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殿是道教的：所有神像都身披斗篷，头戴方帽，还蓄着长须，颇像古时的大臣。老太太又指了指塑料布，我没明白她想说什么。
“让我睡这儿？”
她脸上浮起一丝笑容，这时，女画家突然出现在门口。
“奶奶跟佛教管事的人闹了点矛盾，”她解释说，“她怕让你在佛殿过夜会惹来麻烦。”
“那这里就没问题了？”
“这里完全没事儿，我们跟道长关系很好！”
两个女人走后，道长来了，他沉在自己的长胡子里嘟囔了几句，便走出门去，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节插线板出现了。“充电。”他指指我的相机，吐出两个含糊不清的字。随后，他也走了，我又一个人待在殿里。
我把垫子铺到塑料布上，在上面放好睡袋，钻了进去，鞋、相机包和背包放在旁边。跟在前一座殿一样，这里也有香烟缭绕。我闭上眼睛，在这幽静中竖起耳朵，然后又睁开眼，站起来，走到神龛边数起神像来。总共二十七座，其中还有一座毛泽东的半身像。
第二天早上醒来，老太太来接我吃早饭，有馒头，我在寒冬里很爱吃的东西。我们坐在工作室里吃东西，喝茶。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有一只猫在我们身边转悠。墙上挂着很多风景画，画前立着几块木头和秸秆混制的毛坯。接下来的工序是用黏土塑型，打石膏，最后绘画着色，有一抹松脂的气味弥散在空气中。
我嚼着手里的馒头，观察着眼前的佛像、女画家的蓝色工作裤，还有阳光下的那只猫。忽然，我仿佛觉得自己又变回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小男孩，妈妈在厨房里忙着，我在她脚边的地板上坐着。
“跟我们待一天吧！”老太太笑着说。这回，我完全听懂了她的话。
四小时后，我手足无措地站在茫茫戈壁滩里。一条长长的林荫路引我至此，路的两旁立满了杨树，一切都还是绿色。麦田延伸在路的左右，重重的秆随风慵懒地点着脑袋，一个布满阴凉的世界。紧接着，一条分割线出现，黄与绿，清爽与炎热，微风与烈日，杨树道与戈壁滩一线隔开。身边飞扬着尘土，遍地是亮闪闪的碎石。我感觉自己傻透了，怎么就没多做些准备呢？背包里还剩一瓶水和一个苹果，但我不敢把它们拿出来。当我在几百米开外的地方看到高速路时，才稍微平静了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还有处求救。小小的云朵飘挂在空中，它们投下的阴影轮廓清晰，凉爽宜人。每当我头顶上方飘过一朵朵稍作停留，我都在心里感激不已。
想到北德的家乡，我总会联想到一片永无止境的灰蒙。在我从巴黎出发走路抵达的那一天，太阳露出脸来。世界有了光和影，弥散着芬芳。
“这戈壁滩还有多远到头啊？”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地方，我问一群正在把干草垛装车的农民。
“戈壁滩？”他们笑起来，“那还得走好久呢，还有一万里呢！”
“一直到新疆！”“到哈萨克斯坦！”这片不毛之地如此广阔，三张面孔上都泛着一丝喜悦。
“那这一节呢？”我问。“这一节？大概有十里吧。”五公里，一个半小时。
我终于跨过了另一条黄绿的分割线，已经口渴难耐。我坐到一户人家的院门前，翻扯出水瓶，一口气全喝了下去。沁人的凉意在胸口扩散开来，又慢慢退去。一万里，我怎么可能走得完呢？
我想起了那句句叮嘱，想起了爸爸一次又一次眼睁睁地见我转身开溜，想起了姥姥借着酒意坚持说我是去戈壁滩里找死。突然，我也想起了北京的那个晚上，我跟一位导演和他朋友坐在餐馆里，听着对我的嘲讽。完全不可能嘛，想徒步穿过戈壁。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满嘴尖酸。
我身后的门忽地开了，一位年轻女人走出来。她先被我吓了一跳，但又转而笑了起来，脚步很轻，一袭长裙有如整个夏天。
“前面的戈壁滩还有很长一段吗？”我问。她抬眼顺着我指的方向一望，“对，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但你离那儿还远呢！”
