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
1966年，杜邦公司（Du Pout）的研究员邀请我为该公司直接投资的三个开发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为此，我挑选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组成研究团队，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国的模型。根据双方协助，杜邦公司有权运用这些模型，但包括数据资料与方程式的系统，则是属于公共的智慧财产。负责墨西哥研究的学者戴里欧（Abel Beltran del Rio）在1969年夏天和我一起造访蒙特瑞（Monterrey），在那里获得许多民间企业承诺，支援我们将墨西哥模型加以改良，并用于经济的预测以及经济政策与情境发展的分析。我们在华顿计量经济研究组内，组成了墨西哥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小组。从1969年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数民间部门的支持者开始，该组织已经扩充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拥有一百五十个赞助单位——包括美国企业、墨西哥政府相关单位、国际组织等。我认为这项成功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以费城为据点所发展的各项技术，可以完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技术涵盖了模型建构、电脑运用、模型结果的呈现以及对民间与政府部门决策的贡献等。这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个案，而类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
从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我开始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构经济模型。远东国家有许多模型，非洲及中东也有一些。资料的缺乏一直是难题所在，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克服，几乎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已建立了模型。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学者曾加入联合国所属的各个团队，协助新兴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各项问题。60年代中叶，我与联合国所属单位签订顾问合约，协助建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以估计其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本。
为发展中国家从事模型建构的同时，我也同时开始为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事相同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不宜仅依据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即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OECD）所属的国家］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要展开独特的供给面特质，还有特殊的对外贸易、所有分配与人口状况。至于替中央计划型经济建构模型，面对管制的市场以及计划目标，一直是我长久向往的挑战。1970年夏季，我在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 Advanced Studies）举办的演讲中和在美国认识的捷克经济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同年夏天，我也在苏联及匈牙利与人讨论这项议题。
最后，在1973年时，我和学校研究苏联的同仁合作，为苏联建构模型——U.S.S.RSOVMODI与由此衍生后面好几代的模型。在各种讨论与正式说明的场合，我向苏联经济学家介绍这个模型，而我相信，目前我们对苏联的经济结构与体制已更为了解。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来自东欧、苏联与中国的访问学者络绎于途，他们的造访，使我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与东方计划经济两者的基本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推动建立国际模型
在分别为各种不同的形态的经济体——OECD国家、一些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建构模型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构国际经济体系的模型。1967年在一次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经济稳定与成长小组举办的会议上，我曾建议透过一项合作方案来应对逐渐增加的国际性经济问题，而类似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方案，是可供参考的设计。如果我们以各国的代表取代原先的各个部门代表，就可以为世界经济主要研究单位整合出一套一惯性的系统。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开始是希望由OECD来进行这样的工作。1967年，我们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主题颇为冲动——"景气循环已经过时了吗？"还好，我们确认景气循环持续存在，但对开始建构模型以利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尚未能成功地达成共识。不过，这次的会议却让我们建立了一些持久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相当有助益。
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程，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小额赞助下，我与希克曼（Betr Hickman）、戈登（Aaron Gordon）在斯坦福共组了一个团队，成员是OECD国家中建构国际经济模型的专家。我们决定推动一项新的专案研究计划，将国际经济的传动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支持，由龙博格（Rudolf Rhomberg）积极参与，而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支持。
这是不折不扣的团队工作。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模型建构专家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齐聚一堂，在初步会议上交换意见，他们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专案，但并不确切知道究竟该如何进行。透过积极的团体讨论与个别分析，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些方法与目标。经过这样的互动与努力，我们孕育出名为LINK的专案，即"国家经济模型的国际连结"（The International Linkage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s）。在往后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里，该项计划仍在持续运作，并寻求突破。
我们很早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将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兴趣是对OECD国家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然而联合国方面对上述专案的支持者，则持续敦促我们要关注发展中国家。LINK专案开始时涵盖十三个OECD国家、四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之后持续扩大为包括七十二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所有OECD国家、大部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这项模型建构工程的协调整合工作，其繁杂的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目前正在费城从事把每一个片段结合起来的工作。但每一个别部分仍然可以单独存在。
在这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成功地导人浮动汇率、处理石油价格变动的问题、纳入新的国家特质、引进初级商品、修正难以计数的运算程度，也透过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解决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资本流量分析、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以及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方式，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经由上述说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计划经济研究与应用中，电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这方面的故事尚未终了。许多有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目前，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1）用微电脑来处理传统的计划经济问题。如此必须大幅缩减系统的规模，以适应桌上型电脑有限的处理能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正逐步消失中。不过，若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简，使其规模能契合目前这一代微电脑的处理能力。（2）合作运算，即将传统电脑连线为一个网络，以同步运算；LINK系统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测试个案。（3）运用超级电脑（supercomputer）来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LINK系统之需，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包括15000条以上的动态非线性方程式。
在各个营利性计量经济研究中心、官方的单位及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不断提出改良的版本后，布鲁金斯模型已自动退位，同样地，LINK专案有一天也可能会丧失既有的光芒。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有自己的多国模型，而OECD、日本的经济企划厅、欧洲共同市场以及华顿计量经济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属成败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世界经济时常会重复运作的工具。
