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说，一人即一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疆土，它区别于自己所属的疆土。同样，区别于“你属于某个单位”，每个人更应该回答的是“自己是什么单位”，“人是什么单位”。
最近，我在思想国网站(m)就此提问并得到一些答案。
有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因为我们担心不被别人承认和赞赏，担心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成为一个失败者，害怕自己脱离单位之后就会成为一株无所依靠的小草，甚至连生存也难以为继，我们都需要可以乘凉的大树。”
有说：“我是思考的单位”。“我思故我在，思考创造社会价值，一切的人类智慧成果都是从思考中得来，没有思考，人类就不会进步，没有思考，人类也无法继续生存。”
前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道出了人类的困境或者人性的弱点。我曾经论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并更换工具。之所以要更换工具，是因为任何工具在被交付使用时，同样会通过“具体使用方法”“奴役”人。比如说，汽车的方向盘发明了，司机的手就被绑在方向盘上，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翻看《猫和老鼠》。单位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工具，在意识到单位可以并可能像工具般更换以前，人所受到的这种“奴役”几乎是一辈子的事。
后者，“人是思考的单位”，这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正因为人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都“各怀鬼胎”，民主作为利益协调器才成为可能和必要。
然而，以上回答仍停留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故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是“人是时间单位”、“人是时间的尺度”。
为什么“人是时间单位”？且不说“时间就是生命”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不妨找些其他论据。比如，为什么我们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正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是他曾经生活过的71年。如丹东临死前所哀叹，没有谁可以把祖国放在鞋底上带走。然而，即使我们被送到月球上去，我们同样能够带走属于自己的时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非“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即使你穷尽有生之年仍不能像凡高那样获得死后的哀名，或者像华盛顿一样收获永恒的荣耀，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不至于沦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只知按部就班被动奉献（工作）的螺丝钉。“我是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并非忠诚于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所以，一个写作者，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到了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正因为此，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值得后世怀念的人，其所创造的，多是“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或“划种族意义”，“划单位意义”。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因为将自己归属于时间并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站在时间而不是空间的维度，做一个世界公民，辛勤劳动、实现一生。在此意义上，那些即使如中国某院士所言“不幸生在中国”者，亦没有理由为自己所处的空间感到羞耻，每个人只对自己的时间负责，并因其拥有的时间创造荣耀。
人应该爱时间，而不是爱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惟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情操。必要时，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地理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情感。正因为此，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绝非空间意义上逆来顺受的，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与政治之热爱。
所以我说，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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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推荐 推荐 . 2006-09-13 14:24:26 丹意 可在本雅明看来，空间却是更重要的，他对此非常入迷，Susan Sontag在“在土星的星象下”中这样描述他的土星性格空间观：
————
“对于一个土星性格的人，时间是压抑个体生命的东西，单调重复，毫无特点。一个人在时间上仅只是一个人，一个从来如此没有特征的人。而在空间上，一个人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班雅明的缺乏方向感和不善看地图，反而成为他热爱旅行的原因，使他掌握了游荡的神秘艺术。对他来讲，时间毫不留余地，把我们无情地从过去向前拋，通过现在狭窄的门道拋向未来。空间则宽广辽阔，充满可能性……”
条件即逆境
上一篇 作者:熊培云 来源: [402期 A33] 更新日期:2006-08-31 下一篇
无论是谈判，还是谈恋爱，人多爱讲条件。这不是因为人世故，而是因为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之中。值得思考的是，当人们受制于这些条件时，会感受到自己身处逆境之中，而当人们充分地享用这些条件时，却经常忽略条件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这种麻烦，就是我要说的“条件即逆境”。比如说，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人们准备仓皇逃命时，都不怀疑自己身处逆境，但是，在旅客们刚踏上这艘世界顶级邮轮时，却可能毫无察觉；又比如说，鱼儿在鱼缸里游泳，并不知道自己身处逆境之中。但是我们知道，鱼缸可能随时会被打破，水可能因为主人的疏忽随时变质。换言之，鱼儿在获得鱼缸这一条件时，同时也获得了鱼缸这一逆境。人类不断地为自己创造条件时，也不断将自己抛进逆境之中。人们在创造条件时，也是不断地将人们从一个逆境转移到另一个逆境。不同之处，也许只在于，有的是地牢，有的是“天鹅绒监狱”。如今，当科技引领时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宗教时，同样意味着人类成为无穷逆境中的难民。就像影片《心慌方》（Cube）一样，你打开一个房间，只意味着进入一处新的逆境。逆境的存在，意味着人永远不会真正自由。这不仅因为环境没有给人类充足的积极条件，还在于人们自己制造的条件同样具有消极因素。比如说汽车是人为自己制造的条件，但是，汽油短缺同样让我们举步维艰。法国漫画家菲利浦·格吕克曾经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在我看来，这句话已经接近真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选择的问题。举例说，人类祖先没有从树上下来之前比下来之后便存在着多一种选择，即，可以选择不从树上下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那些学会直立行走的动物从山重水复中走向了村落文明，直至今日的城市文明时，不可否认，无论是过去“落后的”村庄还是现在“先进的”城市，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种逆境。倘使那时的领袖能预见现在的房价这么高，为子孙后代着想，或许真有可能考虑住在树上。毕竟，在有人类走向“文明”之前，天底下处处是“免费的午餐”。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也抛弃至今。我们既抛弃了处处是免费午餐的“树上不文明时期”，也抛弃了让卢梭充满怀旧之情的互敬互爱、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选择，就是一个不断抛弃的过程。每次选择，都意味着新的条件的诞生，也意味着其他条件的消失。从这方面说，如果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每次选择都意味着将所有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因此危机重重。正因为如此，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拯救当今高速发展中的人类文明的当务之急。保护文化多样性，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人类选择权的保卫。一旦失去选择，人类将会怎样？