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绝佳的温泉浴室和极好的咖啡点心店带来双重的幸福，即使匈牙利人的主食是不象样的面疙瘩，我也对他们不再有任何意见了。何况，傍晚在街上开门的葡萄酒屋，在温暖的气氛中提供世界第一流的 Tokaji白葡萄酒，跟咸中带甜的 Hungarian salami︵匈牙利风味香肠薄片︶一起吞下，保证对人生不会有更多的要求了，而且晚一点还有整天活动的最高潮：鉴赏歌剧。市内几家歌剧院和音乐厅，每晚都有不同的古典节目，让人能够以廉价欣赏高水平的艺术演出。真是难能可贵！
从我这一类度假客的观点来看，布达佩斯可以说是理想的去处。物价便宜，但是应有尽有：温泉、咖啡馆、葡萄酒屋、歌剧厅，以及滔滔流去的多瑙河。︵我小时候在河合乐器公司举办的儿童音乐教室里跟一批同学合奏过︿蓝色多瑙河﹀，在前排中间站着打木琴，二十多年后果然一个人在河边漫步，真是感慨万分。︶布达佩斯唯一缺乏的是布拉格产的波西米亚玻璃杯。我恨不得再去布拉格一趟买一套。但是，如果那么做，说不定我将一直留在中欧，失去回加拿大的原因了。
此时我三十一，早已实现了从小的梦想远走高飞，可是谁料到，不知不觉之间好像闯进了自我放逐的一条路：想回去却找不到回程路，也记不起我该回到哪里去。但愿这不是死路一条。
南
方
热
带
的
诱
惑
南方主义
旅游的本质，也许始终都是回避现实。憧憬热带岛屿之心，直到今天摆脱不了﹁南方主义﹂。
憧憬南方岛屿之心有违背道德的嫌疑。以移居南太平洋大溪地岛的法国画家高更为例，虽然作品中的热带女人很有吸引力，但那明显是野蛮的魅力。她们连衣服都不穿，跟欧洲文明世界沾不上边。
对近代以后的西方人来说，南方岛屿是殖民地的别名；当地居民的地位天生就比自己低。于是在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中，热带森林的居民是原始环境的一部分，跟大自然相融合而消失。使北国来的殖民者不时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恐怕是他们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罪恶感。
长期以赶上西方为目标的东方人，不知不觉之间也受了那种﹁南方主义﹂的影响。一提到热带岛屿，大家就不约而同有一种成见、偏见：在美丽的海滩上，椰树随风飘摇，天真幼稚的土人过着朴素、快乐、原始的生活。北国人对南洋的想象简单如漫画。当然，热带的现实则复杂、丰富得多了。只是南下的旅人视而不见，宁愿留在自己头脑中的想象里而已。
旅游的本质，也许始终都是回避现实。憧憬热带岛屿之心，直到今天摆脱不了﹁南方主义﹂。北国旅人需要忘记难堪的现实时，便购买廉价的度假行程飞往热带，寻求大自然和土人提供的安慰。
选择古巴
我自认为是进步分子，要跟帝国主义殖民者划清界线的。还是去独立自主的古巴好！
那年冬天，多伦多特别冷。一日复一日，天气预报都说：「计算寒风效果（wind chill effect）在内，明天将是零下二十五度。」加拿大的公寓，归功于中央空调系统，屋子里满暖和，穿着短袖衣服也不觉得冷。但是，往窗户外看，几乎没有行人，也不奇怪。若要出去，非得在两层衬衫上外加一件大毛衣，围上纯羊毛围巾，戴上毛帽，套上长手套，然后穿上羽绒大衣和防水靴子，否则会冻死。
在寒冷的日子里，加拿大人常常去南方避寒。有人开车去美国南部的亚利桑那州，也有人去佛罗里达海滩。往加勒比海岛屿的度假旅游团也不少。因为加拿大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人们对同样属于英国联邦的牙买加有亲切感，而且英文通用，所以最多人去。另外，中美的永世中立国哥斯达黎加治安良好，保持着颇佳的形象。不过，比较一下价钱，最有竞争力的倒是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当年去度假一周的费用，连机票加住宿，五百块加币都用不着。
自从二十世纪中的革命以后，卡斯特罗将军一直掌权的古巴，长期敌对一水之隔的美国。可是，和加拿大却保持着友好关系，有固定的飞行航线。听说，驻哈瓦那的西方外交人员不能去佛罗里达海峡对面的迈阿密购买日常生活用品，非得乘两个半小时的飞机到多伦多来逛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对加拿大人来说，古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国家。尽管如此，要去度假的人还是不多。毕竟，在普通人眼里，古巴是个留着大胡子，穿着军装的独裁领袖掌权的古怪社会主义国家。
在那寒冷的冬天，我决定去加勒比海一趟，主要是为了向严冬请假。我真想躺在热带沙滩上，被海风吹着尽情晒太阳。北国的生活使我全身都紧张透了，我深深感到放松之必要的。不仅是身体，而且精神都需要放松。于是在旅行袋里，除了游泳衣以外，我也放了两本克莉丝蒂的推理小说，在海边躺着看，会是满好的精神松弛剂。
至于目的地，弃牙买加而择古巴的原因有二。首先，古巴游的价钱更便宜。其次，牙买加在加拿大人眼里是典型的颓废南方岛屿：满街都是小乞丐、吸毒的邪教徒和放荡的男女，人人崇拜美元如神（多么严重的偏见！）。我怕去那里花钱享受有「政治上不正确」之嫌。我自认为是进步分子，要跟帝国主义殖民者划清界线的。还是去独立自主的古巴好！（我当年也觉得这样的逻辑过于单纯，有点滑稽，不过受着冷战思维的影响，至少一半是认真的。未料到，国际环境即将迅速大变化，令我这一代人永远怀念曾是那么简单、可爱，凡事二元对立的世界。）
飞机上的兰姆酒派对
飞机进入稳定飞行状态，机长向旅客的报告广播完毕后，机舱内突然响遍了小号喇叭和大鼓的声音，开始了热闹的古巴舞蹈音乐。
去古巴的廉价度假游，来回都利用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机。在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停机坪看到古航飞机，我马上理解到价钱便宜的原因何在。机身破旧得可以，显然是哪个国家的航空公司作废的二手货，当然没有跟候机大厅连接的通道了，乘客得冒着寒风走出去自己上阶梯。
机舱里的气氛可以说满独特。资本主义性质的服务，例如：散发旅游简介、贩卖名牌香水皮包等，一律缺席。清贫的感觉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男女各一半的年轻工作人员个个在矫健的身材上穿着简朴的白色短袖衬衫。他们的笑容活泼、开朗得很可爱，充分散发着拉丁民族的魅力。我对﹁拉丁式社会主义﹂的一切感到很新鲜，但是当初连想都想象不到，他们将要提供的是甚么样的机上服务。