她坐上轻骑，咔嗒嗒地发动起来。一溜烟便没了踪影，徒留发梢飘扬。我从包里摸出我的苹果，它闻起来有些淡淡的香气，很甜。
接下来的几天轻松不少，我在拂晓时分起床，走几个小时，找片树荫躺下，睡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公路上的阴凉处很多，即使曝晒在太阳之下的地方也都是绿的，连绿色也没有的戈壁滩也不超出几公里长。
我遇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他来自东北，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请了一个月的假，骑着他的红色摩托穿越中国。我问他戈壁滩到底有多大，他只说，要紧的不是地方，而是人，他有一次在西藏差点被几个人拖下车来。
“或许就因为我是汉人，所以他们想揍我一顿吧，”他说着，咧嘴一笑，“但也可能只是想抢东西而已。”
临别前他还说：小心蜜蜂。他在路上骑进过蜂群里，结果被蜇了一身包。
蜜蜂！光想到它们的名字，我就已经毛骨悚然了。
避雷针
第二天，吃的没有带够完全是我自己的错。马路引我来到一片高原，地图上显示方圆四十公里无人居住。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带上更多食物和水，因为我还对那平行于国道的高速路抱有希望，满心想着肯定会有收费站或者加油站的。
然而，路上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喝完了带的水，也吃光了所有的食物。风卷着厚厚的云朵扫过戈壁，幸好天还不太热，但我还是为自己的预见性不足后悔不已。
我躺在田埂上，正注视着几只小兔新奇地在我身旁围作一团，一群骑摩托车的人停在我面前。
三男两女，都是退休老人，在进山郊游的路上。他们递给我一瓶水当作问候，见我一接过来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灌，便又把两瓶冰红茶塞进我背包里。“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太不小心了。”他们带着一副慷慨施与者的神情说道。此外，暴雨马上就来了，让我当心。
远处的雷声震响了整片大地，我离目的地丰城堡还有四公里，转身回望，天空变换出一层绿色，黑色的云墙正从南面山岭上倾灌而下，朝我的方向滚滚而来，闪电突现其间。
我感觉自己就像这广大戈壁滩上的一根草秆。
肩上背着三十公斤重的行李，我每跨出一步，都把登山杖远远地伸出去，随时准备着一旦云层移动过来就立刻把它们扔出去，脚步越来越急。
空气中泛起一股金属的味道，或者只是我自己臆想罢了。暴雨渐近，雷声愈响，天空愈黑。
我想到了那些兔子：小家伙们只用躲进它们的洞里等着一切过去就行了，我却还要在外面疾走。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由得一阵发怵。
第一滴雨点落下，好似重击一般，顺着我的额头滑落。紧接着的一滴拍打在我的外套上，再一滴，再一滴。我仰头望去，云层已经移动过来了。它有如一顶幽暗黑沉的圆顶盖紧紧揳在地里，高低浑然一体。前方就是村子了，村口的路牌就立在路边，避雷针般地笔挺着。
我从牌子旁边经过时，不是在走而是在跑。行李在背上不停地摇晃着，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身后雷鸣肆虐。我跑过第一栋房子，又跑过了第二栋。雨点噼啪地打在外套上，我来到第三栋房前，急急捶起了门。
“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住吗？”
这家的主妇不安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到层层乌云上，我下意识地耸了耸脖子。
“进来吧，”她终于说，“我们家有间空房。”
房间很小，有炕，雨水顺着单层的窗玻璃流下。真是太完美了，我扔下东西，赶忙冲回门口的房间。“附近有餐馆吗？”其实我压根儿不想再出去，但又感觉自己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
