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法宝就是凭考试，从未落过榜，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
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又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时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摇橹，让我在小仓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船上备一只泥灶，自己煮饭吃，小船既节省了旅费又兼做宿店和饭店，只是我们的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从停船处走到无锡师范，有很长一段路程。我们到路口叫一辆人力车。因事先没讲好价，车夫看父亲那土佬儿模样，敲了点竹杠，父亲为此事一直唠叨不止。
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病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针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得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但姑爹的小小渔船仍然是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
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给我买了瓶汽水喝，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难喝了。店伙计笑了：“以后住下来变成了城里人，便爱喝了！”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
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师范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下海了，从此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那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我羡慕没有父母，没有人关怀的孤儿，浪子，自己只属于自己，最自由，最勇敢。
……醒来，枕边一片湿。
婚礼和父亲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高的奢望，我有幸品尝过这种欢乐。往事如烟，我和妻已是白头老伴，但当年婚礼中父亲形象却永不消逝。
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员，兼种田，因子女众多，家庭生计艰难，考虑到田地少，子女长大分家后更无立锥之地，因此竭力设法让子女读书，将来出外谋生，免得留在家里没有活路。为了子女上学，他一生勤俭，节省到了极点，乡里人说他连尿也要憋回家尿在自家粪坑里。我是长子，最先实现他的意愿，努力读书，考进不要钱的师范学校，年年争得奖学金，靠考，一直到考取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的公费留学生，中了状元了！农村通信不便，当父亲得知消息时不知他和母亲是怎样的欣喜，而且，此后不久，又通知他我们将在南京结婚。
婚期前他赶到南京，内衣口袋里藏着一百块钱，口袋用针线缝住。他没有告诉我如何筹措到这笔巨款，无非是粜稻，卖猪，卖鸡蛋，向亲友借贷……其实我事先并未向他要钱，当他摸出那一叠厚厚的钞票，我似乎看到鲁迅《药》中的华老栓，一清早出门时又按一遍腰里硬硬的银子，赶去换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为了省钱，父亲是坐慢车到南京的，车又误点，抵我们宿舍已是深夜。未婚妻拿出饼干请他吃，我知道他的习惯是不肯吃的，但这回真的吃了，吃了一些，未婚妻又请他再吃，我想这是多余的客气，但他居然又吃了，这样几次推让，他确乎吃了不少。事后，我们才知他从早晨离家，搭轮船，换火车，一整天没舍得在路上吃饭，而我们自己因无开伙条件，只在大食堂搭伙，就未考虑到给他做点什么吃的。
我们简单婚礼在励志社举行，因社内有老同学，费用给优惠，但没中餐，只是西餐，西餐就西餐吧。父亲生平第一次见西餐，我傍他坐，时刻照顾他。当服务员捧上一盘整条大鱼，轮流让客人各取所需，首先送到父亲面前，这当儿，正有人同我说话，未顾及父亲，他惊讶了，一面摇手：我吃不掉那么大鱼。我连忙用刀叉帮他分取一小块，他因不懂规矩感到难为情，其实，看他那土老头模样，别人早都谅解的。而我既中了状元，作为土老头的儿子，已毫无愧色，倒是回忆初到无锡城里上学时，真怕同学们讥笑父亲的土气。
在南京举行婚礼后，我们一同回到农村老家去，父亲连人家送的鲜花，虽已开始萎谢，也要带回家，并一路向不相识的旅客炫耀：这是在南京结婚人家送的。母亲河家人早在老家门前等候，我们一到便放起鞭炮来，引来众多围观的乡邻和孩子们，父亲似乎显得比平时高昂起来。妻初次到我这农村老家，名副其实的寒舍，我虽曾真实对她谈过我家的情况，但仍不免暗暗担心她的失望与不满。但意外地看到我们的临时新房刷得雪白明亮，处处很整洁，父亲和母亲为此曾付出多大的劳动！
半个世纪流失了，老屋早已拆除。父亲的坟早淹没于荒草或庄稼丛中，他的儿女天各一方，有时会怀念他。他的孙子，孙子的孩子们不再知道他！乡里的孩子们也不再知道他。但，就是他，受吴氏宗祠的委托，在村里首创私立吴氏小学。最初的私立吴氏小学今天已发展成一千余师生规模的中心小学，我用他的名义在小学里设立了教学奖励基金，作为纪念，忘却的纪念或永远的纪念！
一九九二年
母亲
人们将大地比做母亲，将祖国比做母亲，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换句话说，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她是文盲，缠过小脚，后来中途不缠了，于是她的脚半大不小，当时被称为改良脚。
富家女母亲却下嫁了穷书生，即我的父亲。其实我的父亲也识字不多，兼种地，但与只能干农活的乡里人比，他显得优越而能干，乡里人都称他先生。听母亲说，是我的外公，即她的父亲做主选定的女婿。我不知道外公，但外公抱过童年的我，说我耳朵大，将来有出息。外公选穷女婿，看来他是一位开明人士，他的两个儿子，即我的舅舅，各分了大量田产，一个抽大烟，一个做生意，后来都破落了。
我对母亲最早记忆是吃她的奶，我是长子，她特别偏爱，爱亲自喂奶喂到四岁多。以后她连续生孩子，自己没有了奶，只能找奶妈，我是她唯一自己喂奶的儿子，所以特别宠爱。宠爱而至偏爱，在弟妹群中我地位突出，但她毫不在乎弟妹们的不满或邻里的批评。她固执，一向自以为是，从不掩饰她自己的好恶，而且标榜自己的好恶。
母亲性子急，事事要求称心如意，因此经常挑剔父亲，发脾气。父亲特别节省，买布料什物总是刚刚够数，绝不富余，母亲便骂他穷鬼，穷鬼。父亲说幸好她不识字，如识了字便了不得。但他们从来没动手打架，相安度日。我幼小的时候，父亲到无锡玉祁乡镇小学教书，只寒暑假回来，母亲独自操持家务，那时她三十来岁吧，现在想起来，她的青春是在寂寞中流逝了的。但没有一点绯闻。绯闻，在农村也时有所闻，母亲以她大家闺秀的出身对绯闻极鄙视。父亲刻苦老实，更谈不上沾花惹草，父母是一对诚信的苦夫妻，但没有显示爱情，他们志同道合为一群儿女做牛马。大约四五十岁吧，他们就不在一个房睡觉了，他们没有品尝过亚当夏娃的人生，他们像是月下老人试放的两只风筝。
母亲选的衣料总很好看，她善于搭配颜色，姑嫂妯娌们做新衣听她的主意，表姐们出嫁前住到我们家由母亲教绣花。她利用各色零碎毛线给我织过一件杂色的毛衣，织了拆，拆了织，经过无数次编织，终于织成了别致美观的毛衣，我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她用尽心思的一件艺术制作。她确有审美天赋，她是文盲，却非美盲。父亲只求实效，不讲究好看不好看，他没有母亲那双审美的慧眼。
上帝给女人的惩罚集中到母亲一身：怀孕。她生过九个孩子，用土法打过两次胎，她的健康就这样被摧毁了。她长年卧病，不断服汤药，我经常帮忙解开一包包的中药，对那些死虫枯根之类的草药起先好玩，逐渐感到厌恶。后来医生要用童便，母亲便喝弟弟的尿。因为母亲的病，父亲便不再去无锡教书，他在家围起母亲的围裙洗菜，做饭，喂猪，当门外来人有事高叫“吴先生！”时，他匆促解下围裙以“先生”的身份出门见客。从高小开始我便在校寄宿，假日回家，母亲便要亲自起来给我做好吃的，到似乎忘了她的病。有一次她到镇上看病，特意买了蛋糕送到我学校，不巧我们全班出外远足（旅游）了，她不放心交给收发室，带回家等我回家吃。初中到无锡上学，学期终了才能回家，她用炒熟的糯米粉装在大布口袋里，教我带到学校里每次冲开水加糖当点心吃，其时我正青春发育，经常感到饥饿。
父亲说他的脑袋一碰上枕头便立即入睡，但母亲经常失眠，她诉说失眠之苦，我们全家都不体会。她头痛，总在太阳穴贴着黑色圆形的膏药，很难看，虽这模样了，她洗衣服时仍要求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因离河岸近，洗任何小物件她都要到河里漂得清清爽爽。家家安置一个水缸，到河里担水，母亲见了大叫：“啊哟哟！快放下扁担，别让人笑话！”我说没关系，但她哭了，我只好放下扁担。
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母亲头上。日军侵华，抗战开始，日军的刺刀并没有吓晕母亲，致命的，是她失去了儿子。我随杭州艺专内迁，经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至重庆，家乡沦陷，从此断了音信。母亲急坏了，她认为我必死无疑，她曾几次要投河，上吊，儿子已死，她不活了。别人劝，无效，后来有人说，如冠中日后回来，你已死，将急死冠中。这一简单的道理，解开了农村妇女一个扣死的情结。她于是苦等，不再寻死，她完全会像王宝钏那样等十八年寒窑。她等了十年，我真的回到了她的身边，并且带回了未婚妻，她比塞翁享受了更大的欢欣。
接着，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发榜，我被录取了，真是天大的喜讯，父亲将发榜的报纸天天带在身上，遇见识字的人便拿出来炫耀。母亲说，这是靠她陆家（她名陆培芽）的福分，凭父亲那穷鬼家族绝生不出这样有出息的儿子来。我到南京参加教育部办的留学生出国前讲习会，期间，乡下佬父亲和母亲特意到南京看我，他们风光了。那是我正闹胃病，兴高采烈的母亲见到我脸色发黄，便大惊失色：全南京城里没有这么黄的脸色！她几乎哭了，叫我买白金（麦精）鱼肝油吃，当时正流行鱼肝油，她也居然听说了。
山誓海盟的爱情，我于临出国前几个月结了婚，妻怀孕了。我漂洋过海，妻便住到我的老家。她是母亲眼中的公主，说这个媳妇真漂亮，到任何场合都比不掉了（意思是总是第一）。母亲不让妻下厨做羹汤，小姑们对她十分亲热，不称嫂子，称琴姐。不远的镇上医院有妇产科，但母亲坚决要陪妻赶去常州县医院分娩，因这样，坐轮船多次往返折腾，胎位移动不正了，结果分娩时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这是父亲才敢怨母亲的主观武断。小孙子的出生令母亲得意忘形，她说果然是个男孩，如是丫头，赶到常州去生个丫头，太丢面子，会被全村笑话。她尤其兴奋的是孩子同我初生时一模一样。
三年，粗茶淡饭的三年，兵荒马乱的三年（解放战争），但对母亲却是最幸福的三年，她日日守着专宠的儿媳和掌上明珠的孙子。别人背后说她对待儿孙太偏心，她是满不在乎的，只感到家里太穷，对不住湖南来的媳妇。她平时爱与人聊天，嗓门越说越高，自己不能控制。她同父亲吵架也是她的嗓门压过父亲的。但这三年里却一次也未同父亲吵架，她怕在新媳妇面前丢面子。妻看得明明白白，她对全家人很谦让，彼此相处一直很和谐，大家生活在美好的希望中，希望有一日，我能归来。
我回来了，偕妻儿定居北京，生活条件并不好，工作中更多苦恼，但很快便将母亲接到北京同住。陪她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她回乡后对人讲北京时，最得意的便是皇帝家里都去过了。她住不惯北京，黄沙弥漫，大杂院里用水不便，无法洗澡，我和妻又日日奔忙工作，她看不下去，决定回到僻静的老家，她离不开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她长年饮这条小河的水，将一切污垢洗涤在这条小河里。她曾第二次来过北京，还将我第二个孩子带回故乡找奶妈，皇帝的家已看过，她不留恋北京。
苦难的岁月折磨我们，我们几乎失落了关怀母亲的间隙和心情，我只在每次下江南时探望一次比一次老迈的母亲。儿不嫌母丑，更确切地说是儿不辨娘是美是丑，在娘的怀里，看不清娘的面目，我的母亲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人人夸奖，但晚年白内障几近失明，乡人说她仍摸索着到河边洗东西，令人担心。我的妹妹接她到镇江动了手术，使她重见天地，延续了生命。父亲早已逝世，年过八十的母亲飘着白发蹒跚地走在小道上，我似乎看到了电影中的祥林嫂，而她的未被狼吃掉的阿毛并未能慰藉她的残年。
载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一日《文汇报》
歧途
世间没有后悔药。
然而人间却有无穷后悔的事情，跌入后悔深渊的人们都祈求过后悔药吧？没有的，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吞饮，默默地。
寻常百姓家，父母但愿孩子平稳成长，学好本领，到城市里找没有风险的职业。城市当然比贫穷的家乡农村好，城市里的职业一定比种田好。我曾经是父母的希望之光。我用功读书，一直名列前茅，小学，中学师范，又考进了极难考取的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电机科，工业救国。三十年代学工科的最易找到职业，即使升不了大学，高工毕业后到工厂当技术员是铁饭碗，没有风险的职业可说稳拿了。身体的发育大都依顺着共同的生理规律，但思想感情的发展却千差万异，往往难于逆料。一次偶然的机缘，我接触了美术，决心抛弃工科学籍，非要转到国立杭州艺专从头学画不可，这过程已在别的文章中谈过，不赘述。诞生于偏僻农村贫寒之家，战战兢兢一味为谋生而奋发图强的中学生，突然恋爱美术，而且爱得疯狂，将整个生命投入了赌注。别人觉得可惜，父亲更是震惊。见过一幅漫画，画一个瘦的诗人手里捏着一枝花在独自闻香。路旁两个行人在悄悄私语：诗人是做什么生意的？现在我的父母最关心的是：画家是靠什么吃饭的？艺专毕业后干什么工作？最佳职业是当中学里的美术教员，但那时中学不多，设有美术课的中学更少，有那么点儿美术课也往往随便由其他课的教员兼任，不一定需要专业教员，除了当教员这条路，便举不出第二条道了。这令父亲惶恐了，他是乡村小学教员，知道美术课轻如鸿毛，怎么能同电机科相比呢？他竭力劝阻，反对。恋爱与父爱之间如何抉择？恋爱是暴君吧，中了其箭的便失去理智，成为俘虏，无力选择。母亲是文盲，她不很懂父亲一再强调的日后的利害关系，她只同情儿子的苦恼，倒反劝父亲勿伤儿子的心，宁愿顺从儿子而自己伤心。我终于未能从爱河游回岸边，顺河一直被冲入了苦海，我甘愿承受无业的浪子生涯，但偌大的后顾之忧永远笼罩着我：父母的企望。善良的父母，可怜的父母，不幸的父母！一个可怜的念头瞬间闪现：愿父母在我毕业前逝世，不让他们看到儿子的失业潦倒。我如何能对得起他们呢？我明知自己的前途将给他们带来无比的痛苦，我想寻找蒙骗他们的方法，当我读到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时，似乎感到自己已经是那个在船上卖牡蛎的落魄远行人了。
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倒给我解脱了困境。江浙即将失陷时，我随学校仓促迁往沅陵，昆明，重庆，从此八年离乱，家乡音信断绝，后来才知我那母亲失去我的音信后经常哭得死去活来，她认为儿子已必死无疑，几次想自杀，别人劝她：日后儿子回来时你倒先死了，你儿子也会急死的。于是她不再自杀，活在一线希望中。算是幸运了，我毕业后在国立重庆大学任助教，同时到中央大学旁听文、史课程，一直到日本投降，接着又考取公费留学。当我再见到父母时，已将出国了，乡下佬从来没有做过儿子留洋的梦，父亲对我学艺的忧虑解除了，母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见到消失了的孩子，虽然他们已呈现衰老，但分外兴奋，枯木逢春了。岁月匆匆，留学三年后回到祖国，定居北京，曾三度接母亲到京观光。南方农村妇女不习惯北京生活，何况那是我家条件很差，她每住几月便吵着宁可回老家去，她最引以为骄傲的是看到皇宫了，回乡后总向人吹嘘皇帝家里如何如何，她的见闻高人一等了。然而父亲始终没有空闲来北京，他忙着照料我弟弟的孩子们，爷爷对孙子都一样疼爱，住在京城的孙子和住在农村的孙子并无区别。有一次他说想来京了，我立即寄了路费去，但仍不能来，后来才知乡政府不给开介绍信，因他土改成分不好，不让走，那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饥馑，我们自己的定量也吃不饱，仍竭力给他寄糕饼点心。杯水车薪，他终于在饥饿中病死。我曾愿他在我落魄潦倒之前无痛苦逝世，而他偏偏在我留了洋当了教授后于贫病中断气。我如今住在高楼了，家里电气化了，生活宽裕了，我和妻夜晚每忆及我那终生贫穷，尸骨已腐的父母，深感未尽反哺之情，不胜内疚！“父亲帮助儿子的时候，两个人都笑了；儿子帮助父亲的时候，两个人都哭了”，老友秉明在《忆父亲》篇前引的这句希伯来谚语，也正真实地道出了我的童年和父亲的晚年。
