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教授：
我高中毕业后，只因几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在家复习，准备明年再考。问题是，我的女友考上了，而且是一所重点大学。请你告诉我，我是继续保持与她的关系，还是主动切断这种关系，让她在大学里获得自由？如果继续保持与她的关系，请问，我明年是不是必须报考她所在的那所大学？
秦西岳
回信
西岳：
真正的爱情与是否考上大学关系不大。但是，我建议你与女友的关系要冷一冷。这不是很矛盾吗？不。我的理由是，如果爱情真正到了一定的火候，就不会再存在是否继续保持关系的问题了，但你却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向我提出，可见你们的爱情火候未到。火候未到的爱情要经历校门内外、年级上下等等分离性因素，确实有点累，不如冷一冷，过一段时间再看。
至于你明年是否一定要去报考她所在的那所大学，我也认为不必如此强求。你说她考上的是一所重点大学，从语气判断，你今年报考的并不是重点大学，却也未能如愿；如果只经过短短一年时间的复习，你又强迫自己大幅度提升报考等级，其中又有爱情的因素加添在里边，你的压力太重了。万一考不上她那所学校呢？你与她的关系中一定会出现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因素。你对这种尴尬因素不会没有预感，因此压力更重。
我的建议是双重减压：先减爱情的压，再减考大学的压。你只承认，一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考上了大学，今后彼此的关系如何发展，顺其自然；明年你会再考一次大学，考自己喜欢而又比较有把握的专业，不求重点，也不求一定要和什么人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松下一口气来，复习功课的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我不认识你，却对你的私事说这么多斩钉截铁的话，其实是十分冒险的，你完全可以不加理会。但我希望你记住一个原则：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选择时，首先要给自己减压，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最容易作出错误的决断。
余秋雨
七
来信
余教授：
我在二十三岁时就担任了车间主任，由于年龄优势，还差一点被选作了副厂长。但我明白自己的长处在技术方面而不在管理方面，因此几经申请，终于辞职，专心去做技术工作了。
让我伤心的是，刚刚辞职，平日与我亲密无间的三个好朋友拍着我的肩说：“可惜！可惜！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以为他们是开玩笑，谁知他们以后确实开始对我冷淡，有时简直是冷若冰霜。
到这时我才懂得，他们当初与我交朋友，其实是更看重我的仕途。仕途一断，友情贬值。但回想起来，我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很愉快，我现在再也找不到这种愉快了。有时我也会一个人暗想，为了不使朋友们失望，我还是去做车间主任或副厂长，巴？但又觉得不是味道。想请你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王礼明
回信
礼明：
不要害怕朋友们的失望，也不要害怕朋友们因失望而远去。我们不可能让一切朋友都满足，故意扭曲了自己而使朋友们满意，这就是虚假，而虚假又怎么能培植友情？
请允许我讲一段自己的往事。
好些年前，在南方，一位与我交往了很多次的朋友，突然放低了声音对我说：“请代我向老人家问好！”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如此恭敬的态度来问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名不见经传，这位朋友也从来没有见过。但又想大概是人家特别讲究这方面的礼节吧，于是就对他深表感谢，同时也问候了他的父母。没想到接下去他又说：“从报纸上看，他最近在北方几个油田视察吧？”
我突然傻住，又蓦然惊觉。他上了一种谣传的当，把一位与我的名字很接近的中央领导人，当作了我的父辈。
我连忙说明真相，而且急不择言地告诉他，在我们家乡，上下两辈人的名字，中问那个字不可能一样。他尴尬地笑着，频频点头，眼神间露出一种被欺骗的忿然，而且好像是我欺骗了他。
当然，这份友情也就在他的深深失望中结束了。
在功利社会中，多数朋友间是各有期待的，但大家都不把这种期待点明，成天在嘻嘻哈哈中互相偷窥，真是劳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朋友突然点破，明白表示失望，然后离去，这是一种结束虚假的可喜举动，会使双方都感到轻松。
不计功利的朋友也会有，但不多，需要长期寻找。我们不能用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一般性的交往。
你的那几个朋友既然已经明确表示出他们与你交往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你已经无法满足，那就中断那份友谊吧。一般性的友好交往还可以保持，没有必要反目成仇。千万不要为了不使朋友失望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因为这是为虚假增添虚假，变成了两重虚假，比以前的单层虚假更要不得了。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我们周围很多人，实在是被越积越厚的人际关系脂肪层堵塞住、窒息住了。大家都能听到他们既满足又疲惫的喘息声，你们年轻，不要走这条路。
余秋雨
八
来信
余教授：
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外资企业里上班，按社会上的一般标准，一切还算不错。但是，时间一长，我感受到了一种难言的平庸。按照我的工作表现，如果没有太特殊的情况，我会长久平稳地一年年被聘，成天与各种资料和数据打交道，多少年后我也可能升一级，做个小小的部门主管，继续一天天上班，做着自己完全不能左右的事情。
难道，这就是我们在大学里经常谈论、时时企盼的“成功”？
在战争的年代，指挥一场胜仗是成功；在饥寒的岁月，保证一家人或更多的人的温饱是成功；在现代，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一个地区度过危机是成功；作为一个企业家，创造令人瞩目的财富是成功……而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挨边，什么都作不了主，什么成绩也算不到我一个人头上，我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单位里争权夺利而取得胜利，那么，成功的概念何从建立？我觉得你在各方面都相当成功。你是怎么寻找成功的机会，积累成功的果实，抵拒平庸的消耗的？给我一点启发吧，哪怕片言只语。
焦一泉
回信
一泉：
我不知道你们在大学里是如何谈论和企盼成功的，在我接触的年轻人中，对成功这个概念往往有两度夸张——
第一度夸张，把成功看得很大，几乎看成了足以留诸史册的惊人功业，这有几个人担当得起呢？至少在我，连想也不敢想；
第二度夸张，把成功看得很险，几乎与失败处于千钧一发之间，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成功就是一个窝囊废。
把这两度夸张加在一起，结果非常可怕：既然成功的要求如此之高，成功者的数量也就很少；既然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失败者；但谁又愿意成为失败者呢？因此为了争取成功必定需要经过残酷的争斗，争斗到最后仍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如果成功必然导致如此可怕的图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它呢？
我们不妨让成功这个概念低调一点，软化一点，泛化一点。几位医生开刀前都点名要这位护士消毒器具，这位护士是成功的。年迈的丈夫临终前紧握着妻子的手，这位妻子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并不与失败近距离对峙，而是完全能够与其他成功和睦相处。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你每天平平常常地上班，不能说是不成功。例如，如果你们企业里某个业务关节只有你才能快速地处理妥帖，如果同事们想到你时都轻松愉快，如果亲戚朋友遇到麻烦问题时总是喜欢与你商量，如果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学回来时总是首先与你打电话，那么，你就是一个成功者，而且是多方面的成功，令人羡慕。
至于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体会，说出来你也许会不相信，那就是尽量少考虑这个问题。老是考虑成功，就会害怕失败，那就反而很难做成事情。例如我在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早已成了教授之后，才开始学写第一篇散文，与低年级学生一起起步，成为一名“散文新秀”，如果太多地考虑成败，那就肯定不敢这样做。
