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一些研究生趁假期长途旅行，远至西藏，一路上写了不少充满文化激情的散文，其中一部分，现正放在我的案头。
他们实在是值得羡慕的一群，那么年轻就走了那么远的路，居然不是为了打仗，为了逃难，为了流放，为了“上山下乡”，而纯粹是为了考察。中国兵荒马乱了多少个世纪，这种放任于山水之间的青年旅行者，实在是久违了。有了他们，这块土地简直有点奢侈了，这真叫人愉快。
由于他们，一种比较地道的文化审视态度出现了。这种审视态度，并不仅仅是动用文史知识来诠释景物，也不仅仅是面对景物而浮想联翩，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充满着无数问号、极有感觉弹性的文化软体，与自然和历史周旋。
在他们的游记中我也发现了一些毛病。我对此略有担忧：这些毛病是不是我早先的一些散文传染给他们的呢？如果是，应该及早由我本人来指出。
我要告诉他们，旅途中的文化感受，不必如此拥挤、如此密集、如此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让自己的笔多描述一点自然景物本身，就会更大气，走在这样一条奇异的路上，我们的合适身份应该是惊讶而疲倦的跋涉者，而不宜是心思很重的读书人。
我还要告诉其他更多的读者，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宁肯不要。
——读《寻找太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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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两大动作
《华尔街日报》评论布尔斯廷的两部学术著作《发现者》和《创造者》“富有戏剧性”，这倒使我这个戏剧专业出身的人仔细想了一想。
想的结果是，不错，可以看成是戏剧。主角只有一个，人类；全剧只完成了两个动作，发现、创造。
布尔斯廷用如此简洁的方式来提炼世界历史，实在是器宇恢弘。全书史料丰富，大多数史料都包含着人情味极强的情节性，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读完之后才明白，原来人类的光明面、人类的文明事业，确实都包容在发现和创造这两件事里面了。人类当然也于了不少坏事和丑事，作者不予理会，不是他学历不够，或疏忽大意，而是只想呈现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基本元素，以便把那些非人性的作为比照得琐碎可笑。无地自容。因此，这是一种充满喜乐之情的选择，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自豪。
这种历史态度，不仅与实证主义史学判然有别，而且也不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我猜想布尔斯廷一定受到过年鉴学派整体史学观的积极影响，读他的书总能联想到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的话：“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像神话中的巨人，他知道只要嗅到了从人类血肉之躯发出的气息，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能想到比利时历史学家佩伦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古董鉴赏家，我就会把目光盯住那些陈旧的细节不放，但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
与年鉴学派史学家相比，布尔斯廷有更多的文学气息，所以人们也喜欢把他归人文学派史学家的范畴。这里所说的文学派，当然不是指文笔和想象，而是指对人类抱有更大的慈爱，对历史采取更大的取舍，慈爱和取舍又都不违背历史的本真。以此为基础，再来发挥叙述的情节性和感染力，也就蔚为壮观了。
——读《发现者》、《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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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中国人”这个称呼，现在大家叫惯了，以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种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我记忆中，“中国”这个词在西周就出现了，内涵却一直在变化。秦汉以后，历朝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大体上又都以“中国”通称。由于民族众多，战乱频仍，经常出现对峙双方都把自己说成“中国”，把对方说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时期都是如此。
这还只是在内部进行着名号上的争夺和调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如果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排列体现了时间上的纵向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排列则体现了国际间的横向关系。中国古代，纵向关系远远强于横向关系，因此很难有明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直到清代，边界吃重，外交突现，“中国”才以一个主权国家的专称出现在外交文书上。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据我披阅所及，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一七九三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是较早由西方人士探视中国人的书面材料，后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体质形貌特征的科学论文了。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的时候。这批漫画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好奇，画得既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浪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且行为举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浪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一边翻着那些被画得不忍卒睹却又依稀相识的面容，一边读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和《书中人语》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遥想被唐德刚先生呼唤过的“我先侨的在天之灵”：你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讨厌了？除了洋人的偏见，你们自己也有很多不检点的地方吧？其中哪一些是根深蒂固的，难以改进？你们究竟又在哪些方面与遥远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一脉相承？是啊，我们，我们的血液里有多少是稳定的遗传，今后还会遗传多久？
