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实例特殊一点，就发生在前几年。一个戏曲作者，认为导演把他的剧本改坏了，要在报刊上予以揭露，构成了一个事件。揭露了什么呢？试举一例：戏曲作者原来写的一句唱词中有“牛女迢迢”这几个字，导演觉得用“牛女”来简称牛郎、织女，不仅文理欠畅，而且当代观众听不懂，于是随手改成了“天河迢迢”。戏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样改破坏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我坐在剧场里听到这个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体观众的嘲讽目光全都对准了我，一时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这样的话忍不住笑了，心想好端端的中国文人为什么一遇到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就会变得如此夸张和作态？好像在这些琐屑不堪的问题上埋藏着一个文人的全部羞辱和光荣，因此非如此高声表白不可。平仄问题，即使在诗词写作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古今任何一个大诗人都会因佳句而破平仄。更何况，现在戏曲剧场连最起码的观众数字都维持不了，怎么会有观众因一两个字的平仄问题而怒视作者？而这个作者，又何以知名到这个地步，居然能使全场观众仅仅从后脑勺就认出他来？但是，这种荒诞之极的想象居然可以当作真事公开发表，文化界不少人居然也把它当作一个什么事件哄闹起来。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的这一部位已经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背离了常情常理，失去了最基本的逻辑控制。
第三个实例比较有名，却与以上情景一脉相承。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北京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在睡梦中吟得一首诗，然而很快有人指出，这首诗是古人吟过的，于是一时成为文坛笑话，嬉笑怒骂，播扬广远。
我想为这位作家辩护几句。这位作家显然不想故意剽窃，因为再愚笨的人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剽窃一首随手可以查到的古诗。他的差错出在记忆的模糊上：诗句入梦，但这首诗是书中读来的还是自己吟出来的，有点闹不清了。这种情况在创造性族群的记忆机制中经常发生，不足为奇，何况这位作家并不以古典诗词为研究专业。他写混了，别人幽默地指正一下即可，顺便调侃几句也无妨，无论如何是小事一桩。谁料想，在很多人眼中，这件事其大无比，其臭无比，简直可以抵消这位作家以前的全部创造。这过分了。
对此我可以提供一个参照例证。一位剧作家，从小熟读中外名剧，能成段成段地背诵，长大后又每天迷迷糊糊地构思着一个又一个戏剧片断，有一次他把新写的一场戏给我们传阅，我们立即发现其中一段酷似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某剧，一经指出，他惊诧不已，然后大声嘲笑自己：“搞混了，分不清脑子里那些台词的来源了！”我们深知他的为人，当然相信他，何况他特地让我们这些非常熟悉西方戏剧史的朋友传阅，绝无剽窃嫌疑。大段的剧本尚且如此，其它细节当然更可理解了。
由此想对记忆问题多说几句。把记忆当作学问，这在古代，是文化传播事业落后的一个标志，而在现代，则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这个问题的严重后果，现在连中小学教师都已经警觉起来，正在尽力扭转，可惜我们不少文化人还在本末倒置。其实，即便是记忆性的文化族群，他们真正能记住的文史细节究竟能有多少呢？我本人也算是一个曾在文史中沉潜多年的人，据我的经验，即便平时认为最熟悉的材料，一到笔下也会发现夹杂着不少记忆上的差错，还得从工具书上逐字校核，因此，说是记忆，其实与直接记忆的关系也不大，只是记得翻哪部工具书罢了。而在这方面，据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当属报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辈职业校对员，但总不能说，这些职业校对员有资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对者了。
第四个实例牵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认识。他为别人的一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评论者撰文指出，这篇序言中有很多语法错误，口气比较严厉。严厉当然会产生回应，事情立即变得很不愉快了。作家的文字中有语法错误，指出来既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作家，本来语气严厉一点也不妨，但我稍稍有点惊讶的是，这篇序言我读过，为什么当时没有感到有语法上的障碍？待我带着这个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评文章一一对照，终于明白了真相。批评者有很好的语法和修辞学方面的造诣，他所指出的语言构成方式确实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只能说是用语粗疏而不能说是语法错误，而对有些作家来说，用语粗疏可能是故意的。在书面语言的严谨中加添一点口头语言的随意，有时反而能调节文本的规整语态，走向生动。当然，这种随意性如果明显地侵凌了语法，还是应该知道收敛和整理才好。可见，这本是作家和语法学者们协调商量的问题，但经起哄者们一炒作，情况就变得有点怪异。我从一篇评述这个事件的文章中读到的指向，已成为“作家的文字资格”、“名人的认错态度”等等不留余地的恶性事端了，幸好这位作家没有再去理会。这件事，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技术细节问题，而它一被点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视线，并烧燎到人格部位。这个程序，一再重复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让人惊心。
说了这些实例之后我想归结一下。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题目。人们在兵荒马乱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实务中呼唤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会有许多细部，但任何细部都没有权利通过自我张扬来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体力量。
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
世纪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声音，但听了几年，文化都在为不知所云的细节而争吵。终于不耐烦，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没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没有大家的文化。
鲁迅说，一个中国孩子，要学会几千个基本汉字，再学会把笔画繁多的难字准确地填到一个个方格中去，得花费一二十年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顺着鲁迅的计算把这笔账做下去：这个人需要背熟历代诗词，通晓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细节更麻烦，这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没有三四十年出不来。当然会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就喝酒去了；像那个绑匪，学会了一笔好古文就谋财害命去了。坚持下来的总该有资格谈文化、写文章了吧，那也应该是七八十岁高龄了，而且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规教育。不知这么一笔年龄账，会给我们什么启发？
当然，普通话的标准发音还是要学，有名的古诗还是要背，顺便学点平仄也不坏，语法上的问题还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国文化的荣辱边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它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们学问不深，知识不广，却也懂得要为它失落多年的高贵内质招魂，而不能听任它继续沦于琐碎和庸常。
反过来想，如果中华文化再经过几年调教，吓得作家们再也不敢随意谈古诗了，吓得导演艺术家们躲进书房学平仄去了，真正有点知识的人又被调教得目不斜视、足不出户了，那么，社会上在畅谈文化的会是谁呢？
------------------
这样的男人
一九九一年春天，一家法律杂志的负责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我谈谈对当时轰动上海的三个女贪污犯案件的看法，他们准备在杂志扉页“名人谈法”的专栏刊登。我一听就惭愧，当时还在担任学院院长，忙得连报纸也少看，居然不知道这些案件，便请这位先生先给我介绍一下。
原来，三个女贪污犯的案情惊人地相似。她们都是未婚的美貌姑娘，都是单位里的财务出纳员，事发之前都品行端正。她们各自爱上了一个男子，男子借各种理由花她们的钱，她们为了爱，为了面子，自己省吃俭用，把父母的积蓄也搭上，仍然填不满无底洞，便开始一笔笔地贪污公款。及至案发，由于贪污数字巨大，必判重刑，甚至有生命之虞；而那几个男子，却因为只花钱而不问钱的由来，无法定为贪污犯，只能以“窝藏”、“诈骗”之类的罪名轻判，关押一段时间便无事。
这几个男子，明明知道女友是财务出纳员却故意不问钱的由来。有的还不断欺骗女友，说自己拿不出人民币只因为手头只有外币……法律杂志的负责人开始还彬彬有礼，但在叙述这些案情时声音越来越高，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对这几个男子的愤然，而我，则早已怒火中烧。
我问，你们刊物是否允许我，臭骂他们一顿？或者，提一些疑问向法律界朋友请教？他点了点头说：“请。”
记得当时我已无法坐着说话，站起身来边走边结结巴巴地吐出一个个断句。
我说，作为一个男人，我为他们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连“凶恶”这个词都配不上，因为凶恶者大多数还有点硬气，他们居然连偷盗的勇气都没有，躲在女友柔弱的身体背后宰割女友！他们只有滑腻腻、阴嗖嗖的邪气……
我说，我的呼吁可能已经救不了这几个可怜而又愚蠢的女孩，但想与法律专家讨教，能不能给那几个真正的骗子更加严厉的处罚？我说，是的，按照法律，他们只能被轻判，但他们在监狱里，估计其他罪犯也看不起他们。我甚至很不应该地说，我希望其他罪犯能举起男人的拳头，打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男人是什么。
除了这最后一句，前面这些意思，那家法律杂志都刊登了。
后来我才知道，与我同样愤怒的人很多。好几个年轻的私营业主向法院打听，能不能成倍，甚至十倍地偿还这几个女孩子的贪污款，把她们的罪行减轻？有人问他们，是否看中了她们作为女人的德行，想把她们救出来做妻子？私营业主们回答：“不，只想让她们知道，世界上的男人不都是那样的！”