尽量少考虑成败，那么，多考虑什么呢？我主张多考虑世间的是非和善恶，以便拨乱反正、止恶扬善。可惜现在从中学生开始，整天都在追求成功，研究抵达成功的途径和方法，却很少花精力辨是非、分善恶，这实在让人焦虑。不少年轻人为了成功，不惜与罪恶联手，便是深刻的教训。
为此，我觉得你也不妨降低对成功和失败的过度敏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弘扬高贵的互助互爱精神，使大家的内心多一些善良，使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仁慈。在这方面，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可做，除了上班之外，忙都忙不过来。如果忘记了善良和仁慈，只知一味地与别人争夺成功，那才叫真正的平庸。成不成属于术，善不善属于道，我们岂能求术而舍道？
你知道，这已涉及到终极关怀的问题，涉及到人文领域的中心部位，即人之何以为人的那个部位了。
余秋雨
九
来信
余教授：
我气量不算太小，但遇到了一件实在恼火的事情。
大学毕业时，我与另外两位女同学一起被招聘到这个单位。开始三人很亲热，谁知一年后我因工作上的成绩接连两次加薪，引起了她们两位的嫉恨，麻烦事就频频发生了。
先是到处传言，说我工作上的成绩有虚假成分。我开始听到这个传言时完全不知道是她们散布的，还向她们倾诉。她们说，也听到了，但每次都予以反驳，还劝我今后谨慎，注意“盛极必衰”。然而渐渐，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这个传言是她们散布的，由于大家都知道她们是我的朋友，又是同一个专业，不会乱讲，因此使传言显得很有说服力。
过了不久，传言的内容变了。因为我的工作成绩是否虚假是有确实证明的，而且每天都在证明，很难以传言来否定，于是传言的方向转向我的历史，主要是说我在大学时代是个“恋爱狂”，有好几个男同学受过我的骗，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话，种种暗示，让人掩口而笑。讲大学时候的事，只能由她们所为，她们实际上是不加掩饰地与我对仗了，但我不知如何对付她们，不知何以洗刷，何以自辩。
近半年来，她们又进了一步，不再传言了，而总是在各种会议上发言，反复讽刺“我们单位有名的先进人物”，甚至在企业内部刊物上写文章，用挑拨离间的语气讨论“先进与民心”的关系，谁都知道在说我。我从一个被阴暗角落里的传言伤害的人，变成了一个在正式场合“有争议的人物”。
她们这么做，严重地干扰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应该怎么做？理直气壮地当众训斥她们一顿？想过，但可以预想，到时候她们的话可能听起来比我更理直气壮。找领导反映？领导也就是劝慰几句罢了，她们又没有违反单位纪律，能有什么效果？干脆到法院打官司？这就需要搜集足够的证据，但对传言，任何证据都是不过硬的，至于发言，更抓不到切实的把柄。总之，我一筹莫展。
我读过您的不少文章，知道您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有过深入的思考。为此想请教，面对我的处境，该怎么办？
褚景丽
回信
景丽：
初读来信，我曾怀疑你是否因过敏而夸大了事实，但再读两遍，我大致上相信了。因为你所叙述的程序，符合嫉妒者的行为轨迹。中国社会上的很多灾难，就是循着这种轨迹越来越恶化的。
当然，由于我没有调查，这封回信还难以轻断具体的是非曲直，我下面要说的只是：如果你所说的全部是事实，应该怎么办。作为一种“假定性”的探讨，如何？
首先是基本不理。这不是胆小，不是躲避，而是拒绝进入她们的行为轨迹。如果在具体问题上与她们一一辩论，虽然可能洗刷掉某些诬陷，但从大的方向看，是顺着她们的思路在走了。你现在的成绩，你以前的历史，本来是没有任何理由成为辩论对象的，如果逐个辩论开了，等于在你自家的家园里开辟战场，即使小赢也是大输。借用战争术语，可谓在战术上偶有所获，在战略上误入歧途。
你一定会问，如果不理，别人相信了她们的传言怎么办？请放心，只要你没有出来和她们干仗起来，很少有人会完全相信单方面的谣传。即便相信了，对你的实际损害其实不大，像“文革”时期那样凭着几句谣传施行政治暴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更何况，你每天创造的成绩，你诚恳的笑容，你坦然的步态，都在默默之中为你正名。不正名也不要紧，一个人在名誉上保留一点冤屈的斑点，就像在食物中保留一点没有营养的纤维素，森林中保留一点恶兽毒菌，反而是健康、大气的标志。你又不想做民选总统、一代教宗，不要过于在乎周围对你的看法，而周围其实也不会一直保持着对你的强烈兴趣。即便是民选总统、一代教宗，不是也有许多人指着他们的背脊说三道四？他们好像也不在乎，依然是落落大方，从容不迫。相比之下，我们遇到的事情真算不上什么。
其次，你要以适当的方式，宣布与她们友谊的中止。这倒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因为她们的谣传之所以有某种蛊惑力，而你又特别生气，都与她们曾是你的朋友有关，一旦明确中止，事情就会结束夹缠状态，变得比较简单。这种中止，光写一封信不行，还要让周围较多的人知道。但是切记，不要把这种中止的宣告，变成态度激烈的吵架。一切都可以显得很平静，中止友谊这个决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越平静地宣告，越有力量。不要具体申述中止的理由，一申述就能引起反驳，又变成了一场辩论。
在这个问题上，最不可取的态度是，既满腔愤怒，又黏黏糊糊。说来说去还是朋友，她们那边说对朋友也要揭露真相，你这边说是朋友不应该造谣生事，旁人听了就会想，既然是朋友间的嗦事，谁也不想管。其实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老挂着
“朋友”这个词有什么用呢？既混淆了彼此间的是非，又玷污了人世间的友情，变成了一本越缠越乱的糊涂账。许多老朋友终究成了骂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烂污状态的仇人，都与这种错误程序有关。相比之下，较好的做法是不谈是非，先结束友谊。在友谊结束前谈是非，用的是内部坐标，其实此时的“内部”已不存在；在友谊结束后谈是非，用的是社会坐标，比较敞亮和公开。就友谊而言，及时地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不仅为彼此双方清理了友谊系统，而且也在一个范围内为友谊这个命题恢复了名誉。
最后一点，如果你与她们中止友谊后，她们仍不知收敛，继续造谣生事，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诉诸法律。法律在名誉上能起的作用很小，而反作用则很大，不宜轻用。既然她们是你大学里的同学，你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可以把有关情况告诉大学里的其他同学，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判断。他们也许会出来调解，那也好，使他们增加对事情的了解。这或许是能对她们产生某种心理钳制作用的因素，因为她们既然利用老同学的关系造谣，也就不会不在乎其他老同学的看法。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包括你的恋爱史，老同学们都是知道的。老同学们当然构不成对她们的实际处罚，但一种背景性的心理气场出现了，这是一个无形的道义法庭，毕竟会起一点正面作用。如果她们不是你的老同学，而是一般的老朋友，那你就可以借用当年她们与你之间共同的其他朋友，来起类似于上述老同学的作用了。当然，这一办法，非到忍无可忍时不要轻易采取。
在这三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即基本不理。没有这一条，其它两条就失去了前提。因此，以健康和超然的心态来面对身边的人际关系，是根本。我估计你会说：“道理都对，但我身处一个不大的单位，任何一种荒唐的谣传都会形成巨大的气压，很难忍受。”是很难忍受，但强健的心志，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这一方面，我大言不惭地希望你学学我。这些年来我受谣传包围的程度大概远远超过你吧？散布你的谣传的是你的老朋友，散布我的谣传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较有名，会到处写文章，又会天南海北到处游说，比你的那两个老朋友厉害多了。我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还是基本不理。