这就躲不开“中国人”这个隐潜着不少历史感情的概念了。历史感情又与现实思考联结着，因为在世纪之交，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存和对峙就在眼前，而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那么，中国人，极其老迈而又受尽欺侮的中国人，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你有没有可能再变得年轻？从漫画走进油画或其他什么画？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被认真而痛切地思考过。但是那些思考往往不是情绪太激烈，就是学理太艰涩。更严重的是参与者太少，明明在讨论中国人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无知觉，致使思考从深刻沦为低效。这次世纪之交，至少应该让更多普通的中国人一起投人有关自己的思考了吧？但愿如此。
———读《中国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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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功课
读这样的书，我又变成了一个学生，不断地为自己的空缺而惶恐。
并没有老师在催逼，事情的紧迫性在于：其一，这些学问早已不仅仅是科技知识，而分明是一种谁也躲不开的文明形态，自以为在从事文明工作的人焉能讳避？其二，这种文明形态已经大规模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扩展的速度极其惊人，过不了多久必成八方包围之势，时不我待。由此我常常想起上一个世纪下半叶，无论是我家乡的浙东学派还是我妻子家乡的桐城学派都还余绪未尽，蕴藏着不少深厚的学人，但由于他们中很多人拒绝新世纪的文明冲激，终于孤寂潦倒，烟消云散。
当然，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会留存它永恒的一面，但这个部分不会很大，我们千万不能对自己已懂和已做的一切给予过高的期许，以为可以进人永恒的层面。很多劳作，连“过眼烟云”也说不上，因为烟云总有不少人看见，而有些劳作除了作者自己，根本没有其他人“过眼”。我们的文化讨论常常以既存的文化范型和学者范型做坐标，说了千百个应该不应该，其实许多公认的应该，也由于时代的高速发展而变成低效和无效的文化陈迹，由应该而沦为不应该。那些争执，风声雨声，你来我往，都在做昨天的文章，真不如省下一点精力放在学习上，认真准备一点明天的功课。
作者尼格洛·庞帝是第一流的未来学家，是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权威，以这样的身份来写入门性的普及读物有点让人诧异。其实，这样做，既可保证一门新学科在人门当口上的初始准确性和结构弹性，也可显现这门新学科在本质上的普及性。因而，大权威在谦恭地“礼贤下士”之时，正表现出他最傲然的学科自信。
——读《数字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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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陌生人
在国内几个重要的文物拍卖会上，他毫无表情地坐在一角，泥土色的便衫清瘦的脸，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却又能引起最有经验的拍卖对手的警惕。果然，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时刻，他缓缓地举起了手。第二天报纸报道，某件重要文物被一位不知名的人拿下了。这位不知名的人用一张旧报纸包了文物，放进一个手提的旧布包，选一条最不引人注意的通道，慢悠悠地离去。不多久，他已坐在房间里，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着文物出神。他的思绪飘在遥远的年代，爱怜万分地盘旋在艺术家的手指和心灵中间。多年下来，历史、文化、书画、器物已与他魂魄与共，他的眼睛已能发现那些最让人震颤的细节，他会暗自狂喜，也会深长叹息。他愿意关紧房门，在物我两忘中为艺术输送进自己的血液，然后，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一些人，于是我家的电话铃响了，传来他低缓的声音。
他年轻时也上山下乡，来到边疆，来到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沙漠深处。后来又孤独地流浪万里，直到改革开放，他时来运转，成功地创办了企业，先在国内，后在欧洲。但是，正当他的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心底的文化欲望再也压抑不住了，毅然关闭了旗下的全部企业，开始了阅读、写作和文物字画鉴赏生涯。
我到过他家，发现书画器物在他那里，不是财富更不是奴隶，而是客人。小心翼翼地善待这些贵客，亲自写文章揭示它们的价值，也允许客人们走动，而不严锁密守，在他看来，让它们流散在无知的瓦砾中是一种埋没，让它们紧闭在私人的暗仓中也是一种埋没。