更意味深长的是，几年后上海又出现了一个男人出卖女友的事件，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却也传播一时，而传播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想起了这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已成为一种性别耻辱的标志。
作为后起之秀的那个男人，曾请他的一个不讲原则的朋友四处解释，试图挽回名誉，没想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扭过脸去。“连自己的女朋友还要出卖的男人，还说什么！”如此众口一词，我真为上海高兴。
女记者陆萍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有一天她去采访一个犯人座谈会，刚刚结束，就有一位不认识的警察悄悄告诉她，前面将下楼梯的犯人就是三个欺骗女友的坏蛋之一。陆萍立即跳了起来，叫住他，盯住他游移的目光，整整十秒钟，然后，强压心头的怒火，问了他几句，最后，厌烦得根本不想再看他了。
感谢陆萍，在报道中记述了大家关心的其中一个女贪污犯，她从一次次申诉、复审中终于保住了生命，然后写了这么几句诗：
梦幻人生
发生一个无言的故事
我相信了它
在日与夜的交异处埋伏
只等我失足
女犯在监狱里写诗，可见心情不错，而那几个男人当然早已出狱。但我还是忍不住，仍然想谈谈那种男人。
除了上述恶性案件，那种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都如此惹人厌烦。我见过不少有这类气息的男青年，而且似乎有一种趋势，这样的男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并不太坏，多数麻烦都出在恋爱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专门让女孩子们上当的存在。
我想应该先为这样的男人画一幅粗糙的图像。
他们总的说来都长得比较漂亮，有一种城市化的风度翩翩。读书成绩不错，聪明，谈吐举止有点品位，讲究细节。他们不是一见女孩子就狂轰烂炸、死缠硬磨的那一类人，恰恰相反，他们一开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爱理不理、懒洋洋的神态，这反而会引起女孩子们的加倍注意，而且，不少女孩子把他们与“白马王子”这几个可笑的字连起来了。女孩子们也明白“白马王子”只是一种说笑，但这种说笑因与某种尚未摆脱的童话心态连在一起，在观察男青年时起着一种模糊的暗示作用。
这个暗示会产生误导。“王子”这个概念与“骑士”不同，需要呈现出某种未曾彻底完成“心理断奶”的弱势，而这恰恰是这种男人的特点。他们从小受到溺爱，被种种方便所惯坏，至今还在生活上时时暴露需要被照顾的破绽；他们善于申诉，使每个女孩子听了一阵之后很容易产生一个姐姐对一个弟弟的怜惜之情，尽管她们的年岁不比他们大；他们在业务上一般不错，甚至还比较出色，这给了女孩子们一种安全感，期望他们今后有良好的前途；他们不讳避自己的一般缺点，如懒惰、任性之类，这又使女孩子们觉得诚实，而且更容易亲近。以上种种，都不是这种男人故意设计的，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经历所决定，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如果仅仅是上述特征，还属于正常范畴，但这样的男人显然已经暴露出一个重大的毛病，那就是缺少责任感。他们颀长的身材中少一条敢于为他人和女友担待的脊梁，他们机智的谈吐中少一种敢于决断、敢于负责的声腔。
很多女孩子觉得责任感不太重要，男人没有责任感反而给了女方一种权利。其实对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没有责任感更可怕的呢？与没有责任感的男人谈恋爱，就像与朝雾和晚霞厮磨，再美好也没有着落。如果要我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向这样的男人讲几句话，那么我会建议他们，暂停恋爱，先去锻炼责任感，做什么都成，只要找到自己的主心骨，然后学会照顾别人，保护别人，那就有了希望。如果没有这种锻炼，实在很难进入像样的恋爱过程。
这种缺少责任感的男人如果再增加一项缺点，事情就开始变得严重。这项缺点就是吹。
有责任感的男人有时也会吹，问题还不至于太大，因为责任感对他们产生一种内控力，如缰绳在手，撒野一阵还得回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一吹就不得了，尽管他们声音未必很大，用词未必很狂，但从任何一点出发都是不归路，越往前走越是风沙蔽天。
他们的吹，有一套大同小异的公式。一般总是从平静地睥睨天下，淡淡地鄙夷名人开头，然后明确暗示自己已达到的水平，以及在将来三年（不会一年，也不会五年，只会三年）内必然会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很少不与国际相连；接下来，一定会提到“怀才不遇”，一半是因为年纪太轻，一半是因为环境不好，只得暂时受压，难于施展，说到这一部分时比较具体，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情节，也有一些对既成流言的解释；最后，顺便倾诉自己遇到的最大麻烦——追求自己的女孩子太多，而自己则要求太高，因此很难处理。说到此处他们的语气诚恳而含蓄，又频频摇头，声声叹息，很让人同情。
听了这番话，半数女孩子礼貌地离开了，她们说不清离开的原因，只受到某种直觉的驱使，感到这里有很多不实在的东西，自己没有精力奉陪；但也有半数女孩子粘着了，眼前跳动的希望加上自己内心的虚荣，使她们快速地投身到这种话语系统。至此，吹，成了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事情。当然随之发生的情况并没有验证所吹的一切，唯一的弥补方法是更加信心十足地吹下去，而且年轻人生活丰富，要撷取一点零碎证据并不困难。即将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啦，敢于与某名人进行学术论争啦，名字已经进入某个关键人物的玻璃台板底下啦，多国外宾专程来访啦，全世界进入同一领域的包括他只有三个人啦，如此等等，反正只须有一点蛛丝马迹，稍稍改变一下事情的性质就仿佛依稀地全部成立。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吹，已升格为骗。
在这过程中又有一些女孩子迷途知返。此时，除了部分同气相求的“异性战友”，只有最老实又略带一点精神偏执的女孩子死心塌地，继续追随。但即使如此，这些男人也不为这些女孩子负责，只有索取，只有指挥，只有欺骗。对别人不负责已经要不得，对爱慕自己的女孩子不负责，则实在是一种根本性的坑害。社会上对那些只从女友身上牟利，却从不对女友负责的男人，称之为“吃软饭的人”加以鄙视，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吃软饭”，表面上风流倜傥，其实是由堂堂男性在扮演一种心理宠妾，是践踏双方尊严的性别灾难。
为此，我们有责任对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们劝告几句——
这样的男人因你们而存在。他们在你们面前作狡作态，作威作福，但说到底，他们是你们培养的，因你们的天真，因你们的虚荣，因你们的善良，因你们的愚昧。
从今以后，请不要嘲笑那些敢于直截了当向你们求爱的人，不要讥讽那些莽撞地给你们做了很多事情而又没有做漂亮的人，你们可以不接受他们的爱，却不妨建立友谊。但是，请不要过于在意那个矜持角落里似笑非笑的面影。如果这些似笑非笑的面影已经走近，那么希望你们在一些基本界限上不要糊涂：他们是男人，是已经长大了的男人，没有理由装扮成一座有待开发的矿藏要你们去卫护，没有理由不吐露负责的言词而只会申诉，没有理由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而要你们去照顾，没有理由不动用自己的钱款而要你们去支付。
他们是男人，是已经长大的男人，再多情也不应该把女友的耳畔当作他们唯一的讲台，男人的讲台理应在更大的空间。你们也许十分满足这种耳畔小话，以为是爱巢风景，但等着吧，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既做不了巢顶的茅草，也做不了巢壁的芦秆，更不要说做砖瓦梁柱了。既然如此，何不趁早，让他们的声音从耳畔移开，从小巢释出，到旷野云天间去试炼一番？
你们离别父母的呵护、老师的指点不久，以为凭着自己的感觉就已经能对种种大事作出判断，其实多半是幻想。对于情感上的事，你们羞于启齿又毫无经验，因此所作的判断更加危险，而这种危险的恶果，往往要以漫长的岁月来承受。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这种隐秘的危险让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来分担。虽然是谈恋爱，也尽快结束耳畔小语的粘滞状态，把时间放长，把空间放宽，让彼此的生命先在大地山河间折腾几年。自己的生命质量能达到什么水平，对方的生命质量能出现什么状态，都有待于充分展开、仔细打量。一丛未成熟的僵果，岂能有收获的期待？
——你们若能这样，那么，那群男人中说不定还真能挖掘出几个男子汉。
------------------
大桥的寓言
这实在像一则寓言，但居然是真的。
从天津到山海关铁路上的一四二号大桥，是一座既有历史价值，又保持着现实功能的备用铁路大桥，一九九四年八月的一天，一大群人开着大吊车、举着气割机前来拆卸，一派热气腾腾的施工景象。人多力量大，没过多久，第三孔右侧横梁已经拆落在地。
这天正好有一位管铁路的干部乘汽车经过这里，偶然看到这个拆卸现场心里有点纳闷：这等大事我怎么一点不知道？打电话到单位一问，别人也茫然不知。于是派人去追查，追查结果让人瞠目结舌，一个无业游民已经以大无畏的主人翁气概，把这座铁路大桥当作废钢铁卖掉了！
这个无业游民，在百无聊赖中想赚点钱用用，听说国内钢材走俏，就到处找钢材，一不小心看到了这座铁路大桥。要打这么大的主意简直难于上青天，但他眼珠一转却看到了一条可钻的缝隙。简单说来，他找到一家与法院有瓜葛的小公司，又找到一家与铁路局有瓜葛的小公司，都对两边说，对方要拆卖一座报废的铁路大桥，寻求合作，报酬可观。两方都被对方公司的背景所迷惑，深信不疑，出具证明，加盖公章，而游走其间的指挥者就是这个无业游民。
本来，他是想多少骗到一点预付的钢材款就溜之大吉的，根本没想过真的去拆桥。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失算了，大家都在等钢材，理所当然地快速向大桥扑去。这个骗子被捕后在审问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警察问他为什么笑，他说：“真没想到那伙傻子居然真去把桥拆了！”
我想，当警察走后，他在拘留室里也许还会把自己嘲笑一通：“真没想到这个傻子闹了半天连一分钱也没骗到！”
人们容易发现一目了然的小偷小盗，而对于一个分解开来的巨大骗局，却很难在各个局部上发现，反而会在实利的诱惑下八方用力，把荒唐推向更大的荒唐。
利用这种心理防范的盲区，连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做成一两件大事。
历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个秘诀：绝不把事情的原始整体和自身的人格整体明确对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层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复杂，就越能遮人耳目，因为正是这种分解，使人们失去了统观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别真相的可能。
