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余任北大及兼清华课外，越两年，又兼燕大课，于是每周得两次出城，各半日。此乃无法辞卸者。某年秋，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某君忽来访，邀余去兼秦汉史课一门。某君忘其名，乃北平史学前辈，其所编讲义亦正流传东安市场各书肆。其来言辞恳切，有坚求必允之意。余告以北大校规，校外兼课只许四小时，余已兼清华燕大两校课，适足四小时之限。逾越校规，非余所愿，亦非所能。且开学已久，清华燕大两校课亦无法中途言辞。如是往复半日而去。一日，某君又来，谓已商得北大当局同意，先生去师大兼课，北大决不过问。余无奈，勉允之。
余住马大人胡同，近东四牌楼，师大校址近西四牌楼，穿城而去，路甚遥远。余坐人力车，在车中闭目静坐，听一路不绝车声。又街上各店肆放留声机京戏唱片，此店机声渐远，彼店机声续起，乃同一戏，连续不断，甚足怡心。及登堂，听众特多，系主任亦在窗外徘徊。第二周课毕，系主任邀余赴其办公室。告余，真大佳事。此课本请某君担任，上堂后，学生问，中国封建社会系秦前结束，抑秦后开始，又或秦前秦后一体直下无变。某君所答，听者不满，争论不已，终至哄堂而散。某君遂决不再来。别请某君，复如是，仍哄堂而散。某君遂亦决不来。恐直言相告，先生决不愿来。今幸两堂过，学生竟不发此问。并闻对先生深致满意。真大佳事。此亦当年北方学风。甚至同学校同一班级，两课堂所讲如同水火。师大此事虽所少有，然闻者亦终不以为怪。
六
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手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手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尊师之感。
孟森心史与余同年到北大任课。一日，在休息室相晤。心史问余何年级，余答惭愧，亦在此教书。因诸生亦得来休息室问难，故心史有此误会耳。又一日，余送《燕京学报》新刊余所著《周官著作年代考》一文赠心史。心史展视，谓此乃经学上一专门问题，君亦兼治经学耶，当携归，细读之。自是余遂与心史常在休息室中闲谈。又一日，心史特来寓址，自是往返益密。
某一年暑假，余回苏州省亲。及返北平，特访心史。心史书斋西向。余谓今年酷暑，不知先生作何消遣。心史言，此暑期乃成一大工作。商务新出版《永乐大典》中之《水经注》，今暑专为此书作了许多考订。遂引余视其桌上积稿，并历述清代各家治《水经》之得失，娓娓忘时。余告心史，已向商务预约此书。方期不日去取书，作一番考订工夫，为戴校《水经注》一案作一定论。不谓先生已先我为之。心史说，此书实无新资料可供考订。君不如向商务另购他书，俟余此番考订络续出版，君可就此作商榷，不烦另花一番工夫也。余谓，与先生相识有年，初不知先生亦对此有兴趣。然心史所考订，送北大《国学》季刊，主其事者，因适之方远在国外，心史所考，与适之意见有异，非俟适之归，不敢轻为发布。而心史此项存稿遂亦迟未整理，所发表者殊有限。及翌年，抗战军兴，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人络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以不起。余自抗战胜利后，即未去北平，每念心史有关《水经注》考订一稿，其整理成篇，及其未及整理者，究在何处。及其有关蒙古新地图一事，仍有人留意及之否。人尽知心史在北大任教明清史，其对清初入关前史有著述。对此两事，人或不知，追忆及此，岂胜惘然。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气和易。所任明清史，讲义写得太详密，上堂无多话讲，学生缺席，只少数人在堂上，遇点名时轮流应到。心史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仍自讲述不辍。学生传为谈资。其时北平方唱尊孔。有人说，军阀何堪当尊孔大任。心史说，专要堪当尊孔的人来尊，怕也尊不起。适之为文，昌言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女子裹小脚麻雀牌鸦片等诸项。心史为文驳斥，不少假借。但我们见面，他从不提起这件事。他从不放言高论，甚至不像是一争辩是非的人。在北大同人中，却是另具一格。
七
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一日，锡予来访。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
一年后，余家自西城潘宅迁二道桥，凡三院四进，极宽极静。年假以榆关风声紧，挈眷奉先慈返苏州，锡予老母亦随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单身先返北平，适锡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来，锡予先商于余，即割二道桥第三进居之。此本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间。其第二进仅一书室，为读书写作之所。此两进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语。十力既来，而余眷久不来。锡予为余一人饮食不便，又劝余迁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书斋居余。而又为十力别邀一北大学生来居二道桥之第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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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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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暑假，蒙文通又自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与余同任教于历史系。锡予在南京中大时，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十力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文通之来，亦系锡予所推荐。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宰平与漱溟则不易相值。
某日，适之来访余。余在北平七八年中，适之来访仅此一次。适之门庭若市，而向不答访，盖不独于余为然。适之来，已在午前十一时许，坐余书斋中，直至午后一时始去，余亦未留其午膳。适之来，乃为蒙文通事。适之告余，秋后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文通既不续聘。史系主任遂邀余任魏晋南北朝史，余拒不允。余言聘约规定余只任上古两汉，不愿再有增添。其隋唐史一门，则聘陈寅恪兼任。上堂仅盈月，寅恪即辞去不再来。谓其体弱，其夫人言，若不辞北大兼职，即不再过问其三餐。于是此课遂临时请多人分授。学生有发问者，谓此课既由多人分授，何以独不有钱某来上课。史系主任始来请余。余遂亦上堂一二次。文通自离北大，即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其家仍留北平，与锡予及余诸人之来往则一如旧日无变。
八
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寅恪在清华，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值颇不易。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余亦因锡予识吴宓雨生。彼两人乃前中大同事。余在清华兼课，课后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华之所。一院沿湖，极宽适幽静。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则临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学校中。钱稻孙与余同时有课，亦常来，三人聚谈，更易忘时。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雨生办此副刊时，特识拔清华两学生，一四川贺麟，一广东张荫麟，一时有二麟之称。贺麟自昭，自欧留学先归，与锡予在北大哲学系同事，与余往还甚稔。荫麟自美留学归较晚，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一日，余去北大有课，携《清华学报》所刊余近撰《龚定庵》一文，过孟劬家门前，嘱其门房递进。及课毕归，见孟劬留有一纸条，乃知孟劬已来过余家，盖不知余赴北大有课也。余遂即去孟劬家，孟劬娓娓谈龚定庵轶事，意态兴奋，若疑余有误会。孟劬与余亦属忘年之交。前辈学者，于昔人事，若不干己，而诚诚恳恳不肯轻易放过有如此。孟劬又常告余，彼同时一辈学人，各不敢上攀先秦诸子，而群慕晚汉三君，竞欲著书成一家言之意。余因孟劬言，乃识清初学风之一斑，以较余与孟劬同在北平时情形，相距何堪以道里计。因念孟劬慕古之意特深，而东荪趋新之意则盛。即就彼兄弟言，一门之内，精神意趣已显若河汉。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粹，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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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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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采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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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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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先生
予生也晚，没能赶上蔡先生，于是从蒋校长说起。
孟邻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北大同学却实在很少见到他。因为北大既从不举行纪念周，更没有开学或毕业礼，他又不兼课，如果你再不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于是，有什么机会见到他呢？不过，事实上也没有见他的必要。他的汽车却是大众熟悉的，一部深蓝色的轿车，挂着七十八号的牌子（很巧，胡适之先生的车牌是八十七号。这是北大教职员中仅有的三位汽车阶级中的两位。）停在二院门口，于是大家知道校长来办公了。
我首次见到他，却并不在校内，他很瘦，但精神极好，面上充满了秀气，那副眼镜和不高大的身材更显出是位学者，但那双锋利的眼神，却立刻使人觉到他并不仅是位普通的书生，鬓边微灰的头发和一口蓝青浙江官话记录着他奋斗的痕迹。说话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条理。而且从一次偶然的机缘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细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彦文女士在香山请客，有他也有我，他将一只抽烟用的打火机叫我带在身旁，再三嘱咐我记得交给胡适之先生，结果到了山上，记起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从十九年起，这北大校长的职位即使说不比蔡先生时代或陈大齐先生时代更困难，但仍旧是不好当的。九一八事变，长城之战，冀察问题，一连串的动荡，在这国防前线的文化城中，北大校长的一举一动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且向例，一切的学生运动，北大同学没有不站在前面跳的，并且跳得复杂。
据说日本特务机关曾将孟邻先生请了去，想挟他赴大连，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而北平教育文化界一切拥护中央反对分裂的宣言文告，领衔的却仍旧是他。二十四年冬，中央大学教授们打来的电报所称：“危城讲学，大节凛然”，虽被胡适之先生笑为悼文，现在回想却确实能说出当时北平的正气。孟邻先生就是这正气的代表者。
但是同时，同学们常常有难题给他作。那次委员长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命令全国大学都要派代表去。北大应派三个，而学生大会却偏议决了不派。学校没法，只得指定了三个人参加。后来让同学们知道了，将那充代表的行李书籍从东斋一起掷到马路上，连爱人相片都撒了一地。并且继续着罢课。于是孟邻先生出布告召集全体同学开会，在这会场上他沉痛地说：“我是中华民族国立大学的校长，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三位同学是我要他们去的，一切的责任当然我负。……”又说：“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NearerMyGodtoThee）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可是同学们依然顽劣地拒绝了他诚恳的建议。
又有一次，全北平各校的学生抬了一口棺材来北大三院开会，这一次把他气坏了，但从此学生运动也入了尾声，真正的爱国青年将力量转入了抗战的实际行动。
胡适先生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他有着宽阔的前额，这表现着宽阔的心胸。一副阔边眼镜，一副常笑的面容，使我们感到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没有悲观或消极这两种情绪存在，即使在最可虑的时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前后的某一晚上，我从他家搭他的汽车回校，他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也许明天，五色旗就要挂出来，‘华北国’就要宣布了！”这话闪电似地打击着我，我呆了，千万道的忧思袭上心来，感到：“大祸终于来了！”车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压力。到了北池子北头，车停了，我下车来，他笑着说：“不要着急！——你怎么没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伤风的。”果然，车外寒风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语调的轻快，却将我心中的寒冷减少了。
他家那时在米粮库。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一个很不小的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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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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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楼房的西翼，连着一片一层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间。那是适之先生的书房，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据我看到西安现在的几个公家图书馆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这一半的。他的书桌放在向南的那房里，极大的一张，但上面纸张，书籍，文具，堆得像小山一样，直到他写东西的时候，只好将这些小山堆推开，当中挤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纸。可是这乱山丛中自有它的条理，不论什么东西，在适之先生自己要找时，绝对一找就着。这书房的最大忌讳是有个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书桌。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适得其反，将条理系统都给破坏了。幸亏适之夫人是一位旧式女子，也不在乎这书桌的乱不乱。本来嘛，这三间书房自成单位，将通大楼的门一关，这就是适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点钟。吃了早点就去北大上课或办公，午饭常有人请。下午仍旧办公，或到校外办事。晚饭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着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请他去作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条件不相合的。
他有一个本子，叫做“每天一首诗”，一页一首，各朝各代的都有。每天他抄一首进去，是限定要背出来的。这大概是写中国文学史的预备功夫吧。他也记日记，有时记得很长，有时记得很短。书桌抽斗里有一大盒大大小小各样各色的图章，其中刻得最多的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据说是提倡古文，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他合摄了一张像，还题了一首白话诗赠他，大意是恭维他为白话文大师，并说自己写白话诗“算我老章投降了！”于是他答了一首七绝，其中一句就是：“只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礼拜日的上午，是他公开接见客人的时候，在他那会客室里常坐满一二十人，各种各色的人都有，有未识一面的，有很熟的，有老学究，也有共产党青年。各种不同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延长到三四个钟头。他自己称这个叫“做礼拜”。常常许多不知名的青年这样认识了他，他也藉此和天下英雄“以谈会友”。
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传记研究是研究院课程，而且要缴几万字的论文，选修的较少。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他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不相合，有一次他愤然的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当某一位同学告诉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那一个对时，他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
在课堂上也常谈论时局问题，但都是言之有物的。将该说的说了，就马上开讲正课，决不像有些教员借谈时局而躲懒敷衍钟点。在那种动荡的时间和地方，加以他的地位，绝对不谈政治是不对的，所以他恳切的谈。在他堂上有日本派来的留学生听课，所以他的措词当然是不失体的。
二十二年长城战役后，他曾为三十五军（傅作义部）抗日阵亡将士写了一篇白话文的碑记和墓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白话墓志铭，由钱玄同先生写了，刻成碑，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将军邀去绥远旅行，那时正是中日“亲善睦邻”的时候，这碑奉军委会北平分会之命封掉了。他们看着这被封的碑，“大家纳闷，都有些伤心！”（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评述河北事件，以此为题）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天有阴晴，时有否泰，最后两句是：
“有朝祖国抬头日，来写青山第二碑！”
终于在他的驻美大使任内，日本走上了自杀的攻美之路。祖国在抬头了，我们欢迎适之先生回来写第二块碑记！
钱穆先生
宾四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这并不需要什么事先的宣传，你只要去听一堂课就明白了，二院大礼堂，足有普通女课室的三倍，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课室的大，听众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的宾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这小个儿，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他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的雍容潇洒。向例他上课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显而易见开讲时的翻书不过是他启触自己的一种习惯，而不是在上面寻什么材料。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长期吸引了人。奇怪的是他那口无锡官话不论从东西南北来的人都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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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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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慨然于中国没有一部好通史。二十五史当然只是史料，而近年出版的几本通史他也不满意。他认为通史应当是作者读了无数书之后，融会贯通，钩玄扼要，用自己的文字写出来的。因此他对于某老先生的某书认为只是史钞而谈不到通史。他自己很有意思写一部理想的，但他也常说这并不容易。大概现在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在作这大著作的准备吧？
他写过厚厚的《先秦诸子系年》，这表示他对于先秦的史哲下过深刻功夫。他写过有名的《向歆父子年谱》，也教过两汉史，这表示他对于中古史很有成就。他又写过《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这表示他对于近代史极为注意。在许多教授中，他年纪不算大，头发还全是黑的，而成就已经这样多而广，将来将整个中国史融会贯通，写一部为史学界放一异彩的新通史出来，是极有望的，那时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化贡献之大将不可计量。
据说他早先当过小学教员，由自己的用功和努力而成为中学教师，又进而为大学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而名教授。这传说如果是真的，则给我们青年人的启示太大了。
就我个人说，我受过宾四先生一次教诲，而这教诲将终身不忘。当二十五年冬，我发现《汉书》记恒山王有五点错误，非常高兴，仔仔细细写了篇论文，很得意地呈给他看。过了两天，他拿来还我，问我看过王先谦《前汉书补注》没有？我文中所述前两点是这书所曾指出过的。说实话，这书我看过，但我之发现这两点也确实在看这书之前。当时少年好胜心重，就不肯注一笔说前人已有发明，以为人家不一定知道王先谦说过这事。一种掠美、侥幸、欺人自欺的心理充分表现，谁知一送到行家手里，马上指出来了，反倒连其他几点前人所确没有说过的也减了色。这次教训，和另一次在陈援庵先生处碰的钉子，使我刻骨铭心，誓不再存半分掠美的卑鄙心理，其实这是治学者的基本道德。我不能不感谢宾四、援庵两先生给我的启示。
抗战后在南岳附近公路上曾和宾四先生打了一个照面，后来知道他转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了，但因为他住在乡间，我五次去成都不曾遇到，真是遗憾。不过常在杂志和报章上见到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施教的范围更广大了。
陈垣先生
在图书馆架子上放着一函书，精精致致的仿佛没有人动过。我这不安分的人当然不会放过它，打开来，装订得极漂亮的五册。翻开，却不由得使我纳闷，满纸都是数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国字，有黑的，也间着有红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齐齐，排列得像才喊过“看齐”的集合队伍，顶上面一格却空了大半，只印着大字的年号、年数、西元，等等，仿佛队伍前面站着一位大队长，两位大队副。我觉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却始终没看懂，没奈何，只好捧回架去，心里想：这看不懂的天书，印得这么讲究干嘛？
