务。你为什么不回新社会研究学院去，在那口小池塘当条大鱼。你可别想来这个池塘当大鱼。"当时我对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职仍在犹豫，因为哈佛给我的薪水还比原来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是说："也好，我想你的观点不错。我不来了。"和系主任面谈之后，我和好几位哈佛的教授会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进午餐，他们问我："面谈进行得如何？"我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的回答是："噢，你这个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么说。你应该接受这项职位的。"不过，当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是由那样的人来领导经济系的话，我根本就不想来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会研究学院。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我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研究奖学金。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奖学金额度也相当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足够养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这项奖学金，申请留职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时间，伊利诺斯大学商学院院长波温（Howard Bowen）找我加入该校一项名为"预期与景气波动"的专题研究。此一专案的薪水极佳，而该校也是各方人才荟萃的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诺斯的邀请。当初回绝哈佛的教职，还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比起同时进哈佛的人来说，我在伊利诺斯的发展及领的薪水，都远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我借着这次机会接触了美国中西部，这对像我这样出生在欧洲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这项预期与景气波动专题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预期在企业规划上的角色，藉此来验证：预期是否可独立视为导致经济体系不稳定的来源？在这项专案计划进行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些基本的观念与想法，对我日后在经济学上的贡献，的确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以下且让我作摘要性地说明。
预期因素与厂商规划
第一个观念是，厂商在生产规划（production scheduling）上的主导理念，通常是克服销售的季节性波动，让生产能均衡进行。以比较平均的速率生产，将会比起伏大的生产方式来得节省。因为不论增雇员工或解雇员工，还是让他们无事可做或支付加班费，成本都要比平均化的生产高。生产量并非取决于当期的销货状况，而是人们对当前景气循环的预期。稍后我将会提到，为何这个观点和其他方面有所关联。
其次，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生产规划时，对于什么样的预期才值得纳入厂商的生产规划体系以及什么样的资讯是决策过程中所必要的这等等问题，会得到一些助益。其中很有趣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家厂商在规划生产计划时，唯一用到的资讯，是属于与当季有关的资讯；至于更广泛的范围，也就是当季之后会发生的状况如何，则厂商根本毫不关心。因此，所谓不相干预期（irrelevant expectations）的观念，也就是和目前或当期行为不相关的预期，是由这项专案计划产生的另一个有趣的观念。
第三个有趣的观念，是针对实际的企业预测所作的研究而发展出来的，那就是，未能针对季节性因素作出调整，可能是企业预测发生重大失误的原因之一。然而许多企业主管似乎不能了解季节性调整的真义，只在非常不准确的四季变化的技巧上打转。
除了参加这项专题研究之外，我在伊利诺斯时，也有另一项相当重要的机缘。在那里，我碰到一位聪明而亲切的研究所一年级学生布蓝伯格（Richard Brumberg），他后来也成为我们全家的好友。当时，库里哈拉（Kenneth Kurihara）请我为一本名为《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的书写一篇文章，于是我就请布蓝伯格共同执笔，但一直未能决定主题。后来我们两人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次以储蓄为主的大型研讨会，结果会议发表的论文令我们都感到失望。就在驾车返回伊利诺斯大学的路上，我们构思出一个看起来颇具改革性的想法：所谓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Cycle theory of saving）。
在伊利诺斯期间，我受邀成为考列斯委员会的研究员，这是一个设在芝加哥的经济研究组织，和计量经济学会有关联。由于这层关系，让我有机会和另外一群相当杰出的经济学界人士相识，包括：库普曼、马尔夏克、阿罗、克莱斯特（CarlChrist）、查诺夫（Herman Charnoff）以及西蒙。
政治介入校园