在工科和艺术的分道口，我投奔了艺术，十三年后，我面临第二个分道口的抉择：留在巴黎呢还是返回北京。
国内有父母妻儿，他们盼我早日返回。但我将艺术看得重于亲情，重于自己的生命。妻儿日后可设法也迁到法国去，父母恐成诀别了。首先考虑的还是艺术，留在巴黎，艺术环境好，扬名国际艺坛的可能性当然远比国内大。国内共产党执政了，改变了国民党的腐败作风，民族前途出现了曙光，但其政治方针是否有利于艺术发展呢？撇开这些外在的客观因素，其时我已意识到有一个问题很关键：真正的艺术总诞生于真情实感，诞生于自己最熟悉的社会环境中，鱼离不开水，各具特色的花木品种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壤。放弃飞黄腾达，享誉国际的虚荣，回到自己的乡土，深深扎根于苦难的深层，天道酬勤，日后总能开出土生土长的自家花朵吧！理想的认识并不那么轻易就能解决现实的抉择，同学们都面临同样的苦恼。歧途，谁知究竟哪边是歧途啊！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考，去，留的决定不知改变了多少次，最终我还是任性，一味着眼于追求真正的艺术，回国，要回国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巴黎，不再留恋人家的梁园。
坎坷之路从此开始，远不止是生活的坎坷。过惯穷日子，生活苦点算不了什么，而这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确乎坎坷连着坎坷。八十年代后又几次回到巴黎，留居巴黎的老同窗均早已成就卓著，扬名国际艺坛了，看到他们宽敞的画室，令人羡慕，是我后悔的时候了吧？我曾经后悔过，不是当穷的要借钱度日或申请补助的时候，不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候，而是被迫在农村劳动并剥夺尽作画时间的岁月中。那时天天背朝青天，面向黄土，劳动。我对劳动并无反感，劳动，那是耕耘，耕耘是我们的天职，本质。其时，我那几位留巴黎的同窗亦在奋力耕耘，在艺术中耕耘。我转向泥土草木，转向风景画，风景里是否可暂且安身立命呢？也许。这便是我由画人物而转向风景的原由。往事渐杳，每当夜深无寐，回顾走过的路，庆幸乎？后悔乎？都由不得自己，毕竟我还是怯懦者，逃避者，我避入了风景画这个防空洞，为了艺术而苟且偷生，放弃了以艺术震撼社会的初衷。由于出身贫苦吧，我一向将娱乐看做奢侈，鲁迅才是我最崇敬的人，我曾幻想从事文学，步鲁迅的后尘。误入艺途，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歧途已远，今已成为白发满头的风景画家，不少友人和观众都曾感到我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优美和幸福，我真迷惑了，那是我吗？我在哪里？翻看近两年的新作，似乎渐渐远离优美和幸福，转向抒写晚年的惆怅，其中也含蕴着新生的盼望，有些标题是：《年华》，《春如线》，《花花世界》，《流逝》，《情结》，《异化》，《飘》，《非天书》，《沉沦》，《色色空空》……
一九九五年
走出象牙塔
一九三五年前后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最宁静的时期，学生学习认真，教室里无人喧闹，只听得木炭条在纸上“嚓嚓”的作画声。竞争是剧烈的，谁也不肯缺课，下午无业务课时教室锁门，倒是常有学生跳窗户进去作画，逃避理论课，不重视文化修养，认为技术是至高的。下午课程少，我们低年级学生便都出门画水彩写生：苏堤垂柳，断桥残雪，接天莲叶，平湖秋月……浓妆淡抹的西湖确是够令人陶醉的。傍晚，各人将自己的作品装入玻璃框，宿舍里每天都有新作观摩，每当看到别人出了好作品，我便感到一阵刺激，其间夹杂着激动，妒忌与兴奋，盼望明天的到来，盼望明天自己的作品是最出色的。林风眠校长，林文铮教务长，教授们如吴大羽，刘开渠，蔡威廉，雷圭元等老师，几乎清一色都是留法的，从授课方式和教学观点的角度看，当时的杭州艺专近乎是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王子云老师返国前，就是学校的驻欧代表。校图书馆里画册及期刊也是法国的最多，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我们早就爱上了这些完全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学校里教法文，但认真学的学生太少了，招生时本来就不够重视文化课，有些学生连中文都不很通，对外文更害怕，见了法文老师黄纪兴先生都躲着走，黄先生教学是很严厉的。因此看画册看图不识字，不求甚解，学人家的气派，不易辨感情的真伪。当时的课程是前三年素描，后三年油画（指绘画系），对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开放态度，但在教室里的基本功方面，要求还是十分严格的。当年的同学们今天分散在国内外，都已是花甲之人，回忆学艺之始，评析教学中的功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能提出较客观的意见。每天上午的业务课都是西洋画，每周只有几个下午学中国画，虽然潘天寿老师的艺术和人品深为同学们敬佩，但认真学的人还是少，认为西洋画重要，中国画次要。因为中国画课时少，又基本从临摹入手，所以少数爱好国画的同学便在夜间画中国画，背着舍监（宿舍管理员）自己偷偷换个大灯泡。潘老师偏重于讲石涛，石谿，八大，构图，格调，意境……到也正是西方现代出色的艺术家们所追求和探索的方面，但当时同学们学得浅，窄，偏，自然还谈不上融会贯通。
正当学校将筹备建校十年大庆的时候，“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宁静的艺苑里也掀起了抗日宣传活动。本来从不重视宣传画，这回却连老师教授们也动手画大幅宣传画了，而且都是用油彩画在布上的，我记得李超士老师画的是一个人正在撕毁日旗，提名“日旗休矣”，方干民老师画一个穿木屐的日本人被赶下大海，吴大羽老师画一只血染的巨手，提款：我们的国防不在北方的山冈，不在东方的海疆，不在……而在我们的血手上。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杭州危急，一九三七年的冬季，学校不得不仓皇辞别哈同花园旧址，全校师生乘坐木船逃避到诸暨县的乡下去。诸暨也不是久留之地，便又迁向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天师符去，似乎那里还能重建失去了的象牙之塔！
那时候，不少同学不再跟学校逃难，直接去参加抗战工作。我们依附着学校的，也只能各自找火车或汽车的门路，到江西贵溪县报道，然后三三两两，自由组合，步行百多华里到龙虎山。我和朱德群，柳维和等数人到的较早。龙虎山里的“嗣汉天师府”相当宏伟，还不很破旧，看来可容纳我们学校，只是桌椅板凳都缺，我们睡地铺，也许这里是避乱的桃花源吧，但又如何进行教学呢？正当我们爬上张天师的炼丹亭等处参观，寻找美好的写生角度时，有师生途中遭到了盗匪的袭击，学校于是改变定点龙虎山的计划，决定先回贵溪县集中，住在贵溪的天主堂里。家乡已沦陷的战区学生，断了经济来源，大都连伙食费也交不起了，我曾和彦涵及朱德群就在天主堂的门洞角落里同锅煮稀饭填肚子。
车，船，步行，鹰潭，长沙，常德，最后学校定居湖南沅陵老鸦溪，这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从北平流落到南方，教育部下令两校在沅陵合并，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取消两校的校长，由林风眠，赵太侔（原北平艺专校长）及常书鸿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庞薰琹，李有行，王临乙，王曼硕等许多老师都是那次从北平来的。北平和杭州早都沦陷了，南北两校的师生跋涉来到沅江之滨，但未能同舟共济，却大闹起学潮来。不久，教育部任命滕固来任校长，林风眠和赵太侔相继离开了学校。学潮平息后我们又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学校已盖起木板教室，教室里依旧画裸体，一路奔波，沿途也组织了宣传队，画过抗日宣传画，但思想深处并不以为那些也是艺术，如今有了木板画室，便又权作象牙之塔，虽然认为只有画人体才是艺术基本功的观念不可动摇，但生活的波涛毕竟在袭击被逐出了天堂的师生们，他们跌入了灾难的人群中，同尝流离颠沛之苦，发觉劳动者的“臭”和“丑”中含蕴着真正的美，大家开始爱画生活速写，在生活中写生：赶集的人群，急流中的舟子，终年背筐的妇女，古老的滨江县城，密密麻麻的木船，桅樯如林，缆索缠绵，帆影起落，……挑，抬，扛，呼喊，啼哭……浓郁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我们，启示了新的审美观。到杭州时顶多只能画画校内小小动物园里的猴子和山鸡，那春水船似天上座的西子湖实在太平淡了！同时出现了新风尚：湖南土产蓝印花布被裁缝成女同学的旗袍，书包，确乎显得比杭州都锦生的织锦更美！
虽然僻处湘西，仍常有日本飞机来袭的警报，一有警报便停课，大家分散到山坳里躲藏。事实上日机一次也没来投过炸弹，我便利用警报停课的时间，躲在图书馆里临摹“南画大成”，请求管理员将我锁在里面，他自己出去躲藏。那时制度不严，他善意地同意了，我今天还感激他的通融，让我临完了许多长卷。就当警报声中我锁在图书馆里临古画的时期，罗工柳，彦涵等不少同学纷纷离开了学校，据说是出外谋生，直至解放后才知他们是去了延安。留在学校的我们，破衣烂衫，依靠教育部每月五元的“战区学生贷金”生活。
敌人步步紧逼，长沙大火，沅陵也不能偏安了，学校决定搬迁昆明。搬迁计划分两步走，先到贵阳集中，再赴昆明，靠一位好心的医生给我找了不花钱的车（当时叫“黄鱼车”），我省下了学校发给的旅费，用以买画具材料。到贵阳又住进一个天主堂，几人合用一张小学生的课桌，于是有人偏重练习书法，有人专门出外画速写。速写，那是离开杭州后才重视的宝贵武器，董希文画速写最勤奋。卢是练书法最有恒心，我们遇上了惨绝人寰的贵阳大轰炸，每遇空袭警报，我们便出城画速写，那一天我爬到黔灵山上作画，眼看着一群日本飞机低飞投弹，弹如一阵黑色的冰雹。满城起火，一片火海，我丢开画具，凝视被死神魔掌覆盖了的整个山城，也难辨大街小巷和我们所在天主堂的位置。等到近傍晚解除警报，我穿过烟雾弥漫的接到回去，到处是尸体，有的大腿挂在歪斜的木柱子上，皮肉焦黄，露着骨头，仿佛是火腿。我固着最大的勇气从尸丛中冲出去，想尽快回到天主堂宿舍。但愈往前烟愈浓，火焰渐多，烤的我有些受不了，前后已无行人。只剩我一人了，才发觉市区道路已根本通不过，有的地方余弹着火后还在爆炸，我急急忙忙退回原路，从城外绕道回到天主堂。天主堂偏处城边，未遭炸，师生无一罹难，只是住在市区旅店的常书鸿老师等的行李被炸毁一空，庆幸人身无恙。
大轰炸促使学校更迫切迁往昆明。作出迁移决定后，有几位勇敢的同学，如李霖灿（今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和夏明等，他们决心徒步进入云南。他们步了徐霞客的后尘，也可说是艺术宫里青年学生深入生活的先锋。我曾收到李霖灿沿途寄给我的明信片，叙述各地风土人情，并配有钢笔插画。就是他明信片上速写的玉龙雪山使我向往玉龙数十年，一九七八年我终于到达了玉龙山。在丽江提起李霖灿，有些老人还记得他，他当年深入少数民族，长期苦心钻研纳西族文字，著书立说，后来以少数民族文学专家的身份进入中央研究院。
学校迁昆明后，在市里借了个小学开课，因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内许多有名望的艺术家都曾先后来校任教，许多在地方艺术学校学习过的学生也来转学，于是画风就更多样，但水平也更不齐了。同时，由于招生考试放松，教学要求已不严，学生中有些人并不想认真学艺，只是结个栖身之处，混张文凭，于是有人在搞各式各样的活动，进步的和反动的，有人学英文相当美军翻译，有人相当电影明星，谈恋爱之风盛行起来，对对双双形影不离，这在杭州是绝对禁止的。仍不乏苦学苦钻的苦学生，有一位祁锡恩，学习就剖学苦无完善的教本和满意的教师，便自己土法编制，将从表层到深层的肌肉用多层图纸画出后制成活动解剖图，可一层层揭视，所下的功夫惊人。这时候，滕固校长宣布请来了傅雷先生当教务长，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对傅雷很是崇敬的。弗雷先生从上海转到香港来到昆明，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决心来办好唯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吧。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对学生要重新考试编级，当时教师多，学生杂，从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滕校长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张，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师生中公开在传告傅雷离校这一原由，我当时是学生，不能断言情况是否完全确切，但傅雷先生确实并未上任视事便回去了。大家非常惋惜。
在昆明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义卖画展，展出部分师生的作品，用售票抽签的作品的办法，售款全部捐献抗日。空袭又频，学校迁到滇池边呈贡县的安江村上课。几个村庄里的数座大庙分别作了教室和宿舍，于是要在庙里画裸体，确曾费了不少努力，事过四十余年，一切都渐淡忘，前几年过昆明，我抽暇去安江村寻访旧时踪迹，才又忆起当年教学与生活的点滴。人生易老，四十年老了人面，但大自然的容貌似乎没有变，只是人家添多了，吉普车能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地进入当年只有羊肠小道的安江村了。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故乡。向父老们探问自己的家，很快就找到了地藏寺旧址，今日的粮仓，昔日的男生宿舍。安江村还有两家茶馆，一家就在街道旁，里面聚集着老年人，烟气茶香，谈笑风生。我和同去的姚钟华同志等进茶馆坐下，像是开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术学府在这个偏僻农村活动的外调工作。老年人都记得“国立艺专大学”，他们是当年情况的目击者，有人说，“我家曾留有一本常书鸿的书，里面有许多照片和图画”，“有一本书里面有老师和学生的像，有的像不画鼻子和眼睛（指一本毕业纪念册）”“你们那个阿波罗商店”我们惊讶了，从老农嘴中听到阿波罗，真有点新鲜，我也茫然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阿波罗商店不是卖包子，面条，花生米吗？”我才回忆起当年有几个沦陷区同学，课余开个小食品店挣钱以补助学习费用。“你们见什么都画，我们上街打酱油，也被你们画下来了，还拿到展览会展览”在佛寺里画裸体，这更是给老乡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急得画裸体时如何用炭盆生火，画一阵还让憇一憩，并说出了好几个模工的姓名，其中一位女模工李嫂还健在，可惜未能见到这位老太太，估计我也曾画过她，多想同她谈谈呵！“你们如不搬走，本计划在此盖新房，修公路，战争形势一紧张，你们走的匆忙，留下好多大木箱，厚本厚本的书，还有猴子，老鹰（静物写生标本）……直到解放后还保存着一些”我们问村里有没有老师们的画，他们说多得是，有西画，国画，人像……“谁家还有？”“破四旧都烧掉了”最后我们重点找潘天寿，吴茀之，和张振铎老师和住过的旧址，凭记忆找到了区域位置，但那里有两三家都住过教师，房子结构和院落形式都相似，一时难肯定是哪一家，偏偏关键的老房东又外出了。
