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被困了多久？”
他举起手，手指合在一起成鸟喙状。
“七天？”我多问了一句，表示数字的手势也有地区差异。
他点点头，“整整一个星期。”“那你都干些什么啊？”“我能干什么啊？唱歌呗！”
我们走上了一段碎石小路，每一个脚步都发出饱满的挤压声，拉拉车的轮子轻轻咿呀作响。
忽然，我的鼻腔中充满谷香，不多会儿，眼前一片农田——快到绿洲啦。
“常常有人问我会不会觉得孤独，”谢老师说，“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那双盯着我的眼睛亮闪闪的，“我反问他们，自己觉不觉得孤独！干吗问我这样的问题？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我跟花花草草说话，跟小猫小狗说话，花儿都对着我笑，鸟儿都跟着我一起唱歌，我怎么会觉得孤独呢？”
我笑起来，努力装出一副也有同感的样子。
这天晚上，我们路过戈壁滩里一个服务区。
“我们一起要个房间吧！”我激动地说。
谢老师却摇摇头，“你去吧，我还是喜欢睡外面。”
“那我跟你一块儿。”
他站住了，指指那家旅馆，“你本来不是想睡旅馆的吗？”
“是，但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怎么可以我自己睡旅馆，让你睡外面？”
“为什么不可以？”
我想了想，“那样显得我很不够朋友。”
他表情严肃地盯了我一阵，突然大声笑开了，“你个小流氓，所有事情都被你弄得这么复杂！其实很简单：你想睡旅馆，因为舒服，而且可以充电。我想睡我的车里，因为车就是我的家。”
我还想说什么，被他摆手打住了，“你现在就进去，我在外面找个地方，我们明天早上见！”
第二天，我们俩站在马路上，冲着对方嚷起来。
“你不明白！”谢老师高声喊道。我嘶吼回击，说自己明白得很。
周围除了灰扑扑的灼热，一无所有。柏油路面已经晒得有些发软，脚踩上去黏糊糊的。阳光笞打着头顶，我们气鼓鼓地互嚷着。
话题有关爱国主义。
“雷克！”谢老师气恼地叫道，“我们中国人热爱我们自己的国家，事情就是这样！”
“人可以爱自家的村子，可以爱山，爱沙漠，爱大海，但怎么可能爱‘国家’这样一个完全政治理论化的概念呢？”
“那些我们也爱啊！”
“你们才不爱呢！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其实却乱扔垃圾，拆古建筑，街上开车撞人！然后还要装出一副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
他站住了，汗流浃背的片刻，我问自己，灼热的阳光占了这场争吵的几成。
“雷克，”他带着十二分的严肃，“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不够理想的方面。但就算许多地方都有严重的环境污染，人与人之间相处也不够融洽，我们依然爱我们的国家。”
“那为什么你们偏不肯承认，现在有些事情的做法就是不对呢？”
“中国人跟中国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骂那些你看不惯的事情，但我们不喜欢外人来指指点点。”他转身背向我，我听见他说，“这会伤害到我们的感情。”
一时，两人无语。
我们继续走，空气中有零星光亮闪烁。抬眼望至天边，除了黄茫茫的戈壁延伸，别无一物。
我们两个人，各自拖着自己的愤懑，一声不吭地行走在炙热里。
“谢老师。”不知何时，我说。“干吗？”他没好气地应道。“谢老师，也就只有跟你我才敢直白地讨论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吧？”他面有疑忌地瞄了我一眼，“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我的谢老师嘛，”我开始对他美言起来，一丝笑容一掠即逝，暴露了他的心思，“你经历过的事，你读过的书，都比我多得多。你是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所以不管什么话题，我都可以跟你讨论，也不会惹你不高兴！”
