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宏观经济的中心目标，是要降低失业率，从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这是我们预计不致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水准。此一目标在1965年底达成，其间通货膨胀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资本投资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转为苦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未接受经济咨询委员会及其他凯恩斯学派顾问的忠告，没有提高税负来支应急速增加的越战军费支出。后人在回顾60年代的经济学情势时，曾指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经济学者，认为他们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线的取舍关系（Phillipstrade－off），因此在政策的设计上，明显地是想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其实这项批评并不公允，委员会从没有想把失业率压低到目前通称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员会与政府当局所采取的工资与物价政策，其设计是希望达到无通货膨胀的复苏——"非通货膨胀的物价与工资走势"正是报告中所揭示的标杆。
我在1962年9月返回耶鲁。虽然我热爱委员会的工作，但我知道自己主要的专业还是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在华府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个小时，每周七天，这对我及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小孩，都是相当辛苦的。我还是继续担任委员会的顾问并积极贡献心力，特别是我原先负责的国际货币方面的议题。不只如此，由于我在经济学的圈子以外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因此我对一些现时的议题以及论争，也会更频繁地以书面或是口头的方式发表看法。我知道许多从华府政治圈退下来的人，经常很难再回到专业的学术领域，但我决定要尽快重返学术界，而我相信自己是做到了。
关心社会福利议题
肯尼迪与约翰逊在他们的施政方针上，都特别加上对贫穷宣战这项工作，而海勒以及委员会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介入。当时，除了黑人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外，我对联邦与州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缺失、无效率以及负面诱因——对工作和婚姻的惩罚——特别感兴趣。我在1965年与1968年，曾对这些议题发表过几篇论文。这些并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但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体系隐含了一项观点，即对于福利政策与所得重分配政策，如果从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可以独立于宏观经济目标之外来做选择。有关资本主义式民主的运作，我们认为经济的繁荣既不依赖紧缩福利政策以及减少政府功能，也毋需实施对工人及穷人有利的重分配政策。
我个人赞同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弗里德曼也是如此。然而在我看来，他所赞同的负所得税规模太小，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贫穷问题；同时他也拒绝参与赞同此一作法的经济学者所共同发起的全国超党派声明。我曾在1972年协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高文（George McGovern）设计一套负所得税方案。不幸的是，麦高文和其幕僚在加州初选的热潮中，把这项政策宣示给搞砸了。我相信即使到今天，大多数的人仍然认为当年麦高文所倡导的是一套很荒唐又浪费预算的施舍。其实大选过后，尼克松总统推出的家庭补助计划，基本上和他在竞选期间所嘲讽的麦高文计划也没有多大差别。
在五十年前经济学的革命中，我是一名充满热情的新兵，其后又目睹了崭新的理论逐渐成为主流与正统，后来更成为反革命者攻击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的见解或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潮流，我都已不合时宜．今天，许多年轻一辈的经济学者对新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趋之若鹜，一如30年代我与同辈学者纷纷投身成为反对老式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锋。许多主题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整个大环境和当年经济大恐慌时代截然不同。各个参与论争的学派都拥有更完善的装备——我们在数学、分析及统计学的工具上，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对目前经济学界的意见分歧，并不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就是在不断的论争之中茁壮进步的。我预期，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就会有一股新的综合思潮演化而出。
我个人尚未离开战场。我希望能从一些新的观念中学习，但是我依然认为，也一直倡言：凯恩斯学派的经济观念在今日仍有其价值，不论是对经济运作的说明，或是对改善政策的建议都是如此。当然，我所指的并不仅限于当年凯恩斯的著述，还包括后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对这些理论所作的修正、发展与改善．
诺贝尔之路_索洛
-索洛
说真的，我应该先警告各位，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会尽量少提自己的事，虽然今天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之所以这么作，并不是要刻意隐藏些什么。我倒希望，我有许多值得隐藏起来的事；至少那样好像意味着自己的一生相当刺激。我主要是认为现今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的现象，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文化。这种现象最危险的例子出现在总统大选上，好像候选人的眉毛长得如何，比他的政见还来的重要。我真想把这样的现象归咎于电视，因为电视这种媒体更适合谈眉毛而不是经济理论。不过，这种科技决定论的观点也不尽能解释所有的情况：像是绝大多数事物的心理层面、跟人物有关的书籍相当畅销、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中，有七本是传记类，还有大家津津乐道雷根先生和柴契尔夫人的"个人关系"，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当然我不是指雷根先生与柴契尔夫人！）不过幸运的是，在谈到对个人的兴趣上，学术界里头的经济学家好像有着较大的比较劣势。以我和华特斯（Barbara Walters译注：美国著名电视女记者）为例，即使她有话和我说，我看我也没什么好和她说的。
反正一句话，刚刚我所说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文化衰退的象征。（"索洛教授，请躺下来，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我并不想刻意顾左右而言他，来规避今天的主题；我只是希望把焦点稍扩大到社会与知识界目前的潮流。
兴趣的萌芽
三十多年前冯纽曼去世后不久，当时《计量经济期刊》的编辑史卓兹（RobertStrotz）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冯纽曼和阮赛这两位，在本科研究之余，是对专业经济学者的研究影响最重大的非经济学家。（就影响力来看，霍特林应该也可以名列同级，但是他和经济学界的关系较为密切，事实已经可以称为兼职的专业经济学家了。）我从未写过这样的文章，但当时我的确深思了一阵。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浮现出来：冯纽曼是怎么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于是我问了一些我认为能够解答的人，但是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后来，我就写了封信给孟格（Karl Menger——其祖父系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开山始祖之一），希望他能一解疑惑，因为他在维也纳主持过数学讨论会，冯纽曼、瓦德以及一些经济学者都曾偶尔出席。孟格对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答复。他说，在奥匈帝国，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
我成长于30年代，高中毕业时是1940年1月。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30年代的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其实不只是经济学而已；在我那个时代，聪明的高中学生所关心的不只是经济大恐慌的问题，也包括法西斯主义以及纳粹主义的崛起，当然这些事件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息息相关。生活中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些现象，或是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相当重要的。我想上面的叙述已经为经济学界的现况以及近期的演变透露了讯息。我前面提到，我是在1940年高中毕业的。当时，我比我的同班同学小了一两岁；不过1940年18岁的人，如今也66岁了。所以，再过几年，在活跃的经济学者之中，恐怕已不会有人对30年代有清楚的记忆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经济大恐慌而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者，很快就要从工作岗位退休。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观经济学者的眼中，"景气循环"是一低度变异、自我相关不大、稳定而随机的过程，依循着一个大体令人满意的趋势而产生。这样的观念架构，和我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成长背景所形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也许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我无意像个顽固的老学究，一再危言耸听，宣称明天就会有经济大灾难临头。因为其间所涉及的知识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从机率的角度来看，我从不认为重大的经济衰退会经常发生。但将之视为机率微小事件而建构的经济模型，我也没把握是否有用。我从根本上就怀疑，以机率的观点来思考重大的经济衰退，能否传送正确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确的信息。我认为许多当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视为一项指标，显示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潜藏了一些机制，可能导致经济长期远离理想的均衡状态。引发这个问题的导火线，可能是内在或外在事件共同的影响。就宏观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这些机制为何，以及可以采取那些防卫政策。当然，对宏观经济学的评价与思考，绝不仅只于此。但我认为如果当代宏观经济学不理会这种可能性，也是错误的。
