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完全是对人的权利的主张。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华莱士被赶走的时候，说了一个“Freedom”(自由)。真正要落实自由，必须要具体到人们的权利，实实在在地落实民主与自由，自由不是口号，必须跟民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称之为社会有推动力的力量。
我们经常说，权利和义务，责任和权利，应该是对等的。大街上能看到很多要求公民履行责任的宣传口号，比如保障安全是公民的责任，纳税是公民的责任;但看不到一条主张公民权利的宣传，公开纳税所得，公开政府财务预算，这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我们看不到。
人大代表，我觉得名称都有点问题，现在的人大代表是代表人大，不代表人民，这个名字要改变，直接叫人民代表，这很直接，就代表人民。所以这方面想请熊老师给予一些解答。
熊培云：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本身答案都在里面。要做什么，政府都知道，只是很多情况下就是不做。如果要求一个贪官公布自己的财产，那他就是自取灭亡。如果有很多这样的阻力，财产肯定公布不了。
税权也是一样，《宪法》规定了交税的义务，但是交税的权利没有任何说法。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需要慢慢改变。
你说的宪政问题，我觉得宪政本身就是要给政府划一道底线，有些事情是不能越界的，但恰恰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家变得特别魔幻，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因为没有底线。
观察中国的农民打麻将，你就知道中国搞宪政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宪政说到底就是让大家来判断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打麻将的时候，不会别人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会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只是这个事没有做。
提问15：听了这个讲座，我的脑海中一直出现四个字：公民意识。刚才那位大学生村官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把它理解为怎样去提高公民意识，他说，有很多的现象，其实是公民意识的缺乏。首先公民意识是要承认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有发言权，可以自由选择，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社会还有很多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怎样去提高这群人的公民意识是个问题。
我想回应那位同学，首先你得自己相信他是个独立个体，你承不承认他是一个具有生命价值和尊严的人，有没有赋权给他。就像杨老师所说，你不能代替他的角色。
前面一些同学的发言让我感触特别深，我又想起了一句话：行动改变生命。的确有很多现象是我们发现的，也会停下来去思考，去抱怨，但是多问一问自己，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呢?有没有信心让政府信息公开呢?上海有一个律师，他就在用自己的行动让政府公布一些环境的信息。用合法的手段促使政府把信息公开出来。深圳一群青年人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对于我自己的告诫是：只有行动才能改变。
熊培云：就地改造，我2003年在法国时，国内有一个特别大的孙志刚案，当时有一句话：“眼泪一夜之间洒遍互联网。”我很关注这个事情，有种失落感，我觉得国内的朋友在改造中国的风暴中央，而我在一个很边缘的地方。中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法国这些欧美国家，社会转型已经完成了，当年也出现了很多人物，像雨果等。中国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这是我后来很快回到国内的原因，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图书馆也是特别具体的改变。
主持人：我补充一个例子，刚才讲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其实，也是有这么大一群人从别人的乐土回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在新西兰呆得非常好，他说当时汶川地震一震的时候，把他震得内伤了，觉得自己不能呆在新西兰。他坚决地回来了，就地改造。这样的青年人很多，这个地方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做。今天坐在这个教室的人，应该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如果我们都不做点什么，还指望谁来做呢?
提问16：想就农民工问题请教熊老师。现在大城市是在经济上欢迎农民工的到来，但是在制度上又排斥农民工的到来，他们的居住权没有基本的保障。但《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权利的行使当中，会产生巨大的鸿沟，农民工在这个鸿沟当中成为游民，可能会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一种因素而存在，您认为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如何填补这种鸿沟?
熊培云：您是要我给中国政府开一个药方(现场笑)，其实制度设计，遵照《宪法》给大家正常的权利就可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宪法在具体落实方面成了一个权利白条。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我正好跟王学泰老师做了一个专访，叫做《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怎样才能使这个流民社会变得有根?公民社会才能使流民社会有根。具体地说，不管是农民，还是其他身份，如果说都有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的福利保障，他是一个平等的国民，这就是它的根所在，社会保障就是他的家，而不是湖南某个小山村、深圳某条街道，如果这样，都不会导致社会动荡与崩溃。
熊培云：这其实跟政府的定位有关，中国现在到处很乱，但政府没有真正地去治乱，古代有一句话：“乱世用重典。”我们现在治理国家：“乱世用盛典。”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国庆，花了大量的钱，这些钱如果用来给民众的生活划一道底线，足够用。说到底还是政府愿意花多大的诚意与决心来做这个事情，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接着那个朋友的话说，实际上政府之所以会这么做，最明了的原因，就是它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而且长期的执政观念，认为这个社会就是它的囊中之物，取社会上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像探囊取物。
古代说到土地问题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的权力特别大，占有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臣民就像地上的庄稼一样，想收割就收割。现在是政府的权力非常大的时候，“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国家有权力，控制了一切。最根本的转变还是我们这些人，有真正说话的权利，有真正决定这些官员命运的权利，如果他胡作非为，你能够对他进行否决，我想他就不会这样。如果权利能够被约束，自由才会完整。
主持人：如果放在一个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的确是有很大的变化。我是一个乐观派，我比较理解这位戴墨镜的朋友，是基于自我的保护。我们要乐观，你做了13年维权，还是有人批示了你，对不对?往前推，总是会有进步。不要那么绝望，不能说什么都不要干。我们毕竟是一个法治社会，虽然这个法治有时出点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在。
我们作为中国的青年人，如果我们自己都看不到进步，先跑了算了，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自由的表现，但跑掉还是不行。我们作为中国的青年人，应该为就地改良、就地改造这个土地做一点努力。
今天讲堂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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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给周森锋式的年轻干部提个醒?karax-ed：党内民主？放弃幻想?且慢给“治庸风暴”掌声?闵良臣：人民为何不敢讲真话？?本·拉登被击毙之深远影响?邳州政府的暴力骇人听闻?悲情李鸿章?市长接机是追星还是权力媚富?基层人代会“零票现象”剖析更多>>