这年，说起来该是写论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点书。一翻书，就来了问题。譬如《明史》，打开《庄烈帝本纪》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这丁巳是初几？十几？或竟是二十几？不知道！只好搁在心里纳闷，想：“学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里记得这么多丁巳？”老师到底是有用处的，张西山先生教我们史学方法，这天谈到年月日问题，我睁大了眼睛看他变戏法，看怎么一来丁巳就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地捡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副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地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家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适。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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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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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共产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地踏着方步进来，如常地安详坐下，然后如常地慢腾腾地戴上那副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地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地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地翻了翻，缓缓地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贱价收了。他绘声绘影地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地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地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地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地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北大老”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是北平每一位女学生所熟知的话。我初到北大时自负年轻，对这话颇不服气。
过了些日子有机会出城，走入了清华园，悲哀得很。到这里一比，自己果然老了！他们的学生就是年轻，而且许多许多青年得出奇，像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尽管是蓝布大褂，但干干净净的熨得笔挺，一张张红润的笑脸，在宽广无垠的碧草地上闪着，不容易见到北大常见的那种“老气横秋”或“自思自叹”的面孔。下课的十分钟，从园这头的工业馆，顺着对角线，赶到园那头的化学馆、地质馆去，即使是骑脚踏车也不敢走慢，于是来往如织的行人，很少有北大雍容大雅、满不在乎的“方步”。走进体育馆满屋子光着膀子的人滚做一堆，我明白这是“斗牛”，北大没有人做这种傻事。有时还看到一个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短裤的人爬在晶滑的地板上，用鼻子向前拱一只小皮球。我不禁哑然笑了，怪不得，连我这做客的都顷刻感到年轻了十五岁！
老，并不一定在年龄上，空气可以叫你老。走进北大大红楼，一些穿着长衫，无所事事的工友在两旁垂手一站，马上使你想到京师大学堂时：“请大人立正”的威风，于是自己不觉将头微微一点，很够谱，可是立刻老了二十岁。有人说北大的工友多到每两位同学可以摊一名，这也许说得过分点，但一与三之比是有的。据说教育部派来视察的督学，曾建议裁工友，但成效似乎不多，我记得我住的乙巳楼楼下，那位老路（倒的的确确是位很好的老人）好像就成天只盘着我们三人的事。当然我们也并不会有多少事的。
初次到注册课，一屋子十多个人都是办注册的，偏偏管我那事的一位不在，于是只好站在柜台外静观办公桌上的职员先生们慢慢喝完了豆浆，吃完了烧饼果子，闲谈。好半天，那位先生来了，我说明是领入学证的，这一下坏了，入学证不知长了腿溜到哪里去休息了，翻箱倒卡的再也找不着，没法，只好再预备一个。这是很讲究的红色硬卡纸做的，小而俊。于是另外一位书记先生为着他那铁画银钩的书法得到了用武之地，一笔不苟地恭楷重新写起。半晌，写完，晾干，交给那位先生，这时就缺一个教务长的章子了，也是活该有事，咔嚓盖下去，偏偏盖倒了，我因为等得已久，建议“倒着就倒着吧，还不一样用？”那位先生却是守正不阿，坚持非重新再写一个不可。书记当然不会反对（他正闲得嫌没事做）。我的腿肚子虽有点不赞成，但也没法拒绝他的好意。又过了半点钟，写妥。注册先生举起了教务长章子，我有点胆颤。总算还好，这回盖得端端正正。于是我欢天喜地地捧了这第三张入学证出了注册课。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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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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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那里等的时候，不知怎样想起一幅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老了。
我更想起另一所学校里一位工友管着上上下下两座楼房，七八十学生的杂务。也想起另一处注册课，一个人将北大这一屋子的活全做了，而且做得没漏洞。
如果北大“老”，仅只老在这种地方，则可以休矣！幸得还并不如此。
当你下课回宿舍，迎面走来那头发花白的老门房，一言不发地从一堆信里捡出一封来给你，没错，准是你的。也许你诧异你搬进来才不几天，这几百人中他怎会认识你？不相干，岂在乎你这一个！他脑中一本四十年雪亮的帐，当初谭平山住的是哪间房，顾颉刚和毛子水是同屋……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摩娑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我们埋头，从图书馆、实验室中去建立我们国家的新文化；我们苦斗，在学生运动中写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史诗。北大的历史愈古老，北大的精神更发扬！文化教育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有成就的，北大地质馆里几十年收集编制的标本图表，物理化学实验室里精美的仪器，图书馆中一年比一年多的图书，没有一处不使我们感到“北大老”的可贵！
现在这一切好的坏的老北大全给敌人破坏了，我们要打回去，用年轻的勇气，重建起年轻的“老北大”来，去掉那一切腐旧衙门气，那么北大之“老”才是百分之百的值得骄傲了！
沙滩
在一个“天阶夜色凉如洗，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晚上，一位朋友问我道：“下个月你将在哪里赏月呢？清华园？未名湖？还是沙滩？”这话问得非常有诗意。“沙滩”两个字，在神韵上一点也不次于清华园或未名湖，于是我就到了沙滩。
“沙滩”却并没有一粒沙。它只是介于汉花园、银闸、北池子、景山东街之间一个路口的街名，但它之在北平，是和马神庙同样，代表了它本身以外的崇高意义——北京大学。这地方看来虽不美，但正和北大一样，有着极深的“内美”（InnerBeauty）。更何况它的周围绕着很美的地区？在东面顺着北大的砖墙，出了汉花园东口，一道小河，两行绿柳，直引你到三院去，这就是五四时代大家艳称的：“写完于北河沿”。直到今天，当你课前课后，走在那荫道上，还可以平添三分清智。如果你高兴，更可以在大树下静看秋天悬下来的虫子，或观察一只结网的蜘蛛垂下丝来，在你面前摇晃。也许你吹口气将它荡了过去，又看它荡了过来，因此而忘掉了课。但你也正不必发愁，因为教授们既决不会来查你缺堂，而你也许就在这小虫儿的启示中完成了一篇新哲学或作了第二位伽利略（Galileo）。
汉花园东口峙立着著名的一院大红楼，虽说个个人都为它的逾龄服役担忧，但每天仍有无数知名的学者和不知名的未来学者进去，出来，做着文化上承先启后的伟大工作。尤其每年夏天，足有三四千青年集中到这里，坐满了上上下下四层楼大大小小的课堂，来作一年一次的龙门竞跃，每到这时候，我们更为这大群人捏两把汗。可是大楼却有着蔡先生提倡的骆驼精神，始终是老当益壮。听说现在已作了日本兵营，地下室印讲义的印刷所变成了马厩和黑牢。我觉得现在是大楼粉身报国的时候到了。
沙滩往北走是东斋和松公府，这里藏着我们智慧的源泉。从二十四年以后，这里耸起了三座立体型的洋楼，中间那座图书馆，更是分外的窗明几净。每当我坐在这现代化的大阅览室中读古书时，总涌起了一种极端的愉快。我感谢自蒋校长以次的各位先生赐给我这种幸福，这是过去在北大的老大哥们所梦寐祈求而不得的。
松公府往西拐的一条街通到二院、西斋和五斋。二院是我们的科学家们活动中心，别人除了上大班课是不常去的。但这古式的清代四公主府，却给人以幽静的好感。红柱的大礼堂前砖砌的庭院异常平洁，当中一个小荷池，四面几张长坐椅，左右亭亭对立着两棵罗汉松，“花气袭人知昼暖”，课余小息于此也不亚神仙。转到堂后，又是一番景象，静寂寂的院子，悄悄的不见人影，花池里几棵怒放的玉兰花招来成群蜂蝶，点缀了寂寞中唯一的热闹。我最爱饭后一个人踱到这院里来，席地坐在阴凉的花下拆读刚才收到的情书。花香，清冷，悠远的沉思，浑然自忘。
再往后面去最后是一座破旧得不能上去的高楼。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人迹罕至。有时一阵风过，吹得人一身寒噤，仿佛带着三分鬼气。
沙滩往西就是北平最美最平的那条北池子北口。隔着满开着荷花，宽宽的护城河，耸立着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朱红的隔扇，黄碧的琉璃，在绿树丛中时露出一窗一角。平平的柏油路，覆着两旁交叉成盖的洋槐浓荫，延伸着向南，朱门大宅分列道旁。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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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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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
“拉丁区”与“偷听生”
沙滩附近号称为“中国之拉丁区”，这一带有着许多许多的小公寓，里面住着一些不知名的学人。这些人也许是北大的学生，也许不是。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中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时有口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东西南北一间间的隔得自成单位，里面一副铺板，一张窄窄的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运气好也许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了黄或者竟是发黝黑的白纸，衬着那单薄、残废、褪色的木器，在十六支灯光下倒也十分调和。公寓的钟通常比学校的快半点，这样，老板娘夜间好早点关电门。
在这里面的物质设备，尽量保存着京师大学堂的原状：不干净的毛房，雨季从墙里面往外渗的霉气，每天早晨你得拉开嗓门洪亮地喊“茶房！打水！”但是有着成百成千的人从几百几千里路外来到北平，住到这十九世纪的公寓里，恋恋地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直到逼不得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甚至到了西北，还有一位不是北大的朋友，三番两次地向我赞叹中老胡同（著名的三老胡同就是沙滩附近布满了公寓的东老、中老、西老三条小胡同）的公寓生活。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冬天的半夜里出了车站，坐着辆洋车在漆黑中摸索到一位朋友住的公寓里，轻轻地推开门，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冷冷的只剩下了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枝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一幅图画给了他一个永世不磨的印象。
就这样，多少的无名学者在这里苦学，埋头！
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学习区域。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最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读书则去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绝对将你当作北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如果你高兴溜达溜达，顺便检阅一下崇祯殉国的煤山、宣统出宫的神武门、供玉佛的团城和“积翠”“堆云”的金鳌玉■桥，你可以大模大样走进那钉着九九八十一个金黄钉子的朱红大门，踱过那雕龙舞爪的玉石华表，以一位主人翁的姿态进入金碧辉煌的北平图书馆。我想老杜如走到这里来，他一定也张开嘴笑了。这是民主国家的寒士，强过“盛唐”的拾遗之处。
而最痛快的是求师。北大的学术之门是开给任何一个愿意进来的人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忝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地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虚心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
就这样，形成了“拉丁区”最可贵的区风——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
自然，有一部分“偷听生”是以此为一阶段，藉此准备考试或升学。但也尽有毫无别意为学问而求学问，一年又一年偷听下去的。并且所产生的英雄并不少。听说沈从文就是此中人物。而常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极精采的文章，为胡适之先生所激赏的申寿生，也是“拉丁区”的一位年轻佳客。
这班不速之客和北大的学生平分天下。许多在班上常见的面孔，在北大的浴室和球场里也常见到。熟到使我们在别处遇着时，义不容辞地自动愿为他们证明学籍，偏偏他们婉谢了：“我只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同时，又有许多真正的北大生，却成年地看不到他们上班，直到学年考试时才来应一应卯。好在这时偷听生都不参加的，正好腾出位子来（正像平时他们腾出位子来一样），使教室里坐得如常舒畅。
学术是天下的公物，“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我希望北大精神能风行全国！
“凶”“松”“空”三部曲
“偷听生”是好学的。相形之下，正式的北大生反不来上课，岂不是太自暴自弃了吗？从而有人编出了一套说词：“北大三部曲：投考时是‘凶’，入校后是‘松’，毕业肚中‘空’。”此中得失，不妨细细道来。
每年夏季，天下英雄，会于燕市。这些才出高中的青年们目标类皆集于北大与清华。因此两校有着最优先的机会选拔最优秀的学生。通常报考的人，在北平一处即在三千以上。但录取的名额一总不过三百多人。两者比例的悬殊至少是十与一。换句话说，每一个考北大的学生，都得压倒二千七百以上的竞争者，才能进入门墙。当你走近大红楼，看着无数无数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来，蓝布大褂、西装、学生服，墨盒、自来水笔、三角板、圆规，漂亮的、不漂亮的，城里人、乡巴佬，黑压压地将大红楼围住，在心灵上你就不因不由地受了威胁。当你依照准考证的号数，也许是三千五百八十一吧，找你的座位时，好容易才寻着了，门口：“第五十七试场”的白纸条，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你的惴惴。这时毫无他念，—心一意只有许愿，“如果让我考取，我一定不再像从前那样马马虎虎，我要特别用功，十分守规矩！”偏偏题目有时却故意古古怪怪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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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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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凶”字是有相当根据的。
待到榜发，竟然高中，自然欢天喜地。盼到注册那天，一老早就去二院等着；报到，缴费，选课，一切手续办妥，最后记起去买了那个愁眉苦脸的北大证章，将他向帽子或大襟上挂起，眉开眼笑地走出大门，昂昂然成了“北大人”了。可是，从此也就很少人来管你。
你爱住在学校里，可以（只要你有办法弄到房子）；你爱住在家里，也可以；你爱和你的爱人同住在公寓里，更可以。你爱包饭，可以；你爱零吃，也可以；你爱吃一顿面，再吃一顿大米加包子，更可以。推而至于：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爱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准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这样一来，你没主意了。试场里的心愿也许就飞到九霄云外。
指定给一年级住的三院，学校规定锁大门的时间，是午夜一点钟。正好中和，哈尔飞散戏回来赶得上。其实这还是说傻话，你就再晚点回来，还不一样开门？只要你过节时多赏门房两块钱就是。甚至你一夜不回来，又有哪个理会你？耽误了的两天上堂，只要你不选那蹩扭教授的课也就毫无问题。事实上我知道有位同学住在西山养了半年肺病，变得白白胖胖的回来参加考试，依然如期毕业。因为只要你选那好说话的老师，则“指定范围”之外，还可以正大光明地做“滕文公”。无论如何，能进北大的决不是低能儿，总不至于连抄的地方都找不着吧？六十分是易如拾芥的。
就这样，在五分钟步行可到的东安市场里，只要你愿意晃晃，就可以将四年晃过去。所以，“松”字也是有相当根据的。
但是，“空”字却毕竟得重予考量。真正“空”的人究竟还是少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上面将“松”字的极端，不为亲者讳地坦白写了出来，但对于大多数人，北大之“松”却成为了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对于许多人更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
北大的教育精神是提倡自立、自主的。进得大学，年纪有那么大了，应该懂得了辨别是非。给你逛窑子的机会你不逛，那才是真经得起试探的人；给你抄书机会你不抄，那才是真有读书心得的人；将你搁在十字街头受那官僚封建腐烂的北平空气熏蒸而不染，那才是一个真能改造中国的人。关在“象牙之塔”里受尽保护的，也许出得塔门，一阵风就吹散了。但丢在社会的洪炉中七上八下锻炼过的北大生，却也许什么都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宿舍的大门是锁不住人的。而事实上，近年浓厚的学术空气使大家的志趣都倾向于学术的竞争，没有心，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注意声色犬马。到市场里听四年戏的时代到底过去了，而“松”的唯一结果却是天才的充分发展。
北大有一种特别规定，入学考试如果有一两门惊人地出色，则即使总平均不及格，仍旧可以取录的。入学的第一年就分系，不必读多少普通课程就可以选专科。所以显而易见是一种鼓励天才的教育。在这种奖励下，于是一般的人都在各就所好，专心发展。往往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他注意的这门学问是重要的，其他全可从简。当他逃课的时候，其实就是全付精神研究学问的时候。我们常听说某某人英文考试年年不及格，以至于毕业都成问题，但在国内研究金文的，他已是权威学者之一。也听说过某某教授开讲中西交通史，第一堂就有位同学呈给他一部自著的中西交通史稿，使教授为之变色。这种人才是别的学校不易产生的，而北大所在皆是。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你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所以“空”字得予以保留。四十五年来的北大贡献可以证明这个字的不确。
吃
吃，在人生中是一件天天接触，不可或缺的事，是一件极重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件极愉快的享受，谈北大自不能不谈北大的吃。
北大的吃是自由的、方便的、价廉物美的、各得其所的，比较上说来，问题之解决是容易的，因此在享受上是愉快。
北大的吃是绝对自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种自由在初享到的人实在有点不惯，尤其对于过惯了规律生活、集体生活的人看来，简直有点像在黑地里的人，蓦地进入了照耀着五百支光的电灯前一样，有点眩。我自己是过了上十年教会学校严整生活的人，尤其在北大前，整整两年，是闻锣而食（那学校很保持着山东的犷野美，吃饭是以声闻数里的大锣为号召的），聚桌而餐。到了这里，没有了，什么也没有，锣声、钟声、号声、铃声、哨声全没有，来叫你吃饭的，唯一的是你肚子里的肠鸣。如果有时出于偶然的机缘，你没有注意到这肠鸣，则活该，你这一天可以想不起吃饭。我自己就有过一回，我相信北大的同学不少有这种经验的，为着赶点东西，从早上坐下，待到抬起头来，糟糕，已经三点多钟了。这在别的学校里是不大可能的。
对于吃饭的方式你可以随意选择。包饭可以便宜些，一月通常自六元至八元，但吃包饭的似乎却不多。为什么？因为他违反了北大的自然规律——自由。在实际上说，包饭确有它不便利处。譬如你住在三院，每天到一里路外的一院上课，或一里半外的二院去实验。你将饭包在三院，则上完课特为赶回吃一顿午饭非常别扭；如果包在二院西首的西斋，则你下午也许上了一堂课，就没有了，还能为这一顿饭老在西斋晃？更何况有时你还会到更远的北平图书馆去，赶回来的车钱就够你在外面吃一顿了。而对于包饭的人少回来吃一顿就是一次损失，这种损失加上去，也许还不如零吃便宜。因为在北大附近，零吃实在是太方便而价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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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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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一带，像公寓一样，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去，花半个钟头工夫（一般效率都非常高，很少叫你候到半点钟以上的），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一顿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滩第一流的馆子，福和居之类，吃到两菜一汤，而菜还是时鲜，才会如此。普通客饭一荤菜（如北大的特菜“章〈张〉先生豆腐”之类）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已经比今日八百元一月的饭强了。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足够；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而最经济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吃得饱饱的了。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那矮长凳上啃大饼（的确有这种受经济压迫的苦学之士），自然更可以省钱。反之，如果你想来一次豪举，邀上一两个同学到市场上去吃东来顺，要上一桌子菜，大盘小碗甜的咸的都有，一次也不过八毛几。写到这里几乎使人想到“尧天舜日”。自然我们更看清楚些，就明白那只是“燕巢危幕”而已。