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悖论—随着科技、传播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的丰富，个体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多，然而人类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真实的困境，就像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一样，每个孩子都有千万种选择机会，而到了中、晚年，则会进入了别无选择、不做选择的“霍布森选择”困境之中。时间赋予人类的，似乎永是一个悲观的前途。糟糕的是，基于时空变化，我们的每次选择，都将是惟一的。因此，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法国前文化部长、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以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扬名。在他看来，人是世界上唯一预先知道自己要死的动物，人要根据各自的生活态度和条件做出自己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不断地“行动”，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将“劳动”、“工作”以及“行动”作为人的三种基本条件，指出行动与积极生活的意义。换言之，人类的光明前景，并不在于人或人类是否永生，而在于人不断地超拔于逆境之上。人类加之于自身的真正善良，就在于即使“天塌下来”也要积极生活。这种朴素的“在逆境中求生”，成为人的全部生活与信仰的源泉。当逆境因此成为一种条件，有理由相信，正是逆境的永恒，造就了人的永恒。 重新定义 “《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过于模糊，国会应该对其加以‘更好地定义’，以明确审讯者在审讯战俘时应遵守的准则，以免犯下重罪。” ——美国首席检察官艾伯托·高兹勒斯近日在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如此表示。他建议国会提供一个清单，列出哪些行为在《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俘人权的条款中是犯法的。很明显，这是布什政府为其虐囚的士兵在寻求法律脱罪的机会。该消息引起了相关组织及法学专家的注意，他们认为布什此举是在公然挑衅国际法，藐视《日内瓦公约》，而美国国会议员也为此争执不休。
熊培云：语言的动物，预言的囚徒作者：熊培云
来源：《周末画报》专栏
来源日期：2006-10-5
本站发布时间：2006-10-5 1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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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理解这点并不难，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关心你”。没有谁能离开政治生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贼上了贼船”，透过政治实现人生。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与政治相比，我们仿佛是语言的绝对主宰——因为我们不仅创造了语言、设置了语法，而且规制了标准统一的字典。倘使有人写错了字，立刻会有人指出它错在哪里。必要时，我们还会发明或进口新词语。凡此种种，谁会相信自己是语言的囚徒？
然而，大凡工具皆有两面性。在工具面前，没有一个使用者是彻底自由的。这种不自由不仅表现为我们为掌握某种语言必须学习相关规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语言会反向操纵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踱入词语的牢笼。
我们注定只能通过各自“千疮百孔的语言”进行思考，它随时会背叛我们。且不说高高在上的政治词语会枉顾时代变迁使人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平凡字眼也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譬如说，前不久有位北京居民，因为写了张“还欠款壹万叁仟元整”的欠条输掉官司。法院判定“文责自负”，既然欠条为其亲笔所写，并因此产生歧义，那么书写人理应承担最不利于自己的结果。
“还”字欠条虽是小概率事件，但它足以说明语言的不牢靠。正因为语言的这种“开放性”，有人扬言任何一首唐诗宋词都可以被解释为风情万种的低俗小说。同样，历史上的谶言谶语总能在后世找到“应验”之物——当然，巧合是“应验”，巧不合的是“待解之谜”。
九十年代《The Bible Code》曾在西方流行。据说通过循环抽取字母，有人借助计算机在《圣经》中找到了“拉宾—遇刺”、“萨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乐此不疲。
无疑，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如果说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于地球人来说，重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 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数次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比如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兹拉维克曾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加油，一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这位推销员可能当选德国元首；今日，他同样有潜质发起几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或许，对于那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来说，“积极预言”有益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们见证的却是另一种预言困境：虚开远大前程的“积极预言”可能掩盖一个国家当下的碌碌无为，而鼓吹大难临头的“消极预言”或可让这个国家或世界走上危险的道路。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 2007年07月07日10:32 新京报
作者：熊培云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
6月24日，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己家的别墅内被谋财害命。除了歹徒的猖狂，当地某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想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摸拟凶案现场。一幅是歹徒举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则是该女子倒在地板上的情景。血从裂开的脖子与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如此精雕细刻的一篇新闻，只为衬托文中那一行字———“据知情者说，谭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一方面，对这种为了取悦读者而制造出来的血腥场景，我充满了厌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对血腥与暴力的喂养是中外许多媒体共同追求的一个东西，它们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支撑。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传播学家L·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为我们转述的他从一位新闻协会高官那里听到的一件趣事：
有10位牧师拜访一位主编，抗议他在头版尽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义的大事。这位主编的回答是：“这间屋有两扇门。如果我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埃利奥特校长会从左边的门进来，詹姆斯·J·杰弗里斯(美国重量级拳王)会从右边的门进来，你们当中的9个人会看着右边的门。”
这位官员由此解释：获得世界冠军的拳击手要比一位大学校长有吸引力，是因为冠军拳手诉诸了我们内心的原始欲望。美国的文明和文化仍然比较新，上面的油彩还没干呢。仅仅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还是野人，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的女人、孩子和食物在和同伴打仗。
应该说，正是出于对观众“血腥审美”的迎合，许多大众媒体更热衷于描述死亡的过程与场面，而不是探究死亡发生的原因。有些时候，甚至死亡的人数也是不重要的，比如，对电视媒体来说，“鲨鱼杀人”就要比“椰子杀人”更能吸引观众。即使统计表明掉下来的椰子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由于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的15倍。
为什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一些人团坐在电视机前品头论足，兴奋异常？此情此景，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心早已飞回了古罗马。至少，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种相同的东西———嗜血的隐秘的欲望。
