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再来看看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联大的教授尽是当代的权威，已如前述，但他们清苦的生活，必令你不敢相信。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因避日机轰炸，散居各处，他们每天到校上课，至少要走二十里路。根据吴大猷教授的忆述：“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机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买菜煮饭倒不很怕，最生气的是生不着炭风炉。我知道生火的方法，但实行时有时不灵。有时将未燃的炭放在邻居的火上，等烧红了再拿回自己的炉上。早上有课时，我便提了菜篮和一把秤，带到课堂黑板下，等下了课再买菜回家。有一天好容易买了两条鲫鱼，拿回来放在小院子水缸前，正要洗它，入房里不过几秒钟，出来时已少了一条鱼。一看，便见一只乌鸦衔了一条鱼飞上房顶了。虽然说，能被乌鸦衔上房顶的鱼大不到哪里去，但正因为鱼不大，两条丢了一条，是很惨的事。”
至于联大同学“吃”的情况呢：一九三八年学生贷金每人七元尚有鸡蛋可吃，一九四四年资金涨到一千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两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三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早上校门前一列长摊的鸡蛋饼和油条豆浆，文林街小吃馆的米线饵块，给了很多的诱惑，但非人人可享。老教授负米数十里外，气竭而不怨，豆芽菜煮豆腐，一家四五口，如此而已。一九四○年间日机滥肆轰炸，上课时必须提高警觉。警报一响，立即外奔。警报分三段：“预行”、“空袭”、“紧急”。初闻空袭警报而跑，继则闻预行而跑，最后胆量稍小之同学，见晴天即开溜，所谓“跑晴天”是也。一日之间，警报有达数小时者，不仅无法上课。甚或终日难得一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培植出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类拔萃者亦不少，可谓难能矣！
至每年毕业人数，则可根据档案约略统计，但亦仅其大概而已：
一九三八年度毕业三○五人均为北大、清华、南开同学，联大仅十七人，师范七人。一九三九年一○六人（恐有误）。一九四○年一二三人。一九四一年三六五人。一九四二年五一四人。一九四三年四九八人。一九四四年毕业三八六人，从军二九一人。一九四五年三八○人。
几篇文献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四月，准将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北大、清华、南开各恢复原校，西南联大于七月一日结束。新校舍大厨房后面土丘下，立起了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文曰：（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
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刻
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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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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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进行曲校歌亦在其中。罗庸教授作校歌，冯友兰教授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教授作曲。
【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雠寇，如烟灭。大统一，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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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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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来，我书桌上常放着四本书，我在译述工作之余休息时，总喜欢翻翻它们，引起无限亲切的遐想，使我一再回到那早已消逝了的遥远的苦难岁月，那些充满着抗争和求索精神的激动的日子，那个特殊时代特殊机遇所交织起来的奇丽梦境里。这四本书就是：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二、《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三、《笳吹弦诵情弥切》（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四、《西南联大在蒙自》。此外，还有好几期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上海校友会编印的《通讯》。这些书刊都附有不少珍贵的老照片、图片、校歌，当年好几位教授老师们的题词和手迹，以及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的极为贵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碑文意义博大深远，充满激情，文采斐然，记叙西南联大始末，阐明其精神与成就；此文是冯先生得意之作，定当流传久远，以启迪后人）的复制片等。除《校史》外，每本书和通讯里边都有许多老校友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还有一些难得的史料。《校史》一九九六年十月北大出版社印行，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主编，共有六百多页，是依靠十几位校友辛勤努力，经过十多年的多方面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而编成的一部巨著。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如此详尽完善，如此有意义的校史，是空前绝后的。说“绝后”，因为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陈迹了。然而，西南联大的精神过去存在，现在还存在，将来也会存在，而且应该使之发扬光大的。正如不久前在上海《文汇渎书周报》上发表《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一文的作者鲲西学长所说的：“西南联大已是历史陈迹，但它曾哺育和润泽无数莘莘学子心灵的恢弘博大的精神是不会被遗忘的。”说得多好，我完全赞赏他的见解。为《校史》写序的陈岱孙先生更是具体地说明西南联大的卓越成就，光辉的贡献，他着重指出：“人们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校史》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院系史”，都由各院系一位老校友负责撰写，倾注了各自的研究、理解和热情；比如外国语言文学系史就是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李赋宁学长执笔的。书中将各系历年所开的课程，每门课担任的教师都一一列出；对主要的教授还作了专门介绍，他们的生平学历等，甚至还概括说明他们授课的特色。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外文系里，吴宓先生“讲课的特点是不需要看讲义，就能很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他教学极为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吴宓主张外文系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享受西方思想的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很有关系”。
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以上所引赋宁学长对于吴、叶两位老师的讲课特点的简要说明和评论，是完全符合实情的。当年我在蒙自和昆明上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叶先生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这两门课时的情景犹淹留心中，具体、明朗、生动、深刻；这会儿我仿佛又亲切地望见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我又想到吴、叶两位先生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于今天我们大学里文科（尤其是外文和中文系）是大可借鉴而加以继承发展的，所以我很乐意在这里介绍一下。《校史》最后附有全部学生名单，从哪年到哪年，毕业或肄业，本科或研究所的，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一查就行。今天国内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界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科学家，还有诗人、作家、翻译家，作出各种贡献，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影响，已故或尚健在的西南联大同学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们的名字。
《西南联大在蒙自》由云南蒙自县文化局、蒙自师专和蒙自南湖诗社合编，出版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这是本较新鲜别致的纪念文集，编得挺好，封面很吸引人，印有南湖风景、海关大院内原来的教室和歌胪士洋房里原来的师生宿舍等三张照片。书中收有陈寅恪、钱穆、郑天挺、朱自清、陈岱孙、浦薛风、柳无忌、杨业治、浦江清等先生的回忆纪念文章和旧体诗；闻立雕的《忆父亲在蒙自二三事》和宗璞的《梦回蒙自——忆冯友兰先生在蒙自》两篇文章。当时南湖诗社发起人之一刘兆吉学长还特地写了一篇《南湖诗社始末》，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经过和工作（如办墙报、讨论会等）及成员情况。这是一份颇有价值的史料。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是在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教授热忱鼓舞和亲切指导下进行活动的。《校史》第一篇“概述”里提到这个诗社说：“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诗社，取名南湖诗社。他们请朱自清、闻一多为导师，出版诗歌墙报，还举行了两次诗歌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前途、动向等问题。他们提倡新诗，以写新诗、研究新诗为主，对旧体诗并不反对。……社员有查良铮（穆旦）、赵瑞蕻、周定一、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等。后来他们在诗歌创作或研究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上文提到的鲲西学长写的一文中也说：“西南联大的诗歌活动是从蒙自南湖开始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中有周定一的《南湖短歌》就是在当时南湖壁报上发表的，说是发表其实是贴在墙上的。……而我记忆最深的是赵瑞蕻君也贴在墙上的一首长诗，一时间颇为轰动。”（我这长诗就是《永嘉籀园之梦》，后改题为《温州落霞潭之梦》）这本书里杨业治先生写的《从南岳到蒙自》一文最后还特别翻译了歌德《浮士德》卷首的《奉献》（Zueignung）一诗，他说：“回忆蒙自旧事，恍如隔世。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篇首《奉献》所述，合我此时情意。译此诗以志怀。”在这里，我想引该诗第二节（全诗共四节）作为六十年前我们师生在那遥远的地方、亲切的南湖湖畔度过的难忘日子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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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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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带来了欢乐日子的景色，
好一些可爱的人影在那里升起；
像一个古老的，半已淹没的传说，
初恋和初次的友谊随着来到；
唤醒了的旧日痛苦的怨诉，
复述着生命的迷宫似曲折的道路；
又说起那些命运夺走了
美好的时光，先我而逝去的好人。
六十年前，从南岳山中辗转流亡到蒙自湖畔，暂时找了教学读书的安静环境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教师和学生中如今仍健在，还能做点事的人不多了；绝大部分的老师教授们已成古人，“先我而逝去”了（vormirhinweggeschwunden）。我们在蒙自虽然只待了半个学期，但那里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情景却在我们大家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来朱自清先生在《蒙自杂记》里所说的：“我在蒙自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作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我在这里再抄一段宗璞《梦回蒙自》一文中关于蒙自风物的描绘，对她父亲冯友兰先生的怀念，以及她自己的感受：
蒙自是个可爱的小城。文学院在城外南湖边，原海关旧址……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河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亲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四十三岁，半部黑髯，一袭长衫，飘然而行。……在抗战八年艰苦的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当时生活虽较平静，人们未尝少忘战争，而且抗战必胜的信心是坚定的，那是全民族的信心。
关于蒙自，我那三篇怀念朱自清先生、燕卜荪先生和穆旦的散文里已有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不重复了。陈岱孙先生也为《西南联大在蒙自》写了一篇很好的序，我觉得应该把他流露着真情实感的最后几句话引在这里：
当小火车缓慢地从蒙自站驶出时，我们对于这所谓“边陲小邑”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直至今日，凡是当年蒙自分校的同仁或同学，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都对之怀着无限的眷恋。固然环境宁静，民风淳朴是导致这一情绪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敌人深入，国运艰难的时候，在蒙自人民和分校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切的，同志般的敌忾同仇、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我们间深切感情的基础。因此，《西南联大在蒙自》一书所征集文章还不只是个人当年雪泥鸿爪的一般回忆，而实为呈现当年时代史迹的纪录。
每当我翻阅这些书刊时，我眼前立刻浮现着六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穷凶极恶地蹂躏祖国大地，抗日烽火高烧，在动荡离乱的岁月中，敌机狂炸下，我们的学校在长沙、南岳、蒙自、昆明等地克服各种艰难，以“刚毅坚卓”（这四个字是联大校训）的精神，坚持教学，勤奋学习，弦歌不辍的景象。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共计八年十一个月，以学年计算正好九个学年。在当时那样动乱的局势中，那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三座久负盛名而各有其历史和校风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先生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中，依照当时教育部的指示，共同建立了西南联大；又依靠这三位常委的领导，在全体师生支持努力下，逐步克服了外部种种物资的匮乏，消除了内部某些分歧和矛盾，终于坚持了九年之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那么多优秀人才，这真是了不起！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全世界教育史上创造了奇迹。郑天挺先生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越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坚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校风上，莫不如此。”我想郑先生这几句话可以认为是西南联大之所以取得光辉成就的一个很好的说明，也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这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校史》前言）。这也就是上面提及的西南联大精神。其实，西南联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即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这点许多校友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里都多多少少地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林语堂先生路经昆明（那时他准备到美国），参观西南联大并讲演，他很激动地对大家说：“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这句名言一时传为美谈，确是一语道出了当时联大的景况。二十多年后，有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依色雷尔（中文名字是易社强）有一天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一本《联大八年》，立即吸引了他，发现战时中国在西南角上居然办了这么一个大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便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短短八年中竟能培养出这样众多出色的人才？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兴致勃勃地多方搜集资料，访问了五十多位联大教师，两百多个联大同学；还不辞辛劳，远渡重洋，来大陆和台湾七八次，深入调查研究，终于花了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有七百多页的巨著《联大——在战争与革命中的一座中国大学》（后来是否仍用此书名，是否已正式出版，待考），这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曾对一个访问他的记者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善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请注意这句话中连用了五个“最”字）后来，一九八八年，他为了纪念西南联大五十周年，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愿意抄几句，且听听一位外国学者朋友怎样评论西南联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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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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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知识分子精英的荟萃，使联大顿时成为一所超级大学。……联大的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吸引了战时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个大学。