后来麦卡锡主义介入伊利诺斯大学，目标在迫使波温院长以及由其聘请的教授离开，我在该校的生涯也告一段落。波温的确吸收了一批优秀但非本州土生土长的人士，有些来自东岸，有些来自西岸，而且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些人必须卷铺盖走人，主要是因为这个新团体打击了学校的旧势力，让他们觉得风光不再而自惭形秽。这些旧势力因此主导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斗争，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名为葛朗奇（Red Grange），我想在座有些人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当时我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不过一位家喻户晓的美式足球员也叫葛朗奇（绰号为超速魔鬼）。葛朗奇领导对波温的全面斗争，终于使波温递出辞呈，而原先和他一起来的人也大都跟进。我则因为要负责完成上述专题，所以多待了一年；但在此期间，我也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后来，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Technology），也就是现在的卡内基——美隆（Carnegie－Mellon）大学给我聘书，我很明智地接受了邀请，在那里待了宝贵的八年光阴，从1952年到1960年。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成为如现在这样成熟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卡内基当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关键性人物当属西蒙，他不但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围绕在他周围的优秀学者还有如霍尔特（Charles Holt）、米勒（Merton Miller）、库珀（William Cooper），希而特（RichardCyert），以及马奇（James March）——皆是一时俊彦。我们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如穆斯（Jack Muth）——现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界的要角之一，为理性预期假说建立了理论基础，严然被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奉为经典。凡此种种，都使学校生气勃勃。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本上有两类的学术活动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商学院的教学上，采取了重大的创新作法。卡内基-美隆可以说首先在企业管理上，引进以数量化及学科化导向方式（discipline－oriented approach）。这在当时可以说开风气之先，令人振奋。其次，是在这里有许多的研究专案计划。例如，西蒙、霍尔特、穆斯和我就共同执笔一本有关生产计划的书，主要是针对短期决策的问题，如生产多少、雇用多少人员、维持多少存货等。我们在书中发展了一套数学模型，将我早先有关消弥销售的季节性波动因素的想法纳入。这个模型对生产实务曾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也在国内外的生产课程上被广泛地引用。这是团队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现——每个人在其他成员遇到困境时，都能及时给予新的帮助，让整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一生的儲蓄与财富
另一件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就是在和布蓝伯格的携手努力下，我完成了储蓄生命周期假说的两项研究，其一是个人行为部分，其二是总体行为部分。这个假说对储蓄形态的解释，基本上和我先前解释厂商的生产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消费是受终生所得（Lifetime earnings）的影响，两者之间存有化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所得最高的时候，会作大量的储蓄；当所得较低的时候，例如年轻或退休阶段，则会有"负储蓄"。这个观点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假说有相似之处，但弗里德曼的消费与储蓄决策，是假设无限延伸的时间，而我的假说则认为生命是有限的，可以区分为依赖、成熟、退休三个阶段。一个人一生的财富累积状况，就像驼峰的形状。财富在年轻时很少，赚钱之后开始成长累积；到退休之前的中年岁月，财富累积到最高峰；退休之后，则开始降低。财富的累积中，可能会有遗产或赠与，因此我们的模型中也纳入这项因素。根据我们的估计，可能有五分之一的财富是来自遗产与赠与，但剩下的五分之四——介于75％至80％之间——都是属于驼峰的形状。
我与布蓝伯格就驼峰式的财富分配模型有一项重要发现，令我们深感欣慰。那就是把个别的储蓄加总时，即不再着眼于个别家庭，而是整个经济体系时，那么虽然不同国家里的每个人在生命周期中都有相同的行为，但各国的总合财富（总合储蓄）却大相径庭。换言之，有的国家没有任何储蓄，有的国家却数量可观，为什么？试一下驼峰式财富的涵义，你会发现国家总体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所得——所得不致影响财富与所得的相对比例——而是经济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愈为快速，用以储蓄的所得也会愈高；成长愈慢，那么储蓄也将愈少。假如没有成长，那么总合的储蓄率将为零。这种储蓄的宏观经济涵义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储蓄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日本人较节俭？
我们常认为，日本人的储蓄多，是因为他们生性节俭；而我们储蓄少，是因为我们较为浪费。假如我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和日本人一样节省。他们每年有百分之八的成长，而我们只有百分之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只储蓄百分之十二的所得，而他们则超过百分之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