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娜塔莎的这个逻辑我们在许多场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说，那些因为历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岁月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
娜塔莎的具体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据称，被绑架后不久，娜塔莎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个地下室，里面有床、录像机、收音机和书架，还有她喜欢的英国喜剧片录像带。娜塔莎称：“我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
娜塔莎的逻辑漏洞百出。其所谓“没有交到坏朋友”的背后，是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否则，天底下的文盲都应该为自己不识字庆幸，因为不识字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读到“坏小说”与“坏思想”。地下室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地下室里，娜塔莎接受的是一个自己别无选择的纯洁世界——“没有坏朋友”。然而，尽管这里“应有尽有”，足够“纯洁”，仍不过是座“天鹅绒监狱”，因为娜塔莎别无选择、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与令人捧腹的喜剧片不过是绑匪为她提供的“面包和马戏”。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娜塔莎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习”，也有“坏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绑架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绑架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六位银行职员当人质。六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研究人员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表明，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条件A. 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条件B. 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条件C. 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条件D. 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显然，被绑架的娜塔莎具备上述条件。八年前她被绑架时只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从此被囚禁在地下室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更倾向于接受绑匪的教育（即“一面理”信息）与无处可逃的暴力。即使偶尔能在户外行走，也不能掩盖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对于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地下室里的乌托邦
以下这段独白表明，娜塔莎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下室，更心存怀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们（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间屋子，并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里装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外公开。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有条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饭——他工作的时间很少。接下来就是做做家务，看看书或电视，和他聊天，然后做饭，就是这些，一年又一年……”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在1998年将娜塔莎诱拐进大篷车里带走，随后开始对她进行了长达八年的监禁。有报道称，这所房子被当地人称为“金库”，因为这位通信技师为它配备了非常好的安全警报系统——这幢房子像美国的金库一样易守难攻。
从警方公布的照片来看，娜塔莎被囚禁在房子的车库下面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仅六平方米大，房门由金属制成，在这种情况下，娜塔莎插翅难飞。
意味深长的是，娜塔莎曾经透露普里克洛皮尔逼她称自己“主人”，并沦为他的性奴。由于绑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后卧轨自杀，我们无从知晓他绑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密室里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他的包括权力与梦想的王国，一个他享有绝对权威的美丽新世界。
在绑架中体制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五十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已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自由的监狱，并在出狱后，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样爱上了这座“金库”。她在院子里的偶尔走动甚至给人留下一种在“开明专制”中生活的印象。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权利与自由的名义，在“金库”里我们只看到人质和绑架者。由此出发，更大的疑问是，假如娜塔莎认同自己本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心怀希望，并以此还原绑匪对人质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赠予，她是否还会把偶尔到院子里望风视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报之以怀旧的泪眼？
奖励你，控制你
2006-11-11 11:10:46
熊培云/《凤凰周刊》
思想国电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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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能动人心魄者，大抵可分为两类：一曰爱情，二曰逃狱。所以，走进任何一家音像店，你随处可见的便是有关监狱及“逃狱”的影片。甚至，在一些电影中，爱情同样被当作逃离的对象。
自由这个命题和爱情一样古老。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倘使我们将人生境遇视为一种此起彼伏、无休无止的逆境，那么“逃狱”便是件永恒的事情。正因为此，近来奥地利被绑架女孩在绑匪的地下室里度过8年并成功脱逃的新闻撩动了无数读者的心扉。
论及逃狱电影，人们不约而同地会谈到《肖申克的救赎》及其灵感来源《逃出亚卡拉》，以及《美丽人生》、《送信到哥本哈根》这样充满人性光辉的经典影片。当然，如米歇尔·福柯通过监狱模型解构政治何以运行一样，我们同样可以透过一系列狱警题材找出有关社会控制与操纵的蛛丝马迹。
譬如说《监禁》（The keeper）便是这样一部值得我们关注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克雷布斯是镇上德高望重的警察，在“追星族”眼里，他道德、勇敢、善良、守法。然而，谁也想不到，正是这个“完美男人”借办案之便将一位舞女（吉娜·莫尔）囚禁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一切源自克雷布斯幼年时的心理创伤——他的舞女母亲被父亲杀害。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憎恶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并试图用监禁或谋杀等手段来拯救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子的灵魂。
克雷布斯把吉娜·莫尔带进自己的林间小屋的地下室，里面有间铁栅栏囚室，紧接着厨房。连接囚室与外界的是一扇小窗，由于关在铁栅栏内，吉娜只能远远地望着窗子。从早到晚，渴望被营救的她不得不像看电视一样观望近在咫尺遥不可及的外面的世界。显然，这是一间经过隔音处理的地下室，所以即使吉娜看见窗户外面有人走动，也不可能发出哪怕一丁点求救的信息。她似乎注定只能通过向克雷布斯妥协以获得自救的机会。
影片中，克雷布斯有着极其复杂的性格，他暴虐却又不乏同情心。无疑，这间被他用来实施非法拘禁的地下室，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象征人间正义的“思想改造所”。
和其他许多逃狱片相比，《监禁》情节简单，乏善可陈。意味深长的是片中克雷布斯的创造的“赚分”游戏。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寓言，它向我们展示了所有统治者实施统治与操纵的密码。
在囚禁的第一天，克雷布斯像仁慈的狱卒一样将早餐递给吉娜，隔着铁栅栏开门见山地希望吉娜能够接受他的改造——因为他是这里绝对的主宰者，“不要试图破坏地下室内的物品以制造响声，引起别人注意”。显然，吉娜并不在乎这一切。她扔掉了饭盒，痛骂这位终日身穿警服的绑架者。由此，克雷布斯公布自己的游戏规则——每个人（囚犯）都应该努力为自己“赚分”。根据这个规则，由于吉娜第一天没有好好吃饭，所以失去了五分，而且这天将不会得到任何分数。
无疑，对于绑架者来说，这种所谓的激励与奖赏机制是一种实用而有效的控制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这种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责任转移。即，在承认现状的条件下，被绑架者生活是否过得如意，并不完全取决于绑架者，同样取决于被绑架者是否自觉自律，是否遵守绑架者制定的行为准则。如果吉娜因为抗拒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那也只是“自作自受”。
