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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毕业生虽然大部分是补习学校学生，但由于在教学中注意照顾全面，因此不少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成为能够全面掌握企业管理的厂长、经理。这主要是学生自己的努力，但学校的严格训练也是有利条件之一。
精打细算，勤俭办学
立信是一所私立学校，经费来源主要靠学生所缴的学费，再加收少许杂费。立信补习学校收取学费以各科每星期上课的时数为标准。初级班在一学期内每小时收学费一元五角至一元七角，中级、高级班每小时收二元至二元五角。这都是按没有贬值时的通用银元或纸币计算的，后来“法币”迅速贬值，学费定额也按物价适当调整，但决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
为了严格要求学生练好基本功，开设珠算、习字、商业算术等科，收费都照初期班计算。这种收费标准，在解放前一般私立学校中，算是比较低的。另外学校还对无力缴付学费的学生订有减免费的办法，一般可减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但全免的很少，因全免学费的学生，往往会对课业不加重视，半途而废，失去培植之意，所以限制较严。
补校每学期所收学费，大致足以支付专任职员和兼任教师的薪金。补校教师都是业余兼职的，每授课一小时支薪一元。专任职员，人数极少，所支薪金，在整个学期的工薪总额中，所占百分比很低，这是因学校职员大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或会计员兼任，补校校长、教务主任、分校主任等，全是义务职，不支付兼薪。所收杂费，用来支付校工工资和文具、水电等费。至于扩充校舍、购置校具等基本建设经费，原则上由《立信会计丛书》向出版发行机关所收的版税负担。
事实上，上海立信补校在学生人数增至几千人时，总校的专职教务员只有二三人，校工只有一两人，分校都在晚间上课，主任都由教师兼任，每月略支数元补贴，分校校工，则由晚间出租教室的中小学原雇工友兼任，每月给予二三元补贴。总校、分校所用水电、文具、邮电、修理等费，都是精打细算，不使有少许浪费。至于少数专任职员的膳宿问题，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负担。因此上海补校学生数虽年有增加，有几学期增至一万六千人，但学校的经常费，几乎可以全靠学什费收入支付，有时还可略有盈余贴补学校扩充的经费。重庆和其他各地补校、训练班，在经济方面，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情况，也大都如此。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高、中级正规学校，也用这种作风力求达到自力更生。不过专校学生绝大部分是寄宿的，校舍规模较大，专任教授职工的人数也多，当然不能与补校相比，可是学校有书籍版税和书社投资盈利两项巨额收入，所以学校的经常费，只有小部分依靠学费收入，每年仍有积余。各地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虽也是正规学校，但学生大都走读，仍能做到自给自足。至于扩展设备所需经费，则与专校同样由校董会筹补。因此，一九五二年起，立信各校陆续移交人民政府接收时，除交了几十座建筑物和大量校具、图书而外，上海专校还交了现金四万数千元，重庆高级职校交了五千元。
立信学校虽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在必要时也不能不争取“外援”。这里所谓“外援”，可分人力、物力、财力三项来说。人力方面的外援首先表现在师资的征聘，其次是教材的编写；物力方面的“外援”则是图书的收集；财力方面则为校舍的大规模兴建，不得不向工商界募捐。
在立信最初建校的十二三年间，所用教本，都是由我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人顾询、钱乃瀓、顾准、李鸿寿、陈文麟、钱素君、张蕙生、王澹如、施仁夫、唐文瑞、王成杰等编著的，图书室的图籍，都是我们把自有的书籍凑集而来的。至于财力则以学费收入为主，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为补充，没有向外募捐的需要。
可是年复一年，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学生人数和班级迅速增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应付。于是三四十年代，在人力方面，广泛征聘了数百位校外的会计专业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担任日夜校教职员工，又征求国内政治经济、工商管理等学科的专家，来为本校的出版机构立信会计书社编写各科教本。到五十年代，出版刊物多达二百数十种。在物力方面，由立信同学会数以万计的校友为本校新设的图书馆征募图书，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征集到中外图书五万余册，其中最大的捐赠人是校董会副董事长王云五，捐赠了两万册左右，其次是我的胞兄潘伯彦，捐赠了线装书三千数百册，我也把存书两千数百册全部捐赠。在财力方面，一九四二年迁往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复员回沪以后，因开始大量购建校舍，除我以会计师的大部分收入捐作建筑基金外，还靠立信同人同学所募集的捐款和立信书店所给学校的版税开支，此外并扩充校董会，大量向工商界募捐，使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
会计学术研究和教材编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人日间从事会计业务，晚上多兼在学校教课，因为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进修，具有迫切的需要，又因这种需要进一步引起了钻研的兴趣。
一九二八年立信补习学校开办后，由于国内会计读物非常缺乏，而外文书籍在文字上既多隔膜，在制度和习俗上亦多与国情不合，乃由同人等结合实务，编写讲义在补校试讲，修正后付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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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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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校的扩大，师生们在会计事务和会计教学中的成果需要交流探讨，乃由同学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以顾准为主编，出版《会计季刊》。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接办，改称《立信会计季刊》，除登载会计论著外，并特约专家编写各业会计制度，为工商各业采用新式会计制度创造条件。这些制度，以后汇编成《各业会计制度》三册先后出版。
一九三三年后，立信事务所设立编辑科，《立信会计丛书》的编辑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出版速度加快。截至一九三六年底编辑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银行会计、审计学等书，翻译了成本会计（劳氏）和成本会计原理及实务（陀氏等）等会计书刊，共计五十余种。
在编辑书籍过程中，深感我国会计名词不统一，译名无标准，对编译工作和广大读者都增加了不少困难，于是集合同人进行讨论，积有成果，出版《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收集会计名词二千四百余条，每条之下，先录我国会计书刊中原用的各不相同的译名，再列我们选定、拟定或暂拟的译名，末备附注，加以说明。名词选译标准有三：一、含义恰当；二、习用普遍；三、用字简赅。此项工作，对便利翻译工作，减少学生阅读困难，有所帮助。
随着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会计方面曾发生改良中式簿记和引进西式簿记的争论。在争论中，立信出版了《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一书，汇集专家们关于改良中式簿记的研究和批评论文，对收付与借贷的比较、四柱结算法和帐簿的分割等问题，讨论颇详，可算是我国会计技术发展史中的一篇实录。
《立信会计丛书》编辑之初，曾订立四项原则：（1）材料必须切实，各书所作学理和实务的讨论，都要按照我国实情，特别注意法律规定和商界习惯。其中备作教本者，对于课程标准、教材分配，均须详细研讨，书成以后，先用油印讲义，在立信补习学校试教一两次，若有不妥，不惜再三修改，待教师学生都满意才付印。（2）说理不厌详明，力求学者阅读以后，即可全部明了，而无模棱费解或一知半解之苦。（3）编制注重合理，务使巨纲细目，支节相承，组织系统，可合可分。（4）文笔力求畅达，一稿完成必须数度修饰，待全部顺妥而后定稿。这些努力未必都能如愿，但从效果检查，以后立信丛书获得畅销，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四一年，随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会计职业训练班的开办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内迁，深感工商管理书籍不足，又约集专家编写《立信商业丛书》，以后又扩充到统计、法律等书籍，先后出版二百余种。
学校的出版机构
立信学校所编的《立信会计丛书》，抗日战争开始前，主要的只有二十多种，都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前期，商务印书馆总部迁至香港，在重庆设一规模很小的分馆，所售书籍大部分由香港运来，在重庆印刷的数量很少。当时东南各省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往西南，带动西南各省工商业蓬勃发展，非常需要会计人员，我们曾开办短期训练班为他们训练会计人才。可是当时要买到《立信会计丛书》，颇不容易，不仅使我校教学发生困难，而且商务印书馆不能大量出版《立信会计丛书》适应需要，也使我校的版税收入大大减少，影响扩充计划。经多次与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经理交涉，他总以香港厂印刷力量有限，港渝间运输困难等语推诿。后来该馆总经理王云五来到重庆，我建议把该馆总部迁至重庆，他坚决不同意，再三商讨，始允立约把《立信会计丛书》全部版权交还我校，并由该馆把所存《丛书》的纸版作价出让，由我校自行印刷发行。
我校收回了《丛书》的版权，又拿到纸版，立即与当地印刷厂订立印书合同，印制新书，并委托立信会计师重庆分事务所代为发行。但当时重庆纸张来源不足，质量低劣，加之《丛书》发行量迅速扩大，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继续担任发行工作。经立信同人决定，另设出版机构，并与当时迁渝的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商妥合作办法，由生活书店和立信各出资金三万元创设立信会计书社，经理由生活书店方面推荐原任该店副经理的诸度凝担任，副经理则由立信职员蒋春牧担任，我以不受薪金的社长名义，主持社务。
抗战胜利前后，书社营业蒸蒸日上，资本需要增加。生活书店方面因资金周转困难，把所有生活书店股权作价让与立信。从此立信书社的股份，就为立信会计学校和一部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人所有。
立信书社成立后，鉴于当时各单位需用的西式帐表，都要自己设计印制，能力较差的会计人员设计有困难，而各单位印制帐表，时间长，费用大。我们就根据日常业务中所了解的情况，设计印制了各种帐册、表单，供各单位选购，并赠送“使用说明”，内附几种“簿记组织系统图”，减少了会计人员设计和改进会计制度的困难，保证了各单位的需要，深受各界欢迎。这时，立信书社也就改名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于企业管理和会计技术的重视，会计书籍更为畅销，帐册表单的销数大量增加，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营业额和利润也相应增长，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现金存款达三十六万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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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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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立信会计学校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向以“专重业务，不问政治”为口号的立信会计学校，在政治形势和社会制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当然要经一番重大改革，首先像我这样在旧社会积习较深的人，不宜继续担任校长，因此我申请当时担任专科学校董事长的黎照寰先生，召开董事会，推选原任本校副校长的李鸿寿为校长。李校长任职以后，对于校务多所改革，使专校在一九五二年移交政府接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以前，仍能继续发展。所聘教职员大都是进步人士，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每学期在学学生近一千人，毕业后成为新社会工商企业的称职人员。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会计补习学校校长，也改由原副校长陈文麟担任。并在解放后的两三年内，陆续扩充校舍，广设分校，增收学生，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间，学生人数竟多至一万五千六百余人。但这种无计划的发展，与当时工商业的需要很不适应，所以后来逐期收缩，于一九五二年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几所中学。
