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
内容简介
为了终结青春，要越走越远；为了寻找幸福，要越走越广；为了不想寂寞，活出独立自我，要越来越自由……人为什么要去旅行？是要忘记现实？还是要面对自己？
新井一二三，从14岁搭上第一趟长途火车开始，有机会就想往外闯，往外飞。离乡背井踏上北京遍游中国，进入中欧迷宫、见识古巴、越南，甚至移民加拿大，到香港工作，她游走异地十年，得到了什么？一个道地道地的东京人，日文是她的母语，中文写作是她疗伤自我的方式，在香港被叫「文化杂种」，在台湾出版了十七本书，在东京朋友笑她穷，她目瞪口呆，为什么理想生活不能就是，旅行，旅行，再旅行？当年勇敢无惧的少女，单枪匹马，像一颗孤独的行星，走向国境边界，走向流亡者的故乡，布拉格是昆德拉的，古巴是海明威的，香港是张爱玲的，花费最多机票钱，说最多外国话，多少次飞越太平洋……其实真想要明白的是，幸福与自由。现在全家的护照换了一本又一本，下厨的料理有各国菜色，行李箱贴满入境贴纸，年轻时的远走高飞换成了家庭组织，照样推婴儿车携家带眷跨洋飞，生活什么都可以变，但不可改变的初衷，必定是，下一趟旅程，要去哪里？
新井一二三以「夕阳国家」来总形容这两三年的日本，而褚士莹在地球各国生活的零时差感，如何看待日本东京近几年的变化？最为深刻的事件觉得是什么？
禇：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东京一点也没有完蛋，只是这几年东京人变得过度悲观了。日本每隔几十年，总要周期性的对自己的国运悲观一阵子，才又慢慢拾回信心，所以感觉上没甚么好担心的。这样想吧！冰岛人过去十年因为过度迷信金融建国的力量，结果弄得全国像一批冰原上摔跤爬不起来的独角兽，瞬间失去了优雅神秘的姿态，虽然这样，冰岛人还是乐天知命的耸耸肩，说：「就回海上捕鱼吧！」
比较起来，日本的夏天夜晚不会太短，冬天夜晚也不会太长，就连成田机场旁边引擎轰隆隆的土地上，也可以长出好吃的茄子，实在没有甚么太让人烦恼的理由啊！
新井：人会成长，人会衰老。国家也一样，会成长，会衰老的。成长中的人想象不到自己有一天会衰老。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社会不久将开始衰老。但是，就像人不能避面开始衰老的一天一样，国家、社会也有一天真开始衰老。我觉得，2008年对日本来说，就是那样的一年。当然，开始衰老不直接等于完蛋。我们也希望日本朝有一日起死回生。
不谈恋爱的年轻人、不生小孩的夫妻、没有工作的大学生、被大公司解雇的资深员工、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未曾出现过的东京派遣村……日本社会的低气压，将会是预报台湾的未来吗？
新井：不谈恋爱的年轻人、不生小孩的夫妻、好像台湾也已经有不少了。但是，台湾社会跟日本社会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台湾的优势是社会风气很热情，不像日本这么冷淡。其实，冷淡是都会人的惯性，在经济景气好的时候，冷淡的风气并不算坏，因为它保障不被人干涉的自由。但是，经济一变得不景气，冷淡的社会就出现冷酷的现象。例如，东京过年派遣村。反过来看台湾，人际关系比日本密切得多。所以，我估计，即使经济走下坡，台湾社会不大会出现日本这么多的无家可归者。
禇：哈哈，难道社会的氛围的低气压也会像沙尘暴从蒙古吹到日本那样，从日本吹到台湾来吗?我觉得日本的情形之所以感觉严重，是因为无论甚么好东西，也都有人讨厌，所以不管是孩子练钢琴，阳台挂风铃，主妇穿睡衣倒垃圾，或者不过是肩膀上有只小壁虎刺青的人进温泉，都会有「苦情」，总有人要投诉抱怨一番，举个例子来说吧，周刊志「周刊文春」2010春天对一千个三十岁以上的读者做调查，问他们最想住的地方，跟最不想住的地方，结果大阪市名列第四，这样看来，大阪应该是个很受欢迎的居住城市吧？结果最不想住的城市排名里，竟然第一名也是大阪市，东京的新宿区，也面临类似的命运，所以比起在台湾，受欢迎的东西总是一窝蜂，在日本则是只要有人特别喜欢的东西，就必然有人会特别讨厌，有人喜欢小孩，也有人喜欢在大公司上班，当然也有人宁可在大城市当游民，也不愿意回乡下务农。
如果说这就是台湾的未来，我也并不觉得特别悲惨，只是被迫要认识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不得不更加认真的为自己在全球化时代的人生做选择，如果连到纽西兰去种芦笋，伊拉克开餐馆，或是到东帝汶去当联合国警察，都变成人生的一种可能性，不是应该很让人兴奋吗？何不乘着地域性的低气压，像孙悟空那样腾云驾雾去世界其他地方努力看看？
新井：现在，不仅是日本和台湾，连中国大陆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像，因为全球化涉及的范围从金融制度扩大到社会层面来。当然，个人总是可以找出路的：一个社会衰老了，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只是，这样的做法说不定等于放弃社会责任，因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比如说，生育率低落的问题。生不生孩子当然属于个人自由，而且这个世界确实有太多因素教年轻人不想或不能生育。现在，日本经过三十年的少子化，这两年人口真开始减少了。从此以后，全民人口中老人占的比率越来越高，劳动人口越来越少。这样子，国民经济再成长几乎不可能的了。这是日本至少近代以后从没经验过的情形。做孙悟空挺好，但他始终依靠着唐僧、释迦牟尼呢。没有唐僧、释迦牟尼，他还能做孙悟空吗？我也要提醒你：做孙悟空是有年龄限制的，依今天的标准，大概是三十五岁吧。
序
起程往世界飞跃
「an non族」和「螃蟹族」
我自己是十四岁开始去单独旅行的。有些男孩开始得更早，还在小学时代先骑自行车去邻近县份的青年之家投宿一夜。总之，大家都越走越远。
有一次在香港，我跟几个日本朋友聊聊天。大家年龄差不多，均是一九六○年代初出生，在海外待过许多年的资深浪子。谈起平生第一次的单独旅行，几乎每人都说是中学时代，拿到日本青年之家（Youth Hostel）协会的会员证，买了国铁（当年的日本国有铁道）周游券，去了为期几天的小旅行。
那是一九七○年代中期，日本全国正兴起一场个人旅行热潮的年代。每个火车站里都贴着国铁跟广告公司电通合作进行的推销活动「Discover Japan」的彩色大海报。上面介绍的是萩市、津和野、仓敷、金泽等所谓「小京都」，还有古老街道的驿站村镇如妻笼宿、马笼宿等。总的来说，是有历史、有文化、有美食，却从没成为商业性观光区的小地方。推销活动针对的是年纪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和女职员。一九七○年，以年轻女性为读者对象的时尚杂志《an-an》创刊，翌年《non.no》也跟上了。两份杂志，除了时装以外，还都推出了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和旅行。彩页上每期刊登，两个女性一起坐火车到稍微偏僻但充满魅力的小地方，下榻于民宿，走路去附近卖传统手工艺品的小商店，在家族经营的饭馆尝尝当地风味的报导。她们提着用藤编的旅行箱，戴着系了丝带的大草帽，穿着睡衣般宽松的棉布长袍和平底鞋。转眼之间，日本各地的「小京都」和老驿站村镇都拥来了大量的年轻女孩，都打扮得一模一样，而且全带着《an-an》和《non.no》。媒体把她们称为「an non族」。
年轻男孩也不甘寂寞。从东京开往北海道的长途夜车，挤满了以男大学生为主的「螃蟹族」。他们均背着大背包，乃宽度有八十公分的横宽形，令人无法走过车厢里座位和座位中间的通道，只好全身回转九十度，像螃蟹一样横行走路，成了「螃蟹族」这名称的起因。鼓励「螃蟹族」去长途旅行的是，作为「Discover Japan」推销活动的一环节，国铁新出售的「Wide周游券」。买了这种票，旅客能够在特定的范围内自由上下车无限次，特别符合于年轻人的自助旅行。尤其是「北海道Wide周游券」有效期限最长：二十天。当时的男大学生们，一到暑假就先打工几个星期赚一笔钱，然后购买周游券，背起大背包，搭上了开往北海道的夜车。
年轻男女的旅游热，也相对促进了全国旅游产业的发达。在各地给他们提供住宿的青年之家，在日本是一九五一年成立了全国协会的。协会直接经营的第一家宿舍，一九五五年开张于北海道支芴湖。到了高峰期的一九七四年，日本全国共有了五八七个青年之家；年轻人无论想去哪里，只要跟青年之家联系，一定有廉价而安全的住宿，方便极了。果然，当年的会员总数达到六十万之多。
女性的「an non族」和男性的「螃蟹族」，基本上都属于一九四○年代末出生的婴儿潮世代。一九六○年代末的学运火热年代过后，一九七○年代初，他们往各地寻找自我去了。当时日圆的国际兑换率不高，只有考取了奖学金的极少数精英分子才能够出国去海外。对普通学生来说，买张国铁周游券去北海道二十天，既是实际可行，又是能够满足青年冒险心理的一项活动。而有不少人，确实在旅途上遇到了危险。
我一个亲戚，是母亲的表弟，当年在明治大学商学系念书。有一年夏天，他跟几个同学一块去北海道旅行。他们属于学校的登山队，在北海道各地爬高山做野营，下山以后住在青年之家，中间往往有好几天都不能洗澡。于是在山区看到有公共温泉设施，马上高高兴兴地要进去洗一洗。有一天，他们又在甚么地方发现了一间温泉木屋，周围没有人，里面也没有灯，完全黑漆漆的，只能感觉到温泉的蒸汽滚滚冒上来。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先进去就不见了。其他人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找手电筒往里面照，原来里头有个洞，下面是热水涌出来的源泉。果然，那朋友不小心掉了下去。后来，大家拚命把他拉上来，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但是全身的烫伤过于严重，最后还是丧命。就这样，本来很快乐的暑假旅行一下子变成了地狱一般可怕的一场悲剧。