与亚洲国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东欧及苏联时，他们刚成立的研究单位正开始着手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构。我尽力帮助他们，因此在宾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华顿计划经济中心都有许多前来受训的学员。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点不同。1978年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在1980年秋接受国家科学院的赞助，率领一组经济学者造访当地，希望建立学术交流。接续此次的访问，我个人又在1980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了一次计量经济的暑期研习会。此后，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来到费城。尽管进展极为有限，但为LINK建构中国模型，并维持运作，总算有了好的开始。我们原已有自己的中国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Laurence 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访中国，继续讲授计量经济方法，并鼓励他们加入LINK专案。1982年～1983年，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就建构和LINK相容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后来，我们陆续在马尼拉［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及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for Development Studies）合作、曼谷与联合国亚大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合作）、新德里与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当地
论，努力使整个远东地区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说明了我四十年来在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上所作的努力，至于政治面或是通俗性的工作则未提及。事实上，1976年我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任务小组的召集人。在卡特任内，我对白宫的各项经济事务给予襄助。对宾夕法尼亚州长夏菩（Mition Shapp）及费城市长古德（W．Wilson Goode），我也提供类似的帮忙。这些经验让我学到很多。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维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取舍。这些经验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兴有这些机会，但我个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学术界，也就是从事前面所提及的种种研究活动。
至于通俗性的写作方面，我仍继续为《洛杉肌时报》（Los Angeles Times）定期撰写专栏，而在《新闻周刊》（Newsweek）、《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以及法国的《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vateur）等，也都有定期撰稿。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曾在1954年原文连图表刊登我的文章，而我目前和《洛杉机时报》也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但是我对在媒体撰写通俗性文章的感受和我前面提过对政治事务的感受相同：我相信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其价值是任何其他事都无从取代的，而且我还是以学术领域的写作最为自在。
诺贝尔之路_科斯
科斯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将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吴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十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佛勒（Ronald Fowler）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 Lutz）、勒纳、艾得堡（Victor 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
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1932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 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里基（William 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1931年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1932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还更为适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初露鋒芒
我负责的三门课都从十月份开始。至于当时我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现在也无法想像。另一位助理讲师布拉克曾经形容，当我来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厂商的概念。幸运的是，有一门课是"企业组织"。我在一封写给好朋友佛勒的信中，描述了我在第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这些素材日后成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Firm）一文的主要论点。（1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提及得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我的两项著作，这是其中之一）。我在1932年根本想不到这些观念以后会受到如此重视。我非常喜欢这那门课，所以我在给佛勒的信中描述了课程后，接着表达了个人很大的满足感："（我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就如我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上所说的："当年我只有二十一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开始阅读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亚当·斯密、巴贝基、杰文斯、魏克司梯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撰写我的生平介绍时，形容我在这段初出道的时期，态度"坚定得令人惊讶"。"他心目中的经济学，不但要能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手法还要精确。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两项目标中的一项，就感到非常满意了。但持平来说，我发现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出之处，就是同时达成了这两项目标。"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确实是说中了我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贯的目标。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并没有自外于经济学之外的世界。1933年，钱伯霖的《垄断性竞争理论》（Theory of MononolisticCompetition）以及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激起相当大的波澜，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时仍在丹迪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采用罗滨逊夫人的分析方法来检验钱伯霖所讨论的问题。该文发表于1935年。至于更能具体展现我一般性态度的，应该是那时我对预期所作的研究。
验证蛛网理论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在放假时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佛勒讨论一些经济学的问题，当时他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cobweb theorem》。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在我的通信记录中显示，我曾想过运用在这次研究中所发展的技巧，来探究生产者是如何形成在其他方面的预期——而佛勒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这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舒兹所导出的统计需求表的影响。
除了有关预期的研究之外，我也开始展开对资本成本的调查研究，探讨发行规模大小以及厂商的规模与业别对成本高低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过佛勒倒是完成了一项有关钢铁生产的研究，主题是废铁与铣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发表于1937年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我也期望自己未来能投入到类似的数量调查研究。但这份期望并未实现，原因并不难理解。1934年，我受聘为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助理讲师，教授银行学及财务学，两门我几乎不曾接触过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到了1935年时，伦敦经济学院聘我为经济学的助理讲师，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独占理论（接替转到剑桥大学的希克斯），二是协助企管系的普兰特教授，三则是担任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关独占理论的课程，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有罗滨逊夫人的书，同时我也写了有关双头垄断（duopoly）理论的文章。1937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有关独占理论的几点注解》（Notes on the TheoryofMonopoly）的文章，其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这门课程。至于我在企管系的工作则比较乏善可陈。我只准备了一些类似哈佛商学院的个案资料，并协助教学。