角斗士你死我活地打斗，臣民歇斯底里地喊叫，以及帝王为收获民意而上下翻动的拇指，为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与马戏”、最精致的“以死娱民”。有关此一“娱民政策”的最经典的旁白，莫过于影片《角斗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今天，当我们路过罗马，曾经旌旗猎猎的娱乐场所多已倒在断壁残垣之中，然而，类似的血腥屠戮并未销声匿迹。至少，西班牙的斗牛表演仍在不停地揭开这道古老的伤口。或许正是因为感到了随之而来的疼痛，在今天的欧洲大街上，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一些赤手空拳、赤身裸体的反抗者，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头上长角的“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抖动着胸前的“猛牛酸酸乳”，一边高喊着“要做爱，不要斗牛”的口号。
斗牛文化在中国同样受到抵制。几年前，北京大兴区曾有意建立亚洲最大的、拥有数千坐席的斗牛场，引进美式斗牛和西班牙式斗牛。这一无底线的拿来主义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因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不应当以虐待动物为乐，一个文明的社会也不应当容许残害动物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遭受种种道义上的压力，甚至连西班牙政府也在考虑建设“无斗牛城市”。反对者同样认为，这种把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动物痛苦之上的血淋淋场面，与中国文化不符。
当然，拒绝斗牛场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学同样将角斗场视为大众传媒最早的源头。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影视分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已经变成了现代版的“不设防的斗兽场”，因为渲染暴力与复仇文化的剧情在电视里随处可见。打开电视，闭上眼睛，只需用耳朵去听，相信没多久你便会抓到那句哭哭啼啼的台词———“我要报仇！”
思想史就是一部说人性坏话的历史，马斯洛曾经如此感慨。这一点似乎同样表现在报纸动机层次上，只有灾难、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才值得关注，生活的光明面因此被媒体忽视掉了。生活被简化成一场决斗，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是征服者，另一方是被征服者。一方大获全胜，另一方就一败涂地，就像那位躺在三维图片里的可怜的女人，她栩栩如生地倒在“传媒角斗场”上。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阅读使人失去爱心，这将是多么吊诡而失败的现实！
21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东方早报》上的专栏文章，针对成龙日前的有关言论展开批评。
——思想国·21世纪评论（m）
4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惹得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大陆网友不高兴，有的甚至发公开信联署抗议；香港居民不高兴，若不是香港这“很乱”的自由社会，成龙何来今日之演艺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样“很乱”的台湾，连一向齟龉不断的蓝绿阵营也难得炮口一致，国民党“立委”邱毅讽刺成龙是“戏不卖座，制造话题”，民进党则认为成龙“没有民主信仰，思想中的奴性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决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暴露了他对暴力革命的迷信。。
随后的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不唯德国、日本开始信奉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在自由传统素来深厚的美国甚至有人公开宣称“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在中国，许多人开始将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当代三大怪杰”推崇备至。告别“自由太多”的年代，结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灾祸。
台湾真的“混乱”了么？对于台湾正在实践的民主，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当说，台湾有台湾的问题，但台湾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方面的成长却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间，台湾由独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而台湾民众为此支付的代价，不可不谓最小。遗憾的是，把台湾民主当“天大的笑话”来看的成龙们“只看得见交媾，却看不见孕育”；只看得到表面上的一点乱象，却看不到台湾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在那里，不仅有市场经济，更有市场政治。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本身便暗含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国家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人造之物，必须以保护国民的自由为目的。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是在努力扩大社会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公共权力。必须承认，今日中国内地并不是没有混乱。贪污腐败流行，三聚氢胺热销，民宅被“拆迁党”摧毁，有公共精神的人因为网上发帖被逮捕……谁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一个人若不是因为翻多了跟头而思维“很乱”，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自由太多，而是因为权力“太自由”。而这些自由都是前现代为所欲为的自由，打家劫舍的自由，而决非今人为之奋斗的为秩序与人权而设的自由。
显而易见，只有保障而不是缩减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乱。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文字狱的混乱；有迁徙自由，就不会有搞暂住证的混乱；有上访自由，就不会有截访的混乱；有私域自由，就不会有警察夜闯民宅的混乱。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笔者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相信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主题：国界与自由
主讲嘉宾：熊培云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5月14日(周五) 晚上7点-9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燕山大讲堂!
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69期，请来了熊培云，他是我的同龄人，也是好朋友，可以用“青年才俊”这个词来形容他。熊培云的文章说理清晰，文字柔美，能够吸引尤其是青年人的心。今天在场来了很多青年人，报名的时候，有网友说“我是熊老师的粉丝，一定会过来”。
今天的主题是“国界与自由”，关于熊培云老师，我不作介绍了。他是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掌声欢迎熊老师!
熊培云：谢谢大家!这是我第二次到政法大学，第一次是在2005年左右，在昌平校区。很抱歉今天我没有带那个泡泡糖，我说的“泡泡糖”就是PPT(现场笑)，很多人讲课都要带PPT，但我在大学里上课不太喜欢带PPT，我觉得PPT展现给大家的知识、观念跟已经发表出来的一样，好像是盖棺定论的。实际上，我在整理我的讲稿时，我在路上都会想，是不是还有些地方需要修正一下。不用PPT，我尽量讲清楚一些。
问世间国为何物?
今天的讲题是“国界与自由”，关于国界、自由，有很多的名言。富兰克林有一句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跟这个比较切题。还有巴甫洛夫的一句话：“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这句话可以引申——“愤怒没有国界，但愤青是有国界的”(现场笑)。很多名言跟这个主题有一些关系。
刚才看到一些朋友，带着我最近刚出的一本书，书的序言上没有标题，原来的标题叫做《问世间国为何物?》，很多人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后来出版社觉得有点敏感，便没有放上去。其实它是我去年国庆时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问世间国为何物》。出版时做了简单的技术处理，将标题放在了最后。
我先从国家开始讲，国家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指责，谁谁谁是“卖国贼”，这里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卖了哪个“国”?
