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复旦，即使是“文科”，除了国文、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史等极少数课程外，也全用美国教本或由教师用英文编著的课本和讲义，且都用英语讲授。学生问答，也须英语，绝少用中国语言。他出布告或写手条，亦系英文。早时毕业文凭，也全用英文书写，只有毕业证明书（中国旧式八行书）上才用中文打字或油印。其他如奖状之类，满纸英文。那时的复旦文科，极像个“美国文科”。部分师生对此十分不满，由于国文教授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几位先生向李登辉提出严正的要求，才在“文科”之外，添设了一个“中国文学科”，这已经是很难得的新设施了。但即使是中国文学科学生，仍须必修许多英美教本的课目。例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教学时还是满口英语。有关西洋文学的功课，更不必说。那时我们在复旦体育场上，一切运动术语，概用英语。在偶然发生争吵时，双方及第三者也讲英语。李登辉说，复旦教学必须优于英美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相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如能去留学的可去进外国研究院云云。直到“五卅”反帝运动和北伐战争以后，他这套崇美仿美的教学设施，才渐有改变。
由于他把美国大学的方式方法搞到复旦里来约近二十年之久，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很深。北洋军阀时代前半期的毕业生，陆续到美国去留学的很多。美国有些著名的大学亦准予复旦学生插入高级班或研究院，他们承认复旦的某些学分，不需要经过怎样繁复的考试。记得在那一些时期陆续赴美留学的有：刘慎德（即刘芦隐）、吴冕（即吴南轩）、陈萱、郭任远、何葆仁、黄华表、童逊瑗（伯蘧）、程学愉（即程天放）、余愉（即余井塘），孙锡麒（即孙寒冰）、章益（友三）、伍蠡甫、温崇信、李炳焕、李安、寿勉成（原名寿襄）、黄季陆、曾养甫等百数人。同时尚有罗家伦（志希）等十余人，从复旦转学北大，毕业后也赴美留学。北伐前后复旦学生出洋的也不少。
拒不开放女禁
一九二四年间，私立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实际负责人为校务主任陈望道），首开高校女禁。其他各大学负责人尚有种种顾虑，抱观望态度，看“上大”男女同学后究若如何？再定办法。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上大”第一次被封，迁到江湾新址，与复旦相距甚近。复旦学生与大部分教师认为必须开放女禁，以符合复旦精神，即由学生自治会干部等一再向李登辉提出要求。不料他拒不答应，甚至说：“除非校长不做了，由你们去男女同学……”
当时洪深、刘大白和陈望道等许多教授，都支持学生这一正当要求，反对李登辉的做法。陈望道教授等向他提出“特殊的建议”，主张索性把校名改为“复旦男子大学”，遥对北京女子大学和金陵女大等，“以正视听”……但我们这位李校长却抱着“笑骂由他笑骂，校长我自为之”的态度，不予理睬。
直到北伐革命战争打到上海，他才迫于形势，开放女禁。于是复旦大、中两部，实行男女同学。不久在江湾校旁建筑了一座洋房，作为女生宿舍。“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湾“上大”被封，许多女生和部分男生转入复旦。笔者（于德）办“复旦通讯社”时，曾问他当初为什么反对男女同学？他说那时他阅览外国报刊知道美国有许多大学男女同学后，打情骂俏呀，始乱终弃呀，女孩子怀孕堕胎呀……闹得学风败坏，不成体统，因而反对男女同学，是“爱护复旦”。……他还说开放女禁，设备上和管理上要添许多麻烦，还是专收男生，当可办得更好；并说美国大学开放女禁后，每况愈下。原来他以美国资产阶级大学生极其腐朽的生活方式来看中国，这与他几乎以美为师的思想作风又是分不开的。复旦男女同学后，极少发生乱搞男女关系的丑闻，更没有像美国大学那种伤风败俗的坏事发生。
聘任的校董
国民党统治时期，原任复旦校董如伍廷芳等老人约有半数先后去世了，李登辉乃聘请孙科、吴铁城、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头目为校董（陈立夫和张道藩两人是复旦早年毕业生余井圹拉来的，余井圹本人也充当了校董）。李登辉想利用他们，不愿被他们利用，自命为“无党无派”，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他以为有了几位文教界和实业界的校董，再添聘孙科、陈立夫等人是“应时制宜”，这样充实校董会对复旦“有利”。他又以交通银行总裁钱永铭（新之）为主席校董，说是为便于筹募经费云云。但复旦教职员，与四大家族关系较密的却少得很，而有许多进步教师和民主人士，如洪深、郑振铎、张志让、陈望道、顾仲彝、王造时、丰子恺和费巩等。（其间大部分都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接到过恐吓信。）李登辉同情进步教授，有不少人长期被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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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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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时杜月笙为中国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和上海中汇银行董事长。他以资助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为由，托钱新之出面，要李登辉聘他为“复旦大学校董”，李在学校缺少固定经费而力谋充实设备之际，也允许照聘了。
授予孙科“法学博士”学位
听说朱家骅想抓复旦，企图充任主席校董，以便把持这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李登辉极不愿让复旦落在“党官老爷”之手。认为朱家骅决非真心办学之人，倘来主持校董会，那将使学校多事，前功尽弃，乃决计拒朱。他得知朱与陈立夫矛盾很深，于是他除邀陈为校董外，还进一步拉孙科为挡箭牌，以免朱暗中破坏复旦。
辛亥革命前，李在南洋群岛早与中山先生相识；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曾为复旦第一任董事长（即主席校董），因此孙科对李比较尊敬。李即请孙科为复旦校董，又在一九三五年复旦三十周年纪念典礼时，仿效欧美大学举行重大典礼时赠送名流学者“荣誉学位”的办法，授予孙科、于右任、钱新之、江一平等四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作者应邀赴沪，参加母校三十周年庆典。但见国民党京沪“要人”与文教界、工商界名流巨子，齐集江湾复旦，参加纪念大会。当时复旦操场上，鼓乐齐鸣，孙科与江一平等穿着“博士装”绕场一周，然后进入礼堂（于右任因事未到，电告李登辉祝贺母校三十周年纪念，并领谢“名誉学位”）。李登辉在主席台上致词，宣读贺电，授予孙科、江一平等“法学博士”证书。
次日沪宁各报发表复旦三十周年典礼授孙科等名誉“法学博士”新闻后，国民党文教部门的权贵朱家骅，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对李登辉此举表示不满，说私立大学尤不应乱赠“名誉学位”。接着，《时事新报》对李登辉此举，予以批评，说他“滥施国家名器”，讥讽为“复旦博士”。
蒋宋夫妇的“外宾”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用基督教仪式，请牧师余日章证婚。李登辉因为与宋父宋耀如及余日章均为旧友，曾应邀观礼。蒋宋结婚后，以宋父早年和李系海外旧识，而把李作为老长辈看待；并以李办学悠久，颇有声望，为表示“敬老亲贤”，所以每次自宁到沪寓邀三五“社会耆老”叙会时，总请李也去一叙。宋美龄崇美亲美，满口美音的英语，而李也照样用英语会话，甚至同蒋介石谈话，也得由宋美龄为之翻译。蒋非但不以为怪，而且礼貌有加。宋美龄接待他活像接待一个外宾。李登辉每次回来时，对亲近者叙述与蒋宋夫妇茶叙情况，往往说“为了复旦，总算又去敷衍了一番！”后来蒋介石忙于反人民的内战，无暇再搞什么“敬老亲贤”；而李登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也不再与蒋宋夫妇交往了。
拒聘朱家骅为校董
李登辉对当时国民党头目多事敷衍，独对朱家骅十分讨厌。始终不聘他为校董。笔者（仲华）由复旦同学会按照校董会章程选任为校董之时，李曾谈及“朱家骅是地质学博士，为什么不好好从事研究，在为祖国建设上力谋发展，却喜欢做大官，争权夺利，还想来抓复旦校董会？大概他以为把私立大学当地盘，可一劳永逸吧？我们辛苦经营了三十年的学校，决不欢迎他这种人插手……”
一九四七年春，笔者（仲华）因事赴沪时，曾到华山路蕊村去看望李登辉老师。这时他已退休有年。师母和他的儿女都早已去世了。有一位跟他几十年的老校工徐福，在服侍他。徐福早就认识笔者，一见之下，就登楼去通报他：“朱仲华来看老校长。”他七五高龄，听觉已差，误听为“朱家骅”，立即严词拒绝，说朱家骅还来搞什么？叫徐福回报，“有病不见。”徐福高声向他说明“是绍兴人朱仲华，即老学生朱承洵，不是朱家骅！”他才下楼接见，并对笔者说：“刚才我听错了，以为那个讨厌的朱家骅又来找麻烦了。我说不见，哪晓得就是你老弟，哈哈……”我们相对大笑。
全心全意为教育
李登辉先生自一九○七年在沪与教会学校“清心女学堂”毕业的汤佩琳结婚后，所生育的三男一女，先后死亡。至一九三一年汤夫人病故后，他孑然一身，晚景凄清。有些复旦师友常劝他续娶。他说，他寄托精神于宗教，专心事业于复旦，把学府当作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也就是了。他生活俭朴，不置产业。文艺界著名剧作家顾仲彝在沪曾与李为贴邻，他在《李老校长给我的印象》中说：“他穿的衣服，大半还是二十年的旧东西，衬衫上满是补丁，裤子短得袜统露出一段，大衣袖光得发亮。他在家的小菜只有一荤两素，有时外加一碟花生米。每月节余的钱，捐给孤儿院等慈善事业了。他说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就可以无求于人了……七月三十日，他起病前，早上我还去谈话。拙编《大学近代英文选》的李先生序言，就在那天他签的字。……他同我谈到时局，对现状很不满（笔者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掀起内战，特务横行，乱抓乱杀）。不过他要求我不要向外发表，不然，人家会套上一个帽子给他。……他鼓励我终身为教育事业努力。还说戏剧电影也是教育，说他看过我编的《三千金》，教育意义很大……”李登辉的思想和生活作风，确实如此。他重视教育而鄙视财产；热爱祖国而厌恶官禄。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汪云史陪一个大学部毕业的同学去请李写封信给校董于右任谋事。李不肯写，当面回复说：“你在当教师，不愿当了，想去做官；我可不愿保荐你！复旦学生当什么部长、大使、委员、厅长的已经不少了。我依旧教我的书，终身教书很满意！你功课很好，还是回去教书，为国家培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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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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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持私立复旦大学四十年。最后一次对复旦师生的讲话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复旦举行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毕业典礼上。那时复旦已改为“国立”，他也早已退职。复旦同学会在上海江湾母校建造了“登辉堂”，以志纪念。那一次毕业典礼即在当时新落成的“登辉堂”楼上举行。校长章益请老校长莅会讲话。据那时服务于上海出版界的复旦校友何德鹤在《现实》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一代师表李腾飞》说：“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说是在今年七月五日复旦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同学说了这几句话：你们现在穿的Capandgown，中国名词叫做学士制服。你们穿过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了。更应当对国家有所贡献……Capandgown的来源，起于欧洲古代的传教士，是由传教士的服装改变而成的。以前欧洲的大学，起初只是研究神学的地方……一个传教士应当有服务的精神和牺牲的勇气……一个大学毕业生与传教士不同，但是，更加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现在，我们还需要一致团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国就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何德鹤这篇文章里还记述着：“李先生自奉俭约，不事资产……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的侄辈等打开他的保险箱一看，空无所有！”
李登辉一生培植出来的学生，数以万计，服务于各省各界的人才极多，仅就教育界而言，充任过大专校长的即有十三人之多，姓名如次：竺可桢、胡敦复、郭任远、罗家伦、何世桢、程天放、吴南轩、章益、黄季陆、黄华表、曹惠群、裴复恒、章渊若，其中极大多数是复旦毕业生，少数是肄业生，个别是清末李兼教中国公学时的学生。可是罗家伦、程天放、黄季陆等人都没有像李老师那样安于教育。
其中章益（安徽滁县人）复旦毕业后，由李登辉留任附中教员两年。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学时，向李请示告别。李问他：“欲习哪一科？”答以“政治”。李不以为然，鼓励他改习教育，并说将来学成回国，可为母校发展教育系，为国家多培植师资；推进教育事业，实为重要使命云云。章谨遵师命，赴美后专攻教育与心理。一九二七年回国时，李即邀为复旦教育系教师，并加以培养，由副教授而教授而教务长（一九二七年章曾与南京上海各大学教授孙本文等联合发表《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当时上海文教界称为《十教授宣言》。《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均有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内迁重庆，两年后改为“国立”。章益由教务长继任校长。李年迈退休，致函说：“得子继吾衣钵，吾无憾矣！”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章常趋李寓请示办理接收校产与复课等事宜。有时适有其他宾客在座，李就举当年鼓励他改习教育的往事，笑以语客，还叫他（章）也终身为祖国教育事业服务，当抱着牺牲的精神，不求利禄云云。章先后在复旦服务二十多年。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他，照顾他，安排他继续高教工作，近在山东师范学院为专任教授，是民革成员。
临终前犹望祖国统一与和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间，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以致各大学师生，生活非常困难。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米价已涨到法币三十万元一担，而大学生每月公费却只有法币五万元。每日菜金合法币七百五十元，只可买两条半油条。当时交大、复旦等学生，忍无可忍，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复旦与交大两校教师即举行罢教，支援学生的斗争。章益等告知李登辉，李表示同情支持，说学生和教员都干得对！当时，李双目已有些模糊，听觉也很差，但仍很关心学生运动。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晚上，李突然在华山路寓所中风，经医疗后，卧病三月余。其友好及复旦师生颜惠庆、邵力子、陈望道、张志让和章益等多往探视。他一再询问国事，反对反动派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希望和平。即时笔者（于德）在上海北四川路中联公司主办文书工作，例假日前往探望。他住在一楼一底的旧式房子里，陈设简朴，病榻呻吟之间，还垂询“国家还能统一与和平吗？”七五老人，在衰病中还这样关怀国事，热望祖国的和平统一，令人感动不已。
他的病迭经医疗，延至十一月十九日下午突变肺炎，终于与世长辞了。二十一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大殓时，笔者等前往致祭。复旦老校董颜惠庆、王宠惠、钱新之、邵力子等及上海各大学校长都去参加殓典。“立法院长”孙科，“上海市长”吴国桢，“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等也纷纷赶到殡仪馆瞻仰遗容，表示“敬悼”。陆续前往吊唁者达五千余人。殓典时颜惠庆讲话。他说，“李氏终身从事教育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是华侨，在国外深感华侨备受压迫的痛苦；二是百年前‘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回国后建议李鸿章‘教育救国’，主张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中国第一批官费生一百二十名，就是由容闳率领出洋的）。李先生受他‘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很大，但主张在国内多办大学，不必大批地出洋留学。三是李回国时严复在青年会讲《天演论》，南洋公学及爱国学社也都在主张维新改革。他受了时代环境的影响，就决心终身办学了。”继由邵力子先生讲话，略说：“李先生爱国爱民，在清代主张赶办教育，提倡科学。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即主张团结牺牲，抗日救国，带头捐输整月的薪资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胜利后，他老人家又主张和平，临终前还期望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这正是爱国家爱人民，时代精神的表现。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不会离开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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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培：中山大学39年见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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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它诞生在大革命的时代，孙中山先生为建立革命教育的基础，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在革命上作为造就科学建设人才的根据。为纪念创校伟业，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本人在校服务连续了三十九年，想把亲身经历和历年在日记、笔记所录作一系统的整理，使革命学府的史实具体地编写出来，以供学者的研究参考。
孙中山先生创办广东大学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系孙中山先生手创的，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合并国立广东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成，分设文、理、法、农四个本科；文、理、法、农、工五个预科，暨附属师范和中学、小学，八月组成，九月开学，十一月十一日举行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中山先生亲临致训。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创校宏规，于一九二六年七月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回溯合并几校的前身，也有悠久的史迹可述。
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溯源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两广速成师范馆之创立，继办初级师范简易科，旋改为两广师范学堂，王舟瑶为监督。翌年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建新舍于广东旧贡院，分设文学、史舆、数理化、博物四科，四年毕业。并附设体育专修科及小学。宣统二年七月，增设附属中学。翌年一月又增设附属初级师范。一九一二年二月，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嗣归国立，黄锡干为监督。七月唐萱继任校长。十二月金曾澄接任，翌年丁忧去任，廖道传继之。一九一五年增设图工体乐专修科，一九一七年成立童子军；一九二○年金曾澄复任校长，一九二一年附设国语传习所，并于文史、英语、数理化、博物四部外，增设社会科学部，以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金曾澄去任。十二月邹鲁任校长；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大礼堂举行改组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那时，孙中山先生由二月起，每周在高师大礼堂演讲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指示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当时本人系高师四年级学生，承校命参加纪录，兼任“高师周刊”编辑，将演讲词在刊内连续登载。
中山先生认定革命教育的创办，是推进革命工作的基本，故命邹鲁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延聘王星拱、傅斯年、邓植仪、何春帆、梁龙、程天固等为筹备委员。本人担任筹备委员会的纪录、文件整理及实施事宜。并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原曰各学部，改为国立广东大学的文、理两科。
广东公立法科大学，溯源于光绪三十一年广东课吏馆的创立，未几改为广东法政学堂。宣统元年建立新校舍，一九一二年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分设法律、政治、经济等科。陈融、吴英华、区大原、叶夏声、张乃坚、何澧文、金章、陈达材、黎庆恩等先后任校长。一九二三年八月改为法科大学，一九二四年二月归并国立广东大学为法科。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溯源于宣统元年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创立。翌年附设农业讲习所及林业讲习所，至一九一七年八月始改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由试验场场长黄遵庚兼任，到一九二○年六月邓植仪接任校长、兼农场场长。一九二四年九月归并国立广东大学为农科。
