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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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以后，北大和清华是旧中国教育界比较有影响的大学。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这两个大学中，按当时的标准说，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起来，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强大。原来在五四前后起进步作用的东西，也就转化它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了。
“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自由”等口号以及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其反封建的时候，是进步的东西，这在上面已讲过。后来这些东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在五四以前，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以学术作为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后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革命，只要念书本。在五四以前，北大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请来了陈独秀和其他很多的进步教授；“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为进步的教授争地盘。后来“学术自由”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据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与自由不相容的，这时候的“学术自由”不适用于讲马克思主义。这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在这时候，“学术自由”成了为保守反动思想保留地盘的工具了。
所谓教授治校，就清华所采取的形式看，就理论说，是可以作为反对校长或限制校长职权的工具。但要看校长是代表什么政权的。在过去，如上面所说的，如果校长运用得当，教授会可以成为校长的工具。这也是因为在当时，一般的教授和校长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阶级。在解放以后，校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而多数的教授，在思想还没有改造的时候，还基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如果实行“教授治校”，譬如说，用清华过去的形式，教授会可以跟校长对立起来，成为教育改革的大阻碍，甚而至于可能在学校内部出现资产阶级复辟。
解放以后，北大、清华都有了根本的改革。清华的文、理、法科，并入了北大。北大的工科并入了清华。这两个大学，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都还是新中国的教育的重镇。反观一下它们的历史，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许多也还是可以借镜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于海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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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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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与实验并重的教育思想
在工程教育思想上，刘仙洲一贯主张理论与实际联系，学理与实验并重。
刘仙洲根据本世纪初国外教育改革的经验和自己在留法预备班教学的亲身经历，热情倡导“工读协作制”。一九二○年，他在留法预备班提出的《我国工业教育应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他的这一主张。他当时认为各国实际上最通行的是以下两种办法：（甲）在学校里附设实习工厂，使学生于学理以外，兼得实验。（乙）在工厂里附设补习班，使工人于工作以外，兼得学理。这两种办法虽然也可以造就相当的工业人才，但是，或偏于学理，或偏于实验，有时甚至学理自学理，实验自实验。因此，我国的工程人才，若专就学理言，已为数不少，且其成绩不在他国之下，惟多缺乏实验之技能，故无多补于实际；若专就技能言，中国工人为数尤多，且其技能也不在他国工人之下，惟多缺乏学理之辅助，故也难以有所发明。而最感缺乏者，实为学理与实验兼优之工业人才。工读协作制，就是按这两种办法，各取所长，各去其短，在学校里求理，在工厂求实验。换一句话说，就是把学校和工厂合于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用最经济的办法，以造就工业人才的一种制度。他特别强调，这种办法不仅能使清寒子弟得以上学，而且能够做到学理与实验兼优，纠正我国工业学生以下两种通病：一种是注重书本，轻视实习；一种是自视颇高，不肯轻于向工人请教。实行工读协作制，就使学生和工人一样劳动，一样勤勉，消除虚荣心和骄气，对工人也就不耻下问。他还指出，工读协作制与勤工俭学也不同。勤工俭学是把学和工分成两个阶段，先做几年工，积蓄下钱，再去读书，且所做的工作，对于将来所读的书，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工读协作制所做的工，则力求和他所学的课程有关系，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所做的工作接近，因此比勤工俭学更好。
刘仙洲的这份意见书，一方面送《新教育》发表，一方面呈报当时的教育部。但教育部只给了一纸回文：“留备采择”。
一九二五年春，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时，想自己试办一个机械工学门（即机械工程系）的工读协作制，曾拟就说明书、计划书各一份，呈请当局核准，并请指定北洋铁工厂和大沽造船所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不料，当局很怕学生和工人结合在一起，主张“缓行”。
一九三六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时，与系主任庄前鼎商定，并征得有关工厂同意合作，试办工读协作制。这次准备以南口机械厂、长辛店机械厂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以清华大学机械系作为学生上课的地方。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也未能实现。
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国机械工程教育应改进的几点》、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培植我国工业建设人才的具体计划》等教育论文中，刘仙洲都一再呼吁试办工读协作制，但各方面很少反响。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办法虽说理想，可是在当时情况下，试办尚有相当困难。
刘仙洲在积极倡导工读协作制的同时，反复强调大力充实现有工科大学的实验设备和实习工厂，力求做到学理与实验并重。他主张：研究机械工程学，非常常接近实物不可，最好能有机会就亲近机械，抚摸它们，使用它们，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更要拆卸它们，安装它们，详细考察它们各部的组织、构造和作用。他认为：“这样做，你的衣服上也许弄上油，你的手上脸上也许擦上黑，若钻到一个锅炉的焰道（烟道）上去考察，你身上更无疑要弄上不少的灰土，然而你千万不要嫌恶它。你应当觉着这样是最美！比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甚至比擦上雪花膏美得多！”为此，刘仙洲在自己讲授机械原理、工程画、蒸汽动力和热力工程等课程时，试验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即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观摩实物，取得一些效果。他还建议“在各大城镇设立机械工程博物馆或在普通博物馆内设立机械工程部”，“有计划地设立机械玩具制造厂”等。
严格认真的教学作风
解放以前，清华大学的教学作风素以严格认真著称，而刘仙洲正是体现这种教学作风的代表。至今，在清华大学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刘仙洲教学作风的故事。
刘仙洲每周担负十二小时讲课任务，从不迟到，从不轻易缺课，经常做到全年一课不缺。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备课，遇有比较复杂的图，就提前来到教室，先在黑板上画好，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就去教室画好，而且尽量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以求层次分明。看到老师这样认真，学生都没有无故迟到或缺课的。
刘仙洲非常讲究教学法，课程内容联系实际，组织严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讲起课来，一、二、三、四，条理清晰，很好笔记。每门课应讲的内容，都能按时讲完，不拉进度。他的黑板字也极其工整，就像刻蜡纸一样。在老师的影响下，学生的笔记也都记得很好。许多学生觉得f这个字母老师写得非常漂亮，纷纷学着写，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刘体”f的写法。
刘仙洲对自己教学生活的安排很有规律，每天干些什么，什么时候干，都有条不紊，甚至每天散步也有一定规律。有一次，门卫看到刘老突然改变往日的散步路线，折往另一条路去，就奇怪地问：“您照例是要出校门散步的，今天怎么改了？”他说：“今天忘戴校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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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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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仙洲律己以严，对学生也严格以求。布置作业时，明确规定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的位置、各种线条所使用的颜色，甚至对各种线条的粗细也有要求。拉计算尺，必须准确到三位数，否则打“×”。有个学生计算飞轮的半径，把小数点错移一位，1.2英尺变成了12英尺。刘仙洲发现后，当场把这个学生叫起来，问道：“这间教室有多高？你的飞轮单是半径就12英尺，那么你的机器在一般厂房里怎能搁得下？”接着，他花了一刻钟的时间讲话，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训练严格作风的重要性，使全班学生深受教育。
当时，大小考试很多，刘仙洲讲授的课程，除期终考试外，小考至少一月一次，也有每周或两周一次的，还有事先不通知的临时测验。考试时，刘仙洲和他的助教吴仲华、郭世康三人前后监考，不许作弊，否则一经发现，就算“0”分。刘仙洲还规定，考试必须按时交卷，迟交不收。有一次，一个同学到了时间迟迟不交卷，一直等到老师收完卷子跨出教室以后才交，刘仙洲当场就把卷子撕了。从此，谁也不敢迟交。据刘仙洲的学生郑林庆说，刘仙洲对考试的评分也极严格，稍有不合教学要求即行扣分，但超过教学要求时也给加分。有一道连杆机构的考题，本来只要求做出一条轨迹，郑林庆做出两条轨迹，刘仙洲就特别给他加了十分。
在一九六一年清华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刘仙洲提出：“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我校原有的严格的教学作风和认真学习的风气。”他说：那时的许多规定过于死板，使学生学习有些被动，影响身体健康，也妨碍参加进步活动，但这种严格认真的风气，仍然是值得保持和发扬的。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时，刘仙洲认为这一指示非常正确，其最后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要全面掌握这一指示精神，不能片面地抓住一两句话就做。如“考试可以冒名顶替”就不行，“可以不上课”也不行，这样会走到反面去。
最近，曾经当过刘仙洲的学生和助教的七位清华大学教授聚在一起，谈到刘仙洲当年严格认真的教学作风，都印象很深。大家谈到：虽然事隔四十多年，学生们仍然保持着老师当年言传身教的许多良好习惯，自己今天在教学工作中能够比较严格认真，是和老师当年的潜移默化分不开的。
自编工科大学教科书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带着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本世纪初，国内仅有的几所没有工科的大学，如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等、多延用外籍教师，中国教师也大多是留洋回国，用外文教材，用外语讲课，否则就被视为“不够程度”。刘仙洲认为：“长此以往，我国学术无法独立，国将不国。”因此，他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任教，就始终坚持用汉语讲课，并发愤编写中文教材。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他编写了《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普通物理学》、《农业机械学》等六本教科书，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八年，他又先后编写了《机械原理》、《经验计划》、《热机学》、《蒸汽表及莫理尔图》、《热工学》、《汽阀机关》、《农业机械》等九本教科书。刘仙洲的这些著述，是我国最早自己编写的一批工科大学教科书，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教科书绝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些后来被编入《大学丛书》，多次增订再版，畅销全国，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普遍采用。
为了编写这些教科书，刘仙洲在解放前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他总是争取把课程安排在上午头两节，利用天亮到课前的时间备课，课后便全力著述。三伏酷暑，汗流浃背，别人劝他去避暑，他却伏案疾书。一件夏布衫让汗浸湿了，就脱下晾在椅背上，穿上另一件；等另一件也让汗浸湿了，再换上这一件。两件夏布衫来回换，一天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次。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敌机每次来袭，他一边防空，一边编书。《热工学》的各章习题，就是在昆明金马山谷中草成的。教科书每天编写多少字，他都订出计划，严格执行。如果白天有事或来客耽误了进度，当晚必定补上。为了对读者负责，刘仙洲编书时精益求精。他不仅反复推敲内容，斟酌字句，就连标点符号也非常严格。文稿付印时，他常要亲自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校阅三遍以上。有时只校出少数几个错字，他也要附上一个小条：“如果方便的话，请把改后的小样再送我一份。”甚至著作出版以后，他也要再三翻阅，检查有无错漏之处，并写上自己的改进意见。在他自藏的著作上，好些地方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改动——有的是文字修饰，有的则是成段的改写或补充，即使多次再版的著作也不例外。
在教书和编书的过程中，刘仙洲深感机械名词不统一之苦。当时，由于学校多用外语教学，企业又多延用外人，影响所及，许多概念和机件只有外国名称，仅有的一些中国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如工人不懂英语，就把“弹簧”音译为“司不令”，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机车前的“排障器”叫作“猪拱嘴”，把管机车变换进退方向的“月牙板”叫作“吊死鬼”，既不雅驯，又不统一。有鉴于此，刘仙洲又决心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他广泛搜集明朝以来有关的出版物三十多种，调查当时机械工程界已有的各种名称，工人是怎么叫的，日文又是怎么译法，然后逐个做成卡片。有时一个机件会有很多叫法，他就按照“从宜”、“从熟”、“从简”、“从俗”四大原则，从中选定一个。如Pump一词，有十四种中国译名：“恒升车”、“起水筒”、“抽水筒”、“运水器”、“吸水机”、“抽气机”、“抽筒”、“唧筒”、“唧机”、“邦浦”、“泵”等，刘仙洲和大家一起反复琢磨，最后选定为“泵”。“油壶子”的含义不清，他就根据“从宜”的原则，改为“化油器”。按理，“滚珠轴承”改为“滚球轴承”更科学一些，但当时一些人都习惯于前一种叫法，也就“从熟”。“偏突轮”的叫法过繁，便简化为“凸轮”。有些英语名词的概念很难翻译，常苦思多日不得其果，实在没有办法时，就只好另创新字。如《热工学》中的重要名词“熵”、“焓”等字，就是刘仙洲创造的。这一工作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历时一年多， 日积月累，编成一万一千多个词汇，于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又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两次增订，把词汇逐步增加到两万多个。《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的出版，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销售一空，甚至连底稿也被人要走。我国的机械工程名词，由此逐步走向统一。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有关词汇的编订工作，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像“轴承”、“节园”、“节齿”等机械工程上的常用词汇，当初叫起来，曾经感到很不习惯，今天大家已变得非常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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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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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械工程史
