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共盥洗室里，发色已苍的老画家正在洗油画笔，我们彼此打量对方，彼此自我介绍，这是系主任与新教师最简朴的见面礼节吧，而且卫老没说一句欢迎之类的客气话，倒是诉说一阵作油画之艰苦，我对他感到肃然敬意。很自然，他没有邀请，我没有要求，我们一同上楼到他房里看他正在创作中的作品。那是一幅粉红色的芍药，画未完成，已感苍凉老辣，红粉娇艳全无媚色。十余年后“文革”，卫老被迫在椅子胡同一号家中一幅一幅涂刷他的作品。
他那整个东屋是作品仓库，木架上井井有条堆满着他的全部心血结晶，曾经，他亲手，一幅一幅翻出来给我看了个饱，将画搬回原位时也不让我帮忙，他心中的秩序不容人打乱。我眼看着老人用白色涂料涂刷有血有肉有魂有胆的一幅幅作品时，不禁泪湿盈眶。我说，我代你保存一幅试试，其实我对如何保存自己的作品还全无把握。
卫老说，在全部作品中你任选一幅吧!我就选了我们初次相识，我看着他洗笔和作画过程的那幅芍药。改革开放后卫老的画在美术馆和日本展出时，人们总来借这幅芍药，最后我将这幅作品赠给了师院美术系(今首都师大美术系)，那是这幅作品诞生的家园，盼后生青年们珍惜她，奠祭卫老。　　
善良的卫老具强烈的爱憎感，他偏护我，除了艺术观点外，他观察我每晨极早骑车外出写生一幅水彩画，画北京一条街，回来整八点不误上课。每周六下午骑车返清华，因家仍留在清华。艺术学院在前海北沿恭王府旧址成立后，卫老竭力为我寻找住房，并将我妻调至美术系资料室工作，我似乎是他心目中的萧何或韩信，他要永远留住我，因为我从美院而清华，清华而师大，怕我总是不安定。　　
卫老将妻调到美术系资料室，他绝未意识到这对我们家庭起了扭转乾坤的重要性。我认识朱碧琴出于偶然，我的爱情是炽烈的，但她性格平稳，并不欣赏艺术的浪漫，似乎由于我的真诚与执著，被我拉入了爱河。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情爱，她并不了解我对艺术的追求，更不了解艺术的实质，其时我专注攻法文，几乎不作画，她没有看过我的画，不了解画家，却将终身托付了画家，今日追忆，我为这个纯情的少女担忧，如果我是她父亲，不仅怕她日后会贫穷，该担忧的问题太多了，我的女儿不嫁画家。
当我从法国回来，不久调入清华后，我废寝忘食投入艺术探索，她才开始看到这样工作的画家，画家是这样工作的，一个家庭容得下画家吗?她的不满与怨言多起来，甚至说：下辈子再也不会嫁你，除了我，谁也不会同你过下去。
确乎，她委屈了，她错选了婚姻之路，我无法诉说自己的委屈，似乎我骗了她，但我从未骗她，是她当年走路不细心，不精明，她的善良却换来了后悔与不幸。我们从纯净的情侣走向柴米夫妻，走向同床异梦，感情显然有了裂缝，裂缝在自然扩大，是危险的信号!天使卫老将她调入美术资料室，专管画集、图片、美术理论著作……她被迫嫁给了美术之家。她从面对小学生到面对大学生，是有些惶恐的，她努力学习钻研，便必然成为我的学生，我陪她去看所有的重要画展。
我从巴黎带回的马蒂斯等人的裸体画册，她原是很反感，从不翻阅。只有在潜移默化中，“美”才显出其改造审美、品位、人格的巨大威力。年复年，后来她竟能在马约、雷诺阿、马迪里亚尼等人的裸体中辨别出质感、量感、及神韵之迥异。她看多了名作、师生们的作品，也重视分析我的作品了。她退休后，经常跟我到外地写生，她不画，她看，偶或也画她所看到的意象，甚至帮我选对象。青春远去，如今我们老了，每日相依着在龙潭湖公园散步，时常追忆六十年前在重庆沙坪坝鸳鸯路上的华年。
22. 独木桥(7)
　　卫老带着工作人员在恭王府附近为我找住房，总找不到，便安排我暂住学院内。房虽小，是地板，窗明几净，我们很满意，但只是暂住。五八年我们搬入附近的会贤堂大杂院，大、杂、脏、乱，几十户住家，只两个公共水管，一个厕所，尤其厕所脏得无法跨入。我家无法接待外宾，怕伤国体，也有非接待不可的时候，我便带他们参观银锭桥一带的老北京风光，他们看到水之污浊，就不敢吃餐桌上的鱼虾了。我家五六口人，住两间半屋，作画极不便，作了画常常须到窗外远看效果，或者直接在庭院作画。我自认为代表性作品《双燕》就诞生于此。
今日破烂的会贤堂，昔日曾是有名的豪华饭庄，蔡锷和小凤仙曾相叙于此，卫天霖也是在此举办的婚礼，门外什刹海，春风杨柳，红莲歌妓，赏心乐事谁家院!　　
住得虽差，但上班上课近，步行一刻钟便到校了，尤其对于妻，工作与家务一肩挑，予她不少方便。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是我的宝马。我的工作调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但宿舍没有调，从会贤堂到光华路学院骑车四十多分钟，我骑着宝马朝朝暮暮挤在北京自行车的洪流里，成为真正北京市的子民。我称之为宝马，绝非虚褒，它驮过煤饼、烟筒、过冬白菜、接送孩子……但它最为重要的服役是驮我到郊外作画。在近郊写生，我都用布，画面也较大，作品完成后绑在后座便似平板三轮车，油色未干，画面朝天，穿人群，走僻巷，一路小心翼翼怕人碰，我的骑车技术也愈来愈有特色。
我在会贤堂陋室住了二十五年，冬天烧炉子，白天室温在十度左右，夜晚，尿盆盖被冻住，要使劲才能揭开。宝马不怕冻，不需侍候，却忠心耿耿。有一次我忽然想去香山画白皮松林，宝马飞快不须两小时便赶到，但我对松林感到失望，立即回头，宝马也便无喘息时机。
宝马不吃草，终于渐渐衰老多病，不行了，被换了另一辆飞鸽，当这只替代的飞鸽又飞不动时，已是八十年代初了。艺术学院时代，离校太近，学生和同事们串门的不少，因此每当星期天或假日，妻领着孩子们上街或走外婆家，锁上房门，放下窗帘，我被锁在屋里作画，虽然光线暗，也抓住了点点滴滴的青春时光。　　
因为没有下水道，住户们都将脏水直接泼在院里，潮湿、恶臭，但倒成了花木的沃土。我爱花，但从无工夫侍候娇嫩的花，所以不栽，但孩子们随便种的向日葵、野菊、木槿、葫芦等却疯长。有一株木槿长得高过屋檐，满身绿叶素花，花心略施玫红，这丛浓郁的木槿遮盖了我家的破败门庭，并吸引我作了一大幅油画，此画已流落海外，几度被拍卖，常见图录，但画的母体却早已枯死了，愿艺术长寿。　　我和卫老一同调入工艺美院后，我们卸去了办好艺术学院的重担，只教点基础绘画，倒也轻松，将全部生命注入自己的创作。但悠闲的日子并不久，全校师生便下乡“四清”，用知识分子来清理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我随队去河北任县农村朱家屯，那是穷透了的北方乡村，我们于此与农民真正同吃同住。我住的房东家的日子比较好过，因他家只一个孩子。有一天那孩子兴奋地说朱屯演戏了，他爬上房顶〖FJF〗?〖FJJ〗望，但失望了，并未演戏，原来我们一个同志的半导体中在唱戏，他们颇为惊讶。当地吃白薯干粉蒸的窝窝头，其色灰褐如鸡粪。颜色难看恶心，饿了便顾不得，但每咬一口都牙碜，真难下咽。房东看了也同情我们，拿出玉米窝窝头来，但纪律规定，不许吃房东家玉米窝窝头。夜晚，房东家炒他们自己种的花生吃，也分给我们，我们照例不敢碰，那孩子说，你们咋不吃，这花生真香。日子久了，房东对我们的防线放松了，才敢取出藏在草垛里的自行车。　　
我从来不怕吃苦，却怕牙碜，几乎顿顿吃不饱，逐渐逐渐不想吃了，不到半年，一点食欲也没有了，有学生给我寄来胃病药，无效，病了!回北京朝阳医院抽血检查，看验血结果那天，妻焦急地等在家门口，问我怎样，我说：肝炎，她脸色顿时刷白。医生嘱我卧床休息一月。我从无卧床休息的习惯与经验，感到十分痛苦。妻远去珠市口买到一张竹制的躺椅，我每天便躺在廊下看那破败的杂院，精神已沉在死海中，我绝不善于养病，也从未得过病，人到中年，生命大概就此结束了。一个月继一个月，验血指标始终不降，也找过名中医，均无效，我肯定医学在肝炎面前尚束手无策，我开始严重失眠。如无妻儿，我将选择自杀了结苦难。
23. 严寒(1)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因病不能参加，在我的历史上，绝无政治污点，我很坦然。但众目睽睽，我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毒害了青年。由学生写大字报来“揭”老师的毒与丑，其实大部分学生是被迫的，上面有压力，不揭者自己必将被揭。我到工艺美院后授课不久便下乡“四清”，放毒有限，而以往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已分配各地，他们不会赶来工艺美院揭我的毒，何况，是毒还是营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妻冷眼看：若不是撤消了艺术学院，我的性命难保。妻随资料室并入美术研究所，研究所设在中央美院内，暂由美院代管。
在工艺美院，攻我的大字报相对少，内容也空无实证，结果我被归入靠边站一类，我们几个同代的教师，必须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在系办公室坐以待命，讥称911战斗队。我抱病天天坐在911队部，一天一天送走明媚的阳光，至于院内贴满的红色大字报，我基本不看，在读谎言与闲送光阴间，我选择了后者。　　
抄家，红卫兵必来抄家，孩子们帮我毁灭油画裸体、素描、速写，这一次，毁尽了我在巴黎的所有作品，用剪刀剪，用火烧。好在风景画属无害，留下了，卫老那幅芍药也保住了。犹如所有的年轻学生，我家三个孩子插队到内蒙、山西及建筑工地流动劳动。接着妻随她的单位美术研究所去邯郸农村劳改，我一个一个送走他们后，最后一个离开会贤堂，随工艺美院师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劳动，继续批斗。当我锁房门时，想起一家五口五处，房也是一处，且里面堆着我大量油画，不无关心，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五口六处。　　
我们在李村也分散住老乡家，但吃饭自己开伙，吃得不错，所以老乡们的评语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只大手表。劳动要走到很远的干涸了的河滩开垦，解放军领着，列队前进时个个扛着铁锹，唱着歌，孩子们观看这一队队破衣烂衫的兵，指指点点，没什么好看，也就散去了。我的痔疮严重了，脱肛大如一只红柿子，痛得不能走路。我用布和棉花做了一条厚厚的似妇女月经时使用的带子，宽阔结实，像背带裤背在双肩，使劲挺腰将带子托住痔疮，这是一种托肛刑吧，我在服刑中种地。
解放军领导照顾老弱病残，便将我调到种菜组，我心存感激。我管的一群小绒鸭有一只忽然翻身死了，于是有拍马屁的小丑报告指导员，说我阶级报复，打死了无产阶级的鸭子。指导员叫我到连部，要我坦白，我说绝非打死，是它自己死的，我感谢领导调我到种菜组，我是兢兢业业的。这事很快在地头传开了，有人问我，我说真是《十五贯》冤案，有几个同学也评说《十五贯》。指导员第二次叫我到连部，我以为他会缓和语气了，哪知他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吼：“老子上了《水浒传》了，《十五贯》不是《水浒传》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过，我要发动全连批判你!”　　
大约过了两年，连队里严峻的气氛松弛下来，节假日也允许作画了。我的肝炎一直没有痊愈，只是不治而已，后来情况严重才让我去白求恩医院治一时期，也不见效，绝望中我索性投入作画中逃避或自杀。我买地头写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制作画板，用老乡的高把粪筐作画架，同学们笑称粪筐画家，仿的人多起来，诞生了粪筐画派。粪筐画派主要画玉米、高粱、棉花、野花、冬瓜、南瓜……我这一批粪筐作品均已流落海外，是藏家们寻找的对象了。　　
每次在庄稼地里作了画，回到房东家，孩子们围拢来看，便索性在场院展开，于是大娘、大伯们都来观赏、评议。在他们的赞扬声中，我发现了严肃的大问题：文盲不等于美盲。我的画是具象的，老乡看得明白，何况画的大都是庄稼。当我画糟了，失败了，他们仍说很像，很好，我感到似乎欺骗了他们，感到内疚；当我画成功了，自己很满意，老乡们一见画，便叫起来：真美呵!他们不懂理论，却感到“像”与“美”的区别。我的画都是从生活中剪裁重组的，东家后门的石榴花移植到西家门前盛开了。有一次画的正是石榴庭院，许多老乡来看，他们爱看开满红彤彤榴花的家园，接着他们辨认这画的是谁家，有说张家，有说李家，有说赵家，猜了十几家都不完全对，因为总有人否定，最后要我揭谜：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房东家，大家哈哈大笑，说：老吴你能叫树搬家!后来我便名此画为《房东家》。
24. 严寒(2)
　　政治气氛松弛了，军队的头头们要我们作画了。能书法的、国画的被召去连部给军人们写和画。我也被召去，我还是学生时代跟潘天寿学过传统国画，大量临摹过石涛、板桥的兰竹。画兰竹最方便，便画了一批兰竹，也有同学要，随便画了就给。那是七十年代初，传来潘天寿逝世的噩耗，我利用现成的笔墨，作了一小幅仿潘老师的山水，并题了一篇抒发哀痛之词，由一位同学收藏了。
　　下放劳动的地址也曾转移。妻的单位美研所跟美术学院走，最后他们搬到前东壁，离我们李村只十里之遥。美院和工艺美院的教工间不少是亲属，领导格外开恩，在节、假日允许相互探亲。我和妻每次相叙后，彼此总要相送，送到中途才分手，分手处那是我们的十里长亭，恰好有两三家农户，照壁前挂一架葡萄，我曾于此作过一幅极小的油画，并飞进一双燕子。　　
有一时期我被调到邢台师部指导文艺兵作画，条件比连里好多了，也自由多了，上街买一包牛肉干寄给妻，但包裹单上不敢写牛肉干，怕妻挨批判，便写是药。妻因插秧，双手泡在水里太久，后来竟完全麻木了，连扣子都不能扣，她哭过多次，先没有告诉我。有一次收到她的信，我正在地里劳动，不禁想写一首诗，刚想了开头：接信，泪盈眶，家破人未亡……指导员在叫我，我一惊，再也续不成下文了。　　
岳母在贵阳病危，我和妻好不容易请到了假同去贵阳。途经桂林，我们下车，我太想画桂林了，并到了阳朔。抵阳朔已傍晚，住定后天将黑，我是首次到阳朔，必须先了解全貌，构思，第二天才能作画，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妻只能在旅店等候。我跑步夜巡阳朔，路灯幽暗，道路不平，上下坡多，当我约略观光后回到旅店时，一个黑影在门口已等了很久很久，那是妻，她哭了，其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地生疏，确是相当冒险。
翌晨先到江边作画，无奈天下细雨，雨不停，妻打伞遮住画面，我们自己淋雨。当我要迁到山上画时，雨倒停了，却刮起大风，画架支不住，我哭了，妻用双手扶住画板代替画架，我听到了她没有出口的语言：还画什么画!到贵阳时我的食欲渐渐好转，因肝炎食欲长期不好，食欲好转意味着肝炎好转，后来检查果然指标正常了，有人认为我作画时是发气功，艺术之气功治愈了病，也许!　　