不理并不是故意地闭目塞听。对此我可以教你一种心理疏离方法，你不妨一试。在谣传最为严重的时候，设想自己升腾到一个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与自己有关，回身俯视原处，只见谣言如何步步追逼着这个名字，煞是好玩。俯视一阵之后你就发现，真正可怜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他们非常劳累、步步为营，而且前途黯淡。因为谣言的每一步不仅会露出漏洞，而且会暴露造谣者自己，必须从两方面堵漏，但按照规律，除非他们立刻停止，否则总是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我曾用这个方法观察过昔日的两个老朋友，他们开始只不过用耳语方式对别人说说我的作品而已，后来就越来越无法收拾了：别人对耳语产生警惕，他们不得不公开发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个昔日友人对大多数读者总还是不太习惯，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寻找背弃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个什么历史问题；终于道听途说地找到一个，于是到处播扬。但广大读者比较现实，没有剧作家的想象力，很难相信一位经历“文革”后多年清查而担任高校校长的人，居然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式的逃犯，而他的两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么的警官！读者的漠然使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我有空闲时也暗暗为他们设想一些办法，心里却很轻松，要不然，这些年怎么会有心绪写那么多文章！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来宽解你。我想你的那两位老同学也找不出更多办法来对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个维度来观察，就像看公园角落里对着残局发怔的棋手。
如果看烦了，那就走开。因为她们口中念叨的你的名字，与你既有关又无关，就算是棋手心中的假想敌吧，由她们一步步厮磨去。也像读小说，警官老盯着冉阿让，挺紧张，又挺好看。
观赏时间一长，我们也会对棋手产生由衷的同情。好可恨的这盘残局，害得棋手们耗掉那么多光阴。小说中，警官也比冉阿让更值得同情。
夜色降临了，催棋手早些回家吧，好好睡一觉，明天，最好不要再到这里来。《悲惨世界》，也该早点读完。
说到底，一切都会过去。
那么，永远不要为自己而过于生气。
余秋雨
十
来信
余教授：
我学的是国际财经，却喜爱文学艺术。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尽力抽时间观赏电影、戏剧、舞蹈，平时也听音乐、看小说。由于专业课程的负担很重，我没有可能花时间好好消化这些作品，更不可能找同学讨论、找老师请教，因此老是觉得没有完成欣赏过程，一切都半生不熟，囫囵吞枣，有点遗憾。唯一找到的弥补办法，是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翻看一些文艺报刊，希望那儿能有一些文章帮助我。但是，多翻看几次，令我惊讶的现象发生了。凡是我觉得好的作品，报刊上总是否定得最多，而那些明明平庸的东西，却历来找不到批评。我看了两部美国写人性的电影，热泪盈眶，但报刊门对这两部电影好话不多，讽刺有加。我最喜欢的两位中国导演，从偶尔翻到的外国报纸看，国际上的地位也不低，但我们的报刊几乎不作研究，整版整版配了照片宣传的电影，我和同学们都毫无观赏兴趣。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的报刊评选全国最差演员和作家，把我很喜欢的那几位全都评进去了。
我周围的同学，平日骂得最多的是那些泛滥成灾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假大空作品，这些作品很少有观众，却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上市，兴高采烈地获奖，对这种情况，报刊间几乎不予批评。相反，哪个演员有了一点道听途说的传闻，各种报刊不容辞白、不作调查就一起上阵，用最严厉的词句齐声责斥。
以前，我一直以为可能我的艺术欣赏水平和文化判断能力有问题，但时间一长，又觉得并非完全如此。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看到杨澜对您的采访，才知道您的许多看法与我很接近，因此我增强了自信。您说，为什么我们报刊间的文艺批评会变成这个样子？
卓菲
回信
卓菲：
首先要说明，您在报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总的来说不能算是文艺批评。要不然，真正的文艺批评家要提抗议了。
我看产生这类文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一些年龄比你略大几岁的大学毕业生，厌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正统教育规程，在这些正统教育规程中，教师对中外文艺作品的分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这种沉闷状态一定会引发反叛，当大学生在临近毕业时发现自己居然能对著名作品发表否定意见并说得头头是道，深感痛快。肯定的语言方式早被老师用完了，再用就傻，于是自然而然呼应成一个以苛评为业的年轻群落。这对社会文化思维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年长的群落已疲于发言，更不愿作吃力不讨好的总体研究，于是，话语重心倾斜，造成一有好作品就出现大量否定意见的情况。坚持公正每每失之于枯燥，批评庸俗又容易带上官气，都是年轻人所不屑为；
二，社会上言路初开，报刊繁多，竞争激烈，不少报刊为了吸弓赎者必须寻找刺激性的话题。政治性的刺激不敢，经济性的刺激势必扰乱市场，剩下有三个领域，司法领域、体育领域和文化领域还有可能产生刺激性。司法领域的刺激性在于案件本身的真实情节和宣判结果，缺少评论空间；体育领域比分明确、胜败公平，靠评论来颠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领域则有可能。于是，你所说的种种愚人节般的游戏就在文化领域频频出现了。总的说来，这是报刊为了增加发行量而产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业本身的软性状况而容易被搓捏，无可奈何，不足为怪，但当这种倾向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坐标实在堪忧；
三，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界一直轻于建设，重于破坏，轻于创造，重于评论。而事实上，最被轻视的最烦难，最被重视的最轻松，因此很多人选择了后者，即最被重视又最轻松的一途：破坏和评论。破坏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声势夺人；评论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居高临下。例如在我自己培养的学生中，哪一个要认真地写出几个高质量的电影剧本，可能要付出很多年的艰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个晚上写一篇批判某位名导演的文章，就会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已取得了与这位导演同等、甚至更高的文化方位。正是这种错觉，引诱了我们文化领域某些部位的超常发育、某些部位的日渐萎缩。在此需要再一次说明，超常发育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评论机制，由于激愤的呵斥和琐碎的议论充斥报刊，连这种机制也萎缩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对前景并不悲观。目前报刊间的这种颠倒文化品位的嘈杂之声，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厌烦，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它们被遗弃的时日已经不远了。不久前我在与孙绍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已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快车道，进人规范明确的标准化运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桥墩下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拥塞旧街，了无规则，人车共道，叫卖声声，斯文扫地，但是越杂乱越标志着根本性变革的临近。会出现一些真正堪称重要的批评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大作品的出现，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顿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乱，是大作品出现前的混乱。这种混乱会不会埋没大作品呢？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会反过来埋没混乱。
