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百衲衣
　　美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多少年来，有4500万之众越洋过海，从世界各大洲来到美国。他们操着各种语言，代表着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和宗教。今天美国的爱尔兰后裔比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要多；犹太后裔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还要多；美国黑人的数目超过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波兰大多数主要城市的人口都赶不上美国底特律一地的波兰后裔，而纽约市的意大利后裔则是威尼斯人口的两倍。
　　美国的各种族社区，就其规模之大而言，就足以构成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这些文化群既不是某种“主流”模式的翻版，亦非某个国家文化的海外分枝。炒面、爱尔兰后裔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以及非洲发型，全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货。绝非听命于外国的美国各种族社区，反而为其母国提供了领导人。爱尔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伊蒙·戴瓦勒拉出生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以色列总理高尔达·梅厄夫人出生在密尔沃基，利比里亚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获得自由的美国黑奴的后裔统治着。
　　使用“少数民族”这个字眼，是难以充分描绘构成美国社会百衲衣的这些巨大种族社区的，因为没有“多数民族”。可以辨别的最大单一种族是英裔人，可他们只占 美国人口的15%，比德裔人（占13%）或黑人（占11%）实在多不了多少。由于世世代代杂居混住，千百万美国人说不清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种族。
　　美国人民历史演进所处的环境，与他们的数量之众和种族之多，一样的令人赞叹。美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文化-语言群体之一。从旧金山到波士顿，其距离之遥等 于马德里到莫斯科。然而，这里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适用同一套法律，而欧洲却分成许许多多的国家，讲各种各样的语言，并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 正因为组成美国社会的各种族人民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这个社会的规模和凝合力就显得更加惊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国的历史比德国和意大利的还要悠久。 就面积而言，得克萨斯州比法国还大，科罗拉多州比英国还大，而意大利的面积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的2/3。美国的疆域比罗马帝国最兴盛的时候还要广阔。
　　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不仅贯穿今日的美国社会，也贯穿着美国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种族是完全独特的，但也没有哪两个种族群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种族群都有自己的地理分布格局，反映出他们到达美国本土时的状况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行业和地区的演变。甚至连美国各种族群的年龄都彼此相差很大。美籍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而美籍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平均年龄则为30开外，犹太人的平 均年龄更超过了40岁。此种年龄上的差距不但反映了目前的生育率模式——有些种族群的儿童比例额外高——也反映了生育率模式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迁造成某些种族连续几代人在数量上的急剧变化。
　　在美国各种族之间，收入、职业和失业率的差别相当大，犯罪率、生育率和业主拥有率也是如此。对这些差别的解释是复杂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惊人的。任何一种简 单的解释都有对不上号的地方。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命运方面，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然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群体挣的钱，就比像来自波多黎各岛的以白人 为主的群体所挣的钱要多，日本人挣的钱比一般白人挣的钱也要多。一个种族刚到美国时的本钱和到达时间的长短，显然也是重要的因素，如许多“古老的家族”所 显示的那样，但也不尽然，犹太人来得晚，19世纪他们到达美国时是一文不名，但现在却比其他任何一个种族都要阔绰。
　　经济状况
　　美国各种族在收入、职业和失业率诸方面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进行笼统的描述。更何况，在经济领域也如在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认为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 是处于“多数民族”之下或者说处在全国平均水准之下的“少数民族”的观点，是混淆视听的。有不少种族群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准。
　　家庭收入指数
　　（美国平均水准=100）
　　犹太人 172 全体美国人
　　日本人 132 菲律宾人
　　波兰人 115 西印度群岛人
　　中国人 112 墨西哥人
　　意大利人 112 波多黎各人
　　法国人 107 黑人
　　盎格鲁萨克逊人 107 印第安人
　　爱尔兰人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全国犹太人口普查协会
　　造成各种族之间的上述经济差别的，有许多因素。年龄是一个时常被忽视的重大因素。平均年龄不同的种族——某些种族之间的差距可达10至20岁——其年龄偏 高者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而年龄偏高的人往往集中在有专门技能及其他高收入的行业里。譬如，美国印第安人年龄在45岁或45岁以上的人，占其总人口的 20%，而美籍波兰人处在这个年龄档的却占其总人数的40%。收入较高的行业通常要求具备两个条件；要么受教育的时间长，要么有长期的经验，或二者兼具。 所以，年龄偏高的种族群比年龄偏低的种族群挣的钱要多，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令人莫名其妙的，倒是将这些差距归咎为某种程度上的雇主歧视或种族“无能 ”。若把30岁的各种族男性的收入所得加以比较，差距就小得多。而如果把年龄在30岁而受过同等教育的各种族男子的收入相比较一下，差距就更小了。
　　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所以某一种族的平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成员的地区分布。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族的各成员之间的差别，往往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准与该种族全部成员平均收入水准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地区之间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也同样表现在诸如生育率和教育投资回收率等方面。
　　歧视显然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有影响。所有各种族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然而，某些最有成就的种族——例如东方人——曾经比大多数其他种族遭到过更为严 重的歧视，而犹太人的突出成就恰恰就是在几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浪潮面前获得的。种族歧视的有违于道义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但是种族歧视与低收入是否存在同 等重要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要鉴别目前的雇主歧视与受雇者过去在教育方面所受到的歧视，也是困难的，教育上受到歧视的后果在多少年之后仍会 存在。这些复杂的问题将会在本书一下各章中予以考虑。
　　教育也显然影响到收入。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受到大学教育就意味着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准。近年来，在家境特点相似又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当中，甚至过去长期 存在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已消失了。各种族之间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别很大，而且教育质量也会扩大收入的差距。那些受到大量教育的种族——犹太人和 东方人——往往能就学于质量更好的高校、就业于要求更高、收入也更高的领域。注入自然科学界、医学界和法律界等。
　　美国种族在经济方面的多样性与在生育、寿命、犯罪、智商及酗酒这些社会特征同样明显。
　　在整个社会里，最贫困的阶层总是具有最高的生育率，所谓“富人发财，穷人养孩”。一般来说，那些收入最低的种族和黑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和美籍墨西哥 人，其生育率最高，而犹太人和东方人所生的孩子是如此之少，以致难以维系后代。另一个惊人的情况是，低收入种族当中那些较为富有的成员所生的子女，甚至比 全体人口中同样富有的人家所生的子女还要少。也即是说，收入较高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说西班牙语的民族的生育率都低的出奇。譬如，读完中学的美籍墨西哥妇 女，比具有同等学历的任何别的种族的妇女所生的孩子都要来得少，尽管美籍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种族，其生育率比任何别的种族的生育率都要来得高。造成此种现象 的原因并没有这种现象的后果那样明确。
　　当那些经过奋斗由穷变富的人去世而又没有生育在数量上足以代替自己的子女时，这就意味着下一代的人还得白手起家去重复他们的奋斗，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多少后代来利用他们的成功所造成优势。换句话说，低收入种族所积累起来的“人类资本”，有一部分就这样一代一代的白白葬送掉了，使得该种族的向上迁升因缺乏现 金、经验、人事交往以及其他方面的优越性而更加困难，他们的较为富有的成员本来是可以把这些有利条件传给他们的后代的。
　　由于高生育率，当固定的收入在家庭成员中分摊时，就会僧多粥少，愈分愈薄，从而直接降低了一个种族的生活水准。美籍墨西哥人的人均收入甚至还赶不上挣钱更 少的黑人，就是因为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成员太多。这导致了美籍墨西哥人的住房条件和教育水平不如黑人，当然也就更赶不上美国人口的总体标准了。高生育率还 和儿童智力测试得分较低有关，因为这些儿童和父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较少。在参军时没能通过智力测试这一关的黑人男性青年中，一半来自于有6个或6个以上兄 弟姊妹的家庭。不管这种智力测试带有何种偏见，此种偏见照例也适用于来自家庭小的黑人青年，可见智力测试所显示出的差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总的看来，生育率近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各种族的相对地位因之也有所调整。在1910年，35-40岁这一档的犹太妇女平均有5.3个孩子，与美籍墨 西哥同年龄的妇女持平，高于黑人妇女（平均有4.2个孩子）、爱尔兰妇女（平均有3.3个孩子），也高于全国平均数（3.4个孩子）。但是到1969年， 该年龄档的犹太妇女的平均生育率降了大半（2.4个孩子），但美籍贯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却下降有限（平均有4.4个孩子）。黑人妇女（平均有3.6个孩子） 和爱尔兰妇女（平均有3.1个孩子）的生育率都下降得同样不大。这意味着犹太人的年龄分布发生了一个“V”字形的变化，即老一代的犹太人处在曲线一段的顶 部，接着便是由年龄逐渐变小的犹太青年人构成的低曲线，而后又是整体犹太人平均年龄的上升曲线。
　　失业率、犯罪率和生育率，都受到年龄的强烈影响。年龄因素造成的失业状况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尽管黑人在总体上的失业率大大超过百人，但20岁以下的白人青 年失业率，却从来都高出25-44岁这一档年富力强的黑人的失业率。同样，大部分暴力犯罪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干的，所以，25岁以下这一档人占其很大 的比例的那个种族的犯罪率，也就是因此而偏高，即使不把其他也在起作用的因素计算在内的话。下述事实颇能说明年龄因素的重大影响：具备相同年龄和社会-经济 状况的黑人和白人的犯罪率相差无几，尽管总体上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犯罪率的好几倍。
　　和生育率一样，各种族的智商得分在某一特定那个时期相去甚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甚大，从而使得各种族智商得分的名次不断调整。大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犹太人在智力测试中一般的得分都相当低，以致当时一位大“专家”断言，这种测验结果“证明关于犹太人很聪明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新近才到达 美国的各种族，诸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葡萄牙人和斯洛伐克人等，其智商得分实际上和现在的黑人、中南美来的移民及其他处境不利的种族的智商得分相 仿佛。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这些种族逐渐适应了美国文化，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他们的智商得分也就随之节节上升。到1920年代，犹太人 的智商得分已经超出全国平均数；最近对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们也已在二次大战之后的年代里接近或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先前对波兰人的智商研 究表明，它和今天黑人的智商水平相当，平均为85分，但到1970年代已上升到109分。两代波兰人把智商提高了24分，这个数字比当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 智商得分差（15分）还要大。
　　社会上对种族和肤色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更是如此。犹太人曾一直被排除在一流高等学府的教授队伍之 外，后来犹太人反而超比例的在这些大学里执掌教鞭。曾一度将黑人拒之于门外的职业体育队伍，后来也让黑人运动员占了上风。曾经在几十年里盛行于加利福尼亚 州的反对东方人的法律，也通过公民投票表决而被废除。爱尔兰后裔、德国后裔和波兰后裔与异族的通婚率已离一半不远，日裔在这方面紧紧跟上。态度调查和选举 结果表明各民族之间的日趋相互接受，其程度也大体相仿。
　　通向多元化和各民族融洽相处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不平的。19实际存在于欧裔各种族之间的或存在于美国出生的当地人和欧裔或亚裔移民之间的种族仇恨，曾频 繁的导致暴力对抗，其中丧命人数之多，超过20世纪中叶任何一次“种族暴动“所造成的伤亡。“一无所知党” ——一个反对移民的政党——曾在50年代获得过短暂但却相当显著的成功，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当上州长，并驾驭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这种党同伐异的意识 以后又复活了，并在立法机构中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1920年代堵死了移民来美的大门。奴隶制度的悲惨历史，歧视美国的法律，以及对黑人执行死刑至 今令人记忆犹新。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这些种族之间的仇恨在这个国度里存在过（因为这种仇恨几千年来也在其他地方存在过），而在于这种仇恨的程度 在逐步减弱，并在某些地方已经消失。
　　各种族自身也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别人接受。19世纪移民特有的犯罪率高、发病率高、依赖慈善救济以及不讲究个人卫生等现象，都已 随着他们逐步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规范而成为历史；况且市政设施也有了改善，下水道取代了屋后的茅厕，19世纪末的廉价公寓里最终也装上了自来水（虽然当时浴 缸仍是罕见的奢侈品）。在此之前，贫民窟是遍地污秽，臭气难闻，疾病肆虐。在那些比今天的贫民窟还要拥挤并且缺乏通风设备的廉价公寓里，天气稍微一热，真 的就能要人命。那时，不会讲英语的人，或者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写或读的人，比比皆是，远远超过现在的情形。宗教仇恨非常强烈，以致滞迟了公共教育的开展， 而且更有甚者，它还经常点燃暴动的导火线，给长期酝酿的政治争斗火上加油。1871年发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冲突，曾在一天之内导致50人丧命。当年 也出现过矛头针对摩门教信徒、教友派信徒和其他教派信徒的类似的对抗和暴力。
　　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的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牺 牲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美国大量的发财致富的机会，也给人们的精力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使大家感到对现存物质条件的争夺没有为全体人民扩 大生产来得重要，并使齐心协力者有所报偿，因此也就顾不上去计较那许多分歧了。
　　时间和地点
　　构成美国人口的许多种族，并不是同时到达的，也并不分布在同一地区。一般来说，每个民族在其移居美国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特定的高峰期。爱尔兰人移居的高潮 大致在1850年代，而犹太人移民的高潮在此50年以后，墨西哥人的移民高潮则又在下一个50年之后。移民的地区分布，也同样是各不相同。斯堪地纳维亚人 多定居在中西部，东方人躲在西部海岸，古巴难民集中在弗罗里达，墨西哥人在西南部，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散居在从宾夕法尼亚州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巴拉契亚 山区。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样一些到达美国时身无分文的移民，则留居在他们抵美时的东部口岸城市。黑人集中在南方。
　　由于上述这些地区在经济活动上各有其特点，各所在地区的移民种族的命运也就分别和小麦种植或炼钢、铁路修建、棉纺等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全国的经济条件 因地而异，每个种族在抵达美国后也就遇到彼此相异的机会和制约。各种族其后在经济上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各自带到美国的文化遗产的影响，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到 达时间和所处地区的影响。
　　今天的差别仍旧受到地区分布的严重影响。纽约州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代的墨西哥人，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 多。底特律一代的墨西哥人，比德克萨拉列多一带或布朗斯维尔一带的黑人所挣的钱也至少高出一倍。住在芝加哥、底特律或纽约市的印第安人的收入，也比住在保 留地的印第安人的收入高出一倍多。这种同一种族内部的差别比任何一个种族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差别都要来得大。地区差别至关紧要。
　　种族的地理分布差别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也影响到他们大体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中西部农村的印第安人，每个家庭生育的小孩子，平均比居住在东北城区的印第 安人家庭生育的小孩子超出两个以上。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其家庭之小和智商之高，一直超过生活在南方的黑人。甚至在某一特定城市，某一特定种族也会因为所在街 区的不同而在收入、犯罪、家庭破裂等方面呈现出大相径庭的格局，不管这个特定种族的祖先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或是其他什么人。
　　美国种族在地理分布上的格局各不相同，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在某一历史时期而非其他时期抵达美国。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转变，曾导致美国移民来源的彻底变化。在风帆船时代，欧洲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欧人和西欧人。随着蒸汽船的使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 突然以压倒的多数涌进了美国；这些人与美国人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而此时宗教差别恰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在风帆船时代，越洋的客船旅费是移民在经济上承担不起的。他们只能挤在驶抵欧洲送货返美货船的空仓里来到美国。这就是说，只有那些与美国有大规模贸易关系 地区的人，即北欧人和西欧人，才得以大批移居美国，而东欧人和南欧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当时美国运往欧洲的货物，多属大批量的农产品，所以返程所载的进口 货，却多属体积小得多的欧洲工业制品，所以返程时船上的仓位大量空闲。移民就挤在这种空闲仓位里临时凑合起来的座位上，缺乏足够的通风设备，没有马桶，食 物和饮水也是质次量少。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前途难卜。时间可能需要一至三个月，完全取决于风向如何。航行时间越长，人们就会因为饮食不足而变得越来越衰 弱，并有可能染上疾病，而在那种拥挤的船舱里，疾病一经传开即不可收拾。
　　货船的航行路线，取决于贸易的模式。这就意味着移民没有对自己的目的地口岸进行选择的余地，船驶向哪个港口就在哪个上岸。譬如，爱尔兰人赴美乘的是从美国 东北部地区运来木材后返美的船，因此美国东北部就是爱尔兰移民的登陆地点，因为船只返美时只在这一带停靠。德国人赴美则乘送棉花到勒阿弗尔并返回新奥尔良 的货船，然后再在那些沿密西西比河上游河谷，在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这样一些城市定居下来。美国的啤酒酿造业就是由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俄德裔人开 创的，巴德威泽牌啤酒的原产地就是圣路易斯，其他许多名牌啤酒则出自密尔沃基。
　　对于那些因家境过于贫寒而无力搬迁的人们来说，初到美国时定居地区所处的经济状况是额外重要的。举例来说，在波士顿地区登岸的爱尔兰人，就发现该市对工人阶级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其他什么机会。连大多数美国的工人阶级都因此而避开这个城 市，但19世纪中叶爱尔兰人移民来美时，一下船恰恰就是波士顿，为此他们后来在经济上吃了好多年苦头。在短短几年中（1840年到1850年）抵美并聚居 在东北部少数几个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里的爱尔兰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加上其中多数又挤在单一的行业（非熟练劳工）里，这就是他们融入美国的经济和 社会带来了特别的难题。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在东北部起步以后，家贫如洗的爱尔兰人就投入了这些吃力而又危险的苦差事。许多人就在运河两岸和铁路沿线的城镇 定居起来。爱尔兰人今天的地里分布依稀反映了当年的这种定居格局。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更换，大大的改变了美国移民的格局，旅途时间从30-90天不等缩短到最多不超过十天，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也有能力买得起客船票，用 不着再去乘货船。移民风格与贸易格局已经脱钩。这既改变了移民的数量，又改变了移民的来源。移民的人数在内战前时代总共为500万人，内战后20年中即增 加到1，000万人，而在此后的15年内又增加到1，500万人。移民来源的变化同样也是惊人的；在1882年，87%的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但是25年之 后，81%的移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斯拉夫人、犹太人及地中海沿岸的民族，首次变成了美国人口的重要成分。
　　黑人当然是被迫贩卖到美国来的，他们抵美的目的地是由别人选择的，但这也不是随便的选择。黑人积聚在南方，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易于种植强迫奴隶劳动进行生产 的农作物。1793年轧花机发明之后，美国的奴隶也几乎全部变成种植棉花的奴隶，黑人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向南方移动，集中分布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 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大棉田。甚至在奴隶制结束之后，黑人仍聚居在上述这些后来一直比全国其他地方更为贫困的地区里，这就构成了他们长期摆脱不掉的 经济桎梏。今天，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比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所挣的收入要高出大约50%。显然，撇开其他所有的考虑，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收入因 地理分布而提高不起来。
　　有些美国移民干脆就在离他们母国最近的地方落脚，例如东方人定居在夏威夷和西海岸，墨西哥人在美国的西南部，古巴人在弗罗里达。波多黎各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却集居在纽约市及其周围地区，这反映了20世纪的民航和海航的四通八达。
　　概观
　　每一个种族的历史都是与众不同的，但大家都受到类似的因素的影响，如年龄、所在地区、抵达时间，以及他们带到美国来的技能和文化。目前美国各种族的经济地 位可谓千差万别，但是没有哪一个种族是突出的，“全国平均水平”的统计数字也不表明哪一个种族是非同寻常的。对每一个种族来说，不管从收入、智商或生育率 的角度来对比，都会有其他种族和他处在类似的状况。全国平均水平本身也只不过是大量差别的堆积罢了。
　　各个种族都在美国发生了变化，而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是，有些人的祖先当初是作为奴隶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今天却当上了国会议员或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不少美国人乃当今国际一流的学界、政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而他们的移民先辈却曾经被人们藐视为"败落民族的败家子"呢。能公允 地证明平民百姓具有未被开发的潜力的，莫过于美国经验。
　　美国各种族的通话过程，并非是一种单行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特殊用语、食物、音乐以及文化特点，都曾一度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祖传家珍，但现在却变成美 国传统的一部分。听到格尔什温、肯尼迪家族、安德鲁·卡耐基、乔·迪马基奥，以及O.J.辛普森这些响亮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美国人而不在乎他们来 自哪个种族。在大熔炉中，种族并未消失，但无论是各个种族或者美国，都已今非昔比了。
　　美国各种族是如何发展的，又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本书下列各章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美国种族简史》第二章 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是美国城市里第一批重要的“少数”种族。他们抵美后的早期历史，大体上奠定了后来者在城市经济和社会中营生的标准方式。当爱尔兰人在1820年代到达时，特别是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大批移居美国时，他们是从城市行业阶梯的最低层干起的，男的干体力活，女的去当佣人。他们挤在质量最差的住房里——比今天贫民窟的住房要糟糕得多，在那种生活条件下，疾病易于传染，火灾易于蔓延，并滋生诸如暴力、酗酒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地方公众对爱尔兰人的反映也不妙，只要爱尔兰人搬到哪个街区，那里的原有居民就会全部迁走。他们通通被认为是酒鬼，动辄吵架，是无能之辈；在就业上他们也到处吃闭门羹，形象地体现在这样一种招贴上：“本店概不雇用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别人认为是太吃力、太卑微、太肮脏，或太危险的工作。他们生活的艰辛情况，可以用19世纪有人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你难得见到一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他们的平均寿命是40岁。
　　经过几代人的痛苦历程，爱尔兰人才慢慢地赶上来。他们首先在政治上旗开得胜，有些人在19世纪中叶当选为有势力的官员，并在其后的几十年当中进一步掌握了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治“机器”。此种成功给少数人带来了福气和声望，然而对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并未立即产生什么了不起的影响。直到1980年代，多数男子仍在干体力活，女的则替人家做家务。
　　在爱尔兰人当中，甚至是鼎鼎大名的肯尼迪家庭，当年发迹也是缓慢的。第一代肯尼迪于1848年由爱尔兰抵美，直到去世，一直是个劳工。他的儿子有起色，家境转好，以至能将第三代肯尼迪送去读大学。这位就是约瑟夫·肯尼迪，成了大富翁，从而使得第四代的约翰·肯尼迪当上总统，并在后来变成美国政治上一位悲剧性的传奇式人物。