刘仙洲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
“‘国之利器，不以示人’，能购买与仿造者，已为他国之二三等产品，又何以能与之并驾齐驱？”为此“应特别对于各种学术加以有计划的提倡”，并在“尽量扩充编译馆”的同时，大力“整理吾国旧学术”。从三十年代开始，刘仙洲就在课余致力于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先后发表有关的学术论文十九篇，专著两种。
在过去四五千年中，我国劳动人民在机械工程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创造，但历史缺乏记载，或者记载不详，更少图例可据。要发掘和继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必须进行长期的繁重的科学研究。早在一九三三年，刘仙洲就搜集大量文献，写出《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并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包括交通工具、农业机械、灌溉机械、纺织机械、雕版印刷、计时器、兵工等十三个方面的《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管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从未间断过对有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无论外出开会、参观、视察，每到一处，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他也必定到当地博物馆、旧书店搜集材料。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等几十家旧书店和每年春节的厂甸，更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去都是满载而归。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荫麟也常去这些地方。因为两人都只顾物色好书，往往各抱一大抱书挤到一起，抬头一看才发觉原来是老朋友。走进刘仙洲的住宅，就像来到一爿古籍书店：楼上楼下，东墙西壁，全是藏书。就连走廊角上，卧床后面，也摆满书架。《四部丛刊》、《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天工开物》、《梦溪笔谈》、《农政全书》、《武备志》……令人目不暇接，数不胜数。特别是解放以后，在中国工程史编委会的协助下，刘仙洲查阅了古籍两万多种，制成各种资料卡片一万六千多张。他正是依靠这些文字记载和考古挖掘方面的最新材料，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深入研究了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发明创造，在许多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一九六一年，他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周年年会提出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初稿），并于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七万多字，附图一百三十三幅。在这部专著中，刘仙洲系统地总结了几十年来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我国古代在简单机械和各种原动及传动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其中有十几项重要发明创造，如东汉张衡、唐朝一行与梁令瓒的水力天文仪器，北宋吴德仁的指南车和卢道隆的记里鼓车，元末明初詹希元的五轮沙漏等，已经复原成实物，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刘仙洲自幼生长在农村，曾种过地，非常关心农业的技术改造，因此他还长期从事中国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除一九二○年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试制两种新式水车外，抗日战争期间又在昆明搞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一九四二年，他在《中国农器改进问题》一文中，反对一味抄袭外国的大型农业机械，主张结合我国农村的经济情况，就着旧日的畜力机械加以改良，使机械部分符合最新的机械学原理，而原动力仍旧利用畜力。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他又专程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二十多万字的《农业机械》一书，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进行讲授。解放以后，他热情地参加华北农业部、北京农业机械总厂和河北省有关农业机械的改进试验工作，向各方面建议大力培养农业机械技术人才，并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七百多册农业机械书刊，全部赠给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农业机械系。为了继承我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更好地推动当前的农业技术改革，他又在一九六二年完成了七万多字、附图一百九十二幅的专著《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这部专著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在整地机械、加工机器、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等方面的发明创造，说明我国古代发明的农业机械，不但在数量上相当丰富，在时间上也往往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有的甚至早一两千年。日本大阪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史的天野元之助，对这本专著很感兴趣，曾摘译发表在日本《东洋学报》上。
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工作中，刘仙洲一向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民族自卑，感到事事不如外人，我国什么创造也没有；另一种是夜郎自大，我国什么都强过外人，在古籍中见到一言半语即穿凿附会。他主张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西方一般认为，机械传动的天文钟是欧洲人十四世纪初创造的。刘仙洲通过自己的研究，早在一九三五年即指出：公元七二五年，唐朝一行等人创造的水力天文仪已经采用了精密复杂的齿轮传动。一九五三年又肯定公元一三○年东汉张衡的水力天文仪中瑞轮蓂荚一部（利用凸轮自动表示每月天数的装置）已完全是机械性的机构。一九五六年，刘仙洲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世界科学史会议，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并和与会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交换意见，李约瑟很同意刘仙洲的结论。李约瑟说：“中国天文钟的传统似乎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西方科学技术史专家得悉刘仙洲的这一结论，都异常推崇：“想不到在这样早的时候，中国已有这样复杂的机械发明！”但是，有的学者对此仍有怀疑，中国的发明怎么会比西欧早这么多呢？以后，刘仙洲又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回答。他确定：毫无疑问，张衡是我国创造机械性计时器的第一个人。从张衡开始，我国计时器已经利用齿轮系和凸轮机构，完全进入机械性计时器的阶段，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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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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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研究中，常常可以遇到同一发明有几种彼此互异的记载，而同一记载又往往有好几种不同版本。刘仙洲总是全面掌握这些文献，逐字逐句加以校核，去伪存真，一丝不苟。例如车的发明者，相传有七八人之多，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曾经发明过能够自动运行的“木牛流马”。刘仙洲博览古今书籍，特别是宋代的几项文献，断定“木牛流马”就是今天常见的独轮小车，而且是由蒲元等多人创议，诸葛亮只是采纳制造而已。他还从西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找到“辇”（即一轮车）这个字，又从考古中发现了反映西汉使用独轮小车故事的石刻画像。这说明至少西汉时代就有了独轮小车，蒲元等人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为适应山地和栈道运粮有所改进罢了。又如《宋史》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吴德仁指南车的结构，是“左右龟鹤各一”。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左有一龟，右有一鹤”，也可以解释为“左右各有一龟一鹤”。理解不同，指南车的构造也就不同：前者外围六轮，后者外围八轮。刘仙洲通过反复研究，虽然发现两种结构都有可能制造，但一定要弄得非常确切，做到可靠可信。为此，他专门请教了汉语专家，又特地考证了北京故宫太和殿前龟鹤的古迹，认定应按后一种理解，方着手绘制成图。在同书中，还记载燕肃指南车的构造，殿本宋史有“系右小平轮一匝”的话，刘仙洲怀疑“系”系“击”之误，但不轻下结论，贸然更改，而是认真查阅好几种版本，最后发现百衲本宋史中确系“击”字，才改了过来。
（摘自《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
《过去的大学》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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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来自三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杂陈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教授们各就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系。 ——李钟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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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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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结交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约在十人以上，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人物，卓越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身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大力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经济与工程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两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郊外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梅贻琦却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为二校留下光辉的一页。正如一般人听说的，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青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人们获得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抗战期间，在渝郊沙坪坝的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符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人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强健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生长于中国国难初期，当他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北洋舰队为日本海军所击沉，只剩下慈禧在颐和园内用海军军费所盖的一座大理石石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就文。在这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二十二岁（一八九八）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七十二岁（一九四八）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止，张伯苓从事于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一九○四年有学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初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毁灭时，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战时陪都重庆，重建的南开中学，有一千六百人；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课程与师资方面，堪称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的：“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就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大学，是一段有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黄太太是美国生长的，她就派我们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作为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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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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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校长住重庆沙坪坝，很少来昆明，我没有见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们在昆明的家为敌机炸毁，狼狈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庆。蒙张校长把她们收留在南开中学，随后我应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之聘，去重庆与妻女团聚。到南开的下一天，忽然校役来传讯，说校长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饭。别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妇，我们都熟识，却首次遇到当时颇令人注目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夫妇。这一次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校长并不是戒酒者，虽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气十分融洽。听说以后的情形有改变，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虽住在南开（太太在中学教英文），我却在中大任教，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此后似乎并未去过校长家中；校长也并未来教职员住宅，查看电灯泡上的灰尘（这时候没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灯）。只是在校园散步时，偶而碰到了那位戴墨晶眼镜、庄肃而慈祥的大校长，与之点头致敬而已。可是，校长并没有忘记我们。在南开校址内，就是校长家有一台唯一的电气冰箱，在暑热时他曾赏赐我们一些极为名贵的冰块。另一回，有人从新疆远道带给校长哈蜜瓜，他也分给我们几片尝新。