“小流氓！”他从衬衣口袋里摸出烟盒，点上一根，呵呵笑起来，“你很乖，但真的还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
我们结伴走的最后一天，谢老师逮着了一个拿我开涮的机会。
我脱下T恤来晒太阳，因为想在下次见到小象前让肤色变得黝黑些。路很窄，两边都是石子滩。谢老师跟在我后面走，还不时地发表两句笑话我的评论。“小流氓！”他叫道，“一看到你的肚子我就想吃回锅肉啦！”或者是：“那腰上晃荡晃荡的是什么啊？是巧克力还是可乐？”突然，他喊出了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话：“小心，车！”
我听见发动机响，便拖着拉拉车靠向路边。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卡车辘辘驰过，车架上至少堆放着十几只木箱。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是辆运蜂车，蜜蜂已经窜得无处不在。
“谢老师！”我喊起来，慌乱地把拉拉车一扔，全速冲进了戈壁滩里。我不停地摆着胳膊，想把蜜蜂抖搂下来。双腿胡蹬乱踩，脚下的碎石滚动起来，我还得小心别滑倒。每每刚想放慢动作，我又听见了身后恼火的嗡嗡声，谢老师爽朗的笑声从某处传来。
“你在那儿干吗呢？”见我终于停下，他便冲我喊道。我蹲到地上，抱着腿，感觉到自己的汗水成串下淌。被蜇了个包的右脸跟随着脉搏肿胀跳动着，每一丝细微的声响都使我的马达再次转起。
“我怕！”我大声回答。“怕什么啊？这些小蜜蜂？”我见他点了根烟，靠在拉拉车上，神色安然极了。“回来吧，小流氓，”他叫道，“这些蜜蜂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小鬼与蓝黄瓜
伴着哐当哐当的声响，火车朝嘉峪关方向行进。坐在我对面的男人正端着大红色的方便面盒，吸溜溜地吞咽着。“红烧牛肉味”。我的脑海中忽地闪过毛泽东的画像，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
我头靠在凉意通透的车窗上，戈壁在窗外飞驰而过，看的时间越长，我眼中的它就越显可怕：赭黄，干燥，无边无际。
一句吆喝，卖饮料的列车员正推着小车朝这边来。我买了瓶可乐放到太阳穴上，头在起伏跳动，脸颊肿着。
我望向窗外，努力勾画着自己和谢老师从这里走过的场景，却没成功。
“雷克，”临别时，他说，“你是我最喜欢的流氓！你长这么高的个子，满脑子就知道原则啊、规律啊，结果居然被小蜜蜂吓跑了——我喜欢！”
“你又笑我，谢老师！”
“不不，我是认真的。照顾好你弟弟，跟他说，他也要好好照顾你！”
鲁比，我看一眼手机。有一条短信是北京的同学丽萍发来的：人已接到，在宾馆睡了一觉，已经送上了去嘉峪关的火车，车程共三十三个小时。
我喝了一口可乐。窗外连绵起伏的戈壁滩，有如一汪石化了的海洋。望着那僵固的浪涛层叠，我才渐渐明白，为什么自己对它的畏惧在走路时还少几分：迈着小步前行的我，还未见其广、其阔。
回到嘉峪关，我待在宾馆房间里看了一整天MacGyver（《百战天龙》，1985年美国首播的动作探险连续剧）。城里在建一座新的炼钢厂，来了许多外国专家，宾馆里住满了德国人。
他们到这里已经几个月了，钱挣得不少，身边的城市依旧陌生，他们身上有一份类同于天祝的英国学生所有的迷惘。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酒吧：德国工程师，他们的菲律宾籍女友们，一位女翻译，还有我，感觉有点像嘉峪关全体外国人民大会。菲律宾女子们跳舞，德国男人们将啤酒瓶端放在胸前，灯光迷暗，音乐嘈杂，墙上挂着喜力啤酒的广告。
我举可乐跟他们碰杯，脑子里想的是戈壁、绿洲、长城、关楼，还有等明天弟弟鲁比来了，这些我都要一一带他去看。
火车站，我迟到了十五分钟。出租车载我到旅客出站口，我请司机稍等，便匆匆跑向出站口。
四处都是人，箱子，背包，还有无数每一列火车上都少不了的大编织袋，唯独不见鲁比。