飞机进入稳定飞行状态，机长向旅客的报告广播完毕后，机舱内突然响遍了小号喇叭和大鼓的声音，开始了热闹的古巴舞蹈音乐。接着，褐色皮肤的英俊空少从厨房里跳了出来。他一手握着古巴名产兰姆酒的瓶子，另一手则握着可乐瓶。在他后边是拿着纸杯子的美女空姐。他们俩先随着伦巴、曼波等拉丁音乐，扭腰跳舞一阵子。受到了旅客的鼓掌后，空少向大家大喊：﹁请喝兰姆酒！要纯饮？还是加可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千万别客气。请尽情喝到飞机着陆哈瓦那！﹂
飞机上的兰姆酒派对就那么出乎意料地开幕了。古巴虽穷，但有的是蔗糖和兰姆酒。跟世上的普通航空公司不同，古航提供的饮料服务只有兰姆酒和可乐而已，如果两者混合则成为著名鸡尾酒﹁自由古巴﹂了︵不过，这似乎是资本主义阵营里的名称︶。在英俊空少和性感空姐的鼓励下，几乎每个乘客都品尝兰姆酒。这么一来，平时安静内向的盎格鲁撒克逊加拿大人也逐渐拉丁化。不久到处有人站在通道上，跟工作人员一起扭着腰蹦蹦跳舞。
刚才的空少，这回端着大型银色盘子出现，上面是一口就能吃下的小型火腿三明治。他还是边跳舞，边给旅客说：﹁吃一个！吃两个！免费的。我请你！﹂我之前坐过的飞机，只要是供应食品的，都只给一人一份。例如：从台北去马祖的班机上分发的凤梨酥。这样大家从大盘子直接取东西吃的，在我旅人生涯上倒是头一次。应是社会主义式﹁大锅饭﹂的变种吧？好在意想不到地欢乐。
坐在我旁边的女乘客，看起来年纪有五十多，是一副女老板模样。她说：﹁我很喜欢古巴，常常去，也已经在那边买了别墅。﹂我问她古巴的魅力何在。谁料到，对方突然竖起食指来，先指了正在为通道对面的旅客服务的英俊空少，并趁他转身之际，用那只指头差点就碰了他屁股。然后，加拿大女人向我使着眼色说：﹁实在太好吃了。教人无法抗拒。是不是？﹂
社会主义度假村
古巴的海滩非常漂亮。纯白的沙滩、透明的海水、蔚蓝的天空。一群又一群的大鱼儿悠悠地游在水里。从饭店客房直接走到海边去，如计划在沙滩上躺了下来看克莉丝蒂的推理小说，可以说实现了我的南洋梦想。
飞机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海滩度假游的团员坐小巴一同去摩天楼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吃饭。这儿应是市内最高级的餐厅之一了，服务生都系着蝴蝶结。其中两名中年先生，看样子像东方人，我主动搭话而得知，原来都是华人。﹁是啊，从中国来的。南方，广东，已经有三十年了吧。﹂他们用普通话讲。我在历史书上看过，鸦片战争后有一批南方人作为苦力被骗卖到古巴去了。但是，万万没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有中国人老远移居古巴。真是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华人！
吃完饭，再上刚才那辆小巴，花四十分钟去了海边度假村。从车窗看到的景色相当独特。西班牙殖民地风格的老建筑很有气派，街上开的汽车几乎清一色是一九五 ○年代美国制造的，称得上是古董车。那些都是五九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早就有的。古巴奇迹般地保持着二十世纪中期的世界。古巴街头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常散发的腐败气氛，有朴素而干净的感觉。煽情的广告牌、赌场、色情产业等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到的。
度假饭店设备齐全。从房间就看到大海。户外也有游泳池，池边盖着用椰叶做装饰的小酒吧，虽然提供各样的热带饮料，但占主流地位的还是兰姆酒。用了兰姆的鸡尾酒种类颇为不少。我被椰奶味道
的 pina colada迷住，是甜中带点腐朽味的，很有热带特色。
古巴的海滩非常漂亮。纯白的沙滩、透明的海水、蔚蓝的天空。一群又一群的大鱼儿悠悠地游在水里。从饭店客房直接走到海边去，如计划在沙滩上躺了下来看克莉丝蒂的推理小说，可以说实现了我的南洋梦想。宽阔的沙滩上，戏水的寥寥几个人而已，均是跟我一起从多伦多飞来的加拿大游客。因为度假村是古巴政府指定为外国游客开发的特区，当地居民不可随便进来的。听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度假村，当地商人向游客蜂拥而至，甩都甩不掉。在古巴，没人拉扯外国游人。不麻烦自是好事，想一想政府控制之严则别有感受。
有一天，我跟几个游客坐小船出航，到了很远的海上，一些人跳下去潜水跟热带鱼一起玩耍。有人就这么抓住了一只龙虾，还满大的。游客们个个都很兴奋，经互相商量决定，拿回到饭店去，请餐厅厨师为大家料理，晚上可以开个龙虾派对！谁料到，当船只回到岸上时，船长就宣布：﹁在社会主义古巴，天然资源全属于国家，龙虾既然也是天然资源，非得交给国家，不允许游客自行吃食。﹂众游客相视而愣，刚才抓住了龙虾的那个人小声说：﹁狗屎。肯定是他们自己拿回家吃的﹂，却没有公开反驳。
哈瓦那的矛盾
由古巴人自己去模仿已经被否定的时代，逻辑上的矛盾很露骨。但是，来古巴的外国游客寻找的就是这样的往昔迹象。
我在古巴的一个星期，正是世界大转变的一九八九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春天在北京发生大学运；夏天在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曾分割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欧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境被开放；秋天东西柏林之间的围墙倒了；秋天捷克发生了天鹅绒民主革命。在我回到多伦多之前，罗马尼亚的独裁领袖希奥塞古夫妇双双被枪毙，血腥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
在那样一个政治环境里，不少人说：﹁跟着东欧各国之后，下一个要倒下来的是古巴的卡斯特罗权。﹂在海滩度假村，我也听到有人讲：﹁在哈瓦那，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天天围绕着瑞士大使馆。他们的目标是里面的美国代表部，目前还说是抗议美帝。但说不定哪一天忽然跑进去申请政治庇护。那么一来古巴也发生政变，没多久卡斯特罗要下台了。﹂
有一天，我参加饭店举行的小旅行，去哈瓦那市内观光，晚上并赏阅历史悠久的夜总会Club Tropicana的演出。在哈瓦那街头，跟着导游走，古巴市民站在稍远的地方观看外国游客。有个当地小伙子走过来小声说：﹁ Dollar？﹂显然是要把当地货币换成美元的黑市交易。团员中，好奇的一两个人答应跟他交易。我想起来曾在北京建国门外，常听到中国口音﹁Change money？﹂一句话。在礼品店，除了兰姆酒和雪茄以外，最受欢迎的商品是革命英雄切格瓦拉肖像的T恤。阿根廷出身的切格瓦拉在各国年轻人之间一直人气颇高。我在多伦多的萨尔瓦多朋友非常崇拜他，要我在古巴买张切格瓦拉的肖像给他带回去。没问题，到处都有卖。
