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死刑是个笑话】
死刑是个笑话
2007年11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中，99个国家代表投票通过全球暂缓死刑。鉴于前两次决议草案均告失败，提案国此次放弃了全球现在就废除死刑的最大要求，而是代之以中止实施现有死刑判决的备忘录，为将来全球范围全面废除死刑做准备。在各国代表中，有99国支持暂缓死刑、52国反对、33国弃权。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投了反对票。尽管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拥有巨大道义分量。
全球90%的死刑执行发生在美国、中国、巴基斯坦、苏丹、伊拉克和伊朗。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提供的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球共有1591人被执行死刑，2005年是2148人。联合国通过“全球暂缓死刑”决议，欧盟做了重要的推动。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废除死刑被当作一个必要的条件。
有关是否废除死刑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见证了人类的进步与分歧。甚至连康德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对贝卡利亚的废除死刑的呼吁都置若罔闻，表示“如果……他杀了人，他就必须被处死”。当然，康德并非没有糊涂的时候，比如他还说过，被判有罪的小偷应该沦为“国家的奴隶”。在极端的年代和历史上所有流行酷刑的年代，死甚至有着一种温存的面孔，成为一种解脱方式，是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解决方式。以中国而言，和凌迟或者五马分尸相比，被国王送来的白凌绞死，被称为“赐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废除死刑仍是大势所趋。
中国人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在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尤其是在欧盟国家，“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反而成为这些国家的传统。
“杀人不偿命”并非国家不珍视人的生命，相反是过于珍视。甚至在美国，死刑废除论者发现死刑犯大多数都是穷人，在法庭上都只是勉强得到了一位指定的辩护律师的辩护。就像有的人所说，死刑不仅扭曲了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还贬低了国家。布兰代斯大法官同样以为，国家必然是一名教员，当它杀害犯人，它就是在教给大家复仇和憎恨。杀人犯不会被人热爱，但是也不至于被人弃之不管。如果允许杀人犯活下去，国家则是在提醒所有公民，没有一个人会永远而且仅仅是一名杀人犯。
人类之所以能够宽待在战场上以杀人为职业的俘虏，却不能宽待一位已经束手被擒的囚犯，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是多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是一种博弈之后的均衡，而后者却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在这方面，被判死刑的公民显然失去了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贝卡利亚称死刑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的战争。人类世界，并不缺乏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已经被上帝或者自然判处了死刑。国家的“理性的杀人”，和杀人犯杀人一样，无疑都是在缩减人类的时间。而死刑犯实际上是被抛弃了，他的人类同伴不希望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希望他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了。
赞成死刑的一个有力观点通常是，死刑对社会是有益的，它保全了社区的品格。如果吊死一个死刑犯可以使500个人免于被潜在的杀人犯杀害，那么杀死一个人就是值得的。显然，这是一种国家至上的功利主义观念。问题在于，国家是否有权力要求拿一个人的生命为社会背书，死刑犯又在多大程度上做了公共秩序的替罪羊？如果这种功利主义可以流行，而不考虑人类应该有的价值，那么是否可以恢复历史上的酷刑，如果凌迟可以使501个人免于被潜在的杀人犯杀害，是否就可以恢复凌迟呢？
另一方面，死刑的威慑作用也是一种想象，因为绝大多数杀人犯都是激情杀人，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一样，算计一切，去理性地杀人。事实上，理性杀人的人，往往并不会被带到绞刑架下，因为他们算计好了，早已经逃之夭夭。早在公元前雅典广场上的一场关于死刑争论中，主张宽恕的狄奥多德便意识到“用死刑来约束人是没有用的”。
糟糕的是，死刑变成了一种仪式。就在人们过度关注这种仪式带来的效果时并寄以厚望时，真正的敌人反而会被忽视。
早在十九世纪，一位叫查理?菲利浦斯的作者写了本《死刑暇思》的书，里面讲到了一个“扒手悖论”：在十八世纪的伦敦，有无数扒手在人群里行窃，而这群人恰恰是聚集在一起看某个扒手被绞死的情形。小偷们之所以选择那个被绞死的人挂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作案，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看客将精力集中于这一杀人的戏剧，所有的人都在朝着那个方向看。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一方面，它让人们重新思考死刑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当人们全情投入对死刑的观赏，以为扒手吊死一个少一个，却忽略了其实他们就在身边，在日常生活中生长。
2007年6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死刑犯突发奇想地要以讲笑话来告别自己的人生。据说，奈特通过信件和电子邮件已经收到了许多笑话。然而，临刑前，这位在监狱度过了十六年的死刑犯没有讲一个征集来的笑话，只是说“死亡让我自由，这是最大的笑话”。读这则新闻时，我当时在想，如果奈特知道这个扒手的故事，或者他本来就意识到，这死刑本身也是一个笑话吧！
死刑是一个笑话，死刑缩减人类的生命与自由。
【第35节：要新闻联播，还是宣传联播？(1)】
要新闻联播，还是宣传联播？
一个古老的节目，几张古老的面孔。“新闻联播”换播音员会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新闻”，两年来甚至还有报纸为此发社论，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
尽管我早已经远离了“新闻联播”，我还是能够很好地理解有些观众欢快的掌声。把家里的十四吋黑白换成了现在时兴的液晶彩电，为此兴奋几分钟也是人之常情。当然，我也很理解另一些人的不以为然。假如节目内容没有起色，电视机纵有千种风情，也是无济于