美国说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流氓国家”是什么意思?设想一下，现在如果有人反映，谁谁谁说中国是一个“流氓国家”，在座的各位会不会紧张?“哎呀，他竟然骂我们都是流氓。”在座的有的是男流氓，有的是女流氓，回家还会看到老流氓，肯定会愤愤不平。
几个英语单词“国家”的区别
有时候感觉中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语种，有些词总是被混淆，我上课跟学生们讲权利与权力，不得不借助英文，“权力”这个词英文是“Power”，“权利”是“Right”。
为了把国家这个概念说清楚，我这里也找了一些英文单词，有“Nation”、“State”、“Country”、“Land”。“Nation”是“国民、民族”的概念;“State”相对来说是“一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是比较普及的，更多指“国土”，当然也包括“人民”;“Land”更多用在诗歌中，指土地，比如Motherland指“故土”、“故国”。
同样是讲国家，这几个单词的属性不一样，“Nation”强调主体，比如说我们民族、我们国家;“State”具有工具属性，比如建立一个国家。流氓国家实际上是说流氓政权，Rogue state。
“国家”在很多词句中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比如杜甫“国破山河在”中的“国”是“State”的概念。温总理经常引用艾青的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实际上“爱这土地”是指爱这个国家。
在抗战的时候，当时蒋介石为了动员青年学生去参加中国远征军，有一句诗非常有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仔细分析这句话，会发现“一寸山河一寸血”，这个“山河”用“Country”或“Land”，“十万青年十万军”，又有“Nation”之意，如果考虑到发出号召的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就会发现“State”也包含其中，这句诗包含了四个讲国家的词。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所以能混在一起用，现在我们还是把这四个单词混在一起用，政权、国家、人民分不清楚，是不是说明我们国家建国了60年，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紧急状态?是不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还处于“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动荡年代?政权捆绑了国家、人民，这是比较糟糕的事情。
这是我对国家概念的梳理。
地理上(geographic)的国界
再说地理上的国界，实际上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有人能够做一个按国界来分的地图，从春秋战国到现在，中国国界的变化就像屏幕保护、气象云图一样在变。世界地图也是一样。时间倒流一千年，在座的我们都是不同国家的人，我是哪个国家?我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那个国家——南唐，李煜是我们的后主。如果你是广东人，一千年前就是南汉人;如果在座是北京人，一千年前就属于辽国，萧燕燕(萧太后)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女声，国歌就是李宇春的《皇后与梦想》。
在不同的时候，国界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可能是因为战争，当然也不完全是战争的原因，在和平年代国界也会变。
新加坡当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就像马来西亚做出一个判决，“新加坡你独立出去吧。”是“被独立”。对此李光耀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这是他从政生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从1998年到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提将新加坡合并到马来西亚去，因为新加坡很小，像是没有躯体的心脏，而且没有半个北京大。
除了战争年代，在和平年代，国界也是会变化。和平年代，国界虽然没有完全打通，但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像欧盟便是通过谈判打通国界。如果按马克思的观点，将来国界还会消失，这个国界政治地理上的国界。
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的国界
还有一个国界，就是《重新发现社会》里的国界——“State”，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的国界，就是我们说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国界。这个我在那本书里讲得非常详细，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没多久，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把社会吞并了。不管是没收资本，还是没收知识，比如反右。原来社会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后来被国家吞并了，“State”占领了整个国家，出门去外面都需要介绍信，很多基本的权利被剥夺，这种全面剥夺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成立国家，不是让它来占有社会，是让国家为我们服务的。
国界和个人自由
先回顾一个争论，1933年，董时进在《大公报》发表了《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他说话比较激烈，怎么抗日，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让他们上前线去死。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胡适非常生气，为什么?很简单，你要救这个国家，说到底是把大家救下来，但让百姓都去送死，为什么还要救国，干脆亡国好了。胡适很生气：“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去主张作战。”这也是胡适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绝不可以以集体的利益或者长远的目标等名义，让个体白白送死。“长远”这个词非常经不起推敲，如果把我们的目标定在非常“长远”的话，用“长远”来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可能什么事也做不了。比如“长远”都是要死，那么我们为了“死”的目标，现在就可以自杀了，就可以把这个目标完成了。胡适是从逻辑上来批评董时进的。
董时进是被淹没了的一个人，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农学家，说他是中国三农研究第一人也不过分。
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精神来源上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美国接受学习，思想上有美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实际上在中国他也有能够对接的精神资源。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优秀的人，但后来独尊儒术，把原来很多东西都给淹没了，当然也包括儒家的一些东西。孟子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民为贵”，把“民”当成人、人民，“民为贵”的权利当人权，那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君为轻”，主权高于政权或者君权。如果从这个脉络上来说，我们会得出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宪政国家的基础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传统找资源的话，就不用去找哈维尔的“人权高于主权”，我们自己本土也有很多的资源。
很多人都知道吕不韦。一提起吕不韦，会想起很多风流韵事，我相信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一些八卦的东西。八卦恒久远，一卦永流传。说吕不韦和皇帝的妈妈有染。当然吕不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现在讲资本家入党，从政，给政府修大楼，吕不韦就算是最早的“资本家入党”，不过他投资的不是政府大楼、不是皇宫，他投资的是“子宫”，直接投资皇帝他妈妈，一夜风流直接做了太上皇。这都是道听途说，是不是真的，在座的都不知情。吕不韦作案当晚，大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场笑)
吕不韦在历史上的贡献绝不止这些，他还号召门徒一起编修了《吕氏春秋》，我在看《吕氏春秋》的时候，找到一些文章，非常有意思。
在此我讲讲《贵生》一篇里的三个故事。