昆曲《十五贯》中，况钟等官员启封油葫芦的旧居，打开门东看看，西望望，用手指敲一下门、墙，便急忙张开纸扇遮、挥尘埃与落土，表演入微，美而真实。一九七三年，我被提前调回北京，参加为北京饭店绘制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我到家，启开未贴封条的门，跨进门，立即联想到油葫芦凶宅。耗子大胆地窥我，不知谁是这屋的主人。房无人住，必成阴宅，我之归来，阴宅又转阳宅，我应在门前种些花，祝贺这户人家的复活。　　
大学均未开学，学院乃空城，我的全部时光可投入绘画，且无人干扰。饥饿的眼，觅食于院内院外，枣树与垂柳，并骑车去远郊寻寻觅觅，有好景色就住几天。画架支在荒坡上，空山无人，心境宁静，画里乾坤，忘却人间烦恼，一站八小时，不吃不喝，这旺盛的精力，这样的幸福，太难得。我一批七十年代的京郊油画，大都作于这一阶段。
待妻返回北京，我们的家有了主持，才真的恢复了家庭。不久可雨也从内蒙被招考返京任中学教师，一直到大学恢复招生时，他考取第一批大学生，进北京师范学院重新当学生，但他最美好的年华已留给了草原牧区。他带回一双硕大的牧羊毡靴，妻为我将那双毡靴剪开，缝制成一块平整的毡子，我用以作水墨画之垫。我七十年代中开始兼作水墨画，就作这样小幅的，大胆试探，完全背叛了当年潘老师所教的传统规范。一张三屉桌是全家惟一共用的写字台，因屋里放不下第二张桌子，这桌主要是我用，其次是妻，孩子们基本用不上。除了写稿、写信、写材料，现在要用它作水墨，它兼当画案了，妻要找写字的时机都困难。我改用一块大板作水墨，大板立着，我的水墨也只能立着画，像作油画一般，宜于远看效果。
25. 酷暑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的温度表又直往上升。一九七五年，青岛四方机械厂奉命制造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的总统车厢，邀我前去绘乞力马札罗雪山和维多利亚瀑布，然后根据油画织锦装饰车厢。我不爱画没有感受过的题材，何况又是任务，本无兴趣，但为了躲开北京的文艺高温，便接受了青岛的避暑邀请。四方机械厂中有几位酷爱美术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成了我的新朋友，尤其邹德侬更成了知音，他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绘画的基础本来就很好。
我的任务一完，他们便安排我们四人一同去崂山写生，我们住在山中解放军连部一间小屋内，很挤，仅能容身，好在我们白天都在山中写生，云深不知处。第一天车到目的地后，放下行装当即随车返回，因中途曾见一处景色迷人，我们到北九水下车，然后步行爬山返回宿处，一路爬山涉水，享受了一个无比开心的下午。
但夕阳西斜，我们估计的方向却愈走愈不对头，山中杳无人烟，无处问路，爬过一岭又一岭，路消失了，攀着松树高一脚低一脚心里开始慌乱，因山里有毒蛇和狼，我们虽四五人，赤手空拳的人救不了自己。天将黑，终于看见了海，但还是不知身处何地。大约八九点钟，有人听到遥远的广播，急匆匆朝救命之音奔去，确是逃命，但大家都不敢吐露自己的惶恐。月光亮起来，广播声渐近，望山跑死马，我们终于到了平地，进了村子，夜半敲开了老乡家的门，歪歪斜斜挤在柴屋里待天明。
此地已不属于我们所住连队的那个县，而是另一个县，翌日吃了老乡们捕的活鱼，大队里派了一辆拖拉机送我们回宿营地。我后来捡回拳头大的一块山石，青岛一位同学王进家便在上刻了“误入崂山”四字，此石今日仍在我案头，天天见。在崂山住的日子不短，管他春夏与秋冬，大家画了不少画，邹德侬作了一小幅油画，写生在写生中的我，形神兼备，我为之题了首诗，已只记得两句：山高海深人瘦，饮食无时学走兽……　　
我提前从农村调回北京，为了创作北京饭店的壁画《长江万里图》，那图由设计师奚小彭总负责，绘制者有袁运甫、祝大年、黄永玉和我，袁运甫联系各方面的工作，稿子酝酿很久，待到需去长江收集资料，我们从上海溯江上重庆，一路写生，真是美差。在黄山住的日子较久，日晒风吹，只顾作画，衣履邋遢，下山来就像一群要饭的。我们去苏州刺绣厂参观，在会客室听介绍后便去车间现场观察，离去时发现祝大年的一个小包遗忘在会客室，便回头去找，正好一位刺绣女工将之送来，她十指尖尖，用两个手指捏着那肮脏的包拎在空中，包里包外都染满颜料，她不敢触摸。我们一路陶醉山水间，与外界隔绝，但到重庆时，情况不妙，才知北京已展开批黑画，催我们速返参加运动，壁画就此夭折。我利用自己的写生素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效果不错，人民大会堂要求移植成横幅，我照办了，效果也不错，但挂过一时期后，多年来电视上不见了，不知下落。
26. 土地(1)
　　人民大会堂内全国各省市均占一厅，并负责装潢各自的厅。湖南厅设计张挂巨幅湘绣韶山，省委邀我去长沙绘巨幅油画《韶山》作绣稿。画幅五米多宽，高约二米，湖南宾馆的一个最大的厅让给我作工作室。画成，照例审稿，我最怕审稿。米开朗基罗作完大卫像，教皇的代表去审稿，他欣赏之余，显示自己的眼力，说鼻子边略宽了一点。米氏于是拿着锤和凿，并暗暗抓了一把石粉，爬上梯子，在大卫鼻子边当当敲打，同时徐徐撒下手中石粉，当审稿者说正合适了，米氏便下梯。
《韶山》审稿那天，大小官员及工作人员来了不少，他们将一把椅子安置在靠近画面的正中央，然后簇拥着主审进来坐进椅子，其他人均围在其背后，屋子里满是人。这位主审无官僚气，很朴实，像是一位老红军出身的高级领导。他左看右看，往上看时，问是否是船，谅是松枝某处像船形，微蓝的天空也可误认为水。
大家一言不发，他当即拍板：行。当他站起来走出门时，回头看画，不禁高声赞扬：伟大!伟大!这时他真的看到了画的全貌。　　
省委同我商量稿酬，我说不要，问有什么事要协助，我略一思索，答：能否借一辆车，在贵省境内跑半月，我要画风景。太简单了，他们立即答应，并另找两位青年画家一路陪同照顾，他们是陈汗青和邓平祥。我们快活得如出笼之鸟，振翅高飞，先到湘西凤凰、界首，听老乡说：这里风景有啥好，大庸的张家界那才叫好。
听人说好，结果大失所望，这样的经验不少，不过现在有车，不妨试试，于是兵发张家界。车到大庸县，已近下班时刻，但是省委的介绍信，省委的车，县里岂敢怠慢，晚餐像是急促中制作的阔气。但他们尚无正式招待所，将几间办公室作为我们的临时卧房。　　
翌日直奔张家界，那是只为筏木护林的简易公路，一路坑坑洼洼，散布着大小石块，是运木材的大卡车摇摇晃晃的通道，我们的小车不时要停下来搬开石头，走得很慢，且一路荒秃而已，我心已凉。
傍晚，车转入山谷，凸现茂林、峰峦，郁郁葱葱，景色大变，我想是张家界了，必然是张家界了。停车伐木工人的工棚前，工棚本很挤，又要挤进四个人，颇费调度安排。山中夜来天寒，工人们烧木柴取暖，围火聊天，给我们介绍山之高险，野兽稀禽，风云幻变。翌晨我们匆匆入山，陡峰林立，直插云霄，溪流穿行，曲折多拐，野、奇、深远，无人迹。我借工人们擀面的大案，厚且重，几个人帮我抬入山间，作了两大幅水墨，再作速写，但时日匆匆，已到返程期限。到长沙时已近年终，我写了一篇短文《养在深闺人未识——失落的风景明珠》发表于一九八年元旦的《湖南日报》。后来张家界扬名了，我那篇短文曾成为导游册子的首篇，据说有一处石门还被命名为闺门。张家界的领导多次热情邀我回去看看新貌，虽想去，总是忙，何日得重游。　　
工艺美院的课程是按单元进行，当进行专业设计课时，绘画教师便有时间外出写生创作。除了江南，我去胶东一带的渔村如大鱼岛、石岛、龙须岛等次数甚多。为了防雨，那里的房顶斜坡度大，厚厚的草顶，大块石头砌成不规则几何形的墙，这样的原始建筑形式极大方，寓美于朴。今日这些草房量已少见，但令我惊讶的是，一九九二年我到英国南方，见到许多乡村别墅与大鱼岛的渔家院的构成样式如兄弟姐妹，只是规模较大，质量讲究，在我的作品中可找见其真容。我画过不少渔家院，都带鱼腥，有一入画之院却无晾晒之鱼，我便将别家之鱼迁入，且甚丰满。我提着油画在村头走，一些老乡围拢来看，人们一看就知是谁家，于是有人惊叫，他家原来还有那么多鱼，因都知道这家早没有剩鱼了。　　
随渔船出海最美，打上来的鱼虾最新鲜，船上都备有锅灶，煮吃活蹦乱跳的虾，自然鲜美之极，但渔民们不备盐巴，我吃不惯，很遗憾。日晒风吹，我像渔民一般黑，渔民们不再称老师，改口叫老吴了，真感无比欣慰。老吴到食堂打饭时，往往不吃主食，专买鱼虾，人生走一回，这鱼腥的青春永不再来。
27. 土地(2)
　　我向往西双版纳，一九七八年终于成行。听说有传统画家到版纳后大失所望，认为一无可画。确乎，版纳远远近近皆植物花木，是线构成的世界，天气总晴朗，百里见秋毫，没有烟树朦胧和一抹云山。竹楼虽美，楼下牲口粪便恶臭难当，少数民族节日才穿戴的华衣繁饰跟不上现实生活的发展。我二○○二年访瑞丽，竟没有了竹楼，便关心地探问版纳今日，据说也大变了。变，是必然，应鼓掌，但如何寓故情怀于新形式确是横贯于中西的大问题，大学问，但却被人们轻视了，或者说人们还没有解决难题的能力。
竹楼与大屋顶，难兄难弟，将被消灭，或保留几个旧样板示众，没有血统后裔了。正如版纳妇女的优美线条代代相继，我们难于估计聪明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创造。　　
离了版纳，我经大理、丽江，从危险的林场道上搭乘运木材的卡车直奔玉龙山。我由一位青年画家小杨陪着，住到黑、白水地方的工人窝棚里，床板下的草和细竹一直伸到床外，吃的是馒头和辣酱，菜是没有的。都无妨，就是玉龙山一直藏在云雾里，不露面。你不露面，我不走。小雨、中雨、阴天、风夹微雨，我就在这阴沉沉的天气中作油画。大地湿了就像衣裳湿了，色彩更浓重，树木更苍翠，白练更白。就这样连续一个多星期，我天天冒雨写生，画面和调色板上积了水珠，便用嘴吹去。美丽的玉龙山下，湿漉漉的玉龙山下，都被捕入了我的油画中，我珍爱这些诞生于雨天的作品。我们的窝棚有一小窗，我就睡在窗口，随时观察窗外，一个夜晚，忽然月明天蓝，玉龙山露面了，通身洁白，仿佛苏珊出浴，我立即叫醒小杨，便冲出去就地展开笔墨写生，小杨搬出桌子，我说不用了。激动的心情恐类似作案犯的紧张。果然，只半个多小时，云层又卷走了一丝不挂的裸女，她再也没有露面。一面之缘，已属大幸，我破例在画上题了诗：崎岖千里访玉龙，不见真容誓不还，趁月三更悄露面，长缨在手缚名山。太兴奋了，但我不喜欢将诗题在画面上，局限了画境，后来还是将诗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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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沉浮，深海浅海几巡回
一九七九年，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个展，这是我的一件大喜事，但开幕时我并不在北京，在重庆北锫。我是应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邀请前去讲学的。讲学之余偕美术系的老师们去大巴山写生，我们一直深入到巴山脚下的穷山沟。时值天寒，记得用木炭或木柴烤火，但也可能是春寒，因忽然一场大雪，满山皆白，雪止，又很快消融，消融处，一块块浓绿与乌黑凸现出来，迅速扩展，变形，于是白与黑在相搏相咬，真是无比华丽的黑白抽象画，我一直观望这抽象画，我一直观望这抽象艺术的演奏，实在心醉，我的多幅春雪作品大都孕育于此，或最早孕育于此。
在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所作讲学的内容是关于形式美问题。建国以来，一向是主题先行，绘画成了讲述内容的图解，完全丧失了其作为造型艺术的欣赏本质。绘画的美主要依靠形式构成，我也极讨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但在绘画中讲形式，应大讲特讲，否则便不务正业了。 我多次参加全国美展等大型美展的评选，深深感到那么多有才华又肯下功夫的优秀青年，功夫下错，全不知形式美的根本作用及其科学规律，视觉的科学规律。经常有人在作品前向我解释其意图如何如何，我说我是聋子，听不见，但我不瞎，我自己看。凡视觉不能感人的，语言绝改变不了画面，绘画本身就是语言，形式的语言。当时的情况，一般人对形式美一无所知，须要像幼儿园一样开始学A、B、C。 我在西师的讲学满场沸腾，掌声不绝，他们觉得太新鲜了，而且能理解，似乎恨相知之晚。他们学院的学报要发表，我便整理成文稿：《绘画的形式美》。但后来并未见发表，我估计主编者有顾虑，害怕了。但《美术》杂志却来约了这篇稿，约稿人是吴步乃，并立即作为重点稿发出。出刊后，掀起了波澜，当然有鼓掌的，但毕竟攻击者众，我成了众矢之的，我清晰地知道自己步了普罗米修斯的后尘。
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我的个展被不少省市邀去巡展，我也被邀去做讲学。我重点揭露极左思潮对美术的危害，甚至毁灭，我讲的全是现身说法，不引经据典，我竭诚推崇“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讲学的观点大致归纳在《内容决定形式？》《关于抽象美》等文章中，陆续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须知，当时的《美术》可说是唯一的美术权威刊物，学美术者必读，影响极广泛攻击我的文章也大都在《美术》上发表，我自知是落入是非之海了沉浮由之，问心无愧而已。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我提出对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质疑。满座默然。有人推一位权威发表意见，权威考虑一番后缓缓说：政治标准第一还是对的。我虽坚信自己的观点，但心里还是害怕了。后来看到作家协会的报道，他们也提出了第一第二分法不妥的问题，我才放了心。
工艺美院在新疆办了个班，教师轮流去上课。我上完课便去吐鲁番，刘永明作伴同行。目标是高昌遗址和交河故城。两个废墟里均高温四十摄氏度以上，旅游转一圈无妨，我要留在里面构图、写生、东跑西奔，汗流浃背。我备的是整张大高丽纸，一米见方，垫的板子很小，不断挪动板子随着画面移位。纸上滴了不少汗珠，我所以用高丽纸，因它比宣纸结实，早起墨彩画在野外写生中完成的，基本都是用高丽纸，这糊窗户的纸在我的艺术之道中立了汗马功劳。大约画了一个来小时吧，构建了大局及关键性的局部，实在受不了暑之酷，便不得不回到宿处继续凭印象和想象加工。宿处是地下室，舒适了，我慢慢琢磨，并将火焰山移来做高昌的背景，现实中她们永不相见，但人们心目中她们常相伴，在灼热中共存亡，我想表现亡于灼热天宇的高昌，从高昌念及玄奘，从干裂的遗址中窥探玄奘时代繁华的故国高昌。这幅画后来在香港、新加坡等处展出后，几经转手，最后苏富比以一百八十七万港币创在世中国画家的拍卖纪录。当香港友人来电话报这一喜讯时，我并不激动，画早已非我所属，倒令我立即回忆在高昌的日子，想写信告诉高昌人民这一消息，无奈高昌断了邮路，信无法投递。
我与刘永明又一同去了阿尔泰，此行目标主要是白桦林。新疆方面给我们配了专车，有两三天路程。一路荒漠，天高云淡，天地之分一线而已。忽而风狂雨暴，冰珠击车，雷电交织，天地一片乌黑，颇为恐怖。道路已隐，草短花碎，吉普车在原野奔驰，四周色调有变而不见具象之物，我们在抽象之境中静听宇宙节律。那年月，车少，司机俏，我们竭力同司机搞好关系，一路同吃同住，平起平坐。这位司机年岁较大，朴朴实实，并不骄傲，他背后问刘永明：老吴真的是教授吗？我们住定阿尔泰，翌晨便奔白桦林，白桦，素白的身段，那乌黑的斑点，其实都是疮疤或被人撕去皮后留下的血红伤残，但却偏偏形成了色彩美的搭配。且树身高处又长着许多眼睛，这眼，只有上眼帘，没有下眼帘，仿佛窥人的秋波。白桦都生长在寒地，西藏、东北、北京百花山高处，我偏爱，但少见，今进入白桦之林，森林，且悄无人影，是我多年梦想之画境。从住处到白桦林，吉普车要爬四十多分钟，一路乱石乱坑，车既爬又跳，东倒西歪，加足马力，就像一头受伤的猛兽，狂怒地冲撞，我真心疼这位半老司机，深感歉意。
我们刚到阿尔泰，便已有当地的青年美工们在等待，说久仰大名，表达学习的诚意后，便事事帮忙，作各方面的向导。他们提出要跟我们一同去白桦林，我无法拒绝，但车挤。早上装车待发时，他们能干，不让我插手，装完所有的画具后他们歪斜站着居然全部塞进了车。到白桦林后又是他们抢着御车，御完车，司机驾车返城里加油，我告诉他傍晚来接我们回去。我先欣赏一番新娘一一白桦林，正预备作画，悲剧发生了：不见了我的画箱。我个人的悲剧变成了大家的悲剧，他们主要是来看我作画的。有人立刻将自己的画箱让我作画，我无奈，就打开这不习惯的工具动手作画。忽然村口桥头发出隆隆之声，儿童们叫：车又回来了。司机在加油时发现我的画箱遗忘在角落里，几天来的接触，他已明白我的工作和画箱的重要，半老之人的心地多善良呵，他冒着道路的艰难，立即将画箱送到了白桦林。我泪湿，想拥抱他。最后，到乌鲁木齐分手时，我送了他一幅自己的小画，他也许认为是鹅毛，但确是感受到人意之重的。
返国三十年，一九八一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派我、詹建俊及刘焕章三人访西非三国，我作为团长，另配英文翻译兼女秘书一人。先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我在黄土地上、原始森林中封闭了三十年，重见高楼大厦，现代生活，感到节奏频率的加速。其实，拉各斯的一切新建设都是西方国家的投资，我们不懂外交与资金及权力的关系，但恰恰遇到外交部大楼被整个焚烧，全部外交档案均消灭，据说是内部原因，自焚。残垣犹堵路，车辆绕道。我们同时带着各自的作品，每到一国须展示，属文化交流。布置草草，观众寥寥，倒是别国使馆来买了少量作品，款由我国使馆转交文联。我们感兴趣的是非洲人，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木雕艺术。特别乡间，那才是非洲，藤树缠绕，黑色的居民懒懒地躺在林荫里，身上披一块布，伸手便采来香蕉，衣食简便。塞拉利昂小，马里穷。从马里转巴黎返北京，转巴黎停留三天，这是我们的焦点时刻。航班误点，抵巴黎已傍晚，我国驻法使馆派人在机场接。同时我也通知了朱德群。我注意接机的人群，先见到德群，后见到使馆人员，其中居然有我留法时的老同学董宁川。大家见面握手，自我介绍，使馆已安排好先到招待所住宿，但招待所远，参观博物馆不便，大家愿住市内小旅馆，获得同意。德群约我住他家，但使馆有规定，不能住私人家，因此接我们的工作人员有难色，幸而董宁川已是参赞，他拍板同意了。于是德群帮大家联系了便宜的旅店后，（我们的公款极可怜），说定明晨一早我们到旅店陪他们去卢浮宫。于是我如脱笼之鸟，跟着德群飞向高空，四十年的别离，我们今日又共飞，不知是欢乐，是哀伤。我们的老师吴大羽在庄华岳同学的纪念册上题辞：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我一九四七年离南京赴巴黎，德群不久随单位离南京赴台湾，从此断了音讯。他一九五五年从台湾到巴黎，首先找我，而我已返国。他偕在台湾任教时的女学生董景昭两人在巴黎奋斗，那民族歧视尚很刺激的岁月，中国画家要在巴黎立足占一席之地，真是生存维艰，德群在巴黎艺海里终于游出了水面，日益引人瞩目了。他当时住在公寓楼里一个复式单元，楼下生活，楼上做画室，堆满了画，画幅均较大。他的写实功力很强，所作景昭像在春节沙龙获奖，但他很快转向抽象表现，特别是斯丹艾尔（N.Stael ）的回顾展予他极大的启迪，那种大块、强对比中隐现生活形态的作风正适合了德群的北方人口味。抽象形式，仍不过是作者具象风格的演变和进展，因作品的动律永远缘于作者心脏的搏动。我们谈四十年来彼此的路，路崎岖，路曲折，甘苦有异同，而艺术中的探索却异曲同工，看了作品，毋需解释，正如我们讲的是母语，不用翻译。别后四十年来的生活谈的极少，没有功夫，也无从谈起，长歌当哭，不愿再歌再哭。我和景昭是初见面，当着她的面，我们的谈话令她更深一层了解德群。他们客厅里的沙发拉平便是我的卧床，这一夜，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翌晨，早点后，景昭已准备好一大袋吃的和喝的，是考虑詹建俊他们在卢浮宫可参观一整天，不必为午餐费时间。待我和德群到达小旅店，詹建俊和刘焕章等早已下楼等在店门前，刘焕章心切，已显得不耐烦，待他们见到德群为他们带的食物，心头当别是一番滋味了。我们到卢浮宫后，德群说明线路等问题，交给了食物，看他们进门后，便和我去看一些新画廊，卢浮宫老样，我们不看了。我们跑了不少地方，德群介绍我近十年来巴黎美术的新动向，而我却感到并无多大新意，装腔作势者多，美术岂已山穷水尽，将被人们唾弃。