专攻会计学的爱德华兹（Ronald Edwards）也加入企管系的师资阵容，佛勒和我与他一起处理会计研究协会（AccountingResearch Association）的会务。我们曾深入探究，公开的会计报表的数学，可供经济研究之用的程度如何。我们发现，只要这些数字的计算基础已被使用者充分了解，便可以作为经济研究之用；我们为此出版了一本有关英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就是来自厂商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我也曾在《会计师》（The Accountant）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成本会计的文章，这些文章曾被多次重印与引用；我想主要是因为在1930年代，这是当时唯一有系统地介绍机会成本观念的文字，而这也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的内容。
公用事业的领域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还是和我所教的公用事业课程有关。我很快就发现，当时英国对公用事业的了解几近于零，因此我对自来水、瓦斯、电力等产业，尤其是邮政与广播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另外还有一篇著作值得一提。1934年，当我还在丹迪时，我撰写了《厂商的本质》一文的草稿，把我1932年的讲课内容作有系统的陈述。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后，把这篇草稿作了一些修改，投稿到《经济学期刊》（Economica），并在1937年刊登出来。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注意。我还记得，期刊出版的那一天，在午餐的路上，有两位商学科系的教授向我恭喜，但后来却没有再提起这篇文章。系主任罗宾斯也从来都没提到。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立刻获得成功。
1939年9月，英国正式宣战。先前我谈到的工作及研究，都是属于1932年到1939年的战前阶段。1940年，我被任命为林业委员会（Forestry Commission——负责当时英国的木材生产事宜）统计处处长；1941年，再转往隶属战时内阁办公室（Officesofthe War Cabinet）的中央统计办公室（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负责军需物资的统计工作——包括枪支、坦克及弹药等项目。直到1946年时，我才回到伦敦经济学院。这六年的公职生涯，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是更坚定我对经济学的偏好吧！
当我回到经济学院时，我负责的科目变成经济学原理，这是对主流经济学说作传统性的解说。1946年，我发表了《相互关联成本与需求下独占厂商之订价》（MonopolyPricing withInterelated Costs and Demands），主要是以我战前讲授独占课程的资料为素材。同年我还发表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这篇文章可以显示出我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当代大多数经济学者不同之处。
对边际成本定价的批判
在大战即将终结之际，战时内阁办公室经济组的经济学者开始考虑英国在战后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当时在经济组任职的米德（James Meade）及佛莱明（John Fleming），合写了一篇有关国营企业定价政策的论文，提倡边际成本订价的观念。凯恩斯当时担任财政部的顾问，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大表赞赏，并转载于由他编辑的《经济期刊》上。我和经济组的同事威尔逊（Tom Wilson）却不赞同该文的论点。我曾在《经济期刊》发表了一篇评论的短文，而在战后又写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 costControversy）一文。其实，在米德与佛莱明的文章之前，我已经对赞同边际成本定价的论点有所认识。勒纳就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极力鼓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念，也作了深入的解说。个人即是透过对勒纳观点的思考，而形成了对边际成本的不同看法。
我一贯主张，如果把边际成本定价法当作一般性的政策，将会导致浪费无度，同时也会带来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另外也可能造成租税效果，在其他地方诱发原先不存在的价格与边际成本间的差距。威尔逊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国营企业取代民间业者，以及以集中营运取代分散营运。事实上，由于经济学者只致力于正确的边际调控，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当时边际成本定价法是学院派经济学者的主流看法）。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言不及义，我曾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称为"黑板经济学"，因为他们谈论的状况只会发生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已经晋升为经济学高级讲师，主授公用事业，因此我主要的研究活动，仍是继续对英国公用事业进行历史的研究。1950年，我出版了《英国的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British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这本著作。
1951年，我移民到美国。促成我作成这项决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我喜欢美国的生活（我曾在1948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研究商业广播系统的运作），再加上个人对美国经济学者十分仰慕。在老一辈的经济学者中，我最尊敬奈特，而和我同辈的学者中，则属史蒂格勒，刚才我也曾提到舒兹对我的影响。到了美国之后，我第一所执教的学校是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Buffalo），该校公用事业的专家桑纳（John Sumner）曾在战前造访伦敦经济学院，因此是由他推荐我来此任教。1958年，我转往弗吉尼亚大学执教；到1964年，我又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
刚到美国的时候，基于自己曾接触过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广播事业，于是决定对广播经济学作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这也是持续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我也搜集了相当多的相关资料。由1958年到1959年的一整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dford）度过，在那段期间，我写了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文章，刊载于《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Law andEconomics）。这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财产权制度
在那篇文章中，我探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分配无线电频率波段的作业。我建议应该销售频率的使用权。这种透过价格方法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就经济学者来说，绝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事实上这种作法，已经由贸塞尔（Leo Herzel）建议用在无线电频率波段的配置上］。但在我的文章比较特别的是，还额外探讨了这项权利的性质。无线电频率波段使用上的主要问题，是相同或邻近频率所传送信号之间的干扰。我主张，假如赋予使用权清楚的定义，同时也可以移转，那么原始的权利为何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透过移转及结合将可以达到最佳的结果。因此，我写下："（使产值最大化的）最终结果，与法律（地位）无关。"这个我看来非常简单而浅显的主张，却受到当时与我接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质疑。他们甚至认为我应该删除上面的那段文字。然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在文章发表之后，有一次在戴瑞克特家中举行的聚会中，我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让他们接受我的正确观点。他们也邀请我再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上。
我以满腔的热情来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在戴瑞克特主编下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令我敬佩有加。该刊所登载的论文探讨了企业的实际运作、不同财产权制度的效果以及管制系统的运作。我曾想过，假如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这部分）要进一步地发展，应该加强刊登这方面的论文，只是当时这些论文很难为正统的经济学期刊所接受。我这篇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就是一例。
不过，我还想超越该文的内容，用更一般化的方法来处理财产权制度（Propertyrights systems）的原理。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中，我曾论及史特基斯与布立基曼（Sturgesv．Bridgman）的案例，但我还希望能深入检讨其他比较麻烦的个案（由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的经验，我对法律个案并不陌生）。同时，长期以来（也是自学生时代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虽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Welfare）一书就其所探讨的问题是伟大著作，但他的经济分析并不是相当扎实。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曾两度提及庇古的著作，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他的观点，因为那篇论文是专注在无线电波段频率使用的配置问题。然而，透过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的讨论，我认清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强势影响，于是我就着手直接探讨庇古的分析方法。同时，我也希望讨论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对分析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只于附注的部分提及。我把以上这些目标或主题结合起来，写成《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这篇论文。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就深受各界注意。各种赞成或反对的文章纷纷出笼，使该文堪称经济学文献中最广受讨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涵盖我曾长期思索，但一直未执笔写出的观点。说也凑巧，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经济学者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章节提出反对意见，恐怕我也不会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而其中的观点也将继续潜藏在我的脑海深处。