正如老乡所说，由于战争形势紧张，越南战局危及昆明，学校又从安江村搬迁四川璧山县。滕固校长卸职，由吕凤子先生接任校长，吕先生先已住在璧山县办正则中等艺校，也由于这个方便艺专才迁到了璧山县。在安江村时期，已由潘天寿老师等提出中国画与西洋画分家，独立成中画系。吕先生自然也是赞成国画独立的。于是招生也就分别考试，中画系学生的素描基础大都较差，而更像文质彬彬的书生，背诗诵词，年纪轻轻已具古色古香的文人气派。我自己是鱼和熊掌都舍不得，本来西画学得多，因为崇拜潘老师，一度转入中画系，但感到不能发挥色彩的效果，后又转回西画系，因之必须比别人多学一年。
璧山县里借的“天上宫”等处的房子不够用，便在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盖了一批草顶木板墙教室，学生宿舍则设在山顶一个大碉堡里，上山下山数百级，天天锻炼，身体倒好，就是总感到吃不饱。先是抢饭添第二碗时饭桶里已空，每人都改用大碗，一碗解决。有人碗特大，满装着高如宝塔的饭，他坐下吃，你对面看不到他的脸。后来改用分饭的办法，以桌为单位平均分配，于是男同学极力拉女同学编成一桌，总还是感到饿和馋。有一回我们几个人打死一条狗，在一位广东同学的指导下，利用教室里画人体时取暖用的炭盆煮狗肉吃，当然是夜里偷着吃，第二天教室里仍是腥味熏天，关良老师来上课，大家真担心。
画人体，画人体，千方百计画人体，毕业后便永远与人体告别！历届毕业同学到哪里去了？谁知道！自寻门路去了！黄继龄在昆明刻图章，据说有点小名气，董希文去了敦煌，卢是随王子云老师的文物考察团去了西北。这些都是最难的的机会。现在轮到我毕业了，先努力想找个中学图画教员的工作，结果在一个小学当了临时代课教员，幸而不久在国立重亲大学建筑系找到了助教工作，教素描和水彩，实在是太偶然的好机会了，令同学们羡慕。我于是开始全力攻法文，等待时机到巴黎去，那里才有我一直追扑的坚厚伟大的象牙之塔吧！我那可怜的母校，背着一群苦难的儿女长途颠沛流离的娘亲，又从青木关搬迁到了磐溪，由陈之佛先生接任吕凤子的校长。
终于盼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一九四六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又一分为二，回到了杭州和北平。这便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我也终于钻进了巴黎坚固的象牙之塔，在那有三百年历史的美术学院里安心画人体，解除了在风雨飘摇中不断搬迁的忧虑，我确乎在人体中学习到基本功和不少造型艺术的重要因素，但一味钻进去，感到此中已找不到艺术的出路和归宿。巴黎的蒙马尔特有一处广场麇集着艺人卖画的摊贩，画得都很没意思，许多画家还以当场画像招徕主顾。这里正被世界各国的旅游者们视为巴黎的名胜风光，我在巴黎的几年中只去看过一次，一看立即感到一阵心酸，这些乞儿一般的同道们大都也曾在象牙之塔里收到严格的技法训练，我开始对长期所追求的象牙之塔感到空虚和失望！而被赶出杭州后，一路的所见所闻：泥土和江流，贫穷和挣扎，血腥和眼泪……不断向我扑来，而且往往紧啮着我的心脏。当年我总怨这些无可奈何的客观现实在干扰我们的学习，时时在摧毁我们的象牙之塔！在海外初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对生活源泉的问题特别感到共鸣，大概就是由于先已体验了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的关系，认识到永难建成空中楼阁的象牙之塔吧！我回到了自己的国土，重新脚踏实地地走路，路，只能在探索中找寻，在人民中找寻！
一九八五年
忆初恋
沅江流至沅陵，十分湍急，两岸的渡江船必须先向上游逆进约一华里，然后被急流冲下来，才能掌握在对岸靠拢码头。一九三八年，日寇向内地步步紧逼，我们学院迁至沅陵对岸的荒坡老鸦溪，盖了一群临时性木屋上课。老鸦溪没有居民和商店，要采购什物必须渡江到沅陵城里去，但渡江是一场斗争，是畏途，且不无危险，故轻易不过江。
我患了脚疮，蔓延很厉害，不得不渡江到城里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去诊治。每隔二十三天便须去换一次药。江苏医学院从镇江迁来，同我们一样是逃难来的学府，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从江苏跟来的，同乡不少。门诊部的外科主任张医师与我院一位女同学梅子恋爱了，他们间经常要交换书信或物品，托我带来带去最为快捷方便。梅子像姐姐一样对待我，很和蔼，张医师又主治我的脚疮，我当然非常乐意作为他们间的青鸟。
顽固的脚疮数月不愈，我长期出入于门诊部。门诊部只有三四个护士，替我换药的也总是那一位护士小姐，像是固定的。日子一久，我渐渐注意到经常替我换药的她。她不说话，每次照样擦洗疮口，换新药，扎绷带，接着给别的病人换药去，我有时低声说谢谢，她没有反应，也许没听见。她文静，内向，几乎总是低着头工作，头发有时覆过额头，她脸色有些苍白，但我感到很美，梨花不也是青白色 ，自从学艺后我一度不喜欢桃花，认为俗气。她微微有些露齿，我想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也微露齿，我陶醉于芸娘式的风貌。福楼拜比方，寂寞，是无声的蜘蛛，善于在心的角落结网。未必蜘蛛，但我感到心底似乎也在结网了，无名的网。十八岁的青年的心，应是火热的，澎湃的，没有被织网的空隙，我想认识她，叫她姐姐，我渴望宁静沉默的她真是我的亲姐姐，我没有姐姐。
星期日不门诊，我一大早过江赶到门诊部，在门诊部与护士宿舍之间的街道上来回走，盼望万一她出门来，她果真一人出门了，我大胆追上去惴惴地问：小姐，今天是否有门诊？显然是多余的话，但她善意地答今天休息。我居然敢于抓紧千钧一发的时机问她尊姓，她说姓陈，再问她哪里人，她说南通人，不敢再问，推说因收不到江苏的家信才打听消息。于是满足地，心怦怦跳，我在漫天大雾中渡江回老鸦溪去了。
本来可以向张医师打听关于这位陈姓护士的情况，但绝对不敢，太害羞了。有一次换药时姓陈的她不在，由另一位护士给我换，我问这位护士：经常给我换药的那位南通人陈小姐叫什么名，我托词有南通同乡有事转信，略一迟疑，她用钢笔在玻璃板上写了“陈克如”三字，我回到学院，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陈克如小姐。半个多世纪前的情书没有底稿，全篇知识介绍自己，自己的心，希望认识她，得到她的回音。别无任何奢望，没有一个爱字，也不理解什么是爱，只被难言的依恋欲望所驱使，渴望永远知道她的踪影。信发出后，天天等她的回信。回信不来，我也就不敢再去门诊部换药了，像罪犯不敢再露面。
战事紧迫，长沙大火，沅陵已非安身之地，学院决定迁去昆明。师生员工已分期分批包了车先到贵阳集中，再转昆明。我不想走，尽力争取最后一批走。最后一批的行期终于无情地到来，我仍未盼到陈克如小姐的回音。张医师交际广，门路多，他答应为我及同学子慕（梅子的同乡）两人找“黄鱼车”，就是由司机通融免费搭他的货车走，这样。我们自己便可领一笔学院配给的路费。我和子慕一直留到最后才离开沅陵。同学中只剩下我和子慕两人了，我忍不住向他吐露心底的秘密和痛苦，博得了他的极大同情和鼓励。
非离开沅陵不可的前夜，冒着狂风，子慕陪我在黑夜中渡过江，来到护士宿舍的大门口，我带了一幅自己最喜爱的水彩画，预备送她做告别礼物。从门口进去是一条长长的幽暗过道，过道尽头有微弱的灯光。我让子慕在门外街头等我，自己悄悄摸进去，心砰砰地跳。灯下有人守着，像是传达人员，他问我找谁，我壮着胆子说找陈克如。他登上破旧的木头楼梯去，我于是又退到阴暗处看动静。楼梯格格地震动，有人大步下楼来，高呼：谁找我！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我立即回头拔腿逃出过道，到门外找到子慕，他迫切地问：见到了吗？我气喘的不能说话，一把拉着他就往江边跑，待上了渡船，才诉说惊险的一幕。
翌晨大风雪，我和子慕爬上货车的车顶，紧裹着棉衣，在颠颠簸簸的山路中向贵阳方向驰去，开始感到已糜烂了的脚疮痛得厉害。几天同患难的旅程中子慕一直和我谈论她，虽然他并未见过这位我心目中的洛神。在贵阳逗留几个月，我天天离不开子慕，仿佛子慕就是她，也只能对子慕才能谈及她。离沅陵前我曾给陈克如寄去几封长信，渗着泪痕与血迹的信吧，并告以我不得不离开沅陵，同时附上我们学院在贵阳的临时通信地址。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教导我青年人做事要三思而行，说我喜爱的，给我经常换药的那位护士叫陈寿麟，南通人，二十一岁，我以后有信寄给她，还祝我如愿。我和子慕研究，写信人大概就是陈克如，那位老太太，门诊部的护士长。我于是写信给比我大几岁的陈寿麟，称她姐姐，姐姐始终未回信。
我们遇上了贵阳大轰炸，惨不忍睹。有一天我和子慕在瓦砾成堆的街头走，突然发现了门诊部的几位护士，她亦在其中，她们也迁来贵阳了！我悄悄告诉子慕这一惊心动魄的奇遇，我们立即远远跟踪她们，见她们到一刻字摊上刻图章，我们随后也到这摊上假意说刻章，暗中察看刚才那几位刻章者的姓名，其中果然有陈寿麟，千真万确了，最后，一直跟到她们要进深巷中去了，我不敢进去，易暴露，由子慕一人进去，他看准她们进入了毓秀里81号，心想也许从贵阳寄沅陵的信她并未收到。然而本市的信寄出多日，依旧音讯全无。
贵阳仍经常有轰炸，那次大轰炸太可怕了，全城人民皆是惊弓之鸟，每闻警报，人人往城外逃命。我们宿舍在城边，我听到警报便往城里跑，跑到毓秀里的巷口，我想她亦将随人流经巷口奔出城去。但经过多次守候，每次等到城里人都跑光了，始终没见她出来。大概我到迟了，因听到警报，虽立即从宿舍奔去毓秀里，路途毕竟要跑一段时间。于是，不管有无警报，我清晨六点钟前便在毓秀里巷口对面一家茶馆边等待，一直等到完全天黑，而且连续几天不间断地等，她总有事会偶尔出门吧，然而再也见不到她的出现。我记得当时日记中记述了从清晨到黑夜巷口的空气如何在分分秒秒间递变。有一次，突然见到她的同事三四人一同出来了，我紧张极了，但其中没有她。她的同事们谈笑着用手指点我守候的方位，看来她们已发觉了，我也许早已成为她们心目中的傻子，谈话中的笑料。我不得不永远离开，不敢再企望见到她的面或她的倩影。但我终生对白衣护士存有敬爱之情，甚至对白色亦感到分外高洁，分外端庄，分外俏。
四十年代我任重庆大学助教，因事去北碚，发现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就迁在北碚，于是到传达室看职工名牌，陈克如居然还在，但陈寿麟已不知去向。张医师和梅子结婚后早已离开门诊部，解放后他们在杭州工作，我曾到杭州他们家做客，久别重逢，谈不尽的往事，未有闲暇向他们诉说这段沅陵苦恋的经过，不知张医师会不会记得陈寿麟其人，她今在人间何处！
望尽天涯路
一九八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秉明走进巴黎私立的业余美术学校“大茅屋”。
三十年前，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下午参观博物馆，画廊，到鲁幅尔美术史学校听课，晚间除去补习法文的时间外，便总是在这里画人体速写。
“大茅屋”虽非茅屋，的确是简陋的，但这里麇集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男女老少还是老样子，旧气氛。只是我没带画夹，也忘掉流失了的三十年岁月。
出了“大茅屋”，我们进入附近一家小咖啡店，也是三十年前常去的老店，相对坐下，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昔日的同窗已是两个年过花甲之人。雕刻家熊秉明现任巴黎大学东方语音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我呢，是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刚访问了西非三国，路经巴黎返国。我总不忘记秉明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三个寓居巴黎的俄国人，他们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围着桌子坐下后，便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看着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我很快意识到忘了带一包祖国的土，那撒进了周总理骨灰的土！我立即又自慰了，因我很快就要飞回北京，而秉明近几年来也曾两度返国。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写信告诉我，他将自己的寓所提名“断念楼”。在恋爱的纠纷中，爱的交错中，人们也许下过断念的决心，但对母亲，对祖国之爱，真能断念吗？我复信偏偏直戳他的痛处“楼名断念，正因念不能断也！”
留在巴黎的老同学不止秉明，还有法学博士志豪，史学家景权……及著名画家无极和德群，他们都各自做出了贡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秉明问“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大致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你满意吗？”我微微摇头，秉明也许知道我会摇头，这摇头的幅度远及三十年，六十年！
一九四六年，我和秉明等四十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凭什么站住脚跟呢？凭艺术，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花花世界的豪华生活于我如浮云，现代艺术中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刺激多么适合我的胃口啊！我狂饮暴食，一股劲儿地往里钻。鲁迅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当我喝着奶的时候却挤不出奶来，我渐渐意识到：模仿不是艺术，儿童和鹦鹉才学舌。虽然水仙不接触土壤也开花，我却缺乏水仙的特质，感到失去土壤的空虚。当别人画圣诞节时，我想端午节，耶稣与我有什么相干！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屈原，但他像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高更及塞尚等画家吗？为什么他们都一一离开巴黎，或扎根于故乡，或扑向原始质朴的乡村，荒岛？我确乎体验到了他们寻找自己灵魂的苦恼及其道路的坎坷。我的苦闷被一句话点破了“缺乏生活的源泉”。
憎恨过政治腐败，生产落后的旧中国的游子怀乡了！故乡的父老兄妹是可亲的，可惜他们全都看不懂我的艺术，无知是他们的罪孽吗？贫穷绝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们画室来了一个体态美丽的女模特儿，受到大家的赞扬，但只画了三天便旷课不来了，别人说她投塞纳河自杀了。谁知她为什么自杀？但我眼前却浮现了童年见过的几个上吊和投河的青年女尸，她们原都是我认识的美丽的好人。
回想当年离开上海到欧洲去，是搭的美国海轮，船将抵意大利的拿波里港，旅客们便登岸换火车。船上头，二三等仓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一二十美元的小费人家看不上眼，我们四等舱里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办？开个紧急会，每人出一二元，集成数十元，派个代表送给服务员，可人家美国人说，不要我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有一年暑假我在伦敦度过，经常乘坐那种二层楼似地红色汽车，那车中售票员挂着皮袋，售票的方式同今天北京的情况仿佛，也同时用硬币和纸币。有一回我用一个硬币买了票，身旁一位胖绅士接着拿出一张纸币买票，售票员将刚才我买票的那个硬币找补给他，他轻蔑地摇摇头，售票员只好另换一个补给他。
巴黎美术学院与鲁弗尔博物馆只隔一条塞纳河，一桥相通，趁参观人少的时候，我们随时可进馆去细读任何一件杰作。我一人在围着米洛的维纳斯转，转来又转去，正好没有什么人参观，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同爱神交谈哩。大腹便便的管理员向我姗姗踱来，我想他大概闲得发慌，来同我谈谈艺术解闷吧，便笑脸相迎。他开口了“在你们国家哪有这样珍贵的东西！”我因缺乏急中生智的才华而受惯了闷气，这回却突然开窍了“这是你们的东西吗？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走的，你们还抢了我们祖先的脑袋，吉美博物馆里的中国石雕头像是怎样来的？”