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他：大大的黑色背包，短裤，拖鞋，我认出了那件橘黄色衬衣。他站在车站前的宽台阶上，双手插在裤兜里，俯望着黄昏中的城市。
“小鬼！”我叫他。有时，我会忘了自己现在的样貌。他把我由上至下着实打量了一番，然后咧嘴笑着说：“哎，哥们儿，你先是来晚了，然后还把自己搞得跟Chuck Norris（查克·诺里斯，美国武打演员，常蓄大胡子）几乎一个样儿！”
接下来的几天如同度假。我们待在宾馆，要外卖，看碟。跟德国工程师们一起打发时间，参观城里的各个景点。在长城的终点，我们俩爬到土城墙上面走，惹来了麻烦。一个男人吼我们下来，还生气地教育我们说，这样做属于破坏文物。我知道他的话句句在理，自觉难堪极了，便假装不懂中文。“你就装吧，”他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说道，“我在车站看到你了，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晚上，我们坐在出租车里，环岛周围围了一群人，看样子像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围观的人特别多。
第二天，我向另一位司机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交通事故，十八岁的小姑娘。”
“她怎么了？”我想到了莉莉。
“被一个喝醉酒的人给撞了！人家本来还有一周就要去南边念大学了，昨晚跟男朋友坐在草坪上，一个醉鬼开车冲了过去，”他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头跟身子都分家了。”
我翻译给鲁比听，等我说完时，出租车司机在后视镜里瞅了我两眼，我觉察出了他眼神中的愤怒。“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他问我，接着又自己回答说，“开车那人的爹是高官！”
“噢！”我应了一声。
他检验般地瞅了我一眼，“你会说中文，也该知道我们这儿都是怎么办事的吧？”
“你是说，肇事的人不会被判刑？”
“当然不会啦！家里掏点钱，这事儿就过去了。”
“他妈的。”
“对啊，他妈的！你想想人家姑娘的父母现在什么感受。”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
几天之后，我们离开了嘉峪关。火车嗒嗒开了一个半小时，朝向西北，然后在一个名叫玉门的地方把我们扔了下来。几排街道，一片老屋。我们走进我之前寄放拉拉车的宾馆，宾馆在城边，背靠戈壁。
“你说我们在这儿能不能也弄到一辆‘黄瓜’？”鲁比问。我回答：“当然啦。”但其实自己并不确定。
黄瓜——我们这样叫农民运货用的三轮车。两年前，鲁比来中国找我的时候，我们也买了一辆，从杭州骑到了上海。三轮车是雨蛙般的绿色，在六天之内坏了六次——我们的黄瓜。
寻找的过程并不容易，玉门虽有一个农机市场，但它隐藏在巷子深处，货品种类少，价钱高。
“说不定我们真得打消这个念头了。”鲁比说着，一面怏怏地四下望去。
我知道，他其实更想跟我一起走路。
“我可是答应了爸爸的，”我说，“路很远，天又这么热，况且你还不习惯这样走路。”
我们面前出现了两个出售三轮车的人，正发问般地直直盯着我们。我们俩头上扣着草帽，也是爸爸的建议之一，他担心这里的日照太强。
“这完全不能算黄瓜！”鲁比指着那辆不怎么结实的三轮车抗议道。
“为啥？”“因为它是蓝的，不是绿的。”四百块，我们买下了这辆蓝黄瓜。
我坐在车后的载货架上，鲁比蹬着车穿城而去。路人那一双双紧随着我们移动的眼睛，比平时睁得更大了。我们进超市买羽毛球拍，得到了两个免费赠送的西瓜，回到宾馆，倒在床上，喝酸奶，看碟。
“上路之前，有一点我们得先说好，”我说，“一旦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就只是不想走了而已，你必须马上告诉我，然后我们就坐车找宾馆休息，好吗？”
他点点头。“那现在就赶紧好好享受吧！”我说，“明天不光会热得要命，到处是灰，而且也没有干净的白床单了。”