交易成本大于零
这篇文章是1960年夏天执笔撰写，地点是我当年接触法律报告的伦敦经济学院。找在文章中主张，庇古在看待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时犯了错误。基本上，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但庇古没有看出这一点（或是纳入分析中），使得他（以及追随他的经济专家）无法发展出一套适当的分析方法。在交易成本为零（这是他的分析中隐含的假设）的情况下，庇古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透过双方的协商即可产生最佳化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如果要探讨真实世界的状况，就必须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假如这样作的话，除非我们清楚了解交易成本以及个案的实际状况，否则就无从主张什么政策建议才最为恰当。这些相关资料，只有透过实证研究才能取得。
因此，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只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答案。就如我在该文中所说："唯有从实务面来仔细研究市场、厂商及政府如何来处理不利效果的问题，才能对政策有较令人满意的看法……我深信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通常都会高估政府管制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纵然我这项看法获得证实，也只不过是显示应该进一步节制政府的管制，还是无法指出界限应该画在何处。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对以不同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作仔细的探索，才能知道界限所在。"
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一、两年后，我接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吸引我前往该校的原因，有部分是我要负责《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我先前已经提到，个人对该刊以及其所刊载论文的敬意。我希望能够接续这项工作，所以就欣然来到芝加哥任职。我非常喜欢这项编辑工作，凭藉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经济学研究计划方面的资源，再加上提供在期刊上刊登稿件的机会，我得以鼓励经济学者以及法律学者进行《社会成本的问题》中所倡导的实证研究。在我的努力下，许多杰出的论文相继刊出，让我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每篇文章都值得重视。在七八十年代，类似性质的论文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其中许多都引用了《厂商的本质》以及《社会成本的问题》这两篇著作。我觉得此刻正是把个人有关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论著结集出版的时机，因此，我在1988年出版了《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 andtheLaw）一书，将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重新付印，也包括一篇介绍个人中心思想的专文。
另一件影响个人思想演化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当时威廉生（Oliver Williamson）以及温特斯（Sidney Winters）在耶鲁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庆祝《厂商的本质》一文发表50周年。这次盛会，恐怕是我这一生参加过的研讨会中最好的一场。八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对《厂商的本质》一文给与褒贬，而是针对该文所提出的议题作深入的检讨，并对文章的内容加以引申与更正——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有误时。在这次会议中，我也发表了三次演讲，分别阐述这篇文章的起源、意义及影响。
温故知新
参加研讨会以及准备演讲稿，对我个人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60年代和张五常（Stven Cheung）所作的后续讨论，让我了解到交易至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我还未曾有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威廉生在地的论文中，提到《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的理论甚少在实际应用，主要可归因于该文并非"操作性"（operational），他的批评我认为大致无误。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没有纳入一套一般性理论之中，以供我透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或发展。事实上，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般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在里头加入交易成本的考虑，将会造成结构全面改变。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厂商的本质》中的理论，还是会发现，要做到具有操作性，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出结果，必须协调各项生产因素，而这项协调工作是要由厂商内部的行政程序来完成，还是借助市场的价格机能，乃是取决于不同协调方法的相对成本，至于有无利润，则要看绝对数字而定。但是，决定这些相对与绝对成本的因素为何？要找出这些因素并不简单，但更困难的问题还在后头。我们的分析工作不能只局限于单一的厂商。一个厂商的协调成本以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受限于其采购投入要素的能力；而供应这些要素的厂商，他们的供给能力有相当部分是取决于本身的协调成本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的水准；同样的，他们的供应厂商又会受到类似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结构。
耶鲁的研讨会重燃起我对《厂商的本质》所提出各项议题的兴趣，我当下决定，一旦手头上已承诺的事项告一段落，就要全心投入，期望能针对影响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因素，协助找出一套分析的理论。此时，我在研究的路上已不再孤独。由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可以显示，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已在进行，以求理论的理清与改良；同时许多高水准的实证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将可提供数据资料，供未来进一步研究之需。我们已开始关注需要解释说明的事项，虽然要达到目标，需要许多经济学者多年的投入，但我深信，我们必定能为生产的制度性结构建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在这条路上我显然无法全程参与，但我在耶鲁研讨会的时候已下定决心，将把自己余生之力从事这件工作。
到了1991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我获奖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厂商的本质》以及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第一篇在当年备受冷落，而第二篇的重要性则引发各方的论争，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如果说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一致的肯定（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如此），那应该也是最近的事。威林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提到，我"大幅改善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又加上一句，"虽然找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原创性的源头
希望这篇讲词能真正回应伯烈特教授的要求，有助于各位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不知道我的故事对各位有什么启发呢？大家常说，原创性的观念通常来自初入行的年轻人，这完全符合我的状况。1932年，我是在丹迪专校的一次演讲时，将交易成本的观念导入经济分析之中，当时我只有21岁。如果说经济学是我的领域，那我当时不过是初入行而已。然而乍看之下，实在很难了解为何把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会算是"原创性"的构想。我初次来美国时所带着的疑惑，其实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而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简单明了。
其他的经济学者之所以未能将交易成本纳入分析，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从未考虑经济的制度性结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碰触到令我感到疑惑之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套用丹塞慈（Demsetz）的解释，系因为从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体系可透过价格系统加以协调的看法之后，自他以后的经济学者，都以将这套理论规格化为主要任务，由此导出了把经济体系的运作视为极端分散的理论。这诚然是人类智识发展上的崇高成就，具有其恒久的价值，可惜以经济学而论，其视野却失之偏颇，以致忽略了经济体系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这些背景说明，或许多少可以解释何以《厂商的本质》在发表后，并没引起什么注意。
