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香港华人不得不屈就于不合法的低工资，超过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和非法而恶劣的居住条件，因为他们本人或其家庭某些成员是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如果当局知道内情，他们将被驱逐出美国。每年有6，000多名非法移民被遣送回去。
纽 约唐人街有一半以上的男子在餐馆里干活，3/4的妇女在唐人街的服装店里踩缝纫机。在纽约的唐人街，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的比例，是该市平均数的两倍。因为 长时间地工作，特别是多在晚间营业的餐馆里干活，许多移民家庭在一起进餐的机会很少，整个星期也没有儿次。家里没人管，孩子是在马路上长大的。在其他城 市，香港华人的生活情形亦大体如此。
尽管香港成年华人逃脱了共产党中国的压迫，到美国寻找到比在香港更好的经济机会，但香港华人青少年却 并不拿自己的命运和中国或香港相比，而是和其他美国青少年，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家境阔绰的传统的美籍华人青少年的命运相比。香港华人还把传统的美籍华人视 为房东和雇用他们父母的老板，他们的父母比其他美国人挣钱少，但付出的劳力却很多。香港的华人青年对美国人向来极为反感，而倾向毛泽东主义——实为极大的 讽刺——但正是毛泽东主义迫使他们的家人逃离中国。这在华人社区内形成了新的摩擦根源，因为这些社区一向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的。
唐 人街社区的领袖人物，在处理香港华人时一直进退维谷。因为唐人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公开讨论贫困、犯罪和暴力等问题，将会减少游客数量，从而影响当 地居民的生计和华人领袖的赚钱生意。他们很不愿意申请联邦政府的各种反贫困计划项目，也不想请政府介入社区事务，因为这样一来，社区内不合法的状况，特别 是牵涉到移民、住房和工作条件等，无疑将会暴露出来。他们通过出钱收买或吓走香港华人青少年帮派分子的办法，来寻求内部解决。在纽约，许多华人餐馆免费让 帮派分子吃饭。一些唐人街的企业付给他们以"保护"费。旧金山的一些堂雇用青少年帮派成员作赌窝的看门人或去对付其他帮派。
受到唐人街香 港青少年帮派威胁最大的，倒不是传统的美籍华人，因为他们大多不住在唐人街，最受威胁的是观光客和唐人街急需的游客消费。街上的歹徒使游客望而却步，特别 是当他们辱骂白人，抢劫或骚扰游客时。即使帮派活动不是专门针对观光客，他们的存在也影响了旅游业。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些堂自己站出来还击青少年帮派分子。 他们向那些参与"有害于我们社区商业和社会生活的不轨行为分子"，公开发出了一项警告。其后不久，五具被捆绑着的香港青年尸体，就被发现漂浮在旧金山海 湾。"比较保守的华人首领鼓励警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包括随时可以用警棍敲打年青歹徒的脑袋。唐人街的首领并不抱怨所谓的"警察暴行"，相反，他们鼓励 警察在马路上当场主持正义。他们只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此类或其他任何不利于唐人街的消息在公众当中引起的议论。有时，对那些可能危害到唐人街赖以生存 的脆弱的旅游业的消息，他们恳请报纸压低宣传调，另些时候，他们干脆贿赂记者保持缄默。
今天的美籍华人
今 天的美籍华人，在收入方面优于一般的美国人，职业地位也较高。1/4的就业美籍华人是在科学和专门领域工作。尽管曾经遭到美国历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遇到的 最严重的歧视和暴力，华人还是上升到今天这样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局限在狭小的就业范围之内，但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取得了成功，后来当机会终于 到来时，他们又向别的领域扩展。华人今天的成功。基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比别人多干活，并受过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大约1/5的华人家 庭有3个或更多的人在挣钱，而相比之下，这样的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比例是1/I3，印第安人家庭的比例是1/10，白人家庭的比例是1/8。华人只在工作和 受教育方面一直占有优势，和其他美国人相比，他们在其他方面并无优势可言。也就是说，对一个有既定数目的就业成员和家长受过既定程度教育的华人家庭来说， 收入仅相当于这类美国家庭的平均水平，有时还略低于平均水平，试看下列统计表。
男子为家长的美籍华人家庭收人
以同类美国家庭的收入为
户主受教育程度 单收入家庭 双收入家庭 三个或三个以上收入家庭
中学以下
中学
大学（读1-3年）
大学（读4年）
研究生（读两年）
研究生（读2年或2年以上）
资料来源、《公用抽样数据况》,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
东方学者、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的学术造诣。一般都比黑人和白人高出一大截。换句话说，比较起来，更多的东方人(这里指日本人与中国人)获得过博士学位，特别是那些著名高等学府的博士学位。东方学者发表的作品多于白人和黑人。
著 名的美籍华人包括3位诺贝尔奖金得主，都是物理奖。另一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一名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研制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建筑领域，贝 聿铭的杰出设计闻名于世。他的著名的建筑设计包括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和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以及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美术馆那引人注目的附加 建筑。
许多美籍华人在商界也财运亨通。早在1939年，一个名叫乔·宋(音译)的华人移民劳工创建了几个联号商店，为此而成了加利福尼亚 的第二巨富。"小杰拉德·蔡(音译)如今是华尔街一家拥有4亿多美元资产的公司的总裁。另一美籍华人C·Y·董(音译)是世界上最大独资船主之一，曾为一 条船花了300万美元。
在政界，华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锋芒。最早担任公职的美籍华裔当中有W·F·翁(音译)。他在1946年由一个白人占 主导地位、华人仅有13 名的选区入选亚利桑那州的立法机关。141 最著名的美籍华裔政要是海勒姆·冯。冯于1959 年之前在美国领地夏威夷的立法机关任职达14 年之久，从1959 到1976 年，他是代表夏威夷州的美国参议员。
作为一个群体，美籍 华人家境富裕，而且受到良好教育。但是唐人街却贫困不堪，华人文盲率也高于一般美国人。这种怪现象源自内部的明显差异。很久以前就从台山地区移民美化上融 入了美国社会。新近到达的香港华人，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他们在香港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作风，但却没学到那些在美国经济上能取得成功和实现理想的技 能。外国出生的华人尽管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平均17年的时间，并和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有相同的学历和优越条件，但前者的工资收入仍比后者要低1/4。老一辈的 香港华人拼命工作，以便维持生计并求得发展，而香港华人青年却时常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腹牢骚，对社会不满，因而就发生越轨行为，包括搞恐怖活动和谋杀。由 于必须维护唐人街的旅游事业，华人领袖们只好哑巴吃黄连，千方百计地将这些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现在美国华人男性仅比女性多11%。 而且此种两性不平衡现象主要存在于早年来美的老一辈人当中。在适婚年龄档的美籍华人当中，两性数目己大体平衡。和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这一点也反映华裔有 很大的进步。美籍华人的家庭都很稳定，约占总数90%的华人家庭是夫妻双全的。近80%的在35到45岁之间的华人男子，己经结婚并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和 性别失调时期异族通婚率很高的情形相比，现在有87%的华人男子娶的是华人女子。离婚的美籍华人不到10%。
在某种意义上，美籍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已在职业和居住方面融入了美国社会，但他们仍然保存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种族认同。这堪称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可观成就。
第七章日本人
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国的众多种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坚定而执着地争取充当模范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阂也堪称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投进了拘留营。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种族更出色地战胜了所有的困难，在经济、社会及政治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大体上受到美国人对华人的那一切态度、偏见及歧视的影响，华人到达美国要比日本人早年左右。这两个种族在一般人印象中被笼统地视为“东方人”或者“黄祸”，尽管在事实上他们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群体。
日美关系也影响了日裔美国人的历史。但是，说到底，日裔美国人那非凡的历史取决于那些飘洋过海的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非凡气质。
日本日本向美国移民始于世纪后期，当时日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德川家庭的军阀统治于年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不仅是一批新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有一整套新式的价值观念和民族雄心。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标志着现代日本的开端。日本人把一个千百年封建闭塞之邦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加入了国际上的商业、文化交流和战争。
日本长期以来曾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第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于世纪问世时，西方所知道的日本只占了一句话的篇幅，即仅仅标明其所处的经纬度而已。直至世纪中叶，也只有长崎这一港市才被允许与外界保持十分有限的接触。日本的孤立状态于年被强行结束。当时，佩利将军率领一支美军海军进驻东京湾，诱使日本政府签订一项条约，该条约赋予美国人有更为广泛进入日本的自由。此举不仅使日本有机会接触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而且也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即日本当时比西方落后到何等程度，其闭关自守的代价又何等之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日本此后年的政治发展确立了议事日程：赶上并超过西方。日本对西方的感情很复杂，既憎恶其傲慢，又欣赏其赖以称雄的成就。明治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对西方完全着了迷的国家。正是那个时代的日本移民到了美国。也正是那个时代的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在日裔美国人社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日本本国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很久，此种情况仍然故我。在别的时代移居其他国家的日本人带着的文化与此大不相同。正如一位世纪的日本作家所说：“如果你想看大正时代的日本（1912—1926），请去巴西；如果想见识明治时代的日本（1868—1912），请去美国。”
日本对西方的态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从年开始在中学里开设英语课，并允许建立基督教教堂和学校；日本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对美国及美国生活方式公开表示强烈的好感。美国被描述为“人间天堂”，并因为它结束了日本的闭关状态而被视为“恩人”，美国的自由被赞美成既令人羡慕又值得仿效的东西。政府发行的教科书把富兰克林和林肯树为典范，教日本孩子向他们学习，其程度远远胜过对日本自己民族英雄的崇拜。也许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明治时代的日本人那样，给自己灌输了如此之多的美国生活方式。明治时代迁居美国的那批日本人的子孙后代，则一直把赢得美国人的接受和尊敬作为奋斗的主要目标。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对西方的洞悉，一方面使日本人感到自惭形秽，另一方面也引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时常被日本人自己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护卫性超量补偿。明治维新时，在日本出版物上，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常常是两大并行主题。例如，1880年代，一位日本作家直率地断言，日本人“没有能力”；另一位作家写道：“日本国民的理解力迟钝，体格弱小。”而极端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以及军国主义，则是与此针锋相对的三种情绪反应。把天皇奉为大和民族的神圣领袖，是明治后期的产物，当时对天皇的崇拜尚未达到后来那种盛行的程度。
当对天皇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美国的日本移民已是成人了，他们对崇拜天皇以及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其他方面，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以致于许多美籍日本人的著作在日本被禁。
日本人对年打败中国、1905年打败俄国的激动情绪，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内在的矛盾心理。日俄战争是一场一个亚洲国家首次战胜一个西方国家的战争。由于日本“战胜了古老而又伟大的中国，”一篇日本报纸社论这样写道，“胆怯的日本人现在坚信，他们并不比其他民族低劣。
”在这之前，日本看待“西方的文明国家，就如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看待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一样……”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讲大话，说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害怕西方的能力、强权和知识，并听天由命地认为他们不可能与西方抗衡……”时至年，日本信心十足地收回了当初让给西方国家的治外法权，并在世纪初做好了向沙皇俄国挑战的准备。
经济状况就国内而言，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难题是，既要维持传统式的控制，又需废除封建主义，有选择地采纳西方观念，包括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这一过程势必牵涉到社会动荡和政治紧张。关于财产和契约的现代概念，给了农民以行动和择业的自由，但也使地主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把佃农从土地上赶跑。旧的武士阶层被赎金打发掉了，随之在经济和社会上日趋没落，那些为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艺人也跟着走了下坡路。新兴的出口市场给一些工业带来兴旺，如丝绸和产茶。
但是，进口方面的竞争却迫使另一些工业日益萧条，如棉布生产。占人口的农民，继续处在德川幕府的苛税重压之下，他们也继续像在德川幕府时代那样屡屡起来造反。
人口及迁徙在经历这些经济和政治变成的同时，日本人口迅猛增长。在世纪稍长的时间内，日本人口增长了，1900年时达到百万。这一方面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因为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是由于出生率上升。新增加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农业人口大体保持未变，而城市人口却急剧膨胀。中产阶级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了，但失业率和家庭自杀比例上升的局面表明，许多人受到当时社会动荡的冲击是很严重的。
在明治当政时的日本，人们不能再像在封建时代那样简单地遵循现成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寻找工作，以图在世界上找个立足之地。许多人去海外寻找机会，因为海外的生活水平比日本高出许多。当时美国工人的工资为日本工人的—10倍。虽然日本人历来是不肯离乡背井的，但明治时期新的经济状况却使得国内的迁居现象到处可见，有些人进入城市，有些人成了在全国漂泊不定的流动工人。乡土观念与流动工作方式之间的冲突，使外出谋生的人最后还是重归故里。
许多为了寻找经济出路而远离家门，在国内奔波或闯荡到国外，但最终还是叶落归根，回到乡里和家人及邻居住在一起，与祖先葬在一起。离开家乡，奔赴一个陌生的国土不被看成是移居，而被看成是一种旅居，就像意大利人和中国人那样。
可是，虽然许多日本人实现了回乡的宿愿，另有许多人却没有这样做，这也和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差不多。
作出移居的决定，哪怕是暂时性的，并不是一个随机的个人决定。目的地并不是自己选好的。在日本，正如在许多别的国家那样，首批移民的特定目的地及经历大大影响了后来人的移居模式。这种现象甚至在战后日本还存在。例如，来自战后日本三步村赴加拿大的移民，有在该国的一个特定地区定居下来。移居美国的冲绳人有以上去了夏威夷，只有的人到了美国本土。早些时候，从同一地方来的冲绳人，一半以上去了菲律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移民的最初时期及在世纪，日本向美国输送移民最多的专区之一乃是广岛。
建立在家庭、朋友或当地熟人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是形成这种移民模式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商业性劳务组织发觉，集中在一地招工运往海外更为划算。
日本向海外移民始于明治维新的头一年，即年。是年有名合同工从日本驶往夏威夷。夏威夷和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不满，导致日本政府出面干涉，当即遣送一批人回国，并在其后许多年内规定不准其他日本人去夏威夷。日本对海外的日侨十分关心，国家有能力和威望为其撑腰，这使日本有别于当时的中国。中国当时太弱，自身也难免不被瓜分，根本谈不上替海外华侨讲话。总的来说，日本政府保护其海外侨民工作条件的有效性，不容夸大。然而，这种保护确实是存在的，是所在国政府不可不认真对待的。
年日本严峻的经济状况，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向夏威夷移民的禁令。
次年，夏威夷和日本之间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协定，允许日本继续向夏威夷移民，给日趋发展的甘蔗种植园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日本对这些暂时性移民的挑选实行控制。先前的日本移民是来自广岛和山口两地的城市工人，根据此次协议而来的合同工多属来自山口的农业或渔业地区。这样就避免了工人和工作的错位，这种错位曾导致先前的夏威夷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不睦。在这个时候去夏威夷的日本人，几乎都成了蔗田工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男子。
日本向美国移民与迁居夏威夷发生在同一时代，后者直到年才成为美国的领地。日本人在年代移居美国本土的人才出头，1870年代略少于，但此后就迅猛增长起来。在年代，2,000多名日本人移居到美国本土，年代这个数字增加了倍，20世纪的头十年内达到万人的高峰。由于受到年代美国移民法的限制，此期赴美的日本人数量很小。日本移民中男子占大多数——1890年倍于女子，1900年倍于女子——因此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了日本。
可是也有许多人在美国留下了。在年代及年代，持政府颁发的旅美护照的日本人后来交回护照的不到半数，而去俄国或中国的大部分日本人都把其护照还给了政府。在夏威夷，日本人两性比例失调的状况较为轻微，但仍然是够严重的。1900年，夏威夷的日本女性对男性比例为，1910年为。到了年，男性比女性仅多出。所以，暂时性和试探性是日本人向美国移民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日本政府事实上将其移民看作是暂时性的，而美国因反对华人而制定的法律也使得亚洲人无法申请美国国籍。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
离开日本者通常既非最低层又非最高层的人。公道地说，日本向来以苦干和节俭闻名，但这并非所有阶层人士共有的特征。日本在明治时代存在着某些下等阶层的人，他们“右手挣的钱很快被左手花掉”，一领到便纷纷旷工。这样的人当然没有去美国。贵族自然也不会去美国。去夏威夷或美国的日本人，皆属雄心勃勃的年青人，他们条件有限，出身农民。他们能让家长或村上有名望的人当担保人，并同意支付他们的旅行费用。
他们到美后，加倍偿还了债务。从广岛一带来美的移民，在世纪初平均每年汇回日本的钱，比日本人两年的平均工资还要多。这个现象在其他地区也见得到。
广岛一个区的移民寄回日本的平均积攒，比占日本人口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还要多。这些数字反映了日本和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了日本移民的艰苦朴素。
许多回国的日本人，不仅可以偿还旅行费用，而且有足够的钱购买大量的农田或去经商。日本的一些村子，如果在美国有许多移民，或有从美国归来的移民，那么，即使以前再穷，也往往比其他村子明显富裕多了。他们的房子显得更加华丽，且结构常常是西方式样的。从整个国家来看，这笔钱对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很有意义。从地区来讲，比如在广岛区，侨汇总额高达整个区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简言之，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对日本是十分重要的。天晓得，也许就是因为在美挣的钱把广岛建成了这样一个工业中心，才使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首要军事目标。
在美国的日本人在夏威夷及美国本土，日本移民最初是颇受欢迎的。他们是经过预选的身强力壮的优秀青年，雄心勃勃，敢到离家万里的地方去闯荡。夏威夷蔗田里的活尽管相当艰苦，但他们在那儿都干得很出色。在美国本土，约有的日裔开始时是农业工人，其余的在其他一些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劳动，诸如铁路、矿山、伐木场、罐头厂、肉类加工厂等等类似的艰苦行业。一些人成了美国阔人的家佣。在所有这些职业中，日本人毫无怨言地接受工资低、工时长的工作，也不在乎艰苦的工作条件。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业中，他们挣的钱接近其他工人的两倍，足见日本人的勤劳。
当日本人给白人当助手里，他们不仅自觉地履行自己工作范围内的职责，而且还经常为白人分担许多责任，从而获取了日后对他们自己很有好处的高级技术和工作经历。
正如其他操着外语，吃着特别食物的种族一样，日本移民经常在一起干活，由本国的劳务合同商进行监督。日本移民的节俭和勤奋的标兵，以低于美国标准而高于日本标准的工资铢积寸累，从不懈怠。当实行计时而不是计件工资时，日本人一开始的工资收入比白人偏低（约低）。但是，一半的日本人要么是合同工人，要么是计件制工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比做同一工作的白人收入来得高。
正是日本人的这些美德，最终驱使别人起来反抗他们。虽然日本移民是雇员的好料子，可这反而使他们成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仇视和惧怕的对象。劳联主席赛缪尔·贡泼斯斥责亚洲工人，拒绝让他们加入工会，哪怕是实行隔离的地方工会也不行。日本的节俭、勤奋和上进心使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普通劳工上升到小农场主或小业主的地位。这么一来，先前以老板身份欢迎日本人的美国农场主或企业主，就转而将他们作为敌手来加以对付。况且，由于日本人只在加州的一些少数社区从事少数特殊的行业，这种职业上和地理上的高度集中状态，使他们成了惹人注目的靶子。当加州的日本人从农业劳工上升到租地农场主或（更为罕见的）地主时，从白人农业工人到白人农场主，大家都把他们看作竞争对手，普遍对他们怀有敌意。这种额外的敌意（如今又包括来自一个更有影响的白人农场主阶层）很强，终于足以掀起一股反日的立法浪潮。这些法令在加州延续了几十年，其中主要有年的《外籍人土地法》，该法禁止不够资格申请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即一般所泛指的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拥有加州土地。从全国来讲，加州在这场旨在阻止美国接纳日本移民的政治运动中带了头。