我们上面提到的福和居，是一家四川馆子，本来在景山东街路南，后来扩展到路北，占了三开间的铺面，菜做得确乎不错，虽是最贵的，但仍生意兴隆。普通典型一点的饭馆是二院斜对过东面的中山食堂，西斋斜对过的华盛居，东斋隔壁的海泉居，汉花园路南的某饭馆。海泉居后来虽然关门了，但它楼上壁间挂的那幅署名“胡适之贺”（也不知哪位同学开的玩笑）的对联：“学问文章，举世皆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海泉‘成’！”确乎吸引了不少的顾客。
以卖面食为主的，东斋对过有两家。但我要特别提到的，一是北池子北头的一条龙，一是景山东街路南的悦来居，一条龙以拉面见长，吃起它那炸酱面来，一根根到口里咬着都有斤两。悦来居则以稳快价廉著。什么都有，家常、荷叶、馅饼、炒饼、炒面、烩饼、汤饼、片儿汤、豆沙包、肉包、花卷、米饭、炒菜……到这里稳可以有你爱吃的而且口味还都不坏。买卖是真好，可是只要你点得不太特别，很少叫你等得不耐烦。不过说来抱歉，当北平陷敌后我走出时，还欠了他们好几块钱账。当时曾许下愿打回来时以百倍偿还。想不到现在物价竟然超过百倍了。
当然我们决不能遗漏西斋的食堂。这里的老板据说自光绪年间就包下来了，的确是价廉物美，比沙滩普通饭馆的便宜又胜三分。他这里的小盘小碟小馒头出品，馒头向例两个对粘在一起，也不知他怎样蒸的。菜少则四分一碟，八分一件的已是很好的纯荤菜了。因为碟小，所以可以多叫几样而仍可以吃光，不像别家大盘的单调，浪费。三院有他的分号，但不知为什么，总办不了西斋那么好。
我还应当提到另外一种吃法。当我们没有课，在宿舍里不愿意出来时，每每叫我们的老路出去拿一毛钱买十个包子或烙两张饼加葱花麻酱。这样吃分外的节省时间，还香了一屋子。
如果你常去北平图书馆，你一定也不会少在那桌子洗得发亮的食堂（真称得起模范食堂！）内享受那两毛钱一顿两菜一汤，大蒸糕和米饭。 至于早点，则有上中下三种吃法。上等的在一院对过吃那五分钱一件的西点，喝西米粥或糖牛奶；中等的在东西斋对过面包铺喝“酱冲整”，吃豆沙、山楂面包；下等的在沙滩路口，风雪无阻，有一位和善的老头歇着一挑担子卖三大枚一碗的杏仁茶。这浓腻香甜的杏仁茶啊，配着那才炸出来的焦黄果子夹热烧饼，有六年没有吃到了！我想念，它点缀着北平，点缀着北大，使我们格外地想念那可爱的遥远的北方！
住
北大的公寓生活向来是有名的，但自从二十四年秋新宿舍完成以后，除了有特殊原因者外，很少住公寓的了。所以新宿舍在北大住的方面是划时代的一块界碑。我幸而赶上了前一时代的尾巴，得领略老北大的滋味。
老北大的住是非常畸形的，不但宿舍分散和局促，并且有着极浓厚的“封建”，不，该说是“英雄割据”的色彩。每一间房子每一张床位，全是“兄终弟及”的，学校总务当局无力过问。如果你有熟人，而刚好他毕业要离开，那么即使你是才入校的小弟弟，一样有床位，而且也许是西斋最好的房。如果你没有熟人，则你凭着入学证向事务课跑一百遍也白费，没人理你的碴儿。事务负责人也丝毫没有感到这是他的责任。现象发展得极端，于是常常寄宿舍内住了一大堆校外人，而正牌学生却不能不住公寓。你没有见过“北大寄宿舍”内宿的校外人呢，那的的确确连个“寄”字都省了，从精神以至肉体，是百分之百的“宾至如归”，用句洋文说是“athome”。
可是正式北大生苦矣！不但平常添了一笔公寓费，连带着来的是公寓中的嚣乱，老板娘的脸色，查店人的麻烦，还有冬天的生火问题。北大宿舍中虽然自由，但到底有些事不会有。但在公寓里，万一隔壁房里打一夜麻将，你也只得陪他熬一夜。公寓么，爱住不住。到了冬天，学校宿舍里，一屋一个洋火炉，公家的煤，生得暖暖的。住公寓，则一切自备。我自己还赶上了这么一个狼狈季节，秋天到校，没有房子，住校外是天经地义。眼看着天一日冷似一日，该穿的衣服却已经穿上，学校的洋炉也生了，依理自己得准备炉子和煤了，事务课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下星期可以搬三院，这何必再费钱费事了呢，就冷它一个礼拜吧。熬到下礼拜，“不行，还得一礼拜”，再熬一礼拜，“还得一礼拜”！不知转了多少期，简直把我“陷于挂形”。到得后来几天，冷得实在没办法，穷则变，变则通，想到一个长期抵抗的对策。每天钻出热热呼呼的被窝洞就钻进温温暖暖的北平图书馆。在那里吃，在那里拉，直到晚九点它摇铃将我们几个零零落落的“寒”士赶出来。如果它能容许，我一定还在那里睡。可惜当初设计尚不周全，我只得咬紧牙根，冲寒冒冷的回到公寓，立刻钻进被窝。这生活维持到十一月底，冒着大雪迁入三院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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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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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那时已经调整，除了少数储藏室外，整个划作一年级和研究生的宿舍。指定了乙巳楼（入门正对面那建筑，在网球场边上的）给研究生，其余工字楼等都归一年级住。工字楼本来是课堂，一间间大大的，住上七八人至十余人还很宽裕。每人一桌、一榻、一凳、半个书架。不过有一点很特别，屋子里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
乙巳楼是上下南北共四间大屋子，各用木板隔出六小间来。每人一间，一个炉子，但板子只隔了一丈来高，上面仍是通的。“鸡犬之声相闻”，一言一动均在同学“鉴中”，所以大家就索性利用这伟大的空间，隔着好几间屋子，打起无线电话来了。不过糟糕的，这六间房经常总有好几位缺席。向例主人不在，他那屋不生火，所以表面上一小房间一个大洋炉很不错，但待到“轻烟散入五侯家”之后，这屋子也仅仅维持不冻而已。
电灯用得非常痛快，从公寓老板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像报复似的买了最亮的灯泡点。亮得怕伤眼睛，于是高高的吊起它来。这种心理现在想想实在奇怪。熄灯在每晚十二点钟，于是我们多半到十二点才睡。
厕所，却不敢恭维，虽不算太脏，悬空四尺的楼板将你和粪堆勉强隔离，但你到处看到绿头金头的大苍蝇，从胯下更看到成千成万的大大小小的白色软体动物在蠕动，还有大耗子一面尖着眼瞟你，一面吃屎。到冬天，则一阵阵寒风从下面直透上来，吹得你心寒，还带臭。盥洗室比较可满意，在工字楼地下室，有冷热自来水，可以自己取用，不必像在西斋那样老爷味十足地喊：“茶保打水”！
到季节时，三院的网球场生意很好，但背后大操场上却很少见人打球。这是因为住三院的同学，真正的活动中心还是在大红楼和三院的缘故。操场旁那座礼堂却常给我们添许多麻烦。这是开会的地点，一到开会时，雄纠纠的纠察队拦住三院门，我们就无形软禁一天。更有时包围圈外再有大包围圈（北平市警察宪兵和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则我们或竟至于饿饭。那回纪念郭清的棺材就是推倒了操场的墙，才从孔德小学的大门突破包围抬到南池子口的。
正统典型的北大宿舍却不是三院，而是东西斋。东斋的院子不大，房舍较小，格式很简单，一排排或朝南，或朝北，都是一房间住两个人。位置在一院西墙外，大门也是向西开的。房间比较小，两个人住勉强的还算舒适。但常常仍是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但房主人却以此为快。据说有同屋四年，见面只点点头儿，一句话没说过的。西斋在二院旁，有极深的进道，两旁一排排的房子分作天、地、元、黄等字号。房间较大，在新宿舍未完成前，是最好的房子了，也是一间两个人。这里隔离的工具却是大书架子，里面充满了臭虫。厕所似乎也比三院的更不舒服些，我还记得那门背后古色古香的大尿桶。
从深深的进道一直进去，可以到食堂。食堂以北，人就不常去了，当然那里仍有好几排宿舍。这进道我也曾“探过险”，其尽头右手直延到二院北墙后，有一排寂寂静静的房子，左首有两间缺格扇，少门窗，尘满蛛封的屋子，当中孤零零放着张乒乓桌，也没见有人利用。空气凄清，森森然像到了《聊斋》上描述的地方，人家告诉我，就在这里葛天明先生的爱人上了吊。这是曾轰动一时的事件，其影响于我们这一代的是宿舍门口挂的那块“女宾止步”。但我们这一代毕竟是开创时代的“英雄”，我亲眼看到这牌子怎样被一大群同学摘下来掷上天空，待落地时又捡起来劈作两片。
女禁之重开是由新宿舍起的。
蒋校长为新宿舍费了不少心血。而这楼完成之后，北大宿舍乃压倒了燕大清华。这是四层楼立体式的钢骨水泥建筑，在一院空场的最北头，远远看来，像一座兵营，里面的格局也很特别，口字形缺了一面半，当中圈住一个空场，楼内自上而下纵切而隔成各不相通的八部分，每一部分有一座精致得很的楼梯，里面每层七八间形式各别，妙处不同的房，十分适合北大爱好个别发展的胃口。更妙的是一人一屋，偿了几十年来北大同学求隔离的宿愿。每间屋附着一小间放箱子挂衣服的暗室。热水汀，弹簧锁，配合而调和的特制家具，摩登舒适，使你完全忘了这是老北大。每一层有一间盥洗室，冷热水管，应有尽有；大小便抽水设备不必说，还分成了马桶和坑两式，于是“南北咸宜”。光线、空气、清洁，一切卫生的条件都具备了。
而够资格享受这福的是四年级。他们享的福还不仅在此呢。新宿舍没有总门，可说得是四通八达。大概那块“女宾止步”的小木牌也因为没有一夫当关的适当地方挂，所以从头就没有出现。因此四年级的同学得以在自己的房里招待女友。这大为其他同学所侧目。“见贤思齐”，于是东西斋三院的木牌，就在学校当局默许下被尸裂了。
至于五斋（在西斋二院夹峙保护下的女生宿舍）那块“男宾止步”的牌子是如何结果，我却不清楚，事实上后来里面不断地有男同学去，详情则不得而知了。
课程与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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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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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文学院学生之眼中看起来，最重要的两件事是课程和图书，就这两方面说，北大是很理想的学校。记得我第一次站在布告栏前，看看那公布的课程表时，我目迷五色的像一个乡下人进了城，更有点像老饕坐在餐桌旁，看到了一张最丰富精美的菜单，样样都想尝，可是肚子装不下这么多，点了这样又舍不得那样，单单史学系本身开的课就整整三十门，几乎每门都是著名的教授讲他最见长的功课。其他政治系所开张忠绂先生的中国外交史，经济系所开陶希圣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系所开胡适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哲学系所开……都还在外，怎样办呢？
依照规定，我只要选两门六个学分就够了，结果我乱七八糟旁听了十几样。从一年级的必修科听起，直听到西洋史，皮名举先生高亢的湖南国音，可是仍旧不能不放弃了顾颉刚，傅孟真（斯年）等先生的课。当我向文学院院长室秘书卢迪曾先生请求下条子发这课的讲义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听这许多课干什么”，果真，这许多课把我忙了个不亦乐乎。不到一个月，一门门的被迫放弃，结果精力只够应付在几门上，可是这几门课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例如赵万里先生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也不知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真所谓“如数家珍”。就凭这一课就使人不能不羡慕北大史学生的幸福。
除了多之外，北大课程之另一特色，是专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课，在别的学校绝不会开的，她这里有，例如梵文，例如佛学。常常北大用最重的待遇礼聘这种绝学的学者，一年只开一门课，每星期讲一两点钟，而这种课常常只有一个人听。
这在经济的算盘上讲，也许是不划算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啊，这里再不养这种专家，则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也许就绝种了。
也正因此，所以北大格外欢迎“偷听生”。
北大学生的畸形发展和课程可未始没有关系。他们一入校就分了系，而所有的功课都是年课（yearcourse），一开就是一年，本年开的，下年多半就不开了。史学生在四年中如果仅仅只将中西史基本课程从头选一遍都得赶着赶着紧紧凑凑地选才不至于遗漏。连文学院别系的课都难去上了，哪里还有功夫像清华学生似的去学生物、物理。
至于图书馆和图书，北大是很如人意的。图书馆大楼二十四年秋方才落成启用，立体式凸字形的建筑。后面那尾巴是书库，前面朝南的两翼，包含着东西上下四间大阅览室，楼下西间是中文阅览室，东间是外国文阅览室，楼上西间是杂志阅览室，东间是特别阅览室，因为已经足够用了，特别阅览室通常总是锁上的。每间阅览室，四壁都粉刷得雪白，而其中间两面，开着自天花板下垂，直到齐腰的最新式铁格大玻璃窗，窗内张着厚厚的深色大窗幕。冬天时从南窗晒进一屋子的太阳，光明而温暖，夏天则厚厚的大窗帘可以将东西晒的炎阳挡了出去，而在室内留下清凉的福地。廿来张大阅览桌，整整齐齐地排列成两排，每张桌两旁整整齐齐放着八张很舒适有扶手的靠背椅。每个座位前有一盏漂亮摩登古铜支架的桌灯，电线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只要在那玲珑光滑的小纽上一旋，就可大放光明。靠北墙从这头到那头一字排开放着一式一样高低，宽窄厚薄的大书架，架上放着普通参考书。中文阅览室，架上是二十四史、九通、百子、各大家文集，等等一式的蓝布壳子，外面贴着一样大的白纸标签，满满站了一壁。外国文阅览室架上则是大英百科全书（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法文百科全书，日、俄、德、法、英各国的字典辞典，名人录，年鉴等。杂志阅览室则是最近到的新杂志。这些架上的书是听凭取阅的。每室入口的北手，有一个小柜台隔出来的角落，里面坐着图书管理员，也有些书架，若干地图、辞典放在架上。这些和中文阅览室南墙靠窗玻璃柜中所装的新书，是须要开条子将借书证抵押在管理员手里才能借的。
阅览室的门都开向当中的大厅，厅中北部一个大柜台，这是通向书库的总出纳处。较专门一点的书，得向这里用借书条递进书库里去取，北大图书目录片虽尚未编好，但也有一种特殊便利，你只要开出书名、著者、版本送进柜台，管理员自会替你去找，不必自己弯腰驼背地去翻目录片，北大藏书相当的丰富，我常为着一些问题，动员好些版本的正史。从检查便利的开明版二十五史起，到五洲同文本、汲古阁本、局本、殿本、百衲本、明南监本，以至于元版宋版，得心应手地取来，而每每因之查出许多世传的讹错是由于后来版本之误刊，这种快乐是很可珍贵的。
有一次陈受颐先生领我们进书库去看有关中西交通史的书，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他时而拿起一本大而厚的洋书来，里面的字花花哨哨的我认不得；时而捡出一本金碧辉煌文字像画图似的经典来，说是十五世纪欧洲修道院的手抄本；时而拿起一堆小小六十四开的本子，说这是在巴黎冷摊上访来的，全世界只剩下了几部；时而拿起平平凡凡的一薄本，说这是全东亚（包括日本）唯一的一册。我只有张大了嘴惊叹，敢情北大还有这么许多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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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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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善本书部，一眼看到架上卧着的一部“第一奇书”，我不禁微微的笑了。介绍北大自然不应当忘记了它。
这还是那年冬天，图书馆里生着暖暖的水汀，在阅览室里看见一年级几个平时乱蹦乱跳的小弟弟们，忽然都一动不动地捧着本大大的线装书在用功，两只眼直钉在上面移动，微微的有点晕■，脸上红红的，像是在吃着一种醉人的甜果。叫了他们一声，抬起头来笑了笑，又低下头去，有点懒得多说话，也懒得动。“什么迷人的东西？”劈手抢过来，原来是第一奇书，还有图呢。我另捡起一本站在旁边看，慢慢的就着他旁边坐了下去，这一坐就坐了一个多钟头。还好，就凭着这一次偶然的巧遇，我见识了北大这著名的校宝，到北大来而不看一看它，是有一点对不起自己的。
其余的宝物还多得很，现在大概全部被敌人掠夺了。我们不要忘记在第二次马关条约时，清算这一笔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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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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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最后两年，因为热心于学生会的活动，和罗努生、何浩若、时昭瀛来往较多。浩若曾有一次对我说：“当年清华学生中至少有四个人不是好人，一个是努生，一个是昭瀛，一个是区区我，一个是阁下你。应该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长寿’，所以我对于自己的寿命毫不担心。如今昭瀛年未六十遽尔作古，我的信心动摇矣！”他确是信心动摇，不久亦成为九泉之客。其实都不是坏人，只是年少轻狂不大安分。 ——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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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潘光旦：工业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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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是建国大计中一个最大的节目。维新以来，对国家前途有正确认识的人士，一向作此主张。晚近自抗战以还，更自《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以后，这种主张更有成为天经地义、家喻户晓的趋势。这是应当的。如果这种主张，不成为国人上下日常信仰的一部分，前途便有推行不力与推行不广的危险。
不过，认识与主张是一回事，推动与实行又是一回事。工业化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决非立谈之间可以解决。约而言之，这期间至少也有三四个大问题：一是资源的问题；二是资本的问题；三是人才的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或只靠专家，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实际上工业的资源，并不见得丰富。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就并不简单。资本也谈何容易？抗战期间，英美要我们并肩作战，在财力上已经帮了不少的忙，一旦抗战结束，建国的大业真正开始，同盟国是否肯继续，以至于加强在这方面切实的资助我们，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不过以一个多年从事于教育事业的人，所能感觉到的，终认为最深切的一些问题，还是在人才的供应一方面。
我认为人才问题，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技术的，一是关于组织的。这两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决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对我们说，以前中国的民族文化因为看不起技术，把一切从事技术的人当做“贱工”，把一切机巧之事当做“小道”，看作“坏人心术”，所以技术的能力在民族的禀赋之中，已经遭受过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复过来，至少恢复到秦汉以前固有的状态，怕是很不容易。①组织的能力也是民族禀赋的一部分，有则可容训练，无则一时也训练不来。而此种能力，也因为多年淘汰的关系，特别是家族主义一类文化的势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禀赋里也见得异常疲弱；一种天然的疲弱，短期内也是没有方法教他转变为健旺的。②这一类的观察也许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无论错误与否，准确与否，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们，让我们从根本做起，一洗以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病。所谓从根本做起，就是从改正制度、转移风气着手。此种转移与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将剩余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无论多少，充分地选择、训练而发挥出来；大之可以因文化的价值的重新确定，使凡属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人，在社会上得以抬头，得到社会的拥护和推崇，从而在数量上有不断的增加扩展。
改正制度与转移风气最有效的一条路是教育。在以前，在国家的教育制度里，选才政策里，文献的累积里，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如今如果我们在这几个可以总称为教育的方面，由国家确定一些合理的方针，切实而按步就班的作法，则从此以后，根据“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颠扑不破的原则，工的事业与从事此种事业的人，便不难力争上游，而为建国大计中重要方面与重要流品的一种。
这种教育方针，前途固然缺少不得，但也不宜于狭窄。上文所言合理两个字，我以为至少牵涉到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工业理论的；二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三是关于工业组织的。三者虽同与工业化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却应分作三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训练，以造成三种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战前后十年以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提倡与工业人才的培植，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认为还不够，还不够合理。这三种训练与人才之中，我们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西洋工业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言地产生出来的。真是着重技术，着重自然科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实在是比较后起的事。建国是百年的大计，工业建国的效果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将来我们在工业文明上也准备取得一种比较独立自主的性格，不甘于永远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则工业理论的一部分训练，即自然科学的训练，即大学理学院的充实，至少不应在其他部分之后。这一层我们目前就没有做，并且就最近的趋势说，尚未多加注意，这就是不够合理的一层。不过，这一层我们目下除提到一笔而外，姑且不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工业化的人才问题中比较更广泛而更基本的一部分，值得另题讨论。本文所特别留意的，还是技术人才与组织人才的供应问题。