一九八二年从巴黎返国后，我又去了西安，在霍去病墓前，在秦俑坑前，在碑林博物馆的汉唐石雕前，我想号啕痛哭，老伴跟随我，还有那么多观众，我不敢哭，哭什么？哭它太伟大了，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吧。
对留学的经历，我记忆犹新，青年人总是不安于自己的现状。师范毕业后我当了大学的助教，超出了父亲的当小学教员的最高期望。但大学校长在一次助教会议上说“助教不是职业，只是前进道路中的中转站……”当时确实没有白胡子助教，要么早已改行了，留学！这是助教们唯一的前程，夜深沉，我们助教宿舍里灯光不灭，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预备班。我的老师们大都留法的，他们谈起过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也有因没有路费便到海轮上充当水手混出国的，自然这也便是我追踪的一条窄路了。没有钱，只要能出了国，便去做苦工，或过那半流浪式的生活，一切为了至高无上的艺术！但要混，首先要通法语，否则怎么混得下去呢？后来我才知道，不通法语混下去的“留学生”也还是有的，那就是靠了娘老子给的许多许多的钱，我于是下决心攻读法文，在艺术学校时奋力钻研艺术技巧，对法语学得很马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利用沙坪坝大学区的有利环境，到中央大学外文系旁听法文，同时兼听初、中及高级班法文，饿得慌啊！经人介绍认识了焦菊隐先生，跟他补习法文；又经人介绍认识了近郊天主堂里的法国神父，只要他约定了时间，无论是鹅毛大雪或是暴雨之夜，泥泞滑溜的羊肠小道，从未能迫我缺一次课。精力还有剩余，到重庆旧书店里搜寻到一批脏旧破烂的法文小说，又找来所有的中文译本，开始逐字逐句对照着读，第一本读的是《茶花女》，其后是《莫泊桑小说选》《包法利夫人》《可怜的人们》……书读了高高一堆了，每读一页，往往得花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手里一直捏着那本已被指印染的乌黑乌黑的字典。当时吃的糙米饭里满是沙子，稗子，碎石子，人称百宝饭，吃饭时边吃边拣，全神贯注，吃一碗饭要花许多功夫。我突然发觉，这与我读法文捡生字时是多么相似！捡，捡，那一段捡生字和沙子的生活多值得怀念啊！
喜从天降，日本投降了，此后不久，教育部考选送欧美的公费留学生，其中居然有两个绘画名额，我要拼命夺取这一线生机。我的各门功课考的都较满意，唯有解剖学中有关下颌骨的一个小问题答得有些含糊，为此一直耿耿在怀，闷闷不乐。到沙坪坝街头去看耍把戏解解愁吧，那卖艺人正摆开许多虎骨和猴头，看到那白惨惨的猴头下颌骨，真像箭矢直戳心脏似地令我痛心！直到几个月后，留学考试发榜，我确知被录取了的时候，这块可恶的下颌骨才慢慢在我心头松软下去。
我到巴黎了，不是梦，是真的，真的到了巴黎了。头三天，我就将鲁弗尔博物馆（卢浮宫），印象派博物馆和现代艺术馆饱看了一遍，我醉了!然而我那黄脸的矮小个儿，那一身土里土气的西装，受不到人们的尊敬。虽说明显地表示蔑视的事例不算太多，但触及自尊，谁不敏感呢？有一回我到意大利偏僻的小城西以那去看文艺复兴早期的壁画，在街头，有一个妇女一见我便大惊失色地呼叫起来。她大概是乡下人，从未见过东方人，她的惊恐中没有蔑视和恶意，但通过她这面镜子，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用人家的语言同人家谈话，说的不如人家流畅，自己很感别扭，心情不舒畅。在国内，我曾以能讲点法语为荣，在巴黎，反因为什么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同人谈话，感到低人一等！留学，留学，留在异邦，学人家的好东西，那些好东西自己没有，委屈些吧，忍气吞声也要学到手。我曾利用假期，两次到意大利参观博物馆，却一回也没有进过餐厅。面包夹香肠比重庆的百宝饭要高级多了，但找个躲着吃的地方却不太容易。
半年，一年，我首先从同学和老师处逐渐的得到真心实意的尊重和爱护。绘画这种世界语无法撒谎，作品中感情的真，假，深，浅是一目了然的，这不是比赛篮球，个儿高的未必是优胜者。那是在三年公费读完的时候，苏弗尔皮教授问我：要不要他签字替我申请延长公费？我说不必了，因我决定回国了。他有些意外，似乎也有些惋惜。他说，你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最勤奋，进步很大，我讲的你都吸收了。但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我无法教你……你确乎应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教授感到意外是必然的，我原计划还要住下去，永远住下去，如今改变初衷，突然决定回国，也出乎自己的意外。天翻地覆慨而慷，从异邦看祖国，别人说像是睡狮醒来了。不，不是睡狮之醒，是多病的母亲大手术后，终于恢复健康了。我已尝够了孤儿的滋味，多么渴望有自己健康长寿的母亲啊！那时，解放区的两位女代表在巴黎一家咖啡店里，同我们部分留学生相见，张挂起即将解放的全国形势图，向我们讲解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我们日后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形势发展的很快，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在学生会里立即挂起了五星红旗。于是学生会与国民党的大使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的大使曾以押送去台湾来威胁我们，但不久使馆里的好几位工作人员起义支援学生了。形势发展很快，在我们留学生的脑海中，也掀起了波涛，回不回国的问题像一块试金石，明里暗里测验着每个人对祖国的感情。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目中的麦加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三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而且说句私房话，我这个黄脸矮个儿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不，艺术的较量不凭意气，脚不着地的安泰便失去了英雄的本色，我不是总感到幽灵似的空虚吗？回去，艺术的事业在祖国，何况新生的祖国在召唤，回去！我已经登山归国的海轮了，突然又后悔了，着急起来，急了一身汗，醒了原是一梦。啊，幸而我还睡在巴黎！过了几个月，还是决定要回去，终于登上海轮了，确实登上了海轮，绝不是梦了，那是一九五零年夏天。
归航途中，游子心情是复杂的，也朦胧，我情不自禁地在速写本的空白处歪歪斜斜记下了一些当时的感受，且录一首：
我坐在船尾
船尾上，只我一人。
波涛连着波涛，
一群群退向遥远。
那遥远，只是茫茫，没有我的希望。
猛记起，我正被带着前进！
落日追着船尾，在海洋上划出一道斜晖，
那是来路的标志……
我并不总坐在船尾，而更多地憧憬着来日的艺术生涯。河网纵横的家乡，过河总离不开渡船，压弯了背的大伯，脸上有伤疤的大叔，粗手笨脚的大婶，白胡子老公公，多嘴的黄毛丫头……还有啊Q吧，他们往往一起碰到渡船里来了，构成了动人心魄的画面。我想表现，表现我那秀丽家乡的苦难乡亲们，我想表现小篷船里父亲的背影和摇橹的姑爹，我想表现……我想起了玄奘在白马寺诵经的故事，我没有取到玄奘那么多经卷，但我取到的一些造型艺术的形式规律，也是要经过翻译的，否则人们的大多数不理会。这个翻译工作并不比玄奘的轻易，需要靠实践来证明什么是精华或糟粕，我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要画出中国人民喜爱的油画来，靠自己的脚印去踩出这样一条路。
到北京了，我这个生长于南方的中国公民还是第一次见到北京。在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上，我看到第一个国庆节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我这矮个儿拔高了，我的黄脸发红光了。我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我多么想将西方学来的东西倾筐似的倒个满地，让比我更年轻的同学们选取。起先，同学们是感兴趣的，多新鲜啊，他们确确实实愿意向我学习。过了一年多，文艺整风了，美术学院首先反对“形式主义”，说我是形式主义的堡垒，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教课。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我不知道。大概是苏联吧。说来惭愧，当我给同学们看过大量彩色精印的世界古今名家的专集后，他们问 有没有列宾的，我不觉一怔，列宾是谁？我不知道。我曾以为自己几乎阅尽世界名作，哪有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大画家呢！查法文的美术史，其中提到列宾的只寥寥几行，我的知识太浅薄了！有一天，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见到一份法兰西文学报，头版头条大标题介绍列宾，这报刊我在巴黎时常看，感到很亲切，便立即买回家读。那是著名的进步诗人阿拉贡写的介绍，文章头一句便说“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的画家恐怕很少人知道他是谁”啊，是这么回事，我几乎要以此来原谅自己的孤陋寡闻了！我所介绍的波提切利，夏凡纳，塞尚，梵高，高更……同学们一无所知，但他们也很想了解。然而有人说我是在宣扬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谁也不敢去惹。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后来又离开清华，到艺术学院任教，那已是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了。
我被调出美术学院，不只因教学观点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有创作实践中的别扭与苦恼。连环画，宣传画，年画……我搞不好，硬着头皮搞，心情并不舒畅。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袋------“丑化工农兵”。我看到有些被认为“美化了工农兵”的作品，却感到很丑。连美与丑都弄不清，甚至颠倒了。据说那是由于立场观点不同，唯一的道路是改造思想。我真心诚意地下乡下厂，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吃尽苦中苦，争做人中人。劳动，批判，改造，再劳动，再批判，再改造，周而复始地锻炼，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想自己是改造不好的了，不能再表现我触摸过他们体温的乡亲们，无法歌颂屈原的子孙了！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的美的程式，来描画工农兵，逼上梁山，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
潘光旦先生在思想改造汇报中写过几句话，我一直忘不了。因为写的真实：农民看到我用的手帕，以为是丝的（其实是布的），我很难过。他们辨出我抽的烟丝同他们抽的原来是一样的，我感到高兴。我住在农民家，每当我做了画拿回屋里，首先是房东大娘大嫂们看，如果她们看了觉得莫名其妙，她们绝不会批判，只诚实又谦逊地说“咱没文化，懂不了”但我深深感到很不是滋味。有时她们说，高粱画的真像，真好。她们赞扬了，但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因我知道这画画的很糟，我不能只以像来欺蒙这些老实人。当我有几回觉得画的不错的时候，她们的反应也强烈起来“这多美啊！”在这最简单的“像”与“美”的评价中，我体会到了农民们朴素的审美力，文盲不一定是美盲。而不少人并非文盲，到确确实实是美盲，而且还自以为代表了工农兵的审美与爱好。今年我去了华山，在华山脚下，有些妇女在卖自己缝制的布老虎，那翘起的尾巴尖上，还结扎着花朵似地彩线，很美。我正评价那尾巴的处理手法，她解释了：不一定很像，是看花花么，不是看真老虎！
我并不以农民的审美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何况几亿农民也至少有千万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吧。我并没有忘记巴黎的同学和教授，我每作完画，立刻想到有两个观众，一个是乡亲，另一个是巴黎的同行老友，我竭力要使他们都满意。有人说这不可能，只能一面倒。说白居易就是雅俗共赏的追求者，因之白诗未能达到艺术的高峰。但我还是不肯一面倒，努力在实践中探寻自己的道路。不过似乎有所侧重，对作品要求群众点头，专家鼓掌。
“搜尽奇峰打草稿”三十个寒暑春秋，我背着沉重的画具踏遍水乡，山村，丛林，从东海之角到西藏的边城，从高昌古城到海鸥之岛。住过大车店，渔家院子，工棚，破庙……锻炼成一种生理上的特异功能。当我连续作画一天时，中间可以不吃不喝，很多朋友为我这种工作方式担心，有时中间勉强我吃一个馒头，结果反倒要闹消化不良的毛病。我备的干粮，总是在作完画回宿处时边走边啃，吃的很舒服。那才是西太后的窝窝头呢。饮食无时学走兽，我特别珍惜这可贵的生活能耐，这是我三十年江湖生涯中所依靠的“后勤部长”啊。如今齿危兮，发斑白，怕我这位忠心耿耿的“后勤部长”亦将退休了。“旅行写生”一词，本不含有什么恶意或贬义，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游山玩水”。但我一向很不喜欢称我的工作为“旅行写生”，我不是反对别人在游山玩水同时写生，只是我自己从未体验过边旅行边写生的轻松愉快。一九五九年酷热的夏天，我利用暑假，自费到海南岛去，背着数十公斤的油画材料和工具，坐硬座车先到广州，火车晚点，抵广州时已是晚上十点来钟，站上排着好几条长长的队伍。我两肩背着，两手提着笨重的行李，一步一步挪动着排在队尾，弄不清队头的情况，只好全凭别人的指点。我不懂广东话，别人给我比划又比划，到底还是弄错了，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看出我原来是排在买西瓜的行列里。于是重新排入登记旅店的队，再排乘坐三轮的队。及至抵达遥远的一家小旅店时，店主人说没有空床，我说是登记处指定来住的。他说那是昨天的空床，此刻已是凌晨一点多了。从广州返回北京时，我的行李已变成大包的油画，画在三合板上，油色未干透，画与画之间留有空隙，千万不可重压，但行李架上已积压的满满的了。无可奈何，只好将画安置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从广州站到北京，站肿了腿，但油画平安无恙地到家了，我很满意。
“四人帮”倒台后，我的情况好起来，被邀请出去作画和讲学的机会多起来，坐飞机，坐软卧，而且当地总有不少美术工作者照顾着，陪同下去作画，有时还有摄影工作者跟着，拍摄我作画的镜头。我很不喜欢那些表现画家作画的镜头，绝大多数都是装腔作势，反使观众误解画家的工作。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一群人前呼后拥地围着我一同到野外写生，摄影师忙开了，要我这样，那样地摆姿势，有时我正工作紧张，连蚊子咬在手臂上都抽不出手去拍打，可我却往往要为被摄影而变换位置。
一九七九年的冬末，我在大巴山中写生，冒着微雨爬上高山之巅，去画那俯视下的一片片明镜似的水田。正因微雨，烟雾蒙蒙的蜀中山色分外迷人。山高路滑，天寒手冻，居然还有一位青年女画家罗同志坚持着跟我上山。我们在公路边选定角度。路边的小树尚未发芽。便将伞扎在它瘦瘦的躯干根部，勉强遮着点画面和调色板，人蹲着画，张开着双臂的背又从另一面保护了画面。细雨不停，我们的背湿透了。手指逐渐僵硬起来，这都不算什么，最怕那无情的大卡车不时在背后隆隆驶过，激起泥浆飞溅，快！我们像飞机轰炸下掩护婴儿的妈妈，急忙伏护画面，自己的背上却被泥浆一再地挥写，渲染，成了抽象绘画，真可惜，这时却没有跟踪的摄影师！