一年又一年，他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又出版了专著，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言权，已不在一个专家之下。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报刊，都在期待和争夺他的文章，而他对于文坛，却仍然是一个陌生人。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像他这样身处文坛之外的“文化陌生人”越来越多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上指名道姓地写过，一位公司董事长写的散文集，水平绝不低于获奖散文作家，几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文史研究高度，会使大学教师汗颜，甚至几位高层经济官员在西方音乐戏剧上的鉴赏力，也不在专业批评家之下。而最要命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企图混迹文坛，加入某个协会，参加某次座谈，或得个什么大奖。这对至今还自以为是的文坛，不知意味着什么？
就我的这位收藏家朋友而言，文坛对他陌生，他对文坛也陌生。他经常惊讶而气忿地向我提出种种有关文坛的问题，有时也准备写文章呼吁大家不要再陷无聊。对他这么一个要么中止、要么高效的人来说，太知道无聊是什么。我劝他，文坛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这与你心目中的文化，基本没有关系。你还是沉浸到汉唐遗韵、明清风采中去吧，过一阵，真的有了文化界的什么好消息，我再告诉你。
——读《亦孚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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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辩
本世纪很不平静，战乱多，变革多，因此辩论也多。有不少辩论，在驱除谬误、开发民智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很多辩论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早就设定结局的批判，一种居高临下的宣讲，一种不要仲裁也无法仲裁的混战。
在无序的环境中，那些自以为最会讲话的人一开口就是谎言和恶语，使人们更害怕辩论。“何以息谤？”曰“无辩”。但在无数善良人的讷言无辩中，历史被歪曲，是非被颠倒，理性被蒙尘。
即便是许多正派的学者，由于缺少正常辩论的训练，立论时也很少考虑到另一些可能，另一种思路，只能正面阐述，无法应付驳难，甚至一遇到驳难就以为有人作梗，顿起意气，造成一起起不愉快的事件。
这一切，都需要普及一种科学而正常的辩论演示，这种演示中，有平均的机会，有公正的裁判。辩题的观点和立场只作为一种抽签而得的话题，围绕着话题而衍发出来的逻辑力量、心理素质、平等意识、共处观念、临危风度、应时智慧等等，却是更重要的比赛项目。
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居然有亿万电视观众在观看这么一种辩论，不是像中国先秦纵横家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也不是像古希腊的雄辩家那样具有深刻的哲学目的，而只是为了展示一种公平地在对手面前阐述自己观点的程序和方法，这是这个世纪的其他任何时候都难于想象的。
这次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显然又不能评价太高。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可批评和可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大概受了几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影响，仪式性的表演远胜实质性的较量，事先准备多，当场急智少，各自阐述多，短兵相接少，剑拔弩张多，君子风度少，零碎机敏多，整体智慧少。这些毛病的改进，还有待时日。谁都知道这些毛病不属于哪个辩论队，而是属于我国知识层的总体素质，暴露一下，是好事。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位我认识的教授要去参加一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教授夫人一听“答辩”两字就大惊失色，因为这位教授就是因为当初多“辩”了几句而蒙罪数十年之久的。夫人大声叮嘱：“千万别再去辩了！千万别再去辩了！”
教授夫人的喊声犹在耳侧，而今天，有没有能力参与正常的辩论，已成为判别一个年轻人是否具备现代人素质的重要标志。
时间过得真快。
——读《世纪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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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千架（代后记）
半夜一时，有钥匙开门，妻子回来了。
《秋千架》试演昨天才结束，留下杂事一大堆，这个时候回来，还算早的。为了这台戏，她想了四年，忙了两年，近三个月，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五小时。
她叫了我一声，我发傻地从书桌边站起来，眼前这部书稿，已校改到最后几篇。
“汇报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么？”她直直地看着我，轻声问。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支吾着。她眼圈一红，转过脸去，然后二话不说，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这时早已阒寂无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边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么吃的，转身与她商量，她已经斜倚在椅子上睡着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面条。面条就叫“马兰拉面”，光北京就开了几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为与她有什么关系。吃完，结账时，店主人开起了玩笑：“看你长得有点像马兰，便宜你五角！”
我说：“是嗬，就因为有点像，她还乐滋滋地给马兰写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叹了一口气：“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与店主人这样一来一往还会胡诌出什么来，赶紧把我拉开，回家。
路上想起，总有记者问我们：“你们两个谁更有名？”我立即抢先回答：“当然是她，连坏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个重要证据：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