广东公立医科大学，溯源于宣统元年公立医学校的创立，由达保罗、钟宰荃等医生所办，初设于广州市西关，旋迁南堤，一九一五年冬立案，改名为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一九二四年八月改称广东医科大学，一九二五年七月归并于国立广东大学为医科。
一九二五年初夏，国立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校伟业，准备报请改称为国立中山大学，未几成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处在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下的广东医科大学，以学生柯麟为首的二十多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团结全校同学，反对请求美国煤油大王津贴而断送国家教育权的右派校长李树芬及其后台孙科，签名要求广东革命政府收回广东医科大学并入国立广东大学的斗争；由于斗争力量强大，且事前与国民党左派取得紧密联系，终于取得胜利。
在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后，时约夏季，由高师校方延请苏联党代表、中山先生的顾问鲍罗廷教授俄文，本人亦曾听课，为时虽短，但大家对以俄为师的意义更为深刻。
当时中山先生按照苏联的建军经验，在广州黄埔建立黄埔军官学校，一九二四年六月举行成立典礼，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全体员生应邀参加，我听到孙中山先生说：一边是文学生，将来在革命上要作出科学建设的伟大贡献，建立新中国；一边是武学生，将来在革命上要英勇地彻底肃清军阀势力，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并勉励全体同学，要深明革命主义，努力学习，为消灭反动势力和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言词恳切，至今犹历历在耳。
一九二五年九月，邹鲁北上。十二月陈公博任代校长。一九二六年一月设夜学专修学院。二月，褚民谊任校长。七月，政府命组大学委员会，以顾孟余任主席，旋改为校长，复命戴传贤为校长，戴病由经亨颐代理。是年接收广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以为工业专门部。一九二六年十月戴氏来校又改为委员制，以戴传贤为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维汾、朱家骅为委员。于十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国立中山大学。为了整顿校风，停课一学期，教职员解职重任，学生一律考试甄别，裁撤专修学院。工业专门部和附属中学，拨归广东省教育厅办理。附属小学拨归广州市教育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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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培：中山大学39年见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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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郭沫若在中大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在北伐之前，革命的文化高潮在广东掀起，中山大学聘请郭沫若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文科学长，郭于一九二六年春间南来。而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云常湄等有名学者先后到校任教。办了不少革命文艺刊物，如《学艺》期刊、《五一》特刊等，那时革命文艺气氛，对社会进步青年起了很大影响和鼓舞。
中山大学由于郭沫若的介绍，聘请周树人（鲁迅）为文科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教务处主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到校，住在校内大钟楼，把革命的文化高潮在广州重新燃起，得到当时广大的进步青年极度欢迎和仰慕，认为他是思想的权威、时代的先驱和文艺的革命者。毕磊和本人等，得校方同意，在中山大学发起欢迎会，鲁迅先生在会上曾说：我到这里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许多着手做的事还未着手，许多运动还未展开，特别感到文艺更是沉静得很。并说：我要问广州许多青年哪里去了？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在文艺方面他说，他愿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愿意从旁尽力协助。他认为开展文艺运动，不论对中国，对广东，对青年影响都是很大的。那时，本人在校是负责编辑和出版工作，由鲁迅指导，特征稿编刊《中山大学改革问题专号》以建立革命教育的基础。在鲁迅先生鼓舞下，中山大学员生对研究文学的热望甚为炽盛。那时，本人和林长卿等多人组织了一个南中国文学会，出版定期刊物，名为《南中国》，作为对抗当时反动派在文化领域上的斗争武器，并获得鲁迅的热烈支持和指导。在三月十四日假座惠东楼太白厅开茶会，出席人数甚众，由鲁迅将研究文学经过、运动、研究方法及国内文坛近况，详为叙述，与会者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兴奋。此会由于反动派的叛变，被迫无形解散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反革命政府发动“四·一五”政变，那时，中山大学学生毕磊等多人被捕，鲁迅挺身而出，召开各系主任紧急会议，鲁迅坚决要求尽力做好营救工作，惟多持消极态度，终无结果。继之毕磊牺牲的噩耗传来，就坚决辞去一切职务，他感觉“深深尝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从梦境放逐了。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死亡”。鲁迅在白云楼经过一个时期，还出外演讲过两次，一次是七月间去知用中学演讲，题目是《读书杂谈》。一次也是七月间，去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终于在九月二十七日离开广州，于是广州文艺气氛，重入黑暗时代。
抗战前的国立中山大学
一九二七年三月，举行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学校已复课，并将秘书处改称为教务处和事务管理处，改并预科的各分科为甲、乙二部。同月，茂名稻作育种场成立；五月，医科生理学研究所成立；六月，医科细菌学、病理学、解剖学三研究所成立；同时，恢复校长制，以戴传贤为校长，朱家骅副之。七月，改称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将附属中学、附属小学收归校办。同月，文科语言、历史研究所及理科、心理学研究所成立；八月，文科教育学研究所成立。十二月，议定移校舍至石牌第二农场，以奠定宏远基石。—九二八年二月仍改称国立中山大学。四月，化学工业研究所成立；五月，西南政治分会续拨石牌官地六千余亩；六月，法科编译所成立；八月，附属中学男女分校，大学军事训练部成立；九月，订正组织规程及各学院学则，并改订各学系名称。将中国文学系改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改称为英国语言文学系；数学系改称为数学天文系；地理学系改称为矿物地质系；农艺学系改称为农学系；农艺化学系改称为农林化学系。校务会议改为评论会，决定重要校务。一九二九年二月，接收两广地质调查所；医科药物研究所亦同时落成。三月，理科天文台成立；四月，大学规程第二次修正公布；六月，成立地理学系于理科；七月，成立医科第一医院赠医所；八月，医科解剖研究所落成；九月，组织大学董事会，以蒋中正、胡汉民、谭延■、宋子文、古应芬、孙科、陈铭枢、朱家骅、戴传贤九人为董事，以戴传贤为主任，共负大学建设发展的责任。一九三○年戴校长去任，朱家骅继之。一九三一年六月，朱家骅去任，许崇清继任校长，增设社会学系于文学院。增设土木工程与化学工程两学系于理学院，改称理工学院。废止预科设高中部，又以石牌为孙中山先生指定作本校新址，遂于是年八月开始建筑农学院，院舍渐次落成。
一九三二年二月，许崇清校长去任，邹鲁重任校长。十月，接管广东土壤调查所；十一月，接收广东通志馆。一九三三年五月，公布中山大学组织大纲，将评议会改为校务会议，分设文、理、法、农、医、工六个学院，暨高初中及小学分设校务和事务两处，及其所属各部馆场所。六月，公布各学院各附校学则；八月，成立工学院，并续建石牌新校舍。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在石牌新校举行本校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发行纪念专刊。一九三五年五月，成立研究院，内分文科、农科、教育三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分中国语言文学及历史学两部；教育研究所分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两部；农科研究所分农林植物学及土壤学两部。十月，新校落成，馆舍壮丽，校道宽坦，除医学院和医院仍在广州市百子路旧址外，大学全部迁入石牌新校，高、初中则合并迁入广州市文明路大学旧址，改称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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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培：中山大学39年见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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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山大学为使学生实行乡村服务，俾增进农民知识，特设乡村实验区，以石牌岑村等十乡为实验区，颇著良效。一九三七年一月，推行导师制度，四月，研究院组织第一届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六月，接收国立广东法学院，复接收广东省立■勤大学工学院，筹备设立师范学院，以文学院教育学系归并之，筹备工作逐渐就绪，拟定以广州市文明路中山大学旧校舍为院址。
抗战前期的颠沛流离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人心大为振奋，爱国人民奔走相告，全国人民都卷入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浪潮中。迨一九三八年五、六月，日机滥炸广州，那时，中山大学地处广州东北石牌，踞冲要之区，常为敌机轰炸，对员生安全和教学工作，都无适当的措施，并据报，敌将从惠州、博罗方面登陆，而广州军政当局，竟于是年十月十四日通告疏散市民，预备退却。本校也接教育部电告，即行迁校。校方成立了迁校委员会，由萧冠英主持，本人也参加迁校事宜，弄到最严重关头，于十八日晚上才冲回广州。
当时，校方接到情报，有一部分同学组队参加到东江游击纵队去坚持敌后斗争，东江纵队的组织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生同志，后来与共产党员王作尧领导的游击队合并，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另有一部分同学结队分批步行到云南■江，同时，又有十余批同学到香港乘船到西贡，转到云南新校址。
当时，中山大学决定迁往罗定县，在十月十九和二十两日，分批乘船将人员及公物约一千二百余箱运离穗市，这些公物虽是员工们在危难中抢运出来，也只有三分之一。至十月底全部运抵罗定县。当时据报，广州已于十月二十一日沦陷于敌手。十一月初旬，本校总办事处在罗定城北窗明学校办公；农、法、医三学院分设罗定城内，附属中学则设在对岸塔溪乡；理、工两学院设在郁南县属大湾；研究院、文学院、师范学院和图书馆在罗定县的罗镜，分别择地布置。至十月中旬，正在准备复课，忽接教育部电以汇款不便，另觅桂、滇两省迁校，又择定广西省龙州区凭祥、上金、宁明各县为校址，岂知正在筹备启运之际，又接教育部电知，日敌谋在北海登陆，接近龙州，迅迁滇省等语。因此又改计划，遂于十二月一日结队西行，溯西江而上，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到南江口，七日到梧州，增加员生百余人。十九日，员生和四批公物，均己抵达龙州，决定由龙州乘越滇铁路赴滇，并择定■江县为校址。于二月六日出发，二月中旬全部抵达■江，随即筹备开学，至三月一日复课。
一九四○年春间，滇南物价暴涨，生活程度日高，员生生活顿感困难，及夏，日敌侵迫越南，威胁滇境，时局突告紧张。是年六月间，中枢遂任命许崇清为代理校长，主持迁校事宜，决定迁返粤北坪石，本人也参预其事；惟公物、人员都要经过滇、黔、桂、湘数省，辗转输运，间关数千里。至一九四○年十二月，已全部抵达坪石，经过一番筹措，终于将中山大学总办公厅和研究院均设坪石镇，并续办先修班。这时，先修班与学生审查贷金委员会均设于此。文、理、工三学院分设于坪石附近之铁岭、塘口、三星坪等地；又增设一年级教育委员会于车田坝；医学院设于乐昌县城；法学院设于武阳司；师范学院设于管埠，均属乳源县境。农学院则设于湖南宜章县之栗源堡，一九四一年一月间先后上课。一九四一年七月，张云代理校长。
坪石时期
一九四○年春，滇南物价暴涨。迁坪石后，在一九四二年间常闹米荒，生活极为艰苦。这个环境处在敌伪四面包围之中，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很多员生把衣服、被子、书籍等，以最低价格出售，博取高价粮食，因粮食接济不足，常以野菜充饥，曾有物理系一位教师，因缺粮吃野菜中毒，幸得及时救治无恙。因此，组织员生，爬山越岭，通过敌人封锁到湖南、香港等地运米接济，由于一连串地进行这种艰苦工作，在粮食困难方面，终于克服。
在这些情况下，当时教育部对中山大学员工的薪给问题，有这样的规定：即发给时价的米代金，订定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给予一石的米代金，二十八岁以上的八斗，二十六岁以上的六斗，不及二十六岁的均三斗。又两夫妇在同一机关工作，都在三十岁以上的，一方给予一石，另一方只给予三斗。当时本人和杜定友等五位同事，两夫妇都是在中山大学工作，也都在三十岁以上，就很觉得不值，为了免饿，就相约以集体离婚的方法，在韶光建国日报广告栏登报，才使夫妇各都得到了一石的代米金，这是在痛苦生活压迫下，造成了集体的假离婚的不正常现象。
一九四五年一月之初，警报频传，校方曾几次召开应变紧急会议，至一月十五日，敌踪有自连县东陂窜向坪石的讯息，十六日，据报已侵入湖南宜章县属栗源堡，随即窜扰管埠、梅花等地，坪石业已陷于包围形势，远郊已发生激烈战斗，事出仓猝，中山大学通告紧急疏迁，一部分公物和人员于十七日由粤汉铁路遄赴乐昌县城会商应变办法，惟敌人突至，所运公物尽被焚掠。即于二十一日间道转赴仁化，分驻石塘、仁化县城扶溪等地；其时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已先遄赴扶溪乡复课，惟考虑到仁化地近前线，且曾被日敌窜至扶溪，旋复退出，然终是难于安处的。是时金代校长即派员在扶溪设立中山大学办事处，随率领一部分员生向东陆行，遄赴龙川县。未几，择定梅县为校本部驻地；其他下属单位均陆续迁来。法学院在蕉岭县路亭；农学院在五华县岐岭；工学院在兴宁县东坝朱屋；师范学院在龙川县龙母，均于三月间先后复课。而未赴乐昌、仁化两县的一部分员生，由总务长何春帆率领，于是年一月二十日由坪石突围，循连平公路遄赴连县，曾遇敌踪，幸因应付得宜，安抵连县三江，而继续赴连者甚众。随派员警赴栗源堡及笆篱堡，护送教务长邓植仪及各院员生等抵达三江，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择定晏平图书馆三江西、南、北城楼等处为校舍；处本部和研究院及文、理、法、工、师范五学院，先修班均于此地分别部署；惟农学院则设在连县东陂西岸；医学院则设在连县县城，这是因环境关系，而分别择地设立的。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尚未成立，附中学生来连者，则函介国立第三华侨中学或连州中学等校借读。其时，公推邓教务长兼处主任，订定分教处组织章程，经报由教育部和梅县校长方面核准。又梅连两处均完成教育部于一九四五年秋，分别招生任务。迨至九月二日，抗战胜利，东江梅县本校，连县分校处及仁化区员生等，均于十月间先后返抵穗市，惟连县分教处则奉本校命将在连、坪、临、乐各地所存公物，集中运校，乃分派人员在连、坪两处留守，负责运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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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培：中山大学39年见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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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员到解放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代理校长金曾澄去任，十二月一日王星拱接任校长，积极办理复员工作，续招工、师两学院新生，各院部先后迁回石牌原址，医学院仍在广州市东山百子路，先修班及师范学院附系中学，则在广州市文明路旧校。是年师范学院改制，将所属之国文、英语、史地理化、博物、数学各学系，分别合并于文、理两学院相当学系上课，仅留教育学系并新设体育学系。一九四六年七月，各学院研究所进行改编工作，所属文科、师范、农科及医科各研究所，分由文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兼办。同时，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改为中国文学系及语言学系；理学院数学天文系改为数学系、天文学系；文学院文科研究所，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暨历史学研究所；师范学院研究所改为教育学研究所；农学院农林植物研究所改为土壤学研究所；原有农林植物学部，分拨隶理学院，改称植物研究所；医学院研究所改为病理学研究所；研究部门亦日见完备。惟当时物价逐日高涨，货币无限贬值，人民生活都在困苦动荡不安中。
一九四八年七月，王星拱校长因病辞职，教育部任命张云接任校长，因张在美国讲学，在未回国前，由陈可忠任代理校长，于七月五日接任，恢复附属小学。
一九四九年六月代理校长陈可忠去任；六月二十一日张云接任校长，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向华南挺进。九月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迫近广州，校当局想把中山大学迁到海南岛。校内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反对的，为了保护校产，进步的员生作了护校斗争。十月初，将校本部公物运进广州文明路中山大学封锁于大钟楼上下，严加保卫。而石牌各院系公物，秘密贮藏封存，轮班守护，使敌人无法运出。因此，获得护校斗争的绝大胜利。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下午，敌人炸毁海珠大桥，破坏电厂，是日深夜二时，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接管了中山大学，从而中大得到了新生。
（一九六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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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钢/王增炳：陈嘉庚办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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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站在厦门大学海滨广阔的运动场上，顺着可容数万人的花岗石看台仰视，一排似乎望不到头的碧绿琉璃白石栏杆之上，宏伟壮丽、可供五千人集会的大礼堂巍然耸立，两边黉舍连云，佳木青葱，令人心情开朗，精神振奋。
如果你驱车经过高集海堤，放眼东望，集美学村的崇楼宏宇鳞次栉比，高达十五层的集美中学校舍——南薰楼，和东头“鳌园”里与二十八米高的“集美解放纪念碑”相互辉映，其下波光潋滟，帆影参差，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当你被这仙境般的美妙景色所陶醉的时候，你会为多少青少年能有这样优美的学习环境而感到欣慰。这时，你自然会缅怀起这些学校的创办人——“华侨旗帜”、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先生，一八七四年生于福建省同安县（今属厦门市）集美社（今为集美镇）的一个中等华侨商人家庭里。集美地僻民贫，文化落后，陈嘉庚到九岁时，才入南轩私塾读书。塾师每教了一个多月，照例要回家一月半月，对所教的《三字经》、《四书》等，又从不解说。这样，陈嘉庚虽然就学多年，还是识字甚少。后来，主要靠长期的刻苦自学才提高了文化水平。这使他对旧式教育的缺陷有了初步的认识。青年时代，他看到家乡广大儿童失学的严重情况，就开始产生了兴学的念头。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政治腐败，国弱民贫，教育颓废，不可言状。乡村十余岁之儿童，因失学而结队成群，裸体游戏，那种情形，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每念及此，乃默许自己如力之能及，当以竭力兴学，以尽国民之天职。”
十七岁的时候，陈嘉庚先生首次到新加坡学习经商。当时华侨在国外直接遭受殖民主义的奴役压迫，欺凌轻视，十分渴望祖国强盛，因而热烈支持祖国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先生曾亲往新加坡策划革命工作。陈嘉庚先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爱国思想非常强烈。他相信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必要的，并积极支持这一革命运动。一九一○年，他毅然剪去发辫，表示与清朝政府决裂，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建也于十一月九日光复。陈嘉庚得悉，即召集闽侨开会，议决组织福建保安会，他被举为会长，陆续筹汇巨款到福建，绐当时库空如洗的福建光复新政权以有力的支援。
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陈嘉庚先生决计回国兴办实业和学校。一九一二年，他从新加坡回到家乡，劝告集美陈姓各房停办私塾，联合筹办集美小学校。第二年春天，小学正式开学，定名为集美两等小学。这是他在国内办学的开始。
