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个小邦便联合得很巩固，成立一个统一国家。德国自联邦成立了之后，到欧战以前，是世界
上最强的国家，执欧洲的牛耳；欧洲各国的事，都惟德国马首是瞻。德国之所以能够达到那个地位，
全由丕士麦一手缔造而成。
因为丕士麦执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有了那种大功业，故德国的民
权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麦执政的时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军事
和外交种种方面战胜全世界，就是对于民权风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战胜一般民众。譬如到了十九世
纪的后半，在德法战争以后，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权的战争，并且发生经济的战争。在那个时候，民
权的狂热渐渐减少，另外发生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主义，就是我所主张的民生主
义。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这种战争，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
工人的团体在德国发达最早，所以社会主义在德国也是发达最先。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都
是德国人，象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会主义家叫做马克思，他就是德国人。<从前俄国革命>就是实
行马克思主义，俄国的老革命党都是马克思的信徒。德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便非常之发达。
社会主义本来是和民权主义相连带的，这两个主义发生了以后，本来应该要同时发达的。欧洲有了
民权思想，便发生民权的革命；为什么有了那样发达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不发生经济的革命
呢？因为德国发生社会主义的时候，正是丕士麦当权的时候。在别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压迫社会主
义，但是丕士麦不用这种手段。他以为德国的民智很开通，工人的团体很巩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压
迫，便是徒劳无功。当时丕士麦本是主张中央集权的独裁政治，他是用什么方法去对付社会党呢？
社会党提倡改良社会，实行经济革命，丕士麦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实行一种国家社会
主义，来防范马克思那般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比方铁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东西，国内的一种基本
实业，如果没有这种实业，什么实业都不能够发达。象中国津浦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山东和
江北一带地方都是很穷苦的，后来那条铁路筑成功了，沿铁路一带便变成很富饶的地方。又象京汉
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湖北、河南那几省也是很荒凉的，后来因为得了京汉铁路交通的利便，
沿铁路的那几省便变成很富庶。当丕士麦秉政的时候，英国、法国的铁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为基
本实业归富人所有，所以全国实业都被富人垄断，社会上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麦在德国
便不许有这种毛病，便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全国铁路都收归国有，把那些基本实业由国家经营；
对于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时间，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都一一规定。这些事业，本来都是社会
党的主张，要拿出去实行的；但是丕士麦的眼光远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
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德国从前每年都有
几十万工人到外国去做工，到了丕士麦经济政策成功时候，不但没有工人出外国去做工，并且有
许多外国工人进德国去做工。丕士麦用这样方法对待社会主义，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当冲
打消的方法。用这种防止的方法，就是在无形中消灭人民要争的问题。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
自然不发生革命。所以这是丕士麦反对民权的很大手段。
现在就世界上民权发达一切经过的历史讲：第一次是美国革命，主张民权的人分成哈美尔顿
和遮化臣两派，遮化臣主张极端的民权，哈美尔顿主张政府集权，后来主张政府集权派占胜利，
是民权的第一次障碍。第二次是法国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权，拿去滥用，变成了暴民政治，
是民权的第二次障碍。第三次是丕士麦，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权，成了民权的第三次障碍。这就
是民权思想在欧美发达以来所经过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权思想虽然经过了三个障碍，还是不期然而
然，自然去发达，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长。民权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问题。世
界上的学者，无论是守旧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权思想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在发达的时候，
民权的流弊还是免不了的，象从前讲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样。总而言之，欧美从前争平等自由，
所得的结果是民权；民权发达了之后，便生出许多流弊。在民权没有发达之先，欧美各国都想压止
他，要用君权去打消民权。君权推倒了之后，主张民权的人便生出民权的障碍；后来实行民权，又
生出许多流弊，更为民权的障碍。最后丕士麦见到人民主张民权，知道不能压止，便用国家的力量
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也是民权的障碍。欧战以后，俄国、德国的专制政府都推倒了，
女子选举权也有好几国争到手了，所以民权到了今日更是一个大问题，更不容易解决。
推到实行民权的原始，自美国革命之后，人民所得的头一个民权，是选举权。当时，欧美人民
以为民权就是选举权算了，如果人民不论贵贱、不论贫富、不论贤愚都得到了选举权，那就算民权
是充分的达到了目的。至于欧战后三四年以来，又究竟是怎么样呢？当中虽然经过了不少的障碍，
但是民权仍然是很发达，不能阻止。近来瑞士的人民，除了选举权以外，还有创制权和复决权。人
民对于官吏有权可以选举，对于法律也应该有权可以创造、修改。创制权和复决权便是对于法律而
言的。大多数人民对于一种法律，以为很方便的，便可以创制，这便是创制权；以为很不方便的，
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复决权。故瑞士人民比较别国人民多得了两种民权，一共有三种民权，不只
一种民权。近来美国西北儿邦新开辟地方的人民，比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种民权，那种民权是罢官
权。在美洲各邦之中，这种民权虽然不能普遍，但有许多邦已经实行过了。所以美国许多人民现在
得到了四种民权：一种是选举权，二种是罢官权，三种是创制权，四种是复决权。这四种权在美国
西北几州已经行得很有成绩，将来或者可以推广到全美国，或者全世界。将来世界各国要有充分的
民权，一定要学美国的那四种民权。由此四种民权实行下去，将来能不能够完全解决民权的问题呢？
现在世界学者看见人民有了这四种民权的思想，还不能把民权的问题完全来解决，都以为是时间
的问题，以为这种直接的民权思想发生尚不久。从前的神权经过了几万年。君权经过了几千年，现
在此刻各国的君权，象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权还有多少问题，不过这种君权将来一定是消灭的。
这些直接的民权，新近发生不过是几十年，所以在今日还是一个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什么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
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和被选举权。人民被选成议员之后，在议会中可以管
国事。凡是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行。这种政体
叫做“代议政体”，所谓“议会政治”。但是成立了这种代议政体以后，民权是否算得充分发达呢？
在代议政体没有成立之先，欧美人民争民权，以为得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无上的民权。好象中国革
命党希望中国革命以后，能够学到日本或者学到欧美，便以为大功告成一样。如果真是学到了象日
本、欧美一样，可不可以算是止境，还要听下文分解。欧美人民从前以为争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