我在194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门课之一。当时，我压根没想到会成为经济学者，恐怕连所谓"经济学者"的职业都没听说过，其工作的内容则更不用提了。现在回想起来，找原本打算往生物学的领域发展；大一那年，我两个学期都选修了生物学的课程，而且都获得A。但是我逐渐了解生物学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转而主修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
经济环境的激荡
1940年～1942年在哈佛大学部修习经济学的期间，我对于美国30年代刚发生过的经济大恐慌，并没有学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构。1939年～194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成长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1941年间，则成长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到1941年的失业率下跌了七点三个百分点；这些成果系受战时生产扩张之赐，不管是出口还是国内市场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当时我们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尚无任何概念；这些数据资料是后来推估的数字。但是如果按照当时所作的工业生产统计，1940年与1941年分别成长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时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及课堂上的讲解，都无法对当时在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统的说明，让我们有全盘性的了解。由当时若干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也可看出，他们对当年的经济情势也一样理不出个头绪。
当然，并不是全部都一无是处。我上了史立特与邓洛普（John Dunlop）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还有史威济（PaulSweezy）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从他们那边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对我们这一代战后经济学者而言，有三本经济学巨著建构了我们的理论架构，而其中两本此时已出版：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以及希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第三本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在1947年问世）。在当时，一些明星级研究生如萨缪尔森、梅兹勒（Metzler）、马斯葛雷夫（Musgrave）、托宾、亚历山大等，毫无疑问地都从这两本著作的观念获得一些启示，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在经济学界引领过一阵风骚。但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并没有很快地进入大学的课程。对当年僵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而言，这些都是太新的观念。重点是，我并不觉得经济分析可以深入到当前世事的核心。因此，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专攻经济学或成为经济学者，反而自愿入伍，因为我认为这是更有建设性的事。
三年后，我从军队退伍，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园，去修完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从容地选择。虽然那时我表现出来的模样，好像是要把无限个单一期间效用的折现值发挥到极大化，不过你无法在我身上获得证实。对我来说，那种感觉好像是对自己说："究竟在搞什么鬼。"
里昂惕夫的教诲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导师制"。每一位大三与大四的学生——当时我大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导师，每周会面一个小时。导师会指定一些阅读的文献，偶尔也会要求学生撰写短篇报告，两人再针对一周的功课进行讨论。我的导师是里昂惕夫。也许，那纯粹是一种运气。也许是因为我过去的成绩良好，总是拿A。也许正好相反；导师是外国人，又是一位理论家，也许感觉就像是身陷于外国人聚居之区。但不管如何，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里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大杂烩，而是一套建立在极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架构上的科学。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他教给我部分架构的细节。我必须承认，是里昂惕夫引导我走向了经济学者之路。
当时，他为我作了一件现在来看似乎可笑的事，但却颇值得一提。当年在哈佛大学，甚至可能修完博士班的课程，都可以根本不懂或是不用微积分。（每个人都必须念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或至少该书的第一部分，但其中的数学附录则可省略；其实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学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了。）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相当不错，可能算是最拿手的学科。但到了大学阶段，却从没有想过再修习这方面的课程，当然对于数学和经济学的关联，则更是一无所悉。当时哈佛似乎并不允许里昂惕夫教授教数学以及数理经济理论，而他也真的遵照规定。不过在我们每周的讨论上，他常常用这样的话当作开场白；"你应该读读这篇或那篇……可是不对，你没办法。你不懂数学。这样吧，换这一篇看看。"我也许反应迟钝，但绝不是笨蛋。我当然想要阅读第一流的素材。我马上去选修了一系列的微积分，并持续了研读数学的课程，直到足以应付每天的功课而有余。但当年我的数学知识，恐怕还不及今天任何一位对理论有点兴趣、程度还不错的研究生。把学数学看成这么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想起来也很令人惊讶。
从里昂惕夫身上，我未曾学到宏观经济学——事实上，从1945到1949年间，从完成大学课程到参加博士班考试这段过程中，我也未曾学过宏观经济学。不管如何，当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学校的课表上并无宏观经济学这个科目，倒是有"景气循环"的课程；我修的是哈勃的课，教得非常好。他所写的《繁荣与衰退》（Prosperity andDepression）一书更是个中翘楚，我乐于向大家推介这本书。1950年，当我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最先教的经济学课程中，有一门就是"景气循环"。我猜想，我第一次看到"宏观经济学"样的名称，恐怕又是十年后的事了。
师友切磋
我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系指研究整个经济完整的加总模型。当时，宏观经济学几乎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代名词，也就是凯恩斯所说："将产出视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史上的细微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我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一些和我同时代的学生，是从汉森那里学习宏观经济学，地点是在研究所的货币银行学课堂，由他和威廉士（JohnH.Williams）共同授课。大概也是幸运吧，我修习货币银行学是在战后，可能是1945年或1946年。当时汉森正好休假一年，因此整个两学期的课都由威廉士来讲授。而且，由于战后大批退伍回来的学生涌入校园，货币银行学的课由研究所和大学部的学生合班上课。（我们那时都说，唯一的差别是大学部学生的成绩是依更高的标准来评分。）所以我后来毋需再修真正研究所的课程。
威廉士素以怀疑凯恩斯理论、怀疑宏观经济学著称，事实他几乎无所不怀疑。对事情抱持怀疑的态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或许他的教导一直影响着我。然而，在宏观经济理论这方面，我对于自己该怀疑些什么都未曾学到。由于依循里昂惕夫的方式学习经济理论，我未和汉森有过深入的接触。我一直没有正式选修他著名的财政政策专题研究的课程，只偶尔出席几次，而内人则是固定的成员。
以下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我从一些年纪稍长而学识养先的同事，像杜森贝利及谢霖（Thomas Schelling）等人，学习了一些宏观经济学。至于由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古德温那里，我不只学到建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把握到处理这些模型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我至今仍然觉得很正确。它所强调的是单纯化、集中问题焦点，用扎实的模型来解答单纯的问题。要诀是要将精妙之处专注于正确的所在。
寻找完整的体系
