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
董仲舒提出的可分类性，就是说宇宙万物皆可归于五元或其他数目的类别。
他利用声的共振现象来说明他的实验，这是非常有趣的。此种说明，可以令那些
不懂得声波的人也能心悦诚服，同时又证明了他的主张，谓宇宙内属于同类的事
物如东方、木材、绿色、风、小麦皆可互相感应。这种看法已不是浑沌未开的思想，
以为任何事物皆可相互影响；而是主张万物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各成为宇宙的
一部分，但只有同类的事物才能影响同类的事物。对这观念，王充在第一世纪时
也说了许多类似的话，认为此种感应乃是发于自然，而不是出于什么目的或企
图。因此，事物间之因果关系，便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因为它是层次的结构，
而非随便偶发的。也因此故，我们可以将感应或共振当做事物变化的“提醒
语”，以知某一衰败之后，必另有一兴盛跟随而来。万物皆有其因，但此因并非
机械之因。“提醒者的书”中的有机系统，就这样统摄了整个宇宙。在这戏剧性
之连续不断的循环中，宇宙万物之存在如前所述皆依赖于全部系统之整体性，如漏
接了这“提醒语”，则便归于乌有。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件事物会漏接的。
希腊哲学家Heracleitus讲了一句名言：“太阳不会逾越他一定的规矩，否则
复仇女神Erinyes与正义女神Dike的人员会去找他。”它的意思是，大自然的某一
现象能够做出反叛的行为，但宇宙的执法者会强迫他驯服。Misch１以极锐敏的眼
光在《易经》和它的注释里，找到了类似的意思。对于乾卦上九之“亢龙有悔”
经上乾传第一，文言注曰：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但圣人仅是在觉得所有宇宙万物天上的及地上的自然的知道什么和作的什么。
MiSch氏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在内心里都认为万物的演变，不是受法则
Iaw控制，它们只在共同的生活中相互适应。和谐乃是“自然而有机”的世界之基
本原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由一个新的角度来了解荀子那种诗似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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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知道为什么他要把“礼”被一般人承认的道德所认可的善良习俗和传统仪式提升为
宇宙的原理。不仅在人文社会，而且在整个自然界也都有如下的特征：施与受、
以礼相待而不在死板的力及其程序中斗争、以妥协解决问题、接受天生必然的命
运，以及回避机械性的力
如果上面谈的中国之宇宙图象五行元关联乃其抽象的图都一如我所相信的全是确实
的，那么显然地，汉朝及其以后的学者并未陷于“原始思想”的泥沼。我们非常
感谢Lèvy－Bruhl对原始思想做了极为有趣的分析，其中有许多观点我们很可以接
受，然而他说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宇宙图象，正是典型的原始思想，这一点却大欠
公平。我之对Levy－Bruhl的理论发生兴趣，乃是由于读到了这样一句醒目的话：
“就原始的心智而言，每一件事皆是奇迹，或者应该说：没有一件是奇迹。因
此，每一件事皆可相信，没有一件是荒谬或不可能。”无意中读到它的时候，我
正在注意到不无苑尔的，从道家的意义说某些基督教的学者，被中国人其实是道家对于
奇迹所持的特有态度给激怒了，因为他们发觉，中国人竟然轻易地就将奇迹也当
做一般的事实，却又看不见它们的意义，除了以为魔术家必有特殊有效的技术。
Levy－Bruhl说，没有逻辑素养的人，原就体会不出逻辑上和物理上的荒谬性。他
们会认为每一件事物皆可做为其他任何事物的“因”。如果在非洲的小镇里，突
然驶进了一艘比常到的船多了一根烟囱的汽船，随着又发生了瘟疫，那么这一艘
汽船亦如其它任何事物的，便会被当做该瘟疫的原因。这种从浑沌的现象中随便
选出一个“因”的思想方式，他称之为“参与律”law of participation，也就是
说，仅具原始心智的人，根本不理会矛盾律或两者之间是否真的有因果关系，凡
