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了,从技术上说来,只要用上了火器,骑士军就完蛋了。
不过,骑士精神比骑士军活得更长久。
愈深入到历史的细节,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欧洲兵制连同其意识形态,即使在
其形成过程,也受到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的决定性的影响,不过,一旦这种上层建筑
凝固成型了,仅仅新的生产力一个因素,对兵制简直起不了变革的作用,对社会经
济也同样如此。它甚至可以顽固的拒绝这种生产力。明末引入的红夷大炮,与传统
武器之间的差异,比之马镫的应用,真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可是红夷大炮挡不
住清兵进关;进关以后的清兵,对红夷大炮所代表的新技术也还是无动于衷。甚至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发现的坚船利炮,也还延迟了七八十年之久,才真正产生了某些
影响呢。
〔评注2〕 说神秘莫测,中国人不会理解。多少技术发明始于中国,周知的有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但是没有引起某种新文明的兴起。
〔评注3〕 作者的眼光过分集中于欧洲了。他考证出来了马镫是从亚洲传到西
欧的,又作者所说的亚洲,显然是伊斯兰的亚洲(我们记得,穆罕默德兴起于7世纪),
那么,马镫对阿拉伯征服起了什么作用? 马镫在西欧引起了军事—社会的—系列改
革,为何同等的社会改革未见于阿拉伯世界?
这当然是“题目”的限制。不过,考察的范围宽广了,他的“同等程度”的结
论也许就不妥当了。恐怕改革的原因,根本还在社会因素之上吧!
〔评注4〕 世俗文明一骑士文明,教会文明—教士文明,这二者同时并行,确
实是欧洲中世纪的特色。
〔评注5〕这一点说得很对,可惜作者没有充分加以强调。
〔评注6〕 骑士军制和骑士文明,不可能在拜占庭和伊斯兰的诸哈利发国内发
达起来。这是因为,在那里,盛行着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 (巴比伦、古埃及、古波
斯都一样,它们比希腊还要古老) ,强大的王权及其发达的官僚机构,不仅足以征
集税款,手工业也是一开始(?)就作为王家手工业才发展起来的。
作者没有把西欧和中国作比较,我们的兴趣自然集中于中国。我们知道:
1从殷王朝开始,手工业就是王家手工业。
2我们的官僚机构发达得很早。 周成王时代的金文,有“卿士寮”,有繁复
的朝廷官制。《周礼》——周官制,虽然是秦、汉、战国诸国官制的杂凑,但显然
也包含着周官制的某些成分在内。
3也许周代的官僚机构, 也还力不足以征集“王畿”的税款,所以王畿之内
也有卿士采邑(据说不是世袭的),至于王畿以外,当然只好交给诸侯了。正是因为
管理技术不够发达, 所以我们的封建制来得很早, 战车时代就有“×乘之家”、
“×乘之国”。但这里的关系,仅仅是管理技术;还有,战争的紧迫性还不太厉害。
战国时代征战频仍,战争逼迫郡县化和集权化,官僚机构愈趋发达,到秦时,地处
关中的秦政府已在管着偌大一个中国的财政、民政、刑法,更不必说军队了。
4一旦官僚机构发达起来, 任何军事技术的引用,都不会引起什么社会改革
了。战国时代,战车显然被骑兵代替了,马镫的应用,相信也不会很晚。即使李广
时代还不知道马镫,也许此后不久就用上马镫了。但是既然有强大的官僚机构,那
么:
(1)有王家手工业提供武器、甲胄和马具;
(2)有王家的马政提供马匹;
(3)有集中的“后勤”提供其他一切军需品。
因而, 骑士制度永远也发展不起来。所以,中国有骑兵,没有 骑士军。中国
的军队,从来都是群众军队。中国的群众军队,还打败过拐子马呢!