由于联大师生无所畏惧地捍卫了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抨击了重庆的一党专制，联大获得了“民主堡垒”的美誉。……到一九四六年秋天，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回到原先的校园时，联大已为自身在中国现代史上赢得了光辉的一页。然而，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月中冻僵，却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作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全文中译见《云南师大学报》一九八八年十月编印《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我在《南岳山中，蒙自湖畔》那篇纪念穆旦逝世二十周年较长的散文里，曾说“六十年前降临在中国大地上的秋天是灰色的、黑色的、动荡的、凄凉的、悲愤的，兵荒马乱，烽火连天；也是同仇敌忾，充满着反抗呐喊声的”。那时，一九三七年秋天，十月里，北大、清华、南开三座大学师生，再加上不少从别的大学来借读和转学的学生，克服了路途险阻，千辛万苦，流亡到长沙，在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学校觅得难得的栖身之地（包括南岳山中的临大分校文学院），继续教学读书。那时，长沙一时就成为三十年代末期狂飙怒涛中我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密集团聚的一个据点。可是不久，只有三个月短暂的时间，由于强敌深侵，时局紧迫，学校被迫西迁昆明，正如后来《西南联大校歌》里所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支知识分子大军，其中有许多当时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学者专家教授，文化学术界的精英，又开始长征，“兵分两路”，水陆并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远距离跋涉，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最后又都汇合相聚在昆明（联大文法学院蒙自分校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搬回昆明，与理工等学院合在一起了），那个云贵高原上的春城，五百里滇池边上的一颗明珠。从长沙临大学期结束，开始西迁，到昆明西南联大新学年开始，正好半年时间。师生全体虽历艰辛，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未出大事故，这真也是了不起的！更可贵的是，师生经过长途跋涉，深入内地，了解生活景况，民间疾苦；或路经英、法殖民地，亲见丑恶现象，这都不是平时在课本上所能具体地体会到的。这些锻炼，这些不可多得的考验，使师生睁开了眼睛，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更加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对以后的生活和斗争起了作用。闻一多先生在一封给他父母亲的信中说：
……第五日行六十里，第六日行二十余里，第四日最疲乏，路途亦最远，故颇感辛苦。……如此继续步行，六天之经验，以男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像，然而终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至途中饮食起居，尤多此生未尝过之滋味。每日六时起床（实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
闻先生在一封给一个学生的信中又说：
十余年专业之考据，于古文纸堆中寻生活，自料灵性已濒于枯绝。抗战后，尤其是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
朱自清先生一九三八年八月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说：“……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冯友兰先生的题词中也说：“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
一九三八年秋天，整个联大总算安顿下来，师生开始新学年的教学和学习，迈入另一阶段的生活境遇中了。那时，学校租借了昆明市郊会馆和不少座中学、专科学校（因避敌机空袭，这些学校疏散到乡下或外县去）的房屋，作为教室、行政办公用屋、师生宿舍等。后来又在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多亩土地，造了一个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就在这片新校舍以及其他租借来的房屋中，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研究、实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道路；“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培养出了一大批“创业之才”（《校史》前言）。也正是那个难忘的秋天，当大家稍稍安定下来的时候，日本鬼子的飞机开始袭击昆明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三日，我们初次听到了空袭警报的凄厉声；九月二十日，敌机九架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学校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挨炸了。我那时就住在那里一个住了四十多个同学的大教室里，幸亏我们一听到“预先警报”就往外面田野里跑，躲避了。昆师后院边上有个破落的佛殿胜因寺，被炸了一半；平日中晚两顿饭我们就在寺里围着一张破桌站着吃的。从此以后，敌机时常来骚扰投弹，也因此，“跑警报”便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汉语中第一次出现了“跑警报”这个新名词了。关于“跑警报”，我在作于一九四○年的那首长诗《一九四○春，昆明》（这首诗或许是我国新诗中采取现代派手法惟一集中描写日本鬼子轰炸的长诗）和作于一九九五年春《当敌机空袭的时候》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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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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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泡茶馆”，因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泡茶馆”也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学校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Caf■cheznous”（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不过，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这些都是联大师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镜头，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怀念的一幅幅风俗画。
我从一九三七年秋入学到一九四○年夏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立即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事儿，在温德（RobertWinter，原清华外文系教授）先生主持下的“基本英语学会”工作。后又在云南英专教英文（清华校友水天同先生是校长），最后转到岗头村昆明有名的南菁中学教高中一年级英语，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离开昆明上重庆去了。所以，我与西南联大有整三年可喜的缘分；我在昆明待了四年多。如今回忆起来，当年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仿佛这会儿就呈现在身边似的。根据我的亲身体会感受，或者一些理解——可说不上有什么深刻认识，特别研究——我觉得西南联大的优点长处，也许就用“西南联大精神”这六个字眼吧，可以用下面四句话，三十二个字概括起来，这就是：一、爱国救亡，抗战必胜；二、师生情谊，教学相长；三、民主思想，自由探索；四、中华情结，世界胸怀。关于第一点“爱国救亡，抗战必胜”，不必多说，大家都是清楚、了解的。在这里，我只是想就二、三、四这三点，这三个方面集中结合起来谈谈我的一些感受。重心放在第二点上，因为这是我感受最亲切，得益最深的。
任何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主要的成员是教师和学生；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教师领导学校，担任教学，教育学生，培植人才；教师的职责可以不一样，但目标一致，就是办好学校。西南联大继续坚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长各系主任、各研究所长等，都由教授担任。还有个特点，就是教授兼职（总务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等）并不增加薪水，照样参加教学工作，课程负担跟一般教授相同。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儿。从同学方面说来，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什么这个主任那个长。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闻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一九三一年梅贻琦先生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说过：“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这两句名言（也可称为警句）及其所代表着的精神在西南联大仍然得到贯彻。梅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电机、机械学的专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联大主要的领导人。梅先生的人品、学养、办事能力、待人接物，踏实诚挚，谦和沉着，富于责任心，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威望。生活又是那么朴素，在昆明经常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走来走去。一九六二年梅先生逝世后，叶公超先生曾写了一篇怀念文章，称梅先生为“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叶先生说：“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的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他对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他的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椿事。”
上文提到梅先生说过一个大学不是靠大楼，而是靠大师，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欧美等国也是这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任客座教授时，对此点有所了解。该校拥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不少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不要大楼（在今天很需要许多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说学校主要是师资力量，必须有好教授，尤其是各专业的大师。西南联大有许多大师，文理工科都有，这只要翻翻《校史》中的“院系史”部分就可以明白了。当年那些大师的年龄还只是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正处在壮年时期，而他们在科学、文化研究各方面已取得了成就，作出闪亮的贡献了。此外，还有一批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这也是一份高强的力量。依我的感受来说，最可喜最可贵的是当时一般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厚、亲挚、密切、和谐的关系；那样亲切的师生情谊，认真的教学相长的学风应该大书特书，值得我们今天沉思，好好学习的。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强调基础教育和锻炼，十分重视基础课程，许多名教授担任基础课（比如说，中国文学史、西洋通史等），也有配合助教进行教学的。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在课堂上见面外，随时可以随意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某个学术观点争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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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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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和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如今我仍然牢记在心。
我还记得当时哲学系有个朱南铣同学（我跟他较熟悉）书念得很好，真有个哲学头脑，常常异想天开，也会写很不错的旧体诗。他戴副高度近视眼镜，背有点驼。我经常看见他跟他系里沈有鼎教授（数理逻辑专家）泡茶馆，一泡泡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也辩论起来，各不罢休。朱南铣有次告诉我他的一些学问是从沈先生的“信口开河”里捡到的。一九四○年我毕业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后来听说“文革”中，他被下放劳动，一天晚上摸黑走路，不幸掉在池塘里淹死了。
我在这里再一次想起吴宓先生、叶公超先生、朱自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来。关于吴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我已写了三篇较长的文章，不重复了。这里再说一下叶先生。他可真是一位既精通英国语言文学（英文说得那么自然、漂亮、有味儿，听他的课实在是享受），又对国学有较深的修养；还善于写字绘画，长于画兰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他很欣赏北大外文系一九三八年毕业生叶柽，留他在联大当助教，教大一英文。叶柽是我老乡、温州中学老同学，中英文都很棒。他喜欢英国萨克莱作品，很有研究，写过几篇论文。那时，叶先生和叶柽都住在昆华师范学校（联大教职员和学生宿舍）里，时常见面来往，叶先生有什么事就找叶柽，是十分亲近的。有一次，我正在叶柽住的一间屋子里，看见叶先生敲门进来了，就对叶柽（叶柽字石帆）说：“石帆，我这几天穷得要命，你借我点钱，过几天还你，行吧？”叶柽问他要多少，叶先生说：“五十吧！”叶柽说：“好！……”
我在南岳上学时，除外文系的课程（如叶先生的“大二英文”，燕卜荪先生的“莎士比亚”）外，我选修或旁听了几位教授的课（有时为了好奇，去看看某位名教授讲些什么，怎么讲的，只听那么两三次）。我去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他个子较高，一把短胡子，穿件大褂，慢慢儿讲课，有时一句话要讲几分钟，因为他有点儿口吃。可真讲得有意思，妙语连珠喷射，教室里静悄悄的，使人进入哲理境界。我还去听罗庸先生的“杜诗”。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
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念完了就说：“懂了吧？不必解释了，这样的好诗，感慨万千！……”其实他自问自答，他从首句讲起，正好两节课，讲完了这首有名的五言古诗。
我眼前出现这么一个场景：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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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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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在外文系里，吴达元先生是我一生最难忘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教授之一。从南岳而蒙自而昆明，我在吴先生教导下，学习法文整整三年，从二年级到四年级。吴先生在全校是以极认真的教学方式出名的，他是一个严格要求学生的典范。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住他上课时的样子和神情，仿佛还听得见他叫我“赵瑞蕻，你解释下面几句！”的声音，一听我就紧张了，先生的面容立刻浮在眼前。上课时学生回答错了，他便不高兴蹙着眉头说：“回去好好准备！”答对了，他就笑眯眯地连声说：“tr■sbien！tr■sbien！！”（很好！很好！）我们从《法语文法大全》（FraserandSquare：ANewCompleteFrenchGrammar），中经邵可侣（J.Reclus）选注的《近代法国文选》（LecturesFrancaiseModemes，此书有蔡元培序，一九三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直到四年级时跟吴先生读“三年法文”——采用莫里哀两个剧本Tartuff（达丢夫，即《伪君子》）和Amphitryon（安菲特利翁，古希腊神话中一个人物，西布斯城邦的王子），我所受的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教育是较踏实的，较完善的。吴先生是我的恩师之一，我永远怀念他，感激他！那时四年级有一个上海来的漂亮温柔的陈福英女同学，与我一起上吴先生的课，总喜欢坐在我的旁边，要我多帮助她。每次吴先生叫她念，翻译一段时，她就轻轻地发抖了。我悄悄地对她说：“别怕！没关系，慢慢读下去……”她老叫我“YoungPoet”（年轻的诗人），几次说“Youngpoet，你一定要好好帮我闯过法文这一关啊！”当然，靠她自己用功，最后她的“三年法文”还是及格了。其实，吴先生虽然严厉，但他十分直爽，平易近人，极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翻译的《红与黑》初版本出版后，寄赠一本给吴先生（那时他在昆明），他很快就写信鼓励我说：“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带来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这是国内《红与黑》中译本最早的几句评论。你看，当时吴先生的眼光多锐利！他的见解比起解放后许多大大小小文章集中火力批判《红与黑》，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不知高明多少倍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和杨苡带了两个孩子到天津我岳母家，几天后我独自到北京拜访沈从文先生，也到清华园看望吴先生，畅谈别后情况，他一定要留我吃中饭，说可以多聊聊。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他翻译的博马舍《费嘉乐的结婚》作为纪念。此书我珍藏至今，后来我在南京大学教外国文学史时，曾对照法文原著精读了两遍，惊叹先生译笔忠实而流利，又能保持原作风味。我在课堂上以吴先生的译文朗诵了该剧第五幕第三场费嘉乐有名的独白。一九七三年秋，杨宪益夫妇出狱后不久，我和杨苡到北京探望时，我也到北大燕东园拜访吴先生，那时他已患咽喉癌开刀，声音嘶哑，但仍高兴和我谈谈，我十分难过。三年后，先生辞世了，才七十一岁。