小学虽然办起来了，但聘请教师十分不容易。陈嘉庚亲自到福州参观了省立师范学堂，看到那里每年只收学生几十名，而且多半是官僚豪绅子弟。闽南学生因路途遥远，难得有入学的机会。他认为要解决师资问题，必须设立师范学校和其他中等学校。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开学了，收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附设男女小学，同时成立幼稚园。中学生只交膳费，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各费全免。为供应经费，一九一九年，他把所有的不动产橡胶园七千英亩和店屋货栈地皮面积一百五十万平方■定为集美学校基金。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继续创办水产航海、商业等职业学校。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间增办了农林学校、国学专科、幼稚师范、乡村师范等学校（后来进行了一些合并）。此外，还设立科学馆、图书馆、农林试验场、医院，等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区，号称“集美学村”。
师范、商业等学校办起来之后，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要从外省聘来，于是又产生了中学师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为了替祖国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材，陈嘉庚又立了创办大学的宏愿。当时我国，尤其是福建，高等教育是异常落后的。这一时期，陈嘉庚的企业发展顺利，盈利有所增加，他表示要把这些盈利，除留一部分扩大资本外，“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一九一九年，他又从新加坡回到厦门，积极筹办厦门大学。这时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我“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拟“创办大学校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民心未死，国脉尚存，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再一次表明了他的热心办学是和强烈的爱国思想分不开的。在发起人会议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年付款总数达三百万元。一九二○年，他邀请蔡元培、郭秉文、余日章、黄炎培、叶采真、邓萃英等人在上海开筹备委员会，举邓萃英为校长。一九二一年三月，设立“师范”、“商学”两部，在厦门及南洋各埠招收新生九十八名；四月六日，厦门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学。次年二月，厦大由集美迁到新校址上课。不久就发展成为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的各方面都相当完备的闽南最高学府。
此外，在闽南各地，陈嘉庚先生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这些小学都是当时比较完善的学校，在当地起了一定的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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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钢/王增炳：陈嘉庚办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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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先生对于侨居地的华侨教育事业也很热心。当他初到新加坡的时候，海外侨胞子弟华文教育还只有落后的私塾。早在一九一○年，他就在新加坡倡办道南小学，这是他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开始，也是海外侨胞新式华文教育的先声。接着，他陆续兴办或支持兴办了崇福女学、爱同小学、水产航海学校、南侨师范、南侨女中等学校。一九一九年，他鉴于新加坡还没有一所完善的华侨中学，就邀集当地华侨人士，倡办规模较大的新加坡华侨中学，这也是全南洋的第一间华文中学。
陈嘉庚先生办学，纯粹出于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既非利用办学作为营业上的宣传，也不是依靠学校进行政治上的活动。当然，陈嘉庚先生实际上是一位明辨大是大非、跟着时代不断前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办学，完全是为了祖国的进步和富强，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的。
陈嘉庚先生的办学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很多困难的。他的办学实践说明了他不愧是一位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教育事业家。
在开始办学的时候，如觅地建设校舍，延聘校长、教师，等等，遇到不少困难，陈嘉庚先生躬操力作，多方设法加以克服。在筹办厦门大学的时候，他亲自选择校址，参加校舍设计，多方物色聘请校长及主要教师等。现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风景优美，场地开阔，以郑成功演武场旧址为中心的有历史意义的校址，就是他亲自选定的。在校舍设计方面，现在仍然是全校中心的“群贤”、“集美”、“同安”、“囊萤”、“映雪”五座大楼采取“一”字形排列，就是他当时考虑到学校日后的发展，而修改了上海美国工程师设计的结果。此外，他还托人从国外买来许多图书仪器。甚至做家具用的木材也是他从南洋买来的红木，制成器具，结实耐用。
集美师范和其他各校开办的时候，师资十分缺乏，本省很难延聘。一九一七年兴建校舍时，陈嘉庚就函托上海江苏第二师范校长代聘校长和教师。一九一八年，又特地托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代为物色各校校长和教师。一九一九年，水产航海学校成立，当时中国水产航海及渔捞师资奇缺，嘉庚先生亲自函请上海吴淞水产学校选派学生前往日本留学，一切费用都由他负责。当时嘉庚先生对学生说：“我国沿海线很长，国防及海产都很重要，希望你们认真学习。”由于他注意选择校长和教员，加上经费充足，几年内集美学校不断发展，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气，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使得当时的南北政府都正式承认集美是“和平学村”，争得了不驻扎军队和免纳田赋及各种苛捐杂税的待遇，为学校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学校初具规模后，正碰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风暴，在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倾销的双重袭击下，陈嘉庚先生的企业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维持厦大和集美学校的经费日见困难。一九三○年，一些亲友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他坚决不肯，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一九三二年，当他的企业陷于极度困难时，外国某垄断集团要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而加以“照顾”，提出以停止维持厦集两校为条件。他断然拒绝，说：“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后来，他的企业因失败而收盘，他在一九三七年不得已把厦大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办，改为“国立”；但仍多方筹措经费，维持集美各校的原有规模。
抗日战争爆发，集美校舍遭日寇飞机大炮轰炸射击，毁塌大半，而南洋汇款又极度困难。一九四二年嘉庚先生逃难印尼，侨汇断绝，但仍没有使学校停办。一方面在逃难前通过各种办法继续汇入办学经费；另一方面各学校分别迁至安溪、南安、大田等地后，尽量节省开支。抗战时期教师更难请，为了能请到好教师，保证教学质量，学校仍然做到实际工资不低于公立学校，以保障教师的基本生活费用。教师们在嘉庚先生办学精神的感召下，为了帮助学校克服困难，自愿降低工资。这样，终于度过了八年抗战的难关。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上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一九四○年，他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回国慰劳视察团”回祖国慰劳抗战军民，实地的考察使他看清了蒋介石集团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真相，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区无限敬佩和向往。从此，他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一直坚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集美。这时校舍疮痍满目，破烂不堪，陈嘉庚先生又为筹款修复校舍煞费苦心。当时学校负责人要接受美国“救济物资”修复部分校舍，他严词拒绝。从一九四六年起，学校又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的艰苦时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集美，学校被迫延期开学，校舍及教学设备被破坏。尽管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遭受严重摧残，但是一直没有停办,终于坚持到了解放。
陈嘉庚先生克服一切困难，坚毅顽强的办学精神，在社会上，尤其是广大华侨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少华侨在他们各自的家乡也创办了许多学校，使华侨兴办教育事业蔚然成风。闽南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如国光中学和小学、荷山中学和小学等，都是受陈嘉庚先生的鼓励和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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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钢/王增炳：陈嘉庚办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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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了，伟大祖国开始走向繁荣富强，陈嘉庚先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决心定居祖国，以其晚年为祖国建设服务。
解放后，厦门大学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陈嘉庚庆幸厦大的新生，十分关心厦大的建设和发展。他认为厦大应该办成东南亚地区一所知名的大学，还要培养华侨学生。他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对国家的教育措施和学校的校务都采取信任、支持的态度。他自己则专心考虑学校的建筑计划，请人绘制图样，亲自审查研究，并大量投资建筑校舍。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由他经手筹措建筑的就达五万九千零九十五平方米。这些建筑中有大礼堂、图书馆、生物馆、物理馆、化学馆、教工宿舍、学生宿舍、游泳池、大操场，等等。尤其是耸立在海滨大操场看台上方的以大礼堂为中心的五座大楼，构成了壮丽的景色和宏伟的气势。
至于集美学校，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经费问题不复存在。解放初期，政府各有关部门不但在教学上负责掌握全面的领导，而且对学校的经常费、仪器设备费，还给予部分补助，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全部负责。此外，还拨了七百九十八万余元，在嘉庚先生亲自主持下进行修建扩建。陈嘉庚先生以八十高龄，每天扶杖步行数华里，巡视各处工地。后来在北京卧病时，还通过书信、电报、电话来指导工程的进行。
嘉庚先生一心要把集美这个著名的学村建设成为美丽的适合于学习的文化区和风景区。解放前先后建立的电灯厂、自来水厂、科学馆、图书馆、医院等，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还新建了福南大会堂和自来水池、自来水塔等。一九五○年，他在集美半岛南端一大片海滩上筑堤围垦，建成三个毗连的海水淡水鱼池，池边盖了各式各样的民族形式的凉亭。每年端午节，就在池中举行龙舟竞赛，平时则作为同学课余划船游览的场所。又在东南海滨开辟游泳池两个。东海滨原有鳌头小岛，建有“集美解放纪念碑”，嘉庚先生又把这里建成别具一格的“鳌园”，内有数百幅内容丰富多彩的精致的石刻浮雕。经过这些精心的规划建筑，集美学村出现了一幅如童话中仙境般美妙的图画。
陈嘉庚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所创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遍布在祖国各个角落，以至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新马等地。嘉庚先生的家乡集美镇，从古老荒僻的小渔村，变成了令人神往的教育胜地。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蜚声各界而有显著成就的，也已指不胜屈。就以水产航海学校来说，多少年来，中国的大江、大河上以及远洋各种船舶的高级技术人材和管理人材，几乎大半是在这里培育的。至于今天已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的厦门大学，近六十年来更孕育出了无数高级学术人才。举世闻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厦大数学系解放后第一届毕业生。今天，耸立厦集海疆的一座座巍峨黉舍，在这里亲沾过教泽的一批批芬芳桃李，不仅是陈嘉庚先生办学精神结出的累累硕果，也是陈嘉庚先生办学业绩最好的历史见证。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途中，让陈嘉庚先生的办学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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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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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学堂和国立暨南学校
清季末叶，全国人民厌恶腐朽的科举制度，开办新学之风甚炽。一九○五年两广总督端方赴欧洲考查教育并宣慰南洋侨胞归来，爰于一九○六年六月十五日创办（筹备）新式学堂，并以“声暨南教”之义，命名为暨南学堂，堂址设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一九○七年春，学堂筹备就绪正式开学，由温秉忠任总理，郑洪年任堂长——当时又叫做庶务长，学生仅印尼归侨林思温等三十人。学堂开办伊始，只设立中学部和小学部，其性质类似今天所设的华侨补习学校。一九○九年杨熙昌接任堂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停办。一九一七年由黄炎培筹备复办，一九一八年改称国立暨南学校，由赵正平任校长，设中学部和师范科（中专性质），从此该校已由补习学校性质过渡到正式培养归侨子弟的学校了。一九一九年中学部（旧部四年毕业）在三年级以上分为文科和理科。一九二○年柯承懋接任校长。一九二一年赵正平复任，是年夏增设商科大学——又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并迁至上海，与当年的国立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科大学，校址设在当时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租用）。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又增设女子中学部，原与东南大学合办的上海商科大学也于是年分立，自设商科大学于真茹，由潘序伦任商科大学主任，并仍附设高中部——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初中部。一九二三年秋，真茹新校舍落成。一九二四年江浙内战，商科大学三、四年级停办，南京部分一并迁至上海真茹。一九二五年春，商科大学复办，并由教育专家姜琦（伯韩）接任校长，当时仍称国立暨南学校。
暨南大学的成长
一九二六年（即民国十五年），由广州兴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平定了上海、南京之后，到一九二七年秋，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时，当时在上海真茹的国立暨南学校便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把原有的商科大学改组为商学院，并加办文学院和理学院。一九二八年又继续加办教育学院和法学院，仍附设中学部，其中高中部设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农科，初中部则不分科，当时由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命郑洪年为校长，直至一九三四年（即民国二十三年）郑才辞职并赴南洋考察教育，遗缺由教育部原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代理校长职务。一九三五年夏才正式由何炳松接任校长。直至上海沦陷后，于一九四一年迁校至福建省建阳。抗日战争胜利复员后，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再迁回上海，迨六月间由李寿雍接任校长。解放后，暨南大学曾一度停办，把相应的院系并入复旦大学。一九五八年，复于广州市恢复办理暨南大学，一九六六年夏起，在十年浩劫中停办了多年。一九七八年秋季, 暨南大学才获得新生。
全盛时期的暨南大学
从一九二七年秋至上海沦陷前夕，可说是暨南大学的全盛时期。因为在这十多年中，不论在教学研究、校园建设、华侨教育事业、体育运动等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兹分述如下：
（1）增设院系和扩充校舍建筑设备
一九二七年秋国立暨南学校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以后，除了把原有商科大学改为商学院外，先后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和法学院，从此，全校共设五个学院，各个学院所设学系和专业也很齐全。如商学院，计有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铁道管理学系和普通商业学系，并在银行学系下设置“国立暨南大学学校银行”，以供银行学系学生实习之用（主要办理小额储蓄存款业务）；法学院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和社会学系。此外还设置了一些较特殊的专业，叫做外交领事专修科，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专业，实开当时各大学设置这种专业的先河。文学院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以英语为主）、历史学系；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学系（并附设师资专修科）、心理学系等。
在校舍建筑设备方面，除原有办公大楼、教学大楼和四大座学生宿舍、学生膳堂、运动场所之外，逐年加建了科学馆大楼、大礼堂，取“任重志远”之义，命名为致远堂，学生宿舍（其中有一座女生宿舍）莲韬馆——总办公厅所在地等建筑物。同时扩充田径运动场（兼作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又修建游泳池和教职员家属宿舍——暨南新村，附属小学、幼儿园等校舍课室设备。
各个学院的教学设备、实验室等也粗具规模，如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标本室和生物实验室、地理图表仪器室等，都有成套设备，供学生实验研究之用。当时的国立暨南大学，被誉称为华侨最高学府。
(2)设立南洋(后改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国立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最高学府，除了招收归国华侨学生就学和重视海外华侨教育事业外，也注意到研究南洋、美洲华侨问题，因此在大学直属下设置了一所专门的研究机构，命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当时罗致了南洋华侨问题专家刘士木、李长傅、张相时、温雄飞等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并以刘士木为主任，研究内容为南洋、美洲华侨居留地的文化教育问题，并介绍各该侨居地的历史、地理——尤其是着重在商业经济方面和工商实业的实况。该部当时主编有《南洋研究》季刊，并编印《南洋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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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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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开过南洋华侨教育会议