这个逻辑带来两个危险后果是：一方面，在别无选择时，迫于驱利避害的本性，人们通常会选择臣服，以求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当有人因为抗拒这种强加的规则而受到惩罚时，指责绑架的道德力量可能因此瓦解，有时甚至会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指责抗拒者不能安分守己。关于这一点，就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一样，每当遭遇绝境，就会有人主张“好死不如赖活着”，责骂摩西胡作非为，过去的生活虽然卑贱平庸，好歹还有“面包和马戏”。
显然，吉娜选择了屈服，她和颜悦色地接受克雷布斯的教导，不再和克雷布斯发生直接冲突。绑架者的逻辑是，“我是为你好！”所以，当吉娜表现得如一只温顺的绵羊一样在铁牢里等着克雷布斯的施舍时，后者总会用“恭喜你”一类的口头禅来开始他们之间的谈话，或者说是克雷布斯对吉娜进行思想工作。
尽管克雷布斯为了申明自己的权威，偶尔会隔着铁栅栏开枪，像是猎杀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鸡，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每天温文尔雅地对吉娜说早安。他甚至会在情人节给吉娜送上鲜花。如果吉娜配合，赚得一些分数，克雷布斯会给他兑换成钱数。比如，吉娜赚到200分时，克雷布斯给了她350英镑，甚至给她买衣服与电视。通过一次真诚的谈话，吉娜曾经得到过10英镑。
我们由此看到一个荒诞的场面，绑架者诚心诚意地希望人质在铁笼里过上体面的生活。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毫无保障的生活，任何以臣服换取的“舒适”都是不牢靠的。所以，每当吉娜试图逃跑时，最后都会被克雷布斯抓回来，重新扔进地下室。然而，对于人质来说，获得自由才是真正体面的事。
不难发现，对于绑架者来说，奖赏是他们赠予人质的“天鹅绒监狱”。如果说铁牢笼是为了囚住人质的肉体，那么“天鹅绒监狱”所瞄准的则是人的内心，是对人质斗志的驯服和瓦解。久而久之，使人质“体制化”，逐渐认同并参与这种奖励规则，为自己的生活“赚分”，任劳任怨。正因为此，当吉娜无法忍受身上的肮脏时，她甚至会在深夜对克雷布斯高喊，“赚多少分能洗澡？”在特定条件下，侮辱与被侮辱者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
当然，对于《监禁》这部影片而言，轻描淡写的“奖励”游戏只是个中微不足道的细节。由于人质只有吉娜一人，因此不能完整反映奖励给“人质世界”所带来的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在乔恩·图泰尔泰博执导的影片《本能反应》中曾有深刻演绎。在“和谐港”监狱，监狱管理者为了更好地控制囚犯，每天都进行一场分发“方块A”的扑克游戏。这个扑克游戏规定由狱卒随机分发给每位囚犯一张扑克牌。作为奖励，获得“方块A”的囚犯可以得到半小时望风的权利。由于这是一种随机分发的游戏，理论上每个囚犯都可能抓到方块A。
然而，这只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狱卒可以随意抽出“方块A”将它直接扔给任何一个囚犯，并鼓励那些骠悍的犯人从弱者口袋中抢走这项权利。原本是人人都可以平等享受的权利，因此变成一种专有的，惟有通过掠夺方可以获得的权利。无疑，管理者正是通过这种不人道的“扑克的统治”，实现了对全体囚犯的操纵，使这个以“和谐港”命名的监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强者抢夺弱者，弱者憎恨强者”的仇恨世界。正因为此，受尽权力愚弄与操纵的犯人们纷纷撕掉手中扑克的场面才会如此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便意识到通过“奖励”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更能实现对群体的操纵。关于这一点，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极好的证明。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婚礼时，邀请了所有的神，唯独遗漏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出于报复，厄里斯在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女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为“谁最美丽”争夺起来。正是这场“金苹果之争”，使爱琴海岸的凡人卷入了神的赌局，继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
如果我们放宽视界，不难发现，“奖励”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一直存在于历史生活之中。举例说，那些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科举制度的“人质”。他们皓首穷经，只为得到皇帝老儿预言的奖赏。如果说上述“和谐港”里望风是一项普世的人权，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读书受到社会合理的报偿更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当读书人别无选择、完全被纳入于皇权考评体系时，其本质上是旧时的才子被制度绑架了青春。可怜其中许多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旧制度的人质”，不断地在旧制度中被激励、被驯服、被体制化，以致除了考试，便什么也不会做了。
“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这无疑是一种荒诞的困境。透过那些年深月久的时光，我们之所见，不过是无数遭受不合理制度与“奖励”双重绑架了的人生。所以，当李敖演讲“这是我的祖国，我必让它自由”时，我则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
屋顶上的矿难
作者：熊培云
几天前，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组新闻照片，说的是成都一位女企业家，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浇上汽油，纵身火海。寂静的屋顶上，一边是国旗，一边蔽日升腾的浓烟。新闻里说，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面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人在强拆她家的房屋。她在火堆边的求饶没有阻吓住任何人。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悲惨，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就在那一天，我给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屋顶上的矿难”。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思路，也许是因为矿难作为一种日常的、近乎无法根治的巨大灾难，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矿难是这个时代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
为什么是“屋顶上的矿难”？你也许要责怪我了。屋顶，原本是个多么诗意的名字啊！“我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屋顶上的骑兵”以及“ 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屋顶是世界的高处，它连接蓝天与星空，是高歌自由与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样，在我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最让我难忘的镜头之一也是来自屋顶，尽管那是一座监狱的屋顶。
这段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事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帮他合法避税，交换条件是：完工后，狱警能为在屋顶铺沥青的所有人送上啤酒。
在自家屋顶上喝啤酒，多么美妙的事情。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叙述者瑞德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工程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然而，在上面的那则充满悲情的新闻里，我只看到唐福珍的侧影，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
老实说，我是在几天后才牢牢记住“唐福珍”这个名字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我记忆差，而是因为这位“悲剧主人翁”有着怎样一个名字并不重要。过去，我们常说，不要轻言死去的人们，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更知道，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
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其房产也被认定为非法建筑，不受法律保护。她的自焚令人心痛，而在她死后，更让人心痛的是，她的亲戚要求见她最后一面，答复是“先请示一下领导”。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那样似曾相识。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英国农民因为领主的巧取豪夺这样向国王“上访”诉苦：“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米波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
近些年来，“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米波尔的幽灵开起了嘉年华与演唱会。评论课上，我让学生们讨论唐福珍所遭遇的悲剧并要求他们在纸上写下各自的感想。有位学生用了这样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你甚至不用细看余下的文章就知道这位学生在写什么了。大家不是总在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而这一切，在已然绝望的唐福珍那里，渐渐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就真的只有“拆下肋骨当柴烧”了。
个体的物权又一次被粗暴践踏(编按：唐家人曾与当地村委会签订建房用地合同)。2009年的这个冬天，我是真的在那个屋顶上看到一场矿难。只是，和以往的矿难不同的是，在那里，不是藏在暗处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我看到物权的天空在那里坍塌。
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悲叹，从开胸验肺到到这场屋顶上的自焚，维权者“反求诸己”究竟上演了一出出怎样的悲剧！别人抢夺你的房屋，你却要没收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幸！