跟着导游走的哈瓦那，走马看花加上隔靴搔痒，感觉不到当地现实。晚上九点半开幕的演出则像电影镜头。一九三九年开张的Club Tropicana是户外的夜总会。舞台上展开的豪华演出包括拉丁音乐的演奏、歌唱、跳舞等等，多姿多采水平也非常高。革命之前的美国傀儡政权时代，曾吸引许多外国游客的煽情演出，在社会主义政权下重演的目的不外是多赚点外币。由古巴人自己去模仿已经被否定的时代，逻辑上的矛盾很露骨。但是，来古巴的外国游客寻找的就是这样的往昔迹象。除了蔗糖、兰姆酒、雪茄以外，古巴最有竞争力的产物也大概就是拉丁音乐。
我联想到上海和平饭店的老人爵士乐团。外国游客听他们的演奏而做租界时代的梦。喝了两杯酒以后，站起来跳交谊舞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女。上海爵士明显属于不再回来的年代，唯一的主题是怀旧。 Club Tropicana有点不同。在舞台上演出的音乐家、舞蹈家都很年轻。观众当中，年轻人占的比率也相当高。对他们而言，跟一九五○年代一样的节目，不是怀旧的对象，而就是今日的现实。再说，仅隔佛罗里达海峡，每次天气晴朗亲眼就看得见的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还要强大了。何况在古巴岛东端有美军基地，至今拘留着战争俘虏。对古巴人来说，美国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文化相对主义的考验
人人都是时代的孩子。我也基本上跟随潮流，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有种思想叫做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是在德国的犹太人家庭出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曾在美国学术界活跃的文化人类学者Franz Boas提出的概念。他主张：世界各地的文化之间并没有高低的区别，反之都有同等的地位。当我们观察异国文化之际，不应该以自国文化为准轻易做出评价，而应该先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以便按照当地的框架去欣赏理解异国的文化现象。
在二十世纪末的知识界，文化相对主义简直是天经地义。尤其是先进国家的人民去开发中地区的时候，能采取的立场，似乎只有两种：要嘛文化相对主义，或者种族主义。如果不希望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非得皈依文化相对主义了。
人人都是时代的孩子。我也基本上跟随潮流，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不仅看好莱坞影片和欧洲艺术片，还经常看第三世界电影；不仅吃日中义法菜，也光顾印度、东南亚餐馆，亦去希腊、乌克兰、土耳其等人开的餐厅。
既然去古巴度假，我本来很愿意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以便按照当地的框架去欣赏理解古巴文化，而且我也很愿意享受地道古巴菜。问题是古巴经济明显面临着困难。度假饭店的自助餐，生蔬菜天天只有黄色干瘪的小西红柿。主菜花样也很有限，基本上就是烧烤的鱼和干巴巴的鸡腿。旅游指南书介绍的古巴家常菜，如：黑豆煮猪肉、海鲜饭等，都没有出现在菜单上，也许是考虑到西方人口味的缘故。
为了换换口味，我约其他游客一起离开度假村，往街上寻找餐馆去了。第一次进去的中国餐厅，虽然招牌是用汉字写的，但是工作人员中好像没有华人，做出来的菜色令人难以下咽。第二次去的意大利餐厅，小小的披萨看起来很寒酸，吃起来更令人说不出话来只好摇头。回想起来，还是刚到古巴的第一天由哈瓦那去的旋转餐厅水平最高，虽然客观而言并不怎样，也忘记了吃过甚么。
到底是古巴的饮食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呢？还是一切都归咎于经济困难？另一个可能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病：不允许人民自由选择职业，也不允许个人开店的结果，发挥不了人类本来就具备的积极性。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前，国营食堂提供的饭菜，很难相信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菜。其实，光看游客抓的龙虾被没收的过程，就能知道：在社会主义古巴，吃甚么不属于个人自由。
回到多伦多以后，被朋友问到：﹁古巴怎么样？﹂我都说：﹁海滩是第一流；饭店设备还行；拉丁式社会主义文化非常有趣。﹂当他们追问道：﹁热带有大自然的恩惠，东西应该很好吃吧？﹂我只好回答说：﹁古巴正面临经济困难呢﹂。可是，二十世纪末的世界还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心怀幻想，再受文化相对主义的鼓励，朋友绝不肯让步，一定要从我嘴巴挤出：﹁古巴菜别有风味，满好吃﹂的一句话。否则，他们将给我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
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就想起古巴特产兰姆酒。﹁嗨，你也该去尝尝地道pinacolada的味道。就是与众不同的！﹂本来要加的一句话︵﹁甜中带腐朽味﹂︶，我倒没有说出来，乃惧怕种族主义帽子所致。
越
南
孤
独
的
行
星
苏丝．黄的世界
殖民地的环境使人疲倦。但不可否认的是，颓废的文化也有独特的吸引力，犹如鸦片甜蜜的香味。
我再也受不了既漫长又严冷的冬天，终于离开了住过六年半的加拿大。当时北美经济很不景气。相比之下，回归前夕的香港如日中天。我身边的中国朋友们争先恐后地纷纷搭上飞往东方之珠的班机。
北国寒冷的气候和经济萧条，都是我离开加拿大的原因。不过，还有一个因素，是我当时的年龄：三十二岁。记得曾在一份日本妇女杂志上看过媒体界女前辈执笔的文章。她很直率地写道：﹁单身职业女性的生活充满惊喜，始终会有一群男人如仆从一般地奉承。
但那也是直到三十二岁为止的事情。过了那分水岭，周围男人的态度不约而同地冷淡起来，从此你得一个人奋斗下去了。﹂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到三十岁，可是牢牢地记住了﹁三十二﹂那数字，因为前辈女性从亲身经历写出来的警告似乎包含着人生真理。
另外，实岁三十二，即虚岁三十三，在传统日本文化里，算是﹁厄年﹂。女性到了这年龄，凡事非得小心不可，否则会遇到种种灾难。为了辟邪，古代日本人采取的办法之一是﹁违方﹂，即改变方向。我对封建习俗理解不多，可是有种直觉：也许换个地方是寻找出路的好方法。