我之不喜欢“旅行写生”这名词，不仅是由于它会令人误以为写生是轻松的旅行，更由于写生实质的一种误解，“旅行写生”不意味着只是图画的游记吗？最近有人问我对文人画有何看法，我说文人画有两个特点，一是将绘画隶属于文学，重视了绘画的意境，是其功；但又往往以文学的意境替代了绘画自身的意境，是其过；另一特点是所谓笔墨的追求，其实是进入了抽象的形式美的探索，窥见了形式美的独立性。由于传统的民族心理习惯的熏陶，我爱绘画的意境；由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爱好，我重视形象及形式本身的感染力。鱼和熊掌都要，我不满足于印象派式的局限于一定视觉范围内的写生；我也不满足于传统山水画中追求可居可游的文学意境。我曾长期采用在一幅画中根据构思到几个不同地点写生的方式组织画面，我称之谓边选矿，边炼钢。目的是凭生动的形象来揭示意境。多数群众从意境着眼，他们先听歌词，而对美术有较深修养的专家则重视形式，分析曲谱。作者呕心沥血，在专家与群众之间沟通，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功过任人评说。
我本来年年背着画箱走江湖，而“文革”期间，在部队劳动的那几年中，每天只能往返于稻田和村子间，谈不上“旅行写生”了。但背朝着青天，面向黄土的生活，却使我重温了童年的乡土之情。我先认为北方农村是单调不入画的，其实并非如此，土墙泥顶不仅是温暖的，而且造型简朴，色调和谐。当家家小院开满了石榴花的季节，燕子飞来，又何尝不是桃花源呢？金黄间翠绿的南瓜，黑的猪和白的羊，花衣裳的姑娘，这种纯朴浑厚的色调，在欧洲画廊名家作品里是找不到的。每天在宁静的田间来回走好几趟，留意到小草在偷偷地发芽，下午比上午又绿的多了，并不宁静啊。似乎它们也在紧张地奔跑哩。转瞬间，路边不起眼的野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任人践踏。我失去了作画的自由，想起留在巴黎的同行，听说都是举世闻名的画家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勤奋耕作吧。不知种出了怎样的硕果。会令我羡慕，嫉妒，痛哭吧！没有画笔，我在脑子里默写起风景诗来：
村外，水渠纵横，
路边，苇塘成片……
我的诗情画意突然被一件意外的事情击个粉碎。由于我的痔疮严重起来，走路困难，让我留在村子里副业组养鸡鸭。感谢领导的照顾，我工作中格外兢兢业业。但偏偏有一只黄毛乳鸭突然死了，有人说我心怀不满，打死鸭子是阶级报复，于是解剖小鸭，说内脏无病，只头骨有青色，证明是打死的。指导员根据“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者”的汇报，要我向群众检查打死鸭子的思想根源。天哪，我怎能打死鸭子呢？但像我这样资产阶级立场的人，讲话只能算是顽抗，指导员要发动全连批判我。夜晚，我这一向不哭泣的人落泪了。睡在同一炕上的同学劝慰我，我说这简直是《十五贯》。第二天，这位同学用不平的口吻在群众中评论此事，并又重复了我引的《十五贯》比喻。指导员又把我叫到连部，我以为他可能发现了自己的武断与粗暴，要同我谈谈思想了吧！然而他更加愤怒了，声色俱厉地责问我说过了什么，我愕然了。他盛怒之下卷了卷衣袖，“老子上了《水浒传》了！”我更摸不着头脑，他看我确是尚未开窍，补充道“《十五贯》不是《水浒传》吗？你以为只你聪明，我没有看过吗？”他终于没有能发动起全连对我的批判会，因绝大部分党员和群众都主张先调查研究。
在部队劳动锻炼的末期，有一些星期日允许我们搞点业务，可以画画了。托人捎来了颜料和画笔，但缺画布。在村子里的小商店，我买到了农村地头用的轻便小黑板，是硬纸压成的，很轻，在上面刷一层胶，就替代了画布。老乡家的粪筐，那高高的背把正好作画架，筐里盛颜料什物，背着到地里写生，倒也方便。同学们笑我“粪筐画家”，但仿效的人多起来，形成了“粪筐画派”，星期日一天作画，全靠前六天的构思。六天之中，全靠晚饭后那半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我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去寻找新颖的素材。冬瓜开花了，结了毛茸茸的小冬瓜。我每天傍晚蹲在这藤线交错，瓜叶缠绵的海洋中，摸索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老乡见我天天在瓜地里寻。以为我大概是丢了手表之类的贵重东西，便说“老吴，你丢了什么？我们帮你找吧！”
一九七二年前后，我回到北京。打开锁了多年的凶宅似的宿舍，老伴和插队的孩子们陆续返回。我在自己的家里作起画来，不必再提心吊胆。我又开始走江湖，永葆大好河山，新作品又一批批诞生了。然而好景不长，“黑画”风波又起，我将自己的画分成许多包，分散地藏到与美术界无关系的亲友家去。心想，也许等我火葬后，他们将成为出土文物吧！
真正能心情舒畅地作画，那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了，家里画不开大幅油画，画了也无法存放，我便同时用宣纸做起大幅水墨画来，画后便于卷折存放。在油画中探索民族化，在水墨中寻求现代化，我感到是一件事物之两面，相辅相成，艺术本质是一致的。一九七九年我的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的油画和水墨画便是我探索的杂交品种。我不否认是艺术中的混血儿。有人爱纯种，说油画要姓油，国画要姓国，他们的理由与爱好，谁也干预不得，但在东西方艺术之间造桥的人却愈来愈多，桥的结构日益坚固，样式也日益新颖，我歌颂造桥派。
刘姥姥进大观园，长期与外界隔膜，突然回到三十年前的学习旧地巴黎，在现代艺术的光怪陆离中，有时感到有些眼花缭乱，有时又不无一枕黄粱之叹！看了非洲的，美洲的，日本的，南斯拉夫的与菲律宾等等的现代艺术，感到欧美现代艺术确实世界化了，面目在雷同起来，颇多似曾相识之感，尽管是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然而真正动人心弦的作品并不太多。艺术的发展不同于科学的飞跃，它像树木，只能在土壤中汲取营养，一天天成长，标新立异不是艺术，揠苗助长无异自取灭亡，但那种独创精神和毫无框框的思路，对我们则是极好的借鉴。在巴黎已成名家的华裔老同学们的作品中，我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听到了乡音，虽然他们的作品是抽象的，但像故国的乐曲，同样是熟悉的，也由于这东方的故国之音吧，他们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成功！欧美现代艺术的世界化与民族艺术的现代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其间有一见钟情的相爱，又有脾气不同的别扭，我珍视自己画在粪筐架着的黑板上的作品，那种气质，气氛，是巴黎市中大师们所没有的，它只能诞生于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遗憾的是，世界人民看不到或太少见到我们的作品。三十年前的情景又显现了，又记起了回国不回国的内心尖锐矛盾，恍如昨日，不，还是今日。回国后三十年的酸甜苦辣，我亲身实践了；如留在巴黎呢？不知道！秉明不已作出了估计吗：大概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无极和秉明去年都曾回国，都到过我那破烂阴暗的两间住室里。为了找厕所，还着实使我为难过。我今天看到他们优裕的工作条件，自卑吗？不，我虽长期没有画室，画并没有少画。倒是他们应羡慕我们：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抱着母亲，时刻感受到她的提问与脉搏！我不觉地微微摇头回答秉明的提问时，仿佛感到了三十年的长梦初醒。不，是六十年！
一九八二年
而立与不惑
------------------五十至七十年代生活杂记
一九五零年从巴黎回到北京，我三十一岁，刚过而立之年。住进西单旧刑部街归国留学生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巴黎有友人托我给滑田友捎回一点东西，我送至大雅宝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宿舍，正巧碰见老同学董希文。他很高兴见到我的归来。叙谈之后希望到招待所看我的作品。翌日他就到招待所看了我在巴黎做的油画裸体，并借走了几幅，说要回去自己拜读。他是有心人，心细而谨慎，原来他借走作品为的是拿去向中央美术学院院部负责人推荐。待院部正式明确聘任我后，他退回作品时才告诉我经过，希望我留在北京任教，不必再回杭州母校去。我脑子里仍保存着以往美术界宗派关系的印象，对董希文说，徐悲鸿是院长，他未必欢迎我的画风，我还是回杭州较自在些吧。董希文说，老实告诉你，徐先生虽有政治地位，但今天主要由党掌握政策，你就是回到杭州，将来作品还是要送来北京定夺的。就这样。我到中央美术学院报道，接着返故乡宜兴农村老家，接来妻子和孩子，从此落户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很挤，一时腾不出房子，我一家三口便暂住魏家胡同一家民居的厢房，那是老同学王熙民租住的，我们两家几乎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融洽。在巴黎时我和熙民无话不谈，经常争吵，关系早超过一般友谊，同舟返国后更感是患难之交了。后来我家搬入大雅宝胡同美术学院宿舍，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学院上课，妻在家做饭，带领孩子。我的工资是每月七百斤小米，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我无意中有时会想起《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和《伤逝》中的子君。
说实在的，除了与董希文较亲切外，我在美术学院感到很孤立。罗工柳和彦涵也是杭州时的同学，但他们走了革命之路，而我刚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心脏返国，同他们一时难于交心吧。年轻人总是直爽坦诚，何况我亦仍年轻，于是在课室内是我吐露情怀的愉快时刻了。我介绍西方艺术，从古至今，谈艺术是疯狂的感情事业；我出示各式各样的流派画集，从印象派到抽象派……同学们无知，连波提切利和尤特里罗都未曾听说，但他们求知欲强，善于吸收，学习中进步很快，作业在起着明显变化。人们不可能永远隐藏心底的语言，与年轻同学交流中，我愈来愈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艺术观：强调自我感受，感情独立，形式法则……然而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当时一切服务于政治的教育方针。教了两年课，遇上文艺整风，我于是成为被批判的众矢之的。说我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从个人奋斗到公费留学，出于爱国热忱而返国任教，自尊心高于一切，我完全不能接受无理的批判，相反，使我想起希腊神话中米达斯王的理发师，要他隐藏真实，太痛苦了，他终于跑到郊外对着芦苇丛高声吐露：米达斯的国王有两只驴子耳朵！从此，风吹芦苇丛，便响起一片回声：米达斯的国王有两只驴子耳朵！真实终于传遍了宇宙。
人们也并不总能坚持自己的真是观点，曾经认为跟我学到了新知识的年轻学生开始诉说我防毒了，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任教。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大概是苏联吧，看来我将离开美术学院了。果然，人事科长丁井文只给宿舍挂了一个电话，说我已被决定调去清华大学建筑系。事情就这么简单，我掉到了清华，事后知悉，美术学院要调清华的李宗津，我是作为交换条件去替代李宗津的。人事人事，事在人为。世事沧桑，决定调李宗津的江丰和李本人都已故世，往事如烟，无须重提。正当我在美术学院教学及创作要求的压力下挣扎的时候，妻开始在大佛寺小学任教，骑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晚上带回一大批待批改的作业。够她辛苦了，我们共同生活，但谁也帮不了谁的忙，彼此的心情都不愉快。更糟的情况是她又怀孕了，我们到处打听人工流产，始知那是非法的。苏联正在歌颂母亲英雄。搬到清华后，生活情况有些改变，居住条件比大雅宝胡同好多了，跟着去清华的保姆恭喜我，说我升官了。
我出国之前，曾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过四年助教，对建筑艺术有感情，也有不少建筑师朋友，故到建筑系任教还感亲切，何况同事中又有老相识。但最主要的问题是远离了文艺界。如今着重教素描和水彩技巧，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减弱了。是逐出了伊甸园？是远避了矛盾斗争？是躲入防空洞任性作画的时机了？首先教好课，无愧人民供养的小米，我于是在水彩画中下了不少功夫，这本是我并不重视的小画种，在这方面倒从与梁思成先生等前辈的交谈中获益不少。妻任教清华附小，孩子入清华幼儿园，生活较在城里时安定，但经济入不敷出，每月还要汇款供养农村的老父母。人到中年，似乎尚未“而立”，每月还须领困难补助金，其时我已是副教授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提出，使我看到了绿洲，通途。自离巴黎，与巴黎同学的通信愈来愈稀，几乎断了音讯，我自愿归来，如果入了地狱，也绝不肯向他们诉说。走进地狱的尽头去，我有牺牲自己生命的权利，宁让人咒骂，不让人嘲笑，更不愿让人怜悯。我在完全孤独中探寻自己的路，路很窄，且多独木桥。实在无法迁就当时对人物画的要求，便转向不被重视的风景画，藏情于景，官方的评论显然不可能注意到我的探索，坚持自己的路便须自甘冷落，但有两个基本观点与官方要求一致的：依据生活的源泉与追求油画的民族化。
“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又投入了意识形态波涛的文艺漩涡中。在艺术学院结识了卫天霖，他曾在日本留学，长期执教于北京，并曾去解放区，是倾向革命的老画家，但就因他的画风近印象派，文艺领导层中始终不重视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卫老对我很信任，甚至宠爱。他当时的地位是副院长兼美术系主任，便竭力将我的妻从清华附小调到美术系资料室。他希望我从此安下心来与他长期合作，不再调动工作。我们确实真诚地、患难与共地共事了十余年，他对艺术的品位及为人的正直都令我尊敬。他是严厉而和蔼的长者，我们的情谊从未断线，他留给我永远的怀念。我在和卫老的多次长谈中，矢志要将艺术学院的教学道路开拓地宽阔，吸取西方，不一面倒向苏联，这样，潜意识中我们想在自己学院搞出出色的成绩，与美术学院分庭抗礼。
艺术学院的创立是卫老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的结果，也是他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聘教师，搞设备，招生，他事必躬亲。后来经过“反右”，提出政治挂帅，他的权力缩小了，但对学院的教学仍是一片热忱。我作为卫老的合作者，助手，“参谋”，与他成了忘年交，深深了解他内心的苦闷与难于实现的抱负。一九六四年北京艺术学院改为中国音乐学院，美术系分散外调至几个美术院系，我和卫老均由张仃同志点名调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学院结束的大会上，虽然台上的发言激昂慷慨，说要向前看，但台下师生依依惜别，有的泣不成声，卫老的心情更别是一番滋味。“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因我们到工艺美院时间不长，授课尚少，“放毒”不多，加之艺术学院时的老学生均已毕业分散，无须再回来揭老师的毒，故我们遭到的冲击倒相对地减轻了，可谓因祸得福。妻经常对我说，如果艺术学院不解散，我看你是过不了关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全家下放，三个孩子中两个分别去内蒙古，山西插队，最小的在流动的建筑工地当水泥工。我们送走了一个一个孩子，最后我送走了去农场的妻，她那时在美术研究所任资料员。一家五口分散到六个地点（原住房也算一个地点），家门从此长期上锁。偏偏门牌是13号，不吉利，恐是“凶宅”。我最后一个离开凶宅，告别了宅院里残败凌乱的向日葵和杂草。
在这凶宅里，我们一家前后住了二十余年，留下许多故事和痕迹。小小两间潮湿的住房，一间很暗，只一间较亮，于此作画，写字，睡觉，会客，确是多功能使用。做了画，须拿到院子里推远看，或者就在院子里画，因为任课多，又担任教研室主任，我经常在夜间和星期日作画。星期日及假日，往往由妻带着孩子们外出或走亲戚，将房门反锁，拉上窗帘，我在家里作画，谢绝任何来客。每遇寒暑假，用有限的工资作路费到外地写生，井冈山，海南岛，烟台……都是自费去的。妻对此不无意见。因家里经济已很拮据。一九六零年董希文和我及邵晶坤一同到西藏写生，是美协组织的，自己不花钱，而且有专车，是最幸运的一次写生了。那是困难时期，缺吃的，我们从拉萨带回些酥油，但家里人都吃不惯。