熊秉明陪我到大书店参观，我选了几本画册，付款时秉明准备了支票，但我有钱，自己付了，他有点惊异，我说在非洲卖了些画，款都交使馆转国内文联，大师感到不很合理，因我们太穷，便先支给我们少量外币，秉明听了点头有喜色。我们在母校附件往昔常去的一家老咖啡店里长谈，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两个年轻人在这咖啡店里老了三十年。秉明讲一个故事，几个白俄每隔一时期便相叙于某咖啡店，坐下后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大家对着黑色的咖啡（不加糖的咖啡谓黑咖啡）我这回没给他带来一包黄土。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当年不回去，必然亦走在无极和德群的道路上，今日后悔吗？我摇头，我今日所感知的巴黎与三十年前的巴黎依旧依旧，三十年前的失落感也依旧依旧，这失落感恐来自故国农村，我的出生地，苦瓜家园。
三天黄金的时光匆匆流去，我们这个微型代表团又到了戴高乐机场，德群赶到机场送别，夹了一幅他的作品送我，包得很严实，何日得再见，泪滴胸前，詹建俊等亦显得黯然。
我在那令人诅咒的前海大杂院住了二十余年，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将结婚，住房的问题比天大，燃眉之急，走投无路。忘掉那艰难的过程吧，终于在劲松分得两个小单元房。我和妻及乙丁夫妇、小孙吴吉搬入了新居。因新楼无存车处，每日扛自行车上下楼极不方便，家人也一致反对我再骑车，说年岁大了反应慢怕出事。秦琼卖马，我卖掉了劳苦功高的宝马，时值八十年代初。妻下厨虽用上了自来水、煤气，但她上班可远了，每天一早出门，从劲松到前海美研所至少一小时，傍晚回家已十分疲惫。她天天挤公共汽车，有一天回家，她并不愉快地说：今天车上有人叫我老太太，让我座位。她惊讶别人说她老了，是的，她开始老了。她索性提前退休了。于是她有机会跟我下乡写生，她工作以来，除了下放劳动的岁月，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今随夫君走江湖，换了人生。我们到巫山县住下，我每次船过长江青石洞与孔明碑之间，看到华丽的石壁，缘于石纹、石洞、壁上附生的灌木、藤萝……组成曲折缠绕的华章，苦于船速太快，难于捕获其美其魂。故这次先住巫山，从巫山坐小船到不太远的青石洞山村住下。青石洞是个荒村，村中仅有一家农民客店，只两间客房，一间住男，一间住女，当时并无客人，只我夫妇二人。女老板坚持我们各住一间，颇不便，女老板以其家面对神女峰为骄傲，坐在家门口便可画神女峰，并确有不少画家来过，签名本上还有我的熟人，她夸夸其谈，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真是一个江上阿庆嫂。她奇怪我并不画神女峰，似乎有点失望。从她家走到沿江看石壁还有较长一段路，待我到江边坐下画那庞大的石壁时，妻也试着画，画不成，她沿江观赏去了。许久许久没回来，我意识到隐忧，小径极窄，悬崖万丈，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放下画具沿街找她，只此独径别无歧途，我连叫带跑不见人影，真着急了，这时候，我感受到不要艺术只要人了。几乎要哭，哭我这个已被人视为老太太的妻为了我的工作而失足！很远很远处终于发现了她，她却悠闲地同一位农妇聊天，重温年轻时她那一口地道的四川腔。返京后这篇峭壁华章我始终没有画好，最大的一幅丈二匹也不理想，题名巫峡魂，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时被馆方要求留给他们，就留下了。离开青石洞，我们进小三峡，克至古镇大昌，妻非娇妻，她也同样能吃苦，她感到我外出写生真苦，事事相助，其实我这时的写生条件比之七十年代已优裕多多了。
我们到山西芮城看永乐宫，芮城穷极，人民吃不饱，愿永乐宫的艺术引来游客，救救守着传统的苦百姓。过潼关，下洛阳，我的目标是南阳汉速像石。偌大一个洛阳城，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下榻处。因临近牡丹节，将有七十余个会议要在洛阳举行，大小旅店已被包一空。我们坐在马路上等，等一位热心青年，美术爱好者，他终于帮我们找到过夜的处所，还是美术救了美术家。 牡丹我是不看的，看龙门，看满身窟窿的龙，看早已定居海外的佛像的旧巢，旧巢空空，应标明其主人今在何国何城何处享福、落难！
我们继续赶路，到了此行终点南阳，刘秀的故乡，皇亲国戚大墓多，墓葬画像石多，已建之汉画馆虽不宏伟，但藏品甚是宏伟，几日徘徊其间不忍离去。一日，忽遇大群儿童，举红旗，由老师领着奔进馆来，马不停蹄，又匆匆出馆，扬起满馆尘埃。原来那日是清明，老师领学生往烈士墓，扫墓毕，归途经汉画馆，顺便参观学习。我忆及初到巴黎时，上美术课只能听懂十之五六，自己法语听力太差。某日在卢浮宫希腊雕刻展品前，遇一小学女教师，极年轻，正对学生们讲解一件件展品，讲其时代背景，分析其造型特色，字字清晰，我跟着听，句句听懂了，这是我到巴黎后第一次享受到听课的满足。我们的孩子们面对传统珍宝，毋须满足？老师们无能给予他们满足！就在这次旅程中，我写了一篇短文《美盲要比文盲多》，发表于《北京晚报》。
再上黄山，妻偕行，宿北海宾馆多日，下山前日天雨，我作速写，妻为我撑伞，此情况被刚上山的一位法国人看到。北海仅一家宾馆，夜晚那法国人托翻译来访，知我能法语，便亲自来叙。 我们谈到巴黎，谈到我的学习，谈到熟人，他看了我的速写本。最后他要求我明天让他照一张我写生的相片。他是一位较有名的摄影师，叫马克?里布（Marc Ribout）,多次到过中国，摄取中国的山水人物，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个人摄影展，应该说是国际友人吧，便约定明日一早拍摄，照完我即下山，奉赠给他两个小时，我对时间从来是吝啬的。翌晨微雨，我在微雨中写生，妻照例为我打伞，估计这作品将是真实感人的，他说会寄给我，我们便告别。别后杳无音信，德群却无意中在一本时事杂志（Actualit）中发现了碧琴为我打伞的那张黄山照片，便剪下寄到北京。作品无任何说明，在作者眼中，我们是他猎取的妇女小脚或男人长辫，他骗取了创作资料。正如我之估计，照片是真实而感人的，是极难遇见的黄山神韵，亦收入了他的个人大本影集中。后来出版我画集的多家出版社采用了这照片，问我有无版权问题，我说侵权的是这位法国佬。多年以后，我的知名度不断扩展，一日，一位自称是皮尔?卡丹的代理人找到了我的电话，说有二十来位法国文化名人来访中国，其中一位摄影师马克?里布想采访我，我断然拒绝。
画不尽江南村镇，都缘乡情，我到过的村镇不少，写过一篇短文《水乡四镇》，即柯桥、用直、乌镇、朱家角。后来听说有周庄，一九八五年我偕妻从苏州搭轮船到了周庄，住进唯一一家旅店，房临街，一早便看楼下的早市，鱼虾新鲜而便宜，我们常买了拿到搭伙的干部食堂请厨娘加工。早市过后，人散尽，颇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之美，我画小桥流水人家，画窄巷通进深深庭院，画断垣残壁。我对周庄的赞语：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有一处老墙全系砖砌成，倾斜将塌，其上却长着肥硕的仙人掌，返京后作了幅水墨《老墙》，颇有特色。有一座桥上改成平台，台上架了个铁皮小商店，堵住了视野，破坏了水乡之优美身段，我为此写了篇《周庄眼中钉》发表于《中国旅游报》。人微言轻，这种文章发表了也就完事了，不意引起了旅游局和周庄所属昆山市的关注，启迪他们对周在的旅游开发。赚钱，发财，力大无穷，谁也挡不住。今日周庄，人山人海，真如聊斋故事荒冢一夜成豪宅，因之我又写了篇《周庄----魂兮不归》。
一九八七年酷暑，中国油画展在印度国家美术馆展出，中国方面只派我一人前去参加开幕。其时中印关系处于低谷，大概由于早签订的文化交流协议，这个油画展只是应景而已。我为了看印度的风情与艺术，在四十余度的酷热中煎熬。接待很冷淡，住一个宾馆的地下室里，使馆给我送来热水器，馆方看这条件也会估计这是印方有意刁难。我要求参观的地区往往受到限制，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辞，我知道我是误入政治外交之途了。展览开幕前，由使馆人员陪我去拜访了一些他们当代的主要画家，这些画家家里都阔绰，大宅院里花木繁茂，豢养着大狼狗。
介绍后都客客气气，我们送上请柬，都表示欣喜，但开幕时一个也没出席，开幕那种冷落气氛，令人尴尬，这是中国油画展，时间是印度最热的六月天。因只我一人代表中国，既是团长又兼走卒，我天天守在展厅，要听听反应，但几乎没有观众，画展给谁看，展给我这个中国代表看。
印度的人民很美，深褐的肤色，瘦的精悍，肥的丰满，天热，几乎近似裸体，妇女披轻纱，风韵翩翩。旧德里老街五彩缤纷，十分好看，虽气味不佳，恰好我嗅觉先天不灵。坐过一次某县地区的公共汽车，是铁皮车，已生锈，窗极小，仿佛押犯人的车，谅来今已大变。印度不仅人美，鸟也美：孔雀。印度的女翻译临别时送我一把孔雀尾羽织成的团扇，极美，惜今已灰暗破损矣。
世界七分之一的泰姬陵当属印度的骄傲，游人必至。然而我不喜欢这种珠光宝气之美，非美也，只是世俗的漂亮。如果杨贵妃不死于马嵬坡，李隆基为其建豪华之陵，也很难说是怎样的艺术形态。离陵入口尚远处便必须脱鞋赤足前行，烈日照晒的大理石地面烫足，痛如行刑。人们忍痛要去看宝，我是深入宝陵空手回，什么也没有印象了。出得门来被小贩紧紧包围，强卖纪念品，我不买，他们不放，便买了一本小册子，谅系旅游胜地介绍之类，后来一看，原是各式姿态的性交石刻，刻得极好，虽残破，形神兼备，神胜于形，是有名的神庙石雕，庙因性雕刻而扬名，此真春宫也。可惜我已无时日前去，庙名太长，记不住，曰：KHAJURAHO。
一九八七年九月香港艺术中心为我举办回顾展，妻同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妻最怕坐飞机，因抗战胜利从重庆返南京时，轮船、飞机紧张，都必须排队等候，我先到了南京，在卫生署找了临时绘图工作等待出国，我的航班排在后期，她单位知她等结婚，照顾她，将她与另一女同志对换，提前赴宁，后来那女同志的航班失事，替代妻遭了秧。妻内疚，从此视坐飞机为险途，今同我共乘一航班，生死共命，畏惧心情大大放宽，但她又担心此去香港首次个展，忧喜不卜。她虽第一次出国门，倒并不羡慕花花世界，同我一样关注与展厅。开幕在晚间，已记不清主持的领导官员们，我一味等待林风眠老师，我们说好去接他，他说有人送他来，其实他是坐出租车来的。我一直紧跟他看每一幅作品，同行们也一直围着，笑眯眯的林老师却一言不发，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评语：基本功不错呵。躲开了一切媒体的炒作和是非争论，老师只看了学生的作业，题写了画册和展览的标题。他离开展厅后，我才陪同一些重要人物，答复媒体的提问。翌日英文版《虎报》以《顶峰》评价我的作品，其时国内对我早已争议纷纷，港报却一片好评，新华社驻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看了一个小时展品，认为我正如日中天。
我和妻去访林风眠老师，他先在电话中问有无别人，我说没有。本来是有几个人想乘机跟去的，但林老师总是闭门谢客，他极少出门，偶然在街上被人认出：“你是林风眠先生吗？”“不是，不是。”找到他的寓所，按铃，他亲自来开门，倒茶，他说义女冯叶去巴黎了，家室空空，老师如深山老道，无发无须，自兼打扫佛堂的小和尚。我想看画室，他说没有什么好看的，乱七八糟，看来画室不大，反正他经常作四尺对开的画幅。幸他身体健康，后几天冯叶回来，他安排我们到最新建的大厦用自助餐，我和妻注意到他喝啤酒和吃肉都比我多，甚感欣慰。在他家照了许多照片，都是妻用傻瓜机拍的，却拍的很好，都早已发表于各类画集和文集，有心的读者谅已见过。许家屯先生为贺我画展宴请少数宾客，他很高兴终于请到了林风眠，席间大家对林老师最感兴趣，因难得一见。林老师也很高兴，说话不少，说他本名风鸣，自己改为风眠，不叫了，在风里睡觉了。别人问他每天
什么时候作画，他说多半在夜里，大家叹息无法看到他作画了！我插话：作画像鸡下蛋，你看着她下不出来。满席大笑，林老师也咯咯地笑，像个孩子。其实，真正画家下的蛋是带血的，林老师夜半所下的带血的蛋往往被美展拒绝。
第一次香港个展后，我每年为海外个展奔忙，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妻偕行。一九八八年日本西武百货店举办中国博览会，店里展销的商品全是中国货，在店的心脏展出中国的文化，有楼兰遗址图片及黄山摄影，再就是我的水墨画展。那是荣宝斋中介的商业性画展，卖得很好，西武很满意。西武老板同我商量，说他们明年搞巴黎博览会，全部展销巴黎商品，想邀我去巴黎写生一月，我的巴黎作品展就作为巴黎商品展的心脏，并邀我妻同行，全部费用与手续办理由西武负责。回巴黎写生一月！我同意了，全不考虑他们商业上的企图，妻也很乐意，是意外之喜。自从香港第一次回顾展后，我的作品在商品市场颇受青睐，香港一家美国人开的画廊万玉堂多方收集作品，举行我的个展，开幕请柬发出，想预先订画的人太多，只能按号先后进门抢订，晚上开幕，早上便已排队取号。当然是家里的佣人去排队，香港报纸评介，说买楼房排队的事有，为买画排队的事事属首例。后我在日本见到万玉堂老板，他说店门的玻璃都被挤破了。其时画价不高。西武着眼于价廉物美及我曾留学法国的条件吧。我不问市价，一味想重画巴黎。
一九八九年，春寒料峭，我与妻注入凯旋门附件的一家三星级饭店，离西武驻巴黎办事处甚近，是他们选订的房。我先买一本地铁手册，重温学生时代的交通路线，路线基本依旧，这样，地铁加步行，我们看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与方方面面，今天我以中国画家的眼来剖析学生时代的洋巴黎。我只通知了德群和秉明，不与外界及使馆联系，一心一意，全神贯注追捕既是故乡又属异邦的巴黎，要解开我的巴黎情结。
从五六十年代起，我背着画箱在野外创作，边构思边构图，然后移动画架写生局部，整体意境是主观营造，而局部的真实保证了浪漫的虚构都在情理中。这样的创作过程在风雨烈日中进行了近三十年，八十年代后，我逐渐只用速写在当地构思构图，怀孕，然后回到北京制作油画或彩墨，体力消损少，分娩条件好多了。画面也就日益趋向写意，意向，油彩与水墨间的疆界更模糊了。这回巴黎写生，时间紧，当然采用速写，同时用傻瓜相机摄取一些局部形象，补充记忆。风雨无阻，我们每天早点后即带着画具和雨伞下地铁，根据我计划的日程穿透巴黎，猎取巴黎的旧貌新颜。妻也看尽了巴黎的繁华与凄怆，从红磨坊的裸舞到段垣残藤及广告板下的露宿者。我学生时代的两地书谈到的巴黎种种，一一给她印证，尤其我那母校美术学院，她当年想象是遥远的天国，今天看到的却是古老而并不气派的普通院落，只点缀着许多雕像和壁画。我写生期间，无须打伞时，她便在附近观光，不通语言，不敢走远，有时在一旁小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常有牵着狗的老太太来同她聊天，用手做聋哑语，相视而笑。午餐无定时定点，总在各处小咖啡店喝饮料吃面包夹火腿。夜，不能再工作，找中国饭店吃中餐，我们都不爱西餐。
二十余天的紧张工作，我感到资料已搜集得差不多了，两大本厚厚的速写，封面已很邋遢，便是这次收获的全部珍宝，谁要偷走这两个本，就是逼我上吊。我开始带她参观博物馆，大商场，并和德群及秉明约定活动日程。秉明夫人丙安及秉明侄女开车去访梵高墓，学生时代我没有到过奥弗，当时也未探听梵高墓在何处公墓中。凄风苦雨，两兄弟的墓碑立在墙角的常春藤间，我们伏在墓碑上照了相，其时无有麦浪，无有乌鸦，而许多大墓上的塑料花经雨淋后显得分外鲜艳凸出。我只画了梵高所画的教堂，自己名之曰“梵高教堂”。另一日德群夫妇开车到齐凡尼莫奈故园，在远郊，路不近。池塘、垂柳、睡莲、日本桥，风物依旧，鲜花盛开，可能较莫奈当时更茂盛。工作室甚大，如厂房，谅晚年才能建此规模之大画室。我在巴黎书摊上买到一张明信片，是一位白须黑衣的老头闲坐在园林的椅子上，一看说明，就是晚年莫奈坐在他的家园，正是我们此刻脚踏着的这个家园。莫奈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印象派一直不被官方艺坛认可，待名满环球，法兰西学院给晚年的莫奈提供一把交椅，他谢绝了。返京后，趁印象犹新，立即动手作巴黎的油画及墨彩画。画幅不大，有的甚小，是西武提供的尺寸与画布画框，他们是依据日本家庭居室小，挂不了大画的实际需要。作品完成后待秋季运往东京展出，此次仍由荣宝斋中介。展出时我和乙丁去了东京，开幕四十分钟，作品被订出十之八九，大部分是香港藏家和画廊闻讯赶来抢购的，日本藏家及喜爱者反而近水楼台未得月。西武负责人对我说：你是成功了，但我们失败了，我们本意是培养你在日本的市场。我们想邀请你到京都、奈良作画，在东京展销，希望你合作。我婉谢了。
这一年真忙，当完成巴黎作品，交给荣宝斋后，我便偕妻飞旧金山。两年前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与我订约，于今年六月起我的个展在他们中心及伯明翰博物馆、康萨斯大学艺术馆、纽约州圣约翰博物馆、底特律艺术馆五处巡展，为时约近两年。我抵旧金山时正在布展，我们便应朋友之邀先去大峡谷观光，佳士德鉴定专家黄君实偕行。未见纽约，先看西部荒漠，未见画廊，先看赌场。大峡谷大而无当，远不如云贵高原崇山峻岭之气势。评论家高居翰及李铸晋等参加展览的开幕与晚宴。参观展览的洋人较多，遇到几个专门赶来展厅的洋人，目的是找我鉴定他带来的我的作品，水墨画，是中国买的，有香港买的，有真的，有的是荣宝斋的木板水印。
有友人劝我们留下不归，可代为安排一切。当我年轻时，通语言，熟悉巴黎，尚未恋其梁园，如今大半身已埋入黄土中，更拔不出来了。
我们飞往东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主要是看博物馆，欲阅尽天下名画。波士顿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著名，藏品虽多，但展出的不多。负责人吴同介绍，日本人投资正在扩展装修日本馆。明治维新时，许多古老的日本画被抛掷出来，颇似打倒孔家店，因此波士顿获藏不少，今日日本人悔矣，故出资在西方保护其国宝。而我在东京博物馆曾见当宝贝珍藏的西方绘画，不过是些二三流以下的东西，托崇洋之福高踞东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件庞大的中国展品，曰《明轩》，那是美国人自己出钱克隆的苏州拙政园一角殿春簃，殿春簃无水，无水则失江南园林之魂，不知是谁自己建造的，他们将日本式园林建设在美国土地上，让人欣赏日本风光。唐人街虽有点像中国租界，熙熙攘攘都是中国人，但其地位远不同于昔日上海的外国租界，甚至相反。
