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胡吃海塞了？”
我撩起自己的衣服，露出肚皮，在肚子上拍了拍：“刚才那顿大肉，还不算胡吃海塞，你居然还吃了冰激凌。”
艾米站起来，她穿着一件露出肚脐儿的T恤，她撩开衣服也拍了拍肚子：“我才没吃多呢。”那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但我看见她小腹平坦，白白的，像小羊羔肉。我被这块肚皮惊着了，顺着肚皮说下去：“明天晚上好像能看到肚皮舞表演，不知道好看不好看，你这肚子跳肚皮舞不行，我这个还可以，肚皮舞要有肉，跳起来一颤一颤的，我看肚皮舞从来不觉得有什么色情意味，你说，看着这么个肉乎乎的肚子，怎么就色情了呢？”
“你不能光盯着肚子看，你要看全身的姿态吧。”
那一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谈论肚皮舞、贝都因人、《阿拉伯的劳伦斯》，拉拉杂杂的说了有两个钟头，最终浓茶也挡不住犯困，我打第三个哈欠的时候告辞下楼，一夜无话。
5
第二天一早，商业记者去阿联酋航空公司采访他们的总裁，游艇记者去迪拜湾参观世界各地的游艇，我和艾米先去看A380客机，随后去参观阿航的配餐中心。这个参观项目是艾米提出来的，她在自己的一个专栏文章里专门谈论过航空食品，她说，飞机上的东西大多比较难吃，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用饭盒了，但长途飞行带一个便当也不错，A380大飞机上号称有淋浴间，但最有想象力的改造，应该是在飞机上弄一个厨房。在这个文章发表两周之后，维维安给她打电话，邀请她乘坐阿航飞机旅行，向她介绍阿航A380的淋浴间，头等舱镀金的座椅，丰盛的菜谱，还请她参观阿航的配餐中心，这里每天生产15万份航空食品，供来往于迪拜的乘客享用。
经过一道严格的检查与登记手续，我和艾米换上了白大褂，一个叫泰勒的英国佬陪同我们参观。我们从这栋建筑的一楼开始，所有飞机上卸下来的用餐推车都被一辆辆的卡车运到这里，然后餐车被迅速清空，所有的剩饭都直接送入垃圾车。有一条传送带上，是头等舱和商务舱里下来的餐具，盘子里还有酱汁、肉块，杯子边沿是咖啡渍，泰勒从传送带上拿起一小瓶子未开封的果酱：“这会被当成垃圾处理，所有从飞机上运下来的东西，不管是吃过还是没有，都会完全处理掉。”这条传送带把餐具都送到一个巨大的洗碗机里，这边的脏盘子杯子，从洗碗机那边出来时，带着烫手的温度，闪着瓷器的光泽。不过，我实在忍受不了这层楼的气味，我对艾米说：“这里要处理15万个人吃剩下的东西，你想想，你家里要是来了三个客人，处理那些剩菜，洗碗刷盘子就够受的了。”艾米要比我敬业的多，她前后打量那台大洗碗机：“这个洗碗机太大了，足有10米，哪个饭馆能用这么大的洗碗机呢。”坐在洗碗机前工作的员工都带着帽子和口罩，他们快速的将洗干净的杯子、碗、盘子分门别类的摆进一个个的箱子，艾米说：“我们应该要两个口罩。”带我们参观的英国佬显然情商不够，他非常详细的讲解处理剩余食品和洗碗刷盘子的步骤，终于领我们到了二楼，我本来以为可以喘口气，不料想，二楼就是一个专门清洗餐车的大型洗碗机，一辆辆餐车都被吊着，在空中飘浮着消毒，泰勒带我们钻进了这个洗碗机里，地上是铁网，艾米的高跟鞋不止一次陷入网眼，于是泰勒非常绅士的搀扶着艾米，说：“这些餐车从这里被运送到三楼，三楼是我们的厨房。”
好不容易熬到了三楼，这才是配餐中心的中心，泰勒介绍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位厨师在这里做着各式的美味佳肴。”艾米听了，脸上稍微有些笑容，但我觉得这个厨房更让人绝望——一个小伙子在配沙拉碟，每个小碟子里放三片生菜叶，三到四个小西红柿，他动作麻利，像一个机器手一样准确而迅速，每装好一个碟子，他的助手就用一层薄膜封上口。我横着数了一下，又纵着数了一下，在他面前一共有412个碟子，但很快我看到了更绝望的一个，一个厨师在切牛肉，身后是一块块的牛肉，他不紧不慢的一片片切着，如果15万份盒饭里每份要两片牛肉，那就是30万片。
英国佬泰勒此时给我们带来一个中国同胞，这位大师傅姓杨，一张嘴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从哪儿来啊？”我们立刻倍感亲切，杨师傅带我们参观核心地带，十几个大灶台一字排开，各种肤色的厨师在做各自拿手的饭菜，一位阿拉伯师傅在做汤，兵豆、鸡汤、洋葱、蒜、番茄酱、辣椒粉扔到一口大锅里，再往里倒入黄油、薄荷叶，一位白皮肤金发的厨师在做龙虾，杨师傅的两位中国帮手在熬粥，每口锅里都有一款美食，这里散发的味道要香甜一些，但我一点儿食欲也没有，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他人喂养的小生物，这并不是说我要接着在狭窄的机舱里享用这些食物，而是我还要继续吃饭，我所吃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一条生产线，不管我坐在机舱的商务舱里，还是一家窗明几净的饭馆，那都是生产线的终端，我吃的是一，而生产线的产量会是一千一万甚至一百万，任何时候都不要看到自己是怎么被喂养的。这里的饭菜做到半熟或八成熟，然后送进巨大的冰室，隔着玻璃门我看见刚出锅的龙虾立刻收紧了它的肌肉，各式甜点的香味也迅速消失，这些食物从冰室出来之后，二楼那些浮动的餐车也上到了三楼，食物装上车，送上飞机。每个空姐都会拿到一张操作说明，注明每种菜要再加热几分钟才可以上桌。
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艾米却还和泰勒絮叨，泰勒转身离开，不一会儿捧着一个金色的咖啡壶跑了过来：“看，这就是阿航头等舱专用的镀金咖啡壶。”艾米把手里的小照相机交给我，接过金壶仔细打量，我给她拍照，她戴着卫生帽穿着白大褂，遮住里面的短裙和上衣，两条小腿露在外面，看着像个护士，她抱着金壶就像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奖杯，泰勒在边上很开心的笑：“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杨先生也陪你们一起吃。”
我们被带到一个小食堂，里面布置了一个自助餐台，几道菜相当不错，鱼、虾和蔬菜，我那股恶心劲儿还没有消除，盘子里没盛太多东西，杨师傅坐在我旁边，他的盘子里只有蔬菜和水果，我问他：“您吃素啊？”老杨回答：“不是，我吃的少。”老杨80年代在北京上职业高中，学面点，然后进入一家五星级酒店做帮厨，当时酒店的大厨是一位香港师傅，看老杨聪明伶俐就有意提携，后来带老杨去了香港，老杨整天浑身腥臭的跑水产市场，终于有机会尝试自己的菜品，他把一只苹果或者一只梨挖空，塞进去一支虾，这么干了几年，又从香港去了加拿大，开了个中餐馆，做宫保鸡丁、咕咾肉、麻婆豆腐，凑合着给大家吃饱了就得。他自己吃的饭越来越简单，如果一个人想少吃东西，他应该从寒冷的地方换到炎热的地方生活，就像老杨，把老婆孩子扔在加拿大自己跑到中东，在摄氏50度的天气里，他就可以吃更少的东西。
艾米听完老杨的经历很是感兴趣，她问：“你干吗来这里？”老杨把厨师帽子摘下来：“这里不用上税啊，加拿大税太重了。”艾米接着问：“我是说，我可能说的不客气，你原来在饭馆里干，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食堂。”老杨摆弄着餐盘里的一个小西红柿：“都是做饭，再说我也得吃饭，这里不用上税，我能多挣点儿。”
我给老杨介绍：“这个美女是北京最有名的一个美食作家，专门写厨房里的故事。”老杨接过艾米递上的名片：“好，好。”
艾米说：“你应该带我们去吃东西，看看当地人的饭馆都什么样。”
“我可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馆子，我都是在食堂吃，要是休息，一个人在家我就煮点儿面条吃，这里主要是肉，我现在不怎么吃肉了。”
“是不是整天在厨房里干活，就不想吃肉呢？”我问。
“我是能少吃肉，就少吃肉。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个女歌手，没赛琳·迪昂那么有名，不过也挺有名，我忘了她叫什么了，她就号召大家吃素，全加拿大有多少人养牛啊，都跟她急了，说她这是破坏畜牧业，天天抗议，不许播她的歌儿，电台里放别的歌儿，中间主持人说话，都配着煎牛排的声音，这歌手成人民公敌了。不过，我听了她的演讲，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后来我吃肉就少了。你说，好多人吃穿山甲、吃蛇、吃鳄鱼，人要是什么都吃，就跟猪差不多了。”
“嗯，那我以后跟你学，也不吃肉了。”我说。
这是我随口立下的志愿，但当时在饭桌上的确信誓旦旦，传送带上的剩菜和肮脏的餐具让我反胃，有一次我在一个海鲜饭馆，看见墙上贴着墨斗鱼和鱿鱼做出来的菜的照片，一个个触角纤豪毕现，像是要从酱汁里挣扎出来，我还看见皮皮虾，像一条条虫子，这让我反胃，只吃一碗海鲜疙瘩汤了事，从那以后再也不吃墨斗鱼、皮皮虾。但这次参观的反胃，不是针对任何一种食物，是吃饭这事儿让你悲哀，不管你吃了什么，每过那么四到六个小时，你都会再次感到饿，你都要坐下来再吃一顿。这世上有那么多人，都要吃饭咀嚼排泄，因此怎么让每个人都吃饱就变成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要是谁能发明一种药片就好了，吃一片就不饿，什么营养都有，我愿意参加这样的药物实验，保准每天吃一片药。
艾米的味口还算正常，她吃了鱼，吃了两只虾。回酒店的路上，我跟艾米讲我的感受，她好像没听懂：“你是说，你以后不吃飞机上的饭菜了？”
“不是，我是说，我以后要自己在家做饭，每天去早市，买两根芹菜，吃多少买多少自己做饭吃。”
“这样最好。”艾米笑，她还是明白了我的意思：“你大概有轻度的神经质洁癖，我上次去一家酱菜厂参观，当时还想，再也不吃什么韭菜花酱豆腐了，可后来吃涮羊肉，照样吃酱豆腐韭菜花。还有那么多人说螃蟹有问题，可有机会吃到大闸蟹，我觉得味道还可以，蟹粉小笼包也不错啊。你不能太敏感了，我们女人，神经质一点儿还可以理解，你是个大老爷们儿，该吃什么就吃什么。”
6
这天下午的行程是“沙漠探险”，两辆大越野车到酒店接上我们，向迪拜郊外驶去，渐渐的那些林立的高楼大厦，那些耸立的广告牌，那些已经圈好地但还没有开工的游乐场都被风吹起的沙子掩盖在身后，司机指点着车窗外的一大片空地说：“那里就是赛骆驼的地方。”在他的描述中，这里的居民整天无所事事，每日三餐之外，就是坐在树荫下抽水烟，闲极无聊就开着自己的兰博基尼出去兜风，或者举行骆驼大赛。这个“沙漠探险”是给游客准备的常规项目，几乎每个到迪拜一游的人都会选择在沙漠转上半天，吉普车集结到一起足有40辆，司机们给轮胎撒气儿，然后开进沙漠。司机非常娴熟的在沙丘上冲浪，陡直的开下一座沙丘，再轰大油门冲上另一座沙丘，我在路上曾经请求司机准许我在沙漠里开上一段，但他翻滚、爬坡、俯冲的玩法让我紧紧握着车门把手，每在沙丘间冲上一次，艾米就发出一阵尖叫，她的尖叫让司机更为得意的进行下一次冲击。