一个是越国的故事。很多人知道越王勾践，“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之后的皇帝中，有三代都被大臣或者太子杀掉，其中一个皇帝叫“错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看到上代皇帝被害死，自己要继承的时候很害怕，不想当皇帝，就跑，躲在一个山洞里，不肯出来，越国的臣民拿烟熏，就差往里面倒三鹿奶粉(现场笑)，熏出来以后，大叫“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汽车”等着他，一直把他推到绍兴做国王。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被杀了。
《吕氏春秋》里错枝的名字叫“搜”，王子搜。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搜”呢，跟越国人去搜他有关，可能是最早的人肉搜索，也是最厉害的搜索引擎——“搜王”。(现场笑)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观念，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们少的就是消极自由。我不想做国王，你非得让我做，正如“你不想自由，我强迫你自由”。这是非常糟糕的。
《吕氏春秋》里这个故事其实是说，即便全国人都想他做国王，他也有不做国王的权利。我们祖先在人权方面的智慧是非常高、非常大的。
接下来讲另外一个拒绝做王的故事。尧的时候，尧把天下给一个叫子州(字支父)的人来管理，子州觉得自己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当国王管理天下?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前列腺炎还没好呢(现场笑)，就不去了。尧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来治理天下。《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段评价：只有那些不以天下为理由，来损害包括自由在内的任何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才能够担当天下。你要认为你自己也非常重要，做国王也不能能够伤害你，不能够因为别人要求你做国王，你就去做，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基础上说，不拿天下去害人，才能够真正担当天下。
20世纪革命时，中国有的党员特别想救天下，把孩子都卖掉，为什么?筹集党费。你信得过这样打天下的人吗?为了革命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他也可能把你的孩子拿去卖掉;他不尊重自己的生命，去剥夺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正常的。他的逻辑是，我都能把我孩子贡献出去，把我的生命贡献出去，我收你一点地、一点粮食算什么?《吕氏春秋》中对谁来做王，有什么资格，通过什么方式，都有很好的叙述。既不通过天下来害自己，也不通过天下来害别人。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目的和手段。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讲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我们总是把国家弄得特别华丽，搞奥运会、世博会，放焰火放得非常亮丽，但烧在空中的焰火再漂亮，都不如老百姓脸上的笑容灿烂，这是肯定的。不管怎么样，大家心悦诚服的高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成立国家，是让它来保护我们自己，就像珠宝盒保护珠宝一样，如果没有珠宝，就不叫珠宝盒，如果国家政府摧折人民，那就不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关于目的和手段，《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在追求目标时，如果手段是破坏性的，或者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没有必要去追寻这样的目标。比如拿珠宝当弹弓打很远的一只乌鸦，你也许打着了，但损失了珠宝，别人也会笑话你。
回到胡适，让老百姓白白送死，生命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国民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人权方面其实还有比较高的认识。这也是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他的生活是一个喜剧，如果没有能力选择，一直被强加一些角色，他的生活可能就是悲剧。
说到悲剧，讲讲李煜。李煜是千古词帝，词的造诣非常了得，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写词比他更好的人。如果他不做皇帝，也不会被宋太宗给毒死。跟刚才讲的错枝一样，生下就是做王的命，最后都被害死掉了。能够选择自己生活的，会是喜剧。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国王，当年他爱上了辛普森夫人，辛普森夫人已经离了两次婚，和爱德华八世是第三次婚姻，当时英国人非常不同意，有人威胁要把爱德华八世给杀死。爱德华八世选择不做国王，夫妻双双把家还。
中国古代的皇帝后宫三千，那后宫三千没有谁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最后等不到皇帝的临幸，生命也就枯萎了。
古罗马不一样，古罗马的皇后很多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们厌倦了国王，可能会养一些小情人。克洛德皇帝的皇后非常淫荡，她不光在皇宫里养了小情人，而且晚上自己拿着一个牌子到罗马妓院去上班，做兼职妓女。我们中国讲“母仪天下”，她要“鸡仪天下”(现场笑)，而且她收钱非常少，一次一个铜板，她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计算她今天晚上接了多少客。当然古罗马那个时候比较混乱，但人如果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情况至少不是很悲惨。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毛主席
关于个人与自由、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大家讲毛主席比较多，中国实际上有三个毛主席。
两个在古代，一是墨子，一是杨朱，另一个在近代。
为什么我说墨子是毛主席?因为他有毛主义。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墨子讲究勤苦，为天下人奉献，希望自己以及门徒都能够像大禹治水一样，把脚上的毛都磨光了，一根不剩。墨子是毛主席A。
杨朱是另一个阶段，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孟子对他有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让他拔一根毛，他也不愿意拔。他说这根毛是我的，凭什么要拔?即便对公众有利，我也不愿把毛拔下。这是另外一个毛主义，毛主席B。现在我们的政府不会学杨朱一毛不拔，我们政府加四毛涨五毛，“拔五毛而利天下”，最后我们就有了五毛党了。
中国的文化里很多跟毛有关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我今天特意留了胡子(现场笑)，中国人挺在乎毛的，有句话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就是说你嘴上没有毛，你说什么话人家都当你是XXX说的，说你是IBM，international big mouth(国际大嘴巴)。当然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意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要避免嘴上无毛，见面会说毛主席万岁。
我刚才说的毛主席A、毛主席B，接下来说毛主席C，是近代的，把墨子的精神学到了一些，把毛都拔下来。大跃进的时候，拔的都是别人腿上的毛，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拿到人民公社去，是拔天下之毛。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那时信奉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个脱毛膏，最后大家腿上的毛都没有了。
墨子和杨朱，是两个极端，墨子把自己都奉献出去，当然他最后的极端就是要求别人来奉献。杨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顾自己的，对于天下没有所谓的公共精神。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当年的两个流派，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一方面，墨子给我们提供了公共精神参照，杨朱提供了个人权利。有人说杨朱的观念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这话说得不过分。在大家非常强调国家的时候，他强调个人的价值：不能拿天下来换走我身上宝贵的东西。他是有逻辑的，一毛不拔的“毛”只是一种借代，我拔了一根毛给你，你可能还会要其他的，是不是还会要我一条腿、脑袋?