女主人刚伸手指向下一个路口，我已经在往那边去的路上了。
餐馆的门开着，我掀起塑料门帘，走进了一个空房间。墙上有些花和风景贴画，桌子的木材都是深色的。除了门外的雷雨声，这里一点别的声音都没有。
“喂？”我叫道，不禁联想到了闫道长的五圣庙。我的声音回荡着，终于还是有了动静。一个小姑娘从屋里走出来，突然一惊，用手捂住了脸。
“爸爸，老外！”她喊道。厨师出现。“还有吃的吗？”我问。他点点头。
第二天早上我在炕上醒来，一切都已经过去。我朝西北离开村子的时候，有一头驴神色困窘地直盯着我看。距离下一个有人住的地方还有二十公里，矮矮的灌木丛中开着紫色的小花，偶尔也有几棵树。
这里几乎已经看不出有人居住的迹象，餐厅和几家纪念品商店围在一块空荡荡的停车场周围。看样子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游客光顾了，一块生锈的牌子上写着“长城展览大厅”几个字。牌子后面，它的确在那儿：一堵壮观的黏土墙从这一条地平线绵延至下一条。公路就像攥得紧紧的拳头，从墙正中央直穿而过。
我敲了敲展厅门，等了等，又拿不定主意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城墙带着几分惆怅，它已经有些歪斜，看上去脆弱得不堪一击，许多土块已经脱落到路边，一辆辆汽车心无半丝怜悯地从上面碾过。
有一家餐厅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出来。她怀里抱着盆子朝水龙头走去，正准备洗菜。我高兴起来，我有吃的啦！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把番茄炒蛋塞进嘴里，一边听餐馆老板讲这里的旅游业曾经多么繁荣。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所有的文物都被移到城里的博物馆去了！现在这儿什么都没了，城墙是真正地倒了。”
但有一样东西被保留了下来：这片地区的西瓜品种。这里出产的西瓜现在依然配有那惹人尊崇的名字——长城王。
餐馆老板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他弯下腰，把胳膊支在桌上，“你知道那个牵毛驴的女人吗？”
我不解地望着他。
“前段时间她也从这儿路过，跟你方向相反，也是个老外，不知道是哪儿的，美国的吧，牵着一头毛驴。”
我决定沿着长城墙边继续走。墙身上布满了凹洞和裂缝，其中一些甚至大得可以容下一个人在里面过夜。城墙一直延伸进高高的稻田之间，我一边走，一边伸出手抚摸这些谷穗，它们软软地从我指间溜过。我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条能爬上城墙的路，爬上来的过程不容易，但站在墙上，我能看得很远，很远。我见到田间的羊群和鲜花，听到乌鸦诅咒般地扑腾而起。
地平线上，云彩是一根根柔软的细条。我的脚步很轻，午后阳光把大地浸入一潭金黄里。我在中国西部，长城城墙上，这个时刻，是一个我不愿停止走路的时刻。
天刚擦擦黑，我来到山丹县城。在一家小卖部里，话题又提到了那个牵毛驴的女人。这次的说法是，她个子很高，非常干瘦。她从敦煌出发，为了治癌。
癌？
小卖部老板和他老婆都耸了耸肩，互相瞅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道：“或者别的什么病，反正很严重！”
陌生人
我在山丹待了一天，这座小城和武威一样充满了绿色，生机勃勃，只是小一些。市中心的公园里竖着一座纪念碑，雕塑的人物是两个白人：Rewi Alley（路易·艾黎）和George Hogg（乔治·何克），以及一群孩子。二战期间，他们曾在山丹生活过，并在这里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
后来，何克被锈钉戳破了脚，感染了破伤风不幸身亡。艾黎返回北京，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忠实的朋友定居下来，开始写作，他曾经获得北京市及甘肃省政府授予的“荣誉居民”称号。