　　对绝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方才获得成功，使他们在收入、从业、智商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方面，跻身于其他美国人之列。社会接受他们是缓慢的，而且这种接受一般是他们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对爱尔兰人比较友善的形象取代了早先那些笼统而苛刻的看法。关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说起来有一段很长而又复杂的故事，且让我们从爱尔兰岛上那些农舍谈起吧。
　　爱尔兰
　　世纪初，一位法国旅行者周游世界，到过美国和爱尔兰，回去之后写道：
　　我曾见过栖身于森林之中的印第安人，也见过带着锁链的黑人，当我琢磨他们可怜的处境时，我曾认为，我已经见到了人类悲惨遭遇的极端状态了。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爱尔兰人的不幸处境。
　　这的确不是夸大其词。比起爱尔兰农民来，美国黑人的平均寿命要长，吃得要好。和爱尔兰农民的棚屋相比，美国黑人住的木板房子，用料更结实，面积更大，通风也好，也更能防止别人干扰。这里无需准确地说清楚究竟二者谁的日子过得更惨。但是，竟然被人拿来和黑奴相比，从这本身就足以窥见1830年代爱尔兰农民贫困潦倒之一斑。
　　尽管爱尔兰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被征服者的生活。英国统治者控制着他们的政治生活。定居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已经没收了大部分土地，并出租其中一部分给爱尔兰的佃户，从而掌握着爱尔兰的农业经济。这批英国地主不仅享有经济上的利益，也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力。在18世纪，他们的势力是相当地大，以至可以随意殴打爱尔兰农民，后者则不敢还手自卫。他们甚至可以派人去叫一个农民的妻子或女儿来和他们过夜。研究这一段爱尔兰早期历史的学者，对于奴隶和亡国的爱尔兰农民之间，除了法律名义之外，究属有多大区别，已经提出了疑问。同样的，这里也无需对此弄个水落石出。能提出这种问题来争论，本身就表明爱尔兰人所受压迫之惨烈了。
　　古代的爱尔兰，曾经是个在技艺和学识上有过某些建树的国家。在基督教诞生以前的时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知识”的，虽然它也使用自己形式的拉丁字母来拼写。爱尔兰靠近罗马帝国的疆界，多少世纪以来处在欧洲的外围，因而政治上是孤立的，文化上也封闭的。内部的王朝斗争和外部入侵，多次毁坏了爱尔兰社会，使它无法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在15世纪初期，英国国王对爱尔兰的有效控制，仅局限在东海岸都柏林周围30英里、20英里宽的一块狭长地带。千百年来，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偶发的流血起义和遭到血腥镇压的历史。英国人曾一次屠杀过600名犯人。蔑视加无情，就是英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提到爱尔兰人就称之为“不过是个爱尔兰人罢了”，或谓“粗鲁的爱尔兰人”。甚至在偶尔称赞一个爱尔兰人的领袖时，也只是说“就野蛮人而言，算个大人物”。
　　在爱尔兰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事件之一，乃是1641年的造反。先是有成千上万的新教徒惨遭杀害，接着又有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被克伦威尔屠戮。在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交战中，有50多万人——约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4/1——死于兵燹、饥荒和疾病。英国在战胜爱尔兰之后，颁布了所谓的惩罚性法律，剥夺了爱尔兰人许多基本的权利。爱尔兰天主教徒既无选举权，也不准充当公职或担任律师，还不准他们上大学或在大学任教。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子弟，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天主教教堂不允许自由而公开地传教，天主教徒也不准拥有像样的田产，不能行使各项法律或政治权利。这些法律的宗旨，是明目张胆地要让爱尔兰人处于屈从和贫困的境地。用伟大的政治家埃德蒙得·伯克的话来说，此种对爱尔兰的惩罚性法律是“自古以来人类凭着邪念所能构制出的最巧妙而精良的机器，用以使百姓堕落，并进而败坏人性本身 ”。英国征服者能使爱尔兰人贫困不堪，但要消灭他们的反抗，则又谈何容易。
　　为了满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种各样的爱尔兰人秘密的和甚至的组织，纷纷发展起来。天主教神父们为向其教民布道，经常转入“地下”；学校秘密地开办起来；为支持新教教堂而强行向天主教徒收什一税的人，驱赶佃农的地主，或者与英国人勾结的本地爱尔兰人，往往会受到爱尔兰自发抵抗分子的袭击。由于不得不为自己提供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机构设施，爱尔兰人不但培养了高水平的组织本领，也锻炼出本领规避他们认为是非法压迫他们的政府机构。这两种本领，后来证明对于爱尔兰人在美国发展壮大其政治权力，是大有用处的。
　　压迫性的惩罚法律在18世纪末期有所放松，并最终于1829年被废除。这主要归功于丹尼尔·奥康内尔的政治天才，此公将天主教徒组织起来，使得英国除了废除这些法律或打一场内战之外，别无选择。废除惩罚法史称“天主教解放”，甚至连美国对此也大加庆贺，费城的自由钟都被击裂了缝，可见这一事件历史意义之重大。
　　爱尔兰人并非简单地因贫穷或缺乏教育而沦下“下等阶级”的。他们的地位更多地带有世袭的种姓制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努力（甚或是成就）都不足以使他们在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里上升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说实在的，他们被认为是如此地不配上升到高层地位，以致法律和习俗相互配合，堵塞了他们任何升迁的门路。更何况，不管是故意还是人为，爱尔兰的产权制度规定，佃农在土地上的任何额外收获，都是属于土地所有者的，这就摧毁了佃农的积极性。此种制度在道德和经济上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法律实施的时间和地点。就像其他世世代代不管自身行为如何，所得或所失皆微不足道的种族群体一样，爱尔兰人不但由于这些法律而蒙受了眼前的损失，而且因积极性低落的社会环境而蒙受了更长远的损失。当年在爱尔兰（以及后来在美国），在同情者和批评者当中，在学术界和民众当中，都异口同声地说爱尔兰人“懒惰”和“无能”。现在不是在这里去责备谁，而是要认清一种因素，它日后将继续影响到美国爱尔兰移民的历史。
　　还有一种爱尔兰生活特点，它日后也将继续影响他们移居美国之后的风气，那就是他们会酿造世界上最佳的几种威士忌酒，而且经济状态和社会气氛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必须饮酒的充分理由。在18世纪，“当威士忌比面包还要便宜时”，酗酒现象普遍存在于爱尔兰城乡居民之中。当然，此前就已有人观察到爱尔兰存在着类似的豪饮之风，后来美籍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的海量亦不逊色。
　　从1830年代起，爱尔兰人的普遍贫困状态又不时被谷物歉收和灾荒所加剧。同时，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也普遍增加了，这使爱尔兰因此而丧失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大。这种危机的高潮，发生在184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国际性的马铃薯歉收，于1845年波及爱尔兰，毁坏了当年及其后连续几年的谷物。由于爱尔兰1/4的可耕地用于种植马铃薯，这场灾荒对爱尔兰——尤其是对爱尔兰的穷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有10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发的其他疾病或时疫。更多的人逃离了。仅在18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大约共有3/1的爱尔兰人消失了。到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1840的一半。
　　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移民过程中的悲惨遭遇，是一棵藤上的两只苦瓜。赴美移民大多挤在货船的空舱里，而货船在建造时几乎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乘客的需要。譬如说，船上没有厕所，以致污秽遍地，臭气熏人，疾病盛行。他们睡的则是堆起来的架子铺，每个铺位是3英尺宽，6英尺长，而且两层架子铺之间只有2英尺的高度，“上次航班移民乘客留在铺架上的无法根除的臭味扑鼻而来，令人恶心”。有半数货船所储备的饮水就是普通的河水，又浑又苦。有随船医生的货船不到2%。多数船主不想法子让男女分舱，妇女极易受到男子的猥狎，夜间根本不敢在铺架上躺下，只好坐在自己的包裹细软上打盹。
　　由于食品和饮水不足，卫生条件又差，横渡大西洋之旅极易危害健康，对生命是危险的。1847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一年有大约20%的因饥荒而移民美国的人，死在途中或刚刚抵岸之际。这也就是说，死了4万人，而且多半是年富力强的壮汉。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船只运载非洲黑奴来美时，途中死亡率也只有9%。诚然其他年份不都像1847年那样糟糕，但斑疹伤寒、霍乱和其他致命的疾病，不时流行开来，而且无法预测；翻船也属家常便饭，仅在1850年代就发生过40多起。
　　《第二章 爱尔兰人》之“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
　　迁徙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来自一个有4/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度，在那里， 甚至所谓“城区”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镇，大多数居民社区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处平原和山边的小土房子而已”。爱尔兰缺乏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炼铁矿藏，而英国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抵制或摧毁了爱尔兰可能发展的其他工业。在1840年代，当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其食品仍然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秋风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搭乘货轮空舱去英国的单程旅费尚不足10英镑（按当时汇率不到50美元），最贫困的爱尔兰人连这个区区小数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贫困的爱尔兰人，移民的数量很小。在经济状况上比这些人要高出一个等级的人，常常变卖私产，耗尽积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亲属寄回来的贴补，大量向外移民。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1/3到75%的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曾受惠于从美汇回来的资助款。
　　虽然按爱尔兰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爱尔兰来美的移民不是最穷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谓是一贫如洗。一般来说，他们付过越洋旅费之后，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刚到美国时，就只好在抵达口岸，主要是波士顿和纽约，凑合着安顿下来，而且通常又住在码头附近。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乡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营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对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窍不通。然而他们也有其长处：多数人操英语（爱尔兰方言盖尔语已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过半数的人是识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与英国强加在他们的母国爱尔兰的制度如出一辙，他们对此早有领教。他们还在政治上培养起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并形成了一个由他们的天主教神父构成的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队伍。这些当初在母国曾和爱尔兰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宗教领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逼上梁山，获取了从世世俗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何况，在本土上受到异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里，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苏格兰—爱尔兰人
　　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大饥荒之前，来美的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从主体上来讲，是定居在北爱尔兰的具有苏格兰血统的新教徒。他们自称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以区别于后期来美的凯尔特移民。他们实际上在北美殖民地时代就向这里移居了，在人数上比后期的爱尔兰移民要少得多，但却包括许多具备较高技术的工人、小商和受过教育的人。然而基本上讲起来，这批移民家产有限，不少人是通过先签定卖身契约，答应到美后充当若干年奴工，以抵偿未来雇主或轮船公司预先垫支的旅费，才得以移美的。
　　苏格兰—爱尔兰人在大致北起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经过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山谷，向南延伸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山区这一狭长地带定居下来。当时这一带多属殖民地边陲，他们也就因此而变成了闻名的边疆居民和印第安人作战的勇士。苏格兰—爱尔兰移民集居在这一地区的历史现象，直到20世纪仍然令人一目了然：在谢南多厄山谷，有两个县拥有的长老派信徒，比其他所有教派的信徒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这里的电话号码簿上，姓麦克（Mac）的人多得无法统一排在M字母名下，只好在26个字母之外将姓麦克（Mac）的人单独排列出来，以便查找。
　　苏格兰—爱尔兰人多属自耕农民，而非农场主或奴隶主。南北战争前，南方具有反对奴隶制思想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中，确实就包括有苏格兰—爱尔兰人集居的地区。亚伯拉罕·林肯的家庭就住在这样一个地区。
　　苏格兰—爱尔兰人尽管素以打斗和酗酒而恶名远扬，但他们也以到哪里就把教堂和学校建在那里而著称于世。教堂和学校这两大传统可以追溯到苏格兰，苏格兰是欧洲居民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格兰—爱尔兰人渐渐融合于美国一般居民之中，除了那些他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孤立邑落之外。但是与后期的凯尔特—爱尔兰移民不同的是，他们从未自觉掀起过保持种族同一性的运动。不过在19世纪，相当多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所怀有的血亲认同感，仍足以使他们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一再地发生冲突，在美国重演其母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旧仇宿怨。每年一度的庆祝奥伦治王子打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奥伦治节，变成他们在美国斗殴的机会。一方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总想公开庆贺一番；另一方是凯尔特—爱尔兰人，他们则总是企图阻止对方这样做。1871年在奥伦治节的一次较量中，就有近50人死于非命。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不得不出动民兵和联邦部队来阻止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格斗。
　　在美国历史上，时有某一特定国家的先期来美移民，设法帮助后期来美的同胞克服困难，以适应新环境的情形。但这种情形却绝对不会发生在苏格兰—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凯尔特—爱尔兰同胞之间。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地理分布上相去甚远，但更具根本性的原因还是他们从旧世界带来的相互之间的极端敌对情绪。爱尔兰移民因此不得不靠自己的本事去创基立业。
　　第一代爱尔兰移民
　　后来，所谓“爱尔兰人”或“美籍爱尔兰人”，其含义只是指代具有土著爱尔兰血统或凯尔特—爱尔兰血统的人，而不是指苏格兰—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多半集中在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四个州。纽约的爱尔兰人超过都柏林的人口总数。19世纪共有4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但是美国整个南方却只有85000爱尔兰后裔。爱尔兰人不仅在地理分布方面大量集中在东北部各州，且基本上散布在都市地区，而他们当初在爱尔兰时却基本上都是庄稼汉。他们有4/5住在美国大都会的各社区。
　　公路和铁路和修筑，运河的开凿，终于吸引大批爱尔兰人离开少数几个大城市，散居到这些交通干线两侧较小的社区里。这些社区实际上就是由当初爱尔兰工人筑路开河时搭起的工棚发展而来的。参军的爱尔兰人，有时则在他们办理退伍手续的兵营附近定居下来。但是，试图组织爱尔兰人向农业地区流动的种种努力却总是劳而无功。在各个孤零零的大农场上经营的美国农业，特别是在边疆地带，与爱尔兰那种在封闭的村落周围巴掌大的土地上从事马铃薯种植，实有天壤之别。除了谋生技能和美国恶劣气候条件等方面巨大差别之外，在美国务农所意味的孤独生活，对素来喜欢群居的爱尔兰人来说，是从未尝试过的，而且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远离其他爱尔兰人就意味着失去上天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尽管曾有人作过无数次的呼吁和动员，一直到20世纪，美籍爱尔兰人大体上依旧是城市居民。
　　爱尔兰人大批涌进美国东北部都市地区，从而形成了一种在许多后来抵美的移民种族中两三呈现的居住模式。原为一家人使用的房子往往被分割为若干极小的公寓，每个小公寓里挤上一个大家庭。地下室和亭子间也变成住房，小弄堂里也搭起了临时凑合的栖身之所。此种民居模式，不仅反映了爱尔兰人的贫困，也反映了他们在爱尔兰小土屋里所养成的习惯，能忍受肮脏的生活条件。
　　对于那些被迫在脏处干活并缺乏室内供水设备的人来说，整洁既非一种文化价值，亦非一种可以做得到的合理的事。粪便和污物竟能任其堆积在后院的茅厕里，直到市政当局不得不上门来清除，否则就会溢进明水沟，造成空气不洁，滋生恶性疾病。妥善处理垃圾以防街区鼠害成灾，也是类似于排除粪便这样许许多多城市生活要素之一，其重要性是刚进城的每一批乡下人过一段时间方能领会的。开始是爱尔兰人如此，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他许多种族也经历过这一过程。爱尔兰人来美后在调整适应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比谁都要高。以前不为人知的霍乱，在1849年席卷了波士顿，且发病率几乎全部集中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在纽约，爱尔兰居民区的霍乱发病率也高得不成比例。在各个城市里，肺病和火灾定期地普遍殃及爱尔兰人所 在的极端拥护的住区。在来美后早期的艰难调整岁月里，爱尔兰人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比率也很高。在波士顿，肺病的发病率总是与某一街区居民中爱尔兰人的数目成正比。
　　从爱尔兰带来的酗酒和斗殴恶习，在美国一直难以根除。在1850年代，纽约逮捕的犯人一半以上是爱尔兰人，一般都是因为酗酒和行为不检，而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罪恶。警察局运犯人的车子被称为“帕迪马车”，因为车里装的囚犯经常是爱尔兰后裔。所谓“好斗殴的爱尔兰人”，这个说法的意思包罗万象，从个人之间的吵骂到聚众闹事（这在美国称之为“唐尼布鲁克斯”。唐尼布鲁克斯是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此地每年举行一次交易会，其间必发生大规模的打斗和混殴），从犯罪团伙到“莫利·麦奎尔”一帮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肆进行谋杀和爆炸活动，直到1876年该恐怖组织和20个头头被绞死之后才平息下来。
　　全国各大商埠的爱尔兰居民段，个个都是社会治安的难点。在纽约，爱尔兰人集居的第六区是大名鼎鼎的“血腥老六区”。该市另一个爱尔兰人地段被称之为“地狱的厨房”，还有一个被称之为“圣·胡安之丘”（因为美军1898年在古巴的“圣·胡安之丘”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密尔沃基，爱尔兰人集居地区被称这为“血腥的第三区”。在新奥尔良，爱尔兰人所在的地段“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市声名狼藉的治安难点之一”。有人说，参加修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爱尔兰人，每铺一英里的中期就作下一桩谋杀案。
　　年在纽约市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就主要是由爱尔兰狂徒掀起的。当时正是内战，征兵的对象大都是像爱尔兰人这样的工作阶级民众。他们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因而起来造反，几天之内杀死了上千人。但是说句公道话，虽然爱尔兰人在诉诸暴力方面是很突出的（也可能是最厉害的），但他们决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大规模使用暴力在19世纪的美国是很平常的现象，而爱尔兰人也是受害者。反天主教的暴乱分子侵袭过爱尔兰人的街区，焚毁他们的教堂和住宅，攻击他们的人身。
　　爱尔兰人也曾大力革故鼎新。各个禁酒团体曾与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过斗争。移民援助团体为了防止刚刚抵美的人让坏人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骗个精光，也提供了多项服务。天主教在各方面都积极祛邪扶正，从办教育，搞慈善，到反对别人不敢反对的恐怖主义组织，等等，不胜枚举。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爱尔兰人经济状况的提高和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仍进展缓慢。1855年纽约州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在纽约市从业的爱尔兰人有1/4是家庭佣人，另有1/4是体力劳动者和其他种类的非熟练工人。在波士顿，2/3的爱尔兰人不是非熟练工人就家庭佣人。类似的就业情况也存在于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新奥尔良和其他大城市。当时没有哪个移民种族像爱尔兰人这样集中在美国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在1850年的波士顿，甚至黑人人口中从事体力活和充当家仆的比例，也大大低于爱尔兰人，而且在19世纪中叶，波士顿的自由黑人在经济上一般要比爱尔兰人好过些。
　　爱尔兰人不仅突出地滞留在非熟练工作岗位上，而且还从事艰苦、肮脏且又危险的工作，如采煤、筑路和开凿运河等。疟疾经常在开凿运河的工作当中蔓延开来，因而被称之为“运河病”。痢疾和霍乱也时常流行，而且往往致人以死命。修长铁路死了那么多的人，以致有人说“每一根枕木底下都埋葬着一个爱尔兰人”。在内战前的南方，常常用爱尔兰人来顶替黑人去干那些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因为黑人体现着一笔可观的投资。
　　爱尔兰人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艰苦、肮脏和危险而已，这些工作正如一切非熟练的技术工作一样，当时是不稳定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运河开好了，铁路修成了，工人也就失业了。对其他许多建筑工种、季节工和临时工来说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爱尔兰妇女找工作反倒比他们的男同胞来得容易些，因为她们一般都是替人做家仆或充当洗衣妇。这种情形后来也发生在黑人当中。
　　就像当初在母国时一样，爱尔兰移民的贫困和持家不俭，经常使他们在时运不佳时变得一无所有，只好靠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在19世纪早期的爱尔兰，甚至在大饥荒之前，穷人举家外出“流浪数月，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沿门托钵”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带到美国来的那种向公立慈善机关求助的积习，是根深蒂固的。波士顿救济穷人的预算支出，在1845—1855年爱尔兰人向该地大量流入期间，增加了一倍多，而1845年之前该市此项预算多年来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在同一时期的纽约市，救济院里有60%的人是在爱尔兰出生的。直至1906年，穷汉、乞丐和住在救济院里的人，其中爱尔兰裔的要比意大利裔的来得多，尽管意大利移民来美在时间上要比爱尔兰人晚一代人，且他们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岁月里，一般来说要比爱尔兰移民还穷呢。在爱尔兰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对接受慈善施舍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此种不同态度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各自在美经济状况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类似区别，还表现在他们对待抛弃妻室儿女的不同态度上。在1840年代，“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认定，凡孤儿皆是爱尔兰人后代”。直至1914年，住在曼哈顿西端的爱尔兰人家族，约有半数之众是没有父亲的。意大利人当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形。
　　尽管当时的观察家和后来的学者都把爱尔兰移民描绘为缺乏勤俭精神的人，但是爱尔兰人在向天主教教会捐款方面，在从菲薄的收入中挤出钱汇给远在母国的亲人方面，却留下出色的记录。从美国汇回爱尔兰的钱，使许多人得以在1840的饥荒时期移民来美，仅从1848到1864年，美籍爱尔兰人寄回国的钱，总数就达6，500万美元。爱尔兰人能够而且也确实从其收入有所积蓄，把这些积蓄慷慨地捐给了他们的教会和寄给家人。然而，他们在理财上不善于从长计议；处在困境时，他们向公共慈善机构伸手并不感到难为情。
　　世纪爱尔兰移民那种低下而又不牢靠的经济状况，反映在他们的生活状况上，他们过的日子很可能在美国历史上比任何一个肤色或种族群体都要窘迫。曾有人作过这样的描述：“虽然在蟑螂成灾、破败黑暗的楼房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往往是5人或10人住在斗室之内，但他们的状况似乎还没有爱尔兰人那样令人可怕。”当迟一步抵美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移民——随后还有黑人——到了大城市时，室内安装自来水已是普遍现象，尽管水是冷的，甚至可能装在几家人合用的盥洗室里。在早期的爱尔兰移民所能租到的房子里，“粪便和污物根本没人管，绝无任何卫生可谈”。唯一的水源就是后院的消防龙头，而简易茅厕就在近旁，“龙头一直流个不停，溢进左邻右舍”，成了“滋生疾病的祸根”。后院又是堆放垃圾的地方，“从而使大楼之间这些几尺见方的地方变成了地道的藏污纳垢之所”。里边的房间很小，室内也没粉刷，四壁通常都很潮湿，屋顶漏雨，长年累月无人修理。壁橱很少见，衣物或者挂在墙壁的橛子上，或者干脆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洗衣盆不仅可以洗衣服，也用来洗脸、洗脚、洗澡，浴缸“从来未听说过”。3英尺高的阁楼也能租出去。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贫民窟，全家人住在“一个不见阳光又不通风的单间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张床会睡上好几个万年人，甚至“有时夫妻、兄弟姊妹同眠一床”，可见拥挤到何种程度。贫民窟地段的街上，“垃圾及膝”，排泄物四溢，流入明水沟。
　　虽然在爱尔兰移民（和其他移民一样）当中，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但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的死亡率就直线上升。波士顿1850年的死亡率比马萨诸塞州高出一倍，尽管相对来说该市老年人还比较少。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波士顿爱尔兰人地段的死亡率特别高。原来在美国几近绝迹的疾病，再次蔓延开来。在1849年，霍乱蔓延，席卷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当然主要是在爱尔兰人街区流行最广。1792年以来，波士顿一直没有发现过流行性天花，但1845年之后，该市一再闹这种疾病，也主要是在爱尔兰人当中为甚。爱尔兰人向其他地段搬迁时，造成别的后果暂且不谈，首先就意味着带来了这样一些可怕的传染病。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害怕与爱尔兰移民做邻居，赶快搬家，住得远远的，这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移民的后代
　　甚至在1840年代那次毁灭性的大饥荒结束之后，爱尔兰人仍然继续向美国大批移民。所以，美国历史上一直有（现在也还有）第一代美籍爱尔兰移民。然而移民在19世纪中期已达到高潮。所以，此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美籍爱尔兰人就越来越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这些移民后裔在美国混得如何？鉴于他们前辈穷困潦倒的处境，看来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有所起色了。然而进步决非唾手可得，亦非不要付出代价，世界上许多地区仍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几百年来一样，深深地陷在贫穷的泥潭里。
　　政 治