心满意足。我们中国革命以后，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民权的利益究竟是怎么样呢？大家
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
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于这种政体如果不
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付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
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民权初生本经
过了许多困难，后来实行又经过了许多挫折，还是一天一天的发达，但是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代议
政体。各国到了代议政体就算是止境。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
民独裁”的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断其究竟，
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但是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
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
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我们要达
到这种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权主义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讲的大意，是要诸君明白欧美的先进国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种代
议政体。我们拿这种制度到中国来实行，发生了许多流弊。所以民权的这个问题，在今日还是很难
解决。我以后对于民权主义还要再讲两次，便把这个问题在中国求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能
解决，中国便要步欧美的后尘；如果能够解决，中国便可以驾乎欧美之上。
○第五讲四月二十日
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
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
是比中国进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项说，欧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国进步得多。中国的武器，几
千年以来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还是用那几种东西。象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
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
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
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
美。甚至于象欧美的洋枪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厉害，所以发生义和团
来反抗欧美。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是由于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
想从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馆，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
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在义和团一方面，可说是肉体相搏。西摩因为
被他们包围了，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横飞，但
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
杨村直进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清了大兵来帮助，才能够到达北京，解各国公使馆的围。
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
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
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
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
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
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项效力，自
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象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伕、驿站好得多。我们
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是快过挑伕、便利过挑伕；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
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所用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
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
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
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
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只才想到、还没有做
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
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
的变动。在义和团以前，中国和外国已经通了商，早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但是全国人的心理
还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所以当义和团的时候，便把仿效外国的铁路和电报都毁坏了，就是外
国的枪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时候还是要用中国的弓刀。以后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在中
国所用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由此可见，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
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
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
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对于民权思想也有这种流弊。革命以后举国如狂，总
是要拿外国人所讲的民权到中国来实行，至于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几次所讲的情形，是把外国争民权的历史和胜利之后所得的什么结果，详细的说明。由于那
几次的研究，便知民权政治在外国也不能够充分实行，进行民权在中途也遇到了许多障碍。现在中
国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外国的办法。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
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
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
不足为我们的师导。
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外国的东西到底可不
可以学呢？比方用武器讲，到底是外国的机关枪厉害呢，还是中国的弓刀厉害呢？这两种东西没
有比较，一定是外国的机关枪要厉害得多。不但是外国的武器要比中国的厉害，就是其他各种东西，
外国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但是外国在
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么样呢？外国的政治哲学和物质科学两种学问的进步，又是那一种最快呢？
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譬如兵学就是一种军事科学，专就兵学讲，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