艾黎的晚年生活应该过得相对安逸吧，因为直到逝世，他都保持了一种很引人注意的特质：胖。
过了山丹有一个蓄水湖，我顺着湖边走，在地面上印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青蛙、鸭子呱呱叫着，太阳照射水面，好似照在一面蓝色镜子上。我捡起块石头扔进水里，湖面上激起的波纹扩散开去，一圈一圈越来越弱。
“牵驴的老太太，当然啦！”祁家店的村民们说，“她也从这儿经过了呢，从嘉峪关过来的，跟你一样，走路！”
我问那女人看起来是否像有病的样子，他们一致摆起手来，“她才没病呢！不然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估计是要去哪儿上香吧。”善意的笑容漾开来，“你们老外总是有些我们没有的想法。”
我在庙里过夜。庙在村口池塘边上，老庙被破坏了，这座才重建不久。
两位老爷爷坚持找来插线板，把灯泡接到院子里，“你真的要在外面睡？”他们问。我想都没想便说：对，我要睡外面。
庙门朝南，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沃土的气息，远处的雪峰是那伴随我已久的祁连山。围着头巾的牧羊女吆喝着羊群到塘边汲水，接着，又赶着它们去了别处。现在，我和我的庙，就我们俩。大地无声无息，村里传出的各种声响也渐渐轻下来。这边或那边传来吱呀的门声，有人喊了一句什么，又是几声狗吠，垫子铺在灯泡下方的石板地上。夜，来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被叮得四处是包，冷得不住打战。我挣脱开睡袋凉丝丝的拥抱，一下子跳起来，在院子里无助地来回蹦跳着。第一缕阳光射入围墙，我立刻站进它的光束里，合上眼睛。暖意慢慢潜入我体内，那感觉让我想到了自己在北京用过的热水袋。寒冬已至，城内还没开始集中供暖，我便灌个热水袋塞进被子里。
脸上的皮肉在跳，这是对另一群池塘居民的纪念。傍晚时分，它们便嗡嗡群集飞起，狩猎开始。猎物，是血。到了我这儿，它们满载而归。
在电话里，朱辉听完了哈哈大笑起来，“我说吧，你之前把冬天的东西寄到我这儿来，说不定太早了点。你倒好，索性睡在山脚下，只有薄睡袋，还在池塘边？哎哟，小雷！”我又听见了他那低沉的笑声。这笑声在几个月前减缓了保定那四十公里的煎熬，那时候，我的头发还短。
铁轨的路基指明了方向：左边是田埂小路，右边是国道，两条都往西去。我选择了幽静的小道，穿过一个个村庄。群山的大幕之前，人们在田间劳作，但只再迈出一步，便是满目荒芜。农田不见了，路面上满盖着沙，我眼里只有绵延起伏的戈壁。铁路桥足有两米高，还有栅栏网隔断。我能听见铁轨另一侧车辆行驶发出的声音，但没有路过去。
我又在尘灰中走了整整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通向对面的通道：一节埋在铁轨路基下的水泥管，或许是供雷雨天气排水之需的吧。问题来了：这水泥管高只有一米多一点，约莫二十米长，管内还堆满了粪便。
我半蹲下来，抓紧登山杖控制平衡，抬脚迈开第一个鸭子步。背包的重量将我朝下压，我脚前，是两坨已经风干的排泄物。我突然想，小象要是看见我现在的窘样，一定会笑出泪花的。
好不容易才又来到管外，我小心翼翼地直起腰。双腿不住地打战，后背全湿透了。我在路边踉踉跄跄地走着，还能感觉到脸上肌肉的挛动。远处有一个停车场和几栋房子，我便朝它们走去。“餐厅”，一块牌子上写着。我走进去，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老板朝我走过来，用英语问道：“How are you？”
这里常来外国客人，他笑着说，接着也跟我讲起了那个牵毛驴的女人。对啊，她也来过。不不，她肯定不老，走路的样子还很精神呢，她要去东部沿海地区卖她的驴。
餐馆里没什么人，有几个男人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打牌。柜台前面立着几盆大大的植物，蛋壳倒扣在土里做肥料。菜单贴在墙上，所有价格都被改过。中国的日常消费越来越贵，连在戈壁滩里也不例外。