忽然，她大叫“STOP”，我和司机都没有在意，她接着叫“请停车”，我看出她的确有点儿不舒服，车在沙漠中停下来，艾米推开车门，紧走了两步，弯下腰开始呕吐，她最先吐出来的可能是中午喝下去的一杯橙汁，那种明亮的橙色已经变成暗黄，接着吐出来的是生菜，有些发绿，大概来自午餐的沙拉，如果鼻子够灵，也许能闻出来她的呕吐物中还有大虾的味道，我拿着一瓶水，扶着她，在她后背上拍了两下，她挥手制止，她蹲下身去，风吹来的沙子迅速将她吐出来的污迹淹没，她接过水，漱口，把水吐出来，那几口水在沙子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以为这就告一段落，不料想她站起身来接着呕吐，这一次动静更大，她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脖子上的纱巾被一阵风吹走，司机跑着去追纱巾。她干呕一阵，再吐，仿佛将她这些年来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有价格昂贵的意大利摩德纳香脂醋，有产自希腊的上好的橄榄油，有俄罗斯黑海之滨的鱼子酱，有京都一家百年老店的大酱汤，有白霉奶酪和味道更重的蓝纹奶酪。这些玩艺儿混杂在一起倾倒在沙漠上。我茫然的站在她身边，抬头看见被风沙遮盖的日光，好像看到神灵出现，对一个暴饮暴食之人施以处罚，此时其余的车辆都已经在视线之外，浩瀚沙漠中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我陪同她一起接受这个惩罚，孤立无援，满腹委屈。要不是后面有司机看着，我就在沙漠里对这个犯下饕餮之罪的女人强行非礼，终于她停止了呕吐，直起身子，眼睛中饱含呛出来的泪水，还有风沙吹进眼睛而流出的泪，还有鼻涕，她接过餐巾纸擦脸，我给她倒水，她洗手洗脸。
回到车里，我拿出一个创可贴：“把这个贴在肚脐儿上，可以防止晕车。”她接过去，扔到一旁：“我都晕完了，还有什么用。”我们这辆车单独去追赶前面的车辆，天光变暗，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们这辆车要在沙漠里真的开始探险，不知道目的，也没有方向，就这么走不到头儿。这瞬间的幻觉让我有点儿害怕。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在沙漠中的一块“贝都因人”营地里停了下来，这又是一个旅游景点，营地外有十几匹骆驼，司机们正招呼客人骑骆驼玩，艾米跳下车：“我可不晕骆驼。”
我们两个骑上一匹骆驼，我抱着她的腰，司机让我们面对镜头微笑，艾米用纱巾遮住半边脸，莫名其妙的说道：“劳伦斯当年能一个人赶5000匹骆驼，他真是个英雄。”我说：“也许劳伦斯还在这个营地里睡过觉呢，还在附近找到过泉水呢。”我们两个身体摇晃着撞到一起，她的屁股到腰到胸就像是起伏的沙丘，那上面能跑5000头骆驼。
一片低矮的棚子围合成一个院落，几个厨子点燃炉火准备烤羊肉，棚子下面是地毯和矮桌，院落中央是一块大地毯，肚皮舞应该就在那里表演。吃下第一块羊排时，艾米恢复了生气，鼓乐声起，一个肥硕的舞娘开始跳舞，艾米跟着节拍摇头晃脑，我们歪躺在地毯上，我看着她的嘴唇，红润，柔软，陡然升起的欲望让我变得富有攻击性：“你就不能少吃点儿，回去再晕再吐！”
“我刚问了司机，回去是一条平坦的路。”
“那你能不能也少吃点儿，你这么吃肉实在恶心。”
她放下一块骨头，舔了舔手指：“怎么恶心了？这肉还不错。挺香的。”
“我不吃。”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艾米说。
这是荷马史诗里的奥德赛的故事，奥德修斯和他的部下被狂风吹到荒岛之上，侍从波吕忒斯和几个士兵去岛上抓猎物，结果撞到了女巫，女巫塞茜把这几个手下都变成了动物，有熊，有猴子，还有猪，奥德修斯等着他的手下，怎么也不回来，就去找，他在一处华丽的宫殿里遇见了女巫，女巫说，奥德修斯要和她上床，这样他的手下才能变回成人。这个条件当然不错，奥德修斯立刻就同意了。两人在床上调情的时候，奥德修斯留在岸边的部下抓到了一头猪，这帮士兵早就饿的不行了，要把这头猪烤了吃，其中一个士兵疑惑：这头猪怎么长得像奥德修斯的侍从波吕忒斯呢？这头猪长得太像他们朝夕相处的伙伴了！但大家根本不听劝，把猪绑起来就点火，就在这危急时刻，那边奥德修斯和女巫热火朝天的干上啦，猪变回了波吕忒斯。
艾米看着我笑：“这个故事，大概是最早的素食主义宣言，它告诉我们，动物和人是平等的，人可以变成动物，动物也可以变成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智慧、理智，所以人不能乱吃动物。”
“那你还吃。”
“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主人公是谁呢？就说是圣雄甘地吧，他一直吃素，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吃素，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大文豪肖伯纳什么的也都吃素，后来他到南非当律师，有机会出海去历练，打鱼，打上来的大鱼，肚子里都有小鱼，于是圣雄甘地说，既然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那么人就有权力吃任何东西。”
“你这个故事编的不像话，甘地一直吃素。”
“那我接着给你讲奥德赛，他们在女巫的岛上呆了5天，奥德修斯让他的部下好好休息，女巫手下也有好多女仆，大家就吃肉喝酒做爱，这么呆了5天，但这是仙界的5天，凡间已经过去了5年，奥德修斯明白过来这样耽搁了5年，就立刻启程回家。我觉得你要在那个岛上就不会回家了，那里有美食，还有美女。”她眨眨眼睛。
维维安这时插话：“我们在这里也算呆5天，可我看这里也不是仙界啊。”
我被她们刺穿了性幻想，不由得变得更加虚伪：“你说，你吃下去那么多东西，最后不都是要吐出来拉出来吗？你吃掉一公斤牛肉，可这一公斤牛肉在生产过程中，需要10万公升水，排出去40公斤粪，我就算一头牛100公斤，它养肥了就排出去4吨粪便。同样面积的一块土地供养一个像你这样的肉食者，就能供养20个素食者。”
“你还是个环保主义者？”维维安说。
“我不是，我就是忽然觉得不想吃肉了。”
“你可看好了，这里除了烤羊肉、羊腿，剩下的就是沙拉和皮塔饼。”维维安说。
“那我就吃沙拉和皮塔饼。”我站起来去拿东西吃，艾米也起身去拿东西，我端着一盘子沙拉回来，她端着两盘子羊排回来：“吃啦吃啦，这是80公斤大粪！”维维安在边上笑：“你们这是打情骂俏呢？”那些羊肉真是香，我有点儿馋，但还能忍住。艾米很快干掉一盘子羊排，然后和维维安说：“再拿两支羊腿来。”
她心满意足的吃着肉：“我说你啊，中午在配餐中心那里就不吃东西，我说你是神经质洁癖，现在你是不是又发作了？看见我吐就发作了？我那不是吃肉吃多了，我那是晕车。”
“这跟你吐不吐没什么关系，我就是不想吃肉。”
“今天我非让你吃下去不可。”艾米说。
维维安拿着几大块烤羊腿和一大盘子水果回来，艾米抄起一块羊腿肉递给我，我接过来，那块肉上有一层油脂，这时候肚皮舞娘跑到我们这桌，搂着我的肩膀，在众人的闪光灯下，我手拿羊腿和她合影。待这阵热闹过去，营地里的灯光忽然全部熄灭，大家抬头望天，沙漠上空繁星点点，艾米坐到我身旁：“神经质洁癖谁都有可能发作，但还有一种现象叫‘顿悟’，或者按照我的说法，叫‘肉食顿悟’。有的人吃牛舌的时候心里出现了一头牛的影像，那只牛是完整的，他根本就不可能再吃下去牛舌了。再比如说，有两个人吃羊肉，其中一个把叉子插进一块羊腿肉里，同时学羊叫，另一个立刻就受不了了，在那之后再也不吃羊肉了。这些都应该是‘肉食顿悟’，有个小说家叫艾丽斯·沃克，她写了个小说——当我们谈论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有自由和公正时，我坐下来吃牛排，当我吃第一口时，我心里想，我在吃苦难，然后我把它吐了出来。”
四周静悄悄的，我手拿羊腿抬头看银河，艾米的声音有一股催眠的效果，灯亮起来的时候，那块肉已经凉了，那层油脂发白，上面的香料开始脱落。当晚回到酒店我就饿了，在二楼我们找到一间露台酒吧，那里灯光变幻，放着阿拉伯音乐，菜单上有几种鸡尾酒闻所未闻，我们五个点了若干杯开怀畅饮，我点了好几种阿拉伯小吃，但没有一种肉食。最后我们点了草莓口味和香蕉口味的阿拉伯水烟，吞云吐雾，喝的东倒西歪。
7
醉酒之后，我第二天都会早早醒来，觉得比平日更饿，我去餐厅吃了早饭，吃完之后碰到艾米，她从电梯里出来，问：“你吃香肠了没？吃熏肉了没？”我说：“没有，我就喝了一碗豆腐脑。”“骗人，这里怎么会有豆腐脑。”
这天上午，“海市蜃楼”的公关经理卡莱尔带我们参观酒店设施，中午在一家西餐厅吃饭，这个正式的宴请让我稍感拘束。我坐到卡莱尔面前的时候又被那种每隔4小时就要吃顿饭的悲哀笼罩，好在这顿饭不到一小时就吃完了，我点了一道鱼。艾米没和我纠缠鱼到底是不是肉，这顿饭吃完，我们从海市蜃楼酒店出来，坐车来到亚特兰蒂斯酒店，把行李放上房间，这次，艾米住在我对面。亚特兰蒂斯酒店位于朱美拉棕榈岛的顶端，从我的房间望出去，能看到棕榈岛的全貌，一长溜沙子堆出的土地上，密密麻麻的别墅和公寓楼，远处是迪拜的建筑，像一片不真实的海市蜃楼，从艾米的房间望出去，是蔚蓝的阿拉伯海，没有被人践踏，两相比较，我那里看见的一片伤疤，她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躯体。我说，“我要和你换房间，看着海多好啊！”
“那你可以睡这里啊。”艾米说。这不是什么暗示，这就是一个邀请。但我们马上就要去大堂集合，酒店的公关经理安吉拉带我们参观酒店。这座以消失在深海的亚特兰蒂斯城命名的酒店，有色彩妖娆的大堂，摩肩接踵的人流，彩色玻璃制成的一个柱状雕塑伸向天花板，到处都是“BLINGBLING”的韵味，有一个巨大的水族馆，比北京动物园的海洋馆面积还要大，酒店中有几个房间，浴室正对着水族馆，这样你可以边洗漱边欣赏海洋动物。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戏水乐园，有一片水域里居然养着两条海豚，只有每天都杀掉一个女人的萨桑王国的国王山努亚才能设计出这样一个主题酒店和这样一个戏水乐园。安吉拉特意带我们参观了酒店中的NOBU餐厅，说晚上要在这里请我们吃饭。这间饭馆用素黑色调装饰，桌上的碟子很小，看着和外面的热闹截然相反。我对NOBU早有耳闻，想着能在这样的馆子里吃饭还是非常兴奋。
这天下午我和艾米就泡在戏水乐园里，先尝试水流湍急的漂流道，再从接近70度角的水滑梯上飞驰而下，还有一片水能模仿海浪的效果，艾米穿着比基尼站在水中，身上有无数水珠，因为摄入足够的动物蛋白，她的皮肤健康，有弹性，但她对饱和脂肪酸及胆固醇有所控制，所以她的脂肪含量并不高，如果把她做成一道菜，还是煮了吃比较好，胸部和屁股上的肉未必可口，但两条大腿让人垂涎。一只走地鸡，如果捕食小虫子，吃点儿小米，味道一定比养鸡场出来的要好，一头散养的牛，吃粘着露水的牧草，肉质也会更好，像艾米这样吃了好多年的好饲料，肉质肯定错不了，也许一个好厨师能做出美味，但这样一块肉落在我手里，也能料理。一根拨火棍要燃起炉火，一根擀面杖要摊开面团。