绝望无济于事，自杀式的维权表达，虽然能激起社会的注意，但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甚至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有生命就有希望。那些因抗争命运而绝望的人，应该结束自己针对自己生命的那一场“暴政”。(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公民膝下有黄金2006-12-30 10:00:21 来源: 新京报(北京) 网友评论 35 条 进入论坛
作者：熊培云
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日前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据称相同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两起研究生下跪事件，一时舆论哗然。（《潇湘晨报》报道）
有论者认为，“下跪求职”表明昔日的“天之骄子”今已部分沦入社会底层，而导致硕士生下跪的原因是“霍布斯选择效应”，言下之意，他们在找工作方面已经“别无选择”。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日前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也表明，城乡居民将“就业失业”仅次于“看病难、看病贵”列为第二大问题。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让悲情遮掩希望，得出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毕竟，没有哪个用人单位逼迫研究生在求职时下跪。进一步说，面对激烈社会竞争时，尽管“天之骄子”失去往日的光环，仍不足失去他的尊严。只要承认自己是公民，即使输掉一切，仍有机会从头再来。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有些中国人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应该说，研究生下跪同样是源于这样一种“高度浪费”。不久前，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尽管几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从社会心理来说，作为“文化”或“风俗”留存的“下跪”仍是许多人得心应手的行事方式，甚至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应急机制”。在许多人心里，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从近两年来的网络文化与新闻生活中找到证据。比如某些网民夸张地“跪求”某某注册码或软件；西安曾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名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就在不久前，河南某报记者因为受访者下跪因此“陪跪”采访了10分钟。
不可否认，下跪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同样具有某种“进攻性”。众所周知，“求职”并非“乞求”一个职业，而是“寻找”一个职业。“乞求”是自我矮化、等待施舍，而“寻找”却是订立契约的过程。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决定录用或不录用谁，正是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社会分工，而非出于对社会布施恩情，或受迫于某人“膝盖下的重压”。
上世纪初，面临救亡图存，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说“有我（自我）在，中国不亡”。应该说，今日中国转型同样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与“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显然，以上发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下跪”事件，无论是对于执法者还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都无益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成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相信中国转型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之间的充分博弈，就不得不承认——若要社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尊重，社会就必须挺直腰杆做个好儿男，就必须体悟什么是“社会膝下有黄金”。在我看来，所谓“社会膝下有黄金”，本质上就是“公民膝下有黄金”。
没什么鸟可以代表一个国家
2008-09-07 11:59:36 来源: 南方网 网友评论 307 条 点击查看 倘若今日中国人愿意正视上述历史，并借此机会将麻雀尊为国鸟，倒也不失为替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赋予了某种自新之志与忏悔之精神。
作者：熊培云
齐齐哈尔市几位主张将丹顶鹤定为国鸟的全国人大代表日前收到了国家林业局的答复。据称，国家林业局已经将丹顶鹤以60%的得票率位居榜首的评选结果提交国务院审查。不过，有关丹顶鹤能否立为国鸟的争议仍在持续。
一是有人认为丹顶鹤的英文学名JapaneseCrane和拉丁学名Grusjaponensis直译都是“日本鹤”，所以作为中国国鸟不合适。对此，有人见缝插针地指出，这个日本鸟名字将“考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显然，争议并不止于丹顶鹤是“日本鹤”。有天涯网友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在10种候选鸟中选国鸟，谁知麻雀竟以35.8%的支持率荣居榜首。
在这个解构流行的年代，麻雀能异军突起并非不可思议。只是，有人认为这个结果很“恶搞”时，我却觉得支持者很严肃。
众所周知，以人类选举之常识，如果对候选鸟不熟悉，选鸟者多半只能投反对票或弃权。而事实上，每个中国人的成长岁月中几乎都有关于麻雀的记忆。麻雀是中国分布最广泛的鸟类，南北东西，可谓“有井水处就有麻雀”。这一切无疑为麻雀当选提供了广泛的民意条件。至于我自己，如果愿意选麻雀为国鸟，也是因为麻雀曾经“为鸟谦卑”，早在我幼年时便已在我家牛栏草屋顶上造窝，为它今天的选举拜票了。在我看来，麻雀是“生活的鸟”，现在选它为国鸟便是让“生活的鸟”上升为“理想的鸟”了———将生活当做一种理想，何乐不为？
透过相关争论，不难发现，在许多麻雀支持者身上其实透散着一种虽诙谐却难能可贵的忏悔精神。尽管今日中国麻雀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曾经极不公正地对待麻雀。为了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那时“学生停课了，工人上街了，教授上房顶了，农民上山了，军队拿出了枪炮”。1958年4月19日，北京进行了全市抓麻雀总动员，300万人热烈响应。锣鼓喧天，彩旗飘扬，鞭炮齐鸣。据次日《人民日报》报道，当天全市统计出来的累死、毒死和打死麻雀共有83249只，还称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载《国家历史》：《除“四害”，麻雀的艰难岁月》）
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网友认为选麻雀为国鸟所体现的是“中国人对麻雀负罪和欠债，总要想办法有所补偿”。此说实非虚言。于情于理，倘若今日中国人愿意正视上述历史，并借此机会将麻雀尊为国鸟，倒也不失为替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赋予了某种自新之志与忏悔之精神。
麻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同样说明它是鸟类世界百折不挠的草根力量。尽管命运多舛，险象环生，但是麻雀终究能在种种艰难困苦中逃出生天。难怪有人感叹，麻雀这惊世的命运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么？而且，麻雀作为中国诸多城市仅存的非家养鸟类，对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中国人来说，其象征意义显然远远大于丹顶鹤。换言之，为麻雀支持者免去后顾之忧的是，即便有一天麻雀贵为国鸟，也不会为国所累，不会为“天鹅绒鸟笼”所折服，而始终能够保持飞鸟的行止与情怀。显然，这种精神是许多“被家养者”需要的。
更重要的是，以数量计，以麻雀之鸟口来喻中国之人口似乎也合适。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若尊麻雀为国鸟，人们同样可以在麻雀身上看到自己的境遇，看到“我很小，但是我很国家”。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权利谱系上，每个人，即使被人诬为“小民”者，也有不可摧折的平等权利。在此意义上，以麻雀为国鸟倒也不失为对个体命运的价值弘扬。
与麻雀相比，丹顶鹤离中国人的生活终究遥远。人们之所见，多不过是电视片或者宣传册上的鸟模鸟样，而且即使立于泽国，依旧金贵得像是不会给自己打伞的某些领导一样生活不能自理。与此同时，虽然道家贡献过“松鹤延年”的说法，但如今的丹顶鹤已经濒临灭绝，孤零零的像是被流放到了三江平原。如此凄凉晚景，怎能代表一个号称正在“和平崛起”的国家？
有些争论则比较另类。比如中国人爱打麻将，而这一精神道具的别称就是“麻雀”，所以让麻雀作为国鸟也是实至名归。此外，也有反丹顶鹤者建议，与其吵来吵去，不如征用鸡。理由是中国地图如鸡，如果以鸡为国鸟，对于增强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与维护领土完整定然事半功倍。况且，法国不就将鸡选作“国鸟”么？
其实，争来争去，无论严肃还是戏谑，谁都知道，没有什么鸟可以代表国家。有关国鸟的评选，充其量只能佐证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风尚与观念———因为国家之形象体现在每一位国民的具体命运里，而不在于某只鸟的花色品种及其鸣声是否婉转。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熊培云)
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
《半月谈》杂志日前编发了一位从事信访工作的乡镇干部的真实经历。配发的编者按指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的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他们，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
当然，这里的“理解”，只是“同情之理解”，并不代表支持。文章中的一些细节的确表明，目前严苛的“零上访”、“一票否决”等政策不仅伤害了那些有冤不能诉的上访者——体制外弱者，同样制造了“体制内弱者”。也正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安排，使体制内弱者与体制外弱者之间发生了无谓的纠缠与对立。而这一切，都不是孙东东的“精神病偏方”所能解决的。