我花十二块钱点了份炒面，瞟了一眼时间：三点刚过。门外，戈壁滩被日光炙烤着，到下个有人的地方还有二十多公里。“你们这儿有床位吗？”我问老板。他神色飞扬地用英语答道：“Yes，we do！”
天下第一疯
它在一座桥下，我起初根本没注意到它：一辆木制拉拉车，大小跟个柜子差不多，下面装了两只轮子。车前有木制的手柄，车身上贴满了各种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徒步走西藏》是其中一篇的标题，下面的照片里是一张男人的笑脸。我四下看看：桥依然静静地立在那儿，戈壁在铁路桥的阴影之外灼烧，远近不见一个人影。
我决定等一会儿，读读这些剪报，于是将手扶在车顶上，弹起了手指。忽然，车里有了动静：咕隆隆的几声响，我又听见一声叹气声。紧接着，车身对侧开了一小扇门，照片上的男人出现了。他的个子很小，没准儿还没有小象高，年纪看起来跟我爸爸差不多。
他高举起双臂，“啊，老外！”很浓的南方口音。他掀了掀头上的帽子，咧嘴一笑——嘴里的牙不齐。
我也笑起来，在他身边，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巨人。
“走了多久了？”我问。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某个地方，注视了一会儿说：“今年是2008年，我是1983年开始走的，那也就是……”
四分之一个世纪！我捂住了脑袋——这个人徒步的时间几乎等于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时间！
我跟他说到我八个月前从北京出发，准备走回德国的家乡。他脸上一亮，喊道：“德国啊！康德啊，尼采啊！”
他的声音在桥底下激起几波回音，在他又喊出一句“哲学”时，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们一起继续走。他提议把我的背包放到手推车上，我非要坚持自己背着。他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德国人，总是这么严谨！”短促的笑声让我联想到了德国民间传说里的护家小神。
他叫谢建光，果然跟我爸爸一般年纪，家在浙江的一个小村里。“文革”期间，他上了小学，之后当了木工学徒。他伸出双手：两根食指都没了。“这样的活我可不想一直干下去！”他说道，笑起来。
十八岁时，他被查出患有某种心脏疾病，得动个风险不小的手术。术后，他又在家乡待了几年，二十四岁时，便扎好行李上路，去云南看山。
现在，他在路上的时间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木制的拉拉车就是他的家，他吃在这儿，睡在这儿。需要钱的时候，他便找个地方帮人下田收割，或者下矿，但近来，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和记者时不时给他提供些帮助。
“我只上过五年小学，”他一边说，一边动了动食指残留下来的一小段，“但我已经在大学里面做过演讲啦！”
“康德和尼采也不是人人都知道的，谢老师。”我说道。
他摆摆手，“哎呀，别这样叫我，叫大哥或者大叔比较好！也有人直接管我叫‘天下第一疯’。”
但我看得出他喜欢我这样叫他，谢老师。经过一家小餐馆，我请他吃饭。他坚持要付账，因为他年长。但最后还是被我说服了。
“你女朋友是很重要的啊，”在我们埋头吸溜着面条时，他说，“冬天你困在天山走不动了怎么办？零下三十度，满山遍野都是雪。那你坐火车吗？还是搭汽车？”
“那我就等着。”“那她也会等着吗？”我不说话了。我也可以跟他说说我跟小象夏天的计划——她来找我，或者我去找她。
但我只点了点头。
“你们这些德国人啊，”我们吃完了面条，谢老师点了支烟叼在嘴里，“你们就知道遵守你们那些原则啊、规律啊，时间长了是没有好处的。你想走路回家，我可以理解。我要是有本护照的话，就跟你一块儿走，但必须每一步都是要走的吗？”
我有些迷茫地望望他，“当然每一步都是要走的啊。”
“人家女孩子等你一年、两年、三年。但如果你五年之后才走到家，她已经不在了，你怎么办？到时候，其他人都像欢迎英雄回来一样欢迎你，但那又有什么好的？”