那么，不妨宽下心来，把你不愿看到的一切，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的浅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龄，你会在中华文化领域看到让你兴奋的景象的。对此，我已作过不少分析和推断，有把握。
余秋雨
十一
来信
余教授：
我看到一些报刊在谈到您时，常常会表达出一种遗憾，觉得您作为一个学者，与电视太亲近了，并由此引起反复讨论。这事在我们学生宿舍里也引起争论，多数同学认为现代文化没有必要拒绝传媒，但也有一些同学同意报刊上的那种意见，认为学者还是集中精力钻研学问为好。我很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没有时间详谈，只须告诉我，是您对电视台的邀请盛情难却，还是本来就有主动性？
王丽宙
回信
丽富：
是我本来就有主动性。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过于亲近电视，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完全是好意。但是，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电视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学问”，而且是学术主业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我不能因为写了几篇散文，就要放弃我的学术主业。一个木匠空下来时也能炒几个菜，但不能因此而说他干木匠活是不务正业。我亲近电视，就是木匠亲近他的墨线锯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文化界一想到学问，便立即产生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几乎不会想到诸如电视文化这样的领域呢？
二，如果不以电视文化为专业的其他学者，在电视上做了几次谈话节目，算不算不务正业呢？
三，为什么我们欧美学术界的同道们频频上电视，不仅欧美的观众没意见，连我们中国观众也没有非议呢？“中国学者”，在学术形象上与国际同行相比，有什么特殊需要遵守的规矩？
这几个问题虽小，却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几处要害，想想很有意思。我还会多想想，谢谢你来信的启发。
余秋雨
十二
来信
余教授：
读了您的《遥远的绝响》，我深感共鸣。
世俗太污浊了，为此，同流合污成了中国文化人最大的耻辱。魏晋名士的高责，正在于他们抵抗流俗，保持着纯洁的孤独。宁肯独自打铁，宁肯单车漫游，宁肯呜啸山林，宁肯放声大哭，却不肯降低自己、贬损自己、耗散自己。
你把他们的生态方式、心理走势和生死意向，写得那么简洁、明白而富有诗意，令人陶醉。
其实我一直在这样做。我不喜欢热闹，历来惯于独行。我静静地想着自己崇拜的那个角落，却不会去争夺。夜晚，我会关掉电灯，点上蜡烛，让月光照着我买来的一小丛文竹，凝视两三个小时。我觉得这种意境真好，由此，更厌烦街市间的车来人往了。
但我周围的人都说我过于清高，拒人于千里之外。清高就清高吧，拒人就拒人吧，我不在乎。不清高，不拒人，哪还有我？
我的这些想法与做法，你赞成吗？我从不以这样的问题问人，今天特殊，轻声动问《遥远的绝响》的作者。不答也可，就像那啸。
赵钦素
回信
钦素：
我不赞成你的心理方式和生活方式。
因此我要回啸了，请你聆听。
古人所说的同流合污，并不是指与世俗社会的沟通。世俗社会就像大海，有污浊、有杂质、有凶险，但正是它的容量，它的运动状态，使它产生巨大的能量，给地球上的生命以多方面的关顾。你有一个纯净无波的小池塘，但对不起，它无论如何无法构成对大海的对峙和反拨。
魏晋名士的魁力，不在于离群索居、傲视众生。这事说来话长，此处不作评论，但有一点可能是定律：任何傲视众生的人都谈不上魅力，魁力在于交流，在于发射，在于广泛地被接受。未曾交流、不被接受的魁力，不叫魁力。
我希望你能与世俗社会和解，不要始终对门外板着脸，门外的风景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丑陋。
月亮升起了，何必只凭蜡烛，去长久凝视昏暗中的文竹？这实在有点单调，一再重复又有点做作。夜间最美的是什么？依我看，除了月亮，就是万家灯火。
余秋雨
十三
无来信，只回答一篇发表了几十遍的文章。
XX先生：您好！
最近，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又读到了您写我和妻子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仅就我注意所及，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大概至少已经发表几十遍了吧？
您的文章写了一些生活琐事，全为我们说好话，口气十分善意，这是应该感谢的。但这些事，我们作为当事人怎么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呢？有的虽有影子却又大相径庭，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估计你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写出来的。据上海另一家杂志的编辑告诉我，他们也收到了您的这篇稿子，曾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您核实材料的来源，您说是在某个城市的大街上遇到我，我站在路边对您说的，而且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请您同时发表。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当然我也不排斥您遇到了一个骗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可能，而他的外貌又与照片上的“我”非常相像。
不管怎么说，XX先生，说好话也要讲究真实。不真实的好话与不真实的坏话，在社会功能上是一样的。我们国家，长期注重是非判断、好坏判断，而轻视真伪判断，其实，真伪判断是一切的基础。真伪的界限不确定，是非界限和好坏界限就很不可靠。这一点，我非常希望能成为我国正派传媒和撰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被说的人而言，也不能老是对“坏话”发火，时间一长终究会明白，不真实的好话会给自己和社会导致严重的恶果，有时虽然是小事也会打开自轻自贱的裂口。例如几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材料，说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产生过国际影响，问其理由，说是我国一个戏剧代表团曾把这几部著作当作主要礼品赠送给欧洲某协会。但我这几部著作并没有翻译成外文，也根本不是人家点名索要的，只是代表团一时找不到合适礼品，胡乱赠送罢了，外国人连翻都不会去翻一下，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我当即要求把这样的“不真实的好话”改掉，因为这种吹嘘反而会让人家轻视我们，效果比骂我还坏。这就像在原先光洁的脸面上突然生出来一个大水泡，把真实的容貌破坏了。这个水泡可能很亮，但我们的脸宁肯丑一点，也不要它。而且，从整体而言，大量不真实的传递只能加剧文化信号的无序和错乱，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吃的亏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所写全部属实，有没有必要把某对夫妻的生活琐事几十遍地发表，去浪费读者那么多时间？即便是稍稍出了一点名的文化人，他们可以面对社会的是他们的专业成绩，而不是其它。我能给予社会的是文化思考和散文作品，我妻子能给予社会的是表演艺术，至于我们的私事，就未必比千家万户都有的私事更有价值。一个人有了一点专业成绩如果就想换得别人对自己更大生活领域的关注，在我看来是一种忘乎所以的矫情，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就很难再过得真实而平静。
由此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世事繁杂，广大民众的集体注意力十分值得珍惜，而我们的媒体空间又不是很大，如果再让它们浪费在平庸的泥淖中，于心何忍？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忙去摹仿海外那些闲得发慌的小报，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伪装悠闲。且不说国计民生的种种大难题，即便是文明素质的消长、文化生态的进退，都还没有腾出篇幅来细细商量，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白纸黑字去让大家关心“张家长、李家短”的啰嗦事？我这些年对报刊间不少与自己有关的谣传和攻击一概不予辩驳，就是生怕浪费广大读者珍贵的注意力。试想，自己家里有点噪音还怕干扰隔壁邻居呢，哪里忍心拿着与人家毫无干系的琐事，却频频叩击他们本来就不轻松的神经？