国立暨南大学于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间曾召开过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会议地点就在大学校园内，出席者除当年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和大学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法属安南(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及菲律宾、暹罗(今泰国)等地的文化教育界华侨知名人士、中学校长、小学校长代表等；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也分别派员参加。会议中主要研究华侨中、小学教育制度，教材、教学方法等有关华侨教育的问题。
(4)出版《国立暨南大学学报》并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团体进行学术研究
国立暨南大学曾出版过《国立暨南大学学报》年刊，作为全校性的师生学术研究刊物，同时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有关学术性的学会，进行学术研究，当年计有菲律宾华侨学生会主编的《菲律宾研究》刊物，《会计学报》则由会计学会出版，《经济汇报》则由经济研究会主版，这些刊物刊载在校学生作出的学术研究论文、调查报告分析和翻译外国有关学术资料，印刷费除招登工商企业广告挹注之外，不足之数均由学校补助。
(5)培养华侨学生体育锻炼的良好风气
国立暨南大学华侨学生对体育锻炼向很重视，校园内的田径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遍布各处，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下午第七、八节课时间，以及星期日上、下午，都有华侨学生在知名的体育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紧张的体育锻炼，在技术方面茁壮成长，其中足球、篮球、田径等项运动，成绩尤为卓著，饮誉于国内外，并为中国国家代表队输送了不少体育健将（另详）。
(6)组织华侨学生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
—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平碧云寺迁移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特派郑洪年为“孙总理奉安特使”，郑氏当时便组织了国立暨南大学一部分华侨学生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
同学遍于海内外
暨南大学的学生毕业后都分赴海内外参加工作，在不同时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分述如次：
国立暨南大学同学在海外 暨南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归国华侨青年，毕业后回到各该侨居地就业者不在少数，他们大都是致力华侨工商企业、文化教育事业、新闻事业和华侨中、小学教育事业，对各该侨居地的工商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有的已在侨居地加入了该国的国籍，参加该国各级政府，成为领导阶层人物或为工商业巨子，华侨中、小学校校长和大学教授等，如马来西亚的周国钧、林金沙，印度尼西亚的温敬松、黄镇邦等皆为各该地的知名侨领，有些同学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担任教授，其中傅文楷还兼任该大学的商学院院长，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张纪歆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在国立暨南大学毕业的，在美国的美籍华裔黄开禄教授，加拿大的加籍华裔黄逸尘总工程师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暨南大学毕业（或肄业）同学。他们在各该国家皆甚孚盛誉，黄开禄、黄逸尘两位同学还多次回来祖国观光和讲学。
国立暨南大学同学在祖国 暨南大学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归国华侨学生，但也招收部分国内学生——其中以归侨、侨眷的子弟为主，这些学生毕业后，除了大部分回到各自的原侨居地参加当地工作外，也有一部分居留祖国参加各项工作。全国解放后，这些同学有的担任侨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各机构的领导工作，如现任中央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林修德，在广东的知名人士秦元邦、蔡演雄、黄长水、蔡世英、黄明慧、梁社焕、彭晓帆、吴楚及贵州大学校长陈希文等。
当年著名足球健将陈镇和在中华民族奋起进行抗日战争期间，投笔从戎，加入了祖国的空军队伍，旋于一九四○年间炸毁日本出云舰时为祖国壮烈牺牲。
强大的体育阵容
国立暨南大学的学生很重视体育锻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这种优良传统仍能保持下去，并且有所发展，其中尤以足球、篮球、田径等体育队尤为突出。
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 暨南大学足球队是饮誉国内外的一支足球劲旅，在江南八大学足球锦标赛中，历年以来，几乎是绝对冠军。交通大学和光华大学两支足球队，虽也属强队，并曾一度与暨南大学足球队鼎足而立，但亦稍觉逊色。约在一九二九年间中国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曾远征菲律宾，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坤甸（今印度尼西亚），法属安南（今越南、老挝、柬埔寨）、暹罗（今泰国）等各大都市，均载誉而归。当年的足球队教练是梁官松（著名的足球老将），队员中以谢全和、冯运佑、江善敬、庄世鸿、刘始赞、陈家球、陈镇和、符和萱、陈秉祥、陈镇祥、蔡今才、罗海光、梅洪宝等为主力。迨徐亨、徐亚辉、戴麟经等先后进入国立暨南大学后，足球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劲。这些队员多数是归国华侨学生。当年上海市租界林立，历年来都举行上海国际足球友谊比赛，在许多外国雄劲的足球队如英格兰队、苏格兰队、葡萄牙队、法国队和犹太人组织的犹太队等群雄逐鹿之中，国立暨南大学能以一间大学组成的足球队于历年上海国际足球友谊比赛场上，名列前茅，诚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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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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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队员中陈镇和、冯运佑、徐亚辉、戴麟经、陈家球、陈镇祥等曾先后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历届远东运动会，其中陈镇和、徐亚辉更为出色，他们曾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队教练余衡之也以中国足球队教练的身份参加是届运动会。会后，中国足球队在余衡之教练率领下，远征西欧——法、英两国。
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在江南八大学篮球锦标赛中，虽有高大中锋李城元和远近投篮准确的神射手黄兆霖等猛将，但在当年还赶不上拥有国手欧阳旭辉、谈达骅、倪光祖、孔广益等的持志大学篮球队。因此，在江南八大学锦标赛中始终徘徊在第二或第三的名次上。后来，菲律宾华侨篮球界名宿将陈掌谔担任国立暨南大学体育主任，从此该队在著名教练的领导下，勤学苦练，普及提高兼筹并顾，到三十年代初期，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的球艺、技术水平均得到飞跃进步和提高，在江南八大学篮球锦标赛中，屡获冠军称号，与当时的足球队齐名。该队基本主力队员为蔡演雄、王南珍、尹贵仁、韩振元、邝耀雅、徐亨等，其中蔡、王、尹等三同学还代表中国篮球队出席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国立暨南大学田径队 国立暨南大学田径人才辈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短跑的钟连基、郝春德，撑竿跳高的曹裕等都是誉满申江的运动健将。到三十年代，撑竿跳高运动员符宝庐，短跑运动员傅金城先后进入国立暨南大学，在江南八大学田径运动锦标赛中，该队成绩更为出色。其中郝春德、傅金城（短跑）、符宝庐（撑竿跳高）等代表中国田径队出席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教练沈昆南则以中国田径队教练身份参加是届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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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圣约翰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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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相混乱。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藉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F.L.HawksPott），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顿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像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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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圣约翰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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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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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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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私立金陵大学，创办近一个世纪以来，培育了很多人才。金陵大学的许多校友分布于国内外，在各个领域内发挥所长，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其中在南、北美洲，金大校友有三四百人；台湾也有四五百人，分布于政治、实业、文化、教育、农业等各个方面。比如，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台湾农业界中的大部分骨干为金大农科毕业生。旅居国外的金大历届校友，在不少地方有校友会组织。去年夏天，我应在美校友的邀请，远涉重洋，前往访问，会见了美国各地不少的金大校友会同学，昔日莘莘学子，今已两鬓斑白。近年来，不少侨居国外的校友，出于热爱祖国，陆续回来讲学、访问，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我这个老校长，也关切备至。
我今年九十五岁，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纵有“科学救国”抱负，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共产党励精图治，祖国春风骀荡，特别在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出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宏图，举国上下，气象万千。我年事虽高，逢此盛世，深受鼓舞。
我青年时在金大前身汇文书院附中读书，后入金大直至毕业前后达十年之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一年，我重返金大，由教授至校长，又历二十六个年头，与金大的历史渊源很深。现在加忆一些亲历目睹，作简略叙述，因时日久远，疏漏、片面之处在所难免，希识者匡正。
创办经过
上世纪末，所谓“泰西各国”鲸吞蚕食，加紧对我侵略，我国国势日蹙。他们凭藉不平等条约，各自在华攫取特权，西方各式人物蜂拥而至。当时，美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甚多，他们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创办学校，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十三所高等学校(即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最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所。在旧社会，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之一，向由美国教会选派美国人担任校长。
金陵大学由南京汇文书院等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先是美国教会中的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相继派出传教士，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其中开办最早的是汇文书院，创建于一八八八年，距今已近一个世纪。院长就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英文日报》及《亚洲文会》杂志的福开森(J.C.Ferguson)，他与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航政大臣盛宣怀及一些北洋官僚频有往来。此人来华时不过二十岁左右，原是南京地区的一个传教士，操一口南京话，精通中文，活动能力很强。他很早脱离教育界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汇文书院院长待遇不高。去职后受盛宣怀之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居中国六十年，对东方，尤其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兴趣很浓，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甚丰，后悉数捐赠金陵大学。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开森被日人囚于集中营，后美日交换俘虏，返回美国。一九四五年病故。
我于一九○五年入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汇文书院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中学部又称“成美馆”，大学部称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一九二八年立案后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馆即医科，曾办有鼓楼医院。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平凡的一九○○年。这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当时长江下游虽没有像直隶、山东那样处于风暴中心，也是风声鹤唳，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同样受到了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冲击。这时，美国传教士也开始对在华办学重新估计。为了适应中国的现实，从多方面改变中国人对美国教会的感情，教会学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及办学水平，而三个书院分散，既不利于管理，又不利于提高质量及扩大教会的影响，几经酝酿，一九○七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一九一○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又合并为一，定名为金陵大学。
合并计划的第一步是购置土地，扩充校舍。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设计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和基本土木外，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一九一○年开始设计、动工，至一九一五年秋，长达五年始部分落成。建成后的金陵大学校舍，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十分宏伟，基地面积达二千多亩，与鼓楼巍然并峙，为当时南京最大之建筑。
基督化教育
金大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因此，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每逢礼拜，师生必须参加。后来，除本校师生外，不少校外教徒也加入了礼拜行列。基督教义为许多人所接受。
合并前，学校最高行政管理权操于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差会干事之手，合并后，中国籍的教职员工人数虽有增加，但行政领导、各科主任、系主任及主要教职员仍为美国人。原来的文理科有所扩充，增加了几个系，医科停办。一九一四年成立农林科，后又增设农业专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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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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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的经费，开始时多仰赖美国教会拨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还另给津贴，但学生还是寥寥无几，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洋鬼子”办的洋学堂，心存疑虑，多不愿送子弟入学。后来，西风东渐，家长们开始改变看法，把子女送入教会学校求学的逐渐多起来，学校开始对部分学生收取学费，我就是在开始收费后进去的。
教会学校重视英语，这对教师、学生都一样。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五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在课本方面，除去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全部采用英文，连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运动员的口语、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也无例外。我是学化学的，必须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修辞学、英国古典文学。由于一系列的强制措施，金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三十年代华东四大学（金大、圣约翰、东吴等校）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金大常占优胜。除英语外，学生对其他学科也能勤奋学习。写到这里，使我想起辩论会上的特殊现象：其他学校师生都是西装革履，而平时既穿西装、也穿中装的金大学生，在辩论会上一律长袍马褂，满口流利英语，一般学究打扮，直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我这个校长，在金大二十多年，从未穿过西装，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率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金大很多教授也穿中式服装。
金大教学用的教材、图书杂志、仪器设备乃至有些生活设施，有一时期也从美国运来。一句话，从行政到教学，很少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现象至一九二八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后才开始改变。教授当时皆为美国传教士，只有教中文和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才聘请华籍人员。中美教职员的待遇有很大差别，等级高低也很明显。华籍教师中出过国的比未出过国的高。
金大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对学生要求不论学习上还是品德上一向从严。三十年代初，各省兴办大学，师资咸感不足，金大毕业生多为征聘对象。高等学府是这样，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学机构，也有金大校友跻身其间。当今积极工作，以期为人类社会贡献力量的金大学生，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时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A.J.Bowen)，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是美国人夏伟斯(G.W.Sarivis)。夏伟斯在金大推行一种美国式的计分制，即五等制，如一班十个学生，必须按照一等一人，二等二人，三等四人，四等二人，五等一人的比例计算成绩，并硬性规定五等生开除。结果很多学生不来了，教授们意见纷纭，有的公开进行抵制。后来被迫取消。如华籍哲学和中国文学教授刘伯明，对此即表反对。这位刘教授是一九○九年金大文科毕业生，是中国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位爱国学者。他在金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热爱祖国古典文学，试图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但未能实现。他的教育思想与某些美国传教士格格不入，又对外籍教师的一些生硬作风不以为然，遂愤而辞职，受聘去国立东南大学担任副校长。刘伯明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为人所熟知。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学，他们来到金大，不仅为了学习外语、科技和书本知识，他们有抱负，有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学校前途。所有这些都是随后由中国人当校长的精神准备。