[4] 回复：国界与自由熊培云基本出发点是现在的中国不具有合法性，中国的现有体制是历史的荒谬，因此人们可以不爱这亇国家。这些观点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不过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的一贯反共人士的陈旧说辞，不过现在这些话被熊变了点方式，旧料新做而已，骗骗天真的学子而己。
用户：南歌466 发表于：2010-5-23 23:03:02支持(0) 反对(0)[3] 回复：国界与自由愚民套路，无法阻挡国民的觉醒！！！！！！！！！！！
用户：肖万新2020 发表于：2010-5-23 14:56:23支持(0) 反对(0)[2] 回复：国界与自由准确的说法是，“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最早出现在大跃进时期。以后又发展到车、枪等都听话了。
用户：luopu 发表于：2010-5-21 12:26:41支持(0) 反对(0)[1] 回复：国界与自由 关于“国家”的概念问题，十分有趣，也是困惑我许久的问题。
比如，台湾，就是我们电视里常常被遮蔽的“中华民国”四个字，他们内涵肯定不止局限台湾岛，也包括大陆，港澳，甚至“外蒙”吧，当然也包括居住的人民，包括我，甚至包括胡总书记，温总理，一视同仁。
当然，我们，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当然“A”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涵除了“外蒙”也都一样。
这就出问题了：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爱中华民国，有错吗？有罪吗？
我们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台湾呢？
如果自由选举，我肯定更倾向国民党。这恐怕和“国”扯不上干系吧！
据说，抗日时，有黄泛区人民帮着日寇打国军的，显然是卖国，可是，国军抛弃和掠夺灾民在先，难道就是爱国？
我党的一大批“特殊材料”制成的高官大员，前赴后继卷款外逃，而当政者熟视无睹。其实就是“柔情已暗通”。人民的心态已接近黄泛区的难民了。
这样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吗？
虽自由无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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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5年7月6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本刊驻欧洲记者 熊培云
不久前，有机会和旅法华裔画家司徒立先生聊天，谈到西方社会存在的某种危机时，司徒先生说欧洲有可能面对一次“大沉沦”。理由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目前欧洲价值混乱，什么都可以做，也可能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然而才起了个话头，司徒先生便摇起头来，一脸苦闷。我便问司徒先生何故欲言又止。司徒先生说，“我不说全是因为爱”，你知道，在中国许多价值不是像西方那样泛滥，而是不受重视，它们不在一个讨论的层面上。
司徒先生这番话相信会引起许多身在欧美的海外华人的共鸣。我们看到了西方一些弊病，有时很不愿去张扬，甚至懒得去提及它，因为东西方政治与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差别，或者说中国与欧美主流文化之间的严重分歧；因为中国转型急需外部环境的推动；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心底有诚心诚意的愿望，希望人类普适的价值早日在中国开花结果。上述诸种原因会让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某种消极的东西网开一面。虽然我们从不放过一切观察与思考的机会，然而在中文领域或者面对公众发言时又不得不谨慎小心。
关于这种“我不说全是因为爱”的自由悖论，在我与旅法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交流时也深有体会。大概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陈彦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思想家郭舍（Marcel Gauchet）如何批评民主的文字。在这篇名为《强大的民主与脆弱的民主》的文章中，陈先生谈到了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病。
“今天西方民主面临的危机，不是别的，正是由民主战胜极权主义后产生的精神虚无感和意义失落感衍生而来的。在郭舍看来，极权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民主的强大，然而强大的民主伴随的是利己主义的膨胀，是私域对公域的蚕食，是个体对公权的不信任。这固然可以看作是前一阶段民主社会反极权惯性的延续，但民主要能够生存，要能够在没有上帝的条件下自立，却必须获得新的正当性的来源。公共精神、集体认同，以及社会责任感就必须获得再造和加强。”
在文章结尾陈先生写到，“民主在历史上成功地战胜了对手，目前需要面对的是民主制度内部演变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将促使民主走向更高的形式。”
从文章内容看，读者可以轻松判断陈先生是坚定拥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然而即使这样一篇客观文字，在和我交流时陈先生仍不无忧虑，“现在这种文章很难写”。原因大致和上文司徒立先生一样，因为中国的现状与西方的问题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囿于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与关爱，关于民主及其衍生物的批评时常无法展开。
由于这种差别与对国内民主进程的关爱，海外学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个“虽自由无以言说”的悖论。我们能否抛开东西方的差距毫无顾忌地表达？某些别有用心的“左派”会不会借题发挥而“自由派”人士会不会因此认为他们多了一个理论上的敌人？简而言之，这种忧虑就是担心大家努力齐心向前推动的事业最后被搅了浑水，徒耗了精力与脑力。
自由悖论的开解
自由悖论的开解，需要国内读者了解到，追求民主不能只停留在民主这个概念上，而应该深入到保障人权的层面。换句话说，民主是形式，是工具，人权才是其金玉其内的内容。人权的内涵因此高于或优先于民主，即使人权过多地依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简单多数表决的民主，不以人权为目标的民主，很有可能滑向暴民政治或一部分人专制，即“狼战”或“一群狼对另一群狼的审判”。
由此，我们可以说享受民主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更接近一切权利的本质。所以，在西方国家每当举行大选时，会有许多人心甘情愿放弃民主的机会——“事不关己，民主挂起”、“要做爱不要投票”，但是，只要投票权不是被社会或他人所剥夺或因胁迫而放弃，我们就不能以此推出他们失去或抛弃了自己应有的人权。对于个体而言，投票与弃投都是其人权的一部分。
民主代表着一种精神取向，人权是其至关重要的内容诉求。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极度关心民主、渴望民主，甚至神化民主时，多半是因为当地人权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而在一个法学、经济学方面的高级人才还属于凤毛麟角的国家，在一个没有独立思维训练与历史记忆的社会，民主仍不过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基。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属于大多数人的世界，但从本质上讲，此所谓大多数者，亦未必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权利。“文革”时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告密兴风作浪，暗领风骚，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互相剥夺权利者，而不是让渡权利者。前者意味着每个人的权利缩小，接近于零，而后者权利让渡则意味着全社会分享权利，多多益善。
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将欧盟建设视为民主基础上的权利共享。民主是一种基于平等的自由，每个欧盟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开放国界，不但没有使一个国家失去国界或疆土，而且将它们拓展到整个欧洲。对于各国民众而言，他不必唯“本国的拿破仑”马首是瞻，而是在自由、民主精神指引下以对话开疆拓土，共享文明政治、同吟欢乐颂。
巴黎大学传播学教授斯费兹先生经常向他的学生转述美国某管理大师的经典隐喻——波音747飞机之所以最安全，是因为它装有4个发动机而且彼此独立，一个发动机出了故障，备用发动机能立即启动。在我看来，民主之伟大在于人们能以由无数发动机组成的群体意识守住社会底线。但其前提是社会大多数成员能相对独立，不被变相劫持与操纵，或受制于其中一台发动机是否运行良好。否则，它将与专制主义殊途同归，如萨达姆一样零票反对而当选，枪杆子里出假民主。当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当年希特勒高比分出线，远非归咎于民主制度的某种不完善那么简单。解构“民主”二字，“民”是主体，“主”是程序，决定民主走向的是作主的人民，而不是作为程序的民主，公民教育与宪政训练因此成为决定民主成败的关键。
言说的轻重缓急