〔评注7〕 封建关系,并不限于“授士”和“效忠”两者,也就是说,并不限
于骑士有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方面。这种权利和义务,还成为关系两方面都必须信守
的契约,并不仅仅是受封者对授封者因其授土而负有义务。
这就是说,除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侯超额索取,骑士可
以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
源。
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
就不是封建制度了。
其所以如此,我猜测:(1) 有罗马法的契约——权利义务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2) 和世俗权威相并行的,还有一个宗教权威,所以,即使是强大的王侯,要像春
秋战国那样兼并,吃掉属下,把它“郡县化”,会招致他对付不了的反抗。因为反
抗不仅会来自被兼并者,宗教权威也会反对他,这是他受不了的。
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有过开明专制主义时期,它为英法大革命准备了条件。值
得注意的是:
(1)王权和城市同盟,才反对得了封建诸侯的分散主义;
(2)开明专制主义和宗教改革几乎是同时期的。
唯有把宗教权威的偶像打翻在地,才建立得起世俗的专制主义来。
新教是个人主义的、原旨主义的,这才能建立起集中的(非封建的)民族国家。
西方史的过程,看来比中国要复杂一些。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不熟悉;也可以猜
测,西方人会认为我们的历史复杂和不可理解。
〔评注8〕 这说的是查理曼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它确实不是被打败消
灭的,它是消失的,是愈来愈分裂为一小片一小片的封建单位。所以,马克思说过,
10世纪的原则是乡村。那时,西欧还有一个中心,教皇。那时,骑士的世俗文化和
教会的教士文化同时存在的现象愈来愈显著。 那时, 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
(gong4) 和国”还存在;不久,北欧的汉萨同盟和星罗棋布的西欧的城市也逐渐兴
起了。
必须注意,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它的土地关系,一切法制,以及它的文明,
单单生产力是不足以解释它的,形成这种制度的直接根据是兵制;生产力因素,通
过兵制而起作用。
于是,我们看到,相同的生产力,因为兵制不同,而有西欧的封建制和中国的
专制主义。
兵制本身是一种上层建筑。不同的兵制,不仅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也取决于政
制和意识形态。中国和西欧,在面临足以建立骑兵的新技术的时候,兵制一生产关
系的反应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为它们的政制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的反应,在西欧,同样在中国,对历史的影响,都延续达千年之久。
〔评注9〕 日本史有一个特点:它的封建化也始于兵农分离。可惜找不到足够
的文献,无法了解其详细的过程。
日本,在我们的隋唐时代建立起来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井上
清把它称为“古代国家”。这显然是为了和其后的逐渐发展起来的政制相对照。那
种政制是:天皇无实权,幕府成为封建诸藩的领袖,执掌全国政权,全国相当彻底
的封建化,而这个封建制度的底层,也是和农民分离的、其身份为世袭的、带刀的、
由农民养活的武士。而且“武士道”,即使在明治维新以后,还实际上支配日本政
治直到1945年。
〔评注10〕骑士精神,我不知道谁作过系统的分析。据我读史读小说的初步了
解,它包括:
1忠诚。 所谓受誓约束缚。但也仅限于誓约,而不是无条件的忠诚,不是所
谓“君命不可违”,“君,天也,天不可逃也”。这就是说,倘若封建长上有超过
“契约”的额外索取,他有权反抗,而且,就是在日常的关系中,上下关系也不是
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有一本小说,说法国的勃艮第公爵召开一个陪臣会议,处理一
个违命的陪臣的女继承人。这位公爵提到一个处理办法,违背封建主义的道德风尚,
下面就“嗡嗡”起来,公爵马上收回成命。
2荣誉感。 西欧人道主义的“个人尊严”观念,其实是骑士精神的延续。骑
士不许人侮辱。如果受辱,他可以要求决斗。长上对违命的属下的惩罚,也不得有
损个人尊严。
汉书说,汉文帝怀疑绛周勃谋反,把他抓起来,交廷尉推治(拷问)。结果,找
不到罪证,只好释放他,恢复他的爵位。这种办法,在西欧封建制下是绝对行不通
的。明代的廷杖,当然更不用说了。
3守约。 即中国所谓“重然诺”。这和荣誉感其实是不可分的。违背诺言是
最大的耻辱。
4一夫一妻制, 尊重妇女,保护妇女,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日耳曼的传统。
中国,春秋时代,诸侯聘妻,女方就要以侄娣(即小姨子和夫人的侄女儿)陪嫁,这
些女的,是当然的小老婆。西方史讽刺过路易十五的情妇。不过路易十五有情妇,
却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周文王有百子。可见至少有一二十个老婆。中国的多妻
制,渊源很古了。骑士当然大大地为非作歹了,他可以残暴地对待农奴。他可以有
初夜权,他甚至可以拦路抢劫。这一切,都是政权彻底分散的必然结果。然而,在
“体面人物”之间公认的道德风尚,毕竟是本文作者所说的,和教会的教士文明相
并行的骑士文明的一个重要侧面。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王茂荫”(鸦片战争前后的户部侍郎)关于货币的
奏疏被皇帝驳斥的时候,讥讽地说过,“不知道他是否因此挨了屁股”。这分明是
从西方的社会风尚的角度,憎恶中国的“廷杖”的情绪的表现。
这种骑士精神,春秋以前还可以看到。例如,“效忠”,通过“委质为臣”的
仪礼;委质为臣的义务,只对表示效忠的对象有效;例如,预让的“以国士待我,
以国士报之”;例如“士可杀不可辱”;例如“重然诺”。
战国时代还有极盛的养士风气。不过,这种士已是游士,是食客,不是受封土
的陪臣了。
秦汉时代,骑士精神似乎仅见于“游侠”。“游侠”之风,到汉景帝以后就绝
迹了。汉景帝非杀掉郭解不可,理由是,一个“布衣”的号召力比皇帝还大,不杀
是不行的。以后,似乎只见兼并的豪强,而不见游侠了。
宋明理学所塑造的一些忠臣,文天祥、史可法等等,和骑士精神距离得似乎很
遥远了。谭嗣同倒有点骑士派头。
骑士精神支配的世俗文明,和西方民主制的关系如何? 它在宗教改革中,曾否
对平行教士文明发生过什么影响,从而也影响了宗教改革本身的进程? 这些都是饶
有兴趣的问题。
〔评注11〕英国不久就大大削弱了,直到16世纪的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是欧洲
的二等国家。