是周围经验过的一切，都可以拿来解释事件的发生。
我们应该与Levy－Bruhl的分析分手的地方，在于他把关联式的思考或联想式
的思考也视为一种原始思想。如果此处之“原始”是就年代来讲的，则关联式的
思考可能可以算是原始的；但要说它乃“参与”式的思想之一部分，则绝对不
行。因为一旦像五元系统的类别方式被建立起来，事物就不能随便做为其他事物
的原因了。或许我这样说会比较地正确：从原始的参与式思想发展出来的至少有
两条路，一条希腊人走的是将因果概念加以精炼，这种态度引出如德漠克利特
Democritus那种对自然现象的解说；另外一条路，是将宇宙万物万事都有系统地纳
入于一个结构形式，这个结构决定各部分间的相互影响。如果有一个质点占据了
时空中的某一点，依前者的看法，这是因为另外有一个质点把它推到那里；而依
后者的看法，则是因为他与别的一些质点构成一个“力场”，由于相互影响的结
果，才把它送到那一点。如此，因果关系已不是“质点的”，而是“围绕的”。
细查人类思想史，我们也许可以看出牛顿的宇宙是前一条路的终点，而Whitehead
的宇宙则是后一条路的终点。然而就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论，无疑地前者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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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之不可或缺的历史先驱。
关于同类的事物能相互感应或作用，虽然这是中国思想的特征，但希腊也有
与之并立的。Cornford２曾从他所谓“流行的信念的格言”里看出这一点；此种
信念乃是哲学家按“常识”而不经细察所接受者。以亚里士多德的三种变化为
例，亚里士多德将空间里的“运动”解释为相似者吸引相似者；“成长”为相似
者滋养相似者；“质的变化”为相似者影响相似者。“德谟克利特主张动作者与
感受者必须相同或相似，因为如果不同的事物互起作用，也仅是由于它们偶然的
有某些相同性。”但是也有一些相反的格言，认为相似者排斥相似者。“每一事
物皆欲求与其相反者，不欲求与其相似者。”所有这些都与苏格拉底之前时代对
自然现象里之“爱”与“恨”的观念，有一明显的关系；而且也很易从社会习
惯、异族或同族婚姻、及交感的魔术等，看出它的根源。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当
希腊思想从这种古老的观念，移向于机械的因果概念预示出文艺复兴时的完全破裂
时，中国人是在发展他们的有机思想方面，而将宇宙当做一个充满着和谐意志的
有局部的有整体的结构。
Levy－Bruhl谓这原始的宇宙图象，由于事物的定义和区分的进展而渐被代
替。但如在某一中间时期，这原始的宇宙图象，被建立起来，则该民族的文明便
必须为它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人们会把它认为可以符合于“实在”reality，而
事实上却不能也。Lev卜Bruhl 接着又说：
“这种系统将自以为是自足的系统，此后应用于这些概念的心力，无论其继
续如何之久，也与“实在”无接触。中国的科学知识正是此一停顿发展的好例
子。它曾经产生了许多大典籍，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
疗学等等，但是这些学问，就我们看来都一文不值。为什么历经如此长久的年
代，又花费了如此多的努力和技巧，而其成就却完全等于零呢？当然它有很多原
因，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所谓的科学，乃立基于冻结的概念；此种概念从来就
不曾真的受过经验的考验，它们所包含的，只有不清楚，不能证实的观念和神秘
的预定的关联。这些观念罩上一抽象的一般形式，容许一个分析与综合的程序—
—显似的很合乎逻辑而永远无益的程序，自满自喜的进行个不休。中国人这样脱
离不了自己的桎桔，老是沿着自己的轴心旋转，使那些最了解中国人心智的人—
—如de Groot－几乎要感到绝望。他们的思想习惯已经太过僵硬，由其产生出来
的窘困也已太过严重。要中国放弃她的中医、学究和风水师就像要欧洲不要因为
她拥有博学之士而傲慢一样的困难。”