由于当时金大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校长和主管财务人员，都直接由美国教会指派。主管财务人员初称司库，立案后改称会计主任。坐这把交椅的是美国女教士毕律斯。她来华时才二十岁左右，解放初离开南京时，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献身精神、精明能干的老小姐。一九二七年我当金大校长后，她是配备给我的英文秘书。
动乱中接任校长
一九二七年，我国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统治。“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天动地，一向被称作“睡狮”的中国人民觉醒了。北伐军气壮山河，一举攻克南京，南京城内新旧交替，一时显得纷纷扰扰。市上盛传国共合作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这使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纷纷作离去的打算。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那时，原文理科长美国人夏伟斯已回美国，我正暂时代理文理科长职务。包文耳闻目睹，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认为校长一职，还是中国人出任为好。为此，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源渊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包文再次对我提起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久，金大所有的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七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至此，金大开始在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校务会初设委员五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公推过探先为召集人。后来出于需要，委员名额增加到十一人。同年十一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我当上了金陵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金大完成历史使命时为止，前后共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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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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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未正式担任校长之前，我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国民党仿照法国的大学院制，实属教育部)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等问题。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我认为在我国办校，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次年即一九二八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继金大立案之后，其他教会学校先后呈请，其中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美国传教士持怀疑态度，一直拖到一九四七年涂羽卿担任校长后，始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两次集会，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有自己选课方便的学分制，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文、理、农三个学院
金大原设文理、农林两科，立案后扩充成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以符合国家大学至少三院的规定。文学院设立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等八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如社会服务深入社会基层，为妇女、儿童服务，同时还关注南京人力车夫的福利；经济系以合作经济为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友好人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领导下，文学院许多师生参加了“工合”工作，到各地协助开展“工合”并开办“工合训练班”，我本人在成都时，也曾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是宋庆龄)。一九四四年我去美国考察时，曾在华盛顿做过有关“工合”的报告，呼吁国际友人给“工合”以更多资助，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文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学院除原有课目外，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后来又增设化学研究所。抗战期间，理学院鉴于公路交通之重要，汽车技术人才缺乏，又添设汽车专修科，前后举办七年，直至抗战胜利复员返回南京始告停止。
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早、历史长。从一九二二年开始，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客观需要，还办过二年制的电化教育专修科、三次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化教育内容包括教育电影的翻译、制作和幻灯片的制作、发行。电化教育摄制人员的足迹遍及上海、北京、江苏、安徽、河南、江西、山东、河北、绥远、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市，拍摄各种有关地理、工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教育电影，到全国一百多个点巡回放映。有一年日全蚀，理学院院长曾偕同中国天文学家组成的观测队，前往西伯利亚、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摄日全蚀电影，后又制成《日蚀》教学片一部，对群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金大内迁成都时期，每周一次露天放映教学电影，经常有许多人观看。
除文、理学院外，原来的金陵神学院与金大脱钩，本着信仰自由的精神，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集会改为自愿参加。在此时期，教学方针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我个人提倡学生思想自由，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团契、讨论会、读书会(有宗教的，也有非宗教的)，旨在了解社会实际，接受进步思想，因此，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金大农学院历史悠久，初创于一九一四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先河。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师生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的农村，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其他如教学、研究也卓有成效。金大校誉鹊起，闻名国内外，农科是一主要因素。
一九一二年，农科斐义理教授向在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黄兴、黎元洪等三十人，吁请赞助规模颇大的农义会，这是使遭受水灾的农民开植荒地、以工代赈、自谋生计的办法，深受孙中山先生等人之赞许。随后又请求提倡造林，经临时政府批准，并规定清明日为植树节(后改为三月十二日)。金大的林科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成立的。当时，北京农商部设立的林业学校已解散，青岛大学林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也告停办，国内大专院校设农林科者只有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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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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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科成立后，在南京、安徽等地购买土地，开辟农场，并在学校附近开办农事实验园，培育新品种，同时接受各省保送的官费生前来就学。山西阎锡山、南通张謇等都曾选送学生前来学农，金大也曾派人前往指导植棉。一九二二年，上海各纱厂为建立棉花原料的可靠来源，曾联合要求并资助金大农学院推广植棉。为此，金大开办了农业专修科、农业推广部，并在各地设立试验农场。二十年代初，美国教会曾派一位教授来金大，专教棉花育种试验，后培育成第一号优良棉种，称为“百万棉”，在江苏、安徽等农村推广。继棉花之后，农科又培育成稻、麦新品种，从事推广，收效不小。
金大农林科立案后改为农学院，下设八个系和一个部：农业经济系、农艺学系、植物学系、动物学系、森林系、蚕桑系、园艺系、乡村教育及农业推广部。另辟农场及试验场多处，其中农艺学系共有总场一所、分场四所、合作场八场、区域合作试验场五所、种子中心区四所。仅总场就有农地一千七百余亩，蚕桑系桑园有二百三十多亩，试验场面积一百多亩，种植桑树数万株，对改良中国蚕桑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农业经济系曾对土地利用情况作过一次广泛调查。截至一九三一年止，调查范围包括辽宁、绥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还曾作过人口调查及水灾调查。对水灾调查的结果，曾细加分析，后交水利和赈济单位作预防水灾之参考。
一九三○年，美国农业部出资，在金大教授美国人卜凯(J.L.Buck)支持下，农学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动员了众多的师生参加，事后写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英文报告(后译成中文，名为《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位卜凯，原为安徽宿县地区的传教士，熟悉中国农村情况，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农村的报告，在美国被视为中国农业专家，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农业顾问。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联合国远东救济总署署长。在金大，他曾倡力“东方文物研究所”，罗致不少名流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语言、语法、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古籍等，前后达二十年之久。
卜凯的前妻就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Buck)。她自幼生长在中国，是一位“中国通”，先后写过五十几部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农村。她曾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大地》(GoodEarth)是她的成名作，曾改编为电影。赛珍珠和她丈夫卜凯在金大任教。卜凯在农学院，赛珍珠在外语系。由于她上英文课时常常夸夸其谈，离题万里，引起学生不满，后来反映到校长室。我转告了学生对她的看法，希望她引起注意，她就被调走了。此事曾引起部分美国传教士对我的不满，他们说我不尊重赛珍珠，“使金大失去了一位朋友，殊属可惜”。我当时也深感不安，但又无可奈何。
根据一九四○年出版的《金大农学院研究设计一览》所载，农学院创办宗旨，在于“授与青年以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业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夫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金大农学院在这些方面，确实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当然，有些属于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要改善、改革，就不属农学院的范围了。
金大农学院培养了大批农业科学方面的人才，在国内农业科学阵地上，金大校友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地有关农业单位和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也多系金大农科出身。农学院历届毕业生，称得上是遍地开花。如在国外，著名的研究烟草的专家、美籍华裔学者左天觉，也出身于金大农学院。左天觉对吸烟及健康问题颇有研究，在减少烟草有害成分、生产无害或少害的安全烟草方面，作出了贡献，为此曾获一九七八年国际烟草协会的最高科学奖和美国政府授予的美国科学奖。目前，他主持美国安全烟的研究与生产，担任美国贝兹维尔农业研究中心的烟草部主任，也是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名誉研究员。去年6月，他回国讲学时表示，要把世界各国办农业教育的长处，提供给中国参考。他说他要为中国的农学院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作出贡献。
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所及博物室
金大对图书馆一向重视，早在二十年代初，农业经济系即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收集中国古今农业书籍及各种图册，编纂《先农集成》及《农业索引》，为搜集、整理我国农业文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图书馆对地方志的收藏，更是不遗余力。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搜集工作抓得更紧。文化研究所附设的博物室藏有殷墟甲骨数百片，包括《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陪嫁女儿的甲骨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名画真迹，如海内仅存的南唐画家王齐翰(晋卿)所作的《挖耳图》，图上有北宋、南宋至清末各代名家的题跋。此图原为端方所有，福开森以巨金从端方手中购得，在福开森众多的收藏中，《挖耳图》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件。
金大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藏、整理，是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H.C.Clemons)、中国教授刘国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大图书，鞠躬尽瘁，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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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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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建成后，在命名问题上曾出现过意见分歧。有人为了纪念在动乱中被流弹打死的金大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主张命名为“文怀恩图书馆”，并在馆前竖立文怀恩的铜像，考虑到金大师生的反帝爱国情绪，结果图书馆落成后，既没有写文怀恩的名字，也没有竖立他的铜像。
西迁与复校
一九三六年，我去美国考察，把已经辞职的原校长包文请回金大，当我的顾问，因当时金大美国教师人数不少，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需要他来帮助解决。他们夫妇两个回来后，果然帮了我不少忙。但终因金大内部人事比较复杂，使我难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虽然我一向对个人得失，特别是经济效益，无所萦怀，但对更好地开展工作，多少有些阻碍。记得有一次，美国教会派了一位年轻的哲学博士来金大担任教育系教授，此人业务平平，却一心想当作家，经常把他的作品寄往美国发表。有一天，他外出拍摄不雅观的街景，为我校同学所见，认为他选拍的镜头是对我国的有意侮辱，要他当众交出胶卷并赔理道歉。此事闹到校长室，我及时向包文谈了这一情况，包文写信给美国教会，不久，此人便奉命调离返美，但事后却有人批评我偏袒学生。诸如此类的矛盾，常常使我左右为难。
“七七”事变之前，美国教会一度设想调整在华的教会大学，考虑把分布在江浙两省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六校合并成为一所“华东大学”。后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但酝酿、研究了很长时间，也开过不少次会。
当我第二次从美国回来不久，就爆发了“八·一三”抗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日军长驱直入，淞沪很快弃守，南京岌岌可危，金大和其他许多单位一样，积极作内迁打算。经与另一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在迁校问题上，一部分美国传教士对局势估计不足，对迁校抱无所谓态度，显然他们认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国大使馆保护，不怕日本人干扰。教育部开始时态度暧昧，表示公立大学都迁了，你们教会大学不迁也无所谓。还说目前需要几个大中学校撑场面。在这种情况下，金大只得宣布开学。但二十多天后，局势更形恶化，教育部突然通知闭校停课，却又表示无法帮助解决迁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行政只好发动群众，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四处借车辆、船只，运送行李家具及人员。最后分三批从下关出发，经汉口抵成都，前后历时三个月，备尝艰辛，全体教工在西迁中表现得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理学院迁重庆，次年三月，在四川开学。当时内迁成都的，除金大外，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最后还有燕京大学，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一共有五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显得十分热闹融洽。
在迁校中，图书馆库藏的图书，因运输困难，未能全部装运，大约只运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共一百多只箱子。由南京到成都，路途遥远，沿途押运起卸，图书馆人员均躬亲其事，十分辛苦。
西迁不久，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但麻烦与困难还是不少，如行政与经济无法统一，战时迁校单位分散。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推进计划是不容易的。
一九四四年，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各大学推派教授赴美讲学并考察。校董会提出由我代表金大前往。出国期间，校长职务由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代理。我本人也颇想暂时卸去学校行政重担，到美国去换换空气。次年夏天，我重返金大，欣逢日军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举国欢腾，金大师生得以重返家园，极为欢欣鼓舞。于是，计划迁回南京。