在上海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也有四百人，由我继续担任校长，但校务实际上交由副校长陈文麟、教务主任向江南、辅导主任王成杰等处理。一九五五年五月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上海市会计学校。
在重庆北碚和广州的三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原由庞怀陵、刘芷休、蔡经济三位立信老同学、老同事分任校长。重庆解放之初，学校经费支绌，来电告急，我曾以私款汇去接济。后由重庆市教育局接收，改组为其他学校。广州一校自行停办，并未移交当地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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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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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的队伍青黄不接，文史领域尤为突出，办好文科大学是刻不容缓的。在这“才难”之叹和如何培养的时刻，就不能不回忆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什么招生不多，却人才辈出?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陆起(勤之)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赁屋数幢，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敦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先生为馆长。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三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一千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二十四名，附额(备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为国学专门学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三年。十年来，唐先生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像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等学有专长学者。一九三五年，拟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五十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四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学生，七个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设一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七十六，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一九三八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
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三组，直至解放后，改名“无锡中国文学院”，唐先生为院长，王先生任副院长，随着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遂于一九五一年，并入江苏师范学院。
二
无锡国专与唐先生相始终，不能不概略提及其经历。先生名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生，父亲唐受祺是个以穷秀才终其身的候选教谕，教书为生。唐先生从小用功勤读，十六岁入州学，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进士及第，以主事分发户部，一八九八年，补总理衙门章京，一九○一年，随那桐到日本，后又随载振赴英，祝贺英王爱惠的加冕典礼。英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就，对他思想上的启迪和影响颇大。三十九岁出任商部左丞及右丞，四十二岁升左侍郎，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后，署理尚书。清末国势危殆，经济极为窘迫，他在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通商惠工，颇具苦心。四十三岁那年，以忤权贵，调任上海实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他是不以“遗老”自居的，学校改称南洋大学，任校长，直到一九二七年创办无锡国专才离职，为祖国造就了第一批的理工科建设人才。交通大学的师生缅怀唐先生，筹建了“文治堂”，作为永久的纪念（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现已重新恢复）。唐先生毕生治古代散文及宋学，尤推崇紫阳学案，颇有发明，著有《茹经堂全集》。解放后卧病上海，陈毅同志关怀耆宿，照顾备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年九十一。①
唐先生系桐城吴汝纶（挚甫）的高足，创办南洋大学，即取法挚甫先生出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时一套办学经验：名师荟萃，学风浓厚。唐先生心摹力追，科研则兼收并蓄，对学生要求严格，拔植隽才，坚持学生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教授须是第一流学者。辜鸿铭（汤生）虽然有些怪癖，但奄贯中西，就是唐先生亲自礼聘的教授之一。唐先生为什么移居无锡要创办国专呢？是他愤慨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国将不国。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唐先生当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的，但毕竟是爱国爱民的，一个旧式学者文人在当时要救国培养人才，那只有私人办学了。他说：“吾国情势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务望诸生勉力为圣贤、为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储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见自订《茹经年谱》）。这就是他创办无锡国专的目的和动机。因此，在饭厅里悬挂明代抗志不屈的杨椒山（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希望学生在用膳时思忖着。同时他即以创建南洋大学的务实精神，用之于国专。
首先，唐先生认为学生的质量，系于教师的水平，故培育人才，端赖名师。早期几届除亲自授教全部经学课外，所聘教授不多，但均系著名学者文人。像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陈石遗（衍）先生长期主讲《通鉴》和诗学等课。他莅校之前，已撰有《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诗话》、《元诗纪事》等，一时远播扶桑，为日本著名文学家神田喜一郎等击节赞赏。莅校后，他讲《通鉴》，熟到胡三省的注能背出，分析颇有条理；同时以渊博深湛的知识，阐发历代诗歌的真髓，一经启迪点拨，如坐春风化雨之中。那时陈衍住在苏州，每星期五来无锡讲课，星期一返苏州。每课时的代价是大洋二十元（约合白米三百斤），这样高昂的钟点费，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名教授。可是区区的私立无锡国专却是不惜工本的。当时名师，还有金松岑、李详（审言，文选专家）、孙德谦、钱基博、顾实、陈柱、朱文熊（叔子，著《庄子新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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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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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敦请学者专家作专题讲座。当时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经常来国专讲学。章先生一口余杭土话，又是烟卷不离口，讲时详征博引，很不易懂。幸有随从弟子作快速板书和记录（记录即印发），才解决了一些听众的困难。不少专家的讲座，开拓了同学的视野。
四十年代，唐先生已屈耄耋，实际上的校务是由王蘧常先生一人仔肩，面对经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是殚精竭思地考虑如何办好学校。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是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谷城（中国通史）、王蘧常（诸子概论）、周予同（经学通论）、蔡尚思（中国思想史）、钱萼孙（诗学研究）、胡士莹（词学研究）、王佩琤（曲学研究和版本目录）、朱东润（历代文选）、唐庆诒（中西文艺批评）、郝昺衡（中国文学史）、胡曲园（中国通史、逻辑学）、徐震（三礼研究）、鲍鼎（甲金文研究）、张世禄（音韵学）、朱大可（基本文选，经学概论）以及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等在学术上均有成就。而年近八旬的唐先生仍然亲临第一线，执教论孟研究、周易研究等课。学生们惊讶他的记忆力，四书五经的注疏都背诵如流，分析义理，头头是道，由陆景周板书。
为了开拓学生的学习园地，举办课外讲座，除唐先生讲授传统古文读法外，还请了吕思勉、郭绍虞等教授作文史方面的专题讲演，一时听者如归，座无虚席。
无锡国专对学生的要求是颇为严格的，招生“少而精”，学习则“由博返约”“循序渐进”。因此，学生的入学必须择优录取，唐先生认为笔试固然能衡量学业水平，但还有偶而的侥幸，而口试随问答而变异，不受试题的局限，学生的程度也就昭彰了。他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每届招新生，都要经他亲身口试，以定去取。国专招生时，口试尤为严格，这是重要的一关，往往化了很长时间，唐先生是不肯苟且的（学校迁沪后就不举行了）。口试问题很广泛，一般先问考生读过哪些文史哲类的专著，回答后就要问内容了，回答内容后，就要你论述对某书的心得体会及其优劣，往往“打破砂锅问到底”，直至考生词穷而止。
唐先生在五十五岁那年眼瞎，只能依靠听觉来了解一切，每天有专人替他口诵典籍、书报，作为程课，但他听觉特别敏锐，任何冗长的文章，一经读出，便能完全领会。晚年以卖文为生，江南的士宦名流的“寿序”、“行状”、“墓志”等多出其手，就是由他朗诵腹稿，而旁人录出的。对学生，他认为读和写的训练很重要。学生的作文必经其耳，细心聆听后，即指出某句应如何改易、整个谋篇如何，由旁人记录，批在作文卷上，并叫学生仔细体会怎样写好文章。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年高身残，行履维艰，但是他每天上午七时必临校办公，风雨无间，经常由人搀扶着到教室、饭厅、宿舍了解学生情况。据金易占的回忆：“国专的饭厅秩序是比较突出的，几百人在一个饭厅里进膳，从来没有人小声讲过话。”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会”，校长是必对全体学生讲话的，内容不外勉励学生如何进德修业，但他很懂得学生心理，讲话扼要中肯，为时最多不超过二十分钟，学生也就不感到厌烦了。国专在学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在生活上却不甚干涉，可说管理颇松，出入自在。在唐先生言教身教下，有些学生不免迂阔，但放荡胡闹的行径，似乎很少。