香港街头犹如电影布景，繁华且轻浮。英国殖民统治最后的日子里，很多人从国外拥来东方之珠。有个当地人说：﹁这么多人来了，我怕香港会沉没。﹂那么多外国人过来定居，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只要拥有西方国家的证件，长期居留易如反掌，而且在极好的经济状况下，能找到的职位一般比大部分当地人高。换句话说，西方人来到香港，自动就成为华人居民的﹁主人﹂。同时，香港也有很多中国人，从深圳那边偷渡过来，作为黑户过着辛苦的日子，根本得不到人权保护。为甚么？因为香港是中国被英国夺取的殖民地。
总的来说，在殖民地，种族歧视是家常便饭，弱肉强食是社会常规。在那么歪曲的生活环境里，两性关系也不可能对等。当年的香港男人，不分华洋，普遍认为女人是花钱买得到的东西。记得有个华人男性告诉我：﹁在香港，卖淫吃饭的女人有七万。﹂不知他举的数字是否准确。总之，有很多女人愿意被钱买是事实。她们大多有黄皮肤，社区名称为取自老电影的﹁苏丝 ?黄﹂。
香港的西方女人对﹁苏丝 ?黄﹂心怀很矛盾的感情。一方面，她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跟男人只愿意交上平等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她们也在情感上受威胁，因为﹁苏丝 ?黄﹂随时有可能抢夺她们的男人。当年的香港男人不需要珍惜女人，结果一般来讲很不专一。他们跟女人过夜后逃之夭夭，若是一去不回则还可理解。殖民地男人是更残酷的；过些时候，无所事事地再来敲门，好比世上所有的女人都是﹁苏丝 ?黄﹂。
殖民地的环境使人疲倦。但不可否认的是，颓废的文化也有独特的吸引力，犹如鸦片甜蜜的香味。再说，始终有钱可赚。所以，住在香港的外国人一方面老骂着殖民地社会的病态，另一方面却不愿意回本国去。当他们需要休息的时候，要去度假的，往往也是另一个殖民地。
殖民地之恋
过去一百多年，西方的通俗艺术作品一贯把东方女人描写为单纯、顺从、乐于为别人牺牲的存在。
我三十二岁逢厄年，为了寻找人生出路，春天从加拿大老远搬去香港。归功于殖民地经济之繁荣，很快就通过英文︽南华早报︾的招聘广告找到了合意的职位，并在港岛北角租间房子，顺利安顿了下来。可是，心里老觉得虚空。到了年底，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圣诞灯饰漂亮如梦，却没有人约我一起过节。
当时有部越南影片叫做﹁三轮车夫﹂，好像是梁朝伟主演的。我身边的外国女人，很多都提起越南。听说有个在香港教书的欧洲女人，去越南度假，包租一辆三轮车，天天坐着出去观光。骑三轮车的越南小伙子，外貌和性格都挺可爱，两人坠入爱河，决定结婚。欧洲女教师就这么留在越南不走了。当旅居香港的外国女人提起越南之际，脸上浮现出无限羡慕的表情。
为甚么羡慕跟越南人结婚的女教师？她的对象不过是个三轮车夫，并非百万富翁。按一般常识，﹁麻雀变凤凰﹂才令女人羡慕。但是，在一切倒错的殖民地，人们的欲望也呈倒错的形式，好比跟开发中国家的体力劳动者交情是全世界最纯粹、高尚、浪漫、性感的事情。
人们讲到越南的时候，总是把它当作女性名词。越南是个﹁她﹂，正如东方之珠香港也永远是个﹁她﹂一样。这些﹁她﹂是相对于西方男性的东方女性。虽然在越南战争中，胡志明领导的越共部队勇敢地打败了强大的美国，但是在人们的印象里，越南仍一贯是个﹁她﹂：曾经给法国做女朋友，然后为美国当情人的﹁她﹂。大家似乎故意地忘记﹁她﹂早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我有一次在伦敦看音乐剧﹁西贡小姐﹂，对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愤怒至极。西贡小姐是越战时期的当地妓女，跟美军士兵谈恋爱结婚，但是西贡沦陷前夕，丈夫随部队撤退回美国去。后来，西贡小姐一个人带着孩子，等美国丈夫来接妻小。可是，终于联络到的丈夫，已经在美国另有了家庭。西贡小姐感到绝望，最后举枪自尽。这显然是以十九世纪日本长崎的艺妓为女主角的歌剧﹁蝴蝶夫人﹂之翻版。过去一百多年，西方的通俗艺术作品一贯把东方女人描写为单纯、顺从、乐于为别人牺牲的存在。在殖民地香港，她的名字是﹁苏丝?黄﹂。
以法国女作家莒哈丝的小说为原作，由梁家辉饰演男主角的法国影片﹁情人﹂︵一九九二年︶可以说颠覆了那陈旧思想。故事里的法国家族，虽然在殖民地属于统治阶层，但是实际上却没落贫穷，那处境迫使小女孩自愿成为富裕华人的有偿情妇。︽情人︾的读者观众，很难认同于登场人物中的任何一个，然而作品世界之凄美是不可置疑的。莒哈丝小说的魅力在于反转常规的倒错性。在同一年公演的另一部法国片﹁印度支那﹂里，凯瑟琳丹妮芙饰演的女主角是法国籍的橡胶农场女主人，她把越南女孩收养抚育。白皮肤的母亲和黄皮肤的养女一起跳交谊舞的场面美丽得令人难忘。在﹁印度支那﹂里，法、越两国都由女演员表征。虽然法国母亲和越南女儿的地位高低是明显不过的，但是跟慢慢衰
退的母亲相比，女儿却逐渐长大成熟。再说，在这儿没有异国男女相结合时候常出现的，单方面的利用、背叛、放弃。
当年旅居香港的外国女性很多都看过﹁情人﹂和﹁印度支那﹂，她们对原法国殖民地越南心怀浪漫却倒错的印象。之后听到欧洲女教师在越南跟三轮车夫坠入爱河的传说，并在影片﹁三轮车夫﹂里看到梁朝伟含情脉脉的眼眸，大家都忍不住购买飞往越南的机票了。
孤独的行星
虽然大家都是孤单的旅客，但其实走在同一条轨道上。
没想到，冬天的越南河内相当冷。至少比我当时居住的香港还冷。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往南飞了一个钟头吗？打开地图看以后，我才发觉，其实河内在香港之西，而不是南。总之，非得买毛衣不可了，否则会得感冒。于是匆匆去商店，发现里面挂的全是中国货。我从香港特地来越南避寒，要买中国制造的毛衣，觉得自己的处境荒谬不堪。当年河内到处都是摩托车，噪音吵闹得耳朵都要聋了。跟商店售货员说话，也要扯开嗓门大声喊。
河内的面貌，教人联想到昆明，是法国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面目吧，处处可见很有女性味的欧洲式老房子。路边小铺子卖的不是茶水，而是用铝制过滤器泡的黑咖啡；牛肉河粉馆卖的不是油条，而是中间夹了肉酱的法国面包。
乍看之下，越南的人和街头都颇像中国南方。地图上连孔庙都有。不过，如今的越南已经不用汉字，商店招牌和路牌等，全用罗马字加上仿法语的发音符号写着。马路很干净，摊贩摆水果的样子都很有美感。跟中国，还是处处不一样。
至于美国的迹象，似乎全是负面的。河内希尔顿酒店是越战打得如火如荼的一九七二年，美国演员
珍 ?方达播送了抗美演讲，以此获得外号﹁河内珍﹂的地方。我在一家老饭店的小卖部，买了明显是盗版的一本书，乃企鹅书局刊行的格雷安?葛林小说︽安静的美国人︾。作品以法国统治末期的越南为背景，透过越南女人和英、美两个男人的三角关系，用冷静的文笔写出来美国对印度支那半岛拥有的野心。当上作家之前曾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葛林，洞察局势的眼光果然突出，而且小说写得非常好看。