当然，我能够阅读。但是，当时的研究生只有时间阅读老师指定阅读的部分，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是否也一样？其实，尽管我在1949年结束了哈佛相关的课程，也通过了考试，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没有掌握到经济学应该能提供的一套行得通的理论，范围不只涵盖景气循环，还有经济活动的水准及变动，它的均衡或不断自我调整的特性，甚至它失衡的特性。这样的描述很困难，因为稍后出现看来很适合的名词——凯恩斯学派经济学，而不必然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现在也不再通行，而目前通行的名词，似乎是专门设计来压抑我试图描述的好奇心。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其实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于今天的"均衡景气循环"（equilibrium business cycle theory），与两者对宏观经济变异性的感受有关。也许30年代的经验以及30年代的问题在第二次大战获得解决这两项因素，造成了两者在方法取向上的基本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能解读为只是对1932年可能历史重演的忧虑。这并不是重点所在。让找重复前面所说的，我觉得重点是，透过这些极端的事件让我们体会到，经济体系中有一套机制存在，而宏观经济理论应该能对这些机制提出说明。
无论如何，我能做的研究很多。我从1949年起，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撰写博士论文，同期间也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是将所得分配的动态纳入模型，主要是工资及薪资所得，研究进入与离开就业市场的随机过程以及伴随而来的工资水准变动的结果。选择这个题目完全是我个人的构想。当然，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在我念哈佛的时候，他们教的统计学可以说是一团糟。要不是亚历山大在研究所教了几周经济统计学，揭开面纱而让我们一窥真正面目，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另外，莫斯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加入哈佛的社会关系系，教一学期的数理统计学导论，后来又引导我修习文献选读的课程。在我的记忆中，他所教导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理解。在他的建议下，我把握了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博士论文奖学金的机会，一方面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一方面也到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数理统计的课程。所以，我得以从瓦德（那是他在印度坠机身亡前最后一年的执教）、伍弗罗兹以及安德生（T．W．Anderson）等教授那边，学到了详尽的统计理论。
1950年5月，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担任经济暨社会科学系的统计学助理教授。从莫斯提勒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所学到统计学，引发了我的兴趣，当时曾有意终生投入于经济学的机率模型研究。此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顺利展开。（这篇博士论文赢得哈佛的魏尔斯奖，奖金是以1951年的币值计算的500元，而且交出论文手槁，即可出版成书。可是我却一直没这么作。目前哈佛这项奖学金的给付金额比当年多上几千美元；因为我想我的论文应该还可更好，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修正。）一旦我们建构可应用于实际生活的模型，并领略其中乐趣，几乎都会体会机率理论在引发内在兴趣以及确保实务运作的成功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如此。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气循环这门课。当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让学生知道哪些东西。我们这些从事教师的人常说，学习一门课的最佳方式就是教这门课。这句话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还不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门课，才能精通其中的技术性细节。基本上，相关的书籍就能在这方面发挥不错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课这件事，那么在过程中，你会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样才能把手上的这门课解释清楚；而这就已经是属于较高层次的理解了。但还有更高的层次。当同一门课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时，你对该课程主题的轮廓、组织的原则、要表达的信息、乃至它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以及实际经济生活的关联，都会有一番新的体会。结果确是如此，我开始时是教景气循环理论——举凡庇古、罗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莱奇、梅兹勒（Metzler）、汉森、萨缪尔森、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论须所不包——但到最后我教的变成宏观经济学（及经济成长）。
如果说我是自学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这样的说法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同事——萨缪尔森当然在其中，还有毕休普（Robert Bishop）和布朗（Cary Brown）——也都是这一个转型世代中的一分子。当凯恩斯创造出宏观经济学之际，他们是第一批感受到这股震波的学者。（请注意：凯恩斯的确是创造了宏观经济学，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对此事的看法："据我的了解，在凯恩斯之前，应该没有人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实质面的以及货币面的，并同考量，他透过单一正式的体系，而得以一贯地解析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这种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正是我当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同事的对话中了解到这一点，而且我也迅速地让这种宏观经济学成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说也奇怪，身为美国人的我，当时对瑞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却较为熟悉，对凯恩斯或英国的凯恩斯学派的论述反而较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间，我读过林达尔（Lindahl）、米达尔、沃林（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别是威克塞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我应该是由哈伯勒引领进入现代斯德哥而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的世界（买书的钱则是军队薪饷付的）。威克塞而是我自己发现的，找一直偏好他的理论，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经济学家之中，以他的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最为接近。在《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一书中以及对"艾克曼的问题"（Akermansproblem）的附注中，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观点相当接近庇古的定义。如果威克塞尔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该有多好！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细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此处不再重复。在我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未曾清楚强调的是，我对成长理论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以视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宏观经济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我在构思这次演讲时才想清楚的。哈罗德-多马理论（HarrodDomar theory）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路径的严肃课题。而我之所以修正该模型，主要是着眼于使模型所导出的成长路径，更符合历史的时间数列资料所实际呈现的状况。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封闭的总合模型里的部分问题而已。我的成长理论强调资本面的理论架构，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而影响的结果。
成为总统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应该算是肯尼迪主政时代我在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日常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听到萨缪尔森谈到，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写好财经新闻作准备，这席话令我相当震撼。等到自己更为成熟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相当接近真实状况。不过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只是一位旁观者并没有人请我加入肯尼迪的阵营。所以当我在深夜接到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海勒、托宾以及戈登——的电话，要我请假并加入为幕僚时，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向我这位成长理论的小子放出的钓饵，我可以在委员会里头作一位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只专注于长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会每天争吵喧闹的话题。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确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但在旧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待了两天左右，我就了解到，这里的所有心智活动，都是在面对每天发生的新刺激。新刺激马上就发生了。即将卸任的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准备1961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则要准备一份迷你的报告，作为3月6日在经济联席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报告的基础。每个人当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关的报告其实是由咨询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以及奥肯和我担任主要的起草者还有倍克曼（JosephPechman）。其实地并不是幕僚的一员，但却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名老搭档。那六周的准备期间，可以说是实证宏观经济学的紧凑训练。当然我用实证一词，并非暗示那是不太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其实能够发挥个人才智，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现象，实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经验之一。
