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多名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几乎是世界各地来美移民的。但并非所有这些移民都是根据临时劳工计划招募来的。他们进入美国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属暂住性质，有的想永久居留，更有大量非法入境者。同第一次移民浪潮一样，第二次移民浪潮也以大规模的遣返而告终。但战后被遣送的人数又有新的突破。
年被驱逐的移民倍于年那次创记录的人，而这只不过是大规模遣返移民的开始而已。1951年被遣送回国的墨西哥人多达万。1954年则突破多万。在战后一共有近万墨西哥人被送回老家。但这一次谁被遣返谁不被遣返是有标准的，那就看其是否具有美国的公民身份，而不是像上次那样将贫困作为遣返的依据。
第三次移民浪潮来看墨西哥的移民的人数，在年代几次大规模的遣返运动之后，开始跌落。
但是这并没有使移民像年代那样被完全堵截。1956年是战后移民最多的一年，为人，1959年下降到人，其后又开始逐渐回升。到年，原来的最高移民入境数又被重新打破。在整个年代，大约有万墨西哥人合法地迁居美国。
第三次移民浪潮的到来──现在仍在进行之中──一方面是由于移民法条文有了明确的改动，另一方面是原为非法侨民提供的法律和社会机构已壮大起来，还有一方面是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害怕在边境上严格依法办事会得罪墨西哥政府或美籍墨西哥人。
由于临时劳工计划在年寿终正寝，墨西哥政府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卖力地阻挡非法移民偷越边境进入美国了。在这之前，它曾力图保护合法赴美的墨西哥合同劳工免受“湿背”们的竞争。在不到年的时间里，墨西哥人口增长了倍，从前赴美当过临时劳工的人现在回国的也有成千上万。而毗邻美国边境的城镇人口，增长更为迅速。所以非法渗入美国的潜在人群的巨大的，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墨西哥要高出好几倍。
美国政府官员使尽浑身解数设法缓解边境的压力，不让移民破门而入。美墨两国政府共同计划在边境地区的墨西哥一侧使经济得到开发。但是这又吸引大量人员流入这一带，其中有大约万人找不到工作，从而形成一支潜在的越境大军。
乘车从墨西哥来美上班或购物者，获准随便可以进入美国的边境社区，其中有许多人却乘机悄悄溜到美国内地，非法定居下来。有些怀孕的墨西哥妇女在“购物”
的名义下，越过边界，利用公费在美国医院里生下孩子，这些孩子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公民，日后就可以借此举家合法迁移美国。
除了以上述这些五花八门的方法来逃避移民数额的规定者外，还有大批人干脆非法越境而入，而美墨之间存在着英里长的边境线，其中只有部分地段处在小股边防巡警的有效控制之下。估计每年都有十多万从墨西哥过来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定居下来，尽管年年还有几万人被当场抓获并被送回墨西哥。
有好几个因素促使美国不能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样控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根本的一条是两国之间在收入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另一条是边界线太长，因此美国一直以大规模的遣返来代替对边境的控制。但近年来，遣返移民越来越困难，因为美国政府资助的社会机构和民权组织对政府调查、突击和逮捕非法移民的做法提出了挑战，导致遣返案件的诉讼纠纷。即使这些机构和组织输了官司，诉讼费却加大了移民遣返的开销，从而使政府用在这方面的专款捉襟见肘，遣返人数就不能按计划进行。雇佣非法墨西哥移民的美国老板也帮助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并在政治上积极反对在边境实行严格的控制。老板们自己明知故犯，窝藏非法侨民，当然也就更反对政府对他们绳之以法了。非法越境的移民大不了被送回国内，一个人可能好几次试图越境而不伤一根毫毛。有些则会在同一天晚上被边境巡逻人员抓住好几次也无所谓。
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对移民产生了影响。历届墨西哥政府对流入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几乎毫不加限制，甚至有时还认为此地是自己一部分“合法”的故土。更加实际的墨西哥官员，一直把美国看作是免费培训技术工人和养成清结卫生习惯的大本营。移民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白白地给墨西哥带来实惠。然而，革命后的墨西哥政府也曾坚持从国外召回移民的原则，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们回国。尽管当局也明白，许多季节性工人只是把资助的钱用作农闲时回国的旅费，并乐此不疲。后来，时日一久，墨西哥政府对其遣返计划开始严加甄别。
年代的卡德纳斯政府执意不把那些依靠美国救济的移民召回来。二次大战后，这项计划则鼓励那些具有工业技能的人返回祖国。但大体上说来，墨西哥政府一直把实行限制移民看作是美国方面的问题。它自己所关心的，主要是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尽管墨西哥自身极力堵截企图越境进入其西南部地区的非法移民，但它却与美籍墨西哥人团体沆瀣一气，反对美国边境巡逻人员采取任何坚决（被说成是“压制”）的行动。
社会和经济进步从人口角度来看，美籍墨西哥人相当复杂，而且散居各地。他们“集居”在美国西南部地区，但这个所谓“集居”的地区却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仅洛杉矶市区的面积就比比利时的领土还大。美籍墨西哥人社区广泛分布在美国西南部各地，但在每一地区，他们又都是“集居”的，甚至北部的芝加哥一带也有规模颇大的墨西哥人社区。
除了像其他任何特大种族内部存在阶级、教育、职业等差别之外，美籍墨西哥人因其家庭是随着多次不同的移民浪潮而来的，在美居住时间长短不一，所以内部还存在着极大的特殊差异。何况墨西哥国内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也势必影响到不同时期来美的墨西哥移民的素质。墨西哥国内的都市化发展已在该国的职业结构上反映出来。1940年以前，大约有的墨西哥工人从事农林牧各业，但是到年，这个比例就降到弱。
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变得城市化了。1950年，西南部有的讲西班牙语的人住在城市。到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970年则达到。与美国总人口相比，美籍墨西哥人的都市化程度是偏高的。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城市化程度又偏低，因为他们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城市化的，这还表明他们仍处在继续适应的过程之中。再者，墨西哥人真正住在大都会地区的人数仍赶不上黑人或白人。
墨西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反映出他们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别。60年代中期在洛杉矶的调查表明，收入高的美籍墨西哥人家庭的户主有近半数出生在当地，而大部分收入低的家庭，其户主则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以外的地方，其中包括的人出生在墨西哥。高收入家庭的户主出生在墨西哥的还不到。另一个是由居住地区不同所造成的重要差别。195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人的工资收入，高出得克萨斯州墨西哥人的两倍还要多。社会阶层不同也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各异。在洛杉矶，高收入的墨西哥人有一半生活在以美国白人为主的社区。地位较高街区的墨西哥新娘，有半数嫁给了异族郎君。尽管总的来看，约有的美籍墨西哥人婚姻发生在同族内。
各代人之间的差别也很大。第一代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龄为岁，第二代为岁，而第三代则岁。对于究竟应当如何称呼自己的种族，墨西哥人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主张叫“墨西哥人”，有人主张叫“拉丁人”，有人主张叫“西班牙人”，还有人主张叫“奇卡诺人”或其他一类名称，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时一部分人喜欢的名字，其他人则可能感到不顺耳，如像“西班牙人”或“拉丁人”这样的称呼，会引起许多的反感，因为这一称呼是长期用来区分上流社会与墨西哥普通百姓的标志。另有人则讨厌叫“奇卡诺人”，认为这是在赞颂粗俗的举止。由于对最终选择称呼一事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美籍墨西哥人的各政治团体拒绝实现大联合，这足以反映他们在名称这个问题上敏感到了何等程度。
经济状况早期墨西哥移民所从事的户外体力劳动——如在农场或铁路上工作——现已大多转为城市职业。到年，只有的墨西哥男子在西南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个比例与从事手工业的人数相当，但低于“操作工人”所占的比例。
只有是机关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为，皆低于黑人或白人的比例。墨西哥人的失业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在西南部，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
上述这些数据掩盖了许多重要的内部差别。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人的收入是非西班牙裔白人收入的，在加州的圣迭戈为。底特律市区的墨西哥人的收入，是得克萨斯州拉雷多或布朗斯维尔两市墨西哥人收入的两倍多。这些差别有时实际上只反映各地区经济本身的差别，与墨西哥人并无多大的联系。例如洛杉矶和圣安东尼奥是两个拥有墨西哥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史，为其广大居民提供的就业状况和收入结构是不一样的。定居在离开西南部很遥远地方的城市里的美籍墨西哥人，往往是从流动劳力大军中远走高飞的人——这批人可谓非等闲之辈，他们收入高是因地而居的眼光，而不是由地区本身造成的。
过去几年来，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不仅从绝对数字来看，而且相对于美国总体收入水平，都已有所提高。1949年西南部地区的美籍墨西哥人的个人收入，只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到年已上升到。在年，西南部地区至岁的墨西哥男子的工资，是同龄组非西班牙裔白人工资的。到年，他们挣得的工资已达到美国平均数的。
要在工资收入方面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很困难的，因为美籍墨西哥人比其他美国人平均年轻岁，而且除其他差别之外，仅就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在质量和数量上水准都很低。1971年，25岁和岁以上的墨西哥男子的收入，比美国受过年以下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要高，而相当于那些中学肄业或毕业人士收入的。这一档未上过大学的人，包括大部分（以上）的美籍墨西哥人，他们的收入接近具有同等学历的其他美国人，但是仍属可观的族际收入差距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1950年，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人平均只读过年书，而同一地区非西班牙裔白人则读过年书（黑人为年）。到年，美籍墨西哥人受教育平均为年，非西班牙裔白人为年，黑人则为年。尽管美籍墨西哥人的教育程度要比黑人或白人提高得快，但在这三者中他们的教育程度还是最低的。