只有防止被分解，才能防止被盗卖。明乎此，就是明白人。明白人最强调的只有一点：整体，整体！这也是他们战胜鸡鸣狗盗之徒的武器。然而，可悲的是，这样的明白人永远太少。因而不能不担心：实实在在的一座铁路大桥尚且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差一点被拆卖掉，那么，其它许多隐蔽乃至无形的文明成果，会怎么样呢？说不定我们大家都会把拆卸现场当作景观欣赏，欣赏那些吊车、气割机和如蚁的人群，有谁会产生怀疑呢？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精神桥梁。精神桥梁若要被盗卖，也一定有人首先不把它看成是桥梁整体，而看成是一段段钢材的组接，一个个锈斑的汇聚，然后把它拆卸开来。因此，当有人拿着卷尺对它的每一个细部东量西量的时候，当有人锯下某段钢材远看近看、声言要去做化学鉴定的时候，当有人借口要清除桥身上的污垢、开动风钻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锣鸣号，并大声呐喊：“这是桥梁，这是一座完整的桥梁！乡亲们，快来，有人要拆桥！”
------------------
遗憾的真实
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何军事谍报性质。
大惑不解的人们当然要问他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他说：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是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两页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种可能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只能是小偷突然内急，充当了手纸。
会场上一片嗤笑。但鲁奉节的逻辑十分细密，笑声渐渐停止了。他没有笑，只是宣布，现在时间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别墅周围找到与手纸有关的痕迹。果然，第二天一早，人们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了充当手纸的那两页笔记。而最后捕获的罪犯，也确实只是个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来读这份案情材料只觉得有趣，但请设想一下，在那个时候，鲁奉节先生在几个小时内得出这个结论是多么不容易！他面临的情况，比福尔摩斯所面临的还要复杂。政界、军界和警界的高层早就动员起来了，他们层层听汇报，天天作分析，每个人都已经作出过多种多样的判断，这些判断综合了国际形势、军事动向、内部情报，都十分雄辩，而且都关及这些高官的尊严。层层叠叠的尊严加在一起，下级实际上已经很难提出不同的意见了。于是，尚未侦破的案情出现了两个走向：领导心中的走向和实际发生的走向。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走向更强大，因此我们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假案、错案，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会有那么多的申诉无门的委屈。
领导者即使并不霸道，他们的判断也代表了当时当地一种共通的社会思维定势，而任何定势都是强大的，连侦查人员也很难不裹卷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自己的耳朵、眼睛与周围隔绝，只是一门心思地注视切实物证，实在很不容易。鲁奉节先生做到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出那两页军事资料的唯一去处，那种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种罕见的崇高。
所有的绝密电话全都响起来了，从军事禁区到北京高层，无数个声音在惊讶地重复：“小偷做了手纸，小偷做了手纸，手纸、手纸、手纸……”到昨天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断，全都烟消云散。
很遗憾。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更遗憾的是，这是真实。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由此我们也就看清了，什么是名探。
其实，世间一切平庸和杰出的界限也在这里。何谓平庸？做加法，层层叠加地人云亦云；何谓杰出？做减法，力求简单地直奔真实。
真实老被嗤笑，因此杰出者的数量总是不大。
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
氢弹的部件
如果不是魏肇权先生的介绍，我还不知道“文革”中发生过氢弹部件失窃案。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与上一篇文章所说的苏联专家笔记失窃案非常相像，这种相像发人深思。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两名保安人员护送一台体积很小的自动仪从太原乘火车到北京，这台自动仪是氢弹的重要部件，装在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两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个说话带有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过行李，很快就下车了，没有其它情况。
万万没有想到，车到北京，手提包依然，而里边的自动仪却不见了！经公安部门鉴定，这个手提包已不是原来的那只，只不过完全一模一样罢了。
如此大事，理所当然地惊动了国务院和公安部的主要领导，而事件的性质又理所当然地指向政治间谍案。国务院总理给的最后破案期限是十天。但是直到第六天，仍一无所获。
火烧眉毛之际，人们只好请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边的名探郭应峰先生。
郭应峰取过全部调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中整整八小时，当他走出这间静室后就宣布：这是一个很小的偷盗案件，作案者就是那个放过行李的男子，但他是女人装扮的，山西人，很可能做过演员；她偷错了，这台仪器对她来说还不如一块废铁。
他的分析很细密，这里无法细介绍，最简单的推断线索大体是：两个保安用这个手提包、上这趟火车，都是监时决定的，因此只能是惯偷偶尔发现行李架上的手提包与自己的包一样，调换了。如果有什么政治预谋，根本来不及这样做。那只换下来的手提包的提把上有山西乡镇妇女喜欢用的一种护肤油脂，联系到说话带有女腔，又如此善于装扮，便得出了这个结论。
郭应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当地偷盗犯中打听有没有这样一名女贼，果然很快找到线索，最后破案，事情正是一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人干的，只不过好发觉偷来的铁匣子无用，已经随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园的荷花池里了。警察立即找到那个荷花池，一捞便着。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这又是一个让人大失所望的滑稽结局。
滑稽在何处？滑稽在预期重量和实际重量的严重失衡上。就像一个人面对一堆庞然大物，吸足了气，提足了劲，狠命一举，没想到这堆庞然大物原来只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氢气球，反而让人仰天摔倒。据康德说，这就是滑稽的本源。
由这件事想到许多历史事件。我们的历史观，是由很多必然性判断组合成的，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包括那些挺严重的事件，是否具有那么多必然性呢？实在深可怀疑。许多完全出乎意外的偶然性因素，很可能是一系列重大历史关节的起点。无视这种情况，只选那些合乎主观心意的材料来装配历史，装配出来的只能是假历史。
你看眼前这个案子，按照必然性的逻辑来判断，有一千一万个说不通：严守密防的氢弹部件被盗，居然是小偷偷错了；小偷没有用别的办法，居然是在保安人员的近距离注视下换走的；这个小偷又居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惊动国家高层的氢弹部件，此刻居然以废铁的身份躺在公园的荷花池里……每一点，都像是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胡乱编造，但真实，却轻快地越过每一个疑点站到了我们眼前。幸亏这件事情最后有一个躺在荷花池里的铁匣子，如果没有，前面的种种疑点都会被“争议”，最终成为一个“无头案”，人们的注意力仍会集中在神通广大的外国情报机构身上。历史，因拒绝偶然性而失落了大量被解读的可能；人类，因自以为是的逻辑而加添了多少愚笨！
如果承认世间有不少大事是一种偶然组合，那么，我们的某些评论家就没事可干了。因为谁都看到，这些评论家的使命是把一切多姿多彩的生活实况一一推上他们铺设的必然性轨道，别人读起来很顺溜，唯独在被评论者心中是风马牛。按照这些评论家的意见，这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贼，一定是美国情报局安插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而太原人民公园那个荷花池底下，一定有一条秘密地道与台湾海峡相连。——这不是笑话，请看历史上那么多荒诞不经的冤案，不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至于日常报刊间的随意攻难，虽然说不上什么冤案，基本的制造过程也与此相类。必然来、必然去，最后必然出一个大荒诞。
郭应峰先生他们所做的显然是另一番活儿。也幸好有他们这样的人，敢于让世界留下一点真实，敢于在“文革”高潮中把一场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结在一个琐碎的滑稽中。须知，在那个时候，就连国家主席、军队元帅，根本没有去碰过一下类似“铁匣子”这样的东西，也已经按照必然性逻辑而分析成了“内奸”。
郭应峰先生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里整整八小时，我非常关注这个情节。评论家们谈必然性，听众越多越好，声音越响亮越好，因为最粗糙的逻辑和最世俗的声势历来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颠倒，也总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完成它的“雄辩”。但是郭应峰先生要的不是这个，他由实证而发现了偶然，许许多多偶然点的组接，脆若游丝，稍一用力就会绷断，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心底轻轻梳理。就像外科医生做心脏手术，关键之处比绣花女的针尖还要精细入微，容不得一丝噪音，因此只能安静得鸟尽人灭、天老地荒一般。此间情景，近似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郭应峰先生“格”了八小时，就理出头绪来了。
好多事，坏就坏在热闹，坏在人声嘈杂、香烟缭绕的会议桌旁，坏在随声附和或齐声嘲笑的勃勃兴致上。