两份《报告书》的封照
托宾和我（很遗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奥肯、海勒都已先后辞世）最近刚把1961年的声明及1962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为某种的原则声明。（其实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由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撰写的1982年《报告书》，从中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当代的读者来说，1962的报告书好像是新的古典学派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全面唱反调的纲要，类似那些"之前／之后的对照"的广告中，属于"之前"的那一部分。如果换作是现在来撰写这份报告书，那么以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学到的，托宾和我（还有奥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都不会再写出同样的内容。事实上，即使我认为值得为报告书中的观点辩护，我也无意辩护。它可视为一个良好的例证，从中可以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
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作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作一些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
经济均衡的探索
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住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建构一次。
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就这项观念在理论上的完整性，并没有提出很精确的说明，但这应该就是他的主张。我想我们并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柏莱图效率（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60年代，我们应该会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轮"（Wheel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亚尼的著名论文中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这是托宾、欧肯以及我一致的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作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我们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研究所刚毕业的史蒂葛立兹（JosephStnilitz）合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先前所谓"老一辈"的观点作了一番整理。在该文中，我们将名义工资与价格在面对超额需求或供给时调整缓慢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都毋需在短期间达到结清的地步，而这种"短期原则"适用于两者。我们也证明，这样的经济体系会有相当偏差的变动，甚至有可能陷入类似失业均衡（unemploymentequilibrium）的状况。我们的模型显然正是边纳西-德瑞兹-马林茂德"固定价格暂时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alinvaud fixed－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models）的先驱，他们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我们的论文备受冷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我们甚至对于从数量配给市场（quantity－ratinned 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场的情况，也未有所讨论；相反地，这却是上述三位法国学者固定价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将"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们对这种属于微观经济的基础架构并无太大的兴趣；我们所想要表现的是，一个模型经济有时可能受限于需求面，有时可能是受限于供给面。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对"新古典的综合理论"（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是更生动的说法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Kerneslanism）——作出贡献。
有趣的是，我现在倒认为，凯恩斯的直觉是正确的。或许我们可以将非瓦尔拉斯式的均衡概念作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这样作为什么可能比较好？部分是因为经济学者相当受到均衡分析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至少相当契合我们对经济生活的直觉与观察。凯恩斯之所以无法声称他已发展出所谓"失业均衡"的概念，是因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学之中。
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
今天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派名为"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New KeynesianEconomics），他们努力证明，像资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中的事例，如何导致在"错误"的就业与产出水准上达成均衡。他们指出，通常只要透过简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够有所改善。（这个看法是对的，但绝不是什么大新闻；同样的，不适当的政策也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棒球队要开除球队经理的原因。）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是好坏杂陈。它的目标正确，分析技巧也不错。但有时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所选取以及强调的现象，似乎有些牵强，不值得摆上那么重的权数。他们会如此重视这些旁支末节，可能是因为渴望获得尊敬，同时又拖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须力求接近经济学中简化假设条件的传统。这并非一无可取，也绝对优于号称"新典范"（new paradigm）的批发商式的作法，不过，偶而会发生常识和传统背离的情况，那么，我会永远选择常识这一边。如果宏观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在经过无可避免的实质冲击后，整个经济竟然能够长期远离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交易成本与资讯的不对称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不能视为问题的主要解答。
在那个年代，菲利普曲线是我们用来处理工资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萨缪尔森和我在196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能创造出"菲利普曲线"这个名词，也促成菲利普曲线在美国生根。不过，现在我对这件事的作法会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释其原因所在。
菲利普曲线的论争
大约六个月前，在一项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研讨会上，帕金（Michael Parkin）用"不幸的"（unfortunate）来形容我们的文章。他的意思并非指该篇文章不受欢迎，而是指它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以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取舍关系，因而可以透过政策的变动影响经济状况。当时，我就起来辩解，只要仔细阅读过该篇论文，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把该设定在菲利普曲线之下的每一项条件，都陈述得相当清楚。我们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取舍关系的作法，可能很容易导致菲利普曲线往反向移动，从而抵消了原先期望获得的成果。我们甚至还提到，预期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情势真的循此预期变动。事实上，在论文中我们都提到了。