抗战八年，处境虽然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抗战胜利后，学校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我于年底赴南京，接洽复员事项。事毕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赶回成都，最后由复校委员会决定四月十五日提前放假，四月底开始复员。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返任务，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使金大于该年九月得以在南京如期开学。经过八年动乱，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身工作。在复员后的头一年，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各学院所属学科也有所发展。但国民党挑起内战，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一样，以爱国为己任，热情澎湃，奋起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尽管国民党政府多次表示要各校当局负责控制学生的情绪，加强对学生的管教，尽管我平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少问外事，但我反对国民党的党团活动干扰高等学府，更反对随意侵犯人权，因此，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活动。记得从一九四七年到解放前夕，曾多次发生金大师生被捕事件，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些被捕的师生，后来多由校方设法保出。解放前有一天，蒋政府派车来接中央大学校长和我两人到蒋宅，蒋介石当面提出，学生频频闹事，要我们对学生严加管束。其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岂是强力所能阻挡。我们二人回答说：我们已经劝告，但要过于管束，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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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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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校后，金陵大学接受了福开森捐赠的千余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名贵的铜器书画。早在抗战以前，我就得知福开森酷嗜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并收藏大批我国古代书画、铜器、瓷器，听说考古学家商承祚还专门为此帮助福开森编写过一本小册子。大约在一九三○年左右，校董会开会，我与福开森并肩而坐。谈话中，他不时吐露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说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当即表示，希望他对金大有所捐赠，以作纪念。他颔首允诺，后因抗战爆发，没有兑现。此前，我曾去北京福开森家中作客，亲眼目睹他那古色古香的书房中，不但字画、古籍多，历代瓷器也琳琅满目。福开森死后，他的女儿根据遗嘱，把乃父捐赠给金大的文物转给了金大。这批文物，前几年曾在内部陈列展出，现存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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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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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始自一九○二年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的公布（一八九七年上海南洋公学虽曾附设师范院，那只是一校的实验性的措施，未成为制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同年（壬寅）十一月成立的。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六十年来的发展史，代表着六十年间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来窥见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面貌。六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规模，总的趋势，确可以说是逐步发展，日益壮大，但真正的发展是在全国解放之后。记得一九五○年，我承乏师大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毛主席问及师大历届毕业生的总数。我答道还不及一万人。主席说，快五十年了，而毕业生还不及万，太少了，今后应争取五年或十年之内有毕业生万人。最近看师大校史稿，知道解放后十二年间，毕业生共有九千八百余人，那是将及万人了。从这一点，就可证明解放后是飞跃发展的。这情况是符合教育史规律的。师范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事业，只有在人民政权领导之下，才得到胜利地发展。
解放前那四十七年间，北京师大是在艰险崎岖的道路上度过。虽有一些寸进，其实只是维持着国内高等师范的一个仅存的硕果罢了。六十年校史的资料当然是丰富的，编纂之责在师大校史编辑室，毋须外人代庖。这篇稿子，只就我个人见闻所及，举其二三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聊供参考，故标题为拾穗。
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到北京师范大学的经过。
一九○三年，癸卯学制公布之后，清政府把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独立设置为北京优级师范学堂，各省会也先后开办优级师范。可是按当时的人力物力，企图每省会兴办一所优级师范，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开办的，实际是速成师范、简易师范乃至师范专修科之类，而办成优级师范本科的为数不多。辛亥革命之后，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制定全国开设六所高等师范的政策。当时拟定的分布地点是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成都、西安六个市。后来西安未曾开办，而沈阳高等师范于一九一八年建成，算是够了六高师之数。北京高师在民国初年有了国文、史地、英语、数理、理化、博物共六个学部，学生几百人，在当年算是规模完备的。
优级师范学堂与高等师范学校名称虽不同，而实质无别。其修业年限都是比大学短两年，而毕业生只能充当中学教师（当时中学是在大学预科之下的）。按当时制度，高师可以设研究科，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再经研究科两年，其学力便与大学毕业相等。五四运动之后，北京高师着手改革，提高程度，首先设教育研究科，继设数学及化学两个研究科。又把原来学部的名称改为学系，一九二一年秋季招生，六学系都设四年科及六年科，这样便具备了大学的实质。到了一九二二年秋季，随着学制改革，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各方面都公认为实至名归，没有异议。
从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二十年间发展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似可称为顺利，而学校的“校步”艰难也从此开始。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教育部只是一座冷衙门，教育经费只是军阀们的残羹余沥，而且年年积欠。到一九二一年春季，北京国立八校（北大、北京高师、女高师、法政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医学专门、美术专门）教师们忍无可忍，爆发了轰动全国的大罢课；师生与军阀政府相持了半年，到了秋季开学，问题才勉强解决，学校领到了本月份经费。这是军阀统治时期，教师们领到本月工资的仅有的一次。由于罢课半年，许多应有的开支节省下来，又适逢仅有一次的积欠清发，北京高师居然有了几万元的节余，以供开办研究科添购图书、仪器、药品及建筑一座图书馆之用。这一次罢课，对于北京高师，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有助于高师扩充成为师范大学。过了这一次之后，学校马上又陷入巧妇无米的状态了。
必须指出，北京高师改组为师范大学，是师生们努力争取得来的，不是出自反动政府的计划。当时的军阀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唯一政策是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决不会有任何改进提高的计划。一九二二年秋季，学制会议的召开，对军阀政府来说，是一件被动的工作。他们通过了“六、三、三制”学制方案；又决定了改北京高师为北京师范大学，任命了范源廉为校长之后，他们的例行手续便算告成了。不只是没有提到师范大学的新预算，而且原有的高师经费又积欠了好几个月。校长范源廉远在美国未返，甫告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只好由评议会暂时维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范源廉回国，到校就职，一九二四年暑假便辞职了，原因是当时的曹锟政府自食其诺言，骗他就职之后，不给决定师大预算。自此以后，直到北洋军阀统治告终，北京师大是处于一息奄奄的状态。
一九二八年夏季，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北伐军进来。八校师生们痛恨奉系军阀一年的暴力劫持，至此，自动地宣告各校恢复独立，热烈欢迎革命。而国民党赏给北京八校的是半年的经济封锁，分文不给。由于国民党官僚在南京分赃未决，北平八校这个地盘未知谁属，八校的师生员工只得挨饿受冻直到初冬。师大学生们忍不住了，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宣告开学，请教师上课，电告南京。其余七校陆续响应，电报连三接二飞往南京。老爷们大概有点急了，才勉强停止争吵，把北平八校地盘划归李石曾名下，改组为北平大学，师大成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师范院，预算经费比原日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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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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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付教育事业，不像北洋军阀那样置之不理，倒是很关心的。不过他们关心的是把学校划分地盘，师生变为喽啰仆从。如其不然，他们便要祭起大棒，显示力量。在这样政权之下，教育已无从谈起，更谈不到师范教育。
一九三一年，男女两师大合并为一，地盘扩大了。
在旧中国，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是属于寒门子弟，这个阶层是没有政治权力的。他们毕业后大多数当教师，不可能居高位，从而很少有政治野心。五四运动时，北京高师学生虽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但他们只表现着青年们天真的爱国热情，为学生团体努力工作，而很少挟此为政治资本，变成学生政客，这一点正是这个阶层的特征。此外，教育超越政治的思想，也还支配着北京高师，教师们大抵是不问政治的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提倡启发个性，以反对往日权威束缚；在目的论方面，高唱理想的社会，以表示不满现实。这当然是吸收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在当年军阀横行、政客奔走权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可以保持教育界一定的干净。但他们企图以教育促进社会的改良，这就显出改良主义的空想性。他们对暴政忍受，而对革命却旁观，更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怯懦。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的卖国面目已暴露无遗，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将大白于天下。对这点的认识，知识分子是比较容易的，尤其青年。因此，师大的政治真空却不被国民党法西斯势力所完全占据，而竟激起政治的新生。这股进步力量，至此竟找着了方向，得到了依靠，而形成新的力量。师大学生自治会竟在国民党厉行“整理工作”的时候，成为中流砥柱，毅然反抗压迫。“一二·九”运动的前后，北平师范大学是北平学界的反革命势力中心，而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同时却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而且参加进去的教师也不少。
总括地说，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师大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之下，是处在极黑暗的时代，而师大的进步力量却在此时期形成，而且日益壮大，“一二·九”学生运动便是证明。魔高一丈而道也高一尺，便有了抵抗。师大学生自治会是值得一提的，它组成于五四运动后半年，是全国头一个学生自治会。这点五四精神一直连绵不绝。至一九三二年，国民党下命整理北平师范大学时，曾指责“学校的一切都是学生自治会把持着”，可见反动政府对师大的学生自治会是十分厌恶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把北平师大和北平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令师大单独西移，成为西北师范学院，最后安置于兰州。这显然是要把师大孤立于西北，以便驯服。国民党这番策略是相对地成功了，抗战八年间，西北师院始终是无声无臭，与国内一切学生运动绝缘，学风之“纯洁”，得到陈立夫嘉奖，而为当时关心师大的人士所叹息。
日寇投降后，北平各校陆续复员，惟师大被迫要留置兰州。这一着不只是遭到学生们反对，而当时的师大当局也决不甘心，因为硬要他放弃原有的北平地盘，这就构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的矛盾。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师大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取得了胜利，回到北平；更进一步又争得师范大学名义的恢复。
我们从这一段师范校史，可以认识师范教育的政治性。师范教育的自身就是政治，因为国家要有计划地培养自己认为最可信任的师资，才产生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只有依靠革命的进步政治，才可抗拒反动政权的玷污。妄想超然象外，一定做不到。革命时机将到，反动政权无论多么凶暴，使尽阴谋诡计，用尽威迫利诱，要控制师范教育为己用，其结局也必须失败。“寒门”出身的师范生，大多数容易接受革命的锻炼，中国那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却不适用于他们。
北京师范大学尚须努力解答的课题是什么？师大是我们中国师范教育的一座鲁灵光殿，六十年来对全国普通教育的贡献是很大的。然而也还有一个尚待解答的课题——如何才可以保证培养出优良的中学师资。这是世界上高等师范教育还未十分完满地解答的课题，北京师大当然也不能例外。原来大学毕业生教中学，这是自古已然的世界惯例，但到了十九世纪开始有了转变，发现大学毕业生教中学不甚妥当了。这是由于中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有了变化。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自然科学大发展，现代语文代替了古典语文，这类新事情，都给了中学教育以影响，他们西方叫做中学教育现代化。西方教育界因此接受了一个教育建议，中学师资应由特设的大学来培养，这个建议是早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英国的中学校长提出的，是一个进步的主张。从此以后，西方培养中学师资便出现两种新办法：其一，在大学内设研究所，把大学毕业生加工训练一两年，才准充中学教师；其二，专设高等师范院校训练中学师资。这两种办法虽不一同，而前提却是一个，承认大学毕业生教中学是不够理想的。可是经过一百多年还未得到一种十分可靠的具体训练方案，因而如何训练理想的中学师资，直到今天在他们还是一个尚未完满解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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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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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在一九○二年与中学教育制度同时创建的。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摹仿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当然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只能说是有意“洋化”罢了。当时要办洋学堂，而又苦于还未有洋学堂出身的师资，所以感到师范教育的必要。《奏定学堂章程》这样说：“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犹有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得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师范学堂。……”从此可以看出，当时办师范教育就是要有教师，还不知道讲究要好教师。一九二二年学制改革，取消了大学预科，设立高级中学，训练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便水涨船高，被提升为师范大学，当时的认识也只此而已。就是说，只知道要有比中学高一级的大学毕业生才合教中学，至于中学的优良师资应有什么样的学识修养，此事还未引人注意。因此，同时也发生另一种现象，好多地方的高等师范陆续改为一般大学，只剩下北京师大一个硕果。由此可证明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对师范教育的理解，还是和清末时代差不多。在大学生甚少时，感到需要高师，一旦大学生多了些，便觉得高师无甚必须，这就证明了对师范教育的认识未曾迈进一步。
高等师范教育是为中学服务的。中学又常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变化发展而改变其性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教育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革命成功的结果，也和他们的民主政治相似，是进步的，也是有局限性的、很不彻底的，因而无法解答如何培养中学优良师资这个课题。高等师范教育只能由资产阶级提出，但不能在他们手里完成。此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说，是应该如此。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中学教育才开始成为人民的普通教育，从而如何培养优良的中学师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学教育的性质来寻求答案。在旧中国，我们还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而到今天新中国，中学教育的现代化又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好比在政治上，我们只能讲求无产阶级的民主，决不能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解答培养优良中学师资这个课题，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资产阶级的经验只有一点值得我们采取的，那就是中学师资必须受专业的训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就在苏联出现了规模空前宏大的高等师范教育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新中国开国后十年间，高等师范院校曾发展到一百六十余所，这更说明中学师资的培养是人民教育事业中十分重要的一着。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新中国，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中学教师队伍。我们的中学教师必须是科学知识湛深而渊博、政治立场正确而坚定、教育技术熟练而灵活的人物。这样优良的师资，为数应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当然不可能指望在一些大学内附设一些研究所来培养。独立设置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是不可动摇的政策。那么，把培养新中学师资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高等师范教育方案，从而解答过去尚未解答的这个课题，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新任务。
末了，谈几句我对于师范教育的理解。师范教育发展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它是后起的新鲜事物，是为大众教育服务的，因而有进步性。但它是资产阶级政权经手的，就难免偷工减料，所以今天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加以大力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质量应尽量提高，以实现其进步性;（二）规模将逐步扩大，以应人民教育的需要。当然，师范教育的发展也必然是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进的。