无锡国专有办学十六字诀：“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因此它的课程设置，除必修课和当时一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一样外，在抗战前选修课，分义理、词章、考据三大类，读的都是专著。其中又分经、史、子、集，至于什么概要、通论、概论之类是摒弃的。学生必须贯通经、史、子、集中的某一专著，熟读深思作为基础。并重视毕业论文，学生修业的最后一学期，由教师指导撰写毕业论文，以论文的优劣，品定毕业的名次。
在读的双基训练方面，每一国专学生至少能背诵长篇古文五六百篇。唐先生为此传授了吴挚甫“古文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的传统朗读法，特别指出通过朗读可提高沉浸词章的乐趣，收到融会贯通、消化吸收的效果；还循循善诱地引导，反复熟读顺诵像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诸葛亮《前出师表》等气势磅礴、纵横捭阖的文章，对今后写论文是有所裨益的。因此，同学大都懂得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声调节奏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措辞构思之妙。不论早晚，国专教室内外，总是一片琅琅书声。其次，除要求能背能写各种体裁文章外，还要吟诵历代诗词名篇，辨清四声及阴阳清浊，从而能赋诗填词。这样的“书塾式”的读书方法，无视于“死记硬背”的讥诮，形成国专自己的学风，环顾当时文科大学，确是罕见的。
“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毕业前，很多学生懂得写毕业论文，搞学术研究，不能依赖第二手材料，不能沿袭别人的研究成果，不能拾人牙慧。而要立志探索学林，有所创见，虽不能“戛戛独造”，但是至少运用第一手资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国专藏书不多，约五万册，其中有元、明善本三千册左右，每天课余时间，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的。约计从一九二五年学生会创刊《国专月刊》至抗战后停刊。每学期一卷（五册），全年两卷（十册），共出版了八卷左右，刊载的都是师生学术性的文章。国专在经费支绌的情况下，截至抗战军兴，我们回忆凡出版了《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孟子概述》、《史汉文章研究法》、《礼记大义》、《十三经提纲》、《周易消息》、《庄子新义》、《老子通证》、《名家五种校读记》、《文心雕龙校读记》、《文史通义注》、《尚书大义》、《性理学大义》、《石遗室论文》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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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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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王蘧常两先生指导学习，提倡的是厚植基础，“由博返约”，即扎扎实实打基础，博览专精拓津途。相反，决不趋时髦，不尚空谈，不抄捷径，不怕异议。无锡国专在当时是属于文科大专性质的学校，但在全国范围内看，却是有些不同于众之处。一九三一年冬，国际联合会教育科（相当于今国际科教文组织）的唐克尔·培根到我国考察教育情况，考察了无锡国专后说：“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以我国文化之悠久，幅员之广大，人口之众多，有这么一所少数人啃古书，从事研讨传承“绝学”的学校，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它对学生厚植基础、因材施教等措施，也还是多少年来从实践中获得证明，行之有效的治学途径啊！
国专在沪复校后，王先生更善谋远虑，除因袭唐先生教学方针外，还增添了一些课程，不受当时教育部颁布设置的束缚，订出一套设置方案，除必须通读一些经史子集的重要原著外，还要求学生掌握文字、训诂、声韵、版本、目录、古书校雠学的知识和技能，为将来能独立研究，探讨学术积聚基本条件。
这些要求于学生的若干措施，在培养文史领域方面人才来看，至今是否还有借鉴的意义，值得深思。
三
国专开办至结束，为时仅三十年，校友约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数不为多，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囿于所知，略举数例：早期的校友不多，但探讨学术、驰名中外的，如王瑗仲（蘧常）的诸子、群经研究，钱仲联（萼孙）的诗词骈文研究，兼工赋诗，有“江南二仲”之称。瑗仲先生所撰《严几道年谱》和诗集《抗兵集》，曾为学林转相称引。最近法国卡里诺夫斯基博士来中国，执贽于王先生之门，学阴阳五行之说。唐兰的古文字研究论著，为世界各国普遍译印。吴其昌的考古学撰述，亦远播海外，推为一代巨擘。毕寿颐邃于经学、段氏说文，有《度帆楼文集》，识者推为乾嘉学者，允无多让。余如两汉书专家蒋庭曜、楚辞专家蒋天枢、《星预诗钞》作者朱星预、史学家魏建猷，等等，都是早期校友，他们学术造诣，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四十年代前后，同样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当教授、研究员、编审、特级教师的更仆难数，略举数例以明之。
马茂元的唐诗研究，卓有成绩。周振甫的诗文评述和古籍整理，腾誉士林。鲍正鹄致力于文史和图书馆学，成绩斐然。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著述宏富，独到之见，为国际学者所推崇。汤志钧的近代史和经学史的探索，赢得学林的佳评。徐兴业娴熟宋史，近撰《金瓯缺》一百二十万言，推为历史小说中的翘首。陈祥耀致力于古典文学，颇具灼见。朱星的《金瓶梅考证》，蹊径独辟。江辛眉于修辞、校雠之学，造诣颇深。他和沈熙泉、李孟矞、严古津的诗学研究与创作以及吴雯的词作，具见才思。再如杨康年、王绍曾的擅长版本目录、兼精史学，陆成侯的潜研辛弃疾和明史，陆以鸿的科学译著，翁闿运的金石、书学，周坚白的书画，周慧■的书法，均见称于世。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上，作出优异成绩，并有著述传世的如唐尧夫、沈蘅仲、张■之、何以聪、姜烈、许威汉等等，不再赘述。至于中学特级教师中，国专校友也占了一定比例。
国专历届校友散在大江南北，大多是献身于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有所成就。笔者知见有限，只能聊举数例，目的想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些人才的出现，是否与国专办学方法有关？
四
际兹四害荡涤，海字廓清，为进一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繁荣学术，必须办好文科大学，举国上下，已形成同一呼声。党中央重视百年大计，寓意深远。我们认为如何切实办好，除集思广益，擘划新路外，对类似国专那样旧学校办学的点滴经验，不无借鉴之处。诸如从低年级起，狠抓朗读背诵，倡导读原著，广涉猎。从高年级开始，重在引导学生根据平时爱好和专攻，进而向文史领域中的一个方面，集中探索，有所突破。这无疑是一条国专培育人才的途径，是耶非耶，有待大家畅抒己见。不妨把当前办文科的设想和课程设置，与之较论得失，权衡轻重，有助于切实解决文科多出快出人才的问题，全面有效地订出办好文科的具体措施。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深信今天专攻文科的同学们，在此呼吁改革文科体制声中，瞻望不远的将来，一定能为祖国辉煌灿烂的文史园地，盛放出万紫千红的奇卉异葩，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风光旖旎的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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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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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师范学校是什么？
乡村师范学校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的地方。
为什么要加上试验两个字？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生路。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采用新的生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着一线光明，不能说是十分有把握，但深愿“试他一试”。
这个学校是谁办的？
这个学校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结合少数乡村教育同志办的。
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什么要发这种宏愿？
中华教育改进社三年以来对于乡村教育素所注意，近来更觉得这件事是立国的根本大计。估计起来，中国有一百万个乡村，就须有一百万所学校，最少就须有一百万位教师。个个乡村里都应该有学校，更应当有好学校。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有生成的，有学成的。生成的好教师如同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恐怕一百万位教师当中，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位是要用特殊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功的。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要全国同志运用心力财力才能办到。本社不忍放弃国家一分子的责负，所以很情愿在万难中设立这个小小的试验乡村师范，为的是要造就好的乡村教师去办理好的乡村学校。
乡村教师要怎样才算好？
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这种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乡村学校要怎样才算好？
有了这样好教师，就算是好的乡村学校；好的乡村学校，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现在中国有没有这种学校？
现在中国有少数乡村学校确是朝着这条路走。他们的精神确令人起敬。如同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开原小学都是著有成绩的乡村学校。最近改造的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明陵小学、笆斗山小学成绩也有可观。别的地方一定也有这种学校，因为不晓得清楚，不能列举。这几个学校假使再给他五年或十年的时间，当能使这些乡村得到一种新生命，开创一个新纪元。
这些学校为什么办得这样好？
因为他们的教职员有办理乡村教育的天才，并且有虚心研究学问的精神。
这些学校与试验乡村师范要发生什么关系？
因为地点接近燕子矶小学和尧化门小学，已经特约为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中心小学，其他学校就辅助分工研究关于乡村小学的种种问题。
何谓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同时又为试验乡村师范的中心。平常师范学校的小学叫做附属小学，我们要打破附属品的观念，所以称他为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母亲，不是师范学校的儿子。中心小学是太阳，师范学校是行星。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要传布中心小学校的精神、方法和因地制宜的本领。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依据中心小学办理已经听得明白，但究竟采用什么方法使他实现呢？
我们的一条鞭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
什么是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比如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就要在田里学，也就要在田里教。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是就“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
试验乡村师范的课程与平常学校有什么不同地方？
试验乡村师范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约略的分起来，共有五门：一、中心小学生活教学做。二、中心小学行政教学做。三、师范学校第一院院务教学做。四、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五、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
什么是第一院？