由于日本在和世纪之交崛起而为世界一强——在年战胜了中国，年又战胜了俄国——美国不能像年前那样以突然的、单方面的及轻蔑方式去终止中国向美移民的方式，去终止日本向美国移民。美日两国政府之间达成了一个保全体面的协定，史称年的“君子协定”。该协定规定，日本严格限制赴美的移民人数，而美方则允诺已经在美的日裔人的妻子得以来美与丈夫团聚，并允许双亲及子女来美团聚。这样，伴随着中国移民被终止时发生的那种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就没有在日本移民中重演。在君子协定之后数量有所减少的日本移民，大多是妇女。虽然最初日裔在美国本土的两性比例失调状况与第一代中国移民相差无几——1900年日裔男性与女性比例为——但后来，这种失调就逐步得到缓解。到年，“仅仅”是，到年，就不足了。一些来美的妇女是寻找丈夫的妻子，另一些妇女则是在日本通过代理人办了婚姻手续，以便合法地来美，后一种人被称为“照片新娘”，由在日本的家长选中后，将其照片寄到美国的男方对象，在美的日本男子看中了就可成婚。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在日本属司空见惯，而这些跨太平洋婚姻也都是门当户对的。但这种做法使美国人感到震惊，加剧了他们的反日情绪。然而，日本人在美国土地上成立一个家庭，就标志着在美国扎下了根，也就不再是旅居异国他乡的行踪不定的寓客，而成了美籍日本人。仍有不少人陆续返回日本，包括某些从日本嫁过来的女性。
可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成了第一代美籍日本人，叫做一世，以别于二世（第二代）和三世（第三代）。
移民代的日裔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没有把它的那些筋疲力尽、贫困潦倒及蜷缩一团的劳苦大众送给美国。在向美国移民这一点，日本人与众不同。日本移民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公民，但他们通常也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日本移民带往美国的平均盘缠，从年的美元到年的美元不等。在这方面，他们更像穷困的东南欧国家的移民，而不像西北欧国家的移民。他们的可取之处不在于有钱，而在于有本领。
第一代的男性移民，是由日本政府挑选出来的身体健康、品德优秀而且愿意卖力的一批青壮年。他们成长在一个日本民族决心接受并仿效美国生活方式的时代。
那些飘洋过海去与在美的日本男子完婚的女子，可谓相当的保守而温顺，甘心绕地球半圈，和由父母选中的但连面也没见过的男子结合。就价值观念和自律精神而言，这些男子和女子都是非同一般的。他们追随着明治时代已成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美国理想，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升高的地位，又使他们得以保持作为日本人的骄傲感。
第一代移民虽然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或在农业或在工业），但他们受过教育，酷爱读书。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日语读写，所以许多日文报纸的发行量也就很大。
虽然日语讲得好对美国雇主来说，并无直接的经济价值，可这表明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在美国，对于许多种族来说，英文讲得好坏是别一码事，但懂一门外语却向来被认为是与经济进步相关的。总之，教育通常是一种表征，能体现出人们在其他方面的社会特点，诸如由籍贯地、阶级归属或家庭背景所决定的各种理想，以及为了有可能实现这些理想而对人格和气质所进行的熏陶。从在日本出生的美籍日本男子来看，祖籍地区的总体教育水平，较之他们个人的教育程度，更能与他们后来在美国的成功挂起钩来。他们家乡地区的雄心壮志和性格特征，也许是使他们能获得成功的更加根本性的因素。
就数量而言，到美国的日本移民并不多，尽管世纪初加州到处都有“黄种大军”或“黄祸”临头的喧嚣声。
年是有记录的日本移民最多的一年，约为万人，1882年华人移居最多，为万人。即便没有记录在案的非法移民超出这个数字一倍，统统加起来也只不过是欧洲移民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在年的日本移民顶峰期，区区万人尚不到来美移民总数的。况且，日本移民的回流率很高。从年成立君子协定到年彻底中断从日本（及其他国家）向美移民，期间约有万日本人来美，约有万人离美。他们集居在加州的部分地区，因而造成了一个日本人“大举进犯”的假象，而实际上即使在加州，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超过该州总人口的。正如一位有名的经济史学家所说，“就那么几个日本良民竟然会莫名其妙地激起如此之甚的仇恨和恐惧，实属罕见。”
在日本人比例较大（以上）的夏威夷，对日本人的惊恐反倒不那么厉害。可是，即使在夏威夷，日本人在工资上照常受到歧视，要晋升到技术岗位也到处受到刁难。1909年日本农业工人的一次罢工，更恶化了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它给日裔田间忙工带来了某些好处。
当日裔美国人成为农场主或雇用日本农工的雇主时，在工资上对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歧视也就随之减弱了。最初，白人农工按计时制挣得的工资比日本人高，但当使用计件办法时，他们就挣不过日本人了，因为日裔农工的工作效率高。日裔农场主付给日裔农工的工资比白人农场主给的要高，这样就迫使白人农场主提高日裔雇工的工资。1909年后，对日裔农工的歧视几乎不复存在了。再过年之后，由于日本人的高效率，日本农工的收入实际上高于白人农工，这种高效率此时已受到普遍的承认。
日本租地农场主也繁荣了，尽管他们在同样的土地上付出的地租要比白人多。可是，美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歧视，却使他们自己在政治上丢分。日裔租地农场主付出较高的地租，这就意味着一个有势力的阶层（白人大土地所有者）感到有必要阻止把日本人完全赶离土地，而这偏偏是《外籍人土地法》第一稿的初衷。后来写进法律的政治妥协案允许日本人租借土地，即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所有权。这些法律在加州立法两院几乎全票通过。这表明了加州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将导致许多其他针对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法律及惯例。
《外籍人土地法》是否真正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人的经济进取，大可打个问号。
年的《外籍人土地法》颁布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接着就爆发了。由于许多白人农工离开农场而到工厂里去挣大钱，充当佃农的日本人就供不应求。况且，法律上的不少漏洞也使许多更富裕的佃农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在美国生养的子女是第二代，这第二代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可以拥有土地，并行使他们父母被剥夺了的其他权利。日本家庭以孩子的名义拥有大量土地。有时，日本人向同情他们的白人买进土地，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由他们耕作，这种土地和自己的没有什么两样。为了逃避《外籍人土地法》，还成立过许多有名无实的公司。到了年，这些逃避手段已是如此的普遍和尽人皆知，以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来堵住漏洞。这项新法律作为动议案以的多数票获得通过。1920年的《外籍人土地法》不仅禁止无权申请国籍的客籍人（亚洲人）拥有土地，而且禁止他们租借土地，并试图禁止以在美出生的子女的名义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做法。但法院裁决和新的逃避措施使得日本人能够继续在加州农业中生存下去。直至年，大部分受雇的日本男性仍然是农场主。该项法律在减少日本人占有土地的数量方面并非完全无效，也给日本人经济上的腾飞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却没有完全把他们捆死。其中一个原因是，日裔美国人在土生土长的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因而不受针对“无权申请国籍的客籍人”的法律的限制。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使法律不能故意把日本人挑出来作为它的受害者。到年，美国本土上的日裔美国人几乎有一半是土生土长的。到年，加州全部的商品蔬菜，约有是由日裔美国人种植的。
除了在农业上的成功外，美籍日本人还以出色的园艺技术名闻加州。园艺与农业有关，一些日裔就专以经营园艺为业，或承包别人的庭园管理。“日本园丁”成了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生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延请这些园丁来照料其草坪和庭园。园艺业是小本生意，但具有独立性，因为园丁从许多人家领取合同报酬，不是任何一家的仆人。早在，南加州一带就有名日本园丁。日本人在农业上的成功还包括开办农贸市场，经销自己农场的产品。1929年，光洛杉矶一地就有多个日本经营的这种市场。
日本也涉足于与土地无直接联系的商业性活动，并同样搞得很成功。到年，西雅图半数的旅馆和约的杂货店均是日本人经营的。在洛杉矶，第一代日本移民除了开办廉价旅馆外，还拥有干洗店、餐厅和鱼行。一些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开始时都以满足本族同胞的需要为主，尤其是迎合日本人的特殊饮食习惯。可是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远远地超出了日本同胞的消费需求。还有一些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如上述的园艺和农贸市场，其顾客几乎都不是美籍日本人。
日本人的所以能从体力劳动者上升到小业主的地位，个人节俭只是部分的原因。
和中国人一样，他们通过一种称做“会”的信用组织来筹款，以创办新企业。但是，要办好这种手续简便的“会”，就必须依靠一整套建立在家庭和街坊联系及重视名誉基础之上的信用网，才不至于有人会好意思拖欠会款。敢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勤奋和毅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而对某些企业来说则显得更加重要）。一个园丁所需的资本，无非是一辆小卡车、一架割草机、若干剪切机和草耙之类的工具。园丁个人的思想品行才是关键的东西。日本人在做农工和家仆时已经赢得了勤奋而又值得信赖的好名声。这使许多美国家庭可以放心地与他们订合同，因为请人进家来料理庭园是新鲜事，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把家私及贵重物品暴露在园丁面前。
以上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主要从事农业、商业以及体力活。那一代人当中的专业人员和文秘人员，加起来还不到。总之，日裔美国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他们也不从事需要有教育才能干的职业。在第一代日本移民取得相当的经济成就之后，他们才有条件让其子女（第二代）到高校深造，进而跨入专业阶层和一些需要正规教育的职业。
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千方百计避免通过政治鼓噪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虽然他们曾在法庭上打过无数次的官司。像美籍华人的经历一样，反东方人的狂热无法持续几十年，因为日本人默默无闻地工作、发财，不授人以柄。再者，日裔社区没有像当时旧唐人街那样给耸人听闻的小报不断提供有关自相残杀、鸦片窝、犯罪区之类的可怕消息。日裔美国人过着一种安逸的农村生活，成不了大新闻。
总的说来，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比美国家庭要大。美籍日本人的出生率是白人的倍，这使害怕日本人“泛滥”的呼声颇为中听。但是，日本人的出生率之所以高，原因乃在于他们绝大多数正处在青春年华。老人和孩子迁来美国的为数甚少。况且，这些年轻男女来自农村，而在全世界，农村的出生率总是偏高的。
日本家庭极度稳定，离婚极少。孩子受到严格控制，但其身心健康却是父母的头等大事，父母常常为了子女的现状和前途而作出重大牺牲。父母养育之恩，子女会还报的。美籍日本人子女惨遭事故的，要比白人或黑人的子女少得多，父母关心之切，可见一斑。
在公立学校里，日本孩子以循规蹈矩、彬彬有礼及学习勤奋而出名，并受到老师的喜爱。由于日裔在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数都很少，所以日本儿童上的学校几乎都是种族混合的学校，老师对他们非常好。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的成绩不亚于白人孩子，智商也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的家人不讲英语，也尽管从父母的职业来看，正规教育并没有多大明显的作用。何况鉴于相当日裔受歧视的状况，教育对他们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能派何种用场，也是未知数。他们只不过认为，品学兼优牵涉到荣誉问题，不可等闲视之。第一代日本移民时常教导其子女，要维护自己家庭和整个日本民族在美国的荣誉。除了家庭的严格约束和管教外，孩子们还受到当地日裔社团的影响，加之日本人又往往住在一起，谁家孩子淘气，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就让你吃不消。这类社会控制远远超出孩子之外。日裔社区很少发生重大案件，少年犯罪率很低，其他形式的社会状态也不多见。早在移民初期，美籍日本人社区的犯罪率就比其他美国人低，即使犯罪，也多属轻微的。这在美国本土和夏威夷都一样。越轨行为不仅使肇事者受到家庭的压力，也受到亲戚、邻居乃至全体日裔美国人的责怪。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极个别不顾社区的行为规范而继续胡作非为的人，会被送回日本，不让他在美国人民面前给日裔美国人的脸上抹黑。放纵的个人主义在日本的价值体系中素无立足之地，他们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日语中压根就没有“隐私”这个词。
第一代日本移民踏上美国国土之后不久，便成立了“日本人联谊会”。该会在各大城市的分部，既充当日裔社区内部的控制组织，又起到与外界联络的作用。日本人联谊会设法遏止卖淫和赌博，并防止其他会使日本人在美国社会上丢脸的不良行为。它主办娱乐性及社会公益活动。它也向警方及其他美方行政当局或日本领事馆（因为第一代日本移民在仍算日本公民）报告犯罪行为，也转达个别日本人的不满和申诉。总之，它是第一代日裔美国人的集体代言人。
规模小一些的组织，也分布在各地日裔美国人的社区。从日本不同地区来的移民，在美国成立了各自的同乡组织。这些组织可以提供娱乐及社会活动的去处，并向不幸者伸出援助之手。由于接受慈善施舍被日本人看作是丢脸的事，所以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此类援助。不过，除了向家庭和日裔美国人内部的社区组织寻求接济之外，日本人几乎没有向公共救济机构伸手的现象。甚至在年旧金山地震之后，当日本人落得无家可归时，也几乎没有人申请社会救济，因为他们的地区组织给了他们以大量的援助。在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申请社会救济。
第二代移民从某些方面来讲，第一代和第二代美籍日本人之间的“代沟”，要比在其他移民种族中来得大。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两性比例失调，因而他们结婚较晚。这意味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年龄差异很大。就年来说，第一代日本移民的男性平均年龄是岁，而第二代却平均只有岁。大多数的第一代人讲日语，很少讲英语，而大多数第二代则讲英语，不讲日语。在年代，3/4的第一代是佛教徒，半数的第二代人却基督教徒。再者，第二代在学校和美国文化中形成的价值观，常常与第一代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尤其表现在恋爱及包办婚姻这类事情上。
为了加强日本传统价值观的教育，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或周末，将第二代人送到日语学校上课。这些学校常常从日本直接请来老师，有时给学生灌输当时已在日本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某些第二代人来说，这些学校被看成是有机会认识其他日裔美国年青人的社交场所。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灌输是无法接受的，是构成代与代之间发生摩擦的另一个诱因。当一位名叫丹尼尔·井上的高中生于年在夏威夷表示不能接受老师的教导时，他就被扔出了窗外。可是，这些学校在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并非铁板一块，第二代人也并非个个都到这些学校去求教。在檀香山，日裔子弟几乎都去上这种学校，而在美国本土的某些地区，这种学校就差不多无人问津。
随着第二代人进入成年，他们成立了自己单独的组织，并在后来合并为“美籍日本人公民团”。该团最终取代了作为美籍日本人的集体代言人的“日本人联谊会”，在文化和政治上大力推进美国化。与父辈不同的是，第二代在法律上已不受歧视。
他们致力于使自己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使他们有资格这样做。
日裔美国人社区选择发行英日双语报纸表明，“代沟”方面的紧张气氛仍然存在。
为了满足两代人的需要，这些报纸不仅用两种语言报道同一则新闻，还以不同的编辑观点评论政治事件。第一代人社团对日本在年代的侵略行为，或加以支持，或为之辩护，而以第二代人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团”所打出的口号则是“我为自己是一名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而自豪”，并表示愿意与“美国所有的敌人”
作战。这句话是在年说的。曾几何时，此种忠诚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为期正好一年。
战时拘留年月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着的几个月中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地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古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物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作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
年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年月至月间，有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的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位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在，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人（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从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到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那样的开明人士，连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可观。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事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约在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曲，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哩！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与拘留政策合作。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充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轻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消弱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岗州继续干活。4千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方针，该方针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定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年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且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曲，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千多，赢得了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捕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过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关闭。曾在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宪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几种少数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上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或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受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战后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
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战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美籍日本人日裔美国人在二战前取得进步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企业遭到破坏，已经不可挽回。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已经太老了，无法去重操旧业。由于缺少教育和文化适应能力，他们也难以转到新的领域去干什么大事。然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操园丁这一行业。1958年，洛杉矶市日裔美国人的企业，仍然有是搞园艺的。这绝不是些微不足道的工作。
年的一次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高收入的日裔美国人是合同园艺师傅。
可是，第二代日裔受到良好教育，会讲英语，而且因为是美国公民，在职业选择上自由度较大，并有本领对付雇主抱有的无形偏见。早在年，日裔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就比白人要高，这个差距在下一个年进一步拉大。他们在大学几乎从来不攻读文科学位，而偏重应用学科，如工程、眼镜技术或企业管理等。
到年，美国本土上的日裔男性挣的工资，相当于白人的。就所有的日裔男性（包括在夏威夷的）来说，他们的收入是同年龄组白人的。到了年，日裔的平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平均家庭收入则高出。日裔在美国本土上干得比在夏威夷还要漂亮。这表明战时拘留不一定就给日本人造成什么永久性的不良影响。相反，如果仅从经济来看的话，还可能起了积极作用。
因为它使第二代日裔从父母的小算盘中解放出来，尤其是他们可以不必继承家业，而另辟新径。在这方面，许多日裔美国人自己，包括参议员早川，都认为战时拘留反倒有利于他们从长计议，最后得以飞黄腾达。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日裔美国人不仅经济上兴旺了，而且他们的职业公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40年时，无论是在加州还是在夏威夷，日裔美国人从事专门化职业的比例，尚不到白人的一半。到了年，加州的日裔美国人缩短了这个差距。到了年，他们在专业阶层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白人。在夏威夷，日本人在专业阶层的比例尚比白人低。
随着日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之战后美国的种族主义普遍退潮，日裔美国人的居住模式更为分散了，和其他种族通婚也多起来了。从事高级白领工作的第二代日本人，喜欢住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街区，不喜欢加入日本人的种族组织。其实，在美国本土，清一色的日本街坊几乎看不到。随着职业上和住宅上的日益分散，与异族通婚现象更普遍了。在年代的洛杉矶，日裔美国人的婚姻有含有异族配偶。而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个数字上升至—12%。
到年代末，这个数字到了。夏威夷的情况也差不多。
日裔美国人的第三代出生于战时拘留营时期或战后。第三代人有上过大学，的人的打算成为专业人员，这的确了不起。老一代美籍日本人大多认为这批后生“太美国化了”，但他们自己——占的人——则说，他们倒满想讲日语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上并不会讲日语）。再者，他们反对战时拘留的呼声最高，尽管他们自己对那场横祸已经毫无记忆。政治好斗精神基本上是第三代人身上所独有的现象。第三代人受苦最少，保留本族的文化特征也最少，但他们当中的种族意识或好斗精神却很强，这种现象在不少种族的经历中曾普遍发生过。
今天的美籍日本人如今，日裔美国人总共有万左右。其中约有的人住在夏威夷，另外住在加州，不足的人住在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虽然他们从农场劳工和租地农场主起家，如今却有约的人住在城市。即使住在农业地区的人，大部分也与农场无关。
约的日裔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但在—64岁的男性中，近的人只是第二代美国人。他们的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有二，即地理位置和城市化程度。不到的人住在低收入的南方，大部分生活在收入高的加州和夏威夷州。虽然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高出全国水平，但在加州，他们的家庭收入仅高出州平均水平的。在城市家庭中，加州日裔美国人的收入，只比白人城市家庭高出。可是，对于一个在美国饱受法律歧视之苦的种族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们在二战中被拘留过，几乎丧失了一切，后来只得另起炉灶。而这仅仅才是第二代！第三代刚刚进入成年，第四代还只是毛孩子哩。