回到上文，为什么许多人绕开对民主的批评？或许我们可以设喻击穿谜底：当你面对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时，如果你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肥胖症的种种坏处与危险，人们不说你脑子有问题，至少是不知道轻重缓急、在时间上颠三倒四。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有理由说，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言说，是要讲求时间顺序的。为了确保你的公正立场，必须明确两点：其一，在天下黎民骨瘦如柴时，不要把肥胖症的危险当作你参与社会运动的主要知识或工具；同时，也不要试图建立或论证一个所谓“世界上从来没有胖人”的理论去歪曲事实。其二，你必须念念不忘的，也是当下最紧要去做的事，就是让食不果腹者能尽快得到粮食。
几年来，如我在巴黎所见游行、示威、罢工等维护民权的社会运动，虽然我亲历其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不便甚至些许紧张，然而它们并非可以作为主要抨击或讨伐的对象。譬如说前不久我见证的巴黎中学生抗议教育改革的示威，许多学生上街，共和广场热闹非凡。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趁着混乱来了许多郊区的黑人孩子，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游行队伍里抢劫，甚至对一些白人孩子大打出手。就在我对此场面进行拍照时，一群黑人孩子趁乱夺走了我的数码相机。虽然我为失去了几百张照片懊恼不已，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以及这场社会运动的意义。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会因为在大街上见证更多的社会真相而心怀感恩。
法国大街上的游行队伍里不乏自私、偏狭与坐吃山空者。如我的朋友Yann所说，政府难为，现在有许多法国人希望不工作、不学习、多休息，而幸福可以像阳光里的灰尘一样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永远掉下来。但是，抛开这些消极因素，我们更应看到宪政生活与公民适时维权对于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好处——它可以避免富强者贪多“玩火”，而贫弱者亦不至于发展到“非自焚不足以表达”的地步。毋庸讳言，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尚有许多可以自我改进或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地方。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许多层面更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相信，一个批评者能否做到生逢其时，就在于他的言说与参与是否适逢其时，恰到好处。唯其如此，他的言说才可能是自由而且有效的。如有朋友所说，在斯巴达时代，我们必须赞美雅典。
然而，在我内心亦时时提醒自己，别让对雅典的赞美变得毫无条件，沦落到完美主义与一厢情愿。我之所以保持这种“模棱两不可”的态度，是因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当然，我不像国内某些“自由派精英”一样以“天下第一良心勇气”的道德戾气对逝者进行缺席宣判，将罗兰视为“一个懦夫”和“没有立场的人”，以此毫无宽容的“自由精神”为自己的“独立人格”锦上添花。在我看来，罗兰当年所谓的“50年沉默”多半是出于一种关爱，一种对人类共有的美好前程的无限期许。令人烦恼的是这种大爱难免让人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因为我们的目力局限于我们的经历与我们的时代。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曾经过往的有些痴迷甚至足以令人难堪。一个探求智慧并参与社会的写作者因此不得不时时面对心底的追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置身事外不再被爱恨左右？怎样言说才能确保你没有偏袒或虽有偏袒却更接近客观真实？
《死亡笔记》事件（作者：熊培云）
在中小学生中流行许久的“死亡笔记”终遭查缴。5月25日，黄国“扫黄打非”办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一次为期一周的查缴日本漫画《死亡笔记》等恐怖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
《死亡笔记》，特别是由这本漫画延伸出来的“死亡笔记本”遭到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专家的口诛笔伐。在媒体相关报道中，常出现这样的画面：
几个月前，王女士给上初一的儿子收拾房间时意外发现了一本黑乎乎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DEATH NOTE”，打开来一看，里面写的内容让她手脚发软——“2007年4月21日上午9点，冯XX去超市买水，被汽车撞飞，当场毙命。”“我真不敢相信，一向不爱说话文文静静的我子会写出这么可怕的东西……”王女士哽咽着说。
目前，江苏、上海、河南、广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庆、广东等地的文化执法人员均已查获大量非法出版的《死亡笔记》以及“死亡笔记本”，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中小学周边的相关店铺进行了拉网式清查。可以预料，在短时间内，它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DEATH NOTE》（死亡笔记）是2003年12月开始在日本《少年Jump周刊》连载的心理悬疑漫画作品，至今累计发行近千万册。这部由小畑健创作的漫画在一些漫画迷中反响热烈。近两年被翻拍成同名电影，被许多中国“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并不如其所愿。当罪大恶极者可以通过法律内外的各种途径逍遥法外，他终于意识到法律的正义是有限的正义，并在绝望中扔掉了《六法全书》（日本收载现行主要法律的书籍）。就在这个时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不约而至，闯进夜神月的生活。笔记本上赫然写着“DEATH NOTE”。“使用说明”告诉他只要名字被写在上面的人都会死。尽管不相信，夜神月还是在笔记上记下了在电视里看到的诱拐杀人犯的名字。没想到，第二天那个男人果然暴死在监狱里。一切似乎都应验了，如笔记本上所说，一个人名字被写上以后，会在40秒内因心脏麻痹而死。神奇的力量突如其来，夜神月断定自己将可以借助这本笔记簿伸张人间的正义，实现平生的理想——“我要用死亡笔记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成为新世界之神！”
于是，凭着父亲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开始有计划地“笔杀”从警局档案里查到的坏分子，以及那些在电视新闻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为非作歹者。夜神月惊奇地发现，这个笔记簿不仅可以让人死亡，而且让他们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式和步骤死亡。
中国人抱怨：“修桥补路瞎双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作为罪恶的终结者，夜神月认为只要有了死亡笔记这个正义之簿，乾坤会在他的笔底倒转，因为“谁都不做坏事的话，世界就会向好地方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后，权力给予这个中学生的迷醉显然远远高于他对正义追求的渴望。所谓“身怀利器，杀人自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了与警察斗智斗勇，他不惜杀死了追查凶手的警员，甚至连自己的女友都不放过。故事由此展开，直到夜神月最后被逮捕归案。
以笔杀人，代行人间正义。夜神月的扮演者藤原龙也曾经主演过以残酷著称的电影《大逃杀》，当被问到如果有这样一本死亡笔记会否像主人公那样使用时，藤原龙也的回答是干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来，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反乌托邦】
古往今来，人类在心灵上向往一个美好的世界。为实现它，人们将其诉诸理性，于是便有了琳琅满目的乌托邦实践。从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到善男信女眼里的天堂，从莫尔的乌有之乡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个中悲喜，牵动整个人类历史。
哲学家尼采说：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拥有了近乎上帝的权力，可以清除人世间的所有“垃圾”，为世界做“排毒养颜”，他们又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马车在暴戾的驱赶下翻转或如伏尔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20世纪既是人类“真刀实枪”实践乌托帮最疯狂的世纪，同样是反思乌托邦最深刻的世纪。关于后者，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有这些反乌托邦作品，无不都是在理性与心灵层面让人类重新回到了大地，放眼一点一滴的改造。