“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未有过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①。”我们把列宁这番话引申一下，便可以说：我们也必须把中学师资的学识修养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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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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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校在我国过去半世纪的医学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因此，回顾一下它的创办经过及其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影响，也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我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的第四期毕业生之一，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出国进修时又在美国纽约市罗氏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lnstituteforMedicalResearch）参加过两年的工作。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经过和它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校在开办之前，有一个较长、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筹备过程，另外在建筑设备和组织人力方面也用了几年时间。
远在一九○八年，罗氏（即煤油大王）派遣了芝加哥大学的ErnestD.Burton医生和ThomasC.Chamberlin医生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教育考察。这两位医生在每一个国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作调查，回国后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是：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但经过讨论之后，初步认为计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业方面。在见诸行动之前，一九一四年又派遣了以芝加哥大学校长HarryPrattGudson、哈佛医学院医生FrancisW.Peabody和美国驻汉口领事顾临（RogerS.Greene）三人组成的第二次考察团，专门到中国调查研究医学教育事业的情况。这个调查团的报告赞同前议，即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同时还提出了援助其他医学校和医院的意见和办法。随即成立了作为罗氏基金社（RockefellerFoundation）一个分支的驻华医社（ChinaMedicalBoard），并任命顾临为医社的驻华代表。
一九一五年夏，派遣了第三次调查团（团员为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WilliamH.Welch医师、罗氏医学研究所的SimonFlexner医师、医学教育社的秘书WallaceButtrick医师，和罗氏医学研究所的FrederickL.Gates医师）到中国作进一步的考查。这个调查团详细研究了具体情况之后，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设一所医学校。结果作出了决议，与原在北京六个教会开办的协和医学校合作（用了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名称，而实际上是接办和大改组），由驻华医社用原价将该校的房地产购买过来，投资增建新学校和医院房屋，并担负新组织的一切维持费用。
罗氏基金社一九一四年派到中国的医学调查团的报告，内容很重要，值得在这里作一些概要的叙述。
调查团在离开美国之前会见了美国总统，带着罗氏基金社、美国国务卿和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正式介绍信，到北京晋谒总统袁世凯并受到副总统黎元洪的招待。他们在北京及各省市与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各教会负责人以及教会医院学校的医务人员有过广泛的接触——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见。报告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丰富，对各种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有关新校的方针政策性的建议。
在医学教育方面，报告指出，当时的教会医学校（这个调查团还考察了非教会办的医学校）大都是一九○○年前后新办的，而且有些是由于医院的需要，以带徒弟的方式，经过多年训练，培养了一批助手而逐步发展为正式学校的。对于这些学校的经费、教员、毕业人数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反映了优缺点和需要援助改善的情况。
根据报告，当时几个主要医学校的情况如下：北京的协和医学校在一九○六年创建，一九○八年正式开学，一九一一年第一班学生毕业，到一九一四年共毕业三十八名，有外国教师十四人，房屋地皮投资十三万一千九百美元，学校和医院在一九一三年的开支为四万六千九百八十八点七一美元，有男病床六十张和女病床三十张。济南府（即齐鲁大学医学院）一九一四年第一班毕业七人，房屋地皮投资二十万七千二百一十五美元。上海哈佛医学院一九一四年第一班毕业五人，有外国教员十名。南京一九一一年开办，投资六万九千三百零二美元，维持费两万伍千二百一十美元，有外国教员八名。奉天（即沈阳）一九一二年开办，有外国教员七名。其他医学校投资都在五万美元以下。汉口协和毕业共二十名；广州共毕业四十五名。学费很低，皆在一百银元或以下，学制多为五年或四年。女医师特别需要。苏州女医学校创办于一八九一年，用英语教学，五年制，持有美国Tennessee省的持照。广州的广东女子医学校创办于一九○一年，一九○二年末改称为夏葛女子医学校（HackattMedicalCollegeforWomen），四年制，用广州语教学。北京的女协和创办于一九○八年，为五年制，用北京语教学。
报告指出：现有医学校的经费、设备条件（包括医院、实验室和仪器等）和教员人数皆感缺乏，而且外国教员在教学和专门化方面的准备不足，难以跟随时代的前进发展。但另—方面，也指出了一些教员的热情、诚恳和刻苦钻究精神，等等是可嘉的。
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之后，报告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办一个医学校；大概是因为有先后成立的考虑，故对北京的新校提了更多的具体意见和作法。
在医院方面，调查团参观访问了八十八个（当时知道的有二百四十四个）医院，研究了他们在地区、社会、政治上的差异，房舍布局，人员配备，设备，经济，内部设计，清洁，化验室，多见疾病（结核、梅毒、钩虫、麻风等），护士和医生培，养等等情况，报告除了指出经济、房屋，设备、人员等方面的不足而外，特别强调了化验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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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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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建议（后来付诸实现），对北京和上海拟新建的学校，直接有关的以及可能间接有关的现存学校和医院，进行经济援助。其用途有如下述：中外医师的薪金补助，聘请外国护士和总务长，增添医用设备、诊断化验室和图书室，护士的培养，进修住院医师的薪金，聘请专家讲座，以及送教会师务人员到国外进修等。这些办法在后来新办的北京协和医学校也实行过，而且范围还扩大到中国医师方面，从而也扩大了这个学校（通过人员和学术交流）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
在生活待遇方面，教会的外国人（教员和医师）的工资一般最高不超过年俸一千五百美金，并供给宿舍；同时教会也有诺言，当这些人员遇到死亡或残废时，家庭将受到照顾。在一般地区，这些人都是专职，唯上海生活费用较高，哈佛医学院有四人准许用部分时间作私人开业。在中国的生活费用确实比在美国低得多；据反映，虽然在过去十五年中生活指标上升50—75％，但一千五百美元也还是足够维持他们的舒适生活的。
在房屋建筑费用方面，比在美国要便宜得多，因为在中国的物价和劳动工资都比较低。例如建筑砖结构每立方尺在纽约需三毛，而在长沙则仅需一毛二分，但在上海则要多些。
根据上述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历史背景，报告对即将建立的新校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意见，大体上都被采纳贯彻了。下面几点：我想是比较重要的。
（1）再一次赞同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提出的地址是在北京和上海，并且建议在可能的条件下与已有的教会学校合作。关于选择北京的理由是：北京是有历史意义的首都，交通方便，又是文化教育中心，易于吸收全国各地的学生；而且当时的教育部正努力于统管全国的教育政策；另外认为旧协和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关于选择上海则指出人口多，需要医师，其他方面未作详述。报告还建议在建立两地新校以前，即对两地和其他地区，特别是可能与有关新校进行合作的医学院及各种医院，给予经济援助，例如在上海及其附近和广州的机构，以及今后认为有需要援助的其他机构。经济援助的用途与前面所述相同。
（2）关于新的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标准问题，调查团曾广泛地征求意见，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应目前的急需；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淮的学校，以便培养高级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的领导地位，发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调查团认为应该办高标准的学校——这与后来的学制及办预科是有联系的。报告还强调了女医师和护士的迫切需要，这与新校招收女生和办护士学校（高级）也是有联系的。
为了高标准的要求，在学校和附属医院的房屋建筑和设备投资、学校规模、学生与病床的比例，以及教育计划等方面都可从实际调查的报告中得到一些概念。
（3）根据高标准和发展的要求，报告明确地提出了教学以英语为主；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书刊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与国外科学技术上联系和学术发展的需要。
（4）此外，调查团不主张建立独立的医学研究机构；并认为在公共卫生方面作大量的投资的时期尚不成熟。
新旧协和学校的交接
北京旧协和医学校是一九○六年首先由伦敦会（LondonMissionarySociety）创办的，但不久即另有五个教会加入办理，即长老会（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s）、美以美会（AmericanMethodistEpiscopalBoard）、内地会（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伦敦教会医学会（LondonMedicalMissionaryAssociation）和英格兰教会（theChurchofEnglandMission）。在这六个教会机构中，英美两国各占一半。在中国的医学校中，这是第一个由英美医务人员合办的学校。
旧协和医学校创办时期的组织者是伦敦的ThomasCochrane医师，他得到了慈禧太后和某些中国高级官员的支持，并在中国政府立了案。它有些很好的教师和医师，例如Dr.H.V.Wenham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九一○年东北鼠疫流行时，两名高年级学生在参加防疫工作中牺牲了生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期，有不下三十二名的学生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工作。
罗氏驻华医社于一九一五年与伦敦会协商后达成了接办该校的协定。除了原价购买原有房屋地皮设备等财产外，由同年七月一日起，罗氏驻华医社担负该校的一切开支。
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可以说是新旧学校的过渡阶段，亦为新校的筹备改组时期，但业务工作皆未停顿。接管后的学校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新总务部，接管旧校的一切行政事务。同年秋，将旧校三班低年级的学生转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肆业，以便改组和准备招新的学生，按新计划进行教学；旧校二班高年级的学生留本校实习。到一九一八年，他们皆次第毕业。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纽约大学管理部发给这个新校办理医学教育的凭证（即毕业生将拿到纽约大学的毕业证书）。同年由纽约罗氏医学研究所调来了马克麟医师（FrancisC.Melean）任新校长兼内科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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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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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和医院房屋的设计建筑皆由美国人负责；设计师CharlesA.Coolidge于一九一六年由波斯顿到过中国，另有建筑师HarryH.Hussey，CharlesE.1ane等参加了这项工作。这个学校和医院的建筑工程进行了四年之久（一九一七—一九二一），所费为五百万美元。到一九二一年，除了学校和医院的建筑外，还新建、改建了宿舍和附设单位房屋五十五幢。
除了前面所述的新旧学校交接和新校及医院建筑以外，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罗氏驻华医社为新校物色了一批人员，他们多数来自英、美、加拿大，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质量。从接办到一九二一年期间，共聘请了一百五十一名高级人员，其中包括预科教员十五名，本科教员五十七名，护士三十一名，行政和技术人员四十八名——外国人共占一百二十三名，在中国人中有二十五名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
关于医预科的问题：学生入本科以前必须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语文（特别是英语）的基础；中学毕业之后尚需进一步学习化学、物理、生物、英文和中文，这些主要课程（另有一门第二外国语——德文或法文）的学习，共需三年时间。基础不打好，自然会降低本科毕业生的质量；这个问题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同时也是这个新校的特点之一。这些课程也有可能在综合大学学习（如后来将预科转到燕京大学办理），或学习一部分（创办初期也有少数学生在综合大学学习一年，然后考入本校办的预科二年级），另外则是自办三年预科（一九一九年以后，新生基本上都是从第一年级开始）。由于当时的综合大学的课程，特别是自然科学课程不够理想（有一两门课强，而在其他方面太弱），因此决定自办三年预科。但是，与此同时，又对某些学校进行了帮助，既便于扩大招生来源，又为将来停办预科打下了基础。
改组到开幕阶段
通过交接和改组之后，一九一七年聘任了预科教员，并以物理学科主任WilliamW.Stifler博士为预科教务主任；同年开办预科，是为新校的开始。当年有学生七名，第一班于一九一九年毕业，到一九一九年共有预科学生三十四名，其中一年级二十一名，二年级八名，三年级五名；同年收两名女生。一九二○年，本科临床教员大体任定，该年本科学生共有七名。护士学校于一九二○年开办，学制定为四年；除校长AnnaD.Wolf外，同年有八名护士由美国来校，并开始学习华语。
在这四年中，虽然在经济开支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主要是美金与中国银币价格的比率大大降低，另外是海运价格的上涨）而大有增加，但新校、医院及附属房舍的建筑，一直是在按原设计和计划进行，到一九二一年才告完成，同年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同时期内，也决定了原拟在上海办的新校（地皮虽已购妥）不再进行建筑。
新校和医院的地址是在东单三条胡同，即豫王府旧址，占地面积约十公顷，与旧校舍毗邻；新旧校址和附属单位（都集中在学校附近）的建筑共占地二十二点六公顷。新校和医院的建筑质量要求最高标准，例如砖、琉璃瓦、木料都是特制和高标准的；结构是独特的。外表采取中式以与故宫比美，内部则采取西式，使工作方便。当我一九一九年来校时亲耳听到檐下廊上的油画每平方尺的费用为五元，有许多高级技术工人（包括为清宫做过工的老工人）参加了此项工程。
新建筑有十四座主楼（按英文字母编号A至N），除礼堂（A楼）外，皆有走廊连接互通。各楼一般连地下室为三至五层。现将各楼名称和布局简述如下：
A．礼堂——可容三百五十人。
B．解剖教学楼。
C．化学楼——第一层为校长办公室及图书室，第二、三层为生物化学教学用房。
D．生理和药理教学楼。
E．特别病房楼——地下层为营养室、办公室及西餐室；上三层作病房。
F．医院行政楼——第一层为办公用房，第二层为住院医师宿舍。
G．外科病房——三层，每层二十五床位。
H．内科病房——三层，每层二十五床位。
I．病理楼——地下层有尸体解剖室、尸体室；第一层为病理实验室、寄生物实验室；第二层为微生物实验室；第三层为传染病房。
J．门诊楼——地下层为营养室、冷藏室、餐厅；第一层为门诊部；第二层为放射科、临床诊断室及教室；第三层有研究室和各科办公室；第四层为手术室。
K．入院楼——地下层有住院处、急诊室、药房；第一层为妇儿门诊、社会服务部、病案室；第二、三层为妇产科和小儿科病房。
L．护士楼——原拟作护士学校及宿舍，但实际上变成图书馆专用楼。
M．机器房——下面为机器设备室，上面三层为洗衣房及工人宿舍。
N．动物室及总务部门办公室和仓库等用房。
在这里应该说明，上述房屋的使用从开幕时即有些调整，后来也还有些变动，但总的说来变动是不大的。另外，教学部门都有教室、示教讨论室、标本室或学生实验室，以满足教学的需要。还应该补充的是，神经科、皮肤科病床是设在内科病房，而骨科和泌尿科病人则收入外科病房，因此科别是比较齐全的，但从行政角度上看，科室的管理是按大系统的（如内科包括小儿、神经和皮肤等科室；外科包括普通外科、骨科、泌尿等科室；病理包括微生物、寄生虫等科室），这样也有一定的好处——办起事来比较简便灵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实际情况，即当时学校的规模是小的；当学校发展时，科别也还作过一些调整，这也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如病理与微生物后来就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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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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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仅一街之隔的还有一组房屋，以之解决全院煤气设备（除实验室外，还供给营养室）、仪器修理、油漆、车房、大仓库等方面的需要。预科楼（LockhartHall）——主要是生物、化学、物理、语文（中文、英文之外，还要选修德文或法文）所需的教室和实验室，另外还有图书馆；女生宿舍也在这个院址内。男生宿舍（在新开路）、教职员宿舍（主要在两个区，一在外交部街，一在新开路北极阁），也都是在学校附近。
四台锅炉的能力为一千匹马力，可供全校所需用的暖气和蒸气；三台发电机的能力为三百七十五千瓦。机器房能供全校冷热水；校内有电机井，抽出的水皆经软化处理，各楼皆有饮用冷蒸馏水。全校供给冷热水而外，还有压缩空气，中、低压蒸气，一百一十及二百二十伏特直流电，实验室内还有为实验用的四伏特的电。内部电话交换台有二百条线，对外联系有十条专线。抽风机可使室内空气每小时交换三至五次，下水是经过净化后用自动控制机打入市下水道的。垃圾则作焚烧处理（有专用井）。洗衣房每日可处理三千件衣服、被单等。
学校的规模是按每年招收学生二十五名设计的，但也为将来招收五十名的可能需要作了考虑。实验室的容量实际上达不到五十名，但是可以采取分组的办法；而另一方面，由于考试很严（本科以七十分为及格标准），即或一年收入五十名，但到本科三、四年级被淘汰和留级的比例数还是很大的。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班一九一九年考入预科一年级的是二十一名学生，到一九二七年毕业的共十名，其中仅有四名是原来二十一名中的成员，而其他六名则为插班生和上级班降下来的。医院的规模为二百五十张教学床位（特别病房约五十床，可供实习医生用），病床数与学生人数（二十五名）的比例是优越的，可以保证较高的临床教学质量。
一九二一年的开学典礼
在新校建筑完成之年，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开幕典礼。
来宾中有欧、美、亚洲（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国的大学校长或教授、团体负责人（美国医学会会长、国际卫生组织和教会的代表等），罗氏驻华医社代表、罗氏基金社社长、中国的著名医学科学家及中国政府的代表（总统、内政部、教育部），和罗氏第二（JohnD.Rockefeller，jr.）。后者既代表他的父亲，而又是以罗氏基金社董事长的名义来讲话的。除中国政府官员外，教育和科学界的贵宾共有五十名。另外，还收到了罗氏本人和欧美与国内的贺电。
新校长胡恒德（HenryS.Houghton）在致词中指出，新建立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同时也要进行科学研究；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必须要求有高标准的专业训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爱科学的热情和精神鼓舞力——求知欲和友谊协作精神。另外，他也希望日后与代表们的单位建立国际性的友谊联系。
罗氏第二叙述了筹办这个学校的经过和目的。他说，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作领导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
开幕式之隆重还表现在学术活动方面。参加学术活动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五十六名校内的科学家，其他工作人员未计算在内）达二百八十名之多。从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每天（包括星期日）都有学术报告或讨论，而且差不多（除了参观外）每天都有三次（即上午、下午和晚上，晚上都在九—十时）；报告内容都纳入了开幕典礼专集。