一个案件尚且如此，要思考人生的大问题更需要长时间单独的安静，难怪佛学大师过一段时间总要在深山孤室里“闭关”。我们的人生太喧闹，浑浑噩噩间，往往连一个难题也破解不了，只能踩踏着众多难题胡乱度日。
试着破解一个两个吧，不必求助外力，先把自己关到静室里几小时，再说。
------------------
乱世流浪女
我对近年来逐渐公开的“文革”时期刑事案件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期历来被密密层层的政治案件充塞着，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实当时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价值，为我们提供了破读那段历史的另一条途径。
例如，作为几起盗窃案主角而一度震惊全国的女青年宋莲萍，就会让人产生很多感慨。
宋莲萍出身于河北省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那一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内蒙古落户，临行前与父母争吵，便离家出走，也不去内蒙古了，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这个起点，就让我十分同情。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无法完成中学教育，光从这一点，我就把她的个人悲剧看成社会悲剧。不让她读完中学倒也罢了，又不让她留在父母身边，如此年少却非要去内蒙古落户不可，这种先离散教学、再离散骨肉的政策，实在是触目惊心的恶业。与这种恶业相比，后来宋莲萍的偷盗，真算不上太大的过错。
宋莲萍的父母作为中学教师，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上级下令让中学生中止学业到农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断他们与教师的联系，因为教师们天天都在课堂上“放毒”。放什么毒？据说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毒。这种罪名压在一个教师头上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夫妻是一对教师，分外沉重。对宋莲萍的父母来说，现在要从他们身边夺走的，不仅是学生，而且还有女儿，他们的心情怎么会好呢？他们和女儿不知该怪谁，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们居然与女儿争吵起来了，具体争吵什么不清楚，但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极其酸楚的话语撞击，越是舍不得分开越是撞击得响亮。争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话刺激了心气很硬的宋莲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门，她就选择了流浪。
选择流浪，这在今天是一个漂亮的说法，但在“文革”高潮时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要有随时都能获得施舍的物质可能，要有人人见到不明身份的外来人不惊不诧的心理土壤，但这一切，当时都不具备。幸亏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才没有被抓起来。可是，举目无亲地长途跋涉在贫困的大地上，她毕竟饿坏了。
当她流浪到山西天镇县九庵庙时，已饿得气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庙中八十一岁高龄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艺高强，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莲萍看见。宋莲萍要拜师学艺，遭到老僧拒绝，她便以自杀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乱世学武艺，显然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且老僧、小庙、一个干杂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别人太多的注意，比较安全。就这样她整整学了两年，两年后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细一查，自己多年积蓄的钱也不见了，只得长叹一声。
老僧在长叹中产生了隐忧。她敢于拿走师傅的钱，那也就有可能拿别人的钱，而她已经学了两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点发紧，因为他最明白，宋莲萍已学到什么水平。老僧觉得不应该给人世欠下一笔孽债，于是天天苦恼。一年后，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给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有这么一个徒弟，年龄多少，外貌如何，什么时候不辞而别，临走时“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证明她也许心术不正”，但她的武艺“已学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当时的警方显然没有太留意老僧的遗言，但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不能不对老僧肃然起敬。他用词那么含蓄，把偷走积蓄说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对徒弟的武艺也只说“已学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确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艺绝对不能与“心术不正”连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间。
从老僧的这份遗言，我们深为宋莲萍可惜，她舍弃了一位多么不该舍弃的师傅！现在分析她拿走师傅积蓄不辞而别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点：－，年纪太轻，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庙极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经学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闯荡世界了；三，生在最贫苦的年月，她对经济价值的概念近乎无知，把师傅那笔不大的积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师傅已年迈得不久人世，不想让那些钱落人他人之手。
于是她走了。身上既有武艺，又有钱财，她认为无所畏惧了。这与她两年前离家出走时的情景相比，判若天壤。但她哪里知道，生在当时，武艺并没有正当用处，而师傅的那点钱，真正用起来才发觉非常有限。大概也就省吃俭用地过了一年多日子吧，她又山穷水尽。
在还有最后一点钱的时候，她都没有下决心在社会上偷盗，可见在她本性深处，还有隐潜的行为控制力。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她实在身无分文了，便决定以武艺自救。她经过反复思考，选择了在铁路运输线上偷盗货车的办法。不对行人拦路抢劫，更不上门打家劫舍，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到个人，而当时铁路上的货车，所运的都是国营企业的大宗物资，挖一点小零碎下来供自己聊以度日，她不觉得有太大罪过。这是在没有法制的年代，一个女孩子凭自己的良知傻想出来的一条是非界限。
与现在的车匪路霸相比，她在货车上偷盗的数量确实很小。开始是偷了两纸箱塑料拖鞋，第二天她自己在路边一双双叫卖，按当时的物价，每双也就是几角钱吧。比较大的一次，是从货车上偷下了一大盒上海牌手表，这在当时可不算个小数字了。
也许在那个时代，飞车偷盗的人几乎没有，因此她才出手几天就成了警方的追缉对象。这一追缉，她的惊世骇俗的武艺就表现出来了。
警察们看见，在飞驰的列车上，她纵身上上下下，轻松得像在跳舞一般，还故意展现出几个身姿，完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她稍没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围住，束手就擒，但哪里想得到，就在很多男女刑警的严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跃身蹿出屋顶盖板，立即不见了踪影。
如此神奇的本事出自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似乎故意在逗着玩，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了警方。有关部门于是下令，在九条铁路干线的几十趟列车上布下天罗地网，捉拿来莲萍。但是，好像谁也不是她的对手，经过几个回合，那些高大而强健的警察们叹息道：“从来没有看到和想到，世界上竟有反应如此敏捷的角色！”
最终，她还是没有被捉到。不知在第几次纵身逃逸时，一个神枪手击中了她。
她的死亡，离她决心飞车偷盗，仅仅一个月。她的罪行，她的武艺，都发生在这一个月中。仅仅一个月的调皮捣蛋就震惊全国，震惊的不是她的罪行而是她的武艺，这也实在让人眼睛一亮的了。
当警方领略了她的武艺，再想起她师傅的遗言，说她“已学到一定程度”，不能不重新仰望起那位高僧来。“一定程度”已经这样子了，高僧本人会是怎样的呢？嘿，穷乡僻壤的破落小庙，真不可小瞧了。
然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是女主角宋莲萍。这位中学教师的女儿，这位“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位孤苦伶仃靠自己闯荡世界的可怜姑娘，怎么会用两年时间就学成如此高强的本领？在一个没有舞蹈的年月她无处展现自己的生命节奏，便迷上了一列列飞驰的列车。说她是盗贼，也可以，但我却总是于心不忍。首先，是谁偷盗了她的青春，偷盗了她求学的机会，偷盗了她的伦理亲情？她为了糊口，确实偷盗过一些塑料拖鞋、国产手表之类，但她从未损害过任何个人。她有死罪吗？既然没有，那又是谁，偷盗了她的生命？当然，我不是指那个应命而来的神枪手。
她若生得早一点，可能是名震远近的荒江女侠；她若生得晚一点，也可能是哪项国际比赛中的女子冠军。只可惜，她生在不该有如此出色的身手的年代。一切出色都是一种危险，出色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就一定会蜕变成一种过失，甚至过错。那么，倒过来的道理便是：很多过失和过错，其实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出色。
今天细想起来，宋莲萍最让人伤心的地方是：从出走到死亡，每走一步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商量。她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看到公安机关的档案里当时记录的宋莲萍的外貌：高挑身材，鹅蛋型脸，弯眉挺鼻，非常漂亮。
如果活到今天，也就是四十余岁吧。
她的可怜的父母亲，应该还健在。
------------------
褪色的疑问