“松久信幸，在东京学习厨艺，后来在美国、英国开店，他在纽约那家店，合伙人是罗伯特·德尼罗，今年年初打官司，伙计和老板争小费，大概在那里吃饭的人小费都给的特别多。在香港的洲际酒店里也有一家，我在伦敦想吃NOBU，根本订不上座位，在香港吃过一次，餐厅正对着维多利亚港。”坐在亚特兰蒂斯的NOBU餐厅里，艾米侃侃而谈：“我每次去一趟香港，就觉得维多利亚港变窄了一些，他们整天填海，盖楼，早晚有一天，海两边的楼能连在一起，维多利亚港就彻底填没了。”她穿着一件小礼服裙，脖子上挂着项链，坠着一件鱼形的银饰，这条鱼趴在她裸露出来的胸脯上，看着艾米将吃掉多少块寿司。她接着说：“我觉得香港好饭馆最多，香港是港口，什么材料都新鲜，而且咱们中国人好吃，吃的人挑剔，做饭的水平自然就高。”
维维安和艾米坐在安吉拉的左右，我把着桌子角，正对着艾米，大家喝着水，聊天，维维安向安吉拉发问：“我来之前看《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大量失业的外国人逃离迪拜，机场的停车坪有3000辆丢弃的豪华汽车，工地停工，你没有捡到一辆豪华车吗？”
安吉拉耸耸肩：“我看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停工，这里的建筑工地里有太多的钱，大概有2000亿美元。海市蜃楼那里在建一个快速轨道，建成之后每天能运5000人来我们酒店，现在大概每天有1万人来我们这里玩。”安吉拉在英国长大，在新加坡、南非工作过，两年前来到迪拜，她说这里有30万英国人，全部给阿拉伯人打工。
我们点菜，艾米向我推荐了黑鳕鱼陪大豆酱，还有几种寿司和天妇罗，大家都说尝一尝NOBU自己品牌的酒，维维安再次向安吉拉介绍艾米：“这是北京最受欢迎的美食作家，她出过好几本书，还有菜谱，她推荐NOBU的菜。”
“是吗？我也喜欢做菜，更喜欢吃。”安吉拉说。
“NOBU的菜不用推荐。”艾米说：“你喜欢日本菜吗？”
“喜欢，不过，我更喜欢意大利菜。”
“英国菜现在也不错啊，你们有个很有名的大厨，休·弗恩利·惠汀斯托尔。”
“是的，他是个电视主持人，他还说英国人都应该自己种菜、养猪。”
“我看过他的一个节目，他在节目里炒了一个胎盘，用葱炒的，然后请节目现场的20多个观众一起吃掉。”艾米说，她向维维安询问“胎盘”怎么说，然后用手机里的辞典确认。
安吉拉摇摇头：“我不知道，好像很残酷。”
“胎盘。”艾米重复这个单词：“并不是很残酷吧，有些父母生完孩子之后就要吃掉胎盘和脐带，汤姆·克鲁斯就是这样。他说他生完孩子之后，立刻就吃掉胎盘，有营养。”
维维安说：“汤姆·克鲁斯是科学教派的，那是个邪教组织。”
艾米回答：“我知道基督教还有个分支，他们的教义是不结婚、不生子、不吃肉，我觉得这也够邪的，不吃肉没什么，但不结婚不生子，这个教派就自生自灭了。”
胎盘的话题引起桌上的热烈讨论，大家讨论着胎盘和脐带该怎么吃，安吉拉听不懂，大概以为我们都在骂西方人残酷，是茹毛饮血的怪物，于是反击：“我听说，中国人才喜欢吃胎盘，还喜欢吃婴儿。”
艾米回击：“英国有个作家叫斯威夫特，他早就写过吃小孩的事，他说，一个婴儿养到一岁的时候肉质最鲜美，不论是煎了吃还是煮了吃都是最可口的，因此他提议政府要把穷人的孩子都养到一岁，然后都煮了吃掉。富人把穷人的孩子都吃掉，就实现了社会公平。”
我们都做出非常恶心的样子，但我实际上非常开心。安吉拉说：“我相信斯威夫特是在开玩笑，他的意思决不是要大家吃孩子。”
艾米说：“我也相信斯威夫特是在开玩笑，但富人吃掉穷人这样的事情并不新鲜，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
“你说的对，艾米，我爱你！”我愣头楞脑的说，想让这个讨论适可而止，大家哈哈一笑，艾米说：“我也爱你。”
饭菜上桌，我们开吃。必须承认，NOBU的寿司的确好吃，但在我看来，他不过把已经非常精美的日本寿司做到了更加精美，我只会换算成钱，想着面前这么一小碟子菜要25美元就觉得它非比寻常，这实在有点儿暴殄天物，艾米和大家讲松久信幸在秘鲁开餐厅的故事。如果说烹饪是一门艺术，那松久信幸就是一位艺术大师，老杨那样的厨师只是普通的匠人，只负责把更多的人迅速填饱，所有在天上飞的人都是觅食的小鸟，老杨就是喂鸟的。艾米对喂鸟的工作根本就不应该关心，她应该描述那些最有特色的，或者最为昂贵的饭馆，人们会好奇她吃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她会好奇那些更讲究更富有的人吃了什么，吃饭是一种消费偏好，在某些时刻，吃饭当然附带着情感因素，但艾米不可能只描写你小时候吃的你奶奶做的糊塌子，她要描述那些平常人偶尔才有机会尝到的美食，把那些东西当作一种欲望，当作一种自由来呈现，她强调一道菜的文化属性和阶级属性，最终让人们意识到：你吃什么东西，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在美国吃过一次寿司，当地人推荐一种‘鸡肉寿司’，说‘特别特别美味’，我特意点了吃，原来就是米饭团里包了一块炸鸡，肯德基的上校鸡块似的，美国人觉得这日本寿司融合了当地美食，可那炸鸡实在不能和寿司联系起来。” 艾米似乎把每一顿饭都当成一场艳遇，一次与食物的调情，她好像把床和餐桌看成是同类事物，像一个窥淫癖似的刺探别人的厨房别人的饮食，她呆在饭桌上比呆在床上还要放松和享受。
安吉拉在说自己在非洲的工作经历，说她喜欢西班牙黑火腿，然后看看四周吐了下舌头，不过艾米很快接过话头，告诉我们在上海的哪一家酒吧，吧台上老供着一支火腿，她说：“那肉一切下来就干，所以是随吃随切，但那间酒吧的人太少，我觉得一条腿大概要吃一个月，那东西最好是七天之内就吃完。”她说起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旅行，在当地的小馆子里吃下无数美味的小吃，说看到那里的柑橘和通心粉，都沾染着地中海阳光的味道，安吉拉则讲述“非洲之傲”豪华列车的设施和美食，大家喝的微醺，都开始讨论自己的美食与旅行，然后听艾米讲述自己在东京去参观水产市场，吃鲸鱼肉和鲨鱼肉。
由于吃的少，我的酒劲很快就上来了，看着艾米像个餐桌上的女皇一样喋喋不休，忽然感到一丝厌烦，其实她没有炫耀的成分，只是平平常常的聊天，但我说不清楚我那股厌烦的情绪怎么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夹杂着自卑、羞愧，我只想回到屋子蒙上被子睡觉。也许继续呆下去，我能等到和艾米的床笫之欢，但我决定中止这场双方都无法欢愉的游戏。我站起来说：“我吃饱了，先回去睡觉了。”艾米安静的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从餐厅里出来，在水族馆巨大的玻璃墙下转悠，潜水员居然还在喂食，一个巨大的海龟游过来，我处在半饱状态，胃部舒适，清心寡欲，我想着，如果有一把大铁锤，能不能将这块玻璃幕墙砸掉，里面的水能否足够把这些生物带回到100米外的大海。我登上电梯，电梯飞快的上升到30层、50层、80层、100层，在酒店28层的那个房间里，一张绿色床单的大床正等着我躺上去，但电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它以加速度上升，在楼顶上将我弹射出去，那片毫无节制的灯火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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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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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张年轻的脸，满是泪水，他长大之后，会觉得这样的哭泣非常可耻。他还会为他所爱的人一再流下让自己灼伤的热泪，他的心还会因某时某事触发而隐隐作痛，但在这个14岁的夏天，他所知道的世界只有眼前这一个，他所热爱的姑娘只有眼前这一个，他刚从一本书上看来一个词叫“伤别离”，正好可以放在这里。如果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痛苦包裹起来，那一定会成为一颗珍珠，干净，幼稚，纯粹。
我总记得小飞这张哭泣的脸，但仔细想想，他在我面前从来没哭过，我不知道这个哭泣的形象从哪里来，又为何如此牢固的占据我的记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初三四班的教室里，班主任罗青衣把赵鸣镝带进来，向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班里的新同学，从五站地之外的另一所中学转学而来。我们鼓掌欢迎，赵鸣镝深深鞠了一躬，就坐到我前面的座位上，那本来是刘小木的位子，他留级了，所以空了出来，这是我们这一列的倒数第三个座位。我坐在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位子是傻大红的，傻大红也差点儿留级，她头脑不太灵光，可别的地方发育的太好了，看着要比我们大好几岁，赵鸣镝瘦弱，苍白，抿着嘴，看上去非常紧张。
罗青衣在黑板上写下“鸣镝”两个字，说：“这个名字，来自毛主席的诗词满江红，谁能背诵出来一两句？”他环顾四周，同学们都把目光移开，受不了他那火辣辣的眼神。这位语文老师是京剧票友，演青衣，京剧表演讲究“手眼身发步”，所以他的眼神含情脉脉又犀利，我们班里几乎没有人敢和他对视，碰到他提问，更没人敢看他。有一次班里搞晚会，班干部提议让罗青衣表演一个，他给我们演的是《贵妃醉酒》——奴似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娥下九重。不仅唱，还有步法和身段。我只见过柯湘李铁梅，哪里见识过杨贵妃？当时全班同学既不敢仔细观看他的表演，也不敢互相打量，因为两个人的目光一对上，就要笑出来。总算熬到罗青衣演完了，大家拼命鼓掌，大声叫好，因为只有大声叫出来，才能把忍住的那些狂笑换一个方式宣泄出来，否则非给憋死不可。
罗青衣料到我们不会背，自顾自的吟诵起来，他喜欢背诗词和古文，这几乎毁掉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全部兴趣，“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我身后的傻大红嘿嘿的笑了起来，“嗡嗡叫”，她小声重复着，这一下班里好几个人也跟着笑，这并不是笑主席诗词，也不是笑罗青衣，而是笑傻大红。罗青衣毫不理会，接着往下背，到“正西风落叶下长安”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班，一字一顿的：“飞——鸣——嘀。”