猪猪手机书[leavan]搜集整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第七章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一、《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
140年前, 在《资本论》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实际斗争的行列,但是系统地
读《资本论》, 19年前才开始。这以后,曾长期地作过一些由《资本论》引起的历
史和哲学的探讨,没有重读《资本论》。感谢促进者,这一回又翻开了《原始积累
章》,并联系地读了《共产党宣言》。
这一次重读,是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过的几点的:
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注:
burg市镇, burgher为市镇人民,相对于乡村人民而言。黑格尔《法哲学》和《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以前各卷文章,“市民”和“市民社会”联称。细读《共
产党宣言》 第1章, 可以知道这意义, 恩格斯1888年所加附注,正是为了不愿意
burgher再从往昔的广泛解释而加上去的。),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其实
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
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
过程。
乙《原始积累章》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
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 式的创世史(注:现在的《资本论》中译,有些地方似
乎还值得斟酌。 例如原始积累章之四, 英译标题为Genesis of the Capitalist
Farmer, Genesis,套《旧约》的〈创世记〉,有一种真实历史的神话的意思。中
译为干巴巴的“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发生” 。此外,potestant是新教。这是中
国人习知的名称,直译应为“抗议教”。译者用日文外来语的方法译音,结果,凡
是和基督教有关系的、无关系的中国人,一概看不懂。原始积累章涉及大量西方历
史,译文似需进一步推敲。(按:顾准写此文时,《资本论》新的中译本尚未出版,
此处指郭、王中译本。)),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所以着重写劳动
者怎样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被剥夺成为从生产资料和产品异化出来的一无
所有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
阐述的目的既不同,论证的方法自然也不同,至于作者的立场当然是始终一贯
的。
2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后世的人,
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
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
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
是我们中国人, 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 可是,
100多年来, 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
之记忆犹新。 这100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
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 。这样,我们的探讨,就
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 ”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
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
苦恼更为严重?”等等。
这不过是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
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因此,这个笔记的范围就不免要宽泛一些——也许是大
而无当的。 二、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
1“市民阶级” 在欧洲文字中的语源,我没有考究过,也许这是中世纪以后
才有的词汇,并不是从希腊拉丁文字传下来的。不过,马克思下列的几句话,显然
承认市民阶级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罗马和罗马以前。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例如在意大
利和德国。”(《共产党宣言》,1971年版,第25—26及第26页脚注①)
“在意大利,……大多数的城市,是罗马时代传下来的遗产。” (《资本论》
第1卷,1954年版,第905页,脚注189。译文据英文本改。英文是In Italy……the
towns,for the mostpart as legacies from the Romantime)
罗马共和国是城邦共和国,罗马时代意大利的各城市都有城邦式的组织,这是
众所周知的事。中世纪中期,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这些商业共和国,
或商业一手工业城邦,十足地承袭了罗马时代的遗风,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吉
本(Gipp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还告诉我们,威尼斯在古罗马是海滨荒村,
蛮族征服罗马的时代,许多富有的罗马人避兵乱到那里,她逐渐扩大起来,不过没
有成为“世外桃源”,却发展成为一个借商业为生的城邦,以后变成一个足以左右
十字军行动的、富有的、有强大的商船队和海军的、威力强大的商业共和国。城邦
国家, 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 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这是西方
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中国人却往往忽略这个特点,并且只把这种渊源推到欧洲的中世纪,还接
着来了一个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
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