至于为什么《社会成本问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吸引各方的注意？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撰写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正因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后，即刻受到芝加哥大学一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全力支持，特别是施蒂格勒。我的论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与负债的法律地位无关。施蒂格勒将之命名为"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这样更加深各方对这篇文章的注意，许多攻击以及防卫科斯定律的文章纷纷出笼。
科斯定律所探讨的是零交易成本下的状况，这一点对该文受到瞩目也有所帮助，因为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习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从事分析，尽管这项假设大为背离真实世界。大家似乎未发现，此一定律可以应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世界，前提是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说也奇怪，我的讨论中未纳入符合真实世界的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好像使各界对该篇论文的注意不减反增。另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批判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当时大部分经济学者都奉为圭臬）。因此，有许多经济学者为文为庇古答辩（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答辩）。
另外有一点和前述纯经济分析技无关系的是，该文探讨财产权制度原理以及法律对经济体系运作的影响，因此扩大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个领域，使其不再只局限于反托拉斯的政策。该文也引起美国各法学院的法律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兴趣，进而催生了大量的文献报告，并导致"法律与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起。
真理长存
在种种特殊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使这篇文章能迅速成功。不过如果因而认定，一篇文章的论点要为人接受，必须靠一群贤达之士的支持，或是能引发争论等等，这就是误解了。其实以《厂商的本质》为例，发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现在却已对许多经济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是好观念，即使不像《社会成本问题》具备上述那些因素之助，迟早还是会为人所接受。套句我师普兰特之师坎南（Edwin Cannan）的话："错误的观念只能幸存一时；唯有真理才能长存，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厂商的本质》及《社会成本问题》的分析广受认同后，未来的工作是什么呢？诺贝尔奖委员会曾说，我已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的工作贡献心力，然而时不我予，我个人的生命之路已近尾声。尽管如此，还有其他优秀的经济学者会继续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理论轮廓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开始浮现。相信未来这些学者之中，也一定会有人受邀来成为这一系列讲座的演讲者，向各位报告他们的演化历程。
诺贝尔之路_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
今天主办单位所指定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不过我敢肯定，在座诸位一定有相当比例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问题，比对我如何成为经济学者的过程更感兴趣。因此身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决定先从统计的观点，来探究一位经济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攻奖的三要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奖的颁发是较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庆祝成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到目前为止（1985年），一共有二十二人获奖，其中并无女性。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男性。在这里要指出，至今没有女性获奖，应该不是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有男性沙文主义。我也相信，整个经济学界几乎会无异议地同意，在这段期间内，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选人完全符合相关的评鉴标准——她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不过她已在几年前辞世了。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没有授予她桂冠，无关乎性别歧视，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偏见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经济学者，应该知道我所指的偏见是什么。
至于第二项条件是身为美国公民。二十二位得奖人中，有十二位来自美国，四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瑞典，另外四位分别来自四个其他国家。不过进一步分析，这项推论并不像前面那样明确，因为美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以上，但获奖的人数却仅是英国的三倍，所以从平均的基础来看，英国的获奖记录更佳。
至于第三项条件，至少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统计结果。在十二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九位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除了这九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得奖人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十年书。只不过在我的归类里头，他是奥地利人而非美国人。有关经济学奖得主的统计，只能到此为止，这也是我所能给诸位未来可能得奖人的建议。
接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最难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领奖的那一星期。我的妻子和我的感觉是，在颁诺贝尔奖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神贯注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或相关的活动，令人应接不暇。那个星期整个活动的最高潮是一场晚宴及舞会，每一位获奖人都要向已微醺的观众发表三分钟以内的致词。我想各位可能会想听听我在1976年的这项致词。在此，我将其中开场白与结束的祝福删除，把中间的主文陈述如下：
"我所专攻的学科，晚近才成为科学的一支；而为纪念诺贝尔先生所颁发的经济学奖，则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才开始设立的。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背景确实带给我一些利益冲突。因为，各位可能知道，根据我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结果，我认为由电脑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电脑上设定货币数量能有稳定的成长率即可。不过对我个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细选的经济学家同僚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结论未被采纳——否则今天就没有瑞典中央银行来捐资设立此刻本人有幸荣获的奖项了。也许从这里可以引申出：塞翁先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经济学者可能是这样的。
获奖的心情虽然愉快，但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八个礼拜中，我深刻体会到天下不只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拿的奖。由于诺贝尔奖是全球瞩目的殊荣，因此一经公布，得奖人就立刻成为各种疑难杂症的专家，吸引全球各杂志、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及摄影人员蜂拥而至。我被问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如何治疗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总统亲笔签名信函的市价如何。受到这样的关注，固然令人受宠若惊，但也难免导致自满之心。我认为以专业之外的事情干扰诺贝尔奖得主，固然亟需痛下针砭，但我们这些桂冠得主对过度自我膨胀也应有所戒慎恐惧。我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开出的解药是，设立更多这类的奖项。不过，想要取代像诺贝尔奖这么成功的产品，恐怕并非易事。也因此，我想我们这些人的自我膨胀，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吧！"
幸运的意外
言归正传，当我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几行著名的诗句：
"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在回想我的经验与发展历程时，我发觉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意外所决定的。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出生于喀巴索——卢森尼亚（Carpatho－Ruthenia），在他们移民美国时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属于捷克，而现在则是苏联的领土。他们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意外与巧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美国人民身上，他们都是第一、二或第三代的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样，赤手空拳地来到美国。