为了技术人才的训练，我认为应当广设专科学校或高级工业学校和艺徒学校。高级的技术人才由前者供给，低级的由后者供给，而不应广泛地设立或扩充现有的大学工学院。德国工业文明的发达，原因虽然不止一端，其高级工业学校的质量之超越寻常，显然是一大因素。此种学校是专为训练技术而设立的，自应力求切实，于手脑并用之中，更求手的运用的娴熟。要做到这一点，切忌的是好高骛远，不着边际。所谓不好高骛远，指的是两方面：一在理智的方面，要避免空泛的理论，空泛到一个与实际技术不相干的程度；二在心理与社会的方面，要使学生始终甘心于用手，要避免西洋人所称的“白领圈”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我不妨举两个实例来证实这两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在目前是相当流行的。此种心理一天不去，则技术人才便一天无法增加，增加了也无法运用，而整个工业化计划成为徒托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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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潘光旦：工业教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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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接见到一个青年，他在初中毕业以后，考进了在东南的某一个工程专科学校，修业五年以后，算是毕了业。我看他的成绩单，发现在第三年的课程里，便有微积分、微分方程、应用力学一类的科目，到了第五年，差不多大学工学院里普通所开列的关于他所学习一系的专门课程都学完了，而且据他说，所用的课本也都是大学工学院的课本！课本缺乏，为专科学校写的课本更缺乏，固然是一个事实，但这个青年果真都学完了么？学好了么？我怕不然。他的学力是一个问题，教师的教授能力与方法也未始不是一个问题。五年的光阴，特别是后三年，他大概是囫囵吞枣似的过去的。至于实际的技能，他大概始终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之中。将来如果他真想在工业方面努力，还得从头学起。这是关于理论方面好高骛远的例子。
不久以前，某一个学校里新添了几间房子，电灯还没有装，因为一时有急用，需要临时装设三五盏。当时找不到工匠，管理学校水电工程的教师也不在，于是就不得不乞助于对于电工有过专门训练的两三位助教。不图这几位助教，虽未必读过旧书，却也懂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与“大德大官，大道不器”的道理，一个都不肯动手。后来还是一位教授和一位院长亲自动手装设的。这些助教就是目前大学理工学院出身的，他们是工程师，是研究专家；工程师与研究专家，自有他的尊严，又如何可以做匠人的勾当呢？这是在社会心理上好高骛远的例子。
关于艺徒学校的设立，问题比较简单。这种学校，最好由工厂设立，或设在工厂附近，与工厂取得合作。初级的工业学校，也应当如此办理。这层目前有许多地方已经做到，不过有两点应当注意的：一要大大地增添此种学校的数量；二要修正此种学校教育的目标。目前工厂附设艺徒班，全部是只为本厂员工的挹注设想。这是不够的。艺徒班所训练的是一些基本的技术，将来到处有用，我们应当把这种训练认为是国家工化教育政策的一个或一部分。教它更趋于切实与周密，因而取得更大的教育与文化的意义，否则岂不是和手工业制度下的徒弟教育没有分别，甚至于从一般的生活方面说，还赶不上徒弟教育呢？艺徒学校的办理比较简单，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加入的青年大都是农工的子弟，他们和生活环境的艰苦奋斗已成习惯，可以不致于养成上文所说的那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事工业教育的人还得随时留意，因为瞧不起用手的风气目前还是非常流行，而且是很容易渗透到工农子弟的脑筋上去的。
大学工学院的设置，我认为应当和工业组织人才的训练最有关系。理论上应当如此。近年来事实的演变更教我们不能不如此。上文不引过一个工学院毕业的助教不屑于动手装电灯的例子么？这种不屑的心理固然不对，固然表示近年来的工业教育在这方面还没有充分的成功，前途尚须努力；不过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毕业的人才，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通达，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大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准备供给这一类的人才。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无论组织工业的领袖人才了。其后来终于成为良好的工程师和组织人才的少数例子，饮水思源，应该感谢的不是工学院教育，而是他的浑厚的禀赋与此种禀赋的足以充分利用社会的学校或经验的学校所供给他的一切。就大多数的毕业生而言，事实上和西洋比较良好的高级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没有多大分别，而在专门训练的周密上，不良态度的纠正（如不屑于用劳力的态度）上，怕还不如。
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工业的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它并不单靠这些。没有财力，没有原料，机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维新的初期，我们不也有过不止一两处的大企业的尝试么？招商局是一例，汉冶萍的铁厂又是一例，但这两处的机器终于停止转动了。这其间的原因虽多，人事的不修终究是最大的一个。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说也奇怪，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这和工业理论的关系虽大，和工业组织的关系却并不密切。人事的重要，在西洋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所以一面有工业心理和工商管理一类科学的设置，一面更有“人事工程”（HumanEngineering）一类名词的传诵。其在中国，我认为前途更有充分认识与训练的必要，因为人事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易于发生摩擦，难期合作，中国是一向出名的。总之，一种目的在养成组织人才的工业教育，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的愈多，使受教的人愈博治，则将来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受的困难愈少。我在此也不妨举一两个我所知道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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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潘光旦：工业教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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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位同班的朋友。他加入工科大学之前，曾经先进文科大学，并且毕了业；因为他在文科大学所选习的自然科学学程比较的多，所以进入工科大学以后，得插入三年级，不久也就随班毕业了。就他所习的工科学程而言，他并不比其他同班的为多，甚至于比他们要少，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与见解，他却比谁都要多，他对于历史、社会、经济，乃至于心理等各门学问，都有些基本的了解，结果，毕业后不到十年，别的同班还在当各级的技师和工程师，他却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了。
这是就正面说的例子，再就反面说一个。抗战以还，后方的工业日趋发展。在发展的过程里，我们所遭遇的困难自然不一而足，其中最棘手的一个是人事的不易调整与员工的不易相安。有好几位在工厂界负责的人对我说，目前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工厂中服务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们无法尽量的运用他们。这些毕业生的训练，大体上都不错，他们会画图打样，会装卸机器，也会运用机巧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他们的毛病在不大了解别人，容易和别人发生龃龉，不能和别人合作，因此，进厂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别寻出路。不过在别的出路里他们也不能持久，迟早又会去而之他。有一位负责人甚至于提议，可否让学生在工科学程卒业之后，再留校一年，专攻些心理学、社会学一类的课程。姑不论目前一样注意专门的心理学与社会学能不能满足这位负责人的希望，至少他这种见解与提议是一些经验之谈，而值得我们予以郑重地考虑的。
值得郑重考虑的固然还不止这一点，不过怎样才可以使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更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我认为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核心问题而得不到解决，则其他边缘的问题虽得到一时的解决，于工业建设前途，依然不会有多大的补益。这问题需要国内从事教育与工业的人从长商讨。我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只能提出一个简单的轮廓罢了。
至于工科大学的教育，虽如是其关系重要，在绝对的人数上，则无须比高级工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才为多，是不待赘言的。工业人才，和其他人才一样，好比一座金字塔，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因此，我以为大学工学院不宜无限制地添设，无限制地扩展，重要的还是在质的方面加以充实。而所谓质：一方面指学生的原料必须良好，其才力仅仅足以发展为专门技工的青年当然不在其内；一方面指课程的修正与学风的改变，务使所拔选的为有眼光有见识与富有想象能力的青年。所以进行之际，应该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目前我们的工业组织人才当然是不够，前途添设与扩充工科大学或大学工学院的必要自属显然。不过无论添设与扩充，我们总须以造就工业通才的原则与方法为指归。出洋深造，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当然也是一条途径，不过我以为出洋的主要目的，不宜为造就上文所说的三种人才中的第二种，即狭义的技术人才，而宜乎是第一种与第三种，即工业理论人才与工业组织人才。第一种属于纯粹的理科，目前也姑且不提；就工业而言工业，还是组织人才比较更能够利用外国经验的长处。不过我们还应有进一步的限制。一个青年想出国专习工商管理，宜若可以放行了，不然，我们先要看他在工业界，是否已有相当的经验，甚至于在某一种专业方面，是否已有相当的成就，然后再定他的行止。要知专习一门工业管理，而有很好的成绩，并不保证他成为一个组织人才。
最后，我们要做到上文所讨论的种种，我必须再提出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学以致用，不错，不过同样一个用字，我们可以有好几个看法，而这几个看法应当并存，更应该均衡地顾到。任何学问有三种用途：一是理论之用；二是技术之用；三是组织之用。没有理论，则技术之为用不深；没有组织，则技术之为用不广。政治就是如此。政治学与政治思想属于理论；吏治属于技术；而政术或治道则属于组织：三者都不能或缺。工的学术又何尝不如此。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于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得到极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这便是本篇所由写出的动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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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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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年与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留洋读书、进专学洋话的学堂，乃至进一般的洋学堂，即在“洋务”最称发达的上海与其周围地区，还是不时髦的，在地主和市镇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彩的。我是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我的父亲在县里最初办洋学堂的时候，为了凑成一班两班，就得向亲戚、朋友、本家“拉”学生。进方言馆或广方言馆一类学堂，有所成就，而后来搞“洋务”或当上外交官员的，一般是市镇上穷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否则，进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废。我的一个表姨丈就是例子，表面上是因病求退，实际上是保守退缩。
但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风气似乎转变得很快。一九一三年夏天，当时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委托江苏省教育行政当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学生，名额只十一个，而到南京应考的多到二百多人，无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就我个人来说，问题本来不大。父亲从进士馆转京师大学堂，学了不少“东洋”知识，接着又到日本“考察”了几个月。回来后，上面说过，又在县里开办了好几个男女洋学堂，设有英文课；他的朋友中很有几个是方言馆出身的人，有的当着公使，他经常和他们通信，信封上开着“罗马府……”等字样，通行无碍；他每次从北京归来，行李上总贴着中英文字对译的纸条，如“潘大人”对“HisExcellencyPan”之类，我从小看得很熟。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内因方面。至于外缘：一是一九一二年冬我在“两等小学”毕业后，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信，要我下一年应清华的入学试；尽管他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在北京去世，这个遗命还是遵行了。二是那时候我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着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还直接领导着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报名固然方便，录取也就不大成为问题。十一个额子中，我和舅父的大儿子，即我的表弟，就占了两额，此中不可能没有“关节”。有人好意地推测说，大概我当时的英文程度不坏，其实当时我连动词中现在式和过去式的意义何居，即什么是“时”，都还搞不清楚。
但终于“取上”了。当时清华分高等、中等两科，各四年，高等科的学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学校直接考选的插班生，大都来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错，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约翰等大学的转学生，来此加上一两年工，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这部分姑且不多说。主要的是中等科学生，他们从进校到“出洋”，多者八九年，少亦六七年，养成清华“学风”的是他们，沾染上清华习气最深的也是他们。他们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对美国庚子赔款所负担的比额不同，所能遣送的学额也就不一样；而就一省而论，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苏、浙、川等省最多，从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边远省份少些，少到几年中才轮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经过一些选考手续，表面上公开，实际上至少部分名额受到有权位的人把持，把自己和亲友的子弟取上。我自己的例子上面已经说到。其他，亲兄弟、堂兄弟、中表、叔侄、舅甥等先后“考取”入学的例子很不少，有多至四五个的。在北洋政府年代，清华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职权来玩些花样，也不一而足；最掩饰不来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儿子，作为新疆省的名额，送了进来；掩饰不来的是：（一）他冒了籍；（二）未经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试。
民国初年，全国的学制还没有太肯定，初高两等小学之上，大抵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清华一面要遵照这学制办事，一面又必须考虑到学生留学深造，一般要在出国五年之内，读完大学研究院，至少博得一个硕士的头衔，然后回国。高中两科的划分，与每科各四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国内学制的要求；实际却不然，总计八年之中，前五年或六年所传授的几乎全部是中学程度的课目，后两年或三年才安排上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目。所以毕业生留美，几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学三年级，读两年毕业后，再留三年读研究院。我在清华八九年，在最后一两年里，高等科的最高两班就索性改称大一、大二。但清华成为正式的大学，是迟到一九二五年才开始的。一九二九年，才有第一班学生毕业，那时我已经离开多年了。
中学拖长到六年，大学只有最初两年，而在这几年之中，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学只前二年，又不分科系，当然比不上同时的历史较久而规模更完备的大学，有如南洋、约翰；中学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学。
上述的情况多少决定了当时清华师资的两个特点：一是通英文的教师要占到十之八九，其余十之一二是用汉语教学的老先生了；二是学问造诣大都不很高，反正也没有很高的必要。用英语的教师有两个来源。一自然是美国，其中很多的原先就是中学教师，有教过许多年的，有些教学经验；其次是毕业不久或刚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教过大学而在教学研究上有些成绩与地位的居少数，其中个别资历特别老些的是借了休假的机会来逛逛中国的，只呆上一年半载就回去了。
中等科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课是读本，每周时数最多，附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各有各的教师，每周各占两小时。每晚还有两小时的集体而有教师值班辅导的所谓自修。合起来，一天总有五六个小时专搞英文。如今回想，如果一个学生能坚持爱国而不做洋奴的立场，有着“西为中用”的决心和要求，这四年的训练是很好的，扎实、细致、准确、全面，同学们的感受虽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四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和其他课程中的英语的运用，又把所掌握到的巩固了下来，并且更趋成熟。清华不设专门的会话课，因为没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语教学的课上，师生交谈是不容许说汉话的，美国教师上课，固然只能如此，中国教师上课也必须如此。此外，在中等科的课程里，数学、世界地理、图画、音乐等，也是用英文书，说英语；教图画、音乐的是两个美国老小姐。最近有机会参加《辞海》的编写工作，对许多外国地名，还不陌生，还能拼写不误，说明当年世界地理一课程还是替我打下了些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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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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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课程的光景却惨淡了。第一，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有一个时期还添上练字一课。第二，时间都排在下午一至四时，四时起是体育活动时间，午休根本谈不到，因此，学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上面提到过，教学方法与设备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划。又如，在历史课上，教师所讲的和教本或讲义上所印的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话，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历史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总有些因果或连续关系，“于是乎”当然是不错的，但总象太多了些。记得在有一堂课上，短短四十五分钟之内，他插上了四十六个“于是乎”，平均一分钟一个有零，于是乎，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再听讲，而是阅读我自己想看的线装书了。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么？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么？我看都不是。有些“特别”，是可以肯定的。我虽没有进过别的中学，无法作具体的比较，据一般观察，在别的中学里，汉文课目不景气的情况似乎要好些。乃至教会办的中学在这方面也要比清华“规矩”些。尽管那是伪装，有它的作用，清华倒是老实的，老实得突出。但无论伪装或老实，都是现象。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风气在转变，急剧地转变。上面不说过，距此不过十多年以前，上海附近地区一般读得起书的人家还不很愿意把子弟送进洋学堂，更不必说出洋留学了么？到此，这种态度似乎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从“不屑”一变而为“追求”。这种变化的所由发生，远之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失败，近之可以归结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七十年间，量变达成了质变。这其间的过程当然用不着我在这里说，用得着我说的是这番质变的某一些集中表现。清华这一学校的开设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集中表现的典型事例。老先生们，无论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赞成不赞成，当然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转变，认识到，除了本国的文学和一些历史地理的基础知识，不能不姑备一格似的加以传授外，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责与息事宁人的态度。同学们，一般地说，当然更自然地随着风气走，正好用汉文课堂上的“逸”来补偿英语课堂上的“劳”了。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的怪异场面。