　　爱尔兰人在美国打响的第一炮是在政治方面，其成就也最引人注目。在大城市，爱尔兰后裔往往是最大的单一种族群，他们在选举时可以借助手中大量的选票而确保其政治影响，这在183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当然，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处远不限于此，还包括在许多大城市里曾连续几十年直接控制着市政机器，甚至在其他种族进入这些城市并形成选民多数之后很久，依然是爱尔兰人坐天下。在波士顿，从1880年代起，爱尔兰后裔开始当选为市长。在同时期的纽约，爱尔兰人控制了坦慕尼协会，而在19世纪早期，该协会一直是拒爱尔兰人于大门之外的。从1880年代始，由爱尔兰人执政治牛耳的其他大城市，还有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旧金山等。此种爱尔兰人主宰美国大城市政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某些城市 ，眼下也还是这样。
　　很多爱尔兰裔政治头领都是别具一格的传奇式人物，从19世纪波士顿那位爱唱歌的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即“甜密的菲茨”，此公即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外祖父），到曾经在20世纪担任芝加哥市长达20多年的理查德·达利，各有其特色。其中颇不乏很有魅力也很可爱的荒唐之士，纽约的政治头目“大梯姆”·沙利文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个“热心肠的巨人”，一手从各方接受贿赂，一手把食品和衣服分给穷人。1913年他去世时，有25，000人出席他的葬礼。四次蝉联波士顿市长的詹姆士·迈克尔和沙利文可谓如出一辙，他做过两届国会议员，一任马萨诸塞州长，而且也曾两次坐过班房。
　　爱尔兰人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的政治机器接管过来而已。他们改造了美国的城市政治，改变了市政府的阶级成分，使得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而且常常是从贫民窟崛起的人，执掌大权。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对于那些仍然身处贫民窟的工人阶级成员来说，是很容易接近的，不但为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人敞开了大门，而且为那些需要有人帮助找个职业，办理移民归化手续，甚或需要食物和燃料来度过非常时刻的广大城市民众，也敞开了大门。别看爱尔兰人主政所搞的那一套官僚机构、规章制度和文牍主义，让贫民和粗通文墨之士感到眼花缭乱，实际上这一套真的要办事也挺管用；要说不管用，只要政治大头领偶加干预，什么事都能绕道走。爱尔兰人当年在母国时的历史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在官府法则之外行事所不可缺少的本领和风气，并坚守另一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爱尔兰人把“视正式的政府为非正统，而把非正式的政府视为真正标志主权在民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带到了美国”。贿赂、暴力和选举舞弊，构成了爱尔兰政治机器的几大突出特点。但是这些政治弊端又不是随意胡来的，而是高度有组织和有控制的。爱尔兰的政治机器是建立在对个人和组织的忠诚的基础之上的，其指导原则是争取当选的实用主义欲望，而非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纲领。
　　政治机器的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所带来的油水——薪俸、受贿，以及将追随者和宠幸者安插到肥缺上。这些肥缺不仅包括高官显位，也涉及到低收入的人依然感到眼馋的许多并不怎么显赫的职位，如警察、消防队员、文秘、小学教师，还有在19世纪大体上都是通过委任而获职的市政府职员。以1855年的纽约为例，该市近40%的警察是移民，移民中又有3/4是爱尔兰人。到19世纪末，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的警察队伍和消防部门都控制在爱尔兰裔手里。
　　将爱尔兰人这些城市政治组织粘合在一起的，既非哲学思想，亦非社会眼光，而是利害关系。忠诚支持政治机器的选民，可以指望在自己在遇到麻烦时向之求援，诸如听到房东声言要下逐客令，受到轻微的刑事起诉，甚至因受到某种侮辱要想报复等等，都可以找内线帮忙。给党派捐款或向政治头领行贿的商人，则可指望有关市政管理规定会有所松动，对他的违章行为能睁一眼闭一眼，并指望市政府的各种合同会落入他的手里。政治首领的基层追随者们，也可指望通过为头头们拉选票，关照所在地区选民，或为上司吹喇叭抬轿子，这样泡上几年，总归会有所报偿，迟早会捞到一官半职。投桃报李是关键。
　　这种受到高度控制而内部又等级森严的帮派政治，意味着任何个人皆需潜心等待时机才能爬上去。此种方式在爱尔兰是通则，在那里，耐心等待（并且不能结婚）去继承田产便是当时的习俗。这种方式（承前）方式还意味着，不管谁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都可能终年累月地坐下去，甚至往往坐一辈子。纽约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在其鼎盛时期，半个世纪之中只有3个领袖，都是爱尔兰后裔。在布鲁克林区，一个人（也是爱尔兰裔）曾领导该区的政治机器达40多年，接他之后，另一个爱尔兰人政治机器的首领也曾把持一方达30几年，直到他死去。爱尔兰政治机器的头领这种个人长期专断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芝加哥。
　　比这种个人政治生涯长寿的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政治机器的那种更加长久的寿命。这些政治机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其他移民种族群体成百万地涌入美国，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爱尔兰移民之后很久，仍然没有消失。它们继续掌权的现象很普遍，不仅操纵全市大权，即使在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或其他种族占大多数的地区，也由爱尔兰裔政客来充当代表。例如，在1900年前后，芝加哥的第十九区有4/5的居民是意大利人，但该区多年来却由一个叫约翰尼·派尔斯的爱尔兰裔政客来做他们的市议会代表。只是在好多年之后，爱尔兰裔政客才发现有必要把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吸收到其政治机器的相当低级的职位上去。直到1890年代之后，“雄心勃勃的犹太青年才开始被坦慕尼协会叫来充当帮闲、听着和仆从”。直到1907年，坦慕尼协会还只有一个犹太人充当地区头头。同样，在芝加哥和波士顿，让意大利人获得低级的职位，充当“政治机器的小小螺丝钉”，摆在一些模棱两可、无足轻重的位子上，作为本民族和爱尔兰政治大老板之间的联络人员，也是姗姗来迟，而且十分勉强。美籍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多次试图争取在政治上掌握自己社区，皆被政治经验丰富的爱尔兰政客击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爱尔兰人在政治竞争中具备许多有利之处。首先，他们有强烈的种族团结感，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母国的历史，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异族的迫害。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则发生过许多内讧，这同样可以从他们过去多少世纪以来在欧洲的经历中找到蛛丝马迹。其次，爱尔兰人的有利之处还体现在他们来美要早上几十年，会讲英文，在政治觉悟和组织经验方面纵属是秘密的，但却有悠久的历史。最后，在爱尔兰的文化中，个人魅力和口齿伶俐是受到赏识的。这两条，对于搞政治显然是巨大的资本，在器重人品和口才的其他领域里，如法律、演出、工运、新闻和布道，这两条也属不可或缺，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爱尔兰人也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爱尔兰人决非腐败政治的始作俑者。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干得很漂亮，贪污受贿时还能带点人情味。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对手对城市移民的痛痒漠不关心。历次政治“改革”运动，都是由有钱有识之士领导的，这些人的价值观、目标和作风，和工人阶级的那一套大相径庭。改革派政客通常和低收入社区既无个人渊源，又无组织根基，所以即使在他们怀着好意为穷人办事时，双方也很少有共同理解，经常帮倒忙。穷人通常宁要理解他们的贪官，而不要不理解他们的高高在上的理论家。
　　移民社区内部涌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具备先天的优势，但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等早已构成城市市民的大多数之后，这些领袖人物偏偏总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有利条件之一，是会讲英语，尽管不合语法，但往往说得很流利。在有农民背景的种族之中，爱尔兰人还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在欧洲时就有了从事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即善于维持地下的宗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其他的农民大众，如在意大利和波兰，也遭受过压迫，但在形式上都没有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那样特殊，而正是那种压迫形式使爱尔兰式地下活动成为一种有效反应。例如，压迫意大利农民的是其他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具有不同宗教的异族。民族、宗教或国家等问题，在意大利都构不成群体团结的感情核心。在散居于欧洲的犹太人当中，宗教、文化和民族是促进团结的因素，但犹太人在每个国家里都是极少数，备受孤立，假若他们也使用爱尔兰人那些进行反抗和恐怖斗争的手段，那就无异于自杀，因为爱尔兰人是身处自己的国家，占人口的大多数。简言之，没有哪个移民群体像爱尔兰人那样，即有历史的和组织的经验，又能言善辩，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们这些长处还表现在政治以外的其他许多领域里。
　　在一个宗教歧见造成激烈纠纷的时代，比起其他信奉天主教的移民来，爱尔兰人在政治上有个有利之处，那就是他们坚守美国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还在爱尔兰时，曾经生活在由国家确立的一种教会，即英国国教的控制之下，并早就对此产生了反感。从其他具有国教的国家来美的天主教徒，其经验和传统就大不相同，因为所确立的国教就是他们自己的宗教。尽管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生活在信奉新教的美国，这在政治上确实是不利的，但他们在政教关系上所持的特殊观点，却使他们在政治上比其他天主教徒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尽管美国的本土主义分子告诫过罗马教皇有在政治上接管美国的危险，但这种告诫在美籍爱尔兰人的理论和实践上却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后来也就逐渐不攻自破了。在1928年阻止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时，这种指控又曾一度甚嚣尘上，但大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成功地当选其他公职，表明阿尔·史密斯受挫一例，关键不完全在于个人的宗教信仰。史密斯本人也确曾当选过其他公职，包括纽约州长，而且是靠新教徒占大多数的选民投票当选的。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上总统，等于在政治上为那种乞灵于宗教信仰的垂死伎俩敲响了丧钟。
　　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几乎一无例外地属于民主党，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爱尔兰人地区的压倒多数选民，都投民主党人的票，比任何其他种族都来得一边倒。其他种族的选民意见分歧，有人投辉格党人的票，有人投正在崛起的共和党人的票。在1850年代，出现了另一个政党，叫美国党，亦即广为人知的所谓“一无所知”党。该党的宗旨，是一般地反对移民，特别地反对爱尔兰移民。
　　“一无所知”党开始时是个秘密团体，从中形成了美国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本土美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在该党出现以前就存在了，然而到了1830年代，这种敌视似乎在消亡。但是，大规模而持久的移民浪潮，又重新引发了本土人的这种敌对情绪。1840年代之前，来美移民每年远不到1万人，但在1842年，移民激增到10万人，1847年达到20万人，1854年则高达40万人。爱尔兰人是最大的单一移民群体。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这20年间，抵美移民有过半数之众是来自爱尔兰。爱尔兰人不仅被视为外国人，而且也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群体。瞧，虽然过去的移民能被吸收到美国生活的主流当中去，但这批人性格太古怪，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此种武断的说法，开始是针对爱尔兰人的，后来对其他许许多多的来美种族，又不知重复过多少遍！
　　本土人在攻击外籍人（目标又集中对着爱尔兰人）时，举出的例子有：他们政治上腐败；生活水准低，生活水平低又被看作是对美国本土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种威胁；在牢房的囚犯中，他们的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可怕；靠慈善施舍混日子的人也多得出奇，等等。他们是天主教徒这个事实，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族际不睦的根子，特别是在19世纪，那时宗教分歧在政治和社会上皆属事关重大的。在1860年代波士顿的所有移民群体当中，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是最低的，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此事虽小，但却颇能说明当时宗教区分有何等的社会意义。
　　“一无所知”党人乘本土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在政治上获取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因主张对移民和归化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一无所知”党人于1855年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担任州长，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还选出了一大批国会议员。然而，他们的衰败几乎就像他们的崛起一样，弹指一挥间。他们的问题之一，是两北南派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谈不拢。
　　在大多数问题，“一无所知”党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党，而爱尔兰人则反对大多数的改革。爱尔兰人寻求在现存体制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体制。在那个年代里，民主党人是现状的维护者，而辉格党人、共和党人和昙花一现的“一无所知”党人，则赞成各种各样的改革，从主张限制酒精饮料的消费、妇女普选权，到遏止或取消奴隶制，不一而足。对爱尔兰人的敌视，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尔兰人被认为是许多改革和社会实验获得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
　　经济进步
　　世纪爱尔兰裔政治家在美国大城市的突出成就，根本没在当时美籍爱尔兰人的整体经济状况上反映出来。直到1890年，42%的爱尔兰人还是奴仆，还有其他许多人依然是非熟练的劳工。1890年在波士顿，4%的本土美国人和5%的德裔人是专业人员，然而只有0.1%的爱尔兰人才有这类职位。31%的本土美国人从事高层次的白领工作，但却只有6%的爱尔兰人上升到这个档次。虽然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和其种族比起来逊色，但他们正在上升。在19世纪中叶的波士顿，尽管有人说“在爱尔兰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相同之处”，但是后来，爱尔兰人在向熟练和白领职业进军方面，就把黑人抛到后面去了。即便如此，较之其他来自欧洲的种族群体而言，爱尔兰人的进步是最缓慢的。
　　随着社会一经济地位的提高，爱尔兰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些人仍旧是“棚户爱尔兰人”，深陷在和肮脏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变成了“装饰考究的中产阶级爱尔兰人”，寻求舒适和体面。新涌入的爱尔兰移民照旧是从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干起，但是许多第二代爱尔兰人则告别了父辈的职业，另谋高就了。例如在波士顿，第一代爱尔兰移民获得白领职位的在1890年只占10%，而同年该地的第二代爱尔兰移民从事白领职业的则几乎占40%。反过来看也是如此，例如，老一代的人有2/3终生从事非熟练或半熟练职业，而他们的第二代在同一时期终生从事这类职业的却只占其1/3。
　　爱尔兰人沿着卑微的职业和白领岗位慢慢地爬上去之后，他们留下的底层空缺，就由美国内战后大部是从南欧和东欧蜂拥而至的各种族移民大军所填补国。由此而形成了如下这样一幅完整的生态继承图像。后来一步的各个种族群（尤其是意大利人）慢慢地在吃力、肮脏和危险的工作岗位上取代了爱尔兰人，并搬进了爱尔兰人迁出的贫民窟。到1910年非熟练和半熟练的意大利裔劳工在波士顿所占的比例，与20年前的爱尔兰人所占的比例恰好相同。昔日爱尔兰人是贫民窟的房客，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房东，现今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成了房客，而爱尔兰人则摇身一变而做了房东。昔日是美国人在爱尔兰移民住进自己的地段时，马上举家搬迁，现在是每当黑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住进时，又轮到爱尔兰人马上撤离。过去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老师来教爱尔兰人的子弟读书，现在则是日益增多的爱尔兰人的小学老师来教育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代。过去是爱尔兰移民被用来充当工贼，以破坏当地美国工会组织的罢工，现在则是意大利人和黑人劳工被当做工贼，以破坏爱尔兰人的工会所组织的罢工。
　　此种种族生态继承格局，决不意味着一个种族群体会完全重复另一个种族群体所走过的老路。有些种族上升的步伐要比其他种族来得快。譬如犹太人到达美国时就比爱尔兰人更穷，开初挣钱也赶不上同时代的爱尔兰人，但后来却在收入、就业和受教育方面，赶上并远远超过了爱尔兰人。此外，种际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提高速度上，也体现在获得成就的不同渠道里。爱尔兰人在政界、金融、工会领导、体育和新闻方面，是一马当先，而犹太人则在经商、技术行业、学术和科学方面独占鳌头。
　　爱尔兰人在商业竞争方面很少有什么作为。尽管波士顿市爱尔兰人的收入，在1909年比该市的犹太人要高，但犹太商人的比例确实高出爱尔兰人9倍，虽说这些商人许多都属小摊小贩之类。身处困境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往往替人做家佣或充当吃力而非熟练的劳工，犹太人却另辟途径，所找的工作虽然也是低级的，但却有利于他们掌握一种技术或学会日后独立开业的本领。意大利人也比爱尔兰人更热衷于经商。即便在爱尔兰人大权独揽的波士顿，直到1929年，爱尔兰人始终未能在该市商会占据任何重要的位置。
　　当然也有若干由爱尔兰人创办的企业十分兴旺发达，如格雷斯轮船公司就是一例。美籍爱尔兰人还发明了奥萨利文鞋跟和供铁路使用的防风灯。但是，爱尔兰人最内行的“生意，通常还是搞金融，如开办银行，这里强调个人素质，强调能协调利益冲突，还少不了政治的介入”。酒巴和沙龙也是需要善于和人打交道的行业，所以爱尔兰人在这方面的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但大体上说来，“爱尔兰人在科学和发明领域里，实在乏善可陈”。
　　爱尔兰人得心应手的领域，和爱尔兰大众打得开的渠道，通常都是既不需要商业拼搏精神，也用不着学术造诣的行当。商业精神和学术造诣，二者皆与他们当年在母国爱尔兰时的历史无缘，他们来美后在这两方面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古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读书人的”，在欧洲主要国家当中，唯独爱尔兰没能在中世纪建立起一所大学。甚至一个同情爱尔兰的历史学家也承认，爱尔兰人“几乎没有思想传统”。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纽约的爱尔兰人子弟读完中学的，在比率上连犹太人或德国人子弟的1%都不到。这时期，爱尔兰人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地位决不在犹太人之下。这种差别也不是一个“能力”问题，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裔士兵在智力测验中得分远高于犹太裔士兵。问题只是这两种文化世代以来对教育重要性的看法有所不同。此种文化上的差别，显然比眼前的客观条件具有更大的影响；就眼前的客观条件而言，这时候的爱尔兰人比起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来得优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比犹太人有较高的收入，家庭需要养活的人口少，识字率也高，还不算在政治上能呼风唤雨。就是在1950年，爱尔兰移民在教育方面，条件仍比犹太人好，但犹太移民子女升入大学的人数，却是爱尔兰移民子女升入大学人数的两倍多。
　　许多美籍爱尔兰人是体育界和娱乐圈的尖子（此种模式，后来在家贫而又缺乏思想文化和商业竞争传统的其他种族群体吕，也反复出现过）。备受崇拜的演员有跨越19和20两个世纪的泰伦·鲍华父子，著名的歌唱家从约翰·麦考迈克到宾·克劳斯比，等等。明星运动员从约翰·L·萨利文、约翰·J·麦克劳到基恩·塔尼和“基泼”，不胜枚举。爱尔兰人在体育方面拿手的只是某一些运动项目，如拳击、棒球和径赛，但在游泳和摔跤方面就不那么在行了。爱尔兰人在体育项目上这种工于此拙于彼的状况，后来又重现在黑人运动员身上。在19世纪，通常一提起拳击，谁也不会怀疑，重量级冠军是非爱尔兰人莫属，杰克·吉尔兰、约翰·L·萨利文和“绅士吉姆”·考尔伯特就是这样一些威振四方的拳王。在20世纪，美籍爱尔兰重量级拳王包括杰克·敦普塞和吉恩·塔尼，最后一位是詹姆士·J·布莱道克，自他输给乔·路易斯之后，爱尔兰人独霸拳坛的局面就此结束，让位给其他种族了。早期美籍爱尔兰人在拳击和棒球方面如此出类拔萃，以致其他种族的拳击和棒球运动员常常给自己冠上爱尔兰的姓氏，以便扬名。
　　虽然爱尔兰人缺乏做学问的传统，但却向以善于词令见称。贫苦和未受教育的爱尔兰民众，不管是在母国还是在美国，普遍地以表达能力强，会遣词用字而自豪，说他们是“伶牙俐齿”也罢，警语大师也罢，或者“甜言蜜语”也罢，总之是口若悬河，语惊四座。他们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其中有彼得·芬利·邓（杜利先生的形象就出自他的笔下）和大卫·G·克劳利（著名的《纽约世界》的编辑）这样一些记者，体育新闻撰稿人约翰·基尔南，小说家和剧作家则有约翰·奥哈拉和尤金·奥尼尔等人。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对一些民族从整体上妄加褒贬，也不是对其表现的优劣进行排除或打分。我们的用意是要寻找比这更加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衡量经久的文化价值，比起更加直接的“客观”状况来，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族际关系
　　尽管爱尔兰政治家在19世纪有本领赢得其他种族选民的选票，但爱尔兰民众和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远称不上是和谐的。
　　在美国历史上，也许任何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都没有爱尔兰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来得糟糕。两族之间因积怨太深而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之内，曾周期性爆发过无计其数的打斗和骚动，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不仅在工作场所折腾，也在双方共居的贫民窟里闹个没完没了。在1863年发生于纽约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征兵暴乱中，横冲直撞的爱尔兰人像发了疯似的，见了黑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严加拷打，往往使之伤胳膊少腿，甚至有将收容黑人孩子的孤儿院付之一炬者。首批搬迁到哈莱姆区的黑人是中产阶级分子………………·· 首批搬迁到哈莱姆区的黑人是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年代离开曼哈顿中区的飞地，就是为了避开附近一带的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与各白肤色种族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除去他们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发生过多次血腥的冲突不谈，他们也卷入过无数次的骚乱和巷战，攻打德国人；在各大城市使用暴力来对付意大利人；在纽约和波士顿捣毁犹太人的财产，攻击他们的人身，破坏他们的坟场。在美国西海岸，19世纪发生的中国移民被殴伤，政治上受到打击的许多事件，都是由爱尔兰人带着挑起。
　　在这些事件中，要确定敌对行径是由谁先挑起的，通常并不太难。与爱尔兰人发生过无数次冲突的种族，其中有些与别的种族的关系，相对来说就很融洽。例如，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一般相处得颇为太平，然而他们谁都与爱尔兰人合不来。美籍华人很少（甚至从未）攻击过其他种族。黑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历史仇恨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北战争之前，那时自由的黑人少得可怜，他们假期平白无故地去惹事，攻击人数众多的爱尔兰人，那将无异于自杀。德国人有时确会向爱尔兰人挑起冲突，但在其他一些场合，却有人观察道：“德国人野餐时，爱尔兰流氓就会去捣蛋，而他们这样胡闹经常是毫无道理的，仅仅是为了寻开心，否则星期天就会闲得无聊。”
　　爱尔兰移民的高峰期是1840年代和1850年代。这一时期碰巧也是美国城市发生暴力事件的高峰期，所以也不能一古脑儿把责任全部推到爱尔兰人头上。美国本土的暴徒时常也到爱尔兰人地段为非作歹，打家劫舍，焚烧民宅和教堂。当时全国可以说到处都充斥着暴力。
　　但凡有爱尔兰人卷入的族际纠纷，诉诸暴力并非唯一的形式。在由爱尔兰人把持的那些机构里，尤其是在市政机关和天主教会，非爱尔兰裔人士要想飞黄腾达，就比登天还难。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不仅在爱尔兰人操纵的帮派政治中很少有晋升的机会，而且因为任人唯亲成风，就连在城市衙门里谋个混饭的差使都很困难。只是在文官考试制度兴起后，犹太人才开始在纽约市政机关取代爱尔兰人。同样地，天主教会显然也是爱尔兰人的传统领地。有人发现，“一个出生在巴尔的摩、双亲都是意大利人的神父，英文和意大利文讲得一样地道，但却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刚刚从爱尔兰迁来的神父被提拔为他的上司，只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虽然爱尔兰人只占天主教信徒总数的17%，但有35%的天主教教士是爱尔兰人，在天主教全部神职人员中，爱尔兰便占了一半。从1789年到1935年，美国的天主教主教有一半以上是爱尔兰人。由于对爱尔兰人把持教权的状况不满，非爱尔兰人曾多次提出抗议，致使罗马教廷向美国派出特使，决定各种族的天主教徒可以自立教堂和教区学校，并最好由有关种族的自己人来主事。
　　爱尔兰人除了和某些特定种族存有敌意外，后代的美籍爱尔兰人还对一般的“外国人”形成了某种笼统的敌视心理。这些爱尔兰人此时已具备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体面，于是就把新来的移民视为对自己的一种威胁，正如他们当初被美国本地人视为一种威胁一样。
　　和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有历史原因一样，美籍爱尔兰人之所以到处和别的种族闹矛盾，与美国的环境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应归咎于他们当初在母国时就形成的观念或传统。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的处境与后来移美的其他种族如意大利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但意大利人却能和其他不同的种族和睦共处。在几个世纪以前的爱尔兰，每逢见到别人，一个爱尔兰人立即就会将其区分为（1）或者是另一个爱尔兰同胞，（2）或者是一个死敌。而死敌当然就是可憎的，该打的，而且要狠狠地打。爱尔兰人远在他们的双脚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前，早就抱有明显的本族认同感了。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人们就更会感到，美国天主教会实在是难能可贵。虽然处在爱尔兰人的主宰之下，它却为调解信奉天主教的各种族团体之间的不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在黑人当中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慈善活动，历史上早就这样做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尽管波士顿南部的爱尔兰人，曾因用校车接送黑人学童到他们的社区就读而闹过事，不够光彩，但天主教在全国各大城市也将教区学校办到了黑人地段，由白人——常常是爱尔兰人——充当教士和修女。他们的教学效果属上乘，较诸同一地段的公立学校，实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的爱尔兰人
　　随着地位的上升，加之日益被社会所接受，爱尔兰人在文化上与其他种族逐渐打成一片，与异族通婚的现象也司空见惯，以致今天很难确指谁是真正的爱尔兰人。在1860年，只有1/10的爱尔兰人与异族通婚，到了1960年代，则有过半数的美籍爱尔兰男性与异族妇女结为秦晋之好。爱尔兰移民先辈的后人，现在有一些已经被归类于其他种族了，还有一些则可能被人口普查官员列入无法鉴定其种族归属的那一半美国人当中。
　　关于爱尔兰人的现有统计，根据就是那些主动向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自己是爱尔兰裔的个人陈述，这些人也许代表也许并不代表爱尔兰移民始祖子孙的特征。如果说这些飞黄腾达的人同化起来轻而易举，那么，让人一眼就看出是爱尔兰后裔（或意大利裔、德国裔，等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抱残守缺的落伍之辈，不如他们的多数同胞有出息。