后来，从河内往西贡南下的旅途上，我一路看着︽安静的美国人︾。边看以当地为背景的小说边旅行别有味道，例如在新加坡看毛姆的小说。不过，文学作品也会成为我们跟周遭现实之间的障碍。何况，我发现，当时在越南单独旅游的西方人，几乎无例外地看着︽安静的美国人︾。因为大家用的旅游指南书也一样，即英文版︽ LONELY PLANET︾，无论在哪个城市，总是在书里推荐的餐厅︵有英文菜单，老板会说英语︶彼此碰面，吃的又都是书里介绍的几样菜︵合西方人口味︶。于是我开始怀疑：这样的自助旅游，也许跟团体旅游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正如指南书的标题﹁孤独的行星﹂，虽然大家都是孤单的旅客，但其实走在同一条轨道上。
河内有传统的水上傀儡戏，是傀儡师躲在水里演出的。亚洲的偶人戏，日本有文乐，台湾有布袋戏，印度尼西亚有皮影戏。据说，中国大陆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后来却消失了。水上傀儡戏是越南特有的，常把社会新闻编成戏剧演出，这点倒跟日本文乐一样。
我从剧院出来在市内的湖边散散步。有个小孩走过来卖地图，我正好需要，于是打开钱包买了一张。谁料到，忽然间，不知从哪里拥上来好多好多小孩，个个都有自己的商品，如：原子笔、扇子、明信片、打火机。他们要我全买。真是犹如一窝蜂。
间谍的圣诞节
曾经在中国的春节，在加拿大的圣诞节，我已经很多次尝到过那滋味。但是，这晚我心里觉得特别凄凉。
我从河内坐夜车往阮氏王朝古都顺化去。南北细长的越南国土，满适合于铁路旅行。因为没买到卧铺票，只好在座位上过夜。早十年在中国大陆留学的时候，多么辛苦的旅程我都不怕，这回身体却痛得特别难受。
在顺化，我投宿于家庭式经营的小旅馆，是专门招待外国游客的。掌柜的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会说流利英文。他查看我的护照，听我讲的加拿大口音英语，也注意到我和华人游客用汉语交谈。从他的眼色，我发觉：聪明的年轻老板显然对我的身分发生兴趣了。
晚上，我在河边餐厅一个人吃饭。隔着水面看得见对岸的皇宫，夜景很美丽。那个时候，有个当地年轻人，自称为大学生，走过来在我对面的位子坐了下来，问我能不能聊聊天。对方说是要跟外国人练习英语。可是，不知怎地，对方要问我的事情很多也很详细，例如：家在哪里、做甚么工作、来越南的目的是甚么等等。而且他的眼神和口气，都挺像旅馆的年轻老板。
啊，这是公安局派来的侦探！以为我是外国间谍甚么的。自从定居香港以后，我有几次被怀疑是哪个国家的间谍。一个日本人经过加拿大到香港，说三种语言从事新闻工作，在一些人看来，则绝对是间谍了。甚至有人在报纸专栏里把我比作清王朝公主出身，却成为日本间谍，最后以汉奸的罪名被枪毙的川岛芳子。这样的嫌疑，我觉得实在不好玩，尤其当我在外地纯粹度假的时候。
本来打算在河边餐厅再坐一阵子，却没有了兴致，要走了。可是，又不想回聪明年轻人掌柜的旅馆去。我正心情低落地走上坡的时候，发现前面的一栋房子，用彩色小霓虹灯装饰得琳琅满目，而且屋顶上有以夜空为背景发光如珠宝的十字架。原来是天主教堂，而且今晚恰巧是圣诞前夕。看样子，众信徒们刚吃完饭，要去参加圣诞礼拜的。大家过节的时候，外来者感到最孤独、寂寞。曾经在中国的春节，在加拿大的圣诞节，我已经很多次尝到过那滋味。但是，这晚我心里觉得特别凄凉。
刚被怀疑是间谍，我不想太靠近去，被很多人看见自己的脸。于是默默地站在稍远的地方，观看了粉红色、豆绿色的霓虹灯散发着游乐园一般欢乐气氛的天主教堂。然后想起来：用霓虹灯装饰的十字架，我以前在蒙特娄也看过。可能就是法国天主教徒的宗教观和审美观之表现了。
现代启示录
香港的外国女人憧憬越南三轮车夫，梦想和他坠入爱河，难道一点都没有跟伊恩一样自圆其说的嫌疑吗？
在顺化，我包租三轮车观光市区。是城市的大小正适合于坐三轮车移动。而且年轻的三轮车夫为人很亲切。最初，我偶然坐了一次他的车，之后对方不唤就来在外边等待，令我觉得不如包租。他虽然不是梁朝伟，但是属于同一类型：矮个子，稍黑的皮肤，脸上始终有寂寞似的微笑。
再南下到的西贡，却是世界级的大城市，公共交通也够发达，不用坐三轮车了。我去影片﹁情人﹂的背景华人居住区走走。但是，银幕跟现实是两回事，再说从影片描绘的时代已过了几十年，这时候的唐人街只是个很杂乱的大市场了。我的梦想破灭了吗？倒不见得。西贡这城市的确有难以言喻的魅力。尤其天黑之后，西贡河的水面映照着广告牌的光线而妖艳地摇曳的时候，绝不可否认﹁她﹂是个世界级的美女。谁不梦想被﹁她﹂诱惑，把今后的日子沉溺在这座南洋城市？
我忘了当初怎样认识伊恩的。他是来越南旅游的澳洲画家。我们在西贡双双骑车去郊外公园游玩。晚上，他带我去了市中心的一条街。他说有一家酒吧叫做﹁现代启示录﹂，就是跟著名的美国越战电影名称一样。我觉得有趣，同意一起去。未料，这家店位于时钟旅馆集中的红灯区。酒吧顾客是清一色的白种男人，都靠着吧台站，并从玻璃瓶直接喝越南 333牌啤酒。从外面，个矮苗条、化浓妆、着低胸衣服、穿小巧高跟鞋的越南女人，一个一个地扭着屁股走进来，向店里的顾客送秋波。他们之间交涉的那模样，我之前只在影片里看过。没想到现实正如银幕。谈好了条件，一对又一对的男女手挽手走出去，显然要到隔壁的时钟旅馆开房间。柜台里面的越南女老板对于在眼前展开的一切司空见惯。当有个小学年龄的男孩带着一盒洋烟走进来做生意之际，她也习惯性地把他赶走。
我被﹁西贡小姐﹂一般的场景吓了一跳，劝伊恩赶紧离开﹁现代启示录﹂。然后，换地方，和他进行了一场争论。我站在道德主义的立场，批判富国男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剥削穷国女人的恶行。伊恩则主张﹁道德因地制宜﹂。他说：﹁在本国从不做坏事的男人到了东南亚都偶尔会嫖妓，没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他也说：﹁那些女人自己若不愿意，无论你愿意出多少钱，人家理都不理你的。对男人的打击会多么大呀！﹂这是故意忽视妓女的经济现实，并混淆恋爱和卖淫的典型诡辩。
尽管如此，我并不觉得自己在道义上占了上风。原因很清楚。这次越南之行，从还没离开香港之前，一直有三轮车夫的影子。香港的外国女人憧憬越南三轮车夫，梦想和他坠入爱河，难道一点都没有跟伊恩一样自圆其说的嫌疑吗？
澳
门
香
港
青
春
期
结
束
香港香港
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是我当年去卡拉OK最喜欢唱的流行歌曲之一，充分反映着香港社会回归前夕的气氛。