一九六○年代初出生的我们一代，从小常看到「Discover Japan」的海报，也直接间接地听到周围哥哥、姐姐们的冒险经历，恨不得快点长大自己也去旅行──心中有这种愿望的孩子相当多。日本各地都有些少男少女，每年存着压岁钱悄悄准备将来的旅行费用，也索取青年之家的会员证申请书，同时翻着铁路时刻表研究各种周游券，等待真能远走高飞的一天。我自己是十四岁开始去单独旅行的。有些男孩开始得更早，还在小学时代先骑自行车去邻近县份的青年之家投宿一夜。总之，大家都越走越远。二十年后在香港邂逅时，回顾着早年经验，彼此夸耀说：当时收集的青年之家图章总共有多少个，盖满了多少本手册等。然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是的，差不多走遍了日本的青年之家，我们是往世界飞跃的。
十四岁的初次旅行
现在回想，我的旅人生涯就是那天站在「绿色窗口」前时开始的。因为旅行的本质就在于克服恐惧心，离开熟悉安全的日常生活，而往陌生的世界迈出第一步。
　　我小时候家里已经有私家车，每到周末父亲就开车带全家去离东京几十公里的游览区，如：箱根温泉、江之岛、三浦半岛等。大家玩得挺开心──除了我以外。不知为何，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特别会晕车，坐进车上闻到了汽油味就觉得不行了。所以，每次郊游，对我来说，痛苦跟乐趣一样大。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从来没梦想过长大以后自己开车去远处。正相反，长大以后自己坐长途火车去旅行，才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当年我很喜欢看电视旅行节目「想去远处（远..行...）」，是作为国铁「
Discover Japan」推销活动的一环节，一九七○年十月开始的，如今还在继续，已播放过差不多两千次。在节目里，填词人永六辅一个人坐火车去全国各地，访问名胜古迹，也跟当地居民亲切来往。他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少有人去的小地方，渔村或山村等。总之，风景纯净，民情朴素，特别会激起城里人的乡愁。永六辅自己填词并唱的主题歌（想去远处），歌词和旋律都相当多情感伤。「想走走陌生的小镇，想去远处甚么地方。想看看陌生的大海，想去远处甚么地方。遥远的小镇，遥远的大海，遥远的梦想，独自旅行。想遇见相爱的对象，想去远处甚么地方。」我相信，那节目对国铁的营业额，贡献应该不小。
　　也有个电视节目，叫做「兼高熏的世界旅行」，是会说几种外语的女记者兼高熏每个星期去海外各地旅行做的报导。她一会儿去菲律宾会见当时的马可仕总统夫妻，一会儿去北欧访问当地民家，跟居民一起过传统节日。那是由泛美航空公司（后来由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赞助的节目。在当年日本，兼高熏是人人皆知的著名人物，因为全日本只有她一个人能够那么自由自在地去世界各国旅游的。节目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持续到一九九○年为止。最初芳龄三十一的兼高熏，最后是六十二岁的人了。前后三十年，总共播放了一五八六集；主持人旅行的全程则达到七二一万公里，等于把地球绕了一百八十圈。
　　「想去远处」和「兼高熏的世界旅行」都是当时的我每周一定要看的节目。不过，兼高熏般的世界旅行，在一九七○年代的日本小孩看来，与其说是现实，倒不如说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相比之下，永六辅式的国内长途旅行，只要再年长几岁，自己也应该能够去的。我父母在孩子们的教育方面属于放任主义。我想做的事情，只要不给父母带来太多麻烦，他们是不会加以阻止的。
　　我十四岁的夏天，有了第一次独自坐长途火车的机会。那年，父母为一对新人做了媒，而那新娘是长野县山区出身的。当在东京办完婚礼后，新娘双亲邀请我们全家人去长野县度假几天，父母乐意接受了。只是那年我读初中三年级，为了准备翌年的高中入学考试，早就安排好了暑假里参加补习学校的一些课程。我跟父母商量后决定：大家先坐父亲开的车出发，我则上完补习班后一个人搭中央本线快车往长野县，在目的地火车站跟家人会合。
　　长野县有十九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开发的避暑区，常常在少女杂志上被介绍。白桦湖、女神湖、清里、美丽原等地名，简直就是西方童话里出现的神秘场所，充满着醉人的各种想象。我非常高兴自己能够跟《an-an》、《non.no》等时尚杂志的模特儿一样坐长途火车去浪漫的长野县。
　　从东京新宿火车站坐中央本线快车「梓号」往长野县，大约是三个钟头的旅程，需要事先订座位的。当年我父母去外地总是开车，对铁路事务完全陌生，到底在哪里买票都不大清楚。日本国铁的大规模火车站设有所谓「绿色窗口」，乃跟一般窗口分开，专门为长途旅客服务的，由当时的我们看来跟航空公司柜台一样难以接近。放任主义的父母不愿意参与女儿的独自旅行，我只好一个人处理订票事宜了。于是到家附近唯一设置「绿色窗口」的高田马场站，平生第一次前往那神秘的柜台，好紧张地跟售票员说了旅行的日程和列车班次等。心中着实担心：如果人家说出我听不懂的语言可怎么办？结果呢，一切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顺利。售票员讲的果然是普通的日语。我根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竟把看起来高贵无比的绿色对号票拿到手里了。
　　现在回想，我的旅人生涯就是那天站在「绿色窗口」前时开始的。因为旅行的本质就在于克服恐惧心，离开熟悉安全的日常生活，而往陌生的世界迈出第一步。相比之下，三个多钟头的旅行本身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我只记得自己穿上跟《non.no》的模特儿一样的睡衣般宽松的长袍，戴上系了丝带的大草帽，也提着用藤编的旅行箱搭快车，在四人座中靠窗户的地方占了位子。其他旅客问我是否一个人旅行，要到哪里等，可是我回答得不多，主要忙于为自己扮演杂志彩页上模特儿的角色。不过，实际上我还是挺紧张的，不知不觉之间开始打瞌睡，醒过来时发觉，自己的口水湿透了长袍的大腿部分。在陌生人面前出丑，怪不好意思的。
　　火车很快就抵达了长野县。我在剪票处跟家人会合，乘坐父亲开的车，马上得面对晕车的痛苦了。模仿杂志彩页的时间维持得不长，在我梦里简直飞逝过去，感觉也其实不怎么过瘾。最令我难忘的，倒是早几天鼓着勇气一个人前往高田马场火车站的「绿色窗口」，平生第一次向专门为长途旅客服务的售票员开口买票时心中感到的紧张，和后来拿到对号票而感到的满足。就是那成就感教我对独自旅行上了瘾的。
山口百惠鼓励「好日，启程！」
经过第一次的独自旅行，我似乎获得了另一个身分似的，是不同于平时的我，家人、同学们都不认识的另一个自己。那感觉非常新鲜，特别过瘾。
高中一年级的十月，学校放一个星期的秋假，我决定趁机去为期几天的独自旅行。目的地是日本海边的古都金泽市以及邻近的能登半岛。我在日本东南部太平洋岸上的东京长大，之前从没看过西北部日本海，对夕阳西沉的大海很有兴趣。另外，金泽是我当年崇拜的作家五木宽之曾居住过的地方。他在小说、散文里多次提到过那可爱的小镇。他夫人是金泽大学毕业的医生，夫妻年轻时候常在金泽大学的校园里边散步边聊天。小说家丈夫和医生妻子，从酷爱文学的高中女学生看来，是理想浪漫的搭配。
出发之前，我先办好日本青年之家协会的会员证。然后，打开协会发行的小册子，确认了金泽和能登半岛有几个青年之家。从邮局买来几张往返明信片，我给那几家写订房信。过几天，开始收到一张又一张的回信，都由房东亲笔写着﹁祝你旅游安全，我们等待你﹂，让人感到好温暖。就那样，我成功地跟几个青年之家联系，订到了多人房里的一张床位。一九七七年，连传真机都还没普及的年代，更不用说网络了。预订住房主要靠往返明信片，从寄出去至收到回信有时需要长达两个星期。我体会到：心中稍微不安地等待，也是独自旅行的滋味之一。
至于交通方式，我从铁路时刻表上刊登的数据得知，国铁出售的「北陆Wide周游券」允许旅客到金泽、能登一带后，在一个星期内自由上下车无限次。当年在东京－金泽之间，有叫「能登号」的夜快车通行，是晚上九点多钟离开东京上野站，翌日早晨抵达金泽的。
虽说我是勇敢无惧的少女，但是对第一次的独自周游还是感到有点紧张。尤其是一个人乘坐夜车，到底是安全，还是危险，自己搞不清楚。于是出发日的几天前，我特地去晚上的上野火车站，「能登号」出发的月台，观察乘客们的样子，目送夜车开走，心里有点踏实了。
那晚在家吃完晚饭后，我带着红色棉布做的大旅行袋往上野站出发了。穿的是上下连身的牛仔裤，胸前有个口袋，我把怀表和钱包都藏在那口袋里了，免得在熟睡时候被坏人偷走。坐夜车去旅行，是我童年时代在东京万世桥的交通博物馆，坐在展览车厢时心里产生的梦想。过十年，终于实现了。想象起令人紧张的冒险，实际上做起来倒相当简单。反正我年轻健康，整夜坐车都一点也不觉得累。「能登号」有卧铺，但是需要另外出钱买票的，由穷学生看来是奢侈，也不必要。
第二天早上到了金泽。我去名胜兼六园参观，在干净美丽的草坪中间躺下来仰看蓝天时，全身感到了彻底解放。独自在陌生的城市，没人认识我。完全自由！世界终于属于我了。然后到金泽大学校园走一走，也去五木宽之在散文里讲到的咖啡厅坐一坐，还去封建时代的花街柳巷逛一逛，到贯彻市内的犀川边溜达溜达，嘴里念着金泽出身的诗人室生犀星写的「首诗：﹁故乡是身在远处想念的地方，也是以悲哀的心情赋诗的对象，即使沦落为异乡的乞丐，绝不是回去的地方。」他是幼年时候被父母遗弃的。