在蒙自时，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听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那时他四十三岁，正是盛年，精力充沛，高声讲课，史实既熟悉又任意评论，有独特的见解；说到有趣的事，时不时地朗朗发笑。我记得他说《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里的“朋”不是一般所说的朋友，而是指孔门七十二弟子。一个人的学问有弟子来切磋，那多好。学问本来是集体的，是共同事业。所以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孔子就是看待学生如朋友一样。古代称学生为弟子很有道理。还有，老师去世了，孔子，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死了，主持丧事的人，都是学生，家里人倒反跟在后头。这都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校史》上说钱先生“对中国民族文化有精辟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因而主张民族文化决定历史的进程”。钱先生在他的《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一文中，提到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时常来往谈谈；还特别指出陈梦家热忱地劝他撰写《国史大纲》。他说：“余之有意写《国史大纲》一书，实梦家两夕话促成之。”这点也很可以说明当时同事之间，长者与晚辈之间的美好关系，一种可贵的情谊。在蒙自时我常看见陈、赵两位在南湖边散步。陈梦家先生教文字学课，穿着蓝布大褂，布鞋，手里老拿着一个灰布包，里头装着书和讲义走进海关大院去上课。他那时对上古先秦史、甲骨文已很有研究了。赵萝蕤学长一九三六年已译了T.S.艾略特的《荒原》出版，叶公超先生写了一篇极好的序。我那时看见她比较瘦，修长的体态，很潇洒。钱文中说及赵萝蕤从前在燕园时“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味，遂赋于归”。陈先生在抗战胜利前后，曾到欧美讲学，搜集我国流失在海外青铜器资料，作出了贡献。他解放后在清华任教，后调考古研究所工作，确是一位勤奋有为的学者。可是后来“文革”一开始，他就受迫害蒙冤自杀了！才五十五岁！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上古史、古代神话、甲骨文的专家教授，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新诗人，怎么也逃不掉“罪恶的黑手”，死于非命？西南联大有许多师生后来受尽折磨，含冤自杀的就有不少个，陈梦家之死也是个例子。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时，我和赵萝蕤学长很巧住在靠近的房间里，有较多的机会谈谈。有一次我问她有关陈梦家的不幸事，她不愿多谈，沉默好久。我知道她多痛苦！如今，她也去世了，而她在外国文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她的《荒原》和《草叶集》等的译介，她与吴达元、杨周翰合编的《欧洲文学史》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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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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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上说：“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文科的教授，大多数是中西兼通的学者。专长外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教授，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对本国国情较深入的了解。擅长中国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有的将外国进行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到处理中国传统的学科，已在一些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们文科学生就在这许多教授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中，尊师爱徒的优秀传统下，受到了亲切的教育。那时部分教授还在外面自办杂志，如《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等；也在《中央日报》编个文艺副刊，这都是发言据点，制造舆论的地盘。许多老师认真教学外，坚持写东西，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他的《云南看云》就是一篇很有分量很有见解的散文，他指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不仅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人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总之，他们都是在各自专业中走着一条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道路而取得了各自的成绩的。同学们除了上课听讲外，还参加许多其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成立了一个“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原野》等，轰动一时），可以随时随意去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演讲者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校史·概论》）。我们的“南湖诗社”后来改称为“高原文学社”，每两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许多同学。或者去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歌咏队等等。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时局的评论等，甚至把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小论文贴在上边，看的人很多，教师们也常来看看。闻一多先生写文章，大谈田间，非常赞赏田间的诗，还有艾青（后来他还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认为他们是“时代的鼓手”。他大胆地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诗人的诗人。在一次演讲时，他赞扬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大道。一九四四年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大会上，闻先生慷慨激昂地说：
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是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骂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到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这一切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愿意在这里再引已故国际数学哲学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学长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文中说的几句话：
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尽管那时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艰苦，联大师生在外兼职兼课（教家馆等），打工干活维持生活的多得很，比如闻先生替人刻图章，等等。除了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女和一些不好好念书，在外边做生意，搞投机倒把的学生（滇缅公路开通时，也有人来回跑仰光，发“国难财”的，但这些只是极少数，个别人）外，绝大部分同学是清苦的、勤奋的、积极向上的。头几年大家成天穿着黄色校服，因日晒雨打，逐渐褪色，变成灰色了；冷天披件黑棉衣（这都是长沙临大搬家时学校发给学生的）。一路穿到蒙自穿到昆明，换洗的衣服少得可怜，这是当年流亡学生的标志。大多数人的住处不必说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这几句是杨振宁学长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文里“扎实的基础，西南联大”一小节中说的。这个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年轻时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在这里，我想抄录我在一九八八年纪念联大五十周年时写的一首小诗以作印证：
西南联大颂
八个年头！那么艰苦，又那么香甜，
在南天，壮丽群山翠湖边，
双层破床，雨漏点灯读书；
师生情谊犹如一泓清泉。
在茶馆里谈心，红了耳朵争论，
追求民主真理，有个共同的信念。
狂炸中仍然弦歌不绝——
联大啊！早已开花结果，在海角天边。
我多么怀念在西南联大学习那三年珍贵的时间！我多么怀念那许多敬爱的老师们！我多么怀念那许多年轻有为、相亲共进的同学们！在南岳山中，在蒙自湖畔，在滇池边上，在昆明城中，翠湖的堤岸上……我们度过的日日夜夜是值得留恋，永远缅怀的！冯至先生在他的《昆明往事》这篇回忆散文里一开头就这么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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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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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冯至先生一九三八年底到了昆明，正是日寇凶焰越来越烧入内地，武汉失守，广州沦陷，长沙大火以后不久的时候，那时他三十三岁。他在联大边教德文，边研究歌德和杜甫，为他以后的专著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艰苦生活和轰炸没有打断他的追求精神，贡献他自己一份力量；他开始创作十四行诗，为现代新诗打开了一条哲理沉思的道路。冯先生指出西南联大“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是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工作”。是啊，安贫守贱，再加上乐道——这个“道”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勇于探索，敢于批判，“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既有中华情结，又抱世界胸怀，或者正如吴宓先生所一再强调的“Plainlivingandhighthinking”（生活朴素，思想高超。原句是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这也都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总之，“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校史》第六十九页）。
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昆明，因为昆明有西南联大。
团结，宽容，互相促进，坚持独立自主精神，追求真理，要求民主自由；愤怒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贪污腐败和法西斯暴行——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不是日寇炸弹所能摧毁的，也不是任何反动腐朽的势力所能消灭的。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写出一本专著大书，以启示未来热心的人们。
我相信卢梭的一句话——Letempspeutleverbiendesvoiles（时间会揭开重重帷幕，也可以说“发历史未发之覆”）。
最后，引王力先生《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首“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语）的协奏曲：
卢沟变后始南迁，
三校联肩共八年。
饮水曲肱成学业，
盖茅筑室作经筵。
熊熊火炬穷阴夜，
耿耿银河欲曙天。
此是光辉史一页，
应叫青史有专篇。
一九九八年春三月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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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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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但对它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回忆六十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天津市民习惯叫它“西沽大学堂”。西沽桃花堤，风景宜人，是天津八景之一。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春日的桃红柳绿，吸引了多少游人。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每次看到都使我停足注目不已。
走进校门，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使人心情愉悦；悠扬的钟声引导着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这种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我在国外也很少见过。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
一个志愿 考进北洋
我是山东菏泽人。菏泽是曹州府首县，位于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菏泽城外有护城堤，这是因黄河经常决口泛滥而筑的。老人们说，曹州是历来黄河经常泛流的地区，近年不还时常听到黄水涨发的警报吗？清朝咸丰年间改道的大灾难，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我每每站在堤顶向远处瞭望，默想着，思考着，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能不能治理呢？这种原始的、模糊的念头不断在头脑中酝酿着。中学快毕业了，学什么呢？我决定走建设祖国，改造自然的道路。
家乡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我向他们述说了我的想法，并问他应该考哪个系？他说：“土木。”我又问：“在全国大学中，哪个大学最好？”回答是迅速和准确的：“最好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后来我又问了好几个人，大家竟一致推荐去北洋。我暗暗下了决心，好！我一定考北洋。就这样，在我中学毕业后，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根本没有第二志愿。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同时也在北京招生，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我不但在北京报了名，也在天津报了名。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虽然我在中学时学过三四年英文，成绩不错，但进入北洋后，仍然感到困难。这个学校要求很严格，教员很多是外国人，英文、德文、物理、化学等课程全用外语讲授，听起课来很吃力。两门功课不及格就降班，制度掌握的非常严格，毫不通融，所以同学的脑子中，总是考虑着降班这件事。可以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
教师中有些“有名气”的人兼课。一般说，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点真才实学，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系的。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校旁的桃花堤上走走，一听到钟声（七点钟），便急急忙忙赶回去，不敢稍加停留。在北洋上学，头一年降班的相当多。正因为要求严格，所以基本学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北洋当时与别的学校不同，它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由于教员很多是美国人，所以不是间接影响，而是直接影响，把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套搬了过来。不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美国教材，课外还介绍了不少欧美科技发展情况，使学生的思想开阔，扩展了知识面。
五四运动后全体学生被开除
我是一九一八年考入北洋的，听说根据蔡元培的意见，将北洋的法科转入北京大学，同时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一九一八年北大最后一批工科学生转入北洋。北大从那时起就没有工科了。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起来了。广大同学卷入了爱国的热潮中。天津学生受到北京的感染，基于爱国热情，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和当年在天津读书的周总理、邓大姐有密切关系。我个人觉得，天津掀起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是偶然的。拿我来说，我本来是个只知死读书的人，一心只想学点本事，建设国家，算不上个革命青年。可是当运动一起来，我却被时代的浪潮卷了进去，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参加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白天出去游行，晚上在化学教室——那是个梯级教室开会。我当时不是活跃分子，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总是坐在后排。在开会时，我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没等开完会，就先走了。我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同学告诉我“南开的”。这印
象非常深刻，我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
一九一九年的暑假后，运动还在继续。赵天麟校长辞职，由冯熙运继任。这时学校挂牌，将学生全体开除，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要递“悔过书”。我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忿，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大的中学同学传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我就转到北大物理系。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我还常到“红楼”文科旁听。那时旁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满了人。不过，我在北大只学习了一年多，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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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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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外地当了校长
