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宁先生的牛油面包
夕阳染遍香港半山上的高楼，布朗宁先生的客厅到处金光炫目，连他银灰色的头发和银灰色的胡子都变得丛丛花白。布朗宁先生不喜欢这个家；他尤其不喜欢这样鲁莽的落日："落日刺伤了我的胡子的尊严"；这个世纪初叶，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是英国子民，皇家军舰在滔滔大海上巡逻，"古希腊鼎盛时期不说，这个世界到今天竟有了这样可爱。公正、稚气的霸主！"布朗宁先生很喜欢桑达亚那说的这句话；当年的落日落在宁静的山乡。英国绅士君子到底应该喜欢田园生活，养骏马、猎犬，还要猎枪、钓竿；"一间好大的书房是少不了的，像在英国那样。"布朗宁先生说。散居在殖民地的英国人都没有太浓的书卷气，"可是我不同！"布朗宁先生瞧不起这些不知道英国戏院在上演什么戏的英国人，于是布朗宁先生在这里的政治戏台上向来没有什么戏唱。他只好把自己泡进吉卜灵、佛斯特、保罗·史考特的殖民地小说里去；"这样也算了。回不回英国去是无所谓的。"他说。十七世纪在美国维琴尼亚和二十世纪在肯尼亚的英国人拼命在客地经营出英国乡野情调：苹果绿的草地，冷拌菜蔬那么原始的树林，淡啤酒一样清澈的小溪。可借香港这个家竟在一幢高楼的第六层上，当年从英国搬来这里的时候，布朗宁先生苦笑着对布朗宁太太说："没想到我们成了我最爱吃的碎肉馅饼里的馅儿了：左右上下尽是人，人成了碎肉，成了馅儿，挤在一块饼里。"布朗宁先生把西窗上几幅厚窗帘拉得很密，客厅里顿时一片朦胧，仿佛伦敦西郊老布朗宁的旧宅：四壁墙纸上一丛丛小玫瑰花从天花板一路撒了满室，墙上尽是镶了木镜框的旧照片，淡褐色里透着水渍；饭桌后面一幅金边油画，画的是《咆哮山庄》里的悬崖和浪花。小书房门边的玻璃木橱里整整齐齐摆着几套瓷盘瓷碟瓷杯。一眼望去，到处是一盆盆蓊蓊郁郁的花花草草，昏暗中遮不住求生的绿意。电视荧幕上播完英国外相访华访港后搭飞机回国的新闻片，布朗宁先生马上关掉电视机。"多晒晒这里的阳光有什么不好？咱们这几根老骨头一回到英国去准要发霉的！"布朗宁太太又在卧房里唠叨。"回到英国去"？这里的英国人都不提这几个字；倒是今年杜鹃花开的时候，楼下园丁老王问了他一句话："今年的花开得这样好，不知道明年怎么样？"布朗宁先生没答话：牛油面包掉下去，先着地的总是涂着牛油的那一面；注定的。他对香港的前途、自己的前途都这样看。可是他不说。布朗宁先生在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云中笑声"里读过一段引文至今难忘：英国君子风度的神髓是对人对事抱忽视、蔑视的态度；英国人临危因循、消极，多少跟优越感有关系；君子不屑猜疑、恐惧、预测；庸人三样都爱；庸人喋喋不休，君子默默无言；君子遇事不自辩。不赔罪。这些话又老又酸，像老布朗宁的风湿性关节炎，可是布朗宁先生觉得连英国风湿病都亲切："还抱怨骨头发霉！女人！"他心想。小时候念过一首民谣，说两百年前英国有个小伙子爱上一位贵族小姐，有一夜大家同宿一家客栈，两间房间一板之隔，小伙子听到小姐和侍女共睡一床，半夜里还为了争用夜壶议论半天。"两百年后的今天，我家女人居然又在议论回英国骨头发霉不发霉！小姐侍女同床共用夜壶的时代早过去了，她老忘了什么阶级的英国人该议论什么、不该议论什么！"布朗宁先生在沙发上深深抽了几口烟斗，不禁想到老布朗宁当年说了好几遍的故事：英国南极探险队在冰天雪地里绝粮，队长欧兹两条腿都冻烂了，自知再撑下去要连累队友赶不到下一个补给站求救，他于是偷偷爬走，从此在暴风雪中失踪；一九一三年消息传回英国，英国人都称赞他是"勇敢的君子人"！故事是说不完的；布朗宁先生斜着眼睛一瞄茶几上一份报纸：外相跟邓小平见面；各界议论代议制绿皮书。他打了一个阿欠，顺手把报纸扔在报架上。"天晓得什么叫代议制！"他喃喃自语：印度独立前有一位大企业的印度籍顾问专家在立法议会里不断批评英国殖民地政府，独立后他又不断批评统治者，甚至退出国大党公开站到反对派阵营里去。有一天，老板要他闭嘴不再批评政府，不然就请他离职。他对老板说："可是我过去一向反对英国政府，你为什么从来不阻止我？"老板说："那些英国人是君子。这些人是政客。"布朗宁先生抿嘴微微一笑。"有什么好笑！"他的女人从卧房里走出来拉开那几幅厚厚的窗帘，窗外日落西山，暮色很浓："你看，天都黑了！"布朗宁先生一愣，突然觉得有点寂寞："牛油面包掉下去，先着地的真会是涂着牛油的那一面吗？"他赶紧去开头上那盏壁灯，可是电灯泡坏了，灯不亮。他听到楼下园丁老王浇花的水声。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重访英伦，又值仲夏，郊区人家门前的玫瑰依旧颇有情趣，城里房子窗台上的花草也甚为可喜。书铺都在，酒馆也在，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不变。文化是有的。报纸杂志上的政论也有新意，都有老调新弹的本事。政治本来全是老调，新弹还弹得悦耳，非有点文化底子办不了。英国人别的不会，最会用文化装饰政治。当年首相麦克米伦在联合国发表重要演讲，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拿起鞋子大敲桌子抗议，麦克米伦竟心平气和说："我要求传译员把这个也传译出来。"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上台当首相的时候，《卫报》一位专栏作家说："咱们认了吧，能够一胎生双胞的女人显然比咱们能干！"伦敦迷人处正是这些小装饰品；跟十九世纪英国先拉斐尔派画家那些画作一样妩媚，艺术价值是高是低姑且不论。可惜塔特美术馆的"先拉斐尔派作品展"是看不到了；伦敦人纪念维廉·摩里斯（William Moms）一百五十岁冥诞举行的展览会也错过了；书铺和美术馆倒摆满了先拉斐尔派和库里斯的书和画。
伦敦可看的到底不少。库里斯本来不喜欢伦敦，说伦敦又大又丑，像个怪物，"小时候每次跟家人来，总觉得伦敦这地方真可怕。"后来他搬到乡下去住，竟说："我还是宁可住伦敦：住乡下，时间好像都白白浪费了，做不了多少事情。"其实，人在伦敦并不见得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只因处处都是文化装饰品，喜欢不喜欢总要看看、听听，于是心中难得清闲，时间好像没有浪费掉。到底是京城；蒋梦麟写北京，也有一段话说："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才离开北京。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上，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射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乾隆间出窑的瓷器，四千年前用于卜筮的商朝甲骨，也有待你仔细揩擦。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在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心情竟都那样无奈。安于那份无奈倒也罢了，偏偏维廉·摩里斯这种人老想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铸人他心目中的文化模子里，一度前进得很，最后才慢慢成熟，归于沉寂。先是一八四八年他进牛津念神学，结识爱德华·伯恩一琼斯，彼此醉心中世纪文化艺术，成了知交。当时罗塞蒂一批人的先拉斐尔派运动已经崛起，摩里斯把这批艺术家和批评家拉斯金乃至诗人尼维森都当成英雄去崇拜，自己于是也开始写诗了。等到畅游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看了不少有名的教堂建筑物，大受启发，又决定放弃神学，专攻艺术，跑去跟伦敦一位建筑师学建筑学，学成在牛津开业。几个月后，他认识罗塞蒂，居然开始画画，又写不少诗，一八五八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翌年，他娶了那位跟伦敦玫瑰一样美艳的珍·伯顿（Jane Burden）为妻；一八六一年开办设计作坊，拉伯恩一琼斯、罗塞蒂合资。一八六五年全家迁居伦敦，业余照旧写作，照旧出书；设计作坊也扩充业务，制造家具、纺织品、地毯、挂毯，培养好几位工艺品艺术家。这期间，婚姻越来越不愉快，珍妮与罗塞蒂有染，他只好埋头研究哲学，参加政治活动。一八七七年发起成立保护古建筑物协会，还加入社会主义联盟，办社会主义刊物。到了一八八○年代，那批社会主义同志内斗不休，摩里斯失望之余，转而致力为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s movements）奔走，成了艺术工作者行会（The ArtWorkers Guild）会员。这个"运动"和"行会"反对工业革命，维护手艺人的尊严，拒用机器产品，憧憬创造一个结合中世纪文化与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摩里斯设计出很多既实用又有古风的器物；他的建筑学理论也以"实用"与"古风"为基调。到了晚年，他突然觉得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于是创办出版社，出一些字体秀丽、设计精致的书；一八九六年，请伯恩-琼斯画插图的那部对开本乔叟作品集出版之后，摩里斯也就去世了，死得很寂寞。
入夜天气转冷，在客栈里翻阅杂志上一篇《维廉·摩里斯的伦敦》和他的几种新版旧书，想到社会主义真该多用点文化去装饰装饰，心中一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这些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重访英伦，又值仲夏，郊区人家门前的玫瑰依旧颇有情趣，城里房子窗台上的花草也甚为可喜。书铺都在，酒馆也在，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不变。文化是有的。报纸杂志上的政论也有新意，都有老调新弹的本事。政治本来全是老调，新弹还弹得悦耳，非有点文化底子办不了。英国人别的不会，最会用文化装饰政治。当年首相麦克米伦在联合国发表重要演讲，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拿起鞋子大敲桌子抗议，麦克米伦竟心平气和说："我要求传译员把这个也传译出来。"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上台当首相的时候，《卫报》一位专栏作家说："咱们认了吧，能够一胎生双胞的女人显然比咱们能干！"伦敦迷人处正是这些小装饰品；跟十九世纪英国先拉斐尔派画家那些画作一样妩媚，艺术价值是高是低姑且不论。可惜塔特美术馆的"先拉斐尔派作品展"是看不到了；伦敦人纪念维廉·摩里斯（William Moms）一百五十岁冥诞举行的展览会也错过了；书铺和美术馆倒摆满了先拉斐尔派和库里斯的书和画。