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兵书，今日有没有人还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
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
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
最大的武器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斗舰。现在外国的战斗舰，每艘要值五千万元以
至于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船。外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
又以战斗舰为最快。战斗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战以前的战斗舰，至今已成废物。不但是海
军的战斗舰有这样的大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
每十年一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大炮，到了今
日也算是旧式。不但是武器在欧美是日日进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机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时时发
明。所以外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于在政治上，外国比较
中国又是进步了多少呢？欧美两三百年来经过许多次数的革命，政治上的进步虽然是比中国快得
多，但是外国的政治书本，象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腊有一位大政治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他所著的《共
和政体》那本书至今还有学者去研究，对于现在的政体还以为有多少价值可以供参考；不象兵船操
典，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
大不相同，那种科学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政治理论，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写的《共和政体》至
今还有价值去研究，还是很有用处。所以外国政治哲学的进步，不及物质进步这样快的。他们现在
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有大变动。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象
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
外国的物质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们要学他，便很不容易赶上。至于外国政治的进步，比较
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差得很远的，速度是很慢的。象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能够
实行的民权，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实行的民权便没有大分别。现在法国所行的民权，还不及从前革命
时候所行的民权。法国在从前革命的时候，所行的民权是很充分的，当时一般人民以为不对，大家
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国的民权还是没有大进步。我们要学外国，便要把这些情形
分别清楚。至于外国民权所以没有大进步的原因，是由于外国对于民权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由前
几次所讲的情形，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还是没有办法，民权的真理还是没有发明；不过近
两三百年以来民权思想逐渐澎涨，在人事上想不通的问题，大家便听其自然，顺着潮流去做罢了。
所以近来民权的发达，不是学者从学理上发明出来的，是一般人民顺其自然做出来的。因为总是顺
其自然去做，预先没有根本办法，前后没有想过，所以欧美实行民权在中途便遭了许多挫折，遇
了许多障碍。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要跟
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
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
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
照前几回所讲，大家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根本上还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
完全仿效欧美。我们不完全仿效欧美，究竟要怎么样去做呢？现在中国还有守旧派，那些守旧派的
反动力是很大的。他们的主张是要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以为要这样的办法才可以救中
国。我们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这个办法是很不对的，所以要反对这个办法，顺应世界潮流，
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我们要走政治的正轨，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义。什么是叫做政治呢？
照民权第一讲的定义说，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
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
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
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
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
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虽然管理人类之政治法律条理，也是一种无
形的机器，所以我们称行政组织为机关。但是有形的机器是本于物理而成的，而无形的机器之政治
是本于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学近数百年来已发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学近二三十年始起首进步，至今
尚未有大发明。此所以有别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
欧美。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所以
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
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
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为
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
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
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我们要中国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自己来实行民权，
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种办法。
我们对于民权政治到底能不能够想出办法呢？我们要能够想出办法，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但是要借鉴于欧美，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清清楚楚。因为欧美民权虽然没有充分发达、
根本解决，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学者对于民权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学理的发明，而且在实行上
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经验也是很多的。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
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现在各国学者研究已往民权的事实，得到了许多新学理，那是些什么学理呢？最新的对于政
治问题的，有一位美国学者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
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一说是最新发明
的民权学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个万能政府。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
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
民的话呢？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