　　即便人们对爱尔兰后裔的看法确有保留，然而纵观全局，他们已经摆脱了当初的贫困境地，在收入和教育方面达到（甚或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准。在1970年代，美籍爱尔兰人的收入比全国平均数高出5%。他们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和进入大学的比率，大致相当于全体美国人的平均数。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爱尔兰人的智商得分一直略高于全国的标准线（以100计）。酗酒向来是美籍爱尔兰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正如在爱尔兰一样。各种研究都表明，比起黑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来，爱尔兰人酒的消费量大，由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也多。尽管人们通常都以为天主教徒的家庭大，实际上爱尔兰人的家庭人口和一般的美国家庭差不离。美籍爱尔兰人现有1，600万之众，约占美国总人口的8%。他们现在的投票模式也和其他美国人相去不远。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入主白宫之后，天主教徒能否担任美国总统的争论遂告结束。
　　实际上，爱尔兰人现在变得如此美国化，以致某些人叹息道，他们已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气质。但是变成地道的美国人很难说是一种失败。当今世界各地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仍在梦想如此吗？当年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不畏旅途艰险，飘洋过海，梦寐以求的不也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美国人吗？
　　现在有2，500多万美国人具有德国血统。他们在数量上仅次于英裔人，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群的人口。我们知道，最早赴北美开发殖民的，是来自大不列颠群岛的子民，他们的后裔现在有2，900万之数。就移民来美而言，德意志种族的人数最众。他们在美国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这样说也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美国的工业、教育、军事防卫、饮食和娱乐活动，在格调上无一不反映出美籍德国人的贡献和影响。连美国的语言都反映出这种影响，诸如幼儿园、熟食、牛肉香肠和汉堡包等词汇，都来自德文。美国西进拓荒者当年超过大草原时所使用的那种科内斯托卡大篷车，就是住在宾州科内斯托卡谷地一带的德裔人创制的。当时边疆居民使用的肯塔基来复枪也是如此。圣诞树原是德国圣诞节传统饰物，后来也成了美国人的传统。美国首屈一指的光学仪器公司——鲍什和隆博公司——是由德裔创办的，美国各大名牌啤酒就更不用说了。长跨度吊桥及其支撑缆索，都是由一位德裔工程师搞起来的。在许多产品的研制方面，其中包括钢铁、汽车、木材、巧克力和石油等等，德裔人士都曾是先驱和巨擘。
　　德国的军事传统，给美国造就了若干名垂青史的将帅，其中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美军打败过德国的两员虎将，即潘兴和艾森豪威尔。
　　德国人大规模地向美国迁移，不像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那样，集中在几十个年头之内，而是在美德两国历史上的许多不同时期发生的。在开国前的殖民时代，美国就已有德国人的社区，在整个19世纪，德国人也一直在来美移民中占有颇大的比例。在1852年和1952年，分别有10万德国人离乡背井，搬迁来美，期间100年内，也有不少年份发生过类似的情形。移民数量的多寡依据这两个国家的具体状况起起伏不定，但近两个世纪以来，德国移民的数量一直是相当可观的。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有时来美的主要是移民，有时来美的则主要是难民；有时移民大多是天主教徒，有时大多是新教徒，另一些时候则大多是犹太教徒。移民同时也来自德国的各个地区。结果就使得美籍德国人形成了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种族群体，不仅按通常的阶级、宗教和籍贯这类指标来衡量是如此，而且在成为美国人的时候跨度上也千差万别。
　　德 国
　　在世界上还没有德国这个国家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德意志人就移居美国了。直到1871年，普鲁士、巴伐利亚、巴登、梅克伦堡、黑森和其他的日尔曼小国才由俾斯麦统一起来，建立了德国。诚然，在公元750时，德文就是书面语言了，而日尔曼民族（不包括侵欧匈奴人）远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史可稽了。凯撒大帝曾记述过，在罗马帝国的早期，日尔曼人居住在其北疆边陲，处于野蛮部族的勇士之列。物换星移，时序变迁，某些日尔曼人历经战乱和政治的漩涡，走南闯北，逢凶化吉，汲取了罗马人的文明，后来终于在罗马帝国获得了自己的势力。在帝国晚期，日尔曼军人在罗马军团中取代了罗马人，日尔曼将领随之开始指挥这些军团，有时他们就是罗马傀儡皇帝背后的实际统治者。与此同时，北部边境上的其他日尔曼人，继续对帝国的存在构成重大威胁，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战役，实际上是一部分日尔曼人攻打另外一部分日尔曼人的战役。在帝国内部，日尔曼人从来就没有被完全接受或同化。罗马人和日尔曼人之间是禁止通婚的。罗马贵族轻蔑地称呼日尔曼人是“黄发兰眼的蛮汉”，指责他们“衣冠不洁，浑身发臭，令人恶心”。在某种程度上，日尔曼人对本民族的历史渊源，也有自惭形秽之感。例如，在高卢的日尔曼人坟莹中有一块墓碑，上面竟然说他们的祖先是“基督教徒洗礼时被冲走的污块”（画外音：哈哈哈哈）。当然，也有一些日尔曼人是不买帐的，对罗马人还之以同样的愤懑和仇恨。
　　这些早期的日尔曼先民，和他们移居北美殖民地的后世子孙，在历史上相去一千多年，期间语言、文化和民族素质也已变得今非昔比。近代德意志民族甚至在统一的德国形成之前，就在科学、艺术、音乐、文学和哲学诸方面站到了西方文明的前沿。德国是歌德、贝多芬、康德和莱布尼茨的故乡。技术高超是德国人的特殊象征。蔡斯和沃格特兰德这两家光学仪器公司的名字，在他们（以及其他德国商家）驰名于照相机时代之前，早就蜚声天下了。
　　一度被罗马人鄙视为下等野蛮人的日尔曼民族，后来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意大利。在意大利，“昔日罗马的光耀”已成了历史的回忆，成了意大利软弱、分裂和技术、经济落后的辛辣讽刺。上文提到，在罗马时代，某些日尔曼人曾对自己的祖先感到不光彩，但在近代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当政时，同样是这些日尔曼列祖列宗又成了狂热崇拜的对象。
　　德意志民族各小邦（及后来统一的德国）向外移民都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滑铁卢战役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德意志人向海外移民多半奔赴南美洲，但从18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移民却大批涌入美国，有些年份竟高达离境人数的90%以上。
　　自由派和激进派人士反对德意志贵族统治的斗争，导致了1848年革命。革命流产后，许多人为了逃避迫害，或因为对在国内争取更大自由而感到绝望，或仅仅只是为了到别处去寻找更佳的社会和经济机会，而离国出走了。在1850年代，有近100万人迁居美国。
　　早先已在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为更多的同胞外迁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时常将他们安顿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或城市。这当然取决于先来者的日子混得是好是坏。原来赴南美定居的德国移民的经历，给仍在德国的同胞发出了警告，南美并非久留之地，要移民最好选择别的地方。
　　美国内战，欧洲的普法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曾是使德国人向美国移民在数量上有所减少的因素。但在这几次战争之间的年代，移居美国的德国人数量是庞大的，例如在1880年代，大约有150万之众的德国迁居美国。
　　在20世纪，德国的移民情况是入多出少。甚至在纳粹政权于1933年上台时，归国的侨民在数量上也超过离境的移民。但是，这批离境的移民当中，却含有德国第一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其中就包括一位德国犹太人，此人后来给了美国决定二次世界大战胜负的那种军事武器。他就是艾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位迎来核时代的和平主义者。
　　在美国的德裔人（北美殖民时代）
　　早期移民来美的德意志人，在形式上是以个人身份掺杂在荷兰人的队伍当中，于1620年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后来改称纽约）的。这些德意志人基本上是农民和工匠出身，或者是曾在农舍手工作坊干过活的人。有些还是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卫队成员，继承了历史悠久的德国雇佣兵传统。17世纪时，威廉·宾为了他在北美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招募移民而于1677年走访了德意志各邦。当时宾夕法尼亚的宗教容忍做法，对于那些与自己所在地区的国立教会持有不同信仰的德意志人来说，格外有吸引力。这样，宾夕法尼亚就招徕了第一批数量可观的德裔移民，主要是来自莱茵河以西地区。
　　在1683年，13个信奉梅农教派的家族在宾夕法尼亚建立了日尔曼城（今天费城的一部分）。其他许多德国宗教派别和异端，包括加尔文教派、阿米什教派和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教派，也纷纷起而效法梅农派，移居宾夕法尼亚。在1742年，亨利希·穆伦伯格来美，成了美国路德教派的组织者，也是显赫的穆伦伯格家族的创始人，其功德包括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杰出的高等学府——穆伦伯格学院。
　　“宾夕法尼亚荷兰人（Pennsylvania Dutch）”由此而发端。此处的“荷兰人（Dutcn）”这个词，实际上是由于美国人的发音之误所造成的，把“德意志人（Deutsch）”读成了“荷兰人（Dutcn）”。到1745年，宾夕法尼亚约有45，000德裔。他们大多定居在当时的边境上，意在能尽其微薄的财力获得廉价的土地。这样他们就易受印第安的袭击，特别是当时的殖民政府不太愿意提供防卫。政府基本上控制在安居于费城的那些教友派和平主义者的手里。
　　德意志人于1709年在哈德逊河边建立了纽伯格，即现在的纽堡，然后就扩展到莫霍克河谷一带。一如在宾夕法尼亚一样，这儿也是边境线，常遭印第安人的劫掠。来莫霍克谷地的德意志人是契约奴，换句话说，他们受合同约束，必须先做几年（通常3——7年）的苦工，以偿还来美的旅费。北美殖民地当时至少有一半白人民众是借助这种办法迁移来的。德意志和瑞士移民是这种办法的首批试验品，成功之后才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其他种族的移民中间推广开来。定居在莫霍克谷地的德意志人，原本是英国政府的契约劳工，因为英政府垫付了他们的旅费和安置费的一半。德意志因此比其他种族更为普遍地采用这种由英政府暂付部分费用的办法，所以能够整批整批地迁移，有的是全家老小连锅端，有的是整个村镇一次走光。
　　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的早期德意志移民，都来自帕拉蒂纳特，该地是德意志西南部沿莱茵河两岸的一个不大的区域。有16家帕拉蒂纳特人于1710年在北卡罗来纳的新伯尔尼定居下来。18世纪的南卡罗来纳州，也曾在贩运来自帕拉蒂纳特的德意志契约劳工方面，干得挺活跃。
　　通常的情况是，载运契约劳工的船，先沿莱茵河而下，几个礼拜之后先抵靠荷兰，然后再起锚登上横渡大西洋的航程。越洋船是风帆船，平均要在大海上航行8至10个星期。契约劳工只能挤在狭小而缺乏通风设备的角落里，小船无时无刻不在大西洋的风浪里颠簸起伏，致使乘客普遍晕船，呕吐不歇。晕船造成的体弱和缺氧，又使得食不果腹的乘客格外容易生病。目击者曾描绘小船甲板下的情景是“有人在嚎啕大哭，有人在呕吐不停”，有的人“正在吞食虱子”，有的人则“正在受到疖子、坏血病或痢疾的折磨，许多人在臭骂自己或诅咒别人”。在夜间，时常可以听到“可怕的哭声”和“病号及心灰意懒者”的呻吟，其中有些人“翻身打滚，躺到了他人身上，闹得全舱乘客不得安宁”。这多少还算得上是正常状况哩。遇到天气恶劣，船被阻滞在海上漂泊不定，在这种极端情形下，痛苦和伤亡就更大了。在1749年，仅仅投奔费城一地的德意志移民，就有两千人在航程中葬身鱼腹。
　　当一艘船在美国港口停靠后，打算购买船上劳工契约的买主，就登上船来察看行情。那些契约奴就被从甲板下叫上来亮相，前后走动，以便让买主们看个仔细，有的买主甚至亲自动手试试他们的肌肉结实不结实，并和他们聊上几句，好对他们的理解力及顺从性有个初步的判断。有时，一种名为“苦工引导者”的中间人，会买走一队劳工，然而将他们带到乡下各地巡回，遇有合适机会再把劳工的契约书逐个转卖掉。当时，社会上并不认为这种贩卖人的交易是道义上的耻辱，公开参预这种交易的有最高地位和名望的人士。乔治·华盛顿就曾购买过契约奴在他的弗尔农农庄上干活，正如他拥有黑奴一样。甚至在1792年，美国新政府还曾搞过一个计划，准备进口德意志劳工来帮助首都华盛顿的建设。
　　在越洋旅途上，德意志人丧生数目是如此之众，以致航船最终抵达美国时，许许多多的孩子沦为孤儿。这些孤儿或者被在美的亲属收养，或者被送去当学徒，学门手艺。这些德意志孤儿当中有个名叫皮特·森格的，被送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后来竟然办起了自己的报社。在1734年，他因发表一篇批评纽约州长的社论而被捕，并以诬谄罪而出庭受审。他后被宣告无罪释放，成了新闻自由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案例之一。
　　正如天下所有孤立无援的人们一样，契约劳工是奸诈无义之徒的牺牲品。有些船长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或者在把他们卖掉时，无理地把他们为偿还旅费而卖身做苦工的时间延长， 以便从中揩油。不懂英语的德意志人格外容易上当受骗。
　　许多德意志人在离开家园时，本无做契约奴的打算，但后来发现，头一程到荷兰，然后再搭船赴美，旅费开销不断上涨，超出了原来和船主讲定的价钱。另外一些人有家人或朋友在美，原本期待（或希望）他们能替自己付张船票钱，而当这种期望落空时，也就只好卖身去当几年苦力了。“赎身者”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这些希望能以这种或那种办法赎回自己船费的人，但实际上当这种人和契约奴都发现处在同一地位时，他们受到的待遇并没有什么差别。
　　不管怎么说，他们仍然持续不断地向美国迁移，而且总的看来，数量是越来越大。根据保守的估计，1740——1760这20年间，仅在费城码头一地上岸的德意志民族移民，总数就达6万人。其中约有半数到2/3的人是契约奴。虽然他们受到许多施之于奴隶的限制和处罚，包括体罚，但在履约期间，他们也的确有一些法定的权利，而且履约最终也确有期满之日。他们在获得人身自由的时候，经常可获得一笔为数不大的现金或相应的实物，不少人分得了土地。不过，这种土地往往不是最好的或最安全的土地。例如在莫霍克谷地或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给他们的土地都在边境一带，靠近那些看到祖祖辈辈属于自己的土地被他人侵占而深感不快的印第安人。在这样一些地区定居的不少白人曾遭到印第安人杀害，或被他们掠去为奴。
　　不论他们是如何来到美国的，也不论他们在飘洋过海的旅途中和抵达美国后又经历了何等的酸甜苦辣，早期定居下来的德意志移民很快就树立了勤劳、周密、节俭的美誉。德裔农民在边境垦荒造田，干得比别人更加彻底，产量也高。开始时他们往往住的是泥土房，而后就改建为木头房，最后总是用石头建起宽大的农舍。他们不让自家的牲口四处乱窜，而将之圈养在德国式的宽大畜棚里。在18世纪末，有人观察到：
　　一个德裔人的农场，在外观上就和其他人的农场截然不同。德裔人农场的牲畜圈特大，农舍简朴但很紧凑，围栏很高，果园面积很大，土地肥美，草地翠绿繁茂，到处是丰衣足食的景象，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对于欧洲文明前沿阵地上那些与德意志民族的贡献有联系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或思想智慧，大多数早期的德意志移民是一窍不通的。他们所具有的只是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做出那些杰出成就的纪律性、彻底性和坚韧性。他们被誉为“全国最好的自己动手干的农场主”。在殖民时代，德裔技术工匠的成就，堪与德裔农场主的成就相媲美。制造玻璃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一项与美籍德国人的名字分不开的技术。美国第一家造纸厂也是由一位德裔开办的。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圣经》同样也是由一位德裔用德文印刷的。
　　宾夕法尼亚的荷兰人（也就是德意志人），却在两个重要方面根本不像德意志人：他们一是和平主义者，二是政府的怀疑者。作为帕拉蒂纳特人，他们的祖先居住在德意志帝国的帕拉蒂纳特省，该省在三十年战争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备遭战火蹂躏，生灵涂炭。他们又是逃避独裁专制和宗教迫害的难民。更何况，宾夕法尼亚的宗教自由——这在当时的美国也属罕见——对虔诚而清静的教派，具有分外的吸引力。这一时期的德裔对政府或政治几无任何兴趣。
　　早期的德意志移民定居在自成一体而又与世隔绝的农业社区，每个社区的住户皆属于某一特定的教派。他们与外部的大千世界没有社会往来，而内部则被不可胜数的不同教派所割裂。在这些德意志移民聚居的地区里，英国人的语言和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从德国进口书籍，用德文出版自己的报纸，用德文祈祷。天长日久，英文也慢慢地开始渗透进来，但句子结构往往还是德文那一套，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方言，称为“宾夕法尼亚德文”。这批德裔中，最与世隔绝的要算——现在也还是——阿密什人，他们今天与早期的定居者几无二致，依然生活在偏僻的农业地区。作为虔诚的教徒，阿密什人身着老式的黑色长装，避开现代文明，驾着黑色的马车，也不让他们的子女去公立学校就读，以此作为保留他们那种古老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
　　随着时间的流逝，多数德裔移民扩散到其他地区，学会了讲英语，对美国文化既有吸收也有贡献。他们的费城玉米肉饼、德式巧克力饼、卷心菜色拉以及德式泡菜，都为美国的烹饪增添了光彩。德裔经营的农场，在阿巴拉契亚山谷地的沃野上，从南到北扩散开来。到了18世纪的晚期，德国移民的定居点，在当时的美国西部边疆上，几乎组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锁链，北起纽约州上部的莫霍克谷地向南延伸，中间经过新泽西州西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马里兰州西部，再跨越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河谷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丘陵地区，真抵佐治亚州的萨瓦那。散见于这一带的地名，仍然能反映当初德国人定居于此的历史背景。纽约州上部就有名为帕拉蒂纳特桥、德国城、新汉堡、莱茵贝克的城镇，莫霍克谷地有个地区也取名“德国平地”。新泽西州也有个地区叫“德国山谷”，宾州有海得尔伯格市、德国城、穆伦伯格公园和普鲁士国王镇等。马里兰州有弗里德里克市，有以早期德裔定居者的名字命名的哈格尔斯镇和克里格尔斯镇。北卡罗来纳州的梅克伦堡县和弗吉尼亚州的新梅克伦堡镇，都是以德意志帝国的梅克伦堡省的名字命名的。当然，并非所有德裔人建立的市镇都冠以德国的名字，如弗吉尼亚的哈泼斯渡口、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以及佐治亚州的霍普镇及埃本乃泽镇，就是由德国人创建但未冠以德国名字的许多城镇中的几个。
　　当德国人的农作区扩展到边境附近的阿巴拉契亚谷地时，他们经常发现苏格兰—爱尔兰裔是自己的邻居。苏格兰—爱尔兰人是精明强悍的疆民，时常充当披荆斩棘的先锋，善于狩猎捕鱼，拓荒垦田，敢于向印第安人开战，德裔和其他种族的人，跟在他们的后边搭顺风车。德国人在气质和举止方面，与苏格兰—爱尔兰人迥然不同。德国人相互之间一般是各行其是，即使是近邻也互不相扰。他们以整洁、安静、友善、勤劳、节俭而著称，与印第安人也能合得来。而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脾气暴躁，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干起活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注意积蓄，蓬头垢面，不时发生窝里斗，也和印第安人纠缠不清。这两个民族之间还横亘着宗教的障碍。早期的德裔移民通常都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加尔文信徒，或属于其他避免使用骂人的脏话，也不饮用烈性酒的严格的新教派别。而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是长老派信徒，嗜酒如命，张口就骂人。虔诚的信徒视此为亵渎。这两个民族，在阿巴拉契亚山谷几百英里长的边疆地带同居共处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是泾渭分明，很少发生·仍然是泾渭分明，很少发生混血现象。
　　在殖民地时代，德裔移民约有半数集居在宾夕法尼亚。他们并不都是农民。技术工人在数量上几乎与农民并驾齐驱。他们不但什么行当都干，而且也创制新产品。住在宾夕法尼亚境内科内斯托加河附近地区的德裔，制造一种运载农产品的马车，这家伙日后注定要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起到重大作用。科内斯托加式马车是一种车身很大，而且经得起颠簸的运输工具，前部竖起高高的拱形铁箍，上面覆盖着帆布，车身有26英尺长（算上辕杆），11英尺高，重约3，000磅，需要6匹马才拉得动。在18世纪，人们发现“在兰开斯特大道上，一队队庞大的科内斯托加马车，有时一天之内就有上百辆，排成长蛇阵，轰轰隆隆地开向费城”。虽然当初是德裔农民为向市场运送农产品而设计的，但这种带蓬盖的马车还具备其他许多用途。在1755年，英国人就曾在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用它来运送军需品。后来美国军队在独立战争中也使用过这种有蓬马车。但是，使这种马车名声大震的还有待日后西进运动的到来。美国的西进先锋，就是赶着这种马车，穿越中部的大草原而抵达太平洋沿岸的。当年由这种马车组成的车队战胜艰险，越过激流，也能排成圆形阵地，以击退印第安人的袭击。
　　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还研制了一种打猎用的来复枪，这种枪后来的作用却是这些和平主义者始料未及的。和当时欧洲的步枪所不同的是，德国人造的这种武器在枪管内壁刻有膛线（称为来复线），以提高射击的准确性。当初有些来复式步枪是德意志移民从欧洲带到宾夕法尼亚来的。后来他们据此研制出一种新式来复枪，把枪管大大拉长，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它的准确性。宾夕法尼亚境内兰开斯特市的德裔能工巧匠造的这种武器，起初称为宾夕法尼亚来复枪。但是，后来到了丹尼尔·布恩这样一些百发百中的边民手里，这种枪名噪一时，改称为“肯塔基来复枪”。及至独立战争期间，当美国人以游击战来对付英国人时，这种枪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武器。
　　美国革命战争和独立
　　年美国人分裂英国托利党的支持者和拥护独立的革命派，美籍德意志人则分裂为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分子。梅农派信徒和其他宗教派别不愿打仗，他们当中有些人愿意为此而交纳额外的税款，或在不违背自己反战良心的前提下，参与救死扶伤或尽其他方面的义务。然而，德裔民众的某些最大教派，譬如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却没有反对从军的禁律，这些教派中的许多德裔曾为革命而战。
　　独立前的美国约有30万的德裔，大致占总人口的10%。独立战争打响后不久，德裔就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组成了一个志愿连；德裔在宾夕法尼亚领地的雷丁镇周围组成了几个步兵连。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德裔组建了一个团。还有人在莫霍克谷地招募德裔士兵，编为四个营。德裔不仅投身行伍，而且也在美军的最高层效命。美国路德教派创始人的儿子彼德·穆伦伯格步步高升，最后获将军街。冯·施图本将军从他的祖国赶来，目的就是参加美国的革命战争，华盛顿困守瓦利福基时，施图本将军曾为之出谋划策。人们一直把严明的军事纪律引入美国新建部队的功劳，记在这位将军的帐上。把毫无纪律观念的平民百姓训练为有战斗力的职业军人，谈何容易。据说冯·施图本将军在操练时，不时地对士兵大声责骂，而且是先用德文和法文骂，然而再让他的副官用英文替他骂！作为美国军队的教官，他成功地训练出一支足以打败英国职业化部队的劲旅。冯·施图本将军也曾参与筹划围攻约克顿这一成功的战役。
　　从德意志各邦来美参加这场革命战争的，还有其他许多军事指挥官。其中之一是德·卡尔布男爵。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战役中，当别人临阵逃跑时，他英勇不屈，直到战死沙场。最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之一是位名叫玛丽亚·路德维希的德裔巾帼英雄。她的丈夫是美国军队的一位炮手，作为随军家属，她扛着大茶壶给火线上的战士送水。大家管她叫“水壶莫利”。一次她的丈夫挂了彩，她立即顶上去替她丈夫当炮手，一时传为佳话。战斗结束后，连华盛顿都承认，她那勇敢的精神是鼓舞士气的榜样。
　　英国花钱买了近3万名德意志雇佣兵，搬到殖民地来试图镇压美国人的造反。这些士兵并不是自觉自愿来的，而是由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卖给或租给英国人的。其中半数以上又来自黑森卡瑟尔这个小邦，故此，革命战争中所有的德意志雇佣兵，统统被美国人称作是“黑森人”。这些雇佣兵有的在战时开小差，投靠到美国人一边，战后有的人也就留下未走，在德意志移民社区安家立业了。只有刚过半数的“黑森人”返回德意志老家。最后大约有5，000到12，000人变为美国公民。这批人当中有一位姓库斯特的老兵，就是后来那位以攻打印第安人著称的乔治·库斯特将军的先人。
　　虽然德裔人士从政时，在数量上不算突出，但却有一些突出的德裔政界头面人物。佐治亚州的第一任州长约翰·亚当·特鲁特伦就是德裔。美国第一任司库迈克尔·希莱葛斯也是。在这批早期的德裔政治家当中，最突出的当推宾夕法尼亚州穆伦伯格家族的子弟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穆伦伯格了。他曾任国会众议院议长，而且正因为是议长，所以成了美国人权法案的两位签署人之一。后来，这个望族的另一位成员威廉·奥古斯塔斯·穆伦伯格，曾担任国会议员长达9年。
　　另一位在同一时代享有盛名的德裔美国人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此人于1783年来美，当时已20岁。他本是一位屠夫的儿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到达美国时身上只有25个美元和几根长笛。他做起了皮货生意，并在25年之后组织了美国皮货公司，亦在纽约从事房地产投机。两桩生意都赚了大钱，他的皮货公司后来在大湖区、洛基山地区，并最终在美国西北部靠太平洋一带，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商号。他在俄勒冈的货栈是美国在太平洋海岸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他成了美国的首富，留下的遗产估计在2，000万美元之数。
　　世纪的移民
　　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后，有一段时间德意志民族向外移民的数量很少。直到1828年，抵美的德裔移民才开始达到每年1千人的水平。然而到了1832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1万多人，1836年则跃至2万多人。然而，若与其后不久德意志人向海外迁移的数字相比，这只是小巫见大巫；1846年急增至5万人，1854年更超过了20万人。
　　德意志人在这一时期向国外移民，开始也是来自美国独立前就有人到海外谋生的同一地区。然而，时过境迁，后来到达美国的德裔民众，在祖籍、学识和社会背景诸方面，都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由于美国的领土正在扩大，他们也就随着散居到各地。在1830—1834年间，实际上所有向海外移民的德意志人都来自德意志帝国的西南部，但10年之后，却只有约1/3的人是来自该地区，而到1860年，则只有不足1/6的人来自该地区。有鉴于此期向海外移民的德意志人绝大部分都到了美国，所以上述这些比例数字亦大体适应于移民来美的德裔人。
　　在德意志人向海外移民急剧增加的背后有许多的因素，诸如各邦放松了向海外移民的限制；又如在那些将田产平分给子嗣而非全部传给一个继承人的地区（如帕拉蒂纳特），田庄的规模日趋缩小，许多人无以为生；取消村社公田而使农民利益受损之；再如工厂制度的兴起以及拿破仑战争之后，由于贸易恢复而带来了英国货的竞争，都造成不少工匠失业，等等。维也纳会议导致贵族复辟之后，德意志各邦的独裁专制也曾激起过反叛和外逃。还有一大批德籍作家，以热情洋溢的笔调，用德文写了很多描述美国生活的故事，在德意志各邦广为流行。住在蒸蒸日上的农业村镇的美籍德裔，给故乡亲人写的信札，同样也在德意志各地传播了关于美国的信息，激起了对美国的热情。在19世纪中叶，轮船取代了帆船，赴美更加容易了。在19世纪，有500多万德国人移居美国，超过任何别的国家。
　　在1820年代的头几年，来美的德意志人有75%是男子，表明这种移民初时是试探性的，或曰考察性的。后来，德意志人才带着大批儿童外迁，表明全家来美有落户定居之意。
　　移民的职业所属，似乎因出身省籍的不同而不同，也因外迁的年代不同而有异。早期移民一向大体属于德意志西南部地区的农民，甚至到1840年仍有约半数的移民是农民和打散工的人。在19世纪中晚期，移民中的产业工人和工匠在数量上日趋增多，这既反映出移民来源的地区变化，也反映出德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工业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德国移民当中有农村背景的人所占的比例，就从1870年代初的大约1/3降低到了1890年代的1/4稍强。相应的，移民当中曾在工业、商业和贸易部门干过的人，在比例上有所增长。即便如此，迟至1900年，多数美国农场主仍然是有德国血统的人。
　　世纪的许多德国移民，像他们18世纪的先辈移民一样，爱到边疆去定居，因为那儿土地价格便宜。然而这里的边疆，已经大大地向西推进了。18世纪来的人，往往到阿巴拉契亚山谷地区定居下来，19世纪来的人就时常会再往西，奔赴到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河谷地区落户。德裔农民惯常是在这一地区的河畔或湖畔安家，并选择有森林的地方，好不必为建筑材料和燃料而发愁。他们大都集居在河流两岸，如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迈阿密河和肯塔基河，以及五大湖南岸。
　　新的移民浪潮不断涌进美国上述地带的都市，从而在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密尔沃基和其他城市里形成了大范围的德裔居民区。这一带同时也有由德裔自己建立并基本由他们的人口组成的较小市镇，并取了这样一些名字，如法兰克福（在肯塔基州）、柏林（在威斯康星州）、威斯特伐利亚（在密执安州）等。俄亥俄州也有其法兰克福和柏林，还有德累斯顿、波茨坦、斯特拉斯堡，以及其他取德国名的小城镇，当然包括少不掉的德国城。一个世纪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就建起了一个德国城，现在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州、肯塔基州及田纳西州又分别都有一个德国城。而在美国东部地区，譬如在俄亥俄州，一些更加虔诚的教派，给他们的城镇取了《圣经》上的名字，如伯利恒、拿撒勒和迦南。有时，某一特定城镇的居民，都来自德国某一特定的地区。如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一地的居民，就是由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移民所创建的。而密歇根州的格兰德艾兰，则首先是由来自德意志帝国的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地方的移民定居的。
　　密西西比河以及和它通航的水路，给去美国中西部以北地带的人提供了方便的交通。好多德国人从法国的港市勒阿弗尔上船，此港从新奥尔良进口棉花。为在一个方向上运载棉花而开通的航线，被德国人用来在另一个方向上旅行。不仅穿越大西洋时可以这样干，就是在美国国内移动，这个办法也灵。请看，那些抵达新奥尔良的德国人，不久就转乘美国内河上的放空棉花船北上。这些船是在密西西比河上把北部河谷地区所产的棉花南运奥尔良的，回程时舱位出空，正好让德国人借光。其他人则假道北路，由美国东部港市乘船进入五大湖，再来到这一地区，也有些人是乘火车来的。