伦敦可看的到底不少。库里斯本来不喜欢伦敦，说伦敦又大又丑，像个怪物，"小时候每次跟家人来，总觉得伦敦这地方真可怕。"后来他搬到乡下去住，竟说："我还是宁可住伦敦：住乡下，时间好像都白白浪费了，做不了多少事情。"其实，人在伦敦并不见得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只因处处都是文化装饰品，喜欢不喜欢总要看看、听听，于是心中难得清闲，时间好像没有浪费掉。到底是京城；蒋梦麟写北京，也有一段话说："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才离开北京。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上，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射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乾隆间出窑的瓷器，四千年前用于卜筮的商朝甲骨，也有待你仔细揩擦。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在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心情竟都那样无奈。安于那份无奈倒也罢了，偏偏维廉·摩里斯这种人老想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铸人他心目中的文化模子里，一度前进得很，最后才慢慢成熟，归于沉寂。先是一八四八年他进牛津念神学，结识爱德华·伯恩一琼斯，彼此醉心中世纪文化艺术，成了知交。当时罗塞蒂一批人的先拉斐尔派运动已经崛起，摩里斯把这批艺术家和批评家拉斯金乃至诗人尼维森都当成英雄去崇拜，自己于是也开始写诗了。等到畅游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看了不少有名的教堂建筑物，大受启发，又决定放弃神学，专攻艺术，跑去跟伦敦一位建筑师学建筑学，学成在牛津开业。几个月后，他认识罗塞蒂，居然开始画画，又写不少诗，一八五八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翌年，他娶了那位跟伦敦玫瑰一样美艳的珍·伯顿（Jane Burden）为妻；一八六一年开办设计作坊，拉伯恩一琼斯、罗塞蒂合资。一八六五年全家迁居伦敦，业余照旧写作，照旧出书；设计作坊也扩充业务，制造家具、纺织品、地毯、挂毯，培养好几位工艺品艺术家。这期间，婚姻越来越不愉快，珍妮与罗塞蒂有染，他只好埋头研究哲学，参加政治活动。一八七七年发起成立保护古建筑物协会，还加入社会主义联盟，办社会主义刊物。到了一八八○年代，那批社会主义同志内斗不休，摩里斯失望之余，转而致力为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s movements）奔走，成了艺术工作者行会（The ArtWorkers Guild）会员。这个"运动"和"行会"反对工业革命，维护手艺人的尊严，拒用机器产品，憧憬创造一个结合中世纪文化与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摩里斯设计出很多既实用又有古风的器物；他的建筑学理论也以"实用"与"古风"为基调。到了晚年，他突然觉得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于是创办出版社，出一些字体秀丽、设计精致的书；一八九六年，请伯恩-琼斯画插图的那部对开本乔叟作品集出版之后，摩里斯也就去世了，死得很寂寞。
入夜天气转冷，在客栈里翻阅杂志上一篇《维廉·摩里斯的伦敦》和他的几种新版旧书，想到社会主义真该多用点文化去装饰装饰，心中一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这些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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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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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要挑白色
那是一幢半独立式的楼房，就在伦敦附近肯特郡一条幽静的街上。白色大门前有一块草地，疏疏落落种了几株玫瑰；是深秋，一朵花都没有；绿叶和花蕾都褪了色，枯枯黄黄。她开门让我进了玄关，脱鞋，跟着她步上一道又狭又长的楼梯。楼梯铺着白色地毯。楼梯尽头又是一扇白色的门。门内是客厅。
白色沙发。白色咖啡茶几。白色花盆。白色花瓶。白色的墙。白色的书桌。白色的窗。白色的书架，不太高，霸了一整列向北的那面墙。书架上大半是企鹅版的书，橙色书脊连成一排排橙色书墙。橙色书脊上印了黑色作者名字配上白色的书名。她坐在书架前面的白色地毯上，一头姜黄色长发散在白色的衬衣上；配着两道很黑很浓的眉毛和很红很红的口红。突然发现客厅里只有无尽的白和一抹一抹的橙黄和零零星星的黑。然后是几株很娇很娇的盆栽；书架上，窗前，电视机旁，酒柜上，都有。虽然绿不了那一片白，却也算是点破了那一片白。
"白书架好像只适合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我说。
"独居的女人不查百科全书！"她说。
"独居的女人不要别的颜色，只要白？"我说。
"可是毛姆讨厌白色。"她说。
"可是毛姆讨厌女人。"我说。
"毛姆不喜欢白书架，可是毛姆有洁癖。"她俯身收拾散在地上的《星期天泰晤士报》。
英国小说家毛姆当着客人面前收拾客人扔在地上的书报。毛姆有洁癖。他四十三岁那年跟三十七岁的赛丽结婚之后就发现自己不应该跟赛丽结婚。他抱怨赛丽把感情当作商品；还说她只讲求物质不懂心灵。他觉得她肤浅。他说他人到中年，改不了脾气也改不了生活方式，不想迁就她。他要求每年让他带着他的同性恋人出门旅行六个月，寻找写作材料。赛丽不同意。于是夫妻经常吵架。
一九二三年，赛丽在伦敦贝格街八十五号开了一家小铺子，卖古家私古玩，还接点室内设计的生意。那时，妇女出来开铺子做生意算是相当激进，赛丽在伦敦上流社会里名气更大。毛姆高兴看到她有事情干，不必闲着没事跟他找麻烦；可是他还是洗不掉爱德华时代的绅士观念，说什么都不赞成女人出去做买卖。家里请客的时候，毛姆经常开玩笑劝客人坐在椅子上千万要坐好，不可乱动，因为这些椅子肯定会给搬出去当古董拍卖。赛丽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久就把铺子搬到更体面的公爵街去了。有一天，毛姆跟一位朋友路过公爵街；两人快走到赛丽铺子门前的时候，毛姆赶紧拉着朋友过马路，避免走过赛丽的铺子。
"请多多包涵，我受不了从橱窗里看到内人在干的好事。"毛姆说。朋友猜不出毛姆太太在干什么好事。毛姆解释说：
"我猜想她一定跪在一位美国阔太太跟前劝人家买她铺子里的夜壶。"
赛丽的室内设计喜欢以白色为主色，成了二十年代伦敦风尚。毛姆说她的白色灵感全是从菲立森太太那儿偷来的。菲立森太太嫁的是一位煤球商人，不得不想出绝招，把客厅布置成纯白的客厅。赛丽去过菲立森太太公馆，受了白色病毒感染，终于把英国美国上流社会家庭的家私全给换成白色：蛋壳白的地板铺上厚厚的白羊毛炉边地毯；宽大的白色沙发配上碎裂花纹的白瓷砖咖啡茶几；白色的墙角放着白色的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枝枝白色的孔雀羽毛。毛姆和赛丽的婚姻维持了十年。
赛丽老爱当众跟毛姆大吵。赛丽老爱卖假古董。赛丽老爱走私骗税。赛丽的银行户口不清不楚经常给退票。赛丽没有时间观念。赛丽几次把手袋掉在计程车里，把戏票船票弄丢了。可是赛丽长得不俗，会打扮；上流社会公认她设宴请客每次都很成功，宾主都开心。只有毛姆的脸总是拉得长长的，因为赛丽景会跟客人周旋，调情卖俏恰到好处，穿插不少不过分的轻挑话。毛姆写的一出戏《圈》上演的时候赛丽对毛姆说了这样一句话：
真好玩，大家都说《圈》是你最好的剧本；其实，你写这出戏的时候我对你可不太友善啊！
"她对我可一点也不友善。天天只顾准时到中环去上班。一个星期里起码有两个晚上要在外头应酬那些俗得一塌胡涂的香港中环人。天晓得三更半夜里是那一个混蛋小子送她回来的。天晓得她把客厅卧房的家私全换了白色是什么意思。白家私不天天抹就完蛋了。谁抹？还不是我？算我倒了霉，混不到中环的一口饭吃，只好在家里侍候这些白色的混账东西。你知道白色的混账东百多难抹干净！偏要挑白色！"他的脸气得铁青。
干干净净的屠格涅夫
一
那时候我十六岁。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我和我父母亲住在莫斯科。夏天里他们经常在卡鲁卡税卡门附近内斯库尼公园对面租个房子避暑。我那时正准备考大学，不很用功，进展慢。
谁都不干涉我的自由，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尤其是我的家庭教师走了之后。他是个法国人，永远不甘心自己像一枚炸弹似的给投在俄国（他说的）。他经常一连几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一脸愁容。我父亲不对我发脾气，可是不太关心我；母亲很少理我，虽然她没有别的孩子；她忙着别的事情。我父亲还蛮年轻，很潇洒，娶我母亲并非出于爱情。他比我母亲小十岁。母亲活得很不快乐，整天烦躁，心事重重，醋意又浓--虽然在我父亲面前她不会这样。她很怕他……
二
屠格涅夫的笔总是这么干净：没有理论，没有分析。理论没用；分析也没用。这篇小说叫《初恋》；文笔真像初恋那么纯。故事说一个十六岁的男孩爱上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孩姬耐达。姬耐达神秘、迷人；她也跟她妈妈到这里避暑，成了男孩的邻居。他渐渐发现女孩子跟他父亲关系不寻常。最后一章写好几年后他听到女孩婚后难产去世的消息："我很担心，为姬耐达担心；我很想祈祷，为她，为我父亲，为我自己。"