美国画画幅较大，出了博物馆便难找归宿。今日世界上似乎大画成风，大都为了展出时凸现身手，这些画件除博物馆收藏外，展毕便成废物。而博物馆里这类废物亦多，建多少博物馆亦容不下太多的废物，应建一个超大的废物博物馆，容雄心勃勃的画作进去一展，然后归于废品处理场。蓬皮杜博物馆的展品不断更换，淘汰，必然需要无穷大的仓库-----废物处理场。作品之优劣不决定于幅面的大小，弗尔美的作品最小，其价值重量非高个儿大汉能超越。无论卢浮宫、大都会、伦敦国家画廊，观众最密集的还是印象派及其后的并非以大惊人的作品。我国媒体爱宣传最大、最长、最……的作品，我对“最”很反感，华君武做过一幅漫画，以晾晒的长长的老太婆的裹脚布比之某些自夸最长的画作。有出息的年轻画家，力求艺术质量之提高，丢掉以大占位的包袱，人们大都习惯于在平易合适的距离欣赏造型艺术，日本画小幅多，是适合其居家生活环境的，艺术的最大出路是结合人民的生活与感情。
我只在美国逗留两个多月，便匆匆去东京赶巴黎博览会的开幕。在美国的展览巡回需一年半以上，由作品去巡回，我走了。
戎马倥偬，不断在国际上的花花世界奔忙，不无厌倦感。于是偕王秦生去晋北河曲，由他向导，找黄土荒漠之典型地区，石鲁确曾表达了这里的特色。山土被雨水冲击，满山皆沟壑，颇似老虎斑纹。若那山形似巨大动物，或伏或卧或昂首或回顾，沟壑随之，便活生生绘出了虎之群。我到黄土高原的第一感受便是面对了壮观的虎群。千万年来虎群孕育了炎黄子孙。我看过了黄土高原，引起了画老虎的欲望，画过老虎，再画高原，我称之谓老虎高原。回忆在昆明滇池看西山，都说那山岭像卧美人，头、胸、腿、脚，身段优美。有一次在课室中，我将模特儿卧倒近乎山岭之起伏，同学作业中的腿写实模特儿，大都感觉短，不舒畅。我以西山卧美人为例谈错觉，说他们作业中的腿短了五百公里，他们很快领悟绘画中的气势与神韵。因之后来到苏州园林画太湖石时，石之形中隐隐体现着人体之伸展与蜷缩。
我和王秦生在贫穷的山沟赵家沟睡同一土炕，朝暮相处，似又回到了下放李村的劳动岁月，那时我们也曾睡同一房东家的土炕。俱往矣，未往也，我们晚间访老乡家，此处老乡比彼处老乡穷多了，只有十块钱的积蓄便将之藏在壁洞里，表面糊上泥巴。乡里干部为我们的到来宰了一只羊，当地有名的柏子羊，因吃了柏叶之故，味美，我吃了，甚内疚。
人，穿戴衣冠，士，农，工，商，兵与官，我都不敢画，怕丑化，自从画了那个“麻子”女生，便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敢画。但画过不少藏民，他们美，他们的形象具特色，别人也不辨我画中人物的美丑了。此外，画过一幅岳父的象，很成功，既像又具造型美，全家满意。
这因他本人浓眉，大眼，厚唇，是理想的老人风度，激发了我的画意。我这幅唯一优秀的油画肖像，却被我岳母在“文革”中毁了，因岳父系地主成分，岳母怕留着地主丈夫的遗像贻害子孙。脱尽衣冠，赤裸裸的人，没有了社会属性的人，属于造型领域中的模特儿，我半辈子在赤裸裸的人体中探寻造型规律，神韵与节奏。一部西洋美术史几乎是人们对人体审美的发展史。跨入九十年代，回顾四五十年代的课业，苏弗尔皮老师的教益，但作品却一件也没有了，包括人体速写都在“文革”中毁尽。于是借工艺美院一间教室，我自己雇模特儿，由钟蜀珩陪着画了一个月人体，我是想梦游学生时代的巴黎课室，看看当年自己作业的面貌。然而生命不能逆流而返，我今日的人体中已融入了风景意味，难见旧时的原型了，后来将这些人体作品印集，题“夕照看人体，谁看白首起舞！”
香港在不断拆旧街改建新楼，一九九零年香港土地发展公司邀我去绘将拆除的旧街，妻偕行，为时一月余。我成长于旧社会，惯看旧房旧街，日久生情，常爱画古宅老街。土地发展公司老板也爱惜这些老街，但任务在身，不能不拆，他半开玩笑说：画下这些将消失的美丽老街，为我赎罪吧！如果说香港的中西结合的特色引起我作画的兴趣，则探索表达这一特色的语言却煞费心机。屋漏痕的笔墨、中锋或侧锋的苔点，已与今日香江无缘，莫奈的大街，马盖（Marguet）的码头，也都套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方闹市；香港老街的狭窄与密集似乎有些邻近尤特利罗的小街小巷，但又全非那种淡淡的哀愁的情调。现代建筑的直线，大弧线，素净的面，穿凿的道，锋刃的顶……是交响乐，是龙虎斗，是杂乱的篇章……由画家自己去组织自己所见的斑斓人间。人间，不爱高楼爱人间，我作了幅油画《尖沙咀》，画外话：红灯区，绿灯区，人间甘苦，都市之夜入画图。我爱通俗，通俗与庸俗之间往往只一步之遥，琼楼玉宇的香港充满着庸俗与通俗，最入画的是即将拆除的鸟街（康乐街），李节街和花布街，亦即土地发展公司老板同样认为布满了时代烙印的历史遗迹，他一面惋惜，故请我用艺术来表现他们永恒的风采！香港弹丸之地因争夺空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博览会。老巴黎保住了，新巴黎拉．台芳斯从老巴黎延长出去，造型的发展与历史的延伸同步，得天独厚。我国的问题大，保护文物建筑或力主发展都是硬道理，但两者必然矛盾。无奈我们的砖木结构建筑不争气，经不住岁月的考验，自己不断坍塌，未老先衰。
年龄飞升，看寰宇快垒
妻自从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叫老太太后，我们无疑已进入老伴阶段。她退休离开办公室后，伴我走江湖，参观世界上的著名城市，开了眼界。居家自己做饭，孩子们都已成家分居，平时只我们两人生活，做饭也简单。一九九一年早春，有一天她买菜回来，半途头晕，在路边坐着休息，回家后仍不好转，晕且呕吐，第二天乙丁回来帮忙送三零一医院，因该院一位名大夫是相识，凭这点关系留院观察，无病房，临时在楼梯下架一床，时病人已感天旋地转，不能吃喝，我以我背支持她做起来喝水，喝一口水便满身是汗，看来形势严重。CT检查尚未血栓，但显然是脑血栓症状。用维脑路通等药物点滴几天后，病情缓解，能起床走几步，考虑等床位住入神经内科病房治疗。但那位年高的名大夫认为可出院回家了，他是好意，是感到住院条件太差呢，或他其实对此非内行，我们当然信他这位相识的大夫。他应是为我们着想的。回家后两天，病情急剧恶化，名大夫也着急了，他带着他昔日的学生，今日神经内科真正的专家曹起龙大夫一同来家诊视，曹大夫一看，说立即返院急诊，再用CT检查，脑血栓已形成，且栓在要害部位，有生命危险。从此我们家陷入恐慌中，儿子，儿媳轮班去三零一医院守护，小孙孙也闹着去，不让去，因奶奶的脸和嘴都歪了，孩子们见了会惊哭的。用了不同的药物，只知又从毒蛇提炼的酶。也请了名中医来诊治，他背后对我说这属三大恶症之一，摇头表示难治。请了女护士整日守护，我奔走于劲松与三零一医院之间，此情此景见《他和她》，我不再回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老伴一天天好转，上天知道我们相伴的岁月不够，补她天寿。
她回家了 ，女护士也跟着来我家当保姆。其时法国文化部授予我文艺最高勋位，我将勋章给她看，她淡然，小孙孙先抢去看，她只说，你也真不容易。
老伴的病情在逐步康复，开始在室内练习走步，我将画室里的大案拆除，腾出地方让她学步，我只在室之一角用小画架作小幅油画。一日，我正作画中，她居然倒了一杯热茶战战兢兢送到我面前，我感到喜悦与悲凉，回忆遥远的往事，追溯梁鸿与孟光，大夫说脑血栓治愈后第一年内的复发率有百分之六十，以后逐年减少，我们分外小心，一直未复发，但仍有后遗症，左眼总不舒服，睁不开，中学时代的她，眼睛是全校最美最亮的，如今老用手按抚那只病眼，不是眼有病，是由于微血管不畅，供氧不足，当她睡倒，地心引力减弱，便舒服多了。反正，她生活得不完美了，她常自慰，在病前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十二年后她病复发，住院昏迷了一个星期，医院发了病重通知，但竟又奇迹般复活了。当她昏迷期间，同室的病友评议她：这老太太年轻时一定很漂亮，看她那双大眼睛和双眼皮。
我的知名度渐渐被人利用。我有些老学生，辛辛苦苦在艺术中拼搏，少数已在美术界立住脚跟，大都默默无闻，生存维艰。我想为他们举行一次师生画展，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嫁出自己抚育过的老闺女。在艺术学院任教时的学生，老伴全认识，甚至比我更熟悉，因都要向她借画册，她的善良和耐心博得全系同学的赞誉和尊敬。她一向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这回她却竭力催促我举办师生展，并为参展人选问题提意见。后来师生展在历史博物馆开幕时，她已病倒住院，参展和参观展览的同学们要到医院去看她，我们不让，地址保密，但钟蜀珩还是一人独自前去找到了病房，在窗外偷看了情况，哭着离开了。
同学们对她比对我更亲，她总批评我对同学对同事太严肃。也许她有理，但在艺术上，我永远是严肃的。 我愿意将展览定名为“叛徒画展”，学生在艺术上对老师不可亦步亦趋，可以，应该，鼓励有背叛老师的思想和胆量。开始大家为“叛徒画展”的命名鼓掌，但后来冷静下来，“叛徒”这个可怕的名词将引起麻烦，为免惹是非，平安展出，妥协了，套用了毫无内涵和性格的“师生画展”。吴大羽老师说：贼（害）人者常是师，信人亦足以自误。教过我的老师为数不少，我能全信他们吗？一九九三年，香港艺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展览”及研讨会，包括主题展“二十世纪中国绘画-----传统与创新”及两个专题展“澄怀古道------黄宾虹”和“叛逆的师承-------吴冠中”，我衷心感谢赐我这顶桂冠：叛逆 师承。
记得一九七九年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首次个展，中央电视台录了像，我很高兴，后来他们提出要求我作什么画，我没答应，因此录像就不播，录像带洗掉了，从此我对电视台的活动不参加，很反感，太丑了。九十年代初，几个老学生劝我上太行写生，我乐意前去。临出发在北京站集合时，才知他们预约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随行。我很不高兴，他们一再解释，是电视台主动要求的。你不通知，人家怎能知晓，须知，我作画是不怨人看的，何况我早对电视台有成见。他们一再保证摄制组绝不干扰的的工作，这种保证是废话，但事已至此，老拌常劝我做人不要太过分，只好勉强对付了。但这次行程中，我发现孙曾田是有智慧，且是为艺术而忘我的工作狂，我们有了共同语言，在环境艰苦的太行山中，彼此看清了对方。后来孙曾田随着我地面的脚印，想超越空间，追向时间，一直追到我的童年去。有志事成，终于我们到宜兴我农村的老家去拍摄半壁残墙犹存的旧居。游子归来，父母早亡的现场被老乡们围观，观众中有人为我父母之死叫屈。我们去竹海，去周庄，孙曾田竭力在镜里招魂，虽毕竟不易再现我笔底的故土风貌，但他追捕了最接近原型的记录，我也愿与他协力寻觅消逝了的岁月，消逝了的生命。
一九九一年华东空前大水灾，呼救声急。其时我的画价相对较高，且市上难求，在大家捐款、捐物、捐画的热潮中，我考虑到捐画。我曾为修长城及拯救威尼斯、协助残疾人协会、扩大潘天寿奖学金……义卖作品捐款，但次数并不多，因要求捐画的方面太多太多了，既怕款并不能落到真正需求者手中，更怕画卖不掉，等于骗人。这回我向组织这项活动的新华社说明，画未卖掉前不要发消息。我选了那幅源于周庄的水墨画《老墙》捐出，画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五十万港币买走，款直接公开交民政部副部长接受。媒体报道这是个人捐款的最高额。后来我到周庄，周庄也知道这破墙卖了五十万之事，并告诉我那破墙早拆掉了。捐画后，我不断收到一批批挂号信要求赐款救济：有家里失火的，有病危的，有负债将自杀的……人间灾难本来永无止境。
钱引人堕落，画居然也推人入狱。《北京周报》XX周年纪念，索画祝贺，我贺了，贺画发表在当期刊物上。若干年后我在海外看到此画，画上贺《北京周报》XX周年的题词犹在，真是有失《北京周报》之体面。返京后我直接与《北京周报》领导联系，他们查处此画由美编借出，美编说是吴冠中本人借去出版了，则应请吴先生留下收条，美编说吴先生已去香港定居，无法联系。弥天大谎，破案在即，美编改口说画已找回，他依照印刷品复制了一幅伪作，领导给我出示伪作，不知后来他们如何发落这位年轻的美编，我却为给公安局填表，签名等等花了不少功夫。这是一幅小画，另有一幅大画的故事。住在湖南宾馆作巨幅油画《韶山》期间，宾馆要求为他们大厅画一幅水墨《南岳松》，大于一丈二尺。十余年后湖南省政协会议在湖南宾馆召开，一位有眼力的政协委员发现那幅《南岳松》是伪作，于是宾馆领导查案，是内部一位能画的职工仿了同样尺寸的原作，人们估价一百万元，作案人入狱了，湖南的报纸，电台均作了大量新闻报道。作案者的律师，家属，据来京找我求救，我未接见。后作案者在牢里写来一封信，说他如何如何爱我作品，又将如何改悔，但愿他说了真话。
八十年代住劲松时，一日，不速之客敲门，说他代表几位对越反击战的战士给我一封信，交了信便匆匆离去。信内容是这几位前线归来的战士，要我为他们画数件精品，否则小心我及家人的安全。我立即请学院保安处向公安局报案。公安人员来家详细讯问后，便认真工作，做了模拟图像让我们辨认。不久后的一天，公安局来电话，说他们立即要到我家蹲点。接着几个公安人员进来，说今天作案者可能光临我家，叫我们一切照常生活，不要怕，但我家小阿姨早已发抖了。公安人员不时用大哥大与外面联系，那时大哥大是新事物，个儿大，不称手机。过了大约两小时，公安人员听完大哥大，高兴地说，好了，盗贼已在中途被捕，于是他们急急撤离。后来才知钱绍武收到的恐吓信及子弹，原是一人所为，此人早有血案，这次落网被枪毙了。
偷画，盗画令人犯法，则以画送人总是美意吧！“文革”在李村下放劳动期间，那位指导员蛮横无理，满嘴脏话，谁都讨厌他。相对地说，连长就和蔼多了。有困难和意见愿向连长反映，大家有意高唱好连长！好连长！其实是反衬指导员之可恶。连长有闲还同我们拉家常，同情我们妻离子散的境况。下放结束，我们返京，连长也复员到江南某县城被服厂当了书记，并给我们来过信。我立即给他复了信，并附了一小幅我的江南题材的水墨画作为留念。连长回信说收到了画，是千里鹅毛，以后他要到北京找我们玩。很久以后，我在香港的拍卖目录上见到了这幅所谓的千里鹅毛的画，我估计别人以极低廉之代价收购了这幅画，甚至只用某种电器便换走了。在之后呢，一日，连长突然到了北京，敲我劲松住家的门，背了一个麻袋般大的包裹，满头大汗。事先全无联系。居然能找到我家，如果我外出了呢，我真为他委屈，赶快请他进屋休息，沏茶慰问，互道了近况，一番虚话之后，文化不高的连长直截了当说要一幅油画，同时显示大袋里装的全是床单，毛巾被之类，我连忙推辞，他说是自己厂里的产品，小意思。待他确知我无意再赠他油画后，他只得告辞，便听我的话将大袋背了回去，还得出一头大汗。我以千里鹅毛拂掉了心目中的好连长！我写了一篇《点石成金》，谈的就是以画毁掉友情的苦涩故事。
一九九二年三月至五月，大英博物馆举办《吴冠中------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展，大英博物馆有一个中国展厅，展的都是古代书画，雕塑和文物，为展一个现代中国画家的面貌，这些珍贵的古代艺术暂时让位给子孙。我学生时代利用暑假到大英博物馆参观，特别细看了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陈列这手卷的位置今天展示我的一幅半抽象的长卷《汉柏》。德群夫妇从巴黎赶来伦敦参加我画展的开幕，我们都想再看《女史箴图》，馆方同意让我们看，那国家作品暂安置在图书馆内一个高台上，我们爬几级台阶上去看画，因后退余地甚狭窄，要看画之下部时，我和德群自然而然就跪下细读了。这个子孙跪拜祖先的真实场面，有人想拍照，但此处禁止摄影。
我的展厅的对面，正展林布朗的素描回顾展，沾他的光吧，两边观众甚多，但我注意到，也有少数观众看过林布朗后，见这边是中国画家之展，头也不回就离去了。当我们在馆门外的大横标前照相时，聚了些人，一位牵着狗的老太太前来看究竟，当她知道为这位中国画家照相时，她特别热情地与我握手，说她看过展览，太喜欢我的作品了！我想她听懂了下里巴人。开幕后两天，下午，雨，馆方通知我不要离开展厅，说有一位重要的评论家将从巴黎赶来，他就是国际《先锋论坛报》艺术主管梅利科恩（S.Melikian），他披着雨衣赶到我的展厅，馆方的负责人等都十分重视他，但彼此没有什么客套，他两眼直射画面，英语翻译紧跟着他，他偶然发现我讲了法语，立即不用翻译，要直接用法语同我谈，我说法语已生疏，他说无妨，坚持要直接谈。于是他劈面便问：你离开欧洲数十年，首次回来展出，伦敦是你的首选之地吗？我答不是，是巴黎，他点头首肯。我接触到的西方著名评论家如苏立文（Sullivan）、高居翰（Cahill）、巴哈（Barnhart）等等，都是专门研究东方艺术尤其中国艺术的专家，梅利科恩似乎并不迁就中国特点论中国艺术，他站在国际论坛上一视同仁地对待各路艺术。后来读到他的评论文章，他敢于肯定和否定，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正如他谈吐时鲜明的态度。不久，他在一九九二年四月四至五日的《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题为《开辟通往中国新航道的画家》的文章。我有点惊讶他开头便说：
“发现一位大师，其作品可能成为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且能打开通往世界最古老的文化的大道，这是一项不平凡的工作，也许为此才促使东方文物部的负责人罕见地打破大英博物馆只展文物的不成文规例。
凝视着吴冠中一幅幅画作，人们必须承认这位中国大师的作品是近数十年来现代画坛上，最令人惊喜的不寻常的发现……”
其他《泰晤士报》等虽也不少评介，但梅利科恩的旗帜最鲜明，且因其本人地位的重要性我的这次欧洲之展无疑引起了关注，BBC 也做了电视报道。我将牵狗的老太太与大评论家联系起来，又回归到风筝不断线的思考。伦敦之展受欢迎，英国王储来剪彩等礼遇，并没有抹净我一九四九年在伦敦公共汽车上受辱的烙印，潜意识中仍有雪耻的心态，但我们的现代文化还未能超越人家。我最爱看第八展厅，那是陈列希腊柏德嫩神庙精华的专厅，全世界崇敬的古代艺术的专厅。希腊外交部一直与英国交涉要索回他们的国宝。索回国宝有理，何况是祖先的家庙。但从宣扬艺术品的价值讲，大英博物馆对这些人类珍宝的卫护与传播是有功的，我们的《女史箴图》等等也一直处于养尊处优的位置。如果只能到原地去看原物，则能看到原物的人群必然大大减少了，因而珍宝长期展出于重要的世界性博物馆，对发挥珍宝的作用当是积极的。大英博物馆不收门票，大、中、小学生、学者专家们随时出入研究，那是一所独特的大学，如收门票，门票高了，这大学的功能便也随之减退。至于原物主要求退还原物，是否可考虑以文物交换做补偿，同时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我们那么多兵马俑，用少量去换一些西方重要艺术品，不算卖国吧！纽约人、美国人来参观苏州园林的有，但少，而进大都会博物馆看《明轩》的多，可惜那《明轩》不理想，不足以显示中国园林之精粹。梧桐树高凤凰来，当我们北京等大城市建起一流博物馆，不仅展示中国艺术家的真正杰作，国际大师也将以被中国收藏为荣，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尤其现代文化，才称得上与国际接轨，分庭抗礼。我自己虽不算今日重要作者，一九八八年为北京饭店作了300×1500公分的巨幅《汉柏》，在大宴会厅陈列过多年，宴会厅改装修后，今不知搁置何处，我时时为之心疼，这是我最大的代表性作品，估计不会有好下场，当年曾有国外单位和藏家想收购这巨幅，当然不可能，但我内心却愿意让她嫁到能展示身段的地方去。人生短，作为作者，我是看不到自己作品在自己国家的命运了。