事的。
没有谁会怀疑“新闻联播”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如果有外国媒体朋友请你吃饭，碰巧又是在晚上，你可能得多因此牺牲点时间等他们——通常，他们都是在看完新闻联播后才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当然，“新闻联播”成为许多驻华记者的必修课，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一个晴雨表，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政治监视器。
今日世界，不少人因为电视是“餐厅里的政府”而抗拒电视。而在中国，“新闻联播”更像是政府发言人。自1978年元旦开播以来，“新闻联播”一直恪守“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的宗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宗旨也决定了“新闻联播”的真实属性是“宣传联播”。显然，新闻并不同于宣传：新闻随时都可能发生并被报道，而宣传却另有计划与侧重，重重复而不重时效，重说教而不重事实。对于受众来说，差别也可能表现为，新闻被用来分析新闻当事人，而宣传被用来分析宣传者，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揣摩到这个转型社会的政治动向以及未来的脉搏。
【第36节：要新闻联播，还是宣传联播？(2)】
人们守株待兔般观看“新闻联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该节目“部分垄断”了中国政治信息的发布权。从1982年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中央授权“新闻联播”比其他媒体提前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新闻联播”权威古板的形象、上情下达的角色由此渐渐确立。这种得天独厚的制度安排已经超出了设置一般新闻栏目的意义。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新闻联播”不仅是“新闻的联播”，而且是和全国一盘棋的联播。任何省市都无一例外地转播这种内外有别、喜忧参半的播报方式。
有人可能会说，“新闻联播”是中国最成功的“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然而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以宣传效果为首要目的的新闻播报方式并没有脱离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ing by propaganda）。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新闻执政是政府与媒体保持某种合作关系，通过表态、行动、政策等完成对媒体议程直至公共议程的设置，而“宣传统治”则表现为政府对媒介的直接介入，或者越俎代庖地直接设置媒体议程。
应该承认，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路途中，中国已经开始了由“宣传统治”到“新闻执政”的转变。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正在由传统的“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新闻联播”三十年，正好与改革开放三十年同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见证改革开放命运的一个缩影。熟悉“新闻联播”历史的人知道，“新闻联播”并非没有开始适应新闻规律的尝试。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曾被作为头条新闻播出，而不是按部就班地播出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或国内重大事件。只不过这种破天荒的探索没有得到有力支持或者缺少自身坚持，所以直到十几年后，像“9?11”这样改写世界历史的事件都没有作为重要新闻在该栏目播出。然而，谁能说央视没有新闻资源或者业务能力？
如今电视卖得越来越多，看“新闻联播”的人是越来越少。显然这是和“新闻联播”的改革严重滞后分不开的。与此对应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个栏目赖以雄视天下的政治资本与权威资本正被悄然瓦解。当网络大行其道，新闻市场被细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即使是那些“伟大，而且有用”的政治信息，如今也在向政府网站靠拢。
“新闻联播”三十年。对于许多行走在这个既快又慢的转型时代的中国媒体来说，一个栏目能有三十年寿命堪称“不朽”。遗憾的是，当我回想央视这个三十年不改初衷的钻石级节目，所能想到的总结陈词竟然只有“新闻还很远，联播永宣传”。而这个糟糕的印象，显然不是换上一两张清俊婀娜的面孔能够改变的。
【第37节：不要活在新闻里】
不要活在新闻里
在开始这篇文章之前，不妨先想想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许多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大屠杀……公平总是理所当然，而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地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些官员腐败了，侵占了大量民脂民膏；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经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么？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人得学会积极生活，化解悲情，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请你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你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就政府而言，同样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是，负面新闻并不构成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一个人在生活上有洁癖，人们多会投以同情之理解，毕竟，那也算是个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带着洁癖去看新闻，去搞管理，去执政，难免脱离实际，而且显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又必须承认的是，媒体大张旗鼓报道“说人性坏话的新闻”，除了商业上的考虑外，还因为媒体肩负了一种责任，即社会需要通过它了解国家与社会运行是否正常。