“文革”旧案中，有一个叫刘学保的假英雄特别让人恶心。他在二十余年后受到法律的严惩，证明岁月悠悠，公理自在。
事情说来话长。据他自己说，某一天，他与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搭班巡夜，突然发觉那个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药包准备炸一座大桥，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在眼前，立即冲上去搏斗，打死了那个阶级敌人，自己也负了伤，大铁桥终于保住了。于是他成了当时著名的英雄，全国许多报纸进行了宣传和颂扬。有一篇报道还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当年的小学生现在也已进入中年，如果记性好一点，或许还能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例如：为什么英雄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破坏与搏斗的时代，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万一成立，名扬远近的英雄立即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中间不存在其它可能。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整体社会观念的破灭，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很多貌似堂皇的邪恶甚嚣尘上，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中国人无数次地遇到过某种观念需要寻找证据的情况，越是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越是需要寻找，到后来寻找变成了呼唤，呼唤变成了引诱，引诱变成了培植。
如果从大背景上看刘学保的案件，那简直就是“文革”思维的一个拙劣造型。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试问，中国人都过着挺艰难的日子，温饱都成问题，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答曰有阶级敌人；再问，有阶级敌人也很正常，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答曰阶级敌人多得不可胜数，城市乡村都有，白天黑夜都有，没准晚上巡夜，都能碰上一个，由此非大张旗鼓不行；提问者还是不解，说姑且是这样吧，但这些阶级敌人又没有掌握政权，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剑拔弩张吗？答曰阶级敌人已经混到我们巡逻的队伍中来了，而且正要拿炸药炸大桥，千钧一发，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于是，刘学保应运而生。他完全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概念化“作品”。但是，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主题，越奇异反而越风靡。
然而，即使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学保的案件也显得触目惊心。因为它已不属于当时传染全国的群体性痴迷，而是在黑夜荒野，两个个体生命之间的生死玄秘。刘学保为了个人名声，不惜以别人的鲜血来证明血腥的必要，实在令人发指。
群体性痴迷所造成的大量丑剧，都以各自不同的等级而成了历史的教训，但是，越来越提高的法制观念使人们懂得，不能让血腥罪恶躲藏在一般丑剧中。虽然时隔久远，也应该凭着全人类公认的罪和非罪的界限，去抓住有血债的杀人犯。
于是，刘学保终于被“请”回来了。是法制之手，把他从没有法制的二十几年前“请”了回来。
法制能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明化。在这个案件中，其它一切都可忽略不计，关键在于，他是不是一个杀人犯。已有大量嫌疑的问号在触摸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是否成立，还要经过缜密的侦查。一旦成立，那么，他必须受到制裁，而那个所谓的“阶级敌人”则是一个蒙冤二十余年的被害人，除了平反昭雪，被害人的亲属子女应该拥有充分的法律权利。
——这条思路足以证明，中国人在清理往昔政治灾难的过程中，又在理性意义上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法律需要证据，这是对刘学保案件重新侦查的最大困难。
复查人员几经思考，开始了工作程序。
第一步，先让事情回到二十几年之前。当年现场勘察人员提出的疑问虽被否定，但他们的名字留了下来。那么，再逐个找回他们，把褪色的疑问重新激活。还要找当年的其他证人和有关村民，让他们也回到二十几年之前，此事当然很难，但没有想到，人们对一个虚假的事件很难淡忘，点点滴滴，证明材料逐渐积累起来。
第二步，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花费最大的精力做模拟试验。好在当年对“英雄”的采访连篇累牍，事情的具体过程已被反复报道得详尽无遗，刘学保自己作报告讲述“搏斗过程”的材料也在，为模拟试验的可靠性提供了切实保证。同样这座铁桥，同样大小的炸药包，同样的两人站立方位，同样的搏斗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试验，把炸药包也一次次拉响，完全根据当年刘学保的描述，把他在描述时有可能夸张、挪移或记错的成分也考虑进去，结论终于出来了：整个事件完全不可能这样发生。不可能这么站，不可能这么走，不可能这么伤，不可能这么死——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刘学保为了冒充“英雄”，残酷地杀害了那个无辜者。
第三步，审讯。这不复杂，今天的公安人员只是轻轻地抓住几个要害一问，立即漏洞百出，继续盘问下去，刘学保只得承认自己是故意杀人。二十几年前的闹剧和冤案，终于见底。
刘学保被判了无期徒刑。
他现在还在监狱里。铁窗锁住的，是“文革”精神的象征体：虚假的英雄，颠倒的罪名，堂皇的谋杀，疯狂的鼓噪。
是该锁住，而且锁住个无期，不可减免。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大桥上的那支复查队伍，特别是其中那几个年岁不轻的人。他们当年竟敢在一片社会性狂热中对一个“英雄”提出几条根本性的疑问，这就了不起，他们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想而知。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历史会有那么好的记性，居然在二十几年之后要他们把那中断了的勘察继续下去。
既然历史那么有心，他们也要对得起历史。那么大年纪，每天爬上爬下、左比右画、苦苦回忆、细细分析，好像在修复一个远年的故事，其实呢，他们是在修复历史的尊严。
驶往未来的列车，将从这座勘察清楚了的铁桥上通过。
含冤葬身于铁桥边的那位老人，应该可以闭眼了。
------------------
膨胀的雪球
本文要讲的事件发生在江西某地，一个简陋小厂的热处理班长，成了“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消息刊于报纸，人们虽然兴奋却没有太大的惊讶，因为这位热处理班长早已是位“科技明星”，曾受中国科学院邀请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材料学术会议，在会上舌战外国专家、荣获金质奖章、拒绝高薪聘请，这一些都在报刊和演讲会上宣传过，而且他确实也已因此而荣升为市科委副主任和政协委员。
一天，一位技术人员在市总工会门口的宣传栏前停步观看这位科技明星的先进事迹展览，看见照片上获国际材料学术会议金质奖的那篇论文的英文标题虽然很小却还能辨认，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居然是：Nuntry：os-perity，一个有关我国南海地区发展的报道，由此提出了质疑。凡假事只要遭到任何一个认真的质疑，好像冰河裂开了第一道口子，接下去再也无法收拾了。经层层调查，最后的结果是，一切全是假的，于是，“科技明星”所任职务也随之全部撤消，他立即成为新闻媒体的众矢之的。
骂他骗子已经没有太大意思，这件事值得玩味的是一个巨大谎言的构建过程。
我注意到，最要命的就是那个起点。那年，此人由于没有文凭不能参加职称考核，得知只要有像样的论文就可以破格，一气之下便伪称自己的论文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还说有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这是一个小小的甚至有点玩笑性质的谎言，但一旦开头就收不住了——
既然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这个国际会议仿佛应该在美国开，他就必须到美国去了；尽管他只是掩人耳目地到了兰州几天，但既然说是去了美国，总要让论文得个奖吧；既然得奖干脆就得个金奖，好在祖母临死时留下了一个小金片；这终究有很多的漏洞，于是又不得不赶紧伪造一些中国教授联名推荐他的书信；推荐的目标当然高一点好，于是便扯到了“德国的”诺贝尔奖……
我在读有关这事的一篇调查报告时，居然也一步步为这位当事人着急，而且越到后来越着急，生怕他出现漏洞。这种情景，就像早年看电影《豺狼的日子》，一个秘密军成员试图谋杀戴高乐将军，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谋杀，但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故事情景的逼近，立场渐渐产生挪移，最后竟为杀手担惊受怕，替他捏一把汗，直到他最后在关键时刻被捕，还在心中惋惜不迭。这种过程，其实是被电影艺术家“蛊惑”之后的“中邪”，完全进入了对方的行为逻辑南道，只得步步向前走。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欺骗事件中，首先是当事人受到了“蛊惑”，一头扎进去无法后退。对此我们不妨花点精力仔细分析一下。开始他只是想，各行各业都在评技术职称，我只想评个最普通的技术职称罢了，竟然还要有“像样的论文”，什么叫“像样的论文”？谁说了算？我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推荐的，总可以了吧？——这种顶牛式的心理，哪儿都可能产生，但他没有想到，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太贫困、太需要科学了，一听中国科学院那还了得？他情急之中口气稍稍大了一点，这一大就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灾难。
如果一开始受到申斥、受到怀疑，什么事也不会有，但他受到的是人们大喜过望的称赞。需要，而且是迫切的需要，集中成一种热切的眼光和信任，把他包围起来了。领导的接见、记者的采访、报纸的传扬，已经使他有口难辨，他或许也曾低声解释，周围的人全认为这是成功者的谦虚。“什么，他居然说自己什么也不是？”记者们深深地感动了，称赞他是“大音希声”。
问题还不仅仅是领导和记者。他的家人，含辛茹苦地盼望了他那么多年，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宽慰的笑脸；他的同学，都不太成功，现在都在为有他这么一个同窗而高兴……他用一句假话点燃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要，烈火已燃遍四周，他已无力扑灭了。