我曾在广州中山大学留学的日子里，每次深夜听到香港电台播送的节目时，心中满是对东方之珠的向往。何况那年︿明天会更好﹀这首歌非常流行，令人一听就特别伤感。于是一到周末，就跟同学们一起去沙面码头乘坐开往香港的夜船。一上岸就看电影、逛大超市、饮茶、游泳，玩得痛痛快快。后来，搬去加拿大，我仍常常怀念充满活力的亚热带大都会。身在地大人少的北国，尤其珍惜香港之热和闹。一九九四年，我终于搬到多年来的梦中情人香港去，出乎意料地发觉：旅游和居住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比方说，来香港的 游客一定去的太平山顶，当地大部分居民却甚少去，除非陪同外地来客的时候；平时的日子，他们倒是整天都垂头看着肮脏的地面而过的。俗话说值百万美元的香港夜景其实属于外人和极少数的富翁富婆。
对于曾憧憬多年的香港，我有所幻灭，感觉不无像失恋，自己的青春期都快要结束了似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在香港传媒界的工作展开得相当顺利，报纸杂志的专栏越开越多。虽然粤语进步的速度非常缓慢，每天早上去茶餐厅点﹁公司三明治，同埋冻奶咖啡﹂都被店员纠正发音，但是讲普通话和英语，生活和工作都基本上过得去。既然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不如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了。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三年，我换了房子。新的公寓在港岛皇后大道后面的星街七号。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是我当年去卡拉 OK最喜欢唱的流行歌曲之一，充分反映着香港社会回归前夕的气氛。再说﹁星街七号﹂这地址，不仅给人浪漫的感觉而且会带来幸运似的──至少我觉得。
月租九千港币以当时当地的标准不算便宜，却不在﹁山顶﹂也不在﹁半山﹂而在﹁平地﹂。在老大英帝国殖民地，海拔的高低和价钱、社会地位的高低，全成了再清楚不过的正比例。附近有小印刷厂、蛇肉餐厅，最多的是骗老外的仿古中式家具店。还好，据房地产公司的介绍，我的新房子有﹁海景﹂。到实地看看，其实是在厨房角落踮起脚来抓住洗碗槽由窗户拚命望出去，才能看到的只有五公分宽的﹁海景﹂，有点像海市蜃楼，可确确实实属于维多利亚港。相比之下，客厅大窗外的景色则少得可怜，被一栋又一栋高层大楼阻挡着，能看到的天空跟邮票一样小，自然谈不上甚么远景了。但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多数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就是根本没机会望远处的，从小只好凝视手头上的漫画或游戏机，怪不得人人都戴着近视眼镜。
刚搬进那间房子后不久，我闪电订了婚。犹如村上春树在︽斯普特尼克恋人︾开头把主人翁的恋爱比喻成旋风一样，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也特别强烈，简直是台风、地震一类的自然现象似的。当事人的处境相当被动，似乎只有目瞪口呆的份。︵至于详细的过程，我曾在题为︿一见钟情﹀的短文中描写过，结果在一位读者的部落格里得到了本人全部作品中最低的分数，因而不敢在此再出一次洋相。︶当时我住在香港，他则在东京。最初我们天天打好几个钟头的越洋电话聊天。未料引来了电话公司煞有介事的挂号快邮，里面有巨额的付款单和语气满严肃的通知书：﹁除非马上到银行结账，否则要暂时停话。﹂我们并没有赖账。只是在网络还没普及的年代，国际电话费昂贵到连工作人员看到了账单都不禁咋舌的地步。如果我们继续打电话，用不着几个月就要双双破产了。相比之下，机票价
钱还较为划算。于是我们开始每个月买张机票，在香港、东京两地之间轮流飞了。
忽然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未婚夫，每两个月老远从东京来香港待两个星期。他坐在我家客厅的IKEA沙发上，看到的全是别人家的公寓大厦。听到的则是别人家的卡拉OK歌声和打麻将或做装潢的噪音。我觉得过意不去，虽然他在东京荻洼的公寓也并没有甚么风景可言，而且每次卡车开过都像地震一样大幅度摇晃。无论如何，即将结婚的新人需要充分的远景和浪漫的背景，不应该被关闭在扫兴的现实里。幸亏，弹丸之地香港也是闻名于世的自由港，想去哪里都方便极了。尤其是我住的皇后大道离港澳码头相当近，提着小旅行箱出家门，二十分钟便抵达。从那儿坐水翼船出航，过一个小时就到澳门了，而且完全不需要事先计划，感觉来了就走即可。
澳门当年还是老葡萄牙帝国遗忘在远东一角的迷你殖民地，样子颇像漫画人物的混血儿垄断着全部赌博产业的无政府地带，给人的感觉犹如走进港产B级影片。就那样，结婚前的一段时间，我常常跟未婚夫一起离开香港去澳门度假。虽然距离不很远，但是我们每次都怀着远走高飞的心态。其实也不无道理。因为澳门跟香港语言不一样，货币不一样，景观不一样，食物也不一样。果然充满着符合蜜月的异国情调。
「波萝白」之谜
澳门人不把它叫做绿葡萄酒，却称之为﹁菠萝白﹂。当初我搞不明白，明明是用葡萄做的酒，跟菠萝扯上了甚么关系？
我之前也去过澳门几次，但只是匆匆走观光区，在葡京酒店赌场输了一点钱而已。作为度假区的面貌，我是跟未婚夫常去后才真正认识到的。澳门两个离岛.仔和路环岛都有几家度假饭店，均具备着大型游泳池和特别宽阔的客房。香港饭店房价之贵和面积之小，
可以说是世界之最，超过一百美元的房间，连打开行李箱的空间都没有。相比之下，当年澳门饭店的价格则划算得多了；付一样多的钱，能住比香港大十倍的房间，令人感到暂时成为王侯贵族一般。我们第一次赴澳门，住的是.仔的凯悦酒店；设备很现代化，早饭自助餐挺豪华。租了自行车出去逛岛内，我们发现超级市场出售的洋酒种类特别丰富，其中葡萄牙产红酒、白酒、发泡酒占多数。
葡萄牙，我早几年去过一次。当时我一个日本朋友的父母亲提早退休而移居葡萄牙，在里斯本郊外的海边住宅区过着悠闲自如的日子。曾经在日本朝日电视台当连续剧监制的伯伯，向我极力推荐当地特产绿葡萄酒︵ vino verde︶喝。按普通分类法，这应该算是发泡性白葡萄酒。尝一尝，水果香味非常强，稍微起泡的样子犹如香槟酒一样美，总的来说可称极品。﹁这种酒，只能在原产地葡萄牙喝到，因为它不耐运输，无法出口。﹂他的解释我记得清清楚楚。未料，距离几千公里的澳门，果然到处都有绿葡萄酒，不仅超级市场有出售，连路边大排檔都林立着卖。澳门当时仍是葡国领土，所以运过来也不算﹁出口﹂。但它不是不耐运输的吗？
有趣的是，澳门人不把它叫做绿葡萄酒，却称之为﹁菠萝白﹂。当初我搞不明白，明明是用葡萄做的酒，跟菠萝扯上了甚么关系？后来问了一家餐馆的女店员。她回答说：﹁我们不会看葡文，不知道它真名叫甚么。但是，这种白酒的标签上，不是印有菠萝花样吗？我们看到这图样，就称它为菠萝白。﹂这回我仔细看那标签：原来是用砖头砌的外墙上，葡萄藤到处爬的花样。褐色的砖头墙壁被阳光照射着显得有点黄，再加上绿色的葡萄叶子，整个图像确实跟菠萝外皮有点相似！