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
2这种非历史的观点, 必须批判。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
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
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会大部分保存下来了。13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
运动,更使被基督教神学掩盖掉的那部分,欢乐的、世俗的人生哲学,民主主义的
政治哲学,和具有强烈实证气味的理性主义学术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复了它们的旧
观。谁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是世界近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
国人承认这一点,随而肯定,迄今的西欧文明可以名之曰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人也
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目光所及,以中世纪为限,不再上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种种
误会,可以说大部分由之而起。所以必须略加叙述。
希腊人本来是北方的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的时候,开始也
以务农为生。有些部族,所占土地肥沃,一直务农下去了,斯巴达就是其中之一。
大部分部族,所占土地太贫瘠,几代以后,土地上的出产就养不活愈来愈多的人口
了(最著名的是雅典)。可是爱琴海域海岸曲折,海域不宽,岛屿密布,周围又是一
些早已具有高度文明的富裕的专制主义农业王国或帝国(埃及、巴比伦、波斯……),
或者是已经相当开化的蛮族(北非的柏柏尔、欧洲的高卢、凯尔特、拉丁……),于
是航海、商业(进一步兼及精制品的手工业)、殖民就成了他们的传统。
希腊人的特殊环境,使他们无须组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来抵御外族,他们组成一
个一个城邦,他们的政治基本上是民主的,当然是贵族中的民主。有过所谓僭主政
治,有过斯巴达那样的特殊类型的尚武的集权国家,但从未建成同时代埃及、波斯
那样的绝对专制主义的国家。
希腊时代的学术,有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很笨,一
件事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些不容怀疑的自明之事,他们要制成什么“律”、什么
“律”的。例如,“甲是甲”,中国人从不进一步考虑,他们却说这叫作什么“同
一律”,并由此推出矛盾律、排中律之类。他们的哲学,考究宇宙论,如地水风火
是宇宙的四大要素之类。中国也有,五行学说即是。不过他们从这里出发,期望对
自然作出精确的分类,还引申出什么概念、判断、推理之类的逻辑学。中国人的宇
宙论,不经过什么中介,立即应用到“正名定分”、“圣君治天下”之道上去,要
不然来一个庄子式的一切虚无,于是,实际生活,客观事物的考究,就被排除在士
大夫的冥心思索之外去了,等等。
希腊时代有些东西,在现代的中国人看来,惊人地“现代化”。希腊世界曾经
团结起来抵抗波斯帝国——希波战争。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立即开始了以雅典为首
的一个集团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一个集团之间的长期战争,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历
史学家修昔底德斯写了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开这本书,我们惊异地看到,
由欧洲人带到中国、带到全世界的一套国际关系的惯例——条约、使节、宣战、媾
和、战争赔款等等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不知道的东西,已经盛行于当时的希腊世界。
这一套国际间的法权关系,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
罗马人几乎全部承袭了希腊传统。 他们唯一的独创是法律, 而这是近代欧洲
“不可须臾离之”的东西。
不过希腊罗马文明在东罗马帝国却承袭得大大走了样。它的根干,在西欧虽有
日耳曼征服的“遮蔽”,却和日耳曼精神混合得更向自由化走了一步。在拜占庭,
它和巴比伦的东方专制主义结合, 成了所谓东正教文明, 其正干是今天的俄罗斯
(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女儿嫁给俄罗斯的基辅大公, 俄文字母是东正教教士帮助创制
的。俄国人说,罗马是第一个罗马,拜占庭是第二个罗马,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
永远不会有第四个罗马……)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是西方
唯一的商业发达城市。它的商业一大部分是通过“丝路”西运的丝绸转口贸易。这
个帝国对于商业的态度和中国一样——当作帝国的摇钱树看待。它的朝廷奢华,国
势衰弱,而皇帝特别装腔作势,显出无上的威仪。马克思称之曰“没落帝国”。
3在这里, 宜于说说中国的城市和市民了。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
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中国城市发达得很早,航海技术
发达得也很早。春秋末期,吴出兵攻打齐,一路军队是从海上运去的。洛阳、临淄。
是早期的大城市。中世纪欧洲的商业规模,从一些经济史文献可以看出,那是十分
可怜的。马可·孛罗来到中国,对于当时的北京、杭州等城市的繁华,惊为天堂,
而马可·勃罗还是从威尼斯来的。拜占庭依靠丝绸转口贸易为生,而当时丝绸的唯
一来源是中国。这就是说,中国从不缺少商业。陶希圣甚至断定,唐代的社会是商
业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 (参
见《文物》,1973年第3期,刘志远:《汉代市井考》),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
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
这是中国传统和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外国人对此是不
了解的,正如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一样。最现代的一次误会,就是英国唆使广州的陈
廉伯组织商团企图赶走孙中山。伦敦的商人,在内战中(17世纪)起过巨大的作用,
