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晚上，电视里的高尔夫频道已经无数次地重播了去年的PGA锦标赛录像，然后我接到灵儿的电话：“干吗呢？”
“在家呢。”听得出来电话那边的喧闹，估计又是一个大局。
“你在家思考人生呢？仙儿哥说了，你那破人生有什么好思考的，还不出来混？”
“你在哪儿呢？”
“我在钱柜唱歌呢。”
我打车去朝阳门，半道儿才知道雍和宫新开了一家钱柜，他们在那里。到了那里才发现，一屋子里没几个认识的。但那喧闹的场面也不用应酬，每个人都已经喝高，接着往更高了喝，房间里的三个话筒在桌子上传来传去，没有人能完整地唱完一首歌，我和几个人点头打招呼的工夫已经喝下了几杯，头脑迅速灵活起来。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唱张韶涵的那首《欧若拉》，这首歌很好听，张韶涵很漂亮，一张小脸极其苍白，像个小妖精，我回头去看妆容凌乱、昏头胀脸、泛着油光的灵儿，她正接过话筒，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这首歌唱完之后，灵儿起身去洗手间，我待在屋里继续喝酒聊天。这样过了有半小时，灵儿一直没有回来，我才想起拿出电话看，果然有两个未接电话和一条短信，灵儿说她在北新桥的一家火锅店等我，等我赶到那里去的时候，她端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前的火锅滚着红油，一盘盘的毛肚、黄喉、泥鳅、猪脑、豆腐码放整齐，还没下锅。她脸上的酒气已经消退，一脸的苍白。
“我以为你又认识了一个新姑娘，不来了呢。”她说。
“我以为你在南方见到老情人，或者和什么人私奔，不回来了呢。”我说。
她微笑不语，好像的确在某个隐秘之处得到了满足，却不打算告诉我。我对她的经历一无所知，不知道她在哪里上的大学，不知道她18岁或者22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更不知道她去哪里寻找到什么，也懒得打听。我们沉默着吃饭，夏天到了，夜里不睡觉来这里吃火锅的人真不少，她吃得大汗淋漓，说：“我以前从来不吃辣的，吃火锅都吃白汤的，今天发现我那么爱吃辣的。真香啊！”她这么感叹着征询我的意见，我却无言以对，好像她忽然能吃红油火锅是她人生中一大变故，不管是好是坏，我都不想这变故因我而起，更不想对这变故负有责任。
这个夏天我和灵儿时常约会，大多是阳光充足的下午，找一个咖啡馆坐着，无所事事。有一次，在工体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露天的竹藤椅和沙发，旁边的空地上就是武警战士在操练。我拿出手机，找到里面的数独游戏，从第一道题做起，灵儿就坐在对面翻看一本杂志，不时发出一阵阵傻笑，直到我做完三道题，她才注意到我在干什么，凑过来看。我把手机给她，她接着玩儿，然后向我展示她只用了三分钟就解决了一道题，我们开始比赛，一人一道题，转眼就做到20个左右，直到手机没电才停。以后玩数独成了我们约会的固定项目，我自己闲着的时候也玩儿，越来越熟练，我们约会了几次，手机里的100道题被全部破解的时候，我不由地感叹：“就算我们平均五分钟做一道题，我们也玩了500分钟，八个多小时，和你在一起，真是浪费生命呀。”
“怎么才能不浪费生命呢？”
“当然是看书，学习。”
“这样呀，让我再看看你的手机。”她拿过去，按了几个键，“你这手机里有英语词典，不如我们开始背单词，从A开始，你看，A LA MODE，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是时髦的，流行的。这个词好像是法语呢，不如我们学法语吧。”
“我英语还没学好呢。”
“你不要太保守嘛。英语最简单了，马克·吐温说过，对一个智慧的人来说，学英语要30个小时，学法语要30天，学德语要30年，三种一起学，没准儿效果最好，如果我们把三种外语都学了，你说我们还是浪费生命吗？”
“如果真要花30年才能学会德语，我就70岁了，那还不如就玩数独防止老年痴呆得了。”
“我听说德语非常奇怪，他们把最重要的词放在一句话的最后，不说这个词，你就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所以德国人聊天最无聊、死板，非要等一个人说完，才明白他什么意思，不能插嘴。”她顿了一下，“不过，这样也好，你看啊，不到你70岁的时候，你还真不知道你那破人生有什么好思考的呢。”
我笑着看她，说：“你说话真深刻！”
“叔叔，这不是跟您在一起吗，我能不进步吗？”
灵儿好像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我问她是不是辞职了，她说，没有，以前总把美好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工作上，现在要痛改前非。她剪短了头发，穿背心短裤，夹脚拖鞋，甚至买了一辆自行车，在城里东跑西颠儿，有一次约会结束，她骑车，我开车，沿着同一个方向走，我看着她穿着小裤衩飞快骑车，两条腿都显得长了好多。那瞬间，我真想把车停在路边，拦住她，骑上她的自行车，让她坐在大梁上或者后座上，这样带着她穿过北京城。可我只是这样想想，她在我的后视镜中消失，这样想想不也不错吗。
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既没有开始学法语，也没有开始学德语。还是在工体附近的那家咖啡馆，露天的座位，我对着电脑处理工作，她来了，双手背在后面，说：“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你猜猜是什么？”
我胡乱猜了几次，她把它拿到我的面前：“是数独机。”
我接过来说：“这不是要玩儿死我吗？这里面得有1万多道题吧。”
“收下吧，我在旧货市场买的，20块钱呢。”
“你留着吧，我不玩儿。”
“你不会玩儿的。手机里只有100道题，我们知道，打到100关就结束所以才玩儿，这机器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题，所以我们不会玩儿。因为，我们害怕太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你进步得太快了，都开始聊哲学了。”
“看不起我。”她躺在沙发里拿着数独机摆弄，我接着对着电脑工作。这样过了20分钟，叫来的薄荷茶喝光了，杯子里剩下的冰块都化掉了，她忽然拿出手机对着我说：“来，拍照。”我看着她，她拍下来，接着又躺在沙发上，把手机对着头上的树枝拍，斑驳的阳光透下来照在她的肩膀上，胳膊上，腿上，脚上。她说：“我要把我们以后见面都拍下来，我要买个新的数码相机，把以前我们见面的地方也拍下来。”
“为啥？”我关上电脑，看着她，听她继续说下去：“我怕我以后就想不起来了，我觉得我们的约会就是为了各自怀念的约会。”
“怀念什么？”我问。
“我怎么知道你怀念什么？”
“那你怀念什么？”
她支起上半身，勾勾手让我靠近，我俯身过去，她凑上来，把嘴巴贴近我的耳朵，像是耳语，却只是吹了一口气，我直起身子，她躺倒在沙发里。
“也许以后，我会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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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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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课堂总是让人昏昏欲睡，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我坐在最后一排，眼前迷迷糊糊地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刘小东坐在我的右前方，他的头一下下地沉下去，脖子上的红领巾歪在一边。他多次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睡着，有一次语文测验，老师发下来一张大卷子，小东根本没心思答题，他趴在桌子上又睡着了。然后，老师叫醒他，从他的桌子上拿起试卷，抖落着给全班的同学看：“你说你睡就睡吧，还流那么多口水。”语文老师用词比较文雅，我们管那叫哈喇子。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小东还没从梦里醒过来，看看那张被自己口水打湿了大半的语文试卷，又枕着手臂睡了下去。
那时候只有老师和家长才会有手表，所以我们只能凭借生物钟来推算每堂课进行到多少分钟了。但下午第二堂课的结束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开始是若有若无的香味，总有一个嗅觉灵敏的家伙最先闻到，他会夸张地抽抽鼻子说：“真香啊！”然后，全班同学就都闻到了烧鸡的那股强烈的味道，下课铃声就在这个时候响起。
我们住在一个工厂的宿舍区，每排四户人家，每家门口都有一个小院。30排成为一个区，整个宿舍由1区排到14区，学校在1区，居委会在3区。居委会占据两排房子，其中两间出租给了一家烧鸡店，每天下午3点，烧鸡店开始做烧鸡，那股香喷喷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天空。到了5点多，我们在家里做完作业，等着晚饭，烧鸡出炉了，此时的香味最为强烈。大家吃着自家的青菜、豆腐、胡萝卜，就着烧鸡的香味，吃下两大碗米饭。然后天就黑了，烧鸡的味道渐渐散去。