他长出了一口气，全班同学也都长出了一口气，没料想他还有下半阙：“这首满江红的下半阙更容易一些，赵鸣镝同学，你能给大家背一下吗？”赵鸣镝站了起来，很坚决的摇了摇头，幅度不大，但速度极快，罗青衣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坐下，这样他站在我面前忽然以极快的语速开始了下半阙：“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他又停了下来，这一次班里终于有两三个人接上了：“只争朝夕只争朝夕”。罗青衣满意的点了点头：“对，我们就是要只争朝夕，我们上初三了，马上就要迎接中考了，这是你们人生中第一次重大考验，你们要只争朝夕的学习。好了，我们开始上课！”
这堂课，我觉得罗青衣对赵鸣镝的介绍过于隆重了一些，而且他没有把这首满江红念完，这首词的最后几句我也会背，但“蚍蜉”、“鸣镝”这两个词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生僻，一个月之后我们才给赵鸣镝起了个绰号叫“小飞”。
那是学校里组织秋季运动会，体育委员逼着大家报名，原来刘小木在的时候，他总能拿个铅球冠军，他留级了，唯一的金牌选手就在我们班消失了，体育委员自己能跑100米200米，他安排傻大红去跳高，安排我去跳远，然后坐到赵鸣镝的桌子上：“你擅长什么项目？”赵鸣镝反问：“还有什么项目没人去？”体育委员一下子兴奋了：“400米和800米，没人，你去跑四百八百吧，我给你报上名。”赵鸣镝默许了，低下头看书。我觉得体育委员这是在欺负人，谁要是能连着跑下四百八百，就会累吐血。我捅了捅赵鸣镝：“你行吗？两项呢！”他回头：“我天天都跑步。”
秋季运动会在地坛体育场召开，这个球场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我在那里看过北京队和北京部队队的足球比赛，黄土球场，球员踢的凶猛，经常因动作过大，裤衩撕裂，这时候队员就围成一圈，队医飞速的拿过来一条新裤衩，那个倒霉的球员就在人圈里换，每逢这样的场面观众就大声起哄，比进了球还兴奋，那时候的比赛说是一毛钱一张票，但基本上是免费入场，而且永远是北京队和北京部队队踢，球迷们都是老百姓，自然支持北京队。我们这帮学生能有机会在这样的体育场里开运动会，再踢上两脚球，实在非常幸福。
那年的秋季运动会，艳阳高照尘土飞扬，赵鸣镝先在400米跑上拿了个冠军，休息了会儿接着参加800米跑，他在第一圈就跑到了第一个，速度飞快，但眼瞅着双腿就迈不动了，但后面的人还是死活追不上，他拿了两个第一名，那种兴奋感直到后来约翰逊在奥运会上拿到了200米和400米两个金牌我才重新获得，我们当时就都记住了毛主席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一致把赵鸣镝的称呼改成了“小飞”。
他总是很早就到学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念书，他很少说话，更很少主动和别人说话，他不和我们踢球，打闹，他也很少笑，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强烈的吸引着我，上课的时候我会对着他的后脑勺发呆，我在想，这个脑袋在想什么呢？我有点儿警惕的观察那些接近他的同学，害怕他受欺负，实际上并没什么人接近他，我总是找机会能跟他说上两句话，可又知道他并不愿意和别人太亲近，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孤独，这种状态我当然也有过，但还不好意思以“孤独”来命名。有一天早上，我6点半就到了学校，天刚蒙蒙亮，小飞已经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盯着一支灯管发呆，我站在门口，忽然明白，有些人是孤独的。孤独，这个词汇第一次闯进我的字典并被我运用。
明白这个词儿之后，我常常陷入一种冷静的观察，轮到我值日打扫卫生，我就拖到下午5点半，学校里人都走的差不多了，格外安静，我站在窗户前向操场上看去，某个同学踢着一块石子往外走，他是孤独的吗？此刻是的，但他回到家里就不是了。还有个同学靠在自行车上发呆，他是孤独的吗？此刻是的，但他的同伴从存车棚里出来，他就不孤独了。罗青衣也下班了，他用报纸卷着几根芹菜，迈着零碎的步子，像在一片水面上浮动，他是孤独的吗？他很可能也是个孤独的家伙。我还看见了教导主任赵狗子，他永远像一条狼狗似的在学校里巡查，他肯定不会孤独。
谁是这个学校里最孤独的人呢？我的观察结果是老邱，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戴着一个黑框眼镜，头发略乱，穿着中山装，连风纪扣都扣着，他上课的时候带着蓝色的套袖，同学们行完礼，他就把套袖套在胳膊上，下课的时候再摘下来，抖落上面沾上的粉笔灰，每次在楼道里、操场上见到老邱，我都会驻足问好：“邱老师好！” 他也会停下来说一句：“你好。”他大概不能叫上我的名字，我怀疑，整个班整个年级老邱叫不上任何一个学生的名字，他从初二下半学期给我们上课，其结果就是班上有一半同学的数学不及格，这不是说他教的不好，我非常喜欢上他的课，他把套袖套上之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道题，然后他就开始写解题的步骤，一般来说，那都是一道很难的题目，看着感觉无从下手，老邱却一步步的写出了答案，他屁股对着我们在黑板上解题，这种时候一般会有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才会面对着我们开口说话，他说话没逻辑，如果你能看懂他是怎么解题的，你就明白了他要讲什么，回家看课本看习题集，会发现上面的题目比老邱写在黑板上的容易多了，但如果你只听他讲课，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结巴，讲着讲着就停下来，想上那么一分钟，又开口去讲另外的事情。他在黑板上写解题步骤时也会停下来，把粉笔放在嘴边，屁股顶住讲台，对着黑板陷入沉思。他会这么想上5分钟甚至更长，同学就会拍桌子，老邱不回头，听到后面的吵闹声就把黑板上的一切擦掉，说：“重新来。”
老邱面对黑板的时候，我也会停下手中的笔不再做笔记，我觉得他那沉思的样子特别美。小飞第一次上老邱的课应该感到有些惊讶，那堂课结束的时候他扭回头来对我说：“有意思。”我就给他介绍老邱：“他可厉害了，他上学的时候拿过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后来文革就没法上大学了，要不然他肯定是陈景润。”老邱是这座学校的骄傲，他的确在这个学校上到高二，的确拿过北京市数学竞赛的名次，可惜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能去参加数学竞赛。有不少同学不喜欢老邱，说听不懂老邱讲的数学课，然后就有家长去校长办公室告状，说这样下去孩子们中考的数学成绩肯定糟糕，初中四个班，只有我们班是老邱上课，另一个教数学的孙老师要给其他三个班上课。
老邱很少收作业很少做测验，这一点让人喜欢，不过他最终还是被孙老师换了下来，孙老师一周要上30节课，老邱则被安排到总务处，他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还是只写了两道题，然后他擦干净黑板，脱下套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最近出了一本书，是再版的，叫《大代数》，你们去看看。”没人搭腔，老邱接着说：“还有一本书，《从一到无穷大》，我上学的时候看过，你们去看看。”还是没人搭腔，他就说：“下课吧。”
这之后我只能在总务处见到他，班里没粉笔了，笤帚坏了，我就主动跑到总务处那间小屋子里去拿粉笔领笤帚，老邱在那里永远戴着套袖，他在一个大厚本子上记录着每一盒粉笔每一把笤帚的去向，进到里面的库房里给我拿出粉笔和笤帚，那个大厚本子没有代数或几何的符号，只是一串串阿拉伯数字，这样的题目对老邱来说可能太简单了，有几次我想找出一道特别难的题目去向老邱请教，可老邱根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名字，这让我的自尊心有点儿受不了。孙老师的数学课果然讲的好，他条理清楚，每隔十分钟就会问一句：“听明白了吗？”如果有人稍微表示疑惑，他就掰开了揉碎了再讲一遍，他声音宏亮，板书工整，批改作业很认真，然而我觉得他太罗嗦。后来我在逛书店的时候偶然的看到了《大代数》，就买了下来，那是一本很厚的书，里面大概有1000道题，我没有几道会做的，但我背着这本书到学校里向小飞显摆：“我买了本《大代数》。”他点点头：“我买了那本《从一到无穷大》。”
在小飞来之前，我的成绩在班里差不多是第三名，数理化三科考好了，我差不多能拿300分，英语和语文能得90分，政治只能得70分。政治是我最不喜欢的课程，任老师讲课的时候很端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小腹之下，后来我才知道，好多干部都愿意摆出这样的造型，但当时我们给他起的外号是 “任意球”，因为他那样子太像是护着裤裆的排人墙的球员了，任意球先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然后说我们都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初二开始讲中国最近100多年是怎么被人欺负的，他讲英国舰队驶向大沽口，我听着好像他们要来我们学校门口堵着抢钱似的，他讲英法联军欺负我们，讲日本欺负我们，讲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然后说现在的外国也欺负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陈景润那么了不起都没拿到诺贝尔数学奖，就是因为外国人欺负我们。当时我是打算给中国拿一个物理学的诺贝尔奖的，或者是医学奖，所以我知道，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我满是疑惑的举起手来，怯生生的说：“任老师，诺贝尔好像没有数学奖。”班上有几个同学窃窃私语，“就是啊，诺贝尔好像就是没有数学奖”，任老师笑了：“是吗？我说陈景润怎么没拿诺贝尔奖呢？坐下吧。”我坐下来，任老师继续讲我们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不能骄傲自满，不能数理化成绩好了就不重视政治。这是初二时候的事，从那以后我的政治课就再也没有上过80分。初三的时候他开始讲“十二大”，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且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诺贝尔有没有数学奖都不知道，我就没必要再听他说什么。
班长和学习委员轮换占据成绩第一的位置，两个都是女的，她们的三项文科都在97分以上，三项理科也都在95分以上，所以我对追上他们不报任何希望。但两个多月的学习之后，我忽然相信，小飞能在期中考试上拿全班第一。