在校学生的成绩是参差不齐的，美籍墨西哥学生当然处于劣势。无论是在单独为墨西哥儿童开办的学校里还是在混合学校里，也不管其父母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白领工人或技术人员，美籍墨西哥少年在智商测验和其他标准化测试中所获的成绩都偏低。对墨西哥裔学生实行双重打分标准部分地掩盖了这些差别。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学生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整个教育体系翻船”。但是，中小学阶段长期成绩不佳，到头来势必影响到那些升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能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系科。大多数进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只能进入次一等的大学。比如在得克萨斯州，考进第一流的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本部的墨西哥学生，尚不到进入次一流的得州州立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学生的，尽管得大奥斯汀本部在校学生的总数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上过大学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只占具有同等学历的其他美国人收入平均数的。而只具备大学以下学历的墨西哥人却能在职业上与其他同等学历的人拼个高低，因为在他们的岗位上，干得好坏时常与所受教育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墨西哥人与黑人或白人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那么墨西哥人的收入要比黑人或白人来得高。这也就是说，墨西哥人能充分利用其所受教育来谋取经济上的好处，但问题是他们受的教育太少，迈不开步子。
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使收入对比复杂化。例如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低于白人或黑人，这就影响了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多寡。还有，墨西哥男子的失业率是黑人男子的倍，是白人男子的倍。
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它的收入多少，而且还取决于家中有多少成员需要抚养。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或按家庭收入初看起来并不低，但若平均到人头，就少得可怜了。比如，墨西哥人年的人均收入是西南部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黑人的平均收入还低。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收入比黑人高的墨西哥人反而住房更加拥挤，送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少。墨西哥人要养活的家口太多了。墨西哥人家庭平均子女众多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墨西哥妇女参加工作要比黑人或白人妇女少。美籍墨西哥人的老弱妇孺所占的比例高于黑人或白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孩子多造成的，因为年长的美籍墨西哥人所占的比例，低于黑人或白人。
经济上的进步对各代不同的墨西哥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见下表）。第一代墨西哥裔男子（原出生在墨西哥），其收入明显地要比第二、第三代人的收入要低。
但第二代人的平均收入要比第三代又要高出。这似乎意味着到了第二代以后进步就停止了，并开始倒退。这种理解当然不对。这三代人在年龄分布上很不相同。第一代平均年龄最大，第二代次之，第三代人最年轻。如果把年龄因素考虑在内，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乍看起来更为不利。比如，第三代人的收入均值比第一代高出，但是在岁到岁这个挣钱最多的年龄档内，年龄相同的第三代人挣得的收入又比年龄相同的第一代人高出。第二代人比第三代人的收入要高，这种看起来不合情理的状况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别造成的。因为第二代人一半以上已超过岁，而第三代人却大部分仍小于岁。假如在同龄档相比，实际上第二代人与第三代人是收入是大致相仿的。
年美籍墨西哥男子的平均收入年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收入人口收入人口%收入人口—————所有的人（平均数） 100 (平均数）（平均数）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年人口普查统计：专题报告，PC(2)—1b，第—43页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已经停止了。第二和第三代墨西哥人的收入，无论是从自身所获得的绝对值还是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来说，都有提高。第一代的墨西哥人也在进步。那些在美国居住期长达年或年以上的移民，最后收入都赶上了在当地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10年后，墨西哥移民的收入只比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低。20年后，他们的收入就超出后者达。来自墨西哥人的移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在收入方面赶上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人，这给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文资本”——专门技能和长期经验——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印证。这种资本包括建立联系，学会如何利用现有机构，知道如何寻找较好的工作，以及怎样谋求升迁等。其中奥妙一言难尽，足以使人们对所谓墨西哥人与一般美国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基本上或完全是由于雇主的歧视所造成的武断说法，产生怀疑。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念过中学的美籍墨西哥男子的收入就相当于甚或高于同等学历的其他美国人。
还有一个因素的影响是很难测定的，那便是在美国在大量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许多雇主乐意雇用他们，因为他们不会给老板找麻烦，而且愿意接受低额的工资或较差的工作条件，因为他们出于害怕暴露自己的非法身份或怕老板报复而不敢诉诸法律来保护自己。例如在“临时劳工计划”实行期间，合法移民在工资和待遇上都得到政府的保护，而“湿背”们则没有这个福气。许多雇主喜欢“湿背”而不用临时劳工。1966年关于最低工资额的法令的实施对象延伸到农业工人，在美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以及合法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使雇主用在他们身上的开销，与在非法侨民身上的开销进一步拉大了距离。
社会状况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注重家庭。像意大利移民一样，“对家人热情，对外人敌视”
是墨西哥人的特征。在社交活动和交往中，亲近的朋友抱成一团。墨西哥人传统上是男子汉当家，男子刻意保护女子的贞洁，不让妇女外出就业。差不多半数的墨西哥已婚妇女在十几岁时就出嫁了。这使得女子上过大学的人比男子少（尽管在中学里，男女比例是大体相当的），也使墨西哥人的家庭人口格外多，无论在墨西哥还是在美国，都是如此。
比起其他低收入种族，家庭破裂现象在美籍墨西哥人当中实属罕见。墨西哥妇女的离婚率比白人要低，且不到黑人和波多黎各妇女的一半。在墨西哥人家庭里，妇女当家长的只有，相比之下在黑人与波多黎各人家庭中，这个比例则分别为和。
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规模一般比美国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或其他种族的家庭来得大。在年，有的墨西哥人婴儿是由有个或个以上子女的母亲生育的。收入低下而且未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平均有个以上的孩子，而上过中学的中产阶级的妇女则平均只有两个孩子，这表明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情况因人而异。总之，家庭规模的大小反映出他们对美国文化准则认同的程度。纵观历史，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证明，因为过去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虽然比现在大，却并不比当时其他种族的家庭大。但是年实行严格限制移民的法令以来，其他种族变得更加美国化，其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墨西哥人，原因是大量墨西哥移民仍在不断地涌入美国，从而强化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意识。
地理因素也能说明这一点。凡遇有大量的墨西哥人集居一地并足以维持本族文化的地方，其生育率通常就要高出居住较为分散或只属居住区人口当中一小部分的那些地方的同胞。像在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和拉雷多这样一些都市地区，大批墨西哥人多少世代以来就在这里居住，并保持着自己单独的亚文化意识，所以他们的生育率就要比在洛杉矶或长滩的墨西哥人来得高，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墨西哥人来美较晚，集居程度也偏低。虽然洛杉矶是美籍墨西哥人口最为众多的一个城市，但美籍墨西哥人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却远远低于他们在拉雷多、布朗斯维尔或其他许多得克萨斯州城市的比例。即使在洛杉矶，东郊墨西哥人的生育率也是全市墨西哥人当中最高的。在布朗斯维尔市，35—45的墨西哥妇女平均生育个以上孩子，而在长滩，同年龄档的墨西哥妇女所生育的孩子却平均不到个。在长滩，墨西哥妇女大约有念完了中学；在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则只有，而在拉伯克更不到。拉伯克市—45岁左右的墨西哥妇女平均有个孩子。
西班牙语几乎是一半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用语。全国大约有的美籍墨西哥人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家庭里长大的。此种坚持在美使用一种外国语言的比例，高出欧裔其他种族，但却低于波多黎各人（72%）和古巴人（87%）。墨西哥人使用哪种语言也和其他方面的文化认同现象一样，地方与地方、阶级与阶级之间都不尽相同。在洛杉矶那些墨西哥居民稀少的街区，一半以上收入较高的墨西哥人对其子女基本讲英语或只讲英语，而另外则对他们的孩子讲两种语言。但在洛杉矶近郊那些低收入的墨西哥人当中，有一半人只使用或主要使用西班牙语，另有的人讲两种语言。在得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几乎有收入低的墨西哥人认为自己能同时运用两种语言。