晚上8点，“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我的任务就是去关上院子里的栅栏门，那扇门用细木条钉起来，随时都会散了架。冬天很冷，我要在窗户外面挂上棉窗帘，但早上起来还是能看见窗户上结着的冰花，随着太阳升起一点点儿地融化，变成几道错落的水痕。屋里的火炉上，水壶总冒着热气儿，顶着壶盖儿叮当作响。晚上会封火，添上两块煤，炉灰闪着红色的余烬。当然，我小时候中过煤气，现在还处于半傻状态。那天早上我非常恶心，拿着板凳坐在院里，觉得我马上就要死了，我一点儿也不留恋这个世界，我还太小，丝毫没发觉活着有什么美好的，因此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坐在那里，想和家里人说几句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然后我开始呕吐，我爸爸用昨晚的炉灰把我吐的东西全盖上，清扫干净，我坐在那里，呼吸重新顺畅起来。
我那时候总能飞快地写完所有的作业，在学校门口的石头碾子上、电线杆子上、在家里的柜子上，只要把作业本往一个结实的地方一按，掏出笔不假思索地就能写完。但吃完饭，我爸爸总让我练毛笔字，我还要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把更高的凳子，拿着毛笔描红。好多次我都假装睡着了，在脸上涂上墨汁，我妈就给我洗脸，让我睡觉。钻进被窝，我就让我妈给我念《水浒传》，我最喜欢的段落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春天来的时候，我家的院子里就生机勃勃，有指甲花，小小的粉红色的花朵，我把花瓣掐下来，捣碎了，给我奶奶涂上红指甲。我奶奶总问我：“我姓贾，你学会这个字没有？”我就写个“假”字给她看，她端详了半天说：“不是这个字。”院子里还有两架葡萄，一片向日葵，那几株向日葵像森林一样，我记得我在向日葵下面埋过两块红砖头，想着过两天再挖出来，这两块砖头就会变成20块、30块，因为我爸爸总说，如果我们有了足够的砖头，就可以在这个院子里再盖一间小房。
每天早上吃完两根油条一碗豆浆，我就去上学，从家到学校只要5分钟，中午回家吃饭，然后再去上学。下午放学之后有一段玩耍的时间，同学们在烧鸡香味的陪伴下疯玩疯闹，刘小东这时候也不困了。居委会旁边有一个空场，有两个乒乓球台子，有一次我和小东坐在台子上，认真分析烧鸡的香味都由哪些成分来构成，我最先想到的是大葱，因为我奶奶做饭的时候，总会先炒上一点儿葱花，那些葱花散发出的味道和烧鸡略微相似。刘小东说：“还有酱油。”他对酱油有独特的热爱，我有一次去他家，看他用酱油拌着一大碗白米饭吃得可香了。我说：“还有糖。”小东不同意，说：“烧鸡里面怎么会放糖呢？烧鸡是咸的。”我确信里面有糖，因为我总能闻到甜甜的味道。最后，小东总结说：“这主要是鸡肉的味道，你把大葱、酱油还有糖都放到一起，要是没有鸡，也不会出这个味儿。”
刘小东为什么总犯困呢？因为他起得太早。每天早上5点，他就起来去护城河边练武术，他穿着蓝色运动衣，脚底下一双破球鞋，他妈妈总让他把球鞋脱了再进屋，总夸张地喊：“太臭了。”刘小东的球鞋前面破了一个洞，能看见他的大脚趾头。我的球鞋也很破，但我妈总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用白粉笔把上面的黄色污渍盖上。我们两个穿着破球鞋上学，路上我指着一棵粗大的槐树说：“小东，你练武术，那你能把这棵树拔起来吗？”小东上前抱住那棵树，摇晃了两下说：“我拔不起来。”
“那你还练什么武术，鲁智深就能拔起来。”
“鲁智深是谁？”
我也不知道鲁智深是谁，只记得他和一群流氓打架，把树拔起来就把流氓吓跑了，所以我说：“鲁智深就是鲁智深。”小东回答：“那我爸爸也能拔起来！”
刘小东的爸爸人称大刘，他们一家是从天津来的，是武术世家，我在河边看见过刘小东打拳，但没见过他爸爸打拳。每到礼拜天，他爸爸就把家里的两辆自行车推出来，到空场上擦车，从大梁开始擦，到前后轴，车轮的每一个缝隙，每一根辐条都不放过，一直能擦三四个钟头，就是在擦车的过程中，我见识了大刘的武功。
我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最早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是工厂的礼堂，我们这个宿舍区属于一家兵工厂，工厂有一个大礼堂，一般都是开会使用，后来开始放电影，当年的第一场电影是《翠岗红旗》，电影票大概是五分钱一张，等我攥着五分钢镚儿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完全吓傻了，售票处外面挤满了人，所有人都攥着拳头向那个售票窗口挺进，还有几个人在人群的头上和肩膀上匍匐前进，我要想买到票，必须像鲁智深那样把门口的这些人全扒拉开，但很快我身后就聚集了更多的人，像一阵海浪把我撞得东倒西歪，于是我只能撤退。躲在一个角落里放声大哭。
王大头总能买到电影票，他总能在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我们这帮小孩儿看见他，就把手里的钢镚儿都给他，央求着他：“给我买一张！给我买一张！”他要是接下谁手里的钱，谁就高兴得直跳。他比我们大好多，经常打架，他家里养着一条黑狗。我怕大头，就连他们家的黑狗我也怕得要命。每次路过他们家，听见那条狗叫我就赶紧跑。有一次，在他家门口，我看见一个更可怕的场景，有个小子被绑在电线杆子上，大头和他的几个朋友正轮番去抽他的嘴巴，那条黑狗围着电线杆子转。以我接受过的革命教育，地主和地主家的狗腿子就是这样欺负老百姓的，但大头他们说，被绑在电线杆上的是个小偷。
我们那里的确能遇到好多小偷，最大的一个盗窃案是工厂军代表家中失窃，丢失了一个皮箱子，箱子里是呢子军大衣。那天来的警察最多。小的偷偷摸摸就更多了，夏天我家葡萄熟的时候，就有好多中学生溜进院子，偷我们家的葡萄，我奶奶看见了就会说：“我给你们摘！”这些学生就是闯进我家的匪徒，但我奶奶还要给匪徒吃喝，我总幻想自己能像大头那样，养上一条黑狗，遇见坏人就把他绑在电线杆子上，上去就抽他俩嘴巴。
有一个夏天的中午，邻居的张大爷在树荫下乘凉，他的烟卷就放在脚底下，还有一个大茶缸子，我搬着个小板凳也在乘凉，张大爷的躺椅是竹子做的，可以调节高度，他半躺着，扇着一把芭蕉扇，然后渐渐睡着了，扇子盖到肚子上，两腿叉开，我坐在他对面，能从他的短裤里面看见他裤裆里又圆又大的睾丸。有个小伙子路过，他抓起张大爷放在地上的烟卷就跑，我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呆了，倒是张大爷很快就醒了过来，用极其惊人的音量大喊：“抓小偷啊！抓小偷啊！”
刘小东的爸爸大刘，就在不远处擦自行车。他好像根本没抬头往这边看一眼，但在那个偷烟的小伙子跑过他身边的时候，大刘忽然起身，我没看清楚他是用脚、用拳头还是用肩膀发出了一招，也不知道那招数叫“黑虎掏心”还是“白鹤晾翅”，总之，小偷被打倒在地，大刘又坐下去接着擦自行车。很快就有许多邻居跑了出来把小偷围住，王大头带着他家的黑狗也来凑热闹，派出所的警察也很快就到了现场。
小东爸爸这惊人的拳脚，让我对武术有了很大的兴趣。但要说他就能把一棵杨树拔起来，我死活也不相信。我更有一个疑惑，以他这样的拳脚，为什么吃不上烧鸡？刘小东也拔不出杨树来，但他爬树的本领很高超，在学校上体育课，他爬竿的速度最快，有几个晚上，我和小东就爬到烧鸡店附近的一棵大树上，想看看到底是谁把烧鸡买走了，我总以为，王大头和军代表家里应该天天吃烧鸡，可那几天，进出烧鸡店的客人少得可怜，更没有我们认识的。
夏天到了，我和小东弄了一根大竹竿子去粘知了，然后躲到厨房里炸了吃，可惜，知了的味道和烧鸡差远了。我们又跑到太阳宫公社去抓青蛙，我们到水边就安静地蹲下，等着青蛙出现，看见青蛙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扑上前用双手扣住它，我总建议小东找个合适的工具，但他坚持徒手抓青蛙，我也跟着他的样子学，但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最后他让我拿着塑料袋在边上等着，看见青蛙由他上去实施抓捕，我们在那片池塘里翻滚得满身是泥，终于抓到了三只青蛙，装在塑料袋里带回家。回家之后遇到的麻烦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把青蛙杀死，小东拎着把菜刀，跃跃欲试地想砍掉青蛙的脑袋，可他下不了手，把菜刀递给我。我拿着菜刀更茫然，杀死一个知了不难，但杀死一个青蛙太难了。它们叽叽咕咕地乱叫，我左手按住一只青蛙，右手拿着刀，浑身哆嗦着不敢下手，然后我放下刀说：“去找大头吧。他敢杀！”小东对我的建议嗤之以鼻说：“大头来了，就没咱们的青蛙吃了。”他变得很冷静，让我闪开，迅速地杀死了三只青蛙。然后剥掉青蛙的皮，我看见了青蛙白色的肉和一堆血腥的垃圾，我帮他打扫干净厨房，坐上锅，三只青蛙只剩下几条腿，看起来和知了差不多。
锅烧热了，冒着青烟，小东说：“倒油！”我连忙倒油，“太多了！”他喊。我赶紧停下。他把青蛙放到锅里，用铲子翻炒，然后放上酱油、糖、姜、葱、蒜，这样炒了10多分钟，他停下来了，关掉火。我们伸手从锅里各拿出一条青蛙腿，口水好像都流了出来，那细小的青蛙腿，忽然变成了一只大鸡腿儿似的。