抗战胜利，我们离渝经沪去美，没有参加南开复校的工作，一直没有回去天津，更没有看到校长。他曾在一九四六年来美，为南开筹款，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他的名誉博士学位，称他为世界公认的builderofeducationalinstituitionsandbuilderofmen。那时我们远征美国南部佛州。在他七十岁那年，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编集一册为他祝寿的文章，书名《ThereIsAnotherChina》（两年后出版），内有前曾提及的胡适撰的《教育家张伯苓》。这时的张伯苓，已成为蜚声国际的伟大人物了。此后，他去过南京、重庆，于一九五一年病逝天津，但已不是南开的校长。可是，对于从前南开的教职员与学生，亦即现在分散各地的南开校友，南开是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它的大校长。
也许，我们不能同样地说，清华是梅贻琦，梅贻琦是清华。但是，毫无疑问地，梅校长对于清华的贡献远比任何其他校长为大，而清华校友对于梅校长的敬爱，也同于南开校友对于张校长那般。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梅校长，清华不可能有今日的名誉与地位。大家公认着，清华能在一九三○与一九四○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联合大学期间，就是在文学院方面，清华也足与北大抗衡，而理工学院更优越于其他学校），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
梅贻琦（一八八九—一九六二）比张伯苓小十三岁，他们同是天津人，因此梅贻琦早年即就读于张校长创办的南开中学（当时称私立中学堂），与张校长的弟弟彭春同学，四年后毕业（一九○八）。下一年，梅贻琦考取首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比张彭春、胡适、赵元任早一年。在美国麻省武斯特工科大学读书期间，又与张彭春相遇，时张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同在一城有数年之久。五年后，梅贻琦学成归国，去清华学校任教。此后几将五十年，一直为清华服务，自教授、主任、教务长（一九二六）、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二八）以至校长（一九三一）。西南联大时期，与北大蒋梦鳞、南开张伯苓二校长，同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梅贻琦以主席名义，经常驻校办公，实际主持校务，对于西南联大在抗战七年（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期间的发展，厥功至巨。战争结束，梅校长返北平办理复校事宜，曾有《复员后之清华报告》。一九四九年，梅贻琦来美国，寓纽约有六七年之久，曾负责管理清华基金事宜，并组织清华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去台湾，重建清华大学，并任教育部长三载，一九六二年在清华校长任内逝世。
至于我与梅校长的关系，在学校内可说没有。清华读书时，没有上过物理学梅教授的课，也并未进过后来梅教务长的办公室。他来美在华盛顿任留学生监督，我正好去耶鲁大学研究院。但在这三年中，梅监督没有来到新港，虽然当时在耶鲁有好几位清华同学，如读音乐的黄自，英语文学的孙大雨（孙铭传）与我，意大利文学的李唐晏，历史的皮名举，与建筑的粱衍。一九三一年我毕业耶鲁，申请去欧洲研究一年，由梅监督批准，但我们只是信件往回，我没有去华盛顿看他。同—年秋季，我去英国，梅贻琦返国任清华大学校长。我在南开大学教书的五年中，曾去过清华数次，看我的二舅父（郑桐荪，数学系教授），并未拜访过梅校长。西南联大期间，我们同在昆明，有时在路上相值，只是点头招呼而已。对于梅校长，一直等到他已不是清华校长而住在纽约时，我方始有进一层的认识，沐浴着他的恩泽。愈与他交结长久，愈觉得他待人的真挚与亲切。他不轻然诺，笃实谦诚，是一位楷模的君子人。
我初次与梅校长有较长的时间当面谈话，是在我即将离去西南联大的时候。像上面所讲的，日机的轰炸拆散了我在昆明的小家庭。太太与小孩离去后，我搬入青云街清华教职员宿舍暂住。在一间有三人床的房间，正好有一只床及书桌空着，作为我安身之处，虽然名义上我不是清华教授。那里人才济济，有吴宓、闻一多、金岳霖、陈福田、陈省身、邵循正等十余位。此时，北大的叶公超辞职去新加坡任外交部办事处专员，遗下的外文系主任一职，学校嘱我代理，但当时我已决定去重庆中央大学，与家人重聚。当我向联大当局请求辞职的信发出不久，忽然一天下午，梅校长光临青云街宿舍，专诚来找我。他的话不多，但情意恳挚。他要我留在联大，并解释为什么学校只给我一个代理主任的名义，因为那是在学期中间，下学年主任一职就可除真。他误会了我辞职的动机。我把家庭关系的理由向他陈述，他点头称是，不再挽留，我感动地敬送他走出宿舍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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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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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我们一家搭乘美国运兵船来美，先在佛州冬园，后在康州新港住下，时为一九四八年秋季。隔了一两年，梅校长也寓居纽约，在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为清华同学）内设一间办公室，处理清华未尽事务。这时我与华美协进社已有关系。每年夏季，孟治在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师范学院开办中国文化暑期班，约我去讲中国文学（这时我已自两洋文学转入中国文学），同事有教历史的洪业，哲学的梅贻宝，美术的汪亚尘。学生们都是本州的中、小学教员，大半是女性，有些比教授年纪更大，但对中国文化十分热忱，大家处得很融洽，也很热闹。我后来又在华美协进社开一门中国文学课程，每星期去一次。除看到孟治外，有时也乘便进谒梅校长，见面的机会反而比在联大时代多了。
有两件事情使我与梅校长有较多的接触，发生较深的关系。第一件是《清华学报》的复刊。那全是梅校长的意见，更可说是他了不起的远见，而我幸有机会参与此事的筹备。他觉得清华在学术界的地位，不能任其骤然中断，如办一份学报，可能保持那不绝如缕的清华学术传统。正好清华校友在美国弄文史哲的还有一些人。于是有一天梅校长来新港何廉家里，中饭时约李田意与我去何家，共同商议出版新学报的事宜。他邀梅贻宝、杨联升、李田意（联大教职）与我，以及在台湾的浦薛风，组织一个学报编辑委员会，并请何廉（清华津贴留美）为委员会主任。梅校长自己虽然是理工的，却主张新学报应为一种有国际性的研究中国文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因定英文名字为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学报于一九五六年发刊，迄今亦有二十余年历史，未曾中断，总算有一点成绩，可告慰于它的创始者。学报的编辑与刊行，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便有一段不愉快的经过，在此不愿多说，尤其当事人都已物过。但是梅校长对于此事的关切与负责心，以及对于学报的期待，却使我们十分感动。在与清华校友某君信中，梅校长表示他对于学报的恢复，“曾煞费周章”，并说道：“再者：清华学报之继续维持，甚至清华大学之发扬光大，端赖各方谨慎爱护。就学报言，无论经费来源，或学术专文，无论主持编辑，或经理印刷，均属不易。校友如有指教，务请径寄此间，不必先于报端披露。”①这时为一九五九年七月，梅校长在台湾教育部部长任内。另外，他还各方面去信，如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与哥大教授。在与我们编委会的私人函件中，他表示“甚盼此事能化大为小，息事宁人”。其用心之苦，办事之周到与谨慎，使我们极为佩服，也就遵照他的意见而“息事宁人”，这一件公案因此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涉及我私人方面。一九五○年，国家发生变化，羁旅美洲的中国学人，困顿挣扎，一筹莫展，甚至有不少数人接受美国国务院特发的救济金。我依靠太太在耶鲁图书馆任事，有固定薪金，外加一些基金团的研究奖金，耶鲁的两年客座教席，以及华美协进社的暑期文化班的零星收入，足以弥补家用，度过经济难关。但生活仍未安定，不无忧虑。正在此时，有一天去华美协进社教书，梅校长约我在课后去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告诉我，在纽约州北部奥尼昂塔城的哈脱威克大学，其校长亚诺德博士，对中国文化甚感兴趣，有意在该校开办中国文化系，正在物色一个教授兼主任。该大学经费困难，需要与清华合作，梅校长答应帮忙，担负教授薪金，并问我是否愿意前去。他又告诉我，亚诺德校长曾到过我的班上旁听，对我印象很好。他劝我去一试，因为他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学人，在国外可能尽力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这时，我的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聘约正好完结，别无教书机会，就立刻答应了下来，虽然去哈校教书的报酬甚低，又要远离家人，两处来回奔波。
这样，由于梅校长的帮忙，我在哈脱威克大学教上两年（一九五三——一九五五）书，作了最大的努力，在本地社会上各处去演讲，在学校内设法招揽学生。几门中国文学、哲学、美术、历史等班，倒也是“人头挤挤”的，但是那个中国文化系却冷落着找不到一个主修学生。奥城僻在农牧的纽约州北部，哈校仅有二三百学生，对于他们，中国文化实在没有用处，毕业后更是无法找得职业。既没有主修学生，我那个空头主任如何能做下去？更况那时亚诺德博士已退休（他在哈校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请去开设一个中国文化系），新校长为一位人事关系专家，对中国文化并无兴趣。维持到一九五五年初，哈校事情即将结束，别的学校没有机会，那时我曾与关怀我的生活的梅校长通了几次信。
时间不觉已过了二十四年，但即在今日读起梅校长的回信来，仍使我有无穷的感想。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我的关怀爱护之情，写得平稳周致，避免损伤我的自尊心，给我正当时艰难的环境中莫大的慰藉与鼓励，使我终身感激无尽。
就在此时，我于耶鲁大学的一个人类学机关，人类关系地区档案研究所，找得一份工作，主持英译中文少数民族的材料，有五年之久。此后，美国大学内掀起了学习非西方语言与文化的热潮，各校增聘东亚语文教授，我也就顺利地先后去匹兹堡（一年）及印第安纳（十五年）大学任教，并主持系务，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个地盘。这样，我并未辜负梅校长生前对我传播中国文化的期望，而在哈脱威克所失败的企图，在印第安纳却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不幸的，当我在印大创办东亚语文系时，正是梅校长在台湾逝世的那年。至于梅校长许我的清华学术奖助金，我并未去要，但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做出一点成绩来，出版了三册《现代中国文学读本》（与李田意合编，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印），与一部《中国文学概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印）。同时，在《清华学报》的编辑方面，我仍将遵照梅校长的嘱咐，继续努力，以告慰于他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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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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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此地，不免把话说回来，略述一下张校长对我私人的爱护。上面已经说过，在抗战期间，当我的妻女自昆明去重庆南开学校时，校长在教职员宿舍腾出一间房室安置她们，随后我去渝也住在那边。不久，受不了敌机的疲劳轰炸，我把她们送去香港，以为安全。不料，珍珠港事变发生，港地为日军占领，妻女幸而逃出魔窟，经韶关、衡阳、桂林等地而返重庆。当时复蒙校长让我们暂住学校招待来宾的两间客房，然后再迁去空出的教职员住宅。最后，抗战尚未结束，敌人进攻桂林，我的父母亲自桂避难至渝，与我们一同挤在两间房内，校长又在另外一所住宅拨出一间空房，让他们安身，直到胜利后我们大家回去上海。这种对我的恩情，无论张校长或梅校长的，使我一生不忘，写时不免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对他们两位最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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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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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伯苓公（以下简称先生）的一生，确实是不平凡的一生。他七十年来，为祖国的复兴，献身于教育事业，知交遍海内，桃李满门墙，毕生业绩，屈指难数。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以优等第一的名次，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乘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事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全部被击溃，清政府又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先生参与了这一战役。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消息传来，我全家大惊，久庵公为此曾废寝忘食。后来听说议和了，先生也满怀激愤地返师归来，全家惊惧心情，虽得稍安，但先生的爱国赤诚，却受到第一次打击，时年方一十九岁。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因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亚洲大陆，妄想瓜分中国，于是德、法、俄等先后强租了我国的胶州湾、广州湾和旅顺大连，又割台湾、让朝鲜给日本。英帝国则藉口利益均沾，除强租我九龙之外，还要强租我威海卫。惟威海卫因甲午战败，已被日本占据，英帝乃约集其他各列强，强制日本先将威海卫交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轮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租手续，先生也随轮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帝国旗。先生亲身参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接收和转让的仪式，真使他目击心伤，悲愤欲绝。于是，先生下定决心，毅然退役于海军，转而献身于教育事业，立下了兴办新学、复兴祖国的宏愿。
从塾馆到大学
那时，天津有一位严范孙先生，名修，是清末翰林，道德学问颇为时人所景仰。戊戌变法前，曾任贵州学政，政绩斐然，以奏请废科举，开经济特科，闻名于时。政变后，辞官退隐家居，素慕先生之名，特设塾馆，礼聘先生，以新学教授严家子弟，是为严馆。先生平素敬重严先生之为人，视严先生为师，严先生也待先生如友，宾主之间，志同道合。从此，为南开学校之创办奠定了基石。严馆自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起，到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南开学校成立，这六年的期间，是南开的胚胎时期。
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先生，也设馆延请先生教授他家子弟，是为王馆。王氏本为天津盐商，即所谓益德王家。这时，严、王两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先生分在上下午两处授课，这是南开中学的前身。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先生与严范孙先生东游日本，参观博览会，同时考察该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先生和严范孙先生回国后，一致认为：要想富强中国，必先兴办学校，推广新学，启发民智，建设国家。遂决心创办中学。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秋，先生合并了严、王两馆，借用严宅偏院，辟住宅为教室，办起中学。当年招收学生七十余人，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拨助。中学之外，为培植师资人材，又设立师范班。两年以后，师范班学生毕业，学校从中挑选成绩优秀者四人，资送日本深造，为学校未来的发展作准备。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助地名南开的空地（座落天津城西南）十余亩，作为扩建中学之用。后由严、王二氏，及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因地处南开，故改“私立第一中学堂”为“南开中学”。转年，复得严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