鲁比笑起来，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不想看电视剧了，他也不在乎我们说好的约定——他要进戈壁。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拉拉车固定在蓝黄瓜后面。爸爸打来电话，声音里透出几分忧虑：“你们俩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孩子们。”我没告诉他，这时的我们因为看了通宵电视剧，困极了。宾馆的几个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看我们打包，我们轻抬了抬头上的草帽道别，他们笑起来。
我们不走国道，选择了一条穿行村庄的路。我走路，弟弟蹬着黄瓜。一片又一片绿油油满盈盈的农田，高过两米的向日葵冲着我们低垂着头。有人指错路，害得我们走入一座废弃的工厂，途经一片大麻田，两人又一齐会意地笑起来。
我们把手机固定在车把上放音乐，几乎清一色朋克。音量有些小，还夹杂着嗒嗒碰撞的声音。
然而，太阳直射我们的草帽，五只轱辘轻声地吱呀着，这时候听这样的吉他重奏却很好玩。
第一天我们走了三十公里，第二天四十，脚下的路延伸进入一条狭长的绿色河谷。多数时间里，戈壁滩似乎还离得很远。有时，我们见到那碎石滩在绿茵中耸露一角，仿佛要将这富饶的田地活活缢死。
我们在小饭馆吃饭，在农民家过夜。从市场上买来的西瓜在蓝黄瓜后架上滚来滚去，直到被我们塞进肚子里为止，我们的包里随时都有杏干。
有一次，我们停下来看三位牧民如何将羊群赶过河里的浅滩。他们先试着大声吆喝了一阵，后来干脆抱了一只羊羔放到对岸，等着它可怜巴巴地咩咩叫起来。果然，羊群动起来，通过了河滩。
傍晚将至，我们还在路上。太阳悬在前方的空中，射出一面光扇穿透云层，渐染深红，落下天边。手机里传来一首Lokalmatadore（本地大牌，德国朋克乐队）的歌，此外，四周一片悄然。我们嘴里嚼着甜甜的杏干，气温不冷不热。
鲁比盯着我笑起来，“原来这八个月，你就是这样过的啊！”
盲
“他是我弟弟。”有时候，鲁比会这样跟人说。这两个字已经被我重复了如此多遍，他都能背下来了。他很愿意跟别人说，因为听众的反应多少都有几分茫然。
他指着我，说：“他是我弟弟。”收留我们过夜的农民满脸不解，看看他，又看看我，后来干脆一笑置之。
“你们往西北走可得小心啊，”他说，“从这里到安西，只有戈壁滩！”
“有多远啊？”虽然我已经从定位仪上知道了答案，但还是问了一句。
农民皱了皱眉，“一百五十里肯定是有的。”
三个西瓜，十几升水，四个馕，几听罐装玉米和茄汁黄豆。手机电池充满了，也就意味着有音乐可听。前方是辽阔无际的戈壁，我回想起了自己在火车上看到它的可怕模样。
这是一个没有阴影的世界。黄土覆盖着路面，我们经过一列坟丘。途中，我指着一个鼠洞说，捉老鼠只需要一个塑料瓶就够了。
谢老师最后还是把他的捕鼠秘诀透露给了我：瓶子从中间剪开，里面放点吃的，开口朝上埋进土里。老鼠一掉进去，就肯定出不来了。用刀捅死，烤着吃。鲁比做出满脸恶心的表情摆了摆手，跟我第一次听这故事的反应一样，我眼前突然出现了谢老师满意的笑容。
我们不吃老鼠，我们有罐装玉米，路面上还滴答留下了一串串西瓜汁。这会儿我们也不听朋克了，改听德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乐。伴着Wann Wird's Mal Wieder Richtig Sommer（《夏日何时再来》，1975年德国畅销金曲之一）的旋律，我们来到一座高速路跨线桥。桥栏旁有一块阴影，正好可以停下歇息，吃点杏干。我们把杏核吐出去，地面上有个洞，谁能吐进谁就赢了——我一次也没中。
“笨瓜。”鲁比笑着说。他说得没错：我是笨蛋与傻瓜，合二为一。
这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居民点过夜，地方小得不过是路边的几栋房子而已。小卖部老板让我们睡在他家后院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窗户，有炕、洗衣机和电风扇，还有控制电灯开关的拉线。
幽暗，酷热的一夜。我们躺在炕上，汗一直流，风扇咔嗒作响却没有一丝凉意。黑暗中飘移着一个形单影只的红点，有如一颗遥远的星星。