当然，我向记者隐瞒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我说：“也许靳羽西搞错了，不是说亚洲，是说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极洲！”她认真地自语：“对，好像南极考察队里女性不多，没准倒评得上。”
我在电话里问靳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羽西笑着说：“你们真逗。我们可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
我放下电话就说：“那就别紧张了，问卷调查不是科学评选，光凭一个朦胧印象，只说明你人缘比较好，算不得数，人家也不会当真。”
那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我时顺便打听：“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剧，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我说：“能联络到，比较方便。”
从路边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时。她说：“赶快睡觉，你七点多就得上飞机，六点钟就得起床。”
上飞机是去北京，送这部书稿，早就与作家出版社约好的。现在我的书被疯狂盗版，各种各样的版本充斥书市，演讲录、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话语》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刚有这个意思，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了，望边的文章是胡乱凑的，连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进去。这使我和出版社紧张起来，警觉到盗版者就在我们身边活动，不能不作出决定：书稿不邮寄，由我亲自送，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十到机场接；改变书名，新书名严格保密；从编辑、印刷到装箱全过程，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换成假名，拆箱时间和拆箱人员统一安排……
前不久召开全国图书订货会，我的这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这一来，书稿的传递更需要封闭式地一环扣一环，不能有闪失。
妻子笑了，说：“好端端一个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书，怎么反倒像在偷卖海洛因？”
以前，她对盗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劝我不要生气，权当在庙宇间免费发放慈善读物。但当她后来知道，盗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几十万册，近于用白纸印伪钞；这批盗版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实行偷盗的同时总要在门外大声嚷嚷说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在这批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写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躲躲闪闪，她便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说，“还有十几页没有校改好。”
“那我陪着。”她语气有点英勇，好像我真在参加一场搏斗。
三时半，我校改完了。她说：“今天又只能睡两个多小时。”随手把闹钟拨到六点，一迟疑，又拨晚十分钟。
“你和出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会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
从南京到连云港，坐长途汽车总得八九个小时吧。我问：“你已经这样劳累了，这次能不能不去？”她说：“我不去，那里就不接受我们剧院了，而剧院的父老乡亲们在春节前应该有一点经济收人。”
明天在连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那里在开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好不容易来安徽一次，都想见见她。代表们对她非常善意，但他们一定不知道，后天见到的她，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这次是怎么来的。
像这样毫无名利可言的艰苦奔波，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能不担心她的颈椎和腰椎。从小练功落下的伤，多年长途跋涉地演出日渐加重。那次我在场，一位女按摩师刚下手就惊叫起来：“你怎么有那么多伤！”平日坐车，时间稍长就扭着脖子皱着眉，不知该怎么坐了。但从明天到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长途车！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
过早地成了整个剧种的首席演员，而这个剧种至今还是全国中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剧种，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劳来承担一种相当沉重的责任；
各地对剧院的邀请，永远以有没有她参加为第一谈判条件。为了剧院和剧种的生存，她很难拒绝，但只要接受邀请，主角演员每天的劳动量是一般演员的许多倍；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点，但她认为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点尊严；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处境。但她完全不会处理这一套，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坚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先生同时被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高部长告诉我，前几年中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举行．最轰动的剧目就是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得无法停演。她的身体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这种精神把当地的观众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鸡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水果、鲜花……