研讨会后，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对我说，他觉得我对问题仍有些闪躲。的确，一些形式上的条件虽然都已提及，但是该篇论文明显带着乐观的基调，看好透过标准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线上选取到一个落点。我必需承认林德贝克的观察相当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国凯恩斯学派论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威力，并没有充分的警觉。他们对菲利普曲线的期望，远高于该曲线在实务上所能达到的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说，我不相信有一个相当稳定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似乎认定，在经济社会里存在一个可以察觉（最坏的情况是变动缓慢）的失业率［或是更广义的所谓利用率（rate of 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维持较低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膨胀，而维持较高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紧缩（deflation）。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知名（？）经济学者中唯一反对所谓长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线者，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现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所谓自然失业率的假说，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的基础，都是相当脆弱的。
自然失业率的迷思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是"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所得出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许多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的人都了解，要接受此一假说，前题是承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确描述日常经济实况。至于其他的理论基础，也同样的牵强。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计量经济估计值，大都只是基于非常薄弱的实证关系；任何一项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以下的例子，或许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业率的支持者主张，英国目前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九到十之间，低于自然失业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为何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许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Cambridgecontroversr）。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作报告，可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作一些点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如果对之太过热中，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
经济学井非科学
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是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造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假如你认为我这是在嘲讽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倾向，那你想得没错。
这与我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我指的只是我们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谈"事实"。
有一次我曾听到史翠登（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我刚才所说的，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欧肯法则（Okuns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我所作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我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我们的方法加以建构。
现在我要谈谈事实。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我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能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等。我比较赞同的形象是吸尘器，而不是显微镜。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所主张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
对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我该谈得够多了。一位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诺贝尔之路_施蒂格勒
施蒂格勒
科学界有项定律，那就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在专业领域发挥影响力，那么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要能影响与他同时代的人。假如不能为当代人注意，他就丧失了这个机会。某些曾遭忽视的科学家，纵然可能因后世发掘了其杰出的研究成果而得享盛名，但他的重要性却无从提升。高林（Gossen）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对效用理论（utilitytheory）的发展可说毫无贡献。库尔诺（Cournot）也算是位奇才，他的某些著作或许对埃奇沃思（Edgeworth）及后进学者的寡占理论有所影响，但是经济学界谈到寡占理论的发展时，都是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而不会追溯到库尔诺著作出版的1838年。
易逝的名声
在当代得享盛名，也并不能保证未来名声能永保不衰——若干只是领导一时科学风潮的人士，在科学史的纪录中会逐渐褪色。今天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大概不会知道，在30年代末期，一篇探讨有关美国经济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的论文，成为广泛讨论的议题，但汉森现在却无法享有他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兴。即使是钱伯霖的独占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理论，于今看来显然也无法为经济理论指出基本的新方向。
因此，科学的创造力——成功且持久的创造力——必须为当代人士所认可，否则那将只是个人的成就，而不能成为社会整体的成就。参与这一系列讲座的经济学者，至少都满足了研究成果为当代所认可的这项条件。至于他们的贡献，是影响深远，抑或只是一时的风潮，则有待后世的认定了。
怎样才能在经济学领域发挥创造力？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相关的条件已经起了一项基本的变化。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19世纪80年代，非本科出身的人还有可能成为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时至今日，经济学界的重要成就或贡献，绝少出自非经济学家之手。像亚当·斯密与李嘉图或甚至瓦尔拉斯与埃奇沃思，他们的经济学知识是自修而来，并未受过专业的正式训练。即使是近代，在经济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非经济学者，我能够举出的也只有阮赛（Ramsey）、霍特林以及冯纽曼等寥寥几位；当然，他们个个都是非常高段的数学家，而且也都是四十年前或更早期的人物了。
所以，如果要想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是在什么条件下获得的，就必须深入探究当代学者求学与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但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不可或缺条件。因此，接下来我将用半自传式的角度剖析我的经济学之路，尤其着重说明我所经历的训练与工作条件，是如何影响我研究的问题与使用的方法。
我生长于西雅图，也一直在那里接受教育到大学毕业，取得了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企管学士学位，之后获得芝加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企管硕士学位。为了避免失业，我在华盛顿大学待了一年多，然后再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上这几个句子涵盖了我求学过程的22个寒暑，细节容后详述。家父与家母分别来自巴伐利亚（Bavaria）及匈牙利。家父原是酿酒师，但在美国颁布禁酒令后，无法再以酿酒为生，因此萧条的二三十年代，他在西雅图地区以买卖及整修不动产为业。在大学之前，我对功课并不认真，各类书籍则是囫囵吞枣，谈不上有系统地研读。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成绩优异，但却经常选错课程。我自己缺乏判断能力，而父母所受正式教育有限，也无法给我指引，因此我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科目，就是没有选修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我后来相信一种说法，那就是如果把在一个领域钻研的程度以数字来表示，那么大学部和研究所的训练，可能是一与八之比，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证明。华盛顿大学虽有几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者，但称不上是第一流的大师。
西北大学打开了我的眼界。不过同样地，我还是选修了太多实用的课程，这次比较偏向于都市土地经济学。当时，我的老师是干练也善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者伍德伯格（Coleman Woodbury），我决定以学术作为终生职业，受他的鼓励极大。不过，1933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对经济学的了解可以说近乎一张白纸。当时我自己并不了解这点，毕竟22岁的年轻人还不太懂得谦虚。