据这位乡镇干部介绍，他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文中谈到当地一位老上访户，至今未婚、无业。从17岁随父亲以“受迫害”为由上访，30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一旦进京，或到省上、市里，镇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有时，还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会闹腾的”赚便宜的事来。
具体情节更像是小说。据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近年来每到全国“两会”等时期，镇里都要派出5名干部24小时跟随这位上访者，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厕所，一次耗时半个多月。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敏感期，每年单是稳控他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如果实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销号”(不被上级机关记录)，避免不被“一票否决”。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票否决”实际上导致了某种具有进攻性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尽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质疑“一票否决”，但在其未取消以前，“一票否决”的刚性规定也让基层干部变成了政治压力下的“体制内弱者”。只不过，他们的弱者身份是相对的，因为他们只要学会顺从，便可以将这种不合理的压力传导给那些上访者，甚至把“接访”、“截访”当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也就是说，当基层干部受到上级的“零上访”政策的折腾时，他们同样把这种折腾转移到另一些上访者身上。压力传递的过程因此变成了“弱者对弱者的欺凌”（鲁迅）。不同的是，这是“体制内弱者”对“体制外弱者”的欺凌，前者是相对弱者，后者是绝对弱者。
早在1996年，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同样记录了一位乡干部的话：“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违法。”在此，且不论政策本身的目的、效果如何，以及类似乡干部是否有“制度上的原罪”。具体到时下一些冲突连连的行政行为，在遵守法律与完成政治任务之间存在某种脱节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脱节尤其体现在“零上访”与“一票否决”政策上。一方面，宪法规定信访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一方面“零上访”与“一票否决”等政策却又在否定这种权利的意义，并以公民不使用这种宪法权利为荣。否则，上级管理部门怎会将“零上访”视为一种政绩？
同样矛盾的是，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告到上级政府的信访，还是告到法院的打官司，本质都是一样的，即公民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寻求自救。如果政府部门可以把本辖区无人使用某种宪法权利作为政绩，而且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为什么不制定相同的政策，力争本辖区实现“零诉讼”？为什么一些政府部门不以诉讼为耻，却要拼命掩盖民众的上访？既然无人相信原告与被告等待法官裁决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什么上访者请求上级部门主持公道便要被戴上破坏稳定的污名？
当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需要解决的矛盾。它们有来自社会之间的矛盾，有来自官民之间。有矛盾不是件羞耻的事情，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和处理矛盾。如果非要通过强制手段掩盖矛盾，搞子虚乌有的“零容忍”，实则是设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权力过于自负，不愿正视他者的权利；要么是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一无所知。
应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每个人都面临权利的贫困。除却体制外弱者的不幸命运，那些不得不去执行不良指标的“体制内弱者”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事实上，就像上述基层干部，在制定政策的上级面前，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弱者；更不幸的是，他们常常因为“在一线做坏事”而成了无人同情之弱者。
难题如何解决？恐怕还是要回到“法治政府”这一层面来。显然，法治政府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依法治理公民与社会”，其更重要的一环是“公民与社会依法治理政府”。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权力部门“所依何法”及“如何依法”必须接受民意的审查。
换句话说，一项政策是否可行，必须有通盘的考虑，有各方力量的参与，而不能凭着长官意志与政府部门自我授权。而既然要体现民意，自然包括“体制内弱者”的意愿，因为他们首先是人，是公民，然后才是上级的下级。否则，难免会出台“零上访”这样的政策，具体到执行时，每一方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有的输掉了政治信誉，有的输掉了职业道德，有的输掉了公民赖以自救的权利
以下是培云写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谈“平庸之恶”与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
——思想国评论（m）
许多人热衷于讨论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其实，不唯国家有主权，每一位国民也有主权。而且，个体主权之是否沦陷，更是人人最要面对的精神事件。
所谓个体主权无外乎两种：一是“对物”；二是“对己”。
“对物的主权”，十八世纪的欧美贤良已有精彩论述。如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有关物权的至理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美国政治活动家詹姆斯?奥蒂斯反对政府的任意搜查令时的慷慨激昂——“一个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里就应当受到像王子一样的保护”。
至于“对己的主权”，则包括个体的身体自治（行动自由）与精神自治（思想自由）。
一定条件下，无论“对物”，还是“对己”，两种主权都具有某种可让渡性：通过谈判你可以变卖房产，替人工作、听人差遣，甚至接受有关思想与行为的培训等等。但是，没人希望自己因此变成奴隶，既失去了“对物的主权”，也失去了“对己的主权”，成了“大公无私”时代里一无所有的“新人”。
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敏锐于拥有“对物的主权”，而无视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成为彻头彻尾的沦陷区，就像汉娜?施密特，电影《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法庭上的汉娜完全是汉娜?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优雅、温顺，而且理直气壮。在那里，刽子手被还原成一位普通的德国市民，忠于职守，对上级以及既有法令无条件服从。当法官质问她为什么只为不出乱子而宁愿让三百人活活烧死时，汉娜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法官一时无言以对。相信这也是人们最怕面对的问题。体制、环境、“大家都这样做”等等就像是隐身衣，许多作恶的人都曾经穿过，而且还要为将来备用。
至于汉娜为什么还是被判终身监禁，影片未完全展开，答案在德国的另一场真实的审判中。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20岁。几十年间，在这堵“隔离人民的墙”下面，先后有300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
和上面这位可怜的女人一样，亨里奇的律师也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从汉娜?施密特到因格?亨里奇，体制内的作恶者莫不把体制与命令当作其替罪的借口，为自己主权沦陷、良心失守卸责。然而，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不是么？在修砌柏林墙的第一天便有东德卫兵直接逃到西柏林，而柏林墙，方生方死，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了它持续几十年的坍塌。
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让人类海阔天空的一厘米，也是个体超拔于体制之上的一厘米，是见证人类具有神性的一厘米。
那一刻，像过往与将来的所有光荣时刻，良知被人类奉若神明。而人类之所以高贵，正在于人的身上附着了这种神性的良知。如亨利?梭罗所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凿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和尊神的。”中国人不也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么？不管是“神知”，还是“己知”，背后都关乎神性。前者是他律之神，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后者是自律之神，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超越罪恶的樊篱。一旦丢掉了良知，人类神性的庙宇也就坍塌了。人类所能看到的，便只有猥琐的世相与一望无际的残酷。
为了克服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权力之祸，尤其在经历了极权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之后，各国已经越来越注重对其国民抵抗权的保护。这既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政治道德上的分权，也是一种良心上的共治。具体到今日中国，现行《公务员法》第54条不也规定公务员有抵抗上级的权利么？只可惜有人于法不顾，以为可以尽享良心沦陷之红利，且永远不受责罚。而这一切，也正是网民穷追暴力拆迁、跨省追捕等恶性事件之原因所在。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国家，谁能带领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唯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陷，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