伴随着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经批评中国的一些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但另一方面，公众或者政府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一种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而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而不是嘴上说说；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够让社会去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帮他们消解了内心的绝望与忧愁，其中包括歌德
本人。
【第38节：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1)】
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
据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2008年，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首次进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然而，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年有几位作者合出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同题专栏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若干年前，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应当说，人人都有不高兴的权利，它属于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里的中国指的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组织，中国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每个具体的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借这个机会，我只想说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事情让我不高兴。当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兴”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强调，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
数例：
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国家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里外勾结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不照耀乡村。为此，我不高兴。
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时分悄悄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第39节：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2)】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
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
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占到了20.80%，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那些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网络销售大行其道，如今实体书店一家家倒闭。偶尔逛书店，发现几个“不高兴”的人偷梁换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国的名义冒充我在不高兴。为此，我不高兴。
【第40节：地图知识分子】
地图知识分子
没想到师爷、幕僚、谋士、智库等词都不够用了。有学者、网站审时度势，推出了“战略知识分子”之新词与专题。论其特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
读来让人激动。不过这与其说是有关群体特征的描述，不如说是一封万方来朝的表扬信。未见半点事迹，却被告知可以横扫千军万马！信中多是国家至上、道德至上的评价，与知识更无关系。
同样奇怪的是，“挺战派”竟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诸葛亮视为战略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恕我愚钝，可以“违令者斩”的蜀国军师，掌握百万军队的重臣，诸葛孔明几时回乡做起了知识分子？
提笔之前，我还特别在微博上问及此事，谁料竟有超过九成的人对此概念持反对意见。有人建议，我们是不是还要“战备知识分子”？有人嘲笑，这里只有“有机会知识分子”。有人直言，这不过是知识群体给自己推个战略产品，只等标价上市。也有人悲叹，回顾中国历史，只有站对与站错的知识分子，哪有什么战略知识分子？
据说首次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陶文昭教授。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战术性的，局限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所以中国还要有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他们“有鹰一般的宽广视野、鸭一般的敏锐先知、鸡一般的社会关怀”。
战略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战斗机，他们的功绩远在战术知识分子之上。上述排比同样充满喜感——以战略眼光看，就是要求战略知识分子能够以禽为师，具备禽界空军的视野与禽界步兵的敏感。
说中国需要政治谋臣，需要国家智库，我都不反对；希望他们有些战略性的思维，不鼠目寸光，也在情理之中。但若硬要贴个知识分子的标签，并且分出战略知识分子与战术知识分子，我就要打问号了。
喜欢对号入座的知识分子一定犯难了——“我究竟是‘一战知识分子’呢，还是‘二战知识分子’？”所谓“一战”，是说他要么属于战术，要么属于战略；而“二战”，则是说他能同时写两类文章，能两线作战，既在战术上批评过宜黄县两位“建国”大人强拆民宅时的胡作非为，又在战略上大谈下一个千年中美关系如何。
推衍开来，我所熟知的评论界要不要为中国装备一批战略评论员？而像章子怡那样被外国媒体用来解读中国形象的演员，是否也该由“战术演员”转向“战略演员”？国家战略为重，以后两栖明星指的当是既懂战略又懂战术的明星。