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忽见报上登出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的消息。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既没有人向我通个信息，也没有人来征求过意见。那时只见报载，未见任命，不便有所表示，但看事情发展。谁想任命很快正式发表，我就到教育部去询问究竟。原来，一九四六年春，教育部令准北洋大学复校，聘王宠惠、王正廷、陈立夫、李石曾、凌鸿勋、茅以升等为北洋大学筹备委员，并于五月间任命茅以升为校长。八月，因茅以升不能就职遂命教务长金问洙兼代校长。不久，金问洙辞职，教育部聘训导长钟世铭为代理校长。一九四六年冬，南京教育部虽任命刘仙洲重任校长，但他坚辞不就。堂堂北洋大学的校长一职，竟形成长期代理，全体同学遂派出代表赴京请愿，要求迅速派出正式校长。当时教育部长是朱家骅，他对我说：“学校要人，没办法。”学生代表则向我诉说北洋大学在抗战期间辗转流离的景况，并愤慨地说偌大的国内知名学府，胜利后已快两年了，竟不派正式校长，形成无人治理现象。这时天津亦有电报催促。睹此情景，深觉虽无能力，但有责任，承担下来努力干，我便二话没说，决定“去！”遂到教育部提出要求：一、要保证经费；二、对教授聘任不能干涉；三、对学校日常业务要少干涉。我说：“要我去，得支持我，不然没法干。”当时教育部全部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到天津车站时，全体师生员工都来欢迎我，那个热烈的场面，使我非常激动。在车站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既然叫我来，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负起责任来，大家一块把学校秩序恢复起来，把学校办好！”
我是个搞工程技术的人，习惯于认真、负责和扎扎实实，办教育我没经验，但我认为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中，应竭力办到稳定秩序，先上课。不久学校便恢复了正常秩序。
抗战爆发后，北洋与南开一样，遭到日寇摧毁，损失惨重，一切设备荡然无存。胜利后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学校仍为国民党军队占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年级和先修班才开学上课。所以当一九四七年初我到校时，景物全非昔比，教职员宿舍正在修理，我只身一人来津，就住在教室里，床铺放在讲台上。有的教授和我开玩笑说：“校长的房子真大！”那时工作很忙，不但没回到南京的家中去看看，连进城（到市区里）的机会都很少，真是以校为家。
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八月某日清晨四时，学校突然遭到军警包围，警察局的大卡车公然停在学校门口，准备逮捕学生。学生都不出校门，教授们议论纷纷。张国藩、刘锡瑛等教授对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暴行表示非常愤慨。学校正常学习秩序已遭干扰，不能上课。这样一直相持到下午，大约有七八个学生从市区回校，快到校门口时，被军警抓住。校内同学见此情景，一齐上前，将被抓捕的同学从汽车上抢回来。这一下可不得了啦！警察不答应，一定要学校把人交出来，不然就要进校去搜。当时我想，学校绝不能把人交出去，更不能任凭他们进来搜；如果警察进校搜捕，必然与学生发生冲突，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眼看一场惨案就要发生。我请来几个教授商量一下，决定亲自去见警察局长。因为这不仅仅是北洋大学一个学校的问题，弄不好会出大事，当即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李汉元，要求和他当面研究。到了警察局以后，李说学校至少要交出几个人来方可。我问他：“学生犯了什么罪？把他们交出去，我对同学也交不了差。”交涉很久，两人僵持不下，没有结果。我的态度非常明朗坚决。稍息后，李汉元提出解决意见说：“你能保证学生不闹事吗？”我立即回答：“我的学生根本没闹事，能保证。”李说：“保证不闹事，我就可以下令解除包围。”我说：“好！一言为定。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还须要校委会讨论通过。”遂立即在警察局长室给学校打电话：因情况迫急，立即召集校务会议，我回校后，即行讨论。
在校务会议上，我向大家说明了和李汉元交涉的情况，并说局势很紧张，我作了保证，因为学生根本没闹事，请大家考虑。会场非常沉静。良久，有一人说：“张校长你为什么提出保证呢？”我说：“眼看惨案就要发生，我的学生我当然保证。”从出席校务会议教授们的眼神能看出大家是同意这样处理的，但我又等了一会儿，以便大家能充分提出意见，才说：“大家如果同意这样处理，我们请学生代表来谈谈。”校务会议通过后，立即请学生代表到会来发表意见。同学们也同意后，我立即在校务会议上打电话给李汉元，告诉他我是在校务会议上打电话给他，大家同意我的保证，请即刻下令解除包围。不到一刻钟，校门外的军警撤退，那时太阳已偏西了。
第二天一大早，有两位教授来找我，说：“有四五十个同学已过铁路，到解放区去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学校的经费越来越困难，我已定好飞机票，要到南京去交涉经费。正在这时，教育部有命令迁校的消息。我认为学校不能迁，也不应迁。为了稳定学校情绪，我暂时不能离校，于是把飞机票退了。后来，由于经费长期没拨，学校实难维持，于是我再次决定到南京去催。不久，交通断绝，没法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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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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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和水利人才
有人说：北洋大学出了不少水利人才。我认为，如果这个估计接近事实，它有学校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
北洋大学的工科是有基础的，如前所述。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大都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而水利系则是较后成立的。水利系的基础课程和土木系相同，在没成立前，土木系也教授一些水利专业课程。水利系的设立，和当时的社会需要有关，也和我国的历史有关。我国历代对于江河的治理，运道的开凿，农田的灌溉和排涝等事业，都十分重视，并有大量的实践。到了近代，对于华北水系、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灾害的治理，更提出迫切的要求，并成立了相应的治理机构。尤其在北洋大学所在地的天津，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对于海港和海河的治理，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我国也建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后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最初还有外国工程师，从事华北各水系的调查研究，规划治理。这就要求大批的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人员。那么，北洋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就有了出路，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这是在旧社会难有的机会。一般说，那时“毕业即失业”，而这些有实践经验的人，有的又回学校任教或兼课，对于学生的培养，又起着积极的作用。北洋大学在旧社会，相对地说，培养了一批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些水利人员也就更能施展才能，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最早培养水利专业人员的，并不是北洋大学，而是张謇在南京倡办的河海工程学校，我国水利界前辈李仪祉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在这所学校教书，培养许多人才。以后停办了。不过北洋的土木工程系则更早些，后期出的水利人才也更多一些而已。当然，从目前的需要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又红又专的各方人才，为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柴寿安记录整理，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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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寿昆：严格——北洋的学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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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七年（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六年，其中大学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在预科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德语、国语及制图，二年读完成绩及格后直接升入本科。在本科我读的矿冶工程系（当时称为采矿冶金学科），既学采矿又学冶金，学习课程门类很多。数理力学系统的课有高等数学、物理、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等，化学系统的课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及工学化学等，地质系统的课有地质、地史、矿物、岩石及矿床学等，机电系统的课有机械学、热机学、机械设计机工厂实习及电工学等，土木系统课有测量学、房屋建筑等，采矿系统的课有采矿法、矿山机械、矿山运输及矿山法规及矿业经济等，冶金系统的课有选矿学、试金学、钢铁冶金、有色冶金、金相学及矿冶厂设计等。课程门类多，学生负担重。仅就几方面片断的回忆简记如后。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当时国内各大学都各自招生，北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有时去广州）几个城市招生，但北洋在校同学则遍于全国各地，远至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都有，江、浙、闽、赣、湘、鄂同学更不少。当然由于学校设在北方，华北东北近水楼台，学生来源当以此部分人居首位。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六十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六十人，多补习一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七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一百二十人，六年之后毕业时（经常三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中途落选的人有种种情况，如降级、病退、或因经济困难退学，也有因政局动荡（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被迫退学，等等。
“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
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点名单放在学监处（即现在的教务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俭朴苦读的学风
北洋大学是一所比较贫穷的学校。校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造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苦的同学较多。当时学生每年交学费十元，新U形宿舍楼盖成以后每年收宿费十二元，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八十五分的学生，可以免交下学年的学费及宿费。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买，如不愿意要则可交还学校。学生的主要花费是每月的伙食费。伙食由同学自己经营组织食堂，一九二三年我初入学时每月伙食费五元，到了一九二九年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伙食费增加到每月七至八元。因此一个学生如果节俭度日一年有一百元就足够了。可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例如有些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一个学生每年要花费二百至三百元。北洋全部学生住校，校址在天津北郊，离城中心较远，学生很少进城，星期日也死啃书本或做作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惨淡经营的中流砥柱
刘仙洲是香港大学荣誉毕业生，专攻机械。在北洋执政的四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八）期间，学生中毁誉兼半，但离校后大多数毕业生对刘仙洲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四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四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四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快临死亡，因之相互倾轧内乱频仍达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期，因内战学校两次被迫停课，而学校经费更是靠不住，经常拿不到。教师拿不到工薪，学校不能按期开学。记得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当时教师不仅不能及时按月拿到工薪，而且得到的纸币钞票又有不同的票面价值。北洋经费来自河北省政府，发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但一元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只等于中国银行（当时的权威银行）钞票八角，也就是说，河北省银行的钞票的票面价值应打八折。地质教授王霖之在课堂上就和我们讲，他收到了河北省银行钞票，就毫不客气地如数退还，并且威胁学校如果不给他换成中国银行钞票，他就拒绝上课，结果是学校只得给换发中国银行钞票。幸好其他教授、教师们都还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河北省银行钞票，如果全体教师都不接受这种只能按八折票面价值使用的钞票，那百分之二十的亏损学校又怎能担负得起呢？
刘仙洲在北洋四年，除日夜向当局索催经费延喘维持外，他最大的功绩是逐步聘请一些曾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以代替美籍教授。北洋自建校以来，几乎都是请的美国人当教授，他们工薪高，一般比中国教授高两三倍，而且按银两计（当时一元银币等于白银七钱二），合同一定就是三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却是滥竽充数，学问并不怎么样。北洋入学考试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到校后上课都用英语讲授，用的是美国大学用的教科书。毕业后如有机会可去美国继续学习，当时美国承认北洋毕业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这些美籍教授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学生受洋人熏陶，养成媚外思想和自卑感，师生间谈不到密切接触。刘仙洲看到此问题，大胆进行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教授以代替美国人。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情况下，多请中国教授也有必要。原因是中国教授可以枵腹从公，不发工薪也来上课，而洋教授按合同办事，月月一个钱也不能少。中国教授仍用英语讲课，同学和教授接近的机会则多了。不少当年聘请的中国教授正是新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如石志仁（即石树德，已故，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侯德榜（已故，化工专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何杰（已故，地质采矿专家，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茅以升（桥梁专家，曾任铁道研究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张含英（水利专家，水电部副部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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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寿昆：严格——北洋的学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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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仙洲特别重视英语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为此特请来了一些中国专家。因而科技名词特别是工科的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得以逐步地确定发展起来。
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学校行政企图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治校，同学争取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北洋校徽是一个钟形红棕色铜牌，中部镶以景泰蓝的工科大楼图样，两旁镶有“实事求是”四个篆体字。由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的校训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北洋的校风是死读书，学校用严格的考试制度压学生，很少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头脑里充满了个人奋斗的思想，在动乱的那个年代努力学得一些技能和知识，期望在毕业后取得糊口之计以立足于社会。纵然如是，北洋大学有着严整不苟的教学计划，丰富完整的课程体系，充实认真的实验设备，认真教学的师资阵容，在过去年代中的确培养出来不少国家建设需要的栋梁人才，在全国矿厂、钢铁基地、铁路，土木、水利、机电以及工程教育各阵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缅怀过去，瞻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校友们定能发扬“实事求是”校训的传统精神，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最大的贡献，愿与校友们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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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回忆我在北洋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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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在全国大学中，是建校最早的，因而素有“老北洋”之称。所谓老，不一定是美誉，老干部、老科学家是尊称，老官僚、老学究就是贬词了。但北洋属于前者，历史虽老，教学不旧，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绝大部分都能顺应潮流，时有建树。特别在政治上，学生运动也是勇往无前的。北洋校内的几次罢课学潮是可歌可泣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北洋学生也素不后人。
这里，谈谈我与北洋大学的历史渊源：