说哪种语言对接受教育和经济收入都会带来严重影响。母语是英语的西班牙裔人与母语是西班牙语的人相比，前者念完中学和进入大学的比例分别比后者高出和。在洛杉矶，几乎一半低收入的墨西哥人声称讲英语有困难。这个比例在圣安东尼奥还要高。而在这两个城市里，高收入的墨西哥人讲英语有困难者的比例就要低得多。
选择何种语言，讲得流利与否，本来只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因为语言只是人们交往的工具罢了，但在美国这个讲英语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已变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学校里教授英语并让西班牙裔青年人更多地使用英语的作法，被一些人（包括非西班牙裔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在把西班牙语贬为“劣等”语言。更有甚者，由于无法在语言上与护理人员、消防队员及警察相互沟通而酿成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反而要求从事这类职业的人都要学会说西班牙语，岂非咄咄怪事？
为了让学生们掌握英文，西南部地区的公立学校曾一度反对、禁止甚至惩罚那些使用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学生。近年来，出于政治上的压力和联邦法院的威逼，学校里开始实施“双语”教学计划，但实际上常常只用西班牙语授课。这对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适应或经济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人们将拭目以待。
美籍墨西哥人所讲的西班牙语并不是正宗的卡斯蒂里亚西班牙语，只不过是一种墨西哥穷人的方言，掺杂着一些美国词汇而已，与当初的意大利移民如出一辙。
为了保持纯正的西班牙语，美国的西班牙语电视台通常向拉美国家请主持人，虽然美籍墨西哥人也会在节目中充当客串角色。美国的西班牙电视台和电台主要受到穷困且文化适应能力差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欢迎。英文报刊普遍受到墨西哥人的欢迎，不管他们挣多少钱或住在什么街区，而西班牙文报刊他们却不怎么爱看。
美籍墨西哥人目标和价值取向从来都不以教育为中心。以年为例，西南部只有的西班牙后裔上完中学，相比之下，同一地区的黑人有，非西班牙裔白人有，美籍日本人有都读完了中学。当然，受教育的情况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在年，西南部的西班牙后裔只有的人念完中学，仅仅年之后，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1970年又达到。墨西哥人所受教育的程度随着他们对美国文化规范接受的程度不同而大相径庭。在美国西南部地区的第三代美籍墨西哥人中，读完中学的占，而第一代（在墨西哥出生的）城市居民中，读完中学的只占。不少人试图通过问卷方式而不是通过实际调查美籍墨西哥人的行为来确定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的。但是，回答问卷不费吹灰之力，因此难以反映出答卷人求学的决心，尤其是因为教育是长期的过程，许多人忍受不了寒窗之苦。
对美籍墨西哥人来说，也和其他少数种族一样，文化认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西南部地区的美国人从墨西哥人那里同样学到了许多有特色的东西，其中不仅包括墨西哥的农牧场设备和技术等一类实用的东西，而且还包括墨西哥食物及西班牙名称。至今西南部仍保留着许多西班牙征服时代的地名，但是许多西班牙文地名和街道名称却是不久前才出现的，是由非西班牙裔人给他们自己的社区起的名字。比如马里那·德尔雷就是一个比较新的社区，该地只有很少一部分西班牙裔居民。类似这些用西班牙语命名而西班牙裔居民特少的街道还有许多（太平洋岸边帕利赛德市的柯凡尼达·德科尔特斯大街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对美籍墨西哥人进行社会病理学研究，能反映他们不同的年龄成分。美籍墨西哥人死于因年老力衰而得的恶性疾病（如癌症、慢性心脏病及心血管损伤）的比例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数，但死于风湿性心脏病、肺病和车祸的比例却相当高。车祸是墨西哥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占岁至岁年龄档的死亡总数的。墨西哥人的婴儿死亡率也很高。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尤其在城市的青年人中，犯罪和暴力夺去了许多墨西哥人的生命。仅在洛杉矶县一地，估计就有名美籍墨西哥青年属于各种犯罪团伙。该县年就发生了起人命案。
政治美籍墨西哥人长年来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很不起眼”的。由于生活和工作在孤立的农业社区或自成一体的都市角落里，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很少获得公民身份，而那些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又很少参加投票，因此政界人士对他们不屑一顾。到美国来的墨西哥移民承袭了他们在墨西哥的方式，尽量不与政府打交道。加上许多人又是非法移民，因此他们更对政府敬而远之了。
二次大战后，这种长期的积习开始有所改变。那些在军队中服役的墨西哥人开阔了眼界，战后复员回家也就有了更高的理想和更强的自信心。整个社会也开始对少数种族的问题和权利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从而为墨西哥人提高和表达其政治意识提供了客观条件。60年代的黑人及其他种族的民权运动和反抗组织，为墨西哥人进行同样的斗争提供了模式和动力。
年代由塞萨尔·查瓦兹领导的农业工人的劳动工会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也许是最有名的，不管查瓦兹领导的工会斗争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工会成员工资提高后，数以千计的工人被机械化淘汰下来──但是他却成了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在政治上很有分量。
美籍墨西哥人获得选任官职，可谓时间晚，数量少。但是从年代起，一批墨西哥人开始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约瑟夫·蒙托来在新墨西哥州从政多年后，于年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1964年当选为美国参院议员。1961年亨利·B·冈萨雷斯在得克萨斯州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
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R·罗伊巴尔被选入国会。得克萨斯州的艾里奥·德拉戈萨、新墨西哥州的曼努埃尔·卢罕相继于年和年当选国会议员。1974年墨西哥裔的劳尔·赫克托·罗佩斯和杰里·阿帕达卡分别当选为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州长。在州一级的政权机构里，1967年西南部各州墨西哥裔充当州立议员的已有出头。此外，许多美籍墨西哥人的“代言人”在全国或地方政坛上崛起，领导着规模不等、存在时间长短不一的各式各样的组织。其中一些是仿照黑人的反抗运动模式建立起来的，比如“褐色贝雷帽”就是参考“黑豹党”而取名的。
但是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组织，虽然新闻界以“奇卡诺人”
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尽管个别人士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就，但是作为一个种族，美籍墨西哥人仍算不上是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在墨西哥人当中，申请合法公民身份、登记参选和参加投票的比例都是很低的。此外，对于一个具有高度个人意识的文化背景的民族来说，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并非易事。例如在洛杉矶，谁要想让大批的墨西哥人去参加选举，那是十分困难的。洛杉矶的美籍墨西哥人口超过墨西哥本国任何城市的人口，但是在近年内，却还没有一个墨西哥人被选入市议会。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那里的黑人只有美籍墨西哥人的一半，但该州立法机构中的墨西哥人却少于黑人。美籍墨西哥人参加投票时，主要投民主党的票，例如在年，约翰·肯尼迪赢得墨西哥人选票的，林登·约翰逊年赢得，赫伯特·汉佛莱年赢得。由于他们的投票千篇一律，所以两党都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因为赢者不费吹灰之力，丢者怎么搞也是劳而无功。
今天的美籍墨西哥人美籍墨西哥人成分复杂，各处在不同的文化适应和经济发展阶段。但就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的总体情况而论，成就仍是相当明显的。与其他来美国更早、教育和技术水平更高的种族相比，墨西哥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尚未赶上来。但是与那些过去从事农业而且缺乏教育传统的少数民族相比，墨西哥人则又略胜一筹。1979年，墨西哥人的家庭收入比黑人和波多黎各分别高出和，相当于美国平均水平的在体育界和娱乐圈，不少有名的美籍墨西哥人已崭露头角。这是少数民族得以崛起的两个传统领域。网球冠军潘卓·冈萨雷斯在四五十年代曾饮誉全国。乔·卡普和吉姆·普伦开特已成为全国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四分卫队员。李·特列维诺和南茜·罗佩斯是一流的高尔夫球手。美籍墨西哥歌星有维其·卡尔、琼·巴埃斯和特里尼·罗佩斯。墨西哥裔影星从无声电影时代的拉蒙·诺瓦罗和吉尔巴特·罗兰算起，一直到现在的里卡多·蒙塔本和安东尼·奎恩，名字有好长一大串。
在学术、科学或专业领域内，他们的成绩就逊色多了，因为高等学府的美籍墨西哥人实在少得可怜。直到年，只有三四个美籍墨西哥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8人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4人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何况即使在这为数不多的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当中，目前他们主要也是把精力花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上去了，而不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从事学术研究。如果从医生到小学教师都可以称为专业人员的话，那么年美国西南部地区总共有多带有西班牙姓氏的人处在这支大军之中。相当于从事同类职业的美籍华人和日本裔人数的总和。
但是华人和日本人在美国的人口还不到美国西南部墨西哥籍人口的。从事专业工作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比例也比黑人低。
现在，就业的美籍墨西哥人约有一半是在美国出生的，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是在美国出生的。另外一半有的是从墨西哥移民来的，或者其双亲原来是墨西哥人。这就是说，其成就经常被我们拿来与“全国平均水准”相比的墨西哥人，在美国仅有一代半人的时间罢了。从年代以来的墨西哥农村文化发展到当代美国的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可算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已经在这条征途上跋涉了很长的一段里程。