傻大红一到快考试的时候就紧张的要命，每天上课她的双腿就在我后面抖个不停，她个子高，两只脚老是踏在我的椅子腿儿上，她这么一抖，我就跟着哆嗦，我回头说：“别抖了！”她停下来，过了会儿再接着抖，如果老师提问，她站起来就不抖了，但回答问题的声音颤颤巍巍的，我都怀疑她会尿裤子。孙老师考前复习，在黑板上徒手画了个圆，他这个本事的确强悍，不论多大的圆圈，他都画得又快又圆，不像老邱要用圆规，他让傻大红上去解这道题，傻大红磨蹭着走上前，用了5分钟写出答案，孙老师点头夸奖：“期中考试的难度范围就在这里。同学们，看见没有，连大红都能把这道题做出来，你们还担心什么？”全班同学高兴得笑了，所有人都明白，傻大红上台被当成智力最差的标本来给我们树立自信。傻大红脸微微有些发红，也在笑，她坐回座位，那一节课的后半段双腿再也没抖。
其实，傻大红并不害怕数学或物理，她最怕的是英语。两年多的时间，我从来没听她张嘴念过英语，我曾经翻看过她的英语课本，她在每个单词下面都用几个汉字注音，FILL的注音是“飞奥”，FEEL的注音“飞一奥”，我晃悠着课本：“你还真有本事，你飞奥你飞一会儿再奥！”大红抢过课本用它拍我的脑袋。在课堂上，英语老师小刘不止一次晃悠着她的试卷说：“大红，你可真是大红，全是红叉子，选择题概率上能对个四分之一，ABCD就四个选项，四十道选择题你能错三十多个！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连蒙都不会蒙呢？”这次期中考试之前，傻大红又被羞辱了一番，小刘伶牙俐齿，她好胜：“大红，我再一次告诉你，刘小木留级之后，你是唯一一个英语不及格的同学了，你每次测验，考试，都不及格，你花时间学习了吗？你早自习都在干什么呢？你这次再不及格，我看你别叫大红了，你还是叫大傻吧！大家这么叫你真没什么错！”小刘说这番话时，傻大红的腿在后面哆嗦得厉害，连我都跟着抖动起来。我回过头，看见她趴在桌子上，脸埋在胳膊里，小刘不依不饶：“你哭什么？你有本事哭，就没本事学好！”傻大红哭出了声：“你骂人，老师骂人！”小刘被傻大红的哭声搞的不耐烦了：“好，你这次考试要是及格了，我给你鞠躬道歉！你要是不及格···”她没说下去，但全班都明白，她要是不及格，老师就骂得没错。
考英语那天，傻大红的腿从一早上就开始抖，我回头警告了她三次，最后说：“你再抖我就把你的腿剁下去！”但这样的警告也不起作用，小刘老师监考，她抱着卷子进来，每份试卷有四大张，我们安静的做题。半个小时之后，我的腿被扎了一下，然后又一下，小飞用铅笔在扎我，我心领神会的把手放到课桌下，接过来他递的纸条，攥在手心里，小飞做出一个伸懒腰的动作，仰起头往后伸展，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似乎为了表示对傻大红的不屑，小刘老师在监考过程中没向我们这个方向打量一眼，她坐在讲台后面看书。傻大红的腿还在抖，我的手贴过去，咳嗽了一声，她停止了抖动，双腿夹紧，我确信那张纸条被她夹在了双腿之间。那次期中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小飞不出我所料的拿到了全班第一，他的数理化一共得了297分，英语100分，政治98分，语文95分，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他压过了班长和学习委员，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傻大红的英语成绩是85分，她不加选择的把那张纸条上的全部答案都抄了上去，因此，小刘老师非但没有给她道歉，反而再次羞辱她，她把所有人的试卷都发了下去，唯独留下大红的：“大红？85分？你这个成绩真不错，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手段？”她眼睛斜睨着，傻大红举起一块橡皮：“我用的是这个！”小刘一个箭步走下讲台，来到傻大红身边，那块橡皮被切成方型，改造成了一个色子，有四个面用蓝墨水分别写上了ABCD。
班里面很快就有流言，说我和小飞彼此作弊，还帮助傻大红作弊，我相信这都是班长和学习委员的报复，他们是老师的红人，小刘老师和罗青衣肯定听到了不少小报告。有一天放学，我和小飞一起去地坛公园，这所公园就在我们学校旁边，路上我问他：“罗青衣找你谈话了没有？”小飞说：“没有啊。”我说：“我们还是小心点儿，反正我打死也不会承认作弊。”小飞点头。我们之间的信任感不用多说啥，但我告诉他一定要小心罗青衣：“你等着吧，罗青衣一定会找你谈话的，就算不说考试传纸条的事儿，也会和你谈更恶心的话！”“谈什么更恶心的话？”罗青衣找班里每个男生都谈过，谈遗精，谈手淫，他用一种特别婉转的方式去询问细节，弄得每个人都非常窘迫，最后这成为大家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儿，要是哪个同学忽然被罗青衣叫去，他回来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问：“你被谈过了？”被问到的人会不好意思，但大家嘻嘻哈哈的也就应付过去。我把这个情况向小飞汇报，他听了有点儿哭笑不得。
地坛公园里有许多古树，深秋时节，落叶在地上积攒得很厚，我们踩在上面，像踏着一层厚厚的地毯，我们走到树林中间停下，这时候感觉四周的树把我们包裹起来，宁静又安全，小飞忽然开口：“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我看着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你说。”
“有人会给我写信，但我在学校里不方便收信，我不想让罗青衣知道我收到过信，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收。来信会写你的名字，你转给我，但你不能偷看。”
“好，没问题！我不会偷看的，也不会弄丢的。”
那时候，一封来信是郑重其事的，学校传达室外有一块小黑板，每天哪几位同学收到了信，小黑板上就会写上他们的名字，他自己没看到，别人也会留意，告诉他“传达室有你的信”。全学校都会知道你收到了一封信。谁收到的信越多，谁就会被羡慕，我们年级有个女生，参加过合唱团，去过苏联表演，她收到的信最多，还有外国人给她写的信。从来没有人给我写过信，我参加过《中国青年报》的知识竞赛，把自己的答卷寄出去之后，天天盼着报社能给我发得奖通知，我还给《北京晚报》写过信，对他们的“五色土”副刊提出意见，他们也从来没有给我回信。接到小飞这个任务之后，我非常焦急的等待那封神秘的来信，盼望我的名字出现在小黑板上，每个同学都会在小黑板上看见我的名字。我不仅可以一份神秘——你们不知道是谁给我写的信，还可以保持另一份神秘——你们也不知道这封信到底是写给谁的。我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来信，我向小飞询问，他说，不着急，很快就来。信果然很快就来了，每周一封，每周一的中午或者周二的早上，我会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黑板上，我走进传达室去拿信，然后擦掉小黑板上我的名字。白色的信封，左下角是一株山茶花，寄信人那一栏写着“本市”，信封上的字非常工整。我每次都把信偷偷交给小飞，夹在一本书里，或者在厕所里递给他，这样我们好像在分享一个秘密。
第六封信来到时，我遇到了麻烦，那是周二的早上，我看见小黑板上照例有我的名字，我走进传达室，取了信，刚要往外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赵狗子进来了，他一进门就堵在了门口，我心跳的厉害，但还能装作若无其事：“赵老师好。”赵狗子盯着我手里的信：“最近你收到的信很多啊，是什么人给你写的信？”我回答：“我的小学同学。”赵狗子盯着我的眼睛，让我不寒而栗，他盯着我看了一分钟，我有点儿慌神儿了，我承认，我一直非常怕他，从来不敢和他有丝毫的顶撞。关于赵狗子，一直有一个吓人的传说，说他会发羊角疯，一年前曾经发作一次，他会自动的原地转圈，直到自己晕倒为止，还口吐白沫，同学们私下里这么传，但谁也没亲眼看见。这本来可以成为大家取笑他的把柄，但没人敢拿这个来取笑他，说起赵狗子的癫痫病好像赵狗子是吸血鬼一样，我看着他的眼睛，害怕他忽然原地转圈口吐白沫。赵狗子看着我说：“你把信拆开看看。”我委屈，不争气的好像要哭出来：“这是我的信。”赵狗子说：“我知道这是你的信，我不会拆你的信，我要求你自己拆开看，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就当着我的面拆开来看。”
我哆嗦着，想违抗命令，然后听见他低沉的重复了一句：“拆开看！”我忍着泪，撕开信封，摊开信纸，我看见了第一字，如五雷轰顶，我看见了落款，如晴天霹雳，那是两个英文单词，日后我们会重复使用一万次，会变得好不稀奇，会变得平庸，会是普通的客套，开头那个字是“Dear”，落款是“Yours”，那是第一次，我打开一份信，看见有一个人管我叫“亲爱的”，第一次看见有一个人说“你的”，尽管我们当时已经学过用英文写信，但真看到这两个词，还是会把它转换到中文语境，“你的”“亲爱的”，我完全忘了这封信根本不是写给我的，我手里拿着这张薄薄的信纸，想把它贴在胸膛上，我的眼泪涌上来，不是害怕，而是为那两个单词，“亲爱的”，“你的”，仿佛一个女生贴在我的耳边，轻轻的念出来“亲爱的”，然后是一片沉默，然后她又说“你的”，我像个男子汉一样镇定下来，看着赵狗子，我觉得让赵狗子看一眼这封信都会是一种玷污，但还是翻过来给他看了一眼，这是一封英语信，我确信他看不懂，我的谎言沉稳老练：“这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写信练英语。”赵狗子扫了一眼，和我对视，我坦然的应向他的目光，直到他的眼神退缩：“你上课去吧。”
走出传达室的时候，我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好像世间真的有了这么一个人，等着我去找她，我要找到她，我要对她说“亲爱的”。
小飞得知赵狗子查问来信一事，倒出奇的镇静，他在我面前看完那封信，收在兜里，他的镇静让我对赵狗子的恐惧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对小飞的羡慕——他有个女朋友。我知道那是一封情书，对里面的内容充满好奇。那封信里还有几个单词，是我一瞥之下看见的，它们慢慢浮现出来——冬天，树，雪，鸟。这几个词好像是一首诗，我的脑子里能出现几棵孤单的树，空空的枝杈，冬天的太阳像一枚硬币挂在灰蒙蒙的天上，盯着它看，就会觉得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山洞里，太阳是洞口透露的一片光。我还能想象出一片雪，落在地上还没有融化，还能听见几只小鸟的鸣叫。这几个意象让我有些恍惚，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忧伤，忧伤居然是很美的。我觉得小飞应该把那封信给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的想象是否和信里描述的一样。我觉得我应该分享他的甜蜜，而不是这样陷入忧伤。