年少时爱看《加里森敢死队》，如今只记住其中一个镜头：盟军战士逃跑时，一位德军士兵开枪射击，可是怎么扣不动扳机，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老爷枪！”二十年后想起这个细节仍然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个手忙脚乱的德国兵是在“蓄意不谋杀”，正管理着他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呢！
柏林墙上有多少根稻草？ 作者：熊培云
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1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11 8: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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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此前数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记者彼德?列宾拍摄的那幅“逃兵”照片再一次被各路媒体疯狂转载。1961年8月13日凌晨，在铁丝网网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一瞬间，一位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也正是他的这次倒戈，揭开了一部持续了将近30年的传说——“翻越柏林墙”。
此前，从1949年起至1961年8月13日止，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有近300万。由于农业集体化、压制私营贸易、粮食供应短缺、政治不自由等原因，再加上西德这一镜子国家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选择了离开。据说，仅是从1961年1月到8月初柏林墙修筑前这段时间，就有16万人离开了社会主义东德，逃向西方自由国家。
人生而自由，自由可以称得出一个国家的重量。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知道什么是“强扭的瓜不甜”。然而，几十年前，面对政治上的力不从心，早已经失去民意支持的东德政府不但没有闭门思过，反而用一堆砖头将民众堵在屋里，自己在外乐得逍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这样，8月13日，当东德人从睡梦中爬起来，发现自己很快跌入了一场现实的噩梦——他们被自称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公然剥夺了用脚投票的权利。遥想古罗马时代，当平民不满贵族的统治，端着锅碗瓢盆、牵着牲口弃罗马而去，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时，罗马贵族害怕这个国家倒闭，也只能是追上去和平民低声下气地谈判，以提高后者的权利，而不是修一道罗马墙，将平民围住，逼着他们发明热气球——“gonewiththewind”。
任何苦难的年代，人类都没有丢掉幽默的本性。柏林墙时代的翻墙传说，像悲喜剧，又更像黑色幽默。有意思的是，尽管柏林墙将东德围成一个“山洞里的国家”，然而事实上，这道名义上的“反法西斯防卫墙”并没有阻挡东德人的逃亡。当高高在上的政治道德再也不能动员民众，使他们安居洞穴，甘于奉献，剩下的日常反抗就只是试图出逃者以技术对抗技术了。
背对主义，面向自由。主义之争从此让位于技术之争。墙可以越筑越高，但是大地与天空还在。渴望自由的东德人可以在地底挖隧道，也可以通过热气球、跳楼或者弹射等方式出逃。东德人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柏林墙的去留，在这里自由显然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作用。正是无数人想方设法的争个体的自由，使这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及其象征变得千疮百孔。
我曾经在网上设问“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当许多人习惯性地“站在统治者一边”思考问题，回答集中营是用来监禁异已、虐杀人民的时候，我却坚持认为“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集中营是用来挖地道的”。简单说，在艰难困苦时，我更愿意站在弱者的角度想问题，而不是恶的一边想问题——内心坚定的人，应该对恶视而不见。同样的道理，对于被围困其中的东德人来说，柏林墙的意义亦在于翻越，在于挖地道，舍此实无其他意义。至于当年有多少人参加了这场零星而日常的“长尾行动”，在反映柏林墙时代的影片《隧道》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六十年代中期，有很多条地下通道穿过柏林墙。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具体数目至今无从知晓。”据说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前，仅是在边界上执勤时逃到西柏林的边界士兵便有2000余名逃到了西柏林。
时隔二十年，我们想起了柏林墙倒塌的纪念日，事实上，从那位东德士兵逃向西柏林的第一天开始，柏林墙便已经坍塌了。而且，在那近30年的时间里，它每天都在坍塌。若干年前，我从巴黎到柏林采访，有机会在柏林墙下逡巡。其时，这个国家已经开放国界，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当生活也早已恢复了常态，最让我心动的是离墙不远的河岸上，大地繁花四起。境过时迁，柏林墙终于还原了它物理上的厚度，抚手而测，实不过两手掌宽。
柏林墙上曾经有多少根稻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没有人能回答有多少人逃出东德。柏林墙倒塌后，美国政府和特工吹嘘自己如何建功立业。然而，在我看来，真正推倒柏林墙的人，正是上述那些日以继夜争个体自由的逃跑者，那些挖地道者，那些宁可花两年时间试制热气球逃跑的人。对于今世界上流行的各种主义他们或许知之甚少，然而他们的络绎出逃，他们坚定而自由的意志注定会让这堵表面上密不透风的围墙名存实亡，方生方死。至于美国政府，或者那些夸夸而谈的特工，实不过是压垮柏林墙的无数稻草中的一根稻草而已。
熊培云：救救故乡，救救公共精神2009-04-13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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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以下是培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专栏文章，谈河南灵宝县政府的胡作非为以及中国人的公共精神。
——思想国·21世纪评论（m）
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河南灵宝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将远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归案”。在拘留8天后，由于王帅的家人同意当地政府的要求，砍掉了自家土地上的果树，警方才对王帅作了取保候审处理，但仍要求他保持沉默，并且每两个月写一篇“对发帖行为的思想认识”给警方。
余下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帅表示此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并声称以后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恍然大悟的悲观表白，难免让人伤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事实上，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便是这样，因为不堪承受现实巨大而荒谬的挫折，从此在心底默默唱起“我们是犬儒主义接班人”的。
从记者调查来看，王帅不过是借助网络表达自己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关心。然而，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这突如其来而且差点让他丢掉工作的牢狱之灾的确足以教他“学乖”。而从整体上看，有目共睹的是，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25岁到30岁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而这一年，王帅只是24岁。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国事管他娘”（林语堂）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跨省逮捕，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写到：“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在此意义上，当王帅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家乡政府的意见，当警察不远千里过来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天地同样崩溃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可能被捕的危险之中。
事实上，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类似“文字狱”并不少见。人们厌倦讨论“诽谤罪”是否成立了，公众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心知肚明。而此次王帅被抓捕，不仅让大家看到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法治之艰与维权之难。“何世无奇才，没在沼泽中”，乡下人的公共精神并非从来没有，而是被一点点磨灭了。在乡下，虽然偶尔也会有人谈论权力的腐败，但总是孤木难支，以至于公共精神就像是夏天的萤火虫一样，只会在燥热的夜晚悄悄然闪点光，一到白天就都没影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导致中国乡村不断沦陷于权力与资本之合谋。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关系牵连纠葛，批评本乡本土的权力本来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与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不同的是，本土权力部门对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父母变相押为人质，要挟他们的子女就范。而父母作为弱势一方，通常也会与当权者合流为一种劝降子女的力量，务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在前不久，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向我讲述自己在家乡维权时的艰难：就在他返乡动员村民查村里不明不白的账的时候，弄得他的父亲大为光火，觉得儿子在给他的生活添乱，因此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公共精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留下了一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的。然而这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他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费力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岂不是傻瓜！”