第十一章内涵
美国种族是具有超出种族本身的内涵。在一个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里种族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生在世代相处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这种文化模式有着身长久远的影响，此点不可忘记。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曾经说过："我们并不沉湎于过去之中，但过去却纠缠我们不放"。此外，种族史还反映出人类相处是何等的困难——不仅在他们作为广义上的美籍犹太人、华人或墨西哥人时相处很困难，就是在这三个种族或其他种族内部，因为分裂为许多成分，族内相处也是困难的。
历史是已经发生过了的事情，而非我们想要它发生过的事情，也不是某种学说或意识形态认为已应当发生过的事情。相反，历史有时能帮助我们估价我们对过去或对目前或对未来的信念。
捕捉历史的因果关系，与寻找自我辩解和谴责别人的理由，是大不相同的。进行因果分析和道义分析，要做到二者互不混淆，哪一项都是够困难的。例如，一个种族的偏见造成另一个种族贫困的程度问题，乃是一个因果关系问题，而不能因为偏见在道义上令人反感就认为这是一个早有定见的结论。持有偏见的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被他们所仇视并诬蔑为低下的人赶上或抛在后面的情况，并非没有发生过。此种情况有时发生，有时并不发生。究竟会不会发生，又是一个因果关系间题。但是如果有人说，仅偏见就足以解释因果，那么，美籍犹太人和日本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两个种族。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捕捉推动或阻滞种族进步的因素，决不是在品德上或其他方面给各个种族划分优劣等级。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他尚未参与创造的世界里，不管他属于哪个种族。一个人如果出生在价值观念和技术造诣都使生活易于对付的种族里，那是他的运气好，而不是他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最大限度地洞察到这些价值观念和技术造诣可能是些什么，它们又为什么如此之关键，这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尽管钱财明显是一个重大的因素，但某些在经济上最成功的种族——犹太人可谓这方面的典型——当初踏上美国土地时，却是白手起家的。尽管人们都认为政治上的凝聚力是成功的先决条件，然而某些故意避开政治的种族，恰恰面对逆境而获得了惊人的发展，美籍华人和日本人就是显例。反过来看，在具备肤色和语言优势的种族当中，爱尔兰的起飞是最缓慢的，但他们的政治成就却是无与伦比的。
尽管在美国历史上就机会而言，边疆是个关键因素，然而某些最成功的种族却从末贴近过边疆，甚至在边疆开发完毕从而堵死了向上流动的门之后也从未见过边疆是个什么样子。苏格兰-爱尔兰人在早期边民中是响当当的，但他们的后代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却构成了当今美国最贫困的群落之一。犹太人、华人和日本人的历史证明，认为教育包治百病的观点也是可疑的，这三个种族都是依靠体力劳动和商业意识开始发家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有本钱把自己的子女送进高校读书。
然而毕竟有某些一般的模式呈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确定这些一般模式的成因及其内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种族问题、美国社会乃至更为广泛的人类活动。
模式美国各种族呈现出的最引人注意的模式，也许要算是伴随时间而来的那种经济状况的普遍提高了。在美国，进步是如此广泛的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直有必要澄清，进步不是自动到来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当今的经济生活水平，比起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里去。然而美国各种族群体却不然，他们出去在生活水平、政治代表权和寿命诸方面都有绝对意义上的提高外。在相对意义上一般也都有所提高。美籍意大利人在世纪初期，其收入所得还不到全国收入平均值的一半，但现在却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9世纪末曾经是一贫如洗的犹太人，现在的收入已压倒其他任何一个种族，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各种族的进步，在速率上虽然千差万别，但进步本身的覆盖面却很广。
每一种族在美国的进步道路上都曾遇到过障碍。但是，他们在来美之前所遇到的障碍和所遭受到的痛苦，通常都要超过他们在美国所遇到的任何艰辛。在美国，反犹太主义不过意味着遭人白眼，并在求职方面受到限制而已，犹太人不会生活在可能遭到大规模驱逐和屠杀的威胁之下。甚至就非洲人在历史上受奴役的痛苦而言，倘若他们落在阿拉伯人手里或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其处境也要比在美国来得更惨，在那些地方，奴隶生得比不上死得快。一句话，美国从未幸免于那些世代残害人类的古老罪孽，其不同之处在于，别的因素也都有起作用的余地，而且通常起到使人世变得更加美好的作用。
比较本身问题人们常说，我们是个移民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话不假。但须知"移民这个笼统的字眼包涵着来美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许多重大差异。比如说，食不果腹的爱尔兰人和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东欧犹太人，实质上是举家逃亡的难民，背井离乡时连桥梁都曾付之一炬，到达美国时是铁了心要当美国人的。而另外一些人来美是属于侨居性质的，大多数是男性，仍然抱有返回故土的打算，所以他们的着眼点首先不在于语言和文化上的美国化，或急着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从意大利、中国、日本和墨西哥来的早期移民，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今天往返于波多黎各和美国本土的那些人，也大体如此。当然，也有的移民既非难民亦非侨民，而是一些由自己选择其定居美国的时间和地点的人。这样的移民——例如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很少会集居在其登岸的港市，而很可能会选择那些适合于他们自身状况的地区长期定居下来。最后还有一类人，他们来美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被捉拿来的，这就是非洲黑奴。他们在美国的地理分布和所起的职业作用是专为别人提供方便。
撇开评估进步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更为复杂的课题不谈，单纯地比较上述各个不同种族的进步，就够困难的了。一个包含着大量侨居成分的种族，和一个基本上是由意向相同的人们及子孙构成的种族，要找出二者进步的轨迹，其难度是不二样的，前者就远远来得复杂而捉摸不定。1970年的美籍犹太人和年之前即年的美籍犹太人，大体上仍是同一批人，而年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却有相当一部分在年时还住在波多黎各;反过来说，1960年时住在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在年时已有相当一部分回到了波多黎各。以在美国本土或波多黎各任何一地收集的笼统数据，来衡量一组特定的波多黎各人的进步，都是不得要领的。在美国本土永久定居年以上的波多黎各人的进步，与形形色色的所有被划为美籍波多黎各人的所谓进步，相比起来，实有天壤之别，表现在收入、职业以及与异族的通婚率诸方面。美籍墨西哥人同样也属于这种情况，他们也有大批人在美、墨两国之间反复来回走动。将一个侨居群体与一个难民群体相比较，或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移民群体相比较，不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衡量一个种族的进步，还是要弄明白这个种族受别人的歧视的程度，都是困难的。那些只求有个栖身的地方，拼命干活攒钱以便返回故里的男子汉，其生活状况怎能与在美国开办农场并决心世代定居下去的农场主家庭生活状况相比呢?简言之，怎么可能用同一个尺度去衡量追求不同目标的人们的进步呢?进一步说，怎么可以要别人（即社会")对这些以一把尺子衡量出来的差别担负起因果关系或道义方面的责任呢就黑人而言，连究竟应从何时开始量度他们的进步为宜，都是不明确的。从世纪他们首次来美量起呢，抑或从世纪解放黑奴开始量起呢，还是从世纪他们涌入美国大都市开始量起呢，实在难以说清楚。黑人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美国人的一部分，也可说是那些正在适应过程中的美国最新种族当中的一员，这要看以什么时间为标准;他们的进步可以说是巨大的，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取决于从哪个起点开始衡量。
种族继承关系任何一个种族都在某个方面有其独特之处，然而从历史上看，一直存在着一种承继模式，即在居住区、职业选择、领导力量方面，或在学校或其他组织里，往往出现一个种族取代另一个种族的现象。
今天，人们常用白人大出逃"这样的夸张说法来渲染街区居民成分的变化。岂不知，早在街区的黑白居民变化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之前很久，此种模式就己存在了。
世纪爱尔兰人涌入纽约和波士顿这两个城市时，当地美国居民就曾逃离过。
当时某个街区一旦出现一家爱尔兰人，"非爱尔兰裔居民就开始大搬迁"。在这种情况下，据当时一位人士的记述，房地产价值就会因畏惧心理的扩散"而"颤栗"，惊慌失措的迁逃现象就接踵而至。在世纪中叶，当移民日趋增多时，由于老住户迁逃至市郊"，纽约城区就以每年约英里的速度向北扩展。在年，纽约市北郊的建筑物直到今天的第十四街为止，1850年就延伸到第三十四街，1860年进一步延伸到第四十二街。"白人大出逃"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这不仅因为它的历史眼光短浅，而且还因为黑人在发现处境不利时也曾迁逃过。在世纪的纽约，黑人曾因意大利移民步步"跟进"而通通逐街向后撤退。在世纪的底特律，黑人则因波兰移民的迁入而退出了原来的居住区。，首批来到哈莱姆地区的黑人，就是为了逃避曼哈顿中区那些强悍的爱尔兰人，而且因害怕碰上更多的爱尔兰人，所以直到第一百四十五街，再向北就驻足不前了。
各种族的社会一经济地位由于时代的前进而发生了变化，逃离街区时种族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在世纪，因爱尔兰人的迁入而使盎格鲁撒克逊人逃离后来则是因意大利人的迁入而使中产阶级的爱尔兰人逃离。
当贫困的新居民取代原来的老住户时，房子本身就会被确搞得面目皆非。穷人历来就未曾住过专门为他们建造的新房子。他们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那些旧房子，本来是为收入高的人家设计的，这种人家住得起十分宽敞的屋宇。所以，穷汉迁入后，现成的整套住房就被分割成较小的单元，以出租给收入低的房客。大套房子分割成小套公寓，现有的公寓则由几人共租，或者是由大家分摊房租，或者是通过转租的办法来凑齐房租。实际上，每个种族曾普遍经历过请进房客以凑足房租的阶段。在年，每个意大利移民的家里，平均至少有一个房客。到年，情况有所改变，降低到平均每两户意大利人家有一个房客，与此期犹太人住户当中的情形相类似。住户请进房客的这一比例，仍然高于年代哈莱姆地区的黑人住户，这时居民家庭请进房客已被认为是声名狼藉"的普遍做法。和其他许多方面的情况一样，请进房客后来竟被视为骇人听闻的怪事。造成这种误解的唯一理由，就是早期历史上存在过的模式被人们忽略或忘却了。
随着住房逐步转向社会低层，住房的维修政策也不同了。19世纪在移民集居的贫民窟里，房东普遍不愿修缮楼房而"宁愿让其破败下去"，直到陈旧不堪而倒塌。