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害怕。那就是王大头被人打伤了。起因还是在电影院，大概是王大头抢了别人的座位，电影散场的时候，有一大群人等在礼堂门口，见到王大头就一拥而上，我当时就在现场，看见打架撒腿就往家跑，然后听见后面有人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听见这叫喊，我两条腿都软了，根本跑不动。然后我看见王大头从我身边跑过去，后面有四五个人，拿着铁锹和棍棒在追。等他们跑过去半天，我才缓过神儿来接着往家走，在宿舍区的一条污水沟边上，我看见王大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这一下把我吓得半死，跑回家钻到被窝里。侧耳倾听，街上极安静，可我的心狂跳不止。后来我听说，大头家里的人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又把他送到乡下老家去了。
那段时间我总做噩梦，梦见很多人拿着铁锹追我，我就跑啊跑啊，一身大汗地从梦中惊醒，然后我决定，去和刘小东学武术。小东每天早上在护城河边练大洪拳，我也早早就起床，去河边找他，他并不教我打拳，而是让我蹲马步，下腰，我坚持了两个礼拜，不再做噩梦了，也就不再起那么早去学武术了。尽管我总幻想着，能一拳就把一个大汉打倒，或者把一棵柳树拔出来，但天天蹲马步实在太苦了。我大概是刘小东收的第一个徒弟，所以我学了两个礼拜就放弃实在让他很失望。
与武术相比，有许多东西更好玩儿。居委会买了一台电视，每天晚上都放电视，小屋子里总挤得满满的，他们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羽毛球拍子，我们下午放学之后可以借出来玩，我和小东第一次打羽毛球实在兴奋坏了，我们之间隔了差不多有20米，使劲把羽毛球抽向对方，球拍很轻，羽毛球呼啸着飞来飞去，谁也接不到，就看谁打得远，这样打着，羽毛球飞上房顶。刘小东要上房去捡球，他面对墙壁，助跑，扒住了一扇窗的窗台，然后脚蹬住墙上凸起的一块砖，身子往上耸，他居然爬墙登上了房顶。在我看来，这就是轻功，远比他爸爸打翻小偷的那一拳厉害多了，我无限敬仰地看着站在屋顶上的小东，在这一刻他是个大英雄。小东把羽毛球扔下来，我接住，然后听到小东在上面喊道：“烧鸡！”
不错，他正站在烧鸡店的屋顶上，烧鸡的香味正从他身后的烟囱里冒出来，那个烟囱下面安着一个排风扇，把屋子里的香气散发出来，他从来没有如此近地接近过烧鸡，我也因为他这样地靠近烧鸡而备感幸福。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一个荒唐的计划，打算偷一只烧鸡出来。我完全被小东的轻功迷住了，认为他无所不能。我想，他只要攀上屋顶，用一根绳子把我拉上去，我们就能打开房顶上的瓦，直接进到厨房，然后掀开锅盖，从大铁锅里拿出一只烧鸡，然后我们就迅速返回屋顶，迅速转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每人分一只鸡腿吃。小东对我的计划不以为然，说：“你太笨了，让你爬上房，太难！”我说：“那我可以跟你学武术，学到能飞檐走壁。”小东说：“那要练好几年，才能爬上房。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要偷一只烧鸡出来。
我去烧鸡店里做了详细侦察，那个小院里有错落的小房，从屋顶处很容易就进入院子。门口的铁门一到晚上就锁上，做烧鸡的胖师傅回家睡觉，厨房里的确有一只大铁锅，烧鸡如果没有卖完，就会放在锅里面。但厨房还是会上锁，这道锁该怎么解决，我始终没有办法。撬锁是小偷才干的，我可不想堕落成一个小偷。
那年秋天，家门口的礼堂有京剧演出，演的戏叫《宏碧缘》，演员们吊着钢丝在舞台上飞来飞去，让我见识了轻功的厉害。我也抓紧时间练习跑步，还借来小东的哑铃练习臂力，我觉得自己越跑越轻盈，但始终没勇气对着一面墙就爬上去，但我相信自己能飞快地逃跑，哪怕我被几个人围住，只要有一个缝隙让我钻出来，我就能跑，而且不让别人追上。小东对何时猎取烧鸡始终不下决心，他说：“你的轻功还没有练成啊！”
那段时间，写完作业，吃完晚饭，我总找个借口从家里跑出来，叫上小东一起练功，他偶尔会向我演示怎么徒手爬墙，我一次次冲向墙壁，攀住窗台，用力挣扎一番又从墙上掉下来。夜晚的月亮有时是圆的，有时是扁的，但有一天晚上，没有月亮，有风，吹下几个大雨点。我和小东沿着护城河跑了一大圈儿，回家的路上照例绕到烧鸡店，那里竖着一架梯子，我和小东惊讶地站在墙角，我说：“有小偷！”小东“嘘”了一声让我闭嘴。他轻轻地爬上梯子，到了房顶又停了下来，我压着嗓子问：“看见什么了？”他回身向我摆摆手，又爬了下来，他说：“我们把梯子挪开。”
就在我们挪动梯子的时候，屋顶上有人低声地呵斥：“干什么！别动！”我吓得几乎要立刻逃跑，倒是小东镇定地向屋顶上张望，那居然是大头，伤愈复出的大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到我们的宿舍区，看着他站在房顶上，简直是神兵从天降。我们不敢说话，扶着梯子，大头快速地下来，一落地，就朝我脑袋上打了一巴掌，然后他命令我们：“搬着梯子跟我走！”我和小东抬着梯子跟在大头后面，路灯把大头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们就踩着他的影子往前走，从三区走到六区，到了一个管道井，大头把井盖儿拉开，命令我们：“把梯子放下去。”我们把梯子放到井里，盖上井盖儿，然后并肩站在一起看着大头，我脑子里飞快地想着，我和小东两个是不是能把他打倒？大头也看着我们，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外层是报纸，里面是一只烧鸡。他掰下鸡脖子递给小东，小东摇头说：“我不要。”他把鸡脖子递给我，慑于他的淫威，我接过了鸡脖子，手上立刻沾上了酱汁，大头说：“吃啊！”鸡脖子很凉，闻不出什么香味儿，我把它放到嘴边，吃了一口，然后听到小东说：“我要吃鸡腿！”王大头盯着小东看了会儿，真的撕下一条鸡腿，递给了小东。大头站在我们面前，就这么看着我和小东吃完鸡腿和鸡脖子，然后撕下一张报纸，说：“擦擦手，回家吧。”
第二天上学，我和小东没有说一句话。我很想问问他，鸡腿是不是比鸡脖子更好吃；我还想问问他，为什么我们那么迷恋烧鸡，真吃到嘴里却觉得不那么香呢？
中午，我看见烧鸡店那里又来了派出所的警察，不由得紧张万分。那天下午，我很认真地听课，刘小东也没有睡觉，坐得笔直。到了下午第二节课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闻到烧鸡店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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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灵魂拍手作歌
连着四年，每到秋冬，我都去加拿大旅游。那真是个很大很大的国家，离我们最近的是维多利亚岛，岛上有一个雕像，是个瘸子，他叫TERRY FOX，面对太平洋，摆出一个奔跑的姿势。这小子1980年去世，死的时候不过18岁，他上高中的时候很有运动天赋，但查出来得了骨癌，不得不截肢，他做了个决定，要从加拿大最东边跑到最西边，大概5000公里，等于100多个马拉松，这么干是为了号召大家给癌症研究捐款。他跑坏了10多个假肢，还是死在半路上，后人就弄了个雕像，让他来到加拿大领土的最西头，面对着太平洋。维多利亚岛上完全是富人区，英式别墅，社区高尔夫球场，太平洋的海风吹来，气息宜人。雕像四周是一块草坪，这里就是加拿大一号公路的零公里处，这条公路有1万多公里。
我去了四次加拿大，一般的风景区算是都转了一圈，起初我觉得这个国家很乏味，但很快我就爱上了这种乏味，那里有空寂的山川河流，永远冷冰冰的。在落基山脉，我看见了七彩的湖泊，森林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绿色。在魁北克省，我看见了绵延1000公里的枫叶，在秋日的阳光下像幽暗的火，我看见了大块的乌云，有几千公里，从艾伯塔省的乡间一直通到北极。我想起了小说《简爱》的开头，小姑娘在阅读《英国鸟类史》，她从文字中想象那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带阴凄凄的不毛之地，我也渴望再向北边走走，有两条路线很吸引人，一是从温哥华坐船到阿拉斯加，航行8天去看鲸鱼，二是去丘吉尔，哈德逊湾的一个城市，在那里能看到北极熊。加拿大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值得我再去。我还看了一个加拿大电影，叫《我的温尼伯》，导演坐火车要离开那里，却一直纠缠在故乡的回忆中。我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城市，也想去看看。我想尽可能去一些荒凉的地方，这里的大城市让人感到憋屈，它们太相似了，我在其中一个停留的时候，在西尔斯百货店给自己买了几条内裤，走的匆忙忘在酒店里，到了下一个城市，又看到西尔斯百货，在同样的位置买到了同样的裤衩。