我和妻子虽然都不认识您，但从文章中看出您的善意，估计能听得进我们的劝告，所以写了这封信。冒犯了。 即颂 笔安
余秋雨
十四
来信
余教授：
日前在报上读到著名记者朱伟伦先生有关你在西安两场学术演讲的报道，朱先生说这是他平生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我和同学们还年轻，没有资格说“平生”之
类，却也被你的口才所折服。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演讲后半部分的当场问答，不管听讲者提出的问题多么艰深和古怪，您几乎不作思考，立即找到破解的路途，千脆利落的语言每次都激起全场数千人的掌声和笑声。
回到宿舍，所有的同学都在谈论你的演讲，大家都说，报刊上那些经常纠缠着你、要与你辩论的人，如果有机会听你一次演讲，一定会打消念头。但也有同学觉得可惜了，认为你应该在报刊上有声有色地展开一场场精彩的辩论，这会给我们层次不高的媒体语言增加很多活力。
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在电视里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国际的大专院校辩论赛，你都担任评委，而且每次都由你担任主要讲评，与此同时，传媒间总有人用故意的恶语来引逗你与他们辩论，这有点好笑，就像一场球赛正忙着，突然从栏杆外钻进来两个小朋友一定要拉出主裁判来与他们比赛一样。我觉得，你在电视里娓娓评述着辩论双方的误区和差错，剖析着辩论的诀窍，其实也是在反讽和开导着那些招惹你的人，是吗？
也许我看多了武侠小说，特别欣赏那些武艺高强而又不轻易出手的人，他们对冲到自己眼前的对手反而有一种同情和怜悯之心。我觉得你也有这种风范。
我不解的是，如果你不参加辩论，那么藏在身上的辩论本领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作为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学一点这方面的技巧？如果有必要，你能向我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吗？
刘启佳
回信
启佳：
感谢你对我演讲的美言。
辩论如果仅仅是一种自我防身的本领，那就把它看小了。男儿立世，只为自己，即便百般武艺也一文不值。
像你一样，我也钦佩很多武林高手在心态上的大气，但我自己还没有学好，需要继续努力。我很明白，一位声乐大师不会与歌舞厅小姐一比歌喉，一位将军不会在与邻居的打斗中展现战略战术。我曾亲眼看见，一位武功超群的朋友走在街上，遇到横冲直撞的小伙子们总是躲避和退让，生怕自己失手伤了人。
我不与媒体间的攻难者辩论，主要是考虑到问题本身的无聊，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辩论水平太高，怕失手伤人。当然有时作为休息时的娱乐，也会诊察一下那些文章的毛病所在，为它们设计几个修改方案，看它们能不能因此变得硬扎一点。有时反过来，也会构想一下如何把这些文章置于逻辑上的死地，像下盲棋一样，但从来没有技痒，因为我有一条最严格的人生界限：绝不与无聊打交道，哪怕与无聊辩论。
与谬误辩论，很可能获得真理；与无聊辩论，只可能一起无聊。
余秋雨
十五
来信
余教授：
这两年“理解万岁”的口号，不怎么叫了，但我仍然觉得，人生在世最大的快慰是被人理解，而最大的悲哀是不被人理解。
也许我这个人不容易与别人沟通，每做一件新鲜一点的事，别人总不理解，有时明明做了一件大好事，别人也还是不理解。而我，又没有心情和机会，向别人解释清楚。
生活在不理解我的环境里，就像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里，连喊叫几声也听不到回声，真是寂寞。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寻找理解者？
卜伊奇
回信
伊奇：
恕我直言，你上了一种可称之为“弱者文化”的当，把理解看得太重要了。
除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究竟能达到什么理解程度也很值得怀疑。
我的意见是——
真正的善良是不计回报的，包括在理解上的回报。阳光普照山河，并不需要获得山河的理解；春风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
也不要因为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独占风水的企图。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个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社会适应的突破，对民众习惯的挑战。如果眼巴巴地指望众人理解，创造的纯粹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做的比较像样的大事，连父母亲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亲缔造了我们却理解不了我们，这便是进化。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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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沉思
小引
我读书，多半在深夜。四周都已沉睡，只有我和作者在轻声聊天。此间情景，像是小时候过年守夜，开始那么热闹，渐渐大家都打吨了，坐在椅子上，头一颠一颠的，只有我和祖母醒着，压低了嗓门说话。红蜡烛在摇曳，祖母说着以前过年的各种事情，我听着、问着，远处隐隐传来两声爆竹，天地间安静极了。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夜风游荡夜空。
因此，我写的序言从来不合标准，没有精细的评价，只有一团团意绪。阅读那些不必由我写序言的书籍更是如此，读着读着走了神，有时自己觉得有趣，把走了神的那部分记下来，一看，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好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
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起点的深夜冥思，本身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却反映了自己是如何在别人的推动下过日子的，可以摘录一些给关心我的读者看一看。亲爱的读者们为我的书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与此同时，我却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这可看成是一种心理循环、情意接力、文字转圈。一切都发生在深夜，而深夜是不必像白天那样严谨的。读者如果容忍以下的编排，觉得尚可一读，那我就理解为对深夜的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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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葛飘飘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从这个意义上说，藤葛需要大树，大树也需要藤葛。
前不久与一群香港朋友一起，读到一家杂志对一位著名作家的批判文章，口气非常严厉，但香港朋友们说，是不是他自己化名写的？他们不是怀疑他在炒作，而是觉得一旦有阴影出现，这位作家就立即显得立体，显得真实，甚至产生了藤葛缠绕般的风韵，而藤葛缠绕的总是大树。他们认为每一个聪明的现代人都应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那个作家有某种故意的嫌疑。我说服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然后立即给这位作家写信，祝贺他，说你真是荣幸，接着，又将我遇到的一些难办小事，向他请教。不久我收到了他以大树的风姿写来的回信，真可谓高屋建瓴、气度华贵。
这个感觉，我在读《学者追忆丛书》时又重新产生。
这套书收集了人们回忆世纪初一群中国学者的各种文章，归还给这些学者以真实的生态，读起来很有味道。夏晓虹主编，陈平原写总序，我感谢他们为中国文化界做了一件好事，让更多的读者从各个角度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很重要的前辈学者。
很显然，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真正懂得学者和他们的学问，哪怕有些作者还是学者的朋友。有一些，简直是以俗人的立场来看一个精雅天地，读后让人哑然失笑。对学者不恭的言词也时时见到，有的甚至有明显的记忆失误。这一些，丛书的编者都没有删掉，一是因为这些文章中常常保留着学者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细节，二是因为这些文章本身就反映了学者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那么，这些无法与学者们对位的文章，是否会损害学者们的形象呢？不会。时间过去那么久，历史已经筛选过了一切，文化的品格等级早已显现，对那些文章的定位，时间早已完成。有的文章，连遣字造句都停留在一个陈旧、低俗的方位上，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品级。