第二项很重要的机遇，是我在高二的时候碰到的老师。他的专业领域是政治学，但对几何学却极为热爱。他所教授的欧几里得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让我此后对数学又敬又爱，产生了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证明毕氏定理时，引用基茨（Keats）《希腊古瓮詠》（Ode on a Grecian Urn）的最后数行诗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
第三项事件，或许应该说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是发生在我大学阶段。我的母校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sity）今天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州立大学，不过1928年我入学时，还只是小型的私立学院，但已开始改制为州立大学的程序，作法是设立优厚的奖学金制度，由新泽西州政府提供经费来源。我就是靠争取到其中一项奖学金，才得以在不用负担学费的情况下进入大学。
和当时大部分移民一样，我的父母一贫如洗。如果以今天的贫穷标准来看，我家的收入一直低于这项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家父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就去世了。无论如何，靠着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再加上四处打工，像是到餐厅当服务生、在商店当店员以及暑期工读等等，我不但在大学期间自食其力，还小有积蓄，足以支付研究所第一年的费用。
基于对数学的兴趣，我原本计划主修数学。当时我还小不懂事，所知道唯一会用到数学的行业，只有保险业的精算师，所以我就打定主意要往这一行发展。精算师是一项高度专业的行业，必须通过一系列精算协会的考试，才能取得会员资格。在大学期间，我参加过好几次相关的考试，有些及格，有些则没通过——这大概是我记忆所及唯一失败的考试经验。
知识经济学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选修了几门经济学的课程。这也可以说是幸运之神降临，因为当时罗格斯大学经济学系网罗了两位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一生影响重大。其中一位是伯恩斯，多年后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理事主席，目前则是美国驻前西德大使。当我五十多年前初次受业于他门下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后来的接触中，他不断灌输我科学上求真、精确与一丝不苟的信念，对我日后的学术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是琼斯（Homer Jones），当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班修业，来罗格斯大学只是兼差性质。他们两位在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挚友。
琼斯后来到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负责经济研究工作。他对美国的金融情势了解深入，在这项职位上对美国利率的走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所有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中，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的出版品无疑最常被学术研究引用，这全应该归功于琼斯。
假如不是幸运地结识这两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机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项巧合。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仍为到底要继续读数学或经济学而访煌。像所有依赖经济支援的年轻学生一样，我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位。在30年代学生所能得到的经济资助和今天的各种优厚的奖助学金计划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很幸运地获得两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分别是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至于我所以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自然是因为琼斯向他在该校的老师奈特积极争取的结果。
面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我几乎是到了要用掷铜板来决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我将会成为应用数学家。由于选择了芝加哥，今天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就像诗人弗洛斯特所写的，"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我不能说自己选择的是人迹较少的路，但无疑地，我所选择的路决定了往后的一生。
当年我会作这样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或许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与琼斯的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至少应该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学毕业时，正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的谷底，当时最受瞩目的问题就是经济。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水准？如何解释一方面是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却有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用吧！
名师启迪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1932年秋季，有一门课是由威纳讲授。对我而言，这位伟大的老师不但是经师，也是人师。从专业领域来看，他的课程为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让我了解经济理论是一套首尾连贯、逻辑完整的知识，绝不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主张或命题拼凑而成。这门课程毫无疑问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知性经验。
除此之外，在这门课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位年轻美丽女同学梦丝·戴瑞克特（RoseDirector）。威纳是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来安排学生的座位，因此萝丝和我比邻而坐，这又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在若干年后结婚，47年后的今天，依然共度幸福美满的生活。这里我要再提一次机遇的重要性：萝丝在奥勒兰州的波特兰市长大，而我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小镇，我们在芝加哥的经济学课堂上相遇。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排的。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师资阵容，还包括奈特、西蒙斯、明兹、道格拉斯以及舒兹等。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大名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人士就未必知道。他们堪称是一群才华卓越而各有专精的经济学家，经过他们调教的研究生也同样出类拔萃。事实上，今天在座的除了萝丝之外，还有一位我的同学，那就是鲍尔定（KennethBoulding）。我从那时起就认为，我们从教授处所学到的，还比不上同学之间相互切磋的心得，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题，供大家自由讨论吧。
再继续谈我个人的经历。舒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统计学及数量经济学，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霍特林的好友。经由舒兹向霍特林推介，我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在芝加哥一年之后，我就前往哥伦比亚大学。
霍特林在数理统计学方面给予我新的启发，一如威纳在经济理论课程上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不但引导我用制度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理论，也介绍解决景气循环的不同方法；而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则教导我地独特的创见，即结合纯理论与社会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样地，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也是头角峥嵘，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
理想的学习环境
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愿意作这样的结论：至少在30年代，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者来说，最理想的学习环境组合，应该是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待一年，也到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待一年。
在哥伦比亚待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担任舒兹的研究助理，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不可多得的际通。我的两位研究生同僚恰好是施蒂格勒以及沃利斯（W．Alien Wallis）。