换句话说，房主是故意让楼房年年失修的，理由是反正现在住的是不知爱惜房子的房客，修房子等于白费钱财。对移民房客的这种评价，倒也不完全属于带有敌意的偏见。对他们持同情态度的一位改革派人士也曾说过，"移民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变成贫民窟"。20世纪的各个种族大体上也是如此。在某些贫民窟，房租经常比原先住着"体面人家"时还要高。然而，贫民窟房地产的盈利额，并不像社会改革家们断言的那样，"高得不得了"。原因之一是贫民窟房地产的折旧率很高。更重要的是房租高并不等于盈利，房租拿到手才能盈利。在世纪的贫民窟，因付不出房租而被下逐客令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贫民窟的房客付不出房租的现象，就是在世纪也不罕见，尽管地方法规的变化近来已使房东难以向房客下逐客令了。在贫民窟，漫天要价"的房租并不真正意味着贫民窟的房地产具有比其他方面更高的盈利率。
种族承继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居住区方面。早期的爱尔兰移民就曾被厂方用来充当破坏罢工的工贼，他们因此而遭到工人的憎恨，结果就被排斥在工会的大门之外。后来，爱尔兰人自己建立了工会，充当工贼的就轮到意大利人、黑人和其他种族，他们同样也落得遭人忌恨和被拒绝参加工会的下场。再后来，爱尔兰人当上了工会的头目，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成了他们的部下。而今天，有的工会是由犹太人领导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成了他们的部下。同样，在学校里担任世纪爱尔兰移民子女的老师的，是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半个世纪之后，在学校里教育犹太人子女的，多为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教员，而非犹太裔教员。再过年，在哈莱姆地区教育黑人子女的，多为犹太裔教员，而不是黑人教员。
处在发家过程中的种族的子女，难得有本族充当其角色典范"。某些最成功的种族——尤其是华人和日本人——几乎从未有本族的"角色典范"。
各个种族在居住区、学校、职业等方面不断出现一个接替另一个的现象，而美国作为一个整体也在发生变化。在世纪末期，地下污水管道和室内管道都己安装起来，这意味着城市里的任何种族都不必再去忍受世纪中期爱尔兰人所经历过的原始而危险的生活条件了。地铁、有轨电车及后来的公共汽车线路的开通，使得劳动人民得以散居开来，上班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现代的贫民窟再也不会像世纪纽约东南部那样不可想象的拥挤了。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今天的居住条件仍然不够宽敞，但这是相对于同时代人而言的，比起世纪的犹太人、意大利人或爱尔兰人居住条件来，那就好得没话说了。今天教学用房拥挤的学校，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可能只相当于世纪纽约东南部学校班级人数的一半。今天的问题确实存在，有时也真的很严重，但这些间题决非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贫穷而无权的人们来说，许多问题从来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个种族，在一段特定时期内沦落到如此地步，都免不了要碰上这些问题。《犹太日递》报在年评论道:"纽约犹太人地段的警察，在全美称得上是最野蛮的。在世纪初，一位意大利移民作家曾抱怨政府官员对他表现出的"粗暴"和"轻率"，他为此而感到"恶心"。而以前人们对贫苦种族的许多抱怨，也和今天的说法一脉相承，譬如责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毫无节制地乱生孩子"，说他们当中发生的谋杀都是"野性的一时发作""，认为要把移民提高到体面而自爱的水平，其难度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比登天还难"，等等。
尽管各种族的经历向来就没有惊人的相似性，但种族史并非单纯的模式重复，在各个种族普遍都有进步之后，情况仍然千差万别。确实存在明显的模式:不同的种族在极为相似的处境中的表现会截然不同，而外部社会对各种族的态度也有重大差别。
种族差异在各个种族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差异，也许就是他们对待求知和自我提高的态度。
犹太人抓住美国的学校、图书馆和公益机构不放，其毅力和决心是其他任何种族都不能与之相比拟的。他们不仅拼命挤进公立学校，而且（在劳累一整天之后）连成人夜校也不放过。他们还不惜以微薄的收入买票去听讲座，并纷纷向公立图书馆借阅主体严肃的书籍，以丰富自己的学识。即便如此，《犹太日递》报还责怪他们做得不够。当时和犹太人处在类似生活和工作状况下的意大利移民则恰恰相反。在所有的美国人当中，对公立学校最为反感，对公立图书馆最没有兴趣，对公益机构最存疑心的，就是意大利移民。这两个种族在美国的任何遭遇，都无法解释他们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然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欧洲的不同历史却能冲这一点，对于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和劳工来说，乡村生活几乎引不起求职的欲望，正规教育派不上用场，如果不是有害的话。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在美国的学校里学习成绩相差很大，这并不定就意味着谁受到了歧视，或两个种族在能力上有什么差别。
家庭在各个种族中期到了相当不同的作用。在世纪，许多爱尔兰人之所以妻离子散，皆被归咎于贫穷，而在世纪末世纪初，意大利人也同样贫穷，但他们的家庭并为分裂，那时的意大利人也不想出境相同的爱尔兰人或其他种族那些，经常去接受慈善施舍或者去卖淫。现实状况远非是决定一切的。重要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稳定（即丢弃家庭或离婚的比率低），而且还要看家庭所体现的价格观念。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皆有高度稳固的家庭，但犹太人的家庭观念驱动器成员向上流，而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指导在过去——去使其感到，脱离家庭的轨道而进入外部世界犹如“背叛”了家庭。
什么时候组成家庭，也是与以各种阻力是有关的重要因素。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是高度稳定的，但家庭在个人生命旅途中组成很早，半数以上的美籍墨西哥女子在岁之前就出嫁了，而如此早婚的美籍日裔女子只有。这一点显然影响到墨、日两个种族年轻女子获取教育的能力。同样，这两个种族的青年男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也大不相同，换句话说，当许多美籍墨西哥男子很可能不得不担当起做父亲的责任时，美籍日裔男子却正在大学里读书。这两个种族的青年男女的职业前途必定会有差别。
各种族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少有人明确地加以否定。但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为了争取全社会能够(或应当)为各个种族做点什么，这些差别被隐约地抹杀或忽视了。各种族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是什么特殊情况使他们产生这些差别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历史为解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提供了某些线索。从人种和遗传的角度来解释各个种族进步的差异，多年来也曾得到普通民众和专家们不同程度的首肯。这方面的证据很多，从对国际上多民族国家进行比较到美国国内各个种族智商水平和模式的差别研究等，不一而足。
国际比较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既有利于也不利于对种族差别的遗传解释。现代欧洲国家在技术、收入和其他普遍接受的进步指标方面，一般都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但若干世纪之前，中国人和埃及人确曾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欧洲人当时却远远落在后面。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排队次序发生过大起太落的变化，这证明遗传说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各种族在年时间之内的智商次序的起伏，也表明遗传因子决定人智的理论是大可怀疑的，尚且不谈测试方法本身存在的间题。白人家庭抚养大的黑人孤儿，其智商与全国平均数持平或略高，这个事实更是否定遗传说的有力证据。
在年代，美籍波兰人的平均智商得分为全国正常得分为，但到年代，他们的智商水准就提高到分。智商提高了个百分点，不仅本身是可观的，而且比现在白人和黑人智商的差别个百分点)还要大。美籍意大利人同样也在智商得分方面赶了上来，从当初的分提高到现在与全国平均分数线不相上下的水平。智商水平提高最明显的可能要数犹太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犹太裔士兵在智力测试中的平均得分，比起各个被测试的种族中的任何人都要低。但在其后年之内，经济地位蒸蒸日上而且在文化上迅速融化于美国社会的犹太种族，智商的平均水准就超出一般的美国人。
不管遗传说本身在理论上有何道理或缺陷，对智力所包含的遗传成分的争论，确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人生来是否就有智力上的差别，赞同者和反对者时常各执一端，好似在"能力"(不管如何对之加以界定)与结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连，换句话说，似乎文化差别这个重大的干预因素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实则大谬不然。
文化不管是在(美国的)多种族环境里，或是在世界各个民族及国家之间，事情大多取决于由价值观念、态度、技能及交往等因素所构成的一套整体系统，许多人将这套系统称之为文化，经济学家们则将其称之为人文资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于某些国家能如此迅速地在经济方面从战争的废墟上恢复起来感到惊诧不已。二战后德国崛起的所谓奇迹，不过是最近的一个例证，类似的情况从前也在其他某些国家里发生过。战争所毁坏的只是一个国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本，如城市、工厂、农田、铁路和公路等等。而人文资本却是战争无法毁坏的，正是人文资本才使那些有形的东西得以建设起来，并能够在其遭到毁坏之后加以重建。穆勒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指出，一个先进国家经济的有形成分过不了多少年就会磨损或耗尽，从而不得不加以更新。战争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加速这种进程罢了。然而，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更新和进步，端赖其国民的知识和意向。