在青年之家投宿的，很多是大学生，还有年轻上班族。一般是男男，或女女女，两三个人的小组占多数。还有一些单独旅行的中年男女；他们很安静，希望跟年轻游客保持距离的样子。我是十五岁的高中生，在同屋房客当中最为年轻。不过，远离学校，其实十五岁和十八岁的区别并不很大。大学生姐姐们早晨化妆，我不化妆，区别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日本青年之家的房间，当年（一九七○年代末）主要是男女分开的多人房，似乎没有单人房、双人房，或家庭房等。一些青年之家，房间里设有几套双层床。另外也有一些设计犹如传统的日本旅馆，客房全是铺满了榻榻米的和式房间，到了晚上房客自己从柜子里拉出被褥来，套上床单后躺下来睡的。我虽说是独自旅行，每天早晚都跟同屋房客聊聊天，在餐厅里一起吃饭，从不觉得寂寞。而且当时的日本青年之家，房东用英文自称为parents，也就是房客双亲。工作人员一般是资深会员，常客出身的，感觉犹如一家人。晚饭结束后，每晚都举行联欢会，大家一起唱唱歌呀，玩游戏呀，吵吵闹闹到熄灯时间。
离开了金泽以后，我坐车去能登半岛，在小镇七尾、轮岛游览。早上逛农贸市场选购带回东京的礼品；下午租自行车去附近的农村访问当地民家，买票参观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古董陶瓷、漆器等；傍晚在夕阳西下的海岸上，面对着海风，一个人拉开嗓门唱唱歌。就那样，为期一周的独自旅行，很快就结束了。
隔一个星期回去的东京，跟之前没有两样。可我自己，从此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经过第一次的独自旅行，我似乎获得了另一个身分似的，是不同于平时的我，家人、同学们都不认识的另一个自己。那感觉非常新鲜，特别过瘾。于是一回到东京，我马上开始计划下一次的旅行了。年底年初，学校有放假；可是，天气会太冷，而且对日本人来说，元旦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还是非得在家过不可吧。那么，下一次的旅行，要等到第二年三月底的春假了。去哪里好呢？高中生去旅游，只能趁学校假期。而且手头上的钱有限，只好在国铁设定的周游券范围内，住在廉价并包两餐的青年之家。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获得了很大的自由。
快上高中二年级的春假，我买了张「名古屋?岐阜迷你周游券」，往名古屋、岐阜、犬山（国宝城堡）等地，去了第二次的独自旅行。那年暑假拿到的「东北Wide周游券」，则有十天的有效期，让我能够去仙台（青叶城堡）、平泉（中尊寺金色堂）、盛冈，还有青森县下北半岛的灵地恐山山地。甚至，我和在那里的青年之家认识的一批来自大阪的大学生们一块坐渡轮到北海道函馆去，吃到了特别新鲜的生鱿鱼丝。真好吃，真好玩！回到东京，马上想的自然是下一趟旅行了。那年秋假，有个女同学也想去旅行，于是两个人一起去了滋贺县琵琶湖（日本最大的湖泊），结果我觉得还是没有独自旅行自由。于是快上高中三年级的春假，我又是一个人购买有效期十天的「山阴Wide周游券」，先从东京搭夜车往西到京都，然后换坐山阴本线往北至日本海，泡泡城崎温泉、爬爬鸟取沙丘、参观古都松江穴道湖、参拜追溯到神话时代的出云大社，也观光山口县的「小京都」萩市。
到了高三，日本学生一般都集中精神为第二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可是，我偏偏忘不了独自旅游的快感。夏天又一次拿到「东北Wide周游券」，这次走了前一年没能去的东北地区西部：角馆、田泽湖、弘前、津轻半岛，也乘坐了海浪冲上铁路轨道的五能线。在东北地区的偏僻渔村，当地人说话的口音特别重，用的词汇也跟东京人不一样，我往往听不懂别人在说甚么，只好含糊地点点头，或歪歪头。八月中旬，我想到东京的同学们应该都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埋头学习，忽然焦急起来，跳上了开往东京的长途列车。
就那样，我高中时期的单独旅行告了一段落。虽说全在日本国内，也基本上没有离开本州岛岛，但是所走过的总距离还是不下几千公里吧。当时我没打工，去旅行用的钱全来自每年正月父母和亲戚们给的压岁钱。好在当年物价不贵，只要有四、五万日圆，买张周游券，在青年之家住宿并吃两顿饭，玩一个多星期是满轻松的。
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以为自己选择做的事情，其实往往由特定的时代环境造成的。例如我当时每次旅游都利用的日本国铁周游券，在我读高中的一九七○代末，发行种类最为丰富。到了八○年代，国铁因亏损而进行民营化，慢慢取消了折扣率高的周游券。还有当时的社会气氛。一九七八年谷村新司为大红星山口百惠写的（好日，起程）一首歌，成为国铁「Discover Japan」那年推销活动的主题歌，在日本全国特别流行，共卖了八十九万张唱片。她用稍微寂寞似的声音唱道：「啊，日本某处有人在等待我。好日，启程，为了寻找幸福，曾在母亲背上听过的歌做我的旅伴。」也就是说，一九七○年代末是日本铁路旅行的黄金时期。在那样一个时代环境里，浪漫伤感的文学少女如我，如何能不起程呢？
中国竹窗帘面条之路
第一次出国的机会
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出国的机会来临了。目的地是意想不到的中国。更没想到的是，再过两年，我将开始前往大陆各地背着背包天南地北单独旅行。
我从小向往远走高飞，想一个人自由自在地闯世界。初中时候爱看的书，有很多以日本人在海外的经验为背景，例如：五木宽之写东欧、苏联的《索非亚之秋》、《再见，莫斯科阿飞》，森村桂写新克里多尼亚的《离天堂最近的岛屿》、《志愿留学》，连大学教授写的《西班牙语入门》也能够燃烧我的外国梦。但实际上，当年在我周围几乎没有人去过海外。
战后将近二十年，日本政府都禁止国民去海外旅行，因为国家外汇有限。一九六三年解禁以后，一个人能带出去的外汇限于五百美金，除非海外有人提供资金，连短时间的旅游也不可能。所以，在那年代有出国经验的日本人属于要嘛极少数的精英分子或者极少数的幸运儿。
一九三二年出生的作家小田实属于前者。他二十五岁在东京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考上美国的Fulbright奖学金去哈佛留学，顺便背着背包，到加拿大、墨西哥、西欧、中东、印度等总共二十二个国家走走，回国后一九六一年问世的游记《甚么都要看》成了长期畅销书。一九三五年出生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则属于后者。他二十三岁时，从神户港坐货船出发，经过菲律宾、新加坡、印度、非洲、苏伊士运河、希腊、意大利等地，花二十三天到达了法国马赛；然后，骑着富士重工公司为了宣传免费借给他的小型摩托车，名副其实地闯世界；到欧洲各地报名的指挥比赛连续得奖；两年半后当上纽约交响乐团副指挥，参加赴日演出衣锦还乡。他一九六二年发表的《我的世界音乐练武》至今在日本拥有无数读者。
到了一九七○年代，受到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参加旅游团去夏威夷、欧洲观光的日本人迅速多了起来。跟前一段时间不同，这回只要有钱谁也可以出国的。当时由于田中角荣首相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农村地价提高，各地出现了百万富翁，他们参加农协主办的旅游团，跟导游一起观光世界名胜古迹。不懂西方礼节的东方农民忽然登上国际舞台，当然处处出丑；据传说，他们为了防盗，常把钱包藏在裤子里，在国外商店买东西的时候要当众解开腰带把手放进里面，吓坏了售货员，甚至被报警处理，总之出尽洋相。
「农协旅游团」至今在日本是没文化暴发户游客的代名词，也代表在西方人眼里的丑陋日本人。当然，跟团去海外的不仅是农民。据一项调查，一九七七年结婚的日本新人有三分之一到海外度蜜月去了，最多人去的是关岛，其次则是夏威夷。
尽管如此，到了一九八○年，我家人亲戚中还没有一个人去过海外。同学里，倒已经出现了一些人暑假去美国参加一个月的英语进修班，并在当地家庭住几天，增加国际知识、提高沟通能力等。我八一年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母亲答应送我一样东西当作纪念奖品，我研究了旅行社推出的﹁纽约自由旅行一个星期﹂方案，是提供来回的机票和住宿的，价钱三十七万日圆。但是，十九岁的我勇气不够，最后没有去纽约。至于奖品，则请母亲买了日本近代文学馆仿制的名作初版本全集。
未料，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出国的机会来临了。目的地是意想不到的中国。更没想到的是，再过两年，我将开始前往大陆各地背着背包天南地北单独旅行。
一水之隔　　
一九七○年代，若有日本人去了中国大陆，绝对是参加甚么代表团被邀请去的。一水之隔的中国，感觉上却比欧美还遥远。不过，就是因为遥远，不少日本年轻人更加憧憬中国。
　　虽然我从小梦想单枪匹马闯世界，但是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中国自由旅行，因为我的小学、中学时代，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竹子窗帘（the Bamboo Curtain）」闻名于世。直到一九七○年代，若有日本人去了中国大陆，绝对是参加甚么代表团被邀请去的。一水之隔的中国，感觉上却比欧美还遥远。