一九二六年夏，我在北京，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来访，约我去校授课，因为结构学教授美国人阿罗克（O.Rouke）合同期满回国，经李书田先生推荐，要我去接他的手。我于一九二○年自美回国后，曾在唐山交大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后在南京东南大学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对于教书向来有兴趣，刘校长来约，正中下怀。但那时我在北京有任务，一时走不开，就商定先去兼课，度过缺人难关，每星期去天津一次。到了一九二七年夏，才接受北洋大学专任教授职。那年去天津时，就住在老友罗英先生家。一九一六年，他和我以及郑华先生同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桥梁系研究生，那时该系除了我们三个中国人以外，并无美国研究生。我每星期去津时，与罗先生晤谈，颇得教益，后来我就约他往钱塘江桥共事。
我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主讲结构工程及有关各科，每星期授课二十几小时。我将每星期课程，安排在四天内，每天上午授课，腾出三天时间（包括星期日）搞科学研究，这就给了我时间来研究如何改进教授法。在这以前，我在唐山及东大授课时，曾创立了几种教授法，其目的在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深入钻研，如学生提一问题而我不能答复，就给学生满分。这个方法获得成功，我就带到北洋，同样受到欢迎，因而听我课的，除了本届学生，还有些上届学生已经学了一遍再来补习的。
一九二八年夏，天津陷入战区，北洋大学停课，我回到南京老家。十月间有北洋学生专程来南京访问，劝我回北洋大学任校长，我婉却之。十二月初，北平大学区成立，将北洋改称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校长李石曾来电，约我为院长，学生亦来电表示拥护，我不得已北上。到北平后，学生代表一再敦劝，云我不去则复课无期。天津北洋校友会张务滋、徐绍裕先生等专程来京恳劝，备言学校停课已久，极盼我去收拾局面。我辞不获已，向李石曾声明，前往暂就，仍请另觅继任。于是我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天津就北洋院长职。除聘谭真先生为秘书外，其余教职员，除辞职者一概未动。
我何以不愿当院长呢？因为在北洋军阀专政时期，全国混乱，即学校亦动荡不安。我在唐山及东大，饱受派系倾轧之苦，视行政职务为畏途，故就北洋院长职时，即存“五日京兆”之心。
我就职后，目击院内停课多时，百废待举，即动员各方力量，逐步恢复旧观。北洋不但历史久，而且教育新，所聘的教授皆国内外知名之士，历年来教诲不倦，辛勤培植，故功课严格，力争上游，在国内与唐山交大、上海交大齐名。教授中不论本国人或美国人，教务均甚繁重，每星期授课二十小时以上，故人数较少。教本采用英文原版，内容完备而有系统，同时亦给学生外语训练。校风淳正，学生大部分都能刻苦勤学，但亦不忘政治。我通过考察，竭力维持各种优良传统，并欢迎学生提意见，能办者即办。天津北洋校友会，关心院务，常有校友来院访问，特别是张务滋、徐绍裕、齐璧亭先生等指教尤多，深得其惠。
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晚，院内一座主要建筑的教学大楼，突然起火，因距市区甚远，施救不及，竟致全部被毁。北平大学校部派谢树英先生来院协同调查起火原因，终未查明。
各地北洋校友会，闻火灾消息，莫不震动，纷纷来信慰问，并表示愿为恢复大楼尽力。
我当即收起辞职之念，决心尽我全力，筹募工款，以恢复校舍，重建一更好大楼为己任。不久，南京大学院取消，恢复教育部，本校亦改称“北洋工学院”。这年夏，我往南京教育部接洽筹款，时部长为蒋梦麟，对北洋颇表好感，因校友王宠惠、王正廷等均其旧交，因授意此项恢复经费，可在“中比庚款”（比利时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中设法，因此项“庚款”尚不为多数人所注意。这时黎照寰先生为铁道部次长兼上海交大校长，曾一再向我表示，希望我去交大，任木工工程院长，适巧他是“中比庚款”董事会的董事，我因往沪求教，他一口应承，表示负责办到，并笑说：“我给你十万元，你给我一个院长！”于是我向中比庚款董事会正式提出，请拨十万元，恢复校舍。其时该会负责人为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我找他多次，他都表示冷淡，但我钉着他不放，并同董事会其他董事分头接洽，他们散居南京、上海两地，我分头相访，沪宁奔驰，有一段时期每晚都在沪宁火车的卧铺上过夜。最后，果然该董事会通过，补助北洋十万元，恢复校舍。其时又有天津电车公司（比国投资）捐款一万元，估计恢复原来大楼而有余。于是一面交一比国建筑公司设计（此系中比庚款董事会中比国人的要求），一面请几位北洋校友组成保管委员会保管此项建筑专款，免被挪用。保管委员会主任为赵天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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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回忆我在北洋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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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请款成功，校内对我信任益坚，我辞职的话提不出来了，于是安心整顿校务。北洋为国内最老的新式学校，因而也有一些旧的传统习惯需要打破。最妨碍教育进步的为“贷书制”，即将教科书借给学生，于毕业时交还。其时由于学校经费日紧，无力每年购换新书，于是教本日益陈旧。我在南京时，遇到一位方鸣皋先生，他能将原版书不经照相来翻印，成本甚低，我就请他来北洋，主持翻印教科书事，印出的当作讲义，无偿发给学生，于是全校所用的教科书，每年可以全部更新，师生都很满意。
我在沪宁接洽“中比庚款”时，乘便延揽新教授，果然请得科学界老前辈胡敦复先生主讲物理学，卢恩绪先生担任土木工程学。胡先生是清华学校（后来发展为清华大学）创办人之一，在我国科学界负有重望。卢先生是辞谢清华大学工学院长职不就而来北洋的（后来仍去清华任院长）。得到两位名师，院内师生兴高采烈。
在南方时，杭州北洋校友约我去报告院务，他们本来准备发起募款运动，为母校造大楼，因知“中比庚款”成功而作罢。
一九三○年春，院内忽起风波。多年来，院内教授常有每星期往北京各大学兼课的，愈演愈烈，以至有的教授需在星期日上课，招致学生不满。于是我和这几位教授进行谈判，请他们或在北洋或往北京，不能兼任。他们就一面辞职，一面鼓动学生，说我排斥好教授。受鼓动的学生中有几位认为我当院长是由于他们的“拥戴”，而我一年来并不大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想“换马”，于是鼓动风潮，使我难堪。我本来无意于行政工作，于是一再向教育部辞职，并去南京面陈内情，终于得到同意，另派蔡远泽先生继任。
一九三二年，李书田先生继蔡先生为院长，约我回北洋任教授，先是兼职，后为专职。我仍担任结构工程课，对教授法又有所改进。
一九三三年三月间，我接杭州友人来信，约往杭州谈钱塘江桥事，八月间辞北洋教职，在杭州就任桥工处长职。
一九四一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开年会，举行三十周年纪念会，北洋校友到会的很多，开过一次全天的会，商议复校问题。因北洋在日寇侵入天津以前，迁往西北，并入西北工学院。李书田先生和我商量，在贵州复校，我那时在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任交大唐院院长，因和李去附近的一块地方看校址，可惜未有结果。
一九四六年初，因抗日战争胜利，迁往内地的各大学均迁回原址，北洋大学亦迁回天津复校。经过北洋校友的努力，教育部于这年六月发表“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约我为委员兼秘书，不久即由委员会推荐，由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但我因钱塘江桥在抗战伊始为我方自动炸断，这时我正在杭州负责修复，一时不能到职，由教育部发表教务长金问洙先生为代理校长。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从南京飞到北平转天津，往北洋探望诸旧友，对他们在抗战中转徙流离之苦，表示慰劳。同时，为了安定校内情绪，想在了解校内情况后，向教育部建议善后办法。我向校内负责同人，特别是金问洙、李书田、陈荩民诸位先生，陈述我不能就任校长的原因，得到他们的谅解；同时拜访天津校友会各位，答复他们一年来屡次劝我就职的盛意。我回南京后，即向教育部报告此行经过，再次陈请辞校长职，最后得部同意，改派张含英先生继任北洋大学校长。
在回忆当年我和北洋大学的历次关系后，感到非常愧对学校，虽承校内师生对我如此信任，而我为外务所牵，总未能始终其事。假如我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专心一致，担任校事，锲而不舍，劳怨不辞，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学校总可减少些动荡，不无裨益。所堪庆幸的是：在这些年内，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维持了老北洋的声誉于不坠，在今年祝贺八十五周年的校庆时，人人可以自慰：“我们始终贯彻执行了‘实事求是’的校训！”
附带谈一件事：在一九三○年左右，北洋教授美国人爱利斯（Ehlers）先生发起组织“斐铎斐”荣誉兄弟会（Fraternity），凡各知名大学毕业生中名列前三名至五名者，得申请为会员。经该会驻在北洋的理事会批准为会员的，可以佩带金质会章，上镌φτφ三个希腊字母，作为荣誉的表示。在抗日战争前，每年都有各著名大学的新会员。自北洋在抗战中西迁后，此兄弟会理事会即无形消失，我自己也把它忘记了。不意一九七九年我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美国作友好访问时，方才知道这个斐铎斐兄弟会的会员，一直在美国进行活动，每年改选会长，当选者以为荣，印在名片上。他们得悉北洋并入了天津大学，斐铎斐兄弟会理事会亦不存在，都为之叹惜不已。
（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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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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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一九四一年去职，计达十年之久。这十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十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一九三○年十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八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六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七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八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为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五月四日当天北京唯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一九二○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一九二五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一九二八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十八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颇为国民党上层人物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三十一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八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十九名，合格的学生于十月十一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三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惟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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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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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一百一十人减至三十四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若以所授课目而论，一九三四年时专任教授的课目就占到了四分之三，这就充分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罗家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无怪乎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回复蒋介石的提问“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时，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他也毫不含糊。
罗家伦亲手修剪的中央大学这棵茂盛的“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一九三三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十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受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一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骏、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
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八个学院。由于一九三二年七月整理委员会将设于上海的商、医二学院划出（分别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此，中大实设六个学院。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
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一九三八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一九三五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须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五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六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七院的格局。
在罗家伦任期内，中央大学还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一九三八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七系。中央大学这种七院四十余科的规模当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
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课程开设方面，他制订了八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不因人因事而变更；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可能带来的弊端。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稳定性，加之优秀教师的安心授课，就使得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为了繁荣学术和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的倡导下，中大校务会议决定发行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之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罗家伦从研究条件和社会需要来考虑，不遗余力地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如，与江宁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研究所合作种棉实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开办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与实业部合编《中国经济年史》，进行全国儿童问题咨询，主持高中英语和数理化测验，进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调查和滇边地理考察，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活动，既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宽了学校研究经费渠道，还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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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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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罗家伦上任后的前五年，用于校舍建筑方面的经费达八十七万元，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至抗战前夕，中大已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图书杂志也大有增加。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共有四万八千册，而一九三七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四十万七千册（中、西文各半）。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GeographicalJournal，连续刊行一百三十四年。最贵的杂志达七千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玫瑰色的甜梦