这就像前不久出了好几本鲁迅在世时报刊间批判鲁迅的文章汇编，读者读了，并没有因此损害鲁迅在心中的形象。相反，人们反而为鲁迅的喜怒哀乐找到了逻辑，鲁迅变得更可理解了。陈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那些文章的作者今天看来确实是没有资格批鲁迅的，就像我们没有资格批判哪位桥梁专家和外科医生。但这样的书还应该出，鲁迅有了真实的环境，这像鱼有了水，活了。
我们现在不少传记，把传主周围的琐屑污浊全都洗涤了，只留下学术活动和重大斗争。其实，即便是伟大的传主，最缠绕他生活和心理的往往也是琐屑的事情。为此，我觉得读这样的回忆汇编，比读那些过于光鲜的传记更有意思。
刚读完，便被聘为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反过来，想到这套丛书中的有些被回忆的学者，不知怎么，一生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回忆文章多为恭敬美言，现在读来就缺少质感，丛书编者到处寻找也找不到“另类”话语文本，颇为遗憾。他们活着的时候被时人供奉，几乎不可能挨骂受气，这是他们的福气，但祸福相依，站远了看过去，他们那里不仅没有藤葛，连村干中的水分都蒸发了，光秃秃，干巴巴，多么乏味。
真为这些学者可惜。我永远尊敬他们，没有任何撕破心中偶像的反叛欲望，只是觉得天地对他们不公，给了他们一个经过太多卫护、太多过滤的环境，他们过早地被“脱氧”了。
幸好，时至今天，不会再有什么卫护和过滤，这种悲剧结束了。
我们爬山会踩到很多碎石，我们游泳会碰到很多水藻，我们夜行会遇到种种惊吓，我们独坐会听到种种异音。这才是人世的美丽、生活的魅力。真好。
——读《学者追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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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昨天
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
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挺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魁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读《人生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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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还是战斗
居然有一本书叫《游戏的人》，我一见书名便如遇故人。
作者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在我出生前两年出版此书，在我出生前一年英勇牺牲在德国法西斯手下。那时，离法西斯灭亡已经没有几天。
法西斯分子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从游戏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人。
他临死时，嘴角可曾浮起过微笑？
但是，连尊敬他的人也不大理解：既然已经把人类的一切活动看作游戏，为什么还会那么英勇？
这是出于我们对游戏的误解，已经误解了很久，很久。
是康德和席勒他们引渡了我，然后我再去引渡我的学生。但我知道他太晚了。
记得十余年前我在写作《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受到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很自然地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国戏剧发生学的重建上。这种重建是针对“劳动产生戏剧”、“经济水平决定戏剧”、“阶级矛盾造就戏剧冲突”等等凛然框架而言的，在当时风险很大，连能否出版都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只能借助于王国维先生的巫觋学说来艰难行事。因为由巫觋的扮演来说明戏剧起源，倒是有很多文化人类学的文章可做。但越写越感到避不开“游戏说”了，中国戏剧为什么比希腊戏剧和印度戏剧晚产生那么久，也可以从游戏说中找到答案。当然我又明白，学术研究不能满足于一个概念的引人，如果仅仅把康德、斯宾塞、席勒有关游戏的论述与中国戏剧史上已有的文字资料连结起来，那只是搭建积木而已，算不上像样的文化行为。因此，我在带着一系列疑问完成那部著作之后，立即打点行装投人对边远地区现存原始演剧方式的长时间考察，考察报告的英文本后来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报上，不少外国学者正是读了这篇考察报告后前来我国进人这一问题调查的。至此，我对游戏这个美学和人类学的命题掌握了不少感性材料，只是这些材料大多无法作年代论定，对中国戏剧文化史的修改仍无太大的实际补益。
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研讨会上就游戏学说多讲了几句，报纸上立即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是游戏还是战斗》，副标题点了我的名，但作者很客气，没说批判，只说是“商榷”。至于文章内容，我想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当时我还年轻，很想反驳，因为多数读者不可能分辨是非，只知道我成了“有争议的人”，这一头衔在当时麻烦甚多。但再一想，我如果反驳，由于缺少共同前提，“商榷”十年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大概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吧，我干脆养成了对一切商榷都不予回应的习惯，省了很多心。只不过有时闲下来无事，嘴里也会嘟哝出一句“是游戏还是战斗”，学着哈姆莱特给自己开个玩笑。
不管是我还是当年的批判者都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位西方学者早就提出，连战斗也可能是一种游戏，一种争夺荣誉的竞赛游戏；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游戏学者是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读了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之后，今后我在嘟哝“是游戏还是战斗”时，不会完全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了。
赫伊津哈把游戏看作是“先于文化的文化现象”。他以很大篇幅论述了游戏与典仪的关系，游戏的自愿原则和公平原则——即我们首先从鲁迅那里听到过的“费厄泼赖”，只不过他把“费厄泼赖”看成是把游戏做下去的基本前提。他又探讨了在十九世纪人类文化创造中游戏意识减少的原因，这使我很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前途表现出很大的不安，因此全书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不安，足以引导人们进人具有宗教意义的鸿蒙思考。此书最大的吸引力也在这里。
——读《游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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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阐释
一九九三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徐城北先生在大连棒极岛的海边游泳。水有些冷了，我们不敢游远，就站在近岸的海水中说话，他突然谈到了正在写的《梅兰芳百年祭》。开始我不太在意，以为那只不过是在他一本本专著后面再增加一本罢了，但听着听着，觉得应该对眼前这位戴着眼镜、不断用泳巾擦着背脊的中年男子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另有一番认识了，而且，我也因此对他今后的工作产生了新的建议。