“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液？”我生气地问。
“我边输液边给你打电话，你感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的频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她？一定是拒绝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过清闲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愤怒。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
这个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出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头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头发泻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许她在流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我们家乡啊——”没再说下去。
“我们家乡啊——”这个句式、我曾从汪道涵先生那里听到过。汪老也是同乡人，那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话。她没有进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她在人品上有什么毛病，对她的意见永远只有一条：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但是哄传这个意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统计过她的工作量，更没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结果，居然活生生把一个最辛劳的人谣传成懒人，而巳还百口莫辩。她从来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声辩，在实在气忿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也无非是：“真想换个地方。”
北京一个重要的文艺团体几年来一直等着把她调过去。上海市的一位领导曾几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以她命名、由她领衔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剧团。全国各地喜欢她艺术的企业家们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广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还年轻，何苦成为某种不良心理气氛的牺牲品？”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效果。她对家乡有一种神秘的皈依意识，我说不清是积极还是消极，反正是把我感动了。
记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时，我邀国际知名的大导演马科到合肥排《红楼梦》。照妻子的说法，家乡越是遭灾越要表现出文化上的平静和大气。我们一大群人从那时起就在努力构建着黄佐临先生企盼了几十年的戏曲音乐剧雏型，虽然当时灾情严重，生活非常艰难，天天有停电、断餐之虞，大家却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讨，创作气氛如火如茶。马兰除了排戏，一有空就上街为灾民募捐。马科导演有一天上街，发现这个情景，追踪几日，终于对我说：“抗洪救灾是大事，但像她这样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无法想象的，我看着都痛心，适可而止吧！”但就在马科导演跟我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的赈灾汇演，她一身白衣蓝裤赶到了，全场掌声未息，她就含泪开口：“我的家乡受灾了！”接下来的镜头表明，她的这种语言方式，感动了台下无数熟悉她的北京观众，那天她为家乡募到的救灾款，数字不小。马科导演对着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导演费都捐掉了，劳累几月，分文未取。
妻子对家乡的感情之深，有时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电视，她平日感兴趣的是国际新闻，拉宾、萨达姆、索罗斯什么的，但国内新闻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报道，总会怔怔地等一会儿，等播音员说出罪犯来自何处。如果不是安徽，她会舒一口气，站起来，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这个毛病，因此只要电视里报道的罪犯有浙江的，就会大声嚷嚷：“看，浙江，我家乡的！”她笑了，说：“这有什么可炫耀的？还是安徽多一点，你用不着安慰我。”我立即说：“我们浙江才凶呢，千岛湖事件……”
说到千岛湖事件，她产生了回忆。事件发生时她正带团在台湾演出，台湾有传媒说那几个罪犯来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来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戏。我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两头都洗不干净了。”