就(美国各)种族的情况而言，人文资本的重要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那些赤手空拳来到美国的种族，当其文化强调一个工商型经济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时，很快就能由穷变富。即便在他们面临着肤色和种族的偏见时——例如华人和日本人——不利的环境证明确实是一种阻力，但这种阻力终究不会使他们望而却步。哪怕他们带来的只是某些不足为奇的特定技能，诸如犹太人缝制成衣的手艺或德国人酿造啤酒的本领，也不妨碍他们迅速发迹。华人和日本人来美时，皆是无一技之长的毛头小伙子，只好到农场去种庄稼，但他们比谁都肯干和苦干。后来，无处不在的华人手工洗衣店也并不需要当时爱尔兰或黑人洗衣妇女尚未掌握的技术。但是爱尔兰人或黑人却从未像华裔或日本人那样不断开办洗衣店或做其他什么生意，尽管这两个亚洲种族开初曾遇到缺乏资金和不懂英文这样不利的条件，而且还缺乏技术本领。日裔园丁并不需要掌握比一架割草机更为复杂的技术设备。使得这些平凡的职业变成发家致富渠道的，乃是肯干、节俭以及令人取信的品质和眼光，正是这些东西将"卑微"的工作变成了生意，将汗水变成了资本。
同样的，许多使用手推车的犹太人货郎最后也变成了店主，而且有的还成了整个联销店的大老板。
从国际上来对比各种族的进步，更加证明了人文资本的重要性。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以色列，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突出的模式，即移民抵达时是白手起家，在经济水平上低于在各该国早就定居下来的本族同胞，但最终不但赶上而且会超过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具有古巴、日本、墨西哥、黑人或菲律宾血统的美国人，都被后来迁居美国的本族同胞移民抛在后面。古巴移民在收入上在年之后就赶上了在美国出生的美籍古巴人，其后就走到前边去了。墨西哥移民花了年就超过了美国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日本移民花了年，菲律宾移民花了年，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超过在美国本土黑人花了年。
在经济方面赶上在美国出生的同族人或同种人的水平，花费如此长的一段时间，表明需要付出相当数量的人文资本。这不仅仅是指技术能力获得这种技术能力通常无需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还指经验、社交、信心、沉着、个人精明及组织有方等一系列人的因素。但是新移民不但赶上而且最终超过土生土长的同胞，这个事实也表明，他们身上具有人文资本方面的某种优势，表明迁居美国是一个带有选择性的过程，前来的是祖国人口中那些有雄心或有本事的分子。一且他们获得其所需的其他种类的人文资本，这种优势就显露其价值了。这还向人们表明，在选择性的移民和非选择性的整批逃亡难民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1840年代大饥荒时期的爱尔兰移民更像是难民，他们来美是要逃离一场全民族的灭顶之灾，当时爱尔兰人确实有饿毙在马路上的。他们来美后，适应环境之所以缓慢而艰辛，可能就部分地反映出这种背景。明治时代来美的日本移民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可是这批人在人品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在日本时已部分地认同了美国的规范和目标。
特殊技能在许多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历史证明，新技术在几年之内就能很顺利地学到手，而相比之下，态度却需要儿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改变。那些至今不能解决旷工和迟到的老毛病，并在工厂或学校里需要经常有人监督的种族，通常来说，其祖辈们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这种不良习惯了。人的文化遗传可以比其生理遗传更加重要，尽管胜利遗传的重要性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因与外界隔绝而养成了必要的观念和纪律，例如在若干小股的黑人中就曾出现过此种状况，那么对他们来说，掌握技术就不会困难，经济也能搞上去。
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证，就是圣父教派的那些收入最低通常也是最没受过教育)的冶随者在大萧条的年代里曾建立起几百个小型企业。这些在当年那种最暗淡的前景下所创建的企业所取得的成功，恰与年代及年代由政府出资支持的那些企业大批倒闭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年代和年代这批有政府撑腰的企业，具有更多的财政支持，并且(或者)还有"行家"的指导，但是圣父教派的崇拜者们却在个人纪律和集体合作方面形成了更多的人文资本。黑人穆斯林分子接纳黑人当中收入最低且受教育最差的阶层，但其所办的企业也获得了成功。人文资本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教育领域。从学生考试成绩和校友职业成就来看，办得最好的黑人学校也就是在同一城市里旷课和迟到比率都低于白人学校的那些黑人学校。这并非是说，此种旷课和迟到是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是说，促使学生坚持坐在课堂上并及时到校的，是对待学校的一整套态度。
人们有时相信，出身书香门第并得益于父母课余辅导的孩子，才能在学校里出人头地，就像犹太人家庭所树立的那种风范一样。但日裔移民的家庭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然而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却是拔尖的。20世纪政治和法律的重大革新运动之一，就是争取不同肤色儿童混合一校。这种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单一种族儿童集中读书的学校和多种族儿童混合读书的学校，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如此悬殊，以致教育过程本身就令儿童感到低人一等。然而历史证明，对教育抱有不同态度的各个种族，在同一学校里读书所出现的差别与隔离学校里读书所出现的差别，程度是一样的。日裔儿童和美籍墨西哥儿童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与南方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在分离的学校里就读时所表现出的差别，是一样的巨大。几十年来，犹太儿童与波多黎各儿童在同一学校里表现出的差别，甚至更大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重大差别，和在社交上传递同一种感情或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别，都足以造成族际冲突。眼神、手势、语调或某种并无恶意的俗话，在另一种文化氛围里会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从而不断地引起无谓的误会和不安，甚至会导致侮辱和敌意。进一步说，族际之间的个人冲突很容易把双方当事人邻近地区的其他本族成员都卷进来，使事态扩大。文化多样性在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方面的优势，因合作是否出于自愿还是出于被迫而各有千秋。例如，在出于各方自愿基础上的种族混校进行的早期调查表明，这种混校增进了种族之间的亲善，教学效果也很好，但那些根据法庭的命令而强制实行的混校，却产生了与此相反的后果。这是令人深思的。因政府住房计划而相互为邻的各种族家庭——本意是寻求低价房租而不是种族多样化——时常是没有交往而自行隔离，尽管在统计数字上是"整合了"。
文化本无优劣。文化只在适应某一特定环境的时候才显出其好或坏。在美国各种族中，最成功的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搞农业却总是一败涂地。他们的祖辈在欧洲时，长期在都市社会中生活惯了，这既是他们在乡村务农的一大障碍，又是他们在城市经商的一大优势。
凡涉及任何个人无法驾驭的历史力量，责备个人是毫无道理的。责备从墨西哥来的移民没有随身带来德国移民所带来的那种技能和气质，岂不荒唐责备雇主没有在恰恰需要具备这种技能和气质的工作岗位上雇用同等比例的墨西哥裔工人和德裔工人，岂不同样荒唐文化适应时常被描绘为一种单向过程，认为不同肤色的各种族群体被迫放弃自身的文化，并皈依盎格鲁撒克逊习俗。但在实际上，美国文化是建立在许多种族群体的饮食、语言、态度和技能的基础之上的。老式盎格鲁撒克逊人排斥社会消遣的清教徒作风，早就被德意志人乐于从事文体活动以助身心健康的消闲气度所压倒，而这种健康的消遣活动现在己被认为是普通美国人的一大特征。美国流行音乐亦置根于创造出爵士音乐和感伤乐曲的黑人音乐传统。美国的政党体制主要脱颖于爱尔兰人的党派作风。没有什么东西比汉堡包或牛肉香肠更能称得上是地道的美国货了，但这两个词都是德国城市的名称。意大利馅饼和墨西哥馅饼也算得上是纯正的美国食品。这些东西作为美国文化的特征，并非源出于当年的英国拓荒者。他们是全美共同的遗产，尽管今天仍存在着种族多样化。哈莱姆区得居民也饮用巴德威泽牌啤酒，犹太人品尝意大利馅饼，光顾华人餐馆的显然不都是中国人。
那些具有专门技能和创业本领的种族，因为可以独立开业或在族内相互雇用，所以用不着学会英文也能发家致富。19世纪的得以农场主和犹太以服装业工作，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也没有真正融入美国文化，但照样在经济上步步高升。
而那些缺乏这种专门技能和创业本领的种族，才不得不依赖其他种族为其提供就业，不得不学会别人的语言并充分理解别人的文化，以便在工劳动的场所能相互下去。
用大熔炉一次来表达美国种族同化的现象，一度颇为流行，但现在已是一种受人鄙视的观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在大熔炉理论盛行的时代，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对很少，但在知识界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的当今时代，异族通婚的现象却相当盛行。在德裔、爱尔兰裔、英裔和波兰裔美国人当中，有半数的婚姻是夫妻不属于同一种族，意大利裔和日裔美国热的情况也相差无几。甚至与异族通婚比率较低的种族，如黑人、犹太人和墨西哥人，嫁娶异族配偶的现象也正日趋增多起来。
族内差异各种文化尽管只是获取事物的方式，但文化也是忠诚和情感寄托的焦点。倘若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而试图让一个种族同化于另一种文化，那就会引起该种族的愤怒，认为这是对它的贬低常被认为是为同化而同化罢了)。所以，如果想让他们同化的是外族人，那就会被认其是压迫，如果想让他们同化的是本族成员，那就会被认为是背叛。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犹太人、墨西哥人、黑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当中，都曾出现过这种态度，恐怕其他种族实际上也一无例外。然而，即便那些抗拒同化最力的种族，或某些种族最反对同化的那部分人士，后来也都同化了，就是说，都美国化了，尽管同化的速率有别。
有时候，族内的差异会体现在属不同代的人的身上。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相当充分地融入美国文化，家境也阔绰起来，从而使第三代人有足够的条件对正在消失的本族文化产生怀旧感之后，这第三代人当中的小青年会对他们不会讲的母语，对他们从未遵循的祖辈习俗，以及对他们从未具有的母族"身份"，特别感到关切。
这种情况在各个种族当中都发生过，如日裔、爱尔兰裔、墨西哥裔、犹太裔、黑人，以及其他一些种族。他们会故意地或人为地想方设法去获得自己在实际上从未继承到的某种"遗产"。
同族内部在文化适应上的差异，通常会导致该种族内的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相互保持距离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各个种族的身上。乍到美国的或对美国文化尚未怎么认同的人，总是呆在刚来时的定居地，而同族中那些已经较为认同美国文化的家庭，则会和他们拉开距离，依此类推，认同美国文化愈深，家境愈富裕，搬得愈远，一直扩散到本族街区的外圈，甚至跨入周围的普通社区。此种典型的由一个种族各部分成员因文化认同程度有异而形成的同心圆居住模式，在某些城市出现过，但诸种障碍例如当地住着其他不愿搬迁的种族等等)也经常使得由文化认同程度有异的人们构成的各个新的种族社区，相互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从曼哈顿东南端搬迁到布朗克斯区内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地段的那些发了财的犹太人家庭，就是许多种族居住地广为散开的典型例子。有时特别是在最近时期——某些文化认同程度较高且家庭阔绰的少数种族成员，会干脆脱离本族，搬到普通的美国人居民区。有钱的华人也不住在唐人街或中产阶级的种族集居区。