从这方面讲，我们的传统里有一些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相抗衡的东西。近代有一些批评杨朱的，但梁启超、严复觉得他的观念非常好，但也担心会不会过度强调个人权利，少了公共精神。实际上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所有的学说都不应被推到极端，如果“一毛不拔”被推至极端，最后会没有公共精神，如果墨被推至极端，也会变成一种对别人的强迫。
《炎黄春秋》上有一篇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说，《共产党宣言》谈消灭私有制，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并不是要消灭别人的私有财产，而只是消灭不公正。过去我们不光是丢掉了财产、丢掉了传统、丢掉了知识，甚至连个人都丢掉了，完全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整个国家就像变形金刚一样，让大家变成什么，大家就变成什么。
《过秦论》中“以秦为苦，天下苦秦久矣。”我也有一句话：“中国人苦天下久矣!”我说的“天下”更多的是国家的概念;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我说“以已任为天下”，你把你自己的一生经营好，也是可以经营好一个国家。
“一毛不拔”也可以当成一种精神来理解，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有这么一个叙述：监狱和平常人住宅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监狱里，自己想出去出不去，而警察想进来随时能进来。在一个私有财产保护不充分的国家，警察想进你的房间就进，你住的地方就是半个监狱，你可以随时进出，警察也可以随时进出。
开放社会，是开门大吉。但要建立一个宪政国家，首先是关门大吉。
国界与自由本身
从古代一直到现在，每个人都不断地追求自由，走向自由肯定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大家在追求自由方面有两种做法，一个是用脚投票，一个是就地改造，包括用手投票。
用脚投票
用脚投票就像《诗经》里说的，如果你觉得这地方不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国界不是特别壁垒森严的时候，大家是可以用脚投票的。
比如，古罗马的时候，如果一些贫民觉得贵族太坏了，他们就拿着锅碗瓢盆等生产工具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国家，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就追他们说你们留下来，有事跟我们谈。用脚投票就像流亡一样，流亡出一个新的国家。我在《重新发现社会》里谈到圣马力诺，就是当时从古罗马逃出来的一些人建立的国家。
在中国古代，用脚投票的机会非常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根本逃不了，可能去外头做生意都不行。姜子牙的时候，有人到岛上去拓荒，朝廷认为这是对周王的不敬，就把他杀了;乾隆时，荷兰人把一些华人杀了，荷兰人非常害怕，跟乾隆皇帝道歉，但是乾隆说杀得好，这些人不在自己家里好好干跑到外面去拓荒，你帮我维持了统治，解决了问题。
我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异地为官、本地为民”。你要当老百姓，只能在当地当，不要去外头当，在外头你只是流民，是坏蛋。
韩国有一部片子《北逃》，讲的是朝鲜人逃到中国来。朝鲜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存在的价值就是让中国人感觉自己过得很幸福(现场笑)。《北逃》里有一句话：“难道吃饱肚子比祖国还重要吗?”这个片子非常好，讲饥饿、讲人的价值和国家的重量。
我们现在的生活有非常大的进步，原来没有饭吃，只能怪天灾，怪地不听话，当时有一句话：“地听人的话，人听党的话”，总结起来就是地听党的话。种不出粮食，就是地不听话了，原因只能找地。而如果有饭吃，你却绝食，这就属于破坏生产工具，你是国家的工具，你怎么能不吃饭呢?你不吃饭机器就不运转了，必须得干活。
现在社会有非常大的变化，不把人当工具了，在座各位都会想，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工具，我们成立国家，是让它给我们谋福利。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就地改造
就地改造就是，你不逃出去，你让你的国家自由。李敖说：“这是我的祖国，我必让它自由。”在现有环境下，一点一滴来做，你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当每个人都来改变小环境的时候，大环境也水到渠成会有所改变。
我先讲讲关于国界与自由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到欧洲去采访，第一次离开法国，从巴黎北站买了一张票去柏林，没有安检，也没有检票，就上车了，一直到终点站，车上就查了一次票，下车也没有要出示票据，你就已经在柏林的大街上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比我们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更方便。我们的铁道部给自己打90分，但是检票都做不好，进去检一次，车上检一次，出去还检一次，好像他们彼此不信任，重复作业。香港是我们的特区，但去香港还是很不方便。但是在欧洲，只要证件是有效的，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来往。
那一次我去看了柏林墙，我用手按了一下，柏林墙的厚度也就是一巴掌宽，实际上并不厚，当时东德人为了离开东德，想尽了办法，有搞热气球的，飘下来不知道是在东德还是在西德，躲在里面不敢出来，直到有边防兵说，“出来吧，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有的人打弹弓，把自己打出去;还有挖地道。办法非常多。我在整理讲稿的时候，发现在墨西哥有人发明了一种人肉炮弹，能把人直接从炮里打出去，在柏林墙时代，但愿也有这样的。
说到柏林墙，柏林墙的计划名称是“中国长城二号计划”，非常有意思。刚才有朋友说，我的很多影评都跟德国有关系，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至少墙方面有相似的地方。现在搞障碍赛，刘翔拿了冠军，如果他不拿冠军，秦始皇都死不瞑目。因为中国在制造障碍方面，硬件已经足够好。(现场笑)
电影《窃听风暴》里有一个笑话，和柏林墙有关系，昂纳克当时是东德书记，早上上班，昂纳克对着太阳说，“早上好!”太阳就说：“书记早上好!”中午，昂纳克说：“中午好。”太阳就说：“书记中午好!”但是到了晚上，昂纳克说：“傍晚好!”太阳半天不说话，昂纳克很生气，“我跟你说话，为什么不理我?”太阳就说：“你傻啊，我都已经到了西德了，我还要搭理你吗?”(现场笑)
这个笑话非常有意思，其实这也是讽刺一个国家没有尊严，一个人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对它毕恭毕敬，离开以后，就嘲笑它，看不起它，这样的国家是非常没有尊严的，因为你不是靠你的价值、靠你对国民的保护来笼络国民，而是通过围墙来圈住，这是非常有问题的。
今年2月份我去日内瓦，有一点小小的感受，也勾起了我一些历史回忆，跟这个演讲的主题有关。当时雪莱、拜伦、罗曼?罗兰等，因为自己的国家不欢迎他们，就流亡了，瑞士成了那些逃国难的人的自由之邦。而现在，国界不再，我去瑞士边境的一个村庄，过去的岗哨没了，从那个村庄跨过一条小溪，直接就到法国了，国界不存在了。
当时我有一种想法，当年这个国界为大家捍卫着自由，现在也是为了大家的自由，欧洲一些国家取消了国界。简单说，国界是为自由而生，也为自由而死。我们为了保卫自己，成立国家;定国界，是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但条件成熟时，国界本身也是可以取消的。欧盟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另一个感悟是，法国、瑞士都保护私有财产，历史上，那个小村庄法国的人也争过、瑞士的人也争过，争来争去，最后这个村庄实际上不属于任何国家，它的价值属于这个村庄里的人。国家作为一个工具，本身是为大家所用，而不是大家都属于国家，被国家抢来抢去。所以我想，如果全球每个国家公民的财产得到很好的保护，政府有底线，民众的财产是属于民众，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会越来越少，这也是一个共同的底线。