沿着这根逻辑链条，如果我们能够以“权力批判”或“正义论”的角度来理解《死亡笔记》，就不难发现，《死亡笔记》不但不是荒诞不经的恐怖题材，反而是一部严肃的反乌托邦作品，意创笔随，令人深思。
权力用到极致，就是让一个人在肉体上消灭。既然《死亡笔记》是在批判权力，那么死亡便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世界电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许多便是与死亡有关。
比如，在《第七封印》这样的作品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会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
【“死亡通知”】
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这似乎也是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死亡笔记本”的主要功用。
也有人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漫画《死亡笔记》和孩子们手中的死亡笔记本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诅咒的道具。有关方面的判断是：“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
“这是孩子们承受过大压力的外在宣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些忽视了对学生排解压力的引导和关切。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拼命学习，遇到压力却没有合适的宣泄途径，因此很容易受到屯些非积极宣泄方式的诱惑。
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未成年处副处长李建国表示，如想让“死亡笔记”乃至更多的不健康游戏销声匿迹，需要从两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彻底切断这些不良物品的来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渐改善学生受教育的环境。
另据《海口晚报》报道，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海南省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为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大餐，掀起一个看爱国主义电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潮。
然而，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影响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当然，分级的条件是我国合法引进《死亡笔记》，而非目前的非法也即盗版状态。人们并不反对对“非法出版物”的查缴。
但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 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虽然中日两国传统对“死亡”的理解有差异，但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差异真的这么大？相关行为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过于脆弱，还是中国大人过于敏感？
【“贞洁城堡”】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委严明，从不让妻子和3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18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显然，利玛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学上关于“恐怖症”的一些理论描述，在此不妨称之为“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前两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个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15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城堡”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如上所述，在文化与价值被包办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
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员指责观众带着一种扭曲的心理在观看超女——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心理扭而且曲？
显然，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的绝对隔离。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
熊培云：“艾氏9?11”—中国式报复与反抗作者：熊培云
来源：原载《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6-6-11
本站发布时间：2006-6-11 8: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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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30日，32岁的河南农民艾绪强被北京市二中院判处死刑。法院判决认为，艾绪强为了报复社会，采用暴力手段，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其行为已经分别构成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艾绪强死刑，并赔偿7名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103万元。
无疑，以保卫社会的名义，对于这种通过暴力肆意剥夺他人幸福自由、排泄自己心头不满的行为，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加以谴责。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与道德，会宽恕或纵容这种丧失人性与理智的“恐怖行径”。然而，与此同时，对于这起被部分媒体描述为“个人恐怖主义”的真实悲剧，由于关乎我们的公共生活与个体命运，其所揭示的意味深长的社会内涵当不容我们忽略。
没有人知道“报复心切”的艾绪强为什么会把这次“同归于尽”的行动选在9月11日。然而，倘使我们留意其中的一些细节，并加以分析，亦不难发现，这起带有“个人恐怖主义”色彩的“袭击”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
袭击时间选在9月11日上午；
袭击地点同样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据艾绪强称，其之所以选择王府井，是因为“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袭击原因同样是出于跨地理、跨阶层的报复。站在法庭上，艾绪强对自己“报复社会，报复富人”的目的直言不讳。由于“无法在社会生存”，索性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据称，今年32岁的艾绪强家在河南农村，在城里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在北京开铲车打工，却没有得到工钱），因此对城里人产生一种深重的偏见——“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袭击手段同样是劫持交通工具，然后择准时机“自杀式”地冲向无辜的人群。艾绪强骗乘一辆出租车后在东城区灯市口附近将司机杀死，随后驾驶该车由北向南冲入王府井大街，直接造成3死9伤。据其供述，倘使车子不被停下来，他还要顺着大街一路冲撞下去；
此外，从袭击后的心理反应来看，艾绪强一直坚持自己“报复有理”的逻辑。当艾绪强听到“死刑”宣判时，面无表情的他竟然朝着受害人家属“微笑”。随后又面带冷笑扭向不断闪烁的镜头，仿佛自己是胜利者。如庭审法官所表示，自始至终艾绪强都没有悔过。