小说必须给现实世界营造日常生活里的幻梦。小说家大半抱负太大，杂念太多。"念"是要有的，但不可"杂"。幻梦不是杂念；屠格涅夫笔下的幻梦是专一、和谐、引人人胜的情景。现实生活冗长、混乱而沉闷；屠格涅夫的本事是在这个门局里创造寻常的幻梦：不是惊人的幻梦；是每一个寻常人都可以理解、容易共鸣的幻梦。平庸的唠叨和诚实的叙述往往只有一线之差，可是差之大矣！前者不离一个"闹"字；后者求一"静"字。屠格涅夫笔下的人和事都是静的。静则不沉闷，不琐碎。这里牵涉到品味和美感。
三
姬耐达爱得越来越怪，越来越不可捉摸。有一天，那个男孩去看她，她坐在椅子上哭泣，一脸泪水。她突然要男孩过来，嘴里挂着阴森惨酷的微笑。她用手摸他的头发；冷不防抓住一把头发又扯又捻：
"好痛，"他忍不住说。
"好痛，是吗？你以为我就不痛吗？"她重复说。……她终于扯断男孩的一绺头发。"我会把你的头发藏在项链挂着的小盒子里挂在身上。"她说，眼睛里还蓄满了泪。"这样也许可以稍微安慰你。再见了。"
四
屠格涅夫完全不解释人物的言行；他只是很冷静的写下人物的言行，留下广阔的空间让读者联想、意会。天下事原该如此。解释解不开善恶是非爱恨痴愚的真谛。冷静正视事实是唯一的办法。有一天，男孩没事坐在十四英尺高的墙上发呆，姬耐达正巧走过，一时心血来潮说："你老说你爱我；好，要是你真那么爱我，你现在就跳下来找我吧。"男孩什么话都不说，纵身一跃而下，摔得整个人知觉迷糊。她急坏了，抱着他说："傻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听我的话，你明明知道我爱你……"她用嘴唇吻他的脸。男孩静静消受这片刻的永恒。
一位前辈学者来信说：
你为什么忽然看起屠格涅夫来了？好可怜的人！好美的文字！屠格涅夫对文学之讲究，有时竟使我有要学俄文的决。心燃起。当然连一个字也学不下去。
屠格涅夫老时，被他的爱人踢来抛去的，他自己说，像条狗似的。这是可怜到了谷底了。然而如果不是如此可怜身世，也许没有那么精致的小说。
念他的小说，有时如同看湘绣或苏绣，想及那纤巧的手、白嫩的人。……
干净是好的；人和文都一样，要干净，像屠格涅夫，像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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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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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体会
最近，法国一下子死了两个名人：先是罗兰·巴塞，跟着是沙特；一个六十四岁，一个七十四岁。新闻周刊报导巴塞去世的消息中说，在法国，沙特的知识宝座，"有确定继承权的人"应该就是巴塞了。消息里还说，巴塞研究的符号学，对过去二十年里西方文化的影响，可能跟早些年沙特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样深远。
沙特和巴塞思想理论相近之处固然有，不同之处也太多了。说相近，是说并不尽同；说不同，其实是应该如此。思想理论本来就不可能凭空独创，多半是融会各家论说而后别有领会，而后另成体统。有体统是好的；止于领会而不成体统，该也另有境界，不能说不好。西方一些论者认为，巴塞的所说所论，只说得上是有所"领悟"，说不上有体统。这就未免有点"迂"了。
论文学，沙特和巴塞不仅不迂，反而"放"得教一些人皱眉。沙特那部《文学是什么？》里说，人之所以能阅读，是因为人的思想自由。自由，是指超越文字而领悟出文字所唤起的寓意。他说，他读《罪与罚》的时候，是"架空"了白纸上的黑字才把主角弄得活灵活现。他不必逐字拼出书中的文字，所以他能不受文字牵扯，来去自如，贯穿全书意旨；他不受书中文字牵扯，所以他能把心中的期望、恐惧和绝望转嫁给主角，让自己跟主角一起期望，一起恐惧，一起绝望。换言之，不能置身"字"外，不能触"字"生情，就谈不上那种阅读经验了。
根据这论点，巴塞别有领会，指出文学作品中的文字，并没有固定不能更改的意义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从一而终。要是每一个字都照字书上的一个意思去解释，要是一个字不能挣脱"语言确实意思"的枷锁，那么，天下根本没有文学。他说，文学旨在给读者制造迷惑。换句话说，文学作品是要戏弄读者的心思，让读者不断从不同角度去找出文字带来的意念；读者不该囿于一字一义而不能自拔。这样说，写作跟阅读都要辅以想象。说想象也许比较玄，不如说：读文学作品的感受，跟心情胸襟大有关系。把看书比作听雨，蒋捷一首《虞美人》很切题："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也是各有领会。文学是什么玩意儿？碰到有心人，文学是文学；不然，还不是"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沙特和巴塞现在竟连雨声都听不到了。
"只有敬亭，依然此柳"
听过明末清初说书艺人柳敬事说书的人，大半印象深刻：顾开雍听他说宋江轶记一则，但觉"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周容在虞山一连听了几天，古人古事宛然在目，"剑棘刀槊，怔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吴梅村有一阕"沁园春"赠柳敬亭，说是"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王猷定听他说"景阳冈武松打虎"之后写诗纪感，其中两句尤好："一曲景阳同上事，门前流水夕阳西"；张岱也听过这段白文，说柳麻子"声如巨钟，说至筋骨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酒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黄宗羲虽然有封建士大夫思想，只把柳敬亭当作倡优，说"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但后来改写《柳敬亭传》，还是肯定其艺术成就，承认听到他晚年的说书，令人感到"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艺术刻划国破家亡的哀思，并非一定扣人心弦。谢皋羽、郑所南在南宋覆亡之后恸哭西台，坐必向南，时刻缅怀故国，所作文字都带泪带恨，结果流传后世者并不脍炙人口。陶渊明的作品没有直写东晋灭亡之痛，笔下反而处处追摹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婉转表现虚无而温馨的恕道，其感染力竟然世世代代缕缕不尽。张岱明亡后披发人山，变成野人，所著《陶庵梦忆》的自序虽然说到"作自挽诗，每欲引决"，毕竟感人不深；全书价值反而在其"繁华靡丽，过眼皆空"的佛前忏悔心情，充分流露遗民沧桑之感。同是写国破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实在远不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得深刻：放翁一往情深，失之浮泛；牧之不存幻想，忍痛揭露残酷的现实。张宗子说："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当是真话。
柳敬亭生逢明末异族入侵的乱世，在残酷的新旧蜕嬗现实里过献艺生涯虽然足以糊口，个人际遇却跟当时的政治环境串成唇齿关系，不但哀乐不能自已，连栖止游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终难免惹出一些同时代人的阴忌和身后的是非。名学者柏林（Isaiah Brelin）论犹太人遭逢剧变落难四海的世代悲剧，分析他们在西方社会安身立命的坎坷经历，说到有些人面对陌生的茫茫新天地畏缩不前，宁愿躲日阴暗的旧犹太区里作茧自缚；有些人壮志凌云，满怀理想，一味乐观追逐希望的曙光；有些人跟异族外人称兄道弟，打成一片，不惜忍受身心的折磨，为的是扬弃故我，改变信仰和习惯；还有一些人心理背景作祟，明知不可自绝生路，依然傲骨嶙峋，不甘同流合污，拒绝抹杀本性去奉承新主子，结果落得荡漾河心，两岸渺茫，甚或彳亍废国荒岛之中，顾影自怜，孤芳自赏，自尊心无限膨胀，不然就是自暴自弃，觉得钻不进自己梦想的阶级，反而被那个阶级奚落、遗弃。这些现象，其实并不只发生在犹太圈子里，而是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潜移默化之下的普遍心态：明知迎合新形势、顺从新权贵是命运兴旺之关键，无奈遗民孤臣孽子的心理包袱始终不容易甩掉，结果是聚光灯照明圈内的人疑神疑鬼，照明圈外的人怨天尤人，彼此阴阳相克。
柳敬亭算是清朝照明圈外的人，周旋明季诸贤最久，生平长揖公侯，平视卿相，没有丝毫囗囗。但是，时局变幻中，他到底不能静静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狂潮之外。他一度是友良玉的座上客，"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左良玉死了，他酒后谈起宁南旧事，都欷嘘洒泣。后来马逢知叛明降清，当上提督，驻兵松江，柳敬亭竟也出入其门下，可惜马逢知不过以倡优遇之，结果郁郁不得志；事后虽说马提督有通郑成功之嫌，被清廷诛戮，柳马这段因缘，陈汝衡还是说他是艺人，"很难够得上谈忠义节操"。到了康熙元年，柳敬亭又随蔡士英到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旧都文物略》里说他是"为睿亲王所罗致，利用其技艺使编词宣传"。他在北京算不算得意很难说，但当时吴伟业、龚鼎孳、江懋麟等人都有诗词劝他南归倒是真的。"江畔逢君诉遗事，断肠如遇李龟年"，离落心事，不忍说破！
柳敬亭说书有"白发龟年畅谈天宝"的沧桑之感，也带几分忏悔心情，名卿遗老这才赋诗张之。他一生关心江山百姓的安危，对新政治局面虽然说不上信心，忠厚人的寻常幻想总是有的。王渔洋尽管瞧不起他，笑他说书之技与市井之辈无异，他起码不像渔洋要南书房代为延誉，面试见到天颜吓得写不出字，由"文端公代作诗草，撮为丸置案侧"，才得以完卷，摇身成清朝照明圈内的显宦！不必说甚么傲骨嶙峋，不必抹杀本性，不必妆点山河变色后悲泣喜笑的矛盾：一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吴梅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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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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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心情