我们的师范学校将来要分两院，第一院是招收他校末一年半学生及相等程度之在职人员，加以一年半的训练；第二院是完全师范制，一切训练，都由本校始终其事。因为第一种办法较为轻而易举，所以先办第一院。
什么是院务教学做？
我们第一院里面种种事务都是要学生分任去做的；什么文牍、会计、庶务、烧饭、种菜都是要学生轮流学习的。全校只用一个教工担任挑水一类的事，其余一切操作，都列为正课，由学生躬亲从事。
师范生要学习烧饭种菜，这是什么道理？
乡村里当教师，不会烹饪就要吃苦。我们晓得师范生初到乡间去充当教师，有的时候，不免饿得肚皮叫，就是因为他们不会炊事。从前科举时代文人因遇考需要，大多数都会烹饪。现在讲究洋八股反把这些实用的本领挥之门外，简直比科举还坏。所以我们这里的口号是：“不会种菜不算学生”，“不会烧饭不得毕业”。
教师处于什么地位？
本校各科教师都称为指导员，不称为教员。他们指导学生教学做，他们与学生共教、共学、共生活。不但如此，高级程度学生对于低级程度学生也要负指导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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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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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资格的学生可以进来呢？
初级中等学校、高级中等学校、专门大学末了一年半的学生和在职教职员有相等程度的都可以投考。但是他们必须有农事或土木工经验方才有考取的把握；这是项重要的资格，这两个条件完全没有的人，不必来考。凡是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的都最好不来。如果有人想办乡村小学，为预储师资起见，保送合格学生来学，学成就去办学，这是我们最欢迎的。
考些什么功课？
我们所要考的有五样东西：一、农事或土木工操作一小时；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国文一篇；五、三分钟演说。
收录多少学生呢？
我们现在暂定为二十名。倘使我们在这两个月当中经费可以多筹些，如果合格的学生很多，我们也可以多取几名。倘使合格学生很少，我们就少取几名；只要有一个合格的学生，我们都是要开办的。我们教一个学生和教一千个学生一样的起劲，因为如果这个学生是个人才，他对于乡村教育必有相当的贡献。一个人是千万人的出发点。倘使我们这次招生只能得到一个真学生，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毕业年限怎样？
我们的修业年限暂定为一年半，但不是一定不移的，可以按照实在情形酌量伸缩。不过修业后必须服务半年，经本校派员考查，确有精神表现，才发给各种毕业证书。
费用要多少呢？
本校学费一概不收，膳费每月暂以五元为最高额，由师生共同经管，杂费依最节省限度另订。学生种田，照佃户租田公允办法，每年赚多少，看自己运用心力的勤惰巧拙，统归本人所有，帐目完全公开。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设在何处？
这个学校设在南京神策门外迈高桥，离燕子矶、尧化门都很近。我们准备了田园二百亩，供师生耕种；荒山数座，供师生造林；最少数经费，供师生自造茅屋居住。
茅草屋怎样布置？
每个茅草屋住十一个人，十位学生，一位指导员。里面有阅书室、会客室、饭厅和盥洗室、厕所。屋外后面附一个小厨房；厨房后面，有一个小菜园。
茅屋没有造成住在何处？
住在帐篷里；谁的茅屋没有造好，谁就要住在帐篷里。十一个人都要受茅屋指导员的指导。按照图样建造一个优美的、卫生的、坚固的，合用的、省钱的茅屋。个个人都要参加都要动手。教师不但是教书，学生不但是读书，他们是到这里来共同创造一个学校。从院长起以及到学生，谁不造成茅屋，谁就永久住在帐篷里。
宿舍之外还有什么？
本校一切建设都是茅草屋。除宿舍外，我们要有图书馆、科学馆、教室、娱乐室、澡室、温室、陈列所、医院、动物园。指导员家属住宅都要逐渐使他们成立，但总是依据茅草屋的形式建筑。
简括些说起来，试验乡村师范的精神究竟何在？
本校的精神可以拿本校校旗之意义来代表。旗之中心有一个小圆圈，里面有个“活”字代表所要培养之生活力。圈外有个等边三角，代表教学做三者合一。三角上面有一个“心”放在当中，表示关心农民甘苦之意。左边有一支笔，右边有一把锄头。三角之外有一大圆圈放射光芒好比是太阳光。四面有一百个金色星布满全旗，代表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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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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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旧城西南角，有一条由北往南的街道。经过一段旧木器、木料的铺面，经过路西的电车公司，再往南有一溜围墙，墙内就是南开中学。铁栅栏门的右侧是“号房”，管号房的老人叫刘明。他以老家人管少主人的态度管我们，管得很严很认真，我们都有三分怕他。离号房西南角三四丈，有口井，井架横楣上刻着第一班毕业生的姓名：梅贻琦……等。这些“井上有名”的人，在社会上有地位，也受到后来同学的尊敬。
进围墙大门，迎面是一幢灰砖楼房，洋式。当时我看它很大，今天看它，并不那么大了，但还不失为一个整整齐齐的建筑物，比起和它同期的所谓洋房，顺眼多了。我们习惯地叫它为“东楼”。东楼现在是“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纪念馆”，南开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母校。他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在南开中学上学，一九一九在南开大学上学。他中学时期的课室，一度在东楼。
一进东楼，最引人注目的，是过道左侧的大穿衣镜。镜上端的横匾，刻着几句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这面镜子，这几句箴言，对我们这些早期南开中学的学生，确实起了教育作用。我们出校进校，确实常常在镜子面前，摩挲摩挲头发，整理整理纽扣，整饬仪容成了风气，南开学生走到街上，人们一看就看得出来。别人挖苦我们，说我们“臭”，我们确实有自豪感。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很自然地保持到后来。南开同学，各行各业都有，政治和经济地位有高有低，但是，几十年来，我很少很少看见邋邋遢遢、不修边幅的南开老同学。
东楼进口的过道通向一溜走廊，走廊分左右两翼。右翼是几间办公室，庶务会计室的窗口，望着过道，我们在这个窗口交学费，右翼北端是一间较大的教室。左翼从北往南：接待室、理化仪器室、阶梯教室即理化教室。左右两翼走廊两面墙，西墙上挂着学校的规章（相当于今天的“学生守则”），东面墙上挂着走读生的姓名牌。一个走读生有一个竹牌，竹牌的一面用红笔写姓名，另一面用墨笔写姓名；黑字表示学生已进校，红字表示学生已出校，走读生早晨来上课，将红牌翻成黑牌，下课回家，将黑牌翻成红牌。这个稽核出入、检查勤惰的办法，直到我上三年级的时候还用着，后来学生多了，墙上挂不下走读生的名牌了，才改用别的办法考勤。
西墙上的规章，都是严格执行的。赌博和冶游（即嫖妓）是绝对禁止的，一发现就立即挂牌开除，南市三不管是我们的禁地。现在的和平路北头，路西有个中华戏院（现在是新华书店礼堂），那是个“落子馆”，即是妓女卖唱招客的地方，我们有事经过那里，总是绕开它，生怕落个嫖妓的嫌疑。说也奇怪，学校并不派人到三不管去巡逻，但是我们就是不敢到三不管去。校章还禁止早婚，不到二十一岁，不许结婚，谁要是犯了这一条，就立即勒令退学。但这条不适用于入学时业已结婚的人。还有一条严格执行的禁令，那就是考试舞弊，任何舞弊的手法，一抓住立即开除，毫不宽假。学生们宁可得低分，也不愿被开除。这条规章，一直执行于抗战前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
学生们也不许抽烟，违者记过。我们出校了，长大了，做事了，在同学聚会的场合上，抽烟的人都互相调笑地说：“你犯校规了。”或者校长在场，抽烟的人总有点拘束。校长总是笑着说：“抽烟的人，抽吧，这回不记过了！”
关于禁止吸烟，南开同学中还传说一段故事。有一回，张校长申斥一个犯了抽烟禁令的学生，那个学生很调皮地说：“您教我不抽烟，您干嘛也抽烟？”张伯苓憋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把他的烟袋一撅两段，坚定地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他真的不抽烟了。若干若干年后，有一回，我和他谈弗洛伊得的心理学说——梦是欲望的假满足，他笑着说道：“有道理，我戒烟之后好久还作梦抽烟。”
咱们接着谈校舍。进东楼，经过道，迎面是一道门，门通向一个下面有涵洞的短廊。短廊通向礼堂。礼堂门楣上的横匾，刻着“慰亭堂”三个字。慰亭是袁世凯的号，他捐了一万块钱给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用这笔钱来盖这个礼堂，横匾就是纪念捐款的。及至袁世凯称帝，慰亭堂的牌匾被撤下来了。撤下这个牌匾，动议可能来自学生，校当局也是同意了的。
礼堂的南、北、西三面，围绕着一些小房间，向北的有一间是基督教青年会，有一间是广武学会存刀枪剑戟的地方，有一间是军乐队存乐器的地方。所有向西的小房，后来都拆了，改成一个“思敏室”。“敏”是严约敏，他是严范孙的侄子，教我们代数，我们很喜欢他，他死了，同学们捐钱盖思敏室纪念他。思敏室寻常日子一部分是俱乐部，是小型的集会场所，一部分是新剧团的团部和存道具的地方，到了演戏的时候，一齐拉通，成了后台。礼堂周围向南的房子是教职员的宿舍，有的一人一间，有的两三人一间，校长张伯苓的宿舍是东南角的那一间。他的家当时在南马路，但他时常住在学校里，有几位国文老师，在天津有家，也住在学校，星期六下课后才回家；家在外埠的老师，就长川住校了。
东楼的楼上是几个教室，南北两头的较大，中间的较小。回忆起来，我在其中北头和中间的一间都上过课。也有一条走廊，走廊的南头，是个小亭，上课下课要敲的钟，就在亭内。当时学校范围不大，铜钟虽小，敲起来，也可以声闻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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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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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楼的南头，与它垂直的，有一溜平房，这溜平房的用途在我在校期间，几经变迁。最初是学生宿舍，我刚入学时就住在其中一间。师范班归并到南开来，他们的宿舍和教室都在这溜平房里，师范班毕业了，一九一六年南开办“专门班”，我是专门班第一班的学生。我的课室和化学实验室也在这里。我离校之后，这溜平房改建成为行政和教学用的“中楼”了。
东楼的北头与它垂直的是一幢楼房，叫做“北楼”。北楼楼上是几间相当大的课室，我一年级时在其中之一上课。楼下本来也是预备作课室的，因为宿舍缺乏，也暂时作了宿舍。我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寝室向北的窗户外，隔一条胡同，就是电车公司。寝室的门对着礼堂。
北楼西头是一幢平房，跨度相当大，前檐比北楼稍为突出一点，这，当时叫“北斋”。北斋的内部，用木板隔成两溜寝室，中间留一个走道。到了冬天，两个大火炉，生在过道里，烟筒通到宿舍的两头。因为断间只有一人多高，所以火炉的热气，部分可以到达寝室。
在北楼与北斋交界处，有一条由北往南的长廊。长廊的东边是礼堂，是校内运动场；长廊的西边，从北斋数起，从北往南，是一溜平房（学生课外活动的会所和储藏室），是食堂（即饭厅，中间是个篮球场），是厕所（厕所除了正当的用途之外，还是学生们偷着开夜车的地方），是教职员宿舍一溜平房，是小花园，是名叫“西斋”的四排宿舍——高年级的宿舍。敬爱的周总理的寝室在第二排，我住得离他不远。西斋最南一排，与盥洗室、开水室为一边，长廊的南头为一边，形成一个天井。长廊南头正角左拐是与北斋相同的南斋。南斋是我离校之后盖的。南斋东头是当时校舍东南角。从南斋东头左拐是一溜平房，从南往北是“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校风》的编辑部等课外活动场所，好像还有消费合作社，这溜平房与东楼平行。它的北头直抵围墙大门。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说早期南开中学的校舍，不是为了说明这些建筑物如何如何，因为除了东楼和礼堂可能有建筑设计之外，其余都是土法盖起来的。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说校舍，是为了：（1）说明学校发展之快，一九一二年初，我入学之初，全校只有二百多人，及至一九一六年我离开南开时，学生人数已达一千。张校长打比喻说：“孩子长的快，去年缝的袄，今年穿不得了，又得要添新的。”（2）说明校行政的匠心——不是建筑技术的匠心，而是教育措施的匠心，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它的教育的用意。（3）我怀念华午晴这个人。抗战前，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的校舍，都是华午晴经手盖的。这个人诚实、正直、廉洁、能干而才华不外露。他是南开起家的大功臣，是南开的建筑师、会计师又是财务管理员。南开行政廉洁的风气和行政效率之高，是和他的作风和操守分不开的，我和南开的老同学，都非常尊敬华先生，其尊敬的程度，仅仅亚于张校长。
功课
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四年制的。国文、英文、数学的课程，四年都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分年设置。到了四年级还有簿记、经济学等一些选课。体育，除军操是正式课，有教员之外，其余如篮球、足球、网球和田径项目，都是课外活动，没有正式教员。