以后几天，天气转凉，不能下水了，我经常一个人在沙滩上散步。我想，在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渴望现代化的国度里，拥抱传统和反叛传统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欲望各自都能找到一系列理由，因此我们周围一再地出现情绪性的对峙：或者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看成是永恒的瑰宝，主张弘扬和振兴；或者把它们看成是旧时代的遗形，反对沉溺与把玩。后来这种对峙中间又出现了不少中介形态和暧昧形态，琳琅满目，然而遗憾的是，一直难于看到有人去做这样一项艰苦而重要的工作：为古典艺术提供切实的现代阐释。
当然，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保存、注释、讲解、评论，而是指从现代意义上的重新大规模地寻找、选择、破解古典，挖掘出埋藏在那里的某个人种曾经有过的美学尊严，而这种美学尊严又恰恰可以塑造未来。这种现代阐释反对无根的创造，却也拒绝国粹派的墨守成规，阐释的主要方式不是疲塌的讲稿，而是惊人的创建，阐述者不是几个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炽热的时代。这么说，还是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来定义这里所说的现代阐释，我心中想到的范例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些人。他们沉醉于古希腊艺术，细作考证、悉心研究，从中伸发出震动整个欧洲的现代理解和个人情怀，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格局并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是如此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明光耀百世；而他们所做的，正是为古典艺术提供现代阐释。
另一个例证是日本的川端康成。他一九六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竟然是慢悠悠地讲了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的几位日本诗僧。这个演讲当时连翻译都很困难，听众也颇感陌生，但川端康成的感觉基点是现代国际，因此人们还是找到了接受这种陌生的台阶和扶手。终于，从这个奇特的演讲，国际文学界从根子上了解了日本和川端康成。
相比之下，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无论是作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或颂扬，还是作就事论事的考证和研究，或者作大而无当的空论和概括，都是一些外围工作，而在主体工程开始前的外围工作，大多是一种没有坐标的零散行为。参与者都会把自己的行为夸张成至关重要，其实呢，肯定谁也不会重要，因为主体工程根本还没有起来。
现代阐释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远距离贴近，是现代人对古典艺术家提供一种诚恳的理解，一种严格的取舍，一种小心翼翼的艰难谈判，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判断，结果使古典艺术有可能真正楔入现代，也使现代有可能不再晃荡，而是从那些经得住时间冲刷的远年风姿中，领悟自身的渊源和未来。
我与城北兄年岁相仿。那天在海边，我们都说，海是真好，可惜我们已经不再有年轻时的体力和豪情，游不到山那边了，但既然已经辛辛苦苦地走到了海边，那就跳下去游一阵吧。
人到中年，越来越明白的不是自己想做什么，而是自己已经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想做又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告诉别人，看看有谁能做。依我看，在中国，那么久远的传统要获得现代生命，不能依靠学术讨论，而要等待作品。我国在学术讨论上的习惯、功力、怪圈，以及人们对学术讨论的成见，使得一切重要事情都要以避免讨论开头，而都会以一些切实的成果了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几部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髓，而又能深深感动世界上其它文化族群的佳作呢？我想现代阐释，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读《梅兰芳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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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祖先
“倾听我们祖先的脚步声”，我很偶然地从俞大纲先生生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句漂亮的话，不禁怦然心动。这句话，是俞先生从美国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那儿听来的，时间是一九七四年九月，地点是台北国父纪念馆，担任翻译的是葛兰姆的学生、当时还只有二十余岁的年轻小伙子林怀民。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年逾八旬的葛兰姆老太太一身银袍，气度不凡，像一位圣洁的希腊祭司，林怀民则白衣玄裤，一副纯中国打扮，恭敬地站在边上。
其实林怀民早就领悟了，他已在此前成立了一个现代舞蹈团叫云门舞集，“云门”是记载中黄帝时代的舞蹈，什么样子早已杏无线索，但这两个字实在是既缥缈又庄严，把我们先民达到过的艺术境界渲染到了极致。林怀民用了它，这两个字也就成了一种艺术宣言，从此，一群黑发黄肤的现代舞者祈祷般地抬起头来，在森远的云天中寻找祖先的脚步声了。
云门在艺术上特别令人振奋之处是大踏步跨过层层叠叠的传统程式，用最质朴、最强烈的现代方式交付给祖先真切的形体和灵魂。这是一次艺术上的“渡海”，彼岸就是贯通古今的真人。云门拒绝对祖先的外层摹仿，相信只有舞者活生生的生命才能体验和复原祖先的生命。云门更不屑借祖先之口来述说现代观念，相信在艺术上搭建哪怕是最新锐的观念也是一种琐碎的行为。云门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在古代话题下的生命释放，一种把祖先和我们混成一体的文化力度。外国人固然也会为某种优美的东方传统艺术叫好，但与他们对云门的由衷欢呼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我认为，云门的道路为下世纪东方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
如果说，就上海文化艺术界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云门的演出，那么就我个人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结识了林怀民先生。很多年了，我不断从港台朋友和外国艺术家口中听到他的名字，而他和他的舞员们又都读过我的几乎全部散文，因此真可谓一见如故了。我们这次谈得很多，但我想最深的交往还是作品本身。感谢他如此堂皇地表达了我隐潜心底的艺术理想，使我能够再一次从身边烦嚣中腾身而出，跟着他去倾听祖先的脚步声。
瘦瘦的林怀民忧郁地坐在我的面前，巨大的国际声誉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一丝一毫得意的痕迹。他和他的舞员们始终过着一种清苦的生活，而一到舞台上却充分呈现了东方人从精神到形体的强劲和富足。我想，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踏出第一个高贵的舞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
——读《云门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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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抗到对话
一九九六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成立了一个现代艺术工作室，以挪威奥斯陆海涅——昂斯塔德艺术中心主任米丘先生的名字命名。其实米丘先生是地道的上海人，上海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自己的海外游子介人，正是这座城市原有的秉性。据当代著名国际文化活动家培尔·霍伍得拿克先生论断：“米丘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完全了解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那么，只说一个米丘，也可证明我们与国际现代艺术重新接通了血脉。