苏东坡说：“长恨此身非我有。”《吕氏春秋?重己》里有句话：“今吾身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我的一生为我所有，利非常大;“论贵贱”，天子不能和他比;“论轻重”，即便是富甲天下，也不能将他换走;“论安危”，如果我死了我就永远生活不过来。言外之意，即便是天下，也不能和我交换，因为天下无所谓兴亡，只是在不断地发展，但如果我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个人的自由相较于国家而言，是无比宝贵的，你有生命就有国家，每个人就是国家，自由没有国界，你的自由就是你的国界。最后，我很愿意将我平时签名时的一句话给分享大家：“世间风物论自由，喜一生我有，共四海丰收”。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以己任为天下，我们拥有自己的一生，也就拥有我们真正美好的国家。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交流，交流是我的目的。
Q&A阶段
主持人：非常感谢!之前跟熊培云在沟通主题的时候，讲到一个国家的起源，在我们世界上，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全球范围之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国家的概念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民让渡一些权利给政府，用纳税的方式购买执政者提供公共服务，这样才有了“国家”的概念。印度的历史更加明显，在1947年之前，印度是没有国家的，1947年独立才成立一个国家来管理这块土地，可能比领主、属国的管理方式更好。
国家是为自由而生，的确可能也是为自由而死。刚才熊培云讲到北韩的故事，我个人有一些观感，中国曾经有过一段疯狂出逃的时期，比如六、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冒着生命危险。逃亡的故事现在还在上演，只不过方式变了，在紧急状态，大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逃，现在是靠着金钱移民购买逃的权利。
通过出逃的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由在哪，“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提问1：您好!现在谈城市化、户籍之类的，国内的城市，很多都是家族氏族发展过来的，这部分人建立城市、命名，保护族人的利益。城市化遭阻碍，最初的想法是防范别人进城，这是静态的;动态的原因，比如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的城市化可能会面临大禹治水的两种模式，很难选择。我个人觉得，欧洲城市化对于人的素质提高非常大，国内的城市化对人的压制非常大。
熊培云：我自己对农村问题更感兴趣一些。因为中国城市化更多像抽血机一样，把农村很多东西吸干榨尽。我最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老家县里建图书馆，因为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每个县都能有一个图书馆，对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很大。我在那个图书馆的揭牌仪式上说了一句话：“要让我们的图书馆，成为我们县的拉丁区，让我们县成为我们省里的拉丁区。”不能说这是雄心壮志，但关键是这才是真正地建设乡村，而不是几个歌星跑去唱歌。
提问2：您好!一些演艺界人士获得其他国家的国籍，很多人持批判态度，但是也有人持支持态度。我看到一句话，特别让我震撼：“一个国家，用手投票才是正常表达意志的方式，当人们不能用手投票，或者失去了信心不想用手投票时，那么就会选择用脚来投票，离开自己的国家。”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熊培云：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和古代的夫妻关系是一样的，当妻子从属于丈夫的时候，丈夫有休妻的权利，妻子是不能休丈夫的。所以政府、国家认为国民是属于他的，我们国家可以休国民，但国民休国家是不可以的，国民逃跑就不行，说到底，国家比个人更大。这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这跟国家塑造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对明星改变国籍具体怎么看?
熊培云：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提问3：您好!我发现，在农村，村民本该自由耕种，政府却强行征地建厂，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到非洲去买地。农民在法律允许条件下，应该能自由种地，现在是农民也不自由、媒体也不自由。您怎么看?
熊培云：这和我们的国情有关系，自从房地产发展得非常好以后，现在已经变成了“地产党执政”，中国的GDP就是“搞地皮”，China’s GDP就是“拆哪搞地皮”所以到非洲买一点地也是正常(现场笑)。
提问4：您好!关于“人权高于主权”，新闻里经常会看到主持人辩驳外国一些反华言论时，说主权高于人权。是不是把人权和公民权进行混淆了?您有什么看法?
熊培云：这个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认为人权高于主权，跟政治立场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这么说?逻辑上说，人权和公民权是两回事，公民权可以不高于主权，但是人权一定是高于主权的，因为人权是在成立国家之前就有的。后来成立了国家，订立了一些法律法规、条款，你这才获得了公民权。也就是说人权是在国家成立之前就有的权利，而公民权是国家成立之后才有的权利，人权优先于国家规定的一些权利。比如，你作为一个外国人进入某个国家，你没有那个国家的公民权，那个国家可以把你杀了吗?如果不可以，是基于什么权利?这个权利就是人权，而绝对不是你的公民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的人权也是高于主权的。
我想主持人的辩论可能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更多还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有些东西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说不要干涉内政，但是上世纪的革命时期，全世界各国都在干涉别国内政，有的还是盛情邀请。
提问5：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生存权，是否存在?生存权是否包括在人权之内?
熊培云：生存权当然存在。我刚才说，你去国外，别人不能把你杀了，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人权，有生存权。
提问6：您好!您是怎么看自由的?
现在欧洲的自由观念有两种，第一种是来自一些自然权利，第二种是马克思批判的自由，他说这种自由容易导致人类异化。当人们以马克思主义方式来建立国家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异化没有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导出。哈维尔说，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我们要说实话来重新回到我们的自由。
但是这两种自由出现了悖论，马克思所提倡的自由，是人的全面解放，使人通过一种政治声明达到一种天堂式的生活，这种方式不存在。但是资本主义所说的这种自由，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导致了人的本质异化，使人类生活痛苦。所以两种自由产生了悖论，导致人是不可能真正自由。
第二我回应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把这两者由对立变成统一，没有人认为人权和主权都是单独存在的，是主权为了人权的存在而存在，而不是说人是为了主权的存在而存在。人权高于主权，它有宗教支持，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授予人权柄，人通过权柄创立了国家，所以是神权、人权和政权这样一种阶梯关系。在中国即使没有神权的观念，也并不导致人权要低于主权。《国际人权公约》明确提出，人权“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国家的责任就是尊重人权，人权是为了人能够更好生活的工具，这个结果导致了人权高于主权，但是人权要靠主权的保证而存在。
熊培云：你说得很好，我不用做什么回答(现场笑)。
提问7(网友小宇)：您好!我准备来听您说乡村问题的，您弄一个图书馆，因为我现在也在北京农村搞图书馆，我们的设施全部到位，但农民不来看书。农村也有选举，可是没有人来竞选。第一个问题，您能否谈谈图书馆的运作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为自己争夺这些权利?