但少数同学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意的，说他们爱国也罢，封建保守也罢，看来都有一些。他们总想多学习些汉文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他们一进清华就看到，依靠课堂教育，这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自己想些办法。清华的汉书藏书似乎一开始就不太少；老先生们，平时在课堂上受气，在课余时间，有学生肯到“古月堂”质疑问难，当然特别欢迎。就时间说，可利用的也还不少。汉文和用汉语上课的钟点都可以利用，你不听讲就是了。晚上自修时间也很好，这主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英文课而设的，但英文课既多，一门拆成了许多门，课堂上已经搞得够细致熟练的了，往往在晚饭前大致复习一遍，加上做些数学习题，也就可以了事。因此，有少数同学就把自修时间全部移作读线装书，临大小楷之用。这两种时间我是一贯地利用的，因此也曾和教课与辅导的老师发生过一两次小冲突，但只要各课目的大小考试成绩都不受影响，他们也就让我自由处理，终于不再干涉了。其次是漫长达将近三整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的寒假，决不轻易放过。我的计划是每个暑假学习一种经书或史书，也曾搞过一整暑假的“说文”。这样，除了生病以外，搞过七八个暑假，算是对汉文和旧文献获得了一些认识，打上了些底子。这一段回忆可能没有太多的代表性，但清华毕业生中，凡是汉文程度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不肯随波逐流而独自下过功夫的人，初不问这功夫如何下法，是可以断言的。其中有些同学在最后出国的时候，还带上一些经常要翻翻的老书。我至少带过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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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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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科的课程说来就比较简单了。所谓国文，或汉学课，还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选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学基础课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学、西洋史和第二外国语在内。不用说，全部用西语上课，采西文课本，也开始习用指定的西文参考书。在我读书的几年里，高等科最后两年虽已有“大一”、“大二”之称，还不分科系；教师在最后两年帮助学生选课时，参酌学生的意向、兴趣与过去的成绩，至多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文法，一类理工，从而在专业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选定科系，则是出洋前夕的事。这时候年老些的美国教师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约学生谈话，决定要进的科系和美国大学，也通过他们，和美国大学事先取得联系，谈话自不止一次，其中必有一两次取家庭便饭的方式，好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刀叉和一般社会交际的规矩。入国问禁，未入国门之先，就有机会在“美国地”演习一番。
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国外，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其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我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的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1iberaleducation）的道路。（一）课程与上课钟点不多。在美国，每学期一般是五门或六门，每周上课十五至十八小时；在清华，当时也不过六七门，二十几个小时；学生有着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二）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又所谓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三大类的一些入门课、基础课，虽不是每门必修，总是鼓励学生尽量地多读，每一类选上几门。（三）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随意挑，考不及格也无关宏旨，下学期另选一二门，来凑满毕业时所要求的学分总数就行了。这种选修课在某些美国大学里有的已流为“烟斗课”，师生都可以叼着烟斗上课，清华的选修课当时还差一点，没有到此境界。（四）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自己，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不太少，当时推为国内最现代化的馆屋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了，环境更引人了，借阅更方便了，于是这种美其名曰涉猎的读书风气更趋于泛滥。（五）无目的地与缺乏指导地提倡所谓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一到高年级，很多课上就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以我个人为例，在出国前的一二年，我就曾经乱抓一阵所谓“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写的《小青传》，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写缴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在奖饰的评语中勉励我“成就其一”，不要学他自己那样的“泛滥无归”，即只要泛滥而有归缩，一个人就是“专家”，而此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同时，一个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认为我在小青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资料，比西洋用来证明这派学说中的同一论点的资料好得多，又向我灌上大量的米汤。任公先生所欣赏的是“方法”，而这个美国教师所赞许的是“资料”，“方法”与“资料”都对了头，岂不是前途无量！所谓“自由教育”的内容与终极，大概言之，就是这一套了。我自己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就自己当年的感受多说了几句，我想是可以容许的。
谈到这里，似乎有必要说一说清华当时“创用”的一种课业成绩计分制，称为“WeightedCreditSystem”，可译为“权衡计分制”。说“创用”，因为，据我所知道，在国内只是清华用这方法；但我又加上引号，因为这方法一定来自美国的某些大学。这计分法主要的内容是把学生成绩分成五等，超、上、中、下、劣（英文符号是E、Ｓ、N、I、F）。劣就是不及格，不得补考。在此法实行以前是容许大、小考不及格的学生补考的。更主要的是这五等的评给有着一定的比例，一班一百个学生罢，“中”的当然最多，“上”“下”次之，“超”“劣”最少，各占百分之五；即一次考试，或年终考绩，一班之中，总得有几个幸运的“超”，几个倒霉的“劣”，初不问成绩好的学生真好到甚么程度，和坏的学生真坏到甚么程度。换言之，这种评分法认定成绩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而并无绝对的标准；因此，无论他对一般学生有多大激励的作用，对根柢差而学习能力一时还难以赶上的学生是个打击，无论他如何用功，总归是个“劣”，终于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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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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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清华的课业与教师的评分，一般是紧的，中等科的汉文课尽管拖沓，学生也总得在大考时努一把力，免得陷于“劣”等。五等的计算背后当然还得写个分数，在别的学校，一般以六十分为及格，即够得上一个“下”，而清华却要求一个七十分的总平均，才算及格，才够得上升级与毕业出洋。
下面该说说当年清华学生们的课外或课余活动。但在这以前，有一种活动应须先谈一下，因为在我读书的年月里，它的地位是介乎课与非课之间的，而过了不多几年，它就正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同时负责教导的人员也从职员改成了教师——那就是体育活动。清华一开始就以注重体育，高自标榜，大力号召，特设了一个部门，重金聘请了教练专家，这种专家更必然地是来自美国了。当我在校的几年里，前后两任主任都是有博士头衔的美国人，马约翰先生担任部主任，是又过了几年的事。起初只有户外的田径和各式球类运动，应有尽有。后来又添上所谓“国术”，就是我国固有而我们现在更认真提倡与推广的各种武艺，主要是拳类，但在当时只有很少的学生选习，像汉文的学习一样，姑备一格而已。不久以后，体育馆，包括户内的游泳池建成了，在规模与设备上在当时国内也算是首屈一指的，不用说，除砖瓦以外，它的全部建筑物料都来自美国。从此，又添了许多户内运动与锻炼的方法，可以风雨无阻地进行活动了。
学生的体育活动，几乎从开办之日起就用强迫的方式进行的。学校规定下午四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全部课堂、自修室、寝室都给锁上，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敞开着。平时最不爱活动的小老头子似的学生到此起码要在马路上或荷池边溜得上一个钟头；只要在这时间内照章活动活动，其余倒也不作硬性规定。更硬性的规定是在后头。不是人人想出洋么？出洋是末日，末日要有一番审判，审判取测验的方式，称为“矫捷测验”（这是我在这里拟的一个译名，当时我们都用惯英文，称为(AgilityTest），包括五项，每项要够个标准，即跑得够快、跳得够高、游得够远……你才能取得出洋的资格。每年毕业生中，被搭救一两把而过关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一般说来，这一条章程是执行得十分严格的。因此，它的强迫性实际上是大于每天下午的那个钟头，就是中等科生在七八年之内，高等科插班生在两三年之内，平时总得强勉自己，锻炼锻炼，免得临时上轿发生问题，有碍出洋大事。这种例子还不太少，如现在还在重庆任大学教授的西洋文学专家吴宓先生。也因此，平时，就个别学生说是最后的一年半年，急来抱佛脚而锻炼得极为艰苦的“老先生”们也还不少，往往为平静的校园生活点缀上一些喜剧性的场面；到时总有跑场的人奔走相告：某人某人又在苦练什么啦，赶快去瞧呀！后来，不知在我走后的哪一年，体育终于成为必修课目的一种，和其他课程同样地排进了课程表。成为必修之后，平时要评分，周期有考试，其为带有强制性，是不消说的了。
体育比赛活动是频繁的。春秋两季的校内运动会、平时班级之间的各种比赛、校外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运动大会、校际的球赛，在日历上是排得相当紧凑的。由于当时大中学校的一般风气，也由于清华的条件较好，提倡得更着力，清华在这方面也曾头角峥嵘过一段时期;不但在华北，并且在全国，俨然以盟主的姿态出现，比起南方的南洋、约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我记得这日子，因为它恰好是我由于醉心体育运动而不得其道，终于失落一条腿的第一个周年），南洋大学的足球队，于击败南方各大学的校队之后，远征来到清华，一场会战，即铩羽而归。还记得当天中午食堂上空气紧张与推测纷纷的光景，一般出乎主观的愿望，都认为清华必胜，至少主客与劳逸的形势对清华有利；与我同桌吃饭的一个新从南洋转来的插班生却不以为然，大概由于旧有的感情联系罢，认为清华必败。我们在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南洋输了，这同学也输了，好几天在桌上没有开腔。
为此，当年的清华也曾吸收过一批擅长运动的高等科插班生，但由于插班考试与平时功课比较严格，专靠运动在学校里混混的“武学生”，或职业运动员学生，或向别的学校挖取已显过身手的此种学生——这一类的例子或现象似乎不存在。不过这种学生构成校园内一个特殊阶层的情况还是有的。凡属在体育运动上已表显有成绩而足够某种标准的学生就有资格在特设的小食堂吃饭，这种食堂称为“训练桌”，这又是我在这里临时使用的译名了，当时都用英语呼为TrainingTable，在没有希望参加而又不免艳羡的其他同学则称之为“雅座”。当时清华学生的一般伙食，八人一桌，八菜一汤，半荤半素，用旧时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本是够特殊的了；但“雅座”则有牛奶，有更多的鸡蛋和肉类，据说非此就“训练”不出来，不能为学校在疆场上争光夺彩。这在许多同学看来是极不舒服的，其中有的固然是出于“酸葡萄的哲学”，但一般认为这里面确有问题：一则一般伙食的营养已经够好，没有这种必要，不必要而为之，是浪费，是制造特权；再则提倡体育固然必要，但提倡体育与豢养打手毕竟是两回事。大家当时也看到，美国大学生活方式的又一部分搬到中国来了，美国大学各有其大学运动队（VargityTeam），受到学校的特权待遇，甚至有特殊的衣服，平时一样地穿，在特制的毛线衫的胸前还缝上大学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至于这种衣服一定要用规定的所谓“校色”，是不消说的了。清华当时还没有效颦到这样一个程度，但特制的服装已经有，是白地紫字，因为“校色”是“紫与白”。这种服装，比赛时固然要穿，平时也一样地有人穿，甚至有把旧的多余的送给非运动员的同学作为内衣穿的。在本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美国大学的体育活动便已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地步，连美国自己的电影都不得不加以讽刺。例如有一部片子描绘一个规模很小的大学的种种怪状，第一个镜头就揭示“一座庞大的体育场旁边附带着一个小小的学院”。这种歪风不可能不很快地吹过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当时的清华以及其他大中学校，尤其是教会学堂，在不同程度上，无疑地已受到这股歪风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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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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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得拉回来说。清华的体育，即在当年，积极的一面终究是更大的一面。上面说到它的强迫性，强迫就意味着普遍，积极的一面就在这里。对付当年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班“小老头子”①，就得这样办，才有希望把千百年的积习与堕性加以初步的扭转。因此，当时得益的倒未必全是“雅座”上的座客，而是一般的同学。有了体育馆的设备和形成正式课程以后，这种好处更取得了物质与制度的保证。缺点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最初美国人担任指导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我入校不久，就选择了“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我自己总想做个“文武双全”的人，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
此外，又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课间操，每日上午十分钟，也还有意义。像其他中学一样，也曾搞过英帝国主义者贝登鲍威尔所“创立”的所谓童子军，设备很齐全，解放前的末任校长梅贻琦早年还担任过清华童子军的一员教官；这就不值得多说了。
下面可以一叙完全不属于课程范围的各种活动了。
首先是各级级会和后来的全校学生会。两科八级一开始就各有级会，当时每级的学生不多，最多的不过七十多人，遇事开级会决定。平时有个小小的执行机构，有间小屋子，可以洽办事务，也供同级看些书刊。照说，级会的组织该在学校与同学之间起桥梁的作用，把学校的意图与同学的要求沟通起来。事实不是。说它提供了练习组织与办事的机会罢，有一些，不多，只少数几个同学有此机会。大抵会说话的当会长，写字写得好些快些的当书记……每年总是这几个人，变动很少。练习组织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在开会时练习，开会的次数不少。章程的拟订、通过、修正，人员的选举，提案的处理，包括提议、附义、修正、搁置或最后表决，等等，一切模拟议会政治那一套，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九一九年起的学生运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从此，一般对这一套开会的清规戒律更熟悉了，少数被选进领导机构的同学当然是尤其熟练。熟练也正是被推荐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中不止一个现在是我们全国政协的委员，有时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不免以此自豪。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讲所谓三权鼎立，明月三分，同学们勉力效颦，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与行政，司法则一直归学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门是“斋务处”。但一九二○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学校还居然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我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检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摇大摆地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过一番。但似乎连一桩民事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束，就收场大吉了。当时因何收场，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碰上又一度的学生运动的浪潮，大家无暇于这一类粉饰太平的把戏了。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的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颇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过一番，当然更是空口说白话了。如今回想，即使这一整套都学会了，学像了，又将怎样？如果一个人认为猴戏值得一看，那就要看真的，要看大的，美国的政治舞台就一直在开台上演，并且愈演愈烈，也愈空虚。当年的清华也曾极小规模地“沐猴而冠”过一番，但实际上始终受着北洋政府外交部所指派的包括美国使馆的一个参事的三人董事会和这会所任命的校长——的统治，师生们何尝真正有过提供改进意见的机会？学校行政对待学生的官僚主义和同时的其他学校没有丝毫分别，所不同的是，更多了些从太平洋彼岸直接输送而来的花招而已。从一九一九年起，由于全国政治浪潮的冲击，同学的觉悟有所提高，逐步发展了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一面尽管继续玩弄议会政治的戏法，一面由于群众的力量加大，在爱国主义与反官僚主义方面，才终于起了些极初步的作用，下面还有机会叙到。
学术与文艺的活动也很频繁。听所谓演讲的机会，虽不经常，是不少的，大都是临时性的。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来校访问，学校，或学生团体在取得学校的同意下，拉他讲一次或几次。现在印象较深而可供追忆的例子不多了。记得美国有名的人类学家埃德里希卡（A1eeHrdlicka）很早就来清华讲过一次，听众不多，因此我有机会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天真的问题：“白种人一般身体上的毛多于黄种人，这是不是说明他们比黄种人进化得慢？”相去六七年后，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一个姓苏的，据说是个天文与地理学家，“老店新开”，来讲日绕地球的“学说”，想推翻久经肯定了的哥白尼的理论，真是匪夷所思，不知是怎样会被约来的。名画家陈衡恪，陈寅恪先生的哥哥，讲中国画学，酒后开讲，在黑板上写个“黄”字，下面光脱脱的，掉了两点，弄得大家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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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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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很多。全校性的有《清华学报》，似乎分中、英文两种，算是学术性的，代表师生的学术水平。《清华周刊》，则以议论与报导为主，起过论坛的作用，例如在白话文的问题上，同学们作过较长时期的热烈的争论。各级和不少学生社团，有时候也分别出些自己的刊物。全校性刊物的经费，由学校负担，其他则同学拼凑些印刷费，也要求学校津贴一部分。最浪费而无聊的，是每一级于毕业离校前所编印的一种留念性刊物，通称为Tsinghuapur，附加上毕业的公历年别。例如，我是一九二二年毕业的，前三分之二当然是清华的英文校名，尾巴上的三个字母就莫名其妙了。刊物主要是用英文写的，其中包括在校若干年的全级的大事记，一切属于本级的重要事件的特写，当然都是荣誉的事件了。例如得过什么冠军亚军、受过甚么奖旗奖章之类；也包括个人的传记，刻画着每一个人的才具、兴趣、志愿、癖习，加上编者的“月旦”，照片与插画多得出奇，有现拍的，也有历年保留下来，专供这一朝之用的；印刷用铜版纸，十二开，硬封面，烫上金字，厚厚的一大本，从搜集到出版，历时大半年以上。后来到了美国，轮到又在那里毕业一次，才明白原来这又是美国的玩意儿。在那儿，大学毕业班的留念册更要伟大，是八开本，重十多斤。不过在清华，我所属的一级在这一点上，倒是一个例外，只匆匆地出了一本小册子，而我个人又被摈不在其列，幸免了这一分灾梨祸枣的罪过，这却是有原因的，我在下面另有地方说到。
上面说组织演讲和编写刊物的负责者也有一些是学生自动结合的小团体，这种团体也是不少的，多的有四五十个成员，少的七八个人，大都是班级相近、年龄相仿而所谓志同道合的分子；它们都有章程，章程必有“宗旨”一条，这一条一定会写上“磨砺道德，交换知识、联络感情”十二个大字，一般搞得很认真，吸收新成员很严格，在团体以内做些所谓“律己律人”的工夫。专业性的很少，因为学校当时还不分科系，至多只有理实两途的些微分化而已。其中少数也搞些团体以外的活动，管些校园生活中的“闲事”，推动些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但这种事例是不多的，也是要从一九一九年起才有一些。