但是，我们欢迎米直，意义不止于此。米丘带来了现代艺术，更带来了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即使对现代艺术领域之外的人们也有广泛的启示作用。
我认为，米直的文化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对抗走向对话。
一切恶性对抗并非来自某些人本性的好斗，而是来自于某些人的自我粘滞、自我限制、自我固守。过去有不少论者总是强调现代艺术的反叛性和对抗性，把一切现代艺术家看成是金刚怒目式的狂悖者，实在是一种误会。实际上，倒是那些极端保守而又貌似斯文的圈子粘滞过甚，最后成为恶性对抗的策源地。这些年来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年轻的现代艺术家们虽然衣履不整、发式怪异，却大多相安无事地各自劳作着，而那些刺耳的争吵声，大多出自某个喜欢拿着自己的规范去命令别人的陈旧群落。由粘滞而偏激，以偏激求粘滞，是这个群落的思想行为特征，看似十分矛盾，实则互为表里。
因为粘滞，一切专业分工、流派定位成为不可逾越的阵地，人们为种种界限而敏感地生存，既警惕有人越界而入，又警惕有人越界而出，即便在界内，又何尝有一刻安心，结果难免把从业同行逐个当作了或隐或显的对头；
因为粘滞，对于不同的观众也心存敌意。自命从事现代艺术便铁板起脸，鄙视大众、拒绝社会，自命投身流行艺术则无视传统、嘲笑经典。这种刺猬般的态度表现在艺术上更是处处碰撞，追求深刻便撕破外相，追求形式则排斥意义，总之翻来覆去都离不开对抗；
因为粘滞，对东西方文化精神的选择更是偏执，未曾深人任何一个方面却能极言优劣，刻意褒贬，既夸张了全球性的文明对抗，又夸张了作为一个背负着历史的现代人的内心对抗。
对于以上种种，米丘先生全都提出了否定。他不接受一切粘滞的归属，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开拓得很广，现代油画、抽象水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文化策划、艺术管理，一一介入。他软化、甚至取消了其间的种种界限，因此也就软化、甚至取消了对抗。他也不认为艺术的思考性和流行性不可互容，相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努力在两端之间寻找与广大观众对话的空间。他的作品并不通俗，常常剔除了易读符号而通达原始情结和整体意绪，但正因为这样，他以真诚的空白为观众提供了参与的可能。他以自己对社会的广泛参与，换来观众对艺术的广泛参与，而一切参与都是深刻的对话。
把这种对话扩而大之，也就成了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对话。东方的神韵、西方的技法曾使他的作品享誉欧洲。而再往前走一步，他把中介的责任从作品而交给整个生命，他把自己充分西方化又充分中国化，让自己的血肉之躯肩负起了东西方文化使者的重任。正是这一点，使米丘从一个自由活泼的艺术智者跃升为一种大气磅礡的文化现象。
总之，以宽容、博大的胸怀把一切对抗化解为对话，化解的现场就在自己的笔端，自己的心底，自己的脚下。化解的动力，是他曾目睹过恶性对抗的无形战场，他深知这样的战场每天都在斫伤着文化的创造力，所伤
无执的人
按说，在绘画领域兼擅油画和水墨已是相当难得，但我分明又看到了他所制作的胶彩、纸刻、版画、雕塑、书法和篆刻，而且每项都有出色成就。
我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声彩，他的一本厚厚的文集又出现在我的案头。文集专收评论，范围十分广泛，绘画艺术自不必说，连东西方的宗教、美学。园林、语言、饮食，也都一一被他娓娓谈论着。后来又渐渐知道，他还堂而皇之地涉足过诗、小说、剧本、散文，搞过翻译，有的在东南亚文学史上还很有地位。
从本性而言，艺术不应该被肢解为畛域森严的技术性职业。艺术是人类殷切企盼健全的梦，它以不断战胜狭隘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点。艺术的灵魂，首先体现为一种充分释放、自由创造、积极赋型的人格素质。这种素质或多或少在每个人心底潜藏，因而每个正常人都有机会成为各种艺术深浅不同的接受者和共鸣者；照理大家也有可能成为兴致广泛的创造者的，但终于遇到了约束和分割，艺术创造的职能只集中到了一批称之为艺术家的特殊人物身上，而且他们也被要求以终身的专一来琢磨一个行当。为此，历来总有一些艺术大师为自己置身的门类性局限而深深苦恼。
分门别类的创作方式已经造就了不少伟大的艺术家，但是，这又何妨有一批特别洒脱的艺术家频频跨疆越界，投入一种更超迈放达的创造呢？西方艺术史是留下过像达·芬奇、狄德罗、萨特这样一些名字的。我不喜欢仅仅称赞他们“多才多艺”，或许歌德的一段话倒是说到了点子上：
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内在联系着的能力统一体。艺术必须向人的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丰富的统一，单一的杂多。（《收藏家及其伙伴们》第五封信）
歌德还认为，人靠智慧划分出种种界限，又靠着爱来超越这些界限，然后协调两者而通向美。
在东方，素称拘谨的中国古代文人在艺术门类的跨越上却也十分自由。同一个人，能作诗填词，写一笔漂亮的散文，书法艺术也拿得出手，为配书法还刻得几方印章，画山水花卉竟又完全上得了品格，操琴度曲同样在行——这在中国古代文化界简直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一切像模像样的文人大体都是如此。他们未必苦苦思索过艺术门类间的分合关系，而只是把这一切当作一种完整的文化人格素养自然延伸、自行完善。其中，那些具有澄澈的宗教体验的艺术家如王维、苏东坡乃至现代的苏曼殊、丰子恺他们则更进一步，把艺术活动当作他们的精神觉悟方式，只求舒心达意，绝不画地为牢。在他们那里，没有疆域的身心与没有疆域的艺术对应互融，水天一色。这种境界，实在足以使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们惭愧。
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地，他以自己的身心浓缩了这种交汇。相比之下，他的精神基座无疑更倚重于参禅悟道，他静坐茹素，欲羡弘一法师，每一步都指向着梵行高远；另一方面，他请悉西方，对许多现代西方艺术家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他的几项重大荣誉都从欧洲获得，但他没有把自己全然销熔于西方的精神漩涡，谁也无法把他钩连到欧美哪一个艺术源派。他在归属感上显然超越了粘滞，抵达了一种真正的“无执”状态。
这种“无执”既飘逸又凝重。只因他已把自己锻铸成一尊“四面佛”，因而世界也从四面向他合围。比之于单纯的西方艺术家或单纯的东方艺术家，他理应获得数倍的感受，发现数倍的美，但他没有因此而晕眩，成为一个手忙脚乱的吐纳者，而是返身蒲团，闭目冥思，层层剥除自己身上的障碍，以精赤的单纯开创出了一个内心的无限，松松爽爽地投入逍遥游。他不再庄严地负载要“表现”什么或“表达”什么的责任性重荷，只是让空澄的心灵与浩森的宇宙进行着不断的“能量交换”。仙的作品，便是从这种交换中蒸腾出来的烟云霞霓。
——读《陈瑞献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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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回来
名扬国际的小画家胡怡闻病危的消息，把整个上海都吓了一跳。
她是我同学的女儿，几乎是所有孩子和家长羡慕的对象。
但是，似乎生命之神反对宠爱，执意要把她塑造得更加坚实，便狠狠心把她投入了一条粗砺恐怖的生命畏途之中让她自个儿去挣扎。她突然生病，病得那么蹊跷又病得那么严重，柔婉的生命一直被逼到最后的防线之前，在她周围，几乎全社会都在呼唤和营救。
终于，她挣扎过来了，艰难而又必然地拿起了画笔。那枝画笔，已不是先前那枝伴随着无数欢声笑语的魔棒，而是一枝熔铸着有关人类生命大恐怖和大安详的拐杖。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她重新站立之初的生命记录，这份记录属于她，又属于无数生命，属于那些未必生重病、未必会画画的生命。
我们的艺术显然长久地误会了大气磅礡，以为巨大的篇幅、堂皇的排场就是，以为漫长的历史、壮观的场面就是，以为山顶的远眺、海边的沉思就是。其实，艺术的真正大气，产生于绝境。这种绝境倒未必是饥寒交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为整体的荒漠体验和峭壁体验。放逐、撕裂、灭绝、重生，这才有彻心彻骨的灼热和冰冷，这才会知道人世间最后一滴甘泉是什么，最难越过的障碍在哪里。
于是，开始有了生命的气势。
——《胡怡闻病后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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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谦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