然后，Levy－Brnhl又对印度的科学思想，加了一些类似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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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再找出比他这段话更为错人迷途的言论。我实在不明白，这位对他
所非难的书籍连一个字也不识的著名学者，究竟因何理由把使他本身也受益不少
的文明中之科学与技术成就统统摒弃掉。显然地，从历史看来，中国在技术上的
许多发现，并未受到发现者们的宇宙观的质的影响。而且不能因为著书者的宇宙
观未曾发展出加力略与牛顿那样的科学，便使那些他卑视的中国古籍里的经验知
识的价值，减低丝毫。反之，我以为适当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人之关联式思考或
联想式思考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式或法则式的思想方式，在本质上根本就不
同。它没有产生出十七世纪那种理论科学，并不构成说它是“原始的”的理由。
现在我们再来看，关联式的思考，是否与现代科学所不能不采用的有机哲学
philosophy of organism无关呢？如果有关的话，我们就要问：那么，此种有机哲学
的起源究竟为何呢？
我急欲将这种差异彻底澄清一番。中国人关联式的思考绝不是原始的思想方
式。也就是说，它绝非处于逻辑的浑沌，以为任一事物皆可做为其他事物的原
因，而让魔术师纯粹的幻想来指导人的观念。它的宇宙，是一个极其严整有序的
宇宙，在那里，万物“间不容发”地应合着。但这种有机宇宙的存在，并不是由
于至高无上的造物者之谕令万物皆臣服于其随伴天使的约束；也不是由于无数球体的
撞击一物之动为他物之动的原因。它的存在无需依赖于“立法者”，而只由于意志之
和谐；这情形就好像参加乡村的舞会，他们的舞姿是如此的自然和有规律，舞蹈
者的动作并非由于有什么法则规定，也不是由于后面有人推动，而是由于意志的
和谐。以后我们会读到这么一句话：“不见天之使时，而四时不忒。”中国的皇
帝每年必有祭天之举，否则恶鬼必定跟随而至；不管这种信仰是多么的荒谬，但
它正可显示出中国人是相信宇宙一体的。祭天之际，皇帝位于“明堂”，身穿合
于节令颜色的礼服，面向某一固定的方向，然后在配合于当时之音乐声中举行仪
式，这些仪式无不象征着天地一体的观念。再举一个科学上的例子，中国人认
为：如果月亮于某时某刻走到某一星座的位置，这不是由于谁曾命令它非如此不
可，也不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故，它服从了某一可用数学公式表达的规矩，而是
由于它乃是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其他别无原因。
从数目字的使用方式，很可以看出中国的与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的歧见。当
然，欧洲也有毕达哥拉士学派，而在中国也有很多令人赞赏的数学成就。但是中
国人的关联式思考却极自然地运用一种数目的神秘性numer－o１ogy数目论，为现代
科学思想所不取的亦如对金字塔作数目的想像的不科学然。作者以为虽则关联式的思考
对中国科学的阻碍，没有所有其它因素的阻碍大，但它对中国科学是无丝毫贡献
的。关于此点，Berg－aigne说得很好：“数目不由于实际经验到事物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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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ity而定；反之，乃是由于人早先即有一种神秘的数目好似预先准备好了的一个
架构，再来定事物具有多元性。”真正对中国思想感到兴趣的学者，不应不读
Granet论数目之象征一章。他说：“量的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性思考里，
实际上不占任何地位。但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于数目本身有极大的兴趣。但是不
管土地测量师、木匠、建筑师、马车制造者以及音乐家们有多广的算术或几何知
识，哲人们对之总是无兴趣的，除非其有利于他们的‘数字游戏’。数字只被他
们当做符号来使用……”。又说：“数字没有代表事物大小的功用，它们只被拿
来将实质之大小配合于宇宙的大小。”无疑地，无论我们怎样苛责中国古代及中
古的神秘数论数目论，也不嫌过份。可是我要提出一点：就如同欧洲有些基本思