曾经从故乡农村接来我的母亲，协助照料三个孩子，但她不习惯北方生活，说灰沙太大，用水不便，终于带回了一个小孙孙回故乡去养育，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因接送孩子，她几次到过北京，参观过故宫等名胜，她满足了，说见过世面了，连皇帝家也进去过了。我们一直想接父亲到北京看看，但他在老家很忙，做家务，还照料我弟弟的孩子们，总说走不开。我们力劝，他勉强同意了，路费也寄去了，天天等他的到来，但最后还是未动身，说家里事太多，他放不下手。灾荒时期全国上下都吃不饱，他在乡下饿得不行，想逃到北京来吃饱饭。那时我们全家吃饭也定量，也都吃不饱，而且有规定限制人口流入北京。我们虽然努力设法，他仍未能来京。后来得知他的病讯，死讯，我都因故未能回去，妻对此特别感到内疚，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一九六五年，我随工艺美院的师生到河北任县农村搞四清工作，清理村里当权干部们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与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吃的是白薯干磨面做的窝窝头，颜色灰黑倒无妨，就是牙碜得厉害，几乎不能咀嚼，只是勉强吞咽。半年下来，我病了，完全失去食欲，返京诊治，自己估计是胃病。化验结果很糟，妻在家等结果，我只能实告：肝炎！她脸顿时刷白。从此我不能再回任县工作，天天吃药，打针，经常去医院化验。几个月下来，病情无好转。人们教我种花，种不活；学太极拳，没耐心。妻买来一张竹躺椅，置于廊下，白天让我躺着休养。休养是人生中十分痛苦的经历，我感到自己是毫无价值的之人了。于是夜夜失眠，完全陷入精神的空虚与恐怖之中。病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反正已临死亡边缘，革谁的命对我似乎都无所谓了。此后便拖着病体随学院师生到农场去接受部队的再教育。
欢乐时刻如过眼烟云，苦难的岁月却永远令人怀念。部队驻在李村，在李村我们遭到许多不合情理的对待。由于诬告我打死小鸭子事件，我长期被连队领导穿小鞋，在治病，探亲等等待遇方面总遭非难。然而我从不诅咒李村，反而格外怀念李村，怀念李村的父老乡亲，李村的野草闲花。最近到太行山写生，特意绕道李村，去寻找二十年前的回忆。一切都变了，新楼林立，闹市人流，红红绿绿的集市已全非苍黄古朴的旧李村了。旧房东已难找，上年纪的大爷大娘正是当年的青壮年，他们都记得美术学院驻在村里的情况-------清晨列队去河滩开垦荒地，傍晚高唱着语录歌回村，一到家，大学生放下铁锨抢着给各家房东挑水去……我翻出当年的笔记本，其中还留存一些诗篇。我非诗人，没有写诗的才能，只因被禁止作画，变相记下所见所思，也许是未发育的诗之苗，也许是窒死腹中的画之胎，且录几首：
村外
水渠纵横绕田
大路边，苇塘成片
苇塘成片，倒影叶叶指云端，云端红旗展
红旗展，岸上东方吹遍
渠畔
渠畔，野草闲花无人看
军鞋军帽成排，迎朝霞，红星颗颗灿烂
水田隔岸，插秧人健，极目红旗展，歌声远
修渠
步步急，通身汗湿
胎土挑土赶又追，修渠十里人密
人密，旗赤，渠直，秧田如织
春节寄内蒙插队的儿子
风雪路遥人健，牛羊是伴，笑他南飞雁与燕
云天，渐变，世事沉浮浊又清，山外青山村外村
春节年年，咋暖还寒，天南地北异风光，离情别绪只寻常
我的肝炎经多少中、西医诊治过，终未见效，太痛苦了。我甚至绝望了，想到自杀，以忘我作画的方式自戕再度陶醉于艺术创作中，一味任性，毫不顾及体力与病情的制约。在部队劳动的后期，我在节假日悄悄开始作画，借老乡的粪筐做画架，被同学戏称为粪筐画家。后来被调到师部指导战士作画，则大大方方地公开画起来，精神比在连队里劳动时舒畅多了。居然，渐渐有了食欲，自我感觉好起来，失眠也减轻了。就这样通过不治疗的治疗，我回到了健康之路。有科学根据吗？也许工作中的忘我是一种气功效益吧，我怀疑我作画便是从事一种行动的气功。师部在邢台市里，我可以自由上街购物了，首先想到要为仍在乡下连队劳动的妻买点什么。我买了可以久藏的牛肉干，寄给她。但怕她收到牛肉干会遭批判，因此在包裹单上填的物品名称是药，妻所属单位的连队驻地离我们李村只十华里，在较宽松的后期，两地亲属每隔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节日可彼此探亲一次。她来看我或我去看她，分别时不免相送一程，总是送到五华里处，即两地的中点处分手。那里有两三户农宅，一架葡萄。最后将撤离农村时，我专程去画了一幅小油画，并凭空飞来一双燕子，这是我们记忆中的十里长亭。
一九七四年，我们陆续回到耗子成群的旧居，像《十五贯》中察看油葫芦凶宅似地，稍一碰壁，满室飞尘，房子实在太旧了，但地震时只震裂几道大缝，居然并未倒塌，这证实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优越性。又在旧宅院安下家来。学院暂时还不能开学，是奋力作画的好时机了。我画遍窗前的木槿，院里的向日葵，紫竹院的早春，什刹海的雪……更遇上好运气，北京饭店约黄永玉，袁运甫，祝大年和我共同绘制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并先让我们去长江写生，收集素材打草稿。我们四人从上海溯江而上，画遍苏州，无锡，南京，武汉，庐山，三峡，重庆……但到重庆时得知北京已开始批黑画，我们被招提前返京，抛入批黑画的漩涡中去，长江壁画也告流产。批判无妨，我们辛辛苦苦画来的一批画稿毕竟是难得的。后来各人都创作出不少佳作。我为历史博物馆和人大会堂画的油画三峡，为北京站画的迎客松和苏州园林，都来源于那批素材。
13号凶宅原是民国初年有名的会贤堂大饭馆，如今成了破败的大杂院，住有几十户职工，很不像样了。七十年代后期，渐渐有外宾来我家访问，令我感到狼狈，怕有损国家的体面。每次待客，我总向外宾强调这旧楼当年的豪华史及门前什刹海曾出现过的繁华集市，虽然自己并未经历过。海外定居的老同窗也开始回国访问和省亲，自然不怕老同学笑我住的寒酸，但我确乎有些顾虑国家的影响。本来，我对国家不考虑我的居住条件是牢骚满腹的，而今面对外来的老友，似乎也更以国家的体面为重了。
不惑之年的前后二十余载，我一直住在这阴暗潮湿的13号大杂院里，六七十年代在外地写生的几大木箱油画也堆在这两间拥挤的破房中，或悬架在廊沿上。窗是纸糊的，易破，经常要重糊。冬天抢购烟筒，安装煤炉，一趟趟跑煤厂催送煤饼。储存过冬的白菜与堆积煤饼总是相互争夺廊沿那点有限的空间。那时我依靠自行车，骑车去学院上课，去驮运粮食，接送孩子。自行车是我的战马，更重要的是驮我去郊外写生。我背着沉重的画箱，将大幅画放平捆绑在后座架子上，远看像是平板三轮，在京郊作的布上油画，大都诞生于这辆平板三轮。我也曾从遥远的山区采挖野菊之类的山花，带回种入院里，并偶或成活。有过繁花似锦的美好风光。我们种过葡萄，葫芦，让茂盛的枝叶来掩饰破落的门窗，但毕竟门窗还是经常暴露它破落的真面目。二十年忙白了少年头，当告别这13号旧屋时，我和妻已是鬓色斑斑的老伴了。我们永难忘怀于这生养了我们一家的古老的破房。
一九九零年
他和她
一九八七年夏天，他访印度后返国，经曼谷转机，停留两天。画家，他爱走遍天涯，到处寻找形象特色。第一次到曼谷，当然要抓紧时间看风光。但这回异乎寻常，他住下后第一件事是跟同机到曼谷的驻外使馆的夫人们去金首饰店，买了一个金镯子。他根本不懂首饰的质量和行情，只听这些夫人说曼谷的金首饰成色最好，又便宜，她们都不会放弃这个好机会，于是他跟去买了这只手镯，式样是老式的，而别人都买新潮型的项链。夫人们问他为什么买这老式手镯，他感谢她们旅途互相照顾，又带他这个大外行来买金首饰，便吐露了自己的故事和心愿。一九四六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要到法国去，没有手表，很不方便，但没有余钱买表，他新婚的妻子有一只金手镯，是她母亲送她的，他转念想将手镯卖了买手表，她犹豫了，说那是假的，不值钱。她在母亲的纪念与夫妻的情意间彷徨了。可几天后，她说那是真金的，让他去卖了买手表。风风雨雨四十年过去了，她老了，他今天终于买到了接近原样的金手镯，奉还她。
她如今不爱金镯子，年轻时也并不爱金镯子，他出国留学时，她初怀孕，其后分娩，喂奶，便无法再在南京教小学，于是住到了他的老家，江南一个小农村里，自然更不需要金镯子了。三年的农村生活很清苦，但他的父母很疼爱这位湖南儿媳妇，无微不至照顾她，胜过亲生的女儿，家务都不让她做，她专心抚育新生的孩子，孩子的没有见过面的爸爸远在巴黎，小孙孙更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乡村生活平淡而单调，她给他的信息总是日记式的平铺直叙，有一次她跟婆婆坐着小木船到十里外小镇上去给孩子买花布做衣裳，她描写途中的风光和见闻，便是书信中最有文采的情节了。从农村寄一封信到巴黎，邮资是不小的负担，她不敢勤寄，总等积了半月以上的日记才寄一次。信到巴黎，他哆嗦着拆开，像读圣经似地逐字逐句推敲，揣摩。有一回他一个半月没收到她的信，非常焦虑，何以他父亲也不代复一信呢！原来她难产，几乎送命，最后被送到县里医院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母子侥幸脱险，她婆婆为此到庙里烧了香，磕了头。
他的公费不宽裕，省吃俭用，很想汇点钱给她，但外币的黑市与官价差距太大，无法汇。有一次他用一张十美元的票子夹进名画明信片，再装入信封挂号寄回国，冒险试试，幸而收到了，她的喜悦自然远远超过了那点美元的价值。有一年秋天丰收，村里几家合雇一条大木船到无锡去粜稻，公公和婆婆要让她搭船到无锡去玩，散散心，城里姑娘在这偏僻农村一住几年，他们感到太委屈她了，很内疚。但她看到家里经济太困难，玩总要花点钱，不肯去，说等他回来再说吧。她的哥哥在南京工作，有一回特地赶到乡下来看她，她教孩子叫舅舅。那真是一次贵客临门的大喜事，引得邻居们都来看热闹：来了一个湖南舅舅，农村里婚嫁都局限在本村本乡，谁也没见过湖南亲家。
他和她萍水相逢于重庆，日本人打进了国土，江南农村的他和湖南山村的她都被赶到了重庆。他于艺术院校毕业后在沙坪坝一所大学任助教，她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到了那所大学附小任教，由于他的同学当过她的美术老师，他们相识了。同在沙坪坝住了四年，四年的友谊与恋爱，结成了终生伴侣。他眼里的她年轻，美貌，纯洁，善良。他事业心很强，刻苦努力，一味向往艺术的成就。但她并不太理解或重视他的这些品质，只感于他的热情与真诚。她的父亲曾提醒过她，学艺术的将来都很穷。她倒并不太在乎穷不穷，她父亲是一个普通公务员，家里也很拮据，她习惯于俭朴，无奢望，她只嫌他脾气太急躁，有时近乎暴躁，在爱情中甚至有点暴君味道。她几次要离开他，但终于又被他火一样的心摄住了，她不忍心伤他，她处事待人总不过分，肯随和。但后来她亦常有怨言，除了我，谁也不会同你共同生活。一九四六年暑天，他考全国范围的公费留学，虽只有两个绘画名额，他下决心要考中，她不信，后来真考中了，她虽高兴，也并非狂喜。此后，她成了妻子，生育、抚育孩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忍受别离，寂寞地，默默地，无怨地。
他唯一的一件毛衣，红色的，是她临别时为他赶织的，他很珍惜这件毛衣，有一年春天，他同一位法国同学利用假期带着宿营的帐篷，驾仅容两人的轻便小舟顺塞纳河而下，一路写生。但第一天便遇风暴，覆舟于江心，他不会游泳，几乎淹死。他身上正穿着那件红毛衣，戴着那只金镯子换来的手表，怀里有她的相片。幸而他最后还是获救了，直到他回国后她才知毛衣，手表和照片曾陪他一同淹入过美丽的塞纳河。有一回他托便人带给她很漂亮的毛线，想让她自己织件红毛衣，那是一九四九年巴黎最流行的一种玫瑰红，她用来织了两间小孩子的毛衣，第一件先给他老家的侄儿，第二件才给自己的孩子，她长得美，自己不稀罕打扮吧！
野心勃勃的他一心想在巴黎飞黄腾达，然后接她到法国永远定居。有人劝他不要进学校以免落个学生身份，这对成名成家不利。但他还是认为应进学校认真学习，摸透人家的家底。同时他是公费生，按规定也必须进正式学院。无疑，他学习是拼命的，对爱情和艺术他永远是那么任性，自信。三年下来，他感到已了解西方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的精髓，但更明悟到艺术的实质问题。艺术只能在纯真无私的心灵中诞生，只能在自己的土壤里发芽，他最爱梵高，感其虔诚，。他吃了三年西方的奶，自己挤不出奶来，他只是一头山羊吧，必须回到自己的山里去吃草，才能有奶。祖国解放的洪流激起了海外游子的心花，他想立足于巴黎的意志开始动摇。他给她的信中谈这个最最要紧的问题时，她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答复。她确乎不很理解艺术。更不理解艺术家创作的道路。但她愿他的事业能如愿。大主意只能由他拿，而她自己并不想一辈子住到外国去。她经常做梦了，梦里永远为他不再来信而焦急，一直到今天，头发斑白了的她，还偶然在梦中因等不到他在国外的来信而忧虑。他比她自私，他太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在回国与否的决定性问题中她不过是天平上的小小砝码，但在关键时刻，小小的砝码却左右了大局。
一九五零年秋，他终于回到了北京。他接她和三岁的孩子到北京定居。开始过团聚的小家庭生活。他在美术学院任教，他的美术观点总遭到压制，批判，他被迫搞年画，宣传画，心情很不舒畅。她又开始小学教师的工作，整天在学校里忙，晚上还带回许多要批改的作业。她疲于应付工作和生活，爱情吗，似乎将忘怀了。当她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时，将分娩，在家休息，阵痛难受，而他正专注于一幅关于劳模题材的创作，对她体贴很不够，她感到伤心，作画的事有那么要紧吗！而他既没有画好这幅画，又未能索性停笔坐在床前守着痛楚中的她，他为此永远感到内疚，深深谴责自己的自私，这样的灵魂深处能诞生艺术之苗吗！
他后来终于被排挤出美术学院，调至大学建筑系任教，教绘画技巧，倒也避开了“左”的文艺思潮的压力。她也一同调到了大学的附小任教。他们居住的条件改善了，他的母亲从农村来到北京，照管小孙孙们。他的野心，或者说他对艺术的抱负并不因被批判而收敛，他不服气，更加发奋作画，奋力画无从发表或展出的自己想画的画。经常因作画耽误吃饭的时间，又将有限的工资花在作画的材料上，寒暑假还自费去井冈山等远地写生。她开始不满，甚至有些气愤，认为没有必要这样自讨苦吃，凭已有的能力，教课不是绰绰有余了吗！她回忆在沙坪坝时他专心攻读法文，那是为了想到法国去，既然已留学回来，何苦还这样苦干，总是生活的那样紧张，她从心底不高兴，她不止一次地发誓，不管你有多大本领，下辈子再也不嫁你了。他听了何尝不感到深深的委屈和苦恼。他与她的恋爱起步于年轻和热情，如今却逐渐暴露彼此的巨大差异，他们不是同路人，他们间的距离在一天天扩大，他们已有了三个孩子，她担负着整个家庭的安排，照样照料他的生活，他很少管家务，一味钻研自己的艺术，能说不是自私吗？他也感到痛苦的内心谴责，但不能自拔。