在这里还应该交代一下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这时将该校过渡时期的董事会（成员十三名，其中六名各代表一个原办学校的教会，其他七名由罗氏基金社聘任）进行了改组，新董事十三名皆由罗氏基金社聘任（皆住在国外），以PaulMonroe为董事长。学校新任的行政负责人员有：校长胡恒德，医院院长RalphB.Seem和副院长T.Twightsloan，预科教务主任WilliamW.stifler，护士学校校长（总管护士工作）AnnaD.Wolf，及总务长JamesS.Hogg。
“协和”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对于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下面仅就协和医学校本身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提出几点情况。
1．高标准，高质量：从调查研究的过程、计划、投资、房屋建筑、设备、人员的选择和安排，以及学制方面来看，协和医学校的标准是高的；同时为了保证高标准，也确实作了很大的努力。这些已经在前面提到了。此外，我想在这里还作一点补充。
一个医学校的质量决定于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和物质设备条件、学制、教育计划和教育方法；对于医疗工作来说，服务态度和精神、组织管理等；另外，科学研究和学术空气都很重要。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特别是教师和学生的质量。这个新校在人的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总的来说它吸收了欧美办学校和医院的经验，并从他们那里聘请了一些有经验的人员（从考察、筹办，直到开办——特别是在早期，霍普金斯和哈佛两个医学院对新校的影响和支持是较多的）。在学生方面则要求广泛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八年的严格训练。特别要指出的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特别是在创办早期）不断聘请欧美有名的教授（甚至世界性的权威）到中国讲学，一般是一年。这种措施起了不少的好作用，如交流经验、沟通学术思想、提高学术水平、活跃学术空气等。我认为这是培养科学技术干部极为有效的措施，这种措施也值得目前国内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采用。目前我国的高级技术干部少，中初级人员的比重大，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首先解决干部培养的根本问题。我认为高等学校之间以及和科学研究机构之间交流教授讲学，是发挥高级技术指导力量的多快好省的办法；虽然某一单位可能有些暂时损失，但广大技术队伍的成长将是快的，这也是长远的利益所在。从我个人的回忆里也体会很深。我在本科学习期间，直接教过我的就有五名欧美专家（包括世界性权威Councilmann和Kappers）分布在病理、寄生虫、药理、解剖和外科方面；这些人不仅对于学生，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全校起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在国内，协和也曾与日本人办的南满医科大学交换过讲座。根据个人的回忆和体会，协和的教员和毕业生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有相当大比重的人占有相当高的学术和工作地位，从而反映了学校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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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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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这也是北京协和医学校创办之初即予以足够重视的一个方面。例如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通告书（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AnnualAnnouncement）中，即载有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会在新校门前拍摄的第一张相片。一九二二年在协和成立了实验生物与医学会（SocietyofExperimentalBiologyandMedicine，总会在纽约市）的北京支会，不少中国教员也陆续入会，并得到了发表论文的机会。同年成立了协和教员医学会（FacultyMedicalSociety）和杂志会（JournalClub）。对于中华医学会及《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和外文版，特别是后者）来说，协和的教员作了有力的支持和贡献。一九二六年，根据林可胜和吴宪（协和的两位教授）的倡议，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并于一九二七年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报》（ChineseJournalofphysiology，季刊，该年一月开始发行）。《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和《中国生理学报》都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载入InternationallndexMedicins），说明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另有其他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就不在此叙述了。所要指出的是，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学术活动的基地和场所，乃是推动科学和事业不可缺少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条件），另外还反映北京协和医学校的质量和促进医学事业在我国发展的情况。
3.干部培养：协和曾根据既定方针，培养了不少进修生。一九二一—一九三三年共有九百零八名医师、护士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到协和进修，一百九十一名校外医师到协和医院作住院医师（也是一种进修形式），平均每人十八个月。一九三五—一九三六这一年，共有一百七十五名进修生。到一九三六年，协和共毕业一百六十六名医师和八十六名护士。此外，协和的教员和留校的医护毕业生中有不少得到了国外进修的机会。一个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它们的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干部的质量，因此干部培养便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现在我国对这个问题已予以相当的重视，这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指出，协和医学校的毕业生是不多的。从客观上讲，这是由于学校规模的限制；从主观方面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高标准和少而精，立场和观点不是面向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来考虑问题。解放后，我国的医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首先考虑的是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医务人员的实际情况，方针是先解决数量的问题。我认为在具体的情况下，这个立场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大发展之后，又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提高质量为中心，这个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二者的适时改变和结合，是更全面、更有利于医学事业发展的。目前中国医科大学的创办和八年制的实施，既是吸收协和经验的尝试，又是一项提高质量的措施。
4．医院管理：目前看来，旧协和医院的组织管理和工作制度，在经过批判和修改之后还是可以吸取运用的。在这个原则下，我想提出关于住院医师和住院总医师、病案管理、图书资料管理以及病人追踪等制度，还是值得我们尽快作进一步研究，经过改进之后加以应用的。此外，医院管理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例如在组织编制和各级人员的比例方面，也还可以利用旧协和的经验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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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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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百万个乡村，就须有一百万所学校，最少就须有一百万位教师。个个乡村里都应该有学校，更应当有好学校。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有生成的，有学成的。生成的好教师如同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恐怕一百万位教师当中，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位是要用特殊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功的。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要全国同志运用心力财力才能办到。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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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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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春，我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顾询、钱乃瀓、李鸿寿、陈文麟等创办了立信会计学校。到一九五三年移交人民政府接管，历史二十五年。
我今年七十八岁，经历了满清王朝到新中国成立的各个历史时期，立信的其他创办人，年龄也都在六十以上。当年我们这些人创办立信会计学校，主要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但也不能排除在客观上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些有益的推进作用。现在回忆一些情况，供有关方面参考。
适应社会需要
辛亥革命以前，我国工商企业和国家机关的会计工作一直沿用古老的单式收付簿记，对于西式即双记式借贷簿记方法，除在殖民者设立的洋行里采用外，本国的帐房先生们都不知为何物。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才由几位留学日本的商科学生引进了所谓“复式簿记”，初在银行界试用，后渐及于大型企业。随着生产的发展，新式会计的采用渐渐普及起来，可是熟习新式簿记的会计人才非常缺乏，因之新式会计的推行非常缓慢。我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人以改良我国旧式会计，建立新式会计为己任，专门为许多工商企业担任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但仍觉对于改良会计工作的贡献不大，因而立志兴办会计学校，广泛收录学生，传授西式会计知识。当时工商企业对于西式会计人才极度感到缺乏，因而在青年普遍失业声中，立信毕业学生往往比较容易觅取适当工作，对我国工商业采用科学管理方法，也有所促进。
以“建立信用”为目标
我们立信同人认为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必须首先在立志、守身、处事、待人这些方面，确立起信用来，坚定不移地守信重诺，严禁弄虚作假。因此，最初就选用了“立信”二字作为我们合伙性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后来创办学校和书社也用这两个字命名。我们把这两个字定为学校的校训，并提出了“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口号，不仅经常对学生宣传，并且在同事中互勉互察。对于是否确实做到“建立信用”这一点，我们不敢肯定，但立信会计学校先后数以十万计的毕业生，在当时比较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同时立信会计师查帐、顾问等业务，年年有所增加，却可说明当时社会上对我们的信任。
从小到大的发展
立信会计学校原以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补习班为名，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附属单位。所谓校舍，只是在晚上占用事务所的半间写字间，教师和管理人员都由事务所的人员兼任，补习班的开支只有一些水电、文具、邮费等，而所收学生每月数元的学杂费，都作为事务所的什项收入。我们当时设立会计补习班的目的，是因当时委托我们代为设计西式簿记会计制度的单位纷至沓来，这些单位原来任用的会计人员，绝大多数是没有学过西式簿记会计的旧式帐房先生，所以在委托我们改良会计工作的同时，要求我们代为训练这些帐房先生学会西式簿记。我们认为对于这些人员加以个别训练，费时费力很多，不如把他们集成一班，同时训练，所以会计补习班就作为会计师业务的一部分而创立起来。
到第二期开学前，自动报名要求入学的人很多，于是我们决定把事务所附设的训练班改为独立的会计补习学校，先后设置初级、高级商业簿记、高等会计、银行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等课程。到一九三六年秋，学生已达一千数百人。后来又在重庆、北碚、桂林、广州、南京、兰州、天津、北京等地先后办起各级分校，学生人数，因案卷散失，无从确计，但据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立信会计学校概况》估计，毕业学生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解放初期两三年内，学生人数还有大量增长。
后来我们认为补习学校学生肄业时间太短，缺少系统学习，难以成为高等会计专业人才，且补校毕业生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在学历方面不能取得正式资格，会妨碍他们广泛就业的机会。因此我们又陆续创立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三所。这些都是正规学校，校舍、图书等费用极大，在经济上成为整个立信事业赔银贴本的重大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口号，尽量把会计师业务收入，以及书社的营业收益捐给学校，并把个人或集体编著翻译的多种《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捐给学校作为基金，推动学校的发展。
还有一点在学校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广收女性学生。本来重男轻女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在旧社会各级学校中，女生所占比例很少，立信学校开办前期，女生也很少。而社会上对妇女就业仍有歧视，妇女求职困难，因之她们也想学习专门技术以便找到适当职业。我们认为妇女的性格一般适宜担任财务会计工作，因之录取学生时，一律以成绩为标准，不歧视妇女，这就使女生入学人数逐步上升，在后期，有些班级女生超过半数。例如一九四六年秋，北砬立信高级职校学生七十七人中女生占四十一人；一九四八年春，上海立信专科学校入学人数一百六十七人中，女生占七十九人；最突出的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立信职训班毕业生七十一人中，女生竟占四十八人，为妇女就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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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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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些以外，必须指出立信会计学校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立信原是私立学校，设在上海，并附设函授学校，面向全国及港澳、南洋群岛。由于抗日战争开始后，内迁厂商增加，学校随即向蒋管区的后方发展。抗战胜利后，许多工商企业向沿海复员，学校又开始向沿海城市发展。解放后发展更快，一九五一年仅上海一地，各校学生共约一万九千人（包括函授），仅补校就设有分校十所，入学学生一万五千多人，重庆、广州、北京、天津的各级学校也有三千人左右。解放后，有人批评立信学校“恶性发展”不无道理。按照现在的认识，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当时本校集中在沿海城市，这是和解放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首先在沿海发展有关，那时失学失业的人数众多，都希望学习会计技术，以谋职业。二、立信以会计为专业，学生众多，与其他技术学校培训人才的比例不能协调，以致形成一时一地会计人员过剩而其他技术人员不足的现象。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立信学校的发展，是用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来适应普及和提高的不同要求的。
1．补习夜校。这一教育方式基本上是为了适应业余人员的需要。学生都是各企业或机关的在职人员，年龄比较大，三四十岁的学生很多，甚至有五十九岁的老学生。其中一部分是旧会计人员为适应改帐需要来学习的，一部分是适应社会对西式会计人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来学习的。
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为了照顾交通便利和各区职工学习方便，上海补校，除在黄浦、卢湾区自有校舍可开日夜班外，曾在黄浦、静安、提篮桥、南市、虹口各区，租借其他学校教室开办夜校。在重庆也曾与工商企业、政府机关合办分校六处，其中与重庆市基督教青年会合办的时间最长，班数和人数也最多。
2．函授学校。立信函授学生曾遍及全国各省市，乃至港、澳和南洋群岛，参加学习的数很多，影响也较大。
3．晨校、星期日校。这是为不能读夜校的在职职工，利用早晨和星期日的休息时间，研习会计而开办的。
4．日校。主要对失学失业青年和外埠专程来沪求学的学生而设，一般经济比较困难，年龄比较大，要求短期速成，因此又称“速成科”，开办时规定三学期毕业。
5．专科学校。这是正规的高等学校，入学程度为高中毕业，经过入学考试，择优录取。
6．高级职业学校。也是正规学校，投考学生需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三年毕业。
7．训练班。这是依照解放前旧教育部《短期职业训练班办法》开办的，办法规定学习期限为一年以上。立信曾办高级会计职业训练班（高中毕业程度入学，一年毕业）、中级会计职业训练班（又称初级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程度入学，一年毕业）、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程度入学，三学期毕业）。抗战开始后，旧教育部曾委托各校设立各种中等技术短期训练班，并发给必需的经费，立信亦曾几次接受委托，因此立信训练班一度设有公费生。
8．广播讲座。一九五○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普及簿记知识，曾和本校合办初高级簿记讲座。
严格和实用的培训方针
立信学校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胜任会计实务工作，因此，坚持严格和实用的培训方针。首先在学习时间上，保证每学期授课二十个星期，上课时一律点名，规定在一学期内学生缺课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作旷课一次。其次，在考核学习成绩方面，各类学校都严格实行考试，补习学校规定七十分为及格，不及格者不准毕业。
为了贯彻切合实用的方针，各项课程除讲授课文外，特别重视练习题。高级商业簿记等课程，平时加强练习题，最后并有实习题，印成“实习题应用文件”，使学生通过实习，对整个簿记过程有一个模拟实践的机会。同时实行助教改卷制度，对各项习题编有详解，由助教掌握，认真改卷，对学生复看自己演算习题有无错误，如何纠正，比较有利。此外，还用簿记会计竞赛、增加习字课程、加强珠算练习等办法，使基础技能训练得到可靠保证。为了训练学生阅读英文书籍和担任英文会计工作或外贸会计工作的能力，学校曾设英文簿记会计课，或参用英文习题。设英文课程的班级，按程度进行分班教学，以便加强教学效果。
更重要的是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同学会的配合下，经常组织学生去工商企业和政府机关参观、实习，派成绩优良的学生参加查帐实习，后期学校还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职业咨询所”，让学生参加。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不但使学生加深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实际运用，而且为他们扩大了就业的机会，使许多实习学生和查帐员被机关、企业留用。同时学校（包括补习学校在内）也常留用一部分优秀学生为助教，有条件时，并培养为教师。
函授学校系用通讯教学，学生对课业容易自流。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对函授学生解答疑问，力求迅速，批卷力求详尽，并发行函授刊物，作为补充教材，使学生减少学习困难。规定修业期限为半年，可以请假延期。并规定学生至少每天阅读讲义一小时，练习及解答问题一小时，使学生能按时学完课程。对中途停学的学生，经常函催复学，尽量使学生能学完全部课程，并规定七十分及格，以保证毕业生的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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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