在飞往卡尔加里的飞机上，一个印第安老太太就坐在我身边，她的手臂上全是刺青，面容苍老却看着比我还结实。飞机要降落时，她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就冲她微笑。她不肯罢休，又说了几句，我只好跟她说：“我到卡尔加里来看我的一个朋友。我和她认识十多年了，我来看看她生活得怎么样。”从表情上，我根本不知道老太太是不是听懂了，她挥舞着手臂又说了好几句，从语气上我也判断不出她是激动了还是生气了，我忽然想恶作剧，就用中文大声说：“我这朋友叫史小杏，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来这里三年了。”老太太看着我，微笑，嘀咕了一句，听起来像一句祝福，也像一句咒语。
10月份的卡尔加里已经寒气逼人，我穿着在北京过冬的衣服，还是觉得冷冰冰的。这里冬天的气温会到零下30度，所以每栋大楼之间建有廊桥，免得行人在大街上挨冻。在酒店里安顿停当，想着是否要马上给小杏打电话。从北京出发之前，我就告诉了她我的行程，但真要和她见面却有些不安。酒店宽阔的大床上堆满了枕头，窗外飘着细雨，我想沉沉睡去。最终还是决定，按照旅游手册上的介绍，先到格伦鲍博物馆去。按照书上所说，那里应该有一个巨大的冰柱雕刻，我找到了冰柱，心里踏实了一些。很快我也看到了那顶印第安人帐篷，开口向东，意味着迎接日出和对造物主的礼拜，这里的陈列可能经久不变，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可以拿着一本旅游手册找到那个用96支老鹰羽毛制成的精美头饰。
博物馆里有一个小隔间，银幕上放映的是一个资料片，记录印第安原住民的生活，没有字幕，没有解说，也没有配乐，他们在一片平原上搭帐篷，缝衣服，做饭，彼此之间似乎也不交谈，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我如同在观看一群玻璃器皿中的小白鼠，但画面中呈现的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假设有一部摄影机，不被察觉的探入一间公寓，记录这间公寓中的生活，不论这间公寓是在卡尔加里还是在北京，我们将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人睡觉、吃饭、看书、沉思？她自己不会发出任何声响，也没有人和她交谈，她脸上看不出快乐或悲伤，她从客厅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大瓶牛奶，她喝了两口，又回到客厅，她关上一盏明亮的灯，又打开一盏暗黄的灯，她在灯下坐着。这就是我想象的史小杏的生活，似乎包含着某种同情的成分，但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也是这个样子？如果真有这么一台摄影机，要拍摄一堆素材留作未来人类学的研究之用，我希望它能记录下几年前在颐和园的十七孔桥，吴胖子、史小杏和我，三个人放风筝的镜头。
当时北京正是SARS阶段，整个城市都空荡荡的，有一种末世的感觉。我天天躺在家里，准备了无数的速冻饺子、榨菜、方便面和罐头，有一天吴胖子忽然打来电话，说要找我去放风筝，他开车来接我，然后又接上小杏，我们直奔颐和园。车上，史小杏说她要回加拿大，去卡尔加里念书，吴胖子说：“赶紧走吧，过两天不走再死在这里！”
史小杏坚定的回答：“能和你死在一起也挺好啊！”
吴胖子立刻退缩：“别死啊！我们要活得更带劲！你先去探探营，听说那边的农场特别便宜，在北京买一破别墅的钱，到那里就能买好几十亩地。咱们到那边看看，买一个农场，种西红柿、土豆，养几匹马，养几十头牛，完全自给自足，天天吃土豆炖牛肉，吃西红柿炒鸡蛋，等我干不动了就到那里养老，咱们一块儿，喝点儿酒，退隐山林。”
疫区北京让所有旅游者回避，颐和园里好像只有我们三个人似的，我们带了三个风筝，我的是沙燕，小杏是一个更大的沙燕，吴胖子是一只夸张的老鹰。那阵子，北京很多单位放假，市民爱上了户外运动，有人迷上了打高尔夫球，更多闲人选择了放风筝，我们站在十七孔桥上，旁边有一个戴着大口罩和红色袖章的巡逻员盯着我们。沙燕和老鹰腾空而起，掠过昆明湖的水面，直飞到佛香阁那边，戴口罩的巡逻员走过来，对我们嘟囔了一句，我们听不清楚，他又重复：“你们的线都缠在一起了，很容易磨断，你们得分开。”风筝线都已经放了出去，线轴是空的，能感觉到绷得很紧，瞬间，那股张力消失了，远处的风筝摇摇晃晃的坠落。这是我们最为欢畅的一个下午，那天之后，我买了好几个沙燕，它们陪着我度过瘟疫流行的一个月，而小杏早已跑到卡尔加里。
吴胖子退隐山林的说法真激动人心，我一直想实现它。我希望我们真的能拥有一个小农场，我可以经常去看看，经过漫长的飞行，经过长途汽车的跋涉，沿着路标，走向一个农场，推开栅栏，看见吴胖子坐在门廊那里，叼着一根烟，他的左手拿着一副手套，脚下的靴子沾满了黄色的泥土，他可能刚给牛添了饲料，或者刚给一头小牛接生，尽管我怀疑他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但他脸上的确洋溢着劳动之后才有的幸福笑容，他看见我，更加明朗的笑起来，一条大狗在他身边狂吠，史小杏推门走出来，张开双手。我甚至做梦，梦到了这样的场景，但从未能在梦中完成这个拥抱，它因为不可实现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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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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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去喝杯咖啡。”在跑步机上，老黄侧过头来对我说，然后一个趔趄，赶紧倒腾几步。他的速度是7，正是走和跑的边界，我的速度是6，迈开大步豪迈的走着。我们两个都在进行有氧训练，按照教练的指示，在完成器械训练之后，还要在跑步机上快走20分钟。
我来到这间健身房很是偶然，前些日子我到新光天地逛商场，那里汇集无数名牌，光鲜亮丽，弄得我感觉良好，买了一件新大衣，拎着纸袋子走向电梯，被一个身穿超短裙的姑娘拦住，“先生”，她叫住我，并不急于开口，我问：“怎么？”
小姑娘笑了：“您穿这衣服真好看。”
我当时穿了件皱巴巴的西服，里面是白衬衫，听了这话不由得吸了吸肚子。
小姑娘接着说：“就是腹部稍微有点儿不合适，您这西服就是发皱的，不能贴在身上，您要是腰围能减下去1英寸，就1英寸，保证穿什么都合适。”
我不得不佩服这姑娘，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这西服我特别喜欢，只可惜它应该飘逸的那部分没能展现出来。小姑娘递上名片：“我是革命健身俱乐部的会籍顾问，您应该到我们俱乐部去看看，参加锻炼，这样——”，小姑娘的手指在新光天地的四层楼画了个圈，“这里所有的衣服您都能穿得倍儿精神！”
我跟着那姑娘到了革命健身俱乐部，花9000块钱办了一张年卡，附送60节健身课，办完之后我就后悔了，这个俱乐部离我家开车要半个小时，我每周三天来这里锻炼实在太麻烦。既然钱花出去了也就没退路，好在第一天来上课，我的教练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先给我做了个体质测试，告诉我要减下去8公斤脂肪，长出6公斤肌肉，然后是体能测试，做健步蹲，没走几步我就累趴下了。这位王教练光头，带着个耳钉，他给我做伸展，我盘坐在垫子上，他给我抻胳膊抻腿，弄得我浑身舒畅。
这时，老黄在旁边接受体能测试，累得弯着腰喘粗气，在这第一堂训练课结束之后，我和老黄在更衣室坦诚相见，光着屁股坐在一排柜子前，交流了对体育锻炼的认识，然后不约而同的说到了那个推销员姑娘，我说那姑娘太能忽悠了，真是个难得的好销售。老黄深表赞同，他那天也是在新光天地转悠，但什么都没买，在门口抽烟的时候，那姑娘走到他身边：“先生，您喜欢文学吗？您看过村上春树的小说吗？”老黄点头，那姑娘接着说：“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游泳池边》，您看过吗？”老黄摇头，姑娘说：“那是讲一个中年人，身体有点儿发虚，就开始锻炼，天天游泳，很快就精神焕发，变了个人似的，治好了口臭，还找到了一个比他年轻10岁的情人。”
老黄交了9000块钱之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翻看村上春树的小说集，真有《游泳池边》，那姑娘没骗他。老黄说：“这姑娘火眼金睛，她看出你贪慕名牌这个弱点，并不难，但能看出我身上的文学气质，了不起。”
我和老黄在健身房里碰到几回，每回锻炼结束之后各自回家，他这次在跑步机上提出来一起去喝咖啡，显然我们的关系就进了一层。健身房所在位置是北京的CBD，周围都是写字楼，楼宇中间是精致的草坪，修剪得如盆景一般的树木，我们走过两条街，就来到一家咖啡馆。这是一栋大楼的底商，上下两层，摆着宽大的白色沙发，咖啡馆里有三个服务员，只门口处坐着两个顾客，穿戴整齐，身边放着两只旅行箱，看来要立刻起身去机场的架势。