施蒂格勒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应邀参加这一系列讲演。他目前仍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不论在友谊上，还是在知识的影响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风而分外珍惜。大概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者拥有那么活泼而具原创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他的经济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融合幽默的笔触与文学的气息，来说明经济性的内容。少有经济学者能像他一样具有这么丰富的创意，又对经济研究的途径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沃利斯后来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又接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校长的职位，目前则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他们两位至今仍然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一直与我在专业领域相互切磋。
受到芝加哥以及哥伦比亚两校学风的综合影响——前者重理论，后者重统计与实证研究，我的科学工作也大都兼顾理论与实务，也就是包括理论以及对理论内涵的验证。我之所以用"科学工作"一词，就是要刻意将其与萝丝和我合著的通俗读物有所区分，这些读物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Freedom）、《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及《现状的桎梏》。
我的博士论文系根据顾志耐所指导的一项研究而写成，顾志耐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时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我所参与的专案计划，用到了有关专门职业所得的资料，乃是当时他为商务部初次构建国民所得的过程中搜集而来。顾志耐和我根据研究结果合写了《独立专业之所得》（Income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Practice）一书。该书的核心，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来分析解释各类专业所得的资料。这项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但到战后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尚有争议。这项发现涉及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独占地位对医师所得发生的影响，在之后的四十多年仍然一直受各方注意。我后来的另一本著作《消费函数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及一些我个人或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的货币方面书籍，也都同样具有结合理论与实证的特性。
战争期间的研究
另一项对我的科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大战的头两年——即1941年～1943年，我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妻子萝丝对我当年参与设计及发展所得税的就源扣缴，一直不能释怀。毫无疑问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不从就源扣缴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样多的租税。但因为有了扣缴制度，使得政府部门在战后还能够课到更高金额的税收，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尽管为了战时的目的，实施扣缴有其必要，但这项制度在战后却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在华盛顿的两年工作中，我在华府决策过程中学到甚多，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可喜的是，我在染上政治狂热症之前就已经及早脱身，否则对志在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种病症无疑是不治之症。
大战的后两年——1943年～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担任数理统计工作。该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军方及其他从事战争研究的团体提供统计方面的协助，在编制上隶属于战时创设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霍特林是这个单位的理论顾问，而沃利斯则是执行长。这次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共事，否则我不可能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机会。我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非经济的数据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释战争相关资料的作业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经常比自然科学家还管用。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的学者惯于处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战争期间的资料正是一团糟；自然科学家所处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实验下所产生的精确资料，因此面对实地搜集来的资料大都是一筹莫展。
令人存疑的预测
这段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使我日后对经济预测——特别是根据复杂的多元回归所作的计量经济预测持怀疑的观点。当时有一项耐高温合金的开发计划，由我们提供统计上的协助，这些合金将作为喷射引擎的村里以及涡轮增压器的叶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铝、镍及其他金属。喷射引擎与蒸汽涡轮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运转时的温度。温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涡轮、涡轮增压器或喷射引擎的效率。这项实验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的巴特尔实验室（Battelle 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进行。
我们这个小组对实验的统计设计提供建议，并分析大部分的实验成果。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根据大量数据资料计算出在不同温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强度的多元回归。我的想法是，利用导出的方程式，应该能够找出产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组合成分。从纸上作业来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完美无暇。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显示有一种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强度。测试的方式，是将相当的重量悬吊于该合金样本上，并置于一已加热至稳定高温的炉内，然后测量多久之后会断裂。当时最好的合金，大概在十到二十个小时就会断裂；而我的方程式却预测，这种新的合金可以维持大概二百小时之久。多么惊人的成就！
经济预测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阴，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证据，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随时可以测试一些预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共事的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规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测试。为了保持必要的记录，这些合金必须加以命名。我对自己的方程式颇具信心，因此分别以F1及F2来命名，但我还没有自信到告诉这些冶金专家找的方程式所预测出的断裂时间。这种谨慎证实是明智之举，因为F1合金在两个小时左右断裂，F2则大概维持了三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式所作的经济预测，都抱着高度存疑的态度。
在我演讲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话题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层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曾经遭受批评，而主要的论点是：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其中批评最力的当属米达尔（Gunriar Myrdal），这位瑞典的经济学家曾和海耶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之后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
经济学也是科学
我相信米达尔是错了。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所做的科学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区分。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我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当然也是一样。基本上，我相信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错，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下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这点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经常强调的。但是光凭这一点，实在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气科学是一门大家公认的科学，但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的实验——虽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经在作了——但是未控制的实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有那一个控制实验会优于东德与西德的经验呢？这两个国家以前是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遗传基因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