王韬《漫游随录》里的《香海羁踪》记他一八六二年初来香港的心情，说是"翌日午后抵香港，山重赭而水泥域，人民椎鲁，语言侏亻离，乍至几不可耐"。后来虽然一居在山腰，多植榕树，窗外芭蕉数本，嫩绿可爱"，还是不很习惯，常常思乡；夜里写家书的时侯，"隔墙总有曳胡琴唱歌者，响可遏云。异方之乐，只令人悲"！他说"悲"，想家固然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王韬当时因为"上书太平军"而被清政府指为"通贼"，要逮捕他，于是仓促逃亡香港，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到了他协助英华院院长理雅各翻译多种中国经典，又接触西方文化知识，生活工作渐渐安心，心情慢慢好起来，在香港一住竟五年多。王韬欧游两年后再回香港，不但编著了《普法战纪》十四卷，还集资买下了英华书院印刷设备，组织中华印务总局，最后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首栏发表社论，大大出名；当年"乍至几不可耐"的心情，想必已消散得干干净净了。
喜不喜欢一个地方，要看住在这地方期间，是不是生活安定，见闻增加，工作满意。读书人尤其注重这三样。有了这三样，心情一定比较好，不太惬意的身边琐事，也比较容易忍受，而且往往从此不希望环境改变。有人说，牵挂香港现状改变的，泰半是些生活安定的香港人，实在不无道理。要王韬离开香港再回中土去尝"天谗司命，语祸切身，文字之祟，中或有鬼"的滋味，他未必愿意。但是，王韬眷恋祖国之心始终未变，他盼望中国"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图强，但不致以盲目崇洋、媚洋；还认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在英国，他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实学"精神和制度；对中国，他期望的是经济建设；"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伦敦画馆请他摄影留念，他在像后题的律诗有一联是："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虽然不是什么佳句，气节是有的。
钟叔河替王韬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写了一篇《曾经沧海，放眼全球》，提到王韬在英国写信给妻兄杨醒通历述一生思想变化一事。近百年来，中国读书人既受西洋学术科技的冲击，深明民富国强的好处，却因政治制度一直没能上轨道，自己也不容易出为世用，终于经常从正统文化的堂奥上溜到边厢里或后花园中去落拓不羁，老舍不得"狂生"意识。这些人，说他们怯懦，实在又极执著；钟叔河说："'沧海归来'的王韬，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想来跟执著的性情不无关系。
中国读书人里，做官的另有窍门，姑不论；"屏括帖而弗事，弃诸生而不淡"的，一生成熟过程不出四五个转捩点，跟王韬很像：年轻时，"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出外谋生，则"但求得五百金，可作归耕计"，事业还不长根的时候，难免"征逐之游"，"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见到同辈中人窜了起来，心中一慌，就会"再变而为名利"，"妄欲以虚名动世"，最后人到中年，心事似酒，乃悟到"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转而讲求经世致用之道，"所望者中外辑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
不从政的书生，对社会国家没什么大利，也没有什么大害；能够在一碗苦药里发挥点甘草的作用，算不错；万一有人故意要那碗药苦得喝不下去，那也没话说。王韬的妻儿老小当时都在太平军治下，说王韬上书太平军所求不外平安二字，可能也是实情。据说，曾国藩李鸿章一度都想招致他，但清廷还是把他当"废人"，"不果行"。销案后，王韬居然回上海终老，这也见出他的"书生本色"。既是书生，王韬一生论政是不是足以代表"民意"，很难说：字字都是他"心情"的写照例是真的。通常是有了官意才有民意。街道两旁植树以绿化市容，是官意；人民喜欢，则成民意；万一人民"几不可耐"，就不是民意了。"居在山腰"，看到"窗外芭蕉数本"而觉得"嫩绿可爱"，则既不是民意也不是官意，是心情！
满抽屉的寂寞
一
朋友谈天谈起徐汗先生的小说j谈起徐先生过世四年多了，谈起我没有写过纪念徐先生的文章。我说我尊敬的好几位前辈先后过世，我都写不出悼念文章。悼念文章不容易写；天下好文章都要有布局，一有布局，难免都有点造作，有点假；说文章写得一真"，写得"情见乎词"，其实意思是说文章布局好，假得好，造作得好，弄假成真。悼念的心情是真的，写出来恐怕失去真情，只剩美好得太厉害的词藻，那就不好了。
我很清楚怎么样写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自己写文章一向求好求精，真怕为了"练"出一篇上好的悼念文章，自己对死者的真感情都给"练"死了。生平最怕读一些故意放下许多感情进去写的文章。感情真那么多、那么容易流露出来，这世界一定单纯得多了。写文章是智力的活动，不可太动感情；动了太多感情就不该写文章。我写文章一向冷静、用功，很辛苦；悼念一个人的时候很难同时冷静用功的去做这样辛苦的工作。
徐先生过世四年多了，"悼念"他的心情早已经平静下来了，剩下的是偶然对他的怀念。一悼念"是动态的；"怀念"是静态的。朋友交往好像也有动态静态之分；我和徐先生交往是"静态"的。
二
六十年代末期徐先生办《笔端》，我投了一篇稿子去，他来信约见面。第一次见面没谈什么，只记得他说杂志计划分期评介几位英美作家，要我试写一写。我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经济负担又重，一口答应他。这以后，我大概给《笔端》写了好几篇东西；徐先生很了解我，又介绍我在一家报纸上翻译小说，天天连载，增加收入。我们成了可以谈天的朋友。
有一次跟徐先生见面吃晚饭，他穿一件黑衬衫，打一条白领带，整齐、考究极了，我竟无端起想毛姆和毛姆的小说。徐先生小说的文字欧化得很流畅，很有风格；人物的意识形态也不带什么中国传统味道，动作、感情都有几分洋味儿；他写小说又喜欢用第一人称，读起来更像毛姆。那天我故意跟徐先生大谈毛姆，徐先生听了说：
"毛姆的东西我看得不多！"
说得实在技巧。徐先生的《江湖行》是很有中国乡土味道的小说。Lord David Cecil说毛姆的短篇小说都是很有功力的"故事"，可是毛姆的创作想像力平平无奇，因此，毛姆始终不能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把读者带进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去。哈代笔下的Dorset村很像Dorset村，甚至比真的还要真；珍·奥斯汀写宴会漂亮得像一场真的宴会，可是完全是从作者眼中的宴会写宴会，所以比真宴会多了许多东西。徐先生的创作想像力可能不比毛姆高许多，但是，徐先生把眼中看到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物想像成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物，他笔下的故事总是浮现出一种奇异的气氛，把中国读者带进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去。于是，在中国，一九四三年是徐汗年。《江湖行》的文字虽然干净，故事虽然动人，但是，徐汗在这本书里遗失了使徐汗成功的徐汗：徐汗走出了徐汗的天地，却找不到徐汗自己。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徐汗"的，仍然是《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吉普赛的诱惑》、《鬼恋》、《风萧萧》、《盲恋》等代表徐泽特殊的、西化的创作想像力的作品。
作家不要轻易走出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天地。《江湖行》没有毁掉徐先生的既定地位，《江湖行》也没有提升徐先生的既定地位：《江湖行》成了徐的私生子，成了一本寂寞的书。
三
说寂寞，徐先生是很寂寞的。他从来不"老"，可是他很"旧"，"旧"得很有趣，像一个堆满旧钢笔、旧信封、旧钱包、旧护照、旧打火机、旧照片的抽屉。他不太给人打电话，有事宁愿写信；长信短信都写得很清雅。喜欢用闲章，信纸上盖一枚"三不足斋"的红印。他当然不用原子笔，对钢笔笔头尤其挑剔，不然也不会画出那么别致的签名，他喜欢给自己的书设计封面，用亲笔抄写制版的"画眉篇"衬底。他写白话诗绝不辛苦，但读来有诗的味道，即使不分行也读得出是诗。他写的英文字很像欧洲文人的笔法，笔头粗，字形挺直，字体幼小，连着写几行特别好看。
徐先生心情既然那么"旧"，晚年写的"忆人念事"文章越发清淡得到家。我总觉得他应该住在巴黎的旧客栈里，上半天躲在房间里写东西，中午到附近酒馆吃午馆，回去睡午觉，傍晚出去喝一杯开胃酒，吃晚饭，然后去听音乐，看歌剧，跟朋友在咖啡馆里聊天聊到半夜……徐先生是典型的老作家，很private，很喜欢打开窗子让街上的寂寞飘进自己的房间里来。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给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个情节，一个布局，结果弄假成真，很有感染力，像他的小说。作家是需要寂寞的滋润的：徐先生舍不得清理满抽屉的旧东西；这些东西现在是买不到了，也没人买。作家越来越少了。
杨振宁的灵感