在早期的移民时代(或对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来说的早期都市流动时代)，此种居住地的分离模式可能主要是文化认同差异的反映，而不是单由经济差异造成的。有些种族当年在欧洲时就有地区差异，譬如意大利裔就来自意大利不同的省份，犹太人则来自不同的国家。这种背景上的差别，也可从他们在美国的集居地段上体现出来。
同一族的各个部分不仅不住在一起，而且还会因为文化适应程度的不同而相互责怪。某些犹太移民社区一方面嫌别的犹太社区太守旧，或太落后，或干脆称其为太"犹太"，而同时又嫌另外的犹太裔不像犹太人，是半犹太人，或直截了当地称其为叛徒，好似只有他们才是正宗。同样，今天的美籍墨西哥人对他们本种族当中的某些好似正在变成"英裔佬"的那些人也很反感，同时却又鄙视那些刚从墨西哥来的同胞。1930年代被遣返回国的那些美籍墨西哥人，在故乡经受了痛苦的再调整过程，这更能说明文化适应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也说明一个整体的种族和外界社会之间是有差别的。
有时候，种族内部早期的差异会被雇主察觉——特别是在那此需要工人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劳动场所本世纪初雇用意大利集体方工的美国老板就发现，让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工人在一起干活，等于自找麻烦，这些工人非打起来不可。而在世纪，当新教和天主教两派爱尔兰劳工在开凿运河时，双方的械斗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今天的美国那些在农场打零工的黑人，如果分开住在不同的营地，那肯定是从西印度群岛来的，而不是美国土生土长的。
不管是在劳动场所或者是在居住社区，人们之间的分离，是出于重要的实际考虑，这种考虑超出种族认同之外。老年人一般都不想住在孩童多的地方，而青年人的公寓地带则时常有儿童不得入内的规定。这里不是在争辩多样化的利弊，而是在表明美国历史上多元化的普遍性，表明人在相互之间保持居住或社交距离，借以处理多样化造成的摩擦和麻烦的方式。在过去的美国南方，整套的肤色意识和传统曾使社交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居住距离的替代物，以致按肤色划分的居住距离在南方城市还不如在北方城市来得明显。在各种环境里和黑人作近邻或有接触，一般来说对南方白人比对北方白人更能接受，出于同样的道理，南方白人则坚持"白人至上"的观念。
在上述背景下，种族在工作场所或街区居住模式方面的分离，应当被视为某种更加普遍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情况——这种特殊情况不管是从文化意义上还是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看，在本质上都不取决于把种族分为优越"或"低下"的某种意识形态。此类种族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一直是和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交织在一起的，特别是南方，但却不能普遍地引伸到凡是各种族于工作地点和居家所在非属随机分布的一切场合。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要使美国各城市具有东欧和南欧血统的居民达到随机分布的格局，那么就必须把他们当中半数人的住地重新安置。
长期享有自由选择住房权利的种族，也仍未达到随机分布的局面，这部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偏爱。明显以种族区分的居住、工作和就学模式，谁都能看得到，但这种现象在其他方面决不是独一无二的。这甚至也不是某一种族被认为表现好、能干或生来就"优越"的问题。两个种族合在一起的时候比分开的时候，各自的表现会不同，或干得不一样，例如意大利裔的筑路劳工队伍或爱尔兰裔的开凿运河的劳动集体当初就是如此。这当中所具有的内涵也超出种族认同的范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和分开来的时候，表现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别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构成建立特定组织的理由。这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牵涉到优越、低下或平等的问题。
奇怪的是，在社会和经济状况最为相似的种族之间，族际敌视程度通常最大，而较和睦的关系又更为普遍地存在于那些相互差别十分大的种族之间。内战之前，美国最反对奴隶制的种族，是由技术工人和独立农场主组成的德国人和苏格兰一爱尔兰人，也包括某些相当富有的人士，特别是在德裔人当中。在世纪，支持黑人民权运动最力的是犹太人，犹太人的整个文化史与黑人文化史有天壤之别。而黑人的进步反倒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遭到过爱尔兰人的激烈反对，爱尔兰人在收入和职业方面长期与黑人处在相似地位，爱尔兰人的历史和文化与黑人的历史和文化在许多方面也有共同之处:都注重语言的生动和简练，都主宰着特定的运动项目(棒球和拳击)，都在某些领域(体育界、娱乐圈、宗教、写作及政治里得以大显身手，都回避某些领域科学和数学)，都在某些行业(人寿保险、金融、出版)里获得成功，又都在另外一些行业制造和经销)里难得打开局面，而且都具有共同的社会病态(酗酒、暴力、家庭破裂)。《太阳底下的葡萄干》是一部描绘当代都市黑人生活的经典剧作，但却包含爱尔兰剧作的经典的成分，即坚强的女性、窝囊的男子、宗教虔诚，以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最为流行的描写年代好斗黑人的电影之一，就是根据一部关于爱尔兰革命者的电影改拍的。然而，尽管有这些共性——或许正因为有这些共性——黑人和爱尔兰人之间向来就存在着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两个种族相互从未发生过的最严重的敌视态度、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而像华人和意大利人这样两个鲜有共同之处的种族，却能在纽约东南端世世代代相互为邻，和睦相处。随着更多的黑人上升到和犹太人差不多的中产阶级地位，这两个种族之间的合作减少了，冲突的事例增多了，这恐怕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在许多种族当中存在的那种高度地区化的移民模式，突出地表明和同种同文的人住在一起是重要的。例如在年，日本日高地区来的移民有居在加拿大，而且其中来自日高一个村庄的移民有都定居在加拿大的特定一隅。从冲绳来美的移民当中，上的人定居在夏威夷。就美籍意大利人而言，此种地区化模式发展到来自意大利特定村庄的人们在美国同居一条街的程度。
歧视许多论述各种族在收入和职业方面的差别的著作，随意的试用歧视这样一类的字眼，甚或使用更加充满感情色彩（然而很难验证）的剥削二字。不错，在历史上的各个不同阶段，有实力表明许多种族确曾遭到显而易见的歧视，但是，要确定各种族在收入和职业或诸方面的差别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表明歧视的存在，却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判断的过程。歧视一词本身的含义也很广，从根据个人目前的实际能力只能付给底薪，到存在压抑培养能力的历史性障碍都可称之为歧视。用雇主的歧视来揭示某一时的收入差别，通常意味着没有按该种族当时的能力付足其所得。然而在这一点上，历史的和当前的经验证据远不是结论性的，尽管有许多论作说得十分斩钉截铁。
例如，雇主的歧视就不能揭示某一给定种族内部各种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如果雇主们一般并不意识到这些内部区别的话。来自香港的华人普遍都很贫困，而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普遍都很富足，此种状况用雇主的种族主义世界是不通的，因为在各雇主的眼里，华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第一代和第三代美籍墨西哥人之间在收入上的颇大差距，也无法用雇主的态度来加以解释。因为在蓝领职业里，雇主不太可能去了解求职者属于哪一代，而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又都在从事蓝领职业。雇主更不太会查家谱，以便能把自由黑人的后代与其他黑人区分开来，而大多数老板究竟能否把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和其他黑人分辨开来，是大为可疑的，甚至老板是否有兴趣要知道得这么多，都很难说。
纯粹属于种族内部的收入差距，对于考察某个种族在整体上与全体社会的差距，是有启发的。就某些种族而言，一个社会阶层如来自香港的华人)的收入所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另外一个阶层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的收入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世纪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生活贫困，而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则生活富裕。今天，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第二代移民在收入方面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土生土长的黑人所挣的钱却要少得多。当一个种族某些社会阶层的全体人员而非若干幸运的个别人士)在收入所得方面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时，那就难以将该种族在整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归咎于雇主的歧视，如果雇主并不在该种族内部进行区分的话。
经济歧视的存在及后果，远非完全取决于对某一特定种族的偏见或偏见的程度。
日裔遭遇到的历史偏见的法律歧视，至少和波多黎各人所遭遇到的情况同样严重，然而日裔的收入却超过波多黎各人的两倍，并且比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的收入也要高出不少。那种将种族收入差距基本上看作是歧视的结果而不是由人文资本差别或年龄、地区分布及其他因素差别所造成的流行观点，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现实经济状况。把主观上的偏见转化为公开的经济歧视，对于追求利润的竞争性公司来说，是不划算的。虽然对于政府机关、公用部门、受到管制的金融等行业或大学及医院等非盈利组织来说，付出的代价要小一些。美国内战之后，白人雇主的卡特尔组织尽管在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都占有一切可能想象得到的优势，但在企图控制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工资这个问题上却屡遭失败，表明这样做是多么的不划算。例如在今天，把具有同样"教育的各种族人士作为全民成员而对其收入加以比较的统计数字，通常都忽视其教育内容和工作表现上的巨大质量差别。大凡这种质量差别哪怕稍为近乎精确地计算在内，族际可比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大大缩小，甚至完全消失。