主持人：小宇是一个大学生村官。
熊培云：图书馆我是建在县里。有一次我去县图书馆找乡村资料时，发现那些书基本上都淹没在灰尘里，不能用。我觉得图书馆还是定位在一些精英身上，而不是建立一个扫盲式的图书馆。我这里说的精英指的是那些人，对社会对国家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苦于没有机会读到好书。一个县可能三四十万人，但是和他们接触，觉得是藏龙卧虎，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公共空间能够交流，所以我也希望能为那些人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选举，还是我开始那一句话，当你改变不了大环境，你就来改变小环境，一点点来改变。我发现当地专门负责选举的一些人，做得非常好，现在的基层选举民政部门在做，每个村都差不多都走遍，而且选举观念也非常好;如果看他写的东西，和现在一些特别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可他就是在县里，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但是对民主本身的认识非常好。
提问8：我看到很多村民，对选举一点都不关心，上面把流程定得非常好，他们只是来凑一个热闹。
主持人：你在QQ群里已经讲过，乡村选举这种困境其实不是自身的，而是外加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不是我的事，包括建图书管。所以你们做村官，可以改变一个方式，尝试回到自己老家的村子做，可能跟这个外来的村子不一样。
提问9：今天的题目是“国界与自由”，感觉主要是讲“公共的权利的界定与自由”。熊老师说到他写过一些影评，《色?戒》这部电影，主题就是革命吞食革命者，不是一个三级片。你也说到在革命战争年代，很多仁人志士卖孩子去支持国家抗战、支持国家建设;您又说到一个国家的权力不应该以损害个人的利益为代价，齐桓公时期的易牙，“杀子以奉君”。管仲就说既然他连自己的孩子都杀，那么如果让他掌权，他什么事还做不出来呢?
两个问题，第一，评价《色?戒》中涉及的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界限问题;第二，在国界与自由中利己和利他的问题。
熊培云：《色戒》的问题，我理解得没有你深刻，我看得很粗糙，没有想到这个层面。我主要是谈维护消费者的权利，香港能够看到，大陆人为什么看不到。
后面的问题，个人权利和公共精神。这应该是有一个平衡，一个人真正重视他个人的利益，是会考虑到公共精神的，就像现在出现的杀童案，你很有钱，但是你把孩子放到幼儿园去上学，莫名其妙被别人杀死了，你就会想到这个社会靠自食自力是不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好的前景，才有可能让你置于安全之中。就是说，你一个人争取你的自由你的幸福，就像走钢丝一样，也许可以走过去，如果走了过去，你这一辈子很完满，如果掉下去了，这就是一场悲剧。这个社会每个人自立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公共的东西，每一条钢丝能够接起来，成为一个保护网，这才是安全的，个人和公共应该有这样一个协调。
提问10：您的《爱国如何主义》评价中国政治的时候，说到中国近年来表现出了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是一种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这种民族主义精神?
熊培云：民族主义精神是有的。我个人不批判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人道主义，并且反对国家主义化。你自己希望你的民族好，你看到自己的同胞很亲切，你希望他也好，你希望你的团队都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有极端民族主义，即只要我们自己好，其他人怎么糟糕就不管，那是非常坏的。我本身并不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更多的是反对极端的、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
提问11：您好!听您讲了以后，我想到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前段时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教授超生。青年作家韩寒非常喜欢小孩，他说如果在国内生不了，就会移民到外国去。作家莫言签售的时候，讲了一个事情，他也非常喜欢小孩，但是所谓的国策他没有办法，只能要一个小孩，心里特别想要第二个小孩。人的基本权利和国策、国家发展的整体目标，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根本的权利与生存的要求，怎么选择与取舍?
熊培云：首先,中国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中国的政策是“计划不生育”。而且中国在这方面很像一个宗教国家，它制定了一个政策，告诉你“永世不得超生”(现场笑)，我觉得这非常不好，我个人是反对这个政策的。这些年这个国策也有松动，相信会有所改变。
您的判断我并不同意，当时很多问题都归结于人口问题。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人口问题，从密度上来说，至少在目前为止中国的人口密度根本不算什么，而且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人也不像以前那样生八九个，当时搞计划生育政策，有国情的原因，也有政府解决自身问题的原因，不全是为了国家的发展目的。
主持人：我想补充一下，任志强有个观点，我们国家做到了“十二五规划”，但从来没有做过国民居住规划，他认为中国要有国民居住规划，不要把所有的公共投资集中在大城市，不是大家挤在北京，搞到均价五万才买到一平米房子。中国这么广袤的土地，合理分配、合理规划了，国人是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很多网友骂任志强，我认为你只要耐心地去读任志强的东西，会发现他对很多问题讲得很有道理。
再说杨支柱事件，杨支柱有一句话很对：他不反对夫妻之间的计划生育，他反对国家强制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由夫妻自己来计划，不是说国家来代替计划。
提问12：有很多朋友对乡村图书馆感兴趣，我是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可以到立人图书馆去看看。今年冬天我去湖北，发现当地很多中学生思想水平非常高，读过非常多书本，甚至比我们的志愿者水平还要高，这让我非常惊讶。所以诸位对现状比较苦闷的话，建议大家多去了解一下。
提问13：熊老师，您好!今天主题是“国界与自由”，您谈国界更多的是地理意义上，现在我们有网络，网络自由没有界限，但是中国在做中国长城三号。网界与网络自由这个话题，您有什么看法。
熊培云：有时候我会创造出一些词汇，我们不是要建“网络墙国”吗?我就造了一个词，就叫“墙国”，美国华尔街叫“Wall street”，中国的“墙国”就是“Wall state”，我们就是在建立这么一个国家。
谷歌退出中国，有人说是中国封杀了谷歌，但是谷歌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司，版图比中国大多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圈了一个地方，自我封闭，自己减损自己。这种墙不是封闭世界，是封闭我们自己。
提问14：主持人提到了国民居住规划，印象中日本以前有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国民一个具体的目标。前不久重庆市书记薄熙来提出重庆农民的增收计划、外员增收计划，这些提得非常实在、具体，这完全不只是一个公众的概念。
今天的演讲归根到底落到人的话题上，因为国家没有人的话，不成其为国。南极洲没有人，所以它不是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