经过几个春夏秋冬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一九三四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因为：（1）首都大学在国家用人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2）中大地处市中，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3）四牌楼校址不过三百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而工学院又亟须扩大面积，添建实验室；（4）农学院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不经济；（5）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触，问难质疑。所以，罗家伦打定主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名学生的首都大学！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二百四十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一九三四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八万元。罗家伦量后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因为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布置曲折有致，非常时期宜于防空；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罗家伦还特邀曾为苏联五年计划设计学校建筑的德国专家来南京察看，也认为地点很得适宜。对于这个新址，罗家伦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认为“这二水三山的中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八千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九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悬赏五千元，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一九三七年一月，新校址正式凿井动工，深达二百余米。五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工，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孰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那二水三山之间的学术都城，便永远地成为罗家伦的玫瑰色的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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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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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稿纸上写下了这个题目，我立刻沉入了遥远的战乱的年代中，心上浮起无限惆怅。我飞往五十五年前的春天，也是四月，我那时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分校，嘉陵江畔一个小山村里寂寞幽静的柏溪教大一英文（FreshmanEnglish）。从那时到现在，中大外文系，也包括师范学院英语系所有的老一辈的教授学者，中青年教师同事，也就是当时重庆沙坪坝校本部和柏溪分校从事外语和外国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教师——我这会儿掐指一算，有三十八位——如今仍健在，仍留在南京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当时在柏溪任教的有十七个人，现尚健在的还有叶君健（在北京）、张健（在山东大学）、刘重德（在湖南师范大学）、叶柽和李田意（都在美国长期定居）和我自己共六人。其余的，再加上上面所提到的在沙坪坝中大校本部任教的外文系许多同事都已先后离开了人间。想到这点，我真有无限的感叹！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了，但是当一个亲友，一位同事突然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们就会震惊，顿觉悲痛，马上想起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这件那件往事来，就会沉入哀思和缅怀中。
在这里，我特别怀念离开我们已整十年的范存忠先生。作为他的一个晚辈和四十五年的同事，外国文学界，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后学，我应该写下我一些深切的感受，范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对我的帮助；在我心上所淹留着的深刻生动的多种印象。韶华易逝，往事如烟，旧游似梦。这会儿回忆的彩翼飞往嘉陵江上，那个小山村柏溪了。
人生充满必然性和偶然性，而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可以说就是机缘。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见不少碰巧的事情，有某些意想不到或者令人惊奇的东西，会影响一生，甚至竟会决定我们整个命运。所以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序言》里曾说：“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就可以了。”“机缘”法文是“hasard”，就是偶然碰巧的意思。对这点我极有体会。如果一九四○年夏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就留在那里教中学英文，不在第二年冬天离开昆明，翻山越岭，长途辛苦跋涉，独自搭乘运货车到重庆去跟杨苡和我们初生的孩子团聚（杨苡是早半年离昆明到重庆和她母亲、姐姐住在一起的），先在南开中学教了一年英文，而且那么巧，就在那里重新遇见我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柳无忌先生；如果柳先生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春没有推荐我给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先生的话，我就不会辞掉南开中学的教席转到中大分校柏溪教书了。这一机缘就使我长期呆在这个学校里，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从二十七岁到如今八十二岁。否则，我就不会今天在这里写这篇纪念范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敌骑南下，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我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的大火就燃烧起来了。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则沿长江西迁，在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校本部，后又在柏溪创办了一个分校，一年级同学都在那里上课。在我到重庆前，柳无忌先生一家已离开昆明搬到重庆，他在中大外文系任教了。柳先生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中大外文系主任，是我的好友；我们同时到美国，同时得到英文学博士，他在哈佛，我在耶鲁）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五年（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开中学教职员宿舍津南村（因师母柳太太也在南开教英文）里。有一天，我去看望柳先生，他问我愿不愿到中大工作，他说：“到柏溪教一年级英文。范存忠先生要求很严格，要我介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那边很需要人……”当然我是很愿意去的，于是，真是高兴，很快就接到了任外文系助教的聘书，上面签名盖章的就是中大校长罗家伦。过了几天，柳先生带我到松林坡外文系办公室拜访范先生。他那时不到四十岁，不过头顶上已有点儿秃了；他穿着深蓝色大褂，戴副阔边黑架子眼镜，手里一只烟斗，挺有精神，利落得很，说话比较快，十分和蔼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他同时介绍我认识他两位得意门生，外文系助教张健和冯和侃。范先生十分周到地指点我怎样到柏溪去，要我到了那里先去见吕天石先生，因为分校大一英文是他专管的。于是，一九四二年寒假后，开学前，一天清晨，我带着铺盖卷儿、日用品和一些书等，在松林坡小山岗下中渡口，走到嘉陵江边，坐上校船（一只长长带篷的木船，每天来往校本部和分校一次），
沿江北上，船走得慢，有时碰上浅滩急流，船夫还得上岸拉纤。嘉陵江水是可爱的，记得当时中文系教授汪辟疆先生有诗说“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当我一望见碧蓝的江水，两岸山野风光时，我的诗兴便勃发了。
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二十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一百五十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一千多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从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也算是村里唯一的一条街吧），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小商店、小饭馆。分校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较旷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游泳池，等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我特别喜欢那里有一股清泉，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爱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度过了四年难忘的时光。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感谢范存忠先生；是他聘任我在柏溪工作，给了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我创造了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的良好条件。我也应该感谢柳无忌先生。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产品丰收季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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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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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柏溪时有外文系前辈，范先生东南大学的同学——吕天石、华林一和阮肖达三位先生早已在那里任教；还有一位中年教师朱文振先生（范先生的高足）。华先生和阮先生在解放初期过早逝世，十分可惜。吕先生后来享有高寿，并且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如翻译了哈代的小说《苔丝姑娘》、《无名的裘德》等）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吕先生厚道真诚，又很好客，几次节庆，我和后来到柏溪任教的西南联大几位学长，受到吕先生热情的招待，在一起喝酒畅谈。范先生几次到柏溪就住他家里。那几年吕先生负责大一英文教学工作，除平常接触外，每学期总有两三次在一起研讨、商量有关问题。
一九四二年后，中大招生人数越来越多了，教育事业兴旺起来，柏溪逐渐热闹起来，更需要担任基本英语的教师。我就向范先生介绍几位西南联大前后毕业的同学，吴景荣、叶柽、沈长铖三位；柳先生推荐了他以前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四位高足曹鸿昭、李田意、高殿森和张镜潭；后来又来了叶君健（武汉大学）、刘重德（北大）、左登金（清华）和李蔚（清华）四位；范先生自己的高足张健在我到柏溪第二年也从校本部调到分校工作了。这样，柏溪的英语教师队伍强大了，而大家和睦相处，共同热心地担负着大学基本英语的教学工作，而且各自在课外从事研究和编译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总之一句话，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我必须在这里强调这一点：这就是范先生很高明的办学思想，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气魄，没有门户成见，博大胸怀，爱护人才、发挥人才和提高人才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和作风的确是非常值得今天大家，特别是文教界年轻的一代思考和学习的。在这里我想只要引用一下解楚兰女士（范先生的得意门生，范先生晚年最好最得力的助手。一九四二年秋她在柏溪读外文系一年级时，我正在那里开始教书）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上的《纪念范存忠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中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了：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办学条件很差，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但在他主持下的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外文系却群贤憬集。他利用了当时人才集中大西南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罗致专家、学者，使得当时院系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对于聘请教师，他一向主张选贤任能，不搞宗派，兼收并容，不拘一格，有蔡元培的作风。他非常爱惜人才，十分重视选拔有学问的年轻人充实师资队伍。他当时提拔、培养或派遣出国的年轻教师如吴景荣、张健、赵瑞蕻等，解放后都在高校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上面引文中解楚兰女士所提到的我认为十分重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地阐明了范先生的人格力量，也正是我那时所见和感受到的。在校本部任教的有楼光来、商承祖、柳无忌、徐仲年、初大告、李茂祥、陈嘉、沈同洽、李青崖、孙晋三、丁乃通等教授，有的是原在中大的，如楼先生、商先生和徐先生；有的是在重庆新聘请的，如柳先生、初先生、俞大纲先生和孙先生等。在柏溪方面，除吕先生等五人外，其他的都是外校外文系毕业的，如许孟雄先生等；从西南联大来的就有吴景荣、沈长铖、叶柽和我等八个人。吴景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研究院，一九四四年，范先生聘他为副教授，在分校教外文系一年级学生。一九四八年，范先生为他写推荐书给当时设立在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得到批准，到英国留学进修。解放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调北京外交学院任副院长。
我在柏溪四年多，从未看见过或者感受到同事间的不和、伤感情、吵架、彼此有意见、互相攻击、勾心斗角等恶劣现象，这实在太难得了。大家除努力教书外，时常在一起谈心，切磋学问。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尤其是文中提到吴景荣、张健和我三个，我愿意在这里公开一封我有幸保存了五十多年的吴先生写给杨苡的信：
赵太太：
阿虹明天要去沙坪坝了。他说你就要到这儿来，想到你不日将出现在久违的柏溪，颇觉欣慰。我已存了一点钱，特地用来招待你喝鸡汤吃红烧肉。我过得像个老爷，每天跟裘连·张、阿虹和其他几位同事出去吃饭。这儿有一家很不错的饭店，才开张的。柏溪只要再开一个咖啡馆就完全现代化了。
阿虹在这里很有名气。他的天赋和勤奋已使他自己成了个出色的人物，这么说吧，在学生小子眼中，他是个英雄了。同他并肩散步，我真高兴得无以言说。他总是扯他天真的故事，而我则开他几个不伤大雅的玩笑。我的学生已正式邀请阿虹用英语作一次学术演讲，他也已郑重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言语流畅，现出令人激动的神情，然后他在听众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中走下台来……
阿虹已宣布了演讲的题目：“翻译即叛徒”。这是一个精彩的题目；但想到他已经确立了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地位，这题目也许是个小小的讽刺吧。赵太太，但愿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来分享将要倾泻在他身上的荣耀。这也就是我要催促你早点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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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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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C．Y．吴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于柏溪
吴景荣写这封信给杨苡时，正当他专教聂华苓那一班（外文系一年级下学期）英文。他对学生非常严格，要求高，每星期必须写作文一篇，要写得长长的，他仔细批阅。课外他还请人作文学专题报告。我记得吕天石先生讲过一次关于哈代，因为那时吕先生还在翻译哈代的《苔丝姑娘》；张健漫谈斯威夫特和《格利佛游记》，都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吴景荣在这封信中称我“阿虹”，这是我的小名（也是以前用过的笔名；我家里人和几个老朋友常叫我“阿虹”）。裘连·张就是张健。那时我们三人都住在第五宿舍里，是天天见面聊天的。这封信居然保存到今天，真是难得，从中可以具体地了解五十多年前同事之间真挚交情和生活情趣。景荣兄于一九九四年八月以八十岁高龄去世了。如今我重读此信，追忆旧事情景，无限喟叹，也对他深切地怀念。
那时我们每人都担任三班英文课，每周上课九小时，课文总是细细讲解，两周或三周作文一次，也够忙碌的。范先生非常重视各系科的基础英语教学，认为这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决不可或缺的课程，而且他十分强调必须认真研读现代英美优秀散文，走循循善诱、熟读深思、潜移默化的路子。他主张一开始就应该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语言感觉，即德国人所谓“Sprachgefuel“。他坚决反对结合某个系的专业来学习英文，比如数理化英语、工科英语等。关于这点直到晚年范先生都没有改变，始终坚持，曾同我谈过几次。正因为这样，所以一九四四年春开始，范先生就亲自指导我们重编英文教材，每篇课文有详细注释，编成三本书，叫做”FreshmanEnglishProse”；入选的都是现代英美散文名家，随笔、小品或者短篇小说等的作者，如第一册中A.Clutton—Brock的《战前星期天》（SundayBeforetheWar）、WilliamH.Hudson的《捉鸽子》（CatchingDoves）、RobertLynd的《害羞的父亲们》（ShyFathers）；第二册中MaxBeerbohm的《送行》（SeeingPeopleOff）、E.Hemingway的《雨中的猫》（CatintheRain）、K.Mansfield的《苹果树》（TheAppleTree）；第三册中J.B.Priestly的《初雪》（FirstSnow）、W.S.Maugham的《哲学家》（ThePhilosopher）、T.H.Huxley的《自传》（Autobiography）等。后来在吕先生具体主持下，我们密切合作，分配了任务：朱文振和张健编第一册，吴景荣和我编第二册，吕天石和高殿森编第三册。这套教材编成后范先生很满意，就由当时沙坪坝一家正风出版社印行，不但中大每年用，其他几个大学也采用了，很受欢迎。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后一九四八年还出了第四版。直到现在我保存着这三册书，作为珍念。
范先生每个月至少到柏溪一次看望我们，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相聚一起，随意谈天，细致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遇到什么问题时，总虚心征求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他时常鼓励我们在教好书外，多开展些学术活动，多搞出些东西。一九四三年初，设立在沙坪坝的“时与潮”社创办了一个大型月刊《时与潮文艺》，请外文系教授孙晋三先生任主编，孙先生便约请外文系教师多帮助，写东西。范先生在这个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我记得最清楚的有《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和《里顿·斯特莱契和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两篇洋洋洒洒的大作。这两篇东西给我的印象深极了，直到如今我仍然可以体会得到当初细读时的激动心情。我第一次拜读范先生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就被他的深入仔细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论述，精辟的见解，踏实老练而又生动有味的文采所吸引住了。后来在解放后，我拜读了范先生发表在《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威廉·布莱克》、《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等等，以及范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用英文写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文章《中国园林与英国的艺术风尚》（TheChineseGardenandtheTidesofEnglishTaste，发表于比较文学英文本“Cowrie”第二期上），范先生著作的特色都仿佛一道亮光似的闪现着。为了说明这点，在这里不妨抄录范先生《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一文中两段作为例证：