写这封信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呢？她应该是长头发，梳着两个大辫子，穿着白衣服黑裙子——我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女学生，她沿着北京的老城墙漫步，她坐在人力车上，她会背诵好多古诗，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这样想着我自己也觉得荒唐。很快，我就见到了写信的人，她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地坛公园北门新开了一家旱冰馆，是由一个大防空洞改造而成，门口总聚集着一帮坏小子，穿着大喇叭裤，叼着烟，我有点儿害怕那个地方，王小木经常在旱冰馆晃悠，那是他喜欢的地方，我也不喜欢学校，但只要呆在课堂上能把考试题都做出来，我也不会太害怕学校。小飞说要去滑旱冰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吃惊。沿着入口往下走，渐渐有股潮湿的味道，防空洞有几个小岔道，但最主干的一条被改造成了一个圆形的滑道，滑道外侧摆着长板凳，我们两个在板凳上穿旱冰鞋，那时候还没有轮滑鞋，所谓旱冰鞋就是一个铁片下面镶着四个轱辘，再绑在脚底下。我和小飞晃晃悠悠的站起来，挪着步子往前走，滑倒在地，再站起来。没几下就大汗淋漓，我刚找到平衡，能往前走两步的时候，小飞从后面又撞向我，两个人都摔倒在地，哈哈大笑。这么狼狈的再往起爬的时候，有个姑娘滑到我们身前，很麻利的停下，她看着小飞说：“你来了。”我从一个仰视的角度看到她，她穿着一条小喇叭裤，裤脚微微张开，不象那些夸张的七寸喇叭口，会被老师发觉勒令剪开，一双白色旅游鞋，一件红色毛衣，她的头发很短，由于出汗，有几绺头发贴在脸上，她的脸微微发红，小鼻子，大眼睛，说话的时候连眉毛都好像在跳动，她的胸前略有些起伏，好像在运动之中调整着呼吸，她伸出手把小飞拉了起来，然后他们各伸出一只手把我拉了起来，她的手热乎乎的。“这是崔营营。”小飞介绍说。她看着我，笑了： “我的信都是你转交的吧？”
那封让我忧伤的信是她写的，可她身上没有一点儿忧伤的元素，甚至还有一股假小子的味道。她跟我想象的一点儿也不一样，我有点儿吃惊，但很快就明白，我想象的是，什么样的女孩会给我写一封信？我喜欢的女孩会是什么样子？但眼前的崔营营，根本就不是给我写信。她喜欢的是小飞，小飞喜欢的是她。我傻呵呵的乐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营营拉起我的手：“来，我教你们滑。”
半个小时之后，我坐在长凳上休息，看见小飞和营营并肩滑行，他们手拉着手，速度一点点加快，小飞有时会歪向一旁，但营营能很快帮他调整过来。她有时候用一只手牵住小飞，有时用两只手揽着他，不管他怎样踉跄着，营营都不会撒手。他们在滑道中央滑行，速度不快，总有人超过去，发生一点儿碰撞，但他们不避让，也不打算滑向边缘，滑过几圈之后，他们两个变得轻快了，像跳舞一样。营营在前面滑，小飞揽着她的腰跟在后面。
他们连着滑了十多圈之后也在长凳上坐下，营营说，“我去买点儿瓜子吃。”
看着她离开，我问小飞：“你们原来在一个中学？一个班的？”小飞点头，我接着问：“那你干吗要转学？被老师发现了？”小飞还是点头。他不太愿意让我继续问下去，但他已经把他的女朋友带来给我看了，这表明他在我面前不打算隐瞒什么，这是一种最亲密的表示。
营营捧着一袋儿瓜子回来，坐在我和小飞中间，我们磕瓜子，看着眼前的人不断滑过去，听着吵闹的迪斯科音乐，我问营营：“你还接着写信吗？”营营的牙很白，磕瓜子的速度很快，她攥着手里的一团瓜子皮儿，说：“当然，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下一个礼拜，我没有等到崔营营的信，再下一礼拜也还是没有，小飞说，一切正常，我们还是准备好期末考试吧，我郑重邀请小飞，考完了和营营一起去我家玩。那时候，学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我们盘算的是考到哪一所高中去，小飞说他要去清华附中，这样可以住校，而且至少可以在清华住7年——高中3年，毕业之后直接在那里上大学，4年，如果上研究生就再住3年，“不过，我还是想出国去念书。”
我还没有这样长久的打算，只想到一个好点儿高中，没有赵狗子、罗青衣这样变态的老师，我也没想好是学文还是学理，小飞的理想是当工程师，我问他“营营想学什么呢？她也想去清华吗？”小飞说，营营想学化学，她要当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这是我们的偶像，教室的墙壁上就贴着她的语录——科学就是把幻想变成现实。这句话用楷体书写，印刷品，挂在墙上从来都是冷冰冰的，但小飞给我看的笔记本，扉页上抄录着居里夫人的另一句名言——“我们必须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力！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要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我不知道小飞要做的是哪一种事，但看见他工整的字迹之后，对墙上的语录也不再反感，那上面有一条是马克思说的——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让我产生幻觉，好像应付那些讨厌的作业是在搞科学研究，还有一句话是高尔基说的，我觉得好笑——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读书的意义，还不能明白高尔基说过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期末考试小飞照例考到全班第一，全年级排名第二，我朦胧的感觉到，他完全没必要去争夺那个年级第一的位置，他的心智远比我们成熟，他所想的并不只是拿几个满分，他将献身于科学研究，为中国拿诺贝尔物理奖的重任很可能要落在他的肩上。
寒假开始的时候，我和小飞一起去火车站送崔营营，她的父母在西安工作，她要去西安过春节，平常在北京她和爷爷奶奶一起过。我那时候还没有出过北京，听说她要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有点儿吃惊，那次火车站送别，小飞哭了吗？我们买了站台票去送她，坐在车厢上我觉得兴奋，我说：“我们要是一起去西安玩多好啊！”营营说：“好啊，我们可以半路下车去爬华山，爬完华山你们再回来！”我盘算着到华山估计也要20多个小时，就提议暑假考完高中一起去河南的少林寺看看。小飞对我们的计划不置一词，他站在走道上，看着营营，他立在站台上，看着营营，营营手里有一条毛巾，她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挥舞着毛巾：“过完春节我就回来了。”
那个下午，小飞去我家玩，他翻看了我的藏书，有一本列车时刻表看的最仔细，他一边翻一边念叨，营营到河北了，到石家庄了。小飞和营营是上初二的时候好上的，他们一起去过动物园、植物园、香山、颐和园、天文馆，他们传纸条，纸条上抄着莎士比亚的诗，这些都被老师发现了，“你这孩子，小小年纪就会勾引女生”，小飞说，这句话让他最为恼火，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用“勾引”这么难听的词。类似的难听的词还有“萎靡”，大意是说一个人总想着男女关系，陷入白日梦，我跟小飞说，赵狗子也爱用这些词，他曾经用“风骚”来骂二班的一个女生，用“颓废”来骂三班的两个男生。小飞问我，喜欢班里的哪个姑娘，或者是学校里的哪个姑娘。我向他承认，我在这方面好像还不怎么开窍，我原来挺喜欢班里的学习委员，但有一次事故让我们反目成仇。那是一次课间休息，我翻她的书包找英语词典，她总带着一本厚厚的词典上学，词典找到了，书包里还有个东西被我翻了出来。那是一条神秘的布带子，类似于T-BACK，少女到了月经期，总穿上那玩艺儿，上面有个机关可以卡住长条的卫生纸，80年代初还没有卫生巾这概念，大大小小的妇女都会有这么几条T-BACK，有人管这东西叫“马”，谁穿着这玩艺就叫“骑着马”，我从学习委员书包里翻出这东西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干吗使的，她刚好从外面回来，满脸通红的从我手中把那匹马牵走，把词典也夺了过去，她哭了，罗青衣因此把我臭骂了一顿，他给我定性是“耍流氓”，这让我非常委屈，不过后来王小木向我解释了那根神秘的布带子的用途，解释了为什么体育课上总有几个女生可以不参加长跑，我明白了学习委员为什么会恼怒，但不打算请她原谅，她也没打算原谅我，我们之间那种朦胧的好感就此消失。而且，那根神秘的布带子也拦住了我对女同学的好奇，她们居然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流出血来，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小飞听了我的隐私，捧着那本列车时刻表在我的床上笑得直打滚儿，他说：“你可太笨了！”他说：“你应该去摸她！”
“摸她？摸哪儿？”
小飞笑的更厉害了：“就是她骑着马的地方。”
我琢磨着去摸那个会出血的地方实在难为情，但我承认，我有过这样的想法，有一次我躲在学校外面，特别想摸二班被赵狗子骂作“风骚”的那个女生，我当时很冲动，想着一看见她我就拦腰抱住，我非常肯定她不会骂我“耍流氓”，即使她要骂，那天我也打算不管不顾死活要摸上一把，我躲在一个黑漆漆的街角，左等她不来右等她不来，最终我失去耐心回家了。我问小飞：“你摸过吗？你们。”
他笑着摇头：“没有。”
“是不是摸过之后就会生小孩呢？”我问。
这一下，小飞笑得更厉害了。我并没有装傻来逗他乐，我的确属于开化较晚的那类人，我相信，要是喜欢一个女生，就应该先给她写信，写“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或者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后，就可以两个人牵着手在夕阳里漫步，然后是亲吻，然后我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我和小飞都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因为再说下去，就会涉及到营营，我可不想在谈论这样一个龌龊的话题时把他们两个牵扯进来。那天下午的后半段时间，小飞一直在帮我改造一个“科学实验小作品”，那是一个20厘米高的小秋千架，有个小毛猴在上面荡秋千，其原理是正负电极之间的排斥与吸引，通上电之后，小毛猴就会不断摇摆。小飞的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他把电路规整得更漂亮，拿着电烙铁像拿着一支笔一样轻松。