或许，对于许多媒体和公众而言，这种“袭击行为”不过是个“小概率事件”。当街市回归太平，人们很快会忘记这个个体与信仰甚至信念全无关系的“日常式反抗”。它血腥而平庸，与本·拉登撼动世界秩序的国际化、有组织的恐怖袭击行为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艾氏9·11”只是转瞬即逝的零星火花，它既不会像“拉登版9·11”那样追求“可持续”的有组织袭击，更不会让我们上升到“国家安全与战略”的宏观角度进行长篇累牍地剖析。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中国式的9·11”袭击更应该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重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随遇而不安”所引发的“内爆式”报复行为可能危及到每个人的安全。走在大街上，你不知道哪些是对社会充满“仇恨”的人，正咬牙切齿，伺机报复。关键更在于，如果我们停留于谴责那些由报复链条牵引而出的所谓“解决方案”，会让我们忽略产生社会不幸的根源，甚至可能将社会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报复离间人心，使人远离理智。忧虑让我们重新回到了案件本身。据报道，5月30日，在听完判决后有受害者家属“非常不满意”，一是艾绪强被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他们失去亲人的现实；二是法院判决赔偿受害人及家属共计103万元赔偿的决定完全可能成为一纸空判，所有被伤害者的家属不得不面临“他死了，拿什么赔偿我们？”的困境。正是在获知自己可能获赔无望的情况下，有家属建议拍卖艾绪强的器官以获取赔偿金，理由是“不能让他就这样一走了之”。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遭遇，我们满怀同情。然而，当有家属提出希望通过拍卖一位死囚的器官来“惩治恶人”并“获得好处”时，我们所看到的已不再是那种理所当然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让我们痛彻骨髓的“残酷”与毛骨悚然。
应该说，对于上述“两种不满意”，前者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有关“死刑存废”的诸多争论，即死刑作为一种“报复之刑”能在多大程度上救济社会；至于后者，如何让一位即将死去的“穷光蛋”兑现百万元赔偿金，更是所有受害者家属必须正视的困境。从公诉机关移送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有可供执行的个人财产，赔偿金很可能不了了之。然而，令人悲叹的是，为什么那些受伤的人们不从刑事受害人救济制度上力求突破，反而继续遵循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思维来解决问题呢？如有学者评论，从世界通例来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济，不仅是国家应有的人文关怀，也可以说是国家义务之所在。毕竟公民被害，与国家未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有关，国家因此有必要担起责任。
或许，如人所说，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力量在角逐，新社会正在形成，在此过程中，社会失序与分配不公平在所难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不久前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对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的问题直言不讳。对此有专家评论贫富差距过大会让低收入阶层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报复社会”等行为，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剥夺”并不能概括全部。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像艾绪强这样失去了一只眼睛的乡下人，怀抱改变命运的梦想来到城市打工，当他连应得的工资都要不到时，显然，这更意味着是一种“绝对剥夺”。如果此时，我们将艾绪强式的反抗简单地归类为“仇富”，这既有失公允，又可能离间社群，滋养矛盾。我相信，将这种所谓的“仇富”心理诉求还原为“仇不公”，也许更接近真相。
论及艾绪强案，有网民在网上悲叹，“蝼蚁尚且偷生，谁人愿意寻死？”犯罪学家同样告诉我们，任何犯罪都有一定的条件与诱因。如上所述，艾绪强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报复”之心，是因为他曾经受过“太多的不公平待遇”。显然，如果我们不能从更深的社会层面来寻求问题之解决，那么这种“报复”只能是“头痛砍头，脚痛剁脚”的权宜之计，它并不能还社会以真正健康的体魄。受害者家属的“拍卖器官”一说，更加彰显报复之罚是不过是一种“懒汉政治”。不幸者不去要求国家与社会建立起一种可行的国家补偿制度，反而要求通过实施“法外报复”来追缴一位“人生破产者”的所有债务，显然，这不但无益于社会理性的进步，反而会冲垮一个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底线。透过受害者亲属的眼泪，我们看到，艾绪强所谓的“报复社会”亦不过是鲁迅先生当年慨叹的“弱者对弱者的欺凌”；而受害者亲属要求通过拍卖死刑犯的器官以获得补偿时，不但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强壮，反而让它收获更多的残忍。
显然，“以眼还眼”只会让世界继续失去眼睛，而不可能真正救赎回任何一双眼睛。如圣雄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能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瞎子。”不可否认，正是那些不经意间流淌在我们生活中的“报复情结”，将我们的社会一步步推向远离宽容与秩序的困境。
李慎之先生曾谈到中国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是关王爷。前者讲礼义廉耻，讲仁爱；后者则讲朴刀棍棒，讲杀伐与报复。写作此文，我无意诋毁中国社会的文化养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复仇与报复的文化至今仍像鬼魅一般飘散于我们周身。那些热播于大江南北的“仇侠片”，更是把“报复”变相地引申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历史与人生，仿佛“被报复诅咒”。
记得美国作家雷·布莱贝利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华氏451》的反乌托邦小说，在未来世界，消防员成了纵火者，他们烧毁了图书馆和民居，捣毁里面的书籍，从而让人们无法独立思考，而“华氏451”正是书本燃烧的温度。得其灵感，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为纪录片取名《华氏911》，意为“在这个温度下，自由也会燃烧”，以此揭露小布什政府操纵恐惧使美国人失去自由。用摩尔的话来说，书本在“华氏451”燃烧，自由在“华氏911”时消失。我们同样有理由担心，当报复成为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解决方案，社会理性同样会在“艾氏911”中灰飞烟灭。当报复成为一种文化，并以“日常的反抗”与惩戒的形式出现并扩散，它可能比那些有组织的恐怖行为更令我们胆颤心惊。
我们该如何建立一个平等、公正与宽容的社会？即使在面对恶人时，我们能否从文化与制度层面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无疑，艾绪强的人生悲剧同样是一场社会悲剧。在此意义上，我们更应积极反思的是犯罪发生的社会成因及其预防，它将远远迫切于我们对一个束手就擒的罪犯实施肉体消亡的惩罚。社会有如一片大陆，人人都在维持着自己的一角水土，并间接维持着我们的社会生态，我由此相信，只有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与苦难，平息他们心底的酸辛与无望，给予希望，才能真正医治社会的苦痛。试想，谁能在一个“报复心切”的社会里追求幸福与自由？谁能在充斥“报复戾气”的绝望之中守卫安宁而勇敢的心？
熊培云
九十年代的王府井曾经搞过这么一个行为艺术：大约两百多位观众围在一个由画廊改造而成的“猪圈”周围，赏玩一只印着西文字母的公猪“强奸”另一只印有汉字的母猪。据说，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家想借此表现“文化强奸”这一为后殖民主义论者津津乐道的宏大命题。
应该说，这是一次十分牵强附会的强奸。公猪和母猪都很无辜。因为，这里所有的文化象征，都是行为艺术家们一厢情愿操办的。其实，观众看到的“猪圈”里的一幕，不过是家猪世界里的日常生活。既谈不上谁强奸谁，也谈不上谁服务谁。如果读者诸君一定要找出个凶手出来，我觉得应该找那位行为艺术家，是他以隐喻的手法，欺负了这双可怜的小猪儿，即使不算强奸，至少也是聚众猥亵。
最近，许多人都在骂章子怡。章子怡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在巴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能看到关于她的电影海报及报道。“神五”上天不久，巴黎某杂志封面便是用了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扮相，足踏火箭，差几厘米就飞到了杂志顶部；著名的《巴黎竞赛报》也曾经拿章子怡当过封面，一个“大”红人，在半空中跃进，很像当年样板戏里的红色娘子军。
章子怡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她在好莱坞电影《艺伎回忆录》中有了“丑事”——她饰演的日本艺妓“小百合”竟然堂而皇之被日本男演员渡边谦饰演的富商压在床上。网上真真假假的剧照，让一些爱国的网民出离的愤怒了。他们分明感觉到章子怡那轻盈的肉身有伤中国沉重的“国体”。他们看到被压迫的不是章子怡，而是亲爱的祖国！若不就此开除章子怡的国籍，“非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我们发现，网上无休无止的谩骂，正在把本已声名狼藉的“爱国”沦落为一种脏话。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过一本小说，叙述抗日战争时期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沉浮，里面讲到了另一种爱国——“床上爱国主义”。唐德刚说，日本妓女举世有名，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当时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日本妓女以一当十，如狼似虎。但是，皇军需要慰安妇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所以，为了赚点外快，日本妓女时常偷偷越界，要与华民俱乐一番。于是，“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虽然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战争与爱情》，208页）