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是欧洲第一部“近代的”传记。我们特别着重“近代的”三个字，因为与传统的传记是不同的。暂且撇开传记的结构不谈，先谈传记的目的。就目的而言，近代的传记与传统的传记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传统的传记，目的在于颂扬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至于近代的传记，目的不在颂扬任何人，而在表达人生，表达特定环境里的人生。传统传记有三大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近代的传记，就事叙事，实事求是，无论英雄或常人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一般地说，传统的传记近于“行状”，“荣哀录”，是理想的，近代的传记是写实的。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不是没有理想化的地方——约翰逊不是他的英雄吗？——但大体上是写实的。他是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
约翰逊是英国十八世纪的怪杰。鲍士韦尔对于这位怪杰之“怪”，一点也不掩饰。十八世纪欧洲最讲究“雅”，而约翰逊的容貌、举止、谈吐，并不很雅。当时有人说他是一只狮子，又说他是熊。……约翰逊晚年常在史莱尔夫人那里闲聊天。有一天，有人提议把在场的每个人比一只走兽，比一盆菜。大家认为约翰逊是一只象，一盆鹿腿。为什么他是一盆鹿腿，许多人不很明白，但大家承认他真是一只象——一个庞然大物，有时把鼻子扫来扫去，引得孩子们发急。在这些地方，鲍士韦尔总是和盘托出，“吾无所隐”。一般人所知道的约翰逊，——中等身材，满脸瘢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这些都是从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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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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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先生介绍斯特莱契（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一文里，也有不少精彩的笔墨。我以为这都是范先生的典型风格。如果说西方现代杰出的传记家斯特莱契把维多利亚女王写活了，那么范先生这篇文章也把斯特莱契这部著名传记介绍得活了。我以前反复读过范先生这些著作，深受教益，确是大手笔的产物。甚至于范先生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出版的《英语学习讲座》一书也写得深入浅出，文章如行云流水，生动活泼，而又朴素精练，富于韵味，比如这一段话：
语言的感觉，虽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养成的，但也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你有那细磨细琢的精神。有人说，学外语须有四到：眼到、耳到、口到、手到。眼到是看，耳到是听，口到是说，手到是写。但是这四到之外，还必须有心到。心到是体会。这体会如酌酒，如品茗，如母牛反刍，富有艺术的意味。学习外语，要能体会，才有乐趣。
在这里，我顺便对今天在校的外国语言学院各专业的年轻同学们说一下，我们应该向前辈范先生学习，不但要努力把外语学好，牢牢掌握，运用自如，而且还必须努力学好中文，勤读现代和古典优秀文学作品，要能使用漂亮的现代汉语写作，能写好文章。
一九四四年，范先生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到牛津大学讲学期间，更进一步探讨中英文化关系，更全面深入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他在《英国语文学评论》（ReviewofEnglishStudies）等刊物上发表了好些论文，如《威廉·琼斯的中国研究》（SirWilliamJones’ChineseStudies）等，在英国文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这些方面，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范先生从三十年代起直到他晚年所作出的贡献，在上面所提及的解楚兰那篇长文，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一九八六年北京大学版）一书“范存忠”条目中已有详尽的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在沙坪坝时期，范先生与柳无忌先生合作，编辑出版了《近代英国散文》和《现代英国散文》两本书。柳先生勤奋译著，还出版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西撒大将》、《明日的文学》（论文集）等书。当时外文系还有个大忙人徐仲年先生，个子大，声音洪亮，坦爽真诚，发表不少东西，主要是译介法国文学。他还主编了一个杂志《世界文学》在长沙出版，得到范先生大力支持，范先生也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徐先生甚至居然乐意刊登我那篇批评他翻译的法国十九世纪初年贡斯当（Constant）《阿道尔夫》（Adolph）的文章，指出他一些误译。这事被称为美谈。这些都可以看到当年学者和译者的风度。我也在《世界文学》发表了一篇评论梁实秋所译《呼啸山庄》的文章，受到重视，这可以说是国内最早谈论后来通译为《呼啸山庄》的一篇文章了。此外，在范先生的引导下，正如上文提及的，柏溪同事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也从事著译。叶君健（那时他的笔名是马耳）也是个大忙人，翻译了希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和其他西方作品，也常给《时与潮文艺》写文章。吴景荣是专门研究JaneAusten和VirginiaWoolf的，他为刘重德翻译的奥斯丁的《爱玛》（Emma）写了篇很好的序言。高殿森译了一大本《拜伦传》，曹鸿昭研究华兹华斯，译了他好些首名作如《丁登寺》（TinternAbbey）等。我自己在《时与潮文艺》上发表了国内最早专门介绍《红与黑》的文章《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和梅里美三个短篇的译文。柏溪同事们这些成绩之所以取得，我以为是跟范先生一贯重人才、重学术、重事业的精神力量和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我在柏溪住了四年多，我的感受是十分亲切而丰富的，直到如今，我仍怀念着那段生活，那些充满着友谊和师生之情的岁月。那时生活清苦，起居条件差得很。我们住的宿舍的墙是竹子编的，外边涂上一层灰泥；没有玻璃窗，只有土纸糊的木框架。生活是艰苦的，景荣、张健和我三人有时分抽一包从重庆带来的上等香烟。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小火炉，买些木炭烧着取暖，度过重庆冬天多雾气的严寒。大家又找来洋铁罐（比如名牌SW咖啡扁圆形的罐），上边挖几个小孔，插进灯芯，倒满菜油，再弄个铁架子放在罐上，架子上摆着搪瓷杯子，火一点，就可烧开水，泡茶喝，或者煮东西吃了。就在这样的境况里，在“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这样的诗句所描绘的心态中，我们教学，读书，翻译，研究，大家都愉快地努力工作着。那时在柏溪还有不少位中文、历史的教授、讲师，同事朋友如罗根泽（他一家就住在第五宿舍，是我的近邻）、吴组缃、朱东润、王仲荦、管雄等先生，我们也经常来往谈笑，在一个食堂吃饭，相处得极好。有的教师家住沙坪坝，每周来柏溪上课一两次，如国文系的伍叔傥、杨晦先生；有的家住分校，每周一两次到校本部讲课，如罗根泽先生。那时，在抗战艰苦时期，在日本鬼子飞机经常空袭下，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坚持教学上课，坚持学术研究，弦歌不辍，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年轻的一代。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范存忠先生的教导下，经历过抗战八年，风风雨雨，经得起考验，不但没有丧失元气，反而比以前壮大了，而为复员后的中大外文系，以及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外文系打好了更坚实的基础，为这个大学的外国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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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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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我再次梦回柏溪，仿佛再次望见那嘉陵碧蓝的江水；我仿佛仍然带着一把伞，肩头挂着一个旅行袋，沿着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的长长的堤岸，在四月初某个清晨，从柏溪慢慢走向沙坪坝，去看望我的亲人，再次去拜访我的老师柳无忌先生，再次跟范存忠先生在松林坡散步聊天，向他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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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白：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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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我受民国大学之聘往北京，同时应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先生之约，兼任燕大国文系讲师。两年后，燕大任课较多，城郊往返不便，辞去民大，移寓海甸朗润园，专任燕大教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北方局势骤改，日人之在北京者，趾高气扬，横行无忌，使人闻见皆非，渐萌南归之念。适一九三六年，竺可桢先生长浙大，邀我返浙，遂忻然南下。不意未及一年，发生“七·七”事变。浙大旋奉部令迁校，遂随校播迁，周流西南五省，历九年之久。兹略述浙大在此九年中之经过情形如后：
自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淞沪战起，杭城情势日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浙大镇定如常，仍按学历于九月十日开学上课。特以一年级人数较多，选定天目山，为新生设一分校，以朱庭祜先生为主任。浙大规定国文为一年级生必修课目；竺校长尤重视学生之基本国文，曾商请我兼一年级国文主任，于开学前，移寓天目山。山在于潜县北四十华里。此山有两高峰，峰顶各有一池，因名天目。山中风景极佳，尤以九、十月间之云海，变化万状，最为奇观。彼时天目山已被辟为风景区，有汽车公路，自杭州至山麓，历时两点三十分钟，即可到达。
浙大借天目山禅源寺为校舍，山门上有“天目灵山”四大字。寺内建筑宏伟，重楼杰阁，气象庄严，诚为东南一大古刹。寺后胜迹尤多，新生就学于此，朝夕游眺，畅心悦目，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不意甫经三阅月，敌寇更自全公亭登陆，凶锋内向，杭城大震，浙大遂决定全校集中建德，所有在杭之二、三、四年级学生，自十一月十一日起，分三批动身，每晚出发一批，至江干登轮船，开往建德。同时在天目山之一年级生，亦下山经于潜、分水、桐庐以达建德。时敌寇已陷吴兴，南窜安吉、孝丰，直拊天目山之背。即使无集中建德之计划，亦难久居于此焉。
浙大师生，全部抵建德后，借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房屋，略加修葺，即行上课。同时派人往江西吉安、泰和等处，筹备校舍。至十二月，杭州失陷，富阳旋告不守，时在建德上课月余，匆匆结束，分批入赣，各推教授领队，并于兰溪、金华、衢县、南昌、樟树、吉安各设招待站。乃刚到金华，适遇敌机大轰炸，浙赣铁路客车停开，顿觉进退维谷。旋经会议决定，分水陆两路前进，至江西玉山会合，途次虽备尝艰苦，幸一周以内，俱安抵玉山，遂改乘火车到樟树，又由樟树乘汽车到吉安。彼时正值寒假期内，利用吉安中学及乡村师范校舍，上课两周，举行考试，以结束本学期学业。逗留两月，复迁泰和，设临时校址于上田村，借用大原书院、华阳书院、老村、新村四处房屋，大半是著姓萧氏旧宅，颇有池沼园林之胜。浙大师生在此安居，借以恢复长途之疲劳，弥补旷废之学业。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凡八阅月，九江沦陷，全赣震动，浙大决定经湘入桂，迁广西之宜山，由校车分批运送，至十月底，师生均已到齐。宜山县城，虽不甚大，而街市整洁。浙大校舍，以文庙标营为中心，又在标营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者，计一年又两阅月之久。自离杭后，沿途滞迹，以此地为最久，而所受惊险及损失，亦以此地为最重。先是上海电台广播：浙大抗日分子工作太多，应消灭它。果然，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敌人用十八架飞机，来浙大上空，环行四匝，轰炸三次，标营校舍，计落下爆炸燃烧弹一百二十一枚，彼时标营二、三、四年级宿舍，有寄居学生三百三十有九人，又新建教室二十二座，大半皆在此上课。警报既发，师生奔避荒岩丛冢中，而轰炸数四，巨声震天，东宿舍着弹起火，体育课诸教师，俟机声稍息，率诸生扑救，及敌机复至，又走避。旋视前避匿处，则皆烟尘弥漫，已成巨穴。当地居民死者数十人，学生中幸无一人死伤。又是年九月十五日，敌机八架，又来宜山轰炸，有一部分校舍被震毁，物理实验室尤甚，损失仪器多件，约值十二万元，除此两次外，敌机虽不时来投弹，幸为害不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南宁沦陷，宜山警报，朝夕不绝；浙大又被迫北迁。翌年二月，校本部移驻贵州遵义。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黔省北方重镇。浙大在老城新城，共租赁十八处房屋并新建一所规模宏伟，跨越城墙之工场实验室。为久居计，尚嫌局促，不敷展布；遂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往湄潭经营新校址。同时在贵州青岩，暂设一年级分校，以彭百川先生为主任。我抵青岩不久即衔教育部命，于六月、九月间，两度往贵阳，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竣事回青岩，又准备迁移分校于永兴场。十月十八日，一年级开始在永兴入学，注册上课。彼时在湄潭之校址已借用文庙为办公室，又修葺城内外之祠堂庙宇，为各学系之办公室及研究室，更在北门外建筑宿舍、膳厅、操场、游泳池，于东门外开辟广大农场。旋经校务会议决定：以文学院、工学院设在遵义；以理学院、农学院设在湄潭，旋又增设师范学院。国文向为一年级必修科。嗣因新生国文，类多根基浅薄，改为两年必修，一年级仍住永兴，二年级则移居湄潭，我又由永返湄。当时浙大除本部驻遵义外，于湄潭、永兴各设一分校。从此布置粗定，应有尽有，教者学者，得能埋头努力，安心工作，成绩遂逐年进展。其最足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者，实由于当时竺校长拟定“求是”二字为本校校训。回忆浙大同学会印行第四期会刊时，向我征文，曾写“浙江大学之回顾”一文，中有一段文字，颇足以阐明此点，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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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白：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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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计此三年之中，周流五省，间关万里，当局之焦神苦思，师生之流离颠沛，虽历尽险阻艰难，而仍不稍馁其教学之志。不特庋藏依然，弦歌不辍，抑且规模弥广，造就弥宏，良以创办求是之动机，实缘中日甲午之一役，固将赖以陶铸群材，恢宏学术，储国力，雪国耻，靖诸夏而戢寇氛，举于是乎在。故虽处播迁之中，犹倦倦不望揭“求是”以为校训，是足觇浙大精神之所寄，凡我新旧校友，允宜共喻而力行之者也。
上文所称规模弥广，造就弥宏，确非过语，自有其不可磨灭之事实。回溯浙大离杭西迁时，只有三学院，十一学系，更无所谓研究所、研究室，学生亦不过八百人。一九三八年，在宜山时，增设师范学院。一九三九年，分文理学院为文学院与理学院。旋又添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同时于浙东之龙泉，设立浙东分校，专收一年级生，以便利两浙高中毕业生之升学。一九四一年秋，增设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一九四二年秋，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及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当时全校学生，合计有二千五百余人，较在杭时，增多两倍有奇。
浙大历年来之行政组织，在校长办公室之下，设有教务、总务、训导三处，一会计室，此时悉仍其旧。至于学制组织，较昔繁复多矣。兹就复员前一年，在贵州时，所有各院系，各研究所，研究室之名称及其负责人，列表如下：
一、文学院院长 梅光迪
1.中国文学系 主任郭秉龢
2.外国文学系 主任佘坤珊
3.史地学系 主任张其昀
二、理学院院长 胡刚复
1.数学系 主任苏步青
2.物理学系 主任何增禄
3.化学系 主任卢嘉锡
4.生物学系 主任贝时璋
三、工学院院长 王国松
1.电机工程学系 主任王国松
2.化学工程学系 主任李寿恒
3.土木工程学系 主任吴钟伟
4.机械工程学系 主任易修吟
5.航空工程学系 主任范绪箕
6.电机实验室 主任俞国顺
7.化工工场 主任邓颂九
8.机械工场 主任岳■毅
四、农学院院长 卢守耕
1.农艺学系 主任萧 辅
2.园艺学系 主任吴耕民
3.农业化学系 主任罗登义
4.植物病虫害学系主任陈鸿逵
5.蚕桑学系 主任祝汝佐
6.农业经济学系 主任雷 男
7.农场 主任丁振麟
8.园艺场 主任章恢志
五、师范学院院长 王 琎
1.教育学系 主任郑宗海
2.国文学系 主任郑 奠
3.史地学系 主任李絜非
4.英语学系 主任佘坤珊
5.数学系 主任苏步青
6.理化学系 主任朱正元
六、研究所
1.史地研究所 主任张其昀
2.数学研究所 主任苏步青
3.生物研究所 主任贝时璋
4.化学工程研究所主任李寿恒
5.农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雷 男
七、史地教育研究室 张其昀
综计浙大自一九四○年入黔以后，至一九四六年返浙以前，在此六年之中，每学期皆能按学历进行，每日按时上课，不若在宜山以前，忽作忽辍，甚至因避警报，日间停课，入夜补课；且学院学系，逐年扩充，发荣滋长，致有长足之进步。而师生教学之勤奋，尤为地方人士所乐道。浙大一九四七年一期校刊中，有如此一段记载：
浙大将复员时，遵义士绅，先后为浙大饯行。某次饯筵上，有一位八十三岁的老翁说：“浙大的学风太好了，先生、学生，只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埋头工作，偶然看见岩上城墙边的浙大学生，总是手里拿着一本书，不是朗读，就是默念。遵义青年，向来不大用功，现在受了这种风气的陶熔，连我最顽皮贪玩的小孙子，也在整天读书了。”
以上所举，特其一例而已。实际凡是浙大驻留较久之地，如泰和、宜山、永兴、湄潭等处，社会各方面对浙大咸有好评。