日裔美国人如今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主要靠两条：一是他们勤劳肯干，就业率高出平均水平，失业率低于平均水平，多数日裔家庭同时有几个人在挣钱；二是教育水平高，加之他们又多在收入高的科学界和应用领域就职。从历史上来看，日裔美国人是从农业、园艺及小本生意这些不怎么需要教育的职业干起并发家致富的，只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凭此取得成功之后，他们才能送其子女上大学，从而进入专业阶层。教育并不是日裔美国人起飞的始因，就像教育不是犹太人起飞的始因一样，虽然这两个种族在后来以正规教育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
男子为家长的美籍日本人家庭收入（以美国同类家庭的收入为）家长受教育程度单收入家庭双收入家庭三个或以上收入家庭中学以下中学大学（读—年）大学（读年）研究生（读年）研究生（读两年或两年以上）资料来源：《公用抽样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
如表所示，日裔单收入家庭的收入并不都比同类美国家庭来得高。但是美籍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全国平均线高出，而本表所列各类家庭都没有显示出如此大的差距，这该作何解释呢？原因是日裔大多分布在高收入类别，他们就业的比例高，而且有更多的人列在教育水平高的档次里。
由于家庭小，日裔美国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加强。35—44岁年龄档美国妇女平均有个孩子，而同年龄档的日裔妇女却只有个孩子。孩子少，工资又高，所以日裔美国人的家庭不但生活水平属上乘，而且有钱送子女到大学里去深造，以致一代胜过一代。但是，我们必须再次把目前一代的情况和导致日裔美国人当初发家的因素区分开来。正如犹太移民的家庭人口多于一般家庭一样，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也比一般家庭要大。但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对犹太人来说，大家庭并不意味着就忽视孩子在校的品行和学业。后代人生孩子少，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并满足子女上大学的愿望。
按照任何一种指标来衡量，美籍日本人正在日益变得美国化。从全国来讲，年约有的已婚日裔男性和的已婚女性，其配偶是异族人。在年代初的洛杉矶，美籍日本人的婚姻大约有一半是异族良缘。在夏威夷也是如此。现在日裔青年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显得逊色，正在渐渐地跌落到正常美国学生的水平，而社会问题却日趋严重起来。
日本人在美国生活的诸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美国东海岸的西海岸的某些建筑物上，可以发现日裔建筑师山崎穰那美观而富有想象力的设计。他的杰作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威尔逊学院、奥柏林音乐学院、圣路易斯机场和西雅图的世界博览馆。S.I.早川早在出任旧金山州立学院院长，嗣后又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而广为世人所知之前很久，就在语言学界确立了他的崇高学术声誉。美籍日本人在美国本土参政相对较晚，但在夏威夷却一直很活跃。他们在夏威夷的人口比例比在其他地方要高。1959年，丹尼尔··井上，这位二战中失去一只胳膊并在战场上被提升为军官的日裔英雄，被选进美国众议院，后来入选美国参议院。
他至今还在任。1976年，夏威夷州把松永昌之选入美国参议院。他是第三位日裔美国参议员。占人口不到的日本人产生了位参议员，占参院成员的！
这象征着美籍日本人的杰出成就。
第八章黑人
美国黑人是在违反其意志的情况下强行被带到美国来的唯一种族。他们来自一个比欧洲还要大的幅员辽阔的大陆，他们当初曾操着多种不同的语言，代表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受奴役过程中，他们许多固有的祖先语言和文化都消失了，他们身上的基因差别也融混到了一起（并掺进了相当大成分的白人基因），从而形成了美国黑人——一个属于新世界文化和人种的产物，而不是任何非洲既定民族或文化的直系后裔。
所以，美国黑人属于最古老的美国人之列，他们的文化传统乃是一个几乎完全在美国土壤上形成的传统。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黑人又属于最年轻的美国人之列，他们作为具有自己独立存在的自由人，只是到了废除奴隶制的年才开始进入美国的大社会。经过大规模的内部迁徒，他们进入美国都市的时间还要晚。
以致许多(甚至大多数)黑人今天在其生活的都市世界里只不过是第二代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黑人与年前的爱尔兰人处在类似的位置上。总而言之，在时间上要确定衡量美国黑色人种进步的起点，并非易事，可因特定的问题而异。
非洲尽管非洲人在美国是混血的，但非裔美国人也是有差别的——此种差别不像其他种族那样是按照固有的祖先文化形成的，而是按照他们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同经历形成的。获得自由的时间是关键性的差别。虽然大多数美国黑人因年的《解放黑奴宣言》而获得了自由。但此前己有多万黑人早就是自由人了。这些《自由的有色人》有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一套价值标准，这使其子孙后代直到世纪部有别于其他黑人。还有人数不多但颇为重要的第三部分黑人，他们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他们也有其极不同于其他黑人的经济和社会历史。
尽管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什么非洲文化在美国黑人当中存活下来，然而非洲的大批民众究竟是怎样，又为什么会被掳获并被送到西半球来充当奴隶，非洲的历史与此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虽然非洲大陆比欧洲还大，但其海岸线却没有欧洲的海岸线长，因为非洲凹进其海岸的天然港口并不多。非洲的河流受到地形和四季变化的制约，只能断断续续地通航。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无边的沙漠，更给大陆内部的交通和联络增加了困难。处在悬崖绝壁和高大山脉之间的狭窄海岸平原，局限住了沿海居住区的规模。这就使该大陆的人民备居一隅，相互隔绝，操着多种语言，分成无数的部落。身处此种状况下的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易受攻击，为外人将他们大批俘获为奴提供了机会。
非洲的伟大文明。发祥于地理障碍没有上述那样严重的地区。4,000英里长的尼罗河大体上可全线通航——为古埃及的文明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沿地中海一线的港口和通向亚洲的陆路，也使非洲北部发展起比撒哈拉以南地区更大更复杂的国家。该地区更为团结而强大的民族——阿拉伯人——成了第一批奴役非洲黑人的克星。
奴隶制早就存在于非洲各部落之间，正如千百年来就存在于欧洲人当中一样，其历史可以追朔到古希腊和罗马。但是把黑人奴隶当作商品出售，是在公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之后才开始的。阿拉伯的奴隶贩子曾打入非洲腹地，在东海岸向南一直伸展到莫桑比克。他们和当地的部落合作，抓获或购进奴隶，将其带过撒哈拉大沙漠。在长途跋涉过程中，黑人死在灼热沙面上的不计其数，撒哈拉大沙漠布满了他们的白骨。阿拉伯人以最残忍的奴隶主而臭名昭著。晚近至世纪，英国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在目睹了阿拉伯人虐待奴隶的情景之后，曾有好几个礼拜夜夜恶梦难眠。直到世纪中期之后，阿拉伯世界才彻底消除了奴隶制。
当非洲人被阿拉伯的奴隶贩子带到西班牙时，欧洲存在过的奴隶制己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销声匿迹。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后来冒险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去捕捉黑人充当自己的奴隶。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境内己有奴隶存在，数量虽然不多，但也颇为可观。当西班牙开始在西半球殖民时，他们把大批的奴隶从非洲运送到这里来干苦活。英国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接踵而来美洲探险和殖民，他们也开始用船把从非洲购买或劫掠来的大批奴隶运到新大陆。
到世纪中叶，每年有名奴隶被船运到大西洋彼岸。到世纪，贩卖奴隶达到每年，000人的高峰。几个世纪以来，有近万的非洲奴隶被运到了西半球。其中一半以上是在年至年这年间抵达的。80%以上是在世纪初年至世纪中叶抵达的。许多奴隶来自西非尼日尔河以东地区，其数量之多恰好等于非洲其他所有地区奴隶的总和。仅仅阿撒蒂一个部落就把数以千计的其他非洲人出卖给了奴隶贩子。
除去万被运到大西洋彼岸的实际人数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人死在途中——有些人为捍卫其在非洲的自由而战死，有些人因试图逃跑而被杀，有些人在被监禁时自杀身亡，还有许多人因无法忍受赴美航程中的艰险和恐怖而死在海上。
在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世纪贩运的所有非洲奴隶当中，单是死在海上的比例就大约保持在到之间，而在世纪，这个比例还要高。在荷兰的运奴船上，死亡的比例也较高。粗略而保守的估计是，有万奴隶死在旅途中。这还不包括那些因染上欧洲人的疾病而致死的人，对这些疾病，他们体内缺乏免疫力，正如许多欧洲人也死于非洲的疾病一样，欧洲人对非洲人的疾病也毫无办法。
来到西半球的总数为，000万的非洲奴隶当中，约有万人是被贩运到位于今天美国境内的各个殖民地上来的。
奴隶制在美国美国在年拥有的奴隶数目居西半球各国之冠，占整个西半球奴隶总数的以上。不过其他国家实际进口的奴隶却要比美国多，巴西进口的奴隶就是美国的倍。区别在于美国是奴隶能够繁衍后代，并按自然规律保持人口增长的唯一国家——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情况就不一样，奴隶的死亡率是如此之高，出生率又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要不断地从非洲进口奴隶来取代死亡的奴隶。在其他国家里，维持奴隶的生活状况一般是更加野蛮的。当然，美国维持奴隶的状况也是残酷的——鞭打属司空见惯。把小孩子从其父母身边拉走卖掉，经常发生、以致搞得奴隶们惶惶不可终日。强行将夫妻拆散也是日常有的事——大约每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会遭殃。其他残忍和暴虐的行为，尽管是零星发生的,却是奴隶制度本身和奴隶主刚愎自用性格的固有特征。
从狭义的物质角度来看，美国的奴隶通常能吃饱低质的食品，其住房——按今天的标准尽管算是原始的——堪与与当时欧洲农民或工人的住房相比甚至还要好些)。19世纪美国奴隶的平均寿命比美国白人的平均寿命稍微偏低，但却与荷兰人或法国人的平均寿命相等，并高于意大利人或奥地利人的平均寿命。当时美国奴隶平均在这个世界上活年，而爱尔兰的农民却只活年。对奴隶主来说，奴隶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需要加以确保的投资。例如说，奴隶主通常会雇用白人工人——一般是爱尔兰移民——来从事那些被认为对黑人来说太危险的工作。
任何一种奴隶制的关键问题都是防止奴隶逃跑。在内战前的南方，防止奴隶逃跑的办法不是筑起篱笆或设置岗哨，而是通过使奴隶处于无知、依附和恐惧状态来实现的。绝大多数的奴隶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而且南方多数州都规定教奴隶识字属犯罪行为。正因为监禁奴隶的办法是使其无知而不是约束其人身，所以要暂时地逃离一家蓄奴农场是容易的，但要永远地逃离是办不到的。由当地白人组成的巡逻队会缉拿在逃的奴隶，并对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离开所在农场的奴隶进行训诫或惩罚。
奴隶主借助衣食配给及日常生活、起居条件的组织管理，使奴隶成为他们的附属品。一个大奴隶主曾告诫说务必)使奴隶养成全然依附你的习惯……"当弗雷德里克·劳·奥尔姆斯戴得在南方进行的广为人知的旅行时，亲眼观察到这种哲学的实际运用。奥尔姆斯戴得认定，南方人的办法是试图将奴隶训练为干活的机器人，但却"防止奴隶学会照料自己"。
由于其主动精神世世代代一直受到压抑，又由于他们缺乏激励，只想把工作做到仅足以不受惩罚的程度，奴隶们养成了磨蹭和逃避工作的习惯，这种习惯在奴隶制本身消失之后很久仍然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内战前，欺诈和偷窃是南方奴隶当中的通病，这些恶习在奴隶制结束后很久也一直存在着。
黑奴在他们自己人当中，也需要逐步形成某种生存模式。种族团结是基础，向白人出卖同族是不可饶恕的行为。甚至奴隶监工头一个直接指挥其他奴隶并被授权实施惩罚的奴隶)也不得不按照这个规矩作出让步。在大型农场主家里做佣人时一些黑人奴隶，可能会与主人家庭成员形成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黑奴内部的纠纷和向白人出卖同族不是一码事，他们也不敢跨越这条鸿沟。
黑人世界是奴隶们可以寻求感情满足和亲密关系的场所，在这个世界里越轨即意味着个人的灾难。所以，黑人社群的行为规范是有分量的，即使在没有官方支持或没有行政机构来强制实施的条件下，也是如此。例如说，奴隶当中违反乱伦禁忌的程度，普遍地比当时的白人来得轻微。在白人奴隶主当中，交表婚即第一代堂表亲联姻者)属普遍状况，而在黑人奴隶当中，这种婚姻却属罕见，仍然保持着欧洲人和非洲人在乱伦禁忌观念上的差别。简言之，黑人社群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并非仅仅是白人模式的摹本。甚至白人奴隶主也觉得让自家的奴隶与生活在别的农场或棉花农场上的奴隶结婚，以迁就黑奴严格遵守乱伦禁忌的做法，是对自己有利的，哪怕按照白人的标准来看，自家棉花农场上的黑奴当中本来就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婚配对象。曾经有这样一个罕见的事例:在一个奴隶核心家庭里，父亲乱伦，使得自己的女儿怀了孕，主人不得不把这位父亲卖掉，因为其他奴隶威胁要杀死他。
奴隶当中自有其风范和习俗。年轻人称呼年长者为"叔叔"或"婶娘"(白人禁止黑奴相互使用"先生"或"太太"一类的称谓)，并在遇见年长者时脱帽，以示敬意。当一对黑奴夫妇未经准许走出棉花种植园范围之外而被巡逻人员抓到时，丈夫准会除了自己挨一顿鞭打之外，还主动代妻受过，再挨一顿。
除了习俗，奴隶社群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最值得一提的文化产物乃是黑人圣歌，这种圣歌后来派生出感伤乐曲和爵士乐曲，从而为整个美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某些黑人民间乐曲还被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乐团所采用。
班卓琴就是奴隶制时代的一位自由黑人制作出来的。黑奴的寓言和民间传说，还为南方的一位白人乔尔·钱得勒·哈理斯整理的《兔哥哥》一类的故事集提供了编写基础。和古希腊的那位奴隶即伊索创作的寓言所不同的是，美国黑奴讲述的故事一般都体现出弱者和谦卑的人战胜强者、傲慢者和蛮横者这类主题。
在黑人当中，最重要的人世间关系集中体现在家庭里。奴隶的婚姻和奴隶的家庭关系是没有法律地位的，但通常都能保持几十年，如果不是终生的话，这种情形普遍地存在于整个美国奴隶世界，在各个地区，在乡下或城镇，在田间奴工和家庭佣人当中，都是如此。1866年对某地前奴隶夫妇的调查表明，40几岁的人当中有半数以上己有年或年以上的婚龄。尽管奴隶当中也存在着婚前性关系和婚前怀孕的情形，但婚姻本身被认为是十分严肃的，不得轻易中止。奴隶的婚姻有时会被强行中止，这通常是由于夫妻一方被出售而造成的。这些被强行拆散了的鸳鸯也仍能保持好多年的夫妻关系。许多以前当过奴隶的人都在证词中提到夫妻离散之苦，许多奴隶主也怕留下的一方会试图逃跑而不愿拆散奴隶的婚姻。
然而，在一年间，密西西比州的黑奴仍然有的人被迫与自己的配偶分手。在黑人获得解放之后，许多分离的夫妻曾为寻找与对方团聚而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在奴隶制时代，夫妻分离后曾发生过自杀的事例，也有谋杀那些强奸奴隶妻子的白人的事例，尽管杀死白人强奸犯的黑人男子是必死无疑的。千百个有案可稽的奴隶谋杀白人的案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表明，被奴役的人们并不缺乏其切身感受的价值观念。除了有案可稽的谋杀案之外，还发生过许多投毒和纵火案，都无法查清是谁干的，虽然人们心里都明白，投毒和纵火是奴隶喜欢使用的武器。
大多数的奴隶儿童是在双亲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是家长，孩子秘密地)使用父亲的姓氏。某些家庭因婚前两性关系会包含女方和其他男人生下的孩子。不过对世纪某地奴隶家庭的研究显示，在的家庭里，子女的双亲是相同的。总而言之，奴隶的家庭，在奴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算是稳定的。他们的子女随时都可能被拉出去卖掉，并再也见不到面。被卖掉的奴隶多属十几岁的孩子或年轻的单身汉，故此，奴隶婚姻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奴隶家庭的稳定性。
奴隶主发现，奴隶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是一种稳定因素，能降低男子为争夺女人而发生的打斗事件，并能抑制逃跑的意向。然而，奴隶家庭纽带的牢固，又被认为是与他们地位不相适宜的，是对主奴关系的一种威胁，并会在出售奴隶时惹麻烦。
奴隶主试图将奴隶的家庭纽带保持在不至强大到干扰奴隶制本身的限度内。他们不准奴隶使用姓氏，甚至连奴隶使用"我姐姐"(妹妹)或"我母亲"这样的称谓都可能遭到惩罚。当然这只能使此类称谓的使用转入地下。黑人家庭的姓氏还是一代代传了下来，尽管他们晓得，在有白人的场合最好不使用为妙。甚至在黑人获得解放之后，许多以前的奴隶仍然不愿向白人通报自己的姓氏，因为这种隐瞒姓氏的习惯己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了。奴隶的姓氏通常不是其主人的姓氏。
奴隶姓氏的起源常常因世代沿革而湮没了——有可能是奴隶家庭先人所属主家的姓，也可能是他们的非裔祖先抵达美洲时选择的姓氏。保留白人姓氏的目的并非在于将黑人家庭与当初姓这个姓的白人主人联系起来，而是想让黑人家庭本身具有固定的认同标志。奴隶名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奴隶家的男孩有使用其父亲的名字，还有许多孩子以其叔(舅)婶(姨)的名字为名，或以死去的或被出卖掉的。兄弟姊妹的名字为名。非常有意思的是，奴隶家的女儿通常不以其母的名字为名，尽管这种做法当时在白人家庭中极为普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再次看到，奴隶有其自己的风俗习惯。
奴隶制度并不是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时代都属千篇一律的一种制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当中，奴隶制度可谓千差万别。南方的白人有的家庭根本就不拥有奴隶。那些蓄奴的人，则大多数是农场主，而不是棉花种植园主，且棉花种植园在规模上真正达到小说《飘》所描绘的内战前南方田庄那种宏伟程度的，实在是凤毛鳞角。
地区差别年发明的轧花机，最终导致美国全部奴隶的在从事棉花的种植。奴隶日趋集中到美国南部那些土质和气候均最宜于植棉的地带。最南部几个州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奴隶数目急剧增多，而在像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南北卡罗来纳等地处美国南部偏北的几个州里，奴隶的数目则在减少。黑奴人口集结的地理中心，这个时期以大约每年英里的速度稳步地向西南移动。在一年间，约有万开外的黑奴从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南北卡罗来纳搬迁到最南部的几个州。这场大规模的奴隶搬迁——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世界史上被迫的大迁移之一"是以奴隶主携带自己的劳动大军易地而居的形式发生的，而不是以出售个别奴隶的旧方式实现的。但是出售奴隶的事也经常发生，以致奴隶们经常提心吊胆，担心被从家庭和朋友身边拉出去卖掉。在英文里留下一句习惯用语作为这种担心的历史陈迹:"被顺河出卖了"。然而，即使在某一棉花种植园倾巢搬迁时，也会拆散黑奴家庭关系，因为某些家庭成员特别是丈夫和父亲)往往属于另外一家主人，不生活在同一个农场上或棉花种植园里。
美国的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适宜于种植那些雇用奴隶劳工来生产并在经济上很划算的农作物。那些需要程序化的、易于由工头监视的大生产式劳动去种植的农作物，特别适宜于使用奴隶劳力。美国的植棉是这种劳动方式的典型例子，但路易斯安那州和拉丁美洲多数地区的甘蔗种植也在此之列，其他诸如稻米、小米和玉米等主要农作物，也是由大生产式的奴隶劳动来种植的。气候和土质条件大体上决定着在什么地方可种植这类作物，因而也就决定着奴隶的地理分布。
相对来说，北部使用的奴隶就很少，因为那儿的气候不适合于大田作物;南方的若干地区同样也没有多少植棉奴隶的存在，譬如皮德蒙特地区就是如此。皮德蒙特(意即山脚下)地区，指的是北从弗吉尼亚州西部向南延伸，经过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直抵肯塔基和田纳西两州东部的广大地区。此一地带土质易受侵蚀，土壤"贫瘠，不适宜使用奴隶进行大田作物的种植。种植园和为此种奴隶种植园辩护的种族意识，在这一地区都没有真正扎下根来，与沃野千里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以及越过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及佐治亚州那条堪称膏腴之乡的"黑土带"，大相径庭。最南部的这几个州，历来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最极端、最不能相互让步的。前有奴隶制之争，后有民权运动。而南方的开明份子，大多来自皮德蒙特地区。
反对奴隶制的报纸都集中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弗吉尼亚州西部后来干脆与该州一刀两断，自立新州，而不愿和整个州一道加入南部邦联。约翰·布朗的活动基地就在这一带。曾经帮助奴隶逃到自由州的所谓地下铁道，也以这一带为其活动中心。美国专门鼓吹废除奴隶制的第一家期刊，就是在田纳西州东部出版的。在年代，北卡罗来纳州就曾存在着一个"解放黑奴协会"，这在最南部的几个州是未有所闻的事。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1835年以前一直是被允许参加选举的，那一年他们却被剥夺了公民权，此举遭到该州皮德蒙凭地区西部县分的反对，这些县是德裔和苏格兰一爱尔兰裔居住的地方。这些州都普遍存在着种族主义和赞成奴隶制的情绪，但这方面的心理矛盾和感情的强烈程度。却因地区不同而差异甚大。政治上持温和态度的辉格党，只能在那些处于皮德蒙特区域的南方地带，才可与力主奴隶制的民主党人抗衡。天然的地理因素，不仅使皮德蒙特地区难以出现使用奴隶的植棉农场，而且正因为该地区没有奴隶经济和奴隶社会，从而把那些不想与奴隶劳动竞争，或不愿参与奴隶社会的人们吸引到其境内。其中包括苏格兰一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后裔。这些人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出发，越过坎伯兰隘口辗转来到皮德蒙特地区。这儿还吸引了众多的教友派信徒，因为其宗教教义禁止人们拥有奴隶。教友派在反对奴隶制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是闻名遐迩的。总而言之，南方内部地理上因素的差别，又因不同地区吸引了不同的人士而进一步加剧起来。
时间带来的变化年首批被掳掠到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的非洲人，后来变成契约奴隶，和当时常见的白人契约奴隶是一样的。黑白契约奴在完成几年的苦役之后，都可能获释，成为自由人。对于黑人来说，这种处境究竟在何时发生了变化及怎样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他们沦为永久的奴隶，人们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到年代，被贩运到弗吉尼亚的非洲人已不具备赎身契约，尽管在年仍有一些契约期限届满的黑人和劳役期满的白人契约奴一样，被赋与自己的土地。"北美第一部明文确认奴隶制度的永久性并殃及奴隶子孙后代的法律，乃是弗吉尼亚在年通过的。"其后，非洲人被带到北美其他殖民地时，各处都援引弗吉尼亚的先例，致使非洲人充当奴隶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几千年来，世界各地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奴隶制。但在美国衍生出的那种奴隶制却有其独特之处。在许多国家里，多少世纪以来奴隶制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被社会接受的，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甚至历史上著名的道义主义论者也未持异议——而在美国，对于将非洲人抓来为奴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复杂而激烈的争论。某些殖民地曾通过法律，以阻止奴隶制，但这些法律均被英国政府废弃。反对奴隶制的人并非一定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或因物伤其类而出于对黑人的关心。
一大批肤色明显不同而又作为奴隶被束缚起来的人们的存在，会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造成诸多麻烦，不少美国人宁愿不给自己找这些麻烦。这种考虑实际上一直是后来反对奴隶制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反对奴隶制运动所设计的出路之一，就是把黑人送返非洲。而一旦作出决定——伦敦作出的——使蓄奴在美国制度化，世世代代所有美国人所面临的选择，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争论的问题是奴隶制是否明智或是否合乎正义，现在争论的问题日趋集中在开国不久的美国能否吸收社会上这批缺乏自由、自立经验的异族人，这批异族人在年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里，奴隶制在其存在期间所引起的激烈争端，一直使政治不得安宁。它迫使一部分人要在思想上为这种制度辩解，而在其他奴隶社会里是没有这种必要的。此种辩解的主要论点，是断言这些被奴役的人们与其他人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别，以致美国的立国原则和理想不适应于他们，就是说，这些人才智低劣，缺乏感情，体会不出堕落、做苦工或家庭关系遭到破坏的痛苦。在美国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这样一种为奴隶制开脱的强烈的种族主义理论，曾使人们感到，简单地解放奴隶个人，甚或废除奴隶制本身，并非是问题的结束。确实，这种强烈的种族主义观甚至使得像德·托克维尔和林肯这样一些力主废除奴隶制的人士，也对解放奴隶的后果忧心忡忡。此类问题并不是一般奴隶制度本身固有的东西。