的。象前次所讲，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俾士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德国
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那个政府本是不主张民权的，本是要反对民权的，但是他的政府还是成了
万能政府。其他各国主张民权的政府，没有那一国可以叫做万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学者说：“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这个理由，就是人民
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是万能。
所以实行民治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应该想方法去解决。想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
就应该要改变。”从前人民对于政府总是有反抗态度的缘故，是由于经过了民权革命以后，人民所
争得的自由平等过于发达，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没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过于充分，
政府毫不能够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国家虽然是有政府，便和无政府一样。这位瑞士学者看出
了这个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张人民要改变对于政府的态度。他究竟要人民变成什么态度呢？人民
的态度对于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譬如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中国人在这几千年中对于政府是什
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研究历史，总是看见人称赞尧舜禹汤文武；尧舜禹汤文武的政府是中国人常
常羡慕的政府，中国人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是希望有那样的政府，替人民来谋幸福。所以欧美的民
权思想没有传进中国以前，中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以为有了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
人民便可以得安乐，便可以享幸福，这就是中国人向来对于政府的态度。近来经过了革命以后，人
民得到了民权思想，对于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满意，以为他们都是专制皇帝，虽美亦不足
称。由此便知民权发达了以后，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态度，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如果持这种
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望进步的。现在世界上要改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
度，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呢？欧美学者只想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改变，至于怎么样改变
的办法，至今还没有想出。
我们革命主张实行民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
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我的办法就是象瑞士学者
近日的发明一样，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近日有这种学理之发明，更足以证明我向来的主张是
不错。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这个机能分别的道理，从前欧美的学
者都没有发明过。究竟什么是叫做权与能的分别呢？要讲清楚这个分别，便要把我从前对于人类分
别的新发明再拿来说一说。
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
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
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
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
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
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了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
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
的言词说，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
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一间大洋楼，不是一种寻常人能够造
成的，先要有一个工程师，把想做的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
便绘一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科，
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图样的，只有照工头的吩咐，听工头的指挥，或者
是某处放一块砖，某处加一片瓦，做那种最简单的事。工头又是不能够通盘计算去绘图的，只有照
工程师所绘的图，吩咐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
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头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做
出来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
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
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
事业，真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
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
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一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一
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一份。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
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
前几天有一位在高丽做官的日本人来见我，和我谈天，谈了颇久之后，我顺便问他一句话说：
“现在高丽的革命是什么样情形呢？能不能够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没有什么话可答。我又问他说：
“日本在高丽的官吏，对于高丽的民权态度又是怎么样呢？”他说：“只看高丽人将来的民权思
想，究竟是怎么样。如果高丽人都晓得来争民权；我们一定是把政权交还他们的。但是现在的高丽
人还不晓得争民权，所以我们日本还是不能不代他们治理高丽。”这种说话未尝不冠冕堂皇，但是
我们革命党对待全国人民，就不可象日本对待高丽一样，要等到人民晓得争民权的时候才去给他。
因为中国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就是再过几千年，恐怕全体人民还不晓得要争民权。所以自命为
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便不可象日本人一样专是为自己打算，要预先来替人民打算，把全国
的政权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讲的情形，欧美对于民权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办法，今日我们要解决民权问题，如果
仿效欧美，一定是办不通的。欧美既无从仿效，我们自己便应该想一种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
个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学者最新的发明，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但要改变态度，就是要把权与
能来分开。权与能要怎么样分开呢？我们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应该把前几次所讲的情形，重提起
来再说。第一件，什么是叫做民权呢？简单的说，民权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详细推究起来，从前
的政治是谁人管理呢？中国有两句古语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说“庶人不议”。可见从