国文没有正式课本，用的是油印的讲义，模范文选自《古文观止》和《秋水轩尺牍》，也选一两首像杜甫《望岳》这类的诗，在高年级讲读。作文很注重。前些时，我的外甥冯承柏把他父亲冯文潜保存下来的、我在南开中学一篇作文给我，毛边纸，红格，恭楷，那是一个下午的课堂作业。错句错字，老师纠正；好句子，圈圈点点；有眉批，有尾批，这样的作文，每两周一次。
习字——毛笔字，一年级上过几堂之后，全凭课外自习。字体颜、柳、欧、赵都可以。我记得我还在“白摺”上练过小楷。
课外读物，完全自由，我不记得学校对我们有什么禁令。我们班里有看梁启超主撰的《庸言》的，有看康有为主撰的《不忍》的。《不忍》的头一篇文章，我和冯文潜都背过。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一九一五问世后，那是期期必读的。
英文我的第一个英语课本叫《英文津逮》（EnglishLessons），是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堂的一位美国教员专为中国学生编的，颇有些地方色彩，如说“塘沽离天津九十里”之类的例句。我们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我们硬学，天天默单字，天天背课文。从二年级起，我们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读本》，里边有中国故事英译，也有外国故事的简写。这些我们不大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泰西五十轶事》和《泰西三十轶事》。豪桑的《古史钩沉》，希腊神话，故事有意思，文字太深，到了三年级下半年和四年级，我们就读英文原著小说了。《威克菲牧师传》我们班读了很久，其中的一首故事诗，我们全都会背。我清楚地记得周梦贤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去，发还我的汉译英卷子，我那本卷子，写满了他写的红笔字，他左手指着我的卷子上的某句某字，右手指着我的鼻子，用上海方音，大声喊道：“黄钰生！你这个字是怎么用的？你这个句子是怎么造的？！”我在他的手下最高分数是75。我的英文底子，是周老师给我打的，我至今怀念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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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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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南开中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从二年级起年年都有美国或英国教员教我们。我记得Hersy夫人教我们简单英语会话的情形，入了中国籍的崔伯先生用英语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嗓门那么大，以至于华午晴先生以为他和我吵起来了跑上楼来“劝解”。总的说来，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够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讲话也能听个七八成。
早期南开中学的英语教学成绩之所以较好，除了英语课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功课的课本都是英文的。数学课本；代数、几何、三角全是英文原版书，世界通史课本，对于我们的英语成绩影响更大。那是一本美国人为中国学生写的，著者叫任纳夫，当时是北洋大学堂的教师，文字也相当讲究，我们一般都熟读这本书，比我低一班的段茂澜，几乎全本都背得过来。
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我记得我从南开毕业时，像西洋通史这样的书，每小时能读七八面（Pages），一九一六年我到清华学校插班，我发现清华同班，每小时能读十至十一面。
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四年教完，有时候有交叉重叠。我那一班入学时，程度不齐，所以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复习小学算术。我的算术是马千里教的，代数先生是严约敏，几何先生是时子周，后来由一位上海圣约翰毕业的朱曾贯老师教。数学老师的教学技巧高低不同，但要求都很严格，老师留的作业相当多，到时一定要交，老师也如期评阅发还。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张校长很关心数学教学，他自己爱好数学，也是一个好数学教员，他代课教过我班的几何，他不但讲解清楚，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逻辑思维。在他的班上，你脑子一分钟也闲不下来。
理化南开是一向注重理科教学的，它的仪器设备，在中等学校中是较早、较好的。理化教学，不但教师作演示，而且学生们也要亲手作试验。我的那一班不凑巧，直到末一年才摸着两人一组作实验，下一班的机会就好些了，师资也好些，仪器药物也完备些。张校长关心理科要比关心文科多一些，南开中学，乃至南开大学，都是这样。
早期南开中学的课程，并不是门门都成功，譬如，中国历史就很糟，但总起来说，南开中学的课程是认真的，教学成绩是扎实的。就以我来说，我的基础知识，都是在南开中学学到的，或者说，知识的基础，都是在南开中学打下的。
课外活动
学校提倡种种课外活动，学生参加种种课外活动，这是南开学校的传统。通过课外活动，学校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教育，而且收效显著，这是今天我们从教育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事实。但是对我们早期南开中学的学生来说：“课外活动”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并不清楚，甚至分不清，哪是课内，哪是课外。
就拿体育活动来说吧，早期的南开中学，没有体育课，也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员，只有一个孟琴襄兼管体育方面的事务。连辅导员，都是校外或校内邀请来的。辅导篮球，有个叫赛勒的美国人；练短跑，有一个叫朱神勉的华侨；练跳高，有个叫万克教英语的美国教员……诸如此类。学校行政上有体育课，章辑五由物理教员改任体育课主任，聘董守义当篮球队“五虎将”的教练员，那是一大后的事了。我在校的时候，凡是学生的社团，都有它的“体育部”，各班各级都有它的这样那样的体育队。社团与社团之间，各级各班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竞赛。我就是丁班的篮球队的后卫。我们这个队，连续两年得到班际篮球比赛的第一名。至于校际比赛，球类赛也罢，田径赛也罢，南开参加的人最多，得的奖牌也最多。在足球球场上，只有天津的新学书院和北京的清华能与南开抗衡。国际比赛，南开的郭毓彬，在远东运动会上得四百码第一名。提拔和培养选手，并不是南开提倡体育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普及。当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南开和清华的体育都普及，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运动场上都满了学生，作各种各样的练习和比赛，稍有不同者，清华多少带有强迫性，而在南开基本上是自由参加。锻炼身体成了风气，比如说，冬天早起，在学校附近的大开洼里跑一英里，住校的人，几乎人人参加。想睡点懒觉的人，架不住同屋把你的被窝一掀，你也只好起来跟着跑它一英里了。
“修身班”，你叫它一门课程也好，叫它一种课外活动也好，反正它是南开教育很重要的部分。“修身”一词出自《大学》，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作为学校的一门功课，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修身班的课堂是礼堂，时间是每星期三下午，听讲者是全校学生，有时候是全校师生，主讲人是张校长，也间或请些知名人士给我们讲话。记得有一位全希伯大夫，给我们讲生理卫生。校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处世立身的道理，再就是给我们讲时事，灌输爱国思想，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张校长有口才，很能讲话。他的讲话，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有的终生不忘。一个星期一次修身班，不是礼堂唯一的用途。我的印象是礼堂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其中之一是演说活动。
今天的青年，很可能提出疑问，演说不就是当众把自己的观点、主张说出，来让听者也同意吗？这有什么困难，还非得巴巴地特意提倡不可呢？对于这个疑问，我们这些七八十的人只好说：“同志们，你们比我们幸福，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上台去，但见眼前黑压压一片，这心早就跳到嗓子眼里去了，还演说呢！”张校长好像是从我那一班开始作工作，先从谈话入手的。有一个同学说：“我一上台，我就像一根毛儿似的。”张校长说：“你把那根毛抓在手里，不就行了嘛。”这一对话，好久好久传为美谈。就这样，在张校长的积极鼓励之下，演说活动开展起来了。各班在自己课堂里练习演说，学生社团组织，也把演说当作一种重要活动，有全校性的演说比赛，优胜者得奖。全校性的演说会，也组织起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就是演说会的会长，我是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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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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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凡是可以在礼堂举行的，都在礼堂举行。
比赛是课外活动中，最活跃最灵活的一种组织形式。有的学校主持，学生自愿参加；有的学生发起而学校批准；有的则是学生临时组织，比完即散。班与班之间，级与级之间的体育比赛，演说比赛前已说过，而重要的对课业起促进作用的，则是学科比赛。几乎所有课堂所授学科，都有考试以外的比赛，班内比赛、级内比赛、班级之间的比赛，各式各样，随时举行。最为全校师生所重视的，莫过于全校性的、每年一度的国文比赛。国文比赛名列前茅者，全校健羡，“金榜题名”，第一名更是“状元及第”了。我在校的时期，一共有三个人得国文比赛第一名。一个是我上一年级的陈刚，一个是我的同班孔繁霱，一个是我下一年级的周恩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他学生时期，多才多艺，不但国文好，别的学科也优秀，而且敬业乐群，干才出众，因此老师器重，同学爱戴。
《校风》报的刊行，是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积极参加，经费出自学校，办理全由学生。《校风》的负责人（当时是叫“主笔”还是“编辑”，还是“经理”，我记不清了），很自然地就是国文比赛第一名。陈刚是第一任负责人，接任是周恩来，孔繁霱没有当过总编辑，但是他投稿很多，几乎期期都有。我也投过稿，但不多。除这些投稿之外，《校风》发表较好的国文习作和课外文艺作品。鼓励写作，这本是学校支持《校风》的原来用意。记录校长或知名人士在修身班的讲话，报导校内新闻，这也是练习写作一种形式。每期的《校闻》若干则，最受在校和出校学生的欢迎，出校学生的通讯为全校师生所关切。于是《校风》成了所有“南开人”互相联系的纽带。它对各处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起了促进的作用（校友会先是在各高等学校成立的——例如，我在清华〈一九一六—一九一九〉时，梅贻琦、吴国桢就是在清华学校的南开校友会的会员——后来逐渐在大城市，乃至国外都有了）。到了五四期间，《校风》由发表学生习作的园地，逐渐成了学生发表意见的园地了。
社团组织我们那时候只知道有这个“会”，那个“会”，我们根本不会用“社团组织”这个名称，连“课外活动”这个概念，也不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现在想起来，在学校的启发和鼓励之下，有这么几个跨班级、跨学科、跨兴趣、有稳定组织的“会”。最早成立的是“自治励学会”，在我进南开之前就有了；其次是“敬业乐群会”，在我进南开之后才有；其次是“三育竞进会”，是我在三年级才成立的。这三个会，各有各的成员，各有各的组织，各有各的会所，“自治”和“敬业”两会，还有各自的刊物。这三个会的共同点：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为了砥励学行而发起而组织的。学校之所以鼓励这样的“会”，是为了锻炼组织能力，培养领导人材——这是张校长明白揭橥过的。这三个会，历史最久的是“自治励学会”；人数最多最活跃的，是“敬业乐群会”。“敬业乐群会”和它的刊物《敬业》因为出了周总理这样杰出人才，今天享有盛名。这三个会，在政治上，可以说是“鲁卫之政，兄弟也”。这三个会，可以说是早期南开中学社团组织，乃至整个课外活动的典型，是张伯苓校长教育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还有一点，今天必须指出，这三个会以及其他类似的课外活动，不全是由学生的自发，而他们基本上是学校提倡的结果。