在罗马帝国，当过奴隶的人及其后代，并没有打上美国奴隶身上那些抹不掉的耻辱烙印，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迪奥克里辛的生身父母就曾经当过奴隶。美国奴隶制的特殊之处有三：一是奴隶和奴隶的主人分属肤色不同的种族；二是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里，必须有一套为奴隶制开脱的极端理论；三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使人们在道义上感到难堪，终于引起了冲突，并在英美两国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导致这两个国家同意在年禁止贩卖奴隶的国际贸易。美国革命及其理想，使得围绕奴隶制展开的争议更加突出和尖锐。在革命战争进程中和战后，北方各州开始禁止奴隶制，南方各州也开始通过法律改善奴隶的待遇。在弗吉尼亚州，托马斯·杰弗逊、乔治·华盛顿、巴特里克·亨利以及詹姆士·麦迪逊等人都公开主张废除奴隶制，南方各地的许多人士也表达出同样的观点。可惜，当艾莱·惠特尼在年发明了轧花机，从而使南方变为"棉花王国"——不仅是美国的"棉花王国"，而且也是全世界的"棉花王国"之后，任何废奴主张都化为泡影。
保留奴隶制和解放黑人二者之间进退两难的状况，成了南部地区解不开的死结。
北方诸州宣布将在其境内禁止奴隶制(致使北方奴隶被卖到南方)，从而避免了解放奴隶的难题。如何处理这一直被剥夺了正常发展权利的数以百万计的黑奴，这一问题从此就不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而只是南方地区性的问题了。
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黑人起义及黑奴屠杀白人的事件，在世纪末的美国南方各地，普遍引起了惊恐。关于美国奴隶在图谋举行类似起义的各种谣传，不时地使这种惊恐情绪升温。1831年由塔特·特纳领导的黑人起义真的在弗吉尼亚州爆发了，起义者在被镇压下去之前杀死了个白人。在政治战线上，北方在年代掀起了强大的废奴主义运动，进一步使南方感到四面楚歌。而所有这一切事态的发展，强化了南方的地区主义。在外线，南北对峙的局面表现在相互进行政治上的恶毒攻击，并在堪萨斯这样一些尚未建州的领土上到处诉诸暴力堪萨斯当时被称为"流血的堪萨斯")，在这里南方人和北方定居者斗得你死我活，以争夺决定该领地究竟将以一个蓄奴州还是禁奴州加入联邦的控制权。在内部，南方强化了"黑人法规"，即既制约黑奴行为又制约自由黑人的行为的那些法律。南方并对鼓吹废奴的书刊——甚至对联邦邮件——实行检查，并千方百计使那些反对奴隶制的人，甚至是对奴隶制存有疑问的人，在南方无法立足。这些压制措施到头来使得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迁离南方。这些人离开之后，南方就只剩下清一色主张蓄奴并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的那批人了。
奴隶制度的遗产在受奴役的两个多世纪里，非洲人当中原先在基因、语言，及文化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众多差异，都已消失殆尽。但是，黑人民众又在美国新的环境里，依据其身处奴隶状态下所从事的不同职业，依据其家庭上升到自由地位的时间差异，并依据其身上所含白人血液比例的多寡，而在内部又形成了差别。
奴隶所从事的工作是大为不同的，"家仆"或曰"家奴"，比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奴隶有更多的机会去领略美国的文化，(包括在罕见的情况下得以识字)及价值观念。
城市里的奴隶——大多是家仆——接触面就更为广泛了，大大超出了奴隶主家庭的范围。约有的城市奴隶以雇员的身份就业，将且将其收入所得的一部分付给自己的主人，但常常住在别处自己租来的房子里，其他方面的生活起居与普通自由人士并无多大差别。甚至在大多数奴隶栖身的农场和棉花种植园里，本人也是奴隶的奴隶监工头、从事技术行当的奴隶以及其他与众不同的分子，也形成了自己的特权和自豪感。
最后，还有那些自由的有色人"——这些人在年为数几近万，他们逃脱了那万受奴役黑人的命运。第一批"自由的有色人"乃是年从非洲被贩卖到弗吉尼亚而在原来的卖身契约期满后获得自由的黑人。但是就在永久性的奴隶制在北美各殖民地被确立起来之后，仍有个别奴隶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获得了自由身份。在年，"自由的有色人"大约有万之众。由于美国革命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北方许多州废除了奴隶制，不少人士及整个教友派社区)也解放了其所属的奴隶。到年，"自由的有色人"在数量上增加到了万。下述两个事实或许还可以表明黑人获得自由的另外一个原因:第一，"自由的有色人"有是黑白混血儿，而相比之下，他们只占奴隶的；第二，在自由的黑人当申，妇女人数的比例总是偏高——整个西半球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某些奴隶之所以获得自由，纯粹由于他们是奴隶主的子女及其母亲。这种血缘关系在拉丁美洲公开被承认，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度里却不被承认。
多数"自由的有色人"，其活动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限制。他们通常是贫困而又无技术的工人，在南方大部分地区及北方不少地区他们缺乏基本的人权，在受到白人的欺诈或被白人施以暴力时，也很少或根本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文化上适应美国社会的时间毕竟要比奴隶要早好多年——甚至好几代人。在年，大多数"自由的有色人"能读书写字，而奴隶达到这个水平的却占其总数的所。只是到了年，整个黑人民众的识字率才上升到"自由的有色人"在世纪中叶达到的这个水平。只是到了年，整个黑人民众的城市化水平才赶上"自由的有色人"在年所达到的水平。总而言之，在适应美国社会方面，"自由的有色人"的起跑点要比其他黑人民众有利多了。
这种有利的起跑点具有深长久远的影响。"自由的有色人"的子孙后代，直到本世纪，在各个领域里向来都是黑人领导层当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创建人、支持者和早期领导人。
·杜波伊斯、托马斯·福群以及查理斯·瓦得尔·切斯纳特等人都是自由的有色人"的后裔，瑟古得·马歇尔则是这些人当中的后起之秀。同样，在本世纪中叶，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从事专业工作的黑人，其大多数显然也是"自由的有色人"的后代。"自由的有色人"及其后代创建并管理第一所最负盛名的黑人公立中学，即设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登巴中学。该校培养出美国第一位黑人将军，第一位联邦法官，第一位黑人内阁成员，血浆的发现者，第一位民选的参议员，第一位受聘于名牌大学的黑人教授，以及其他许多领域里的一长串"第一"。
因为在"自由的有色人"当中，具有白人血统的比在奴隶当中来得普遍，所以肤色较浅的黑人在本族获得突出业绩的成员当中，长期来就占有额外的比例，致使白人和黑人都把这些人的成就归根于以白人血统为基础的混血基因的优越性。这批黑人精英，虽然在公开场合以黑人民众的名义讲话，但内心具有肤色浅、阶级地位高的自我意识，长期来对黑人民众敬而远之，态度冷漠。和其他种族群体一样，在黑人当中，历史上这种早期的优越条件在内部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差别。
从解放到受歧视内战不仅是美国黑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本身堪称是奴隶制度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流血。这场双方都豁出去了的战争拖延了个腥风血雨的年头，南方的经济完全枯竭，土崩瓦解，而且黑人和白人蒙受了同样的苦难，因为南军和北军都没收食品，四处掠夺，有时甚至犯下暴行。
黑人也更加直接地卷入了战争。联邦军队有为数超过万千名黑人士兵，约占其总兵力的。21名黑人在内战中获国会勋章。开小差是战时的一大问题，但白人士兵开小差的情形比黑人士兵要严重。
在内战期间，南方黑人和白人之间明显地呈现出爱憎兼具的关系。黑人对白人怀有刻骨的怨恨，白人对黑人滥施淫威，但双方也曾逾越奴隶制度的鸿沟，结成感情上的纽带。有些奴隶一直对其主人忠心耿耿，甚至在男主人赴前线为南部邦而战时，对其家属采取保护的态度。也有其他的奴隶在北方军队逼近时，逃向了自由。同一个奴隶，其行为时常是极为自相矛盾的：他会把自己受伤的主人从战场上背回来，藏在安全地方，然后自己向相反的方向拔腿逃跑，参加联邦军队的白人同样也是爱憎兼具的，对黑人有夸奖也有诅咒，时而嘲笑他们，时而与他们一起流泪，既会给黑人以亲切的关照和慷慨的救助，也能忍心鞭打他们，并把他们像牲口一样地卖掉。战争结束后，许多事例显然让奴隶主的感情受到刺激，因为不少奴隶甚至在其原先的主人答应出钱雇用他们时，也不愿留下来，执意远走高飞，致使白人认为黑人"背信弃义"或"忘恩负义"，从而感到灰心和失望。
在感情上对黑人抱有怨恨的，并不仅仅限于原先的奴隶们。那些在前线被打败、疲惫不堪而又饥肠辘辘的邦联士回到毁于烽火的南方地区的家园，也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孤立无援的黑人身上，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奴隶主有时也会向那些逃出南方去参加联邦军队的黑人奴隶的妻小实行报复。奴隶制在南方实行了两个世纪之久，黑人惯于被认为是毫无权利的。所以内战之后，南方白人不仅对黑人获得解放感到愤懑，而且对黑人在言行态度方面有任何表现，显示他们与白人一样也是人，或和白人有共同权利的迹象时，都不能接受。驻扎在南方的一位联邦军队的上校于年说过的一句话，画龙点睛地概括了南方白人对待黑人的一般态度:"打死一个黑人，他们不认为是谋杀;白人男子夺去黑人女子的贞操不认为是诱奸;夺取黑人的财产不认为是抢劫。南方白人的这种态度亦曾体现在最高法院先前就德莱德·斯科特诉桑福德一案所作出的判决书中，这份判决书宣称黑人不具备白人应予尊重的权利"，一句话，当美国黑人开始享受自由时，其周围的感情气氛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气氛一样，是很不妙的。
虽然黑人在奴隶制度下身心备受折磨，但却并非是一群在精神上也被摧垮了的人。在内战中，一大批黑人骁勇善战。战后，在北军驻守南方时期，他们管理并训导过白人。由于是仰仗联邦军队的保护，由于白人暴徒和不法分子进行猖撅的恐怖活动，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其地位是不牢靠的。为使黑人安分守己"而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恰好证明黑人并非全是逆来顺受的软骨头。
对黑人来说，自由既解救了他们，又使他们陷于连根拔起的境遇。许多人开始离乡背井，四处游荡，肩上背着干瘪的行李包，时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贫病交加"。有的是想去某个地方寻求新的生活，有的意在找到以前在奴隶市场上被卖掉的长期离散的家人。当时一位自由民事务署的官员说道，这些游荡者当中，每一位母亲的儿子好似都在寻找妈妈，而每一位母亲都在寻找其子女。当时，一位新闻记者报道说，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各条道路上，他都遇到络绎不绝的黑人，许多人步行走遍全州——或者甚至走遍一个州——以寻找失散的家人。不少父母为了找到自己的子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当时一位联邦官员的话来说，简直是使出了超人的力气"。好几个月之后，大规模的流动渐渐平息下来，但是在新创办的黑人报纸上刊登寻找失散家人的告示，占去了整版整版的篇幅，一直持续到年代。
职业南方的白人以及后来的联邦占领军当局官员们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害怕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将不会安顿下来并开始干活，而会继续依靠政府发放的救急配给(在遭到战争蹂躏的南方，黑人和白人都有份)以及私人慈善机关的施舍为生，辅之以行窃。地方政府时常在联邦当局的支持下，针对成年黑人强行实施极严厉的制止盲流法，针对黑人孩子实施硬性规定的学徒法，还制定了其他许许多多的法规，严格控制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选择工作地点和雇主的自由权。实行这些法律所带来的弊病，有时几乎达到了重新奴役黑人的地步。
多数黑人在获得解放后，依然从事当年身为奴隶时所干的那种工作。及至年，仍有半数以上的黑人在务农，另有上的黑人充当家仆。在最南部的几个州从事农业的黑人比例甚至还要高。在那些为数极少的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当中，受雇为别人做家务事的占以上。黑人充当专业人员是罕见的——仅占黑人工人总数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工作模式也确在发生变化。许多结了婚的黑人妇女，现在呆在家里照料孩子，而不到田里或白人家里去干活了。这使得南方那些失去了一大批家奴的白人感到惊愕和恼怒，这十足表明白人低估了家庭生活对黑人的重要性。
大多数从事农业的黑人是农业工人，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黑人是租佃农场主。后者以现金或部分谷物完租。刚摆脱奴隶制时，黑人大体上都是一文不名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的现款来支撑自己度过庄稼收割之前的整个生长季节，因而只好依靠向白人老板、土地所有者及店主三者时常是同一个人)借贷食物用品，以便坚持到庄稼收获期。对某些战后的黑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掉进还不清的债窝里，实际上处于一种债务劳役的状态。此种情形在十分贫困的从事农业的人民当中尽管也属普遍现象，但对黑人来说，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奴隶制之下，缺乏妥善安排家计或管理日常生活的经验，并在那种制度下形成了粗心马虎、缺乏远见及依赖白人等不良习惯。奴隶长期来做事粗心大意，不注意节约奴隶主发给他们的食物、柴火、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会把主人家庭成员丢弃的一些小件奢侈品拣起来当作宝贝。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取舍，是世界上其他各族人民普遍的常识和习惯，然而美国黑人奴隶在几个世纪当中对这一点却不曾体验过。美国黑人在刚刚摆脱奴隶制初期所形成的那一套习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由于获得了新的经验和不同的视角，而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也和其他种族一样，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立刻适应新的现实；而且多年来，不同的人适应现实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在好几代的时间里，直到世纪，世代的黑人领袖自己部曾反复抱怨本族一些人浪费挥霍和目光短浅。
在内战刚刚结束时期，黑人处于贫困境地，这不仅由于他们在学习安排自己的生活方面存在着诸多困难，而且还因为他们普遍是文盲，从而使白人老板和店主有机可乘，在提前好几个月把衣食和其他物品赊销给黑人时对之进行欺诈。内战宣告结束时，刚获得自由的黑人是如此缺乏经验，又是如此地易受欺凌，以致某些白人竟能对他们封锁《解放黑奴宣言》，继续把他们当作奴隶使用。
不管老板和店主的这些诈骗行径是何等可恶，这些人后来还是发现自己遭到了黑人工人和顾客的唾弃。正如一位黑人在年所言:"他们可能会骗走贫苦黑人一年的劳动成果，但不管他们怎么搞，黑人却获得了一年的经验……。尽管黑人不会读书写字，也不会算帐，但遇有亲友在别处混得不错时，他们能分辨出，这与白人老板的态度有关。白人也就在黑人当中获得了或好或坏的声誉。白人于是很快意识到，从长久的利益出发，好声誉是他们一项必须加以维护的重大资本。
由于商店鳞次栉比，许多土地所有者又急需劳力，所以即使是一个字不识的人，也有机会作出自己的选择。黑人有了流动性，白人土地所有者也只好走出家门，骑着马，四处招收黑人工人。
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黑人品行的不断变化反映在他们与白人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化当中。作为工人，黑人在奴隶制度之下没能养成多少个人责任感。当初在奴隶当中，缺乏主动性，劳动时偷闲躲懒，半途而废，动辄旷工，糟踏农具和设备等，都属普遍现象，而且并没有随着解放的到来而一下子消失。内战刚结束时，白人曾试图在劳动管理方式上下功夫，来对付黑人的不良习惯，有的白人当时甚至主张继续保留其对黑人劳工和佃农的体罚权。但是，由于白人土地所有者为寻找劳工和佃农而在相互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竞争压力，也因为黑人对体罚不甘示弱，竭力进行反击，所以这一主张很快就收场了。也曾尝试过由白人充当监工头，让黑人集体干活的办法，一如在当初奴隶制时那样，但是黑人只要有机会，一定挑选其他形式的劳动制度。到年，集体干活的制度就寿终正寝了。
黑人佃农的工作，起初曾由白人农场主加以严密的督导，甚至被置于向其贷款的店主的监视之下。但是随着黑人逐步获得更多的管理自己农场的经验，他们也就开始获得了自决权和独立性。黑人佃农得到作物收获的份额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到年，浮动租额制开始被固定租额制所取代。固定租额制规定佃农向白人土地所有者缴纳固定数量的现金或谷物，黑人佃农不再与白人共同管理农场或分担风险。到年，大约有的黑人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或购买者)而非租借者。这一切都不是自动发生的。它们反映在务农的黑人当中，责任心和技能水平在日益上升(尽管还不算高)，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对黑人劳力需求的增长。
有了工资，分得了谷物，黑人的日子开始好起来。内战刚结束时，大多数黑人仍然住在当奴隶时住的小木栅里，室内是泥地，没有地板。几乎没有谁见过黑人家里的窗户是玻璃的。渐渐地，小木棚被木板房所取代，泥地也换上了木地板，而到世纪末世纪初，窗玻璃也出现了。此时黑人的房舍一般仍没有水暖设备，矮小而拥挤，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很脏。在年，城市的黑人每家平均有间住房，这在那个时代对于人口多的家庭来说，算是拥挤的，但与同期纽约的的意大利人或犹太人相比，还算宽敞哩。
在战后时代，南方白人雇主和土地所有者曾企图联合起来，以便压低他们不得不给予黑人的工钱及自决权。然而，尽管白人有经济实力、政治强权及组织优势，但他们为限制黑人而达成的这些协议，在竞相争着雇用劳动力和交谷佃农的情况下，屡屡遭到失败。在世纪最后的几年里，黑人收入的增长比率超过了白人。
歧视黑人就业的形式，通常表现为在各种各样收入丰厚的职位上拒绝雇用黑人，而不表现为同工不同酬。在和世纪之交，仅以现金工资额而言，南部各州白人领到的工资，平均比干同一工作的黑人要高出，但黑人往往还能拿到实物报酬。当白人和黑人都以现金形式领取工资时，二者的收入大体上来说并不存在差距。
政治在联邦军事占领当局治下的南方重建时期，黑人的各项民权和政治权力有抬头的趋势，尽管这遭到了南方白人的极力反对。白人反对的方式，时常表现在各种民间治安团体动辄采取非法的恫吓和恐怖活动。在这些团体当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推三党。1877年的政治妥协之后，随着联邦军队的撤走和南部地方政府的重新上台，黑人参政及其各项民权急剧地下降。其后几十年中，虽然各地情况不一，南方黑人的境遇一直在倒退，终于在世纪末世纪初达到极点，到处出现了各种隔离法律和歧视做法，统称为蔑视或歧视黑人)。美国最高法院年裁定:"分离但平等"的设施是合宪的，从而为在公共设施里实行普遍而严格的种族隔离提供了法律依据。实际上这种"分离而平等"的设施远不是平等的。
私刑拷打黑人致死的案件，也随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对南方黑人实行压制而不断增多，1892年达到了高峰，共起。用私刑将人拷打致死，本是南方长期存在的恶劣做法，但只是在年之后，被私刑拷打致死的黑人才在数量上超过被这种私刑断送了性命的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私设公堂的恶习，基本上变为白人杀害黑人的手段。
教育几乎所有的奴隶都是文盲，而在年奴隶又占黑人人口的。那时的公立学校，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南部以外的地区，公立学校仍在为了争得一席生存之地而奋斗，当然在南部这种学校就更为罕见了。在奴隶制度下，南方多数州的法律是禁止教授黑人读书识字的，即使是在北方的许多地区，公立学校也不招收黑人入学。更有甚者，美国最南部有些州竟然明文规定自由的有色人"送子女去上学——即使是到自费制私立学校求学——是犯法行为。
尽管有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让黑人受到教育在美国仍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纪末期，北方各种各样的慈善家及慈善团体，或者创办专招收黑人儿童的学校，或者设法让白人子弟的学校也录取黑人的子女。早在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名角由的有色人建立起该市第一所黑人学校。在年最终纳入华府公立学校体系之前，这所学校还是使自由黑人子女几十年来有机会求学的许多私立学校当中的第一所。在新奥尔良市那些家境富裕的自由的有色人"当中，受过教育的是普遍现象，乃至有些人其家长有能力送他们赴欧洲深造的)一直上到大学。同样的，巴尔的摩市到年也建起了培养自由黑人子弟的学校。纽约、费城和其他城市也有黑人子弟的学校。各式各样的白人教会团体——尤数教友派和天主教派——也时常不顾法律的反对，给自由黑人的孩子提供教育。皮德蒙特地区的一些苏格兰-爱尔兰人也这样做过。
年塔特·特纳造反及废奴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南方各州对所有黑人(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黑人)的行动，实施了从未有过的严格限制。就是在这个时期——大致从年到年间——南方许多州都宣布任何人教育黑人为非法。这些法律使普遍存在于各地的教育黑人子弟的学校转入地下。根据年的人口普查，自由的有色人约有是识字的。而在各个城市，黑人识字率还要高——甚至在那些有法律禁止黑人受教育的州里，情况也是如此的南方，刚获得自由的黑人那种求学的热情，真可谓既令人敬佩又令人同情。不管是成年壮汉还是三尺孩童。黑人一有机会就抓住不放以便学到文化，其数目之众，曾使当时人们惊诧不己。不过，这种求学的热切心情，既非建立在教育必将带来的那种对工作的任何体会上，亦非立足于权衡求学将会给自己处境带来何种实际贡献这种现实基础上。确信教育是个好东西是一回事，接受严格的训练或建立思想准则则是另外一回事。能经受住严格的训练，并建立思想准则，才能使教育有可能实现其目标或产生效果。对缺乏这两种先决的思想准备的人进行教育，对于几代人的黑白两族教员来说，确是一件苦差使。不管怎么说，美国黑人在获得解放之后的年内，总算从的睁眼瞎状态变为左右的人识了字，成就确实是可观的。
内战之后，主要是来自美国传教协会的一些北方白人，迁移到南方去创办学校，以便使新近才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子女能受到教育。他们在不到年的时间内，就办起了，000多所学校，并向南方派来了多名教员。在内战后的年中，北方各界为黑人教育大约捐助了万美元，黑人自己另外又捐献了万美元。在内战结束之初的年代里，自由民事务署是资助黑人教育的主要财东，该署在年间，为此大约花费了万美元。相比之下，南方黑人开办的公立学校教育却进展很慢，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进展尤其如此。美国第一所公立的黑人中学年创办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巴尔的摩一所公立黑人中学是年创办的，在新奥尔良是年，亚特兰大是年。在农业地区，黑人受教育的情况一直大为落后，及至年，农村还有那么多的地区根本就没有黑人儿童的学校，致使慈善家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慷慨解囊，创办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在南方资助黑人学校的建立。嗣后年内，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基金会拿出多万美元进行资助，使多所黑人学校得以建立起来。当年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去世时，以上的美国黑人儿童正在他所赞助建立起来的学校里读书。
直到年，在公立中学就读的黑人学童才在数量上相等于在私立中学就读的黑人学童。甚至南方各州开始为黑人建立公立学校之后，在年至年间，其建设经费约有是由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基金会和黑人自己拿出小额捐款平均负担的。总的说来，南方各州用于黑人教育所开支的款项只相当于他们用于白人学生教育款项的一个小小的零头罢了。而且这种局面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必然得到改观。南方每一个州为公立中学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按人头所作出的预算拨款，在年的差距甚至还大于年的差距。
内战后，在那些由美国传教协会建立的学校里的教员是女性。而这些女性又有的人是未婚或独身的。这就是那些被描绘的古板"、"严厉"但却富于献身精神的"新英格兰夫人教员"。这些和黑人孩子在一起的白人教员受到南方本地白人的某种敌视和排斥，有的甚至遭到威吓、殴打和谋杀。他们的黑人学生不仅缺乏受教育的准备或观念，而且经常无故旷课、迟到、失信、撒谎、行窃。在战后早期，教员平均在南方只呆年就离开了。但是就在他她)们奠定的基础上形成了黑人的教育事业，其后世世代代的黑人无不以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缅怀当初这段时光。后来的各位黑人领袖，从·E·B·杜波伊斯到布克·。华盛顿，都对这些传教士老师的无私工作交口称誉，赞扬他她)们为造就美国黑人的一个知识阶层立下了汗马功劳。杜波伊斯称此为"美国历史上一件最美好的事"。而玛丽·麦克里奥德高度称许"那些可爱而神圣的老师们，在我特别需要别人给以耐心和宽容时，他们是那样地不怕花时间，又是那样的耐心。
在高等教育方面，第一位获学院文凭的黑人于年毕业于缅因州鲍多恩学院，第一位获学院文凭的黑人妇女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第一位获哈佛大学学位的黑人毕业于年，1896年被哈佛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第一位黑人是·E·B·杜波伊斯。在整个世纪黑人获学院和大学学位的总数不到，000人。
内战结束后不久，就有许多黑人学院和大学由美国传教协会以及各黑人宗教团体建立起来，联邦政府也在首都华盛顿为黑人建立了霍华德大学。不过许多黑人学院"在其主要课程真正地达到学院水平之前，多年来实际上讲授的都是学院预科的教材。这些学院在开初因为极端缺乏受过足够教育并足以担当学院一级师资队伍的黑人，所以在实质上都是些为黑人学生开办而由白人掌管的学院。
领袖人物内战后，美国黑人当中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适应的水平最高的成员，当属那些战前就是"自由的有色人"。直到世纪，他们及其后代)为黑色人种提供了为数颇多的领袖人物。但布克·T·华盛顿是个显著的例外。正如其他内部存在文化差别的种族一样，黑人领袖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黑人民众之间的关系，显然也一直是爱憎兼具的。在那些文化差别最大的地方如在新奥尔良阔绰的属克里奥耳血统的"自由的有色人"和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之间爱憎兼具的情绪也最强烈。1860年在新奥尔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的男性有近是工匠、专业人员或企业主。"新奥尔良市战前的"有色的自由人"家庭约有拥有奴隶，"战时这些克里奥耳人有名参加了邦联军队。内战刚结束时，这些人煞费苦心将自己与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区分开来，不愿与之混同。他们抗拒把我们降格到野蛮退化的奴隶行列"的做法，并谴责那些将刚获自由的黑人与我们这些才智发达的民众混为一谈"的人士。不过，既然在法律和社会上被降到了比白人低一等的地位，反倒给了这些克里奥耳人以争取政治平等的刺激力量——但目标集中在对他们生存至关紧要的那些方面，而不管这些方面是否对其他黑人民众也是最迫切的。例如，克里奥尔人就曾反对创办"南方大学"，为黑人提供急不可待的教育，理由是这所大学代表了一种种族分离的原则，而他们这些混血的精英分子对此最为反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和讲究实际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就成了黑人领袖之间进行无休止内部斗争的根源，典型地表现在·E·B·杜波伊斯和布克·T·华盛顿二人之间。从社会上来看，克里奥耳人直到世纪都一直与其他黑人保持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杰出的爵士钢琴家杰利·罗尔·莫顿就因与普通的黑人混在一起而被他的克里奥耳裔祖母撵出家门，正式断绝了祖孙关系。