（一九六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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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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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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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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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腾飞）祖籍福建同安，父母为南洋群岛华侨。他在一八七三年夏诞生于爪哇，一八八七年转往新加坡读书，一八九一年赴美国留学，一八九七年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并参加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的宣传工作。受到孙先生的帮助和鼓舞，他更加热爱祖国，于一九○五年回国，与留美同学颜惠庆等在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参加曾少卿发起为反对美帝虐待华侨、华工而斗争的抵制美货运动，从事国际宣传工作。时曾少卿又把他介绍给复旦公学创办人马良（相伯），担任复旦总教习（即今教务长），兼课中国公学。一九○七年清政府招收江南留学生，曾聘他兼任主试。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他兼任英文《共和报》主笔，作国际宣传。辛亥革命军兴，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邀他为外交部长，他以“不会做官”而婉拒之，仍在沪主持复旦教务。一九一三年，复旦监督（相当于今日之校长）马相伯年老退休，校董会董事长孙中山先生推他继任。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扩充为复旦大学。
李登辉从一九○五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主持复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达四十年之久。他中年时儿女殇亡，后又丧偶，乃以校为家。国民党政府一再邀他为“立法委员”，他始终不就，而专心教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病逝沪寓，时年七十五岁。
以上是李登辉简单的史略。朱仲华在五十年以前，陈于德在四十年以前，都是复旦学生。仲华毕业后，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任过校董；于德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间办过“复旦通讯社”，关于李登辉生平事迹，亲身见闻甚多，现合作本文，以供参考。
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
一九○五年一月，李登辉从南洋回国即创“寰球中国学生会”于上海，据曾任复旦校长室秘书四十余年的老校友季英伯说：一九○五年一月间，他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分发会友的通知书说：我们首获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的李登辉先生近自南洋返国，已商请他于某日莅会讲演，欢迎会友听讲云云。届期往听，见李年仅三十许，黑须玄鬓，穿着朴素的西装，令人注目。因这时大家还垂着辫子，穿着清朝袍褂。由于他生长海外，还不会用中国语演讲，说的是满口英语，却讲了许多动听的话。他说，“外国人办得好的事业，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办，不一定要外国人来办。但我们要吸收外国人的长处，发挥中国人的智慧。”记得他讲到，“现在基督教青年会规模虽大，但非中国人自办。我们应立即迎头赶上世界新潮流，自己站起来创办一个既像个学会又像个福利团体的组织，研究科学技术，与国际互通声气，吸收国际间先进文化，力求走改革自新之道，并须提倡高尚有益的娱乐，锻炼身心，以图改造社会，贡献祖国。”他说他“生长南洋，留学美国，目睹侨胞常受外人欺侮，又受到中山先生的教益，所以回到祖国来提醒国人，重视教育，提倡科学，以期革命自救”云云。不久，李登辉就在上海创立“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同道发起人有留美同学宋耀如、颜惠庆（骏人）、王正廷（儒堂）等多人，与李都担任董事。李兼任会长，后因主持复旦，教务繁忙，邀朱少屏为总干事。季英伯本人，曾充驻会书记有年。
“寰球中国学生会”于一九○五年春创设于上海，为海内外中国青年服务，辅导留学生。例如代办出国及入境护照，指点报考的手续等。该会经常办理文教界和青年界福利事业，随时与国外侨胞互通音讯，征集各国科技资料，并举办讲座，聘请名人学者演讲。孙中山先生曾到会演说民族革命。又出版刊物，为中英文合编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月刊》，附设日夜班辅习学校、职业介绍部、文娱活动室和图书馆等等。在各国主要城市分设联络处，以资联系。
当时上海跑马厅及外滩公园等处，均为美英帝国主义势力霸占。帝国主义分子蔑视中国人，不许入内。李登辉一再联合“寰球中国学生会”各董事，以该会全体董事名义向“租界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但因清王朝国势陵夷，抗议未获效果。而该会再接再厉，终于在所谓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公演了新剧（即今话剧）《十年后之中国》，其剧情为推翻帝制，改建民国。由该会董事曹雪赓饰大总统，上海名医唐乃安饰内阁总理。观众大为轰动。
一九一七年，复旦由公学扩充为大学后，“寰球中国学生会”由总干事朱少屏代理会长职务，会务不像辛亥革命前后那样有声有色了。后来附设日校夜校收费较贵。其他代办福利和文娱工作等也往往带收费用，就有些营业性质的趋向了。
就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经过
一九○五年李登辉和颜惠庆等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后，上海爱国人士曾少卿等以美帝国主义到处在压迫华侨，虐待华工，发动了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李登辉擅长英文，参与对外和对华侨的宣传工作。这是中国人民首次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当时马良（相伯）为反对帝国主义天主教会侵入震旦学院，正另办复旦公学，也参加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曾少卿就介绍李登辉于马相伯，由马聘任他为复旦公学总教习，主持教务。
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复旦公学诞生于抵制美货和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文化侵略的两大风暴之中。李登辉是实际负责人之一，编制教程，聘请教师，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压迫之下，披荆斩棘，克服种种困难，建设复旦。从此，李登辉毕生尽瘁于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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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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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复旦师生于右任、邵力子等数十人去参加革命，学校停课。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两次电请李登辉去担任外交部长，他复电“不会做官”，婉言谢绝。到了南北议和时，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秩庸）聘他为临时顾问，他曾代表南方革命派意见，向伍建议。在这以前，复旦吴淞校舍，为辛亥革命军兴时毁损，事后李登辉力谋恢复，获得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的关怀照顾。南京临时政府指定上海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复旦校舍，并特给临时补助费银元一万元。复旦即于一九一二年迁至徐家汇开学。后由李登辉与马相伯商议决定，为使学校稳固发展，聘请孙中山先生为董事长，聘请伍廷芳、程德全、颜惠庆、萨镇冰等十余人及复旦第一期老同学于右任、邵力子为校董。组织校董会，举行成立会议，研讨发展校务等事宜。半年后，马因年老（时已七十二岁）要求退休。即经中山先生领导的校董会同意，改请教务长李登辉继任校长，马仍为校董，帮助复旦。
一九一三年二月，笔者（仲华）考入复旦肄业。三月一日举行春季开学式时，亲见校董于右任和邵力子先生等陪同李校长到大礼堂台上，宣告就职。李向高等班及附中全体学生宣布的办学方针：第一点，为培养民治的能力，注重学生自治，反对封建专制；第二点，为复兴祖国民族，重视世界大势，提倡体育军训；第三点，为培植科教技术人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展开学术研究；第四点，为改革社会，须从个人做起，必须提倡德育，即人格教育云云。这是当时国人自办的一所私立高等学校。
革命党人荟萃复旦
到了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笔者仲华正在复旦肄业），不少革命党人，由于北洋军阀重重压迫，不得不退处上海一隅，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时，中山先生正在起草他的“实业计划”，他的重要干部胡汉民、戴天仇和王宠惠等也到上海出版《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邵力子和叶楚伧办了《民国日报》，宣传革命，都在艰苦奋斗之中。李登辉不怕南北军阀的嫌怨，社会绅富的指责，邀请他们来复旦教课。当时，胡汉民教伦理学，王宠惠教名学和法学，戴天仇教经济学，叶楚伧和邵力子教国文。还有曾任欧洲中国同盟会干部的薛仙舟教财政学和合作等课。复旦在李登辉主持之下，就像是革命党人的讲学会和逋逃薮一样。当时，中山先生的战友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正在上海。李登辉也常请他们来校演讲，鼓吹革命，勉励青年。笔者还记得廖先生莅校演讲时，全校大中两部的师生齐集听讲，人数虽挤，肃静无哗，倾听他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讲话。他教导我们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他讲完时，掌声雷动，人们对他十分钦仰。
复旦有这样多的革命人物讲学，实为当时华东各大学所少有。记得那时上海有些老辈人，认为这些教授是“过激党”，是“可怕人物”，不愿让子弟投考复旦。尤其是那些买办资产阶级的人物，更不赞成李登辉的做法。五四运动时，复旦学生代表上海学联向上海总商会要求动员商店罢市，会长朱葆三避而不见。代表们赶到他住宅时，他竟打电话邀龙华军队来恐吓。他曾对人说，李登辉教育出来的学生大都是“过激党”。五四以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申新纱厂荣德生等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则对李登辉办学予以资助。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亦应李邀请，与简照南等同任复旦校董。
一面编英文课本，一面读高小国文
辛亥革命前后，李登辉曾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兼任该书局英文编辑有年，编著了《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英语会话》、《文化英文读本》等书。还著有《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也是用英文写的，曾引起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外人士的重视。从五四到北伐革命战争时期，他还编过《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文修辞学》等书。他早期编著的《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为《DoctorSunYat－sen》（《孙逸仙博士》）。窃国大盗袁世凯非法镇压癸丑二次革命后，认为李登辉仍与革命党有关系，敢在教科书里宣传孙中山“造反”，于是通令各省，不准各学校采用这部英文教科书。那时国人自编的英文教本还少得很，中华书局以该书销路很好，但在袁世凯残暴的压迫之下，只得在该书再版时把这一篇文章删去。但李登辉本人及各校教师授课时，则另印讲义，补充宣讲，并作说明，使青年学子对袁世凯更起反感。不久，袁终于失败，一命呜呼。中华书局将该书重印发行时，又恢复第三册第一课原文。
当年，李登辉回国时，还不大懂祖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大了解祖国的实际情况。那时清政府正在考试“洋进士”（指留洋生回国，经考试后，赐称进士）。他以为考“洋进士”就是考“博士”，取得政府的承认（承认他在国外学术上的成就），乃盲目赶到北京应试。凡是用英文和法文写答的各科试卷，成绩都好，而国文课却交了白卷。清政府的考试官认为这位“洋进士”太洋了，但还是留名存记，预备派他用场。李在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学术方面很有些功夫，成绩超群。因此一九○七年清政府送官费留学生时，派他为江南留学生考试官。一九○九年又为浙江省派赴美留学生的主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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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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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早年也曾在复旦读过短时期，清末考选留学生时，竺去应试，李是主考，所以一九四七年李登辉病逝后，在杭州复旦同学开追悼会时，竺尊李为老师。
李登辉为复旦校长兼任教课时，曾述及他回国时北上应试时的感想。他说，一到北方，就看见“满坑满谷”都是官，打官话，装官腔；重虚伪，轻实际；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他看得头痛极了，下定决心“教育救国”。同时，他立志发愤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一九一三年间，他每天早上与夫人汤佩琳（上海清心女学堂毕业）坐着马车来校时，还抓紧时间要夫人教他国文。笔者（仲华）很想知道他们俩在教学什么书本，有一天清早特去探看。在门房扶他下车时，笔者也挨上去，只见他手执《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本！到一九二○年笔者毕业时，他已能用祖国语文讲演和写作了。后来他不但能用汉语作长篇大论演说，而且还能引证“四书”了。当时有几个大学生的国文程度还不及他呢！他继续攻读古文，并把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编入讲义，或发表于西报。他这位大学校长先生，比小伙子学习还起劲。他经常对学生说“学无止境”。
主张民治的民主作风
据抗日战争前上海会计师余裴山（一九○五年复旦老同学）说，母校（复旦公学）第一次招考在静安寺路张园楼上，投考学生约在五百人以上。校长马相伯当时年已六十六。入学后，知总务主任为袁观澜，教务长即李登辉。李对学生，一如家人父子，很有民主化的精神和作风。他规定每日每餐，轮邀学生四五人与他在膳厅里同桌共餐。那时同学还不太多，第一、第二学期，各班诸生一一轮到。他利用这时间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听取各人对学校的意见。在清代光绪末年，办学者有这种作风，确是很少见的。
他曾叫学生组织过“临时自治法庭”，由学生自己审理同学中发生的“案件”。为了提倡民治，他对学生“临时自治法庭”的审理结果，还真的照办。
反抗帝国主义的凌辱
据抗日胜利后曾任上海常德路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的汪云史说，他岳父曾告诉他一件李登辉痛打美国水兵的事：清代末年，李主持吴淞复旦公学教务时，经常搭火车往来吴淞与上海之间。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看报，听见另一车厢里有女人叫喊的声音。跑过去一瞧，见有几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中国妇女。他愤怒了，用手杖指着那美国兵厉声说：“什么事？停止！停止！”美国兵听到他流利的英语，又看他是个上流人的样子，也就住了手。那妇女乘机逃走后，李又教训了那些美国兵。他们被训得面红耳赤。有一个悍然抢过他的手杖，掷到车窗外面去了。李奋勇奔上去，撕下了那个美国兵的肩章。这时火车刚停靠站头，李立即管自下去了。美国强盗用茶杯掷向他，想追打他而火车已开动。第二天，李到外滩去访问美国领事，对美国佬大讲道理，表示决不允许美军在中国胡闹云云。那时清政府崇美惧美，美国的军人在上海为非作歹，清政府不敢交涉。李登辉敢于斗争，并向美领事评理。当时《申报》等即略予报道。李事后在课堂里对学生说过：“外国水兵常在上海调戏女同胞，侮辱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官厅置若罔闻？我撕了他的肩章对不对？你们有什么意见？”
记得他在辛亥革命光复后，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有一次他来复旦授课之余，对我们学生说：“外国人在我住处越界筑路，‘租界’工部局还派人来征收‘巡捕捐’。昨天我拒不交付。我对‘征收员’说：外国各地纳税人有‘代议士’代表居民说话，表达意见，上海‘租界’里纳税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代议士’？我说，我因此不愿意交付什么‘巡捕捐’……你们同学们，认为对不对？”当场同学们齐声说“对”。那时英美等帝国主义霸占的“租界”里，由帝国主义主持的“工部局”，尚无华董及“纳税华人会”的设置。李登辉曾在西报上发表意见，以为有“代议士”可为广大纳税的同胞说话。后来英美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工部局”虽设置了几个华董和纳税中国人代表等，又何尝顾到中国人民应有的利益呢！
支持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笔者（仲华）在上海为复旦学生代表之一，投入运动。上海第一届学联会长何葆仁，系复旦华侨生。会址附设李登辉创办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学联”的重要决策，多向李校长和邵力子教授请示。美国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美国人），不准该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把带头行动的学生代表江一平（原名江亿平，浙江杭州人）、章益（友三，安徽滁县人）等多人开除。我们复旦同学将此事报告李校长。李当即召见并收容了他们，准予转入复旦，慰勉有加。叫他们仍当大胆为“学联”做事，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奋斗。同时李以“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名义，向海外发表通电，反对“巴黎和约”。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时，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又开除爱国青年。李登辉仍应学生的要求，准予他们来复旦免试插班。他始终维护那些被教会大学无理开除的中国学生。笔者（于德）亲见程中行与裴复恒等多人从“圣约翰”转入复旦四年级。本来复旦四年级是不收插班生的。李登辉为此特予破例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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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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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奉基督教，而且与卜舫济有旧交。据闻卜舫济曾对一些中国教徒说：“清末李登辉回国后，‘圣约翰大学’特赠予名誉博士，这对他声望上很有帮助；但在每次学生骚动，‘圣约翰’整饬学风时，他总包庇那些野青年，一贯与‘圣约翰’为敌。这不是违背教义，为基督徒所极不应有的行为吗？”李登辉闻知后，对教友们说：“我爱宗教，我爱朋友，但我更爱祖国，更爱青年！”
仿美的教育
李登辉办学最突出的缺点是把美国大学的那些方式方法，生搬硬套地搞到复旦里来。例如，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文、理、工、商各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课目，以及所用的教本和参考书，大都照搬美国大学的，并不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他的办学思想是崇美而仿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