伦敦是你回欧洲展出的首选之地吗？梅利科恩的第一句问话就触到了我的要害。我想展画于巴黎，巴黎人能从作品中听到几许乡音吗，那边的共鸣应大于伦敦。然而店大欺客，巴黎的重要博物馆不会接受今天的我，我又不愿到商业性画廊展出。还是由于德群夫妇的中介，专门收藏东方艺术的市立塞纽齐博物馆愿举办我的个展。从规模名气讲，塞纽齐不及另一家东方艺术馆吉美，我去过多次吉美，因柏希和取走的敦煌文物都在吉美，而对塞纽齐的印象不深，但塞纽齐是严肃的博物馆，举办过林风眠，吴作人等中国当代艺术家展。路只能从脚下起步，我决定先到塞纽齐展出。馆长波波小姐本人是研究东方文物的，她提出对展品的要求，大英博物馆展过的他们不展。我很同意这样具个性的选择。展品均由可雨从新加坡直接送到巴黎，省了路途保险费并妥善而快速。展期一个月，后延至两个月。波波原约定希拉克市长剪彩，后因选举大事希拉克无法出席而由别人替代，并代授予巴黎市勋章。开幕过后平时观众不多，除了卢浮宫和奥赛，巴黎的艺术馆和画廊参观的人都不多，画廊门可罗雀，推门进去只自己一人，店员来招手，有点尴尬。对艺术，巴黎人是骄傲的，各自有独特的见解，有人大骂当代艺术，说这是与人民隔离的柏林墙，要拆除柏林墙，确乎有人在拆，仍有人在筑。我的展览有些报刊报道，但并不多，不及伦敦如引进了新事物，在巴黎什么也不新，无所谓新旧。但对真正的大师，公认的大师，大家总是承认的，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参观威尼斯双年展，法国的展厅就以两人代表：勃拉克和马蒂斯，压倒群芳。大概是“文革”：后期威尼斯第一次吸收中国参加双年展，中国送展的竟是剪纸，真是对“最是民族的就最是世界的”肤浅的曲解。
巴黎之展，可雨、于静（儿媳）、吴言（孙子）一家及乙丁同行，老伴病，去不了，她说她都见过，哪儿也不去了。我们一家租了个公寓，生活还方便。带着儿孙参观卢浮宫，感触良多，我曾费九牛二虎之力攀登的圣殿，今天小孙孙轻易就进来了。卢浮宫人山人海，歧途多，总怕吴言丢失，随时注意他。到底还是丢失了，来回找，最后发现他随一群洋人坐在地上听导游英文讲解，他能听懂英文，吸收能量大，且对展品发表自己的品评，不是走马观花，他的旅程比我缩短了几十年。
国内正在炒潘玉良，从妓女到国际名画家，从传记到电视，我很反感。四五十年代，潘玉良住在一旧楼的顶层，五层，木头楼梯咯吱咯吱响，我们星期天有时买些水果点心去看她，这位大姐很豪爽，作品也很男性，接近野兽派作风，但品位平平而已，她用毛笔勾勒的女体格调不高，看来是为谋生而作，我国驻巴黎领事的女儿跟她学画，使领馆有时买她点画帮助她，显然她的生活是艰难的，用水要下一层楼去提，我们都帮她提过水。但她倔强，正直。我劝她是否可考虑回国教书，她说徐悲鸿在世她不会回去，她同徐曾在中央大学同事，历来观点对立，矛盾大。郁风是她当年的学生，郁风说，徐悲鸿的教室学生多，很挤，故她选了潘玉良的教室，人少，摆画架很宽敞。五六十年代间我在北京艺术学院任教，在“百花齐放”的政策下我和卫天霖商议聘她回国任教，我去信告诉她徐先生已故，她是否愿意回国到艺术学院任教，她回信说考虑考虑，接着五七年反右，决定了她魂断巴黎的归宿。塞纽齐亦藏有潘玉良的作品，我因已找不到潘玉良的门庭，便请教波波馆长，她答：不仅房子拆了，那整条街也拆了。
饮水思源，我很怀念苏弗尔皮，是他引我进入了西方造型艺术的门庭，这位四五十年代巴黎美术界的巨擘，今已很少人提起，几乎被遗忘了，现代博物馆里他的作品被撤下了。夏衣奥宫的大壁画也未找见，德群帮我一起找，向人打听，书店寻他的画册，都无收获，人一走，茶就凉，艺术的淘汰如此无情，如此迅猛，我为他叫屈。后来一位春季沙龙的负责人送我一期春季沙龙的展目，是纪念苏弗尔皮的专刊，封面是他的作品：《母与子》。
从巴黎返京后不久，全国政协秘书处通知我，说李瑞环主席将出访芬兰、瑞典、丹麦、比利时，想邀我作随员之一，征求我的意见如何。政治领导出访，李主席首创带艺术家随行，后来并照例执行过几次。我欣然同意，既可见见外交场合的访问，又可欣赏北欧国家的风光。但我心里更有一个疑团待解开。“文革”末期我系有教师介绍驻丹麦大使秦加林先生来访，秦先生酷爱艺术，我出示几幅作品，他的品评都很内行，但当时不敢多谈，唯恐有里通外国之嫌。几天后，那位介绍的教师传言，秦大使很欣赏我的作品，问能否为驻丹麦使馆做一幅画，让丹麦人看看我国油画的风貌，只是使馆经费不富裕，付不了稿费。我考虑后，便无偿给作了一幅油画《北京雪》，就取材于我当时的住处什刹海之雪。画成交付后，对方赠了一个西德的瓷盘，出自名家之手，虽小却精美，至今挂在我家。随李主席的出访第一站到芬兰，第二站到斯德哥尔摩时，使馆一位参赞对我说，他曾当过多年信使，当他当信使时曾在丹麦使馆见过我一幅油画。一下落实了一个大问题，我的作品是到了丹麦使馆无疑。但事隔多年，后来的命运呢，仍是一大疑案，如至今安然，则其质量还过得去吗？母亲对流落的孩子的关怀真是超乎常人的想象，此事我压在心底不敢先对人说。到了丹麦，到使馆活动的要紧时刻我恰恰因故缺席了，只赶上到大使官邸的晚宴。席间，李主席问大使，你们客厅内挂着吴冠中的一幅油画，你知道吗？大使茫然，问别人，都茫然。我心跳急速，恨不得立即返使馆客厅去一看究竟，但礼节和行动上都不许可。第二天我找个空隙专车去使馆客厅，那幅《北京雪》确乎挂在客厅不显眼处，作品质量和保存状况也不差。其他装饰品大都为瓷器，贝雕之类。我问工作人员此画是谁作的，都不知道，有说大概是一位青年画家的作品，画面上只在树的根部签一个红色的荼字，这是我的习惯，偏偏李主席在匆忙中发现了。我深感李瑞环对艺术是有心人，他维护过不少年轻书画家。我第一次接触他是他领导建设首都国际机场时，机场的全部饰画由中央工艺美院成立一个小组承包，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为西餐厅做一幅六米宽的油画《北国风光》，表现雪里长城。我先认真用三合板作了油画稿，稿宽亦一米七左右，是幅完整的作品，那时听过李瑞环几次报告，讲的极生动，解决实际问题，他对装饰画组的工作也大力支持，打击对他印象深刻。我作完画很快便离开了机场，装饰画组工作结束时欲将我的那稿以小组名义赠李瑞环作纪念，我同意了。岁月流逝，人海沉浮，我与李瑞环也无缘见面，后来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更无从知晓我的画有没有被送到他的手中。当他到政协任主席时，有了见面的机会，才知他确实收到了画，并利用他木工的技巧与眼力，配了一个合适的框子，并邀我在画的背面写了一篇记述作品来龙去脉的跋。
假画像耗子一样多起来，而且耗子过街都没有人叫打了。一九九三年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拍卖公司合作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中出现了一幅“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伪作。查《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头版套红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当时中央工艺美院学生王为政便以此题材创作了一幅水墨画，表现毛主席执笔刚书就之态，背景是毛泽东的书体：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作画是不许署名的，因江青说过，农民种地，工人制产品都不署名，做幅画还署自己的名。所以谁作画也不敢署名，何况是这样重大政治题材的画，印章也不能用私人名章，王为政为此作品专刻了一章“扫除一切害人虫”。作品署名的事也有一特殊例外，那就是《毛主席去安源》，那作者系王为政的同班同学刘成华。本来，照例，也没有署名，江青痛恨有一幅出名的油画《刘少奇在安源》，是侯一民所作，今出现《毛主席去安源》，如获至宝，便大加赞扬，大量宣传，并破例要标明作者，以示真实。解放军画报社仓促间打听作者是谁，打电话到工艺美院，电话中将刘成华误为刘春华了。“炮打司令部”和《毛主席去安源》在全国性展览中并肩展出，“炮打司令部”的发表量也不小，被用作《中国建设》杂志的封面及织锦等等。事隔数十年，巨幅画作已不知所终，今出现的小幅伪作系依照复制品临摹，除技巧拙劣外其他一概照虎画猫，只加了一行款：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 一九六：年，进入官司后被告方说是一九六六年，那两点就是重复号，他们尚不知《炮打司令部》是一九六七年发表的，未发表前就做出了画，这样的官司还须争辩吗？官司前先通过文化部市场司通知朵云轩那是假画，该撤下，对方不理，仍以五十万港币拍出，并由媒体宣传吴冠中的领袖画像又创高价。由工艺美院代我起诉，大家认为这不值一驳的事实当很快判决。人们，善良的人们，正直的人们，大家都太简单了，这一官司闹的沸沸扬扬，竟拖了三年，最后判决是未作时，被告拒不执行判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在《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登载了公告，宣布此案经过与结果。法院也说这是首例假画案，首例案的结局无疑给制、贩假画者开了绿灯。今有勇士、义士打假，邀我参加，我不积极，有人批评我哀莫大于心死。一寸光阴一寸金，我已黄金万两付官司。
从官司中，人与人斗中，你将看到人之伪，人之丑，人之刁，人之奸，人原来如此不可爱，我失去了美感，失去了美的心灵，失去了艺术创作的欲望，填补我生活的巨大空虚，我开始读早年想读而始终未读懂的“苦瓜和尚画语录”。艺专学生时代，崇拜石涛，几次读先辈们注解的画语录，注解只是词汇的注解，画语实质所指，仍如天书。这次我找来几家的注释本，对照着读，弥补自己对古汉语的功力不足。我想，只要读懂词句，跨越语言的障碍，对石涛发自内心的艺术观点与见解我当不难窥其隐微。这种独立作者的独立心得，年轻时体会不到，今年过七旬，再麻木不察，此生从艺真枉然了。这样一部民族经典的画论，人人皆曰好剑好剑而总不出鞘，锋芒何在？终于我还是读明白了，画语录是石涛对攻击他作品里没有古人笔墨者们的反击，同时阐明了他的艺术观与创作观。全书的焦点是“一画之法”，何谓一画之法，众说纷纭，似乎石涛设了个迷，其实石涛明明白白做出了明确的解答。第一，他特别强调感受，特设尊受章，突出尊重自己的感受。第二，他说一画之法是自他创造的，则他以前所有的画法都不存在了！第三，他的一法贯众法。越说这一画之法越玄，无法理解了。其实，其逻辑性很强。我的归纳：作画先凭个人感受，根据感受创造表达这种感受的方法，因每次每人的感受不同，故每次用的方法不同，这样产生的方法即谓之一画之法，一画之法是谈对法的观念，反对的其实就是固定的老一套死方法。所以他说：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这个至法就指一画之法，已说得清清楚楚。《我读石涛画语录》由荣宝斋出版后，一印再印，颇受欢迎，我想发挥了这部名著的作用，有助于年轻人理解传统中的精华。
我发表过一篇短文《笔墨等于零》，开宗明义：脱离了具体画面，孤立谈笔墨的价值，其价值等于零。我敲警钟，是针对将笔墨的优劣掩盖了艺术本质的优劣，而所谓笔墨优劣的标尺又只是依据传统中某些类型笔墨形态的优劣。我强调笔墨属于技巧，技巧只是思想感情的奴才，艺无涯，笔墨的形态无常规。捅了马蜂窝，卫护传统笔墨者有的根本没有读我的原文便无的放矢说我摧毁笔墨，摧毁传统，将问题混淆到工具本身，有人提出毛笔应列为我国第五大发明。其实我自己同时在用宣纸、笔墨作画，洋人说纸上的中国画没有了前途，我想发展纸上传统，无疑成了一个保皇党。知识分子的天职：推翻成见。我远远没有尽到天职。
许多画展，无须都说，且说一九九七年台湾历史博物馆之展。到台湾去，就像是去探秘，而手续也比出国难办。文件先进文化部，等一个圆圈，等了好几天，出了文化部，再进国务院台办，再进北京市公安局，其间除了双休日，又遇“五一”
放假三天。待拿到公安部的出境证，飞香港，拿着台湾官方寄来的入境证的副本，到驻香港的台湾办事处换正本。历史博物馆的记者招待会定在九号，我终于在八号晚赶抵台北桃源国际机场，机场海关扣下我的证件，给了收据，待离境时再凭收据领回证件。
历史博物馆刚刚结束法国奥赛博物馆之展出。为了奥赛之展，一楼全部展厅装修一新，我之展享用了现成的方便，展出效果令人满意。开幕时他们选琵琶、笛子、二胡、古筝等演奏来呼应我点、线、面的画面。众多宾客中出现了老有熊秉明，他刚从巴黎飞来参加书法学术会议，馆长黄光男先生请他说几句话，他显得太激动，思维敏捷的秉明却有点语塞。我们一同用青天白日的护照出国，今天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相遇，世事、人生数十年，别是一番感触在心头。排开簇拥的观众，我和秉明在作品前悄悄细语，我要听他尖锐的批评，但好奇的观众偏偏伸长了脖子凑到我们耳边来。
记得刚抵桃源机场，有记者问我到台湾最想看什么，我答：看人。在我的讲演会中来了那么多听众，我属手艺人，非学者，讲不出什么，要讲的都在画面中，他们看了画还要听讲，可能也是想看人。不相识的人说，看了你的画与人，两者结合不起来，说我人很传统，画不传统。我深深感到台湾同胞的热情，在飞赴台北的机舱里看到当日的《中国时报》报导：吴冠中今晚抵台。刚出机舱，一群摄影记者便追着摄像，我和可雨向前走，他们超前倒退着走，一直拍摄到办进关手续的窗口，同机抵达的外国人投以惊异的目光。我在国外举办画展时当然碰不见这样的礼遇，就是在国内，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画家太平常了。但第一次到台湾，各种报纸在醒目位置频频报导画与人，开幕那天甚至用大标题排在头版，这样的热忱，我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这里是中国台湾。
画展日后要到高雄巡展，我不能久等，便先去高雄看看展厅规模并参观风光。阳光明亮的高雄海滩很宁静，蔚蓝的天，深蓝的海，衬托出岸上白的刺眼的纪念碑，高高的碑上站立着蒋介石的铜像，他孤独，面向祖国，我这才注意到，这是我到台湾后第一次见到的蒋介石像，白色碑座上大书伟大领袖四字，是于右任所书。我被优惠允许参观山间林区，因临近国防禁区。我在林荫道上看到一排排赤膊跑步训练的兵们，个个是壮实的中华儿女，不时还呼喊保卫祖国的口号。这使我想起在厦门参观时，见过同样赤膊整队跑步的解放军，一样的肤色，一样的口号，中华儿女都在保卫祖国。
台湾归来后不久，又随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公司赴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中国二十世纪名家画展》开幕式。这个展览由加拿大保护中国文物基金会主办，为了宣扬祖国的文化，华侨们真是出钱出力，他们联系了皇家博物馆的展厅，举行盛大的宴会，并将到温哥华及首都渥太华的重要博物馆巡展，多难的的展示中国现代绘画的良机！然而，我感到内疚，因展品质量说不上是一流的。谁选的？怎样选？交流公司的负责人又有许多苦衷，体制及人际关系在腐蚀民族之魂。
一九九八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在巴黎国际艺术城展出，我亦被邀前去参加开幕。巴黎已不吸引我久留，我乘机约可雨从新加坡到巴黎，陪我去参观荷兰及西班牙，时年七十九，已渐失青年时单骑闯天下的旺盛精力。
荷兰这个小小国度，首先通过了人类必将争得的最基本的权利：安乐死。人无生的选择，当有死的自由，荷兰是人性自在的乐土。这是闻名的花之王国，我并非追花而去，只因有一个魂召唤了我一辈子，就是梵高。我三十年代学画，不足二十岁，对梵高作品一见钟情，终生陶醉。不可理解，百余年前巴黎的艺坛和人民却不接受他。不喜欢他这个人是可理解的，他表姐残忍地任火焰烧他的手而置之不理，当我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典型的一个冷酷的老寡妇。但梵高的画，情之火热与色之华丽竟得不到共鸣。实在是颓废传统的审美观堵塞了人性之眼目。梵高对自己的艺术是完全自信的，虽当时他的画没人要，他坚信日后将值五百法郎一幅。他的《向日葵》在日本创出天价时，一位日本友人对我说：如梵高醒来，他将再次发疯。他醒来，他在阿姆斯特丹见到祖国为他建造了博物馆，全世界最亮点的个人博物馆，任何一日，观众需排队购票，已成了荷兰旅游项目之首。几乎全世界都将听到红头疯子心脏的跳跃。艺术，似乎可有可无，艺术，她又使人回归童心，迷恋童心。
拿破仑瞧不起西班牙，说过了比利牛斯山便属非洲了。而马德里建了两座巨形而相对倾斜的楼，名曰欧洲之门。无论是欧洲之门外或门里，毕加索发扬了西班牙的民族性。参观他的故居博物馆，最令我注目的是有一展厅专陈列他将委拉斯贵士的一幅皇家族群像用现代手法解剖，重组成无数幅不同意向的变体变形作品，有具象，抽象，黑白，彩绘，他与他的祖先对话，用西班牙语淋漓尽致谈透了绘画之道，将祖先之道用现代语言夸张、演绎，传播给全世界。当我并未见到这一工程前，也曾感到我国古代杰作中的现代造型因素，如周舫作品中仕女的量感美。郭熙作品中寒林的线之结构美，范宽的块面组建美等等，也曾尝试用油彩及墨彩来凸现这些因素，认为从古韵中引出新腔，应是对宣扬传统与发展现代均有裨益的工作，但工作只开了个头，便又搞别的了。其中一幅用油画将韩幌的《五牛图》中分散的五牛集中起来，相互交错，另一幅将《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歌舞伎一段赋予运动感，自题：夜宴越千年，歌声远！
我并不喜欢达利的怪异，但感到西班牙确是一个多奇想和富于创造力的民族，巴塞罗那的高帝（Gaudi）教堂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建筑，建造了近百年吧，她用不完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古典的和现代的艺术样式共融于一个躯体，谁知这位历史巨人将长成什么摸样，敦煌壁画有后代作品覆盖前朝画面的情况，除非剥掉后代作品，便见不到前朝的画面。雕塑或建筑，却能前后时代重叠，我授课时对学生讲过，艺术中的公式是1+1=1，即作品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应结合成一个整体，《五牛图》中我拟将单独的五牛构成一个整体之牛。医学中分割连体婴儿是不小的手术，艺术中将分开的婴儿结合并只赋予同一个心脏，是绝对必须掌握的基本功。高帝教堂这颗心脏将派生多少新生代，人们拭目以待。
一九九八年的暑天，几个友人，多半是昔日的老学生，约我和老伴去坝上避暑，写生。碧草连天，白云蓝天，群山弧线绘太空，清香溢太空。漫道是一片青草地，素面朝天，走近看，杂花满地，细碎的花，以紫蓝冷色为主，间有红黄与赤赭，更有夺目的猩红，嫩黄，分外娇艳，那是罂粟，美在毒中，毒而美，人不察。草地，近看原来彩面朝天，而且天天月月都永葆姹紫嫣红的青春。其实呢，每朵花只开几天，展现了几天的美丽后，她便枯萎，永远消逝。让新绽的花替代了自己。为了维护花草地的月月岁岁鲜艳，谁知有多少花朵献出了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我喜欢表现花草地。我用油彩和水墨画过无数次野草闲花，我已多年不用油画在野外直接写生了。这些朋友有心要看我写生的全过程，他们悄悄准备了油画写生的全套工具和材料，而且都是新的，引我到这令人陶醉的坝上，等我自己爆出作画的激情来。我画了山野间的一个用白桦树枝围成的羊圈，大家包围着看我从第一笔开始，一直到全幅结束，像要破案似地摄下了动作的全貌及始终。老乡们都挤过来看杂技表演，不断发出评语和赞赏。众目睽睽，我目中无人地做了此生最后一次油画野外写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好汉不提当年勇，却未忘当年苦，已记不清年月，在贵州布衣族一石寨写生，因与猪圈为邻，苍蝇成群，我坐在石上写生，儿童围观，有淘气者在后数我背上爬满的苍蝇，并兴奋地高声报数：共八十一只。
我负丹青！丹青负我！