去年，有一家当地亏损企业请她参加一场义务演出，她想既是“当地”又是“亏损”，义不容辞，答应得比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还快，而且郑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从来不要我陪她演出，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礼堂门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条红布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某某先生文艺晚会。她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立即打听某某先生是谁。别人告诉她，这是外省某企业的一位干部，那家企业兼并了本省的这家企业，被兼并的企业用一台晚会欢迎他。演出已经开始，妻子所在剧院一个上了年岁的高个儿男演员，正在使劲演唱。妻子一见，怆然停步，再也迈不动腿了。
她在自言自语：“兼并就兼并吧，两边都是国营企业，两边都是国家干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专门为某个个人开个晚会吗？国家领导人来也没有拉过这样的横幅啊！”
那位被欢迎的外省企业于部年纪不大，一心只想见到他崇拜的艺术家，连忙赶到场外，反复邀请入座。她客气地与他握手，又抬头看了一眼那条横幅，说：“真抱歉，今天我们自己省里有点事。”
据说，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难。
越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越觉得家乡需要重振内在的文化素质。对于中国科技大学存在于合肥，她一提起就兴奋，朱清时校长希望聘请我担任兼职教授，她竭力促成。但她更清楚推进黄梅戏艺术的重要性，因为毕竟是全国最受欢迎的剧种，只是这几年由于在艺术上过于保守、在内容上过于杂乱而急速下滑。她对国际间的艺术趋向并不陌生，深知只有为这个剧种重新呼唤来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才有出路。为此，她投注了整整几年时间进行观摩和寻访，其中包括寻访愿意到安徽来奋斗一场的海内外艺术家。这番努力得到了文比厅的支持，《秋千架》开始排演。
在排演的过程中，她一再对我说，最大的担忧，是怕外来的艺术家看不起本地人。“是对你们剧院的演员没信心？”我问。
“不是，”她说，“是怕外来的艺术家看见本地某些以内耗为专业的评论者，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一出来他们一定写文章嘲弄，万一外来艺术家看到这种文章，以为我们本地人都是这种水平，那多丢人！”
“嘲弄建设者，不止是本地的毛病。”我安慰道，“你能不能到时候请人把这种嘲弄文章收集齐，印在全国巡回演出的说明书里，这说明书也就有了史料价值，多有意思！”
“会不会注明是本地的报纸刊登的？”她问。
“当然，”我说，“什么报纸，几月几日，什么署名，都注明。”
“这岂不是又在出我们的丑了！”她有点难过。
在机场告别时，我看着她说：“两千多里地的长途汽车，颈椎、腰椎怎么办？”
她笑了，说：“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正好因用脑过度而成了傻子，两人天天面对面。”我说。
“我不走穴，没有钱，你被盗版，也没有钱，你没有官位，我也没有官位，两个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时代，那才叫纯粹。”她说。
“一个傻子推着一个不良于行的女子，在夕阳下晃悠。”我说。
“到那时，动脑筋的是我，动肢体的是你，正好倒过来。”她说。
说到这个地步两人已经很开心，大笑一阵后我进了安检门，她又上了那辆出租车走了。几年来，她一会儿对我说，演戏的事太烦太苦，今后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牵扯进去了；一会儿又觉得我写作更苦更伤心，还不如继续帮她搞戏。说来说去，两头都无法落脚。多享受一点家庭气氛吧，前两天见安徽一家报纸刊登批判文章，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的情感方式，是放弃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种批判语气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永远显得义正词严？结果是，写作不行，演戏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荡在秋千上。
说不定确实会遇上挺大的麻烦。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阳下了。
那就趁现在还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记吧。昨天与她商量过，这本新书的扉页，就印我们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书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为我刻的图章。对于照片，她倒没什么异议，只希望印单色；对于图章，则求我让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说没时间了，而且我敢担保，多数读者只会为她的篆刻水平而惊讶。何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对外国现代音乐和中国古代篆刻的见识，这在国外好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这次终于由我来提供一个小小的证据。她说：“真的篆刻家该笑我了。”我说：“反正业余，无所谓，我写一幅业余的书法作为书名，与你陪绑。”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馆里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晚上，想到她还没有睡过，立即打她的手机，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南京的录音己完成，正在向连云港赶，现正坐在苏北洪泽镇的一家路边小店吃晚饭，司机丢了什么东西，返回去找了，估计至少要等两个多小时。她说小店不大干净，但菜很新鲜，要我放心，早点休息。
于是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作为新书的后记。
写完，我想，司机早该回来了，妻子正坐在长途汽车上。此时已是深夜，汽车上的其他人都已入睡，我不能再打手机。她现在，一定揉一揉颈椎、腰椎，然后抱着小小的化妆包，摇摇晃晃地开始打盹。我远远看去，还是无法读解这种不为名、不为利而又不断重复的艰难行程。
谁也没有认出她来。苏北平原的夜幕下，颠簸着我的疲惫不堪的妻子。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深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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