名师风范
在芝加哥大学，我遇到了三位至今我还是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奈特、西蒙斯以及一年后从美国财政部返回校园的威纳。
奈特是一位杰出但有点不循常规的老师，他的教学天马行空，不断变换讨论的主题，但却一再反复强调自己的论点。在经济学史的课程里头，他最感兴趣的是宗教史的黑暗面，但对自李嘉图以下经济学界大人物所犯的偏见与错误，他也是津津乐道。他的卓越由所有学生无不受其影响即可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知识的追求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即便是全心全意追求真理与证据的优秀学者，也难免遭遇重重困难。
西蒙斯是亲持的弟子，但是他的例子足以昭告我们，身为弟子者仍可独立思考，对老师的某些理论存疑，或抱持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西蒙斯认为，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经济活力危在旦夕。奈特则是从比较开阔的眼光来看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社会愚行史；当时存在的危机固然很严重，但也不乏先例，而且也会一如既往被拙劣地解决掉。反之，西蒙斯却由衷地相信，30年代的危机一定要妥善处理，否则文明的基本价值将遭摧毁，因此他也一生致力于这项工作。
奈特和西蒙斯两位都成功地灌输了我一个观念，事实上他们可能强调过度了，那就是在科学的研究工作上，名声大或官位高都无足轻重。他们谆谆告诫，要细听论点，详查证据，而不要在乎对方身份、学历及年龄。在这种藐视权威的教育下，养成了我们一种特别的倾向：比之于早期的观念，对当代的观念与想法更应该以存疑的态度来看待。然而，当时老师并未明确指出这种区分的必要，只是在教学中间接表达出来，因此当时我还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别。他们会举例说明，李嘉图以及马歇尔这些前辈大师，就算是他们的错误与缺失，也比当代一些无意义或不成熟的论点，更值得我们留心注意。虽然他们没有明说，学生自可据以推论，早期经济学家的成果已受过时间的考验，因此较值得尊重。
隔年，威纳重返芝加哥，他是一位作风完全不同的学者——博学多闻，教学风格严谨而系统化。威纳建立了芝加哥新古典个体经济学理论扎实训练的传统，也包括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经济学三0一课程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几近于畏惧。我仍然记得，有一次他要某位学生列出决定商品需求弹性的因素，这位同学一开始答得还不错，但不久后就误把供给面的因素列了出来，只见威纳冷冷地说："某某先生，你不是这一班的学生。"威纳的说词也引发了班上同学的紧张情绪。不过在课堂外，他倒是亲切而乐于帮助学生，而我对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与益友切磋
我在芝加哥也碰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同学，当然，与他们交往方式与教授不同。我最好的朋友有弗里德曼以及沃利斯。我很快就发现了弗里德曼的才华：逻辑清楚，视野宽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别人的论点——也能很快地发现别人的缺失。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深刻的影响。
沃利斯处事干练而有条理，所以我们早就预测他有朝一日会当大学校长。一年后，萨缪尔森这位大四的学生出现在我们研究所的课堂上，很快地我们就领教到他的资质不凡。和这些同学的接触[鲍尔定与卡尔生（Sune Carlson）也在其中]，让我首次有机会和一群心智一流的人物经常交流，也使我终生都珍视这种经验。
我的博士论文由奈特指导，写的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题目。他一直以关怀与宽容对待我这位学生，不过回想起来，其中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由于他作风强势，要求很高，因此长久以来我所阅读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基本上都是透过他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日后不敢再看自己的博士论文《生产与分配理论的成形阶段》（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Theories：The Formative Period），因为其中奈特的观点过多，而且论文本身也不够成熟。
教学相长
1936年，我离开芝加哥，开始在爱荷华州立学院（IowaState College）任教。此时我对数学是一知半解，价格理论也仅略知一二，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最为偏爱，但当代的思潮与观念则少有涉猎，甚至近乎完全存疑。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知识还真是乏善可陈。
我处于充满活力的年轻经济学者当中，都是休兹（Theodore W．Schultz）号召而来。我还记得当年教第一堂课——经济学原理——的情景。我把前几周要上的课程内容都作了提纲，因此信心十足地走入教室。然而四十分钟之后，我就已经把把提纲的内容全部讲完了，剩下十分钟还是得撑下去，而以后还有两个多月的课呢！我很羡慕同事抱怨上课的时间太短，以至于无法将所有的教材讲完；相形之下，我从来不曾达到这种学富五车或口若悬河的境界。
大部分的空闲时间，我都在亚默斯（Ames）撰写博士论文，也在第二年的春天获得博士学位。我在那里碰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同事和学生，但就在即将于亚默斯安顿下来之际，我应迦佛（Frederic Garver）之邀前往了明尼苏达。
在明尼苏达，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有迦佛、博第（Francis Boddy）以及马盖特（Arthur Marget）。汉森当年正好离开明尼苏达前往哈佛，事实上我负责的大部分课程原来是他的课程，当然职位及薪水都远不如他。那时候谣传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摩根斯坦；假如传闻属实，当时雀屏中选的是他，搞不好在共同发表赛局理论的作者中，我也可能忝居其一呢！
大约在1942年前后，因为世界大战爆发，学术界人士普遍中断研究，我也从明尼苏达请了长假，到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我负责服务业的研究，系属于对美国经济的产出、就业及生产力趋势研究计划下的一环。我和其他同事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也出版了若干专题报告，包括国内科学、教育、贸易及人力等不同领域。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计量性质，只有粗浅的分析架构。当时我研究产出对一项涵盖所有投入项目的指数的关系，找出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测量生产力的方法。
在经济研究局，我认识了伯恩斯、费伯利肯（Soloman Fabricant）以及摩尔（Geoffey Moore）。经由这些专家，特别是弗里德曼，我更深切地了解到保证工作在评估经济理论上极为重要；关于这项主题，等一下我还会作深入的叙述。后来，我从经济研究局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此处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研究小组的执行长是沃利斯，而资深学者有霍特林、弗里德曼、伍佛维兹（JacobWolfowitz），还有统计专家萨维奇（L.J.Savage）及瓦德等人。我在那里学到了一些统计学的知识，还好也没有严重耽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
在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我重返明尼苏达，一年后，弗里德曼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而，这次的再聚相当匆促，一年之后他就去了芝加哥，而我也转往布朗大学。[这里我也许可以提一下，事实上在1946年时，芝加哥本来要给我教授的职位，但因我与校长面谈不欢而遭否决。为此，我可能使弗里德曼得以早一年进了芝加哥，因此对新芝加哥学派（new Chicago school）的建立，我也说得上有些许功劳吧！]在布朗一年后，我前去哥伦比亚大学与哈特（Albert Hart）及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共同教授研究所的理论课程，同时也负责产业组织及经济学史这两门课。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在当时一如今日，拥有坚强的师资阵容，像伯恩斯、萧普（Carl Shoup）、勒克塞（RagnarNurkse）等，都是一时之选。在各个学府蜻蜒点水过后，我终于在1958年回到芝加哥。
芝加哥学派
当我重返芝加哥时，该校经济系可以说正处在巅峰之际。弗里德曼在全球经济学界已享有盛誉；他的《消费函数》一书，对经济资料的统计分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他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也严重冲击了当时主流的凯恩斯学派。其他的同事有创立现代劳动经济学规模的刘易斯（Gregg Lewis），以及目前在哥伦比亚的贝克（GaryBecker）与他的同僚敏瑟（Jacob Mincer）等人。休兹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上有了相当的成绩，也继续在经济成长领域的研究。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则在财政学上从事重要的基本研究，同时透过与弟子的共同投入，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产业组织。凯赛尔（Reuben Kessel）及戴尔瑟（LesterTelser）都是这门课的同事，而最可喜的是科斯也在三年后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而，影响我最深的，要属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了，我们是在1946年培洛林山学会（Mt．Pelerin Society）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结识，并建立密切的友谊。他一直具有崇高的学术风范，坚强与独立的思考，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极为深入，常能直指一些广泛流行观念的虚浮与矛盾之处。他在法学院任教，和利维（Edward H．Levi）合开反托拉斯的课程，因此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反托拉斯经济学。