澳门.仔的超级市场，除了葡萄牙酒以外，还有多种欧洲食品，如：香肠、奶酪、硬面包。我们购买几瓶酒和各类食品，以及喝葡萄酒用的玻璃小杯，开瓶器，水果刀。带回酒店房间去，要开两个人的派对了。
圣方济教堂广场
耶稣会传教士们往往经过这些海外领土后才到了远东，所以澳门菜至今仍保留着非洲、印度、马来菜的影响。
从.仔经海堤能过去的路环岛，当年还是个偏僻的渔村。︵多年以后，我在电视新闻节目上看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公子之一在路环岛拥有别墅，吓了一跳。︶除了几家传统技法的造船厂外，似乎没有大规模的产业。有家爆竹厂，但早已关门。海边小商店卖当地小厂家制造的咸鱼、蚝油、干贝、虾酱、辣椒酱等，味道朴素而纯真。葡萄牙治下的偏僻华南渔村别有风味，铺了葡国式蓝白花砖的小巷非常可爱。听说有些洋人被当地风情迷住，住下来开着面包店甚么的。
小镇中心有天主教耶稣会的圣方济教堂。十六世纪到东方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当中，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是意大利出身的利玛窦。在日本则是人人皆知西班牙出身的方济，因为就是他把天主教和欧洲文化最初传到日本来的。圣方济各离开日本以后，本来要去中国大陆，可是到了广东上川岛就病死了。位于澳门离岛海边的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他而创立的，早期还陈列过方济手腕部的遗骨。把外墙用油漆涂成牛奶蛋黄色的小教堂，给人的感觉颇像葡萄牙蛋塔。在里面展览的圣母肖像，样子很像妈祖。这让我想起日本早年的天主教徒，把圣母画成恰似观音菩萨的模样︵玛利亚观音︶；一方面是为了避开当局取缔，另一方面则是在东方人心目中，圣母也自然而然呈现东方人面貌的缘故。我翻着历史书发
现：原来，在日本受压迫的天主教徒，从九州岛长崎老远逃到澳门来，参与了当地教堂的建
设工程。
圣方济教堂前边，面对着大海，有回廊围住的小巧广场。用葡萄牙式瓷砖铺的地面非常美丽可爱。榕树下的半露天餐厅提供的澳门菜质量颇高。名字叫真之味，但是我们称之为方济食堂。所谓澳门菜，主要由华南风味葡萄牙菜和葡国风味广东菜组成。因为古时葡萄牙的殖民地不仅有中国澳门，还有非洲黄金海岸、印度果阿、马来半岛马六甲等地，而耶稣会传教士们往往经过这些海外领土后才到了远东，所以澳门菜至今仍保留着非洲、印度、马来菜的影响。方济食堂的菜单上，就有非洲鸡、咖哩螃蟹等澳门名菜。另外，烤沙丁鱼、辛辣香肠、红酒烩牛尾等纯粹葡萄牙菜也做得相当好。女服务生好热情，主动向我们推荐蒜味吐司说：﹁跟红酒烩牛尾的酱汁一起吃会非常美味呢！﹂当然，桌子上少不了一瓶﹁菠萝白﹂绿葡萄酒了。
路环岛的魅力主要在于其偏僻。在这儿，商店食堂都是家庭式经营的，商业味道淡薄得很。房子的外墙都涂成含有白色的柔和色调，景观很像葡萄牙小镇，生活节奏很缓慢，气氛自然好放松。来澳门赌博的游客一般不会到这里来。住在香港，我觉得路环岛是理想的隐蔽处。
竹湾酒店
尽管如此，我至今深信路环岛竹湾是全世界最浪漫的隐蔽处。也许，一切都是蜜月时期充满脑子里的荷尔蒙造成的幻想。
从路环市镇走上坡大约十分钟，便抵达小小的海湾：竹湾。在海拔稍高的地方有家古老的小型度假宾馆。这家竹湾酒店总共只有二十来间客房，室内设计呈南欧风格，每个房间都具备大阳台，直接面对着几乎无人的大海。第一次看到竹湾酒店时，我的感觉犹如意外地发现了珍宝一样，惊喜至极。后来我们成了常客。若逢工作日，往往全房均空。餐厅里连一个顾客都没有。菲律宾女侍边哼歌，边用麻布把桌子上的刀叉和葡萄酒杯擦干净。她说：﹁到了周末就会有很多人来，这里的自助餐颇有名气的。﹂但我们自由行业者，别人工作的时候专门来休息，当其他房客住进来就逃之夭夭。所以在我的印象里，竹湾酒店始终是我们独占的。
竹湾酒店的工作人员，除了柜台的菲律宾妈妈桑以外，只见过餐厅里擦餐具的女侍。打电话把早饭给送来，接电话的是妈妈桑，隔了许久送来的是小姐。可能是，到了周末客人多的时候，工作人员才会多起来吧。总之，我所知道的竹湾酒店永远是安安静静的。跟两位菲律宾女士添太多麻烦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一般都到外面吃饭去。好在酒店隔壁有家半露天餐厅叫斜塔。能够被海风吹着尝地道的意大利菜，如披萨饼、色拉，在偏僻的华南渔村是意想不到的奢侈。
从斜塔往沙滩看下去，旁边有挺漂亮的公共游泳池。应该是葡萄牙人设计的吧，水池的形状不是标准的长方形也不是圆形，而是女性身体一般的复杂曲线，富有浪漫、性感、欢乐的感觉。池边摆着许多白色塑料躺椅，坐着就能看见外边海波澎湃的样子。设备环境如此优良的游泳池，因为是公家经营的缘故，门票便宜得惊人。有个身材肥胖的白种女孩，只着一件极小的比基尼游泳衣，提着大型录音机往海边走下去，到了沙滩上，就放着大声音乐，一个人在蓝天下面展开半裸体舞会。看样子，她大概是住在澳门的葡萄牙裔居民，用当地汉语则是﹁土著葡人﹂，语感怪怪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和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不同的地方很多。其中包括宗主国人民形象之不同。香港的英国人始终摆出绅士淑女的模样。澳门的葡萄牙人倒在海滩上一个人扭着白色大屁股跳舞。
澳门的海滩沙子是黑色的，对岸不远处看得见珠海街头；以一般标准，不能算是第一流的度假区。尽管如此，我至今深信路环岛竹湾是全世界最浪漫的隐蔽处。也许，一切都是蜜月时期充满脑子里的荷尔蒙造成的幻想。所以，我有点害怕重访澳门，宁愿保持美丽的记忆。何况，听说回归中国以后的澳门，赌博产业越来越兴盛，如今成为不折不扣的东方拉斯韦加斯，古老的葡萄牙风情早已不再了。然而，网络上看看澳门路环岛，还是跟那时候一个样，竹湾酒店、圣方济教堂、广场回廊下的食堂、斜塔餐厅、卖咸鱼的小店都仍然在。至于东京来的未婚夫，早就是我两个孩子的爸，常为四口子弄意大利面了。
日
本
故
乡
的
月
亮
外国的月亮
我终结长达十二年的海外生活搬回故乡东京的时候，好几个海外朋友都异口同声地问了我：﹁日本，你能习惯吗？﹂
中国人说﹁外国的月亮圆﹂，西方人说﹁隔壁的草坪绿﹂，日本人则说﹁别人的老婆美﹂，大概都跟惰性有关。自己国家的月亮、自己家的草坪、自己的老婆，都司空见惯，没甚么新鲜感。相比之下，别人的东西令人刮目相看，结果觉得别具一格。这么说，即使是自己国家的月亮、自己家的草坪、自己的老婆，离开许久后再见，就会显得圆、绿、美了。听说海员的夫妻关系特别圆满，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我终结长达十二年的海外生活搬回故乡东京的时候，好几个海外朋友都异口同声地问了我：﹁日本，你能习惯吗？﹂他们知道，我是受不了日本社会的种种才离乡背井在海外漂泊的，于是担心我回去以后会不会跟从前一样感到别扭、不自在。