想，在中古时代曾引致有过度情形，如使用法律程序来审判动物等，中国的神秘
数论及五行间的象征性关联也有过度的伸展，然其基本思想，是本身稳妥且对将
来的人类思想亦有价值的。
古代的中国人将时间分成四个具体的季节，然后又将这些季节分成许多小部
分；对他们来说，时间不是抽象的参数一连串的相似的瞬刻。至于空间，它是分成南
北东西中的五个区域，而不是向各方抽象的平匀扩展的伸延。这些被分成的部
分，在相应表格里相互关联起来，例如“东”永与“春”和“木”关联，“南”
永与“夏”和“火”关联。Jablonski１在解释他的老师Granet之观点时说：“相
互关联的观念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取代了因果的观念，因为万物不是有因果关
系，而是相互关联。”当我读到了这一句话，我立刻就想起了庄子。庄子将宇宙
比喻为动物的身体而说：“百骸九窍六脏蹈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有
其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妄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
存焉？”当然，对于这一连串有韵味的问句，庄子的本意都是否定的。两个世纪
以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篇重复了这种思想，他说：“天之常道，相
反之物也不得两起……阻与阳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此其文。”这种思想
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宇宙自身乃一庞大的有机体，在其内中的分子有时此占优
势，有时彼占优势何者占优势皆出于自然，各分子都以完全自由的服务精神互相合
作，至于谁担任较重的工作，谁担任较轻的工作，则视其本身之资材而定，谁也
不比谁的价值高，也不比谁的价值低？
在这系统内，因果关系是呈有层次的变动性hiera rchicallyfluctuating的，而
不是“质点式”和单向的。我的意思是中国人对于大自然所持之因果概念，有点
像比较生理学家在研究腔肠动物之神经网，或研究哺乳动物之内分泌系统音乐队
时，所必形成的概念。因为在这些现象中，我们很难看出在某一时刻那一个份子
是领导者。将哺乳动物的内分泌作用比喻为乐队的演奏，就使我们想起它将有一
位乐队指挥，然而即使是较高级的脊椎动物，对于其体内之内分泌腺的作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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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不知道它们的“指挥”到底是谁？再者，按现在的发展，似可能是哺乳动物
和人类的较高之神经中枢是构成一个“神经网”，比电话线式的传统观念更为适
于应变。有时此线或此神经中枢占据因果关系的最高位，有时彼线或彼神经中枢
占据最高位，所以是呈变动式的。这一切都异常不同于“质点式的”或“撞球式
的”因果观——认为某物撞击某物，乃是此物的运动之唯一因。“宇宙及其组成
分子皆有循环交替的性质，此种信念紧紧地统摄着中国的思想，以致于他们总是
将承上启下的观念，附属于相互依赖的观念。如此，回溯的解释法便不难理解
了。例如某位君主生前无法取得霸权，因为他死后有人为他牺牲生命。”简单地
说来，这两事实皆系同一个无时间性的结构的一部。
Granet没有使用“Pattern”图样这个字，这是因为此字在法文里意义不大相
同的缘故，但以它来表示他思想的结论最为恰切。他整部书５都强调“秩序”的
观念是中国宇宙观的基础，我相信这种见解是正确的。社会及宇宙的秩序并非基
于权威的理想，而是基于交互的责任心。“道”即为此种秩序之总名，一个有效
力的总和，一个有反应性的神经媒介；“道”不是一个创造者，因为万物皆非被
创造的，宇宙本身亦不是被创造的。智慧之全部，就是在各关联中增加直觉似的
相应correspondence的数目。中国人的理想里，没有上帝和律法。宇宙内的每一分
子，都由其本性的内在趋向，于全体的循环中欣然贡献自己的功能，这个非由创
造而来的有机体，反映于人类社会上的，是一个普遍的理想，即人与人间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