新奥尔良的情况是一种普遍存在趋势的极端例子。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使新奥尔良成了美国领土的一部分，该市此前在历史上原属于拉美式奴隶社会。这一点恰可解释为什么那儿会有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奴隶社会里闻所未闻的许多非同寻常的社会模式(包括黑人拥有奴隶这种现象)。存在子美国比较一般的状况是，黑人分为普通大众和肤色较浅的精英分子这两部分，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人物多来自后者。黑人大众的民俗文化——圣歌、爵士音乐和方言等——遭到仰慕美国白人文化中那些更具贵族品味成分的黑人精英分子的贬斥。黑人内部的肤色差别构成了社会鸿沟，筑起这道鸿沟的不是别人，其中有不少正是那些当初领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起来铲除由白人构筑起的鸿沟的人士。这明显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此视为黑人精英企图借此打进以往单纯因肤色关系而被拒绝加入的美国整体精英阶层，那又是合乎逻辑的。但黑人精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讲得通，立论必须符合民主的原理，符合他们作为整个黑人种族代表的身份。
第一位获得举国承认的黑人领袖人物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个逃跑掉的奴隶，早在内战许多年之前就是个自由人了，他善于把后来使得黑人领导层分裂的对立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战前战后，他都是个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说家和政治领袖。道格拉斯气宇轩昂，言词犀利，其奋斗目标既有现实性，又有原则性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战，为全面的人权而战，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战。在南方重建时代，道格拉斯长期为之奋斗的平等和进步几乎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年的妥协法案、凌辱歧视和私刑拷打等趋势的抬头，致使美国的黑人到年月道格拉斯去世时，再次陷入历史上最低落的暗淡时期之一。
就在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年，突然又涌现出一位新的黑人领袖，他就是布克··华盛顿。华盛顿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但《解放黑奴宣言》使这个孩子成了自由人。
他受尽艰辛终于获得了教育，并在后来成为一名教员。1881年，他主持在亚拉巴马州新创办的塔斯克基学院。1895年月，他在亚特兰大世界博览上发表了一篇讲演，获得举国一致的赞扬，并开始了黑人领袖的生涯。华盛顿敦促南方黑人在南方开辟自己的道路——"就地把你们的水桶扔下"——并呼吁南方较为开明的白人在实际而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与黑人携手合作，不管这两大种族在社会上是如何界限分明。他说在一切社会性事务上，我们能像五个手指那样各自分离，而在一切对于双方共同进步有关键意义的事情上，我们也能像一双手那样。他的这个讲演受到黑人和白人同样的欢迎。因他的亚特兰大讲演而向他发来贺信的人当中，就有后来成了他的对手的·E·B·杜波伊斯。
在这样的一个到处充满对黑人的歧视，白人非法恐怖活动猖獗及非法谋害黑人盛行的时期，布克·T·华盛顿倡导的并不是一套新的目标，而只是给现有的目标按轻重缓急重新安排了优先次序。在他看来，全国多数黑人精英分子一心从事的政治斗争，对于最南部几个州里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因而处境险恶的黑人大众来说，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他认为，燃眉之急是满足"我们黑人的实际需要并改善我们黑人的状态"，办法就是获得基本的技能和训练——不仅提高职业技能，而且还要"学会洗澡，怎样爱护自己的牙齿和衣服。塔斯克基学院看重开导学生关心那些最基本最实用的东西:工作习惯、卫生、品行等。该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员所言，是促成多数人的进步，而非提高少数人的特殊文化。这也是华盛顿总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要义。他宣称，"单靠政府活动"并不能拯救黑人于倒悬，因为在投票箱的背后，黑人必须有财产、勤奋、技能、节俭、才智和品行等等。
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的愿望:"法律所赋予的一切特权，我们都应享受，应当实现自由的"普选"'。法律在实施时，对黑白两大种族应绝对一视同仁"'。但在公开场合，他极少就此发表长篇大论。而在私下，他曾支持并资助联邦法院向歧视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战，并在幕后竭力设法对关系到黑人的政治决策施加正面影响。但是华盛顿的公开言论和教育活动，其着眼点乃在促进黑人民众的经济进步和品德养成。尽管为这个目标耗尽了毕生的心思才力，他并不认为这就是黑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而只认为这是个"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师、国会议员和音乐教员铺平道路"的必要历史阶段。
华盛顿的思路基本上是从黑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E·B，杜波伊斯则在世纪初年以他所谓的美国"有才华的十分之一的代言人而崭露头角。杜波伊斯是自由混血人，获得博士学位。杜波伊斯在教育上强调文科，而不像华盛顿那样看重职业教育；他在政治上则强调保持不懈的压力，以尽早争取到全面的人权。
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其实他们两人的分歧只在侧重点上，而不在原则上。两人都认识到，广大黑人民众——仅是脱离了奴隶制苦海的第二代人——需要取得技能和训练，以便在美国复杂的现代经济环境中走上成功之路。两人也都认识到，黑色人种当中的那一小部分已有准备并有能力获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实有必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二人的追随者积怨甚深，后来终于闹得不可开交，这不是他们在侧重点上细微差别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恐怕还是他们在人格上和社会上的差别。黑人精英视布克·T·华盛顿为下层黑人——田间奴隶劳工后代——的一个代言人。杜波伊斯创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至少在其开初阶段乃是黑人精英分子的专有组织，某些下层黑人曾称它为全国若干人士协进会。
尽管黑人领袖之间存在着内讧，但双方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双方面前也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大迁徒早在内战之前很久，南方农业地区的黑人就开始向城市和北方迁徒了。战前那些自由的有色人"，到年就已在城市化方面超过了白色人种，其人口流动的大体方向是朝着东北部地区，而奴隶的移动方向则朝着西南部地区。直到世纪末世纪初，至少有的黑人生活在美国南部，然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分布在战前就己经是南北各半，而且就是在南方内部的自由的有色人"也多数集中在诸如皮德蒙特这样较为开明的地区。
黑人向城市和北方流动的趋势，在内战之后的时期仍在继续，虽然在规模上相对小了一些。南方许多城市的黑人人口，在年间有所增加，但黑人在内战刚告结束的时期，离开南方的并不很多。后来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年代黑人迁徒到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数量，超过了年代的两倍。迁离南方的人数其后一直保持在年的水平上，并持续到世纪的头十年。
年代翻了一番，1920年几乎又几乎翻了一番。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数量堪与历史上历次国际大移民相比。1920年代共有万以上的黑人离开了南方，这笔黑人从南方出走，从数量之大和时间选择来看，有许多原因。举如世纪末南方种族关系日趋恶化，同期北方种族关系有所改善，南方由于棉铃蔓延而出现经济萧条，以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动员而是就业机会增动，加上战争而使外国移民来美急剧下降，从而减少了就业竞争，等等。诚如多数大迁徙——在国内迁徙和国际间迁徙——一样，参与这次人口流动大潮的也主要是那些年富力强的人。在年代，差不多有半数年纪在岁到岁之间的佐治亚州。
南方的高出生率直到年一直是南方的黑人数量上保持增长，尽管住在南方的所有黑人在比例上一直在下降。
黑人纷纷离开南方农业地区，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一如这次迁徙的规模一样，是巨大的。北方众多的黑人贫民窟，就是这次人口大搬迁时期开始形成的。纽约的哈莱姆是这批贫民窟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名的一个，这里的大多数居民直到年仍然还是白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住在北方大多数城市黑人社区的居民，其生活状况在这次人口大迁徙之前与大迁徙之后，以是今非昔比了。
内战之前，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方早就有为数不多的自由黑人生活在一些城市里。这些黑人当中虽说也有些个别人士颇有名气，亦有发家生财之道，但多数人都是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特殊的专业技能或社会地位。由于当时北方主动让奴隶获释，又由于有奴隶从南方逃过来，北方自由黑人的数量就不断地增多，从而使一般的白人民众，特别又是立法官员们日益强烈地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对他们所抱的敌意也越来越严重。歧视性法律和规矩随之抬头，黑人儿童被拒之于学校大门外，黑人成年人也不得与白人一样使用公共设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由于这些小规模的黑人社区日趋适应主流文化，此种束缚自由黑人手脚的法规也就逐渐有所松动，并且在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些自由黑人甚至可说在职业方面踏上了一个小小的新台阶。
到年，波士顿的黑人就职业而言，并不像爱尔兰人混得那么糟糕;在纽约，黑人侍者在年代拿到的工薪则高出爱尔兰裔侍者。晚近至年，在纽约克罗顿水库工地上干活的黑人劳工，拿到的工薪也比意大利工人要高。纽约黑人一般都有虽不显赫但却也颇为受人器重的职业，如理发师、侍者或技术工匠等。
很少有人是一无专长的体力劳动者，多数人比刚从国外前来本市的大批白人移民的处境要好。雅各布·莱伊斯在其研究纽约的论著中，W·E·B·杜波伊斯在其研究费城的论著中，都曾提到这批黑人境遇的总体改善状况。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居住区的隔离状况，在程度上既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也不像后来再次出现的那么严重。在纽约市，某些街区住的黑人很多，另一些街区住的黑人则很少，但没有哪个街区住的是清一色的黑人。底特律早在年就没有哪个街区住的黑人居民能占到的，而芝加哥晚近至年也仍有以上的黑人民众居住在白人居民占多数的街区里。同样，在费城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当时尚未形成后来出现的那种住房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北方城市里的黑人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使用公共设施，参加投票，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社会作用。在费城，黑人开设的饮食服务店也是一流的。在底特律，黑人内科医生和牙医的顾客主要是白人。在密歇根州，黑人政治家在主要是由白人选民构成的选区里得以当选公职。在芝加哥，对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起生意和社交关系，并无非议，甚至连相互通婚的都有。总而言之，在北方城市社区，19世纪的最后年代表着"一个史无前例的种族友善和结合时期。
世纪的开端亦是上述趋势急剧逆转的开端。大批没有修养，缺乏教育，而且又出身南方农业地区的黑人民众，潮水般地涌迸北方城市，引起了当地黑人和白人同样的愤懑。黑人中产阶级和北方黑人报章指责他们粗鲁、庸俗、邋遢，说他们是犯罪分子，并且会威胁到整个黑色人种在广大白人心目中的地位。这些来自南方的移民，很快就在实际上成了北方黑人社区人口的大多数。白人对他们的回应，就是筑起反对整个黑色人种的种族壁垒。这时候，黑人若试图和白人住在同一街区，就会引起暴力事件。三党首次在北方城市出现。1911年，巴尔的摩市通过了第一个居住区隔离法，其他许多城市跟着也如法炮制。严格的职业障碍、居住障碍以及社会障碍，纷纷建立起来——其中许多一直存在了几十年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年代的大萧条使大规模的失业遍及北方各大城市时，向北方的迁徒曾经有过一个停顿期。但从年开始，再度发生了一场新的而且数量甚至更为庞大的由南向北的迁徒浪潮。在年代，大大超过万的黑人迁出了南方，年代是年代情况的重演。从年到年，共有多万黑人迁离南方，这个数字堪与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国际移民相比。
这种移民不单是地理意义上的流动。它意味着大批民众离乡背井，彻底与南方的农业生活方式决裂，并转到现代工业和都市生活方式中去。简言之，这是别的种族用了几代人的时间才能适应的创伤性的社会变迁。别的种族当初经历过的各种反常状态——暴力、酗酒。犯罪和敷衍塞责，等等——都曾在这些移植到城里来的黑人大众中再现过。不仅白人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在北方落户较早、较为稳定、安居乐业并有经济保障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也在社交方面不愿与这些新来乍到的黑人为伍，并不惜冒险去冲破社会障碍、严格限制的民居法规以及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从黑人隔离区搬到附近的白人街区。他们终于在年打赢了官司，那些限制性的居民法规在这一年被宣布为非法。此事被宣扬为全体黑色人种的一大胜利，尽管这场胜诉很少改变或几乎没有改变大多数黑人的居住模式，尽管这是由黑人精英出于逃避黑人民众的热切愿望所促成的。
社会状况世纪初年迁徒到北方的黑人移民，是在仅仅两代人的两个世纪的奴隶制结束之后，500万黑人一下子被抛弃在备遭战火蹂躏、一团混乱的南方经济和社会状况当中;周围是被激怒的、被打败的而且时常陷于饥饿的白人;几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奴隶制的种族意识形态依旧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时黑人的起步是艰难的一贫如洗，一字不识，甚至对卫生、社会行为的准则或责任感的基本道理都不熟悉。
晚近至年，所有靠工资为生的黑人，有是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大老粗。
这是一种征兆，表明一般黑人大众的处境更为艰辛，更为匮乏，甚至维护自己的健康及生命部非易事。杜波伊斯曾在年指出，黑人当中个人整洁差到令人可悲的程度。再加上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普遍对健康的不在乎，造成黑人的死亡率在不断升高。黑人死亡率的历史曲线证明杜波伊斯言之有理。在获得解放之后的第一个年里，当黑人首次开始负责自己的健康时，其死亡率比在当奴隶时有所上升。但他们的后代由于生活经验逐渐丰富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其死亡率从绝对数字看又呈下降趋势，而且黑人和白人死亡率的巨大差距亦在缩小。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继续存在的最尖锐的差别，是各自死于传染病梅毒、肺结核、肺炎等)的数量，而不是死于体质衰退性疾病如心脏病、肾病或癌病的数量，因为患这些疾病是不足以反映卫生习惯和住房条件拥挤方面存在的问题的。贫困和缺医少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素，不过这些因素既与传染性的疾病有关，也与体质性疾病有关。
在南方忍受了几十年日趋严重的压迫和恐怖统治之后，下一代的黑人开始向北方迁徒，因为北方的黑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生活得好些。但是，北方黑人的生活条件绝非南方黑人可以期待在北方马上就能达到的指标。就文化适应而言，南方农业地区来的黑人迁徒者，比北方的城市黑人仍要落后好儿代人的时间。其指数之一是，南方来的黑人学童当转到哈莱姆或其他北方黑人贫民窟的学校就读时，在几十年里一直被理所当然地降下一级，尽管这些学校的标准比起同一城市的白人学校来又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高度的死亡率、酗酒率和凶杀率是如此严重地折磨着各黑人社区，以致和世纪之交的许多观察家预言，黑色人种最终将走向灭绝。
这些黑人移民大多是未婚的青年人(男多于女)，且缺乏技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晚近至年，纽约的黑人男子仍有不是一无专长的体力劳工，就是服务人员(相比之下，这个比例在年是。黑人妇女大多数充当家佣;其比例在纽约市从年的下降到年的，芝加哥和克利夫兰两市的情况也大体相仿。在年，黑人男性做家佣的也大约占到半数，但到年则降到以下，因为越来越多的黑人男子进了工厂或城市中其他体力劳动的场所。很少有黑人从事专业工作——到年也仅只而已。
在本世纪的头儿十年里，就家庭生活而言，黑人的典型特点是双亲家庭居多。在年，纽约黑人家庭有是由父亲做户主。晚近至年，该市黑人家庭只有是由不到岁的女子充当户主的。那种依靠福利为生的十几岁未婚妈妈，是后来才出现的。
当时既有黑人由南向北迁徒的，也有在南方内部流动的——从农场流向城市，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在年，南方黑人住在都市地区的大约只占其总数的。但到年，住在都市地区的就几乎达到了半数。这种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迁徒，就是为什么黑人的收入在一年间相对于白人来说有所提高的主要原因。
黑人的生育率历来就比白人的生育率要高，但这也决不可一概而论。举如在年，具有犹太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墨西哥人血统的美国妇女，平均每人生养的孩子就超过黑人妇女。后来，黑人妇女的生育率逐渐接近全国的总趋势——大体上从年代开始下降几年代中期达到低谷;然后又上升，在年代末进入新的高峰期，现在又呈下降趋势。
年代黑人的出生率大体与年代相仿。
黑人内部的儿童分布状况，加重了该种族作为一个整体向上流动的困难。穷人家的孩子都比中产阶级人家的孩子来得多，这当然是一般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可谓突出地体现在美国黑人当中。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丰厚的黑人，生养的孩子甚至比同类型白人生养的孩子还要少，而低收入的黑人却比同等收入的白人生养更多的孩子。黑人所作的斗争曾使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但这种斗争还需一代一代地持续下去，因为发了家的黑人并本生下足够数量的子嗣将其家族香火传下去。
教育和文化本世纪初，美国黑人几近半数仍然是文盲。到年，仍然有弱的黑人是文盲，在其后的年里，文盲率进一步下降到。直到年，美国黑人受教育的时间平均只有年，比同时代的白人要少年。实际上，黑人和白人在教育水平上的差距，甚至比这年的时间差所体现的还要大。南方的一一些地区，黑人儿童在校的天数只是白人儿童在校天数的。就整个南方而言，年按人头拨给每个黑人孩子的教育经费连拨给每个白人孩子教育经费的都不到，而在最南部的几个州，拨款悬殊更大。黑人教员学历较浅所教班级的学生也多。
大批向北方城市迁徒，使黑人儿童所受的教育在数量及质量上都有改善。由于南方农业地区种族歧视最甚，所以那些自从南方农业地区迁到南方城市去的黑人儿童，所受教育的质量和数量也有所提高。直到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董事会一案判决种族隔离为非法之前按肤色分校的做法使黑人儿童受到歧视性待遇这在整个南方一直是普遍现象。晚近至年，在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或路易斯安那州根本就就没有黑人的公立中学，而且这些州的小学也有，半数是在临时凑合的地方(如民家或教堂等)上课的，而没有正规的校舍。
晚近至年代，南方只有的黑人子弟上到中学。这个时期创工了少数几所高质量的黑人中学(华盛顿在年，巴尔的摩在年，新奥尔良在年先后各自建起一所这样的学校)，而且——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佐治亚州的第一所黑人学校也于年在亚特兰大落。后来的黑人杰出之才，绝大多数都曾就读于这批先期开中学。当其校友中不少人毕业于所谓常青藤院校时，其他子弟仍停留在小学四年级的水平。这是衡量黑人内部社会差距的一个指标。
高等教育则能更加清楚地表明黑人内部的这种阶级差别。肤色较浅的黑人精英的后裔，直到世纪，向来都在黑人院校的师生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黑人民众的子弟才成为黑人院校学生队伍的主要成分，。
其中好多人是得益于美国士兵权利法案而有机会进入高校的。说到教育质量，多数黑人院校在内战结束后开始向其多数学生教授小学或中等学校的教材，而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多数的黑人学院"学生仍在学习预科教程。在年代，这些教育机构才开始变成名副其实的学院。但是从任何指标来衡量，黑人院校当中哪怕是最好的，其水平也处在全国名牌学府之下。
由于大批黑人子弟涌入高校，他们缺乏准备，缺乏阅读习惯和智力训练，所以要达到高质量的教育效果是有困难的。美国一流大学缓慢但稳步地向黑人学生打开大门，导致越来越多的基础良好的黑人学生远走高飞。在年代，到白人院校求学的黑人学生在数量上超过了到黑人院校就读者。
虽然大迁徒时期黑人在正规教育方面的进步既缓慢又艰辛，但他们毕竟在北方城市的贫民窟里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文化风格。他们在讲话、衣着和起居方面别具一格。其音乐也不是早先的南方圣歌，而为现代爵士音乐所取代。
此期许多杰出的黑人开始在全国舞台上亮相——尤其是在音乐界，这里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及杜克·艾灵顿这样的爵士乐大师，有·C·汉迪("圣路易斯感伤乐"作者)及斯各特·杰普林这样的作曲家，有罗兰·海斯及玛丽安·安德逊这样的歌唱家;在流行音乐方面有艾拉·菲茨杰拉尔德及比利·霍立戴等;此外从歌舞到美术，各个领域里都有许多黑人出人头地。保尔·罗伯逊始为全美橄榄球运动员而名闻遐迩，继为歌唱家而誉满天下，终为激进派政治人物，轰动一时。
杰克·约翰逊是拳击运动中首次夺取重量级冠军的黑人，后来(几十年之后)乔·路易斯再次在体坛上赢得了一般美国人对黑人的敬重，两人皆曾夺魁，都具有尊贵的人格和高尚的体育道德。1920年代在文化上和心理上发生的变化，使许多人士用"新黑人"一词来称呼这些出类拔苹的黑人。犹如在政治生活和行为举止上一样，黑人的音乐和文学也洋溢着自信和进取的精神。大萧条曾给期望在许多方面更上一层楼的乐观情绪泼过一瓢冷水，但大萧条年代过去之后，进步的势头又恢复了。
伴随着普通黑人的经济地位缓慢而稳步地上升，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其成员来自一般的黑人民众，而非出身于混血精英的后代。他们在北方城市中取代了旧有的精英，或与之汇合，有少数不久前才到达北方的黑人，家产相当可观·沃克夫人凭借她的化妆品公司而变成第一位黑人百万富婆。约翰·约翰逊从一个芝加哥擦皮鞋的小伙计而最终变成拥有好儿百万美元资产的约翰逊出版业《黑檀》出版社、《黑玉》出版社等的业主。还有其他黑人在人寿保险、体育界及娱乐圈也成了百万富翁。
西印度群岛人并非所有进入北方城市的黑人移民都来自南方的农业地区。从世纪早期开始，又一批来自牙买加岛、巴巴多斯岛、特立尼达岛以及应英属印度群岛其他地方的黑人移民，住进了纽约的哈莱姆。到年代，哈莱姆的居民有是西印度群岛人。到年代，哈莱姆的居民有是西印度群岛人。从全国来看，西印度群岛人已经大约占到黑人总人口的，但他们在黑人专业人员、生意·人或知名人士中，占有额外突出的比例。具有西印度群岛血统的出类拔萃的黑上很多，包括马库斯·加维、詹姆士·威尔顿·约翰逊、克万德·麦凯、雪莉·齐晓姆、马尔科姆、肯尼思·B·克拉贾、W·阿瑟·刘易斯、悉尼·波伊梯尔以及哈里·贝拉方特等。
尽管就种族所属而论，西印度群岛人与美国黑人并明显差别，但他们却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且在社会上与其周围的其他黑人相比，向来别具一格。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通婚率，历来就特别低。在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绝大多数依旧与其他西印度群岛人结婚，即使他们居住在美国黑人社区，或者即使他们在那些学生尽属美国黑人的高校里读书，也仍然如此。
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差别自有其历史，而且仍可以从今天颇大的社会一经济差别上反映出来。要讨论美国黑人的总体境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并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黑人的文化模式，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差别能给人们提供某些值得深思的线索。
历史在奴隶制时期，英属西印度群岛也和北美各殖民地一样，接纳了代表着许多非洲部落的黑人混合体。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批被带到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黑人混合体，在开始时就存在着任何差别。事实上，西印度群岛对于许多后来终于被辗转贩卖到北美的黑奴来说，只是个临时的中转站而已。