前的政权是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关人民的事。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
中。那么，人民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
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其余的
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所以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能
够负政治责任，上无愧于天，下无怍于民。他们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目的，令我们在几千年之后都来
歌功颂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
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
“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因为他们有这两种长处，所以对于政治能够完全负责，完全
达到目的。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几个皇帝令后人崇拜，其余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于有许多
皇帝后人连姓名都不知道。历代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有很好的本领、很好的道德，其余都是
没有本领、没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虽然没有本领、没有道德，但是很有权力的。
大家都把中国历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国演义》，差不多人人都看过了。我们可以拿《三
国演义》来证明。譬如诸葛亮是很有才学的，很有能干的。他所辅的主，先是刘备，后是阿斗。阿斗
是很庸愚的，没有一点能干。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刘备临死的时候，便向诸葛亮说：“可辅则辅之，
不可辅则取而代之。”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的道德还是很好，阿斗虽然没有用，诸葛亮依然是忠
心辅佐，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这样看来，在君权时代，君主虽然没有能干，但是很有
权力，象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
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到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
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
的分别。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
也是很有权。现在成立共和政体，以民为主，大家试看这四万万人是那一类的人呢？这四万万人当
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觉的人，多数的人也不是后知后觉的人，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现在民权政
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全国很有权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这
四万万人。大家想想，现在的四万万人，就政权一方面说是象什么人呢？照我看起来，这四万万人
都是象阿斗。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权的。阿斗本是无能的，但是诸葛亮有能，
所以刘备死了以后，西蜀还能够治理。现在欧美人民反对有能的政府，瑞士学者要挽救这种流弊，
主张人民改变态度，不可反对有能的政府。但是改变了态度以后，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呢？他们还没
有发明。我现在所发明的，是要权与能分开，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才可以改变。如果权与能不分开，
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总是不能改变。当时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
他去治理。所以诸葛亮上“出师表”，便献议到阿斗把宫中和府中的事要分开清楚：宫中的事，阿
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诸葛亮把宫中
和府中的事分开，就是把权和能分开。所以我们治理国家，权和能一定是要分开的。究竟要怎么样
才可以分开呢？大家要拿一个远大眼光和冷静见解来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别清楚。
大家此时对于政府有一种特别观念，这种观念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是由于几千年专制政体发
生的。因为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多是无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
人，就做过了几千年奴隶。现在虽然是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
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还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因为再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想要
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对政府的观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态度。所以现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态度，还是由
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动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
心理，一变而为排斥政府的心理。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对，现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对
的。我们要打破这种不对的心理，便要回顾到几万年和几千年以前的政治历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专制皇帝没有发达以前，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当时
的君权还没有十分发达，中国的君权是从尧舜以后才发达的。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
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才可以组织政府。譬如从前所讲人同兽争的野蛮时代，
国家的组织没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个有能的人来保护。在那个时候，人民都怕毒蛇猛
兽来侵害，所以要奉一个有能的人负保护的责任。当时保护的任务，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够打胜
毒蛇猛兽的人，就是当时很有能干的人。当时人同兽打，没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个人的体
魄很强壮，所以在当时体魄很强壮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会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国
还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动植物的危险，复可制出种种美味，适
于口腹之欲，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么人的事？就是厨子的事。所以
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厨子做皇帝。神农尝百草，发明了许多药性，可以
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劳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尝百草是什么
人的事呢？就是医生的事。所以神农由于尝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医生做皇帝。更推到轩辕氏教
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缝做皇帝；有巢氏教民营富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
由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历史看起来，都不是专以能够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干、有新发明、