剩下能做的事情，是一条黑道走到底，明知总会揭穿，且让这种事情发生得晚一点。这是一个怯弱者的选择，而不是像报道所写的那样，属于“胆大妄为”。
他凭着极有限的知识，想象着一个科技成功者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笨拙地一一效仿。一效仿就出现了漏洞，他只得立即想出新的谎言去堵漏。新谎言的漏洞更大，于是再去编造更新的谎言……这简直是一种没有丝毫喘息机会的苦役，就像驮着越来越重的石块，在攀援峭壁悬崖。
这里出现了一个谎言的膨胀公式：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就像从山上向山下滚雪球，完全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结果。
特定的社会需要，是谎言滚动的“势”，是扩充体积的积雪，是顺坡下溜的速度。因此我觉得不应该过多地责怪这位热处理技工。我仔细地分析了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发现这个人其实并不坏，谎言构建起来之后也没有乘机做什么坏事，谋什么财物，相反，倒是为补漏花费了不少冤枉钱，而他的经济情况一直很不好。直到谎言揭穿，他仍然生活在贫寒之中。揭穿之后很多报刊嘲笑他，但我认为这些报刊不应如此轻松，当年一有风声就把他推上危险高坡的，还不是报刊？报刊对他，应有巨大的亏欠。
报刊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只求轰动，不求实证。这是当代很多报刊的共同毛病。一有新奇的消息，就急匆匆地赶发出来，一阵爆炒，然后紧紧追随。在我看来，这是谎言发生机制和扩张机制的关键。这件事的最后揭穿，居然也不是记者，这实在是一种职业性的失职。
由此联想，待些年来，我曾近距离地目睹过很多谎言的扩张过程。都或多或少与传媒有关。前些年，有人转告我一家报纸的报道，一个中年作者刚发表一个作品，就受到海外五所大学的联合邀请，他正在准备演讲稿云云。我当时一听就为这位老兄着急，心想你说一所大学邀请，旁人还能马虎过去，怎么扩充到了五所？大话由媒体说，收场还得靠自己，这个场怎么收？世界上的大学校长都是很高傲的，他们很少联手做一件什么事，据我本人对海外的了解，好像不大可能出现五所大学联合邀请一个人讲学的事，哪怕他是一代宗师，或退休总统。幸好这位先生聪明，没再就这件事弥补和延伸。更惨的是一些老人，不小心进入了谎言系统，传媒一加播扬，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当众继续把谎说圆，只得随口乱说，实在让人同情。例如我曾见到两个老人，开始只是出于一点小小的虚荣，编造了一个创作上的谎言，后来就越吹越大，也越来越说不明白了，让听的人都为他们着急。记得我当时就托人转告那些报刊，饶了这两位老人家吧，但报刊不依，仍然以声援的方法捉弄他们，直到最后不得不“大音希声”。
我想，天底下最劳累的事情之一，就是编造谎言。因此谎言揭穿，对他们是一种解脱。从报道看，江西这位当事人终于败露的时候，他正在外地，当地领导紧急传唤他回来。在一间会议室，他刚进门，领导就问了一句：“你到过美国吗？”他连停顿也没有，立即急不可待地说：“假的，我全是假的！”然后和盘托出。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全身放松地坐了一会儿，终于慢慢地站立起来。
我猜，他当时心中想的一定是：好了，这次可怕的“热处理”总算完工了。
街道已经不是昨日的模样，他摇摇晃晃，回家了。
------------------
心中的恶狼
在各种凶杀案中，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哪一种？我认为是没有具体理由的那一种。有理由，就有逻辑，伤害具有针对性，人们也有可能提防；如果没有理由，只能听天由命，谁都手足无措了。
其实，没有具体理由的犯罪，总还是有心理理由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关注人类的心理黑箱，说不定什么时候，那里会蹿出来一条恶狼。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云南省通海县县城的一个歌舞厅里，一个握着长剑的青年男子见人就刺，不到半小时就刺死四人，刺伤多人，他边刺边大声吼叫：“我孙玉峰曾经是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事业的成功，对社会有益，我事业失败，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那么，他有什么事业呢？这完全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读过一些江湖武侠故事的农村无赖子的狂想。他偶尔进县城，见路上没什么人理他，就在日记里写道：“每走到人群之时，竟然当我是死人，视如无物，阴恻恻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恨一切不理他的人，但所有的人都不怎么理他，于是他断言“天下人人可杀”。
看来，他走向罪恶的心理程序，是从狂妄自大的心理幻觉开始的。总觉得自己十分重要，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人们实在没有注意他的理由。我估计他曾多次自我卖弄，一再招惹别人，甚至恨不能把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人引出来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吵一架，可惜连这也没有发生。他的招惹因形态卑下，别人只须眼角一扫就会立即厌恶地转过头去不再理会。这种极度的孤独和无聊引起了他的仇恨，但仇恨又没有特定的对象，只能拿起长剑，朝那些活得最快乐的人群走去，按照他的认知范围，他选择了歌舞厅。
应该说，这个心理程序的前半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眼熟。明明是自己招惹了别人，却不躲开、不道歉，反而觉得别人对不起他，甚至越来越义愤填膺，这是为什么？
有一位作家曾大惑不解地问我：“某某人，我完全不认识，他在五年前一边剽窃我的作品发表，一边写文章骂我，这样做我还能理解，贼喊捉贼嘛！我不理解的是，五年来我对此事完全不理，而他对我的批判却接连不断，而且口气越来越凶，这是为什么？”
我想了一想，说：“问题大半出在你的完全不理上。开始，他一边剽窃你又一边骂你，是为了堵你的口，遮人耳目；但你居然对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反应，使他感觉到，他在你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无足轻重，这使他产生了彻底的自卑，并由自卑变成愤怒。”
“不是欺软怕硬？”他问。
“不是。欺软怕硬只是表象，”我说：“你的完全不理，看上去是软，但已超出了软的底线，是一种不可理解之软，而不可理解之软其实就是一种超强度的硬，因此引发了他极度的不自信。”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深奥。
儿时在乡间，常见夏天的中午一头头水牛浸在池塘中消暑，总有群蜂围着它们转。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烦了，会甩起尾巴驱赶一下，而有的水牛则纹丝不动。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动的尾巴附近，恣意逗乐，但时间一长，全都向着纹丝不动的水牛进攻了。它们不是在纹丝不动中寻找安全，恰恰相反，它们一浪接一浪地去招惹，频率越来越快，恨不能把顽石般的水牛整个儿挑动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过类似的现象。
一个同学，来自农村，生怕城市里的同学瞧不起，成天找机会作态，连夜间上厕所时穿的拖鞋都坚持用木拖板，响彻楼层，还声言是“保持贫农本色”。这样的人，“文革”一来，很容易造反。一天，造反派开会斗争教师，适逢他外出，回来后听说，深感失落，居然决定一个人拉一名教师出来游街，补补“风头”。他来到集中关押教师的地方，吆喝几声，教师们诚惶诚恐，唯独余上沅教授不惊不怒，平静如水。这个同学一看，突然傻住，似有恐惧，然后火气上扬，独独把余上沅教授拉出来，由他一个人押着，在校园里游街，招摇过市。作为这次恶性事件的代价，这个同学在十年之后被审查了很长时间。
这个同学犯了错误，但我们都熟悉他，深知他其实并不坏，此前此后也没有做过其它更坏的事，那次冲动，完全是他长久来煎熬于内心的过度自卑和过度自重的突然迸发，迸发的直接起因是两重失落，失落于一种热闹，又失落于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静。
但是，这种突然迸发有时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据报载，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洛阳工学院一个姓金的硕士研究生，由于长期以来觉得老师和同学处处看不起他，在交纳课程重修费的时候，突然举起水果刀，向一位正在开发票的女教师猛刺十三刀。直到被警方逮捕，他在监狱里清醒了一阵之后才沉痛地说：“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老觉得别人有意和我过不去，现在想想并没有什么根据，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其实都挺好的。”他还说，他并不是针对那位被刺的女教师的，如果那天路上碰到别的老师和同学，心里觉得过不去，也会举刀。
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心理病灶的夸张性诱发，他心中的恶狼放出来了。这只心中的恶狼也会吃人，既吞噬了别人，也吞噬了自己。由此联想开去，那个在美国爱荷华用手枪刺杀了多名物理学教授的中国留学生卢刚，也进入了类似的心理程序，当然后果更加严重，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卢刚是博士研究生，洛阳的那位是硕士研究生，云南那个叫孙玉峰的人什么也不是，但在自己村庄里也足可自命为一个孤独的哲人了。他们最后都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中，干下了人世间第一等的坏事：杀人。因此，我们切莫轻视了这只心中的恶狼。
据我看，这些人的心中之所以会培育出一只恶狼出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有过一段奋斗史，使他们超出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这种经历带来一种力图排除一切阻力的行为惯性。他们已经把世界看得很小，以为再努力几步就能抵达某种极致，因此把眼前的障碍看得很大，以为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
第二，他们的起点比较低微，因此在把世界看小的同时又十分自卑，永远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每天都虎视眈眈，疑神疑鬼，总觉得随时都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能把自己颠覆；
第三，他们从来执著于成败的界限而无所谓善恶的界限，因此在心底不拒绝用恶的方式来争取成功。善良对于他们，从未有过感召力和控制力；
第四，他们永远逼视着高于或有可能高于自己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对于那些以平静的生态高出自己的人尤其嫉恨，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辽阔的“泛嫉恨”，最后甚至嫉恨整个文明世界。