　　世纪德裔移民刚来时集中在宾夕法尼亚，然后就从北到南散居在沿着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狭长地带上，而到19世纪中期，情况就不同了，一半以上在德国出生的美籍德国人住到了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上游谷地，集中在俄亥俄、伊利诺斯、威斯康星和密苏里这四个州。迟至1900年，情况依然未变，因为当时全美共有250万左右的德裔是在德国出生的，其中仍有约100万人住在这一带。1900年美国有德意志血统的居民人口（有德国出生的和在美国出生的加在一起）共约800万。
　　在定居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过程中，德国人也是先锋队的一部分。今天在俄勒冈州，估计有1/4的人口具有德意志血统。在1857年，德裔在加利福尼亚州靠近洛杉矶的地方建立了阿纳海姆城。他们在那里种植柑橘，这种果树长期是该地的主要作物。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都市，德国人集居一处的方式使他们世代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一点时常表现在民居和文化的孤立上。在19世纪的密尔沃基市，德裔居住区“和当地的本土居民或爱尔兰人只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接触”。布法罗和纽约两市的德裔居民，与外界的隔膜程度更高。巴尔的摩的德国人同样也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切断了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在辛辛那提，德国人聚居在一个称之为“莱茵河上”的地区。密苏里州的赫尔曼镇（在圣路易斯附近）在当地被称为“小德国”，其街道名称都用德文书写。同样，在得克萨斯州，“德国人不大与美国老百姓交往”，两部分人彼此从远处观察对方，“都带着一种真诚的好奇心理，时常夹杂着相互的蔑视”。
　　在19世纪中叶，根据当时一位人士的描述，美国各地的德裔居民区，通常“总是变成纯粹德国人的小圈子，生死婚嫁皆与外界无涉，尽量不和盎格鲁裔美国人混淆”。当时美国共有27家日报在15个城市用德文印行，此外还有200多份德文出版物。仅辛辛那提一市就有4家德文报纸。
　　德文出版物的畅销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当时共有49家月刊、433家周刊和70家日报供350万德文读者订阅。
　　除了语言之外，德意志文化的其他许多特点也被带到美国来了。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之后，德文慢慢地随之消失，但美籍德国人的不少文化特征都变成了美国生活的一般特征。和圣诞树一样，牛肉香肠、汉堡包和啤酒已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必备之物。犹如其他许多具有种族特色的食物一样，热狗也是德裔在美国的即兴之作（亦如华裔的炒杂碎和炒面），而不是从故土直接进入的。在19世纪的辛辛那提，沿街叫卖的德裔食品摊贩，把牛肉熏制的香肠往长条面包当中一夹，就做出了后来风靡全美且脍炙人口的所谓热狗。麦片粥也是19世纪一位德裔的杰作，虽说没有热狗那样来得流行，恐怕同样也属家常便饭了。
　　都市地区的德裔在19世纪从德国随身带来了许多的技术本领。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技术行业，其中包括木匠、面包师、铁匠、屠夫、鞋匠、印刷工、裁缝，等等。在19世纪中叶的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纽约、泽西城和波士顿等城市，半数或过半数受雇的德裔是从事技术劳动的工人。另外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营生。非熟练工人很少，在比例上连上述城市中爱尔兰非熟练工人的一半都不到。在19世纪中叶的费城，打散工的德裔只占14%，而同在费城的爱尔兰裔却有一半到2/3的人是靠找零活干的。
　　许多德国人带来了酿制啤酒所必备的本领，德裔移民集中居住的地方恰好就成了啤酒消费的广大市场。他们对美国人酿制的啤酒感到不满足国。密尔沃基在19世纪中期大致有1/3的人口属德裔，他们创办的啤酒厂在1840年代末开始出现。和其他新开张的企业一样，德国人的啤酒厂初创时在经费方面遇到过困难。但到1860年代，德国人在密尔沃基办的啤酒厂，有好几家闯出了成功的路子，名牌货就有派布斯特、施利茨、布拉茨以及米勒。圣路易斯市及其周围地区也聚居着大批的德国人，为另一家德国酿酒厂的创办提供了市场，老板是安霍伊泽—布希，他们生产的是巴德威泽牌啤酒。
　　虽然在19世纪中期，美籍德国人经营的兴旺企业多属满足德国移民社区特殊消费胃口的生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于美国一般大众的德国商号开始崛起。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时是由于德国人特有的产品在社会上推广开来（牛肉香肠和啤酒是两个显例），但更为常见的，还是因为德国人具备技术才干和管理能力，可以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东西。例如，1849年两个德国移民，一位名叫约翰·雅各布·鲍什，是个眼镜师，一位名叫亨利·隆伯，是个商人，合伙创办了鲍什和隆伯光学仪器公司。这家公司最终成了世界上磨制镜片的最大厂家，它的镜片广泛地应用于眼镜、照相机、显微镜、双筒望远镜，以及其他光学设备。另一位德国移民，名叫约翰·奥古斯塔斯·鲁布令，身怀工程建筑的绝技，在美国发明了缆索，并用这种缆索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长跨度吊桥，包括布鲁克林大桥。钢琴的制作，是体现德国人把技术带到美国来的另一个领域，标着斯太因威、纳布和施纳贝尔等美籍德国姓氏的这样一些名牌钢琴，至今仍反映出这一点。
　　世纪的德国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的许多工业部门都曾是一流厂家的创始人。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威尔豪泽的德国移民，开始是个木材场的工人，后来发迹，建立了自己的木制品公司，直到今天它仍是同行业当中最大的公司之一。另一位第二代美籍德国人，名叫亨利·J·海因茨，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推销自家园子里种植的农产品。他后来建起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食品公司，所出售的食品种类，比公司原先的广告中所宣传的“57种”还要多。借助于德国人的技术和创业精神所发展起来的各行各业，充分体现在如下这些厂家的响亮名字上，诸如汽车工业中的斯图德贝克和克莱斯勒、伍里泽风琴公司、施图本玻璃公司、瓦纳马克联号商店、经营石油和其他工业的洛克菲勒集团，等等。这些人都不是由德国商业大亨摇身变成美国商业大亨的。他们一般都是从小本经营做起，是美国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德国移民造成的最重大社会变化之一，是在美国推广了各式各样天真活泼而且适于整个家庭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娱乐活动。音乐演奏、野餐、跳舞、打牌、游泳、玩保龄球，以及诸如此类美国人暇时爱玩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了。实际上，这些活动都是德国移民在19世纪介绍过来或推广开来的。德国人还组织了军乐队、交响乐团和各种各样的合唱队。
　　在19世纪以前，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包括世世代代的美籍德国人在内，都从清教徒的观念出发，对有组织的娱乐活动抱怀疑的态度，认为在星期天参加这些活动是不道德的。逛酒吧、玩游戏以及其他形式的消遣活动，在他们看来（至少在理论上）是道德败坏者和无赖之徒才干的下流勾当。但是，19世纪德裔人士逢到星期天在花园里摆好场子，全家人都可以围坐下来，一边听音乐，一边品尝啤酒和椒盐饼干，和美国式的酒吧大相异趣；游行、演戏、在体育馆里锻炼等等，被认为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展的活动，格调健康，有益身心。德国所爱好的这些活动，起初曾引起惊愕和怀疑。但到后来，德国人的这些“热闹但却有秩序”的活动，“开心而无害的消遣”，使得一般美国人改变了看法。结果，社会上对娱乐活动的清规戒律逐步放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参与其中，甚至是星期天也不例外。1883年有人曾写道
　　德国人有个观念，那就是玩个痛快是件大好事。这个观念已在美国人的头脑里扎根。30年前，在体面的人士当中，大家普遍认为跳舞、结伙游玩以及演戏等是有伤风化的，但是现在，除了条顿移民尚未涉足的穷乡僻壤之外，谁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德国人在音乐和体育活动方面，不但在美国开风气之先，而且在这些活动普及开来之后很久，他们仍旧是人才辈出。也许不无意义的是，为美国获得第一块奥运会（1920年代举行）游泳冠军金牌的约翰尼·威斯穆勒，就是一位德裔。他后来因在银幕上扮演猿人泰山而名声更大。第一位游过英吉利海峡的妇女也是德裔，名叫格特鲁德·埃戴尔。不错，这些成就是德裔个别人士在后来获得的，但也应算作是19世纪德国人带到美国来的悠久传统的产物。日尔曼传统还造就了许多杰出的美国音乐家，其中有瓦尔特、丹姆罗什、布鲁诺·瓦尔特以及著名的进行曲作曲家约翰·菲利普·骚撒。德国人擅长于制作乐器，尤其是钢琴。
　　教育是德国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另一个领域。美国教育机构的形成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幼儿园和大学，皆由日尔曼人首创于欧洲。德意志移民的美国办起了第一批幼儿园。他们于1855年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上所设立的那所幼儿园，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在1873年，圣路易斯市在美国首次把幼儿纳入该地区的公立教育体系。圣路易斯是德国人集居的一个中心，该地早期的幼儿师资几乎全是德裔。德国人还曾卖力地在美国学校里推广体育课程和职业教育。
　　路得教德裔和天主教德裔，都曾在19世纪的美国建立起自己的教区学校，其他的德国人则办起自己的私立学校，在那个时代，普及教育的观念还远没有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德国人的这些开拓性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在公立教育体系出现之后，德国人办的学校通常总是较好的。尽管德裔农民（和其他农民一样）有时觉得“书本知识”派不上用场，但德裔作为一个整体，是最重视教育的种族之一。
　　在19世纪，马克西米利安·伯利茨教授创立了一系列独特的语言学校。此人于1869年移民来美，身上没几文钱。1878年，他开办了自己的第一所语言学校。他教授语言的方法是如此之成功，以致很快就在全美各地建立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伯利茨学校”，这种学校后来在全世界建立了好几百所。
　　德国人是组织者。不管是什么地方协会，保龄球俱乐部、工会、企业、合唱队、乐团、学校、剧团，或者教堂，他们样样都组织得很好。他们组织过一个名为“特纳协会”的体育俱乐部，分支遍及全美，强调竞赛精神、爱国思想和智力发展。但是德国人却很少去搞什么政治组织。政治从未使美籍德国人陶醉过。在1820年代兴起“一无所知”党时，德裔曾是本土人士所攻击的对象之一。但这种攻击的矛头，主要是集中在爱尔兰人身上，而且这段历史插曲所延续的时间，相对来说也很短。德国人对禁酒的法律和运动，向来是竭力反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爱尔兰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禁止许多正当娱乐活动的所谓主日“蓝法”。但是，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德国人并不怎么涉足政治。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不如爱尔兰人卷得那么深，成就也不可同日而语。
　　早期的德意志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新教徒，这部分是由于英国政府阻止德意志的天主教徒试图移居其北美殖民地。在19世纪，德国移民队伍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数量上旗鼓相当。当时大多数的美籍德国人，不是天教徒就是路德派教徒。定居在美国东部海岸各州的德国路德派分子来说，这些观念和做法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这批德国路德派信徒，便创立了自己的“密苏里教规会议”，在教义上持有更为保守的观点。
　　德裔天主教徒时常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发生冲突，后者日趋把持了美国天主教的领导权。爱尔兰人自视比德国人更为美国化，因而有正当理由去掌握天主教会，以使德国人在文化上进一步溶入美国社会。而德国人则认为自己在教育程度上高于爱尔兰人，因而对于自己的教区“被一帮爱尔兰蠢汉所掌管”，感到愤愤不平。最终，教皇本人不得不进行干预，以恢复和平。后来，德裔、波裔和其他种族的天主教徒，开始任用本族的人担任教堂和学校的牧师及修女。
　　世纪德国移民中有不少是德国犹太人。他们时常和其他德裔住在一起，自认为是“信奉犹太教的德国人”，而不像其后从东欧其他地方来的犹太人那样，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分离的种族群。他们既不讲希伯来语，也不讲依地语，而讲德语。他们对德国文化引以为自豪，参加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的社交生活。虽说他们许多人之所以移民来美，也是为了逃避靠维也纳会议而复辟的德意志贵族政权所实施的反犹太主义政策，但住在德意志各邦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远远比不上在其他地方那样深重，一直到希特勒和纳粹年代，这是千真万确的。在美国，德国犹太人社会是在德裔移民社区内部蓬勃发展起来的。美国第一所犹太教会学校就是在德裔集中的辛辛那提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籍犹太人的报纸是如此之亲德，以致美国政府在战时那种反德情绪的支配下，曾对之提出公诉。
　　和19两个世纪的美籍德国人，还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他们能在边疆和靠近边疆的居住区内，和经常碰到的印第安人相处得不错。德国人在南部定居的很少，当上奴隶主的更少。在美国南部，凡有大批德国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落户的地方，显如皮德蒙特山区，黑人受到的压制，不管是解放奴隶之前或之后，都不如其他地方那么厉害。还有，内战前美国南部地区少数几家反对奴隶制度的报章也都集中在这一带。在北方，德国人是奴隶制度的强烈反对者。诚然，大部分德国人直到1840年代初仍是民主党的选民，但在1850年代当蓄奴成了政治上的热门话题时，他们就站到了刚成立的共和党一边。密苏里州住着大批的德裔，是他们的阻挠，才使该州在内战爆发时未能加入南方邦联。
　　内战爆发后，南北双方都有德裔参战，这取决于他们家住在那里。不过，多数德国人是住在北方。然而，德裔对内战的支持，是不能仅以地域和征兵来衡量的。甚至在征兵开始之前，宾夕法尼亚州就有4，000德裔子弟自愿请缨，加入北军，纽约州亦有6，000德裔好男儿起而应之。德裔士兵整团整团地组建起来，命令也用德文下达。大约共有30万美籍德国人加入了北军。有500多名北军军官是在德国出生的，其中包括9名少将和若干准备。
　　内战时期名声最大的美籍德国人当数卡尔·舒尔茨。此人是所谓“48年逃亡分子”之一。这批人为数不多，但皆非等闲之辈。他们在那场想把德意志组成统一的共和国的1848年革命流产之后，沦为海外难民，观点开明，激进而民主。这批人及其民主观点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是有争议的。在美国内战之前，卡尔·舒尔茨就竭力鼓吹废奴，他和其他“48年逃亡分子”当时还唤起美籍德国人在政治上支持亚伯拉罕·林肯，内战打响后又号召他们应征入伍。舒尔茨后来升为联邦军队的一名将军，在战后的重建时期，他又搞了一篇著名的关于南方状况的调查报告。虽然舒尔茨是受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委派赴南方调查的。但当他的报告写好之后，约翰逊总统却试图把它打入冷宫，因为他认为该报告太有利于黑人而不利于南方的白人。然而总统的这种做法反而使这篇报告名垂青史。舒尔茨在战后的活动，还包括编辑圣路易斯一家德文报纸，出任过美国参议院议员（代表密苏里州）；后来还当过内政部长，任内曾敦促以更加人道的方式对待印第安人。再后，他还担当过《纽约晚邮报》和《哈泼周刊》的编辑。
　　德裔在政界，从未像他们在工业、科学和音乐方面那样人才辈出。不过在19世纪，也还有几位德裔政治家是颇有名气的。除卡尔·舒尔茨之外，彼德·阿尔特格尔特曾当选为伊利诺伊州长——这是在外国出生的人破天荒地首次出任州长一职。阿尔特格尔特来美国时没受过什么教育，从做劳工开始，但后来他自学法律成才，当上了法官，并写了一本论证刑法对穷人不够公正的书。作为州长，他后来以亲劳工和赦免草场炸弹案的罪犯（他认为是冤判）而出了名。赦免犯人一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世纪首屈一指的政治漫画大师，是一位名叫托马斯·纳斯特的美籍德国艺术家。他在内战期间创作的亲联邦政府的漫画，曾受到林肯总统的赏识。形象地以大象和驴子来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就首次出自他的笔下；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胖乎乎并白发苍苍的圣诞老人，也是他的妙笔之一。最使纳斯特名闻遐迩的，还是他讽刺坦慕尼协会贪污腐败的大头目退德所塑造的滑稽形象。退德认为，对他来说，这些漫画比攻击他的那些报纸社论更加危险，“报纸上怎么说，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的选民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但糟糕的是，他们能看懂图画。”后来，逃到西班牙的退德终于被拿获归案，就是因为有个人根据漫画的形象认出了他，纳斯特给退德这一伙恶棍所刻画的嘴脸是如何广为人知，由此可见一斑。
　　德裔对美国的科学和医学一向有杰出的建树，发明也多。德国的药学家有独到的本领，因为他们受过化学知识的训练。今天人所共知的摩尔克药物公司当初就是由德裔创办的。有个名叫查尔斯·P·斯太茵迈茨的德国移民，是跛子腿，身高不到4英尺。正是他的科学天才改造了美国的电器工业，因为通用电器公司就是围绕着他和他的许多获得专利的发明创造，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世纪
　　跨进20世纪初期，美籍德国人的处境是令人羡慕的。大体来说，他们都过着欣欣向荣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社会所接受和敬重，因为他们已进一步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也有许多东西被其他美国人所采纳。牛肉香肠、德式巧克力饼、啤酒、幼儿园、体育馆和大学，现在都已成了美国国计民生的一部分，美国学校里也广泛地教授德语。然而当第一世界大战开始时，席卷全美的反德情绪就粗暴地使这些良好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变化。
　　甚至在1979年美国作为交战一方直接介入之前，美国就被洪水般的反德宣传所淹没，特别是来自英国的宣传，因为英国具备语言优势，可以用美国多数人懂得的英文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美国人当中存在的反德情绪，还不仅局限于厌恶德国本身，并且殃及日尔曼文化和美籍德国人，因为不少美籍德国人同情自己在欧洲的故国。德国书籍从图书馆的书架上被撤下，德语教学在公立中学里被取消，读者和广告商抵制德文报纸。连门德尔逊和瓦格纳创作的婚礼乐曲也从结婚仪式的节目单上被砍掉了。所有的德国人都被称为“匈奴人”（虽然匈奴人实际上并不属于日尔曼民族）。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轻蔑地说过，那些“带破折号的美国”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影响到美国的许多种族群体，后来使他们对于用破折号称呼他们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
　　美籍德国人对这些攻击，采取了许多回应的办法。有些人坚称自己忠于美国；有些人改名换姓；有些美籍德国人的组织，在其名称上抹去了与德国的联想。例如，凡名称中带有“德裔”字样的银行，都把这两个字改成“北美”。纽约的“日尔曼尼亚人寿保险公司”改名为“卫士人寿保险公司”。美籍德国人办的报章开始销声匿迹。
　　当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交锋时，事实证明美籍德国人并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千千万万的德裔子弟加入美军与德军作战。而指挥美军的约翰·J·潘兴将军（General John J.Pershing），就是一位德裔，其族姓原来在德文里就拼为Pfoerschin，也就是英文化的Pershing。
　　世纪早年，美籍德国人慢慢地被社会同化，其速度后来更有所加快。根据来自全美各地的统计资料，在1920年代多数德裔是和本族人通婚。从1908年到1912年，纽约市的德裔是有2/3以上是和本族人结婚的，在同时期的威斯康星州，有4/5稍多的德裔是和本族人结婚的，在这一时期的内布拉斯加州，情况也大体相同。这并非是因为其他种族的人少造成的。在纽约市，德裔只占人口的10%弱。到1920年代，异族通婚的比例开始增高，所以在内布拉斯加、威斯康星和纽约三个州，只有3/5的德国人和本族人结婚。纽黑文市到1930年时德裔的婚配状况也是如此，但在其他地方，大多数德国人和本族人结婚的情形一直保持到1960年代。就全国来说，到1969年就只有大约1/3的德裔男子娶德裔女子为妻了。
　　本世纪有一位美国人可谓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人想到他是德裔，尽管他是在一个主要讲德语的家庭里长大的。这家伙小时候是个纰漏桶子，到处闯祸，父母只好把他交给一家天主教会办的收容孤儿和无可救药者的教养所。在这里，不几年功夫他就成了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他这里仍然是个年幼无知的孩子，队友们管他叫“娃娃”。他的真实姓名是乔治·海尔曼·鲁斯。作为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左撇子投球手，他曾让敌队在美国棒球季度联赛中一分未得——这个纪录至今尚未被打破。使其名声达到巅峰的，还是后来当他加入纽约杨基队，并与另一位德裔棒球运动员卢·格里格联手，组成令敌队闻风丧胆的最佳击球手搭档之时。在一个季度的赛事过程的10次最高的安打率中，就有7次是鲁斯和格里格获得的。在一个季度的比赛过程中，一个棒球运动员取得10次跑垒总分最高值的，6次是这两个人拿下来的，而且是成绩最佳的6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击球得分与击球次数的比值，任何人都望尘莫及。他们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杨基队处在鼎盛时期的核心队员。杨基队在他们二人加盟之前，从未赢过一面锦旗。
　　在其他美籍棒球明星中，最出名的是昂纳斯·瓦格纳。他一般被认为是棒球史上最佳游击手。1917年退休时，他一生当中在投球、跑垒和偷垒方面的成绩是当时任何人不能相比的。不过，就参赛运动员的人数来看，德裔却从未像爱尔兰裔在这个地区或黑人在另一个地区那样主宰着整个棒球运动。德裔擅长的是竞技运动项目，尤其是游泳。
　　具有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士，不断地在政界跃居显赫的位置，但是人数不多，其身份也不是代表种族的。赫伯特·胡佛是第一位具有德国血统的总统，离我们时代最近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则是第二位。出身德裔的参议员威廉·E·波拉因反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第一世界大战后推行的外交政策而闻名于世，参议员老罗勃特·F·瓦格纳则在1935年通过的基本劳工法案——瓦格纳法案——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他的儿子小罗勃特·E·瓦格纳因为当上纽约市长而名噪一时。
　　随着希特勒和纳粹于1930年代在德国的崛起，德国掀起了向美国移居的新浪潮，其中包括某些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和文人。他们多是犹太人（最杰出的当推爱因斯坦），但是也有像托马斯·曼和保尔·梯里希这样一些卓越的德国人，他们并没有犹太血统。还有些人后来注定要在美国变为出类拔萃之辈，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名叫亨利·基辛格的德国犹太难民。在人类历史上，知识天才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因斯坦一个人的转移，就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获得核能的第一个国家。
　　正如1848年革命流产之后的难民一样，1930年代这批难民也是情系自由和民主的有识之士，给美籍德国人及至整个美国社会 带来了一股冲击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德国移民不同的是，这批德国人来美时和德国已没有认同感，相反却满怀着激烈的反纳粹情绪。不管是因为这一点还是有别的什么缘由，美籍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并未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那样，表现出强烈的亲德情绪。一个亲纳粹的小团体——德裔美国人联盟——确实存在过，其活动主要在纽约，但它代表不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籍德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德情绪的浪潮，但其规模却远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股浪潮相比拟。再也没有人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提出过美籍德国是否忠诚这样一种敏感的问题。和上次大战一样，这次指挥美军在欧洲登陆以帮助打败德国的，又是一位具有德意志血统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他是宾夕法尼亚德国人的后裔。二点时美军还有其他许多高级军官是德裔，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空军上将卡尔·施巴茨，后者执行过将德国城市夷为废墟的轰炸任务。
　　今天的美籍德国人
　　经历过世世代代的同化之后，今天仍然向人口调查局认定自己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人，究竟是否具有德国先民子孙的特征，是很难说的。无论如何，自认为是德裔的美国公民，在1972年大致占美国总人口的13%，其收入高出美国全国平均数的11%。不像他们大多务农的先人那样，现在只有8%的德裔男子是农场主或农业工人。就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而言，美籍德国人与全国平均水平几乎保持一致。
　　美籍德国人的真正历史，不在于他们为自己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对美国工业、科学、文化、军事实力和娱乐活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因为有了美籍德国人的这许多贡献，由各种不同肤色和种族组成的美利坚民族，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而且是更为兴旺发达的民族 第五章 意大利人
　　今天的美籍意大利人，多数是从意大利南部移居美国的那部分人的后裔。在意大利，高度工业化的北部和以及农业为主的贫困的南部，在经济上和地理上存在的差别，如同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方面的地区性差别一样，都是十分突出的。
　　当年那些到美国去的人，大多住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乡村里和小镇上，一般来说，不是自耕农就是农业工人。他们开始向美国大批移民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在1880年首次突破1万人大关。1890年达到5万，1900年超过10万。在本世纪之初的移民高峰期，每年有25万多人从意大利移居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人移美数量急剧下降，但从1921年起，直到美国制定新的移民法以阻止人们从世界各地大批涌入美国之前的年代里，又回升到每年20多万人。及至今天，仍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每年2.5万到3万之间——继续从意大利来到美国，超过任何别的欧洲国家。意大利人向别的欧洲国家迁徙的数目，与穿过大西洋而移居西半球的数目，几乎不相上下。全部加起来，意大利人离乡背井移居异国的数目，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外迁人数的记录。
　　第五章 意 大 利
　　意大利半岛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之前的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然而作为一个国家意大利相对来说又是年轻的，仅始于1861年。这一年，意大利各省在历经多少个世纪的分裂后首次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离开这个相对年轻的国家而到达美国的那些人，当时只知自己是那不勒斯人、叙拉古人或加拉布里亚人，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明白自己是“意大利人”。就语言和地理而论，意大利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好多地方的土语，外地来的人根本听不懂。有人说过，“不仅是每个地区，即便是每个小镇，都觉得本身具有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其百姓对几英里之外的人都感到极为陌生”。各个村庄，即使鸡犬之声相闻，语言和文化也相去甚远。在地理上，该国被亚平宁山脉一分为二，形成了许多相互隔绝的山谷，而西西里和撒丁则是两大岛屿。
　　国 家
　　在意大利南部，可耕地少而零散，致使许多村社相互阻隔——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语言和其他文化方面的差距。此外，这里也很少有可为贸易和交通提供舟楫之便的长江大河。在向美国进行大量移民的时代，诸如广播、铁路和航空这类现代旅行和通讯工具，在意大利南部尚未出现，或者说尚未起到显著的作用。及至20世纪中期，意大利南部的某些村落仍然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
　　如同爱尔兰人和其他种族所走过的道路一样，母国的状况继续影响着在美国生活了几代人的美籍意大利人。从20世纪美籍意大利人的居住模式，四分五裂的组织，甚至投票模式等方面，人们仍可以看到当年意大利地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影子。
　　意大利南部的气候和地形造成了该地的贫困。气温虽说相对还算适中，但降雨量偏低而且又集中在少数几个月份。作物生长季节恰是干旱的——“旱情可能持续六个月或更长”。雨季到来时，往往又是倾盆而下，造成水土流失。生长季节缺雨反过来又限制肥料的使用。丘陵地带的土质吸水性差，一旦下雨，势必形成湍急的水流，一泻千里；一度覆盖着意大利南部的浓密的森林被毁坏之后，既加剧了水土流失，又使沟壑、池塘积满死水，孳生疟疾。意大利在欧洲是疟疾闹得最凶的国家，而其南部又是本国受疟疾危害最烈的地区。疟疾除了直接造成痛苦和死亡之外，还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因为土质最肥沃的低地同时也是疟疾最易感染的地方，故此农民和农业工作就住到山坡上，以避开夜里出来咬人的带有疟原虫的蚊子。这样一来，白天有不少时间就得花在下田和回家的路上，时常往返要走好几英里，实际干活的功夫没多少。
　　尽管意大利南部大多属丘陵和山峦地带，但其间高原的高度恰恰于农业不利。一方面这些高原太高且崎岖不平，所以不宜种庄稼，另一方面却又嫌太低，因为无法积雪。倘能积雪，春天就可融化，形成缓慢而平稳的水流，滋润农田。除了缺乏欧洲其他某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有利条件之外，意大利农田的土壤在冬天也得不到大自然的恩赐，因为没有严寒去形成次第的结冰和解冻，从而使土质松软。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完全凭人力及耕畜来完成松土的繁重劳动。