由于戴瑞克特彬彬有礼的询问，而使我修正观点或补强论证的情况，实在不胜计数。假如我们生在当年的希腊，我一定称他为苏格拉底。他对麦克基（John McGee）提出的质疑，促成他写出有关掠夺性订价（Predatory Pricing）的著名论文：他对戴尔瑟提出的问题，也对他发表有关维持再销售价格（resaleprice）的论文有所贡献；他质疑鲍曼（Ward Bowman）、柏斯亭（Meyer Burstein）及希尔顿（George Hilton）的问题，也对他们有关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及需求衡量等论文的完成有相当的启发。因为看到戴瑞克特不打算发表自己的某项观念，我曾写了一篇《戴瑞克特的所得重分配法则》，以阐述地的这项理念。
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除了因为它关切的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若非身处适合于探讨知识的环境，我们在经济学的领域难有所成就。因此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就字面意义上也是很适合的。
孕育经济理论的条件
法国与德国这两个西欧重要国家，整体说来在现代经济分析的发展上贡献殊少。然而，这两国长期在数学上表现卓越，在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方面，亦曾盛极一时。因此，它们在世界经济学的舞台上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不应归咎于欠缺高超的科学能力。同样地，我们也不能轻率地认定，这两个国家和英国相较，在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上有重大差异，因此对经济比较缺乏研究的兴趣。
事实上，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时期的进步特别快速，在理论上也是百家争鸣，而且延续的时间可能长达好几个世代。剑桥大学就曾有过这种盛况，从1890年——1940年，50年间几乎毫无间断；维也纳也在更早二十年前有类似的历史，而大概在30年代结束。芝加哥则从1930年迄今，也一直都呈现类似的蓬勃发展。能持续创出佳绩的时代，必定有一些能产生连锁反应的因素。所谓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或芝加哥"学派"，在名称上就显示并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昙花一现地带领一小群门生就能形成。
我刚提到德国与法国对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不大，或许有人会指出：像屠能（VonThunen）与高森或库尔诺，绝不仅只是次要的经济理论家，他们都具有高超的创造力。但就如我在先前所说的，他们对自己同代的人并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力。其主要原因——至少对上述这两位德国人来说颇为贴切——应该就是他们在知识上的孤立。这种孤立让屠能耗去甚多宝贵精力去发现所谓由上帝赐予之公平工资的计算公式√ap，他甚至要求把此公式镌刻在他的墓碑上。高森的著作艰深无比，不是因为他的分析性质复杂，而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失之艰涩隐晦，令人难以卒读。库尔诺的书亦有类似的缺憾：尽管文笔流畅，可惜他用的数学语言，当时没有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能够理解。
假如说科学工作是社会活动，那么发现却绝对不是。发现新理论或是从现有理论中发展出新方向，是一项难以理解的创造性活动，至少对我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对于发现边际效用理论的为何是杰文斯（Jevons）与高森，而非小弥尔与其父——后两位的才华与能力皆毫不逊色——所知极为有限。对效用理论为经济学专业工作者所采用，我曾经解释，这是等到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成为学术领域正式的学科之后，边际效用的理论才能发挥作用。就算这种说法正确，还是无法解释，何以澳大利亚悉尼制币厂的年轻金属成份分析师（译者按：指杰文斯），或是并不起眼的德国小公务员（译者按：指高森），能够具有这样的观念。
追索新观念的起源
也许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有关经济学界新观念的起源。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新的经济观念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批判性的态度检验其他经济学者的观念而得到的；另一种是直接设法解释某些实际现象。其实这样的分类并不是完全互斥，因为其他经济学者的观念或想法，其实归根结底也可能是指向实际现象，所以也会引导我们到那些实际现象。但尽管如此，我相信这样的分类仍具有某些价值。
让我们看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晚期的两位大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马歇尔。瓦尔拉斯企图要建立一套一贯性的理论架构，以解释企业经济的本质。然而他那优雅的架构志不在解释任何可实地观察到的企业行为，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需求曲线呈现负斜率的现象——但即使这个观点也没有很清楚地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马歇尔则想要解释时间在价格形成及资源分配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他《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主要贡献。他也对前辈经济学者的理论，提出许多改进或修正，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界定了土地的要素（即土地的空间性关系以及气候的年度变化），这正是李嘉图所谓土地的原始与不可损毁的特性。不过，马歇尔的着眼点主要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修正前辈的理论。
我可以再进一步探究马歇尔这两方面的研究。他在提及时间因素在经济上的影响时，举出许多每天可接触到的实例，因而市场价格、短期及长期正常价格，都成为标准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至于他对土地赋予新的定义相当精妙，把李嘉图土地所具实证内涵加以隔绝，但此一见解并没有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个人归结可能的原因是，马歇尔并未能说明，这样的土地概念在实证或政策涵义上有何价值。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将经济学不断往前推进的直接动力，绝大部分是为了改进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系列的代表性学者有李嘉图、小弥尔、埃奇沃思、庇古以及大部分的当代经济学者。至于直接针对实际现象给予解释说明者似乎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实际的现象常常呈现无序混乱而难以清楚计数的特性。除了马歇尔之外，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亚当·斯密、凯恩斯及弗里德曼。
几千年来，大部分新的或鲜为人知的观念，应该都是错的：若非如此，想成为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岂非要千辛万苦读尽世间的道理？许多所谓"新"的观念，其实一点都不新，只是知道的人比较少，而且大部分所谓新的或是鲜为人知的观念，经常是错误或是没有价值的。
持续的动力
因此我们要问，一门科学是如何采纳新的观念？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得再回到科学工作中的社会性因素这个课题。一项新观念纵然其价值终能广受肯定，通常也未必能很轻易地被一个学科所采纳。新观念可能是探讨新事物，也可能是对熟悉的事物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但新观念的价值与用途，并非不辨自明，它们也没有任何标笺或光环可以彰显其价值。不论所发明的新观念有无价值，那些发明者常有的说法似乎没什么不同。
因此，一位成功的创新者在提出一项新观念后，会发现到他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事实上，可能还不到一半，因为别人对他的观念一定会有批评与误解，使他必须对新观念作更深入的努力。为此，他将有必要说明他的观念可以如何深入地发展，如何运用到一些有趣的领域，其中种种缺失又该如何加以弥补。假如他能招收一些热心的弟子共同努力，会在工作上得到相当大的协助。弟子们不仅能协助理论的发展，而且还能拓展不同的论点，这些为公开宣扬理念所作的努力，正是散布观念的最佳方法。
假如发现者缺乏继续追求新观念的动力或条件，那么新观念就好像处于休耕状态。有太多极富创意的观念，可能要等上数十年，才会受到重视而广受讨论，不只库尔诺与高森如此，就连许多相当成功的经济学家，如埃奇沃思与柏莱图等人也不例外。在此顺便提一下个人的经验，我经常在作完一项研究主题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又接手进行另一个主题，当我读到科学发展史时，常不禁惊觉，这实在是一大缺点。
拓荒资讯理论
我对经济学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无疑是在资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这方面。我整个观念构思的起源，倒并非不满意经济理论通常总是假设，经济体系里的各个角色对市场与技术等等都具备完整的知识。我所在意的是，经济理论中未曾解释，为何几乎每一项产品或劳务，在一特定的时点上，都出现多元而非单一价格。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包括部分来自实施反托拉斯法产品的价格资料，即使是可以认定为同质性的产品，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价格差异。钱伯霖产品差异性的说法，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解释，但此说并无法适用于汽车零售市场中同款车型以及烟煤等产品上。除了产品外观近似的考察外，有关价格的变动，乃至造成价格分歧之因，似乎均无法从独占性竞争理论中导出有意义的实证预测。
因此我想到，是知识的昂贵代价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收集资讯不可以分文不花，甚至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买一款车而走访8家甚至10家的汽车经销商，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跑第二家超市比较价格，可能需要多花20分钟，而对一个美国成年人来说，20分钟的平均价值可能是3美元左右。