　　不过，就是因为遥远，不少日本年轻人更加憧憬中国。有一本书叫做《旅行的技术：亚洲篇》，一九七六年在东京出版，内容是四个日本大学生单独去亚洲各地旅游的报导。其中一篇是东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从横滨坐苏联籍船舶贝加尔湖号，花五天四夜去香港，在罗湖边境远望大陆的纪录。七○年代价钱平民化的海外游只限于团体旅行，个人旅行仍旧相当昂贵，因为廉价机票还没普及到日本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船舶往往是离开岛国唯一的交通工具。那位研究生是一九五二年出生，大我十岁的藤井省三，七九年作为最早期的日本留华（大陆）学生之一到上海复旦大学念书，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家，任教于东京大学。
　　我自己八一年上早稻田大学开始学中文，也到位于饭田桥的日中学院上夜班一周三次。当时在日籍老师里，去过中国的人还不多。有位老师陪同旅游团去新疆乌鲁木齐，赢得了全校师生的羡慕。
　　记得有一晚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同学谈起山口文宪写的《香港：旅游的杂学手札──出街、街坊、享受》一书，我也马上买来津津有味地看，后来藏书多年。一九七九年问世的那本书，是无业日本青年山口在七○年代初住在香港一年的纪录，充满着香港平民生活的气息。他属于「团块世代」（日本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一九六○年代末的全球性学运挫折后离开日本，在巴黎漂泊一年，回国的路上偶然停留在香港，被东方之珠迷住的。《香港：旅游的杂学手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作者请一个当地小姐打开书包，把里面的私人物品全部拿出来摆在地上拍照。图片中竟有避孕片，对日本读者的冲击可大了，因为保守政治家掌权的日本当时还没有解禁这魔法药。山口在书中介绍的香港平民食品，如叉烧饭、油鸡饭等，读起来挺有吸引力，教我口水流个不停，很想跟他一样去香港天天吃。但那只是香港，而不是大陆。
一九七○年代初，有些日本青年跟山口一样流浪世界。他们的圣经是小田实的《甚么都要看》。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纪实作家泽木耕太郎，在七四年忽然想起「从印度德里坐公共汽车去英国伦敦会怎么样？」而带着全部财产一千九百美元离开了日本， 他的第一站也是香港。泽木后来把前后两年的欧亚大陆旅游经验写成长篇游记《深夜快车》共六册（台湾版《深夜特急》三册），八六年问世后引起日本年轻人的背包旅游热。但那是稍后的事情。而且那一代的流浪青年还进不了中国大陆。
一九八二年北京之夏
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上空看到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白炽灯橙色的光线给人的感觉暖呼呼。
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初夏，我在日中学院听到早稻田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正要自己组团去中国，是趁暑假到北京进修四个星期汉语，而且团员名额还没满。当时的中国不为外国个人游客发签证。但是参加一般旅行团的话，活动自由一定受限制。去北京短期留学一个月，应可多少接触到实际的中国吧？我忽然兴致勃勃了。因为上了大学以后，日本国内的铁路旅行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想去更远的地方了。能去中国一个月多好！总费用是三十多万日圆，等于早稻田大学半年的学费。幸亏那时候我家经济还行，父母愿意资助。就这样，我领全家之先申请护照，跟一批同学们从成田机场搭上了中国民航班机。
当时，中国跟韩国没有邦交，民航班机不能飞越韩国领土，只好先飞过黄海到上海，再向北去北京。那晚，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上空看到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白炽灯橙色的光线给人的感觉暖呼呼。十多年后，我有机会在香港艺术中心观赏中国解放前的上海电影「万家灯火」，就想起了一九八二年夏天从上空看见的上海。
刚改革开放不久的北京，连长安街上都没有汽车的影子，反而有许多待业青年没事干地蹲在路边，晚上趁黑在大街上踢起足球来。当时的北京人还没有穿牛仔裤的。他们一看我们打扮的样子，马上知道是国外来的，但想不到是日本人。「华侨吧」他们彼此说。「不是啊，是日本人呢！」我们用日本腔的普通话说。「唉，真由美！」那是一九七○年代在中国公演的日本影片「追捕」里，中野良子饰演的女主角名字。
我们谁也不是华侨，但是位于阜城门外的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还是乐意接受了我们，大概是市场经济化的先驱了。不过，除了我们团员以外，其他学生都是来自美国、日本等地的华人学生，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年龄相差很大。他们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们是四个人住一个房间，大概是人数多的缘故吧。在水泥地板上安置了铁管床，从天花板挂下蚊帐，在摆设朴素的房间里，还有画着金鱼的珐琅洗脸盆和牡丹花图样的玻璃制暖水瓶，在日本学生眼里倒有新奇的美感。
在北京的四个星期，上午上课，下午复习，周末有校方安排的活动，如：八达岭、十三陵游。但是，好奇的日本留学生如我，总是找机会溜出去逛街，想要尽可能接触到当地的实际生活。已忘了怎样认识的，我们跟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一块去北海公园划船。后来，我也跟当地年轻工人交上了朋友。记得第一次单独约会之际，他在西单大街南边的素食餐厅请我吃饭，因为他点的菜肴很多，我以为还有别的朋友要来，其实并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就那么一顿饭，他花掉了四十块人民币。我当初没有明白，但那数目等于他三个星期的薪水，果然第二次约会的时候，他的钱包已经空荡荡，问了我：「你有钱吗？我只有粮票呢。」
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好比是冷淡的帅哥。他不是说着甜言蜜语伸开臂膀的类型，却有独特的魅力令人难忘。不过，当时的北京也确实有很多帅哥，我觉得比东京至少多三倍。一来北方人个子高、皮肤白。二来外国人有异国情调。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年北京没有胖子，大家都高瘦苗条得跟时装模特儿一般。日本媒体说，那是中国人常喝茶自然减肥的缘故，于是日本市场上一时流行茉莉花、普洱等中国产的「减肥茶」。后来的二十多年里，北京男人的平均体重增加了多少我不得而知，总之到了现在很清楚：喝中国茶会自然减肥之说是胡说八道。只要热量摄取得少，谁都不会发胖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北京街上还到处看得见文革时期留下来的红色大标语。虽说改革开放已有几年，但是集体所有制仍非常巩固，中国首都还没出现民营企业、商店。当时，整个北京城的饭庄、食堂，只有中午和晚上固定的几个小时才开门，如果错过了时间，就得挨饿。但即使在午饭晚饭时间，没有粮票的话，有钱也不行，吃不到饭。可怜的外国人只好在路边的副食品店买块干巴巴的面包塞进嘴里。当时的北京也还没有普及冰镇的饮料。啤酒是从公共浴池那么大的桶子用塑料勺子舀起来喝的。有橘子味的常温汽水一瓶卖三毛钱，相比之下摆在专用冰柜里的可口可乐一瓶卖八毛钱算贵的了。当时，除了北京饭店、民族饭店等国营饭店以外，中外合资的建国饭店已经开门，去那里就可以吃到外国食品。不过，我们留学生倒觉得吃喝跟中国老百姓一样的东西才酷。连服装、发型都要模仿北京姑娘，甚至女同学们互相帮忙梳辫子一块去照相馆拍了中国味道的照片。
在那一个月里，除了学校安排的郊游以外，我也毅然实行了一次单独旅游，是坐长途公共汽车往卢沟桥。虽然地点在北京郊外，但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离开了北京市区，而且当年卢沟桥据说属于未开放地区，桥边真有解放军士兵带枪守卫着，教人紧张至极。
我第一次在北京的时候，「教科书事件」（即日本教育部把历史课本上有关「侵略中国」的记述改成「往中国进出（发展）」而引起中国政府抗议的事件（第一次发生了。当时，我还不大会看中文报，也听不大懂新闻广播，但是有个高年级同学从街上贴的报纸了解到了事情的大概。到底对我们会有甚么影响？谁也不知道。有个同学出去回来报告：外头有人骂日本鬼子，并把葱头甚么的往他扔了过来。可是，对我本人，事件倒没有直接的影响。
八月底，我们从北京起飞，在回国的路上停留于上海、苏州、杭州三地，总共游览了五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第一百货大楼，商品丰富且时髦，连牛仔裤都有卖。跟南京路繁华的市容相比，北京第一条街王府井逊色多了。还有，江南人说的话跟我们刚在北京学的截然不同。当我说「谢谢你」，对方马上纠正道：「谢谢侬。」
上海偷渡客
他用蓝色钢笔写的方块字不能说很漂亮，但是内容的真诚打动了我的心。
我跟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有缘分。一九八三年，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国政府宣布：第一批三十一个城市对外国个人旅客开放了。这么一来，去中国不必参加旅游团，也不必把短期留学当借口，光明正大地可以自己去玩了。那年，我跟同学们办的校园杂志卖得很好，到了年底手头上有了十万日圆的闲钱，恰好跟去上海自由旅行一个星期的价钱一样。之前，我深信日本最重要的节日元旦非得在家跟父母一起过不可。但我都是二十一岁的人了，国外旅行的吸引力比家人大得多了。