如此一来，既可以爱国，保持一点民族自尊心，又可以尽情享受，可谓两全其美。虽然“张老参”们不能像那些才子佳人一样代表中国的良心，至少也要代表中国的肾，把自己当成“国体”，覆盖另一具“国体”，在享乐中杀敌——像大宅门的白景琦说的那样，“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我冲将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当然，这种可以用次数来计算的爱国未免有些滑稽，经不住推敲。遥想当年郭沫若、周作人等君，定然不是出于什么爱国的目的才娶了日本太太。鲁迅和周作人家里闹出的那点纠纷，自然也不是因为鲁迅当日想爱国，周作人不肯。归根到底，将一个人的性爱与他是否有爱国情操扯在一起，风马牛不相及。
不久前，我采访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兰诺瓦（Gil Delannoi）先生，我们不约而同谈到“替罪羊”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自称“爱国”的人，都热衷于寻找替罪羊？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不宽容？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寻找替罪羊”式的“爱国”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理由如下：
其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认定它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
其二，单方面地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这种逻辑下，自己永远是爱国的，别人永远是被指责的对象。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越有成绩。指责或控诉别人因此成为一种既有利可图，又无风险的事情。正是因为上述第二种逻辑，使章子怡一夜之间成为“民族罪人”。事实上，“爱国者”们所谓“爱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别人“有罪”。
在我看来，章子怡说到底不过是个有着自己梦想的邻家女孩，一个依靠个人奋斗获得了成功的普通的电影演员。她只是共和国的一位公民，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人民，只属于她自己。章子怡的肉体与中国的“国体”毫无关系。
国家与尊严，从来不是空洞之物，都不应该超越于个体之上。无论爱国，还是爱民族，归根到底是要爱国民，要在自由、进步、宽容等价值的指引之下，尊重个体的成长与选择。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相信，我们让祖国有尊严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把祖国这自由从同胞身边拿走。
熊培云：仇杀，以及我为什么主张宽恕——看电影《天堂五分钟》(2011-04-09 00:56:49)转载标签： 杂谈
(本文摘自《自由在高处》一书，原题为《天堂五分钟》)
一个人是否自由，难免与各种心理状态有关。而在种种心理状态中，仇恨是一定会使人不自由的。就像钟表上紧了发条，不走你也得走。而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就是这样时刻不忘为人们上紧宣泄仇恨的发条。
我已经很少看电视，偶尔打开电视机，看到里面在演电视剧，便会不自觉地开始读秒，为了验证我的一个判断——“五分钟内，必有‘我要报仇！’之类似台词”。而且，屡试不爽。
这是剧本里的故事，现实生活呢？只要上网转转就知道，直到今天，有多少起灭门惨案，有多少起幼儿园屠婴，有多少人在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如果你想回到历史，不用翻太多的书，就知道革命或造反通过“制造敌人的艺术”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了多少仇杀。想看小说？好吧，梁山上的一群暴民在等着你。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大刀杀人。《水浒传》说了，当年许多人去投奔它，不只是因为热爱自由，还因为那里住着一批好汉，“个个杀人不眨眼”。
这个社会究竟还有多少仇恨教育与仇恨文化？“杀到东京去，活捉苍井空”只是一种简单的戏谑吗？在此且不说大革命年代尚有专门的“复仇清算委员会”，就是天下承平，课本里也满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制造敌人的艺术。窗外虽然阳光明媚，仇恨的种子依旧分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防不胜防。即使你天天盯着电视看，足不出户知天下事，也于事无补，因为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都不会告诉你明天谁会丧心病狂抢一辆车，并且理直气壮地冲向街道上的人群。更悲哀的是，面对这样的悲剧，有好事者甚至还会大声叫好。当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告诫世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时，我更要说，若没有宽恕，连现在也不会有了。
对复仇者而言，当过去成为他在世上的唯一的神，所谓复仇也更像是一种谵妄，仿佛只要报仇雪恨了，世界就收复公正了，曾经发生的不幸便没有发生。然而，即使是最愚钝的复仇者也知道这样的想法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既然复仇并不会让大家的生活美好起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记住仇恨，伺机报复，一毁俱毁？
复仇者究竟是在寻仇，还是在寻欢作乐，这才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杀人者不惜一死，旁观者大声叫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复仇给他们带来难以言状的快感，满足久违的征服欲望与宣泄。这就是中国人平常说的“快意恩仇”。如岳飞在《满江红》中所写的那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饥渴的背后，同样是受着快意的驱使，而非只是为了还我河山。
恨并快乐着。如果说弗洛伊德笔下人的“力比多”本能假设属实，即人有逃避痛苦、寻找快乐的需要，有释放力比多的冲动，那么复仇的原始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公正，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另一种形式的“寻欢作乐”的欲念罢了。
关于这种与寻仇相伴的寻欢作乐的激情，或者“快意恩仇”，我在《天堂五分钟》（Five Minutes of Heaven）里找到很好的诠释。这是一部关于宽恕与救赎的英国电影。所谓“天堂五分钟”，指的是在杀死仇敌时所获得的像是上了天堂一般的五分钟甜蜜与快感。
《天堂五分钟》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有关复仇的故事，灵感来自北爱尔兰的真人真事。1975 年的北爱尔兰小镇，当时年仅十七岁的艾利斯特·利特尔加入了恐怖组织——因为“父亲和兄弟被杀死在大街上，我们感觉都需要做些什么”——并在勒根谋杀了另外一位十九岁的天主教徒吉姆·格里芬。随后艾利斯特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并开始悔过自新。若干年后，艾利斯特走出监狱，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开始参加一些社会团体，帮助那些被暴力伤害的家庭走出暴力的阴影，重建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身份有时候让他觉得滑稽，恶是他做的，而且未被饶恕，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传教士，“将在自我欺骗中度过一生”。艾利斯特需要一个契机，以完成自己的救赎。
格里芬一家的故事却没有那么简单。谋杀使吉姆的母亲陷入巨大的悲痛，并彻底毁坏了这个家。母亲抓住一个细节不放——吉姆死的时候，只有十一岁的弟弟乔就躲在角落里眼睁睁地目睹这一切发生，却无所作为。母亲近乎病态地将吉姆的死归咎于小儿子，责怪乔没有想办法救哥哥，通知他快跑。就这样，谋杀不仅使乔失去了哥哥，也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他想要的人生。往日的平静生活不复存在，仇恨一日日发酵。余下的事情可想而知，乔把杀死艾利斯特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33年后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家电视台的“真相与和解”栏目组邀请乔录制节目，与他面对面的正是当年杀死他哥哥，并且使他失去母爱的枪手艾利斯特。不同的是，艾利斯特是专程为和解而来，对着摄像机，他为自己年轻时的愚蠢与轻狂悔恨不已，杀人是为了“自豪地走进酒吧，所有人起身拍手称好”，而且那时候他愿意去射杀恐怖团体以外的任何人。今日回望，艾利斯特认为社会最应该做的，是阻止人们沉迷于他们所参加组织的宗旨。“一旦你相信那个宗旨，就太晚了。没人能阻止你，叫你改变主意。”