对于那些留在西印度群岛而沦落为奴的人来说，当地旧奴隶制度通常比北美洲南方的奴隶制甚至更加严酷。在西印度群岛养活奴隶的代价，被认为要高出从非洲进口黑人来替补他们的代价，而实际也就是根据这种盘算来对待该地奴隶的。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人口，从未能自我繁衍以保持原有数量，而必须不断地从非洲进口黑人来经常地加以补充。1690-1820年间，仅牙买加岛一地就进口了万以上的奴隶，但该岛年的黑人人口总数尚不到这个进口数字的一半。巴巴多斯岛的黑人人口，在和两个世纪里一直在下降，尽管该岛还在不断地进口黑奴。相比之下，美国从未像牙买加那样进口如此之多的奴隶，但美国的黑人人口至年通过自然增长而上升到万左右。
西印度群岛上的奴隶制一般是大规模种植园奴隶制，种植园面积比美国的要大得多。"这些庞大的商业化经营单位(一般是种植甘蔗)，其拥有者通常是不居于当地而住在伦敦的地主。控制种植园的全权掌握在当地受委托的白人律师和监工手里，这些人受私利驱使不惜任何代价去扩大眼前的生产因有一定的百分比归他们所有)，可谓竭泽而渔，根本没有长远打算，也不顾奴隶的体力损耗和土地的承受力。美国的奴隶主一般都居住在自己的农场上或种植园里，故而能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去考虑如何对待自己的土地和奴隶。区别之一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当中的婴儿死亡率好儿倍于美国奴隶当中婴儿的死亡率。
白人男子仗势玩弄黑人妇女的情况，在美国仅是零星发生，而在西印度群岛却是有组织的、普遍的，甚至有人以此谋利。监工头们及各岛为数不多的白人居民，一般多属侨居当地的单身男子，而美国的奴隶主则倾向于雇用已婚的人充当监工，目的恰在于避免因监工与奴隶女子发生两性关系所招致的麻烦。
在美国，奴隶主对奴隶进行着家长式统治，这种关系有时能使奴隶制最残暴的一面有所缓解，在实行大生产的商业化种植园奴隶制度的西印度群岛，很少有其立足的余地。18世纪有一位观察家注意到，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从来就不熟悉其奴隶，"从未向他们微笑过"，跟他们也无话可谈。英国人固然"保障奴隶吃饱肚子"，但也使用"足以令人类本性望而却步的酷刑"。
因为西印度群岛的民众绝大多数是黑人，而美国人口绝大多数是白人，所以英国人在那里就仿照拉美的做法，按肤色深浅将黑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实行分而治之。
肤色等级历来使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民众在内部处于分裂状态，其程度比美国黑人要严重得多。
一句话，奴隶制那些备遭世人痛斥的特征把黑人当牛马使用，黑人妇女遭玩弄，黑人内部分裂，以及黑人因肤色而自轻在西印度群岛比在美国更为恶劣地体现出来。但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具有的若干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特点，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在美国能获得较大的成功。和由主人发给食品配给并时常在大食堂吃饭的美国奴隶不同的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被给予土地和时间去自行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将剩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买回适合自己心意的东西。要而言之，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于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即使身为奴隶，却在自己照料自己方面己有好几个世纪的经验，并且有从事买卖的经验。
当时有观察家注意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分给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干活，比在奴隶主的大田里劳动，显然要特别卖力。他们具备市场经济里普遍存在的那种逐利心或经验，而这正是美国黑人在年里被剥夺了机会去掌握的东西。
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年月日获得解放，比美国黑奴早了一代人的时间，更何况，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获得自由之前，还曾有一个准备时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是在一夜之间突然获得解放的。
西印度群岛黑人在刚刚获得解放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其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南方黑人在内战后初期的遭遇如出一辙。劳役偿债制度实际上使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又沦为奴隶。蔗糖市场价格的灾难性下跌，在西印度群岛普遍造成经济衰退，正如战时的破坏曾将美国内战后的南方抛入经济衰退的情形一样。当时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普遍穷因潦倒。许多人移民到世界各地——有的是一去不复返，有的则是暂时侨居海外，其中迁徒来美国的人，则大多数在纽约市定居下来。
在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早在世纪就有小股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来到美国，但数量可观的西印度群岛人抵达美国——主要是纽约市——始于世纪。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年里，来美的约有，000人，第二个年里增加了一倍以上，1920年代约为人。
到年，在外国出生的美国黑(多数为西印度群岛人)占到了美国黑人总人口的大约。开始时是男性多于女性，但到年代，两性之间的比例就差不多达到了平衡。就像那些在国内迁徒的土生土长的美国里人一样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多是年轻人，半数以上的年龄在岁以下。
在本世纪头年内抵达美国的那些人当中，约有在西印度群岛原本是劳工或佣人，另有一是干农活的，只有的人干的是专业工作。总之，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早期移民，就其职业水准来看，与同时期从美国南方来到东北部城市地区的黑人并无多大差别。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具有农业背景的其实并不构成其主要成分，而供职于工业和商业的人反倒较多。和从美国南方农业地区来的迁徒者不同，80%的西印度群岛移民乃是来自城市。西印度群岛人和美国黑人两者比较，差别主要体现在其行为模式上，而非在其职业背景上。西印度群岛人节俭得多，勤劳得多，而且更具创业精神。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学习较刻苦，成绩高出土生土长的黑人儿童。在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其生育率和犯罪率既低于美国黑人，也低于美国白人。早在年，西印度群岛人就拥有位于曼哈顿区黑人企业的，尽管在这块地方他们在数量上只占黑人人口的。美国黑人称他们为"黑人犹太"。
分离、敌视和冲突长期构成了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征。但此种关系一般又并不像别的族内冲突那样公开或暴烈。然而，这两部分人相互之间的猜忌和反责无处不在，从普通人到双方的思想领袖人物皆被牵涉进去。
年代实施的限制性移民法律，使西印度群岛人向美国的流动突然停顿下来。
这些法律后来被修改，导致西印度群岛人在年代和年代涌入美国的数量陡增，在这两个年内各有约，000人入境。其中有左有的人是专业人员，另有的人属白领阶层。
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在收入和职业方面，一直比美国黑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在年，纽约市西印度群岛人的收入比该市其他黑人的收入要高出，而左全国范围内则高出。在美第二代西印度群岛人的收入要高出白人。土生土长的美国黑人在专业人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小得可怜，而西印度群岛人从事专业工作的比例，却比全国的平均比例还要稍高一些。土生土长的黑人的失业率高出全国平均数，但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失业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数。1970年在纽约警察局任职最高的是清一色的西印度群岛人，在该市充当联邦法官的黑人也是如此，多年来曼哈顿区历届的行政首长都是西印度群岛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西印度群岛人的个人成就和显赫地位，导致了他们作为一种族群体的"湮没"，西印度群岛人这个群体在数量上实在是太小了，很难有什么政治势力，所以西印度群岛的个别人士是以整个黑人种族的代表"身份去担任公职的。强调他们特殊的西印度群岛人背景，将在白人和黑人当中同样削弱他们的地位。还有，从事民权运动的许多西印度群岛人，也必需把黑人的贫困和失业几乎全部归罪于白人的种族主义，尽管西印度群岛人自己的经历本身极为有力地表明，那种认为肤色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能构成严重障碍的命题是站不住脚的。
甚至那些投身于私营经济部门的西印度群岛人，也得依靠广大的黑人民众来求得发达。他们有许多人是商人、医生、律师、出版商，以及别的需要以美国黑人为服务对象或顾客的业主。移民到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在那里就不怎么成功。也许就是因为英国不存在众多的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民众来给他们提供一个施展其本领的依托吧。
今天的美国黑人随着黑人民众的教育和技术水准的不断提高，白人民众和政治及法律制度也产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一时期，一般而言，乃是各种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民间和军方都缺乏人力，种族间的许多障碍被打破了。美国历史上首批黑人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年被训练成功。由第一黑人将领本杰明·O·戴维斯率领的两个黑人空军战斗队，曾在欧洲参战。在民营部门，许多战时工作岗位都向求职者开放，而不考虑其肤色、性别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条件。在战后时期，杜鲁门总统在年义无反顾地将"民权"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列入他的竞选纲领，不惜付出本党分裂的代价，不惜首次丢失几十年来一直属于民主党的南方各州的选票，并差一点在大选中翻船。法院开始宣判歧视性法律及惯例为违宪。曾一度排斥黑人运动员的职业体育运动项目，开始被黑人运动员所主宰。进步的道路是坎坷的，双方都曾倒退过，也使用过暴力，但前进并未止步。
黑人在收入、职业和教育等方面稳步上升，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下降，而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人口在这几方面的情况也大有改善。然而，尽管黑人普遍有进步，鸿沟"依然存在，和白人一比，差别并未显示出多大变化。在年，非白人家庭的收入相当于白人家庭收入的，15年之后，这个比例原封末动，尽管白人和黑人的收入就实际数字来看，除去通货膨胀外，部己增加了。从年到年间，黑人和白人婴儿死亡率都大约下降了，但黑人婴儿死亡率和白人婴儿死亡率之间的比例或"差距"，却无重大变化。
然而从年代中期开始，黑人在不少领域里不但在上升，而且上升得比白人要快。在年至年间，白人家庭收入增加了，而同期黑人家庭则增加了。在年至年间，正处于上大学年龄档的白人青年人当中，实际在高校求学者所占的比例一直没有变化，而在黑人青年当中这个比例却增加了一倍。在年至年间，从事专门职业的白人人数大约增加了，而黑人在这方面的人数却几乎翻了一番。黑人充当工头、工匠和警察的人数增加到倍，黑人工程师的人数则增加到倍。入选国会的黑人在年到年之间增加了一倍，入选全国各州立法机构的黑人也增加了一倍。在南方，入选各州立法机构的黑人则增加了倍多。
黑人人口的地理分布，扭曲了全国性统计数据对比的真相。尽管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迁徙，但仍有稍多的黑人依然住在南方，而南方的工薪收入和生活费用，对黑人和白人来说，一般都偏低。只有不到的白人生活在南方，住在南方以外其他地区的黑人家庭，挣得的收入要比住在南方的黑人家庭高出。纽约州的黑人所挣得的收入相当于密西西比州黑人收入的倍。人口的地理分布不仅影响到黑人和白人的对比，而且也影响黑人和其他种族的对比。各种族的年龄差别进一步扭曲了相互之间的对比真相。从全国来看，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总体差别一直是很大的，然而若以同龄档的黑人和白人相比，尤其是在南方以外地区，差别就已经缩小得很可观了。生活在南方以外地区的青年夫妇岁以下)当中，黑人的收入在年相当于白人的，1971年则相当于。若以黑人和白人都属夫妻双双参加工作为例，那么年黑人夫妻挣得的收入比白人夫妻还要高出哩。就全国范围而言，年波多黎各人家庭挣得的收入比黑人家庭略微偏高，但居住在南方以外地区的黑人家庭所挣得的收入却高于波多黎各人家庭，波多黎各人几乎没有住在南方的。即使是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方面比黑人优越得多的现象，其实也只是一种地理现象罢了。尽管从全国来看美籍墨西哥人家庭所挣得的收入在年要超过黑人家庭但居住在南方之外的所有地区的黑人家庭，其收入都比美籍墨西哥人家庭收入的全国平均水平要高。
黑人在获得普遍进步的同时，也曾在某些特定领域里发生过倒退现象。以母亲为家长的黑人单亲家庭，从年占黑人家庭总数的上升到年的年的所为白人同类家庭比例的倍，1973年的则为白人同类家庭比例的倍以上。有人试图将此说成是"奴隶制度的一项遗产"。但事实是，以母亲为家长的单亲黑人家庭在从前，甚至在奴隶制度下，都属罕见现象。随着贫困程度的下降，依靠福利为生的黑人的比例在年代和年代却上升了。
不管是就绝对数量而言，还是与白人比较，黑人人口当中就业者的比例己经在下降。同样地，从绝对数量和与白人相比较，黑人的失业率却在上升。1978年，十几岁的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比年前要高出倍开外。造成这些恶果的因素当中，就有政府推行的许多项目。这些项目——尤其是最低限额工资法——使得黑人找工作更加困难，而另一些项目尤其是福利法却又使就业变得不那么重要。
为了推动黑人前进，政府己经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是这些努力的是非曲直，常与黑人教育、技能水平的日趋提高以及黑人人口地理分布的调整所造成的影响搅混在一起，也与白人对待种族问题态度的变化此种变化使民权法案和政府的其他措施成为可能有密切联系，因此很难予以定评。在政府实行的这些项目中，争议最大的当推年作为目标和时间表的肯定性行动反歧视法，或称种族入学与就业配额法。经济学家们已发现，这些配额制度的效果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超出年代在实行"机会均等"政策时所获成功的范围。但是公众对肯定性行动"反歧视法的认识不一，在一般的白人当中该法造成了强烈的愤懑情绪，这种情绪又被日渐抬头的种族主义组织如三党和美国纳粹党等所利用，而这些组织又时常出现在他们以前从未横行无忌的地区。黑人组织和犹太人组织之间的悠久联盟关系，也因在配额问题上的分歧而破裂。
黑人今天实际上几乎是美国任何一种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到棒球场，哪儿部有他们的存在。讲述美国的民间英雄人物若不提乔·路易斯、维利·迈伊斯或·L辛普森的大名，那故事就是不完整的。美国音乐和美国俚语均带有黑人音乐和用词的韵味。有三位黑人获得过诺贝尔奖金——和平奖得主是拉尔夫·本奇和马丁·路德·金，经济学奖得主是·阿瑟·刘易斯。这部分地反映了障碍的消失和机会的开放。这也反映出，为了把整个黑色人种提高到得以自享其劳动果实水平，社会作出了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名垂青史和不为人知的英雄都为此而奋斗过——从内战前南方的地下学校和地下铁道，从埋尸葛底斯堡及安蒂特姆战场的将士，到为了教育奴隶子女而无私献出青春和安逸的夫人教员"，从那些为推动自己种族前进而苦干的默默无闻的黑人，到那些毅然加入争取正义行列的其他人士，都有一份功劳。
地位显赫或引人注目的黑人，迄今一直大多出身于黑人精英世家，或出身于西印度群岛人家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马歇尔，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陆军部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以及佐治亚的朱利安·邦德，代表着古老家族"、国会种族平等"议员团的前任和现任领袖人物詹姆士。法尔默和罗伊·英斯，众院女议员雪莉。齐晓姆以及加州前任副州长默尔文·迪马里等人，郡出身于西印度群岛人家庭。学界黑人当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属于自由的有色人"后裔的有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和艾尔文·普圣特等，属于西印度群岛人后裔的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以及肯尼思··克拉克等许多其他知名学者。
黑色人种在美国走过的漫长历史道路上，有过许多重大的里程碑及深刻的变迁例如受奴役、获解放、大迁徒以及世纪的民权革命，等等。若以或这几个年头作为起点来衡量，黑人进步的速率在各个时代是不相同的。
今天许多生活在北方城市贫民窟里的黑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从南方迁过来的迁徒者，他们尚处在其他黑人年或年前的发展阶段。整个的黑人种族，己经在谋求生存的伟大斗争中从极端贫困的境况以财富、知识和权利三者而论上升到与其他种族群体并驾齐驱的地位。无论是哪个种族都不像黑人那样不得不从如此低下的起点赶上来，以便和他们的美国同胞携手并进。
第九章波多黎各人
波多黎各人既是新的美国人，又是老的美国人。19世纪末期以来，波多黎各就是美国的一部分，波多黎各人生来就是美国人――然而许多迁居到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却发现，美国社会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多数被划归为白人，但在居住方面却与黑人一样是被隔离的，并且收入和职业也与黑人十分相似。波多黎各人也重复那些首先迁到纽约和其他东部城市的种族的老一套模式。然而他们又是新的迁徙的模式的开创者。他们是首次乘飞机而来的迁徙者。他们又是肤色混杂的迁徙者，是在一整套福利国家设施全部建立起来之后到达的首批迁徙者。
由于美西战争，波多黎各首次在年成了美国的一部分。自年起，波多黎各人一生下来就是法定的美国公民，但是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却依然反映出西班牙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在该地年的统治。虽然波多黎各岛属于美国的一部分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人民却一直繁衍生息在与美国分离的状况中，距本土的佛罗里达州有英里之遥，距大多数波多黎各人前来定居的纽约甚至更远。尽管已有好几代都算美国人，但波多黎各人在文化移入方面仍赶不上别的一些从更远的地方迁居美国的种族（例如日本人），并且在某些方面与其他美国人的种族差别更为悬殊。
如何衡量波多黎各人的进步速度，取决于进步从何时算起――可以从哥伦布发现该岛时算起，也可以从被美国兼并时算起，还可以从航空时代使他们能够从大批迁徙美国本土的时候算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被考虑的是哪一部分波多黎各人――是那些仍然留居在岛上的波多黎各人呢，还是那些（如此处讨论的）作为美国种族巨型百衲衣一部分而生活在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
波多黎各波多黎各是巴哈马以南几百英里处的一个热带岛屿，处于加勒比海一串巨大岛屿即所谓大安的列斯群岛的最东端。贴近其西边的是伊斯帕尼奥拉诸岛（包括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再往西就是古巴和牙买加。波多黎各东西长约英里，南北宽约里。该岛距美国本土反倒较远，而更加靠近南美洲。它位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以北英里，迈阿密以南英里。
波多黎各岛具有繁茂的热带植被，低矮的山峦，温和的气候，但可通航的河流很少，并周期性地受到毁坏性飓风的袭击。飓风一词就源出波多黎各。哥伦布第二次美洲航行发现波多黎各时，岛上住着名秉性平和的印第安人。
虽然哥伦布在年就宣布该岛为西班牙占有，但直到年当西班牙人在庞斯·德·利昂的率领下返回波多黎各后，才在这里建立一个殖民地。岛上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由此沦为奴隶，被驱赶到农场和金矿去做工。许多人死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或死于从西班牙人那里传染来的疾病，因为对于这些疾病印第安人体内尚未形成免疫力。1511年爆发的一次印第安人造反被镇压下去，有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另有许多印第安人逃避到山区或逃亡到邻近的岛屿。其后非洲黑奴就被运来代替他们。非洲黑奴又带来了流行性天花，导致尚存在的印第安人又有送命，从而使土著居民降低到人，即相当于原有人口的。
波多黎各人是个混血种族，具有西班牙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血缘关系。来到波多黎各的西班牙妇女极少，所以在好几个世纪之前，这里的种族混交和异族通婚的现象就很普遍。但是，波多黎各是加勒比海白人人口大大超过黑人和印第安人人口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岛屿之一。这里的奴隶人数从未超过全岛总人口的。在年，波多黎各岛上有人，其中半数是西班牙人，是“混血”，其余是黑人；黑人半数是奴隶，半数是自由人。上层的波多黎各人世世代代一向以身为白人并保持白人血统而感到自豪。然而在波多黎各，种族意识从未达到美国那种程度，肤色也向来只不过是社会等级的若干指标之一罢了。
波多黎各是作为一个黄金产地而最早使西班牙人垂涎三尺的。但在金矿很快被淘尽之后，该岛就成为甘蔗产地，并且是西班牙人警戒他们在这一地区其他领地的前哨堡垒。作为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波多黎各由西班牙任命的政府实行绝对专制统治，并只准许与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
波多黎各渴望更大自由和自治的情绪在年开始表现出来，其时波多黎各在西班牙的第一位代表对西班牙阻止该岛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政策，进行了辩驳。在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敕令波多黎各开放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1868年发生的武装起义和年举行的和平示威，皆曾流产，但都是波多黎各进一步寻求自治道路上的里程碑。1897年，波多黎各终于被西班牙赋于地方自治的权力。不过，从这时算起到美西战争后该岛变为美国殖民地，当中仅有一年的时间。
美国对波多黎各的行政管辖，首先采取了军政府的形式。在其对该岛的两年治理中，军政府建立起学校、公路、铁路、医院和卫生设施。在年，美国国会在该岛确立了文官控制。总督、内阁和波多黎各立法机构两院当中的一院由美国总统任命。波多黎各人选举立法机构的另一院以及一位驻首都专员，该专员将在华盛顿代表该岛利益，在国会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波多黎各人还免于缴纳美国税收。
第一位波多黎各驻首都华盛顿的专员路易斯·穆诺斯·里弗拉，为获取该岛更多的自治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国会乃于年通过一项法案，核准波多黎各人为美国公民，并让他们对当地立法机构的两院享有选举权──这是波多黎各自从变为西方世界一部分以来享有的最高程度的自治。
从年到年，波多黎各的蔗糖产量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飞速提高。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最后年里，该岛共产吨糖。而在美国治下的第一个年里，糖产量几乎提高了倍，在嗣后年间，又进一步提高了倍以上。波多黎各年的人口为万，到年就增加到万，从而使这个一度人烟稀少的岛屿变成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波多黎各争取最大的自治权的政治斗争，在该岛第一任驻首都专员之子路易斯·穆诺斯·马林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在年，波多黎各人获得选举自己总督的权利；路易斯·穆诺斯·马林旋于年成为该岛第一位选任总督。
年，波多黎各人获得了制定自己宪法的权利。
伴随着争取走向地方自治的政治努力，出现了争取成为美国一个州及至直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尝试。并非所有争取这两个目标的人──特别是那些想独立建国的人──都采取和平的手段。1952年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刺杀哈里·杜鲁门总统，另外一些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分子在国会众议院走廊开枪，射伤了好几位众议员。但是年在波多黎各举行公民投票时，支持独立建国的人尚不到。多数波多黎各人（）投票赞成继续以联邦地位（包括免税）留在美国，赞成变为美国一个州的人占。
在政治上实现自治之前，波多黎各的经济发展已起步，在新总督制定的计划之下，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从年到年增加倍。同期岛上的汽车数量增加倍以上。1898年美国接管时，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寿命是岁，到年，他们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开外，达到岁挂零。
波多黎各获得上述发展之后，岛上的生活水准离开美国本土的生活水准仍差一大截。其失业率比起本土来长期居高不下，这部分是由于核定最低工资额机构把持在美国本土经济利益集团（工会和业主）的手里，这些利益集团有权将波多黎各劳动力的价格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以降低岛上的人与他们进行竞争的能力。
波多黎各人向美国本土迁徙，开始很慢。在年，居住在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尚不足两千之数。晚近至年代，乘船来美国的路费开销，在数额上超出普通波多黎各人全年的收入。但到年，居住在本土的波多黎各人还是达到人，超过此前年的倍。他们大多寓居纽约市，此种模式在这之后持续了好几十年。