于是我到旅行社报名，要参加开放后第一届的上海自由旅行团。十万日圆的费用包括签证费、机票费和一个星期住在上海宾馆的房租。团员总共十来个，男女老少都有，但是我跟他们几乎不来往，每天在宾馆餐厅吃完早饭以后，马上一个人上街了。
好像就是刚到上海的第二天上午，我在南京路上一个人溜达溜达，在华侨饭店一楼的咖啡厅认识到了三个帅哥：阿成、阿德和阿鹏。他们说普通话的口音很重，尤其是阿成、阿德两个人。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们俩是香港来的。穿西装的阿成皮肤白皙，穿运动装的阿德则皮肤稍黑。他们俩和当地小伙子阿鹏好像也刚认识不久。我们四个，加上一男一女两个上海中学生，在后来的几天里玩得非常愉快。
我们去古老的国际俱乐部打桌球、游泳。解放前留下来的建筑特别有风格，而且不知怎地没有其他客人，像是我们包了全场。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我们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舞厅参加了除夕晚会。另外，还分别到两个上海中学生家去作过客。那年代的上海公寓是没有暖气的。我们去女孩子家的时候，她母亲大白天躺在床上，我还以为人家有病，其实她是钻进被窝里取暖的。她母亲看见我们进来，匆匆起身张罗的糖水煮鸡蛋，在当年中国算是奢侈品，但是我吃不惯而剩下了一大半，后来被阿成谴责「没礼貌」。男孩子的家则相对贫穷，一家人住在大杂院的阁楼，在房间里烧水得用蜂窝煤。
几天后，阿成和阿德坐火车离开上海，我和三个上海人一块到车站送他们。再过几天，我也要走了。二十来岁的阿鹏好像是个待业青年，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两个香港人走了之后，他要求我带他一同去友谊商店。我给他买两条三五牌香烟当礼物。记得阿鹏说：「中国很落后，赶上日本需要五百年。」谁料到，九○年代以后的上海迅速发展，其实五十年都用不着，有些地方已经超越了日本。
回日本以后，我写信给在上海认识的那五个中国朋友，也收到了一些回信。其中，阿德写来的信最长，是寄自广州的。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他用蓝色钢笔写的方块字不能说很漂亮，但是内容的真诚打动了我的心。他在信里向我坦白：原来阿成和他都是广州人，是偷渡去香港的。阿成运气好，弄到了身分证，做的士司机，但是他自己一直属于黑户，在香港躲躲闪闪地心情总是不好。年初离开上海后，两个人到了广州，阿成一个人回香港，他倒决定留在广州，目前寄宿于母亲家。两个偷渡客在一九八三年底的上海到底做甚么，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待业青年阿鹏，我过一年再到上海时，根据信上的地址找过他。在旧市区杂乱的弄堂里，找来找去才碰到了一个老太太知道阿鹏的名字。她好像就是阿鹏的奶奶，但是只会讲上海话。别人帮忙做翻译，我才明白：阿鹏被送到新疆去了。我不敢问老太太，她孙子是否做坏事给判决「劳动改造」了。
「延期偿付」的小飞侠
大学三年级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其他同学们都开始准备写毕业论文，也马上要着手于就职活动了。但是我自己呢，倒老梦想去海外漂泊一段时间。
有个英文词叫Moratorium，本来是经济学上延期偿付的意思。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日本，心理学家小此木启吾写的《Moratorium人的时代》一本书很受欢迎。他指的是到了大学该毕业的年龄也不想马上出社会工作，反而想办法延长自由自在的青春时代，要暂停承担社会义务的年轻人。把经济学术语用来形容这代人心态的做法，当初是美国的精神分析家开始的。经小此木介绍到东瀛来，日本不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词描写自己的心理状态恰到好处。恐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宽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出现这么一批年轻人的。小此木后来也引进美国的通俗心理学概念，探讨社会上有一群年轻人永不想做大人的问题，即「小飞侠（Peter Pan）症候群」。
我本人大概也属于八○年代初「延期偿付的小飞侠」之一。大学三年级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其他同学们都开始准备写毕业论文，也马上要着手于就职活动了。但是我自己呢，倒老梦想去海外漂泊一段时间。都二十二岁了，由别人看来是十足的大人了。跟我同岁的朋友当中有不少是高中毕业以后就出社会已经工作了四、五年的，也有女同学早就结婚做了母亲。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还没有学够，也没有玩够。
就在那个时候，一九八四年初的一天，我听说日中友好协会不久要举行留学生选拔考试，正在接受报名。如果成绩好，就会有中国政府发给的奖学金，能够以公费生资格免费去中国留学两年。这应该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了。经过前后两次的短期中国旅行，我的普通话有了点进步，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兴趣也越来越深。趁机学好中文，同时在广大的中国大陆无忧无虑地旅游两年，对「延期偿付的小飞侠」来说，难道不是最理想的出路吗？
时机对我很有利。一九八三年，当中国政府把国内三十一个地方指定为对外开放城市以后，日本有家出版社马上派一批背着背包的小飞侠去中国大陆走个天南地北，把他们带回来的旅游讯息经整理编成一本书出版了。那就是Diamond Big社一九八四年刊行的《地球的步行法「中国自由旅行」：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版》，乃战后日本头一次问世的中国大陆自助旅游指南书。当我顺利地通过日中友好协会举办的留学生考试，八月底以公费生身分从东京往北京出发的时候，随身行李之中就有这本书了。后来，我在中国留学的两年里，每次去外地旅游都一定带着《地球的步行法》和仓石武四郎先生编的《岩波中国语辞典》。
日本背包客的守护神
一九七○年代离开日本的年轻人，一到海外就发现：其实做海外旅行不必是百万富翁，反之在西方，越是没钱的年轻人越要去长期的旅行。
世上很多事情往往都同时同步地发生，也就是心理学大师容格所说的synchronicity（同时性）吧。当中国逐渐向外国游客开放国门，也正当我这个「延期偿付」的小飞侠要向广大世界起飞的时候，日本旅游业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背包客（back packers）为对象的各种服务陆续诞生。一方面有自助旅游指南书《地球的步行法》系列开始刊行；另一方面有专门出售廉价机票的旅行社在东京新宿开张了。
背包客是买张廉价机票出国，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背着背包走世界的。跟之前买定价机票，穿着西装、皮鞋，戴帽子，体面地走上了飞机阶梯，然后向亲朋好友挥手告别的精英分子不同。也跟之前乖乖地跟着陪同导游走的蜜月旅游团，﹁农协﹂旅游团不一样。背包客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有的是时间，因而特别重视活动自由。
Diamond Big社（以下简称DB）从一九七九年开始问世的《地球的步行法》，是日本最早以背包客为对象的旅游指南书系列，由最初的欧洲版、北美版、中美版开始，陆续扩大范围，直到如今在日本大型书店书架上始终摆着一百二十多种的地步。
DB当初主要从事的是针对于大学生的就职咨询业务，后来进入了海外旅游业。在一九八○年前后的日本，大学四年级学生的毕业旅行逐渐流行了起来。他们嫌团体旅游的拘束，反而向往漂泊，憧憬冒险，却缺乏相关的经验和能力。于是由DB组织旅行团，带一批大学生去海外某一个城市（如：伦敦、洛杉矶），给他们提供开头两晚的住宿和个人旅游所需要的详细讯息，然后叫团员自力更生往各地（如：欧洲大陆、北美大陆）出发并自由旅游一个月左右，在约定的日子在约定的地方（如：巴黎、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大家再集合，一起回日本去。这样的半自由团正符合当年日本旅游市场之需要，很受大学生和他们家长的支持。
为了鼓励多数学生参加，DB要收集并累积大量有关海外各地，既详细又最新的旅游讯息。为此目的而策划的《地球的步行法》系列，从制作方法起就跟传统旅游书不同：它不是派一个或几个记者去采访后书写，而是向不特定多数的自助游客募集投稿，把他们提供的内容编成书出版的。好在DB每年组织多个半自由旅行团，各团员在各地收集的讯息，虽然质量不一定高也不一定准确，但是强在讯息量特多，绝对压倒任何传统旅游书。再说，第一版问世以后，从翌年起，带书出国旅游回来的读者，不请自来纠正旧版的错误，也为新版提供讯息。《地球的步行法》刚开始的几年，就是这样更换内容的。
廉价机票出现于日本，也几乎在同一个时候。直到一九七○年代末，一般日本人去海外的途径只有跟团。一方面，普通日本人在海外的活动能力确实不高；另一方面，市场上也没有零售廉价机票。当年单独出国的日本人非得按定价买机票，但价钱贵得只有百万富翁负担得起。然而，同一时期在欧美市场上已经有的是廉价机票，西方嬉皮就是利用那些机票绕行全球的。一九七○年代离开日本的年轻人，一到海外就发现：其实做海外旅行不必是百万富翁，反之在西方，越是没钱的年轻人越要去长期的旅行，因为国外物价会比本国便宜。