谢老师吧嗒地享受着嘴里的烟，他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头发、胡子都很长，但很整齐，身上穿着一件带领的衬衣。我突然意识到，他的样子比我可文明多了。
我们一起走到快进村的地方，交换手机号后便各走各的了。谢老师要找个停放拉拉车过夜的地方，我得进村碰碰运气。我们站在路旁，傍晚的暮色沉落到田间。我听见蟋蟀的叫声，某处还传来羊群哀怨的咩叫。
谢老师伸出一只手。他整个人都和上午不大一样了，护家小神的那份精怪劲消失了，他变得严肃了许多。“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他提醒我道。
玩儿
村里只有一家小卖部还亮着灯。“请问这里有旅馆吗？”我问店老板，一位正在看书的瘦削男人。他摇摇头，“我们这儿就是个小村子，不过从这儿往城里去也不远了。”“还有多远？”“三十里。”我该继续走，还是在田坎间找个地方睡觉？
给谢老师打电话？我推开店门向外望去，眼睛一时适应不了那片黑。
“你们这里有庙吗？或者有没有谁可能愿意收留我过夜？”我接着问道，“警察或者村长？”
那男人放下书，神情严肃地盯着我，“我就是村长。”
“噢。”我一时间无语。他将手伸向身后，取出一把钥匙，“前面路口右拐就是我家，你去那儿睡吧，反正我今天整夜都在店里。”这下，我彻底无言以对了。他把钥匙塞到我手里，“院里有水管和盆子，你可以洗把脸。”不一会儿，我手里拿着钥匙，走进一间农舍。我尽量不弄脏任何东西，并控制好自己的好奇心，但还是在一个大相框前站住了：泛黄的照片上有军人，有风景名胜，还有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裳的孩子们，正冲着镜头勇敢地笑着。其中几张照片上也有村长的脸，神情几乎一直很严肃。我站在他家客厅里，一个人。他不在，他家里人也不在。我独自一人在他家里，就因为他信任我，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走进张掖城，我在鼓楼前看见了那辆相识的拉拉车，几个凑热闹的人已经把它围了起来。
“谢老师。”我在街对面叫道。他伸出头，笑容灿烂。
一对年轻情侣从我身边走过，我的目光停在了女孩身上。她一头栗色长发，浓密的大卷搭在肩上。我的目光碰上了她的，停留了太久，于是我连忙冲她男朋友夸赞一句，你女朋友好漂亮。两人笑起来，他们慢慢走远，我的目光又被她雪白的连衣裙勾住，直到谢老师骂了起来。
“注意你的行为啊！”他伸出残留不多的食指，笑着假装吼我道，“你这个小流氓！”
然后，他钻进拉拉车翻找了半天摸出来一瓶水，我瞬间顿悟，自己穿过戈壁需要的是什么。
“谢老师，”我说，“明天你先走，我还有点事要办。”
过了两天，我才找到了能为我做拉拉车的人。
他姓王，经营一家焊工铺。我跟他说起自己还真考虑过买把轮椅把背包放在上面推着走，他笑得直不起腰来。
随后，他给我的建议是：用金属管焊接支架，一只可拆移的铁皮箱，下面装自行车轮胎，备胎固定在箱后。它不会像谢老师的那么大，因为我不想在车里睡觉，只想用来拖运行李，所有的焊接工作需要几天时间。
于是，我处理一些杂事打发时间。近来，由于临近奥运，政府加大了打击盗版的力度，邮寄各种数据载体都是被禁止的。我有一摞刻着照片的DVD要寄回家，但这事没那么简单。
邮局的人说，我需要文化局的批准信。文化局却说，这事儿得找外事局。外事局没人，我被领到另一栋配备先进的管理局大楼，取号排队。但那儿也没人负责此事。我来到公安局，但那里的人们只恼火地发现，我住的宾馆忘了做我的入住登记。在我再三强调自己的来意后，他们让我去安全局。
这时，我也仅仅是出于好奇才继续走下去。
安全局当然也让我失望而归：所有的办公室挤在深深大院内，庭院里落满了灰尘，前台的接待人员一副已经下班歇息的模样，毫无半丝机警特工的风采。我被请进办公室里，一位友好的先生跟我解释说，此事也不属于安全局的管辖范围。
事情的结果是，我做了一次极其可悲的尝试——将DVD藏在包裹内层里。我的计谋被戳穿了，邮局工作人员冲我嚷起来，我大声嚷了回去。最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把DVD放进电脑里给他们看看——还真行了。