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轻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作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广泛的社会关怀
再回到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并希望能影响公共政策，我也常公开演讲或是撰写有关政策问题的文章。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学能力无关。我相信，由于具备了经济学上的知识，使我能够对一些议题作更好的判断。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学上及学术上的成绩，不应该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动来作评价。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评鉴。他提到的这段插曲，是发生在底特律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上，因为先前我已答应当天到密西根州，为该州要求平衡预算与搏节开支的法案修正作巡回讲演，因此必须一早就离开芝加哥。我抵达底特律机场时，负责推动修正案的代表前来迎接，并带我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参加当天演讲之前的记者会。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停车场时，看到现场众多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员，真是吓了一跳。当场我就说，我很惊讶推动修正案的努力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在我从车子里面走出来时，一位记者伸出麦克风，紧贴在我的脸上说道："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我说："什么奖？"他说；"诺贝尔奖。"很自然地，我表达了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记者又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峰吗？"之类的话，我说不是。我又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
当我在密西根州巡回讲演的时候，我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作这件事，而是以一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份。同样地，我投入平衡预算及撙节支出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相关活动时，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从事的。
一般大众都有一个印象，经济学者之间永远意见不一致，甚至还说，假如房间里面有三位经济学者，那么至少会跑出四种意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面由其政策面与价值面抽离，那么不管经济学者的政治观点为何，他们之间都有相当广泛的共同见解。我曾不只一次参加包括由经济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共同组成的团体，我一再发现，当任何议题开始讨论大约十分钟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者会逐渐站在一边，共同对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经济学者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庸派。
从整体来看，诺贝尔奖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我个人一直极为存疑，但是我相信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怀疑也同样适用于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已经聊了很多方面，不过不晓得是否已经清楚说明了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项主题。最后我要说，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诺贝尔之路_布坎南
-布坎南
我想把今天的题目扩大为"重生的经济学者，追随先知但未见上帝"（Born－again Economist，with a Prophet but No God）。这个扩大后标题的两个部分是很传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来谈的，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因为我并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济学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后，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接下来，我将会回顾这样的经历，同时也为谁够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引申性定义与分类，作一番个人的辩证。
自己寻找结论
我扩大后的题目的第二部分，其实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流行的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实上，我是在奈特的影响下而转变的。然而他可说是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找到自己的结论，纵然有时必须公开检验奉为知识导师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目是《胜过耕田》（Better Than Plowing）。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乃至对学术生涯、实证分析与规范性立场的态度，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是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他的影响完全在观念上。我曾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回溯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中威克塞尔的奠基与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紧密关联的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在比较与对比之下，这次的演讲让我有机会，纵然不是直接的机会，来更完整地探讨另一位深刻影响我的人——奈特。他对我的影响，不只是透过观念，也透过延伸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亲密友谊。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40－1941学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 marketprocess）的协调特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 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找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他在30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乏加哥大学校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Leland）等教授的课。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maximizing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 Paradigm）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持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作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
两种典范
配置-极大化与catallactic协调两种不同的典范之间，在制度的规范性评价（normative 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特别是有关市场秩序的评价，可能主要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观点中，到底这两种有部分冲突的典范，何者居于主导的地位。对配置论者来说，假如市场能运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们对市场进行的检验，乃是和逻辑中所定义的抽象理想状态作比较。对协调论者来说，市场会协调整合每一位追求自利的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毋需政治详说的指导。他们对市场的检验，主要是和另一种制度——即政治决策——来作比较。
经济学者所采取的规范性立场，未必与他们所赞同的典范类别有关。许多当代的经济学者一方面是市场秩序的坚强支持者，同时一方面也是赞同极大化的典范。然而，在市场秩序上接受。atallactic观点的经济学者，几乎无人对这样的秩序加以批评。由此可见，一旦事涉市场的运作与政治运作两者相互比较时，纵然市场有未尽完美之处，也必然会在评价上带来极大的抵消效果。
上面这一段叙述明显偏离了主题，但对了解奈特带给我的改变是如何影响我在芝加哥之后的研究生涯，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进入研究所的人，几乎全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论者。有些人就是我所说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论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对个人自由赋予极高价值，然而却不懂市场的原理。我们总是把自由主义摆在首位，社会主义放在其次；而对政治选择的想法，则往往相当幼稚。对我们来说，民主主义式民主（populist demoeracy）的吸引力，似乎优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这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最容易在接触到市场协调的原理后，马上改变他的思想。
对这个原理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专注于政治与政府管理上，长期以来的反建制评价规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新的远景，即经济互助（economic interaction），至少在某一限度内，不致发生用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状况。按照我们的自由主义标准，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按照同样的标准，市场可能——只是可能——不至于产生剥削。
制度面的重要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