杨振宁一九四二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得学士学位，一九四四年得硕士学位，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后到了芝加哥，一九四六年一月正式报名进芝大当研究生，一九五七年和李政道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出版一年多的英文本《杨振宁论文选集》（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全书五八五页，前头八十二页是他给书中各文写的"评注"，隐约回顾他大半生的心路历程，既抒情又平实，英文干净而有风韵，很有点近代西方物理学家写文章的清丽笔调。爱因斯坦的文采早就出了名了，一生所写论文、讲稿、书信毫不枯涩，感人至深；詹姆士·华生写"双螺旋链"，谈的虽是发现去氧核糖核酸的经过，全书反映出二次大战后英国的整个气氛，处处是个人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倒影，理性的铺陈和感性的抒发都恰到分寸；我十多年前编这部书的中译本，中英文逐字逐句对读，真的如沐春风，很替学文科的人担心出路！这本书在西方畅销，是意料中事。杨振宁在《论文选集》"评注"里说，在每一个创作领域里，品味加上学力、性情和机缘，决定了风格的高低，也决定了贡献的大小。物理学原是客观研究物质万象的学科，说物理学家的品味和风格居然与其对物理学的贡献影响至深，乍听有点不可思议；其实，物质万象自成结构，物理学家对这套结构的观感概念，对个中万种特征的爱恶偏颇，正是个人鉴赏品味其来有自的道理。因此，杨振宁说，品味与风格对科学研究这样重要并不奇怪，这跟文学、艺术和音乐是一样的。
物理学家的文章善用隐喻明喻的手法，更可烘托严谨的逻辑演绎，化抽象为具象。美籍奥国物理学家P．傅兰克说，他有一次跟爱因斯坦谈起一位研究成绩平平的物理学家，说他老爱处理一些极大极困难的问题，可惜始终毫无结果。爱因斯坦听了竟说："我佩服这种人；我最看不惯那些只愿意在一块木板上找最薄、最容易打孔的地方估许多洞的科学家。"杨振宁在他一九六一年写的《基本粒子：一篇原子物理学简史》论文里引过这段掌故。论文谈到物理学上对称原理的部分，举了中国格子窗、南朝祭祖铜器方鬲、荷兰艺术家艾雪的武士策马图案作比喻，生动有趣。美籍德国数学家赫曼·瓦尔谈到奥国物理学家、哲学家欧纳斯特·马哈试验磁针与电线平行则磁针偏转方向会因电流的方向而定时，也用夹在两堆相同稻草堆中的驴子比喻磁针，说是驴子"没有理由要决定向左或向右"，简直一针到肉！杨振宁很欣赏这样的灵感。
李政道和杨振宁开始研究对称原理中左右对称问题的时候，似乎正是中国左右两方对峙激烈的时候，这两位物理学家选择了物理学上的这个课题做研究、想来更是品味与风格之余的政治意识在作祟，想像力因此发挥得加倍淋漓。杨振宁曾经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左和右极不相同，而物理定律却经常显示左右完全对称，此所以量子力学有守恒定律或宇称守恒之说；他一度极感困惑，把高能物理学家比喻成一个困在黑房里摸不着房门的人。到了一九五六年夏天，他和李政道终于得到一个反传统观念的结论，认为对称性C、P及T在基本粒子间占优势的作用中是守恒的，而在弱作用中就违反旧说。易言之，在弱作用中，左右对称性经吴健雄等实验证明并不遵守左右对称律。杨振宁当时马上打电报告诉正在处女岛度假的美国物理学家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回电说："走出房门"，诚恳，切题，风趣！美籍奥国物理学家W·包里起初不相信基本粒子强作用会显示对称而弱作用会显示非对称，事后他说他终于不得不惊叹"上帝原来真是个用惯左手的弱者"！但是，杨振宁在一次演讲中还是说："看来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也愿意某些对称性被普遍而不完美地遵守。"今日中国的左右不对称发展路向，也只好用杨振宁论文中的话认定是"自然还不曾充分揭露她自己而已"！
杨振宁一九六四年入了美籍之后还耿耿于怀，怕他父亲到死不会原谅他抛乡弃国之罪。人美籍的决定是经过几番迟疑的；他在"评注"里用一段小插曲点出美国华侨的血泪史："一九六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我从纽约市搭火车经派索格到布鲁克海文。夜很深很沉。摇摇晃晃的车厢几乎是空的。我后面坐着一位老人，我跟他聊起来。他约莫是一八九○年生在浙江，在美国住了五十年了，替人洗衣服、洗碗，不一定。他没结过婚，一向孤零零住一间房间。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难道他心中真的毫无怨气？我不明白。我看着他蹒跚穿过车厢里灯光暗淡的通道在湾滨站下车，年老背驼，有点颤巍巍的，我心中悲愤交集。"一九六一年一月，杨振宁看电视看到肯尼迪就职典礼上诗人佛洛斯特朗诵《没有保留的奉献》（The Cif Outright），若有顿悟，着手办理申请人籍手续。可是，在这部《论文选集》里，他说他对物理学的鉴赏品味是当年在昆明求学时代养成的；这部书的扉页上有四个中国字："献给母亲"。
听说台先生越写越生气
三月三十日读台静农先生在台北《联合报》上的《伤逝》，想不到文章真可以写得那样通悦，那样顺当，完全到了典范的境界了！那天恰巧宋淇先生来电话谈公事，我不禁催他快快找来一读；他读了也赞叹不已，说是台先生写作大概已经到了不屑重看、不屑改动的地步了。台先生写摩耶精舍里的张大千、写洞天山堂里的庄慕陵，十足淡彩山水的笔意，或点或染，着墨成情，教人很不忍心看他"师友凋落殆心，皤然一叟"的心事；而他偏偏说："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有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
台先生文章好，书法也好，沈尹默之后只数他了。造诣越深，求字的人越多，他又不会拒绝，其苦可知。前年《静农书艺集》出版之前，台先生写了一篇序文，再以白话文附记于后，引用颜之推的话说："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宣布从此不再为人写字应酬。林文月在《台先生和他的书房》里说，文章送去发表之前，台先生要她先读一读。台先生说："你看怎么样？文字火气大了些，会不会得罪人？"林文月说："恐怕会哦。""那怎么办？""管他呢，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怕得罪人吗？"台先生听了说：一说的也是。我越写越生气！"读到这里，想起前几年我也冒昧求过台先生一幅字，写的是恽南田的诗，虽然人人见了都说气势格外飘逸，心中不免更觉过意不去。日前收到台先生的信，真的是用圆珠笔写了，想来已经不再为人所役使矣。
海峡两岸可敬可爱的文林长辈毕竟不多了，都应该受人尊重。求字的人直教台先生不胜其烦，他露点火气出来，大家从此知道分寸，反而觉得台先生真有个性。最难过是看到大陆上身心俱碎的前辈文人，他们风雪夜归的心头滋味，分明不是"生气"两字了得。其他给活活整死了的就更不忍细说了。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说他在干校里当泥水小工，经常无端受头头呵斥，后来又出动三十多条大汉、两部运纸卡车抄走他的全部藏书，他连"一笑置之"的权利都没有了，遑说生气！"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他说。人的尊严受过这样深刻的蹂躏，岂可轻轻淡忘！难为黄先生笔下这些旧事写来不渲不染，教人平添无限牵挂；每次在报纸电视上看到那些头头对香港人堆笑脸，我偏偏想到他的那句话。这当然已经不是"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那么稀松平常的心情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
字缘
好几年前我编《明报月刊》的时候，有一天在台湾报上读到台静农先生写的《伤逝》，十分喜爱，写信请他准许我转载。台先生回信说，《大成》的沈苇窗先生早已经来电要转载那篇文章，还请他写了《伤逝》两字；"此一小文，两处转载，似可不必，尊意以为如何？"结果《明月》当然没有刊登《伤逝》了；我倒保存了台先生那封用圆珠笔写的短简。
我始终没有见过台先生，却求得他给我写了一幅字。字一直挂在书斋里，晨夕相对，慢慢结交了台先生，先是淡交，后来竟深交了；人化成字，字成了人，七十三个字，字字都是我眼中心中的"台先生"。
我常想，字好字丑，难有定法，眼看心喜，就是好字。惦念一个人，一旦盼来了片纸只字，明明是涂鸦之作，也爱不释手；既然话都不投机，再漂亮的字看了也不会惬意。我很相信人讲人缘，字也讲缘。画大概也一样。每当张大千生日，台先生画一小幅梅花送他，张大千很高兴，说："你的梅花好啊。"最后的一次生日，台先生画了一幅繁枝，求简不得，多打了圈圈，张大千竟说："这是冬心啊。"
张大千说台先生是"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那是中国传统的评价说法，仿佛好字好画非要有源头有师承不可。写字练基本功临摹前人遗墨，当是很有用的，不过最终还是要写出自己的精神个性才好。我看字也常常带着很主观的感情去看，尽量不让一些书法知识干预自家的判断；这样比较容易看到字里的人。
台先生的字我看了觉得亲切，觉得他不是在为别人写，是为自己写。他的字幅经常有脱字漏字，但并没有破坏完美的艺境，可见他的书艺已经轮回投进他自己的人格世界里。钢琴大师荷洛维兹晚年弹琴也经常弹不准几个音，却能保住了整首曲子的独特气势，他说他不计较这些："我是荷洛维兹！"
台静农的字是台静农，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回执得可爱，却永远去不掉那几分寂寞的神态。这样的人和字，确是很深情的，不随随便便出去开书展是对的。他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把心事满满挂在展览厅里毕竟有点唐突。台先生一定会说："似可不必。"
沈尹默的字有亭台楼阁的气息；鲁迅的字完全适合摊在文人纪念馆里；郭沫若的字是宫廷长廊上南书房行走的得意步伐。而台先生的字则只能跟有缘的人对坐窗前谈心。我天天夜半回来，走进书斋，总看到他独自兀坐，像有话说，又不想说。台先生一直在那里。
上帝不听电话
一