一次工作的调动逐步消除了他与她之间在不断扩大的隔阂。自从提出了“双百”方针，文艺界松了一口气，他被调到新成立的艺术学院，回归美术教学的本职。接着，她也被调到这学院搞美术资料工作。她教孩子们时一向认真负责，并感到是生活中的安慰。如今面对这外行工作，接触的又都是大学生了，很心虚。她本来只关心他的饮食起居，不过问他的艺术，她嫁他，并非由于重视他的艺术，当他留学归来在高等学府任教，她感到就可以了，她看到他带回的大批高级画册，许多都是裸体画，她不欣赏，尤其还有近代的马蒂斯，马迪里尼等等，很反感。至于他自己的作品，她也无从辨其优劣，她根本不评论，那与她有什麽想干呢？而现在，她整天要同美术画册，画片，史论著作打交道，不得不开始向身边的他请教了。古今中外，她淹没在艺术的海洋中，他教她游泳，他收了一个新学生，他们像是被介绍而初相识的朋友。不过她并不肯完全听他的话，她认为他太主观。他每次陪她一同看画展，在每一件作品前讲解给她听，教她，她有时肯听，有时不接受，他往往为她不接受自己的意见而生气。他教的学生远比她听话，他对她盛气凌人“教了你还不服受教”但同事和学生们都对她印象很好，说她耐心，认真，谦虚，对业务也开始熟悉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她一眼就能认出范宽，沈周，弘仁，波提切利，尤特利罗，蒙德里安，而且从马约和雷诺阿的胖裸体中能区别出壮实与宽松的不同美感来。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每年几次背着油画箱到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边疆写生，探索油画民族化的新路。三十余年苦行僧的生涯，一箱一箱的油画堆满了小小的住室，她容忍了，同情了，并开始品评作品的得失。有一回他从海南岛写生后，因将油画占着自己的座位，人一直从广州站到北京，腿肿了，她很难过，其实他写生中的苦难远远不止于此，他不敢全对她讲，怕她下次不放心他远走。他后来写过一些风景写生回忆录，有一则记叙了她第一次见他在野外写生并协助他作画的事，那是一九七二年年底，各艺术院校师生正在各部队农村劳动，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总算获准短短的假期，到贵阳去探望她老母的病，路经桂林下车几天，到阳朔只能停留一天一夜。多年来他似乎生活在禁闭中，早被剥夺了拥抱祖国山河的权利，即使只有一天，他渴望在阳朔能做一幅画。要作画，必须先江左江右，坡上坡下四处观察构思，第二天才好动手。但注定旅店，已近黄昏，因此他只好不吃晚饭，放下背包便加快步子走马选景。其时社会秩序混乱，小偷流氓猖獗，她不放心在这人地生疏暮色苍茫的情况下让他一人出去乱跑，但她知道是无法阻止他这种强烈欲望的，而他又不肯让她陪同去疾步选景，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她只好在不安中等待，也吃不下晚饭。当夜已笼罩了阳朔，只在稀疏等的路灯下还能辨认道路，别处都已落在乌黑之中。他一脚高一脚低，沿漓江捉摸着方向和岔道回旅店去。心里很有些着急了。快到旅店大门口，一个黑黑的人影早在等着，那是她，她一见他，急得哭起来了。他彻夜难眠，构思第二天一早便要动手的画面，翌晨，却下起细雨来。他让她去观光，自己冒雨在江畔作画，祈求上帝开恩，雨也许会停吧。然而雨并不停，而且越下越大了。她也无意观光，用小小的雨伞遮住了他的画面，两人都听凭雨淋。他淋雨作画曾是常事，但不愿她来吃这苦头，她确乎不乐于淋雨，但数十年的相伴，她深深了解劝阻是徒然的。也感到不应该劝阻，只好助他作画。画到一个阶段，他需搬动画架变动写生地点，迁到了山上，雨倒停下来了，但刮起大风来，画架支不住，他几乎要哭了。她用双手扶住画面，用身体替代了画架。冬日的阳朔虽不如北方凛冽，但大风降温，四只手都冻得僵硬了。他和她已是鬓色斑斑的老伴，当时他们的三个孩子：老大在内蒙古边境游牧，老二在山西农村插队，老三在不断流动的建筑工地，他两也不在同一农场，不易见面，家里的房子空锁着已三四年，这回同去探望她弥留中的老母，心情是并不愉快的。但她体谅到他那种久不能作画的内心痛苦，在陪他淋雨，挨冻中没肯吐露心底的语言：还画什么画！
这之前，还在“文革”前一年，因院系调整，他调到另一所美术学院，她调到美术研究机构，后来文革中便随着各自的单位到不同地区的农村由部队领导着劳动，改造思想。因几次更换地区，有一段时期，他和她单位的劳动地点相距只十余华里，有幸时能获得星期日被允许相互探望。探望后的当天下午，他送她或她送他返驻地，总送到半途，分手处是几家农户，有一架葡萄半遮掩着土墙和拱门，这是他们的十里长亭，当下放生活将结束返京时，他特意去画了这小小的农院，画面并飞进两只燕子，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了，不宜泄露天机。
回顾文革初期，他得了严重的肝炎，总治不好，同时痔疮又恶化，因之经常通宵失眠，她看他失眠的如此痛苦，临睡前用手摸他的头，说她这一摸就一定能睡着了。她很少幻想，从不撒谎，竟撒起这样可笑的谎来。而他不再嘲笑她幼稚，只感到无边的悲凉和无限的安慰。恶劣的病情拖了几年，体质已非常坏，他和她都感到他是活不太久了。但彼此都不敢明说。怕伤了对方。后来，他索性重又任性作画，自制一条月经带式的背带托住严重的脱肛，坚持工作，他决心以作画自杀。他听说他留在巴黎的老同学已成了名画家，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过，他能服气吗？世间确有不少奇迹，他的健康居然在忘我作画中一天天恢复，医生治不好的肝炎被疯狂的艺术劳动赶跑了。肝炎好转后，又由一位高明的卢大夫动大手术治愈了严重的痔疮脱肛，他终生感激卢大夫还给了他艺术生命。面对着病与贫她熬过了多少岁月，她一向反对他走极端，她劝他休息，养病，但她说不服他。而今他的极端的行动真的揍了效，她虽感到意外欣喜，但仍不愿他继续走极端，她要人，不要艺术，而他要艺术，不顾人。
为了躲避破四旧，他的大量作品分藏到亲友家，他深信他火葬后这些画会成为出土文物，让后人在中西结合中参考他探索的脚印。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他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他受过的压抑，他的不服气，近乎野心的抱负，都汇成了他忘我创作的巨大动力。他在三十余年漫长岁月中摸索着没有同路人的艺术之路，寂寞之路，是独木桥？是阳关道？是特殊的历史时代与他自己的特殊条件赋予了他这探索的使命感。他早先也曾在朦胧中憧憬过这方向，并也犹豫过。终于真的起步了，不可否认，她确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偶然因素。在苦难的岁月里，他说他的命运是被她决定的，当他感到他幸而走上了真正的艺术之路时，他说他的成就归属于她的赐予。是怨是颂，她都并不为之生气或得意，她平静，客观，他的小小的画室里每年，每月，每周诞生出新作品来，如果一个月中不产生更新颖的作品，他便苦恼。她劝他，哪能每月创新，那样的创新也就不珍贵了。这劝慰对他毫不起作用，她为之生气，她尤其生气吃饭时刻他不肯放下工作，孩子们都独立生活了，只剩老两口一起吃饭，还一前一后，她做好了饭往往一个人自己吃。他事后道歉，但下次又犯，恶习难改。
她退休了。一辈子守着工作和家庭。除了下放农村那年月，她几十年来没离开北京去外地旅游。如今，她每次跟他一同到外地写生，崂山，镜泊湖，小三峡，黄河壶口，天台山村，高原窑洞……不过他已有名气，每到一地总有人接待，邀请，条件很好，她吃不到苦了，她本想多了解和体会些他一辈子风雨中写生的艰辛，但太晚了，等待他的已是舒适和欢笑。她紧跟着他在山间写生，帮他背画夹，找石头当坐凳，默默看他作画，用傻瓜相机照他作画中的状貌，也帮他选景。她选的景有时真被他采纳了，而且画成了上等作品，她感到从未享受过的愉快。她眼中平常的景物，经他采撷组织，构成了全新的画面，表达了独特的意境，她很受启发，她虽看过无数名作，但从未观察过作品诞生的全过程。她陪他一同出来写生，一方面因已晚年了，愿到处走走散散心，也为了一路照顾他的生活，近乎作伴旅游。但意外，她窥见了人生的另一面，那是他生活的整个宇宙，她以前似乎不很理解这宇宙里的苦乐，他与她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却并未真正生活在同一个宇宙里。她以帮他发现新题材为最大的快乐，他也确乎开始依靠她了，自己的着眼点总易局限在自己固有的审美范畴内，她的无框框的或天真的爱好给予他极大的启迪。每次外出写生回家后，他都依据素材创作一批作品，她逐步了解他工作的分量及每件作品的成败得失，她毫不含糊地提意见，她，旁观者清，她比他更能代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他总考虑到他的作品前应有两个观众，一个是西方的大师吧，另一个是普通中国人，那么她就是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她的他最理想最方便的通向群众的桥梁。她不仅是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并逐渐成为他作品的权威评论者，哪件作品能放出画室，哪件该毁掉，他衷心尊重她的意见。因为有无数次刚做完画时，他不同意她对新作的评价，但过了几天，还是信服她的看法，承认自己当时太主观。在那幽静的山林或乡村，他一写生就是大半天，她看得不耐烦时，自己到附近走走，有一回住在巫峡附近的小山村青石洞，到沿江一条羊肠小道上写生，俯视峭壁千刃，十分惊险，她缓步走远了，他发现她许久未回，高呼不应，认真着急起来，丢开画具一路呼唤，杳无回音，急哭了。在今天的天平上，她已远远重于艺术，他立即回忆到未体贴她分娩阵痛的内疚，他只要她，宁肯放弃艺术了。终于在两华里外找到了她，她正同村里的老婆婆在谈家常，重温她的四川话。她自己也备个速写本，有时坐在他身旁也描画起来，反正谁也看不见，不怕人笑话，他却从她幼稚的笔底发现真趣，他有些作品脱胎于她的初稿，她一辈子中不知借给了他多少时间，节约了他对生活的支付，如今她又开始提供艺术的心灵了。他欠她太多，永远无法偿还。
他在家做大幅画时，紧张中不断脱衣服，最后几乎是赤裸的，还出汗。她随时为他洗刷墨盆色碟，频频换水，并抽空用傻瓜相机照下他那工作中的丑态，她并不认为是丑态。这种情况下他不吃饭，她是理解的，同情的，但当并不作这么大画时他仍不能按时吃饭，她才为之生气，她总劝他，要服老，将近七十岁了，工作不能过分。他不止一次向她吐露心曲，留在巴黎的同学借法国的土壤开花，我不信种在自己的土地里长不成树。我的艺术是真情的结晶，真情将跨越地区和时代，永远扣人心弦，我深信自己的作品将会在世界各地唤起共鸣，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心底的最强音。我不服气！他一再唠叨这些老话，像祥林嫂不断重复阿毛被狼吃掉的经过，她实在听腻了，不爱听，不爱听！她认为他实在太过分，全不听她的劝告，真生气了。而他被她泼了满头冷水，也真伤心了。各自含着苦水彼此沉默了许多天，往往要等到小孙孙们来家时才解开爷爷奶奶间难以告人的疙瘩。
她退休后在家更忙，为他登记往来的画稿，稿费，到邮局退寄不该接受的汇款和包裹，代复无理的来信……她深入了他的社交关系，了解哪些是真诚的朋友，哪些是假意的客人，什么样的电话才叫他亲自接，她轻易不惊动作画中的他，他的画室不让小孙孙们进去捣乱，她什么都迁就小孙孙，但禁止小孙孙进画室去。孩子哭闹着要进去时，她抱着他们进去一转就出来，在孩子们的眼中，爷爷的画室最神秘。
她并不喜欢来访的外国人，外国客人走后接着来朋友或昔日的学生时，她感到分外愉快自如，一九八七年她随他到香港参加他回顾展的开幕式，她第一次离开大陆，飞在高空时心情很不平静，倒并非急于想看看未曾见过的花花世界，只为他的作品将在海外受到考验而心潮起伏；而他却是那样的自信，自己知道自己的分量，市秤或公斤并不能改变物体本身的重量。国外的邀请展多起来，她随他飞新加坡，飞日本，也将飞美国与欧洲去吧，她比较感兴趣的是巴黎，想看看他年轻时留学的环境，想看看他几乎淹死在其间的塞纳河，不过她并不喜欢这样在国际间飞来飞去忙于展出，劝他偃旗息鼓，要他休息，每年一同到国内幽静的乡间寻找新素材，画出新颖的作品来就是最幸福的晚年了。他虽也深深同情这样的心态，向往田间生活，在宁静中相互搀扶着走向夕阳，但不时又感到尚未吐出胸中块垒。
他和她总不能同一天离开人间，他们终有一天要分手，永远分手。
一九九一年的早春，她突然病倒，病情严重，脑血栓。他们住宅附近的龙潭湖公园里杨柳转青，桃花吐蕾，正编织着点线朦胧的彩色诗境，而经常来此漫步的他和她消失了，他们一同堕入了恐怖的深渊，已看不见身外的世界。
以前她很少生病，但一九八九年春，从巴黎回来后身体感到不适，终于确诊患了冠心病。在巴黎一个月，她太累了，不懂法语，一步也离不开他，而他除陪她参观以外，主要是作画，因此拖着她市内郊区到处跑，吃饭的时间不规律。在他作画时，她有时在附近椅子上休息片刻，但三月的巴黎多雨，她又往往忙于打着伞保护他作画。虽然辛苦，她还是满意的。她喜欢巴黎，她终于看到了他当年学习的旧地，她参观了他当年学习的教室及庭院，那所巴黎美术学院今天看来并不壮观，确是她在他故乡农村时日日惦念中的神秘殿堂。近几年来她已去过东京，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新加坡……看够了花花世界，但她最喜欢巴黎，喜欢巴黎的艺术气氛，巴黎又有他们知心的朋友朱德群和熊秉明，情谊亲切，大家一同去访莫奈故居，扫梵高之墓，实在难得，真是愉快，她总怀疑是在做梦吧。在这里，他们不用翻译，两人自由行动，他当年在此写给她的大量书信中所谈的一切，今天都想竭力给她印证，而那大批两地情书却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
被确诊冠心病后，她听医嘱服药，散步，注意休息，两年来一直未发病，健康情况很稳定，这次偶然出现头晕，先以为是心脏病影响，到协和医院急诊，查心电图无异常，便不介意，但一周后头晕加剧，呕吐，耳鸣，脸部及手脚有麻痹感，嘴亦开始歪斜……连夜赶到三零一医院急诊留观，经多方检查，确诊是脑椎底动脉系统血栓形成，而且血栓在要害部位，医生说潜伏着生命危险，情况非同小可，他和他们的儿子，儿媳们奔走求名医，找病房，亲友，学生们都想来帮忙，但谁也帮不上忙。她也不愿别人来看她，她头晕不止，说话费力，发音含糊，小孙孙采了花要送去病房，不让去，在家哭闹“我要看奶奶，是我的奶奶，我要去！”这时候，他们的长子们在新加坡，正有一家大出版公司要聘他任编辑，他一面等工作准许证明，一面又犹豫是否留下工作或返京。电话打到家里总听不到妈妈接，感到有些反常，爸爸骗他说妈妈到弟弟家住了，并咬着牙回答，家里一切都好，除非二十四孝的美德能救母病，否则徒增海外游子在关键时刻的彷徨。他到病房告诉她这情况，她主张都让他们走，各家只能走各家的路，我们留住他们也无济于事。但她掩不住内心的凄怆“你把最好的名医都请来了，我的病看来已难治，你自己也做好安排吧。”其时病情仍在发展中，各自忍着泪，怕伤了对方，话也不再说下去。
忙碌的他，一向被时间追赶，追赶时间，如今却被时间抛弃了，像被囚在一个死角，什么也干不下去，并不再有时间观念，块垒在胸中沉淀，无处倾吐，夜来，回到卧房，哭吧，反正她听不到，抱着她的枕头痛苦，是死别了!泉涌的泪似乎冲走了一些郁闷，哭罢倒也似乎舒畅些，便吞安眠药睡去。夜班突然醒来，依然失落在恐怖的深渊中。她走的太早，才六十六岁，她狠心摧毁了他最后的十年艺术生涯。他自持坚强，其实脆弱，他继承了中国文人的气质和情思，人间信有鸳鸯鸟。
她平生最怕蛇，电视里动物世界出现蛇到时候，便闭上眼睛，甚至走开，怕蛇，也怕鳝鱼，但他最爱吃鳝鱼，他们在重庆沙坪坝初恋时，他第一次请她吃饭，点了一个自认为最好吃的菜，鳝鱼。她不吃，又不好意思说原因。凡蛇皮做的鞋，手提包及一切工艺品，她都不敢触摸。而如今偏偏要用蛇毒来治她的病。用由蝮蛇毒液提炼的抗栓酶，输入血液，是目前治脑血栓较新的疗法，她听到要用蛇毒，先是吃惊，但是很快就接受了，天天让蛇毒注入自己的血液，见不得蛇的她，如今盼望蛇毒救她的性命了。蛇毒的治疗使病情缓解，逐步好转，虽然见效很慢，毕竟前景显现光亮了。他随之珍惜毒蛇，体谅它吐毒原只是为了保卫自身。爱护毒蛇吧，应捕杀的倒是恶毒的人，比蛇更毒的人正多着呢。
在病院里缓慢地度过了三个月，躺卧了三个月，她开始听到鸟鸣，啊，耳聋好转了！窗外柳絮乱飞，不是雪花，视力也有了进步，歪的嘴也回复接近原位。陪住的小阿姨扶她到院里小坐，她仰首看看蓝天，看到浮云，大自然仍那么悠闲，并未注意到她的病倒。虽然依然有些头晕，她愿被扶着自己试走，走，像学步的孩子，争着想自己独自走，走进人生去，她要走回人间。
又是初夏了，每年夏季的傍晚，他和她总要到附近农贸市场散步一圈，欣赏各式各样的果蔬果品，观察卖菜农民们的行动和心态，这往往引起他们对在他故乡农村居住时的种种回忆。从医院回来，他偶然一个人也去散步一圈，回忆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自然那是另一种孤独心情了。突然，一只小手从背后伸过来抱他，他的小孙孙追上来“爷爷，奶奶叫我陪你散步，前天我跟妈去医院时奶奶悄悄说的”
她的病情刚开始缓解，另一种急剧的情绪向他袭来，那是永远在啮咬他，吞噬他的恶魔，或许有人认为那是艺术之神，是天使，但他却为之付出全部身家性命而不得解脱。他曾转念这回跟她走了，也就逃脱了魔掌，安息了吧，他总记得梵高的最后一句遗言，苦难永不会终结。他突然翻开尘封的画具，展开素纸，思绪纵横，落笔泼墨失去指挥，挥毫似撒网，春如线，理还乱，网不尽人间欢笑哀怨，他抒写的也许就是情网。他愤怒了，巨笔落浓墨，团团黑，绘成不祥之花黑牡丹，自题：妻病，心情恶，丹青久闲搁，落墨成黑花，有人遭身戮。
多年来她经常记日记，她不推敲文辞，只记下生活中的真情实事，记得都是关于他或小孙孙们的事，不谈她自己。别人发表了他的年谱，错误多，要校正，他们的儿媳担任校正工作，主要的依据便是她抽屉里那一堆大大小小的日记本，病倒后，日记中断了，他想为她续写，写她，但心忧如焚，写不下去，病情缓解，痛定思痛，夜阑人静，是回忆病房朝暮的时候了。
急诊观察处在地下室，条件不好，护理人员少，她的儿媳喂她饮食时，她坐不住，他用胸顶着她的背，维持她上身的平衡，曾有人发表过文章，说他在野外写生时，因限于环境条件，她曾用自己的背为他当画板，这说的太夸张了，她只是在大风中帮他扶住画架，助他完成作品，今天他用自己的胸顶住她病中的背，苦于仍不能解除她丝毫痛苦，她只吃几口饭或喝几口水，就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呕吐，他看着她那痛苦的模样，伸手抚摸她的额头，并发誓保证，我这一摸，你定能入睡，但今天她却意识不到他抚摸她的心情与隐痛，只立即肯定地，科学地做出反应，不发烧。他明知她不发烧，她大概以为不发烧便足以安慰他了。