我和老黄来到二楼，楼上空无一人，坐下之后老黄介绍这间咖啡馆，这里的老板姓江，原来在电视台工作，后来辞职专门拍纪录片，老黄是这里的常客，服务员端上来两杯咖啡，老黄从双肩背书包里掏出一份文稿，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那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20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健身产业与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估”。我扫了一眼，发现里面有太多不认识的单词，还有一堆数学公式，问：“这论文是什么意思呢？”
“21世纪初，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展开调查，他们走访了全美70多家健身俱乐部，发现许多俱乐部都有推销陷阱，他们卖出去很多健身卡，但许多人买了卡之后根本就不去健身，或者说很少去，这些人受到销售人员的蛊惑，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假设一下，每次健身10块钱，一年应该是3650块，年卡比如说是1500块，你一下子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但你一年能去150次吗？实际上，只有10%的人一年去健身房超过150次，绝大多数人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他们应该选择计次消费，每年花700块就足够了。”
“这道理不难，有必要写这么个论文吗？还有这么多数学公式。”
“有必要。我特意找到这个论文看，是想分析清楚这个消费陷阱是怎么构成的。现在这个世界太浮躁了，有太多不经深思熟虑的判断，很容易就肯定一个事情或否定一个事情，这篇论文给了我很多启发。” 老黄的话里有批评我的意思。
我继续打岔：“我看你坚持得挺好，每堂课都认真。”
“因为我们占了很大的便宜！你看，我们假设这个俱乐部，需要卖掉3000张卡才能赚钱，但这个俱乐部显然不能支撑3000人同时来锻炼，它最多支撑100人，这样它必须有个数学模型，卖掉M张健身卡，但最多支撑N个人来锻炼，这M和N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看，今天上午就咱们两个去锻炼，更衣室、游泳池、跑步机都为咱们俩服务，这种待遇正来自于许多买了卡又高估了自我控制能力的人，他们没来，我们才能享受。他们花了钱，但我们享受到了。这说明，自我控制能力强，能得到好处，这个好处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老黄掏出一支笔，在文稿背面比划起来。
从咖啡馆二楼临窗的座位望出去，正是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由于角度怪异，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7”字。老黄说，它扭曲的形状正说明这里很多人拧巴的生活状态。我到咖啡馆的第一天完全被老黄的智慧折服，他给我名片上写着“IDEA BANK”首席咨询师，后来我才知道，老黄只陪大企业家聊天，每小时收费5万，他给许多房产公司做过顾问，那天下午居然陪着我聊了10万多块钱的。我很好奇他跟人聊什么能挣那么多钱，老黄说：“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乞丐，他手里拿着个破帽子，屁股底下坐着一破箱子，管我要钱，我就要观察他，问他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他说，这箱子一直跟着他，但从来没打开看过。我就帮他把箱子打开，你说里面有什么？”
我说：“金子。”
老黄说：“不错！正是金子！每个人都携带着这么一个箱子，就是从来没打开看，我的工作就是帮别人打开箱子，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听着像开锁大王。”
“没错，就是要打开心锁。”
然而老黄和我聊天是因为他自己的心锁，健身房里有一台红外线发射器，洗完澡站在前面，那东西就冒出红光，映得老黄红彤彤的，他问我：“你还有晨勃吗？”
我没听清楚，反问：“什么东西？”
老黄离开那机器，走到我身边：“晨勃。”
听上去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立刻明白：“没有了。”
他在我身边坐下，拍了拍我的大腿：“不应该啊。”
我很是羞愧：“你还没问题？不是尿憋的？”
老黄用毛巾盖上私处，好像我这么一打听，他就有反应了似的：“我前两年也不行，工作太忙，压力太大，后来人家推荐了一个偏方，吃海参，每天早上一个，空腹。”
“那你是吃完了就立起来？这不是跟伟哥一样？”
“要吃一段时间。”
“海参多贵啊。我就听说过吃半斤海带，就等于一粒伟哥，天天吃海带行不行？”
“人体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每个人的身体又不一样。有人吃海带可以，有人天天吃海参也未必行。因人而异。我一位朋友，吃素，一点儿油腥儿都不碰，身体越来越好，生了个大儿子。还有一个朋友，吃了半年素，身体完全垮了，恢复吃肉，第一天还没敢大吃，就喝了碗鸡汤，你猜怎么着？夜里跑马了。”
我盯着老黄，为身体的奇妙而吃惊的张大了嘴巴。但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从身体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老黄告诉我，他正面临中年危机，已经看了好几本心理学著作：“引起我们不满的是事物A，我们的头脑是B，我们的坏情绪是C，我们有了坏情绪总会去埋怨A，实际上我们能控制的只是B，我们要把B搞定。”他正在读的一本书叫《自我交谈的五个步骤》，通过自我交谈，可以认识内心，释放压力。我基本上是作为一个道具来帮助老黄完成自我交谈，最终我明白，老黄自打17岁失去童贞以来一直不缺乏女伴儿，但最近两年，他被列入“老男人”行列，许多姑娘愿意和他谈心，但再也不愿意和他有肉体关系。健身房超短裙销售小姐打动他的不是村上春树，而是一种可能性。光靠吃海参没用，他只有锻炼身体，才能找到更年轻的情人。
一谈到性问题，老黄就不借助数学模型了：“我不是对性丧失兴趣，但我一直就没有碰到年轻的、有激情的姑娘，这样我就淡了，就好像没兴趣了。实际上这是自我阉割，我们每天都在自我阉割，我们在精神生活上就不断妥协，精神上被阉了一道，身体上也不断妥协，我最讨厌的就是伟哥，这种蓝色小药片似乎向每个男人宣示着同一种未来，那就是你不行了！毕加索吃伟哥吗？他不行了吗？他到老了创造力越来越旺盛。杰克·韦尔奇吃伟哥吗？他不行了吗？他娶了个年轻媳妇啊。菲力普·罗思吃伟哥吗？他不行了吗？他后来的小说性描写越来越多。所以说，创造力和性紧密相关。这几年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事业上，开发别人的潜能，帮助企业家寻找创造力，但我自己也需要充电！也需要一个年轻姑娘。”
这套理论我很熟悉，但我真不知道杰克·韦尔奇和菲力普·罗思是不是吃伟哥。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我决定为老黄寻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说实话，我自己也需要一个漂亮姑娘，但我的作用和老黄对社会的贡献相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老黄如果没有一个年轻的情人，他的思想就会枯竭，他的IDEA BANK就会像雷曼兄弟那样破产，他服务的那些客户也就失去了灵感来源，最终，咖啡馆窗外的大裤衩和咖啡馆所在的这些写字楼都会轰然倒塌，整个城市都处于疲软状态。
很快，我每周去咖啡馆的次数就超过了每周去健身的次数，我发现那里有个伟大的老板娘。那天中午我在咖啡馆二楼看书，相邻的桌上坐着一个穿中式褂子的姑娘，梳着两个小辫儿，红色的头绳，对着电脑发呆。稍远处坐着另一个波希米亚风格的姑娘，披着一个大披肩，也对着电脑发呆。靠窗的座位上是一小伙子，穿衬衫，套着个毛背心，戴一副小眼镜，一坐下就露出裤脚下的白色袜子，他不断的在打电话，先是安排工作——“上海那边有一个培训会议，主要讲绩效考核，我觉得公司的中层都应该去参加，至于高层我看就不必了，我们都理解，关键还是中层要理解，毕竟这要他们去落实。”然后是安排约会——“我下午去和李总打球，把上次谈的事情再沟通一下，晚上回来之后我再去和刘总他们吃饭。”然后又纵论国际形势——“现在期货行情不稳，价格3600美元，我看这个趋势还不明朗。”这些电话要是三言两语打发了也就罢休，但他一小时之内一直在打电话，其间点了一杯咖啡叫“拿破仑”，这倒符合他的领袖风范。最终他在电话里给别人指路：“在大望桥底下掉头，我就在这咖啡馆里等你，找不到再给我电话。”
波希米亚女人早就被搞得不耐烦，戴上耳机听音乐，我特别能忍耐，努力看书，中式褂子的姑娘此时站了起来：“先生，这家咖啡馆中午休息，您还是到别处约会吧。”
那位“公司高层”一脸茫然：“中午休息？我怎么不知道？这里从来不休息啊！”
“今天休息，要大扫除，闹蟑螂，还有红蚂蚁，必须撒药，下午能不能开门还不知道呢。”
公司高层问：“你是这店里的？”
中式褂子说：“这个店是我开的。”
我抬头看这出好戏，公司高层很有涵养，他收拾自己的东西，结账后离开：“真没见过你这样做生意的。”
他前脚一走，那个波希米亚女人立刻问：“老板娘，真的闹蟑螂啊？”