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先生被推举为直隶（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参观美国教育兴办情况；后又便道赴欧，考察欧洲各国教育发展情况，次年回国。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天津提学使傅沅叔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卢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原来两学堂的经费，每年白银八千两，也一并拨归南开中学支用，校名改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同年，先生的好友范静生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总办，约请先生兼任该校的教务长。先生到任后，对于清华学生的课业，多有改革，深为该校的一些外籍教师所敬佩。半年后，先生为专心致力于南开教育，乃辞职回津。是年九月间（阴历）武昌起义，学生纷纷请假回家，学校课业因此停顿。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颁布改元，采用公历，时乃旧历正月十三日，恰好是公历（阳历）三月一日，而三月二日，天津发生了兵变，到四月里，变乱平定后，南开才得开学。学校经费，月需银币一千零六十元，由学务公所补助，学校还规定了每年十月十七日，为南开中学的校庆日。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直隶省工业专门和北洋政法两校的附设中学班，同时并入了南开中学，于是学校经费又有增加，校舍又有扩建。是年，先生兼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先生鉴于中学既已建立，并且逐渐有所发展，遂下定决心，创办大学教育。以前曾试办过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班，均因种种困难而暂时停办。先生为进一步研究大学教育，乃第二次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班。同时，遍游美国各地，考察美国各私立大学的设施。翌年冬，先生回国后，就开始筹备大学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北京各学校爱国师生，发起了五四运动，天津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其中以南开中学学生和先进的教职员为主干，组织请愿和游行示威。那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竟派军警围捕请愿的代表，拘捕示威的爱国群众。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和教师时子周、马千里等四十余人被捕，后经先生设法营救，才获得释放。就在这年的秋天，南开中学校舍之旁，建起了一座楼房，随即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的雏形。那时，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天津人），久慕故乡南开学校之名，后因病笃，遗嘱以家产之四分之一（折合当时银币五十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先生得此巨款，即在天津城南八里台附近，购地四百余亩，建造大学校舍，两年后落成，南开大学乃迁入八里台新校址。继李纯督军之后，响应捐款的社会名流，大有人在，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常年经费，袁述之先生捐助建筑资金。即异邦人士，闻名捐款者也颇不乏人。秀山堂、思源堂等之命名，皆为纪念捐资助学的诸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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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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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先生应社会人士之要求，增设南开中学女中部，在中学附近，租用民房一所，招收女生七十余人。两年后，又经各方人士捐助，在男中部操场之南，购地十亩，建筑了女中部新校舍。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先生鉴于东北各省蕴藏丰富，而东邻日本谋我甚急。于是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先生并亲去东北黑龙江考察，回来又组织东北考察团，到东北作实地调查，搜集资料，编写教材，作为中学部的地理课本。为此，深遭日本人的嫉恨。后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天津事变，南开学校惨遭日寇炮火轰击，被夷为废墟，实肇因于此。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又成立了南开小学。同年冬，先生第三次出国考察教育，周游世界，环绕地球一周。所到之处，深受热烈欢迎，留学各国的南开校友，也都分别远道赶来，与先生欢聚，无论到哪里，都能看到南开的学生。先生最爱学生，爱青年人，他常说：“我看见了青年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老了。”这一年，先生得卢木斋先生资助，修建了一幢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可供藏书三十万册，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以资纪念。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在女中部对面，购地十亩，起建小学部校舍。到此，南开学校的大学部、男中部、女中部和小学部，全部建成，规模齐备。校舍绵延达一里，蔚然成为一片文化区。大学部自校门起，大道笔直，两旁绿树成荫，曲池芳荷，红楼相望，已成为津南的风景区了。先生平生殚精竭虑，为祖国之复兴，创办南开学校，培植人材，到此，已初见成效。平居时常对我们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南开大学，我永远看着南开学校的存在和发展。”
教育思想
先生见及清末国势之衰颓，原因在于五病：曰愚、曰弱、曰贫、曰散、曰私。他创办南开学校，在培植学生时，要力矫以上“五病”。其教育方法，着重在下述五个方面：
1．培养新道德，力矫时弊。严禁吸食鸦片、酗酒、嫖妓、赌博和早婚。学生有违犯者，即予开除，决不宽贷。在教室楼门侧，立一面大镜子，镜铭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是立镜以力矫当时颓靡不振之风，要求学生们随时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每星期三下午有修身课，给学生讲授读书爱国和做事作人之道，间或旁及国内外大事，有时也请些学者名流来校讲演，使学生接受新思想，增长新知识和提高新的道德观念。
2．提倡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科学，灌输新思想。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科学实践。南开中学创建一开始，就在国内外购置了大批实验仪器和教材，教给学生亲手做理化实验。这样的设备，颇受来校参观者的赞许。
3．注重体育锻炼，培养健强的体魄。平时训练学生，首先在于加强课内课外的体育锻炼，有关各种体育设施、运动场地，都力求完善，在历年国内国际的各届运动会中，南开学生都有出色的成绩。在体育锻炼时，更重视体育道德的培养。南开中学初时每星期六下午，还有一次全校学生大会操，加强训练学生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4．培养组织能力。为了训练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多方面指导学生做课外组织活动，组织各种团体，如：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出版刊物，创办新剧团，成立音乐研究会，组织体育队，等等，使学生在幼年时就能适应团体生活，加强团结思想。总之，要使每个学生，不但要会念书，也要会办事。
5．灌输爱国思想。先生平日念念不忘图强雪耻（实际上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经常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以便将来毕业离校做事时，不论什么事，都能联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学生们从幼年就接受着这种教育，其爱国思想，就会终身不忘。
先生从幼年承久庵公教诲，办学重实践，贵启发，并且常以“干、干、干”三字训导学生，他常说：“凡事必须亲自动手实干，才能懂，才能会，才能精。”先生还多次讲：“我是学海军的，对教育本是外行，但我有志于办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办教育。我是干中再学，学了再干，尽毕生精力于干、干、干，今天我已经由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了。”又如我校的华午晴先生，他是严、王家馆的学生，没学过土木工程，但他能总管学校的建筑，连年修建，现在女中部的教室楼，就是他绘图设计的，该楼用地不多，楼上楼下，每一方寸之地，他都加以利用，虽一般的工程师，也不能过之。还有王九龄先生，他是师范班毕业生，没学过农林、园艺，但他管理学校的花木以来，经过处处向别人学艺，天天看书钻研，今天已成为一名花木专家了。
先生又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有一天中学的修身课，先生看见一个学生食、中两指被烟薰得焦黄，先生指着他说道：“看你，把手指薰得这么黄！吸烟对青年人的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它。”学生回答说：“你不是也吸烟吗？怎么说我呢？”先生当时很受启发，深感欲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凡事都要以身作则。于是立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先生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此后，南开在校学生，再没有吸烟的了，先生也终身不再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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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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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南开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结精神，由学校派有专人指导，成立各种各类的课外组织活动，同学们可根据各人的爱好，自由参加。每天下午散学后，学生们就各自去参加课外活动了。这些课外组织有：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青年会、童子军、新剧团、国剧社以及各种体育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和出版刊物，等等，其中以新剧团、体育会两个组织最为活跃。
南开的新剧团，成立于清宣统元年（一九○九）。最初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演说能力，并利用剧情，针砭时弊。最早上演的剧目为《用非所学》，由先生主编和导演，剧本描写一个学而不化、到处碰壁的人，很富于幽默感。先生对新剧团负责了启蒙第一课，以后即由师生共同创作，共同演出。剧本：集体创作有《仇大娘》、《一元钱》、《新少年》、《一念差》、《新村正》等。其后张仲述由美回国，他很喜欢研究西洋戏剧，编导了《人民公敌》、《娜拉》、《少奶奶的扇子》等。负责舞台布景的是华午晴。剧情报告则为章辑五。早期演员有时子周、马千里、周绍西、王祜辰、尹劭勤、伉乃如等；继后有周恩来、马骏和万家宝（曹禺）。以后，随剧团之发展，服装、道具、灯光、效果以及化装等，也都渐具规模，各有专人管理。剧团每在校庆日，公开演出，一连两天，轰动一时。除校庆日之外，每周星期六或一般小的节日，也有演出。学生们花费一角钱，买上一张票附带一包糖果，又看、又吃、又玩，师生同乐。那时，万家宝正在中学部读书，他受到不少的影响，他创作的名剧《日出》、《雷雨》等，都曾在南开新剧团上演过。戏剧公演之同时，还不断穿插些相声、魔术等小节目。特别有一位同学姓杨（忘其名），他在读中学时，就常表演魔术（变戏法），后来，他升入大学攻化学，他利用物理、化学的实验，丰富了他的魔术内容，颇得观众的喝采。那时南开的新剧团，实已超过了一般剧团的技艺水平。
后来，南开又成立了京剧社，在学校的节日，也常常上演。每次演出时，先生总是坐在前排，聚精会神地观赏，直到剧终为止，不论台上演的好或不好，他都兴高彩烈地为演员们打气。他常说：“这是师生们在一起玩，不能要求太高嘛！”他平生的爱好，就是跟学生在一起玩。
南开的体育，也开展得最早。无论是田径，或是各种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棒球、排球和网球等，以及武术会，都是很发达的。在历届华北或全国运动会上，南开是享有盛名的。那时，先生总是担任着总裁判。田径赛里出现过“大金刚”、“二金刚”；篮球队里出现过南开“五虎将”即李国琛、刘建常、王锡良、唐宝堃和魏蓬云等。他五人曾代表中国，出席过远东运动会。当先生看到这些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的年青一代各显身手时，从他微笑的面容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喜悦。后来，在重庆南渝中学时，先生不惜出大力，修建了一座运动场，叫学生们在里面跑跑跳跳。他常说：“这些孩子们像一群野马，哪能关在笼子里？”又说：“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先生不仅重视男学生的体育，同时也重视女学生的体育。一切运动项目，也有女学生参加。要求男、女学生都是文武全材，这就是他的体育方针。
抗战期间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发动了事变，进占了沈阳，不久，日军又北上，攻陷了吉林，吞占了黑龙江。继而寇军占锦州，侵山海关，犯热河，于是我东北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敌有。日寇掠夺东北得逞后，进而窥伺华北，经常在天津编组便衣队，用以滋事骚乱。那时，日本租界里的海光寺兵营，正处在南开大学部和中学部的中间，日本侵略者，常常以军事演习为名，越出租界，一直跑进南开学校来打靶，对准教室楼，架设机关枪，肆行寻衅，制造骚乱。南开师生，早已识破日寇的伎俩，置之不理，照常上课，日寇虽恨之入骨，也无可奈何？！