香港寄来一份英文版《亚洲周刊》，其中发表了他和她的几幅彩色大照片，是他们去年应香港土地发展公司之邀，在香港街头作画被记者采访时拍摄的，她显得健康而愉快。小孙孙抢着要将画报送去病房给奶奶看，他挡住了，奶奶的嘴正歪的厉害，五官不正，病情恶化中，看了她会更难过，后来，脸部肌肉瘫痪好转，嘴也正过来，便给她看画报，她显得很平静，她从来不爱出头露面，更不愿以他的荣誉来增自己的光彩。一九九零年新加坡电视台拍摄他的专题片“风筝不断线”，她被劝说多次才肯出场，她顽固地继承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素质。
他们虽都已退休，但昔日的学生来问候及探望的仍不少，她同他一样了解每个学生的业务水平，人格品德，艰苦条件及不同的遭遇。他构思要搞一次师生画展，因感到自己这一页将被历史翻过去，该学学钟馗嫁妹了，了却心头夙愿。她虽深感搞展览太麻烦，但却很同意组织并资助这样的展览。后来又有海外友人热心资助，促成了展出，并出版了《师生作品选》。五月间，展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正厅开幕时，情况热闹，展览性质和展品质量也颇引人瞩目。但遗憾她无法出席。各届毕业学生，包括从外地赶来的，都在展厅找她，才知她已病倒，他们要集体去医院看她，几番联系，她都婉谢了。前些时，他的一位研究生曾偷偷打听了地址到病房看她，一见她的模样便止不住流泪，怕影响她的情绪，便借口她该休息，急匆匆离去，而她已深深感受了彼此一晤间的悲凉。
从劲松的家到五棵松的医院，相距甚远，轿车要跑一小时，乘公共汽车或地铁要近两个小时，她的儿子儿媳们几乎整天轮流奔走在拥挤的交通道上。他们不让他走公共交通路线，怕他心绪不宁，路上走神发生意外。他只能每次雇出租车往返医院，每月工资不足付车钱。他绝不吝啬车钱，但感到让车在医院等太不自在。有一天下午，他突然想去医院，但事先并未订好车，便自己偷偷乘公共汽车赶去看望她，抵达医院已值下班时刻，她惊讶他的突然来临，怨言甚于喜悦，她叫陪住的小阿姨电话通知他们的儿子，儿子临时约他学院的轿车来接他。司机正要吃晚饭，等饭后赶到医院已晚上九点。他回到大约已过十点，小阿姨及儿子们相继来电话讯问是否平安抵达。她的不安的心态及孩子们的周密安排，使他不再能随时任性去看她，他感到失去了自由，感情的自由。
她虽然头晕，眼花，听力差，说话困难，但神志却始终很清晰。几年来在东西方各国的见闻，参加了各种场合的活动，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都增加了她淡泊处世的意愿，她劝他悬崖勒马，远离名利，经常到祖国幽静的山林与小村子里享受轻松的晚年，没有真正的新意就不必再作画，他逐渐被她说服，倾向接受她的观点，以后一同多往偏僻的山野走，少出国或不在出国。这场恶病的剧变，却又粉碎了他们向往隐遁生活的晚年梦。失去了谁，就失去了所有的路，通向闹市和通向僻壤的路，通向荣誉或通向淡泊的路，她的淡泊与善良始终是他精神上的保护伞。如今他老了，曾经沧海，即使无风雨，似乎依然永远离不开那保护伞了。他曾经常怨她拖后腿，因她总劝他少作画。今日病重而神志清晰的她，却拳坛少来医院，叫他回家作画，她深知他只有作画才能忘我，但这回不，他不画了，当她病情好转，他真的又想作画了，他想将方庄新住所的画室先收拾起来，以便做巨幅。方庄的新住所将是他两的新居，画室较宽敞，若不是因为她的病，则已搬新居了。但她听说他想一人去新居做大画，太不放心了，立即叫儿子儿媳们阻止，决不让他一人去作画，她心里确也没有了蓝图，她不知他们的明天，明天的他和她。
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在卧房独坐，似乎什么也不想，听凭时光流逝。电话铃响了，他懒于接电话，电话总是太多，如果她在家，所有的电话几乎都是她先接，过滤，尽量不打扰他的工作。话筒里直呼他的名，是女人的声音，他估计大概是哪个老同窗来问候她的病情吧，但，偏偏是她本人，她居然从病房被扶到电话机前自己同他直接通话了。他居然听不出她的声音，这突然和偶然使他丧失一切经验和理解，他哭了，哭她复活了。人们哭死亡，哭生离死别，恐很少哭过复活。第二天傍晚他出门散步，回家后儿媳告诉他这期间妈（她）来过电话。于是他几乎每天不敢出门，但她并没有再来电话，她为了显示病情的好转，挣扎着去打电话，其实是颇费力的。
因为长子以确定在新加坡工作。儿媳和小孙孙必然将离开爷爷奶奶，并已开始办理出国探亲手续，十岁的小孙孙似乎已看到未来的情况，自奶奶发病住院后，每周总有一两次中午饭只有爷爷和孙孙两人吃，爷爷等孙孙放学回家后商量如何做饭，其实只需煮面条，菜在冰箱里，是儿媳早晨去医院探望前先准备好的。虽然这样简单，还是孙孙知道爷爷煮面及弄菜的步骤，爷爷平时全不懂厨房里的任何操作程序，孙孙叫爷爷趁早跟他妈妈学做饭，担心日后谁来做饭呢。这本是奶奶操心的问题，奶奶似乎管不着了，但她真能不再操心吗？而他自己倒真没操心到吃饭问题，他告诉小孙孙，说爷爷在抗日战争年代当穷学生时，曾经用脸盆煮一盆饭和青蚕豆，分三天吃，就是说煮一次吃三天。
一经发现树枝冒芽，那芽便日夜不停地生长，展叶，不多久就绿树成荫了。病房设在一个部队的大院之中，这里也许原是郊区丛林墓地，今日保留着松林乔木，又参种了各类灌木花果，蔷薇与月季吐开了一簇簇红，白花朵。随着病人情况的逐步好转，探病人觉察了花开花谢的生命递变，生，长，显然都是奔向消亡，那又何必急匆匆追赶呢？但生命的旅程既停不了脚步，也放缓不了脚步，都由不得自己。他扶着她到病房旁幽静而寂寞的林园里小坐，她看到松林里有一棵白皮松，感到很亲切，指给他看：这不是白皮松吗？她知道他一向爱画白皮松，芍药已经开过，只剩下叶丛，她记得她母亲当年在景山公园买了一束鲜艳的芍药，送家来给他画，他画了一幅油画及一幅水彩，那水彩送了朋友，前几天香港画商寄来这幅水彩的照片，要求鉴定真伪，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葫芦，小孙孙说爷爷从未画过葫芦，肯定是假的。奶奶说，我们住前海大杂院时种过葫芦，爷爷画过葫芦，那是你爸还是小学生，不过这幅葫芦画得不好，像是别人伪作。病中的她，不愿现实的事来干扰，也不愿过问现实的事，但遥远的事却桩桩件件浮现到眼前来。到林园小坐逐渐成了每天的功课，医生也说今后要多靠自己锻炼。她试着独自走，围绕一个椭圆形花坛走，如头晕或感吃力，随时可扶住花坛的水泥围栏，她已绕过一个花甲的人生，又回到幼儿时代的小围子里打转转，脱落了枯叶的干枝等待再度冒新芽。
医院春秋，几家欢乐几家愁，逐渐恢复健康的病人早晚都挣扎着到园里学步，学步中的病友彼此虽并不熟识，但相互显得颇关心，大家知道她不久将出院了，恭贺她，羡慕她。她向来探望的他谈得最多的便是一个个病友的病情，个人走路的姿势和症状的要害。已潜伏在深水几个月，她观察和熟悉的只是身边各种鱼类的活动。
出院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她将浮出水面，回家去。他记得他们在南京结婚后一同回到他农村的老家时，他的家人放爆竹欢迎她这位 。法国文化部将授予他文化勋位，授勋的日子正巧是她出院的日子，他愿以这荣誉作为她回家的志庆。但因法国大使临时回国，授勋活动改迟一个月，他因她而为此感到遗憾。在没有爆竹，没有荣誉的平淡中她被接回家了，守大门的老大爷，扫院子的老阿姨，亲热地过来叫她大姐，恭贺她的归来。由小阿姨掺扶着，她自己一步一步缓慢地登上三楼，他帮着搀扶，她不要，嫌他不会扶，她在住院时已和小阿姨合作者试登了多次楼梯了。她早已练习攀登，为了攀登到自己的家。
她确乎感到又回到人间了。抚摸着卧床，桌椅，衣柜，自己走，自己坐到沙发上，自己摸进厕所，又摸到他的画室。为了让她有较宽的步行余地，他收起了画室的大案子，这阶段只缩在一角画小幅油画，晚上，在新加坡的儿子来电话，急于想听到病后母亲的声音，至少已四个月没听到慈母之音，通话很短，遮掩了口齿发音不甚清晰的症状，也避免了情绪的激动，这是家人最担心的一个电话，此后，便切断了她卧室的电话，隔离红尘，让她安心静养，照常服药，病状并未完全消失。
吃饭的时候，她起来坐到桌前吃，病前，只是她和他两人吃，儿子儿媳一家在另一室吃，如今儿子远在新加坡，儿媳和小孙孙便和爷爷奶奶一同吃。小孙孙叫吴言，但她几次都叫他可雨，引得小孙孙大笑，因他爸爸才叫可雨，把他当爸爸了，奶奶说病了便糊里糊涂，弄错了。其实不怪她弄错，她自己觉得回到人间了，真真实实回到人间了，她从头开始生活，她回到了年轻时代，给孩子喂奶，小孙孙吴言和儿子可雨小时候又长得那么相似。
有一回她自己学着从暖瓶里倒出开水来，沏了茶自己举着茶杯送到正在作画的他的面前，叫他休息喝茶。他从无作画中停下来喝茶的习惯，以往她每叫他停下喝水，他都反感，不听她的劝，这回他接过她颤巍巍送来的茶，眼前浮现出孟光故事，她的病像天气阴晴般变化，感情也随着变动。另一回，当他为急于赴宴而找不到袜子着急时，她责备他，并抱怨自己过去照顾他太多了，这些生活琐事本该自己处理，在她病后家里早已凌乱不堪，里里外外的事已忙得他头脑超载，心烦意乱接近精神错乱的边缘，再听她责怪，几乎想砸烂衣柜发泄闷气，屈于她的病，他捺下了难耐的暴躁，也许将由此孕育某种恶症吧。
北京遇上一个多雨的夏天，林荫道上总是湿漉漉的。清晨更是凉爽。保留了住院的作息习惯，她六点多钟便起床，由小阿姨扶着下楼，沿着穿绕楼群的林荫道练习走路，他跟着走，每过一片小树林，总有三五成群的老年人在默默锻炼身体，禅尚未开始高唱，很寂寞，挂在枝头鸟笼里的百灵鸟的鸣叫成了晨曲中的主旋律。她谨慎地，认真地走，唯恐头晕或摔倒，顾不得欣赏叶上的水珠，也不听鸟的歌唱。倒往往停步注视老人们锻炼的姿势，猜测别人的病情，人，最注意同路人，在与疾病搏斗的险途中，她觉得自己是孤独者，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失去了笑容，他不被认为是同路人，他感到被她冷漠的无名悲凉。如果她的病不再能完全康复，他不知他和她将坠入怎样相同或相异的苦难中去，他似乎逐渐明悟到生，老，病，死的人生之所以会酿造佛的宇宙，他能入禅吗？他一向嘲笑佛与禅的虚妄。
七月十七日，法国驻华大使克洛德?马尔当先生代表法国文化部给他授勋，授予法国文化最高勋位，马尔当先生在授勋仪式的致辞中介绍了他的简历，准确地点到了其历程之艰难，并热情洋溢地评价了他的艺术特色及对中法两国人民的影响。致辞的真挚触动了他的心弦，他原以为大使先生只是执行一种官方的手续，他的答辞只说自己诞生于农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留学法国也使他爱上法国的文化，人民和土壤。那里确是他学习中的第二故乡，这时他脑海中又泛起了当年回国与否的旧矛盾，旧波涛，波涛中呈现出她的形象，她不是洛神，鬓色斑斑的她此刻正躺在病床上，他持回勋章，和法国文化部长杰克?郎先生签名的证书给她看，这本是他曾盼望作为迎她出院的喜讯，如今喜讯迟到了，但她对此颇为淡泊，不急于看，让小孙孙抢着金光闪闪的勋章先看，只从旁补了一句，你也真不容易。他想回答，你也真不容易。但他没说出口。这毕竟是一种荣誉吧，但是苦难织成的荣誉，而且是两个人的苦难。荣誉及有关荣誉的一切都来得太晚，对他两已是昨日的花，他想起印象派的猛士莫奈，在被官方嘲笑和咒骂中探索了一辈子，当其艺术被世界鼓掌时，法兰西学院终于提供一把交椅，请九十高龄的大师进入这堂皇的殿堂，莫奈婉谢了。文化大革命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印就石鲁画集，但被迫要抽掉《南征北战》一幅作品，不得不征求作者的意见，石鲁断然拒绝，并退回了稿费。他崇敬这些忠贞于艺术的探索者，感到自己确乎不该享有法国文化部的勋章，何况目下北京的《美术》杂志还发表讥讽他的文章，他并未到达真正的坦途，探索中本来永无坦途。
他和她也许正挣扎在夕阳中，夕阳之后又是晨曦，愿他们再度沐浴到晨曦的光辉。
一九九二年
风景写生回忆
我作风景画往往是先有形式，先发现具形象特色的对象，在考虑其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境。好比先找到有才能的演员，再根据其才能特点编写剧本。有一回在海滨，徘徊多天不成构思，虽是白浪滔天也引不起我的兴趣。转过一个山坡，在坡阴处发现一丛矮矮的小松树，远远望去也貌不惊人，但走近细看，密密麻麻松花如雨后春春，无穷的生命在勃发，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是我立即设想这矮松长在半山石缝里，松针松花的错综直线直点与宁静浩渺的海面横线成对照。海茫茫，松苍苍，开花结实继世长！我搬动画架上山下山，山前山后捕捉形象表达我的意境。
崂山渔村
崂山一带渔村，院子都是用大块石头砌成的，显得坚实厚重，有的院里晒满干鱼，十足的渔家风味，我先写了一首七绝：
临海依山靠石头，
捕鱼种薯度春秋。
爷娘儿女强筋骨，
小院家家开石榴。
我便要画，在许多院子中选了最美最典型的院子，画了院子，又补以别家挂的最丰盛的干鱼，画成，再回住所的途中被一群大娘大嫂拦着要看，她们一看都乐开了，同声说这画的是X家，但接着又都惊叹起来“呵！他们家还有那么多鱼！因她们知道这家已没有多少鱼了。
粪筐画家
在林彪，四人帮控制时期，我们学院全体师生在河北农村劳动，生活无非是种水稻，拉煤，批判，斗争……就是不许作画，三年以后，有的星期天可以让画点画了，我们多珍惜这黄金似得星期天啊！没有画具材料，设法凑合，我买了一元多钱一块的农村简易黑板，刷上胶便在上面做油画，借房东的粪筐做画架，我有一组农村庄稼风景画，如高粱，玉米，冬瓜……就都是在粪筐上画出来的。同学们戏称我为“粪筐画家“。河北农村不比江南，地形是比较单调平淡的，不易找到引人入胜的风景画面，同农民一样，几乎天天是背朝青天面向黄土，因此对土里生长的一花一叶倒都很熟悉。有了亲切的感情，我画了不少只伴黄土的野花。有一次发现一块体形不错的石头，照猫画虎，将它画成大山，组成了山花烂漫，算是豪华的题了！
井冈写生
一九五七年我到井冈山写生，当时山中人烟稀少，公路仅通到茨坪，我黎明即起，摸黑归来，每天背着笨重的画具，雨具和干粮爬数十里山地。有一回在双马朝天附近的杂草乱石间作画，一个人也不见，心里颇有些担心老虎出现。总算见到来人了，一位老大爷提个空口袋，绕道我跟前约略看看我的尚看不清楚是什么名堂的画面，无动于衷地便又向茨坪方向去了。下午约莫四点来钟，这位老大爷背着沉甸甸的口袋回来了，他又到我跟前看画，这回他兴奋的评价，欣赏图画了，并从口袋里抓出一把乌黑干硬的白薯干给我，语调亲切，像叔伯大爷的口吻，站着画了一天了，你还不吃！
一九七七年，我第二次上井冈山，公路已一直通过我前次步行了四小时才到达的朱砂冲哨口。我在哨口附近作了一幅油画，画的很不满意，几乎画到了日落时分，才不得不住手。公路车早已收班，硬着头皮步行回住所去，大约到夜半才能走到。幸好被我拦截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木头堆得高高的，爬不上人，驾驶室里也已有客人，我勉强挤下，一只手伸在窗外捏着遍体彩色未干的油画，一路上，车疾驰，手臂酸痛难忍，但无法换手，画虽不满意，像病儿啊！不敢丝毫放松，及至茨坪，手指完全痉挛麻木了。
站
一九五七年，我利用暑假自费到海南岛作画，因经济不宽裕，来回都只能买硬座，从广州返北京时，拖着大包尚未干透的油画，而行李架上已压得满满的，我的画怕压，无可奈何，只好将画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手扶着，人站着，一路上旅客虽时有上下，但总是挤的没个空，谁也不会同意让我的画独占一个座位。就这样，从广州站到北京，双脚完全站肿了，但画平安无恙，心里还是高兴的！
乐山大佛
四川乐山大佛，坐着，高七十一米，是世界第一大佛，如他站起来，还不知有多高，不过，单凭巨大倒未必就骇人，主要是由于岷江和青衣江汇合的急流在他脚下奔腾，显得惊险万状。当我了解到此处经常覆舟，古代人民才凿山成佛以镇压邪恶，祈求保佑过路行舟的安全时，我于是强烈地想表现这种劳动人民的善良愿望和伟大气魄。迎着激流险滩，我雇小舟到江心写生，大佛虽大，从远处画来，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石刻，只能靠画中船只的比例来说明其巨大的尺度，但这只是概念的比例，逻辑思维的比例，并不能动人心魄。我于是重新构思，到大佛脚下仰画其上半身，又爬到半山俯画其下半身，再回转头画江流……是随着飞燕的盘旋所见到的佛貌，是投在佛怀抱中的佛的写照，佛的慈祥安宁，似佛光的雨后彩虹……想让观众同作者一起置于我佛的庇护之中。
月夜缚玉龙
从云雨丽江到玉龙雪山山麓，徐霞客是徒步走去的。今日虽开有简易公路，交通仍不很方便，尤其碰上雨季，经常不通车，我和小杨二人住在山麓白水林场的工棚里，棚里长着杂草，五月天烤着火盆，从蒙蒙雨色中仰望窗外，烟雾茫茫，雪山总不肯露面。为了她---雪山，我们啃干镆就辣椒，一等十来天，我将板床移在窗口，朝朝暮暮窥视窗外的天空，偶然雨停云开，雪山微露颜面，立即出门捕捉，但挥毫未及三五笔，她又缩回云层中去了！几乎天天如此，捉迷藏似的搏斗了一个星期，一个月夜，突然晴朗起来，那皎洁多姿的玉龙，像刚出浴的姑娘似地裸露了整个身段，我立即叫醒小杨，我们急急忙忙搬出画具，小杨给我背出一张桌子，我可宁愿伏在地上作画，这回终于表达了我自己的感受！我从来不在画面上题跋或写诗，这回破例，即兴题了首七绝：
崎岖千里访玉龙，
不见真形誓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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