演说、辩论的练习会与比赛会也经常有，有学校主持的全校性的、有班级性的，也有专搞这种活动的学生社团所举办的，进行时分汉语英语两类。为了提倡英语的演说辩论，学校的英语课中还特设了一门，和这方面的课外活动相配合。教这门课的教员当时也成为同学笑谈的对象，因为他在班上现身说法，指手划脚，往往十分机械，有如看木偶戏或皮影剧，使人起鸡皮疙瘩。例如，他做示范演说，讲“在历史上有那么一个转折点……时”，一到“转折”两字，右手臂就配合着举起来，着重那么“转折”一下！演说、演说，大抵“说”的内容本来不关宏旨，主要的是“演”，说的道理未必能折服人，而演的姿态动作一定要富有煽惑力。美国政治界和宗教界里所谓成功的人物大都具备这一套本领。我们，作为留美的一部分预备工夫，依样葫芦，又安得放过不画呢？因此，演说比赛场合上也就充满着这一类的表现，能选择恰当的题目，乃至借用一些课题，从而用警辟的语句，说出些较大的道理来的，是极难得的例外。如今还记得的一例是很多人都熟识的洪深同志，曾于一九一六年以《敬惜字纸》的题目获得了汉文演说比赛的亚军①。至于辩论，目的性就更差了，总是为辩论而辩论，或找些模棱两可的与实际全不相干的题目，或虽相干而是非曲直已很明显的题目，反复辩驳一番。只须三寸不烂，掉得灵活，不怕理屈，但要词强，评判员就可以宣告你方胜利。我一直没有过机会去旁听西方议会里的所谓辩论，方式容有不同，精神实质必然是一样的。当时，演说与辩论还曾发展成为一门校际比赛的活动。
对中等科的学生，音乐起初采用过上课的方式，由一个美国女教师主持，专教唱洋歌，从“三只瞎老鼠”、“苏格兰大火”一类的儿歌，基督教的“颂圣诗歌”，到见于《一○一个名歌选集》中的许多歌曲，由浅入深，教了不少。同时又挑选部分同学，组织了初级和高级的两个唱歌队，当时一般用英文呼为GleeClub。尽管那位女教师很严格，其中南郭先生还是不少，我自己就是一个。但一般说来，从中等科读起的清华毕业生都会哼上几声洋歌，大都是在这几年里学来的，后来机会就少了。其中部分对音乐特别爱好并且爱玩乐器的同学，在学校的倡导、组织与财力支持下，发展为管弦乐队，并且逐年有所扩大；学校当局当然也乐于为此，因为像体育一样，乐队也曾“光大过清华的门楣”。但个别的同学也曾因此而踏上音乐的专业道路，例如不幸早逝的黄自先生和最近在教学之余，还时或出场一显歌喉的应尚能先生。也有个别的同学仅以音乐为表现自己的一种业余手段，一到美国，就不惜花上可观的一注美金，专门吊他的洋嗓子。
演剧与观剧的机会也不算少。有完全属于娱乐性的，时间总是在除夕，各班级都凑些节目，以独幕的小喜剧或滑稽剧为多；剧本有现成的，也有临时编凑的。有属于英语实习性的，则一般用现成的古典剧本，间或用过教师自编的剧本，都有教师提导，在有一段时间里少数同学还成立过一个“戏剧俱乐部”。记得其中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听说几年前当过台湾伪政权的外交次长，后来病死了——在我面前把西洋话剧的所谓三段法吹嘘得如同金科玉律一般。最热闹的一次是一九二一年，为了救济河北旱灾，募集些款项，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的所谓义务戏，剧名“鸳鸯雠”，是由同学自己集体编写的；学校在“义举”两字的压力下，还掏了不少的一笔钱，其中一部分就消耗在各编写人于漫长的冬夜里吃火锅的上面。记得演出的那晚上，梅兰芳先生是包厢中的一员观众，后来事隔多年，我还听到当时参加编写的一个同学说，他从没有看过梅老板演的戏，而梅老板却看过他编的戏。当年同学们搞的几乎全都是话剧，京剧是不屑于搞的。进城看京戏的师生尽管大有人在，但作有系统的学习而登台演唱，总像有失读书人的身份，是搞不得的。只有家住北京的职工们在这方面还有些修养，间或登场清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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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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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唯一没有地位的文娱活动。交际舞只行于“美国地”和部分留洋归来的中国教师中间；逢年过节，或某些周末，间或举行一次。当晚一定有同学在场外偷着瞧，第二天一定成为同学们笑谈的资料，大家把它称为“合作大会”，说某两人合作得好，某两人合作得差。这种反应是容易理解的。表面上只是好奇，是少见多怪，实际上是当时还属十分普遍的封建意识的反映。当时清华根本不收女学生，几个美籍女教师、中国教师的部分眷属，成为校园内最稀罕而引人注目的人物。女教师每月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请几天假，期前必有人加以推测，替她算日子，渴盼着这日子的来临，除了可以少上一两堂课之外，这其间还包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悬而不决的引逗心情，是显然的。某教师的宅眷新生孩子，某家专生女孩，教师夫人成了“瓦窑”，也是课余饭后的一个谈柄。封建社会由于日常生活中把两性隔离开来而发生的所谓同性恋爱的现象，在清华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里也曾造成过很恶浊的气氛。既谈到当时对交际舞的态度，也就走笔提一提这一方面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点滴。
电影在师生娱乐活动中也没有很大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当时电影还一般的不发达，城里虽已有电影院，由于交通关系，进城观看的例子很少听见。学校与学生团体在这方面从未作过任何安排。但当我在校的最后两三年内，即一九二○年起，突然有了些“发展”。①几个河南同学，是一家的兄弟叔侄，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和条件，一面从城里搞到了片子，一面取得了学校的同意，借用当时的礼堂，即后来称为“同方部”的那座建筑，作为演出场所，居然一周一次地开业放映起来。可怪的是，学校并没有招商承办，而平白地多了这一行私营企业。这家弟兄叔侄无疑地掌握着这企业的全部权利，接洽片子，张贴广告，卖票收票，真是经营奔走，不遗余力。放映的又是什么片子呢？美国片子是不消说得的了。美国的哪一类片子呢？如今虽事隔四十年，大家还留着极深刻的印象的一例是一系列称为《黑衣盗》（TheHoodedTerror）的片子，一续、再续……十几续，前后不知演了多少场，每场总是满座。这片子的内容，顾名思义，便知非奸即盗，充满着极不健康的刺激与诱惑。但学校始终不管，教师们，即在一个教数学的美国教师的儿子按照这张影片所传授的手法开始盗窃行为之后，也还不管。最后，我们一个爱管些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地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片子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小小的运动算是成功了，但在改换片子后的最初几场里，观众毕竟少了许多，学生商人的利润显著有了下降。记得我第一次恢复观看而买票入场的时候，收票的那个同学狠狠地挤了我一下。但有趣的是，事隔六七年，我已回国而在上海工作，这个收票的老板同学从美国回来，在赶回河南老家之前，却选择了我的家作为寄放行李的场所，件数很少，书籍衣服而外，似乎没有其他东西。我当然表示同意，相信在他的观感里，我毕竟还是够朋友的。
也曾搞些所谓社会服务的活动：一部分同学，老成些的，有些相信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有些是认真的基督教的信徒，这两种人就是这方面的课外活动家了。他们主要是在校内或校园附近做些普及识字的工作。当时的学生，除了为观瞻关系，用学校所配买的床单，早起把自己的床铺盖上而外，是完全不劳动的。因此，各式各样的“听差”，或后来改称的“工友”就多了，加上厨丁、厨役、木匠、铜匠、水电工、园丁、火夫、清道夫、理发匠、“美国地”各家的“西崽”，以及住在校外的洗衣工、成衣匠……数目更加庞大。清华全部师生职员，起初不过四五百人，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劳动人口，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是这个数目的好几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文化，很少几个认得字。于是，校内，就搞起了夜校；校外，如城府、三旗、西柳村、大石桥等村落，办起了些露天的识字班，每当夕阳西下，就有同学轮班出动。为了夜校，学校也出些钱，供给些现成的设备上的便利，至于校外，则物力人力几乎全都是同学自愿提供的了。回忆在校八九年，部分同学有机缘和穷苦的劳动群众直接打些交道，似乎只有这一个方面，而劳动群众，在当时的觉悟程度之下，也还欢迎这种零星的努力。记得在高等科的理发室里，好几年挂着今天全国政协委员陈鹤琴先生的一张照相，而陈先生便是这方面最出力的同学之一。因此，尽管离校已经多年，还有人惦记着他。
此外，部分师生也曾参加过一些“救灾”的工作，多数捐些钱，少数到了灾区前线。一九二一年我随同两个美国教师，其中一个就是上面所说搞“圆明园研究”的人，两次到过河北省的唐县，前后跨四十天。第一次用同学捐款办了个粥厂，计口发小米粥，一天两回；第二次帮农民挖洋井，没有搞出成绩来。现在回头看，这一类“贴膏药”的企图是可耻的。一方面，我们每天要和受旱灾的农民们，在小米粥的分量上，论斤较两，大费唇舌，而第一天到县里，县老太爷欢迎我们，却来了一桌海参席。另一方面，我每天忙着，而作为我的领导的美国教员，除了难得向我发些“指示”而外，我简直不知道他们忙些甚么。当时只知道他们有老师的身份，只联系上层，管些大事，小事服劳，当然是我的份。如今回想，他们一定是借了救济之名，搞着些别的勾当。当地有的是美国教会和为它奔走的中国教徒，美国教师就专和他们来往，至于“救灾”之外，又搞些什么别的勾当，那只能恨我自己当时还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因而在这方面丝毫没有政治嗅觉，就说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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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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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来自各省，几乎都有他们的同乡会，但省与省之间的畛域之见不深，似乎一直没有发生过问题。广东同乡会的活动最多一些，通告板上常有他们开会的消息，平时广东同学也喜欢聚在一起，说广东话，别省的同学是对他们有闲话的。有的说，地方主义的气味太浓厚了；有的说，这还是因为方言的关系；有人反问，同样有语言上的困难，何以福建同学的表现便不大一样？更有人问，同学中十之七八是讲吴语的江苏同学，何以他们根本没有搞过同乡会？当年清华没有江苏同乡会倒是个事实。但这也不能用来说明江苏同学就没有地方主义。解放初的土地改革运动证明江南的封建势力很严重，而距此三四十年前，江苏人便没有浓厚的地方主义，是很难设想的。当时清华师生中，既以江苏籍的为最多，人多势大，到处要占些上风，也许根本用不着同乡会的一类的组织，来加以保证。在别省同学的心目中，江苏同学可能更不受欢迎。只是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未能理会罢了。
部分同学也搞些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以青年会为中心。清华师生中的基督徒不算太少；住“美国地”的教师，其中一部分还是北美青年会代为招聘来的，当然全部是，不消说了；许多通英语的中国教师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和教会学校，至少对基督教有过多年的接触；学生中也有些是虔诚的信徒。有些还是牧师的儿子，吃饭睡觉之前，例须祷告一次。全国青年会的组织看到了这是块好园地，很早就在这里成立了支会，归北京青年会学生部直接联系，学生部的“干事”中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现在主持“三自革新运动”的吴耀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时常来校指导工作。当时的经常活动是通过所谓“主日礼拜”、“查经班”以及每年暑假在西山举行的“夏令会”等活动，来传播基督教教义，巩固原有的信徒，吸收新信徒。前两种活动的主领人员，亦即宣扬教义最有力的人员，当然以来自“美国地”的教师为最多，也有圣约翰等大学毕业的中国教员，如林语堂之流。参加“查经班”的同学还不少，其中有的怕人批评，说是借此多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但也确有为了练习英语，参加进去的；至于领班的人往往以英语为“饵”，来钓取学生，是不消多说的了。夏令会则由北京青年会主办，报名参加的不限于清华学生。
每年，或隔一两年，看情况，青年会又必举办一次所谓“决志大会”或“奋兴大会”，请北美青年会派来中国的有名的“布道家”主讲，连讲两三天；大会终结前，必敦劝听众填写所谓“决志书”，表示皈依的志愿。这些开讲人物的讲法各有巧妙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是“辩才无碍”，声容并茂，富有上面所说的“演说家”的煽动力；第二是从整个的“中国问题”讲起，把确乎是漆黑一团与危险万状的中国局势说得更加漆黑，更加危险，然后逐步转进到绝无仅有的一线曙光与一颗救星，那就是基督教了。他们从山穷水尽一直说到柳暗花明，却真有一套本领。一次大会之后，总有不少的同学在“决志书”上签了名，接着受“洗礼”、“吃圣餐”，成为基督徒，少数还在附近海淀的教堂里当上了“执事”。但据我观察，这种靠一时的“兴奋”而“决志”皈依的同学绝大部分没有坚持他们的信仰，一旦诞登太平洋彼岸，接触到美国社会生活中与教义大相刺谬的种种实际，多数无形地放弃了；个别的为了求一个心安理得，还写过文章，婉转说明所以不得不放弃的理由，更有进一步劝说毕业后准备到中国来传教的美国同学大可不必负起这样一个“使命”。当然，这班同学当初的所以进教，思想上也是很复杂的。他们的宏愿是出洋，信了教，有了个信徒的名义，对这宏愿的完成，无疑地是个便利。有这种出发点的人对信仰当然也不可能太认真，更不说坚持了。
通过青年会的关系，一九二一年，清华园还一度被提供作为“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会场。平时一般同学对青年会的活动不大置可否。这次，在一九一九年爱国运动之后，却有了鲜明的分化。基督教徒与一般青年会会员对这事当然是支持的；一般同学则在一边看热闹，其中有些要把宿舍让出来的，大概也不会太满意；另有少数同学是反对的，他们得风气之先，已经认识到这一类的活动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方面，他们似乎还张贴过一些标语，把这种认识率直地表达出来；而在支持的一面则曾在口头上为之辩护，我自己当时便是辩护人之一。实际上，青年会本身的存在也—直有同学反对，不过从没有具体化；只是在有一段时期里，少数同学成立过“孔教会”，像是对青年会唱对台戏。“孔教会”所由组织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当时“孔教会”的成员中，尚有不少能背诵孟子的这两句话的人，是可以无疑的。①
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游息，上面已经触处提到过一些，这里再补充一些。伙食是够好的，无论膳费是全免、半免，或每月付足六元钱的全膳费，基本上都是吃公家的，吃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②平时的八菜一汤或四盘五碗，一到十一月一日，即全校开始生炉子的那一天，五碗就合成一只大火锅；大米饭、上白面馒头、小米稀饭、拌上香油的各种酱咸菜，除早餐无大米饭外，一概听吃。浪费是很可观的，饭量大的同学彼此比赛、赌东道，最高的纪录是两把重的馒头二十五个；至于粮食的糟蹋狼藉，是不消说了。很有些人嫌饭菜不好，经常添菜，如香肠、木须肉、白菜炒肉丝之类，饭菜中发现了苍蝇、头发，起初是照章可以更换的，于是老实些的一发现就换，其次发现了不作声，等待将近吃完时再换，等于多吃一盘；最不成话的是，索性自备苍蝇、头发，于必要时掏出衣兜，放进盘碟；厨房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损失当然取偿于其他学生的添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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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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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学校管一个头尾。头，指入校之初学校配买两张床单，一个洗衣袋，无论卧具多么肮脏破旧，加上平时不整理或不及整理的衣服什物，只要有大幅白床单加以掩盖，形成所谓“一包葱”，就不碍观瞻了。尾，指出洋前夕学校发折合美金二百五十元的一笔治装费，每人一份，在上海出发前自己张罗。
一所千把亩的王爷园子里住上起初只二百几十个学生。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五六百人，居住与游息的条件是足够宽敞的。铁床、钢皮绷、厚草垫，四个人一大间，另有自修室，各有固定的书桌，后来学生多了，自修桌才并到卧室里；图书馆里的座位一直有富余，池边、林下、土山坡上的石磴，到处是读书游息的好去处。满园是花木，九秋的菊花，除园艺工人广泛地培植外，又有一位姓杨的搞斋务工作的职员出色当行地加以指导，尤为量多质美，据说极盛的一年曾培育到两百个品种。记得每年暑假回家，一到开学期近，就一心指望着返校，说明校园的吸引力实在很大。每年也有不少边远省区的同学留京度假，则学校把他们安排在西山的卧佛寺、大觉寺等处，也是十分幽胜的地方。京西郊区活动范围之大与游览地方之多，是尽人而知的。出西直门，从万牲园（一称“三贝子花园”，即今日的西郊公园），迤逦西行，直到西山八大处，一路的各大名胜，当时都已开放，尽管交通不便，只步行、骑驴两途，每逢周末，去的人已就不少。较远的如十三陵、八达岭、潭柘寺、妙峰山，乃至房山县的清陵，也往往有人集体去游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校园的西邻圆明园，当时虽已成为狐兔的窟穴，而破碎的琉璃砖瓦，片断的白玉雕栏，纷纭狼藉，遍地都是，“寿山”还相当高，“福海”还相当深，乃至“大红门”还像个门，“西洋楼”还像座楼……成为课余假日闲步的一个最好的区处。至于闲步者的感情反应如何，是作为“汉家陵阙”凭吊一番了事呢，还是对帝国主义强盗感到愤慨而想有朝一日报仇雪耻呢？那就因人而有所不同了。但说也奇怪，对清华附近这样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富有刺激的游览地区，却也还有无动于衷的少数同学。例如，有人告诉我，一九二一级同学，解放前去世的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萨本栋，在校八九年，就从没有进过颐和园。有人说他是书呆，也有人说他真是“不窥园”的苦学之人，也许后一说法是更近事实。
学校行政对学生食、宿、游息和课外团体活动的主要管理部门是所谓“斋务处”。中等科的斋务管理特别严。斋务管理人员吃饭和同学一堂吃，夜间熄灯后要到宿舍巡视一周；学生每两周必须缴阅零用帐和写家信一次，信即由处中代为付邮，学生所收信件也先经斋务处，然后由处分别纳入特制的多格信箱，一人一格，格有小玻璃门，有锁，信件由后纳入，同学由前开锁取信。犯规记过，三小过合一大过，满三大过开除学籍，这笔帐也归斋务处。学年终了，成绩报告书后必附有一些奖惩的记录，奖用评语，有时也用实物，如墨盒之类，无论惩或奖，实际的教育意义都不大，奖尤其是官样文章。我在中等科前后五年，被记过一次小过，也曾得到过奖语，奖语是“言动安详，殊堪嘉尚”八个大字，一条腿的人也自不得不“安详”些了；但这除了算是把以前所记的小过抵消过去，让家长看了舒服些之外，别无作用。总起来说，当时的“斋务处”已经颇有后来“训导”的臭味；而当时的一个“斋务主任”，外号叫做“陈胖子”的，十多年后，听说终于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所谓“励志社”的一员头目，通过办一系列的所谓链锁食堂搞些勾当。据许多同学反映，直到解放以前不久，他一碰到凡在中等科耽过的同学，不但都叫得上姓名，并且还指得出学号，也正好说明他没有投错人。
清华的学生运动，像许多别的北京学校一样，开始于一九一九年。运动有内因，有外因。外因是当时北洋政府的腐败与卖国行为，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无须多说。只说北京学生，在北京大学同学的倡导下，围打赵家楼的消息传到城外以后，清华学生就立即响应，一面参加进去，从此对北京一地以及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我最后留校的两三年间的情况来说，是无役不与，至少曾进行过同情性的罢课罢考；一面，对内，终于争取到了全校学生会的成立。而在此以前，上面说过，学校所准许的一般性的学生组织只限于各级的级会而已。一九二○年全国学生会的筹组与成立，清华也自有它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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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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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学理科，最后还学了一年医。在校时，我很爱好运动。有一次我同一个美国教师打过一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一班九个学生，有一次背药名，有个同学背不出来，那个美国教师就骂我们，说：“你们太笨，在美国，连小孩子都能背出来的，你们还背不出来。”我很不服，就同他打了一架。
我初来清华时（一九一四年），教化学。有一次，跟校长周诒春谈体育问题，他起初没有兴趣。后来，因为有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清华每年要送出一百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吧！因此学校才考虑到搞点体育，活动活动，除了让学生念书，盖图书馆、大礼堂外，也要学生搞点体育，盖个体育馆，等等。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清华的学生，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尤其长于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
总之，那时我们有一种气魄，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
那时，清华全校的中国教师、外国教师和校长都因为学生不肯出来运动，而主张采用强迫锻炼的方式，让学生出来活动，出来玩。所以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强迫虽不好，但对增强学生的体质，还是起了作用的。我要求学生要生动活泼，自由地玩儿，自己去活动。不会活动不会玩儿的，我就去教他们，学生对我都很有感情。
我初来时，有个美国教员叫Shoemaker，他是美国春田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是清华第一个体育部主任。此人不学无术，成天呆在屋子里，空嚷要学生出来打球玩儿，他自己根本不动，只是在同学打棒球的时候，才出来看看。他什么东西都要到美国去买，所有的球类和器械要买，都得通过他，令人很不满意。当时学生打球，除学校供球外，他们自己也向学校买些球。学生买球，就向他买；可是他不把钱交给学校，却放进自己的腰包。后被学生发现，向学校控告，于是他就被开除了。此人在清华时，兼做地毯生意。他的夫人每年回国一次，回国时就从中国带一些地毯去卖。他被学校开除后，就干脆到北京城里做地毯生意去了。
第二个体育部主任，也是个美国人，叫D.K.Brace。此人有点技术，有点学问，特别是游泳和器械运动很好。我曾同他讨论、辩论过一些体育方面的问题，也向他学过不少东西。此人在清华倒没有什么坏意思，也愿意教学生一些技术，但因他的目标不在清华，所以工作不很积极，干了大约两年光景，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体育系主任去了。
美国大学中的一些坏习惯、坏风气，如“拖尸”，就是通过美国体育教员带来的。不过那时清华高年级的学生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很坏的意思，多半是为了逗一下低年级学生，让他们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要出来活动活动。这种“拖尸”的风气，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大约两三年后，就基本没有了。