一九八○年，首都东京的嬉皮，在新宿开张的HIS是日本市场出售廉价机票的先驱者。即使在最初，他们卖机票的价钱是定价的一半而已。HIS是以批发价格采购团体票，然后以零售价格分给个人旅客的。之前，航空公司批发机票的客户只有组团的旅行社，但是如果到了最后规定人数还不满的话，飞机只好留着空位子起飞；好浪费。HIS就把那些剩余的机票买下来，不仅为个人旅客带来方便，而且给航空公司、旅行社都带来利益。于是生意越来越好。后来HIS也开始经售市场上名气相对低的第三世界航空公司的票，价钱更便宜了。
记得有一天，我在大学看到墙上贴着「超平机票」的传单，下课以后去新宿打听有没有去中国的票。当时的HIS还创办没多久，公司位于新宿西口老旧大厦的二楼，里面只有两张办公桌和一支电话。该公司创办时期的主要顾客群是背包客大学生。他们的头脑比成年人开放，对新型服务的接受能力强，而且由于钱不多，更愿意买廉价票。相比之下，成年人不信任新出现的行业，他们说：「怎么会那么便宜？一定是骗人的吧！」也难怪，当时HIS经售的机票是起飞当天在机场柜台方才拿到的。总之，那天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说不定就是创业老板）很热情。但是，去中国的个人机票当时仍只由被授权的几家特定旅行社经售。「去香港的票则有很多，最便宜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如果你不怕深夜到达的话。」他对我说。
HIS是Hide International Tours的简称，Hide是老板泽田秀雄的名字中「秀」字的日文读音，我猜也是他的英文通称。不过，看起来跟英文的hide（躲避、保密、隐瞒）意思一样，我觉得颇好玩。虽然那天没有买到去中国大陆的飞机票，但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去香港几次坐的飞机票，都是在HIS买的。当时没想到我妹妹几年以后开始在HIS工作；也没想到该公司将成为日本旅游业界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不仅在东京股市上市，而且收购海外饭店，也办起自家的航空公司
（Sky Mark Airlines）来。
冷战末期的北京留学生
一九八○年代是冷战末期。台湾还没有解严，台湾人不能直接去大陆。台湾或大陆好比是二者择一的考题；取了一个，得弃一个。当时因《龙的传人》一曲走红的侯德健我就选择了大陆。
从一九八四到八六年，我去中国大陆留学两年。第一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现代汉语，第二年则转学到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我是参加日中友好协会举办的留学生派遣考试，被选拔为公费留学生的。免除学费、房费以外，每月还可以领奖学金，乃中国教育部所发给的。一个月两百块人民币的奖学金比当年中国多数人的月薪还多。在当时的中国，「内外有别」是公认的国策。货币也不例外：本国人用人民币，外国人用外汇兑换券。有些地方，如友谊商店或外资酒店，只接受兑换券。在两种货币之间，中国政府规定的交换率为一比一，但是在「黑市」，一百块兑换券最多能换到一百八十块人民币。在一九八○年代的中国，外国人最常听到的英文是：「Change money？」
中国还没有金融卡也没有信用卡，却有「白卡」。拥有这卡的是领取中国政府薪金的外国人，如外国专家或部分联合国组织职员等，公费留学生也包括在内。当我们花人民币的时候，只要出示一下「白卡」，就买得到本来非付兑换券不可的东西。「白卡」也允许持有者免税进口各种家电，如彩电、录音机、冰箱等。记得有位大学教授的夫人多次请求我用「白卡」替她从香港进口一台洗衣机，也为了这点帮忙，她还请我吃过几次饭。但是我胆子小，怕麻烦，始终没有同意，教她失望了。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当年刚恢复没多久。一九七二年邦交正常化，七八年改革开放后，才有了日本留学生去中国念书的。在八○年代的北京，接受外国学生的院校有几所，除了我被分配去的外国语学院以外，还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来自第三世界的留学生占多数。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是北京语言学院。学中文的外国人很多都用过这所大学出版的课本，所以感觉上特别熟。我在北京碰到过一个意大利女学生。她事前没做任何安排，就离开意大利、搭上西伯利亚铁路、跨越欧亚大陆来到北京，拿给的士（当年叫做出租汽车）司机看了语言学院刊行的课本，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从松宽背心的袖孔里，展现着没戴胸罩的丰满乳房和繁茂的金色腋毛。总之，她是要直接去语言学院办入学手续的。
一九八○年代是冷战末期。台湾还没有解严，台湾人不能直接去大陆。台湾或大陆好比是二者择一的考题；取了一个，得弃一个。当时因《龙的传人》一曲走红的侯德健我就选择了大陆。北京的大专院校理应没有台湾学生。中国跟韩国之间都还没有建交，北京院校也没有韩国留学生，街上都没有韩国游客商人，更不用说韩国街了。当时的北京人对「韩国」很陌生，仍称之为「南朝鲜」，想都想象不到十几年后会出现韩流。在八○年代的大陆，如果听到了韩语（也确实常听到）则一定是北朝鲜人讲的。
我在北外（北京外语学院）的同学里，人数最多是北朝鲜留学生，约有七十个人，占总共一百五十名留学生的差不多一半。他们年纪在十六和二十二之间，男女比例为八比二，似乎都是来自平壤的高干子弟，到了北京后先学好汉语，接着插入外国语学院的本科班，跟中国籍学生一起学习五花八门的外国语，如斯里兰卡语。
留学生楼的第二大群体是日本人，大约有五十名，从十八到三十多岁，有公费生、自费生、企业派遣之别。其中一位男同学，是某家公司的职员。他叫新婚妻子从日本过来，另付房租在留学生楼里跟他同居，并且每天用小电炉专门为他煮的三顿饭当然是日本菜啦。他们要在其他留学生面前展开黏糊糊的新婚生活，因为当年到大陆的留学生一律得住在大学宿舍而不可走读（通学）的，犹如中国大学生全住校一样。反正外边也还没有私房出租。日本有些大企业，把将来预计担任中国市场主管的年轻职员送出去留学两年，第一年在台北学习打基础，第二年则转到北京练发音。校方为了方便那些人，特地把厕所叫做一号、二号等，教其他人摸不着头脑。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楼在远离中国学生宿舍，隔了条西三环的西院最里头。在那儿，北朝鲜学生住在二楼，日本学生住在三楼。一楼的住户则有苏联人、柬埔寨人、波兰人，均来自当年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友邦国家。他们都是国家派来的，有国家赋予的任务，也有对国家的责任。相比之下，日本留学生从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长大，往往把留学当作逃避生活回避现实的手段，对他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理解有限，对各国历史的研究也不够，难怪跟其他国家的学生之间常常发生了小摩擦。
青春，北京的摇滚份子
我在北京的一年，交上的中国朋友很多，他们自称为「八○年代现代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群摇滚青年，当时住在首都剧场里面，白天排练英美港台日的摇滚乐，傍晚出去吃饭喝酒打架，深夜回到剧场里睡觉。
当大陆文化界开始出现怀旧一九八○年代的潮流之际，我才发觉，那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北京，原来对大家都是美好的记忆，而不仅对我本人如此。虽然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而已，但是后来一直当她是第二故乡，因为在那儿过的日子实在教人怀念不已。一九八四年初秋，我到北京的时候，中国首都的气氛跟两年前我去短期留学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街上开始出现个体户小餐厅或杂货店，西单、西四等地方很热闹有活力。好像一切都要从现在重新开始，中国人对未来很有信心的样子。
那是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领导中国的年代。我到北京后一个月，就遇上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大典礼。当局透过学校通知：留学生也可以参加。于是十月一日当天，我们一批留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北边的西长安街，在斯大林肖像的下面排列等待中国领导人出面。老师事先教过我们，当邓小平出现时，大家得齐声喊：「首长好！」那就是陈凯歌拍成影片「大阅兵」的大游行。有个日本女同学，在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楼住在我隔壁房间，她那天在斯大林肖像下面认识了清华大学的巴基斯坦留学生，后来一直保持来往，毕业后在北京结婚生活，直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两人双双去了美国。