另有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与上述三个会类似而略有不同，那就是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它跨班级、跨学科而不跨兴趣，它是专门宣传基督教的。在这里还要指出：张校长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宣传基督教。
新剧用今天的叫法，应该叫做话剧。因为当时流行的剧种都是唱的，而这个剧种，是说的；说的，又不是旧剧的道白，而是平常话，所以把它叫作新剧。我进南开的第一年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校庆日演的新剧是《华娥传》，是一个爱国女子的故事，演华娥是马仁声（千里），我们班算术教员。说也奇怪，我们不因为他演女角而减少对马先生的尊敬。从那以后，每逢校庆日，都演一出新剧，这成了南开中学的传统。第一个哄动全天津乃至全华北的新剧叫做《一元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这出戏里，演一个少女（当时南开没有女同学）。后来又有《新村正》、《一念差》等剧，都是箴时砭俗之作，其主题思想、艺术水平，都是后来居上。至于演出外国名剧，那是我离校以后的事了。总而言之，早期南开中的新剧，对于话剧这个剧种起了启蒙作用。作为一种课外活动，也收到了语言艺术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唱歌南开中学没有音乐课，但是课外活动中有军乐队和唱歌团。军乐队成立得很早，唱歌团和新剧团是同时诞生的。校庆日新剧团在台上演戏，唱歌团在台前唱歌。为了校庆的演出，这两个团都要作全年的准备。新剧团要编剧、排练、制道具。唱歌团则编译歌词（我们没有自己制过曲），我们唱的歌曲，都来自西洋，多数是进行曲，如“哈力克人”，“守卫莱茵河”等，也有一些抒情曲，如“老莱赛茵”，也有一些滑稽的曲和词，偶尔有一两首带基督教色彩的歌曲。歌词有的用英文唱，有的用中译文唱。中译文都是孔繁霱的作品，他对旧诗很有修养，所以他的译词，既合辙，唱起来也声音谐调。我们有时齐唱，有时四部合唱。合唱的时候，张克忠用童声唱第一高声。孔繁霱唱第二高音，冯文潜唱第一低音，我唱第二低音。我们的乐谱，既不是五线谱，也不是今天常见的用阿拉伯号码的简谱，而是用d、r、m、f、s标音的简谱。我们一共有二十多人。指挥兼教员是孙润生，他是周总理那一班英语教员，是个多面手，他离开南开之后，搞了一个网球拍子和足球的制造厂，这就是今天利生体育用品厂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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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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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记忆到或者参加过的课外活动。现在看来，我从课外活动中受到的教育，不亚于我从功课中所受到的教育。也可以说，功课是智育，而体育、德育则是通过课外活动来进行的。
学生生活
这里回忆的，主要是住校生的生活。一九一五年我那一班毕业时，二十九人之中，二十人住校，九人走读。虽是走读，每天至少也有八九小时和我们住校生在一起，所以谈生活，也包括他们在内。
衣服春、夏、秋三季一般都是“缸靠”竹布大褂（即长衫），颜色深浅略异，样式基本相同。冬天，颜色较深的布棉袍。也偶有穿丝绸呢绒的，那是极少数，而且看来也不顺眼。也有制服，那是上军操时才穿的，平时很少穿它。上课时必须穿长衣服。走读生早晨进校，住校生星期天出校，也必须穿长衣服；否则，号房刘明老人不允许。只有运动的时候和在自己宿舍的时候，才许穿短衣服。裤子一般是西式的。鞋是皂鞋，穿皮鞋的很少。夏天，有不少的人穿白帆布五眼鞋，我们以羡慕的眼光，见了穿白鞋的人，喊一声“帅”！我是一九一六年到清华之后，才“帅”起来的。帽子，我不记得我那时候戴的是什么样的帽子。同班李氏叔侄，冬天戴瓜皮帽，我们都笑话他们。发式：我的《毕业同班录》的照片，二十八个“平头”，一个葫芦头。一般地说，早期南开中学学生的衣服，是朴素、整洁的。
伙食住校生都包全伙，就是说一日三餐，一月三十天，都在校吃饭。走读生多数包半伙，每天吃一顿中饭。星期天除外。全伙、半伙都分两级：甲级全伙每月三元多四元光景，乙级二元多不到三元。半伙按比例计算。八人一桌，四个八寸盘，甲级有两个荤菜，乙级一个，馒头、米饭管够。中饭每桌有一位老师。哪位老师在哪一桌吃，不固定。这样做一则是为了便于师生互相认识；二则为了维持礼貌；三则是跟学生吃中饭的老师不用化钱，是一种“福利”。礼貌云云，主要就是不要抢菜，张校长有时也和学生吃中饭。他很策略，提议把四盘菜顺时针方向挪动，为的是不让好菜总在一个人的面前。可是每逢一盘鱼挪动到他的面前时，就不再挪动了。这是同学间相传的笑谈。
我们的伙食是由一家厨师承包的。学校只供给饭厅、桌凳、水电，其余都由厨师包下来。因为厨师善于经营，学校行政廉洁，管理严格，所以厨师有利可图，我们也吃得满意。管理严格最突出之点，是饭厅不许有苍蝇。知道南开中学当时环境的人，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因为南开中学的后边，就是一个大污水坑，是亿万苍蝇孳生的地方。但是南开中学行政，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如固定的纱窗、饭厅入口处的暗室——终于克服了困难，做到无蝇饭厅。对厨师也提出严格要求，除了要求饭厅无蝇之外，如果饭菜里有苍蝇就罚他重做一个菜。有时，调皮的同学，从外边抓一个苍蝇扔到菜里，要罚厨房。厨房掌柜的总是小声说：“先生们，我们是血本经营，赔不起呀！”有时也有争执，只好送管理员公断，管理员就秉公办理，好在经过油煎水煮的苍蝇究竟跟刚刚扔进菜里的苍蝇模样不同，该罚就罚，不该罚就不罚。
管理安排管理好学生的生活，是早期南开中学的一个特点。先说宿舍，以四斋为例，每间寝室四个床位，中间一张带四个抽屉的书桌，桌上悬着一盏有白瓷罩可上可下的电灯（25烛光？），这就是我们起居生活温课的地方。门外墙上挂着四个竹牌，上写学生的姓名，以便“查斋”点名。哪四个人住哪一间，由学校指定，有时也听学生自由结合的意见。原则是：同班同屋；年级相近，寝室相近。
六点半起床。“堂役”（即校工）摇着小铃，叫醒酣睡的学生。同寝室的人互喊一声，一般都即时起床。七点钟，斋务员来检查宿舍，看有睡懒觉的人没有。也有六点半以前就起床的，那是些到校外开洼去练越野赛跑或者大嗓门练演说、念英语的人。学校六点开大门。到了冬天大考之前，食堂的灯，五点就打开，给学生们温课。起床之后，各人拿着自己的脸盆（薄铁皮压成的，那时还没有搪瓷）、毛巾、肥皂（日光皂，英国进口），有的人还带着牙刷、牙粉（狮子牌，日本进口）到盥洗室去洗面漱口。我不记得盥洗室有太拥挤的情形，大概是叉开了时间的缘故。七点早餐，稀饭、馒头、咸菜。因为定量供应，所以来吃者可以参差不齐。八点上课以前，用功的人，温温课。球迷拿着篮球去“秀”（shoot）它几下，这是我经常干的事。上课了，学生们从寝室拿着要用的书籍纸笔到课室去。上午几乎堂堂都有课，自修堂很少，下午的课，理化实验和作文居多，也有自修课，到了四点，全都到运动场上或者会所去了，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唱歌的唱歌，演戏的排戏，锻炼田径技能的锻炼田径技能，搞比赛的搞比赛。比赛最热闹，运动场和各会会所满了人，除了病号之外，宿舍里没有人，课室里也是空空的，但不锁门。这是课外活动时间，每天都有。晚饭后，七点上自习班，每个人都到自己寝室的座位上去作功课，很少很少有不作功课的人，因为明天就要交作业，或者提问，或者其他形式的小考。九点半了，但听室外有骆驼铃响，这是校工用一根棍子串一串铁皮夜壶分送到各室去的声响。不久，又听到皮鞋大、不跟脚、鞋后跟有铁掌，铁掌与甬道砖面相碰的塔拉塔拉的声音，这是“华白眼”查斋来了，该熄灯了，果然熄灯了。这是十点整。如果你不睡觉，还说话，就有人敲门，细声说，“该睡觉了。”再过半点钟之后，也许一排宿舍有一两个人偷着到厕所去“开夜车”，因为十点以后，只有厕所有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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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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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住宿生的一天——满满的一天。如果你把上课当作生活的话，寓教育于生活之中，这是早期南开中学的教育方法。安排管理学生共性的生活，也安排学生个性的生活，有时分别进行，有时同时进行。久不久，学生们都要晒被褥，消灭细菌，籍此也可以检查学生个人生理卫生的情况。又例如，我嘴馋，在校门口的零食摊赊帐买东西吃，孟琴襄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去，细声说：“帐要还，别再赊了。”我涨红了脸，照着老师的教导做。孟琴襄和华午晴一样，是南开建校的功臣。他为人憨厚，我们叫他“傻孟”，其实他精明能干。南开中学的体育，后来，全校——中学、大学、女中、小学校舍，室内室外的整齐清洁——包括食堂无苍蝇等事实，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和责任心。
早期南开中学，寓教育于管理生活之中，其所以得法，主要是由于学校负责人——张伯苓、时子周、华午晴、孟琴襄、尹绍荀等人，认得全校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叫得上名字，知道他的功课品行如何。我到南大任职之后，张校长回忆早年的情形，对我说：“我和华先生他们比赛认识学生，后来学生多了，我认不过来了，但是管宿舍的人必须认识他所管宿舍所有的学生。”因为管理学生生活管理得周到，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学生家长，称赞南开是个家庭学校，张校长以为这是对南开最恰当、最光荣的称赞，他在修身班多次提起这件事，引为欣慰。
集体培养集体意识，是早期南开教育的又一个特点。从校舍的建筑和使用，到课程的设施，到课外活动的提倡，到安排管理生活，时时处处都着眼于大小集体意识的培养。大之如国家，小之如一个寝室，都是集体。张伯苓校长到了中年，把他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其中包括为公家办事的能力，组织集体的能力，为集体争荣誉，不为集体贻羞辱的意愿。我们姑且把这叫做集体意识。首先，一个班就是一个集体。早期的南开中学，对于班集体意识是加意培养的。一班的课室，相当稳定。这是全班——包括住校与走读——共同作息的场所。功课在这里上，有些课外活动，在这里作准备，更重要的是：集体生活在这里过，用旧名词说，同学之间的劝善规过，砥砺学行，用新名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里进行。班舆论的威力很大，谁都不敢冒全班之大不韪，做与班誉有损的事。一个人参加全校性的比赛，只是代表他的班去的，胜利了，个人光荣，更重要的是，全班光荣。学校的比赛，许多是班际比赛，不是个人的比赛，奖状、锦旗发给班，不发给个人，个人受到表扬时，总是提某某班某某人。通过这些措施，本来互不相识的四五十个青年，很快就形成一个愈来愈坚强的班集体。
除了班集体之外，还有许多跨班的团体——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新剧团、唱歌团、广武学会、军乐队、演说会、国文学会、英文学会，等等，都是这样的团体。一个学生，除了参加他的班集体之外，总会参加一个乃至几个跨班级的团体。任何课外活动团体都不参加的游离分子，在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很少很少的。学校正是要通过这些团体，培养集体意识，锻炼其成员的组织能力，促进其学业、技艺的成长，这就是张校长提倡课外活动、团体组织的用意。
通过校舍范围内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班集体与团体组织的基础之上，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的校集体，很自然地形成。通过和校外人士的接触，通过校际的比赛，通过种种比较（升学就业，都可以比较），南开的集体意识，很自然地形成。觉得自己是南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要求自己为南开争光，不为南开丢脸，这就是校集体意识。这个校集体意识，进校不久就开始形成，随着在校时间而与时俱增。离校之后，仍然不减，南开毕业生（很多时候并非毕业生，在南开上过学做过事的就算）到哪里，哪里就有“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这说明校集体意识之旺盛。到了张校长的晚年，“南开校友会”国内大城市都有，甚至于外国也有。