其实在那十二年里，我对日本的感觉逐渐变化了。当初，我的抗拒感特别强；不管对日本的家庭关系、公司文化、社会风潮，还是男女地位，都觉得难以接受，格格不入。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曾真想做个外国人的。后来，经过中国去了加拿大，在移民国家申请入籍并不困难。但是入了加拿大籍，我就会失去自己的日本背景吗？我愿意失去吗？失去了以后，能做百分之百的加拿大人吗？我愿意做吗？在加拿大，每一个新朋友都问我：﹁你为甚么在加拿大？为甚么不回日本去？﹂我越来越觉得不容易回答，因为加拿大的草坪只有夏天才是绿色的，反之在漫长酷寒的冬天一切枯萎乃是北国的本质。
后来去了香港，人家也一样问我：﹁你为甚么在香港？为甚么不回日本去？﹂亚热带的草坪一年四季都呈绿。然而中秋节吃了那么多月饼，而且是含猪油的，谁都会嫌油腻；仰天看见的圆月，美是美，但也并不显得特别圆。经过十二年的海外生活，我体会到的最大教训是：人间没有西方净土。或者说：月亮在哪里都是一个样。
在生活领域，可以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亦可说家家都有欢乐的时刻。有一次，我从香港回东京几天，饭桌上有萤乌贼刺身。这种全长不到五公分的迷你乌贼只生存在日本海富山湾，每逢春天晚上在海里发光的样子美丽如幻。以前东京鱼店卖的萤乌贼只有熟的。归功于运输方法的进步如今能够吃生的了。沾了点酱油和绿芥末，整个放进嘴里去，我觉得：这也可以是回国定居的充分理由。正如我当初听说加拿大人每周都吃牛排而办了签证，后来想念﹁饮茶﹂之余搬去了香港。
不过，上面一切怕是赘语，说句中国老话就罢了：﹁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装作日本人
相当长时间，我自我感觉装作日本人。我有百分之百的日本血统，看样子跟别人没有分别，所以只要不开口说话，别人猜不出我脑子里想的跟他们多么不一样。
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五岁在海外生活，人会变得很不一样。至少我自己，回日本以后发觉：家人朋友等所记住的﹁我﹂和本人认识的﹁我﹂相距很远。曾经有过的不少习惯，我早就放弃了︵﹁谢谢，我不抽烟了﹂︶。曾经有过的不少想法，我也早就改变了︵﹁不，外国的月亮并不比日本圆呢﹂︶。虽然蝌蚪长大了以后也只会变成青蛙，但是曾经跳进过隔壁水井一次的青蛙起码知道世上的水井不止一口︵﹁可是那边的水也不见得更甜哟﹂︶。本人最大的变化以及跟日本人之间最重要的异同，就是我不再崇洋了。当然，不崇洋不等于排外，说不定反而是彻底洋化的结果。
相当长时间，我自我感觉装作日本人。我有百分之百的日本血统，看样子跟别人没有分别，所以只要不开口说话，别人猜不出我脑子里想的跟他们多么不一样。而且在日本，不同于在北美或在华人文化圈，不说话、少说话都不算不礼貌，人们顺理成章当我是个安静的女人。再说，回到了日本，不再有人问我：﹁你为甚么在这里？为甚么不回去？﹂这真让我松了一口气。不过，一些人倒有过跟我很不一样的经验。比如说，我多伦多时代的好友比特。他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加拿大人，自己在日本长大到大学毕业，后来去多伦多念书做事，差不多四十岁时跟日本女人结婚回国了。他在日本最大的问题是与众不同的外貌。尤其在他居住的北海道小镇，老外模样的人非常少，每次比特上街都有人回头凝视。﹁在加拿大多好呀，大家都以为我是中美人甚么的，一点儿也不稀奇。﹂他说。为了拒绝别人好奇的眼光，他开始老是戴着大耳机上街，谁料到反而引起了镇民们更大的兴趣。
﹁回日本，你生活习惯吗？﹂海外朋友打来电话问。﹁不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我回答，﹁你一旦学会了做人，在哪里都会做人的。﹂但的确，我是在海外漂泊的十二年时间里才学会了做人的。如果没有出国，恐怕我对日本社会一直有格格不入的感觉，结果天天过得很别扭、很不自在。
母语世界
二十二岁出国的时候，我的一个目标是在海外获得坚强的自我，并争取独立于母亲的生活。然而若是单身，我恐怕十二年后都不敢回东京。
还是要说实话。我之所以十二年之久一直不愿意回日本，以及十二年以后决定回国定居，都有具体的原因。我长期在海外漂泊，说到底就是自我放逐。二十二岁的我深深感到，也被别人劝导：除非逃出家门否则没办法做人。家庭尤其母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除非离她走得很远，我根本不可能独立思考也不可能自主行动。我在海外开始用英文、中文写作，也是为了开拓母亲无法进来，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反之用母语日文写作，我总是挥不掉在母亲面前演戏的感觉。︵她是很蛮横的导演，命令你去演她所指定的角色；而我从小被训练成优秀的演员，只要导演使一下眼色，就会自动演起戏来的。连从嘴巴出来的话是自己的想法，还是被迫说的台词，都搞不清楚。︶
我看见过加拿大的草坪和香港的月亮，也经常被人问：﹁你为甚么在这里？为甚么不回去？﹂开始想回日本。︵我得补充，在香港遇上一九九六年的保钓运动而受牵连，失去了大部分工作和收入，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母亲身边，我还是绝对不敢回去。于是一时考虑：先念研究所拿到学位以后回日本，在西南部的小地方找个小规模大学的职位，半引遁式地过后半生。那样子，即使被母亲发现，她也不大会来干涉我了。
我后来决定回东京，因为未婚夫在那儿。我们的新居在西郊，离娘家坐车四十分钟。有了这么点距离、十二年的时间、加上能锁住的铁门和丈夫的保护，我才有了信心能够经营独立的生活。︵我这么写，恐怕会有人觉得过于夸张。不过，我有个日本朋友，她母亲跟我母亲属于同一类型。她说，单身独居的时候，有一天下班回房间开灯赫然发现，地上躺着母亲和父亲。果然是为了检查女儿的私生活，事先没通知直接就来过夜的。我母亲也经常想出类似的突袭，但她不是自己来的，而是专门派别人来的，以便在监督效果上还增添捣乱效果，并且自己能够躲在幕后。比如说，她得知我家有客人，就偏偏选择那天派弟妹等送东西来，当然事先绝不会通知。︶
二十二岁出国的时候，我的一个目标是在海外获得坚强的自我，并争取独立于母亲的生活。然而若是单身，我恐怕十二年后都不敢回东京。把未婚夫当铁盾搬进西郊的新居后，母亲也曾发动过骚扰作战，也施行过忽视作战。风波多少是难免的，但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我的写作生涯仍然以外文为主，因为总觉得比母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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