　　意大利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既表现在农业方面，也表现在工业方面。高山和丘陵占据了该国陆地面积的75%。只有一半的国土属可耕地，可耕地又大多集中在北部。在南部，高山一直“绵亘到海外，所以可耕地只局限在山村周围、高原和海岸边的平地”，而海岸边的平地一般又都十分“狭窄”。不管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看，意大利还缺乏冶炼钢铁——现代工业的支柱——所必需的煤和铁矿石。
　　历史加重了大自然造成的问题。意大利南部长期是历代争霸帝国和王朝的战场。至少是从罗马帝国的时代以来，这些帝国和王朝在意大利半岛反复较量过。在中世纪，曾有两百年该地遭到入侵，“不时发生，甚至每年一次”。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意大利南部被形形色色的外族人征服过，包括伦巴第人、阿拉伯人和诺曼底人。当地民众生来就是烧杀抢劫、奸淫掳掠和被奴役的对象。在意大利，“各民族的鲜血融汇在第一河流里”，正如意大利是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在这个半岛上来去匆匆的许多外族人语言的大杂烩一样。
　　意大利文化复兴的硕果，是意大利北部的产物，对南部的影响很小。哥伦布、但丁、米开朗基罗和罗西尼都是北意大利人。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对罗马帝国的历史——“光荣归于罗马”——也毫不会感到骄傲，因为他们的祖先在那时长期沦为奴隶，罗马的光荣没他们的份。那场由斯巴达率领9万奴隶举行的造反，就爆发在意大利南部。多少世纪以来，这里还曾发生过无数次的起义和反叛，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因为当地人民团结不够，无法形成协调一致的区域性运动。
　　意大利北部可谓得天独厚，辅之以人和。春天和夏天，当庄稼需水时，这里正值雨季。北部有“好几条因阿尔卑斯山积雪融化而水量相对较为稳定的河流”，这些河流“为工农业提供了可观的水源和动力”。此外，至少在意大利人大批向美国移民期间，北部还存在着“一个世界上无与伦比、无出其右的灌溉体系”。说到意大利北部的农业，那是“满田浓绿繁茂”，产出“各色作物”。南部那种森林被毁和其他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在北部不太常见。
　　在20世纪中期，约占意大利人口和耕地40%的南部，其产出只占全国的20%左右，北部人均收入高出南部大约2/3到4/5。19世纪时，意大利南北两部分地区的文盲都很多，但南部的文盲（占人口的84%）比例大大高出北部（占人口的59%）。
　　在意大利的南北两部分，人的差别可以和地理及经济上的差别等量齐观。下面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情况。
　　人 民
　　南意大利人不仅有着与众不同的及悲惨的历史，而且其贫困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也是少见的；他们还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其中不少一直体现在美籍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的身上。
　　南意大利人所遭受的屈辱和蹂躏，不仅仅是有一套不公正或压制性的法律被强加在他们头上而已。因为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贵族和领主直接主宰着百姓的命运，他们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对民众来说，问题不只是要遵守一般的法律，而且还要讨好手中握有大权的人。此种传统的后遗症，即便是在20世纪中期意大利南部的乡村里仍可观察到：
　　当蒙提格拉诺的一位绅士在集市上买只瓜或一篮西红柿时，他连口都不张，就将之递给离他最近的的农民小孩，或妇女，或男子。后者也会理所当然地把瓜或西红柿乖乖地送到他家里。他可以让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农民给他效劳，但双方从未想到这种效劳要给以报酬。
　　农民想献殷勤，讲礼貌（civile），因为他心里有数，将来会有一天，这位绅士将在恩顾或加害之间作为适当的取舍。
　　意大利南部农民不单是贫困和无权，而且也被人看不起。当地的一位小说家曾借他书中的人物之口说道：
　　在万物的头顶上有个上帝，他是天上之王；
　　在上帝之下 ，是托尔罗尼亚的王子，他是地上之王；
　　在王子之下，是王子的卫兵；
　　在卫兵之下，是卫兵的狗；
　　然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末了才是农民，
　　可农民不算人。
　　甚至农民自己也真的以为他们是“有别于他人的异种”。在南部意大利这样一种等级高度分明的社会里，对于一个农民或农工来说，不管是在工作上、自我进取方面或在公共和政治事务中想发表点意见，表现出任何主动性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主动性不可能招致好报，反而会引起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这些人农民实在得罪不起——的愤懑。农民自己心里明白，必须老老实实地卖力干活，永远听从指挥，不可越雷池一步。后来，美国老板不无沮丧地发现，美籍意大利人身上仍然带有这种消极性格的烙印。
　　直到向美大量迁徙的时代，多数民众依旧是农业工人——其中少数人拥有小块农田，多数人不是租别人地种就是在别人的地上干活。就那些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移民来美的人而言，其中有77%的人是农业工人，专业人员连0.5%都不到。
　　尽管就历史的创伤和极度的贫困而言，南部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是难兄难弟，然而他们在某些关键的气质方面，却又彼此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在对待创伤和贫困时各有各的对策和文化上的适应办法。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来自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异族，所以在回应时具有强烈的全民族意识，而意大利农民则长期遭受宗教信仰相同的本族人（或与本族混血的人）的压迫，这种情形使他们不能形成民族团结，而是导致各顾各的绝望做法——完全仰仗直系家庭的其他成员。两国的授命当局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但在爱尔兰产生的那一系列严密组织却从未在意大利南部形成起来，这里最信得过的小圈子很少超出近亲的范围。南部意大利人的回击方式——族间报复和黑手党——也都是以对方的家庭为目标。
　　南部意大利人长期保持着格外强大的家庭纽带，以此作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社会组织。按照西方世界其他多数地区的准则来看，南部意大利人对家庭的依附太过分了——超出了国家、宗教和道义对个人的要求。感情、忠诚和道德几乎只存在于家庭的范围之内。例如，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只对北部人才有重大意义，是他们在19世纪统一了意大利，也是他们在20世纪成了墨索里尼的主要追随者。南部意大利人认为才教会组织和自身有距离，甚至对它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相比之下，爱尔兰人笃信宗教，教会也和民众一直起长期受到欺压。甚至在20世纪，南部意大利人的哲学也还一直被人称为是“与道德无涉的家族主义”——尽量扩大直系核心家庭的眼前福利，维持家庭的荣誉，并为此二者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被认为对这种家庭以及对南部意大利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因素当中，就有教育这一项。这种教育是在统一之后由北部意大利人引入和掌握的。1877年首次通过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法律。该项法律遭到反抗和拒绝，甚至有人掀起骚乱并焚毁校舍。农民不认为受教育能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实际上在那样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农民的这种看法恐怕不无道理。教育反倒被认为是对家庭神圣性的一种侵犯，是把一个儿童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抽调出来，教之以与其家庭信奉相左的一套价值体系。对于贫困潦倒的平民百姓来说，推失去一个孩子作帮手或出外挣钱的机会，实在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损失。
　　在南部推广教育的尝试，所获成功是缓慢而不平衡的。近至1900年，南部意大利的文盲比例仍达70%，高出同期英国、法国或德国的10倍还不止。爱尔兰人确实也缺乏教育传统，往往对之漠不关心，但尚不至于像南部意大利人那样极端地敌视教育，并在家中公开地诋毁它。这种态度日后将顽固地体现在美籍意大利移民的身上，并在某种程度上传给他们的后代。
　　捍卫家族的荣誉，也包括保护年青女子的贞洁。尽量把姑娘们关在家里，出门要有人护花，其男性亲属刻意保护她们，在必要时也会为她们报仇。在公开场合调情，在罗马向属司空见惯，南部意大利人对此则嗤之以鼻。进入本世纪时，意大利南部的私生子在比例上连北部各省的一半都不到。那不勒斯周围地区的私生子比例，只相当于罗马周围地区的1/5左右。
　　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反映了意大利南部的现实。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多属宿命论者，相信运气，这和天下所有庄稼汉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是靠老天爷吃饭。本世纪中期进行的一次心理学实地研究表明，意大利南部一个村庄里人们的态度和北部意大利人的态度大不相同，两者又都和美国人的态度不同。意大利南部乡下的村民普遍有一种大祸临头感，也同样觉得任何能获得的好处，不是来自命运的赏赐，就是来自大人物的恩典，而与个人的主动性或长远计划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南部意大利农民讲话时，几乎不使用将来时态。对鬼神和宗教的态度也反映出类似的影响。南部意大利人对宗教和灵性的体验，并不意味着要遵循一套既定的规矩以求最终得救，而是去讨好眼前那些捉摸不定的力量——守护神、撒旦，巴结诸如“毒眼”或神奇的数目字这样一些非基督教的魔力。鬼神的力量一旦不灵验——如维苏威火山爆发造成的灾难——那就很可能被抛弃在一边，和乞求时只从个人出发，是一样的短期行为。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对个人能控制的也采取不负责的态度。恰恰相反，在意大利南部，人们苦干、节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家庭的福利和荣誉，并参与五花八门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以求上苍赐福驱邪。他们的文化观念，强调男女对家庭所担负的重任。好汉并非匹夫，匹夫对个人逞能，自找麻烦。譬如，偶而的争吵是应当避免的，但严肃的战斗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容含糊。南部意大利人奉行的准则是，客气但坚定地警告对方不可轻举妄动，一旦对方置之不理，继续寻衅，则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这与爱尔兰人那种一触即跳、瞬息和好的风格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他们对饮酒也持同样严肃的态度。尽管饮用葡萄酒的人很普遍，但是喝到失去自我控制的酗酒程度却十分罕见，美籍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仍保持着这种适可而止的酒量。这种局面可能是由意大利的土质和气候适合于生产酒性发作相对较慢的葡萄酒，而爱尔兰的土质和气候适合于酿制烈性酒的原因造成的。
　　北部意大利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向来更接近于其他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在他们看来，南部意大利人的作风，有的属古怪，有的属落后，有的属野蛮，有的则属莫名其妙。北部意大利人对南方同胞的屈尊——甚或成见——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历史上很久以前的年代里，到他们都抵达美国时也没有消失。如同等级森严的社会种姓制度一样，地区性的贵贱秩序也是层次极为分明的，托斯卡纳的最上层，西西里人在最下层：“身居意大利中部的那不勒斯人蔑视北方弟兄们向他们摆出的那副屈尊俯就的面孔，但一提起南方的同胞，他们马上就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色”，甚至在到达美国之后，“西西里人仍遭到其他意大利的排斥。”
　　在美国的意大利人
　　甚至在南部意大利人大规模向美国移居以前，意大利人就已经有过向邻近较为富庶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瑞士——以及南美（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迁徙的历史。在19世纪，意大利移民去南美的人超过去北美的人，尽管这一趋势在20世纪发生了逆转。意大利移民的来源和性质，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过重大的变化，数量和目的地亦不尽相同。
　　从1820年到1850年，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充其量不足5，000人。在1850年代的10年里到达美国的意大利人约为9，000，在1860年代的10年里，这个数字增加到12，000。他们大多是北部意大利人，其数量仍属微不足道，没有引起美国公众多大的注意，尽管当时本土主义之风颇盛。这些意大利人当中，只有约1/7的人是劳工，其余多属工匠和小商。他们散居在美国各地——在纽约，他们以贩卖水果出名，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种植葡萄来酿酒——而不像后来抵美的南部意大利人那样，大批集聚在少数几个港市。这批人在南部意大利人潮水般地涌进之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地社会所接纳，手头也很富足。
　　内部差别
　　在同一个种族之内，先期到达的人和后期到达的人，二者之间的关系乃是多数美国少数种族历史上的一个事关重大的因素。一般来说，先期到达的人已经处在有利的地位，除去物质方面的优势之外 ，这还表现在对当地社会的法律、社团、行为准则和文化有所了解，并已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地社会所接受，懂得如何与之打交道。这些有利条件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缓解后期抵美同胞在过渡阶段遇到的困难，那就要看哪个种族，也要看在历史上是哪个时期，未可笼统而论。有的将本族的后来者看作兄弟，热情而自豪地予以欢迎，并认真地开导他们去适应美国的行为规范，有的则公开对本族的后来者横加挑剔，以避免这些未经美国文化洗礼者的不良行为会招致对他们整个种族进行责难。这是两种极端的态度，居间者的做法不一而足。北部意大利人就曾公开指责南部意大利人，且其态度之激烈实在是美国任何少数种族所望尘莫及的。好多北部意大利人“宁愿自称是美国人”，而不愿遭到本土主义者对南部意大利移民的那种欺辱。他们一口咬定，意大利南北两部分人不是同宗，以致美国政府后来也就把他们在人口调查资料上分开统计。资料显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确实不少。
　　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移民只有12%是文盲，来自南部的移民却有54%是文盲。意大利北部移民工人参加工会的占40%，南部意大利移民工人参加工会的只占11%。虽然在大规模移民结束之前，500万迁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当中从北部来的只占15%，但获得专业职称的美籍意大利人大多是从北部来的，或虽来自南部但却不是农民出身的意大利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便是在工厂和矿山就业的美籍意大利工人当中，北方人也比南方人挣钱多，文盲少。
　　移民返国
　　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确实是别具一格的。迁徙美国后又大批返回故国的现象，首次发生在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当中。这在当时美国的历史上固然是独特的，但在意大利的历史上却算不上稀奇。从1875年到本世纪初期，意大利外迁世界各地的移民，暂居者多，久留者少。此期迁徙到欧洲其他地区的意大利人，回国者占90%左右。从美国返回故土的难度相当之大，但是，当时已有轮船可乘，打回老家去是可行的，比起风帆船时代的爱尔兰人来，早已今非昔比，那时飘洋过海，走一个单程都可能葬身鱼腹。意大利移民从美国倒流的比例起伏不定，大致保持在11%到73%之间。大多数返回故土的意大利，是在抵达美国后5年之内起程的。
　　要直接了解究竟倒流者当中有几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有长远打算，只准备暂居一段时间，或究竟有多少人是由于失望才返回的，虽然现在已无法弄个水落石出，但是仍可以寻找到不少蛛丝马迹。迁徙者当中男性所占的比例——不管是在一国之内流动或向国外移民——是判断其打算永久定居还是暂时或试探性旅居的一个线索。意在永久定居者，在搬迁时往往携带妻小，两性人数比例相当，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当初就是如此。但是意大利人早期迁居许多国家时，有近90%的人是男性，随后也占到80%左右。从意大利来美的移民，其中小孩所占的比例低于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自美返回的意大利人当中，约有2/3的人当初并未偕家眷同来。有相当可信的证据表明，他们来美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或带有试探性质，返回故土既非失败亦非失望的表现。不少返回的人都在美国挣了一笔可供回国后购置田产或充当体面公民的钱财。
　　大批人返回，对仍然留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和意大利本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美国返回的人，不但给意大利带来了物质财富，也引入了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包括对教育的格外珍重。而在美国这一边，对返回意大利的期待心理减弱了走向美国化的刺激。这对于那些仅打算在美作短期旅居而后来又不得不推迟返回，及至最终只好永久定居下来的意大利移民来说，就构成了一个老是无法摆脱的障碍。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意大利移民，真正变成美国公民的实际人数，在比例上远低于其他移民种族，掌握英文的人数也也极少。此种状况亦见诸于其他进出美国频繁的种族当中，例如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法裔和住在美国酸西南部的美籍墨西哥人，就是这样的。
　　美籍意大利人讲话的一个特点，是生造混合词，即半是英文，半是意大利文。他们这样做，有时完全是因为意大利农民的词汇里压根就没有相对应的单字，如把car（汽车）说成carru，把factory（工厂）说成fattoria，把refrigerator（冰箱）说成frigidaria，等等。
　　居住模式
　　美籍意大利人的居住模式，反映出他们在意大利时的地区主义格局。从意大利同一个村庄或省份来的人，往往集居一处，社会交往也局限在本村老乡或同省人的范围之内。在一个人给定的美国城市里，可能有几百个意大利人的互助组织——每个组织仅为意大利某一特定地区来的人服务，而不可能联合起来为全体“意大利人”提供方便。这种奇怪的状况不只是存在于美国，同时也存在于阿根廷的大批意大利移民当中，从意大利某一地区来的人同样也打不进从意大利另一地区来的人所组织的互助社团中去。在美国，意大利人的互助社团往往以该社团成员在故土时居住的那个村庄的名字或那个村庄的守护神的名字来命名。美国老板从经验中体会到，雇用来自意大利不同村庄的意裔工人在同一个单位干活，是自找麻烦，必将引起暴力事件。
　　在某一特定的街道上，可能集中居住着不少那不勒斯人或西西里人，然而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型居民区里，意大利裔很少能构成多数。其他的移民种族——爱尔兰人、德国人、犹太人等——通常会和意大利裔共处一居民区。外国移民居住区通常很少有美国本地人夹杂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大利移民与外界社会离群索居的情况，和其他同时代的移民是相同的。不过，在选择居住地方面，意大利人决不是随遇而安。在1880年和1910年，意大利人的“隔离”状况（从统计数据与理论上的随机定居二者的差距来看）甚于其他移民，也甚于同时期的黑人。
　　与家庭甚至与同村人的密切关系，限制了意大利移民和外界社会的有益接触。反过来说，全体意大利移民相互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又使得他们不敢与其他种族发生摩擦。美籍意大利人与各式各样的种族都能和睦为邻（这与例如爱尔兰人的经历就形成鲜明的对照）。大约同时于19世纪晚期抵达纽约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相互之间历来就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暴力事件，甚至也未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对立面。同样在波士顿，“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相处得很好，胜过他们任何一方与爱尔兰人的关系”。在全国各个城市里，美籍意大利人与欧洲其他各种族都不错，甚至肤色的差别也没有妨碍此种和平共处的格局。意大利人在纽约唐人街一隅长期与美籍华人混居，很少发生龃龉或动武。在美国南方，美籍意大利移民对南部维持传统的肤色界限根本不当回事，以致他们自身成了南部本土白人攻击的对象，被认为破坏了“白人至上”观念。纽约的美籍意大利人一直和格林威治村的先锋派分子及异端文化相安无事，尽管他们本身很少或根本就不参与其活动。
　　意大利人能和他人共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能被他人同化。例如，意大利移民的择偶对象几乎从不超出本族的范围，即使是第二代的意大利裔仍然大致如此。先是，意大利移民通常在故国的本省——甚至本村——同乡中择偶。一桩意大利移民的婚事，几乎总是一个意大利人与另一位有本族血统的人之间的嫁娶，但却从不会是一个北部意大利人和一个南部意大利人结为秦晋之好。进一步说，即便发生了与异族通婚的事，那与其说是向种族融合迈出了一步，还不如说是某些个别人士生活中的孤立事件罢了，这些人士因飞黄腾达而从本族社区中游离出去了，仅此而已。美籍意大利人社区仍然保持原来的风貌，这些后来发生的个别与异族通婚现象，基本上对它没有什么影响。
　　工 作
　　世纪晚期大批迁入美国的意大利人，有半数是劳工，相比之下，此期美籍德裔人只有1/7是劳工，美籍爱尔兰人也只有1/3是劳工。他们很少有人从事在意大利惯于从事的农业，原因是他们所定居的那些港市几无农业可谈。在很大程度上，意大利移民踏上了先前爱尔兰移民走过的老路。他们是工厂的工人，是矿山的矿工，或在建筑工地上抡锹挥锤，包括参加修建铁路和地铁。在纽约，很多意大利人专门以拣垃圾为生，也有人以擦皮鞋为业（纽约州擦皮鞋的有90%以上是意大利移民）。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从事专门行业的只占其总人数的0.5%弱。意大利移民当中，小业主的人数似乎比爱尔兰移民中的小业主人数要多些，但这两个移民种族中的小业主人数都不算突出。
　　南部意大利人在美国的就业模式，从各方面都反映出他们在祖国时的背景。来自森林被毁的意大利南部的移民，极少有人在美国从事伐木行业，但却有很多人挑选了与利用石料有关的职业，因为在缺乏森林的意大利，石头是常见的建筑材料。意大利移民还与在祖国时一样，从事捕渔业的人也很多。
　　在世纪之交的年代里，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充当海员、泥瓦匠、裁缝、鞋匠和理发师，外加10多万劳工，但是他们之中当上医生、律师和教员的人，加在一起尚不足100人。
　　和在意大利南部的老家不一样，意大利移民的妇女在美国也工作，但却几乎从不给人家当女佣。这和不从事无专长职业就去当家佣的爱尔兰裔妇女或黑人妇女的就业方式是有明显区别的。去做佣人并住在雇主家里——就像19世纪的爱尔兰妇女那样，一方面违背南部意大利人的传统，因为他们历来不让女人抛头露面，以杜绝发生两性暧昧关系的任何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与南部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不相容，因为他们认为，妇女是贤妻良母，照顾家庭是她们的天职。家庭血汗工厂是解决既要就业又不离家门的一个折衷办法。这种办法又使得孩子们从小就学着干活，这是移植到美国来的南部意大利的另一生活特征。哪一个移民种族也不像意大利人那样，常常硬是让自己的子女辍学，留在家里干活或外出打干，这是尽人皆知的。
　　在意大利移民当中，酗酒率低，这是他们从祖国带来的传统。所以就这点而言，美籍雇主对他们印象很好，认为他们比爱尔兰更能自我克制，上班守时，工作可靠。然而，美国雇主也抱怨说，意大利移民工人缺乏主动精神，因而需要付出昂贵的监工费。缺乏主动精神，也是南部意大利社会背景的反映，在那里，主动精神只会惹麻烦而得不到好报。总的来说，美国雇主并不认为意大利移民劳工格外可取，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监督，在管理上开销较大。意大利裔工人的日均产出量赶不上其他种族的工人——包括当时的爱尔兰人和黑人——所以付给他们的工资也就相应较低。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在阿根廷，意大利移民工人的劳动效率就被认为比阿根廷当地人要高。这可能反映出北部意大利移民大批来到了美国，也可能反映出美国和阿根廷的劳动标准有差别。
　　年，美籍意大利男子挣得的年收入，低于本土白人男子或黑人的男子。
　　在早期移民时代，人们观察到的奇怪现象之一，就是意大利裔工人身材瘦小，或者说缺乏体力。这种现象当时很普遍，但后来却有所不同，从而迫使人们发问，美籍意大利人的体格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更好的营养可能是一种解释。不过，当意大利工人在铁路修筑线上、工地上或其他一些非熟练行业里取代了爱尔兰工人的时候，他们并不比爱尔兰人更穷苦，而爱尔兰工人却从未被认为是缺乏体力的羸弱之辈。还有一种解释似乎更加可信。就是，世世代代居住在孤立的小村落里，许多人相互都难免有某种血缘关系，尽管这种血缘关系可能遥远，一般人还意识不到。而一旦他们开始和原来小村落之外的人通婚，其后代的体型就会高大起来。这是一种遗传现象。移民代的意大利人，虽然和来自同村或同省的老乡结婚的特别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开始在更加广泛的意大利裔社区里寻找嫁娶对象。这样，美籍意大利人甚至用不着和异族通婚，其后代就足以形成一个使体型增大的遗传基础。美籍爱尔兰人在择偶时从未受到内部分裂和地理因素的限制。
　　包工头制度是移民意大利人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包工头，也就是意大利劳动力的招募者、组织者和监督人。包工头形成的各个联络网，可伸到美国好几个城市，甚至直通到意大利本国。包工头为铁路、建筑公司或其他需要非熟练劳工的厂家，提供大批意大利移民，并为之充当翻译和工头，使得这些劳动力能更有效地为美国老板卖命，否则的话，美国老板若直接与这些意大利人打交道，对其情况又一无所知，社会存在不少麻烦。对移民工人来说，包工头可帮助他们联系上雇主，提供赶赴这个陌生国度各地区的交通，提供他们吃得惯的食物，提供信贷、银行以及其他各项杂七杂八的服务。凡此皆属人地生疏的移民难以获得的东西，或根本摸不着门路。雇主付钱给包工头，包工头再付钱给工人，当然先要除去工头自己的费用、花销、垫付款、房租和信贷利息。
　　包工头制度从1880年代南部意大利人开始大批迁美起，大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直广泛地存在着。这种制度不仅应用到美籍意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应用到从南欧和东欧来的其他移民身上。在19世纪末，包工头们控制着纽约全部劳工的2/3。约在同时期的芝加哥，有1/5强的意大利人在为某个包工头干活。费城的工头们在该市招揽意大利人到周围的农业区去充当季节工。在包工头制度下，白手起家的意大利移民得以扩散到全美各地，与其同胞一道生活和工作，文化上相互熟悉，并通常于积蓄了按当时标准算是一笔可观的钱财时返回故国。也有不少人就在首次充当契约劳工的地方安家落户，在当地建立起美籍意大利人的社区。这些社区至今仍存在于奥马哈、锡拉丘兹、纽瓦克和底特律等城市。
　　在某些意大利移民中，父母将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包工头当学徒，包工头就将这些孩子送到乡下去劳动，或让他们在城市里当报童、小贩，或在马路上演奏乐器，挣几个小钱。
　　由于雇主或司法当局对包工头承办的各种合同很少或没有进行监督，又由于劳工对美国通行的房租标准、旅费开支或工资所得的利息减免根本不了解，包工头时常都捞得肥肥的。包工头一般是些强悍而贪婪的领头人，身上带有武器，也可能会有其他武装分子的支持，以便保护其在劳工身上预先支付的这笔投资。有的甚至对没有完成预定任务的劳工——不管成人或儿童——施以肉刑。由于本身也有意大利南部的背景（时常和他们手下的工人来自同一省份），这些包工头们知道，工人是不会去当局告发自己遭到的任何欺诈或凌辱的，更不用说组织起来与他们作对了。不过，这种制度还是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注意，引起他们的警觉，于是掀起一场运动，坚决要将其根除之，并得到意大利政府和美国当局的支持。这些努力基本上是失败折。尽管通过了禁止劳工承包制度的法律，意大利移民却很少承认他们是出了钱才找到工作的。他们对包工头制度利弊得失的衡量，显然与改革家们的衡量大不相同。虽然改革派的努力没有能阻止包工头制度的存在，但它却被时代所逐渐淘汰。随着美籍意大利人日趋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有本领去自谋职业，能适应美国的工作环境，包工头提供的那些方便对他们就越来越没有什么价值了。20世纪初，这个制度很快就消亡了，但其残留的痕迹直到1930年代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年龄较大的工人当中。
　　社会组织
　　在美国和南部意大利一样，家庭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压倒一切的关键组织。确实，家庭几乎是能够要求人们效忠的唯一组织。
　　宗教并不是与家庭争夺忠诚的强大对手。尽管大部分意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意大利对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意大利普遍存在反对教会官僚的气氛，而由爱尔兰人把持的美国天主教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在南部意大利，教堂的祈祷礼仪很少有人参加，除非逢到圣诞节、复活节等重大节日。在美国，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给教会的捐款，按人头计，只相当于波兰裔、爱尔兰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爱尔兰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时常在天主教教义的观念上发生冲突。南部意大利人的宗教观念不那么刻板，节日礼仪偏重热闹，注重对守护神和圣母玛丽亚的崇奉，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对圣餐或念珠祈祷也不在乎。
　　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宗教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几个意大利人愿去当教士的，而在由爱尔兰人操纵的美国天主教内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极少有升迁的机会。在移民代，意大利人子女极少在教区学校上学。这些学校即便设在意大利移民街区，也由爱尔兰裔修女来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爱尔兰人手里是一样的。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学龄儿童在教区学校就读的尚不到5%，而在纽约，意大利人的子女入公立学校的人数是入教区学校人数的7倍，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和在教区学校读书的人数，大致是相等的。用意大利文出版的报纸公开鼓励不要到教区学校去读书，理由是宗教教育应当在家庭里进行。