南开学校虽处在急风阵雨之中，但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着。是年，大学设工科和化学工程、电机工程两系。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又增设经济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冬天，先生到四川游历，见到蜀中真乃天府之国，人文荟萃，物产丰饶，于是先生有在川省建立南开分校之意。先生又看到当时的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应早作准备，为未来后撤时留有回旋余地。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先生派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到四川，视察川省教育。四月间，在重庆沙坪坝购地八百亩，随即鸠工破土。八月间一部分校舍竣工，招录新生二百余人，九月间正式开学，定名为南渝中学。当时一般社会人士，莫不惊奇于建校之神速。到此时，南开学校由五名学生的严馆，经过四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已发展到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三千多人。这一成绩，纯属时间的堆积而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仍沿用其一贯的侵略伎俩，挑起了“芦沟桥事变”，七月二十八日，战祸延及天津。在前一天（即二十七日）下午，有日本军车一辆，满载日寇侵略军，自津南驶来，到八里台南大校门刹车，几个兽兵把校门外悬挂的抗日标语牌，用军刀砍下来拿走，临上车时又大声嗥叫，还有一个兽兵从车上扔到校内一枝枪，然后狂傲地乘车散去。当时先生在南京，校内各部负责人见日本侵略兵来意不善，情势危急，时值暑假期间，校内仅少数住校生，还有部分教职员及其家属。学校紧急通知，限他们要在当晚前离开学校，迁往安全住处。学校虽已早在迁移，这时尚有部分图书仪器未及迁出，乃紧急转移。当夜即二十八日凌晨，日寇果然在津发动了事变，由二十八日午夜到二十九日，日寇从海光寺兵营，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南开大学彻夜未停。第二天寇机又来投掷大批炸弹，之后，有军车开进学校，把未炸平的楼房，泼油纵火烧毁。中学部也遭到同样厄运。事后查明：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的宿舍楼和大部平房，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室楼，也化为一片废墟。大学校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一万八千斤，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一件历史文物，也被日寇拉走，熔做枪炮子弹，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当日，日本特务率领几个朝鲜浪人，还到先生家捉人。且幸家人已事先逃离，特务们只把未搬走的衣物抢掠而去。是时，先生适在南京，惊闻南开四部校舍被毁，异常忿怒，念及四十年来惨淡经营，一草一木，莫非亲手建树，今朝日寇入侵，一旦化为灰烬，不禁悲从中来。当时他坚毅地说：“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南开学校是为复兴祖国而产生，必须遭到日寇所嫉恨，其被炸、被烧，固意料中事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南开也必存在！我们继续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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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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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精诚感动了当时的社会人士，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为重庆南渝中学捐款，在很短的时期内，添建了南渝校舍，学生名额迅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为了保存南开的传统精神，并符合各方人士和南开校友的心愿，把重庆南渝中学，改名重庆南开中学。这个南开中学，成了战争时期中国学校的典范，它是战后中国复兴的象征。那时，所有到重庆来的国外人士，都争先参观重庆南开，会会张伯苓校长这个人物。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南京国民党政府迁移汉口后，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公推先生为副议长。先生力举国难当头，同舟同济，消弥内争，团结抗战。
同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继又迁往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系先生的老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第一班毕业生。先生与蒋、梅二氏，共任西南联大常委，先生力举合作到底，直到抗战胜利，三校复校时，三常委始终是和衷共济的。
抗战期间，先生在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几年的工夫，他把沙坪坝八百亩荒地建成为一座大花园。他修建的计有：教室楼二，图书馆一，男生宿舍三，女生宿舍一，其余如医院、饭厅、浴室，以及教职员工住宅，等等，样样齐备。另外，依山地起伏，开辟了一座雄伟宽阔的运动场，两旁砌有石看台，坡下凿有养鱼池，环绕池边，遍植腊梅和栀子花，阵阵清香，薰人欲醉。图书馆前，一片青翠的柏树。外来参观的客人，无不惊奇道：“沙坪坝变了，南开学校焕然新貌，张校长是一个魔术师啊！”先生听了微笑着说：“不是魔术师，我是一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我随手又起来了，而且，今天我在建设一个雄伟壮丽的教育基地，准备建设新中国。”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个民族教育基地，更加嫉恨，愈呈凶残，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八月间，又以几十架寇机，围绕着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教育基地，投下了大批巨型炸弹。日机撤离后，南开学校的损失虽很严重，但先生毫不在意，立刻派工整修，迅即复原，学校课业依然照常进行。当时，有人忧心如焚地说：“日机若再来轰炸，怎么办！”先生坚毅地说：“再炸再修！”先生的确是个不倒翁。
抗战时期，先生的家就住在津南村三号，那是一所四开间的小平房，设备简单而朴素，经常有南开校友、老朋友和慕名人士来看望和访问他，先生总是盛情接待。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二同志，就是先生家的座上客，周恩来同志与先生有师生谊；邓颖超同志五四时期，在北洋女子师范读书，当时先生兼任该校校长，故与先生也是师生关系，彼此间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情谊。后来毛主席到重庆时，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曾来拜望先生，会面后，相谈甚欢。次日，先生还带我们进城，到上清寺张治中宅回拜毛主席，适值主席外出，不遇而返。
南开校训
在南开学校建立初期，先生为矫“五病”，树新风，制定了五项教育方针。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已由蒸汽机时代，进入原子能时代了。时代在向前进展，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随时代之进展而进展的，他的五项教育方针，现已进入“公能教育”时期了。他在重庆南开中学运动场坡地上，用绿色的冬青草植成两行标语，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就是南开校训。
允公与自私是对立的，先生常着重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这就是南开校训“允公允能”的真实含义。
为了赶上时代和跨过时代，先生又在大学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各种理工研究所，号召学生向世界科学文化新的高峰进军。所谓日新月异者，即要求学生一天天在变，一天天在长，使每个学生亲眼看到南开学校也在时时变，天天在向前发展。先生常教育学生们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务，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就是南开精神。
先生极其重视环境教育，他认为清洁整齐，生活有规律，事事有条理，这些对学生都能收到潜移默化之功。在先生指导下，不论是在大中女小各部，也不论是在天津或重庆，学校里随时随地地保持着清洁整齐，秩序井然。因此，所有在校学生、教职员工们，都是精神勃勃的。南开学校是私立的，一切经费和建设维护，都依仗募捐来维持，所以平日对校舍的保护和维修特别注意，年年粉饰油刷，即或一块窗纱，一片玻璃，也是随破随修，地上永远看不到碎木板、烂砖瓦，使人踏入南开校门，便感到气象清新，生气盎然。
先生平日最注意于培植后进，选拔人才，不论谁有一点儿长处，他都要尽力奖掖，给以发展的机会。先生最能知人善任，他常说：“各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短处，世间没有十全的人，我们使用人才，要尽量使他发挥所长，避其所短，在他长处得到发展时，短处就会退缩不显了。如果我们处处吹毛求疵，世间将无可用之人了！”先生的一生，不论对人对事，都着眼在明朗面上，这是一个教育家特有的性格。人们见了他，总要亲热地叫一声“老校长”，这是人们乐于受教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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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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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和老舍的祝词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我国宣布抗战胜利。先生闻讯后的喜悦心情，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他早已预作准备的大事——南开复校工作到来了。先生立即召集在校的基干同仁，开会研究复校工作的安排、经费的筹措。大学部已改为国立，经费可由政府拨给，而中学部仍是私立，一切经费均需自筹。因此，这项复校工作，不是一件小事，既要人力和物力，更要紧的是财力。且幸先生凡事机先，他深知南开的建立，全仗社会人士的玉助，南开的复校，也离不开社会人士的支援，所以他早已尽力联络各方面人士，吁请支持。他更明白，南开校友遍布国内外，这是很大的力量，所以他平日极关注校友会的活动，经常把复校计划详细地告诉校友们。今日复校工作开始了，只须再作一番呼吁和号召就行了。
大学部是整个由昆明迁回天津，除整修残存的废旧校舍之外，又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在市内甘肃路，拨给一所日本学校，作为南大东院，招生开学。先生决定派喻传鉴、丁辅仁和王九龄三位老同仁先到天津，筹备中学部的复校，具体工作由丁辅仁负责。在他们行前，先生只简单地嘱咐说：“你们只扛着南开这面大旗去干吧！”第二年（一九四六）夏初，我回到天津，丁辅仁先生笑着对我说：“你看啊！校长给了我们这面大旗，我扛着它真是无路不通。刚回来，中学部这几所楼，都破烂不堪，大礼堂里面空洞洞，图书馆被寇兵用来作马棚。现在都修起来了，真是焕然一新。又在甘肃路接收了一所日本女学，作为女中部校舍。一切教学设备也全有了，大礼堂一排排的座椅，能容纳两千人，这些东西，单是有钱是买不来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全亏这些位社会人士们、校友们，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没费什么劲，就把工作全办好了，这不是奇迹吗？”这一段复校史很顺利，大学、男中和女中，都已恢复，只有小学部还没有恢复起来。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四月五日，是先生的七十诞辰，一些侨居美国的中国社会人士和南开校友相联合，为先生祝寿。席间，贺客联名题词志贺，内容丰富多采，其中以作家老舍（南开老教师舒舍予）和剧作家曹禺（南开学生万家宝）二位先生的贺词，最能道出先生的生平业绩。原贺词记录如下：
张校长七十大庆
知道有个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
不用胡吹，不要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戏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薰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
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
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
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
***
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
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
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
就是这点劲儿，
教小日本儿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
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
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
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
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
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沙坪坝，不久
又变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楼馆，
还有啊！红梅绿栀，
和那四时不谢之花。
***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请别误会，
他并不求名，也不图利，
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对，
对，就干吧！干吧！
说句村话：
有本事不干，简直是装蒜！
***
胜利了，
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
他要留着沙坪坝，
还要重建八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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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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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东北，在上海，
到处都设立南开。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
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主张，
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
他不吸烟，也不喝酒，
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
他爱的是学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
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
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
***
张校长！
你今年才七十，还小的很呢！
杜甫不是圣人，
所以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们，您的学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还小的很呢！
起码，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
您还有三四十年的好运！
您的好运！也就是中国的幸福。
因为只有您不撒手南开，
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
***
张校长！
今天我们祝您健康，
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的、幸福的新中国。
大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九日
学生曹禺
后生老舍
纽约城
这首贺词写得非常的妙，也非常真实。先生说：“这首诗写得很好，给我好好地保存着。”先生的一生事业，早已闻名国外，三十年前，先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过教育，今天该校为了表彰先生的事业成就，特赠名誉博士学位，以志荣誉。
南开中学自从一八九八年的严馆时期，只有几个学生，两年后，合并严、王两馆，中学部成立，也只有学生七十三名，一直发展到全国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前后五十年来，南开建成了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计达四千余人，历年离校的校友，更不下数万人。中国自清王朝的覆没，到民国肇兴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军阀的割据，战乱频仍，南开就是处在这种风雨飘摇之中。后来又惨遭日寇的洗劫，天津南开虽全部被摧毁，而重庆的南开迅又开放出灿烂的鲜花。有全国人民都在爱护和支持南开，所以，她虽处在急风暴雨之中经受着种种困难，但她有着强烈的生命力，仍然是在成长、在壮大。先生常说：“南开学校的诞生和发展，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不过是借我的手来完成罢了。”事实的确是如此。
南开的基本干部，多是严、王家馆或南开早期毕业的老学生，师生间，情谊深厚，过于父子。所以，南开的一切工作，都能得心应手，同仁们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即使是外地人，进入南开工作的，只要经过一个时期，他也会熔化在这座大熔炉里。五十年来，南开之所以冲破所有难关者，主要原因在于她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一个勇敢顽强的组织和一个纯朴为公的校风。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南开中学的董事长，先生的老友颜惠庆博士，在北京组织摄政内阁，约请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先生以与严范孙先生有约：“终身办教育，不作官”，婉言谢绝。同年，奉军进关，张学良氏又约先生出任天津市市长，先生也予辞谢。当时，舆论界有人评论说：“先生终身办教育，不作官，他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位事业家！”先生点点头说：“对的，救国之道万端，端在各行其志。所谓见仁见智者，各有千秋。”
盖棺论定