有了这四个共同点，只要出现了燠热的温度，便立即可以在心头听到恶狼的嗥叫。
不是危言耸听，我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恶狼今后会越来越多，而且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世界性灾难。因为在很大的范围之内，个人不再受到群体意志的严密控制，跋涉在精神荒漠上的心理孤儿层出不穷，而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又如此激烈，处处隐藏着危险的触发点，因此，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骇人听闻、又没有理由的凶杀事件是不奇怪的。至今仍在美国监狱里接受马拉松式审判的智能杀手卡钦斯基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每次想起总要为人类的前途增加忧虑。此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由于仇恨高科技社会，专门用邮包爆炸方式杀害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十八年间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造成一片恐怖。他过着极端孤独的生活，却又渴望着自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一直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社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新闻掩盖了他，他会坐立不安，很快再次作恶。为了让社会更关注自己，他居然会给受害者写信，说自己“夜以继日制造炸弹是多么辛苦”，而且还寄长篇文章《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给报社要求发表，声言如蒙发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不管这个案子多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卡钦斯基在极端孤独中因渴望成名、嫉恨成功者而不择手段行恶的基本特征，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杀人犯没有什么两样，他让我们警觉，心中的恶狼对人类的残害会达到什么地步。
对于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他们的行为终点当然已属于警方的事，但行为的起始和中段却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时时有可能走向终点。像往常一样对这种邪恶现象完全不予理睬以求太平，显然已经不是办法，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有谁去招惹了才会引起他们的行恶，我们不去招惹，他们仍然会找上门来，将巨大的罪恶向着完全无关的人群泼洒。在他们面前，不存在明哲保身的空间，不存在任何个人的安全。
因此，对付这些人心中的恶狼，只能是全人类的集体行为。在社会上普及心理咨询和缓释机制，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重复我心中的圣典：大规模地激发善和爱。只希望街市间忙碌的人群，努力减轻在成败问题上的沉重压力，而多多关顾善恶之间的界限。只希望我们经常自问：何苦到处开辟战场，风声鹤唳？何必时时寻找对手，枕戈待旦？如果这是成功的代价，那么成功又是什么？如果这是个人成名的方式，那么个人的名字又是什么？
——我知道当今社会上多数聪明的年轻人都拒绝作这种自问，认为这些问题过于浅陋，不符合生存竞争的原则。但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当我们居住的星球，竞争到已经不适合生存，竞争到互相剥夺生存，一起结束生存，那么竞争又是为了什么？
从上述几个杀人犯的心理轨迹来看，他们在竞争之初可能还与改进自己的某种生存环境有关，但竞争到后来完全进入到了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层面，只想成名扬名，而没有其它更多的实利追求了。连制造了那么多爆炸大案的卡钦斯基，最后居然也是为了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国云南的那个杀人犯孙玉峰，他刺杀了那么多无辜者，最终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法庭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他的愿望让人大吃一惊：“把我的经历编成一本书。”可见他实在太想成名了，而这个农村无赖子的成名理想，竟然是书籍。但他的全部经历，满打满算，至多只能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很多段落都毫无意思，怎么撑得成一本书？
卡钦斯基为了在一篇文章中成名而大量杀人，孙玉峰为了在一本书中成名而大量杀人，文化对于邪恶世界的诱惑会大到这个地步，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由此我也终于领悟，为什么文化界会发生那么多争名夺利、诬陷造谣的阴暗事件，原来已有不少卡钦斯基和孙玉峰混迹其中了。我想我们今后都不必大惊小怪了，更让人惊恐的狼嗥虎啸，也有可能光顾这个斯文的天地。以后的日子比较严峻。
想要让文化去阻止他们？不，他们正惦念着文化呢！
真正急于做的，是高贵的博爱精神、慈善情怀的重建。
只有这团火光，才能把深夜荒山间的狼群阻退。千万不能让这团火熄灭了，无论如何应该到四处捡拾柴枝维持着，直到霞光初现。
------------------
为自己减刑
一位朋友几年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应邀到监狱为犯人们演讲，没有见到他，就请监狱长带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平日都忙，你现在终于获得了学好一门外语的上好机会。”
几年后我接到一个兴高采烈的电话：“嘿，我出来了！”我一听是他，便问：“外语学好了吗？”他说：“我带出来一部六十万字的译稿，准备出版。”
他是刑满释放的，但我相信他是为自己大大地减了刑。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写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时度日如年，而获得一本棋谱后日子过得飞快。外语就是我这位朋友的棋谱，轻松愉快地几乎把他的牢狱之灾全然赦免。
真正进监狱的人毕竟不多，但我却由此想到，很多人正恰与我的这位朋友相反，明明没有进监狱却把自己关在心造的监狱里，不肯自我减刑、自我赦免。
我见到过一位年轻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懒洋洋地招呼，受理不理地售票，时不时抬手看着手表，然后满目无聊地看着窗外。我想，这辆公共汽车就是他的监狱，他却不知刑期多久。其实他何不转身把售票当作棋谱和外语呢，满心欢喜地把自己释放出来。
对有的人来说，一个仇人也是一座监狱，那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层层铁窗，天天为之而郁闷忿恨、担惊受怕。有人干脆扩而大之，把自己的嫉妒对象也当作了监狱，人家的每项成果都成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刑罚，白天黑夜独自煎熬。
听说过去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窃贼时方法十分简单，抓到一个窃贼便在地上画一个圈让他呆在里边，抓够了数字便把他们一个个从圆圈里拉出来排队押走。这真对得上“画地为牢”这个中国成语了，而我确实相信，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并没有铁窗和围墙。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老友长谈，苦叹一声，依稀有银铛之音在叹息声中盘旋。
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
------------------
灯下回信
秋雨按：上海《青年报》有一个“青苹果热线”栏目，一度邀请我做主持人，回答青年读者们的各种来信。报社转来的信件，多数是中学生写的，这让我想起，我从初中开始读报，读的也就是这份《青年报》，而且，我也是在这份报纸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章的，因此备感亲切。我乐于做这个栏目的主持人，也与此有关。我给青年读者们的回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该报集中发表，此后收到的来信就更多了。以前大家是写给报社，由报社转给我，后来则成沓成沓地寄到我的单位来了。我当然不可能一一作答，有时随手翻阅，也会顺便回几封。有几封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写来的，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大，我就花费较多的时间来写回信。
以下摘录的来信和回信，有些在《青年报》刊载过，有些则是首次发表。删去了每封信首尾的礼貌性、说明性词句，来信者的署名，遵照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写这些回信，大多在半夜，因此有了这个总题。
一
来信
余教授：
学生爱上自己的老师只是从书中看到的特别多，而我也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竞会落入这个俗套。
他是体育老师，年轻帅气，操一口正宗的北京话。他的课上得很棒，还常和我们一块儿玩耍，幽默可亲。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得很深，几乎天天都会想起他，有时一个人坐着发呆——整整一下午。向别
人谈起，得到的只是对那一份不成熟感情的嘲笑。于是只能自己救自己：给他写些永远也寄不出的信；在日记上记下心灵的点点滴滴；心里实在乱七八糟了，就干脆坐在黑暗中，放些很纯粹的音乐，让那超负荷的心灵尽情发泄。常常因此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我真的好无助，欲哭也无泪。
真不该那么早就尝试爱的感觉，特别是陷入这种暗恋兼单相思的痛苦。幻想和压抑都不能让我轻松好受些，难道必须任时间来冲淡一切吗？
依叶
回信
依叶：
很抱歉，我先要给你泼一瓢凉水：你现在所陷入的状态，既不美好，也不深刻，很多少男少女都经历过，属于青春期的一种浮浅躁动，一般很快会过去，算不了什么事。
不要再写那些信和日记了，更不要在黑暗中边听音乐边胡思乱想了，因为你目前所经历的不是爱，只是一个傻孩子对异性的过分关注，事情做得越多就越傻，形式感越强则更傻。爱情，以两颗成熟心灵的交流为起点。体育老师什么也不知道，根本没有与你产生过这方面的交流；如果他知道了，请想一想，他怎么会爱上一个不好好学习、又没有长大的女孩子呢？在你这一方面，你其实连自己也不了解，怎么可能了解一个大人？
打一个比方，你想游泳，但游泳池还在远方，你看见脚下有一个小泥潭，以为是游泳池，一脚踏进去了。
我看还是赶快跳出这个小泥潭，狠狠嘲笑一下自己，从明天起，好好上课，包括专心地上好体育课。二十年后，你再遇到体育老师，当众告诉他，当年我还给你写过很多没寄出的信，大伙必定笑作一团，包括你自己。