言下之意，国家不给我好处，我何苦为国家操心？应该说，这些具有报复性质的话语所体现的更多是臣民对君主在心理上的抛弃，是一种日常的反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即便它是对的，任何一个还有点公共精神的人也并不否定：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前程与命运。
救救故乡，救救公共精神，还是让我们感谢互联网吧。尽管国外有学者，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互联网技术正在消灭公共生活，像章鱼一样将本可以走向广场的人们绑定在书桌之前，让他们“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互联网为转型期的中国支撑起最活跃的公共空间，为中国民众找到了独特的批评方式。网上针对王帅因言获罪而掀起的反对声浪，亦足以见证近年来中国人公共精神之成长。而这一切，或可让失意的王帅重拾信心，亦心有慰藉。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2010年12月03日 16:1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走进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村落，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不以拍卖会上的价格以及国家主义来衡量世间万物的意义，不难发现，每个村庄的价值就是一座圆明园，甚至高于圆明园
文/熊培云
小时候上历史课，读到圆明园一节时，听到那么多的国宝被英法联军抢走，流落海外，难免和大人们一样有一种羞耻感。不过，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这种羞耻感，必须配合大量想象才能完成。毕竟，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些珍宝，更不知其价值几何。只是朦朦胧胧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弱肉强食。
及至年长，多读了些书，有了些阅历，明白了些因果与事理，这种羞耻感便开始兵分两路：一路继续问罪强权，有枪也不能耍流氓；另一路则开始问罪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何以虚弱至此？如马戛尔尼当年到中国之发现，传说中的“中央帝国”，不过是一个傲慢的皇帝带着一群势利的臣子，故步自封，守着一个“伟大的废墟”而已。而圆明园，则最终被一群外来流氓化成为了废墟。
我们无法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之中，有关叙事也只可能是对历史的断章取义，仅取一瓢饮。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一瓢也是“宏大叙事”的一瓢。所以在中国你会看到，绝大多数历史书都不忘将“火烧圆明园”视为国耻，却很少有人取样民宅，具体描述某家人被侵入、被抢劫、被损毁的过程，更不会为被毁的民宅设立一个废墟纪念馆。它们只属于一堆数字，其意义在于注释国家如何破碎，而非重申民众的住宅权利需要得到彻底保护。
火烧圆明园后来上升为国耻之象征，同样暗含了“废墟伟大化”的过程。有爱国者甚至提议国家应该动用财力收复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对此只适于陈列的“瓷器爱国主义”(Porcelain patriotism)，我很不以为然。
就耻辱感而言，在一百多年前的“家天下”模式下，最该为圆明园被烧感到羞耻的当是满清王族，而非那些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踏进皇家园林的黎民百姓。对于后者，最真实也最具体的耻辱是，他们祖祖辈辈交不尽的皇粮国税，多被用于圆明园等皇族休闲娱乐事业或者统治人民，而不是保护他们的权利。
在此意义上，保留圆明园废墟的价值应该在于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而不在于铭记耻辱。如果以收购文物来“洗刷国耻”，则未免天真。过去不会因为“瓷器爱国主义”发生任何改变。据说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斯当东使团初访中国时的一个印象是，“所有高大的建筑都是公家所有，或者里面住的是高级官员。继承祖辈巨额遗产而又没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只能偷偷享用其财富。”如此动用国力民财“洗刷国耻”，无异于回到修复“高大的建筑”的老路上。
英法两国曾经打过百年战争，冲进圆明园时却是手挽着手，连个“拆”字都没有写，便将圆明园毁了个精光。雨果笔下的这两个强盗在中国不复存在，但是体现弱肉强食的暴力，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消失的反倒是一些城里的老建筑以及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在欧洲，许多人仍住在百年的民宅里，而中国的城市，已经很少能看到有七十年历史的房屋。在变化缓慢的乡村，过去由几代人盖起的大宅子，不是毁于战火，便是毁于建设。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始于199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竟然会有“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样荒唐的规定，仿佛宣示“永不停战”。
今年10月的一则新闻：在广西北海市，数以百计的武警、公安等政府人员将仍有60多户拒迁村民的白虎头村封锁控制起来，准备强拆。此前，由村民直选的村委会主任许坤被当地公安机关以非法经营逮捕。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许坤之所以身陷囹圄，更大可能是他带领白虎村村民抗拒强拆，为寻求声援，他成了网民眼里“发帖最多的村委会主任”。
这样的新闻让人叹息。我们这个国家，真是挫折无穷，刚刚开始的一点建设，却总是被中断。远说有宋朝，近说有民国。即使没有外敌入侵，内部也会流行“只许我建设，不许你建设”的暴力逻辑。
走进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村落，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不以拍卖会上的价格以及国家主义来衡量世间万物的意义，不难发现，每个村庄的价值就是一座圆明园，甚至高于圆明园。在此仅从经济与情感来看——它们也是农民抵抗暴力拆迁、征地的两个主要理由：
论经济，对于一个农民而言，圆明园再有价值也可能是一文不值，甚至是一个负数，因为圆明园里有农民的血汗钱，而他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好处。相反日夜与之相伴的土地与房屋，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论情感，这个生养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不在于它是否富饶，而在于人们在这土地上度过的流金岁月，这土地是安顿灵魂的所在。试想，像华盛顿那样带领美国人取得独立的开国英雄，如果晚年回不到故乡的葡萄园下，他将是何等惆怅？ ★
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
熊培云
连日来，中国媒体热烈讨论给尤国英“提前送终”的事。事情的原委是，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川籍妇女尤国英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被家里人直接送进了殡仪馆。有关记者调查表明，这个可怜的女人当时是在还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至亲送往火葬场的。所幸，那一角寿衣没有掩住她眼角的泪水，这桩荒唐事终于被殡仪馆善良的工作人员发现，尤国英才得以火口余生。
毫无疑问，针对这起涉及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事件，我们首要谴责的是中国今日社会保障体系的孱弱和社会救济途径的单一性。既有批评也都流露这种批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停留于责备社会，而忽略当事人在该事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显然，这种反思也是不全面，甚至也是不客观的。即使我们承认，人性的异化源于人们对社会的某种绝望，但它并不足以让我们在进行批评时对弱者网开一面，让同情的泪水遮蔽理性的光辉。毕竟，我们生活中千变万化的苦难，在我们诉诸社会解决之前，关键还在于个体如何去担当与化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人们热衷于讨论社会之恶时，我宁愿多花点心思去关心尤国英二十三岁的女儿魏珍的行为与思想。
有媒体报道说，魏珍是通盘考虑到实在没钱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后才决定将她送到火葬场的。理由是在家等死和在火葬场等死都是一样的等死。我很能体悟到我们时代的这个荒诞逻辑。事实上，在我的家乡有许多病人便是这样躺在床上等死的。
然而，在我读到这个等死要等到火葬场的悲剧故事时，内心的震撼早已超越了怜悯。唾面自干的魏珍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位女性——美国经典影片《乱世佳人》里的主人公郝思嘉。
无疑，《乱世佳人》是一部关乎人与土地的杰出电影，也是一部关乎苦难与担当的电影。在时代的不幸面前，郝思嘉因为心怀担当之信念变得强大无比。她曾经自私偏狭，在人情世故面前时常表现得弱不禁风，但是，在她被社会以及心爱的白瑞德一次次“抛弃”时，她也因此重获新生。
影片中最令人震惊的场面莫过于郝思嘉亲自驾着马车穿越战火以及飘满雨水的河流，历经困苦周折回到了自己的陶乐庄园。看到荒废的田野和几近一无所有的家园，郝思嘉没有自暴自弃、因此沉沦，她站在旷野里，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握紧拳头，肩负起整个家族的命运。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个经典的镜头：