没有什么可写了；真的。吃了晚饭喝了咖啡抽过烟斗清理过书桌之后突然感到小书房里那些书那些画那些笔那些纸都不是我的了。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还在那艘日本货船上：浪很大，风很大，海上不是漆黑就是金黄；有人在甲板上唱歌，有人在舱底里哭泣，一路唱到台湾、哭到台湾。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还在台南那所大学里成功堂后面乱草地上等一个人：暮秋的晚风吹不动不爱说话的老树，石阶的寒气透过牛仔裤沁入非常浪漫的内脏；鬼影中，一只萤火虫的飞舞就可以赶走明天莎士比亚期中考试的压力。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越战时期西贡一家大旅馆的阳台咖啡座上喝下午茶：城外的战火烧不掉城里的法国殖民地情调，莎冈的微笑夹在下午三十五度气温下的潮湿腋窝里期待今夜的销魂。大厅里的吊扇转得很慢很慢，三五美军抱着几个越南女人喝啤酒：这是一块没有尊严的"The Killing Fields"：不是两种文化的买卖。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新加坡市区邮政总局的柜台窗前排队买邮票：前面是穿着衬衫的甘地，后面是穿短裤背心的邱吉尔，再后面是不再写诗的郁达夫。邮政总局的大堂人声喧嚣，几个怀孕的英国女人站在服务台边贴邮票，肚子挺大挺高：热带殖民地对英国男人很有好处；英国太冷了：这里热。这是殖民政策的唯一收获。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伦敦地下车站月台上苦苦盼望黑洞里那一道炫目的车头灯：然后是走进午后的秋阳里；然后是穿过铜像四周的树影；然后是空空荡荡的漫漫长夜。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
二
我不知道写什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写。不骗你，王尔德口气真大："我的品味最简单，"他说，"事事止于至善我就满意了。"事实是没有可能止于至善了。"人活着真绝！"还能要什么？打电话给上帝告诉他说我怎么那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上帝是不会听电话的！即使听，他也会说："你拨错号码！"然后把电话挂断。年轻钢琴家Ivo Pogorelich十岁从贝尔格莱德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去学琴。十六岁那年，有一位朋友带他到一位苏联科学家家里作客；他弹了一首曲子给大家听之后，科学家的夫人突然对他说："你没有好好发挥你的天才。"他当时只觉得很气，觉得这位太太鲁莽得很。事后他才知道她是著名钢琴教师Aliza Kerzeradze。这位比他年纪大两倍的女人从此悉心指导他练习，引导他无尽的才华，用最严格的要求，把他的天赋化成技巧。三年后，他向她求婚；她离开那位科学家，带着她的十三岁女儿嫁给他。此后，他造诣日深，名气日大，可是，同时代的音乐家中伤他；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父母亲已经好几年不跟他讲话、通音讯了。他们不能原谅他。品味、成功的代价很"贵"，像爱。
三
我的小书房不是我的了。弹琴要技巧，要感情；写作要技巧，要感情。飘到台湾的风浪给了我感情，没有给我技巧；石阶的寒气、鬼影中的萤火虫给了我感情，没有给我技巧；西贡旅馆阳台咖啡座、新加坡邮政总局的喧哗、伦敦的秋阳、树影、长夜也给了我感情，没有教会我技巧。
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不骗你。我是不能打电话去求上帝的。他帮不了我这个忙，像爱尔兰女小说家Edna O'Brien帮不了马龙白兰度的忙一样：马龙白兰度请艾德娜吃晚饭，餐厅很堂皇，情调很浪漫，他们谈得很投机，可是艾德娜始终婉转表示饭后不能跟他到别的地方去。马龙白兰度最后忍无可忍，用非常严肃的语调对她说："我要你很快并且很老实的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不能先考虑再回答我。我要诚实。"他来来去去重复这些话，她简直受不了，说："你问吧！"于是，马龙白兰度盯着她的眼睛问她："你怕呵痒吗？"
晚饭在大笑声中散席。马龙白兰度只能这样自嘲，不能打电话给上帝：上帝是不听电话的。
书窗即事
连夜检阅自己文稿，挑选十二万字编成一新文集；至初具格调，竟茫然若有所失。夫笔耕数十年而未除"轻心"之陋习，过眼杂书虽不少，每每在浅处游狎，终如钱默存所谓"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尚幸情志竟未死，持其情志，为文又何必苦苦经营满纸风云哉？只管言一时之志、诉一时之情，是冷是暖，任之可矣！至于文字功力，到底吻合情性，虽说不得"巧"，毕竟皆"出于规矩"，未失足于邋邋遢遢之造句烂泥之中，还堪自喜。香港大吹"不羁的风"，文风政风都不合自己品味，文集自不忍在此灾梨祸枣，乃寄台北付梓。集名颇费思量，至今举笔不定。既是不谙世故之"书房"中人，书名当与"书房"有染者为佳；月前在台北遇林文月，得知其新编文集以《午后书房》为名，甚以为然。林有《午后书房》一文收入联合报丛书之"大书坊"之中；该丛书亦收拙文《藏书家的心事》，原可取巧题书名为《书房心事》，转念"心事"二字，巧则巧矣，却难避纤弱伤感之讥，遂作罢。旧体诗多用"即事"为题，殊喜之；刻意创新不如袭人故智，用"书房即事"亦甚便当，且有诗味，或可考虑。乱世文章实不足换黄白之物，无奈二三十年间执着至此，一时恐难甘心看破此一关；诚多事矣！身在名场翻滚，心在荒村听雨，到头来必自海"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汗春泥！"可叹可叹。或曰：拙文过分雕琢，精致有如插花艺术，反不及遍地野花怒放之可观云云，闻下不禁莞尔。尝与陈之藩书信往还谈论文章"自然"之说，其见解甚精辟，大意谓：六朝诗文绘画皆不自然，却凄美之至；芙蓉出水虽自然，终非艺术，人工雕琢方为艺术；最高境界当是人工中见出自然，如法国妞儿貌似不装扮其实刻意装扮也。野花不是艺术，伦敦公园之野花才是艺术；瑞士湖边一树一花皆经瑞士人修饰，但望之竟觉悦目，继之以赏心；英国华兹华斯吟诗之温得密湖一派自然，想来开天辟地之初即是如此，与艺术何干，与人类头脑何干？无骄体文则无唐宋八大家；韩愈之美文如"采于山，美如茹；钓于水，鲜可食"，字字自然而对仗工整，避无可避；胡适之瓶花诗"不是怕风吹雨打，不是期烛照香薰"，亦集古今之成之对仗，亦避无可避。时下新生代锐意不读书，一心想自然，无奈办不到何！惨然无色，寂然无声，天塌地裂不知名状，伤春悲秋无以形容，万千生灵涂炭竟换不来半篇有病呻吟之作品，实因不会发声，何况呻吟！陈之藩惜墨如金，一字一句皆潜心修炼，望之果如不露装扮痕迹之法国妞儿，初则悦目，继之以赏心。此岂色盲声哑之辈所能察其甘苦！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漉漉一地水渍耳。初学者最忌写白话诗，盖自批"诗人执照"后必自信无所不可为，笔下咿咿哑哑梦呓连篇，名词动词乱伦交配，主语宾语私相授受，望之仿佛眼睛生在屁股上之印象派画家，实则诗人连一纸便条都写不通！存在主义大师沙特晚年病目，脑力亦略见退化，每每神智不清，无法撰写正经著作，医生于是嘱其退而求其次，尝试写诗。大师问言怏然不悦，曰："此混蛋庸医束手无策！"意谓庸医岂可命他弃文作诗。此事说明二理：神智不清者适宜写诗，此一也；诗人不可神智不清，此二也。白话诗文确不可无旧学为体；"燕子不知何世，人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不知何世"表示无视代沟；能在斜阳里细诉兴亡，则悟出荒村雨之声禅机矣。
新的灯影
我趁耶诞新年几天假期，检视不久之前初步编出来的一本新文集，准备寄给台北出版社付梓。文集七十篇文章十来万字，一大半是我每个月给《明月》写的编者文章；这次重读，除了觉得六年岁月过得真快，也想到新的一年里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形势，更考虑到我个人的编辑工作和写读生活的前路。
我的新书名为《这一代的事》：那是去年我发表在月刊十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也很喜欢那个题目。记得那天深夜写完"书房窗外的冷雨"一节，我仿佛回到父亲生前的书斋，心头尽是伤逝之情；写到"卷起那半幅竹帘"，学生时代的台南旧事一一重现，高兴了好久好久；写到"送给列宁的礼物"，书房里顿时飘起英国初秋午后的寒意，我依稀回到伦大那家学院的酒馆，三两师友又在酒边高谈政治了；收笔前写香港一段，我不禁想到我和我的家人的前程，满心愧作不能言传；脱稿的时候，脑中两岸政局的阴影挥之不去，我竟格外怀念台北那位忠诚的少将。这些都是我这一代人的事：政治的围墙隔绝了历史的灯影，而知识的扁舟又载不动太多的伦理包袱。在这样的扌于格之下，价值判断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我半辈子在几个传播机构出版单位做事，笔底描画过多少中外政界的微雨和风暴，对于个中是非黑白实在有点茫然了。可是，一个从事编辑工作和过着写读生涯的人一旦没有理想、丧失信心，根本不可能提起勇气坐到书桌前迎接新的一天。两百多年前，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看透城狐社鼠的社会，大可"携灯画竹到天明"，借用种竹体现积极的意识，通过画竹寄托高洁的情操，最后保全了传统读书人的完美形象。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的节奏已经不太容许一个人隐居山林独善其身了：社会分工的趋势越走越远，脑力劳动者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也越来越大，金农思想只能作为人生失意时的精神慰藉，无补于现实事务的运作过程。虽然如此，我的编辑室里还是长年挂着江兆申先生给我写的《种竹》诗，随时让我有个绿影照窗的精神别业。现代人仍然有权缅怀这一点点情味。
一九八六年一月
春日即事
其一
晨起甚冷；推窗但见天色朦胧。有风，街灯在树丛中明灭。后山小径上三两人影蹒跚而过，操粤语高声阔论家事，夹器官语言不少，可恶！冲咖啡一杯御寒。清理烟斗。读英国画家Sir William Russell Mlint与模特儿塞西莉亚轶事，看弗林特裸女水彩画。塞西莉亚肌肤莹透，吹弹得破，一头浓郁长发散发吉普赛野性，顿感randy！此字不可译，一译便雅，雅则原味尽失矣。英汉字典译"好色的"、"淫乱的"，皆不中！翻译欺人太甚。"那三个妇人皆是一般家数，若论姿色都有十二分，只是风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此句若英译，译者亦必死于"风流"二字上头！