七八十年代以前我作油画以野外写生为主，大自然成了我任意奔驰的画室，但回到家里却没有画室，往往在院子里画。做水墨画无处放置画案，将案板立起来画，宜于看全貌，但难于掌握水墨之流动。八十年代住劲松，才有一间十一平米的画室，我的画室里没有任何家具，只一大张画案，案子之高齐膝，别人总提问案子为何如此矮，弯腰作画不吃力吗？正是需要矮，站着作画，作画时才能统揽全局，传统中坐在高案前作画的方式，作者局限眼前部位而忽视全貌，这有悖于造型艺术追求视觉效果的创作规律。也正是蔡元培觉察西洋画接近建筑而中国画接近文学的因果之一。中国画的图，《江山卧游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众多的图都是手卷形式，慢慢展开细读，局部局部地读，文学内涵往往掩去了形象和形式的美丑。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可雨协助我找到了一间近六十平米的大画室，于是我置了2×4米的两块大画板，一块平卧，另一块站立一旁，作画时平画和立面操作交替进行，方便多了，从此结束了做大画时先搬开家具的辛苦劳动，就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几年中创作了多幅一丈二尺的大画，而我，也老之将至了。
一九九九年文化部在北京美术馆举办吴冠中艺术展，占用楼下三个大厅，规模和规格都不小，用文化部的名义为一个在世画家举办个展，尚属首例。我应该感到满意。我是感激的，因这意味着祖国对我的首肯，我选了十件展品赠送给国家。但展览结束后不久，人们还未忘却作品的余韵，便有人策划了连续三天的攻击文章，一如“文革”时期大字版的再现，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有人告诉我这消息，我听了很淡然。面对各种各样的攻击，我无意探究其目的。过了不久，《文艺报》又采访了我，用凸现的版面为我说了公道话。
我经历了几十年文艺批判的时代，自然很厌恶，但其中情况复杂，具体时间还须具体分析。我想谈对江丰的一些感受。我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江丰任院党委书记，即第一把手，大权在握。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岂止美术学院，他的言行实际上左右整个美术界。毫无疑问，他是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我这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者”当然是他排斥的对象，但我感到他很正直，处事光明磊落，他经常谈到文化部开会总在最后才议及美术，甚至临近散会就没时间议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全院师生会上公开批评文化部长没文化，当时文化部长是钱俊瑞，大家佩服江丰革命资历深，有胆量。钱绍武创作的江丰雕刻头像，一个花岗石脑袋的汉子，形神兼备，是件现实主义的杰作。但反右时，绝对左派的江丰被划为右派，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据说由于他反对国画，认为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国画教师几乎都失业了，但这不是极左吗？如何能作为右派的罪证呢？详情不知，但他确确实实成了右派。反右后，他销声匿迹了。很久很久之后，前海北沿十八号我的住所门上出现过一张字条：江丰来访。我很愕然，也遗憾偏偏出门错过了这一奇缘。不久，在护国寺大街上遇见了江丰，大家很客气，我致歉他的枉驾，他赞扬我的风景画画的很有特色，可以展览，但现在还不到时候。纠正错划右派后，江丰复出，他出席了在中山公园开幕，以风景画为主的迎春油画展，并讲了比较客观，宽容的观点，且赞扬这种自由画会的活动，颇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和欢迎。他依旧是在美术界掌握方向性的领导，观点较反右前开明，但对抽象派则深恶痛绝，毫无商讨的余地。大家经常说“探索探索”，他很反感：探索什么？似乎探索中隐藏着对现实主义的杀机。我发表过《关于抽象美》的文章，江丰对此大为不满，在多次讲演中批评了我，并骂马蒂斯和毕加索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显然还是不投机，见面时彼此很冷淡。在一次全国美协的理事会上，江丰讲演攻击抽象派，他显得激动，真正非常激动，突然晕倒，大家七手八脚找硝酸甘油，送医院急救，幸而就醒了。但此后不太久的常务理事会上（可能是在华侨饭店），江丰讲话又触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又昏倒，遗憾这回没有救回来，他是为保卫现实主义搏击抽象派而牺牲的，他全心全意为信念，并非私念。
自从青年时从工程改行学艺术，从此与科学仿佛无缘了。只在苏弗尔皮讲课中分析构图时，他常以几何形式及力的平衡来阐释美的表现与科学的联系。九十年代末接触到李政道博士，他在艺术中求证他的“宇称不守恒”等发现。他将弘仁的一幅貌似很对称的山水劈为左右各半，将右侧的镜像（镜子里反映的形象）与右侧的正像并和，成了绝对对称的另一幅山水画像，便失去了原作之艺术美。这证实对称美中必含蕴着不对称的因素。我做了一幅简单的水墨画，一棵斜卧水边的树及树之倒影，树与树之倒影构成有意味的线之组合时，必须抛弃树与影之间绝对的投影规律之约束。同样，远处同样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那山峰两侧的线彼此间有微微的倾斜，透露了情之相吸或谦让。李政道在“简单与复杂”的国际科学研讨会中，选用了我的一幅《流光》做会议的招贴画，我的画面只用了点、线、面，黑、白、灰、红、黄、绿几种因子组成繁杂多变的无定型视觉现象。我在画外提了词：求证于科学，最简单的因素构成最复杂的宇宙？并道出我作为此画的最初心态，抽象画，道是无题却有题：流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李政道给美术工作者很大的启迪，我感到：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艺术探索感情之奥秘。在李政道的影响与指导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于二零零一年举办了大型国际性的艺术与科学展览会与研讨会。李政道创意做了一幅巨型雕塑《物之道》，物之构成体现为艺术形态。清华同事们鼓励我也做一件，我无孕如何分娩，他们陪我到生物研究所看细菌、病毒等蛋白基因，那些在屏幕上放大了的微观世界里的生命在奔腾，狂舞，不管其本性是善是恶，作为生命的运动，都震撼人心，我几乎要做出这样的结论：美诞生于生命之展拓，我终于在眼花缭乱的抽象宇宙中抓住了一个最奔放而华丽的妖精，经大家反复推敲而确定为创作之母体，由刘巨德，卢新华、张烈等合力设计，请技师技工们制成了巨型着色彩塑《生之欲》，庶几与李政道创意的《物之道》相对称，陈列于中国美术馆正门之左右，仿佛艺术与科学国际展之卫护，门神。在《生之欲》作品下，我写了创意说明：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人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
翌年，我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学邀我去参加一种实验，我在黑暗的屋子里活动，类似做自己的画，以身体的行动作画，屏幕上便显示千变万化的抽象绘画，真是超乎象外，我自己成了蛋白基因。
二零零二年春，香港艺术馆举办我的大型回顾展《无涯惟智---吴冠中艺术里程》。这个展览对我很有启发，他们不仅仅张挂了我的作品，而是通读和理解了我的艺术探索后，剖析我探索方向中的脉络，将手法演进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面貌并列展出，令观众易于看清作者的创作追求，其成败得失，共尝其苦乐。比方从八十年代的《双燕》到十年后的《秋瑾故居》，又十年而出现了《往事渐杳，双燕飞了》，三幅作品被并列，我感到自己的被捕，我心灵的隐私被示众了，自己感到震撼。关于近乎抽象的几何构成，缠绵纠葛的情结风貌 ，其实都远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不同时期的作品的筛选与组合揭示了作者数十年来奔忙于何事，这样的展出其实是对我艺术发展的无声的讲解，有心人当能体会到这有异于一般地作品陈列展。我非常感谢以朱锦鸾馆长为首的展览工作组的专家们，我因自己的被捕，被示众而感到自慰，作者的喜悦莫过于被理解，遇知音
由于群众的强烈要求，艺术馆与我商量，希望我做一次公开写生示范。我作画一向不愿人旁观，更不做示范表演，表演时是无法进入创作情绪的。但他们解释，如今画家很少写生，青少年不知写生从何着手，而我长期不离写生，希望不错失这唯一的良机，给年轻一代一些鼓励吧!我无法推辞主人的心意和群众的热忱，就只好做一次“服务”性的写生示范，重在服务，难记成败了。他们准备从第一笔落纸便开始拍摄，一直到最后一笔结束，展示写生的全过程，将作为稀有的资料档案。对象就选在维多利亚港湾，我就在艺术馆的平台上写生，能挤上平台的人毕竟有限，观众大都在大厅里看录像。报刊早做了报道，写生那天，大厅里挤满了人，但，天哪！天降大雾，视线不及五米，维多利亚港的高楼大厦统统消失于虚无缥缈间。浓雾不散，群众焦急，我当然不愿有负群众的渴望，便凭记忆，对着朦胧表现海港的层楼和往来的船只，而在如何构成楼群，其落笔先后和控制平衡等手法中也许还能予人一些参考，写生并不是抄袭对象，写其生，对“生”的体会，人各有异。
事有凑巧，我的展览三月六日在香港艺术馆开幕，法兰西学院艺术馆同日投票通过吸收我为通讯院士。我属首位中国人通讯院士，香港报刊颇为重视，甚至以艺术诺贝尔奖誉之。通讯院士只授予外国人，法国人则为院士，朱德群和赵无极均已为院士，我们都是杭州艺专的学生，林风眠校长有知，当感慨深深。
二零零三年是农历的羊年，我不信传统的所谓本命年，但上个羊年，即十二年前，老伴病倒，恰恰属我的本命年，似乎是对我顽固思想的惩戒。这个羊年孙女吴曲送来一条红腰带，坚持要我用，我用了，但红色的带驱不走华盖运，老伴又病倒，情况严重，我也罹疾，两人住两个医院，我们到三个儿子和儿媳穿梭于医院间，实在辛苦极了，尤其乙丁，眼看着瘦了许多。老两口携手进入地狱之门，倒未必是坏事。但终于还是都出院回家了，大约还有一段桑榆晚境的苦、乐行程。病后，我们住到龙潭湖边的工作室，清净，远离社会活动，每天相扶着在龙潭湖里漫步，养病。可雨和于静从新加坡给我们两人各买了一件红色外衣，白发，红装，加上老伴的手杖，这一对红袖老人朝暮出现在青山绿水间。长长的垂柳拂年轻的情侣。也拂白发的老伴。我想起《钗头凤》中“满园春色宫墙柳”及陆游晚年的“沈园柳老不吹绵”不无沧桑之感。我们被人们看眼熟了，进园门也不须出示月票，如果某天未到，到会引起门卫的关注。也常有游人认出我来，便客气地回答：你认错人了！但那神情，对方还是坚信没认错。日西斜，我们携手回到公寓，一些年轻人在打网球，有一位新搬来的姑娘，并不相识，她举着球拍向我们高呼：爷爷奶奶真幸福！
龙潭湖上，隔着时空回顾自己逝去的岁月，算来已入垂暮之年，犹如路边那些高大的杨树，树皮干裂皱褶，布满杂乱的疮疤和乌黑的洞。布满杂乱的疮疤和乌黑的洞的老树面对着微红的高空，那是春天的微红，微红的天空上飞满各色鲜艳的风筝，老树年年看惯了风筝的飞扬和跌落。我画老树的瘢痕和窟窿，黑白交错构成悲怆的画面，将飘摇的彩点风筝作为苍黑的树之脸的背景，提名《又见风筝》；又试将老树占领画幅正中，一边是晨，一边是暮，想表现昼与夜，老树确乎见过不计其数的日日夜夜，但永远看不到昼夜的终结。
春天的荷塘里浮出田田之叶，那是苗圃，很快，田田之叶升出水面，出落得亭亭玉立，开出了嫣红的荷花，荷花开闭，秋风乍起，残荷启迪画家们的笔飞墨舞。当只剩下一些折断了的枯枝时，在镜面般宁静的水面上，各式各样的干枝的线的形与倒影组合成一幅幅几何抽象绘画。我读了一遍荷之生命历程，想表现荷塘里的春秋，其实想画的已非荷或荷塘，而着意在春与秋了，怎样用画面表现春秋呢！
我彷徨于文学与绘画两家的门前。
多次谈过我青年时代爱文学，被迫失恋，这一恋情转化而爱上了美术，并与之结了婚，身家性命都属美术之家了。从此我生活在审美世界中，朝朝暮暮，时时刻刻，眼目无闲时，处处识别美丑，蜂采蜜，我采美，从古今中外的名画中品尝美，从生活中提炼美，创造视觉美是我的天职。七十年来家园，我对耕耘了七十年的美术家园却常有不同的感受。我崇拜的大师及作品有的似乎在黯淡下去，不如杰出的文学作品对我影响之深刻和恒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我同大家一样一直崇拜着。《最后的晚餐》这样的题材，如何用形象来透视内心活动，芬奇到聋哑人那里去观察表达情绪的动作姿态，用心至苦。如果他或别的大作家用文学来创作这一题材，我想会比绘画更易深入门徒们和叛徒的内心。但因须要做这一重大题材的许多壁画，画家们的工作不得不跨越了自己业务的领域。席里柯的《梅毒萨之筏》表现垂死的悲惨场面，令人心惊肉跳，而及我读了当时的文字报告，揭示了悲剧之起源于官场的腐败，便更感受到悲剧的震撼。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令人愤怒，当时文字记录的实况当更令人发指，因形象毕竟只显示了一个切面，画面用各种手法暗示前因后果，都是极有限的。绘画之专长是赋予美感，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这是文学所达不到的，任何一个大作家，无法用文字写出梵高画面的感人之美，语言译不出形象美。而文学的，诗的意境也难于用绘画来转译，比如阿Q或孔乙己的形象，就不宜用造型艺术来固定他，具象了的阿Q或孔乙己大大缩小了阿Q与孔乙己的代表性和涵盖面。听说赵树理不愿别人为他的小说插图，我十分赞赏他的观点。极左思潮中，有的作家羡慕画家，因齐白石可画鱼虾、花鸟，而他们只能写政治。齐白石利用花鸟草虫创造了独特的美，是画家的荣幸，也是民族文化的荣幸，他提高了社会的审美功能，但这比之鲁迅的社会功能，其分量就有太大的差异了。我晚年感到自己步了绘画大师们的后尘，有违年轻时想步鲁迅后尘的初衷，并感到美术的能量不如文学。文学诞生于思维，美术耽误于技术。长于思维，深于思维的美术家何其难觅，我明悟吴大羽是真诗人，是思想者，他并不重视那件早年绘画之外衣，晚年作品则根本不签名了，他是庄子。
梵高临终最后一句话：苦难永远没有终结。梵高的苦难没有终结，人类的苦难也没有终结。今年，“非典”像瘟神扑向人间，将人们推向生死的边缘，今天不知明天，人心惶惶。我们住的工作室离人群远，成自然隔离区。两个老人天天活动在龙潭湖园中，相依为命，老伴说，工作室本是你专用的，不意竟成了我俩的“非典”避难所。晨，夏，清风徐来，我们照例绕荷花池漫步，看那绿叶红花和绿叶上点点水珠，昨夜刚下过雨。忽见远处湖岸渐渐聚集了人，愈聚愈多，“非典”期间一般是避免人群聚集的，怕彼此感染，我想，这回出事了。回忆一个清晨在北海写生，尚无游人，而湖岸居然有数人在围观，我好奇地也去看，地上躺着一个通体苍白的赤裸少妇，法医正在验尸，是奸杀？自杀？失足落水？是昨夜发生的悲剧。我画过无数裸妇，见怪不怪，而这个苍白的死去不久的裸妇却永远不会忘却。我想这回在“非典”期间恐又将见到这样苍白的裸妇了，便偕老伴慢慢前去看个究竟。人多，我们挤不进去，便绕到湖岸拐弯的一侧遥望。原来是一个披着黄袍的年轻和尚在放生，将被放生的鱼虾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和尚则在高声诵经，经卷厚厚一本，大家听不懂，只是想看放生，都有放生的愿望，人类应多行善事吧，以减少像“非典”这样的惩罚。鱼虾在塑料袋里乱蹦，不耐烦了，但和尚的经不知何时念完，人群渐渐走散，我们也走开了，没有看到鱼虾入水的欢跃和看到鱼虾欢跃的人们的欢跃。
因“非典”，有些单位暂不集体上班，于是到公园里的人群多起来，有的带着工作在林间干活，而打牌、下棋、放风筝、游湖的人骤增，这里原本主要是老人和儿童们的乐园。打牌、下棋、种花、养鸟……当属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吧，但我全无这些方面的兴趣。躯体和感情同步衰老是人生的和谐，而我在躯体走向衰颓时感情却并不就日益麻木，脑之水面总泛起涟漪，甚至翻腾着波涛。这些涟漪和波涛本是创作的动力，但他们冲不动渐趋衰颓的身躯，这是莫大的性格的悲哀，万般无奈，民间谚语真比金子更闪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朔风起，天骤寒，画室空间大，冬天不够暖和，而年老怕寒，故我们考虑搬回方庄度过今年的寒冬。离开工作室的前一天，我们从龙潭湖走回画室的路上，秋风从背后送来一群落叶，落叶包围着我俩狂舞，撞我的胸膛，扑我的头发和脸面。
有的枯叶落地被我踩得劈啪作响，碎了！
随手抓一片，仍鲜黄，是银杏叶，带着完好的叶柄，有赭黄的，或半青半紫，可辨血脉似的叶络。有一片血红，是枫叶吧，吹落在绿草地上，疑是一朵花，花很快又被吹飞了，不知归宿。
树梢一天比一天光秃，谁也不关注飞尽了的叶的去向。
西风一天比一天凛冽，但她明年将转化为温柔的春风，那时候，像慈母，她又忙于孕育满眼青绿的稚嫩的叶。
二、此情此景
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一九一九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兴县闸口乡北渠村，地地道道的农村，典型的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田、桑园、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春天，桃红柳绿。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父亲也种田，兼当乡村小学教员。家里平常吃白米饭，穿布衣裳，生活过得去，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户人家来我家很寒酸，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又可算小康之家了。很幸运，我七岁就上学了，私立吴氏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父亲当教员，兼校长。小同学都是赤脚伙伴，流鼻涕的多，长疥疮的也不少，我们玩得很欢，很亲密，常说悄悄话，至今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永远跳跃在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中。鬓色斑白时我回到过家乡，人生易老，父母及叔伯姑舅们大都已逝世。但我在路上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背影，那满脸的皱纹，粗嗓门的音调仍没有变，照样咳嗽，大笑大骂。我于是追上去，正想叫唤，他们却惊讶了，原来并不是我的长辈，而是我小学同窗的那些拖鼻涕的小伙伴们。土地不老，却改观了。原先，村前村后，前村后村都披覆着一丛丛浓密的竹园，绿荫深处透露出片片白墙，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一场“大跃进”，一次“共产风”，竹园不见了，像撕掉了帘幕，一眼便能望见好多统统裸露着的村子。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竹园不见了，桑园也少了，已在原先的桑园地里盖了不少二层小楼房。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钻进去一面采桑椹吃，一面捉蟋蟀。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构画面，其间新芽点点，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但桑园的价值主要是桑叶，桑叶养蚕，桑叶茂密时便是养蚕的紧张季节，一天要采几回桑叶，孩子们也帮着采叶，帮着喂蚕，家里经常要备有几箩筐桑叶，父亲和母亲夜半还要起来添叶。养蚕期间家里焚香，不让戴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说是蚕有蚕神，须小心翼翼地伺候。蚕大眠了，不再吃叶，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于是便被安置到草笼上去，草笼是用干稻草绞成的，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近看是稻草杆的丛林。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春蚕至死丝方尽，个个乐于作茧自缚，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笼里，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凄凄惶惶。