波多黎各人向本土大批迁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这时飞机票价已经下跌，劳动人民都可以付得起。仅在年就涌进人，1946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倍以上。无疑，这当中有一部分人早就急着要搬到本土，只是因为二战时的潜艇的战事阻碍了客轮通航而只好望洋兴叹。在这之后的几年当中，移居本土的波多黎各人的数量在和人之间浮动。1951年的迁徙者增至人，1963年达到人的顶峰。然而，这些官方的统计数字并没有充分反映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为它只是前来本土的人数减去返回岛上的人数的净数。举例来说，年抵达本土的波多黎各人数是，离开本土的人数是，这样，往返数字都大大超过其相抵后净得的人。在某些年份，如年和年，返回的人超过前来的人。尽管这时没有净数可言，但每年在美国本土和波多黎各之间来回流动的人数还是超过多万。到年，此种双向流动的总人数高达多万，尽管相抵后本土只净有人。
到年，在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为万，约相当于居住在波多黎各本岛人口的一半。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多于圣胡安的波多黎各人。
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自年以来，美国本土的多数波多黎各人都居住在纽约市。1930年本土有名波多黎各人，其中住在纽约市的超过人。1955年本土有名波多黎各人，其中住在纽约的超过人。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在别的地方也形成了波多黎各人的社区，但年从岛上过来的迁徙者仍有选择纽约市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纽约在年有万波多黎各人，其次为芝加哥，仅有万人，再往下就只有费城和纽瓦克两市，有万人或万人多些。哈莱姆东端──“西班牙哈莱姆”──是第一个波多黎各人社区，但到年，在布鲁克林区或布郎克斯区的波多黎各人，在数量上都超过了曼哈顿区波多黎各人的倍。
波多黎各人集聚在纽约市一地，无法用地理上的接近来加以解释，因为美国有许多地方比该市离波多黎各更近。况且，迁徙者大多是搭乘飞机来的，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本土的许多别的地方落脚。但是，波多黎各人迁徙本土的基本模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奠定下来，那时还是船运时代，而纽约当时是（现在依然是）第一大港市。大批大批的战后迁徙者于是就直接投奔到已经建立起波多黎各人社区的地方来了。
正如其他种族的试探性移民阶段一样，初期的波多黎各迁徙者也是男性人数在比例上大大超过女性。后来，两性比例逐渐平衡，这是永久性社区已经出现的通常标志。
迁徙的时间选择──迁徙的涨落──大体上取决于美国经济的起伏，也还要看波多黎各有无进步。大萧条曾使迁徙者数量减少。二战后的繁荣又使迁徙加快了步伐。由于波多黎各的工业化在年代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并提高了生活水平，当中有几年回流到岛上的人数反而超过了前来本土的人数。
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口的增长，已经不单纯是个从岛上迁入的问题。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波多黎各人有是在当地出生的。到年，在本土出生的占本土波多黎各人的。不过，由于第二代大体上还都是小孩子，所以年纽约以上的就业的成年波多黎各人，都是在波多黎各岛上出生的。
波多黎各人民当年代波多黎各岛上的人开始向本土大批迁徙时，该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更加类似于拉丁美洲而非美国。多数人从事处在原始状况下的农业。他们通常打赤脚。到处存在营养不良的现象。处理垃圾和污物的办法十分落后，到处滋生着寄生虫和病菌，危害民众。美国在年接管该岛时，文盲率为，其后虽有所下降，但晚近至年时仍高达。
从文化方面来看，波多黎各人没学会几句英文，对于西班牙的传统，除了语言和社会习俗外，也只是保留了皮毛。天主教是岛上盛行的宗教，但不像在爱尔兰或其他某些欧洲国家那样强大有力。波多黎各的神父大多来自西班牙，而非来自岛上的教民。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他黑人相比，波多黎各岛黑人民众的子女都受到钟爱和保护，但家庭破裂的比例也很高，孩子的父亲会不停地换人。
像在意大利和其他拉丁文化中一样，女孩子的贞操特别受到精心的保护，办法是不让她们与社会上的男性接触。姑娘们常通过早婚来逃脱闺房的孤寂。在年末，波多黎各已婚妇女中有的人是在岁或岁以前就出嫁的。半数以上的人是在岁时结婚的。
随早婚而来的是高生育率。1946年，在迁徙到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中，的人来自口或口以上之家。当时过半数的美国人家中有口人或不到口人，而左右的波多黎各人家中却有口人或口人以上。在波多黎各人集居的大都市地区，普通美国人在生育模式及其他方面与波多黎各人的区别更大。
早婚现象和高生育率此后一直是波多黎各人经济和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1960年，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出生率比黑人高出，是白人的两倍。
男子汉气概是波多黎各青年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西班牙文化里，这个词包含着一系列勇猛侠义行为，从斗牛到猎艳，从极端的个人自尊感到一味地横行不法，目无尊上，这些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此种观念将男子汉大丈夫与短期的勇猛气质等同起来，而不像在犹太或日本文化里那样注重知识、技能和纪律的长期积累的培养。在城市社区的狭小天地里，这种男子汉气概除用来在学校里捣乱和在马路上动武外，很少有发泄的渠道。这也不仅仅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社会产生冲突的问题。即便在多种族混居的夏威夷，波多黎各青少年犯罪率之高在该地的各种族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依靠救济为生者的比例也是最大。
和具有农民背景的其他种族一样，波多黎各人缺乏求知传统。再加上他们看问题目光短浅，对未来听天由命，并且只顾表现个人眼前的男子汉气概，这种缺乏求知的传统成为波多黎各人求学的一个严重并持续存在的障碍。如在年，只有的波多黎各青少年读完中学──这个比例不到黑人青少年的一半，不到白人青少年的。而且，波多黎各人的中学毕业生往往大多是从中等职业学校，而不是普通中学获得毕业文凭的。在大学里，情况就更加不妙了。在年，只有的波多黎各青年毕业于大学，这个比例不到黑人青年的，约相当于白人青年的。
语言上的差异给波多黎各人在美国学校接受教育增添了不少麻烦。在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有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家庭中长大的。现在已经搞起了“双语”
项目，但其效果却令人怀疑。这些项目给讲西班牙语的教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进入这些项目学习的讲西班牙语的儿童，成绩并不比那些就读于完全用英文授课的正规班级的儿童要好，而且许多青少年在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英文之后，仍旧还得呆在这些特殊的项目中。
解决波多黎各人教育问题的政治措施，除开办“双语”项目外，还包括在纽约市取消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两者文凭的差别，并将该市各市立学院原来采用的择优录取的办法改为报名即可入学的“公开录取”的办法，还取消了波多黎各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儿童向来得分很低的智商测试。还有一些人试图让波多黎各人及其他少数种族儿童与所谓“盎格鲁”儿童（虽然此处的盎格鲁儿童也包括凯尔特人、闪米特人、斯拉夫人和其他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儿童）实行“混校”制。但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中，波多黎各人和黑人在校儿童加在一起，已经构成多数，且在曼哈顿区及布朗史斯区超过全体在校生的，所以他们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几无混校可谈。
语言问题并不是波多黎各人所独有的。其他种族，如意大利人、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法裔加拿大人和西海岸的墨西哥人，长期以来都有大量的成员进进出出，来回迁徙，他们也都有在美国保持一种外国评议和异国文化的特点。
波多黎各人内部的肤色差别，并不像美国那样被人看得很重。但在肤色极为混杂，从纯粹白种人到纯粹黑人，各种肤色都具备的波多黎各种族里，个人的肤色仍有颇关紧要的社会意义。在波多黎各本岛，中上阶层的肤色一般都较浅，或是白人，其在美国本土的情况也与此大致相同──不管这是由于历史优势造成的，还是由美国社会规范造成的。波多黎各人迁徙到美国本土，使该种族内部的肤色差别重要起来，也使波多黎各人与美国一般民众的肤色差别构成了新的问题。由于社会和经济机会向肤色白的波多黎各人开放，这就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同化于美国普通社会提供了一种刺激力量，而对肤色较深的波多黎各人来说，避免使自己被混同于美国黑人的强烈愿望，也为他们抱住西班牙语言和文化不放提供了刺激力量。这样，肤色就为已经相当困难的处境又增添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波多黎各人中的白人比例，从到，各种估计的说法不一。1950年的人口统计，列入白人的波多黎各人占。不过拉丁种族的白人分类并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严格，所以按美国的标准，波多黎各人中的白人比例可能要低于这个数字。
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婚姻，有是在自称是白色人种当中进行的。然而，在那些由主持他们婚姻仪式的美国牧师确定其肤色所属的波多黎各人当中，有以上的夫妇按美国标准应视为“异族通婚”。不过，波多黎各与外族人通婚一直是不常见的。85%左右的已婚波多黎各男子，娶的是波多黎各女子。与异族通婚的波多黎各男子，妻子大多不是拉美裔妇女。但在第二代波多黎各人的婚姻中，对方不是波多黎各人的占到至。
和处于类似阶段的其他种族一样，波多黎各人在犯罪、暴力和依赖救济方面，比率都偏高。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杀人、抢劫、盗窃的发案率和失业及依赖救济的比例，都高得出奇。虽然波多黎各人只占纽约市总人口的，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也只占，但他们的家庭估计有是依靠“援助家有未成年子女”计划的救济为生的。波多黎各人来到美国本土的时候，社会福利机构已普遍建立起来，而且各种倡导福利权利的组织也促使公共慈善事业的受益范围扩展开来，并为之大力辩护。然而在年代中期，纽约市福利受益的增长速度超出制造业工资增长速度的两倍。约有的波多黎各家庭的家长是妇女（略高出黑人的比例）。
经济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抵达纽约市的波多黎各迁徙者，通常随身带的是“硬纸箱子，里边放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中产阶级并不弃家迁来美国本土。迁徙者一般都是些青年人，缺乏技术，亦未受过多少教育或具有什么经验。
年至年间迁来的那批人，有过半是从未干过什么活的。约有的人年龄在岁到岁之间，另有的人是岁以下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迁徙者来自波多黎各岛的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因为那些适应在都市生存的人，早先已经迁徙过来了。简言之，波多黎各来的迁徙者不仅不适应于美国经济而且不适应的程度日趋加深。抵消这一趋势的，是在美国本土出生并长大的波多黎各人在比例有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这两种反向的趋势中，人们可以预料，美国本土上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在职业上不仅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正在日益扩大。
年，出生在波多黎各岛而生活在美国的人，从事文秘、推销或其他类似的白领职业的比例不到，而第二代在美的波多黎各男子中却有以上的人（女的有近的人）在从事这类职业。从波多黎各岛迁徙来的人，从事专门行业工作的只占，但在第二代当中，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却在以上。就妇女而言，在第一代人当中，有以上是“操作”工，或蓝领工人，而在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当中，从事这类职业的妇女只占。在其后的年当中，第一代妇女从事这类粗活的人数下降的比例却很明显──1960只有左右的人还在从事这些工作了。
从总体上看，波多黎各人继续在承担非熟练或半熟练职业。他们是纽约服装行业的主力军，在该市的旅馆和饭店（通常充当侍者、洗碗工或服务生助手）以及医院（通常充当勤杂工或类似的服务性工种）里，他们也揽下大量低贱的体力活。
波多黎各人也在工厂和农场工作或充当文职人员──级别照例也很低。在年，波多黎各的男子中几乎有的人不是蓝领工人（占）就是服务业工人（占）。60%以上的妇女也处在同样的状态。从全国来看，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和黑人差不多。但是，在波多黎各人的主要居住地纽约市，黑人的收入却一直高于波多黎各人的收入。例如，纽约市黑人的家庭收入在年比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要高出。在年的人口普查中，黑人的家庭收入依然对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保持着这一优势。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失业率也一直比黑人高。
造成波多黎各人收入偏低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年纪轻。他们的平均年龄既低于黑人，也低于白人。在年，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年龄是岁──比黑人年轻岁，比美国整体人口年轻岁。年龄对收入的影响很大，尤其对职业的影响很大，因为职业要求经验和受过教育，年龄还影响到失业率、犯罪率和生育率。譬如在年，一个由岁至岁这一档的波多黎各男子充当家长的家庭，其收入相当于同档美国其他家庭收入的。在年，由岁以上的人充当家长的波多黎各我的家庭，其收入比同年龄档黑人家庭收入要高出，尽管就在这同一年，黑人家庭在总体上的收入要比波多黎各人家庭高出。道理很简单：
岁以上的黑人在比例上高出波多黎各人。
的波多黎各人家庭是无人挣钱的。有一个以上挣钱者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只占，相比之下，这样的黑人家庭占，而这样的日本人家庭更高达。虽然波多黎各男子加入劳工大军的比例仅略低于白人或黑人，加入劳工大军的波多黎各妇女的比例却大大低于白人或黑人妇女。参加劳动的波多黎各妇女，在比例上仅相当于黑人妇女的半数稍多。波多黎各妇女在岁到岁这段最能挣钱的黄金时期，出来就业的比例尚不到白人妇女的一半，也只相当于黑人妇女的稍强而已。这可能是直接由文化因素造成的──丈夫的男子汉思想或家庭价值观念──或者可能是由于波多黎各人家庭里小孩子多，使母亲无法投入劳动市场，但从全国来看，在这一年龄档的波多黎各妇女生养子女的数量，并不比黑人妇女多。女子当家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在百分比上高出黑人家庭，波多黎各人领取社会福利的更是多得出奇。
波多黎各人收入偏低的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肤色或拉美背景而遭到的歧视所造成的，实难断定。其他拉美肤色混杂的种族，如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方面一直高于波多黎各人。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家庭在年的收入所得，比波多黎各人高出──部分原因是的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家庭有一个以上的人在挣钱。
凡是波多黎各人像其他种族规规矩矩地干活的，收入上的距离就缩小，尽管教育程度、语言和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别使这种距离无法完全消灭。虽然在年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家庭收入的，但那些家长常年进行全日制工作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其收入已达到同样状态白人家庭收入的──比一般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收入要高出。如果把教育程度和家庭中挣钱人数这两个因素都考虑进来，就出现下列的复杂情形：
总的来说，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波多黎各人与其他种族的收入差距并不显得很大，何况他们并不像其他种族那样一年四季都在进行全日制工作，而且他们人口当中小孩子的比例也比较高。
政治因为波多黎各人都是美国公民，所以他们有资格参加美国的全国和地方选举，然而多数有资格登记参选的波多黎各人实际上并不去投票。在纽约市，真正参加投票的人占已登记的选民总数的比例，波多黎各人在各少数种族当中是最低的。参加年纽约总统选举的波多黎各人还不到年前参选人数的一半。
甚至在波多黎各人构成当地人口相当可观比例的地方──如在纽约──他们也只占有资格投票成年人的一小部分。儿童在波多黎各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过半数的波多黎各人或是婴儿和孩子，或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一旦波多黎各人真的去投票，他们会一窝蜂地支持民主党。在年，约翰·肯尼迪获得波多黎各人以上的选票。在年，林登·约翰逊获得他们的选票。在年，林伯特·汉弗莱获得波多黎各人的选票，但因波多黎各人真正参加投票的实际人数已经减少，这就降低了他们对这次大选结果的影响。
波多黎各人几乎没有获得什么选任或委任的官职。直到年，尚未有哪个波多黎各人充当过纽约市议会的成员。不过，就在这一年，第一位波多黎各人获选进入国会。
在那些有着大批成员继续往返流动于美国和母国之间的种族当中，不参与美国政治生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美籍意大利人在其移美早期曾不断有人返回意大利，当时他们也普遍地不闻政治；在与墨西哥一直保持联系的美籍墨西哥人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状况。
虽然波多黎各人总的来说并未对美国政治产生过多少影响，但为数不多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分子却以其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零星地引起过公众的注意。除上文提到的企图行刺杜鲁门总统，射伤若干国会议员的事件之外，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团体曾在不同场合宣称他们对纽约及其周围地区的好几次办公场所爆炸案承担责任。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波多黎各成为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在年的公民表决中遭到波多黎各选民否决的目标。
尽管波多黎各人对美国政治进程没有什么影响力，但他们却受到政治决策和政治机构的重大影响。在美国本土，波多黎各人是在一套完整的福利机构建立起来之后才进入美国社会的很少几个种族之一。波多黎各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由政府的服务组织──不仅是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而且还有波多黎各政府在纽约市建立的各种派出机构──予以照料。所以，波多黎各人没有必要像以前其他移民种族或黑人那样，携起手来并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波多黎各人没有相当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或其他许多曾经别的种族提供内聚力的那些组织。缺乏社区领导机构的现象，还存在于波多黎各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纽约的几家波多黎各人主要报纸，当初是由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多米尼加人创办起来的。在纽约的服装工人工会和天主教会里，波多黎各人的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在这两个组织里，他们都很少有人当上领导。波多黎各人并非都是各扫门前雪的孤独个体，但其相互联系一般都限于家庭四壁之内或私人朋友之间，缺乏由各种组织所促成的更加广泛的内聚力。
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多数是民权运动和抗议运动兴起之后抵达的（或是迁徙而来的或是在本土出生的）。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倡导民权的政治机构采取提供经济和道义援助，提供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等办法，缓解了波多黎各人在过渡时期的困难。从另外一些方面看，这些民权机构在使波多黎各人适应美国社会方面显得并不怎么重要，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变现存的教育、就业标准或其他方面去了。美国的法院也通过取消选举条件中对语言的要求，规定在学校里开设西班牙班级，并在就业和升学的标准上基本支持不以能力而以人口统计为基础的所谓“代表性”等办法，助长了这些趋势的发展。这些政治进展产生的纯经济效果，现在还弄不清楚。但是肯定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比起其他一些在此种政治趋势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之前早就来到美国的极端贫困的种族（包括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和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来，波多黎各人的进步是较快的。种族问题的日趋政治化，也使波多黎各人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与许多别的种族对立起来。这些种族往往具有历史更悠久、地位更巩固而且更富有经验的组织，这些组织能在政治上更有效地推动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在遭到波多黎各人团体反对的情况下，他们也有办法。例如被城市复兴计划赶出家门的波多黎各人，在比例上就高出其他种族很多。在工会倡导下制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额法律，大大降低了青年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其中就包括数以千计的波多黎各人找不到饭碗。行业执照法律和其他许多由政府设置的障碍，都使刚到美国的人难以进行任何领域。总而言之，要衡量政府和福利设施对波多黎各人的影响，不能仅仅以他们从中获得好处的福利计划为依据，或以明文规定为少数种族谋利的福利计划为依据，这样做都是片面的。
今天的波多黎各人要衡量波多黎各人的进步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时常有大批人返回岛上的原籍，同时又有大批岛上的人前来美国本土。不过在年和年之间，就美国本土的第二代波多黎各人而言，凡选择留在美国经济中营生的人，其中职业进步仍能显示他们已向上移动了一大截。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一个波多黎各少年在美国本土学校里就读的时间，与他在阅读测试或智商测试中得分的能力，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作用。与非波多黎各裔人之间的通婚──这种婚姻约占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婚姻的──在比例上日趋提高，表明那些选择留下来的并认同于美国文化的人，与美国普通民众进行社会交往的程度也在加深。但仍有人继续回流到波多黎各本岛去。从年到年，回流的人数超过前来美国本土的人数。
不少波多黎各人在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获电影学院奖的演员荷塞·弗莱就出生在波多黎各。娱乐圈内的其他波多黎各明星还包括荷塞·弗里西阿诺、托尼·奥兰多及路易斯·阿罗约、弗莱迪·普林兹及丽塔·莫伦诺等。
在体坛上，大名鼎鼎的波多黎各棒球运动员有罗勃托·克利门蒂、奥兰多·塞佩达及路易斯·阿罗约；拳击冠军有西克斯托·艾斯科巴（年）、荷塞·托列斯（1965年）和卡洛斯·欧蒂兹（1968年）；高尔夫球手有齐齐·罗德里格斯。
畅销书作者皮里·托马斯因写了《在这些下贱的马路上》这部小说而一举成名。
该书描绘了作者本人在纽约波多黎各居住区亲身体验过的生活的情景。在商界，小曼纽艾尔·A·卡西阿诺和尼克·鲁果这两位波多黎各人都是从最下层做起──一个帮人送货，一个洗碗──而最终成为百万富翁。在政界，波多黎各人先后产生两位国会议员，即赫尔曼·巴迪罗和罗勃特·加西亚；莫利·弗尔曾任迈阿密市长。
和向上流动的黑人及美籍墨西哥人一样，向上流动的波多黎各人皆趋向于使其家庭的规模大大缩小。虽然从总体上看，波多黎各妇女比一般美国妇女生的孩子多，但此种高生育率主要集中在那些从未达到中学教育水平的波多黎各妇女当中。上过大学的波多黎各妇女，有过半数的人在几岁到几岁之间只生养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在这些妇女当中，在的人根本就没生孩子。如果不从教育而从家境来看的话，同处在这个年龄档的波多黎各妇女，凡年家庭收入不少于美元者，有半数的人只有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不管是在波多黎各本岛还是在美国本土，波多黎各人当中做过绝育手术的，相对来说已较为普遍。无论节制生育对那些为摆脱贫困而辛勤奋斗的个人来说是何等的有利，但对于整个波多黎各种族来说，节制生育意味着他们当中最成功的人士给下一代留下的知识、财富和社交关系是较少的，因为下一代绝大多数都出生在父母并无这些东西可遗留的家庭。三十五六岁至四十五六岁的波多黎各妇女，有过半数的人从未上过中学。
从整体来看，约占总数一半的波多黎各儿童是由从未上过中学的母亲生养的，由上过大学的妇女生养的不到。
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口，在所有种族中一直是最年轻的。以年为例，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岁。这种状况现仍在继续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即便以就业的波多黎各成年人而论，他们也比其他种族的变业成年人年龄小，因而经验也少。波多黎各籍拿工薪者的平均年龄，在年为岁，这比黑人拿工薪者的平均年龄小岁。
较为年轻的波多黎各人必然缺乏经验，而年龄较大的波多黎各人则一般都缺乏教育。在岁以上的波多黎各人当中，读完中学的尚不到，而当时社会上大多数其他三四十岁的人，至少也具有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在五十五六岁到六十五六岁的波多黎各人当中，约有半数甚至没有读完小学五年级──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属罕见，因为有的美国人达到了这个水平。况且这种以上过几年学为根据的数量统计尚不足以揭示教育上的全部问题。因为波多黎各人接受职业中学教育的比例，比其他种族要高出很多，而接受正规中学教育的就不多了。到大学深造的极少数波多黎各人，也大多进入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而不是投考四年制的高校。