消费歧视的武断说法(声言"穷人买东西价钱高")同样也把矛头对准时常被忽视的种族差别。举例来说，犯罪率的差别就会在许多方面影响经营一家商店的开销，导致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种族街区以不同的价格出售。一个诚实的消费者不得不为自己街区的惯偷、无赖和犯罪分子给商店造成的损失付出他的代价，但这和那种认为他的街区作为一个整体被开设在当地的商店或其他种族"剥削"的说法，不是一回事。许多商店不断从犯罪率高的街区撤走，表明那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利润可赚。
各种族在偿还信贷方面也有差别，并且不总是完全出于收入上的原因。举例说，甚至低收入的美籍意大利人仍被视为可靠的放贷对象。华人、日本人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为资助自办企业而开设的那些轮流用款的信贷协会，其所以能奏效，端赖借贷者能及时地悉数偿还用款。那些因缺乏此种可信度，因而不能在自己人当中使用这种办法筹集资金的种族，通常也因同样的理由无法向商业信贷机构筹集到资金。他们未能办起企业实难武断地归咎于得不到银行的支持，因为大多数小型企业(包括华人、日本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开办的企业在开张时根本就不是靠银行的贷款。
同样在房产市场上，从世纪纽约东南端的移民隔离区到现在，贫民窟住房的高额租金，多少年来一直受到指责。但是，尽管对贫民窟房东的尖锐责骂声不绝于耳，真实的记录却表明，贫民窟房产的收益总的来说并不偏高。不错，一定面积房产的租金要价很高，但收益却只能看房客实际上付了多少租金。而纽约东南端每年都有千百起驱逐房客的事件表明，要价和付租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老实交清房租的人，和上文提到的诚实消费者一样，只得代人受过，而且房东的平均盈利率表明，纽约东南端的房客作为一个整体也并未受到"剥削"。
个人可能会被歧视所毁坏，尽管歧视并不能解释某整个种族的经济状况。
·E·B·杜波伊斯在本世纪初曾指出，对个别黑人工人的评价，不是按照他自己一个人的工作效率，而是按照黑人工人队伍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效率，而整体的工作效率可能往往是偏低的。肤色之所以被作为是否雇用的许多选择条件之一，乃是因为要仔细了解每一个人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一个种族被歧视的问题，是个涉及到该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被误断或被付给低薪的问题，是个关于整体表现的平均水平间题，而与个人差异无关。有代表性的黑人，根据杜波伊斯的看法，"可能是胜任其所从事的工作的"，而假设白人的种族偏见一下子突然消失的话，作为一个整体，"黑人所占据的地位将不会有多大的区别"，虽然"某些少数人会被提升，另外少数人会得到新的位置，但"广大的黑人大众将一如既往……。杜波伊斯期待降低种族隔阂所能做到的，实为后代黑人提供改进自己的技能与发奋努力的一种刺激。姑且不论杜波伊斯这种判断的经验价值究竟如何，他这段话有一点很重要，即他把对个人的歧视与对一个种族的歧视区分开来了。
即便一个种族当时的能力在市场上被准确地评估出来，该种族的个别人士仍然可能被全然埋没。杜波伊斯本人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举出这样的例子都不能提供证据，表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加以歧视就足以解释该种族为什么会贫困。像杜波伊斯和保尔·罗伯逊这样受过一流教育、才华出众的个别人士，其辛酸的悲剧就在于掣肘他们的仅仅是种族偏见，并最终变成了满腔恼怒的共产党员。
在其他种族之中，最恼怒、最好斗或最极端的分子，同样也恰恰是某些熟谙美国文化，最有才华的成员。他们及其他一些人引伸出一种看法，认为整个种族的文化适应及技能或奋斗精神不管有多大长进，也未必能比该种族个别成员的发展来得更为成功。某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押的日本人就曾经做出这种悲观的结论。但是，不管他们的愤怒和悲观是怎样地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引申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历史上也是错误的。在被关押后的一代人时间之内，美籍日本人就站到了美国最富裕、最为社会所接纳并普遍最受人尊敬的种族之列。从日本人开始移民算起，这个过程大约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他们在前进道路上遭遇到的那些最凶残的种族主义分子，不可能会由于日本人有任何不同表现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人生有命，世间沧桑，日本人默默地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条战线上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
可惜，日本人以及华人和犹太人)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却时常被认为是不屑一顾的幼稚行为，主张应考虑以更加有力的对抗性的手段来争取进步。然而世纪的美籍爱尔兰人在各个领域使用对抗性手段曾屡遭失败，从公立学校的争议到内战时的抗拒征兵，从试图以恐怖活动来赢得经济进步，到组织远征军去加拿大以获取爱尔兰的独立，无一是成功的。在世纪的黑人当中，非暴力民权运动的初步成功，曾因更加好斗的直接行动策略的兴起而明显地放慢了前进速度，因为这种策略反倒使社会各界对黑人的抵制态度强硬起来，并引起广泛的反作用力，从单纯的不满情绪到诸如三党(甚至在北方各地)及纳粹外围之类的组织再度复活。
究竟在收入和社会接纳等方面的种际差别，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种族自己的行为和态度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其他各界的行为和态度造成的，我们并不想在此处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外要说明的是，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笼统概括得了的。
身份和同化种族身份的重要性，在各个种族内部是有巨大差异的。对某些人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足以在世人面前加以炫耀的自豪标志。对别的一些人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值得个人珍惜的生活方式，虽然无需公开张扬。另外还有一些人，对他们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令人好奇的东西——或是一种尽量应予忘却、回避或逃脱的污点。诸如此类的五花八门的个人态度，历来就存在于各个种族之中。简言之，种族身份一直是个复杂而难以捉摸的现象。其特定内容历来差异很大，即便在一个种族之内也是如此。例如在世纪，犹太移民的种族身份就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宗教礼仪和犹太人的民族文化传统上，包括依地语。
在他们的心目中，如果一个犹太人很少注重或根本不注重犹太教礼仪、生活方式和衣着，并在非犹太人当中讲起活来像个非犹太人正如世纪的许多美籍犹太人那样)，那么，要把他当作犹太人实在是匪夷所思的。然而，谁也不会认为，经过二战时遭到的大屠杀及现代以色列国建立之后，犹太人就失去了他们的种族身份。仅仅是他们的投票记录就足以使他们与处在同样经济水平的别的美国人泾渭分明。他们并不生活在过去之中，但是过去一直存在于他们之中。
种族身份有时被认为是种族进步的一个潜在的有利——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种族身份强烈表现在一边倒的投票，在政治上偏袒本族候选人或优先雇用本族人的那些种族，一般来说并不见得比那些对此不太介意的种族生活得好一些。在偏袒同族人方面，谁也赶不上爱尔兰人，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教会里，他们都是如此，但是总的看来，爱尔兰人却并不比意大利人进步快，而意大利人在政治上或在其他方面都很少有这种偏袒同族的精神。某些种族如犹太人和日本人)一直珍视并保持着自己的特殊文化，但却从不就此公开做什么文章许多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士就爱这样干)。使文化区别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究竟对文化存留或种族进步是否有推动作用，这决不是很清楚的。19世纪时，爱尔兰人曾对盖尔特语大加吹捧，而当时的犹太人对依地语就没有怎么张扬，但在实际上，犹太人当中讲依地语的却比爱尔兰人当中讲盖尔特语的人要广泛得多。
就许多美国少数种族而言，日积月累的变化已经使他们在世纪面目一新，与其世纪的祖辈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深刻的变化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因为要照顾种族体面和敏感心理。19世纪同时代人自述和流行病的医学记录，都可验证下述历史事实:当时爱尔兰移民的生活状况很脏，家中如此，个人也如此。但现在讨论种族问题的论著，通常都对某个种族是否清洁只字不提，除非在为了证明某人有偏见或仇恨心理，需要引用此人谈到或抱怨某个种族不爱清洁的原文时，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由肮脏所引发的流行病至今仍然在某些少数种族居住区传播，但是各种族估计寿命的差距，却被简单地归罪于社会上的种族主义。
甚至在某一种族的年轻人当中，本来是由于逞能以显示其男子汉气概而造成的极高车祸死亡率，也被想当然地归罪于该种族的贫穷，并且硬说是由于他们驾驶的车太旧才造成这种后果的。
且不管这些辩解之词在纯道义的框架内有何种道理，但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些辩解之词却整个地模糊了真正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历史地看，这些辩解之词阻碍我们认识或理解进步曾经是——或现在是——怎样获得的，因为种族内部问题的存在本身就己被忽视或否认了。一个种族，倘若听到任何人说它曾经肮脏就不高兴，认为这只是那些偏执分子无中生有的捏造，那它永远也不会干净起来。
如果他们认为问题仅仅在于种族主义的教员和有偏见的测验，那么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就不可能克服学习上的缺陷。任何种族都无法克服其内部的其他问题——从酗酒到暴力——如果它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歪曲的宣传，或者是社会"弊病的必然结果。根据这种观点，某些为自我提高而长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也就被否定了。这就等于说，历史本身也被否定了。
如果仅在道义的范围内兜圈子，进步(及贫困)只能被说成是"社会"的产物，而这个"社会"到现在才勉强地赋予新的"权利"和不完整的"接纳"。如果爱尔兰人是世纪的贱民，而在世纪却被完全接纳，道义论者就会说:瞧，这样做就对了，不过太迟了，早该这样做的。但他们却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即被社会接受的爱尔兰人与世纪刚从爱尔兰来的移民具有天壤之别，而当初那些爱尔兰移民的个人行为在今天是别人包括今天的美籍爱尔兰人所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美国种族史——说到底，也就是美国人民史——是一部由复杂种族和个人所组成的复杂集合体的历史。这部历史不是一出简单的道德戏剧。它是一个由许多相似模式和深刻区别所构成的故事，是一个由痛苦、自豪和成就所构成的故事。在一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关于许多极不相同的传统的故事，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个以其许多面目出现的人类精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