其二
得露丝伦敦寄来年卡，附一信，谓Three Difficult Women一书甚好，不可不读云云。早年读英美女作家传记，近年读妇女解放运动著作，已深受妇女之"不快乐"感动，不敢再多读此类文字。Godfrey Smith在The Engish Companion中谓英国既有女皇，唐宁街十号又有女宰相，甚至法庭中之女法官，交易所里之女经纪，牛津剑桥高座上之女学人，英人都可容忍，而妇解运动者可能还不满意，认为是装点门面之化装术，夫复何言！避孕丸、男女平等法案、同工同酬、妇解运动皆成事实；然而，露水鸳鸯、同性恋爱、女人公社、托儿所等竟摧残妇女团有传统意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新旧意识形态之交替难免造成今日妇女之困惑。英国妇女如露丝者，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半生上下求索而不能自释，其苦闷可想而知。史密斯曰，妇女有权选择"快乐"或"不快乐"；此语说来轻松，殊不知男权中心论根深蒂固，妇女虽云解放，心魔难弃，"选择"云云，又是男性社会学家纸上画饼耳！史密斯还有一句轻桃话说：在美国男人心目中，英国妇女没有美国妇女之神经质，没有苏联妇女之雌威，没有欧洲妇女之棘手；她们依旧是英国男人的"一杯茶"。大男人沙文主义视妇解运动如儿戏，恰似父亲之对待小女儿，让她偶然骑在自己背上玩玩，逗她开心而已。无怪乎名伶Simone Signoret有自传题目曰："叫世界停一停我要下车"（Stop the world I Want Get Off），半卑半亢，一语道出妇女之千年包袱！姑识之，聊资谈助云尔。
其三
下午赴商行酒会，皆西装笔挺之四眼老中青精英。与当事者寒暄数语，即去。饭后灯下校对江兆申诗作，更喜其收放自如，进退堂奥。江公三艺皆精，但仍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复叶嘉莹信。录Michel Foucault著作英译出版资料寄旧同学。睡前读维多利亚时代淫书三十八页，甚佳甚佳。年来多以淫书清洗心中之使命感。多读英文古今淫书，可冲淡自己笔下英文之学究气；刘殿爵旅英四十余年，英文登峰造极，浅白有致，不知是否得力自此？明日当去信急告夏志清、刘绍铭求证。夜半得一梦，不可说。
其四
黄昏自希尔顿步行回寓，途经一花店，购freesia一束，清香撩人，撩起串串英伦旧事，亦悲亦喜。英人咸爱花卉，园艺尤精到，文学作品中更不乏写花写草写材写林之句。George orwell怀旧情切，撰文议论民间古老漂亮之花名今日竟都改成学名，不胜感慨："二十年前金鱼草都叫snapdragon，今日改称antirrhinum，非查字典根本无从发音。毋忘我forgetme-not渐渐变成myosotis。其他如红热火钳（Red Hot Poker)勿管闲事（Mind Your Own Business），爱情浴血（Love Lies Bleeding），伦敦之光（London Pride）等亦渐式微，改成植物学教科书中味同嚼蜡之希腊学名！"WilliamKeble Martin牧师八十七岁出版其七彩版本英国花卉简介Concise British Flora in Colour，插图皆亲手精绘，至今已销售千万本。数日前在艾丽森之古画铺中翻得马丁牧师之彩色花叶版画一幅，裱工甚精，索价三百港元。艾丽森说，此画已为某英籍藏家预订，足见英人爱花成癖。当年首相狄斯雷利醉心报春花：罗斯莱斯汽车发明人种植玫瑰成专家；张伯伦苦恋兰花；陆军元帅威佛尔编印战时诗集，取名《别人的花》（Other Men's Flowers） 。英国是"花痴之国"，信焉。
其五
伦敦藏书票协会寄来第二卷第二期《藏书票杂志》，逐页翻读，趣味无穷。今日中外书痴还是不少，皆朴实老成，无时辈叫嚣恣睢之气，亦多是绩学之士，总算教人还有一点寄托。得继宗三藩市来信，略述搬家搬书之苦，可怜！
其六
是夜失眠。枯坐书斋凝视一架破书、半壁旧画，记忆竟如劫后之美术馆：四壁名画一幅不留，只剩墙上框痕斑斑！少顷，忽闻窗外夜归男女嬉笑之声，开怀到了忘忧忘我之境界！人类之智慧和愚蠢就靠这样代代相传。
熄灯。拥被。闭目。苦笑。
--写于香港
强奸·翻译
据说，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分。
据说，好的翻译家可以译出原作的神韵。
据说，做翻译工作必须先熟读翻译教条。
其实，翻译只有两种之分：好翻译和坏翻译之分。
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了中文。
亵渎外文事小，亵渎中文未免有辱国体，罪大恶极！再说，既然是外文译中文，外文偶有不懂，还可以请教高明。笔下的中文，既然是自己"母亲的舌头"，要是逐字逐句都先找人鉴定虚实，然后落笔，虽然不是"操他妈的"，起码也成了"操我妈的"。
一来到伦敦这个鬼地方，见闻趣广，嘴上老挂着"操他妈的"，而心里不兔又忐忑忐忑，恐怕有朝一日，自己不由自主，欲罢不能，结果弄得"操我妈的"！
起初，自己的英文实在不灵，鸡毛蒜皮的话，都得先用中文思想，然后翻译出英文来，或者说"强奸"出英文来。日久天长之后，干得"好事"多了，英文果然有了"早泄"的迹象，经常一触即发，一塌糊涂，乐极了。可是，"操我妈的"日子接踵而来了。
我不说"逐渐进步"，我说"有增加中的进步"。我不说"希斯看来是会参加开会"，我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希斯愿意出席这次会议"。我不说"威尔逊正在洗澡"，我说，"威尔逊在进行洗澡"。最后，什么"被认为是小偷"，什么"生存中最大的飞机"，等等等等等等，我都朗朗上口，甚至付诸笔墨，如有神助。
再套一句伦敦式的中文来说，此时此地，我的中文，跟正统的人话的中文之间，已经是"意见互相相左"了，因为我跟中国书已经"脱离接触"了，我跟中国人也"脱离接触"了。
我觉得我的英文跟洋大人一样好了。
我觉得我"有被英国人归化"的资格了。
可是，我的皮肤是黄的，这一点很教我头痛。不过，这一点也教我找到了一条谋生之道。我可以"进行"翻译工作。洋大人认为我既然是黄种中国人，我的中文一定通。于是，我只好用"进行强奸的方法"去"进行翻译"。于是，我开始"操我妈的"了。
噫嘻哀哉。阿弥陀佛。
说不上巧合
先译一段文章：
我们旅居伦敦的那一整年里，皇家邮局的邮差总是把我们的邮件从大门狭孔里塞进来。平时天天早上七点半倒八点之间，狭孔弹簧啪的一声，信件跟着纷纷掉在地上，那些声音都成了我们的闹钟，提醒我该起床了，然后走下英国朋友转租给我们的这间公寓的长长的过道，烧一壶煮咖啡的水，再去收拾掉了一地的信件。水没开的时候，我总是一边等一边先翻翻克连默院报刊经售商天天送上门来的泰晤士报。接着，我把托盘上的咖啡、泰晤士报，和妻的信件全带到她的床头小几上，自己这才到客厅里喝咖啡看信；客厅的南窗又高又长，可以看到契尔西和皇家医院，可以一看看到泰晤士河和贝特西，再向远处看，就是肯特郡的丘陵山坡了。
说不上巧合。英国公寓房子的大门上差不多都有塞信的狭孔，狭孔的铁片盖子装了弹簧。伦敦住了六年，"天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总是让那"啪的一声"给吵醒。然后是信件掉在地上的声音；然后起床；然后是"长长的过道"，然后咖啡，然后检信，然后泰晤士报；然后是客厅里南宫下那张咖啡色的长椅子，然后是窗外的大树小树，然后是远处的"丘陵山坡"。
伦敦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根本说不上巧合，看看大树小树，看看丘陵山坡，也不过是那么回事。看书跟看村跟看山都一样：书上很可能就有那株树那座山；树上和山上很可能也有那部书。反正一草一木一书一字都这么反射又反射，用不着讶异，用不着惊喜，更说不上巧合。再说，今天看到的书和树和山，可能不觉得是书是树是山；一直到好久好久之后，有一天，看到的书和树和山，并不是眼前的书和树和山，而是好久好久以前的那一天所看到的书和树和山。英国十七世纪政治家克莱仁顿（Edward Hyde Clarcndon），文学家特莱顿（John Dryden），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的时代虽然有政治上文学上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可是一直到读了英国那个时代的宗教家泰勒（Jercmp Tnylor）和柏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著作，才更清楚的看出克莱仁顿和特莱顿和牛顿的时代是个怎么样的时代；看出神学上的观念，其实已经渗透到十七世纪的这整个思想界。换句话说，早些时候读到的克莱仁顿和特莱顿和牛顿的书，并不是克莱仁顿和特莱顿和牛顿的书；一直到看泰勒和柏克斯特的著作，才从那些著作中看到克莱仁顿和特莱顿和牛顿。用不着讶异，用不着惊喜，更说不上巧合。看《红楼梦》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曹雪芹。一直到看敦诚的《四松堂集》和郭敏的《懋斋诗抄》和明义的《绿烟琐窗集》和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这才看到曹雪芹。
住在伦敦东南郊区那幢楼房的时候，天天看到窗外的大树小树和远处的丘陵山坡，可是并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一直到在香港看到那段文章里客厅南窗外的契尔西和皇家医院，泰晤士河和贝特西，肯特郡的丘陵山坡，这才看到伦敦旧居窗外的大树小树和丘陵山坡。事情总是这样。在伦敦大街小巷走了六年，看到的全是狄更斯小说中的大街小巷；如今人在香港，偶然又翻翻狄更斯的小说，小说中伦敦的大街小巷，居然全是自己走了六年的伦敦的大街小巷。小说中那些大街小巷是我的，不是狄更斯的。