在我父母下班回家之前，小飞告辞了，他没有约我去他家玩，也没说定啥时候再来我家。那个寒假我们没有再见面，但那20多天我过得格外有意义，我明白了爱，我想着我会爱上谁呢，当然，我也想我会去摸谁呢？我明白了创造，那个毛猴子荡秋千，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完美的作品，它证明了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我明白了学习，那本《大代数》仔细看下去并不是很难，我还明白了见识世界，营营去的西安，有兵马俑，那是秦始皇的陵墓，应该比我看到过的十三陵和明东陵更气派，那里还有华清池，是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还有大雁塔，那里的历史可能比北京还要丰富，那里离北京有1000多公里，我想我会去看一看，然后再去洛阳看看，再去罗马看看。我很想去找小飞玩，但见不着他，我也不觉得寂寞，一个孩子要是能明白爱、创造、学习和见识世界的价值，就不会寂寞。
多年之后，我看一个电视片，一位建筑师要设计一所学校，在开始设计之前，他问自己一个问题：对学生来说，学校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课间休息。所以他设计的学校有一个敞亮的小广场似的空间，供学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交流。我可以套用这个思路，上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假期。这时候可以在家看好多书，可以完成“自我教育”，可以把在学校里吸收的那些毒素缓慢的释放出去。
开学第一天，大家吵吵闹闹的相互问候，随即呆坐在教室里开校会，墙上挂着的音箱里传来校长的陈词滥调，傻大红趴在桌上打瞌睡，小飞在下面摊开一本书看，广播站的喇叭忽然尖锐的叫了一声，换成教导主任赵狗子讲话了，他宣布了一个让我们惊讶的消息——由于王小木多次旷课，打架，参与流氓团伙活动，学校决定将他转送到东城工读学校。赵狗子说，这是一个坏典型，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不要走上违法犯罪的歪路。
教室里立刻叽叽喳喳的议论起来——王小木在我们班的时候，是有些调皮捣蛋，上课不听讲接下茬儿，也曾和人打架，但他的行为好像和违法扯不上联系。即便他蹲班了，旷课，跑到旱冰馆门口抽烟，向过往的同学们抢个一两毛钱，我也没觉得这是犯罪。傻大红捅我：“他干什么坏事了？”我回头：“不知道。”傻大红嗓门很高的说：“赵狗子这是欺负人！”
平常我们都把赵主任叫成“赵狗子”，但没人敢在教室里这么明目张胆的喊出来，傻大红这么一叫，班里面一片附和——赵狗子真厉害，赵狗子真不是东西，罗青衣在讲台后面坐着，有点儿惊讶的抬起头，他大概没想到同学们会这么大胆的说出这个人人皆知的外号，他敲了敲讲台：“安静，安静！”
班里最安静的是小飞，他的目光始终没有从那本书上移开，他来的时候，小木已经留级，所以他和小木没有任何接触，他坐的座位就是小木留下的，原来小木总在考试的时候回头抄我的试卷，然后向我许诺：“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去揍他！”有了他的保证，我还真不怕校门口偶尔出现的那几个流氓。小木留级之后，更多的在学校外面晃悠，我忽然明白，他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他也不害怕学校，但这一次，他害怕不害怕工读学校呢？那里面据说有好多的小偷，好多能打架的流氓，小木能对付他们吗？
不过，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为小木发愁，要想考上一个理想的高中，我必须把我的政治成绩提高到90分左右，我在假期里想明白一个道理，不能因为政治老师任意球是个混蛋，我就考不出好成绩，即便他教的那些东西都是胡说八道，我也要背下来。傻大红在假期里也偷偷用功了，她的英语在第一次的课堂测验上终于及格了。她说，她准备考一所技校，然后到工厂里当一名工人，她盼着离开这座学校。
两个星期之后，没有人再议论王小木，赵狗子依然在学校里巡视。我觉得他的样子非常滑稽，他的权威是把一个学生驱逐出学校，但班上好多同学都想离开这里，成绩好的要考重点高中，成绩差点儿的要去上职高、技校，留在这里继续上高中的都显得很无奈。小飞基本上恢复到独来独往的状态，和我也不那么亲密，我问她，营营回来了吗？他说，回来了。我问她，营营还写信吗？他摇头。我不理解这忽然间的疏远是怎么回事。那天放学之后，我和他一起去地坛公园，想着怎么开口谈谈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担心他失恋了，担心那个崔营营从西安回来就变了心。
天阴沉沉的，有风，走过公园的第二道大门，有两个大个子忽然把我们拦住，他们一个穿这军大衣，一个穿着皮夹克，皮夹克把我隔在一旁，那个军大衣问小飞：“你叫赵鸣镝啊？”小飞脸色发白，点头。我在旁边挣脱着说：“误会了，误会了。”皮夹克回手给我一个嘴巴，“没你的事，别吵吵！”这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军大衣接着问：“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小飞不说话，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大叫：“快跑！”说着我就先跑开，我当时以为这一招足够聪明，小飞四百八百都能跑下来，他只要肯跑，这两个小子未必追得上，等我跑出几十米后回头看，那两个小子已经动手了，他们把小飞打倒在地，正一脚一脚的踹他，我赶紧往回跑，使劲推开那两个大个子，叫喊着：“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那两人停下来，军大衣对着躺倒在地的小飞说：“回去告诉赵狗子，别他妈的老欺负人！”
我被这句话弄懵了，但当时无暇多想，我把小飞扶起来，从作业本上撕下来两张纸，给他擦掉嘴角和鼻子里流出的血，他的眼角青了一块的，想必很疼，我手忙脚乱的不知怎么处置，破口大骂说要找人来教训这两个孙子。小飞始终沉默，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拉起裤脚，他的腿上也有一片瘀青，我骂得更凶了，带着哭腔。
我们书包里的书本、铅笔盒不知怎么散落一地，收拾起来之后，小飞说：“你回家吧。”他这个时候居然想抛下我，我说不行，我要送他去学校的医务室，他说：“不去。”我说，“那我们去医院。”我翻了翻兜，有一块五毛钱，我搀着他去地坛医院，我问：“你认识他们吗？跟他们有仇吗？”小飞摇头，停下来说：“我不想去医院。”我不知所措，小飞自己往前走了两步，扭动胳膊腿儿：“我没事儿，你回家吧。”我立在原地，不知道他何以拒绝我的帮助，他笑了一下：“我没事儿，别说出去，和谁都别说。”
挨打当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我挨的那个大嘴巴还隐隐作痛，这两个小子下手真狠，我觉得我和小飞要同舟共济，患难同当，但还是先为自己开脱：“你怎么不跑啊？你要跑了他们肯定追不上。”小飞不说话，他那天对我的任何问题都不想回答，我坚持先到我家上点儿红药水，他答应了，还在我家洗脸，用冷水敷脸，想让额头的肿块消下去，他想在回家之前遮住一切伤痕，他不想让任何人发现他被打了，在上红药水的时候，他也想把我支出去，不想让我看见他身上的伤痕。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小飞挨打那一幕在我眼前闪回，那不是抢两毛钱时随便打两下，也不是吓唬人时狠狠打两下，那是带着一股仇恨的殴打，我想起军大衣说的那句话——回去告诉赵狗子——为什么让小飞去告诉赵狗子。
第二天小飞没来上学，第三天也没来，接下来是周末，新的一周开始，我才再看见小飞，他还是老早就到了学校，低着头，避免让别人看见他眼角的那块淤血，但我能看出来，那块淤血已经变成暗黄色。他刻意和我保持距离，不主动和我说话，这让我很是气恼。整个一个星期，我们似乎处在冷战状态。那个周五，又是一个坏天气，从早上就是雨夹雪，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学校的操场上一片泥泞，楼道和教室里也被踩得脏乎乎的，那天是我和小飞值日打扫卫生，擦黑板擦桌子都还容易，就是地上怎么也不干净。我先用拖把拖了一遍，泥和水混在一起更脏，于是我到厕所里找了个大水桶，拎到教室里准备用水冲，楼道里湿乎乎的，我差点儿滑倒。
天色阴沉，不到5点就已经黑透了，教室里开着灯，我从教室的后门进去，看见小飞站在自己的课桌上，那一瞬间我以为他要上吊，用书包套住灯管然后再套上自己的脖子，灯管当然撑不住这个重量，这只是一转念，很快我就看明白，他就是站在桌子上面，不是上吊，也不是在擦灯管，他站在上面发呆。我又要插嘴了——后来我上大学看到个电影叫《死亡诗社》，那里面也有学生站在课桌上的镜头，我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想到了小飞，那姿态一模一样，这让我在大学电教室里潸然泪下。
我左手拎着水桶，右手拿着拖把，立在教室后面看着站在桌上的小飞，他看着我，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我们这么对视了有10秒钟，都没有说话，忽然他侧转过身，拉开拉链，掏出小鸡鸡往教室里撒尿，他一边撒一边转，大概转了270度，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有用小鸡鸡正对着我，他那泡尿可真长，而且滋的可真远，旁边的课桌和椅子都溅上了，地板上是泥和水，尿在上面倒显不出来。我被他这个举动惊呆了，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撒完了，转过身来面对我，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这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教室里还有另一个人存在，我看见影子，或者听到了呼吸，我转头就看见赵狗子正站在教室的后门，他的脸要比平常可怕十倍，我的双手一松，水桶咚的一声顿在地上，拖把也掉了，这两声响动之后教室里变得异常安静，然后我听见赵狗子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跟我来”，这句话并不严厉，但显得有点儿温柔，小飞还站在桌子上，赵狗子转身走开，小飞跳下来，跟了过去。