一九五○年六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派飞机接先生和夫人由重庆来北京。同年秋回津，在大理道租了一所房子，与三子锡祚同住。这时，先生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但对祖国大事，仍然很关心。天天要看几份报纸，接待些来访的客人，在每一个星期里，他以两天的时间，分别约请老校友和老同事，来家吃饭、欢聚和畅谈。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午后，有客人来访问，相谈甚欢，来客临走，他还送出门，回来已是六点多钟。晚饭后，他坐在椅子上，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左臂麻木，我们急把他扶到床上睡下，神智似还清醒，但嘴已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急救，据说是脑栓塞，恐怕希望不大了。因喉咙麻痹，已不能进饮食，虽经鼻饲法，也效果不大，延至二十三日午后六时半，先生溘然长逝。时年七十六岁。
周总理闻讯后，专程来津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日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和伟大的教育计划，先生是看不到了。远近的知交和南开校友，函电飞来或亲临吊唁。国外各地，凡有南开校友的地方，都在集会吊唁先生的一生。三月四日发引，参加丧仪的宾客近千人。先葬吴家窑永安公墓，后移津东杨家台祖坟安葬。王夫人一九六一年冬去世。次年春清明节，与先生合葬于天津市北仓第一公墓。为先生和夫人立碑，由老同学吴玉如先生书文，铭曰：
故南开大学校长张公伯苓，讳寿春，生于公元一八七六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与中日甲午之战，慨国事之日非，痛民族之濒危，奋志以教育救国，毕生殚精力无渝。先后五十年，历考中外，不畏艰难，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作育人才，力崇实践，始终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自奉则绳检澹泊，待人惟和易笃诚。卒于公元一九五一年。夫人王氏，生于一八七三年，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公生平志业，亦赖于内顾无忧也。卒于一九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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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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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有教育家风度，直率而热情，最喜欢青年学生而又好客。在早期南开中学时，每到暑假，先生必邀请应届毕业学生，来家作客，王夫人亲自下厨，做好大碗炖鱼炖肉，大盆的米饭馒头。饭菜上桌，这些毕业同学们便一齐动手，又吃又喝。饭后还有游艺节目，务使大家玩个尽兴才散。通常每逢星期日也不断有同学们来玩。后来，四部成立，学生太多了，家里招待不下了，才改到大礼堂，去进行师生同乐的游艺晚会了。星期日之外，平日也有老朋友、老校友和慕名来访的生客人，不管客人多少，先生总是留住吃饭。若到每年清明日他的生日那天，更是门庭若市，家里有数不清的客人。客人们也不择饭菜粗细，宾主之间，总是笑声不绝。
先生一身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们，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王夫人打趣地说：“你有学生养活，我呢？”先生答说：“你有四个儿子养活，怕什么！”夫人说：“你不给他们钱，他们怎能养活我？”先生说：“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岂不是害了他们吗？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南开中学成立后，董事会给他规定薪金一百八十元，他自己一文不用，悉数交给王夫人，作为家用。后来大学部成立时，董事会又给他定薪，他说：“中学部已给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兼薪了。”最后，严范孙先生给他强定了一百元。这笔款，先生从未往家里拿过，只存在学校里，作为给学生们作保的赔偿费。
抗战前，天津比商的电灯电车公司，聘先生为该公司的董事，月给车马费，先生便把这些钱给南开的老职员们。他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而又忠于职守，家庭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送给他们！”王夫人深明大义，对先生解囊助人之举，从未有过意见。
先生平易近人，笃实而直率，从不自炫高明，无论是说话、做事或待人，总是力求通俗化，他说的话，让人听的明白，道理让人容易懂，他本人也让人乐于接近。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群众，若离开了群众，他就办不成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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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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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
民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在沈阳发动攻击，不久即成立伪“满洲国”，继之以“冀东”事件，平津便成了中日冲突的中心。至民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晚，日军又在芦沟桥制造事端，中国的全面抗战，于焉开始。十二天后，战事在北平零星进行。两个礼拜内，宋哲元军队撤出北平，日军未经抵抗，进入了这座古城。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日军攻击天津，炮轰八里台，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开校舍全毁。京华两个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自然无法再留在平津。九月间经三校当局的筹划磋商，决定在长沙组织临时大学，便是联大的前身。
“临时大学”奉令由三校当局积极筹备，并函商中英庚款董事会筹借一百万元（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高壹字第一六二五四号函）分与西南、西北两临时大学作开办费。中英庚款董事会因一时无法筹足，允各先拨二十五万元，临时大学（西南）乃得展开设校工作。当时计划亦甚简要：
（一）校址：大学本部租定长沙圣经学校，可容学生一千人。办公处设于圣经学校宿舍。男生宿舍则借用四十九标，可容千人左右。女生宿舍租用圣经学校附近之涵德女校，可容一至二百人。工学院借湖南大学工学院上课。
（二）设备：设备即利用各校迁湘之原有设备，工学院利用湖南大学工学院之机器设备。图书与北平图书馆合作，双方各出五万元，为购置图书之用。防空设备拟利用四十九标之土冈，掘防空壕三十个，每壕容三十人，共可容千人左右。
（三）经费：
（甲）开办费预算如下：
图书费五万元。理工基本设备费十五万元。其他设备费五万元。
（乙）经常费预算原则如下：
薪津60％，房租5％，办公费10％，设备13-18％，预备12-17％。
（四）组织：
（甲）行政组织：本大学筹备委员会设有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长兼任之；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教育部聘任之；常务委员三至五人，由教育部就筹备委员中指定之。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行政方针。筹委会设秘书、总务、教务三处，各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部就常务委员中指定兼任之，并由主席指定常委一人主持各种事项之执行。
（乙）院系设置：本大学设下列各院系：
（1）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学系。
（2）理学院：物理学系、化学系、地质地理学系、生物学系、数学系。 （3）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4）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
（五）开学
报到：十月十八日起至十月廿四日止。
开学：十月廿五日
注册选课：十月廿五日至十月廿七日止。
上课：十一月一日
临时大学大体上照上列计划在进行，惟因长沙城内房子不够，遂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工学院土木系设在长沙城内；电机系和机械系因无设备，送到岳麓山湖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航空学校寄读；化学系在重庆大学寄读。原来三大学南来同学一千四百五十九人（包括清华六三八人，北大三四二人，南开一四七人，新生一一四人，借读二一八人）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正式上课（此日即为后来西南联合大学之校庆日）。三大学教授亦陆续南来。根据柳无忌教授的记忆，当时文学院教授有朱自清（佩弦）、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罗皑岚，金岳霖（龙荪）、冯友兰（芝生）、吴俊升（士选）、罗廷光、周先庚及英人燕卜荪诸先生，后来有陈雪屏、刘崇■（寿民）、容肇祖诸先生陆续到校（见柳著《古稀话旧集》），自然还有柳无忌先生。至二十日计清华七三人、北大五五人、南开二○人，共一四八人。此时前线军情紧张，后方日夜空袭，临大师生坚苦卓绝，固守岗位，仍然弦歌不辍。但随着上海和南京的沦陷，临时大学在长沙仅一学期，遂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决定迁往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分两批进行。一批二百四十四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黄子坚教授任团长，教授有闻一多、许骏齐、李嘉言、袁复礼（希渊）、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诸先生；同学则分成二大队、三中队，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费时岳领队。队伍于二月十九日出发，步行从长沙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全程一千六百六十三公里（号称三千五百余里），耗时两月零八日，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昆明。赵元任教授夫人杨步伟女士、蒋梦麟校长夫人陶曾谷女士、黄子坚院长夫人和他们的女儿还向第一批到达的师生献花，并给大家做了一顿饺子吃。全体抵昆明后，黄子坚团长宴请全体师生于海棠春饭馆。这乃是我国教育界在抗战期间之一项壮举，钱能钦同学有《西南三千五百里》纪其事（商务版）。另一批约八百余人，由长沙乘粤汉、广九铁路到香港，再乘船到海防，由海防乘滇越铁路到昆明，全程约十天。还有三百五十余位学生留在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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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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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四月，临时大学奉令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也是因为昆明房子不够，文、法商学院暂设蒙自，假歌胪士洋行上课。时，云南省的治安不大好，有女同学曾于晚间在小巷遇土匪，因而晚间下课，女同学均有人持红缨枪护送。一学期后，由于敌机轰炸后方各大城市，昆明各中学疏散，联大乃得商借各中学校舍，法商学院和理学院设在昆华农校和昆华师范，文学院亦自蒙自迁回昆明。半年内，在大西门外建筑了文、法商和理学院的简陋茅屋教室和学生寝室，这便是联大的“新校舍”。工学院设在昆明拓东路三会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和江四会馆，其后全蜀会馆重办小学，男生宿舍又迁到由盐仓改建的民房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又增设师范学院。至此联大规模已具，教学乃顺利进行。
历史社会系于一九四○年六月十日，分为历史与社会两系。并和北平图书馆合作，设立“中日史料征集委员会”，广事搜集抗战史料。次年，社会系划归法商学院。
西南联大校务，由北京大学蒋梦麟（孟邻）校长、清华大学梅贻琦（月涵）校长、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三位常务委员负责主持，梅任常委会主席。张长年在重庆，蒋亦不常在昆明，因而学校大部分行政责任都落在梅的身上。梅先生以艰苦卓绝的精神，从无疾言厉色，亦不慷慨激昂，默默地领导着大学的工作。一九四五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由傅斯年（孟真）继任，傅又荐胡适以自代。一九三九年教务长是樊际昌（逵羽）教授，其后潘光旦教授兼任一个时期，杨石先（绍曾）教授继任。最后杨先生辞职，梅贻琦自己兼任，直至联大解散。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总务长郑天挺（毅生）教授，是明清史专家。西南联大除常务委员会外，另有教授会组织，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一九四○年，设立分校于四川叙永，地址在文庙、南华宫、春秋祠、帝王宫、城隍庙等处，分校主任为杨振声（今甫）教授，于三十年元月上课，后来当时教育部又决定一年级全设昆明，叙永只设先修班四班，当然大学部同学也全部迁回昆明（其后先修班也迁回昆明），联合大学分未久而又合。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三大学在平津时代，各有其学风和传统，它们是不同的。但其相同相和之处，又如此之多！正因为‘和而不同’的精神，更育孕出联大的优良校风。‘自由教学’是它的显著特点。这里所谓自由，并不是错综复杂和散漫紊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负责的、尊重个性和学术独立的自由。不合理的自由，为联大所不取；合理的不自由，同为联大所尊重。”大学教育必须由学校负责人的精神和人格，教师们作学问的认真态度，培育出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由、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来薰陶学生，联大八年始终在这种优良的气氛里成长与发展。
文学院
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来自三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杂陈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教授们各就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系。
院长冯友兰（芝生），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他一方面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讲哲学研究方法。他的哲学史，陈寅恪在审查报告里说：“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他分析内圣外王之道，（陆续发表了）《新世论》、《新理学》、《新世训》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他把人类的行为分为三种：道德的，如爱国助人；不道德的：如出卖国家，陷害他人；非道德的，如一切自然行为。人类的成功，也有三方面：立德——道德的成功，靠努力；立功——事业的成功，靠机运；立言——学问的成功，靠智慧。冯氏讲话有些口吃，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同学中传为笑谈。
中国文学系主任，先是朱自清（佩弦），继为罗常培（莘田）教授。其后罗常培教授赴美，由罗庸教授继任。罗莘田教授在声韵学方面的成就，是举国公认的。朱自清（佩弦）教授的散文也是有口皆碑，每个中学生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背影》。他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和文学批评，有他独到的见解。他不但讲书认真，还坚持要学生写读书报告。他不同意只顾教师自己研究学术。他认为“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着想，如果都不肯为青年服务，下一代怎么办?”因而认真为学生改笔记，从不缺课。罗庸(膺中)教授温文儒雅，搜集很多资料。他用包剿围攻的方法讲《论语》和《孟子》。他不但深懂文学，对佛学也有很深刻的造诣。如果有机会和罗教授长谈，和听他讲《论语》同样有益。
闻一多教授讲唐诗、讲乐府。他著有《唐诗杂论》、《周易义证类纂》、《诗经今译》、《乐府诗笺》。他用人类学知识讲这些古代民谣。他对金石、诗词都有其独到之处。唐兰教授的中国语文专书研究和文字学，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真不愧为文字学的大师。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同学好好读书。杨振声(今甫)教授专授传记文学。浦江清教授的诗词，由每一个字讲起。此外教授还有游国恩、王力(了一)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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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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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自称世界上自古至今只有两个半庄子(庄子自己和一个日本教授)，而他是其中半个的刘文典(叔雅)教授。刘叔雅教授不但是庄子权威，他的骈体文也不让魏晋人士专美于前。他讲授文选，有时一个字要讲一小时。本来，一个字代表一种宇宙现象，要写好文章，就必须把每一个字认清楚，而且要多识字。副教授有许维■(骏斋)、陈梦家，教员则有邢庆兰、李广田、李觐高(次峰)、彭丽天、张盛祥、赵西陆、高华年，助教有冯钟云、王志毅、赵仲色、孙昌熙、周定一、陈士林、吴宏聪、姚殿芳等，当然也和其他各系一样，八年期间，时有变动。中文研究所则设在距昆明八公里的龙泉镇司家营，几个研究生在默默地作研究工作。