关于“强迫锻炼”，前面已经说了一些。当时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虽然锁了屋门，但仍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我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发现这些学生，但不是去威胁他们，要给他们记过，等等，而是说服他们，要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外国时不被人讥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那时学生一般都接受我的劝告，躲着看书的，也出来活动了。当然，我的工作，我的说服，只起到部分的作用。对于学生，最大的动力，最大的压力，是万一体育不及格，就不能出洋的问题。那时有个“五项测验”①，在校学习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放在最后一年可以，提前也可以。当时确实有少数学生因为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按时出洋的。如吴宓，跳远跳了十一英尺多，要跳十二英尺才能及格，他就被我扣了半年，通过后才出洋的。
关于清华体育的普及，是由我提倡起来的，体育的普及，一方面要求普遍到每一个人，一方面要求把体育的一些基本技术，如跳高、跳远、赛跑和某些球类等，加以普及。清华体育的一些器械，固然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只有善斋南面那六副铁支柱的篮球架，是我设计并由清华工人制作的，花了八十元钱。当时我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一切都从美国买。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改为大学后的一两年内）；但是训练方法，如几百套的徒手操，拉力器的练法，田径球类的练法，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洗澡怎么洗法，以及体能的测验方法等，都是我创造的，不是从美国搬来的。一开始就有计划安排，建立了制度，如检查身体“五项运动”，都是我弄出来的。我在体育的普及中，特别强调一种精神，即普遍的、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强调“干到底，决不松劲”（Fighttothefinishandnevergivein）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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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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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年，校队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因为当时教师少，这些队都是由我一人指导。那时学生也很听话，工作开展得很好，我是很痛快的。
一九二五年以后，清华各项球类运动都搞起来了。我们训练球队，是先让他跑，跑完再练球，练完再跑，目的是增强体质，练好硬功夫，有耐久力。同时要求队员吃好睡足，爱惜身体。队员干劲很高，我也感到很愉快。
在训练学校的体育代表时，我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运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由于我贯彻这种精神，清华校队的体育道德一直很好。这一点，蒋南翔同志和荣高棠同志都知道。
有个足球队员，叫翟克恭，是中锋，球踢得很好，最快，最准确，不但在全校有名气，就是在华北也很负盛名。他的踢球作风本来不错，但经过一个暑假，就变了。原因是，有一个暑假，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踢球，什么勾人、压人的坏习气都学来了。他一回到学校，在踢球中就表现出来。我挺生气，当场就叫他下来，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严肃地说：“你不改掉，就开除你。”后来他接受了批评，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清华的校队不仅要求有好的技巧，而且要求有好的风格。
当时华北各校，谁都愿意同我们玩儿，同我们比赛，但同时又都嫉妒我们，所以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对方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把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们请来，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好，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眯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此后，五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会，订出了比赛计划。这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好极了，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到临近解放，情况都好。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侄子曹霖生来到清华。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前十二名毕业生之一。论名次，是很高的。他来清华教军事。他见我对学生太民主、太自由、太宽厚，说这样教学生不行，体育要用军事办法来管理。他要求当学生找教师时，要报告，要立正，教师说话，学生要唯唯称是。总之，教师要有一副官架子。那时的学生，多数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练什么都肯干，挺听话的。因为我不理他那一套，他就到校长那儿去拱我，我也不在乎。大约在发生这件事不久，在同一年，我就出国（休假赴美）进修去了。出国前，曹校长跟我说，要让曹霖生做体育部主任。我说可以。让他试试吧。但是，当我一九二六年回国，到清华后，校长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仍请我做体育部主任。原来曹霖生经常向学生发脾气，他教不好就骂学生，学生不买帐，就把他拱掉了。
清华的美国教师，地位都很特殊。他们认为，庚款是美国退的，还给中国办学校，还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一切要听美国人的，是理所当然。况且学生留学要想学好，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得向他们学。因此，他们自认是高等的，中国教师则是次等的，中国教师都得听他们的。他们自命不凡，神气十足，令人很不舒服。他们还有一些流氓习气。每逢周末，他们举办一些舞会，约请中国教师及其女眷去参加，在轻歌曼舞中，他们却使出一些流氓举动。见此情形，我气极了，就不顾一切地骂他们。不久之后，因为这种舞会遭到多数人的冷落，就不宣而散了。
北平的体育界为什么对我的印象好呢？最初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原来有个美国人Calark，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管体育比赛的头，但是他对于体育却一窍不通。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裁判，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这个Calark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地骂了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我跑过去，用英语跟Calark讲，这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要客气点儿。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而且继续骂。我就同他辩论起来，最后我还从口袋里掏出英文规则来给他看，他哑巴了。那次我实在生气，最后也骂了他一顿，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岂有此理！”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许多中国裁判员和体育教员，对我和清华的体育教师，印象都好了。这大约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的事。
清华改为大学后，足球队很负盛名，这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原来华南、华东的足球队，都看不起华北的，认为华北篮球行，足球则非敌手。那时以华东交大的足球队最强。一次他们来北平，向清华挑战，要同清华赛。我们应战了。事前我向清华足球队讲好：“别着急，好好踢。平时怎么练的，临场就怎么踢。踢球输几分可以，体育道德却不能输掉一分。”结果一踢，三比一，赢了他们。当时所有北平的报社记者，都大轰一气，当作很重要的消息登了出来。经过这一战以后，清华的足球队就蜚声球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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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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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来做校长以后，他瞧不上体育，认为体育部还有教授，不成体统。于是他将我降职降薪，改为教员。我没有理睬他。对于罗家伦的这种做法，教授们都看不过去，劝我辞职。我想，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婉谢了他们的好意，我不肯离职。不久，我带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去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了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燃放爆竹，热烈地欢迎我和我的队员们，把我从西校门抬了进来。罗家伦一看这光景，马上就升我做了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给一个银杯。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重视体育的。他们把体育只是当作一个沽名钓誉的工具。能猎取到名利，他们就要你；不能，他们就把你一脚踢开。
再说一个小掌故。有一次，香港足球队李惠堂指导的那个队，来到北方，要跟华北足球队踢。当时正值踢球打架之风很盛，请了许多人去当裁判，大家都有戒心，不愿去，最后我自愿去了。一场球踢下来，李惠堂的香港队输了。但在比赛进行中，他们也不敢捣乱作怪。场散时，李惠堂还走过来跟我拉手，说裁判公正，很好很好。
快解放时，北平五大学的体育教师，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听到特务造谣，认为这下糟了，他们一齐来到我家，问我怎么办？当时特务们造谣说，共产党不要体育，也不要老头，老头要通通杀光。对这些谣言，我不相信。我对来到我家里的教师们说：“你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不必怕什么。反正你不过是天天教体育，天天教学生，又没有干什么坏事，共产党为什么会杀你？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是会存在的，体育也还是会存在的。”解放前我是个改良主义者，就是要学生不要去做官，不要去贪污，不要跟旧社会同流合污，而要把旧社会改好。对国民党的教育，我是不满的。在昆明时，我就公开骂过国民党的教育是死教育，压死了天才，埋没了俊杰。后来，这话大约是被《观察》杂志登出去了。有人就来拍我的肩膀，叫我说话要小心，不要那么讲。临解放时，由于我仍是个改良主义者，所以对来我家的惶惶然的教师们，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但我反复对他们讲：“金子终归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没做错事，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那时，的确我是很放心的，一点也不担忧。我的话和我的镇定的情绪，对那些教师是起了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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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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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由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略叙我八年的经过。兹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
……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杓一杓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我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我考取清华，由父执陆听秋（震）先生送我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我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我想我对他的印象比他对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白布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房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钻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蹲蹬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睡眼朦胧不慎失足，几遭灭顶（这位同学我在抗战之初偶晤于津门，已位居银行经理，谈及往事相与大笑）。
大礼堂是后造的。起先集会都在高等科的一个小礼堂里，凡是演讲、演戏、俱乐会都在那里举行。新的大礼堂在高等科与中等科之间，背着小河，前临草地，是罗马式的建筑，有大石柱，有圆顶，能容千余人，可惜的是传音性能不甚佳。在这大礼堂里，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lWhite）主演的《黑衣盗》（HoodedTerror）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我在这个礼堂演过两次话剧。
科学馆是后建的，体育馆也是。科学馆在大礼堂前靠右方。我在里面曾饱闻科罗芳的味道，切过蚯蚓，宰过田鸡（事实上是李先闻替我宰的，我怕在田鸡肚上划那一刀）。后来校长办公室搬在科学馆楼上。教务处也搬进去了。原来的校长室变成了学生会的会所，好神气！
体育馆在清华园的西北隅，虽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内游泳池，在当年算是很有规模的了。在健身房里我练过跳木马、攀杆子、翻斛斗、爬绳子、张飞卖肉……。游泳池我不肯利用，水太凉，不留心难免喝一口，所以到了毕业之日游泳二考试不及格者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敏恒，一个不用说就是区区我。
图书馆在园之东北，中等科之东，原来是平房一座，后建大楼，后又添两翼，踵事增华，蔚为大观。阅览室二，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新的装备。一座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其建筑之雄伟，亦不尽在于其庋藏之丰富，而是在于其是否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卷帙纵多，尘封何益。清华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每晚学生麋集，阅读指定参考书，座无虚席。大部头的手钞的四库全书，我还是在这里首次看到。
校医室在体育馆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张。舒美科医师主其事，后来换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医师。我因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两天，记得有两位男护士在病房对病人大谈其性故事与性经验，我的印象恶劣。
工字厅在河之南，科学馆之背后，乃园中最早之建筑，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宽敞，几净窗明，为招待宾客之处，平素学生亦可借用开会。工字厅的后门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后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郁。凡是纯中国式的庭园风景，有水必有山，因为挖地作池，积土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则必安有万寿山，不过其规模较大而已。清华的荷花池，规模小而景色佳，厅后对联一副颇为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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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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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四个大字。联语原为广陵驾鹤楼杏轩沈广文之作，此为祁隽藻所书。祁隽藻是嘉庆进士、大学士。所谓“仙居”未免夸张，不过在一片西式建筑之中保留了这样一块纯中国式的环境，的确别有风味。英国诗人华次渥兹说，人在情感受了挫沮的时候，自然景物会有疗伤的作用。我在清华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我。我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我改了两个字。
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表示是一点或五点或九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风雨无阻。
工字厅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几个小院落组成的中国式房屋，里面住的是教国文的老先生。有些位年青的教英文的教师记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厅，美籍教师则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图书馆以北一隅。从住房的分配上也隐隐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莱，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当时最普通而又最简便的游戏莫过于“击嘎儿”。所谓“嘎儿”者，是用木头楦出来的梭形物，另备木棍一根如擀面杖一般，略长略粗。在土地上掘一小沟，以嘎儿斜置沟之一端，持杖猛敲嘎儿之一端，则嘎儿飞越而出，愈远愈好。此戏为两人一组。一人击出，另一人试接，如接到则二人交换位置；如未接到则拾起嘎儿掷击平放在沟上之木棍，如未击中则对方以木杖试量其差距，以为计分。几番交换击接，计分较少之一方胜。清华并不完全洋化，像这样的井市小儿的游戏实在很土，其他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屑于一顾，而在清华有一阵几乎每一学生手里都持有一杖一梭。每天下午有一个老铜锁匠担着挑子来到运动场边，他的职业本来是配钥匙开锁，但是他的副业喧宾夺主，他管修网球拍，补皮球胎，缝破皮鞋，发售木杖木嘎儿，以及其他零碎委办之事，他是园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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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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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制服整齐美观，厚呢的帽子宽宽的帽沿，烫得平平的。户外活动比较有趣，圆明园旧址就在我们隔壁，野径盘纡，荒纤交互，正是露营的好去处。用一根火柴发火炊饭，不是一件容易事。饭煮成焦粑或稀粥，也觉得好吃。五四之后清华学生排队进城，队伍整齐，最能赢得都人喝采。
我的课外活动不多，在中二中三时曾邀约同学组织成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家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的，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魏碑，学张廉卿，有古意；我写汉隶，临张迁，仅略得形似耳。我们也用白摺子写小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我们这时候不断研习的典籍。我们这个结社也要向学校报备，还请了汪鸾翔（巩庵）先生作导师，几度以作业送呈过目，这位长髯飘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师对我们有嘉勉但无指导。怪我毅力不够，勉强维持两年就无形散伙了。
进高等科之后，生活环境一变，我已近成年，对于文学发生热烈的兴趣。邀集翟桓、张忠绂、顾毓■、李迪俊、齐学启、吴锦铨等人组织“小说研究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作法》，还占据了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稍后扩大了组织，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吸收了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杨世恩等以及比我们高三班的闻一多，共约三十余人。朱湘落落寡合，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后终与一多失和，此时早已见其端倪。一多年长博学，无形中是我们这集团的领袖，和我最称莫逆。我们对于文学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于课堂上读过少数的若干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统的主张。有几个人性较浪漫，故易接近当时《创造社》一派。我和闻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儿评论》即成于是时。同学中对于我们这一批吟风弄月讴歌爱情的人难免有微词，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写过一篇《辟文风》投给清华周刊，我是周刊负责的编辑之一，当即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期周刊中我反唇相讥辞而辟之。
说起清华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期五六十页不超过一百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作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