这位中式褂子的小辫儿姑娘就是店老板老江的媳妇，按照老黄的说法，老江在外面拍纪录片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都被老江媳妇开这个咖啡馆给赔进去了，这里房租极贵，他们还招了3个厨师，咖啡馆根本就负担不了成本。但文艺女青年都喜欢有个自己的咖啡馆。波希米亚女人叫安妮，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念过两年戏剧和电影，现在回国，计划拍出一部了不起的电影，每次在咖啡馆坐着都是在完善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些想法从来没有落实成一个剧本，但她不断有新想法冒出来。
老江媳妇和老黄之间也发生过争执，老黄前阵子搞了一套很了不起的培训讲座，只面对极少数的公司高层，他建议咖啡馆楼上可以办小型的培训，利用他的关系，将一些50人左右的课程安排在这里，主要讲“成功学”和“管理学”，老江媳妇听了这建议把老黄臭骂一顿：“怎么老讲成功啊？老管理什么啊？多没意思啊。我看见那些讲课的上课的就觉得他们是傻逼，什么事儿他们都有一套看法，都能叨逼叨说半天，我最烦的就是这帮人了，你可别往我这里招他们，到时候弄一帮非法传销的人来。”
老板娘向我复述这段争执时没忘了挤兑老黄：“他原来也是干电视的，是个电视编辑，现在总说自己是个转型最成功的编辑。怎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成功学呢。”
老黄既然不在场，我就附和老板娘说：“我也最烦成功了，我记得有个罗马尼亚作家说过，与那些注定要成功的事业相比，我偏爱那些看起来要失败的。”
“谁说的谁说的？”
“一个罗马尼亚作家，我忘了叫什么了，你在网上查查。”
“我偏爱那些看起来要失败的，我记下来了，我一会儿给你张VIP卡，以后常来。”
那天安妮也和我们聊得很痛快，她先对近期的电影发表了看法，接着就回忆留学美国的岁月，但她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来落满尘土的莎士比亚全集、空的空间、肖伯纳剧作选，好几个晚上连续苦读，终于觉得可以和安妮讨论一下戏剧了。我想，我总得和安妮深入的谈一谈，才能把她介绍给老黄。但书籍使人进步，读书之后，我渐渐忘却拉皮条的使命，而是想谈论古典的戏剧在当下中国还有没有市场。从理论上看，我应该再读两本古希腊悲剧再去找安妮聊天，但时不我待，这些仓促准备的知识已经让我很有交流的欲望。我重新阅读了奥尼尔的经典话剧《送冰的人来了》，看到其中的台词：“上帝保佑所有在世的人，让那些最了不起的人无往不胜，暴饮而死吧！我坐在超然物外的看台上看那些食人者跳着死亡的舞蹈，看得昏昏入睡！”
我猛然觉得，那间咖啡馆就是超然物外的看台，老板娘把那个“公司高层”给轰到了人生舞台上，让他继续表演，他没资格享受坐在看台上的乐趣，作为一个了不起的食人者，他的任务是去上班，只有我们这样的高等人，才有资格坐在这里不被打扰的喝咖啡。我们就像希腊的智者一样享受闲暇，他们则像罗马的角斗士一样在竞技场上搏杀。
再见到安妮的时候，她并没有如往常那样坐在固定的座位上对着电脑发呆，咖啡馆二楼，有一帮人把三个大沙发围合起来，在那里开会。主持会议的人是个略微发胖的女子，穿着一件红色的阿迪达斯外套，她一头乱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周围是几个俊俏的小伙子，还有两三个姑娘，安妮拿着小本子坐在边上，她告诉我，她要参与一出话剧的演出。这是剧组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恰好赶上旁听。
女胖子说：“不要老想着莎士比亚啦！”
听到她说这句话，我就像一个魔术师，还没开始表演就当场被揭穿了鬼把戏一样尴尬，她继续说：“每个头脑粗俗的、只会在报纸上写块豆腐干的作者，如今都比莎士比亚拥有更多的读者，而且这些读者对他还挺恭敬。其实莎士比亚当年就是给劳苦大众写戏的，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你看看那个剧场里，看戏的都是什么人，什么人都有！我们今天要排这个戏，就不要怕别人说低俗！莎士比亚原来也是很低俗的，粗俗是一种力量，是戏剧的生命力所在！他们总嘲笑我们排的是‘山寨版’的话剧，我们不用管他们说什么，记住彼得·布鲁克的话，最能给粗俗以力量的，莫过于粗鄙卑下的东西；正是污秽和庸俗，才使表演起到社会解放的作用。”
听了这番话，我恨不得立刻跑到女胖子那里一起开会。我刚看过的剧本和戏剧理论都应该和她探讨才对，安妮在小本子上飞快的写了几行字。“我们要做好看的话剧！要让别人笑！”女胖子的声音提高了：“衡量一次演出的效果如何，就看观众笑了多少次！衡量整个演出的效果如何，就看卖出去了多少票！”我屁股挪了挪，想发表一点儿不同意见，女胖子忽然开始训斥那些演员：“我让你们写人物小传，你们都写什么了？几百个字就给我对付了？这种态度怎么能演好戏呢？我知道你们都心高气傲，我也想让你们拍电视剧，每个人都拿十万二十万的片酬，可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做起，不认真分析人物怎么演好？”在女胖子的鼓动之下，那边七嘴八舌开始讨论他们那部“暴笑喜剧”的排练计划，听着也索然无味。
没过些日子，安妮就从那个剧组全身而退，她依旧坐在咖啡馆的二楼对着电脑构思自己伟大的电影。老黄早就认识安妮，她就住在附近的一栋高档公寓里，游手好闲的准备搞艺术。后来安妮把她的一个英国同学带到咖啡馆，这个健硕的姑娘酷爱摄影，拍的照片在我们看来都是虚的，她说她要在中国找个工作：“中国，很棒！”老黄极其厌烦这种“中国很棒”论调，对她的工作爱莫能助。“你看，我们两个都失业在家呢。”
我和老黄刻苦训练，互相监督，健身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俱乐部里来锻炼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个超级销售小姐看来成绩非凡，有一次我们在健身房里见到她，老黄过去聊了两句，回来说：“怪不得怪不得，这姑娘原来是卖房子的，她预测到今年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跑来卖健身卡。这姑娘当销售委屈了，她是经济学家。”
在经过了基础的体能锻炼之后，教练认为我和老黄都可以进行力量训练了，于是就加码，举杠铃举哑铃仰卧起坐，每组动作的最后我们都大呼小叫的完成，那声音很像床上的呐喊，但由两个男声同时发出则显得有些诡异。如果一堂课集中练上半身，第二天我们的胳膊、肩膀和胸部就隐隐作痛，如果一堂课集中练下半身，我们的腿、屁股和腰就疼，教练把训练计划制定的非常科学，这次练了上半身，下次的课肯定就是下半身。
这个科学训练计划的效果非常明显，练完上半身，老黄的血液循环就集中在上半身，此时他的大脑活跃，判断清晰，跟我谈论汶川地震、奥运会这样的大问题。练完下半身，他的血液就在下半身奔腾汹涌，继续谈论他的情人与性爱问题。这天练完腿部肌肉，老黄拿着一瓶强生润肤露抹自己的大腿：“我喜欢的姑娘都是24岁，不那么幼稚，开始逐渐成型，到28岁她们就该离开我了。该结婚结婚，该干事业的就干事儿去了。”
“听你这意思，你要找的姑娘都得是24岁，跟你在一起呆4年，你这规矩和美国总统似的，四年一任期，到时候就再选，就没有连任的？”
老黄停下手，陷入回忆：“2000年11月，我认识一姑娘，我记得跟她在一起的头一晚上正赶上美国大选，电视里还放着CNN，那边选票怎么也统计不清楚，到凌晨也没个结果，我不是干电视出身吗，什么时候都开着电视，当背景声，那帮记者在佛罗里达不断发回现场报道，那姑娘就问，出什么大事了？那不算什么大事，可第二年就是‘9·11’啊，我还是跟这姑娘在一起呢，我一看，这回可出大事儿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床上看了一夜电视。到2004年我们还真分开了，当时美国知识分子都以为克里能干掉布什呢，我觉得未必，你看啊，布什都连任了，我那小情儿还走了。我跟她说，走就走吧，咱们一睡觉这世界就不太平，为了世界和平，还是分开吧。我记得有一德国小说，那男的和那女的打第一炮那天夜里，东德开始修柏林墙，然后这两人就分开了，等他们打第二炮那天夜里，柏林墙就倒塌了。”
“这个有点儿夸张吧，打一炮对世界局势有这样的影响？”我装糊涂。
“不是那意思，是正赶上了。这两人一辈子就干了那么两次，中间隔着好几十年呢。要说这也就是一故事，20多年没见，那女的不得快50了，那还打什么劲啊。还是得要年轻呢。”老黄用的是强生专给婴儿生产的润肤露，好像抹上去之后能返老还童一样，但他接着又说出一番沧桑的话：“不过，现在的年轻姑娘和以前不一样，不知道她们喜欢什么，就拿我们台来说，当时我在台里的时候，台里的小姑娘还是喜欢有才华的人，导演啊，摄像啊，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变得庸俗了，都是势利眼。”
“那你办过主持人没有？我看他们丫在电视上面都正义凛然的，下面什么样啊？”
“那是电视产生的幻觉，都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
“你到底办过没有啊，办的是谁啊？”
“办过一个，早的事儿了，现在不出镜了。”
“牛！不瞒你说，我一直有这么个理想，壮志未酬呢！”
“你这么一说，我是觉得挺牛啊！我干的那个是播新闻的，什么叫播新闻的？那就是党的喉舌！你让党的喉舌舔你的鸡巴！是他妈挺爽的！”