余秋雨
二
来信
余教授：
我在高中一年级时就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现在已经恋爱了一年多时间。在我们班级，差不多的情况还有四对。
但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对此一直反对，说我们这样做影响学习，还会带来不良风气，因此每次开会都批评，搞得我们烦透了。
恋爱是不良风气吗？我们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写爱情的作品，懂得了要用斗争来保卫爱情，你支持我们吗？
陈晓铜
回信
晓铜：
爱情非常珍贵，不仅值得用斗争来保卫，而且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值得。
在这茫茫人世间，一定有一个生命特别适合你，她已经来到世间，等着你。为了找到她，你会经历很多事情，周游很多地方，终于如电光一闪，充分成熟的你找到了充分成熟的她，然后互相托付漫长的生命。
但我不相信，她，正恰就降落在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同一个班级，降落在高中一年级。那么巧，那么准，又那么早。而且，同样的巧事还发生了四对！
当然，勉强说来，你们的交往也可算作初恋，但初恋毕竟是一个人的重大事件，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第二次初恋，你们大家难道就这么随意地集体打发了？
今后有人问起你们的初恋，如果你们齐声回答是高中一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别人听了一定会大叫：不算，不算，把公式化的儿戏来蒙人，真乏味！
我的这封回信也许会引起你的女友生气，好像我故意在拆散你们。其实，未经艰苦寻找的草率结合，对她也是不尊重。她和你一样，都有寻求深刻爱情的权利。
如果经历了人生坎坷，尝过了世间甘苦，突然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高中时的女同学，一谈之下情投意合，二谈之下心心相印，那就谁也不会反对你们的恋爱了。
余秋雨
三
来信
余教授：
进入高中以来，我无数次地哭泣过，为我的形象、我的学业、我的人缘、我的环境。我是个多余的人，就好像在黑暗中被别人遗弃了。我本以为读了高中会出现转机，可多少次的失败使希望和信心荡然无存。我也知道谁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成功，而我是根本就无法成功！没有秀美的容颜、没有聪颖的天资、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骄人的学业、没有一个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没有和睦温馨的家庭……我真的是一无所有，根本没有资本去改变不公的命运。看到别人幸福的微笑，我好羡慕；面对自己前途的渺茫，我又急又无能为力。说句老实话，我想过死，之所以没有那么做，不是怕死而是不甘心！我真想有一天能让所有瞧不起我的人看看：“我也是好样的”。可是，会有那一天吗？
荷东
回信
荷东：
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境由心造”，优美的意境是如此，懊丧的困境有时也是如此。一个孩子，早晨不小心摔坏了一个玩具，下午爸爸妈妈临时有事不带他到公园去玩了，他就会觉得日月蒙尘、天地无光。等到长大后一想，这算什么事呢！
其实你所遇到的困境也是如此，把自以为突不破的困难一个个收拢起来吓唬自己，把自己吓得垂头丧气。
你吓唬自己的方法，是先设想一个成功者的范本，然后一条条地与自己比，把自己比得一无是处。按照你的这种对比方法，天地间没有什么东西站得住了。泰山会叹息：“我比世界屋脊矮了那么许多”；黄河会自卑：“在辽阔的太平洋面前，我只是一道浊流”……
退一万步说，如果你确实处处不如人，遇到了比别人大得多的困难，那也应该发挥生命的主动性，改变这种情况。你还那么年轻，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创造，一切不利因素都有可能转变成有利因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迎接困难的，看到了一个个困难，心里就特别踏实，因为这才像活着。如果一时找不到困难，这倒反而心里发虚，怀疑自己是否在梦中。即便遇到乍一看无法克服的困难，也咬着牙齿一个个克服，这才是一个强者的生活。如果一切都已安排得顺顺当当、完美无缺，还要我们做什么？我曾在一本书上说过，人生，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这是对那些身残、年迈或真正陷入绝境的人说的，像你这样，何止是“一线希望”！建议你读一读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
必须向你指出的是，你的问题出在一个根本观念上。你很看不起普通人的生活，认为那种生活是“一无所有”，让你与普通人一样，你觉得是“不公的命运”。请你到大街上看看，再注意一下长辈亲属、隔壁邻居，究竟多少人，兼有“秀美的容颜”、“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骄人的学业”？难道命运对他们都“不公”？那么命运又对谁“公”了？把别人都没有的东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算“公”吗？你如此地看不起周围的普通人，却希望他们来“真正关心”你，这“公”吗？
我不知道你的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只希望你及早丢弃，早一点明白：以平常态，做普通人，是最有滋味的人生。
余秋雨
四
来信
余教授：
刚刚结束了初中生活，现在的我心头空荡荡的。对初中生活断断续续的回忆只有那阳光不再灿烂的感觉。有人说过：“初中时，孩子们的心灵是纯真的、友善的。”那我敢断言，我的同学们都是“早熟”的，初中就是斗争和欺骗的开始。学习委员在班主任面前打小报告，排挤他人以谋得班长的宝座；英语正副课代表则不择手段在英语老师那儿争宠；就连我这个小老百姓，也不顾一切地要冲进班级前十名……说句真心话，我从未受过这个集体，一丝一毫。
现在进了高中，会不会冷漠有加？成熟真的那么可怕吗？
周霁云
回信
霁云：
虽然我没有到过你初中的班级，但我可以断言，你把同学们的问题看严重了。你一定会说我不了解情况，那你不妨再去问一问其他大人，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这个同学向老师说点班级的事，你认为是“打小报告”；那个同学与老师亲热一点，你认为是“争宠”；某同学做了班长，你认为这个位置是“宝座”，别人没做是因为受了“排挤”……我不知道现在初中班级里一门课的课代表还分正副，但你都把它们看作了官职，因此把自己说成是“小小老百姓”。你用如此政治化、斗争化、权术化的眼光观察了自己班级之后，居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初中就是斗争和欺骗的开始”。
霁云，读了你的信，我先是好笑，然后心情沉重。我一直在猜想，究竟是什么途径，把阴暗的政治权谋思维灌进了你如此幼小的心灵，使你如此敏感和恐惧。我真希望哪位老师能在初中学生中作一些调查，分析一下他们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原因。看了哪几本普及政治权术的书？或是看了哪几部反映宫廷斗争的电视剧？我早就听几位中学教师告诉我，报刊间那些转弯抹角攻击人、挖苦人的小杂文，因篇幅短小、行文有趣，对初中学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从你信中看，影响之大已超过那些哗众取宠的小杂文所能发挥的能力了。
也许你在旁听长辈言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些观念的？那真是长辈们的不幸，他们在无意之中把自己曾经身受的灾难遗传给了下一代。
现在的任务，是清除这些观念性的毒害。你初中的同学其实都不邪恶，你初中的班级也不是一个钩心斗角的官场。生活中有阴影，但更有阳光，阴影只是阳光的附属品。你的年轻的生命，理应与阳光连在一起，理应与快乐、友情、欢笑连在一起。老谋深算式的冷眼，不仅不应属于你的年龄，也不应属于一个健康社会的一切年龄。
你说：“我从未爱过这个集体，一丝一毫”，这太不好了。生命能量的传递是互相的，你连一丝一毫的爱也不给这个集体，其实也就是在否定和拒绝别人给你的爱，哪怕一丝一毫。你认为你的冷漠是有原因的，但我要告诉你，正是你的冷漠，构成了你感到自己遭受冷漠的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了。即使周围真有冰霜，你只要愿意释放出生命的热量，也能溶化它们；倘若不能融化，你的口鼻间也会冒出一团团洁白的热气，把远远近近的伙伴们招引。
余秋雨
五
来信
余教授：
期中考试前，我的一位好友把我拉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十分认真地对我说：“考试时，照顾一下，好吗？我只求你这一次！真的，初中时我是绝不会想到进了中专会这么惨的……”她平时待人很好，与我特别知心，就像个老大姐，而且学习也挺努力的。可就是成绩差极了，上学期的所有课程都是补考才勉强通过的。所以，我答应了，她连声道谢。
考试时，我全力以赴，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可做完题后时间已所剩无几，加上老师监考很紧，坐在后面的她也没有出过声，所以除了数学考试外我都没有“帮上忙”。
分数出来后，我的成绩不错，而她除了数学外其它全不及格，想起她临考前对我说的话，我心中全无半点喜悦之情，我辜负了她！我甚至恨自己为什么要考得那么好，我无颜再面对她。我怎么才能修复与她的友情呢？
蔡霞
回信
蔡霞：
友情是可贵的，但以不做坏事为前提。作弊是一种坏事，因为它制造了一种虚假，既欺骗了老师，也欺骗了你们自己。而友情一旦与虚假与欺骗相组合，就立即变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也许你会认为我说重了，但我确实要郑重地劝告你：在你今后的一生中，什么时候人情关系如果盖过了基本的是非关系，那么，迟早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友情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更麻烦的是，作弊与其它坏事还不同，你与她两人谁也不愿说破，但她会担心你是否有某种暗示，如果没有这种担心了，又会觉得欠了你的情，这就进入了友情关系中最忌讳的部位——超敏感度的隐性观察。许多大人联手做坏事，最后都闹得尔虞我诈，都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延伸。因此，说来说去，是朋友，就不能联手做坏事。
你这次没有时间作弊，太好了。如果她因此而恨你，你可以向她解释一下，但千万不要解释成没有时间，而应该着重向她说明，一两个虚假的成绩什么用处也没有，等于是欠债，一定要加倍偿还，何苦呢？你还可以答应她，今后在课余时间帮她温课。如果你这样说了，她还不能原谅你，那你们的友情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更大的可能是，她没有记恨你，你也帮她温了课，但她的成绩仍然不好。这也不要紧，友情不是以成绩好坏来划分的，她今后不能继续深造，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继续成为好朋友。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朋友，都与学业无关。
余秋雨
六
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