我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也很可能是一直没缓过来，我冲洗桌子椅子，冲洗地板，足足冲洗了三遍，把教室打扫干净之后，我又把整个楼道都拖了，直到累得直不起腰才停下，我回到教室里坐下，把自己的书包收拾好，小飞的书包还在课桌里，他还没有回来，我不知道赵狗子会怎么对付他，整个教学楼里死静死静的，这么呆坐着过了很久，我听见脚步声，赵狗子从后门走了进来，他从小飞的课桌里拿走书包，很客气的对我说：“回家吧，很晚了。”我嘟囔着想叫一声“赵老师”，最终也没说出来。
我关上教室的灯，关上门，楼道里的黄灯泡放出微弱的光，我走下楼，一种恐惧笼罩着我，不是害怕这个昏暗的楼梯，不是害怕赵狗子，而是害怕我终于要失去某种东西，校园里没什么人，漆黑黑的，我站在大楼的门口，透过玻璃向外看，小飞站在操场的另一头，赵狗子从存车棚里推着自行车出来，他一手推着车，一手举着一把伞，走近小飞的时候先把伞伸了过去，他就这么给小飞打着伞，推着车，两个人走出学校的大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军大衣会说——回去告诉赵狗子，小飞，赵鸣镝，是赵狗子的儿子。我的好朋友是赵狗子的儿子。他们走路的样子明确的告诉我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爸爸会给儿子那样打伞，只有儿子会那样跟着爸爸走路，我描述不出来那种姿态，小飞好像有点儿抗拒，也好像非常顺从，我追上去想看得更清楚些，结果滑倒在操场上，衣服上沾满了泥。等我追出校门，他们早已不见踪影，我沿着小飞平时下学的路线追，我好像看见赵狗子骑着车，小飞坐在后座上给他撑着伞，我停了下来，感觉到被欺骗，被出卖，背叛。
我还感到委屈，我居然为了赵狗子挨了一个大嘴巴，那个军大衣和皮夹克肯定是为了教训赵狗子才会打小飞的，我不只挨了一个嘴巴，我上去求饶的时候还被踹了几脚，其中一脚踹在我的小鸡鸡上，要是力道大一些，我以后遇见相爱的姑娘真的只能用手摸了。
再在学校里看见小飞的时候，我学会了对他视而不见，他居然也装作看不见我。我觉得，起码是应该他向我道歉，他骗了我。我希望他能来否认，说他不是赵狗子的儿子。我们形如陌路，这样过了一个星期。等到周末放学的时候，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出校园，从校门口走过两个街角，我听见后面有人叫我，崔营营气喘吁吁的追了上来。
“你知道了？”营营说。
“知道什么？”我反问。
“你知道了赵鸣镝的爸爸是谁。”
我一下子觉得难受起来，低下头不说话。崔营营说：“我们去地坛吧。”
营营那天下午的谈话第一次让我感到情感的复杂性——他们相恋，被老师发现，小飞的家长也就是赵狗子被请去谈话，赵狗子让小飞转学，这样是为了切断小飞和营营的关系，但还有另一层考虑，他不想让小飞在那个学校受委屈。小飞不愿意离开营营，但他没有能力对抗赵狗子，他更不愿意让新同学知道他有一个那样的父亲。
“我也不喜欢他爸爸，但我喜欢他。”营营说。
“小飞说，你是他的好朋友，他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他不是要骗你，他只是觉得，你要是知道赵主任是他爸爸，就不会和他来往了。”营营说。
“我们的信都是你转交的，因为我们三个是一头的，他爸爸是另一头的，后来他不让我再写信了，就是不想被他爸爸发现，也不想给你惹麻烦。”营营说。
“为什么他不来和我说？”我问。
“他想请你原谅，你能原谅他吗？”
崔营营是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她说的我无地自容，再僵下去我就太小心眼儿了。我说，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我希望我们都还是好朋友。这样说完之后，我好像心无芥蒂了。但我朦胧的意识到，我喜欢这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再后来，我才知道，十几岁的男孩子之间也会有一种比友谊更亲密更复杂一点儿的关系，也会依恋、撒娇、怄气，等我明白这种微妙的关系之后我有点儿害怕，不愿意过多的去回想小飞这个人，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
那年春天的时候，我、小飞、营营一起去了一趟动物园，我们看见公猴子追着母猴子乱跑，看见了大象的鸡鸡，像人腿一样粗，看见一头熊和另一头熊打架，我们在狮虎山边吃了好几根冰棍，暖洋洋的太阳让生命疯长，可老虎还是在睡懒觉。
我们一直都避免谈论赵狗子，在动物园我们谈论的是东北虎和华南虎有什么区别，那时候我觉得，小飞做数学题的本领要比孙老师强，当然还不如老邱，营营的英语比小刘还要好，她在看《简·爱》呢。我打心眼的认为，我们要比那些老师强得多，这样我们可以超脱一点儿看待学校里的虚伪和威权，任意球、赵狗子这样的人，和军大衣、皮夹克那样的家伙没什么两样，我们将来要干的事情可不是吓唬别人，欺负别人。那时候我们都过了15岁生日，碰到一起总喜欢谈论大问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底说了什么，牛顿和爱因斯坦谁更牛逼。这些话题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好像在构建一个智力生活的世界，但又无法避免受到现实的干扰，有同学拉住我问：“听说小飞是赵狗子的儿子，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好像承认这一层关系，小飞就会特别丢脸，我也会跟着丢脸。
我没办法帮助小飞和这个集体融洽相处，我相信班里好多人都知道了小飞的身份，他是赵狗子的儿子，他们对赵狗子的厌恶与畏惧转变成了对小飞的敌意，我觉得这样轻松一点，我不用再为他隐瞒什么。可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和小飞站在一道变成两个人的孤僻小团体，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姿态影响到了我，课间操的时候，我躲在教室里，充满鄙夷看着楼下乌泱泱的人群，他们发出嗡嗡的声音，然后伴着大喇叭里的音乐做体操，我又学会了一个词叫“群氓”，我找各种借口逃避课间操，从楼上俯瞰“群氓”，逃不开的时候就懒洋洋的应付，变成“群氓”中的一员。
每周一，课间操前会有升旗仪式，这一天查得最紧，很难逃脱，所有老师也都参加，国歌响起的时候，大家行注目礼，每个人的双手都垂在两边，只有任意球依然双手护着裆部，嘴中喃喃有词，但肯定没跟上国歌的节奏，数学孙老师站得笔直，会响亮的唱出声来，立正的姿势似乎对罗青衣最难，他总是脚尖点地，脚后跟抬起，小幅度的颠簸着，随着国歌接近尾声，他的幅度加大，要伴着“前进，前进，前进进”而窜起来似的，国旗升到顶端的那一刻，罗青衣总要往前迈上一步，把向上窜的能量转化成向前的能量。
说实话，我那天根本没看清楚赵狗子是怎么晕倒的，升国旗的时候他总站在领操台子上，这个仪式一结束，我就从兜里掏出一沓子单词卡片看，这也是一种抗拒的姿态而已，我听见同学们嗡嗡的声音，但与往日相比要嘈杂和兴奋，抬起头来，几个体育老师已经跑到领操台上，七手八脚的把赵狗子抬了起来。他的羊角疯发作了。
不断有同学回头打量小飞，他木然的立在那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广播操的音乐声骤然响起，体育老师发出指令“注意队列”，赵狗子已经被抬进教学楼，那一天的音乐显得格外嘹亮，那一天大家做操显得格外卖劲，他们都有些手舞足蹈的意思。小飞比划了两下，忽然停下来，第一节是扩胸运动，第二节是体转运动，前面的同学向左向右转动身体，好像都要回头瞟一眼，小飞站在那儿，我忽然害怕这羊角疯也会遗传，担心他也晕倒。我们要过很久才能学会漠然的面对他人的目光，不管他们有敌意还是单纯的好奇，小飞转过身来，向队列的后面走去，那时候我们正向前跨腿做一个弓箭步，但他往后走了，他从队列最后面消失。
解散的时候我快步跑进楼里，我以为他会去医务室，在楼道里转了两圈想找他，医务室的门紧闭着，有几个小子嘻嘻哈哈的在楼道里原地转圈，然后一头撞向墙壁，我知道他们是在模仿赵狗子犯病的样子。从进入这所学校起，赵狗子的癫痫病就是个不朽的传说，我一直希望能目睹这一幕，最好是在操场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赵狗子转着圈晕倒，现在一切如我所愿，可我又希望这一幕根本没有发生。
上课铃凄厉的响了起来，孙老师走进来开始上课，我面前的桌子没有人，这让我视野非常开阔，小飞的几何课本摆在桌上，铅笔盒打开，里面有圆规、橡皮，两根铅笔、一支圆珠笔。他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座位上。他在赵狗子晕倒之后走出了校园。
再见到赵狗子的时候，我忽然有些难受。我想，赵狗子如果能教数学课化学课，小飞一定会骄傲，哪怕他像任意球那样能给人胡乱上一堂政治课，也不至于让小飞如此难受，他最大的毛病在于没有本事。对于一个无能的人，我干吗要有敌意呢？那一瞬间，我似乎都想迎上去叫一声“赵老师好”。一周之后，罗青衣宣布，成绩好的同学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接着来学校听课，“你们可以在家复习，班里面再讲的也都是复习课”。
我把大把的时间都浪费在地坛公园里，坐在树荫之下看一下午小说，想起要考试又忽然有点儿害怕，翻开一本习题集，随便找一道，发现自己毫无困难的解答出来，就继续心安理得的看小说。某种缠绵悱恻的情绪占据了我的心。填报志愿、领准考证，这两天我都很早就到了学校，但小飞一直没有出现。考试开始那天，我终于见到了小飞，但我们没怎么说话。我对他的不满悄然滋生，如果他爸爸晕倒的时候，他能跑上前去，我心里可能更好受一些。
初中毕业照我保留了好几年，黑白照片，模模糊糊的，我身边站着傻大红，她考上了技校，后来日本一企业在北京弄了个显像管厂，她在那家工厂里成为劳动模范，好几个同学考上了厨师，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的饭馆里连着遇见三个，都胖了。班长和学习委员都考上了东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后来大概都上了北医。我考上了我想去的学校，小飞考上了清华附中，崔营营也去了那里。他们应该在清华呆了好多年，后来肯定是出国念书了。当然，毕业照里小飞没有出现，我们穿着白衬衫，一个美妙的集体，按照个头分成三排，我应该是站在第三排的椅子上，第二排的同学站立，第一排有座位，中间是校长、赵狗子、罗青衣、任意球等几位老师，，后来这照片被我弄丢了，后来我发现，凡是这类集体照片，坐在第一排中间那几个座位的，必定都是我讨厌的人。我真正想合影的人都不在这照片上，比如呆在总务处库房里的邱老师，还有不肯在这所校园里出现的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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