在人类立了功劳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组织政府。象厨子、医生、裁缝、木匠那些有特别能干
的人，都是做过了皇帝的。
从前有一位美国教授，叫做丁韪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游玩，遇到了一个农夫，和农夫谈
起话来。那个农夫便问丁韪良说：“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韪良反问农夫说：
“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那个农夫便指田边所挂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
中国皇帝了。”那个农夫的思想，以为只有一根铁线便可以通消息传书信，做这种铁线通消息的人
当然是很有本领的，有这样大本领的人当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证明中国人的一般心理，都以
为是大本领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国自尧舜以后，那些皇帝便渐渐变成专制，都要家天下，不许人
民自由拥戴有本领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现在四万万人用投票的方法选举皇帝，如果给以充分的民权，
人民能够自由投票，丝毫不受别种势力的干涉，同时又有尧舜复生，究竟是选举谁来做皇帝呢？
我想一定是选举尧舜来做皇帝。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心理，不象欧美人对于皇帝的那样深恶痛绝，因
为中国皇帝的专制没有欧洲皇帝的那么厉害。
欧洲在两三百年以前，皇帝专制达到了极点，人民都视为洪水猛兽，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
不但是对于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东西象政府一样，也是一齐要排斥。欧美现在实行
了民权，人民有了大权，要排斥政府实在是很容易的。象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诸葛亮，那还不容易吗？
如果阿斗要排斥诸葛亮，试问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够长久呢？能不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呢？阿斗见
到了这一层，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权都付托到诸葛亮，无论是整顿内部是由他，南征是由他，就是
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们现在行民权，四万万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万万个阿斗，这些阿斗
当然是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做国家的大事业。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
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便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
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中国要分开权与
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
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
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欧美人民对于政府不知道分别权与能的界限，所以他们的民权问题发
生了两三百年，至今还不能解决。
我们现在主张要分开权与能，再拿古时和现在的事实比较的来说一说。在古时能打的人，大家
便奉他做皇帝。现在的富豪家庭也请几位打师来保护，好象上海住的军阀官僚，在各省铲了地皮、
发了大财之后，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内去住，因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钱，他便请几个印度巡捕在
他的门口保护。照古时的道理讲，能保护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护那些官僚军阀的印度巡捕，
便应该做那些官僚军阀的皇帝。但是现在的印度巡捕，决不能问那些官僚军阀的家事。从前赤手空
拳的打师都是做皇帝，现在有长枪的印度巡捕更是应该要做皇帝。那些官僚军阀不把他当作皇帝，
只把他当作奴隶。那种奴隶有了枪，虽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军阀只能够在物质一方面给些钱，
不能够在名义上叫他做皇帝。象这样讲，古时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现在守门的印度巡捕；现在守门
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时的皇帝。再进一层说，保护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门的印度巡捕，大
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工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
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
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
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
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现在欧美民权发达的国家，人民对于政府都没有这种态度，所
以不能利用有本领的人去管理政府。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无能，所以弄
到民权政治的发达反是很迟，民主国家的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象日本和德国
那一样的迅速。从前日本维新，只有几十年便富强起来。从前德国也是很贫弱的国家，到了威廉第
一和俾士麦执政，结合联邦，励精图治，不到几十年便雄霸欧洲。其他实行民权的国家，都不能象
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于民权问题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如果要解
决这个问题，便要把国家的大事付托到有本领的人。
现在欧美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专门家。譬如练兵打仗便要用军事家，开办工厂便要用工程
师，对于政治也知道要用专门家。至于现在之所以不能实行用政治专门家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的
旧习惯还不能改变。但是到了现在的新时代，权与能是不能不分开的，许多事情一定是要靠专门家
的，是不能限制专门家的。象最新发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东西，是街上的汽车。在二十多年前
初有汽车的时候，没有驾驶的车夫，没有修理的工匠。我从前有一个朋友，买了一架汽车，自己一
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
的。到了现在，有许多的汽车夫和机器匠，有汽车的主人，只要出钱雇他们来，便可以替自己来驾
驶，替自己来修理。这种汽车夫和机器匠，就是驾驶汽车和修理汽车的专门家，没有他们，我们的
汽车便不能行动，便不能修理。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欧美人民始
初得到了民权，没有相当的专门家，就象二十多年以前有钱的人得了一辆汽车一样，所以事事便
非靠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驾驶不可。到了现在，有了许多有本领的专门家，有权力的人民便应该要
聘请他们，不然就要自己去驾驶、自己去修理，正所谓自寻烦恼，自找痛苦。就这个比喻，更可分
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
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
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
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
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
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
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
要明白这个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我从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一
个朋友约定了时间，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约定的时间忽然忘记了，一直到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