　　某些爱尔兰裔神职人员甚至对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个人就宣称：“意大利人不如我们聪颖。”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称意大利人为“黑不溜秋的”，叫他们到后排与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与许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组织保持着距离。这又是南部意大利价值观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耻于向别人求援，有了冤枉不求助于警察为之伸张正义，遇到困难也不求慈善机关以苟全。在这两种情况下，意大利人宁可自谋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单身，即便饿着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愿干”。只有在家眷迁来之后，他们才会在走投无路时去求助慈善机构，以免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们到了“奄奄一息，贫病交迫”之时。此种对施舍坚辞不受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前进似曾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大萧条的1930年代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的时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着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组织起互助会。互助会根据其成员在祖国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几，山头林立。这种状况亦见诸于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在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在1910年有400个。在同期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则多达2，000个。他们从未能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为全体美籍意大利人服务的互助总会。不管怎么说，这些互助会总算是一种高出南部意大利共济范围的合作形式，在那里，像这种承担家庭之外义务的做法，可谓是闻所未闻的。一位研究意大利社会的知名学者曾经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区’一词的同义语是困难的。”甚至在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团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展开，后来到了美国仍是如此。
　　和包工头制度一样，美籍意大利人的互助会可算是向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种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迈进了一步。通用汽车公司、红十字会、政治运动、工会或体协等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组织。南部意大利人一般尚未缔造过此种意义上的组织。他们的那些团体都是由彼此已经熟识的人组成的，一般来说，相互之间或者有血缘关系，或者有教父教子关系，或者（像在美国）有来自同一省份的同籍关系。但是，要把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国，对于南部意大利人也来说，那都是困难的。在南部意大利，正式的组织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外部力量就是意大利政府或罗马天主教教会。全国范围内的美籍意大利人的组织，其形成的时间一般要比其他种族的全国性组织形成的时间要晚，而且通常也根本不像犹太人的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B’nai B’rith）或黑人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那样进行着有效的活动。
　　意大利移民积极参与其他人所创造的工会，并在组成美国服装工人协会时发挥过作用，但总的来说，他们建立的组织极少。甚至在为共同的目的而采取联合行动时，他们也打个人的小算盘，对不属于本家或本地的陌生人信不过。意大利人的这种作风，在南部意大利以及在现代美国，都可以看得出来。
　　犯罪和暴力
　　作为一个移民种族，意大利人的犯罪率是偏低的，而且他们所犯的罪一般都属赌博、斗殴之类，而非盗窃、诈骗或武装抢劫一类的职业犯罪活动。19世纪的意大利移民，曾被描绘为“诚实不亚于鲁莽”的人，就是说，别人不招惹他们，他们一般是安分守己的；比起别人来，他们不太会“捅娄子”。他们不像爱尔兰人那样动不动就吵打得不亦乐乎，打架对南部意大利人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意大利移民身上常常带一把刀或一杆枪，谁敢攻击他们，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有人认为，他们在19世纪大批迁入移民居住地段之后，那里的打斗事件就减少了。在爱尔兰人称霸于移民集居的贫民窟时，无端殴打陌生人或向过路人行窃，乃属司空见惯的事，然而一旦碰上陌生人是个不肯让步而又手持尖刀的意大利人时，搞这类欺侮行人的小动作就十分危险了。
　　职业性的犯罪活动在南部意大利已是一门高度发达的艺术，特别是在黑手党的老巢西西里。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并不参与这类活动，虽然他们也遭到连累，被无辜地打上黑手党的，岂不知他们自身就是黑手党的主要受害者。在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此时尚未发展到后来在禁酒运动时那样的猖獗程度。更何况，在意大利移民来美的那段时期，美国有组织犯罪的头子大多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各移民种族依来美的时序而在职业和居住区方面带有继承关系，这后来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犯罪上。
　　意大利人也和其他移民种族一样，较高的犯罪率都发生在第二代人，而不在第一代人中间。在纽约市，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率在两代人之间增加了一倍。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移民当中，有一项特定的罪孽是不存在的。1890年一项调查发现，在纽约或费城，几乎没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现象一样，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
　　意大利移民的后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的不少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在美国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与其他移民种族一样，学校里灌输的是美国的价值和方式，孩子们由于在两个世界里长大，也就讲两种语言，体现两种文化。这固然有利于他们向上流动，却也在家庭里造成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时常造成个人内心的矛盾。
　　家庭依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仍是忠诚的归宿。离婚、分居或抛弃妻室，在意大利人当中仍属罕见，这与早先的爱尔兰人或20世纪的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居家朴实无夸也仍旧是美籍意大利人的风尚。此外，意大利人的家庭大体上也还是父亲说了算，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事多由母亲作主，包括如何支配丈夫挣得的大部分收入。
　　在叙述美籍意大利人的发展史时，人们容易忘记这部历史的代价。约瑟夫·罗普里阿托曾令人信服地描述过意大利人的苦楚：“愤怒的爱尔兰人；傲慢而又惊慌的‘美国人’；贪得无厌而又诡计多端的包工头；不可靠的职业；逃不脱的工伤事故；在老板的大声呵斥之下，从早到晚弯腰低头，抡动铁锹干个没完；带有侮辱种族色彩的玩笑和脏话；贫民窟斗室之内的恶心气味；子女生病；孩子放学回家后希望知道为什么做个‘热那亚人’是不好的……”等等，意大利人什么痛心的事都碰到过。
　　教 育
　　美籍意大利人对接受正规教育是很迟疑的，认为它威胁到家庭的价值观念，并使孩子失去就业的机会，无法找工作赚点钱来贴补家用，在经济上划不来。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意大利人都高度重视实用知识，但正规教育却被认为是不实用的。在意大利南部，对于迁居美国的那些阶层的人们来说，正规教育确实是不实用的，从来美的第一代移民所从事的那些职业来看，正规教育的实用性也不怎么明显。在那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工作机会根本就超出了他们的经验或领会的范围。《教父》一书的作者马里奥·普佐本人就是意大利移民的第二代，他曾说过：
　　母亲希望我能在铁路上找个书记员的差使。这是她的最高理想，达不到这一点她也是有思想准备的……她一字不识，在意大利时是个农民，相信只有贵族子弟才可能当上作家。
　　家庭对正规学校教育的支持不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如逃学率高，放学后要干活，一到法定年龄（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立即退学，等等。此种风气不仅反映出父母的想法，孩子在学校里也有其难处。意大利移民的孩子在美国的学校里，从言语、衣着到其他许多文化特征，一切都使得他们成为别人嘲讽的对象，并诚如当时一位人士所言，学校的教员也对招收这些孩子入学感到“遗憾和不安”。挣钱的诱惑力还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在芝加哥，出生于美国的意大利人子女，其辍学率甚至比在外国出生的意大利人子女还要高，而后者在就业方面是不如前者方便的。
　　按照早期意大利移民的狭隘观念，“要上学而不愿工作的儿子是个‘坏儿子’，要读书而不愿帮助母亲做事的女儿是个‘坏女儿’”。受教育意味着和家庭离异。坚持深造的个别学生，内心感到矛盾和自责，妨碍他们和那些升学受到家庭和朋友支持及鼓励的人进行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意大利儿童时常在班上年龄偏大，而且这种偏大的程度超过其他多数主要移民种族的孩子。191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南部意大利移民的子女有63%的人，在学校里高出所在年级的“正常”年龄。这当中，部分的原因是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是7岁或7岁以后才入学的，但即便是在6岁入学的儿童当中，也几乎有半数人在被调查时落在正常班级的后面。
　　一般来说，移民子女离校辍学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意大利人的子女当中显得特别突出。1908年，纽约八年级的学生人数，只相当于三年级学生人数的1/3。而对意大利子女来说，部分地反映出教育设备之不足。学生只有在达到给定年级的标准时才能获准升级，“超龄生”和“留级生”比比皆是。当然，和各移民种族的子女相比较，意大利儿童的“超龄生”和“留级生”的比例又是偏高的。在那一时期，俄国犹太人子女读完中学的占16%，德裔子女占15%，爱尔兰裔子女占1%弱，而全纽约市的意大利裔子女读完中学的却连一个也找不到。到1931年，纽约全体中学生读到毕业的占42%左右，而美籍意大利人的子女读到中学毕业的却只占11%。
　　意大利人子弟在公立学校的成绩是如此之差，致使当时许多“专家”们断言他们在遗传上和智力上是属于“劣等”的。在那一时期，意大利裔的成年人和少年的智力测验中得分都很低（不比今天的黑人高），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整合程度的加深，意大利人的智商得分在近几十年来就有所提高。自1950年代以来，美籍意大利人的智商得分一直在全国平均数的上下浮动。
　　随着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内部也产生了差别。在起色不大的美籍意大利人当中，求学甚至在1950年代中期仍被视为可疑之举，学生没兴趣和家长认可的逃学是两个主要问题。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上大学的不如在一般美国人当中那样普遍，尽管差距已不如过去那么大。即便是在那些到高等学府去深造的美籍意大利人当中，老的传统习惯仍在各方面留下它的痕迹——例如，阅读习惯差，或情绪上有矛盾，觉得脱离了家庭的轨道似乎就“背叛”了家庭等。传统上对教育所抱的功利主义观点，可以从美籍意大利学生所选择的专业上看得出来，他们一般都报考“实用的”或应用的学科，如男的读工程，女的选师范。
　　工 作
　　第一代意大利移民绝大多数都是非熟练劳工，而第二代人就在职业的阶梯上爬高了一步，就业的范围和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第一代移民在世时也有向上流动的。
　　年在纽约的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当中，从事白领工作人士的比例依其居美时间的长短而异。但不管在美时间的长短，有40%的人属非熟练工人。居美时间达25年或25年以下的人，从事高级白领工的实属微乎其微（即不到2%）。居美达25年以上的人，有14%占据着高级的白领工作岗位，但这个比例不但反映了时间因素，也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1880年之前迁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大多来自意大利北部。就那些居美长达25年或25年以下的人而言，从事一般白领工作的比例有一个幅度，具体说来，居美在7年以下的人，从事白领工作的占9%，居美在15年到25年之间的人，从事白领工作的则高达24%。在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几乎有2/3的人在1910年是低层次的体力工人，但这批低层次的体力工人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后期，其比例就下降到了38%。该市1910年意大利移民从事白领工作的只占12%，但在这些人退休之前，这个比例就升高到37%。
　　代与代之间的职业变化也反映出美籍意大利人地位的上升。在纽约，1916年意大利裔工人约有一半是干体力活的，但到1931年，这个比例就降到了31%。意大利人的职业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人当上了电工、油漆工、管子工、承包商和工头等。到1920年代，意大利人开始在服装行业取代了犹太人，后者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意大利人也进入了市政管理人员的行列，起步时是小股的，并从职业阶梯的最低层干起。1890年代在芝加哥，意大利人当清道夫的有100多人，其他还有人当上了下水道挖掘工、垃圾搬运工，也有人在各种建筑工程或维修部门找到了差使。19世纪末，有3个意大利人在芝加哥当上了警察，其后不久又有几个人当上了消防队员，这些数字虽然不大，但一直在增加，20多年之后，就上升到好几十人。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年代，芝加哥的意大利人做小学教员的仅10人左右，但到1920年代初，这个数字就缓慢而稳步地上升到42人。在意大利裔人口显得多得多的纽约，意大利人充当教员的在1905年也只有200人出头，1915年增加到400出头。相比之下，早在19世纪末，在纽约公共工程充当市政职工的意大利人就有8，000之众。同样在旧金山，意大利裔的市政职工多是清道夫（有人说他们在这里“享有垄断权”），下水道、自来水管道和煤气管道的挖掘工，也在桥梁、运河及港口等建筑工地上和维修场所干活。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一如栖身于贫民窟的其他种族一样，美籍意大利人也不断地受到改革派人士的怂恿，让他们到农村去扎根。也正如犹太人、爱尔兰人或其他种族一样，意大利人基本上对此不感兴趣。多数人没钱购置农场，不少人打算返回意大利，很少有人愿意到那些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农场上去了此一生，尤其担心在那里甚至连“遥远”的邻里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更不用说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了。当然，也确有某些意大利人下乡了，那是集体去的，大多是在农忙季节跑到乡下打零工，有的则办起了乡村企业。
　　在加利福尼亚，许多北部意大利人变成了种植水果、蔬菜和酿制葡萄酒的企业家。在世纪之交，加州的意大利人有半数在从事农业，这与全美各地的意大利人普遍都在都市就业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为加州的农业投资提供财政服务，A.P.贾尼尼建立起日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银行——美国银行。另一个由北部意大利人早在1860年就开发出来的农业区是在威斯康星州。他们也搞得十分成功，并与当地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其他州也有意大利人办起来的小型农业社区，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纽约州西北部。定居在这些地方的多属来自南部的意大利人，发家的速度要慢，遇到当地民众的抵制也多。但是，他们在意大利擅长于耕作贫瘠土壤的经验，使他们敢于购买被当地美国人视为“无用的”贫瘠土地，并将之变为良田。这样，许多开始时十分贫穷的南部意大利人后来就成了地主，为国家增加产出，也使他们本身逐渐富裕起来。他们最终也被接纳为这些地区企业社会的一部分。
　　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意大利人在农业上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愿意比别人更加卖力的苦干精神。许多意大利裔农场主都是从农场劳工和交谷租农干起的。由于缺钱，甚至购进低价的荒地和肥料，垦伐点林地，等等，都时常需要他们不分昼夜地苦干，打零工，全家操劳，长年的积攒和借债，才能最终把借贷偿还清楚。在某些地区，如在纽约州的奥斯威戈县，意大利人后来终于在当地的水果和蔬菜种植及经销方面占据了压倒的优势。
　　在职业上，意大利人赶上了爱尔兰人，而在业主人数所占的比例上，则超过了他们。在1909年，波士顿的意大利人有22%是经商的，相比之下，爱尔兰人经商的只占5%。到1950年，这两个种族的职业分布几乎毫无二致。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中，美籍意大利人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爱尔兰人，而爱尔兰人来美的时间却比意大利人早30多年。
　　意大利人多年来借以发家的那些渠道，一般都不要求受过正规的教育。美籍意大利裔工人逐渐掌握了技术，其工资所得也超出了单凭他们的正规教育所达不到的水平。极端的肯干一直是他们发家的强大力量，普遍很低的酗酒率也使老板觉得他们是可靠而又可取的雇员。有趣的是，意大利人滴酒不沾的当时（乃至现在）极少，吃饭时都会把盏小饮一番（有时连小孩也喝上一点），但醉酒却是禁忌。
　　按美国的普通标准来衡量，苦干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不能混为一谈。所谓事业心，它牵涉到一系列具有既定目标的前进步骤，通常从大学就开始，其感情投入的程度也时常会和对家庭的承诺相冲突。此种职业进取精神在美籍意大利人当中形成风气，进程是缓慢的。为家庭而多干、苦干，向来是意大利人的一种气质，为工作而牺牲家庭，则为意大利人所不取。美籍意大利人世世代代都乐于在文官体系中供职，上班时间固定，克尽职守自会得到报偿。而耗尽精力和时间的职业，如当经理或做学问，意大利人向来不敢问津。
　　社会组织
　　与意大利人的崛起相伴而生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分化，还有社会上的差别。甚至在各阶层中，家庭一词的意义也变得不完全相同了。在意大利裔的中产阶级人士当中，亲戚之间的拜访频率仅略高于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但意大利裔工人阶级走访亲戚的频率，仍是其他美国工人阶级的两倍。中产阶级的意大利开始重视教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子女送到教区学校就读。由于意大利裔充当了教士和修女，学生家长已不像早期的父母那样，害怕其子女会在教区学校里“变成爱尔兰人”。
　　多年来，家庭的人口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意义上来说，也都发生了变化。在1910年，美籍意大利人家庭的平均人口仍在全国家庭人口的平均线之上，但到1960年代，美籍意大利夫妻的子女数量已经比其他美国人要少，且只相当于早期意大利夫妻所生子女的一半。在1910年，35—45岁左右的美国妇女平均有3.4个孩子，而同一年龄楼的意大利裔妇女则平均有5.5个孩子。到1960年，此项全国平均数是3，而对美籍意大利妇女来说，则只有2.4.曾是美国各种族中家庭人口最多的意大利人，现在则和犹太人走到了一起，家庭人口变得最少。
　　随着意大利人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崛起，他们也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于后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到独霸一方的地步。在意大利人参与其中之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在美国早就存在了。一直到1920年代，犯罪团伙的头目多是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美国宪法禁酒修正案付诸实施之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大规模地膨胀起来，而此时又适值意大利后裔大批投入了犯罪团伙的行列。偷运私酒及违禁开设秘密的酒馆（通常又和赌博或卖淫相勾结）成了赚大钱的生意，而且也是竞争性极强的生意。意大利裔的犯罪头目在这种暴虐而殊死的竞争中，具备两条足以决定胜负的长处：一、他们在贩返私酒时能克制自己，不致酗酒；二、正如家庭忠诚对一般意大利社会生活是关键因素一样，他们在营运私酒时，全家人也能守口如瓶，毫不走漏风声。从事一种生死存亡的买卖，头脑清醒和家庭忠诚是两大格外重要的条件。
　　和其他方面一样，意大利人进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也与籍贯有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从事有组织犯罪的意大利家庭，都来自西西里（现在仍然如此）。西西里的黑手党传统给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辛迪加提供了结构框架，然而美国的黑手党却既非西西里黑手党的分支，亦非其简单的移植。有组织的犯罪是美国的既存事实，自有其一套机构，美籍意大利人实际上不得不经过一番较量，才得以打入其中。美籍意大利裔的黑手党分子，大多有共同的祖籍，此点可由这样一个事实加以证明：即便是在1920年代的禁酒时期，美籍意大利人作为一个种族，总体上的犯罪率仍比其他美国人偏低。
　　对于美籍意大利人来说，正如对其他一些缺少发家资本或教育传统因而无从在商界或学术界平步青云的种族一样，体育、娱乐圈和政治，也像犯罪活动一样，都能给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美籍意大利人进入体坛的时间，要迟于爱尔兰人，而且从未在这方面像爱尔兰人那样获得过压倒的优势。但是像乔·迪马丘、洛基·格拉齐亚诺、文斯·伦巴第、约基·由拉和洛基·马齐亚诺这样一些响亮的名字，确实代表着意大利人对体育界的重大贡献。因音乐界——古典的和通俗的——意大利人在美国也和在欧洲一样，是无可匹敌的。他们在古典音乐方面出过像恩里科·卡鲁苏、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安娜·莫弗以及贾恩—卡罗·梅诺梯这样一些大家。流行歌曲明星有弗兰克·辛那特拉、佩里·科莫、迪安·马丁和托尼·本内特，这些人也只是著名美籍意大利人歌唱家的一长串名单上的几个罢了，其中许多人改用了英国式的名字，如康妮·弗兰西斯或勃比·达林，等等。
　　美籍意大利人在政坛上发迹较慢，但最终也造就出市级、州级和全国性的政界名人。第一位意大利裔政界大员是费奥莱罗·H·拉瓜迪亚，此人是深知基层民众并有巨大号召力的极少数“改革派”人士之一。缺乏从政治经验，缺乏种族内部凝聚力，是影响意大利人政治努力的两大障碍。直到本世纪初年，意大利选民区在政治上仍由爱尔兰人充当其代表。此种状况开始时并未遇到挑战，后来当意大利人崭露头角时，才巧妙地使选区分化，并逐渐控制了自己的选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之后，意大利裔政客才掌握了与爱尔兰人或其他更富于政治经验的种族成功地进行较量的本领。卡尔明·德萨皮奥在1949年首次以意大利裔的身份当上了纽约坦慕尼协会的首领，尽管意大利人早就在该市是人口最多的种族之一了。然而意大利裔的候选人仍不像其他种族的候选人那样，总能赢得本族人的选票。甚至连名闻遐迩的拉瓜迪亚市长在1941年与爱尔兰裔对手（威廉·奥杜瓦尔）竞选连任时，也未能赢得纽约多数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就是在1970年代，犹太裔的纽约市长候选人（阿布·比姆）也曾比其意大利裔对手赢得过更多的意大利人选票。
　　今天的美籍意大利人
　　今天，美籍意大利人在收入、教育、智商得分和其他许多指标上面，都与其他美国人大体相仿。最近对人口统计的研究表明，意大利裔家庭的收入，稍微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这些意大利裔家庭大多都居住在城市地区，而大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及生活开销）是普遍偏高的。近年来，意大利人的家庭收入高出其他美国人平均水平的12%，这一事实可能只反映了地区性或城乡差别。但无论怎么说，对于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其收入仍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45%的意大利人而言，能赶上全国平均数就已经相当不简单了。
　　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人的崛起基本上并未借助于通常认为是必经之路的教育或与教育相关的职业。晚至1969年，35岁以上的美籍意大利人比起同年龄档的其他美国人平均受到的教育，几乎要少两年，上过大学的也不到其他美国人的2/3。他们在专业人员当中或在其他需要受过教育的高级职位上，人数很少。在纽约市，意大利裔的专业人员，在比例上还不如黑人高。在纽约市立学院和大学里，意大利裔的教授人数一直很少。到1972年， 年轻一代的意大利人（25—35岁）在受教育的年限上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在大学毕业率方面才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教育上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人经济腾飞的结果——父母有条件让子女去读大学——而显然不是腾飞的原因，因为经济腾飞已早就发生。意大利人的收入在1968年就超过了全国的平均线。
　　美籍意大利人不仅苦干，而且也能攒钱。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大部分都是打算把家眷接过来或攒钱回国成家立业的男子——省下所得的一半是普遍现象。避免挥霍一直是后代意大利裔人士的一个特征。强调自立是他们的另一特征，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拒绝接受政府给予他们的法定救济，甚至在收入低微时也保持良好的银行信誉，不热衷于政治或投机事业。
　　放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就可能会理解意大利人和黑人之间的今昔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了。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对黑人所表现出来的敌意较少（特别是在美国南方），然而在目前，意大利人对黑人的舆论与其他白人相比，是很不妙的。黑人领袖所强调的种族进步之路，恰是美籍意大利人所拒斥的道路，认为靠政府救济和特殊照顾违背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两人种族的生活作风也相互冲突。双方都视对方的言语和体语是故意的侮辱，而实际上，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里，这些都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二者之间的冲突又为下述事实所加剧：和其他白人的惯常做法不一样，意大利人在黑人迁入其地段时，恰恰不愿意搬走，坚持住在原地（哈莱姆至今还有一个意大利人的社区），从而使他们比其他种族有更多的机会和黑人发生摩擦。美籍意大利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间也有类似的问题，但与美籍华人却并非如此。华人虽然肤色不同，但其价值观念和生活作风却与意大利人并无相悖之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相处得很好，远胜过他们与爱尔兰人的关系，爱尔兰人的生活作风——特别是在19世纪——就是20世纪城市黑人生活作风的先兆。总而言之，笼统地用“种族主义”这个字眼来解释，无法找到族际敌对关系的真谛。
　　意大利移民及其后代尽管如此之甚地抱着祖国的文化特征不放，他们却未能相应形成全美意大利人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对意大利的民族感情就更弱了。在日益美国化的过程中，美籍意大利人也多少意识到他们在美国是个单一的种族群体，对祖国意大利也有某种关切感，但与美籍爱尔兰人对爱尔兰或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操心程度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美籍意大利人曾一度对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崛起感到一阵子欣喜若狂，不过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意大利裔之外的美国人也曾怀有同样的情绪，当时报界对墨索里尼的有利报道就可资证明。从未有人当真要把墨索里尼的意识形态移植到美国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籍意大利人欣然地参加了美军入侵意大利的战斗，并未产生爱国心方面的矛盾感。他们在美军中的存在很可能促进了意大利民众对美军的友好态度。
　　美籍意大利人新近的种族认同感，与某些其他种族那种抱成一团的态度或在政治上清一色地选举本族人的做法，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意大利裔的候选人仍不能像其他种族的候选人那样，完全可以指靠本族选民的选票。1965年在争取提名为审计官候选人的预选运动中，马里奥·普罗卡西诺将本族的选票丢给了犹太裔竞选对手，其所以能获得提名，只因为他在犹太人选区反倒赢得了多数选票，岂不怪哉！在后来的一次选举中，普罗卡西诺获得了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但那显然不是因为他有个意大利的名字，而是因为他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对意大利裔选民的利益十分重要。在1962年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竞选活动中，意大利裔候选人约翰·伍尔普在与他的老对手、盎格鲁撒克逊裔恩迪科特·皮博迪的角逐中，只赢得了51%的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
　　意大利人在政治上的成功相对较晚。第一位意大利人当选为参议员是在1950年，第一位意大利人被任命为内阁成员是在1962年。某些意大利裔候选人赢得过本族选民的多数选票，某些犹太裔候选人照样也能赢得多数意大利选民的选票，约翰·F·肯尼迪于1960年竞选总统时曾在马萨诸塞州获得意大利人选票的85%。一般说来，在意大利选民当中，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得人心，但两党的极端自由派——如1960年代的纽约市长约翰·林赛——都在意大利选民中遭到惨败。