和艾利斯特不同的是，乔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却是伺机复仇，享受将刀子扎进艾利斯特胸膛的“天堂五分钟”。虽然此时的乔早已经成家立业，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但是他满腔的仇恨同样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直接将艾利斯特杀了。两条线索同时展开，艾利斯特请求宽恕，带着负罪的心情，他害怕给乔多带来任何一点新的伤害，时时嘱咐节目组成员注意保护乔。而乔要复仇，一路上基本都在自言自语，为了排遣无法宣泄的仇恨，也为了得到司机对其复仇愿望的认同。
不过事态进展并不如他想象上的顺利，录制也没有完成。当乔走下楼梯，准备完成他奋命的一击时，被栏目组的人拦住了，不是为了阻止他谋杀，而是希望他回到楼上去，再走下来一次，因为刚才摄像师在后退时不小心打了个趔趄。这个小挫折让乔觉得非常无趣，精心酝酿的复仇计划被滑稽的场面一点点瓦解。可生活却不是拍电视片，谁也不能将过去的不幸抹掉，重新彩排一次。而且，这个细节也让乔意识到自己的谋杀将被拍摄下来，更加重了他的不安。也许从这一刻开始，他准备暂时放弃这次谋杀了。当他回到房间准备拍第二遍的时候，负责剧务的女孩和他说起艾利斯特过得并不好，一个人冷冷清清，住在贝尔法斯特的小公寓里，终日被过去的罪行困扰。小女孩还特别强调艾利斯特是一个“好人”。
“好人？！”这个判断让乔难以置信，使他更加恼怒，显然他没有一点准备接受。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最初他想象的一个主张复仇的道德共同体并不存在。所以，当他从剧务那知道艾利斯特的住址后，匆匆地逃离了拍摄现场。此时，也许他在想“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没等乔去贝尔法斯特找艾利斯特，接下来，导演将艾利斯特带回三十三年前的凶案现场，这是乔在勒根的老宅子。看得出，这些房子如今已经废弃。艾利斯特叫人捎话给乔，告诉他如果需要可以到这来等他。当然，也包括复仇。
乔又一次带上短刀，当妻子哭求他不要再去冒险时，乔把妻子打翻在地，“我要我的天堂五分钟！”在当年自己哥哥死掉的房子里，乔要刺杀艾利斯特，血债血偿。可惜他并没有打过艾利斯特，直到两人抱在一起跌出了二楼窗户。这个细节很值得回味，虽然艾利斯特希望得到乔的谅解，但他并没有跪下来乞求乔的宽恕，也没有任由他殴打，他不忘保护自己。虽有负罪之心，但在请求宽恕方面，艾利斯特也在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二楼不高，摔下来的两人醒过来。阿利斯特倚在墙角，向乔回忆当年射杀吉姆的前后过程，然后告诉他：“忘掉我吧，乔，当你清晨醒来，首先想到的不要是我，而应该是你的女儿。别和她们说我的事，告诉她们你已经杀了我。我会走掉的，永远。我不重要，我什么都不是。回家告诉她们，你的生命为她们而存在。”
乔满脸伤痕，一言不发，颤抖地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离开了。也许，这场打斗让乔得到了足够的发泄。若干天后，乔治好了摔伤，坐在家里陪妻女看电影，当女儿突然转头对他微笑时，他在本片中第一次露出笑容。是的，很不自然，但是属于乔的新生活从那一刻开始了。随后乔参加各种有关心理治疗的集体谈话，告诉大家他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有个引以为傲的爸爸。
一个平常的日子，艾利斯特从超市出来，接到一个电话，是乔打来的。电话那头说，“咱们了结了。”乔的电话让艾利斯特如释重负。街上人来人往，他在马路中间蹲了下来，同时抬起头，仰望天空。他杀了一人，也救了两人。一个是乔，一个是他自己。影片在最后走向了宽恕与和解，艾利斯特通过救人完成了自救。
《天堂五分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我曾在课堂上迫不及待地与学生分享，并就如何修改影片的结尾展开讨论。我提出问题，打来电话的如果是哥哥吉姆，而不是弟弟乔，给这部电影加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效果会不会更好？理由是，33年来，主宰乔的生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那个已经死去的哥哥的幽魂。或者说，在乔的体内，只是他哥哥的死去的生命。而这生命，没有温度，只有寻找“天堂五分钟”的激情。
有个学生受了启发，为影片画上了这样一个句号：在艾利斯特蹲下身子，开始仰望天空的时候，镜头切换到生活的另一角，刚打完电话的乔也站在那里仰望，他对着天空说，“吉姆，我和你也了结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那天的课上得很精彩，我和学生们就这部影片讨论了近两个小时，激发他们的思维，下课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仇恨让我们不自由，让我们看不到生活的美好颜色。而如果你愿意站在生命的高处，终将收复本该属于你的自由。也是因为拥有这块高地的缘故，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一丝关于仇恨的教育。在这里，有的只是思维的乐趣，那才是我要的“天堂五分钟”。
熊培云/《南风窗》
思想国电影评论之四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了贡献。至于电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们的编剧就会像《十面埋伏》那样“找不着组织”，任凭演员们在风雪里打斗到地久天长，观众仍是不知所云。
当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
德国好人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文青。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显然，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莫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
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拥有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远不如其原意“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别人的生活”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他人生活的闯入；其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在魏斯勒对作家家庭生活所进行二十四小时监听与监视。在没有宪政保障的国家，平民的茅屋被当权者视为监舍，他们可以像狱卒一样随时进入，美其名曰执行公务。
不同的是，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则更像是出于“公心”抛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简而言之，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正是无数像魏斯勒这样的人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当在私宅的门槛前止步。然而，在 “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像魏斯勒这样的敬业者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荣。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任何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当人们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一九八四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六十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奥威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极权统治的国度。和威斯勒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同样为“真理部”卖命。在这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处于没收的状态。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同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监控。为此，东德设立了“史塔西”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不幸的是，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体现在“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仅解密文件便有254页相关记录。