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中也是军队的骨干。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
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4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更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
中世纪欧洲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它在法国
干脆称作公社——Commune, 共产主义的名词由此而起,巴黎公社的公社两字,也
袭用了这个传统的名词,这种城市自治体的内部关系是:
13世纪[英国]大小不同的城市都已多少取得一点自治。城市现已摆脱了封建
的勒索,其主要目标是将它的商业掌握在它自己的市民手里。所根据的原则是,只
有对本市的自由出过一份力的人才有份享它的特权;由于市民组成商业公会,这个
目的达到了……
14世纪之末,伦敦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上述引文,摘自英共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 (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
56—57页) 。我没有把城市内部的阶级特权和雇工等的无权状态等文段摘录下来,
我不是不注意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我只是想指出,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
所绝对不会发生的,甚至是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沙皇统治下所不允许存在的。一个
苏联人写的《苏联通史》叙述过,俄国(大概是诺沃哥罗德)有过城市公社,不久就
被帝国勒令解散了。
城市自治是怎样取得呢?是卖买封建主的封建权利而得到的。莫尔顿书上说:
[12世纪末,第三次十字军兴起之际]需要额外的现款。这些款项的筹措方式
不一,最重要的是向城市出卖特许状。这些城市仍赖耕种他们的公地来维持,它们
所以与周围的乡村不同,主要是因为市内土地保有权的条件有较为自由的倾向。然
而,城市常要负担种种既无理而又苛刻的地租和赋税。城市渐渐发达,与领主们订
立合同,约定交纳一笔总款项,更常见的,交纳一笔年租以免除他们的种种义务。
要做这事,便不免给予一纸特许状,设立一个集体负责交租的团体。……
摆脱私人关系和私人服役制度的自治市“地方自治体”兴起了,结果形成了准
备加入政界的新阶级……(第59—60页)
在中国,朝廷兴军筹饷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个
“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
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
可是,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和权
联在一起。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
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
规定身份的契约(Contract to Status)”。中国,这类问题由简单的16个字加以解
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共产党宣言》说: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
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1971年版,第26页)。
原来,十四五世纪,欧洲在彻底的分裂中兴起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国家大半
经过一段专制主义或开明专制主义时期。可是,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的王权,是依靠
了城市来同分散主义的封建贵族斗争,才做到了国家的统一的。说老实话,我初读
欧洲史,简直不知道这是说的什么。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
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杀败旧皇朝和一切竞争对手,登上宝座。再深入一些,
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缺钱,有著名的“杨可告缗”,征收财产税,对象主要是商人,
结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知道秦制,戍边,发谪吏、有罪有市籍者、父母及大
父母曾有市籍者;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
许状,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欧洲各国现代诉讼法中,
个人或法团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其中一方是国家。个人私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
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
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固然,这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可惜,在中国,
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
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当我们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国家与
革命》、《法兰西内战》,看到其中强烈谴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时候,千万不
要忘掉,马克思他们是什么历史背景之下写作的!
5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 忘掉
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
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
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
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