从买方寻求最低价格或卖方寻求最高价格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演绎出许多的推论。很明显地，价格歧异的程度与平均价格之比，会随着产品价格增高而降低，因为搜寻资讯的成本不会因商品价格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车价格的离散程度相对于其平均价格，应该会比微波炉来得小。同样地，知识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而消退，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经常重复购买的财货，比起同样价值但不常购买的财货，其价格分歧的现象会来得较小。为搜寻资讯所投注的心力，也与居住在某一地区时间的长短有关，因此，观光客常要比当地人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样的产品。
我把这项理论应用到劳动市场，发现此一理论也有助于解释许多我们观察到的工资形态。除了价格之外，资讯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在此我将资讯应用于完全不同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寡头垄断者之间的勾结，而其重点是要侦测出他们背离勾结协定的现象。我引用的是可观察到的数量，而非观察不到的交易价格，用以侦测他们之间暗中较劲的行为。我也尝试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广告的功能，这和传统经济学者对广告持敌视的态度，可以说是大异其趣。
我必须承认，当年我绝没有想到在往后的二十年间，经济学的领域里竟然会冒出这些形形色色的资讯问题。有一段时间，似乎所有经济学期刊的论文，都非得冠上"不对称资讯"（asymmetrical information）。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仍然取之不竭，而我最近也回到政治资讯的问题研究上。
早期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资讯经济学的文献，所以资讯经济学可以说是我的创见。到后来我才知道巴贝基（Charles Babbage）在所谓的价格验证（verificationof Prices）中，曾提到对此一问题的处理建议。
涉足经济管制领域
我个人在经济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理论方面的工作，则有一段不同但却有关联的研究历程。从6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对一些公共管制政策进行研究，诸如：各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对电价的管制，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发行新股的管制，以及反托拉斯法等。我之所以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我对经济学界普遍的作法——把法律条文视同实务运作——深表怀疑。我的研究发现常常颇令人诧异：电力事业的管制并没有帮助到家庭用户；而对发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没有帮助到购买这些股票的孤儿寡妇。
我直到很晚——该说是晚得不可原谅——才提出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共管制？我尝试从不同团体的成本效益来看问题。这样的分析法，显然和主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不符。后者认为，引进管制政策，只是单纯地表示立法当局回应高涨的公众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则是因为某种社会之恶的存在与滋长，导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注意。然而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理论，难以说明保护性关税（protective tariff）或是农村方案等措施，更无法解释政策制定的时机，例如，为何社会安全制度会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50年代？
我在经济管制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学者有较密切的关系，这是和我在资讯研究上的不同之处。唐斯（Anthony Downs）、布坎南以及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人早就开始致力于将经济学的逻辑大量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上，但我的研究方法和他们不同，主要的差异是我非常强调实证导向。
上面各例中的理论，都是属于我针对实施观察到的现象提出解释，和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工作只有极少甚至没有任何关联。为了对照说明，以下也举出一些我从经济文献中发现问题并加以研究解释的例子。
决定企业的效率规模（efficient sizes）的因素，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经济学者一直尝试为每一产业的厂商找出所谓的最有效率的规模，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三种：（1）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各项可见成本；（2）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报酬率；（3）依据技术资讯，预估成本函数。这三种方法都有严重的缺失，除了资料取得的问题外，也常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我的解决之道，是诉诸于达尔文式的方法，其实艾尔契安（Armen Alchian）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方法。我的基本论点是：假如想知道老虎和豹何者为强，只要把它们关在同一个笼子里，几个小时后再回来看看就好了。同样地，只要看每个产业中能够竞争的厂商究竟规模如何，也就可以推论出效率规模——这就是所谓的生存者方法（Survivortechnique）。
这种方法似乎很直截了当，后来我发现小弥尔这位优秀的经济学前辈也曾提出相似的看法。但是这种方法有很长一段时间遭到强力的反对。我的研究报告是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期间撰写，但当时他们不愿意出版，可能就是因为争议性太大了。
要发现新事物，并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方法，但假如真有，那么我们绝对可以发现。在我看来，弗里德曼卓越的消费函数理论，乃是产生自一堆可观察资料所呈现的谜题，而阿罗著名的不可能理论，则是源自对社会决策过程的深入思考。
生活经历与研究工作的关联
在此，我要提醒各位——虽然我承认这应该在演讲一开始时而非结束前提起，我个人十分同意，对一位学者个人生活的认识，经常会妨碍而非增进我们对他研究工作的理解。不过，显然我的观点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否则伯烈特教授就不会举办这一系列的演讲了。
这种传记式的研究法之所以会造成误导，是它的信徒经常只撷取某位学者一生中的某些片段或事件，而该一片段或事件刚好能解释这位学者的某一特定的理论。在此举一些十分荒唐但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因为有过生活在小岛上的经验，使马尔萨斯（MSlthllS）感受到人口过多的可怕；另一位则说，小弥尔不可能是《原理》（Principles）一书的原创人，因为他只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成该书。
我无意主张一个人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是不相干的。如果我是到哈佛，而非到芝加哥攻读博士，那么可能我将会是独占性竞争的信徒，也可能是研究投入产出表的学者，或甚至是成为梅森产业组织学派（Mason school of Industrial organlzation）的成员，但是，我却不认为这些可能性有多高。我已经不再是奈特及西蒙斯的忠实门徒，虽然我仍然非常景仰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思想风格，而且最终总会显露出来。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所处的环境能完全置身事外，但至少可以说明环境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明确的。
假如我们只能训练学生成为自己的忠实信徒，那么科学进步的远景将是一片萧瑟。我个人对此深情不疑。假如各位因为听了我的讲演，而对我在科学上的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深感喜悦与羡慕。
诺贝尔之路_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
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出现经济学蓬勃发展的现象，随即变成世界经济学的重心。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R.G.D.Allen）使用数学符号；不过如果他们和我早期的经验相同，就难免遭遇著名期刊对运用到微积分的论文严格的设限的情况。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
我的时代的经济学
眼见今日各式符号不但充斥于《计量经济期刊》的篇幅中，连《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也无法幸免，许多对这种现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会觉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园，而生出向往之心吧！
别想得太天真。在旧式的经济学中，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茁壮的科学新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亦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
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坯的土壤，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凯恩斯、汉森、罗宾逊夫人、勒纳（Abba Lerner）、卡莱奇（Mlichael 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与观念。透过卢卡斯（Robert Lucas）、沙坚特（Tom Sargent）、巴罗（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作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衷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Frank Knight）与威纳（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1936年由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首创的宏观方法学，固然是1985年挥向凯恩斯学派的利剑，但同时也成为捍卫主流总体经济学的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