“你觉得你还要走多久？”黑暗中，鲁比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低沉。我突然反应过来，飘移的红点原来是洗衣机的指示灯。
“两年，”我说，“也许三年。”
第二天的四十公里，我们一路唱过去，天气比昨天更热，我们的歌词大都与“身在沙漠，无奈屎意渐浓”有关。黄瓜吱吱呀呀的，但还是乖乖朝前跑着。
日落时，我们到了绿洲城市安西。它给我们送来一缕清风，还有谷物树木散发出的香气。我们看见一条小溪，还有孤单单的一只蚊子，在手电筒亮亮的灯光下舞蹈。
紧接着，两只、三只、整整一群，暴风雪般地扑面而来。我一巴掌拍到脖子上，感觉手下磨碎了许多昆虫尸体，我朝鲁比喊道：“快换衣服！”
还没来得及翻出外衣长裤，我们已被叮得体无完肤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抵达安西对我们来说才如此了不得。几天没洗澡，衣服盖满了灰，筋疲力竭，浑身是包。我们走进一家大宾馆，停放好黄瓜和拉拉车，要了一个带浴室和空调的房间。
“住几晚？”前台工作人员问。我回答：“先住一晚吧。”
打开房门，见到雪白的床单，我们俩都兴奋地乱蹦起来，冲进浴室，直到脚底流出的水再度透明为止。然后，我们瘫倒在凉意绵绵的床上，薯片，可乐，DVD，再完美不过了！
懒懒地待了两天后，我们终于又出了门，去市场买水、罐装玉米、馕。还买了两张塑料凳，一把超大的遮阳伞和一床薄凉席，用来铺在地上以便躺下休息。
“说不定我们的羽毛球拍还是能派上用场呢！”鲁比说。我附和一句：“那是肯定的！”但自己都不相信这话了。
回到宾馆，重新躺回床上。
在我们整装出发的清晨，前台接待提醒我们说，沙暴快要来了，“你们今天真的还要走吗？”她问，“天气可不大好。”
我望向门外的天空，蓝蓝的，很平静。我耸耸肩，鲁比也跟着耸了耸。
于是，我们上路了。
还没出城，沙暴就来了。街上的人们个个竖起衣领，低头快步小跑，车辆消失在远处。灰白的旋风卷带着尘沙从空中降下，在楼房和街道间摸索着移动。我见过这样的旋风，它是沙暴到来之前伸出的试探的手指。
“还真有沙暴。”我说。鲁比脸上漾起一丝笑，看得出来，他正为此兴奋着呢。
这场沙暴跟我第一次经历过的不同，它不只是黑霾的云朵翻腾于大地之上，而是整片天空都变了颜色。它从各方涌来，撕扯我们的衣服，卷起所有石子。就在这时，鲁比转过来冲我喊了句什么，风声嘈杂，我没听清，他于是兴奋地竖起了大拇指：“太棒了！”
我们来到一座加油站，站前架着几个卖瓜的瓜棚，摊主招手叫我们进去。我们把车靠在角落里，坐了下来。脚下堆满了成熟的水果，棚外，沙暴翻腾汹涌，我买了两个哈密瓜。
“再多拿几个，”老板娘说，“我们这里的瓜可是方圆最好的！”
重新上路时，鲁比和我都有点犯恶心。老板娘不停地塞来各种水果，我们俩的肚子已经圆鼓得再也吃不下了，她又拿来瓜干。这么美味这么香甜，莫过于瓜洲的瓜。光照抽走了一切，只留下了它的馥郁，我俩一直吃到头脑发晕。我买下一袋作为带给小象爸妈的礼物，接着又脚步不稳地上路了。
走进沙尘暴里。
我们担心起黄瓜来。每走一公里，它的咿呀声就变响了些。刹车早已经不好用了，两根皮带压在车轮轴上，由刹车柄控制，它们也随着每公里的行进愈见松弛。
我们走在路基上，穿行在戈壁中。路基约有一米半高，两侧都是斜坡，底部每隔一定距离就埋着一根水泥管道。沙暴呼啸着，噼啪作响。
夜幕降临时，天蒙上了一层深蓝色。我们抬着黄瓜和拉拉车，顺着路基一面的斜坡下去，想找个地方搭帐篷。
风狂暴依然。我们从拉拉车里翻出鲁比的帐篷，突然，他的垫子不翼而飞，分明刚刚还在这儿，肯定是被风刮走了。
把帐篷桩敲进碎石，我背对着风跪在地上，鲁比蹲在我对面，脸上表情变了形。我们一起用力，将帐篷向下压进地里。风吹得它前后乱倒，我们费了一阵工夫，才终于把它搭起来，但它立得不稳。风从侧面吹打底部，每一道缝的线口都承力过大，随时都有被撕开的危险。
我们把它重新收起来，塞进拉拉车里，又拿出了我的帐篷。虽然我的是一顶单人帐篷，但它足够结实，能抵抗住这风暴。好不容易竖了起来，它像只小猫一般在风暴面前蜷缩成一团——我头一次为没在买帐篷的时候节约而感到欣慰。