我在北京的一年，交上的中国朋友很多，他们自称为「八○年代现代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群摇滚青年，当时住在首都剧场里面，白天排练英美港台日的摇滚乐、流行歌曲以及自己创作的曲子，傍晚出去吃饭喝酒打架，深夜回到剧场里睡觉。乐团的名字叫「不倒翁」，就是跟当年中国领导人的外号一样。成员有好几个：丁武、王力、李季（小季）、阎纲、王迪、臧天朔（小臧）等。可称为他们大哥的孙国庆当时已经有点名气，拍过电影甚么的；常带小号来玩的老崔是后来的摇滚天王崔健。北京许多人还穿军装的时代，他们打扮得好前卫，在别人看来满奇怪，疯疯癫癫的。留长头发的丁武，以前是中学的美术老师。他说「我母亲说，我以前是傻子，现在又成了疯子」，教我笑个不停。　谁会想到几年后他当主唱的唐朝乐团将成为全中国摇滚粉丝的偶像。
一九八四到八五年，中国最早的摇滚乐团不倒翁还完全没有演出的机会，收入有限，大家都穷得可以，甚至有人因营养失调而全身起疹子。可是，有理想的年轻人是满快乐的，而且他们也施行一种共产制度：谁有钱，由大家来花。乐团成员中多数是四川人第二代，特别爱吃辣，经常光顾西单南边的个体户川菜馆，在路上摆的折迭桌子上每次都少不了大盘的鱼香肉丝，也一定摆满了绿色瓶子的北京啤酒。他们也喜欢到西四延吉冷面馆吃辣狗肉。至今听到青春一词，我首先想到的永远是当年的北京摇滚分子。
八四年到八五年，在北京名气最大的日本人是山口百惠。她和三浦友和饰演男女主角的「血疑」等「红色系列」电视连续剧，当时正在中国播放，连小孩都会哼主题歌。还有「一休和尚」等日制卡通片也相当红。社会上常见到的日本产品有卡西欧的电子键盘，特别在小规模舞会上，随着它的伴奏大家跳交谊舞。八五年夏天，由于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缘故，电视上开始重复地播放文革时代的抗战电影，如「地雷战」「地道战」。大家都看老舍原著改编的连续剧「四代同堂」，也是以抗战为背景的。记得有一次去南苑空军干休所的丁武父母家，跟他们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电视放着「四代同堂」。我当时还听不大懂中国话，对电视节目也不怎么注意，却对桌子上他母亲蒸的苦瓜特别有兴趣，中间洞里塞着肉甚么的。忘了是谁，总之有人忽然发觉了似地问我：「小三子，你是鬼子吗？」我一时放下苦瓜，歪着头，有点傻乎乎地反问：「你说甚么？」
一路上单独行
记得当时每次去旅行，我都背着在东京买的红色大背包，好像本来是为滑雪客而设计的，两边有能装放一双滑雪靴的大口袋。我在那里放迪斯尼花样的塑料暖水瓶，是当年中国旅游的必需品。
前后两年的中国留学期间，我做了六、七次的长线旅游，大部分都为单独行。所去过的主要地点如下：
一九八四年十月（国庆节假期）：天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元旦假期）：大连、旅顺。
一九八五年二月（春节假期）：上海、宁波、绍兴、杭州、福州、泉州、厦门、汕头、广州、深圳。
一九八五年五月（劳动节假期）：沈阳、抚顺、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
一九八五年八月（暑假）：银川、酒泉、嘉峪关、敦煌、乌鲁木齐、喀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吐鲁番、兰州、西宁、格尔木、拉萨、成都、上海、苏州、杭州。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元旦假期）：香港、海口、三亚。
一九八六年二月（春节假期）：昆明、景洪、乐山、大足、成都、重庆、长江三峡、武汉、上海。
那是还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的时代，普通中国家庭连电话都没有。在大陆两个城市之间打电话，都要到长途电话局去挂号，更不用说国际电话了。当时，我们留学生去外地旅行，根本没有预订这回事。反之，要买车票就直接去车站排队，要住旅馆就直接去柜台等服务员上班，全都要当场交涉谈判的，而在那社会主义年代的中国，外国游客最常听到的汉语句子竟然是：「没有！」
话是这么说，在当年的中国内外有别，外国人还是处处被优待。买票常常有「外宾」专用柜台，虽然价钱会比当地人贵几倍，但是排队等待的麻烦则免除了。再说，中国也特别重视国际体面，若有本国人对﹁外宾﹂进行犯罪行为，即使是轻微如小偷的罪行，所受到的惩罚会满严重。那是中国还经常举行公开枪毙的年代，警告的功用特别大。所以我一个女学生去旅行，只要强调外国籍身分，一般就会避开麻烦危险的场面。
记得当时每次去旅行，我都背着在东京买的红色大背包，好像本来是为滑雪客而设计的，两边有能装放一双滑雪靴的大口袋。我在那里放迪斯尼花样的塑料暖水瓶，是当年中国旅游的必需品。除了用来喝水喝茶时，还有些想不到的作用。有一个严寒日，我在浙江绍兴看到路边到处都有卖酒的小摊子，马上拿出那迪斯尼暖水瓶买了二两花雕酒，然后边舔边走，不仅身体慢慢暖和起来，而且不知不觉之间整个人都醉醺醺，真是舒服极了。
红色背包里也始终有《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日本个人游客的圣经《地球的步行法》和我当时爱用的《岩波中国语辞典》。仓石武四郎先生编的这本辞典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所有的词儿都按照发音的罗马拼音排列，结果看起来像英语辞典，而不像汉字辞典。对中文根底浅薄、听力又不好的初学者来说，这是再方便不过的辞典，因为当我们听到汉语生词之际，若手头上只有传统汉字辞典的话，很难知道该在哪个母文字下进行搜寻为好。然而，有了仓石先生的辞典，则可以全按照发音去查询，结果真是跟变魔术一般，十之八九竟能找到语义。
个人旅行重要的携带品，还有万能药。当我离开日本之际，姥姥叫我带了当药吃的自家制梅干。后来，我也发现广东名药保济丸很管用，胃肠感到不舒服就服用一下，一般都会解决问题的。不过，对水土不服，最好的对策是请教当地人。当我在丝绸之路上吃了太多哈密瓜拉肚子的时候，有个新疆人告诉我：「你吃西瓜吧，会止泻。」果然如此。我刚从干燥的北京搬去潮湿的广州时也一时适应不良，当地菜也吃不惯。就在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吃豆腐吧。换了地方，该吃豆腐，身体才会适应过来的。」结果呢，果然如此。
涉外饭店
当时外国人不可住民房不说，连中国人住的旅馆也不接受外国人。所以，留学生到了外地，一般得住在国际旅行社等专门接待「外宾」的饭店。
虽说是在广阔大陆上的个人自助旅游，但是在一九八○年代的中国，外国旅客能享受到的自由还是很有限的。感觉像是如来佛手掌上的孙悟空。例如，当年中国的签证有入境签证和出境签证两种。当我们去中国留学之际，先得申请入境签证，到了中国后则马上要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乃合法逗留的证明书。然后，每次想要离开，都得在居留地公安局办理出境签证，否则拿机票去了机场也不得出国。
留学时代的我，远走高飞的念头特别强，于是到外地旅行也不想去普通游客云集的名胜古迹如西安、桂林，反而专门跑满洲里啦、喀什啦、景洪啦，中国跟邻国之间的边境地区。但是，我每次离开居住地以前，总会忘记办理出境签证，所以到了满洲里、喀什也没能过境去当年的苏联，到了景洪也没能进缅甸。在西藏拉萨，其他游客都要坐车去尼泊尔加德满都，我只有目送的份。最糟糕的一次是，从北京老远到了深圳，忽然想起香港有个老朋友，很想过去看一下，但是到当地公安局打听后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你得在居住地办理出境签证」，而我当时的居住地是两千公里之外的北京！
另外，外国游客能住的地方也受限制。当时外国人不可住民房不说，连中国人住的旅馆也不接受外国人。所以，留学生到了外地，一般得住在国际旅行社等专门接待「外宾」的饭店。但是，在每个开放城市只有几家涉外饭店的情况下，如果都客满了，怎么办？
有一个冬日，我在沈阳遇到过那样的情况。背着背包，问了市内所有的涉外饭店，但都说「没有空房」。外边极冷，天都已经黑了，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响，非得先吃点东西不可了。于是在火车站附近找个小店，推开笨重的帘子进去，里面提供着朝鲜风味炭烤牛肉和冰镇冷面。店里稍黑，木炭燃烧的颜色更加显得暖呼呼。简直是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少女》中主人翁做的梦一般。我马上坐下，学旁边顾客的模样，用桌子上的糖、醋、酱油和辣椒粉自己调好了作料，然后把刚刚烤熟的牛肉片沾着放进嘴里去，热腾腾地太好吃了。可以说，我从烤肉和冷面取得了继续找房子的勇气，忽然想到大都会沈阳应该有所大学，何不去求助？幸亏，最后在辽宁大学的留学生楼找到了个床位。
也有一部分涉外饭店，却无论有房无房，无论有床无床，都接受客人。一九八五年的暑假，我做西北长线游，在甘肃省兰州的兰州饭店，青海省西宁的西宁宾馆，连续几天付五块钱人民币住的都是所谓多人房。为甚么要加﹁所谓﹂两个字？因为两家饭店让我住的其实不是客房而是巨大的会议厅，里面也没有床，反而在硬邦邦的地板上铺满了床单，让无数外国游客挤在一块儿睡的。所谓外国游客，当年以香港大学生为主，他们是由好几对男女组成二、三十个人的团体一起旅游的。当我放下行李坐了下来，马上有个女孩子用广东腔的普通话问我：「你的男人在哪里？」也许就是为了对付那些香港年轻人，饭店方面才把会议厅开放给外国旅客的。但是整夜把吵吵闹闹的广东话噪音灌进耳朵，我根本睡不着觉。
当年，中国人住的旅馆都以性别分房。即使夫妻要住在同一间，也非得拿出结婚证不可的。但是，不知怎地，涉外饭店的多人房却大都为男女杂居。记得同一年夏天，我在西藏拉萨住的雪域旅馆，围绕院子的好多间，全是男女杂居的多人房。每一个房间有十几张铁管床，环境满干净，但就是不分男女。我在那里见到的一个日本人，是年纪三十出头的男性，被南亚风土所迷住，在日本工作半年赚了一笔钱后就往印度、尼泊尔、西藏出发无目的地逗留到钱用尽为止。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就是对男女杂居的旅馆有意见。