当然，文章里大门狭孔弹簧"啪的一声"把人吵醒，现在读来也会想起自己整整六年老是让那"啪的一声"吵醒的经验。这个时候，文章作者的经验跟自己的经验交错起来分不出彼此了。可是，连这一点也说不上是"巧合"。凭空而来，巧得不能追根溯源解释一番的事情才可以说"巧合"。而经验是可以解释、可以查出来龙、看出去脉的。于是，前后相同的经验交错在一起并不算巧合。这是有因有果的；不是凭空"啪的一声"就完了。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都起源于前几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今日西方的小说，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法国的传奇故事；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十五世纪西班牙的传奇故事；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意大利的故事；甚至追溯到《天方夜谭》以及公元一世纪的希腊和拉丁传说。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啪的一声"，一千九百多年后还会响起回声。事情总是这样：没有汉人小说，没有六朝的鬼神志怪书，没有《世说新语》，没有唐朝传奇杂俎，没有宋朝的话本，没有《三国》《水浒》，没有神魔小说，没有明清的人情小说，中国今日的小说就不是这样的小说。
每一件事情跟每一个人跟每一种观念都纠缠在一起，都谈不上巧合，事情总是这样，反射又反射：写小说的人想尽办法要让小说显得更像科学；搞科学的人想尽办法要让科学显得是想象力的结晶。于是，小说家要把文字"消毒"成"一面窗玻璃"，看到什么写什么；像科学家的实验报告。科学家要把一切定律解释成创作灵感，甚至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也给说成是跟"世界无常"的道理一样。不必讶异，不必惊喜，更说不上什么巧合。事情总是这样。
一九八○年七月十一夜
《忆往》的忆往
一
《小卒日记》（"The Dirary of A Dobody"）里的那位"小卒"说，他和他亲爱的妻子凯莉刚搬进贺勒维那幢新居去住。新居其实是古屋；想来跟霍桑杂忆中的那幢古屋一样老。楼上六间房间，楼下又是一番景象：早饭餐厅对着屋前花园；正门在十级石梯的尽头，平日锁着不用，熟朋友来访都从园中的一扇小边门出入。古屋的后花园也相当宽畅，种菜种花还种了果树，斜坡一路蜿蜒通到一条长长的火车路轨。他们起初担心火车声音太吵，可是房东说，住惯了就觉得不吵了。他于是减了两英镑租金。"小卒"一家人住进去果然也不觉得火车扰人清梦。
二
一九七三年初秋，我一个人先到伦敦报到。金铨兄因公赴欧，办完公事特别留在伦敦等我。我起初住在一幢小旅馆里，每天下了班跟金栓碰头，逛书店，看电视，吃犹太馆子，看朋友。后来金铨走了，我也找到伦敦南郊菩址园那个公寓房子搬进去。那也是一幢古屋旧楼；屋前一片嫩绿的青草地，园门两边那几株古树越发见得苍老。后窗望出去是杂树杂草全生的斜坡，荒凉极了；坡底竟是火车路轨，清晨五六点钟到子夜时分，隆隆火车声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房子租金已经够便宜了，房东不肯减租；我们住惯了真的不觉得吵了。
旧楼初夜，风雨连绵。我一个人打扫整个房子，累得要命，蒙头就睡。不料半夜梦见先父坐在空空荡荡的客厅里，脸露愠色，说是后面卧室连床单都没铺好，叫人怎么睡？我攀然惊醒，只听得窗外的风声雨声，隐约还听到客厅里有窸窸窣窣的人声。我心中确实有点害怕；后来想到父亲过世后几次给亲友托梦，都说要跟着我"出外"，我心中一阵悲哀，赶紧披衣，冒着满屋子的寒气走到后面卧室里给他铺床。雨愈下愈大！雨点打在玻璃上，像夜归人敲门的声音。
三
我这样独居了一个月，她才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伦敦那个陌生的家。飞机原是清晨七八点钟飞到，我天亮前就搭上第一班进城的火车，转车直达机场，机场告示板上说：他们那班飞机迟到。先是说延到中午降陆，后来又说下午四点钟才到。我在机场苦等了一整天，把他们接国菩提园的时候，已是暮色苍茫，园中草木都辨认不清了。山坡下的火车声是他们的催眠曲。
那天晚上，我静静在客厅里翻读案头一小堆新近买到的书。有一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女小说家布雷顿（Mary Elizabeth Braddon）谈婚姻的话最是难忘：女主角结婚了，一般熟悉小说结构生理发展的读者都会觉得故事从此结束，正是幕落时刻。但是，真实人生的风云难道都在婚礼神坛之前烟消云散了吗？男女主角在婚姻注册簿上签了字之后，故事就会从此结束吗？男人结了婚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一了百了，无灾无难？小说家用了三卷书的篇幅描写六个星期的恋爱故事之后，真可以用半页篇幅叙述那一对男女下半辈子的遭遇吗？奥罗拉结了婚，安顿下来了，快乐了；人人都以为她从此远离一切苦厄，安然无恙；没有故事可写了。其实她只是暂时逃过风浪中的船难，上到一处安静的海滩；远方依然乌云密布，有雷有风有雨有莫测的故事。
壁炉没有炉火。黄昏的灯下有深秋的寒意。
四
客厅渐渐暖起来了。她在孩子的哭声和笑声之中给菩提园这幢旧楼带来现实的梦幻；五镑钱的旧钢琴；冷摊上的老唱机；木雕的陈年书架；星期六的晚宴；星期天的野餐。一盆盆小盆栽的绿意绿了成大女生宿舍里的旧梦。人人都在编织自己的故事。美满的婚姻是把两个不同情节的故事编进一部小说里溶化成一个结局。于是她开始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书，译书；也开始给香港的报刊写通讯、写小品、写小说评论。一直到六七年后又是一个深秋的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客厅里壁炉的炉火熄了，山坡下最后一班进城的火车开走了；她说："我们该回去了！"
五
从此，伦敦的一切，都成了记忆中的往事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为康蓝《英伦忆往》写
萝卜白菜的意识
我不懂画艺，却爱看画。少年得环境熏陶，多看国画；稍后受西方人文思潮感染，一度醉心西画；于今中年情怀十分秋，仿佛悟出了疏影横窗的玄机，竟又耽悦浮现传统风骨的国画。既有这份偏爱，照说应该学点画理，看画才可看出真乾坤；但我毕竟疏懒，总觉得心之所爱，何须讲理？于是，我说的传统、风骨，指的也就不是画的技巧，而是画的意识了。张大千画过一幅萝卜白菜，题了石涛一首七绝："冷澹生涯本业儒，家贫休厌食无鱼；菜根切莫多油煮，留点青灯教子书！"绿缨红头的萝卜、鲜嫩青翠的白菜，此处已成寒土操守的象征，配上那首诗，风骨自是愈发峥嵘了。
再说，山水画中的一山一水大半萦绕故园梦影，难免纠缠几丝有爱有恨的政治联想，这时候，家国之感的传统，绝俗超尘的风骨，只好又向丹青之中去细辨了。黄宾虹一九二四年为陈柱画过一幅山水，陈柱因有绝诗二首作答，其一是："万壑千峰欲插云，依稀莫辨故山村；斜阳远映红于血，知是江山是血痕？"第二首更说到一神州破碎难回首，只向先生画里看"！陈柱虽然晚节不全，在汪伪政权下当过南京伪中央大学的校长，他到底深明中国艺术的意识和中国画家的气节，诗中不致辜负黄宾虹画里的寄托。至于李可染画《万山红遍》、画《井冈山》，用意当然也在于描绘"改变中国命运"的山水景致，笔底的政治意识再清楚不过了。到了打成"黑画家"，饱受迫害，他关在画室里坚持原则写出来的作品，想来又把故国山水纷纷化成胸中丘壑；这些墨痕，一定更见出古典中的今情了。
李可染论山水画有"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八字，不仅涵盖了画艺的经验，兼且流露画人的怀抱。我每次听画家论画，想到的往往不是画，是人。前几天，关山月越来港之便，带了几张近作的菲林给我发表。关老写梅，不知颠倒多少人；我读过他的一幅墨梅，大字题了王冕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铁干虬枝，孤标粲粲，真是神品！那么，和他谈起时下画人不知进出传统、终致不能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问题，关老说：有东莞人卖席，顾客嫌席子太短不合身长。席贩说：是给活人睡还是给死人睡？客答曰：当然是给活人睡！席贩说：既是活人，难道不会蜷着身子睡吗？！客哑然。席子如此，传统如此；写画如此，看画亦复如此。万山的一遍红，可以是斜阳，也可以是血痕：中国画可贵者意，所要者识，意与识会，萝卜白菜当然不再是萝卜白菜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
仲春琐记
都说雅道陵迟，我近日偏偏雅致起来，与闲章、印石、古瓷、书画结缘，很有深味，几乎真的抛了壮怀坐享无事之福！过眼的闲章有的喜其佳句，有的喜其布局，刀法则未敢遽言优劣，盖平素于此毫无会心，多凭直觉取舍而已。月前偶过古玩铺，信国游观，随手取两枚内地印人新作，索值甚微，遂得收之。这两方闲章一方文曰"杏花春雨江南"；另一方文十五字，曰："我是个村郎，只合守篷窗、茅屋、梅花帐。"我老早中了田园的毒，一眼爱上文中意境，不计其他；其实两印印法毫无多字闲章应有之"盘错"功力可言，但见逐字整齐，占地相等，如布算子，邓散木看了一定斥为"平板可厌"！印石当然也不是什么田黄鸡血了；古意衰颓，退而求其次的风雅，只能这样将就将就。
田黄虽贵，气质深不可测；昌化鸡血则美艳胜似红豆，惹人相思。起初是友人棣纯兄收得一枚昌化水坑鸡血冻，质理细腻，四面全红几不见地，玩赏半天不忍释手。后来我在坊间贱价买得一块顽石，深灰地，局部红，尝乞诸于此道者鉴定之，谓石质枯燥坚顽而多砂钉，必是蒙古所产，断非昌石。从此更不罢休，到处访求，果然陆续觅得几枚赏心真品，颇合陈从周先生所教"六面方者始可人品"的标准，但所费已足够数星期浇里！清风明月竟不便宜，只得戒"色"。
"戒"的滋沫并不好受。售鸡血石的那家笔墨庄兼营古今字画，一日，在其廊上偶见《贾岛诗意图》一幅：夜月苍凉，草径人园，孤松参天，庭院岑寂，"老憎轻轻敲门；远处竹丛越会越淡，终于隐人云烟之中！图作枯墨素描，幽影里浮现轻赭之色，一派文人气；左上角录《题李凝幽居》一首，署名吴山明。我向来不计较画人名声大小；看画难得这般惬意，议价亦甚顺利，竟收不得手。归而悬挂壁间，与案头豆青双龙戏珠古瓷笔简并为夜读良伴。古瓷笔筒花瓶也是解语物，立春以来在文武庙外那条短巷里捡得数款，不拘清末民初，但求巧拙。丧志到底！
玩物弄人之际，忽来台北张佛千先生的信，谓近日嵌得"董桥"一联，并求得梁实秋先生亲笔书于佳纸，拳拳勉励，感恧莫可名状！联云："董遇三余学乃博；桥松千尺尤其飞"；董遇教人读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语虽朴浅，却名理(西覃)(西覃)，颠扑不破，对此能不收拾闲散之心，补读未完之书耶？！
一九八六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