我的几个姑姑家都是种田和捕鱼的贫穷之家，唯有舅舅家地多房大，可算是乡里的大户人家。大舅还兼开茧行，同无锡的商人合作做收购茧子的生意。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便总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茧行就设在大舅家后院。父亲非常重视称茧子时价格的等级，划价和把秤的有时是表兄或熟人，在斤两上稍微占点便宜父亲便心满意足了。卖了茧子便给我买枇杷吃，卖枇杷的总紧跟着卖掉了茧子挑着空箩筐的人们转。这种时候，我不大容易见到大舅舅，他正忙着与无锡下乡来的客商们周旋。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有一次大舅舅到无锡，我去看他，他住在当时最阔气的无锡饭店里，一个人住两间房，还请我吃了一顿“全家福”大肉面。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饭店。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里，不花饭钱和旅店钱。仅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客栈服务员），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想下决心加钱，但我坚持不换，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也久久地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我小时候生过一场病，母亲求神许愿，许愿到杨茂公桥离家有几十里路，那里两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远近闻名，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地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父亲点上香烛，我磕几个头就算还愿了。人山人海，卖小吃的挤的密密层层，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鸡鸭鱼肉都有。我和父亲都饿了，我多馋啊！但不敢，也不忍心叫父亲买。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找个偏僻的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吃完粽子，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我叫他也吃，他不吃，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虽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我永远记得姑爹家那只小渔船，它永远离不开姑爹，它也像姑爹对我一样的亲切。姑爹性子暴躁，孩子们背后叫他老虎。其实他不发怒时很温和，他多次摇着他的渔船送我到宜兴和无锡投考、上学。他也曾送我母亲到武进县的寨桥镇上去找一位老中医看病，我也搭船跟着去玩，反正不花一文钱，父亲也总是同意的。姑爹家住在滆湖边的一个大渔村里，村里几乎家家有船。村子很长，一家紧贴着一家沿小河排开，每家的后门临河，每家的船便系在自家后门口的大柳树上。白天，船都下湖了，风平水静的时候，那垂柳笼罩下的渔村倒影是挺美的画境；傍晚，船都回来了，小河里挤的看不见水面，家家七手八脚从船里提鱼上岸，忙成一片。姑爹和表兄弟们讲过许多在湖里的有趣事情，但我从未有机会下湖，只在湖边遥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觉得神秘，又有点怕。湖里芦苇丛中栖息着一种小鸟，叫黄雀，就像麻雀般大小，渔民们捕来当肉食卖，一如北方的铁雀。姑爹多次送我这种小鸟，母亲炖了给我吃，味道鲜极了。表兄们说，捕黄雀要在深夜，这边张好网，从另一边敲锣赶黄雀撞到网里去，于是一捉一大堆。我听了真兴奋，也想跟着去捉一回，但又说夜里湖上太冷，怕我会冻病，我说不怕，又说担心我不会熬夜，我也保证不睡，他们同意了。我兴高采烈地将尝试奇异的新生活了，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还是去不成。终于有一次，我也进到湖上的芦苇丛中去了。我们那里，无论大人和小孩，有钱人家好穷人家，都最怕兵，孩子哭闹不止时，便吓唬他：兵来了！兵真的常常闯进村子来，信息灵通的人一经发现兵来了，立即报警，家家慌乱着关闭门户，男女老少东投西窜，往草垛里躲，向桑园里钻，大胆的年轻人爬上了枝叶茂密的高高树巅，匆忙中谁家的衣裳还晾在场上；谁家的鸡鸭、山羊未来得及赶回家，也只好听之任之，统统让兵们带走。那时候军阀混战，我经常听说孙传芳和吴佩孚或什么人打仗，兵的队伍经常会经过我们的村子，有什麽他们随便拿，非常自由。当吃了败仗的败兵逃到村子时，不成队伍了，他们更无法无天，情况也就更可怕，打破门到家里抄，抓到男人要花边（银元），抓到女人便强奸，姑娘们吓得魂不附体，总尽先尽快逃避，不易被抓到。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坟丛中被强奸，老太婆是信佛的，对这样的伤天害理的恶事怕作孽，要求大兵让她撑开伞遮遮天眼。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张，据说就要在我们村子不远处打仗，满村人心惶惶，有钱人家躲到宜兴城里去，去不了城里的也投奔远亲去。姑爹来家了，叫我们住到他家，情况紧急时可以上小船躲入湖里芦苇丛中去。我和母亲及弟弟决定跟去，父亲不肯去，他说只要我们走了，他一个人什么也不怕，其实，他是不放心这个家。后来真的打起仗来，我和母亲等挤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驶入湖里的芦苇丛中去，人多船小，姑姑和表姊们分别挤进了他们邻居的船中。听到砰砰的枪声，飞弹在头上空中吱吱地尖叫，心惊胆颤，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蒙住头，说子弹是硬的，万一落下来，吃硬不吃软。我完全忘记了捕黄雀的事，也没有留心芦苇里有什麽有趣的东西，只担心子弹飞来，更担心父亲此刻正躲在什么地方呢。母亲急得不断流泪。小小渔船永远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形象，亲切的形象，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
渔村人家靠捕鱼为生，也靠芦苇。湖里有大片大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很高，收割后的芦苇秸聚成无数金字塔式的芦堆，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纵横交错的芦堆里，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天堂。夏天，我很早起来，选一根最长的芦苇，在顶端弯一个小三角形的框，用线结牢，再到屋檐下或老树丛中去寻蛛网，早上带露水的蛛网有黏性，用以蒙满三角小框，便可粘住栖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粘知了，也粘蜻蜓。蜻蜓大都停息在篱笆最突出的高枝上，红蜻蜓特别好看，翅翼有时平展，有时前伸抱住脑袋，正如齐白石的图画，割来芦苇并不是为了孩子们粘蜻蜓，主要用来编芦席，织芦帘。芦织的帘子很大，可用以隔开房间，母亲则用它铺在地上，在上面铺拆被褥、絮棉袍。冬天，很冷，屋里照不到阳光，吃饭都冻得发颤。大门外满是阳光，但有西北风，房子是朝南的，不怕北面的风，于是将芦帘架在竹篙上挡住西面，阳光照射这帘和门墙构成的三角地带，这里便是最舒适的温暖之角了。老祖母整个上午都坐在暖角里晒太阳，母亲也常在里面补衣裳，掰豆瓣。吃饭时，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己的饭碗来凑热闹，有吃有笑，很快活，引得狗也跟来，猫也钻来，一团和气。老祖母坐着晒太阳还嫌冷，一只小脚总踩在一个铜脚炉上。这铜脚炉很精致，盖子上布满麻子似的窟窿，母亲说这还是她出嫁时的嫁妆，父亲家一向穷，才不会买这种精致的脚炉呢。脚炉里装着烧得半红的砻糠（稻谷的壳）灰，将生蚕豆埋进去，等一会儿就会熟，像炒豆一样，豆熟时便“乒”的一声爆炸。我埋进了豆，但玩着玩着忘了时辰，老祖母脚下突然乒乒乓乓爆炸起来，吓她一大跳，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只有冬天农家闲时才架起芦帘晒太阳，尤其春节后的半个月内，大家可以快快活活高高兴兴地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家庭的温暖。孩子们不止是自己爆蚕豆了，还可吃到煮熟的菱，花生和夹有核桃肉的糕。这都是春节带来的好处，怎么能不盼望春节呢？春节要吃好几样菜，最主要的是吃猪头，我以为猪头肉是最上等的东西了，只有过年（春节）时才能吃到。春节前母亲特别忙，要煮猪头，要做够全家吃半个月的糕团，还要外加几笼粗粉团子，是专门为春节期间发给叫花子的。平时叫花子要饭，要了半天只给一点点剩饭，有时不给。但春节期间无例外一律要给，而且一到门口就给，所以叫“发”。于是叫花子特别多，络绎不绝，有时是三五成群结队而来，几笼团子还不够发，团子便一年比一年做的小了。有一种叫花子不穿破衣裳，穿整整齐齐的长衫，还戴着礼帽，手提小锣，边唱边敲小锣，一步步缓慢地跨进大门来，这便是唱春的。给他一个一般地发叫花子的粗团子他不要，不理，继续唱。我便加倍给他好几个，或给他自己吃的大白团子，他不用手接，只用那锣反过来盛了团子，然后倒进背在背后的大口袋里去。这是我最早见过的歌唱家。后来我在巴黎留学时，旅店后窗下的小夹道里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期待旅客们撒下法郎去，这时候，我总立即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口的唱春人。春节过了初一，便开始到一家家亲戚家去拜年，穿着新衣裳吃年酒。母亲总嫌父亲家穷，说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嫁给父亲的。当年外公看得起父亲读书识字，认为有出息。母亲也一向有点瞧不起穷姑姑们，自己不常去她们家，而总爱带着我往舅舅家串门。舅舅家吃的讲究，过年打麻将，压岁钱也给得多。大舅舅爱骑马，地方上有点名气，因为在家乡只有耕田的水牛，很少见马。表姊带我玩，领我去看舅舅养的大马，我仿佛去看老虎一样新奇，但不敢走近，怕它踢，二舅舅抽大烟，抽了卖田，卖了田再抽，人抽的骨瘦如柴，二舅母常向我母亲哭诉。母亲是二舅的姊姊，劝他，骂他，二舅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不听，照样抽。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名声很坏，有一回有人来家报信，说我二舅正在她房里抽大烟鬼混，母亲一听气急了，立即赶到她家去，我也跟着去。进大门后直奔里屋，里面房门紧闭着，房里有忙乱的声响，母亲叫二舅的名字，二舅不敢答应，更不敢开门。母亲隔着门苦骂，骂舅舅尤其不该到她眼前来丢脸。父亲也在家骂，好像骂给我听，意思是万万学不得，同时也针对母亲，有意煞煞她平时老夸耀娘家阔气的威风。
每次过年，父亲都从大橱（衣柜）里拿出一幅中堂画和一副对联挂在堂屋里，一直挂到正月十五，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卷起来，藏进大橱里。大橱是红漆的，很漂亮，也是母亲的嫁妆，一直保护的像新的一样。我们家是小户人家，房子也不大，但村里有中堂画的人家很少，因此我曾感到骄傲。画的是几个人物，中间一个老头可能就是老寿星，这是父亲的老朋友廖祖尧画的。廖祖尧矮胖矮胖，很和气，家就住在姑爹家那个渔村里，家里也贫苦，靠教书生活。他和父亲很合得来，早年两人曾一同到无锡一个叫玉祁的村镇上教小学。父亲在玉祁教书时每年腊月近年底时回来，我还依稀记得，每次回来总带回一种中间穿有大孔的饼干，这也是我认为最好吃的饼干了。他还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回学生家送来的早餐是糯米粥，他和廖祖尧恰好都不爱吃糯米粥，只吃了一点点，但糯米粥会膨胀，罐里的粥过一会儿涨得仍像原先那样满，学生家里来撤早餐时误认为根本未吃，估计是教员不爱吃，便立即补煮了几个鸡蛋。现在看来，当时他们小学简陋，不开火，教员是由学生家轮流派饭的。后来我到弟弟妹妹多起来，母亲一人实在忙不过来，父亲不能再去玉祁教书，便在村里由吴氏宗祠出经费创办私立吴氏小学。廖祖尧也不去玉祁了，便来吴氏小学教书。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廖祖尧也住在祠堂里。我从此经常到廖祖尧老师的房里去，看他画画，开始触及绘画之美。祠堂很大，有几进院落，有几间铺有地板的厢房，厢房的窗开向小院，院里分别种有高大的桂花，芭蕉，海棠。廖老师住的厢房很大，窗口掩映着绿油油的芭蕉，一张大画案摆在窗口，真是窗明几净，幽静宜人。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见到画室，难忘的画室，我一辈子都向往有这样一间画室！廖老师什么都会画，画山水，画红艳艳的月季和牡丹，画樵夫和渔翁。有一回父亲用马粪纸做个笔筒，糊上白纸，廖老师在上面画个渔翁，一只大鸟，和大蛤蜊，画成后给我讲解这画的是鹬蚌相争的故事。我尤其喜欢廖老师画的大黑猫，他用烧饭锅底的黑灰画猫，猫特别黑，两只眼睛黄而发亮。我进美术学院以后还常常想起那黑锅灰画的猫，可惜再也没见过了。我常常静静地看廖老师作画，他用纸紧卷成笔杆似的长条，用煤油灯熏黑以后当碳条起稿；他常常将蘸了浓墨的笔放进嘴里理顺笔毛，染的嘴唇乌黑，这才使我明白，母亲自己不识字，为什么同父亲争吵时便常骂他吃了乌黑水不讲道理。廖老师和父亲有个很大的不同处，他不像父亲那样节省，他爱吃零食，父亲说他没有儿女，只管自己吃饱就够了。廖老师画久了，往往摸出几个铜板，叫我到村头一家茶馆里去替他买一包酥糖之类的好东西吃，我非常乐意，飞跑着去买来，他总分一小块给我吃，从无例外。我叫他廖老师，因后来我上学了，他成了我真正的老师，不过他并不教图画，也根本没有图画课，而他的画据说是远近闻名的，还卖，并订有价格润例。七十年代我曾顺便回到故乡看看，父亲，母亲及老一辈的亲友们大都已逝世，只廖老师还在，我便专程到渔村去看望他。好容易寻到了他的住处，他住在蜂窝似的人家的夹缝中，屋里建屋，几张破旧的芦帘围成了他暗黑的卧房。他病在床上，他感激我的探望，他谈我父亲的死，那是困难时期，与其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饿死的；他谈到有一次经过我家门前的河滨，见我那瞎了眼的母亲自己摸着去洗东西，感叹年轻人是不顾老人了。我似乎又最后见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不清楚廖老师是哪一年逝世的，只知道他已逝世了。
有一件事曾提高了廖祖尧的画的威望。村里财主陈培之的妻子据说是上海美术大学毕业的，嫁到乡下来后还向廖祖尧借画临摹呢！陈培之家高楼大屋，连着大楼有高墙围住的大院，里面种有李光桃及别的什么名贵果树，但我不敢进入他们家。陈培之的母亲是寡妇，非常精明能干。早年未生陈培之之前，领了一个养子，取名连生，就是连接着就要生，果然生了培之。生了培之，连生实际上就不算什么养子了，变成了长工的身份。陈培之骨瘦如柴，据说在上海念法律大学，是律师。他有一次回乡，到附近楝树港小街上问人有没有兑换处，但他说成了“脱”换处，于是乡下流传开了，“兄字头上两只角，培之律师不识它”。我终于有一次能进入陈培之家的大门了，那是他结婚，让许多人进去看，也就是观礼。新娘子是宜兴城里人，也是财主，结婚前送来过几船嫁妆，招摇过河，着实叫乡下人羡慕。结婚那天，我也夹在人丛中挤上了大楼，看新娘子演说，听留声机唱戏，特别爱听“哈哈笑”，各式各样的大笑，笑痛肚子。陈培之家的院子特别大，有花坛，摆满了盆花，开着各样的花朵，还有两只大荷花缸，种有荷花，我爱极了。新娘子烫着长头发，脸上擦着粉和口红，我和小伙伴们觉得像吊死鬼，很难看，但我从此爱上了花。村里只有单调的木槿和葵花，我还从未见过那么多红彤彤的鲜花，于是也总想种花，但哪里去弄花呀！宜兴的陶器闻名中外，但我们乡下只买茶壶，无人买花盆，乡下人从来没有种花的传统。前几年我因事过宜兴，顺便到滆湖边一个公社去参观，那里利用湖滩土地的特点，居然开辟了七十余亩花圃，家乡人也已进入了欣赏花的时代！
除了廖老师的画以外，我还见过一种漂亮的月份牌仕女，那是在婶婶房里看到的。婶婶不是正经女人，好吃懒做，偷男人，野男人公开在她房里睡觉，这美女月份牌便是一个常常去上海的男人吴桂生送她的。吴桂生后来作了什么案被抓住，枪毙了。吴桂生被枪毙后，婶婶还有别的野男人。叔叔是有名的乌龟，叔叔本是个老实人，不识字，因为我父亲念过几年书，所以分家时叔叔多分了一亩地。但是就因为婶婶爱吃，不过年时也经常到镇上去买猪头肉，酱鸭，烫面饺（蒸饺）等，一面吃一面赌钱，那十几亩地便被卖的差不多了。后来叔叔便挎只篮子卖香烟，瓜子，花生糖，我的那些堂兄弟也都念不成书。父亲常劝叔叔，但叔叔怕婶婶，听了婶婶的指使反而凶狠狠地对待父亲，甚至有一回与人串通了来偷我们家的稻，姑姑们每回来，谈到叔叔时总哭，但她们不敢劝他，怕婶婶，婶婶凶得很，很泼辣。我记得叔叔病死时，满身肿胀，得了膨胀病，就是血吸虫病，而婶婶一直活到九十多岁。七十年代我曾回老家看看，父亲和母亲早已逝世，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婶婶在门前见了我，口口声声亲热地叫我“大侄子，大侄子!”