「我住的房间里，有个挺漂亮的法国女孩。有一天下午，我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她从外边回来，歪头向我微笑，然后呢，泰然自若地开始脱衣服。我在这儿住久了，每天见到各种各样的女孩子在我面前换衣服，但是这个法国妞竟然把内裤都要脱掉，而且全然不遮掩。你说这是甚么意思？」
「要勾引你吗？」
「瞎说！正相反呢。人家把我当作猴子甚么的，把全裸的身体展露在我面前，也想不到我会有甚么反应。西方人瞧不起咱们东方人到这么个程度呀。你说糟糕不糟糕？」
他对事情的解释到底对不对，我无法判断。不过，本人对男女杂居的多人房也觉得难以接受。刚到拉萨的几天，我患上高山症身体不大舒服，只好躺在床上休息。那时候，有个满脸是胡子的美国大汉走过来说：「我会按摩，对高山症很有效的。」然后不等我的回答就开始摸脖子肩膀等..真是岂有此理！
面条之路
关于旅游的很多记忆，随着时间已消逝，但是在旅途上吃到的一些美味，过了二十年都念念不忘。
我这半辈子最长一趟的旅行是中国留学期间的一九八五年夏天，花三十五天走了神州大西北那一次。
七月中，我参加大学外办为日本留学生组织的团，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经过酒泉、嘉峪关，在敦煌骑着骆驼参观过莫高窟后，再进入新疆，去吐鲁番品尝名产葡萄干，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然后我和一个女同学离开了团，坐小型飞机前往新疆尽头的中亚市集喀什，回程则搭长途公共汽车，中途停留在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的各绿洲，整整三天后回到了吐鲁番；从那儿，我上火车往甘肃兰州，看过黄河波涛后换坐开往西宁的兰青线，接着又上青藏线到当年的火车前轨道终点格尔木；接着是去拉萨，为时四十个小时越过五千公尺高山的公共汽车之旅；一个星期后，从世界屋顶坐飞机降落于四川盆地的成都，而后继续飞越中原到了上海，跟从日本来的家人玩了几天江南名城苏州、杭州；跟家人告别后一个人回北京，马上整理好东西，又一个人搭飞机搬去广州中山大学的时候，已经快九月了。
关于旅游的很多记忆，随着时间已消逝，但是在旅途上吃到的一些美味，过了二十年都念念不忘。当年中国，物资和讯息的流通都不怎么发达，在西北尝到的很多东西，在我居住的北京、广州等地完全吃不到，至于我留学结束离开中国后的情形则更不用说了。就是因为得不到，所以更加地想念。这感觉有点像恋爱。
至今一有人提到丝绸之路，我就回想起当年吃过的穆斯林美味来。那边好吃的东西可真多。但是很奇怪，还没离开北京之前，汉族朋友们纷纷警告我说：那边的东西不干净，恐怕你吃不惯。瞎说！新疆的伊斯兰教徒爱干净的程度，连日本人都衷心佩服，而且他们的厨艺教人大开眼界。恐怕是当年中国旅游不大方便，那些朋友们自己并没到过新疆才这么说。
总之，出了嘉峪关，进了新疆以后，炒菜里面的羊肉明显多起来。不过，陪同我们团的是汉族老师，一天三顿安排给我们吃的也自然是汉族菜。离开了团以后，我才开始接触到地道的新疆菜了。特别是跟一批当地人一起坐长途汽车，花三天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只好吃跟其他人一样的东西。谢天谢地，这样子才吃得到真正的美味。
最初迷住我的是新疆的水果，尤其是慕名许久的哈密瓜，我之前没吃过那么香，那么甜，那么多汁的水果。而且足球那么大的哈密瓜当时才卖五毛钱一个，比一瓶可口可乐还要便宜，能不吃吗？何况，香瓜是我从小最憧憬的水果；因为在当年日本，那是专门送给病人的高级礼物，永远轮不到小孩子。所以，大白天，疾驶于红色大沙漠的长途汽车，每次在绿洲停下来的时候，我都买一整个哈密瓜尽情吃。当初非常幸福，但接着心情开始矛盾，甚至有点为难了，因为吃了太多哈密瓜一定会拉肚子，但是由于太好吃我绝不肯停吃，反而想吃更多。「不要紧的，你吃西瓜吧，马上止泻。」同车旅客们告诉我。于是又买一整个西瓜当药吃，果然真管用。就那样，我轮流地吃着哈密瓜和西瓜成功地度过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然后，到了傍晚，公共汽车在甚么绿洲停下来要过夜。我跟着其他旅客去外边，发现有个露天摊子。在长如柜台的桌子对面，戴着刺.帽子的新疆厨师挥着炒菜锅正在做一盘又一盘的菜。我当初猜不到是甚么，更不知道叫甚么。反正，那摊子卖的就那么一种菜，我也要了一盘。结果呢，装在大盘子上的是，我在中国领土上吃过的面食当中，最接近意大利面的东西。稍粗且长的面条特别有咬劲，跟西红柿、青椒、洋葱、辣椒、羊肉片等一起炒成的味道真是一级棒。我当场就联想到一则传说：意大利面当初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去的面条。难道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同时也是面条之路吗？而这片新疆绿洲，就是中国面条和意大利面的分水岭？
我过于感动，不想一口气就吃完，倒希望能够慢慢品尝。但是天已经开始转黑，好多蚊子出来了。哎呀，沙漠上的蚊子可厉害的，没多久，我整个人都被牠们咬得可怜兮兮。但是，新疆炒面实在太好吃了，我绝不肯中途放弃，因为今晚离别后何时能再相见，在当年当地谁也说不定的。（我是二十一年以后，这时在北京已经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餐厅，位于东四十六条的弯弯月亮餐厅才再见到了它，而且这时才知道芳名叫做「拉条子」。）
经过后来的阅读，我得知面条是在欧亚大陆的好几个偏远地带分别诞生的，并不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意大利去，也不是他从意大利传到中国来的。不过，回想在中国留学的两年里到各地吃过的面食，我还是觉得，汉族跟少数民族杂居的大西北，确实有几种突出的面条。
新疆拉条子的印象还相当深刻的时候，我在兰新线火车上，从一批年轻军人那儿听到了：兰州牛肉拉面非常好吃。仅仅几年以后，北京街上到处出现牛肉面馆，不仅有兰州牛肉面，甚至有甚么加州牛肉面。但是一九八五年夏天，北京还没有一家牛肉面馆的。在当年北京，卖面条的馆子非常少，教我这个爱面族特别失望。因为我在日本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教科书上有篇课文专门谈北京炸酱面的做法，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使我憧憬不已，成为非去北京留学不可的原因之一；可是，到了北京以后，却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炸酱面。那也是炸酱面大王没出现之前的年代，恐怕北京人都是在自己家里面做的。几年以后在多伦多，我去东北佳木斯出身的中国演员刘利年家，才第一次吃到了地道的炸酱面。
言归正传，本来对我来说，兰州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抽象的地名而已。那天下车以后也并没有热心观光，只是去桥边观看了滚滚流去的黄河而已。但是，在兰州吃过的牛肉拉面之味道，我却是毕生绝不会忘记的。光是香辣汤汁里的大牛肉块和几根香菜，都足够教我惊喜得跳起来，再加上了特有弹性的拉面以后，简直就是全世界最完美的一顿便餐了。有趣的是，兰州拉面跟新疆拉条子不仅都是清蒸，而且口感很像，都很有咬劲。那是当年的北京面条普遍欠缺的特性，在大西北却为家常便饭。
虽说同样是大西北的少数民族，新疆人和西藏人，文化和气氛都非常不同。跟集体性格开朗，连举止都轻松，特别会跳舞的新疆人相比，西藏人显得相当地严肃沉重。在西藏，连饮食生活都不像凡事华丽鲜艳的新疆。把所有精神都献给宗教信仰的西藏人，也许对食物的兴趣不很大。所以，在拉萨过了几天后飞往四川省成都市的时候，我心中满是期待：四川菜闻名于全世界，这响应吃得到各种美味了。飞机着陆，我马上看到，四川盆地绿油油，处处可见在藤篮子里晒干辣椒的场面，好比是头发黑油油的美女戴着红宝石。
果然，天府之国的美名并不虚传，成都街上当年到处都有小吃店。我先尝了大名鼎鼎的陈麻婆豆腐，再去国营担担面馆点了二两担担面，吃完第一口就被与众不同的味道百分之百压倒了。新疆拉条子好吃，兰州牛肉拉面好吃，成都担担面也实在好吃。小碗里的面条和少量辣酱互相融合的程度，若跟西方比喻就是面包和奶油那么融洽而分不开。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开始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整个成都城没有第二家店卖这著名面食。我在成都待的几天，每天都会到国营担担面店去点二两或三两，吃多少次也不会腻，喜欢至极，只是很快在我脸上开始长很多痘子，是胃肠不适应消化那么多辣椒花椒的缘故。
担担面毕竟全球著名，北京、广州的四川饭馆菜单上都有，味道也不错，但就是比不上成都的。我非常想念成都国营店卖的那担担面，于是第二年春节假期，参加学校旅行团去昆明、西双版纳之际，又顺路一个人去了四川一趟。看了乐山大佛后到成都，如愿吃了国营担担面和陈麻婆豆腐。那一次四川行，也到大足、重庆等地玩几天，我原来以为离开成都后也可以继续尝担担面，何况重庆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谁料到跟整个日本一样大的天府之国四川省，除了成都那家店面一点不起眼的国营馆子以外，好像就是没有第二家店供应担担面的。真是不可思议！
加
拿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