尽管我有低俗的好奇心，但老黄这样的吹嘘，还是让我有一点儿不舒服。美国有个作家说过，如果一个男人不涉足性冒险，那么一生中的麻烦就减少了一大半。老黄早早结婚，又离婚，然后笨拙的扮演一个花花公子的角色，我相信他的好多精力都用在处理麻烦的感情问题上了，他可以轻佻的谈论那些和他交往的姑娘，仿佛她们随着一顿晚饭招之即来，又随着一根烟挥之即去。这样贬低女性可以让某些男人获得优越感，但我希望理性的、充满智慧的老黄能超越这个层次。老江媳妇同意我的观点，她半躺在咖啡馆的沙发里指责老黄：“你再找一个年轻媳妇赶紧结婚得了，你的可悲之处是自我怀疑，总要靠姑娘来印证你的魅力。”
老黄点上一支烟，沉稳的说：“你们说的这些都不在点子上。有很多男人轻视女性，他们认为陷于浪漫情绪和淫邪欲念的罗网之中是最没出息的事情，他们从根本上就否定爱情，好像拈花惹草就妨碍他们成就自己的伟大事业。我不是这类人，我实际上非常尊重妇女，这种尊重就表现在我渴望与她们有肌肤之亲。”他转向老江媳妇：“自我怀疑？这个词不准确，心理学上的术语叫认知失调，有一位心理学家叫默顿·亨特，你们看过他的书吗？他调查过美国70年代的性行为，写过一本书叫《外遇》，他的一段话经常被引用——我们是不幸的公民，居住在缺乏人类情感，如此疏离如此漠视个人需要的世界上，以致于我们对情欲关系赋予无比的价值，冀望从情欲关系中寻获现代生活所找不到的一切。”
我和老江媳妇都沉默了，我们的老黄洞察世事，而且有理论支撑，这样的人决定干一件愚蠢的事，那谁也拦不住。安妮开始打岔：“我觉得男女之间根本就是错位，我听说过一个理论，人越成熟，越能在同性之间发现彼此的魅力，好多女人过了30岁之后发现自己喜欢女人，好多男人过了40岁之后发现他们更喜欢男人，其实，这才是一番新天地。”她打量着我和老黄，让我们一下窘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在咖啡馆里聊天，但主角迟迟没有登场，安妮说她要给老黄介绍个好玩的姑娘，叫晶晶，约好了晚饭之后一起喝咖啡，但我们从9点等到10点，等到11点，这位不靠谱姑娘还没有出现。其间安妮打了两个电话催促，那边回应说快了快了。老黄很是淡定，“有机会总能见，要不咱们就散了吧？”我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咱们聊咱们的，聊累了就散。难道还为一个姑娘傻等着。
事实证明，这场等待还是值得的，晶晶满嘴酒气而来，进门之后安妮给我们相互介绍，她就一直嘿嘿的傻乐，她身材单薄，最可爱的是一双大眼睛，那眼睛太大了，似乎是对周边的一切太过好奇而四处打量，以至于身体各部分都长好之后，这双眼睛还在一点点长大。当然这掺杂了我后来的印象，当晚她已经喝多了，目光略为呆滞，但还要酒喝。服务员上了一瓶红酒，我们四个第一杯还没见底儿，她已经连尽三杯，老江媳妇让服务员再上一瓶，晶晶一推杯子：“你们喝吧，我要睡会儿。”她躺倒在沙发上立刻就睡着了，脚丫子上有条银链子闪闪发光。我们几个的酒兴倒被激发出来，不停的聊下去。安妮先讲美国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老黄接着分析它对中国的影响，然后我和老江媳妇谈论被套牢的股票。
晶晶的手机忽然响起来，铃声不断，刚停一下又打过来，我们不胜其烦，让安妮接电话，她从晶晶的包里翻出手机，告诉对方地址：“晶晶喝高了，你赶紧来把她接走吧。”
10分钟后，一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就进了咖啡馆，直奔我们这桌，晶晶已经叫不醒，睁开眼睛说了句“你来了”，翻身又睡。小伙子对我们这桌颇有敌意似的，他把晶晶抱起来，立在地上，晶晶贴在他身上，安妮不得不帮着一起将这个醉鬼姑娘架出去，我和老黄安静的看着这一幕，安妮返回来：“我说的吧，这姑娘可好玩了！”
我们接着喝茶，老江媳妇给我们准备了很好的茶叶，店里就剩下我们这一桌，聊得没什么话了，门口又闪进一个小伙子，服务员说：“我们要关门了。”小伙子不说话，细细打量我们，然后走过来站到安妮面前：“你是安妮吧？”
“是啊。”
“晶晶没和你在一起吗？她说来这里的。”
“你是谁啊？”
“我是她男朋友，来找她。”
这个后出场的小伙子，我们称之为小B，前面把晶晶接走的那个，我们称之为小A，这倒并不只是出场顺序的原因，晶晶的未婚夫就是小A，两人原本打算结婚，不料晶晶给自己人生中的男主角找了个B角，那天晚上她和小B吃饭喝酒，要和小B私奔，小B觉得晶晶做事荒唐，说全中国就北京最好，两人发生争执，晶晶越喝越多，然后跑过来见我们。小A与晶晶同居，当晚打电话来找自己的未婚妻，到咖啡馆接她回家。小B后来想明白了，私奔就私奔，先出去爽两个月再说，也跑来找晶晶，结果发现自己晚到了一步。
“如果他们同时到了，晶晶会跟谁走？如果小A和晶晶走到门口，小B这时候也到了，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台词？”安妮问我们。老黄说：“你又想着拍电影呢？这问题你直接问女主角去，我们也想知道。这三角恋爱可比残奥会好看多了。”
一周之后，我和老黄到咖啡馆去，一进门就看见了晶晶，她坐在那儿捧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看，我们坐到她对面：“酒醒了？”晶晶放下书打量我们，大眼睛滴溜乱转，她显然已经忘记我们是谁，老黄指了指一周前她醉卧的沙发：“你那天是在那个座位睡的吧？”
“哈哈！”她想起来了，手在桌子上一拍：“我正找你们呢！那天我喝多了，实在抱歉！”说这话时，她身子往前一倾，坐着给我们鞠躬。
“那天你走了之后，又有个小伙子来找你，我们都以为先前来接你的人是个骗子呢。”
“别开玩笑了，让你们见笑了。”
“那后来怎么样呢？安妮让我们问你，如果那两个小伙子同时到，你跟谁走啊？”
“那就让他们为我决斗吧！还没有男人为我决斗过呢。”晶晶笑嘻嘻的看着我们，仿佛老黄和我要为她开始决斗。这时候，安妮和老江媳妇也到了，还有我一直没见过的老江，他刚从云南拍片回来，张罗几个朋友在咖啡馆中小聚。咖啡馆的厨师为我们做好了饭菜，大家边吃边聊，老江媳妇问晶晶：“还喝酒吗？我这里还有酒呢！”
晶晶问：“那你为什么不开个酒馆呢？”
“开酒馆太闹了，我们都喜欢安静。”
老江一看就是个安静的人，吃饭喝茶几乎一言不发，认真倾听另几位朋友高谈阔论，座中有一位青年思想家和一位报社编辑，就西方媒体的价值观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探讨，于是饭桌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阳性，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忧心忡忡，另一部分是阴性，纠缠于晶晶到底应该选择A还是B，老黄位于座位中央，他一会儿转向阳面：“西方人也会被骗，纪德写《访苏归来》不是被蒙骗了吗？萨特吹嘘古巴，不也是很愚蠢吗？”一会儿转向阴面：“要我看，未必局限在A或B，晶晶，你看过屠格涅夫的小说《敢于取胜的爱欲之歌》吗？找来看看，你就应该尽情迷惘尽情幻想，别着急给自己嫁出去！”
安妮缠着老江：“我跟你一起去云南拍片吧。”老江回答：“那要看我媳妇同意不同意。”老江媳妇爽快的答应了，转头来给老黄捣乱：“你不要老用文艺腔勾搭小姑娘了，再说你也不进步，现在谁还看屠格涅夫啊？”那边青年思想家忽然答茬儿：“我觉得屠格涅夫很牛逼啊。”报社编辑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句：“这个社会让人不满的东西太多了。”晶晶低下头自言自语：“我就对自己不满意。”
饭菜撤下去后，大家喝茶喝咖啡，原本冷清的咖啡馆因为这群人而热闹起来。言辞在空中飘荡着，老黄如鱼得水，他具有那种凭借说话就能获得快感甚至达到高潮的本领，他的目的并不在晶晶，他也并不想用文艺腔勾搭姑娘，有时候，我觉得文艺女青年层出不穷，即便如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对待文艺女青年，她们还会带着鲜明的特征从街头巷尾冒出来，后来我明白，那种尽情迷惘与尽情幻想的姑娘未必是文艺女青年。老黄在这方面比我要有经验的多，他几分钟内就能判断出面前的姑娘到底合不合胃口，可贵的是，他具有一种良好的品德，那就是能欣赏各类姑娘，不计成本不求回报的和姑娘说话。
晶晶坐在他面前：“听说你是心理咨询师，一小时收好多钱呢？”
老黄说：“咨询师是不假，但做心理咨询完全是业余的，不收钱。”
“那你给我咨询咨询吧。”
老黄上下打量晶晶：“那你说说，为什么着急结婚呢？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28岁，怕自己嫁不出去，看着一差不多的就想嫁了得了，可还不甘心，还想再混两年。”
晶晶说：“我可不想混了，我就不知道嫁给谁好。”
“随便嫁一个呗，外面再留一个。”
“我没意见，可他们两个太保守。”
老黄双腿抖动了一下，立刻把话题往低俗引：“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3P，到现在快不行了还没有实现，你一定争取把他们两个同时办了。”
晶晶说：“我也没实现过，不过我以前有个男朋友，总喜欢在车里干，他说他最喜欢的是汽车和姑娘，所以在汽车里就等于同时和两样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干。”