郝思嘉从地里爬起来，手握泥土对天发誓：“上帝啊，你为我见证，做我的见证人！他们不会击败我，我一定要撑住这个家。而且，等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决不再挨饿，我的家里人也决不再挨饿！即使我在说谎、偷东西、欺骗、杀人……上帝啊，你是我的见证人，我决不要挨饿！”
写作此文，我无意教唆他人去犯罪。虽然在这段独白里有不少是身处乱世之中的激烈词语，有些行为或主张早已不见容于今日法制社会。但是，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斩钉截铁的誓言，我们发现，在万丈霞光之下，红土之上，昔日那位游手好闲、颐指气指，被男生们追逐的富家小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决不向命运屈服的新女性，一位在厄运面前既不抛弃自己，也决不抛弃家人的坚强的女性。
同样值得挖掘的是，除了不向命运屈服，郝斯嘉还有一个近乎高贵的品性，即，对明天永怀热忱与希望。影片行至结尾处，郝斯嘉深爱着的白瑞德再次离她而去。趴在台阶上，她千头万绪，只觉得世间万事皆空。突然间她想起了父亲的话，你爱陶乐庄园的泥土将胜过一切，只有明天与土地同在。那一刻，郝思嘉喃语远眺：“家……我要回家！我会想办法挽回他的，毕竟明天是另一个崭新的日子！”
人世间的屈辱，要在人世声张，人世间的幸福，要在人世间求取。或许，如此对比两位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甚至区别存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女子会让读者诸君觉得突兀。然而，正如人们所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我因此主张，一个人，当他（她）被一个时代、社会，或被周遭的人抛弃时，他（她）仍然应该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人生而多艰，当我们被社会抛弃时，必须坚守不被自己第二次抛弃的底线，那是我们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是人的集合。我们对社会进行批评，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批评；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本质上说决定于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兴衰荣辱。正是在此基础上，所谓个人奋斗或一代人的奋斗，才被赋予意义，而中国之真正崛起，也因此决定于个人自救力量的崛起——面对困难与挫折，人人意气风发、生龙活虎，既无懈于自我奋斗，同时又敢于向社会表达自己的不幸与遭际。
换句话说，只有个体强大，奋发有为，中国社会才会真正强大，社会救济或公民互救才会更见成效。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相信，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暗合了一个国家自新自强的命运与征程。
杀鸡儆猴，猴为什么鼓掌？[转帖] Post By：2006-12-4 13:24:00
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几个月前，上海市公安局派出便衣交通协管员抓拍并曝光行人违法乱穿马路的照片，引起媒体热议。对于这种以“示众”方式纠正乱穿马路的陋习，有人相信“打到了文明陋习的软肋”，因为中国人多要“面子”，曝光示众会比单纯罚款更具威慑力。
无独有偶，深圳福田警方分别在上沙下沙、沙嘴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100多名皮条客、妈咪、流莺(站街招嫖女)、嫖客等涉黄人员被处理。据说，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当警方宣布处罚决定时，“现场不时响起掌声”(《南方都市报》)。
尽管许多有识之士不懈呼吁尊重违法者的人权，但是这种伴随着“示众＋鼓掌”式的野蛮执法，却时有发生。去年漯河市政法机关在漯河人民会堂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打击刑事犯罪定点揭露大会，会后，众多犯罪嫌疑人被押解着在市区“定点巡游”，同样引来数万市民的掌声。鼓掌者的理由是，“这种形式不仅能够震慑犯罪，更能大长咱老百姓的志气，增添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信心。”
然而，“万人鼓掌”是否能为游街示众提供合法性？是否同样意味着托克维尔意义上的一种隐秘的“多数人的暴政”？是否意味着鼓掌者在公民权利上自戕？
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论定鼓掌侵权，毕竟，在这里鼓掌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表达，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毫无权利底线的喝彩在心理上为“示众式执法”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不可否认，这种召集无数看客参与的“示众式执法”与古代“广场行刑”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显然，具体到对违法者个体权利的保护，我们需要的不是公众对游街示众“鼓掌”，而是对以侵犯他人权利为代价、以此达到宣扬政绩或教化民众目的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谴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执法进行“秩序宣讲”，是以法律的名义开始，以道德的名义结束。然而，表现在鼓掌围观者面前的所谓“道德正确”，并不能代替具有普适意义的“法律正确”。
凡略有权利意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示众式执法”尽管赢取了围观者的掌声，却是在公然侵犯被执法者的肖像权、隐私权与人格尊严。而肖像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具有专有性，每位公民对其肖像的占有、使用和处分权，都只能归公民自己所有。若非得到公民本人的同意，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对公民肖像进行非法复制、传播与展览，否则就构成侵权。
越是野蛮时代的人，越是认同“游街示众”。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示众式执法”在人类蒙昧时代早已生根发芽，并随着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而渐渐被抛弃。显然，在一个国家走向文明政治之前，这种“示众式执法”主要体现在焚烧异教徒或对不合社会规范者公开行刑与批斗。在此情形下，所谓“政务公开”不过是“残忍公开”，“教育暴力化”的公开。
生命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每个人都应该对生命尽职尽责。无疑，今日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文明，许多人关于权利的观念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示众式执法”仍然时见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显然，“示众式执法”的过程，既是一个公民公然蒙羞的过程，同样令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蒙羞。
这个展示权力威严的广场，同样为我们展示了“杀鸡儆猴”的统治密码。执法者居高临下，透过“游街示众”以显达自己的权威，同时通过对“鸡”的“公开处理”达到教育和训诫民众的目的。与此同时，围观的“猴子”则更一厢情愿地相信社会的不健康因素在这种“罪有应得”的过程中被清除或者隔离。
假如我们细心，亦不难发现，在“鸡”被“示众式执法”的过程中，所谓“被执法者”实际上还应该包括那些围观的“猴子”，作为“示众式执法”的另一端，执法者认定他们是一群需要被权力教化的人，进一步说，台上低头与台下昂首者都是执法对象。所以说，“示众式执法”不仅体现了执法者独步天下的决心与权威，同样是在以一种莫须有的态度对公众进行了某种“有罪推定”——既非同类，若有违犯，同此下场。问题在于，既然这种侵犯人权的秩序宣示有若“杀鸡儆猴”，“猴”为什么鼓掌？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分类：专栏,传媒
《发条橙》里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以下是培云10日前写给《新京报》的专栏文章，谈网瘾。可怜弱大一个中国，早已沦落为一个躺满病人的圣莫希斯山庄。
——思想国·21世纪评论（m）
不出所料，有关网瘾诊治的标准终于要出台了。专家说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和许多人一样，我“被网瘾”了，而在去年，玩网络游戏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上网十几年，我也时常想过“信息斋戒”的日子。记得刚上网时，我也算是网民自嘲的半夜上厕所都要检查email的人，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病。对于一种新科技，尤其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与交流方式的传播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文化体验，人们充满喜悦与好奇，甚至有迷恋之情，本在情理之中。我至今未忘幼年时得到第一支铅笔时的喜悦。我终日握着它，显然不是因为我有拿铅笔的瘾，实则是因为我喜爱更需要它。
很多人迷恋网络，也是因为需要。事实上，我从并不认为网络是最理想的所在。如卡尔维诺所说：“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能有那样一个图书馆，又有一群智性的朋友可以交流，我倒是可以不用互联网而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的。而且我敢说，无论是在上网还是泡在图书馆里，对我而言都只是一种文化上的沉浸与享受，而非病理上的成瘾。更重要的是，怎样打发自己的时间，完全是个人自由。
写下《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曾经感慨“医学已经进步到不再有人健康了”。我想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二是越来越多的人以“发明疾病”为业。这不是说所有的医生都在玩弄病人，操控疾病，但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地球上的确存在着无数“疾病发明家”，他们将医院变成卖场，将医药当作唯利是图而非治病救人的工具，企图实现“地球人都病了”之宏伟目标。人一天天衰老，或因为某种劳累，出现某种不适，本是最自然的事情，然而在“疾病发明家”那里，衰老也是一种病。