外国语文学系主任本是叶公超教授，叶教授未久去了伦敦，而由陈福田教授继任。外文系为抗战可以说做过一些工作。尤其自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空军到中国作战，需要大量译员。外语系同学有许多参加译员工作，外语系教授则参加训练译员。系主任陈福田教授，身体壮健，一口华侨国语比英语差得多，哈佛大学毕业，热诚爱国，编有《大一英文》，固不仅联大采用为教本，且作为“大学丛书”风行全国。
教授吴宓(雨僧)讲授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等。他手持从法国带回的手杖，是刘叔雅教授的传人。现在红楼梦已成世界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吴教授早就成为红学权威，可能“红学”(仅就“红学”二字，现在已成为一种学术)是由他开始。某同学在文林街开了一座小饭馆，名曰“潇湘馆”。雨僧教授一气之下，打毁了他的门窗用具。他认为不应该用林妹妹的公馆作饭馆的名字，小饭馆只好关门。
外语系教授还有莫泮芹、潘家洵(介泉)、冯承植（君培)、袁家骅、闻家驷、吴达元、陈铨(涛海)、杨业治(禹功)、陈定民、赵治熊、傅恩龄(锡永)、林文铮、洪谦、黄炯华(以尚)、李赋宁、薛成之、衣家骥、刘世沐、贾恩培、李华德、徐锡良、陈嘉，还有美籍教授温德(WinterPant)授“英诗”及“现代诗”，英籍教授白英(RoberPavyen)授“现代小说”和“伊利莎白时代文学”。
人在桥上看月，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月亮点缀了你的窗子，你点缀了别人的梦
短短几个字，卞之琳教授的新诗，写尽人生哲理。闻一多教授认为卞氏的诗是旷世之作。冯至教授专讲“歌德”，十分关心国事。柳无忌教授任教仅一年后去了重庆。教员有王佐良、王庆祗、杨周翰、区伟昌，助教有王还、周榆瑞、蒋智存、查良铮、颜锡瑕、林同梅、李■石、蒋铁云、陈祖文、俞铭传、张振先等。写《未央歌》的鹿桥（吴讷荪），也在联大任助教。杨西昆也曾在联大抱着儿子教大一英文，非常叫座。
哲学心理系系主任汤用彤（锡予）教授的《魏晋玄学之研究》、《魏晋文学与思想之关系》、《魏晋时代圣人之观念》，都是一家之言。他在印度佛学方面也有独到的研究，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为人正直诚恳。金岳霖（龙荪）教授对逻辑和哲学问题，恐怕除了他吃饭睡觉时间以外，时时刻刻萦系于怀。他的知识论和“论道”均已享誉国际。冯文潜（柳琦）教授的美学，绝不让朱光潜专美于前，和蔼庄严，令人景仰。贺麟（自昭）教授是研究黑格尔专家，他讲“正”“反”“和”辩证法，“和”就是矛盾的统一，他认为以“不变应万变”是典型的矛盾的统一。一九四一年清华大学用一连串的演讲庆祝三十周年，哲学方面贺教授主讲。他说：“研究哲学如果不以国家为念，仅为哲学而哲学，将是玩物丧志。”他说美国杜威教授七十寿辰，各方哲学家用骂来祝寿，因而他也用“口不择言”来庆祝清华三十年。
冯友兰（芝生）教授前面已说过，他的中国哲学史不必再提。沈有鼎（以武）教授的形而上学，有时不知在讲什么。教授还有郑昕（秉碧）、王宪钧、周先庚、敦福堂、王淮诚诸先生，副教授胡世华，专任讲师熊十力，教员郑沛畛、曹日昌，还有助教石俊、任继愈、齐良骥等。
历史学系集三校教授于一处，都是一时人选，八音合奏，五色交辉。梅月涵校长在《复员后之清华（上）》（《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九期）报告上说：“教师皆系当代权威，学子受益匪浅。在校诸教师皆以治学谨严，蜚声士林。”系主任雷海宗（伯伦）教授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是划时代的创论，他把中国文化分为二周。所以他讲中国通史讲到淝水之战，这是文化第一周。淝水之战以后，便非常简单地叙述了。他认为那是第一周的翻版。他上课不带片纸只字，仅带一支粉笔。讲春秋战国的诸侯，和西洋中古史几十个国君，名字有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和他们的起迄年代，信手拈来，从不假思索。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和异于常人的见解。他最反对女人干政。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太后当政，朝政必致不可收拾，古今中外从无例外。他把国际关系分为“春秋式”与“战国式”，春秋式讲道义重礼节，“揖让而升，降而饮”。以宋襄公作代表，不鼓不成列。不讲道义专讲袭人不备，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则完全属于战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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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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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教授为旷代大师，先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又至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终身无任何学位，使他几乎进不了清华国学研究所。他不但能背诵十三经之大部分，对每一字均求其正解，而且精通梵文、巴利文，也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西夏文及土耳其文，当然英、法、德、日，再加上拉丁、希腊文全精。陈寅恪真是无所不通。昔仲尼博学无所成名，而陈氏博学的重点则在于史。他的著作大半也属于史的方面，在联大授“魏晋南北朝史”和“梵文”。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小教室里，有时微笑，有时瞑目，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帐，却也如沐春风。至于陈寅恪的诗，俞大维说：“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将被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记得胜利之后，成都某一家报纸，刊登先生一首七律：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竹门松菊家何在，且认他乡作故乡。
这真是一首好诗，令人低徊哦吟，伤感不已。可惜陈寅恪教授在联大仅一年，即因健康关系而他去。
姚从吾教授毕生致力于宋、辽、金、元史，晚年对元史尤有创论，对邱处机特别推崇，在联大讲授宋史和史学方法。毛准（子水）教授史籍名著：《史记》和《史通》，并曾教授科学概论。郑天挺（毅生）教授和孟森（心史）教授衣钵相传，授明清史，再传至何鹏毓（耀南）。向达（觉民）教授也授明清史，但对中西交通史享名当世。皮名举、蔡维藩（文侯）两位教授的西洋通史，每课学生挤满一个大教室。皮名举教授用“组织能力”和“发明天才”来决定一个民族之优劣。刘崇■（寿民）教授西洋近世史也是权威之论，待人和蔼可亲，热诚爱国。张荫麟教授不但授历史，而且还讲逻辑，仅“1”的独特与发展，就发展一个学期。外籍教授葛邦福讲授西洋上古史。王信忠（迅中）教授是日本通，授中日外交史。吴晗（辰伯）和丁则良教授授中国通史。邵循正教授年轻叫座，他对蒙古史颇作了些研究。此外有白约翰（佩之），讲师杨志玖，教员何鹏毓、游任达、赵玉良、李忻、宋泽、邵景洛等。皮名举教授说，唯有北大、清华才能养住这一群教授。
理学院
再说联大理学院，更是漪欤乎盛哉。三校教授聚于一堂，虽然在简陋的环境里，又没有理想的设备，但研究工作何曾一日稍辍！甚至有些位教授专事研究而不开课，难怪当时有人曾责怪联大“囤集教授”。“南清北合，联大开花”，一位与三校有渊源的人士，目睹联大盛况，曾为此盛况而如此歌唱，理学院与有荣焉。院长吴有训（正之）调长中大之后，由饶毓泰（树人）教授兼任。数学系主任江泽涵教授对微分几何有特殊研究。作人态度和蔼，治学认真谨严。华罗庚虽然走起路来“八面威风”，但他教授近世代数却是一绝，他的“素数论”曾震惊当世。此外，还有姜立夫、杨武之教授（杨振宁之父）教微积分。姜教授为数学界前辈，江泽涵、申又枨、陈省身诸先生均出其门下。申又枨教授的高等微积分，田方增教授的微分方程，蒋硕民教授的高等代数，刘晋年（伯蕃）教授的积分论，也都非常叫座。还有教授张希陆、程毓准、许宝■、赵访熊、陈省身、郑桐荪，副教授赵淞（雨秋），俱是一时之选。陈省身教授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名噪国际，应用数学课程（如电工数学、高等微分方程）在国内西南联大首先开出。英文最好的钟开来及王湘浩都还是专任讲师。研究助教则有孙树本，教员有闵嗣鹤、陈鸿远、彭慧云三位先生。助教则有王寿仁、栾汝书、龙季和、虞介藩、傅铁健、刘诉年、钱圣发、施悉同、孙本旺、颜道岸、王联芳、冷生明。
物理系教授更是聚全国之精英。系主任饶毓泰（树人）兼任理学院长，不仅是学术界权威，也擅长于行政。联大、北大的理学院之所以能对学术有最大贡献，树人先生之功不可没。吴大猷教授的近代物理学、原子与分子光谱学、理论物理、电子力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低于国内。朱物华教授的无线电学，霍秉权（重衡）、郑华炽教授的普通物理学，赵忠尧的力学。叶企孙教授不但讲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他的电磁学也很叫座。王竹溪教授的热学、统计力学是二次大战时新学问。还有周培源、赵忠尧、张文裕、马仕俊、许祯阳诸教授。这样的教授阵容，虽不敢言绝后，但确属空前。以如此之济济多士，才能孕育出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等学人。讲师有戴文赛，助教有沈寿云、薛琴芬、虞福春、卓励、梅镇岳、张家骅、胡玉和、金光杰、王代■、黄永泰、郭沂曾诸先生。
化学系主任杨石先(绍曾)教授，曾兼任教务长。其后由黄子卿(碧帆)代理，他讲授理论化学。曾昭抡(叔伟)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教授孙承锷授普通化学，不重考试，但考试时如被发现作弊，处罚可就严了。张青莲教授用由美国自己带来的材料和仪器作重水研究。朱汝华(实君)、高崇熙、邱宗岳(崇彦)、严仁荫、刘云浦，还有中央研究院钱思亮先生也曾任教一时。张为申(伟森)专任讲师，朱汝瑾教授当时也是助教。化学研究，有待于充实之验器。抗战期间，由三校南运者固不多；而战时交通阻隔，采购不易，是以甚感简陋，影响于研究者固甚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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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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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主任李继侗教授的普通生物学最为同学所畏惧，普通植物也很难过关，教学严格闻名全校。陈桢(协三)教授的细胞遗传学，对金鱼突变的研究，早已蜚声国际。据说“维他命”一名词，即陈教授所译。教授张景钺(岘侪)是植物学权威，周先庚、沈嘉瑞、杜增瑞、殷宏章、沈同教授发现橄榄所含维他命特别多。吴素萱是副教授，罗苇士、萧承宪、牛满江(渊如)是助教。当时助教有十五人之多。吴韫珍教授因工作忙碌，生活困难，极近于殉道精神，而殁于昆明。宁不令人敬佩！
地质地理气象系，因西南地质构造复杂，矿产种类繁多，地层完备，地学系得天独厚，利于研究，故对我国西南地质之研究，未曾因交通阻隔、图书仪器缺乏而少有贡献。其教授个人之研究更有足述者：系主任孙云铸(铁仙)系古生物学专家，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对地层说也有独到之处。张席■(惠远)教授对贵州三叠纪之研究蜚声世界。张印堂(荫棠)教授是中国地理学权威，在联大授中国地理总论，于滇西告急之际，不畏危险，深入江心坡一带作实地调查。袁复礼(希渊)教授学问渊博，足迹遍华夏，讲起学来如天马行空，忽焉在前，忽焉在后。他和冯景兰(淮西)教授，先后赴西康作地质矿产之调查。一九四二年夏，与云南省政府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所。教授还有王烈(霖之)、王恒升(洁秋)，外籍教授米士、苏良赫(赫声)。地理方面有鲍觉民、钟道铭、陶治渊诸先生。气象方面有赵九章、李宪之(达三)、程纯枢、顾均禧、高仕功诸教授。后来各教授均有高就，只有李达三教授固守岗位，一家六口，贫困异常，然怡然自得，教授严格，每劝学生多读书少管闲事。助教多达八九人。
法商学院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授文化论，他主张全盘西化，不同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说文化是有机体，不能割裂一部，为此曾和文学院长冯友兰辩论一阵。结果还是冯先生说，辩论往往是后息者胜而终止。其实我们也觉得全盘西化有问题，仅让你天天吃面包一项，不但小麦不够，而且也受不了。法律系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当年北大四公子之一，到联大时已有老态，甘贫乐道，择善固执，讲授法学概论，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对“大规模社会秩序之整理”，一整理就半年。一学期下来，尚未提出法律是什么。他责怪世界局势的纷扰，政局的不安，是因为他不再讲授国际法所致。有一次公开讲演，他说：“国际公法不教了，国际关系也不谈了，国际上于是乎太乱了。”言下不胜唏嘘。戴修瓒教授的人格，比他的大胡须还美。当年在北京因受理燕树棠先生状告国务总理段祺瑞，和燕树棠教授一起被逐出京师。教授有蔡枢衡（天助），章剑（化侬）、李士彤、张企泰、赵鸣歧、费青、罗文干诸先生。最令人羡慕的是芮沐教授，他因为兼任律师，收入颇丰。助教仅三四人，学生较少，但有成就的却很多。
政治系系主任张奚若（熙若）教授，八字胡须，衣冠楚楚，手不离杖，作人一丝不苟。他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研究室主任钱端升教授，博学深思，授课也材料最多，因而参考书一大堆。期考的时候，要同学把参考书全抱到教室，随意翻阅。但如果平常不熟读，笔下不快，你也休想及格。吴之春教授的现代政治思想史、英国宪法史，也是叫座的课业。此外教授还有崔书琴、赵凤歧（鸣歧）、邵循恪（恭甫）、王赣愚（贡予）诸位先生。助教仅二三人。
经济系和商学系可以并谈。不但同学人数冠全校，全系多达五百余人，课程方面，多半属于理论方面，教授也最多。系主任陈总（岱孙）教授，高硕英俊，鼻梁稍歪，经常口衔烟斗，以致口唇下搭，处事明快决断，不苟言笑。经济系同学人数虽多，但毕业时问题最少，同学选课时不容马虎所致。他授经济概论和财政学，上课均在大教室，每课必早到五分钟，立在讲台上，上课铃一响即把当日主题大书于黑板之上，开始讲授。因为听课同学太多，每每有些因上一堂课下课迟或教室远而迟到，则必再约略重复一次，以免迟到同学无法笔记。把他的话按次笔记，便是一本很好的讲义。
赵■抟（濂澄）教授经济思想史、西洋近代思潮及商业循环，讲到亚当斯密（AdamSmith），把《原富》一书如何修正用字：wearandbare改为bearandwear都说清楚。以中国之Marshall自居，同学不称赵先生而以MarshallChow称之。他学问渊博，举止安详，每以藏书丰富自傲，喜欢旧诗。他曾讲一个故事：某教授在美读书时，买到一本最近出版的旧书，颇为自得，他用打油诗来嘲笑他的无知，诗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皆缘书读欠夫功，马金堂玉应难到，只好苏姑作判通。”盖苏州曾有一通判，看见坟前翁仲说成仲翁也。
萧蘧（叔玉）教授讲经济概论与国际贸易，因为讲解过于详细，每学期很少能讲完。秦瓒（缜略）教授教高级财政学和中国财政史，他不高兴上课时，一学期上不了几小时；如果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一分钟，而且上课一定先同学而到。他曾反驳胡适先生的“井田制度是孟子面壁造谣”的说法。考试的时候，坐在教室手捧报纸，惟恐前面同学吃亏。但以他讲解之有条理，同学上课的兴趣，再加上最低八十九分，根本没有一个人会去抄袭。杨西梦教授的高、初级统计学，也是一门叫座课业，他常常慨叹我们的数学根基太差，比起德国人差的太远。高级统计学如果数学根基不够，真难懂，几乎认为是在讲玄学。他也授数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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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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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仁教授讲授高、初级货币银行，态度之认真，真是罕见，一小时下来，力竭声嘶，满身粉笔灰。据传周教授当年丢弃了天津金城银行经理，而悄悄到北大教书，金城银行曾登报寻人。家住在呈贡，有时背负几斤老米，下火车还要跑十几里路。平日寡言笑，但三杯酒落肚，议论大发，由国府主席到法学院长为止，惟对系主任绝不妄加一辞，说是为保留风度。他对同学非常客气，但考试之认真，有如他的作人。周炳琳（枚荪）教授讲授高级经济理论，教材用A.Marshall的PrinciplesOfEconomics，坐在系办公室逐句讲解，没有考试，每学期交一篇读书报告，最好用英文写，准列甲等。枚荪教授一身正气，赵濂澄教授誉之为“大气磅礴，有所不为，代表北大精神”。戴世光教授也讲初级统计学，并兼主持人口普查研究所。伍启元教授授“国际经济政策”。伍教授读书过多，腹笥渊博，经济政策旁征博引，对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备极推崇。但因广东口音过重，字音难辨，笔记也最难记。往往讲一个问题有三点，却只说了两点，有的同学追问第三点，他说第二点包含两点。他和杨西孟先生，常常对当时经济政策有所建议，往往是“不幸而言中”。