和同样年龄及受过同等教育的人相比，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大体持平。不过，人们越来越将他们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这样一比，统计数据上的差别（常被称为“悬殊”或“不公”）就大了。和其他美国民众相比，甚至和其他拉美后裔或黑人相比，波多黎各人的收入现在仍然较低，失业率较高。在年，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是美元（与年的水平相比，几乎提高了），但仍只相当于黑人家庭收入的左右，连普通美国人家庭收入的一半都不到。波多黎各人的失业率为，这比黑人、美籍墨西哥人、古巴人，以及其他拉美后裔或一般美国人失业率都高。在波多黎各本岛，过半数的人靠领社会福利过日子。
进步的速率一直取决于衡量进步的时间起点。美国本土上的多数波多黎各成年人在这里仍然是第一代。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像波多黎各人获得这么快的进步的种族，在美国实在没有几个。
第十章墨西哥人
某些最早和最新的美国人，乃是来自墨西哥。早在美国人到达之前很久，就有墨西哥人在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地区定居了。但是，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是在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才来到美国的。
没有一个单独的名称足以恰当地概括各种各样具有墨西哥血统并在美国生活的人们。他们是：（1）在西南部成为美国领土之前就在那里定居的原墨西哥居民的后裔；（2）从墨西哥来美的非法移民；（3）合法迁移来美，但不是美国公民的墨西哥人；（4）从墨西哥来的临时居留者，他们持有各种官方证件、签证和工作许可证等，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短不等（短到几天，长到十几年）；（5）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墨西哥人；（6）合法与非法移民或临时居留者在美国生下的后代，他们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在美国大约有万美籍墨西哥人。这是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之一，但也是最不为公众舆论所注意的种族之一。估计另外还有万墨西哥非法移民居住在美国。再加上人口普查局忽略不计的具有墨西哥血统的那些人（及其他个别低收入者），在美国祖籍是墨西哥的实际人口，可能接近万。
绝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生活在西南部的个州。这些地方的墨西哥人口加起来超过万，而其中大约一半又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们的人口大大超过黑人，约占该州总人口的。
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不仅可以追溯到墨西哥，而且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但是墨西哥人当代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其他美国人却相去甚远。从种族来说，他们肤色混杂，不同程度地带有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血统。
所有这些被笼统地被为“墨西哥人”、“美籍墨西哥人”或“奇卡诺人”的数百万之众，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许多人出生在国外，更多的人在本土出生，还有一小部分家庭在美国开国之前早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过去的这一时期或另一时期来自墨西哥。
墨西哥在早欧洲人发现西半球之前，阿兹特克文明就很发达，并已传播到整个中美洲。
这个尚武的阿兹特克民族，征服并统治过许多其他的印第安部落，包括那些生活在后来成为墨西哥这一地区的部落。战俘们被用来祭奠阿兹特克人的神灵。在建筑精致的庙宇前，当众挖出他们的心脏，尔后将骷髅头依次安放在架子上。在其他一些仪式上，少女们们在跳舞时被割下了头。
在阿兹特克文明中还没有铁器和钱币。他们也不会把车轮用于交通或者把齿轮用于工业。他们的农业很原始，不知道用犁。但是，阿兹特克人有文字、建筑、雕刻，以及完备的法律、社会、政治和宗教体制。
年，古巴总督派遣科尔德斯来到墨西哥。他受到蒙德祖马皇帝的欢迎。蒙德祖马相信，科尔德斯及其部下的到来，就是阿兹特克宗教所预言的诸神已经降世，所以献给他们许多礼物，包括金子。当这些西班牙人发现阿兹特克人有金子时，便决定将其征服。科尔德斯一伙在与蒙德祖马的战争中，得到了阿兹特克人压迫下的当地印第安人部落的援助。科尔德斯的另一个有力的盟军，就是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疾病，主要是天花、麻疹和流感。阿兹特克人对这些疾病一无所知，而且毫无生理的抵御能力。到年，这些欧洲疾病夺去了至的印第安人的生命。
和整个拉丁美洲一样，到墨西哥来的西班牙远征军都是男子，而不像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那样，是由男子、妇女和儿童所组成的完整社区。西班牙人到达之后，很快与当地妇女发生两性关系——有时是正式的婚姻关系——生养了混血的西班牙和印第安人后裔。到年，混血儿在数量上明显地超过了当地那些出生在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甚至超过了作为奴隶而贩运来的人数不多的黑人。混血儿的人数后来终于超过了印第安人。今天，只有一小部分墨西哥人是纯种白人和印第安人。跟拉丁美洲其他各地一样，在墨西哥存在着类别不同却界限分明的种族混合现象。在现代美籍印第安社区，也有类似按不同肤色的排列次序。拉丁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把白肤色同高贵相提并论。但是拉丁人强调肤色的等次排列，而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强调把人种截然区分为黑白两大类。
探险家、冒险者和传教士们，从墨西哥向北扩展，进入现在美国的西南部地区。
到世纪后期，西班牙人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等几个州建立起一些零散的小规模居住区，其中包括拉雷多、圣安东尼奥、埃尔帕索、圣菲、图森、圣迭戈、洛杉矶及圣何塞等。这通常都是民政、军事和宗教界主事当局治下的一块块飞地。他们都想征服当地的印第安人并将之纳入西班牙的文化和宗教，当然是在最底层。但凡获得成功的地区，印第安就被带到传教士身边，在受监护和半奴役的状况下生活和劳作。拿破仑战争导致西班牙王朝的陷落后，墨西哥开始争取独立，并于年宣布建国。新的墨西哥政府所颁布的政策中，就有一项是允许在墨西哥领土上建立一个美国的社区。
起初，美国移民接受了墨西哥文化。他们学习西班牙语，而且有一部分人与墨西哥妇女结了婚。但是在年，由于美国人口急剧增加，美国人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后来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并终于导致一场得克萨斯争取独立的战争。美国方面派遣军队前去帮助那里的美国人，从而在年将得克萨斯并入美国。1847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迫使墨西哥领导人桑塔·安那将军下野。次年，美国与墨西哥新政府签订了条约，把大片土地（大约是墨西哥领土的）割让给美国。就在这块从墨西哥得到的领土上，后来建立了加利福尼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怀俄明州也各有一部分地方是从这块领土上分割过来的。这次战争之前，墨西哥的领土比美国要大。
西班牙传统对美国西南部各州的影响，体现在许多地名上（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西班牙名字），也体现在当地的建筑风格以及在美国人模仿墨西哥人创办农牧场的方式上。
居住在这几个州的墨西哥人，渐渐地成了当地的少数种族。他们与这些地区日益增多的美国人具有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种族特征。由于美国和西班牙的财产法存在巨大差别，许多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居民因此而丧失了土地，诈骗、贪官污吏和暴力行为又加速了他们的破产。少数美籍墨西哥人结成非法武装团伙进行反击，但是大多数人却发现自己在这个陌生社会的边缘上无能为力。留居在美国西南部的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的地位，因所处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在兼并得克萨斯时，那里的非西班牙居民已占人口的压倒多数，所以上层西班牙白人已进入当地的美国主流社会，而大部分属有色人种的墨西哥大众却被严格地排斥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之外，在经济上处于最低层。在加利福尼亚，有一批自成一体的西班牙富人，直到世纪末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很有影响。其他各州的情形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大体上说，在整个西南部，当地西班牙人及其文化处于从属的地位。但返回墨西哥的人却寥寥无几。
在墨西哥本国一直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大约的人属于上层阶级，的人是中产阶级，97%以上都是下层阶级。在城市地区，中产阶级较多，但仍有的人处于下层社会。事实上，所有迁美墨西哥移民都来自下层阶级。在世纪的墨西哥，债务劳役制很流行，这在当地农村地区几乎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作为债主的土地所有者，把欠债佣工当作牛马使用，而债是很少能偿还清的，于是世代相传，与奴隶制无异。在生活极端贫困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又备受压抑的劳役工人之中，文盲十分普遍。在年，大约的墨西哥家庭拥有的土地。
在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统治时期（1876—1910），朝令夕改的土地法把许多村民共有的土地变成了投机者的私有土地，使许多农民沦为劳役工人或成为流动劳力。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造成人口的飞速增长。在年到年期间，墨西哥人口从万增加到，500万，但的墨西哥人生活在农村。人数日益增多但一贫如洗的墨西哥民众，在世纪流入美国的并不多。部分是在世纪中期的淘金热中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另一部分是在年的采矿热和年修铁路时来到亚利桑那的。还有一些季节农工往返于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
但在大体上，跨越两国之间经济、社会和地理鸿沟的墨西哥人相对来说并不算多。
对许多墨西哥人来说，摆脱债务劳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美国西南部广阔无垠的沙漠在票价便宜的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由于在美国和墨西哥都修长了铁路，大批贫穷的墨西哥村民得以进入飞速发展的美国西南部地区。美国雇主积极地开始直接或通过劳工介绍所在墨西哥招揽工人。除了美国西南部地区经济上的诱惑外，墨西哥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震动了墨西哥人。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引发了一场十多年的政治和军事内乱，其间有多万人丧命。因此许多人是作为难民而不是移民逃到美国的。
国内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在本世纪初把将近的墨西哥人引到了美国的西南部。从年到年，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两州的墨西哥裔人口增长了将近倍。亚利桑那州的墨西哥人口增长倍以上，而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裔人口则提高了倍。这个州的墨西哥裔人口从年的万增加到年的万。在这以后的年内，墨西哥人口又增加了倍；从年到年则增加了倍。这是三次墨西哥移民浪潮的第一次。
墨西哥移民墨西哥人向美国的移民史，包括三次大浪潮及中间的两次大造反。这种时而接收、时而驱赶墨西哥人的情况，反映了美国西南部存在的两种对立趋势。需要农业工人和其他廉价劳动力的雇主，要求实施让墨西哥人进入美国更加方便的政策，而其他一些担心墨西哥移民犯罪、依靠福利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团体，则要求采取严厉限制的政策。美国移民政策及其实施的不断变化，反映了美国各派对抗政治势力的起伏。近年来，美籍墨西哥人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也成了左右美国制定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次移民浪潮铁路使大批墨西哥人得以来到美国，并在他们抵美以后也雇佣了其中不少人。
世纪初，大部分墨西哥移民曾先后作为筑路工、巡路员或养路工在铁路上工作。
许多人就住在铁路近旁的车厢或简易工棚里。这些原始的居民点就是现在许多美籍墨西哥人社区的雏形。其余的墨西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受雇于农业和采矿业。这三个主要职业实际上把墨西哥人孤立起来，与其他美国人互不往来。
因此他们的孩子都是在与外界隔离的只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社区内长大的。农工的孩子们还与父母亲在农田里一起干活。他们经常随着各种作物生长季节的不同而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只能断断续续或者根本不存在。此外，由于墨西哥人与整个社会处于隔离状态，他们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好似是一支“隐形”少数种族。
在整个西南部地区，墨西哥工人从事绝大部分需要“弯腰”的体力活，在田里每天辛勤工作—14小时。这些墨西哥农工干着五花八门的工作——从在整个西南部地区种植棉花到为加利福尼亚出一臂之力，使之成为当时全国水果和蔬菜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墨西哥人作为农业劳工的形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而且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大多数人最终迁入都市之后很久才有所改变。在年以前，确实有一半以上的美籍墨西哥人生活在农业地区。早期定居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大都生活在靠近墨西哥的边境一带，但也有一些随季节流动的农工往北到达洛基山脉两侧各州，或深入到加利福尼亚地区。在年，大约有的美籍墨西哥人进入工厂，成为后来墨西哥人城市社区的核心。
生活在美国西南部边境地区的墨西哥农业工人，其工资在年是他们原来在墨西哥国内收入的倍或倍。在此后年内，此种工资差别甚至拉得更大。
到年，美国西南部农业劳动工人的工资已是他们在墨西哥的倍。在美国内地各州的工资甚至更高。这是因为边境地区有大量劳动力，所以工资增长不像美国其他地区那么快。在铁路、矿山和工厂里，美国和墨西哥的工资差别也非常之大。按美国的标准，在农场或工厂工作的墨西哥人算是很贫困的，但是按墨西哥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则显得很富裕了。他们回到墨西哥后，能买得起农畜、家具、收音机，有人甚至还买了汽车。
面对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这种工资的悬殊差别，想控制墨西哥人越过边境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美国制定的移民政策和建立的移民机构主要是受理从欧洲越过大洋并在少数几个口岸大埠登陆的移民。但是，在，000英里长的边境线上，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徒步穿越国界，并很快消失在西南部茫茫沙漠地带的美国人社区之中。要想阻挡这批人的确不易。大批文化不合格或达不到其他移民标准的墨西哥人就干脆非法偷越到美国。他们一般都得到美国雇主和劳工承包商的怂恿和帮助。
从墨西哥来的大量移民并不是到美国来安家落户的。许多人只是到美国来呆上一个季节或干上几年，积攒一点钱，然后就带着美好的憧憬返回墨西哥。也有人来时就有回去的打算，但却在那儿落地生根，终老未归。还有些人回去后发觉自己因在美国呆了几年而变了样，与故土的乡村生活及习俗格格不入。这批移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大，仍然很难确定，因为经常有大批非法移民往返于两国之间，而官方的统计数字总是不详。据知，在年到年期间，有多万墨西哥人回到了墨西哥。这个数字超过了本世纪头年墨西哥合法移民的累计总数。“湿背”这个词曾被广泛地用来描述墨西哥移民，因为不少人是涉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美国的。许多边境城镇都有大量的墨西哥人，这样新来者就可以很容易地和他们融汇在一起，而不至于被当局发现。
和其他种族那些临时客居在美国而又不会讲英语的农业工人一样，美籍墨西哥人通常是被包工们招募来的，他们在包工头的指挥和严密控制下集体干活。语言、文化及种族差异方面的问题，由于美国雇主和墨西哥籍或美籍墨西哥包工头之间达成合同而很容易得到解决。这些包工头负责招揽和监督墨西哥劳工队伍，并且提供适合他们胃口的食物及其他条件。就像意大利人的包工头一样，这些被称“郊狼”的墨西哥工头为了保护他们在劳工身上的投资利益，必要时会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在早期，他们竟动用武装人员在圣安东尼奥市的大街上押送墨西哥劳工。
这些“郊狼”的职责，包括在墨西哥招收工人，把他们偷运到美国，为他们提供伪造的证件、交通工具和衣食方便，而且在劳工和承包雇主之间充当中介人。“郊狼”每次偷运劳工的数量不等。有一次，整整一列车的美籍墨西哥劳工从得克萨斯被运到西雅图。禁止劳工承包投机的各种法律往往被钻了空子。当劳工们掌握了足够的语言能力并对美国有所了解而不再需要中介人的服务后，“郊狼”便和意大利包工头一样，销声匿迹了。
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很贫困。原始的生活条件令其他美国人大为惊讶。他们的居室不但没有舒适的设备，甚至连美国人认为是起码的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盥洗间、电源和炉子等都没有。但这种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墨西哥的状况相比，就没啥大惊小怪的了。大量墨西哥人不断地涌入，显然说明了他们对美国的向往。
在西南部，尤其在得克萨斯，墨西哥人往往使美国人产生反感。墨西哥人因其贫穷、不识字、乡土文化、种族及工作方式而不见容于当地的美国人。法律更使他们走不出孤立的圈子。在西南部的某些地方──尤其在得克萨斯──设备条件的分离使用是由法律规定的，在其他地方则由习惯加以维持。新来的墨西哥移民还会遭到其他美籍墨西哥人的冷落。后者出生于很早以前就来到美国的墨西哥裔家族。这些常常自称为“西班牙人”或“拉丁人”，以避免混同于新来的墨西哥移民。一如其他种族的中产阶级看待新来的同胞一样，他们把自己国家的移民视为肮脏、无知和缺乏教养之辈。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恐惧心理，即新来的移民会不利于美国社会接受整个墨西哥种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墨西哥本国刻板的等级制度。
尽管这批美籍墨西哥人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谓的白种人，但是他们当中那些肤色较浅、文化适应性强的中产阶级，在西南部的许多地方已易于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些刚从墨西哥来的移民，在社会上却常常被当地白人或更加美国化了的西班牙人所排斥。早期美籍墨西哥人的婚姻，90%以上是夫妻双方皆属同族人。但这并不反映他们内部团结，而是反映他们攀不上其他种族。墨西哥人内部注定要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四分五裂，因为很少产生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能获得大家的公认，更谈不上一呼百应了。
早期墨西哥人的家庭，即使按当时美国的标准来看，也算是很大的。在年，至岁左右的墨西哥妇女，平均生育个孩子，这大大超过了当年全美同年龄档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个孩子。但高生育率并不是墨西哥人家庭所特有的现象。美籍波兰妇女的平均生育率（5.3个孩子）和意大利妇女的生育率（个孩子）甚至还要高。美国犹太人同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则相等（5.3个孩子），这些种族都是到年才来到美国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是，美籍墨西哥人的生育率根本没有像上述几个种族那样在逐年下降。到年，其他几个种族的生育率已下降一半以上，而墨西哥人却成了美国少数种族中生育率最高的。
—岁这一档的妇女平均有个子女。
居高不下的生育率是墨西哥移民适应美国文化速度缓慢的表现之一。其次是他们一直坚持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申请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所占比例偏低，则是他们文化适应缓慢的另一表现。此种情况在那些赴美后有众多人返回故乡，又不断有大批同胞涌进，使其固有文化在美国流水常新，并有不少人对于是否永久定居在美国而迟疑不决的种族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年通过的苛刻的移民法，切断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移民来美的途径，并使得时常进出美国的大批侨民难以混下去，从而促进现存移民加速了美国化的进程。对于墨西哥移民，此类苛刻的限制既不适应也无法执行。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既有分寸，又有保留，而且继续有大量的移民返回墨西哥。在年，这种现象并非墨西哥人所独有，但不同的是，当这种现象在其他民族中早已消失时，他们仍然没有改变。
本世纪前年从墨西哥来的第一次移民浪潮，随着年代的大萧条的降临而突然告终。美国国内存在大批失业者，而美国人想赶走墨西哥移民的愿望，更导致大规模的强行遣返。当时墨西哥人一直在靠救济度日，部分原因是大萧条之前的年代就出现了农业衰退，而绝大部分墨西哥人又恰恰是从事农业生产。以年为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弗塞德市，90%的福利预算都花在墨西哥人身上。
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城市也和该市一样，许多墨西哥农工经常在种植季节后就申请救济。墨西哥人的高犯罪率和高发病率，更增加了公众对他们的反感。大量贫苦的美国人从俄克拉荷马州的“尘沙”带迁出，更增强了驱赶外国劳力的愿望，因为还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有组织地争取遣返墨西哥人的运动始于年代，因为当局已发现，把他们送回墨西哥的运费尚不抵救济他们一星期的开销。
那些申请救济的墨西哥人多被告知去找某某部门，实际上该部门顺势就把他们送回老家去了。有时他们扣留救济款，除非接受救济的人同意“自动”离开美国。
通过这些威逼利诱，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未经过正式听证便被遣送回国。在大量被遣返的移民当中，甚至还包括许多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到年，在美国的第二代美籍墨西哥人，其数量已超过出生于墨西哥的美籍墨西哥人。由于存在大量的非法移民，在整个年代，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被强行遣返。
年，有—5,000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被美国驱逐出境。1928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多。1929年被逐人数已超过。在年，被遣返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多，达之众。1939年被逐人数为，而在整个年代后半期，大约每年有人被送回墨西哥。美国的墨西哥人，从年的多万下降到年的万弱。
第二次移民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数百万美国人投身军伍，农业劳动力的短缺促成联邦政府通过关于从墨西哥引进劳力的计划。根据年制定的“临时劳工”计划，引进了墨西哥合同工。这个方案提出的理由是，在战时“紧急”情况下，美国自身缺乏“足够”的现成劳力。大量墨西哥人流入美国，使工资的增长放慢，难以吸引“足够”的美国人去干活。所以这个“应急”计划一年一年地延长，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久。1945年，在美的墨西哥合同工大约还只有万名，年代后期达到高峰，增加到每年的多万人。这个计划在年才被正式宣告结束。
战时经济不仅从墨西哥吸引了大量劳工，军工生产还把美籍墨西哥人从其传统的工作岗位上和社区里吸引到大工业经济和社区中来。战争以前，美籍墨西哥居住在城市里的，已超过了在农村的人数，这里在工业部门的就业加速了美籍墨西哥人的城市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墨西哥州农村的美籍墨西哥男丁有一半以上离开进城。在二次大战期间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对墨西哥人就业的限制，像对其他种族一样，有所放宽。许多墨西哥人到军队服役，有人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对许多美籍墨西哥人来说，军旅生活使他们生平头一次亲身体验到美国的主流文化，从而加快了他们文化适应的过程。后来的美国士兵法案允许退役的墨西哥军人到大学学习，否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洛杉矶，美籍墨西哥青年经常结帮与一些带着墨西哥裔姑娘出去约会的军人发生冲突。这些帮派分子身着当时很别致的祖特服，自称为纹身帮。在战争期间，他们经常骚扰军人和水兵，激起了公愤，连老一代的美籍墨西哥人都对之加以斥责。1942年，军人和水兵对这帮歹徒进行反击，碰到穿祖特服的就痛打一顿。
几十年后，这些纹身帮分子又被捧为敢打敢冲的英雄好汉了。
年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不到人，但是年起已突破人，年突破万大关。再后来，入境的移民人数更是扶摇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