我的这些话，已经轶出了我回忆的范围，我对于早期南开中学的回忆，可能有溢美之处，趁此，我愿用敬爱的周总理对早期南开中学的评价，作我的结束语。周总理一九五○年视察南开中学时，对学生们说（大意）：“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那时候也只有资产阶级教育。我在这里学了些基础知识。通过课外活动，锻炼了些组织能力。但，终究是资产阶级教育。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你们所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们要好好学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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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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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我十岁，在老家辽宁昌图县立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便由我在天津南开读书的两个哥哥带我和三哥到天津上学。本来也想考入南开中学的，但哥哥们商议，认为县立小学程度差，先补习一下再考，后来又商议，汇文中学比南开容易考，就报考汇文，免得考不上南开白白蒙受一次打击。第二年，我便考上汇文，开始在天津读初中了。
汇文中学校长叫伊文思，是美国人，对学生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我急冲冲地就往楼下跑，被他一把将脖领揪住，问我是哪个班的？我抬头看到他那一副不友好的神情，非常反感根本不想答理他，一扭身就挣脱跑掉了。
在操场，一些比较大的同学在踢球，看到球滚在我身旁，便叫：“喂！小孩儿，把球给我们拣过来！”我生气地说：“谁是小孩儿？”接着拿起球，猛地一脚就踢出去，朝另一边匆匆走开了，听到后面说：“喝！这小孩儿脾气还不小呢！”
我在汇文只读了一年书，因为父亲作粮食“倒把”生意失败，不能同时供兄弟四个在天津上学，我和三哥就回家乡自学了。
在我未到天津前，就常常溜进我父亲的藏书室，偷看一些父亲平常不让我看的书，等到我从天津回去后，不但能大模大样地走进父亲藏书室看书，还从天津带回不少新文学书籍和翻译的世界名著，在订阅《小朋友》的同时，我便读了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康有为讲书法的《广艺舟双楫》、《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籍，管它懂不懂，生吞活剥地往肚里吞，我还看《晨报副刊》的合订本，也看二哥特意为我买的《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伊索寓言》、《格里佛奇遇记》、《两条腿》、《列那狐》以及《桃色的云》，等等。甚至日本的《天胜娘魔术大观》，上海出版的《游戏杂志》、《礼拜六》杂志我也看，《谐铎》和《福尔摩斯》同读，《断鸿零雁记》和《花月痕》齐观，《醒世姻缘》和《玉梨魂》也都涉猎。
我的家人在读书方面，对我是取信任和放任的态度，只为我提供阅读的条件，我未受到过拘束。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具有新思想，不安于封建地主生活，总在折腾作生意，倒过“羌帖”、“老头票”，开过“富聚大”粮栈，办过“储蓄亨”信托，接触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我外祖父又是佃农、满族，母亲是我父亲强抢成亲的。因此，我在家乡自学这几年，除了看书外，对家乡的接触面非常广，也可以说对政治、经济、文化、家乡风土人情等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也可以说有了一些生活基础。
一九二六年，我父亲得急病去世了，我姑姑、妹妹和我染上了白喉。妹妹死了，我和姑姑用上我二哥从天津邮来的特效药得救了。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不管家庭经济如何困难，也让儿子们出外求学，见世面。因之，一九二八年，我和县立中学的同学刘克夷再次来到天津，考入了南开中学三三班当初三插班生。那时，南开刚刚采取三三制，就是中学读完六年才毕业。同时还增设了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大学那时是在天津八里台，可以说，南开在张伯苓先生创办下，已经办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在南开读书时，同学们每天都起得很早，到校园里读书，多半读英语，已经成为风气。校园有喷水池，有花坞，还有回廊，在课余时，也就成了同学们交谈的地方。
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作到全面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还重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养。
南开最早建立话剧社，保留节目有《一元钱》、《新村正》，后来张伯苓先生的弟弟由美国回来，还执导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曹禺还扮演过娜拉，由德国回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平群扮演娜拉的丈夫。张蓬春还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改编为中国话剧，我受到感染，也把法郎士的一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在班会上演出。
音乐教员金律声唱的《卖布谣》、《老天爷你塌了吧》、《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我至今还记得，同学们也都会唱，还组织了合唱团。美术教员有李杰克和杨叙才，都是以油画见长，在他们指导下，同学们自愿组成“美术研究会”，我还担任过会长。后来，又来了王德崇老师，组成一个“学生观摩会”，活动就更加多样化了，还可以从同学们手中得到英文的《新群众》、《国际通讯》，日文的《文艺春秋》等。
学校还请梁启超、周作人等人到校讲话，还请过邓肯派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校表演，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在《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发表。学校还请过韩德威尔到校作过演说。南开很想发扬蔡元培当年所提倡的民主作风，还请写过“唯实主义”理论的作者到校演讲（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南开的校刊，为了扩大学生文艺篇幅，增加页数，我们把它改为《南开双周》。
我和胡思猷（胡适的侄儿）、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同学，先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人》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水生》、论文《力的文学宣言》等。后来，我又被选为《南开双周》的主编、美术学会的会长、学术观摩会的会长、义塾校长、合作社的理事等。我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期封面画，记得还被美国《新群众》转载过。当时在文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为人生而艺术”，我是赞成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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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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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虽然力图使学校社会化，但我并不满足。我很向往“道尔顿制”，还向往南京“晓庄师范”。在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往美国时，他将大儿子陶宏送到南开寄读，张伯苓先生欣然接受。陶宏来到南开后，和我很谈得来。陶行知的家教方法，也不一般，陶宏的英文底子很薄，但他却日夜抱着一本英文字典，读英文本《俾士麦传》。读通一段，便翻译一段。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
我和陶宏交往密切，他也助长了我的想法，我们宣布：我们要上社会大学，要脱离学校到北京去，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图书馆和整个社会供我们阅读。恰巧，在校建立“学术观摩会”的王德崇老师，在北京有一所小院，欢迎我们到他那儿去住，他自己还要回西安去办理和妻子的离婚手续。
这样在北京过了不到半年，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王德崇老师也未见回来，我们就回天津了。哥哥和学校都要我们继续上学，陶宏也结束他的寄读生活，回南方看望他祖母，我们便分手了。
我在北京这段时间，写了一些诗和小品。但我从不想向刊物上投稿。因为一则自知东西不成熟，二则不想在退稿气氛中成长。那时，南开国文教员姜公伟主编《庸报》副刊的“另外一页”，我们这批学生给他稿件，他还是欢迎的。同学曹士瑛也在《大公报》兼当记者，有一个时候编《大公报》副刊《小公园》，韩宝善也接编过一阵子，我们投稿都会登。但那时我们只是为了办刊物需要经费时，才给他们投稿，把得到的稿费花在刊物上。
陈虞荪、孔另境、田聪，都是我的语文老师。陈虞荪老师想在天津创办一个文艺刊物，要我设计封面。我设计的是一组连续图案，由一柄斧头一路砍除荆棘，后来这个刊物并没问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这东北学生再也不能安下心来上课了。我们组织学生会，发起向南京请愿的示威活动，因此被学校除名。我根本不在乎，跑到北京，走高尔基的路——上社会大学，正合我心意。我住在红楼对面的公寓里，结识了北方左联的同志，经陆万美、臧云远介绍，加入了左联，整天忙办刊物，化名写文章。从此，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活。
我由东北老家，来到天津，既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开始了人生道路的旅程。
南开母校对我是宽厚的，同学们都说我是在念“家学校”。那时，我对这话有反感，认为“家”字含有狭窄的味道。但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却感到一种甜美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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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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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芳”二字是先祖母的馆名，前文已经说过。先祖母对于我们的教训也已说过多次。所以我们决计用艺芳二字来做学校名字，并且取孔子所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计学生六班，即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等。
民国七年二月到了长沙，先在聂府住了四五月，那时萧表姊孝徽也从衡阳来长沙，帮助我与巴师到处看屋。最后看到西园龙翰林家，正好美领事搬出，我们便照他的租约订约一年。此屋是中国旧时老房子，两进七开间，兼西花厅一个小三开间。于是我与巴师住了正屋下进东边三间，西边三间作为教室，后面萧女士住了一间，女仆住一间。上进东西六间均做学生寝室，厢房作浴室，下进回照房做饭厅会客室及学生阅览室。厨房远远在外。另外小花厅三开间即与我母亲约农及小弟等全家居住。规模虽小，倒也井井有条。当我初到上海时，聂云台表叔要我在上海接办启秀女子中学。杭州圣公会也欢迎巴师与我回杭州冯氏女学校，但我们都觉得海边省份容易找人，而长沙内地，不易找留学生服务，因此都婉谢了。现在居然看到艺芳有屋，很感欢喜。西园规模当然远不如上海杭州，但是正合我们心中所意想的中国学校。
不幸的是那年六月初约农母亲——我们五婶，由湘乡下省，初八那天晚骤然在平塘发了心脏病。约农差专人由平塘送信，初九日信到长沙，要我找医生去治病，平塘是文正公葬地，离长沙三十里。我与杨医生赶到时，已是下午三时，五婶已于当日十二时去世。当时天气热，幸有二叔履初先生及李五舅杏岑先生在长沙帮同治丧。五叔也在北平赶回，就葬五婶于平塘文正公坟旁山上，也算有归葬祖茔之福。不久五叔回北平，约农弟留在长沙守制修墓。于是我们便邀他帮办艺芳。约农本来是学矿冶的，开女学堂未免用非所学，然而当时南北战争，农村紊乱，我父亲有矿山地契一箱，并且为买矿卖去田数百亩，都毫无开发机缘，即令从事矿冶，也只好教课，所以约农在艺芳教书也不算太委屈。在我们得了他真是无价之宝，因为他知道我历年的计划，又勤快好动，能拟稿、起章程，加上有二叔履初先生认识长沙绅士。于是我父亲、二叔、七叔与准商公所接洽，取得文正公祠房地为校址。先在西园由我们四人，巴师、约农、萧表姐与我买家具，印章程，做书桌黑板、学生衣柜，购买学校仪器书籍。于八月内招生，先办大学预科及英算专修班。
校董会之组织由先父、二叔及七叔邀请。董事会中最出力帮助的有朱菊尊、汪颂年、王莘田、龙萸溪、史春霆、俞秋华、曹耔谷、钟显荣、马惕吾、胡子靖……诸先生。申请在教厅立案。民国七年阳历六月初五批准后，于九月十二日在西园龙宅正式开学。计有英算专修生五人，张纯士、柳演仁、黄斌、陈嘉和表姐萧孝徽（表姐并兼舍监及总务）；大学预科四人，龙沅、王传绮、曾宝蘅，及张孝钧。巴师情愿做教员教英文，让我做校长，以一个高龄外国人愿在一个中国少年人而且是自己的学生之下做事，恐怕是第一个了。约农做教务主任兼英、算及理化老师。我也教英文生物，任牧师兼点英文，另外二家叔及李慧芳先生教国文，青年会之费雅师母（Mrs.Veryard）教音乐，何小姐（MissHorjen）教体育，黄国厚女士教手工。总算教学慎重，因为学生只有八个人而教员倒有九个人。此时的艺芳除正课外，还请过几次名人演讲。后来我们成了定例。每礼拜五下午，一定请一位校外名人作专题演讲，学生得益不少。另外每礼拜六，我自己必要有一点钟的时事演讲，世界、本国、本省，或社会大问题，如欧战、五四、五卅等事，学生可发问及讨论。这些都指导学生观念不少。