由于话题比较私密，我不好意思旁听下去，只好转到另一桌。青年思想家和报社编辑正盘算着做一本杂志，青年思想家博览群书、能引用极多的名人名言，他在那里说道：“屠格涅夫早就说过，人民、自由、法制、人类、艺术，这些字眼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莎士比亚再生，他还是要去写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他那洞察一切的慧眼也不能发现人类生活中又有什么新的东西。一切照旧，还是人对人的轻信，还是人对人的残忍，嗜血成性，爱钱如命，追逐下流的肉欲，腐败肮脏。人民还是容易上当受骗，同样奴才成性，同样将是非颠倒当成理所当然。”老江媳妇这时对安妮低语：“你看看，你把他推荐给那个女胖子导演吧，这种张嘴就来的本事演话剧没问题。”青年思想家继续说：“字斟句酌，把文章做得圆通自在，以便向蚊子证明，它们的确就是蚊子，这有什么意思呢？”报社编辑反驳：“民众也许就是蚊子，但我们就是要启迪民智，我们还是要输出价值观。”
转到这桌，老黄接着开导晶晶呢：“我没有道德感，但我输出价值观！布鲁诺说过，无法满足情欲让人痛苦，情欲的满足却让我们悲伤。黑格尔也说过，本能的激情无非是主体的活力，主体就是以它为实践的目标。”这一段落好像是和青年思想家现场PK，完全是没必要的引用，不如直接说：“所以，你不要以为猎艳的刺激游戏只属于男人，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办谁就办，承认自己就是个好色的女魔头也什么不可以，但千万别弄出什么忧伤范儿，这就庸俗了。我不是不许你忧伤，而是不许你假扮忧伤，明明是你使了两个小伙子，然后非矫情的说自己不知道哪个是真爱，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每一种对外部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兴趣依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防止人的厌倦和无聊意识的产生，而对自我的兴趣则相反，它不会激起进取性的活动。这是谁说的？这是罗素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觉得打炮能防止你无聊，不断寻找新欢还不让你厌倦，你就接着来，但千万别老自我反思，没事儿就琢磨自我，这没啥意思。”
那一晚，屠格涅夫、黑格尔、罗素等人在咖啡馆里飞来飞去，但正如布鲁诺说的，无法达到高潮让人痛苦，高潮完了之后是悲伤和无聊，那次聊天之后，咖啡馆又陷入原本的冷清状态，安妮果真收拾行李和老江去云南拍片子了，青年思想家倒是经常在咖啡馆中出现，他捧着厚厚的一摞书进来，找个宽敞的座位，带上耳机，像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那样开始专注的学习。晶晶没有再出现，她大概在北京的酒馆里和A或者B一起喝酒呢。
秋天开始的时候，北京举办国际画廊展，老江媳妇把一楼的沙发连同咖啡机都搬到展会现场去卖咖啡了，老黄站在空荡荡的一楼：“那天晚上和晶晶聊天，她说她以前有几个男朋友，都记不清楚了，我当时说她胡说，假装忘记别人，后来我才想起来，心理学上的确解释过这种现象，人的记忆有两种，一是场域记忆，Field memory，另一种是观察者记忆，Observer memory，前者是主观视角，回忆起来的场景都和主观视角的镜头似的，后者能在回忆中看到自己，想起来的场景都是长镜头。根据弗罗伊德的研究，当人们的记忆集中于情感时，大多是场域记忆，当你集中于客观环境的时候，一般构建的是观察者记忆。和我上床的姑娘我都记得呢，一般都是我的主观视角。晶晶说和她上床的男的，有些她都忘了是谁，这也是主观视角，说明他们做爱的时候采用的是后进式，晶晶那时候看不到背后的男人。”老黄像神探波罗一样用智慧和知识解决了一个谜团，那个空空的一楼则像一个提供记忆的场域，它吸纳了太多的话语，也见证了更多的沉默。
每个周末，咖啡馆二楼都会举办一个文化沙龙，有各色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在这里发表演讲，经常挤得满满当当。老江媳妇兴致盎然的和各路朋友打招呼，相互引荐。但她也会把场地租借给某些小公司搞培训，这时候她就不出现了。我和老黄照例在健身房里按部就班的上课，每上完一次课就在教练的本子上签一次名字，眼瞅着我们的60节课已经接近尾声，那个超级销售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你们感觉如何？是不是需要再来60节课？”我说腹部脂肪恐怕是很难消除的，我最不喜欢有氧训练，尽管精神状态好多了，但这个肚子还没见小啊。老黄打断我的话：“姑娘，别干推销了，跟我到北海去吧，我在那边接了一个新项目，房地产，海边的公寓连带度假村，房子还是能卖出去的！”
老黄说走就走了，只有我完成了60节健身课程，又在家门口的健身房里继续买了张卡。我去咖啡馆的次数逐渐减少，北京迎来了一个少见的寒冷冬天，从咖啡馆望出去，我似乎能想起四季变换的不同景致。安妮又被老江介绍到另一个剧组，跑到浙江去拍纪录片，晶晶好像要带着她的新欢C去北海过冬天，老黄负责款待。这间超然物外的看台上没剩下什么人，我跟老江媳妇聊起戏剧，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剧本就是《送冰的人来了》，一帮无所事事的失败者在一酒馆里瞎扯蛋，总吹嘘自己要是出去做买卖、当官、搞文化，没有办不成的，可这帮家伙只会坐在酒馆里吹牛。我以前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想，以后千万别跟他们丫一样，但岁月蹉跎，我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坐在你这间咖啡馆里发呆，可惜的是，和我一起吹牛的老黄不见了。老江媳妇告诉我，她是个失败的诗人，自己写的诗都当成歌词卖了，其中一首随着一部金庸武侠剧风行，有这么几句歌词——怎么忽然就成了这样，在世界的外面愉快的张望，看尽人间的荒唐，装得跟他们一样。
我说：“你这真是个伟大的推销，我们坐在这里发发呆，一肚子仇怨，到你嘴里就变成特别诗意的举动，显得特超脱？从你这里就看尽了人间的荒唐，就躲在世界外面了。干脆我也给你这咖啡馆写广告得了。”
“好啊，你要是能写出来，以后你喝咖啡，全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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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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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的那天晚上，我坐在街角的小酒馆里要了一杯又一杯，好像要把旅行延长一些，不愿意回旅馆白白的睡觉。酒吧里的洋人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但一个个面目安详，窗外的风吹进来，我浑身发痒，酒喝多了我也觉得痒痒，然后我又要了两杯咖啡。当天夜里，一半是酒劲儿要沉沉睡去，一半是咖啡，脑子极清醒，就这么拧巴着躺到6点，然后我就起床，收拾行李，退房，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城里转了一圈，然后奔机场。
以我的经验，到了机场就基本上算回到祖国了，办手续的是国航的工作人员，过安检过海关，走向登机口，身边全是咱自己人，拎着从免税店刚添置的酒、香水，操着天南地北的汉语交流购物心得，离登机口越近就嘈杂，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着对这个国家的观感，说回去之后要吃水煮鱼、火锅赶紧把口味调过来。我办完登机手续，在机场的书店里转悠，拿起一本畅销书翻了翻，然后又抄起一本小说看，那是讲一个德国音乐家，在德国混不好，就跑到澳大利亚发展。最终我也没找到什么好看的书，晃晃悠悠的往登机口走。越走越觉得不对劲，没有咱同伴的乡音啊，到登机口发现闸门已关闭，眼瞅着波音747滑向跑道展翅欲飞了。我看自己的手表，瞬间明白过来，这天凌晨欧洲人开始夏令时，啥都提前了一个钟头。我昨晚喝多之前提醒自己这个事，可喝高之后忘干净了。以我稳健的作风，要不是在书店里耽搁那么长时间就能赶上飞机，现在我只好隔着玻璃看着我们的班机起飞。
有一个姑娘也戳在那里看那架飞机，身边是一个小手提箱，飞机在视野中消失之后，她转过身来问我：“没赶上飞机。”
“是呀，你也没赶上。”
这姑娘体态丰满，一点儿也没有和我同病相怜的意思：“能在这里再呆几天不更好？反正我也没想好是不是要回去。”
“别扯了，改签去吧。”
这姑娘叫张艳，说话慢条斯理，干什么都慢半拍似的，我问她打算改签，还是索性坐汉莎公司当天下午的班机回去，她却一直磨叽：“你说我是回北京呢？还是再在欧洲转半个月？”我上下打量她，心想，要是和她再去意大利玩玩倒也不错，可我签证已经到期，没赶上飞机更有点儿归心似箭。我问她：“你到底打算去哪儿？”
“我想去阿尔法星，可这里又没有去阿尔法星的航班，我又不想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