就在我终于寄出包裹，长舒了口气时，忽然感觉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我转过身，只见一头鬈发。
她冲我微笑着，“你不认得我啦？”“你男朋友呢？”“那不是我男朋友，我男朋友跑了。”还没等我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已经接着说了下去。
她叫莉莉，十八岁，正准备考大学。她想去南方，说不定去广州。她有一半回族血统，那满头鬈发估计就源于此。我的胡子让我看起来很“善良”，她一边说一边笑了起来。
我们要不要一块儿玩呢？她问我。
公共汽车一大清早发车，前往马蹄寺的车程是两个小时。我们下车时，我才注意到莉莉T恤上印的字：TELL ME WHAT LOVE IS（告诉我爱是什么）。
她指给我看庙的入口，幽绿的山谷让我想起了天祝的白牦牛。寺庙由峭壁上不计其数的石窟组成，每个窟中都有佛像和壁画，其中一些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了。一座窟内有块石头上的印记酷似马蹄，寺庙因此得名。
“你男朋友去哪儿了？”我问。
她靠在壁龛上，朝外望去，“不知道。他是搞艺术的，有时候在周边走走，跟你一样，但这次已经去了好久。”她脸上漾起微笑，“你想你女朋友吗？”
站在一级陡峭的台阶前，她抓住了我的手。她的，又轻，又凉。
最上方那座石窟高悬于山谷之上。石窟内空间很小，弥散着香的气味，一座菩萨像坐守于此。
外墙上用木头搭建的阳台上有把椅子。我一屁股坐下去，透过栏杆望向外面，望向那片碧绿的、萦绕着藏地气息的土地。这里，居住着裕固族——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他们与西北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有族源关系，但跟藏人一样信奉喇嘛教。现有人口仅约一万，几乎等同于北京一个住宅小区的人数。
莉莉坐到了我腿上，石窟内香的气味和她头发的桃子味绞缠在了一起。我不知道自己的手该放哪里才好，最后还是放到了她腰下。她开始摆弄我的衬衣纽扣，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提到了嗓子眼。
“我男朋友想让我跟他还有他一个朋友一起做。”她说。
我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她在说什么，“那你怎么想？”
她摇了摇头，斜撇了下嘴角一笑。她小心解开我衬衣的纽扣，伸出手指软软地滑过我的胸口，又重将纽扣扣上。我看着菩萨，菩萨脸上只见严厉。
她把自己的包放到我面前的地上，接着便站起来，走向石窟口，朝外看了看，又慢慢折回来。
当她朝我弯下身时，我被那头发的波浪严严实实包围了，她慢慢跪到我面前的包上，抬头望我一眼，将手放到了我的皮带上。
回张掖的车上，莉莉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我送她回她住的小区，一栋灰色的高楼。她疲倦地给我一个拥抱，便消失在昏暗的楼梯口。
我的拉拉车做好了，王师傅给它贴上了白色塑胶以减少太阳下的受热，还在车里放了一套修理工具和一把自行车锁。在我付过钱，我们握手道别时，他说：“你到了什么地方就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寄张明信片来！”
我拉着我的白色拉拉车，穿过街道，回到宾馆停车场。
“我明天就出发了。”我对小象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显得异常。我一刻不停地说话，说到我因为DVD去找有关部门的麻烦事，说到定做拉拉车的经过，说到张掖城里的各种美食。
“我真希望，中亚最好发生一场动乱，你过不去，就早点回我这儿来了。”她轻轻地说道，有如细碎的玻璃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