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柏林墙东边难以为继。当年的东德政府，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控制上，而纳税人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威斯勒的“光荣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道理是，体制并非最真实的共同体，也非铁板一块，而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显然，影片中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经近乎绝望地对德雷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魏斯勒沉醉于德雷曼的琴声之时，我们看到，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吊诡地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成为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极端的政治让人忘记自己，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人肉体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的体验同样不是其他的人或物所能替代。在《一九八四》里面，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的人性，而在大洋国里，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所以，性欲被污名化，“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在性方面，魏斯勒可谓空空如也。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雷曼夫妇及其周遭的不幸，魏斯勒身上的人性光辉的一面才开始复苏。良心的苏醒同样伴随着性的苏醒。那一夜，魏斯勒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魏斯勒有了自己的私生活，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人们赞美忠诚，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却时常伴随着不断的“光荣背叛”，伴随着不断地有人从旧有体制中出走，从而完成个人与社会的自救。为了保护德雷曼，魏斯勒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雷曼的记录，并支走了他的窃听搭档。魏斯勒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对于他来说，生活并非别无选择——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中，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魏斯勒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良心发现使魏斯勒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位33岁的年轻导演。早在九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想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位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窃听风暴》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光荣背叛中获得了拯救。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渐渐熟悉了远程教育，事实上，《窃听风暴》也向人们展示了柏林墙时代远程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只要相信人的良知未泯，那么就有可能让被窃听的书斋变成课堂，让窃听者变成了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总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服从。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地步。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雷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雷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像是为死去的极权时代料理后事。德雷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伸进居民卧室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章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章鱼的身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的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曾经悲叹：“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总是要向下流的。威斯勒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此时此刻，相信许多人都会像威斯勒一样，在弱者身上看到自己现在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每一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作者：足球皮皮 提交日期：2010-4-12 8:50:00 | 访问量：74
3月25日晚，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志涛醉酒后调戏几位同桌吃饭的女子，遭拒后动手打人。此事曝光后，立即激起巨大民愤声浪。据悉，当地纪委已就此事进行调查，闵志涛已被撤职。
结局虽有不同，历史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此事难免让人想起邓玉娇案。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邓贵大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样是“酒后乱性”，同样是权力之手伸向良家女子“乱摸一气”，同样是不能得逞就大打出手、霸王硬上弓，相较邓贵大的死，闵志涛算是幸运的。他只是丢了官，并没有丢命。
面对每起这样的公共事件，公众都可以问出“十万个为什么”。然而答案同样有着惊人的相似。即有权有势者忘乎所以，侵害人权若探囊取物。没有人相信问题的症结在于此行长“酒后乱性”与“顿生邪念”。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耻与暴虐的背后，乱性的不是酒，而是自以为是的权力。
对于这起事件，恐怕还要增加“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了。网民之所以愤怒，更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在场的副县长张某不但没有对闵志涛的胡作非为有任何劝阻，反而是助纣为虐。当陈某跪在地上恳请张副县长为其主持公道时，这位张副县长却不无冷漠地在她耳边说“姑娘，别闹了，闵行长是有背景的”，说完便扬长而去。直到后来在场围观的热心群众报警后，四名女子才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只许闵行长胡作非为，却不许小女子“胡闹”，这位副县长的觉悟真是高得可以。抵抗歹徒的性侵犯如何变成了胡闹？莫非要将自己生命尊严拱手相送才是良民？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闵行长有多深的背景，但我们决不相信他的背景可以深过人类的良知，决不相信他的背景可以大过十三亿国民。
有人说，张副县长的耳语表明了权利的困境。然而，社会仍在坚守。无论是几位女当事人，还是围观者，权利的旗帜仍在飘扬。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
为什么行长酒后猥亵暴打女子？为什么副县长袖手旁观当看客？此事发生于3月25日，直到两周后才借助一个网帖为大家所知，让我们感谢网络，感谢网络之公开让弄权者无处藏身。据说面对各路媒体的追问与采访，固始县的这位副县长已经玩起了“躲猫猫”。在此，我们也不妨学着他的口吻说一声:“副县长，别躲了，网络时代，姑娘们也都是有‘背景’的。”
一个伸手乱摸，一个袖手旁观；一个以拳头为暴力，一个以耳语为暴力，他们都在劝说公民，服从于他们的淫威。然而，闵志涛倒掉了，倒在这个时代里，让我们相信张副县长也会继续倒掉。因为他们所推崇的“背景”弱不禁风、微不足道。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因为没有什么“背景”可以大过民意，因为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尊重。
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 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 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演讲，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 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 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