高四的学生受到学校的优遇。全体住进一座大楼，内有暖气设备，有现代的淋浴与卫生设备。不过也有少数北方人如厕只能蹲而不能坐，则宁可远征中等科照顾九间楼。高四一年功课并不松懈，惟心情愉快，即将与校园告别，反觉依依不舍。我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咸薄脆，归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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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无法结束，若是不略略述及我所怀念的六十多年前的几位师友。
首先是王文显先生，他作教务长相当久，后为清华大学英语系主任，他的英文名字是J.WangQuincey，我没见过他的中文签名，听人说他不谙中文，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成为一位十足的英国绅士。他是广东人，能说粤语，为人稳重而沉默，经常骑一辆脚踏车，单手扶着车把，岸然游行于校内。他喜穿一件运动上装，胸襟上绣着英国的校徽（是牛津还是剑桥我记不得了），在足球场上作裁判。他的英语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说话乃是一大享受，比起语言粗鲁的一般美国人士显有上下床之别。我不幸没有能在他班上听讲，但是我毕业之后任教北大时，曾两度承他邀请参加清华留学生甄试，于私下晤对言谈之间，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先生才学深邃，而不轻表露，世遂少知之者。
巢堃霖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师，他也是受过英国传统教育的学者，英语流利而又风趣。我记得他讲解一首伯朗宁的小诗《法军营中轶事》，连读带做，有声有色。我在班上发问答问，时常故作刁难，先生不以为忤。
在中等科教过我英文的有马国骥、林玉堂、孟宪成诸先生。马先生说英语夹杂上海土话，亦庄亦诣，妙趣横生。林先生长我五六岁，圣约翰毕业后即来清华任校，先生后改名为语堂，当时先生对于胡适白话诗甚为倾倒，尝于英文课中在黑板上大书“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然后朗诵，击节称赏。我们一九二三级的“级呼”（ClassYell）是请先生给我们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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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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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are，Whoare，Whoarewe?weare，weare，twenty—three.Ssssbon——bah！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我们读《汤伯朗就学记》（TonmBrown’s Schooldays），这是一部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情况至今不能忘。
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师有好几位，我最怀念的是贝德女士（MissBaeder），她教我们“作文与修辞”，我受益良多。她教我们作文，注重草拟大纲的方法。题目之下分若干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节，每节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句子。有了大纲，然后再敷演成为一篇文字。这方法其实是训练思想，使不枝不蔓层次井然，用在国文上也同样有效。她又教我们议会法，一面教我们说英语，一面教我们集会议事的规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权初步），于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什么动议、附议、秩序问题、权利问题，等等，终身受用。大抵外籍教师教我们英语，使用各种教材教法，诸如辩论、集会、表演、游戏之类，而不专门致力于写、读、背。是于实际使用英语中学习英语。还有一位克利门斯女士（MissClemens）我也不能忘，她年纪轻，有轻盈的体态，未开言脸先绯红。
教我音乐的是西莱女士（MissSeeley），教我图画的是斯塔女士（Missstarr）和李盖特女士（MissLiggate），我上她们的课不是受教，是享受。所谓如沐春风不就是享受么？教我体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马约翰先生，马先生黑头发绿眼珠，短小精悍，活力过人，每晨十时，一声铃响，全体自课室蜂涌而出，排列在一个广场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连作十五分钟的健身操，风霜无阻，也能使大家出一头大汗。
我的国文老师当中，举人进士不乏其人，他们满腹诗书自不待言，不过传授多少给学生则是另一问题。清华不重国文，课都排在下午，毕业时成绩不计，教师全住在古月堂自成一个区域。我怀念徐镜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说废话，少用虚字，句句要挺拔，这是我永远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我曾经写过一篇记徐先生的文章，兹不赘。陈敬侯先生是天津人，具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除了风趣的言谈之外还逼我们默写过好多篇古文。背诵之不足，继之以默写，要把古文的格调声韵砸到脑子里去。汪鸾翔先生以他的贵州的口音结结巴巴的说：“有人说，国国文没没趣味，国国文怎能没没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当时听了当做笑话，现在体会到国文的趣味之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真是只好说是“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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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同窗好友太多了，同级的七八十人如今记得姓名的约有七十，有几位我记得姓而忘其名，更有几位我只约记得面貌。
我在清华最后两年，因为热心于学生会的活动，和罗努生、何浩若、时昭瀛来往较多。浩若曾有一次对我说：“当年清华学生中至少有四个人不是好人，一个是努生，一个是昭瀛，一个是区区我，一个是阁下你。应该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长寿’，所以我对于自己的寿命毫不担心。如今昭瀛年未六十遽尔作古，我的信心动摇矣！”他确是信心动摇，不久亦成为九泉之客。其实都不是坏人，只是年少轻狂不大安分。我记得有一次演话剧，是陈大悲的《良心》，初次排演的时候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在座（他也饰演一角），他指着昭瀛说：“时昭瀛扮演那个坏蛋，可以无需化妆。”哄堂大笑。昭瀛一瞪眼，眼睛比眼镜还大出一圈。他才思敏捷，英文特佳。为了换取一点稿酬，译了我的《雅舍小品》，孟瑶的《心园》，张其钧的《孔子传》。不幸在出使巴西任内去世。努生的公私生活高潮迭起，世人皆知，在校时扬言“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我曾当面戏之曰：“足下才高于学，学高于品。”如今他已下世，我仍然觉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至于浩若，他是清华同学中唯一之文武兼资者，他在清华的时候善写古文，波浪壮阔。在美国读书时倡国家主义最为激烈，返国后一度在方鼎英部下任团长，抗战期间任物资局长，晚年萧索，意气销磨。
我清华最后一年同寝室者，吴景超与顾毓琇，不可不述。景超徽州歙县人，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迁，故大家称呼之为太史公。为文有法度，处事公私分明。供职经济部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内，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毓琇江苏无锡人，治电机，而于诗词戏剧小说无所不窥，精力过人。为人机警，往往适应局势猛着先鞭。还有两个我所敬爱的人物。一个是潘光旦，原名光亶，江苏宝山人，因伤病割去一腿。徐志摩所称道的“胡圣潘仙”，胡圣是适之先生，潘仙即光旦，以其似李铁拐也。光旦学问渊博，融贯中西，治优生学，后遂致力于我国之谱牒，时有著述，每多发明。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还有一个是张心一，原名继忠，是我所知的清华同学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肃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嫌理发一角钱太贵，尝自备小刀对镜剃光头，常是满头血迹斑烂。在校时外出永远骑驴，抗战期间一辆摩托机车跑遍后方各省。他作一个银行总稽核，外出查帐，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他的轶事一时也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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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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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一住八年，由童年到弱冠，在那里受环境的熏陶，受师友的教益。这样的一个学校是名副其实的我的母校，我自然怀着一份深厚的感情。
〔本文为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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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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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二八年到清华。这时候的清华，跟以前的清华，已经有所改变。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政府就派幼童往美国留学。后来计划，先使幼童在国内学习一个时期，再派遣出国。清华就是这样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一一年，我在中学的时候，清华招生，我有意报考，但自顾年龄已非幼童（当时我十六岁），没有报考。可是我的同班也有几位，隐瞒岁数，也考上了。当时清华的教学，是高中程度。原来计划，毕业后到美国入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很多清华毕业生到美国插入大学二年级，也有插入三年级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学术独立的思想占了优势，清华也计划转变为正式的大学。我到清华的时候，正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当时的学生，只有几百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旧制，还是预备留美性质，毕业后出国。—部分是新制，即大学本科，毕业后不出国，与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自找工作。旧制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学生，自有新制以后，不再招旧制学生。
这是清华历史中的一个大转变。可是在一九二八年，清华还仍称为清华学校，在组织上，学风上，还有很多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残余。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达到北京的时候，派罗家伦为校长，接收清华。清华也乘此机会把这些残余，一举扫除，成为一个正式的国立大学。在这一年，清华作了不少的改革。
清华原名为清华学校。这个名字不表示学校的性质。一九二八年起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确定清华已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正规的大学。
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所以原来归外交部管，不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内。以前的历任校长，大部分是外交界的官僚。一九二八年后，改归教育部管，与其他大学居于同等的地位。这在当时南京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之间也有一番争权夺利的斗争。最后教育部得到胜利。当然，按当时政权的性质说，无论归什么部，都还是在国民党手里。不过归教育部管，可使清华归入正规教育系统之内。这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清华原来有基金管理委员会，美国公使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是，美国虽说退回庚子赔款而仍操干涉之权。还有董事会，大部分是外交部的官僚。一九二八年废除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这使清华进一步脱离了美国公使馆和外交部的影响。
照清华原来的制度和风气，西学在中学之上，美国教员在中国教员之上，职员在教员之上。这些情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反映。当时的学校都不能免，但是在原来的清华特为显著。清华的教员住宅分为北院、南院和西院，北院全是小洋房，南院也有一部分是小洋房，这些上等住宅，主要的是美国教员和教西学的教员住的。南院的一部分和西院是中国式小房子，这主要的是教中文和小职员住的。另外还有甲、乙、丙三所，是校长，副校长和教务长住的。高级职员薪金比一般中国教员高，权力也大。一九二八年以后，革除了这些现象。教员住宅的无形的等级也去掉了。高级职员薪金降低，教授的薪金和地位都提高了。清华原来对于洋教员的待遇特别高，而且还有各自合同。一九二八年以后，不分中外教员，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有一位教音乐的外国教员，在教一个女学生钢琴的时候，有不正当的表示，清华把他立即辞退。他以合同期限未满为借口，以找公使为要挟。清华不理这一套。他还是离校了事。
一九二八年清华动用一部分基金，扩建图书馆，建筑生物馆。嗣后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新建筑，校舍大为扩充。
一九二八年，清华规定，每年预算中划出百分之二十，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清华预算嗣后不久即定为每年一百二十万。每年有二十四万元增购书籍仪器。直至抗日战争开始都是如此。
罗家伦在就校长职的时候，发表演说，提出“四化”，即“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前二“化”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别名。后二“化”是冒充“革命”精神，其实有法西斯的意味。上面所说的各项具体措施，是前二“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表现。后二“化”只行了几个月的时期。一九二八年暑假后，实行所谓军事训练，校长、教务长都穿上军装。学生每晨早操，无故缺一次，记一个小过。三个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除学籍。有一个同学记到八个小过，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可是军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
清华新制毕业的学生，就如其他大学一样，没有留学的权利。跟旧制毕业的学生，权利差别太甚。一九二八年后，定出一种调剂方法。清华每年还送留学生四十名，公开招考。清华新制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别的大学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录取的不限定往美国。后来清华自办研究院，停止招考留学生，只送本院研究院毕业成绩优良的出国留学。研究院招生公开考试，本校毕业的学生也须同样经过考试。
清华原来是留学预备学校，毕业到美国入大学。后来改为只送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国外入研究院，不限定往美国。后来又改为只送研究院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深造。抗日战争以前的清华，始终是与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有关系的。它的留学方法的改变，是中国学术日趋独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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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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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是北大的大改革时期，一九二八年是清华的大改革时期。中国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大致说起来，北大是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一九一七年北大的改革，半封建性质打破了，代之以资产阶级性质。一九二八年清华的改革，半殖民地的性质打破了，代之以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当然，一九一七年以后，北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上面的说法，只是表示，一九一七年以前和以后，北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对比；一九二八年以前和以后，清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比。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两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照理论上说，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教务会议和评议会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会议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可是，实际上，如果校长善于运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转化为自己的工具。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从经验中得到一个规律。照他说：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梅贻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阶级性说，这是必然的。
按阶级说，国民党政府和其所派的校长，以及多数的教授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政治性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总是一致的。但是在个别的问题上，所谓教授治校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例如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也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特务没有在学校公然活动，学校当局也没有报告过黑名单。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大学中，也还算比较少见的。教授的聘书虽然是每两年发一次，但一般的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不像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要有一次惶惶不安。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教授中有在政治上极右的，也有在政治上很左的，也有教授对于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当时学校的风气是，认为只要教授能把他的课讲好，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学校不管。在这种风气下，学校没有考虑过怎样把进步的教授解聘。当时认为清华教授有自由、民主作风，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这所谓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所谓学校不管，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时的教授，一般地说，也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限度，所以能维持所谓民主、自由的局面。
一九二八年后清华还提倡所谓“通才教育”，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当时所谓全面发展，也只是限于知识方面，所谓“人”，也是资产阶级性的“人”。资产阶级教育，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对于事情能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判断其是非。梅贻琦常说：清华的教育并不告诉学生国民党对或是共产党对，只要养成他们自己判断的能力。当然，如果学生都有了资产阶级所希望有的能力，他们是会认为共产党不对。幸而至少有一部分学生不是照资产阶级所希望的。
在清华，实现“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识。在文学院，第一学年的课程，各系都是一样。到第二年才逐渐分系。到第三、第四年，各系的课程才完全分开。这对于学生的所谓“基本功”的训练，有一定的好处。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时期，本科学生是公同的，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组织，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生。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哲学系方面说，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经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创作”。我在当时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识。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什么也不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当然这些搜集、考订、分析和评论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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