巴师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且极爱护学生，并且很悦纳我们的建议。比如我们建议不可记学生的过，不可当堂叱罚学生，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礼拜六课后至礼拜日下午五时，学生可以回家住，等等都是与教会学校不同的地方。艺芳崇奉基督，但不隶属任何教会，她很能了解接受，而且以六十老人与中国学生同吃中国饭，同甘共苦，真是难能可佩之至。
一九一九年春天，正值五四运动，那时我们的专修班已有第二班学生了，是唐冰瑜、颜兰禧、俞辉、夏秉恒、钟贤钧，预科班也加了粟翼明、曾长善、钟贤淑、柳敬常等。这些是最早的学生，也最知道学校创办的艰苦，师生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厚。我们对于五四运动有很合理的反应，我们组织了抵制日货十人团，直到抗日胜利才散。
艺芳迁入浩园
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用清朝皇室赐祭银三千两，及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其余由监商捐助建成崇祠。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度地广袤约百亩所建造。
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亭，正殿上有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其余匾额对联，都因为数次兵燹，荡然无存。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筠老（嵩涛）与先惠敏公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是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与郭筠老才想到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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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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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祠正殿后面，有一花园名曰浩园。由正殿后门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久经摧残，匾额已不可考。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南原来作为生员宿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每年五月五日，仍照老例开放浩园一次。
民国八年五月，我们靠湘绅的力量，把北军退出浩园，我们急快搬入。那真是断井颓垣，危楼废阁。我们一面修造房屋，一面安置设备家具，聘请教员，招考学生。此时船山屡次阻工，与我们的泥木工人械斗，几经波折，才勉强修成。艺芳各建筑，均以池塘为中心，环绕东、北、西三方面。东边有厨房、饭厅，由走廊直达思贤书局——后来成为我们的小学部。北边有大门，内有门房及教员宿舍。进二门有校长室、教员室及教室到“听雨轩”。听雨轩下层是舍监室、图书馆、巴先生书房。楼上二层为教员寝室，三层藏文书家具等，也可用来眺远，日朗天晴时，可以看岳麓山。南边有一小山，山后是祠堂正殿。
由听雨轩往西，有教务室、教员寝室，及校长寝室等。再西便是原来文正祠生员住宅，后改学生寝室的大楼，楼上楼下均是寝室。此楼正对八角亭。由八角亭走过一花棚长廊，便到了坐西朝东一座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教室。面对小山，楼外北有球场，东有跑道、操场，也就是正殿的后面。在正殿未被驻兵或船山强占时，我们用正殿作礼堂，每早有礼拜，每礼拜日下午有唱诗班，其余开会等均在此。以上是艺芳全盛时代之景。
船山学社——即原来思贤讲舍——民国九年经湘绅汪颂年、朱菊尊、王莘田、龙萸溪、曹籽谷、史春霆、俞诰庆、胡子靖等及老革命党人邹价人、周道腴、姜咏洪（当时长沙县县长）等调停，筑砖墙以为社校分界之墙，暂时可以恢复开课。
浩园风景优美，为长沙城内最有名的。我们除了栽花植树之外，还预备了两只小划船，学生练习摇桨。内地会的毕庆爵士（SirM.Beauchamp）说“这些小划子，是可以航海的，因为它很坚固安全”。我们也利用浩园的风景，开过“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一次是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一次是长沙水灾，一次是湘西水灾。每次均由学生自动设计，把浩园池塘照杭州西湖点缀，有湖心亭、岳王坟、苏小墓、孤山、五柳居、退省庵，等等名胜。学生销票一丝一毫不苟，奔走车钱自掏腰包。所以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政府所发救济金，而那时的艺芳学生，不过百人。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可说完全做到了。
我们并非商业学校，但是学生却开了一个小小的贩卖部。同学可以加入股份。贩卖部卖文具用品，和学校许可的食品。学期终结帐，分发股东红利。日本侵华时学友会组织一个十人团，抵制日货。所以价钱低廉的日货，不能推销。已有的日货，亦须十人团盖印，才能用，因为节省家长的负担，大件如被帐等都是家中旧物，不必再制，只要十人团盖印登记，而该学生应许不再添制日货，就可以了。
关于学友会，我须略为补充讲明，学校在西园龙宅时正值五四运动。我们便组织了一个“艺芳学友会”。这会包括老师和学生——每人都是会员。不过干事会只有五人——会长、书记、会计与干事二人。这五个人都是学生。艺芳行初高中六年一贯制，初中第一年第一学期，是学习期，不能选入干事会。六年级二期（高中三年，第二学期）是将毕业的学期，学生须准备联考及考大学，所以学校许其不必加入干事会。因此干事会只有五人，便相当代表各年级，干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大会每学期开两次，一次选举干事，一次结束会务。如有特别要事，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师生一堂研讨。这个学友会对艺芳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学生有最好的民主训练。因为老师学生每人都只有一票。假如学生有要求学校改革的事，须得大会两次通过，且两次的时间须在一学期以上。例如更换教员、加减收费等重要事，便适用此规定。成立学友会时，曾经很慎重地制定组织法，我们称它为学友会的宪法。上项规定，便是依据宪法订的。
艺芳的组织与学生的自治
艺芳的组织与各学校大致相同，有董事会、校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及各专责教职员。所不同的是，如上文所说有一个艺芳学友会，全体学生与教职员都加入，而校中大事的定夺，在这个会。不但校长教员不能勉强，就是董事会，也不能勉强。可以说实在大权操之于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占学友人数绝大多数。
学校得教育部许可为六年中学一贯制。初中不毕业——但学生如要转学，可以给她转学证书——四年级可以插班，收外面的初中毕业学生，五六年便不收插班生了。一年级招生，不超过三十人，等到四年级，即使因为有离校学生而补入插班生，也决不超过三十人。因此到六年高中毕业，人数很少，最多不过二十四五人，甚至少到只有九人。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特多，自然亲切，有如家庭父母子女。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但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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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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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艺芳从不记过，不开除学生，但经校长一番劝导，没有不改悔的。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绝不收补习费。我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我自己给她补一学期，后来是算学最好的一个。另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闹事出来。而她的父亲，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主任。她到我们学校时，由她父亲送来，对我说“只要曾先生能把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有一天夜晚，我就请她来谈话，我告诉她“无论有何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问题，都可来和我讲，我一定站在你的角度，同情地与你解析”，我要她答应我，“如发生你不满的事，先同我商量再取行动”。她答应了我。果然在三年读高中的时候，只与我谈了两次话，均满意解决，直到毕业。此学生是湘潭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毕业。那时长沙已经乱轰轰了，我要同学人人回家，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为的要送我上飞机离开长沙。师生感情，有如此的深。
学校规矩，每日六时起床，七时早餐，七时三刻礼拜，八时上课，上午四堂课，十二时半中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二时至四时再上二堂课，每日只六堂课，下午的课多半是科学试验、音乐、手工、图画、体育等不太用脑力的课。每礼拜六第一节课由我讲论时事——世界、本国、本省——的要事。每礼拜五下午请名人演讲——讲题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使学生多得课外常识。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最好还是学生读书的精神。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不是艺芳没有出过失物的案子，有过两次，都查出来了。而且那拿东西的学生有一个痛改前非，有一个自行告退了。
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失去了一只金表，报告好几次，都没有人送回。于是学友会召开临时大会，有人提议“搜查”，我极力反对，同学中也有反对的。因为搜查，可以有坏人“移赃好人”的危险。但学友会通过要“搜查”，校长也无法禁止。我便将各班同学召集在大礼堂。然后由训导主任、学友会会长、干事一人及被查学生本人，拿她的箱子钥匙——若是锁好的箱子，去开箱搜查。我在大礼堂讲台上讲故事与众人听。我讲了些中国故事，如聊斋上的“王成”“劳山道士”等，也讲了些外国故事，如纪柏林的“失去的光”（KiplingstheLightthatFailed）及戴华（M.Diver）的“报复”（Requita1），等等。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同学中那些反对搜查的，本来很不高兴，也都不作声了。恰好听得出神之时，忽有工友来报告“金表在垃圾桶内寻到了！”于是皆大欢喜，也没有人追问了。我想那金表很少可能是偷去的人怕搜出，丢在垃圾桶内的，因为时间不许可，因此可能是扫地时，工友不小心，扫出去了，也可能学生们自己吃零食时，纸屑果皮包住，连金表一起丢了。总之，从那以后，没有失过东西。尤其大众听笑话故事时，把气氛和缓下来，大众嘻笑的再上课，将一天大事，化为无事。这就是艺芳师生合作的精神，也是艺芳的民主精神。
因为艺芳人数太少，体育竞赛，就差得多了。那时长沙以“周南”和“一女师（古稻田）”体育最好，艺芳不能与同日语，但是艺芳有体育家的精神，屡败屡战，从不发“输”气。
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帐一次（那时因为人少，没有由学生自办伙食），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帐一次，出入对照，可以看出学校收入的学费、膳费、杂费，远不够学校的开支。其中尚除开巴师、约农、萧女士与我不受薪水，外国来的教员，由国外友人支持，也不支艺芳薪水。因为如此，所以不敷尚不太多，而学生的杂费，每每还有多余的退回与学生（学生每人每学期缴学费二十五元，膳费二十元，杂费十元，均光洋计算。杂费包括电灯、炭、文具等，多退少补，中途退学，只退膳杂费，学费不退）。这样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很清楚，也很信任。 手机txt小说下载网-阿巴达 提供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