鲁比揉了揉眼睛，我说：“小是小了点，但还能凑合。”他晃了晃脑袋。我又将拉拉车和黄瓜的车轮压到帐篷桩上，额外加固。“我的眼睛不舒服。”鲁比说。我把垫子铺到帐篷里，让他躺进去。
我来负责我们的行李和食物。一声呻吟咽回去了一半，作为回答。
夜，我坐在帐篷里，弟弟平躺在我跟前。风在吼，帐篷在抖动，电筒照亮了一小方黑暗，我手里拿着水瓶。鲁比的眼睛红红的，肿了。他正看着我，我从他眼中却不见一丝忧虑。我小心地用水给他冲洗眼睛，就在他一动不动听任我摆布时，我突然明白过来，所有这一切对于他和对于我而言全然不同：他无须担心，跟哥哥一起在路上，他知道，只要我在，一切都会好的。
“会好的。”我对他说，水顺着他的太阳穴流下去。我觉得不安。电筒灯光微弱，我们被黑夜中怒吼的沙暴包围着，方圆三十公里全无半个人影。我真是个笨蛋，但这话，我没跟弟弟说。
这一夜过得有如高烧一般，我们俩汗淋淋地挤在帐篷里，两人中间放着行李，又闷又热，帐篷布贴在我脸上。
鲁比也没法入睡。
“妈妈如果能看见我们现在的样子，肯定会笑的。”他说。我想了一会儿，回答他：“嗯，她现在肯定正看着呢。”
第二天早上，风暴依然没有过去。鲁比钻出帐篷，已经完全睁不开眼了。两只眼睛都高肿着，还不停地淌着泪，看起来就像只受伤的海豹。
糟糕，我心想，嘴上却说：“一切都会好的！”然后把眼罩和他的墨镜递给他，让他戴上，保护好眼睛。我拆下帐篷，收拾好行李，然后对他说，履行我们约定的时刻到了。
“我知道。”他叹了口气。
“这里离敦煌还有至少八十公里。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或者招过路车载我们过去，这一段路我以后退回来再走，或者你躺到黄瓜上，我推着你走。”
“这可不好办。”他紧了紧外衣帽子。戴着眼罩和墨镜，只有他的嘴巴和鼻子还露在外面。
他咧嘴一笑，“也就是说，你推着我走？”
“对。”“我就躺在车上，什么都不用做？”“对。”“那太好了！在敦煌的宾馆里是躺，在这车后面也是躺，反正是一样的！”
逆风，有雨。鲁比脸朝车后斜躺在黄瓜的后架上，拉拉车绑在后面。我把定位仪固定在车把上，双手奋力在风里推着车前进，眼睛直盯着显示屏。
四小时后，我们走了九公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被拧干的毛巾——一个笨瓜的计划。
鲁比在他的遮掩物下哧哧地笑了起来，他有个好主意。
我走在黄瓜边上掌握方向，他坐在车座上蹬着走。我依照路的坡度和风告诉他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如此，我们便轻快地咯嗒嗒朝前走着。
突然，一条刹车带掉了，第二条也掉了。风变了方向，呼啦啦直直从我们背后吹来，力大得将我们接连推上了几段上坡路。有几次，我不得不将身体的全部重量压到车把上减速。还有几次，我跳到黄瓜前面，伸手结结实实顶住它，直到鞋摩擦路面，速度又降下来为止。
前面有下坡。
我一开始还没看见它，公路只似在某个点上停止了。风吹着我们向前，我得迈开大步才能跟得上。鲁比茫然地坐在车座上，没什么反应。忽然，我眼前突现一片几公里宽的洼地，路从中笔直地穿过。
我还在思考着对策，我们的车速已经快了起来。我尝试让车减速，但已经太晚了。
那一瞬，我做下了决定。
“快让开！”我喊出一声，一脚已经踩到了车中架上。鲁比还不明情况地抗议着，我们的旅程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公路左侧啪嗒啪嗒地向坡下冲去，鲁比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风在狂吼。我瞟了一眼定位仪：时速二十公里，还在加速，二十五公里、三十公里。黄瓜嘎吱嘎吱地叫响着，随时都会散架一般。我惦记起我的拉拉车，希望它还在后面，但又不敢往回看。
远处，一辆卡车正朝我们驶来。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卷作一团的胳膊、腿还有车轮，咕噜滚下路基，砸在戈壁滩的石面上，摔得粉碎。
“你听到我喊‘跳’，就使出吃奶的力气跳出去！”我大声喊道。鲁比没答应，反倒问我：“我们的速度很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