　　尽管纽瓦克和费城等地黑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政治（及其他方面）对抗，曾被广为宣传，然而这些肤色及种族间的冲突，也是因对社会问题如警察权力和控制犯罪等看法上的强烈分歧所致，当然与族际敌对情绪也难以截然分开。在1968年，对民权运动持反对观点的总统候选人乔治·华来士仍在纽瓦克获得21%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在克利夫兰29%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在全国获得10%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相比之下，除去南部，他只获得全国8%选民的支持。但是也就在同一年，竞选马萨诸塞州美国参院议员的共和党黑人爱德华·布鲁克，获得该州意大利裔选民40%的选票，比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马萨诸塞州赢得的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还要多。1970年在纽约，一位竞选州府公职的候选人，在纽约州西北部获得大多数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而在纽约市他就不行了，因为该市的黑人和意大利人在地方问题上时常是壁垒分明的。与1928年南部——这里的天主教徒极少——不投阿尔·史密斯的票因而也是反对天主教徒的情形相反，意大利人和黑人在政治上的对抗，看来主要发生在那些二者之间因利益或价值观念发生现场冲突而使他们各执一端的地区，而不主要是因为存在一般的种族主义，一般的种族主义应当适用于不管附近有无黑人的任何地方。
　　美籍意大利人长期以来对学校、民居计划和其他局外人硬性规定的“美国化”计划，尽管感到愤懑并进行抵制，但他们却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变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尤以其爱国主义见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士兵仍以种族划分编制时，美籍意大利人应征入伍的比例高出其他种族，最终的牺牲人数在比例上也同样高于其他种族。尽管他们只占美国总人口的4%，但在战时的伤亡人数却占到美军伤亡人数的10%。
　　从长远观点看，确实证明美国是从意大利来到这里的那些人们的机会之邦。但是把机会变成现实，也的确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并具备持久的毅力。某些早期的意大利移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新生，当他们举起自己的双手说“美国就在这儿，这就是美国”时，他们对此已作了最好的总结。（本章完）
　　《美国种族简史》第七章 日本人
　　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国的众多种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坚定而执着地争取充当模范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阂也堪称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投进了拘留营。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种族更出色地战胜了所有的困难，在经济、社会及政治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大体上受到美国人对华人的那一切态度、偏见及歧视的影响，华人到达美国要比日本人早30年左右。这两个种族在一般人印象中被笼统地视为“东方人”或者“黄祸”，尽管在事实上他们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群体。日美关系也影响了日裔美国人的历史。但是，说到底，日裔美国人那非凡的历史取决于那些飘洋过海的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非凡气质。
　　日 本
　　日本向美国移民始于19世纪后期，当时日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德川家庭的军阀统治于1868年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不仅是一批新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有一整套新式的价值观念和民族雄心。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标志着现代日本的开端。日本人一个千百年封建闭塞之邦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加入了国际上的商业、文化交流和战争。
　　日本长期以来曾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第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于18世纪问世时，西方所知道的日本只占了一句话的篇幅，即仅仅标明其所处的经纬度而已。直至19世纪中叶，也只有长崎这一港市才被允许与外界保持十分有限的接触。日本的孤立状态于1854年被强行结束。当时，佩利将军率领一支美军海军进驻东京湾，诱使日本政府签订一项条约，该条约赋予美国人有更为广泛进入日本的自由。此举不仅使日本有机会接触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而且也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即日本当时比西方落后到何等程度，其闭关自守的代价又何等之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日本此后100年的政治发展确立了议事日程：赶上并超过西方。日本对西方的感情很复杂，既憎恶其傲慢，又欣赏其赖以称雄的成就。明治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对西方完全着了迷的国家。正是那个时代的日本移民到了美国。也正是那个时代的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在日裔美国人社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日本本国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很久，此种情况仍然故我。在别的时代移居其他国家的日本带着的文化与此大不相同。正如一位20世纪的日本作家所说：“如果你想看大正时代的日本（1912—1926），请去巴西；如果想见识明治时代的日本（1868—1912），请去美国。”
　　日本对西方的态度
　　明治时代的日本，从1876年开始在中学里开设英语课，并允许建立基督教教堂和学校；日本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对美国及美国生活方式公开表示强烈的好感。美国被描述为“人间天堂”，并因为它结束了日本的闭关状态而被视为“恩人”，美国的自由被赞美成既令人羡慕又值得仿效的东西。政府发行的教科书把富兰克林和林肯树为典范，教日本孩子向他们学习，其程度远远胜过对日本自己民族英雄的崇拜。也许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明治时代的日本人那样，给自己灌输了如此之多的美国生活方式。明治时代迁居美国的那批日本人的子孙后代，则一直把赢得美国人的接受和尊敬作为奋斗的主要目标。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对西方的洞悉，一方面使日本人感到自惭形秽，另一方面也引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时常被日本人自己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护卫性超量补偿。明治维新时，在日本出版物上，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常常是两大并行主题。例如，1880年代，一位日本作家直率地断言，日本人“没有能力”；另一位作家写道：“日本国民的理解力迟钝，体格弱小。”而极端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以及军国主义，则是与此针锋相对的三种情绪反应。把天皇奉为大和民族的神圣领袖，是明治后期的产物，当时对天皇的崇拜尚未达到后来那种盛行的程度。当对天皇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美国的日本移民已是成人了，他们对崇拜天皇以及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其他方面，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以致于许多美籍日本人的著作在日本被禁。
　　日本人对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打败俄国的激动情绪，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内在的矛盾心理。日俄战争是一场一个亚洲国家首次战胜一个西方国家的战争。由于日本“战胜了古老而又伟大的中国，”一篇日本报纸社论这样写道，“胆怯的日本人现在坚信，他们并不比其他民族低劣。”在这之前，日本看待“西方的文明国家，就如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看待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一样……”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讲大话，说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害怕西方的能力、强权和知识，并听天由命地认为他们不可能与西方抗衡……”时至1899年，日本信心十足地收回了当初让给西方国家的治外法权，并在20世纪初做好了向沙皇俄国挑战的准备。
　　经济状况
　　就国内而言，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难题是，既要维持传统式的控制，又需废除封建主义，[惆怅东栏雪录入]有选择地采纳西方观念，包括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这一过程势必牵涉到社会动荡和政治紧张。关于财产和契约的现代概念，给了农民以行动和择业的自由，但也使地主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把佃农从土地上赶跑。旧的武士阶层被赎金打发掉了，随之在经济和社会上日趋没落，那些为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艺人也跟着走了下坡路。新兴的出口市场给一些工业带来兴旺，如丝绸和产茶。但是，进口方面的竞争却迫使另一些工业日益萧条，如棉布生产。占人口80%的农民，继续处在德川幕府的苛税重压之下，他们也继续像在德川幕府时代那样屡屡起来造反。
　　人口及迁徙
　　在经历这些经济和政治变成的同时，日本人口迅猛增长。在1/4世纪稍长的时间内，日本人口增长了30%，1900年时达到4，400百万。这一方面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因为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是由于出生率上升。新增加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农业人口大体保持未变，而城市人口却急剧膨胀。中产阶级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了，但失业率和家庭自杀比例上升的局面表明，许多人受到当时社会动荡的冲击是很严重的。
　　在明治当政时的日本，人们不能再像在封建时代那样简单地遵循现成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寻找工作，以图在世界上找个立足之地。许多人去海外寻找机会，因为海外的生活水平比日本高出许多。当时美国工人的工资为日本工人的5—10倍。虽然日本人历来是不肯离乡背井的，但明治时期新的经济状况却使得国内的迁居现象到处可见，有些人进入城市，有些人成了在全国漂泊不定的流动工人。乡土观念与流动工作方式之间的冲突，使外出谋生的人最后还是重归故里。许多为了寻找经济出路而远离家门，在国内奔波或闯荡到国外，但最终还是叶落归根，回到乡里和家人及邻居住在一起，与祖先葬在一起。离开家乡，奔赴一个陌生的国土不被看成是移居，而被看成是一种旅居，就像意大利人和中国人那样。可是，虽然许多日本人实现了回乡的宿愿，另有许多人却没有这样做，这也和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差不多。
　　作出移居的决定，哪怕是暂时性的，并不是一个随机的个人决定。目的地并不是自己选好的。在日本，正如在许多别的国家那样，首批移民的特定目的地及经历大大影响了后来人的移居模式。这种现象甚至在战后日本还存在。例如，来自战后日本三步村赴加拿大的移民，有90%在该国的一个特定地区定居下来。移居美国的冲绳人有90%以上去了夏威夷，只有8%的人到了美国本土。早些时候，从同一地方来的冲绳人，一半以上去了菲律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移民的最初时期及在20世纪，日本向美国输送移民最多的专区之一乃是广岛。
　　建立在家庭、朋友或当地熟人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是形成这种移民模式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商业性劳务组织发觉，集中在一地招工运往海外更为划算。
　　日本向海外移民始于明治维新的头一年，即1868年。是年有148名合同工从日本驶往夏威夷。夏威夷和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不满，导致日本政府出面干涉，当即遣送一批人回国，并在其后许多年内规定不准其他日本人去夏威夷。日本对海外的日侨十分关心，国家有能力和威望为其撑腰，这使日本有别于当时的中国。中国当时太弱，自身也难免不被瓜分，根本谈不上替海外华侨讲话。总的来说，日本政府保护其海外侨民工作条件的有效性，不容夸大。然而，这种保护确实是存在的，是所在国政府不可不认真对待的。
　　年日本严峻的经济状况，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向夏威夷移民的禁令。次年，夏威夷和日本之间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协定，允许日本继续向夏威夷移民，给日趋发展的甘蔗种植园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日本对这些暂时性移民的挑选实行控制。先前的日本移民是来自广岛和山口两地的城市工人，根据此次协议而来的合同工多属来自山口的农业或渔业地区。这样就避免了工人和工作的错位，这种错位曾导致先前的夏威夷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不睦。在这个时候去夏威夷的日本人，几乎都成了蔗田工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男子。
　　日本向美国移民与迁居夏威夷发生在同一时代，后者直到1898年才成为美国的领地。日本人在1860年代移居美国本土的人才200出头，1870年代略少于200，但此后就迅猛增长起来。在1880年代，2，000多名日本人移居到美国本土，189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了3倍，20世纪的头十年内达到10万人的高峰。由于受到1920年代美国移民法的限制，此期赴美的日本人数量很小。日本移民中男子占大多数——1890年7倍于女子，1900年24倍于女子——因此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了日本。
　　可是也有许多人在美国留下了。在1880年代及1890年代，持政府颁发的旅美护照的日本人后来交回护照的不到半数，而去俄国或中国的大部分日本人都把其护照还给了政府。在夏威夷，日本人两性比例失调的状况较为轻微，但仍然是够严重的。1900年，夏威夷的日本女性对男性比例为1:3.5，1910年为1:2。到了1930年，男性比女性仅多出16%。所以，暂时性和试探性是日本人向美国移民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日本政府事实上将其移民看作是暂时性的，而美国因反对华人而制定的法律也使得亚洲人无法申请美国国籍。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
　　离开日本者通常既非最低层又非最高层的人。公道地说，日本向来以苦干和节俭闻名，但这并非所有阶层人士共有的特征。日本在明治时代存在着某些下等阶层的人，他们“右手挣的钱很快被左手花掉”，一领到便纷纷旷工。这样的人当然没有去美国。贵族自然也不会去美国。去夏威夷或美国的日本人，皆属雄心勃勃的年青人，他们条件有限，出身农民。他们能让家长或村上有名望的人当担保人，并同意支付他们的旅行费用。
　　他们到美后，加倍偿还了债务。从广岛一带来美的移民，在20世纪初平均每年汇回日本的钱，比日本人两年的平均工资还要多。这个现象在其他地区也见得到。广岛一个区的移民寄回日本的平均积攒，比占日本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还要多。这些数字反映了日本和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了日本移民的艰苦朴素。
　　许多回国的日本人，不仅可以偿还旅行费用，而且有足够的钱购买大量的农田或去经商。日本的一些村子，如果在美国有许多移民，或有从美国归来的移民，那么，即使以前再穷，也往往比其他村子明显富裕多了。他们的房子显得更加华丽，且结构常常是西方式样的。从整个国家来看，这笔钱对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很有意义。从地区来讲，比如在广岛区，侨汇总额高达整个区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简言之，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对日本是十分重要的。天晓得，也许就是因为在美挣的钱把广岛建成了这样一个工业中心，才使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首要军事目标。
　　在美国的日本人
　　在夏威夷及美国本土，日本移民最初是颇受欢迎的。他们是经过预选的身强力壮的优秀青年，雄心勃勃，敢到离家万里的地方去闯荡。夏威夷蔗田里的活尽管相当艰苦，但他们在那儿都干得很出色。在美国本土，约有40%的日裔开始时是农业工人，其余的在其他一些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劳动，诸如铁路、矿山、伐木场、罐头厂、肉类加工厂等等类似的艰苦行业。一些人成了美国阔人的家佣。在所有这些职业中，日本人毫无怨言地接受工资低、工时长的工作，也不在乎艰苦的工作条件。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业中，他们挣的钱接近其他工人的两倍，足见日本人的勤劳。
　　当日本人给白人当助手里，他们不仅自觉地履行自己工作范围内的职责，而且还经常为白人分担许多责任，从而获取了日后对他们自己很有好处的高级技术和工作经历。
　　正如其他操着外语，吃着特别食物的种族一样，日本移民经常在一起干活，由本国的劳务合同商进行监督。日本移民的节俭和勤奋的标兵，以低于美国标准而高于日本标准的工资铢积寸累，从不懈怠。当实行计时而不是计件工资时，日本人一开始的工资收入比白人偏低（约低14%）。但是，一半的日本要么是合同工人，要么是计件制工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比做同一工作的白人收入来得高。
　　正是日本人的这些美德，最终驱使别人起来反抗他们。虽然日本移民是雇员的好料子，可这反而使他们成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仇视和惧怕的对象。劳联主席赛缪尔·贡泼斯斥责亚洲工人，拒绝让他们加入工会，哪怕是实行隔离的地方工会也不行。日本的节俭、勤奋和上进心使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普通劳工上升到小农场主或小业主的地位。这么一来，先前以老板身份欢迎日本人的美国农场主或企业主，就转而将他们作为敌手来加以对付。况且，由于日本人只在加州的一些少数社区从事少数特殊的行业，这种职业上和地理上的高度集中状态，使他们成了带回惹人注目的靶子。当加州的日本人从农业劳工上升到租地农场主或（更为罕见的）地主时，从白人农业工人到白人农场主，大家都把他们看作竞争对手，普遍对他们怀有敌意。这种额外的敌意（如今又包括来自一个更有影响的白人农场主阶层）很强，终于足以掀起一股反日的立法浪潮。这些法令在加州延续了几十年，其中主要有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该法禁止不够资格申请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即一般所泛指的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拥有加州土地。从全国来讲，加州在这场旨在阻止美国接纳日本移民的政治运动中带了头。
　　由于日本在19和20世纪之交崛起而为世界一强——在1895年战胜了中国，1905年又战胜了俄国——美国不能像30年前那样以突然的、单方面的及轻蔑方式去终止中国向美移民的方式，去终止日本向美国移民。美日两国政府之间达成了一个保全体面的协定，史称1908年的“君子协定”。该协定规定，日本严格限制赴美的移民人数，而美方则允诺已经在美的日裔人的妻子得以来美与丈夫团聚，并允许双亲及子女来美团聚。这样，伴随着中国移民被终止时发生的那种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就没有在日本移民中重演。在君子协定之后数量有所减少的日本移民，大多是妇女。虽然最初日裔在美国本土的两性比例失调状况与第一代中国移民相差无几——1900年日裔男性与女性比例为24:1——但后来，这种失调就逐步得到缓解。到1910年，“仅仅”是7:1，到1920年，就不足2:1了。一些来美的妇女是寻找丈夫的妻子，另一些妇女则是在日本通过代理人办了婚姻手续，以便合法地来美，后一种人被称为“照片新娘”，由在日本的家长选中后，将其照片寄到美国的男方对象，在美的日本男子看中了就可成婚。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在日本属司空见惯，而这些跨太平洋婚姻也都是门当户对的。但这种做法使美国人感到震惊，加剧了他们的反日情绪。然而，日本人在美国土地上成立一个家庭，就标志着在美国扎下了根，也就不再是旅居异国他乡的行踪不定的寓客，而成了美籍日本人。仍有不少人陆续返回日本，包括某些从日本嫁过来的女性。可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成了第一代美籍日本人，叫做一世，以别于二世（第二代）和三世（第三代）。
　　移民代的日裔
　　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没有把它的那些筋疲力尽、贫困潦倒及蜷缩一团的劳苦大众送给美国。在向美国移民这一点，日本人与众不同。日本移民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公民，但他们通常也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日本移民带往美国的平均盘缠，从1896年的11美元到1904年的26美元不等。在这方面，他们更像穷困的东南欧国家的移民，而不像西北欧国家的移民。他们的可取之处不在于有钱，而在于有本领。
　　第一代的男性移民，是由日本政府挑选出来的身体健康、品德优秀而且愿意卖力的一批青壮年。他们成长在一个日本民族决心接受并仿效美国生活方式的时代。那些飘洋过海去与在美的日本男子完婚的女子，可谓相当的保守而温顺，甘心绕地球半圈，和由父母选中的但连面也没见过的男子结合。就价值观念和自律精神而言，这些男子和女子都是非同一般的。他们追随着明治时代已成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美国理想，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升高的地位，又使他们得以保持作为日本人的骄傲感。
　　第一代移民虽然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或在农业或在工业），但他们受过教育，酷爱读书。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日语读写，所以许多日文报纸的发行量也就很大。虽然日语讲得好对美国雇主来说，并无直接的经济价值，可这表明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在美国，对于许多种族来说，英文讲得好坏是别一码事，但懂一门外语却向来被认为是与经济进步相关的。总之，教育通常是一种表征，能体现出人们在其他方面的社会特点，诸如由籍贯地、阶级归属或家庭背景所决定的各种理想，以及为了有可能实现这些理想而对人格和气质所进行的熏陶。从在日本出生的美籍日本男子来看，祖籍地区的总体教育水平，较之他们个人的教育程度，更能与他们后来在美国的成功挂起钩来。他们家乡地区的雄心壮志和性格特征，也许是使他们能获得成功的更加根本性的因素。
　　就数量而言，到美国的日本移民并不多，尽管20世纪初加州到处都有“黄种大军”或“黄祸”临头的喧嚣声。1907年是有记录的日本移民最多的一年，约为3万人，1882年华人移居最多，为4万人。即便没有记录在案的非法移民超出这个数字一倍，统统加起来也只不过是欧洲移民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在1907年的日本移民顶峰期，区区3万人尚不到来美移民总数的3%。况且，日本移民的回流率很高。从1908年成立君子协定到1924年彻底中断从日本（及其他国家）向美移民，期间约有16万日本人来美，约有7万人离美。他们集居在加州的部分地区，因而造成了一个日本人“大举进犯”的假象，而实际上即使在加州，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超过该州总人口的3%。正如一位有名的经济史学家所说，“就那么几个日本良民竟然会莫名其妙地激起如此之甚的仇恨和恐惧，实属罕见。”
　　在日本人比例较大（20%以上）的夏威夷，对日本人的惊恐反倒不那么厉害。可是，即使在夏威夷，日本人在工资上照常受到歧视，要晋升到技术岗位也到处受到刁难。1909年日本农业工人的一次罢工，更恶化了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它给日裔田间忙工带来了某些好处。
　　当日裔美国人成为农场主或雇用日本农工的雇主时，在工资上对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歧视也就随之减弱了。最初，白人农工按计时制挣得的工资比日本人高，但当使用计件办法时，他们就挣不过日本人了，因为日裔农工的工作效率高。日裔农场主付给日裔农工的工资比白人农场主给的要高，这样就迫使白人农场主提高日裔雇工的工资。1909年后，对日裔农工的歧视几乎不复存在了。再过10年之后，由于日本人的高效率，日本农工的收入实际上高于白人农工，这种高效率此时已受到普遍的承认。
　　日本租地农场主也繁荣了，尽管他们在同样的土地上付出的地租要比白人多。可是，美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歧视，却使他们自己在政治上丢分。日裔租地农场主付出较高的地租，这就意味着一个有势力的阶层（白人大土地所有者）感到有必要阻止把日本人完全赶离土地，而这偏偏是《外籍人土地法》第一稿的初衷。后来写进法律的政治妥协案允许日本租借土地，即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所有权。这些法律在加州立法两院几乎全票通过。这表明了加州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将导致许多其他针对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法律及惯例。
　　《外籍人土地法》是否真正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人的经济进取，大可打个问号。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颁布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接着就爆发了。由于许多白人农工离开农场而到工厂里去挣大钱，充当佃农的日本人就供不应求。况且，法律上的不少漏洞也使许多更繁荣的佃农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在美国生养的子女是第二代，这第二代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可以拥有土地，并行使他们父母被剥夺了的其他权利。日本家庭以孩子的名义拥有大量土地。有时，日本人向同情他们的白人买进土地，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由他们耕作，这种土地和自己的没有什么两样。为了逃避《外籍人土地法》，还成立过许多有名无实的公司。到了1920年，这些逃避手段已是如此的普遍和尽人皆知，以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来堵住漏洞。这项新法律这项新法律作为动议案以3:1的多数票获得通过。1920年的《外籍人土地法》不仅禁止无权申请国籍的客籍人（亚洲人）拥有土地，而且禁止他们租借土地，并试图禁止以在美出生的子女的名义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做法。但法院裁决和新的逃避措施使得日本人能够继续在加州农业中生存下去。直至1940年，大部分受雇的日本男性仍然是农场主。该项法律在减少日本人占有土地的数量方面并非完全无效，也给日本人经济上的腾飞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却没有完全把他们捆死。其中一个原因是，日裔美国人在土生土长的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因而不受针对“无权申请国籍的客籍人”的法律的限制。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使法律不能故意把日本人挑出来作为它的受害者。到1930年，美国本土上的日裔美国人几乎有一半是土生土长的。到1940年，加州全部的商品蔬菜，约有1/3是由日裔美国人种植的。
　　除了在农业上的成功外，美籍日本人还以出色的园艺技术名闻加州。园艺与农业有关，一些日裔就专以经营园艺为业，或承包别人的庭园管理。“日本园丁”成了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生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延请这些园丁来照料其草坪和庭园。园艺业是小本生意，但具有独立性，因为园丁从许多人家领取合同报酬，不是任何一家的仆人。早在1928，南加州一带就有1，300名日本园丁。日本人在农业上的成功还包括开办农贸市场，经销自己农场的产品。1929年，光洛杉矶一地就有700多个日本经营的这种市场。
　　日本也涉足于与土地无直接联系的商业性活动，并同样搞得很成功。到1919年，西雅图半数的旅馆和约1/4的杂货店均是日本人经营的。在洛杉矶，第一代日本移民除了开办廉价旅馆外，还拥有干洗店、餐厅和鱼行。一些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开始时都以满足本族同胞的需要为主，尤其是迎合日本人的特殊饮食习惯。可是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远远地超出了日本同胞的消费需求。还有一些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如上述的园艺和农贸市场，其顾客几乎都不是美籍日本人。
　　日本人的所以能从体力劳动者上升到小业主的地位，个人节俭只是部分的原因。和中国人一样，他们通过一种称做“会”的信用组织来筹款，以创办新企业。但是，要办好这种手续简便的“会”，就必须依靠一整套建立在家庭和街坊联系及重视名誉基础之上的信用网，才不至于有人会好意思拖欠会款。敢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勤奋和毅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而对某些企业来说则显得更加重要）。一个园丁所需的资本，无非是一辆小卡车、一架割草机、若干剪切机和草耙之类的工具。园丁个人的思想品行才是关键的东西。日本人在做农工和家仆时已经赢得了勤奋而又值得信赖的好名声。这使许多美国家庭可以放心地与他们订合同，因为请人进家来料理庭园是新鲜事，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把家私及贵重物品暴露在园丁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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