当然，发明疾病并非目的，更重要是推销被发明的偏方。至于效果如何，就全靠广告里异想天开的演示图片或者视频。今天，影像的发达使传统的医疗试验开始让位于图像处理。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新兴疾病已经带动网瘾治疗产业的异军突起。有消息说，中国的网瘾青少年已经增加到1300多万，戒除网瘾已经悄然成为了一项拥有300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产业。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些地方甚至连电击成瘾青少年这样的“矫治集中营”都已经出现。看来我真是有些异想天开了，我原以为这些荒诞行为通过《发条橙》那部电影已经终结了。可怜的是那些孩子，如果没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心理医生，世界会美好得多。
“每周40小时！”这个标准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作家于勒?罗曼的一出戏剧。1923年，罗曼的三幕剧《柯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在巴黎首演，并大受欢迎。通常我们会说医生是为人们去除疾病的，但在罗曼的这出戏剧里，主人公柯诺克却成了去除人们健康的鼻祖。柯诺克是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医生，他创造了一个只有病患的世界：“健康的人都是病人，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多像现在心理医生的话！）柯诺克到一个叫圣莫希斯的乡村行医。当地居民个个身强体壮，根本不必看医生，原来的老医生虽穷困潦倒却也怡然自得。柯诺克来了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吸引这些活蹦乱跳的居民来诊所。为此，他拉拢村里的老师办几场演讲，向村民夸大微生物的危险；接着又买通村里走报消息的鼓手，公告民众新医生要帮大家免费义诊，以防堵各种疾病大幅传播。
村子里的平静被打破了。当村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危险之中，正遭受各种疾病入侵时，候诊室很快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这样，无病无痛的村民被柯诺克诊断出大病大症，并被再三叮嘱务必定期回诊：许多人从此卧病在床。根据医嘱，每晚十点都要量一次体温。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可想而知，整个村子简直成了一间大医院，原本健康的人束手就擒，躺在病床上喝开水，而医生柯诺克、药店老板以及附近开餐馆的都成了有钱人。
柯诺克成了“白衣里的黑心人”的代表人物。然而，这样的故事对于生活在今日的人们并不陌生。搞演讲的老师、被买通的鼓手、别有用心的免费义诊，我们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人物。
想想今日大众媒体更是让你欢喜让你忧。欢喜的是，不通过它们你不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多灾多难啊，这儿火车出轨，那儿火山爆发，相比之下你过得真是幸福安宁；忧愁的是，医药方、媒体与各色代言人合谋，散布虚假与夸大其词的医疗广告，甚至不忘制造恐怖气氛，比如你睡觉打个鼾都可能一命呜呼……就这样害得原本腰缠不多的老百姓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想不病都难。
补充一下，上面的故事我是在一本名为《发明疾病的人——现代医疗产业如何卖掉我们的健康？》一书里偶然读到的，作者尤格?布雷希是德国《明镜周刊》的医药记者。和他一样，我并不反对医药带来的文明，但反对生命医疗化。至于那些发明“网瘾”的人，还请读读布雷希写在书里的一段话：再造医病互信，每位医生都能贡献一己之力，其实很简单，只须牢记一条医事美德：“别打扰健康的人。”
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
——思想国评论（m）
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雷州市近万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参加完统考后，有家长曝料试卷和答案考前就已经随处可买了。雷州市教育局随后证实，试卷答案考前已经外泄，此次考试成绩取消，而当地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至于父母为什么要买答案，自然是为了孩子考高分进当地的优质中学。
说标准答案完全摧毁了中国教育，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在很多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标准答案是个不折不扣的祸患。在那里，不仅有对知识的乔装改扮、故作威严，更有对人性的无穷摧折，对光阴的无情浪费。死记硬背的学问，本来就是记忆之学对思维之学的侵袭，更别说那些要求别人写读后感的主观题，竟然也有标准答案。就在几年前，甚至还有好事者琢磨出一个孔子标准像。可叹决定孔子长像的不是父母遗传的基因，而是两千多年后的“标准化”运动。
可怕的是，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一旦被确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机制立即被激活。所以，当被问及“雪融化了成什么？”时，一个孩子答“春天”，结果被老师判定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这样的标准答案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另一些标准答案注定只能当笑话听。比如：“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起了故乡，于是吟起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一个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同样被判卷老师打了个X，标准答案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仔细想来，中国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概括，即“1+1=2”。演算由左而右，等号左边是权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号右边是惟一的僵死的答案，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面对如此情景，你难免悲从中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道开放的考题，即“2=?”。同样是运算，两者的开放性显然完全不同。前者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答的不是2，而是3，就格杀勿论。至于后者，答案自是千变万化。你可以说“2=1+1”，也可以说“2=2×1”，甚至，你还可以别出心裁，说“2=20000/10000+(250-250)”，只要你乐意，根据既有的常识，你可以DIY出你最愿意看到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说与后一种相仿的情形并非从未出现，然而荒诞乃至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当出题者问你2等于多少时，你只能说2等于“1+1”，而不能说等于“0+2”。这样的标准答案，如上文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所能制造的恐怕也都是些“标准血案”或“标准冤案”了。
好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讨论数学，不是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读者不妨用其他词语代替这里的2。比如“正义”“理想”“幸福”等等。我想说的是，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它会抹去差异，填平沟壑，告诉你如何去做是符合正义，合乎理想。如果把运算的过程比作生活的过程，那么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按说，幸福与否是个很私人的问题，但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告诉你的却只有一个答案。在过去，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变来变去其实答案都是一个，即政治正确。而不是自己结合自己的人性与经验去体悟“什么是幸福”。简单说，“1+1=2”式的教育，没有过程，其迷信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探寻“2=？”式的教育，却是焕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是可以激发人们回归自身与探寻真理热忱的教育。
数日前，我与陈志武先生同做一期电视节目，谈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着急买房的问题。刚工作就忙着买房，在许多人看来算是标准答案了。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一定要买房？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最幸福的体验也不是三十岁以后在中国买了房，而是我当年把准备在北京买房的钱花在了在巴黎租房读书上。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回首前尘往事，你走你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算法则。一起长大的人，未必能一起上学；一起上学的人，未必都能考上大学；都读了大学的人，未必都能立即找到工作；没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同样是念了哈佛，梭罗毕业不找工作，借把斧头跑到瓦尔登湖畔搭了个木屋，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而盖茨索性中途辍学，不久就创办了微软公司。
我们的教育不能穷得只剩下标准答案了。一个社会要有共同的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与思考应当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标准答案的背后，是考生的命运，是命题者的权威。当人人不得不向所有貌似客观公允的标准答案低头时，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却是一盘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棋局。而这个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一个连过程都被标准化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界。
答“人是什么单位？”
2006-09-13 14:14:17 来自: 丹意
来源：熊培云的BLOG.
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什么大事小情，难免会被问及“是什么单位的”。单位无所不在，正因为此，当刘震云将单位文化描述成“一地鸡毛”时，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