母亲和婶婶的关系必然非常坏，彼此不讲话，见面不理睬。婶婶为了搞臭母亲的名声，有一次叫吴桂生闯到我母亲房里来调戏，被母亲骂了出去。但从此我们家担心吴桂生来报复，一直到他被枪毙后才放心。也由于婶婶的威胁吧，母亲盼望我早早长大成人，有出息，替家里争口气，我也已体会必须给家里争气了。配合父亲的节俭，母亲也勤俭持家，她爱干净，衣服洗的勤，而且什么都要自己提到河边去洗，洗得彻底。虽然家里经济很拮据，但事事安排的井井有条，也总是布衣暖，菜饭饱。我到无锡念初中时，正值身体开始发育，吃得多，课间常感饥饿，又买不起零食吃，母亲便将糯米粉炒熟，教我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糖便好吃，每次开学我便总带着一大袋糯米粉上学。但是母亲生育太多了，我是长子，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还有两个妹妹很小就夭折了。母亲一向难产，她实在怕孩子，也曾用土法打过两次胎，死去活来，从此身体一直非常坏，长年地病，父亲忙学校的事，忙种田的事，忙祠堂里的事，因他是吴氏宗祠的会计，后来母亲病倒了，他又要忙烧饭洗衣了。他在家做家务便围上母亲用的围裙，有时门外突然有人来找，呼喊“吴先生”或“大先生”（他是老大），他首先匆忙解掉围裙，然后出门见客。他是村上少有的识字先生，学堂里的老师，是头面人物，围着女人烧饭用的围裙太失体面。
显然，父亲自己种不了家里的十几亩水田，早年，当他到玉祁去教书时，田都出租，后来回乡教书，便出租部分，另一部分自己种，雇短工或长工。我记得家里曾换过几次长工或短工，我能记事时，印象最深的一个长工叫九斤。父亲和母亲对长工很好，让他吃的饱饱的，蒸了咸肉的时候，将最好的留给我，其次就款待九斤了，他们自己吃最次的，甚至不吃。九斤种田很卖力，耙田，施肥，插秧，样样能干，我们家田里的稻禾也总长的分外茂盛，绿油油一大片，很易同别家区分。九斤对我很好，我们的友谊主要建立在水车棚内。草顶的水车棚都建在河岸田边，棚内牛拉着巨大的车盘转，车盘带动长长的水车将小河里的水戽上岸来灌进水田去。凡是戽水的日子，我总跟着九斤到水车棚里去，坐在车盘上让牛拉着团团转，那比在北京儿童游戏场里坐小飞机更自在，高兴时往牛屁股上加一鞭，它便跑得飞快。有时它突然停下不肯走，加鞭也不走，我叫九斤，九斤正在近旁耘田，一看情形立即拿了长柄粪勺来对准牛肚皮，牲口哗哗撒尿了。紧依着水车棚有两棵大柳树，盛夏，每听到知了在树巅高唱，我立即爬下车盘，用长芦苇杆制的蛛网套去粘知了。像战士的武器，我总随身带着这只芦苇长枪。九斤的家据说原来住在草棚子里，他家是江北（苏北）佬。苏北一带地瘠人穷，又常闹灾荒，不少人逃荒到富饶的江南来，来卖苦力，都住在草棚子里。本地人瞧不起他们，称之为“江北佬”，同他们说话时学他们的音腔，其中包含着戏弄与讥讽。我没有见过九斤的家，也没听说过他父母的情况，好像他早就是孤儿了。他来江南已很久，说一口地道的本地话。但是他娶不到老婆，谁家的姑娘也不肯嫁给他他自己也没有定居，一年一年轮流着在各家帮短工，当长工，在我家是住得最久的了。
有一个老头“江北佬”在楝树港摇渡船，早早晚晚给人摆渡，楝树港离我家一里路，是最近的小街，有鱼市，豆腐店，小杂货铺，馄饨店，茶馆……早晨有烧饼和油条。村里的人们在路上相遇，总互问：“上街吗？”指的便是去不去楝树港。楝树港跨在大河的两岸，我们北渠村在东面，西面便通姑爹家渔村，我搭渡船摆渡时，大都是去姑爹家。早晨，渡船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人虽多，大都是熟悉的，伯公，伯婆，表姨，表舅，叔公……加上扁担箩筐，生猪活鸭，挤而乱，但彼此想让互助，客客气气，不争吵。下午人就少了，即使只一个人要过渡，就高喊一声，他就睡在河边一间极小的草棚里。替代渡船，六十年代造了木桥，七十年代改建成水泥桥，“江北佬”早不知去向了。从无锡或常州到宜兴县城的轮船都必经楝树港，当啪啪啪啪的轮船将要靠码头时，码头上便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想看下乡来的上海人。上海是天堂吧，到上海帮人家的（当保姆）及做厂的（女工）妇女回乡探亲时都吃的白胖白胖，还带回筒子装的饼干，美女牌葡萄干，美女月份牌……
早先，店铺都集中在河西，河东较冷落，几乎不成街。后来河东要盖新街了，征求股份参加，出了钱便可分一间店面。父亲和母亲天天商议，那时我已有两个弟弟，父亲计算日后我们兄弟分家，一人分三亩来地，如何过日子呢？便下狠心凑钱，借债，争取预定下一间店面，将来我们兄弟中便可有一人去开店。简陋的新街顺利落成了，我迫不及待先到新街上自家的新屋内住了几夜，街上有了家，也可算街上人了。父亲于是同一位剃头的合伙，让剃头的在我们店内开业，同时兼顾卖杂货，杂货是我们家的，家里的一张旧方桌搬到了店里，准备让客人沽了酒坐下慢慢喝，母亲在家炸豆瓣，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小包有炸豆瓣，拿到店里卖做下酒菜。虽然父亲常去店里，但主要还只能靠那个剃头的，结果小店仍赚不了钱，好像没有多久，店铺连同房子就整个转让了。
到楝树港开店是下策，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在家里是没出息的。我上学了，就在父亲当校长的私立吴氏初级小学。小同学都是本村的，个个相识，大家很相好，他们力气大都比我大，但念书不如我，他们的父母便说我回家后有父亲教，其实父亲在家里忙着呢，根本没工夫再教我。开学后第一件事是学着做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用五色的蜡光纸剪裁成条条后再拼贴起来，很好做，又好看，大家乐意做。由于教员太少，往往两个班合一个教室上课，教员上课时给一个班讲课，同时安排另一班做习题，不自觉的学生便不好好做作业，偷偷玩蚱蜢，知了，有时候知了忽然会在谁的抽屉里高唱起来，冬天太冷，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脸上冻成一条条发白的瘢痕，有点像切碎的萝卜丝，几乎人人都长“萝卜丝”。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上课时脚踩在脚炉上。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踢毽子是最普及的运动。毽子越做越讲究，黑鸡毛，白鸡毛，红鸡毛，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后来父亲居然在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我快活极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我拍一阵，也给相好的同学拍，但一人只许拍几下。夜晚睡觉，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没气了，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一天，父亲突然上和桥去了，但他忘了带皮球，我发觉后带着瘪皮球追上去，一直追到楝树港，追过了渡船，向南遥望，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到和桥有十里路，我不敢再追了，哭着回家。自从上学以后，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也不能逃学，因为父亲也天天到学校去。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学校里的事也都要父亲操心，开学时他到和桥书店买课本，算术习题本，粉笔……他买任何东西都要讲价，一分一厘地讨价还价，他真爱惜东西，教室里用剩的粉笔头也都要收回去，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教室里剩下的粉笔头满地乱扔，谁也不捡，我于是选较长的捡起来，学期终了时积了两大匣带回家交给父亲用。有一次开全区小学的运动会，在和桥开，我们学校也要派代表队参加，我被选入了代表队。为了参加运动会，父亲带我去和桥做了一身操衣（制服）。操衣连裤子上都有扣子，我从来没穿过有扣子的裤子，小同学们也都好奇地来摸我裤子上的扣子。
初小毕业时，宜兴县举办全县初小毕业会考，我考了总分七十几分，属第三等。我在学校里虽是绝对拔尖的，但到全县范围一比，还远不如人家。要上高小，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有三座漂亮的大石拱桥连接大河两岸的上塘和下塘。河上船只密集，街上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比宜兴城里更显得热闹。和桥豆腐干味道极鲜，可保存久，是有名的特产，至今盛誉不衰。鹅山小学就在镇头，是当年全县最有名声的县立完全小学，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方圆三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小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时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吵架打架的哭都大不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新滋味了。
我只能以用功学习，争取最优异的成绩来争气。我发现，会考中以90分以上获得第一名的朱自道及好几位80分以上的优等生都是鹅山小学的，如今我同他们同班了，这几位成绩出色的同学都是和桥街上的人，他们是走读生，中午回家吃饭，晚上回家住。寄宿生有夜自修，而且在电灯下自修，虽然那电灯也是暗淡淡的，但我是头次用电灯，感到称心如意，珍惜灯光，每晚在灯光下仔细地做完每天各门课的习题。在家时从不做夜课，家里只有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灯芯捻的很小很小，火如豆，父亲在如豆的灯下记学校的账目，打算盘。另外我们只用一盏豆油灯，点上几根灯草，老祖母还常噜苏，说她早年只点一根灯草，后来她眼瞎了，便管不着点几根灯草了。寄宿生的宿舍原是谷仓仓库隔成的，窗户都很小，有点像牢房，一间房里摆满许多双层床，我从未睡过双层床，喜欢爬到上层去睡，仿佛睡到了楼上。我家没有楼，一向羡慕舅舅家和陈培之家有楼，学校里有校园，园里有花有树，我每天大清早起床到校园里读书，背书，也可以随便摸摸这些花，我似乎已阔气起来，花也有我的份了。小皮球也不稀奇了，有大篮球，有篮球场，不过我个子小，从来投不进蓝，倒是喜欢滚铁环，在庞大的操场上飞奔着滚铁环很痛快，只是铁环不多，想借的人多，不易借到。
寄宿生们大都家在离校十里以上的村子里或村镇上，每星期六下午上完课，便都背个书包或藤包喜洋洋地回家去，彼此道声“再会！再会！”我出了校门，到街上慢慢看，有很大的酱园，绸布店，南货店，南货店里卖的都是好吃的，不是中秋节也有月饼卖。我尤其记得有一家中药铺，壁上都是小抽屉，抽屉里装的全是药，朝奉（店员）用一杆很小的秤称药。有几回我母亲要吃的药在楝树港买不齐，便由我将药方带到和桥这家大药店里去配。我爬上了大石桥，看桥下大船和小船互相拥挤。南北往来的船只排成长队等候通过，桅杆睡倒了，帆落成一堆，缆索纠缠不清，船员们吵闹，呼喊，乱成一片，这仿佛是《清明上河图》的蓝本。出了镇。渐渐冷落起来，一条石板大道沿河直往北去，沿途人来人往，大都是挑担的，空手人很少，至少都带着雨伞，往往出门时大晴天，突然变天便下雨了。一路没处躲雨，说是大道，是指通途，其实路并不宽，一面临河，一边沿水田，行人相交错，往往须侧过身子。当遇到拉纤的纤夫，我便早早找个合适之点躲让，有时只一人拉纤，拉只小船，极大的船便好几人一同拉，边拉边哼哼，有时还唱，口音都是江北腔。出和桥镇三里，便过一高桥，因面前一条支流灌入大河，高桥便骑跨在支流上。往往我们好几个同路的同学一同回家，到高桥上便憇下来玩一阵，欣赏大河上下飞风光，之后就分道了。从高桥上俯瞰大河里往返的帆船，景象很动人，有白帆，黑帆，棕色的帆，也有的小船用一块芦席做帆，帆影近大远小，一眼看到遥远处，船和帆便成了一个小点，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透视现象了。一路上远远近近的村庄都是黑瓦白墙，都有水牛，都有水车棚，车棚也紧依着大柳树，彼此非常相似，常常有到家了的错觉。及走到了楝树港，真是非常兴奋，我像是远方归来的游子，感到一切都分外亲切了，跳入渡船，便同摆渡的“江北佬”攀谈，但他永远显得有些麻木，并没有注意到我那异乎寻常的热情。一到家，父亲和母亲高兴极了，弟弟也特别亲我。母亲问我在校吃的好不好，我说八个人一桌，米没有家里的白，但尽管吃饱，菜不多，刚吃一碗饭便没菜了。后两碗便吃白饭。母亲听了很难过，眼睛湿了。我后悔不该告诉她。只过一夜，第二天星期天下午便又返校了。母亲给我做了许多菜带到学校去吃，我不肯带，说带去也不能拿出来吃，同学太多不好分，老师见了也不好意思。老师同我们在同一饭堂里吃饭。他们只多一个荤菜。父亲也认为还是不带好，母亲便炒些蚕豆给我带走。回到宿舍里，同学们也都陆续到齐。几乎都从家里带来一些吃的，有蚕豆，菱角，荸荠，山芋；蚕豆最多，有炒豆，煮豆，发芽豆，唯有一个山里的同学带来栗子，分给每人几个，特别好吃。父亲有时到和桥，也买点糕饼给我吃，有一次买了一包干虾，告诉我每次放几只在粥里吃，母亲很少到和桥，有一次她搭姑爹的船到了和桥，特意买了一包鸡蛋糕到学校找我，但太不凑巧，那天老师组织我们远足登山去了，母亲不放心将蛋糕交给号房（传达室），遗憾地带回去了，留给我星期天回家吃。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高兴极了，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六十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他很注意全县会考第一名的朱自道，也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了。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十名”正好廖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爌北（父亲的名），茅草窝里要出笋子了！”
之后，我虽并非每学期都得第一，但基本上是名列前茅，对付课业已完全不费劲，于是开始在课余看小说。《薛仁贵征东》、《七剑十三侠》、《封神榜》……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因眼睛好，在昏暗的灯光下仍看得很入迷。有天突然传来一个轰动全校的消息：“在彭城中学操场演影戏（电影），全校师生整队去看。”演的就是侠客斗剑，神仙腾云，隐身术……我高兴极了，也常常幻想能遇到神仙指点法术。后来又看到一次电影，是演养蚕，这我很熟悉，大蚕吃叶时沙沙有声，但电影里一大群蚕吃桑叶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无声所以叫“影”戏吧，仿佛是影子戏。
我功课好，守纪律，可以算好学生，老师也常表扬，但有一次却被打手心了，鹅山小学一进门的院子里有两棵巨大又古老的银杏树，绿荫蔽天，遮掩了整个院子，每年结无数白果。成熟的白果掉到地面上“啪”的一声，像掉下一只大杏子，白果被包裹在肥厚的杏子似的果肉里。我们每捡到白果，便交给老师。不准自己拿走。我知道炒白果好吃，春节孩子们赌博时以菱角，花生和白果做赌注。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中医，我们一同捡白果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白果可以治痨病（肺结核），是听他父亲说的。我想起了母亲的病，她的病老不好，咳嗽，痰里出现过血，吃了许多药也不见效，大家也有点怀疑会不会是肺病呢（后来证实不是）.。她听人劝告喝过童尿，即小孩的尿，弟弟的尿。白果治肺病的说法立即打动了我的心。白果，树上那么多白果，但不是我的。我动了偷的念头，偷许多白果带回去给母亲吃。我串通了几个同学一起偷白果，但不肯说出母亲的病。因当时痨病是可怕的死症。我们趁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半夜起床，摸黑到院里偷白果，风雨将白果打落满地，黑暗中我们一把一把地抓，我摸到一处特别多，自己装不完，便低声叫伙伴“旋南，旋南，到这边来！”就是这一声泄露天机，被睡在近旁的训导主任听到了，第二天他叫旋南和我二人到办公室，立即破了案，交出了白果，几个伙伴各人打了十板手心，一向表扬我的级任孙德如老师也在办公室，看我挨打，我特别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光阴荏苒，两年高小念完，我毕业了。毕业时同学们互相打听各人的出路。父亲当中医的那位同学早有打算，回家学中医，继父业；好几位家在和桥街上开店的便学做生意；大部分回农村捏锄头柄（种田）；同我一起偷白果也挨了十板手心的吴旋南是高材生，但家里很穷，也只得回家种田。有些家里富裕的不种田，继续上学，但他们的功课大都较差，考不上正规的省立中学，便进私立中学去。大家称某些私立中学为“野鸡”中学，缴钱就能进，入学考试完全是形式，考零蛋也录取，但学费很贵很贵。无锡洛社镇有一所洛社乡村师范学校，招小学毕业生，四年后毕业当乡村初小的教师。因入学后全部公费，投考得人非常之多，水平也极高。是有名的学校。我班高材生邵化南考取了该校，很令同学们羡慕。不花钱的学校太少太少了，似乎就只洛社有这一所，是穷学生们最理想的出路，故而闻名于无锡，常州，溧阳及宜兴一带。父亲早二年就打洛社乡师的主意了，但我渐渐有了更高的要求，不愿在农村当初小的教员，想进省立无锡师范，是高师，高师毕业可当高小的教员，譬如鹅山的教员。父亲当然嘉许我的志向，但上无锡师范之前须先上三年初中，初中要缴费，家里便计划如何更加省吃俭用，并多养几只猪来竭力支持我这艰难的三年。舅舅家田多，母亲也曾幻想回娘家试试舅舅能否帮点忙。父亲毕竟世故深，说不可能的，不让母亲去丢脸。我在数百人的竞争考试中考取了无锡师范初中。因洛社乡师和锡师同时招考，只能参加一边，但县立宜兴中学在这之前招考，故我先也考了宜中，以防万一锡师落榜。我唯一的法宝就是凭考试，从未落过榜，宜中也不例外。
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去投考，招生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摇橹，让我在小仓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小船既节省了旅费又兼做宿店和饭店，船上备一只泥灶，自己煮饭吃，但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件，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从停船处走到无锡师范，有很长一段路程。经过一家书店。父亲曾来此替小学校里买过一架风琴，认得店里的一位伙计，便进去问路，那伙计倒还算热情，引我们到路口代叫了一辆人力车。因事先没讲好价，车夫看父亲那土佬儿模样，敲了点竹杠，父亲为此事一直唠叨不止，怨那伙计：“见鬼，我要坐车何必向他问路，坐车哪有不先讲价钱的！”
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床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针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得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给我买了瓶汽水喝，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难喝了。店伙计笑了：“以后住下来变成了城里人，便爱喝了！”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
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师范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下海了，从此隐入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那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我羡慕没有父母，没有人关怀的孤儿，浪子，自己只属于自己，最自由，最勇敢。
一九八六年
父亲
父爱之舟
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我刚刚梦醒！
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总跟着父亲身后，卖了茧子，父亲便给我买琵琶吃……
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来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旅店钱。我们不肯轻易上岸，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想下决心加钱，但我坚持不换，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地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人山人海，卖小吃的挤的密密层层，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鸡鸭鱼肉都有。我和父亲都饿了，我多馋啊！但不敢，也不忍心叫父亲买。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找个偏僻的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吃完粽子，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我叫他也吃，他不吃，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虽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自从我上学后，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冬天太冷，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脸上冻成一条条发白的瘢痕，有点像切碎的萝卜丝，几乎人人都长“萝卜丝”。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上课时脚踩在脚炉上。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踢毽子是最普及的运动。毽子越做越讲究，黑鸡毛，白鸡毛，红鸡毛，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后来父亲居然在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我快活极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我拍一阵，也给相好的同学拍，但一人只许拍几下。夜晚睡觉，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没气了，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一天，父亲突然上和桥去了，但他忘了带皮球，我发觉后带着瘪皮球追上去，一直追到楝树港，追过了渡船，向南遥望，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到和桥有十里路，我不敢再追了，哭着回家。
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读初小的时候，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
初小毕业时，宜兴县举办全县初小毕业会考，我考了总分七十几分，属第三等。我在学校里虽是绝对拔尖的，但到全县范围一比，还远不如人家。要上高小，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鹅山小学就在镇头，是当年全县最有名声的县立完全小学，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方圆三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小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时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吵架打架的哭都大不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新滋味了。
我又清清楚楚地看见河里往返的帆船，景象很动人，有白帆，黑帆，棕色的帆，也有的小船用一块芦席做帆，帆影近大远小，一眼看到遥远处，船和帆便成了一个小点，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透视现象了。一路上远远近近的村庄都是黑瓦白墙，都有水牛，都有水车棚，车棚也紧依着大柳树，彼此非常相似，常常有到家了的错觉。
父亲有时抽空到和桥，买点糕饼给我吃，有一次买了一包干虾，告诉我每次放几只在粥里吃，母亲很少到和桥，有一次她搭姑爹的船到了和桥，特意买了一包鸡蛋糕到学校找我，但太不凑巧，那天老师组织我们远足登山去了，母亲不放心将蛋糕交给传达室，遗憾地带回去了，留给我星期天回家吃。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高兴极了，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六十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父亲很注意全县会考第一名的朱自道，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十名”正好廖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爌北（父亲的名），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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