腾茂桐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毕业，以正统派理论授经济概论。丁佶教授系商学系主任，他教会计学最令人难过关，可惜他不善游泳，以致在大普基灭顶，由贺治仁副教授接任。而毕业同学谋事的烦事，便落在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的肩上。徐毓■教授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讲授“高级经济学”、“经济名著选读”，大半是高年级或研究生所选读。当时把Keynes的“充分就业”观念，也带进了联大。此外还有张德昌教授在联大授课未久而离去，姚嘉椿、周覃祓先生是讲师，助教四五人。
社会系是由历史社会系独立而来，系主任陈达(通夫)教授，讲授社会研究法和社会调查，他和陈序经都开过“华侨问题”。吴泽霖教授授社会学原理和人类学，但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办理译员训练班。以优生学著名的潘光旦教授，当年是清华教务长，学生时期，因踢足球而折断一条腿，因而走路有三条腿。他译的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不仅有信达雅之译笔，也用尽了我国二十四史、野史、笔记、专著、诗词、戏曲、稗官小说细加详注，足见先生读书之功力，学问之渊博，中西之通达叹观止矣！潘先生曾读遍二十四史，也许“宗谱”收藏最富，因为他要在家谱里找遗传的证据。他的“优生学”和“西洋社会思想史”，也是叫座课程之一。社会系教授，在战时为国家作了不少对人口政策有影响的研究和调查。费孝通和李景汉、李树青、戴世光诸先生，全是社会系教授，助教则仅有李植人、袁方二人而已。
工学院
战前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仅有化工系，所以工学院保持清华风度最浓厚。工学院设在昆明拓东路三会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和江西会馆)，其后全蜀会馆重办小学，男生宿舍迁到由盐仓改建的民房里。同学们努力读书，认真运动。
工学院院长施嘉■，是水文学专家，他开的“堡垒工程”，“要塞工程”均与军事有关。他与阎振兴(光复)教授主编之《昆明水工试验研究丛刊》和当时李谟炽教授主编之《公路研究丛刊》均为内容充实，极富学术价值的刊物。
土木工程系设备不够充实，但教授在结构、水力、交通及市政工程方面，颇为理想，且各方面均有研究实验之成绩，并曾为地方工程机关及美军工程部解决若干困难问题，甚至协助云南省抗疟工作，而各位教授且不断著述，系主任陶葆楷(作楷)教授之《给水工程学》与《军事卫生工程学》，察方荫之《普通结构学》，吴柳生教授之《工程材料学》(《钢筋混凝土设计》他首先将英制改为公制)，张泽熙(豫生)教授之《铁路工程学》，均为传世之作。还有王裕光(明之)教授之《坊工地基及房屋》、《工程估计及契约》，刘恢先生之《结构学》，均为一时名著。名建筑师张昌华、衣复得、王龙甫，王明之诸先生，均曾任土木系教授，助教九人，目前多已成名。
机械工程系设有金工、土木、锻工、铸工、造水等厂及热工试验室，是工学院规模最大、学生最多一系。系主任先是庄前鼎，后为李辑祥（筱韩）教授。庄教授的“兵器学”，李辑祥教授的“机械设计制图与原理”，刘仙洲老教授的“机动学”，均副时望。还有王师义、刘德慕（景竹）、王遵明（直承）、孟广喆（哲公）、董树屏（邱竹）、梁守盘、冯钟（豫诸）教授分别授“应用力学”、“金相及热炼”、“热工学”及“汽车工程”等。褚士荃、甯■（旭光）两位副教授，授“工程画”等。此外还有强明伦（叙五）、李宗海两位讲师和助教十余人。机械系同学人数繁多，为工学院各系之冠。当时云南耀龙电力公司，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厂，中央机器厂，兵工署第五十三及廿三兵工厂，航空委员会第一飞机制造厂，第十飞机修理厂，云南裕滇纱厂，全有机械系三四年级同学在实习。
电机工程学系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添设。章名涛教授兼系主任，赵友民、倪俊、任之恭，都兼过系主任。教授有马大猷（倬道）、倪俊、毛启爽、任之恭、叶楷、钱钟韩、范崇武、张瑞岐诸先生。严睃（睃夫）、钟士模（子范）、胥室澄、陈荫谷、沈秉鲁（葆东）和年轻的徐贤修（洁人）全是专任讲师。课程有“电工原理”、“电讯网路”、“直流电机”、“发电所”、“电磁测验”、“交流电机”、“无线电大意”、“无线电原理”、“电工及电机实验”等，张友熙教授还兼任电讯专修科主任。助教则有唐统一等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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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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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程系，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为战时需要而筹设的，同样造就了不少工程师。系主任王德荣教授，授“飞机结构”与“概论”，教授有李锦安、王宏基二位先生，当时航空系本身课业不多，一般性课业则与电机、机械系同学共同上课。王宏基教授之“空气动力学”，甯■教授授“内燃机”、“航空发动机”等，秦大钧教授也教过“空气动力学”，教授还有周惠久、金希武、刘治勤、丁履德诸先生。
化学工程系原仅南开大学设有，当时原以为机械系与化学系相拼凑，雅不如今日之无物非化工也。系主任先后为陈克忠、苏国桢、谢明山教授。中原理工学院院长谢明山教授授“化学工程”和“化学机械设计”，张青达教授授“理论化学”，丁嗣贤教授授“酸碱工业”，陈关符先生授“工业化学”。张明哲先生此时也在化工系。教授还有潘尚贞、胡志彬、高长庚、赵越寰、周荫阿（铭西）诸先生。钟秉智先生曾任专任讲师。助教则有六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联大又增设了电信专修科。
师范学院
师范学院系联大迁昆明后，于一九四○年设立的，本为培植云南师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并设置初级部二班，指定云南省教育厅保送八十名学生。院长黄子坚（钰生）教授，曾代表张伯苓的常务委员职务，教授“教育概论”。有一次广播：他以教育家的立场批评某些联大同学“少年老成”，不像青年人，太实际，无理想，缺乏青年人的雄心壮志。
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教授。樊际昌（逵羽）教授和周先庚教授授“教育概论”，任樊祖和继祖（述先）教授分别教授中国和西洋教育史，倪仲方教授授“心理卫生”、“发展心理”，陈友松教授讲“社会教育”，沈履（复斋）教授授“青年心理”，胡毅教授教“教育统计”，教员有严倚云，助教则为陈熙昌等三人，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授“青年问题”。公民训育系主任由陈雪屏教授兼任，并授“教育心理”和“人格心理”等课。后由田培林（伯苍）教授继任，曾作忠先生亦曾任教该系。公民训育系大部分课业，与教育系相同，故教授方面，很难限定某教授属教育系或公民训育系。国文系教授有彭仲铎（啸咸），授国文专书选读“水经注”及“各体文习作”。沈从文教授著作等身，在联大还是副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张清常先生也是副教授，但他精通文字学，所以也讲授“训诂学”。联大教歌即由张教授谱曲，他还长于乐队指挥。当时的副教授还有萧涤非、余冠英诸位先生。英语系教授有凌达扬（廷显）教授，和马葆炼专任讲师。史地系有孙毓棠和陶绍渊（子潜）副教授，赵书文专任讲师，王履常、周简文曾任助教。理化系许滇阳教授兼系主任，黄新民、余人元先生是教员。师范专修科学科与教授均与师范学院同。师范学院同学除了师院专聘教授外，各学系均同于文、法、理学院。他们不但官费（不同于贷金），而且还要多读一年，真是得天独厚。师范学院并附设小学和中学各一所。
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大一年级也有军训，每星期有半天军事训练，必修而无学分。
西南联大的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也是必修但无学分。马约翰教授要我们少穿衣服。昆明的冬天如遇阴天，天气也很冷，但马翁永远是一袭短袖衬衫。他更要我们永不要静止（Boysneverquiet）。侯洛询教授要求我们每一分钟投中十二个篮球，因而有的同学，学分修满，但不能毕业，还要回校补修体育。马启伟、黄中孚、邵子傅、王英杰、夏翔、魏丕栋、牟作云都教过体育。
联合大学教授约五百人，来自平津三大学及全国各地，聚集了全国学术界权威。同学约两千多人，有者来自后方，有者自沦陷区逃来。根据蒋梦麟的记载：同学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者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或被逮捕杀头；有者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到东西，但阻止不住青年人摆脱敌人向往学习的心。这些青年有者经验丰富，有者年龄稍长，个性坚韧。在任何困难环境里，他们的精神愉快，弦歌不辍。常常可以见到师生如父子，同学如手足的感人情景。但有时在一个寝室住了几年，上下床铺不相识的人也不少。
柳无忌教授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在中国情形特殊，大学教育没有因为弥漫的战火而中断。这次是不寻常的战争，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的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时所引以为自满与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
联合大学同学的生活确是艰辛的。他们大多从沦陷区冒生命危险而来，已如前述。在校生活全赖公费，起初尚足以维持营养，后来物价上涨，连温饱二字都很难求。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其布西裤和一双皮鞋。衣服穿脏了利用午睡时间洗一洗，晒干了再穿，好在昆明一年好天气多。爱穿西服的学生，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子。每年冬春二季，昆明天气晴爽，且不下雨，因而校内井水干枯，饮水洗脸都成问题。起初学校用两位女工（昆明称“X嫂”）分舍送热水，其后也免了。再加上宿舍电灯常常停电，图书馆座位不够，因而凤翥街茶馆便成了读书玩桥牌的场地。但凤翥街狭小，马粪铺地，鸡犬相闻，实在太脏太乱，后来多半转移到文林街去，文林街茶馆便与联大同学结了不解缘。在这种生活环境之下，更使联大同学生活多彩多姿，多半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兼差。于是家庭教师、报馆、邮局、法院，甚至于放午炮、管警报、电报局、办杂志，全有联大同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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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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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的学生社团，也是五花八门的。只要不妨碍他人，组织社团出壁报学校全不干涉。喜爱文艺的同学组织文艺社，喜爱新诗的同学组织“新诗社”，喜爱画画和木刻的同学加入“阳光社”，文娱团体则有话剧社、联大剧团和青年剧社、联大戏剧研究社，其后有“南针社”、“木铎社”等。一九四五年秋，由“文艺壁报”作班底，和一部分喜爱文艺的同学演变为“冬青社”，还请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作导师。这年暑假又有了戏剧社。体育方面有“悠悠体育社”、工学院则有“西南合唱团”、“喷火体育会”等。这些团体有时举办辩论会、讲演会，假期举办夏令（或冬令）营，有时也演话剧。
联大的壁报更是琳琅满目，蓬筚生辉，贴满了大门左首的围墙。在当时的环境，办杂志、办报纸，因为纸张贵，印刷费高，不是件容易事，倒不如出份壁报，较为简单。西南联大的壁报，开始于一九三八年秋季工学院的《引擎》和《熔炉》。文法学院迁回昆明，群社出版了《腊月》，跟着便有《联大论坛》。到了一九三九年，壁报就发达起来，有群社的《群声》，明社的《南针》、《微言》，木铎社的《木铎》，文艺社的散文半月刊《文艺》、《热风》，和《热风》相对的有《照明弹》。新诗社的《新诗半月刊》、阳光社的《画刊》，时常有些心血结晶之作。论坛社的《论坛》，还有一张壁报叫《论衡》，用毛笔写的行书小字。
各社团或各系同学，也常常请对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的教授或校外学者来讲演，听讲的每每挤满了大型教室，有时爬满了窗台。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侵占香港后，许多学人包括陈寅恪教授在内，身陷其中。先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谈到香港沦陷，许多学人未能逃出，也谈到寅恪先生不知下落，而某要人竟用飞机运狗。其后有两位同学，在校门口贴出《喊》壁报详述其事，以致激怒了部分同学，于午饭后由昆华农院食堂列队游行。这是联大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进步活动的一个开端。
西南联合大学两千多同学在昆明，分散在几个地区：
新校舍：在昆明北郊大西门外，一九三九年建成，有泥土版筑的围墙，分南北二区，中隔环城马路。北区较南区大约四倍，有大门相对。初时大门尚可关闭，其后风雨侵蚀，无钱修理，门虽设而不关。有校警大队，虚设耳。进大门有土路稍宽，由南向北直通北墙小门。路西为生活区，进门去左边有校警室，面对小操场。操场之北为军训教官室，更北有宿舍约卅二栋，一九四○年被日机炸毁两栋。每栋宿舍中间为甬道，两旁各置双人木床约十张，可容四十人。两床间有一长条木桌，本为自习之用，但因灯光黑暗，同学多半在茶馆读书，长桌仅供堆置杂物而已。
宿舍长方形。泥土版墙，南北为门，东西各开小洞四五。并竖以木棍，初时冬季尚糊以棉纸，其后棉纸亦免。中竖木棍，仅防君子耳。茅草为顶，每年冬季加盖新草，冬暖夏凉。虽偶有漏雨，同学即在室内撑伞而睡。宿舍之北为厕所及盥洗室，盥洗室空屋一栋，中间设砖架，洗脸在此。洗澡则须于深夜，不怕冷之同学方可为也。旁有一井，雨季有水，干季则于晨起前先为厨子汲去。昆明自秋迄春，晴天无雨，井枯无水，以致饮水为难，同学好坐茶馆之一因也。
到了雨季，尚未踏实的泥土，整个翻起来，到处泥泞，从寝室到教室，图书馆到饭厅。泥巴坑、小水沟不计其数。校舍西有小门，出门小桥流水人家，而师院附中在焉。土路之北端小门，外为铁路，越路为山坡，且小冢起伏，为跑警报之绝好去处。校内土路之东为教室、教务、总务、训导处及图书馆。最后有饭厅二栋。进大门右有青年消费合作社，售零星食物。土路之旁有水池，池旁有树二三株，树旁还有两三块大红石，池内满生青萍，青萍下有时蛙声鼓鼓，亦一景也。春季因无井水，同学以面盆取池水置于床下，晨起去其上面之青萍，下面之泥土，中间之水用以洗脸。
水池旁有广场，为学生聚会之处，月会亦在此。除常委外，政要、学者、贵宾到校讲演之场所。场北有升旗台，台后即大图书馆，可容六七百人，黑木大桌，长板凳。每至考试，天不黑同学便拥在门外等开门。尤其到了晚七时开门前，同学更多，门一开蜂拥而入，大门时被挤坏。盖参考书不多，先到者先借，后到者只有叹气而已。且座位有限，抢不到只好去茶馆，斯亦泡茶原因之一也。
图书馆旁为各系办公室，教务处、注册组、总务处、训导处均在附近。学校大政方针，同学选课贷金请求俱出于此。再北有小水沟，沟北有大饭厅二栋，不仅吃饭且为演戏之所，有桌无凳，八宝饭立而啜之，亦不以为苦。想吃饱必须早到，否则只好闻余味而已，然从无因争食而生纠纷也。广场东有一小径，径东墙内有一教室，小径通东北区，亦有教室六栋。图书馆瓦顶，有门有窗，稍具规模。教室则土壁铁皮顶，每遇骤雨则铮铿有声。
出新校舍，越环城马路，进门即为南区。南区在护城沟（无水日沟）与环城马路中间，也是围以土版墙。南区整个属于理学院，各系办公室、实验室、教室均在其中，另外有校医室，铁皮顶、土版墙，但有门有窗。校医室外面，为生物系实验场所。高崇熙教授改良的剑兰，美而艳，有时盛开其间，为整个南区增色不少。东南有便门，出便门数十步，进城墙缺口西南行，为昆中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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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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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位于昆明城内，面临文林街，据云为李鸿章祠堂。由文林街进大门有大殿，悬金底黑字“乾坤正气”匾额一方。因而被校方名此殿为“乾坤正气”，大型教室也，通史、概论一类课程均在此上课。另一大型教室为“昆北南食堂”，经济系之会计学、民法概论等大班均在此上课，或供教授学人演讲之所。再进为一运动场，场旁有二层楼，原有单身教授宿舍，后改助教宿舍。宿舍与操场间有矮墙相隔。宿舍之东有小径，路旁荒草没胫，乱石成堆。循小径东北行，有砖造教室数间，尚称整洁，文学院课程多在此。出北院大门，越文林街为南院。
南院在文林街之南，与北院相对，本为高年级同学宿舍，一九四一年后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非经许可，休想越雷池一步也。进门有小型操场，原有大教室二间，其一为“南天一柱”。本一大殿，有匾题曰“南天一柱”，因以为名焉。一九四○年夏日机肆虐，去其屋顶之北半，潘光旦教务长，曾在其南半顶下主持教务。一年级经济概论，亦曾于此讲授。“昆南阅览室”，亦大教室也。一九四一年后南院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可望而不可及矣。
师范学院在昆明城外，凤翥街之西，昆华师范原址。昆师疏散后，即为师范学院所在，房屋较整齐。教授数位，亦居其中。
工学院在拓东路二馆一仓——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及盐行仓库。自新校舍穿越昆明城区，步行约一小时可达。南盐拓东路，北临农田，并有大运动场。虽然庭院楼阁、殿宇庑廊，看起来似甚巍峨，但宿舍——盐行仓库——臭虫之多，令人惊叹，每使初到同学，无防臭虫经验者战斗终夜。三年下来（一年级住新校舍），多成捉虫能手。经济史上谈到欧洲中古农奴生活，夜间睡眠，衣服须盖在被上，床上有很多虫类，大概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