我一直相信，能让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样东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识，知识分子以思考为业，不仅捍卫常识，对社会、对世界更要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独立，他不应附属于任何战略。这种独立并非一种姿态，其价值正在于保护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对推进美好人生、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参与，正如左拉一样，他从自己的参与中找到知识的意义，其所体现者即公共精神。
而知识分子一旦被拉上战略的战车，只为了某个战略而生，为其私用，就像诸葛亮一样，他便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若是非要命名收编，你不妨称之为“知识战略分子”。在平常的争论中，这样大谈战略的人我也是见过一些的。他们的世界被简化为两种东西：一是“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模式；二是一张代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地图。在“地图知识分子”的世界中，只有我者与他者，只有“我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而无共同的利益。“我们的利益”至高无上，却也只是隐藏在地图上，而不是在我们的房舍、田地、街道以及收成之中。
由此“战略”二字被赋予了两种内涵：一是“因战而略”，为了达到“战”之目的而不计其余。二是“有战无略”，只知夸夸其谈。做起事来，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自己站不稳，却要中国站起来，要做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回想历史与近年周遭的种种，我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绝非“战略知识分子”、“战术知识分子”这样华而不实的概念，而是真正“入狱身先，悲智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良知，以独立之精神，做合群之事业，参与社会建设与政治改造，关心每个人的具体的命运。得此精神与担当，增进中国福祉的什么“战略”、“战术”都不会缺少；无此精神与担当，再神奇的“战略知识分子”，在世人眼里也只能是——“战战兢兢，略知一二”。
【第41节：“火星文”入侵】
“火星文”入侵
电影《少林足球》里有这么一句忠告：“地球是很危险的！你还是赶快返回火星吧！”如今，当一个人琢磨不透别人的所思所想时，可能会劝他回火星老家去。同样，在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条件下，也有网友倡议大家省吃俭用，好“尽快造艘飞船回到火星去”！
就在火星人不断进入人类语言生活的时候，随着网络的发展，有关“火星文”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关于什么是火星文并没有严格定义，它通常是指孩子们尤其是“90后”运用在网络聊天中的语言。这是一种伴随着各种输入法逐渐演化并流行起来的网络语言，它不仅糅杂了英文、日文等语言的部分字词，同样对汉字进行了挖掘和解构。
有意思的是，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很多专门提供翻译“火星文”的软件，可以自动把日常使用的汉字转化为难以分辨的“火星文”。有些论坛里还有网友推出“火星文字输入攻略”以及火星文字破解的游戏。
面对“火星文入侵”，有不少网民站出来呼吁“封杀火星文”，提议发动一场针对火星文的“围剿”。与此同时，语言学专家也擂鼓助威：火星文破坏了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与规范性。然而，情况真的那么紧急么？
任何流行都不是无来由的。与上述忧心忡忡的网友和专家相比，在另一些人眼里，“火星文”不仅时髦而且有趣，因为“火星文”的解读过程其实像猜测连环字谜一样令人着迷。
比如说“3Q得orz”，这个不中不洋的组合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据说它的意思的是“感谢得五体投地”，实际上这里只有一个汉字，看不懂的人断定这是鬼画桃符。不过，在横加指责之前，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它的“原理”。显然，这里的“3Q”就是英文“三克油”（thank you）的合音，理解这点并不难。“orz”是什么呢？但凡像我这样脑瓜还算灵便的人应该能够猜到它不过是借用了汉字六意中的象形。看哪，“orz”多像是一个人跪伏在地上！
由此看来，“火星文”倒也并非完全没有章法或不能为人所理解。一个追求思维的乐趣的人，看到孩子们的这种奇思妙想，大概只有赞叹的份。如果这点小创造都要去封杀，我们的语言生活还有何趣味？
语言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个交流工具。如何使用工具，甚至自己亲手DIY出一套语言工具，既关乎创造，也关乎自由。而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自己特定的语言，不过是文明发生的常态。经常组团出门旅游的人一定有体会，出行若干天，便会在团体内部演绎出一些大家心领神会的“新词”。只不过在旅游结束时，随着队员作鸟兽散，这些“新词”也便立即枯萎了。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密码，所谓对话也是不断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对于信息发送者来说，编码自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至于受众如何解码，既取决于编码者的设定，同样取决于解码者的解读。
事实上，对于“火星文写作者”来说，他们取道火星文进行交流时本来就圈定了对象。火星文写作同时是一种“密码写作”与“加密交流”，其最朴素的目的莫过于避开一些眼睛。调查亦表明，许多孩子之所以热衷于用火星文写作就在于保护自己的隐私。由于老师和家长对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干涉过多，学生之间的交流就好像搞“地下工作”，于是火星文作为一种加密的文字在同学间迅速流传。难怪有学生这样传授经验：“用了火星文，就算被老师抓到也不怕。她没有时间和心思去研究我们在纸条上的‘鬼画符’。”
任何借助语言的表达都是有局限的，都是不完整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曾经注意到，在希腊哲人那里有两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一种是所谓“俗白写作”（exoteric writing），另一种则是“隐晦写作”（esoteric writing），后者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人经过反复琢磨才能领会。所谓“隐晦写作”，有点像中国人通常说的“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不过，这与其说是一种技法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方面，表面上人类“掌握”了语言，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俗白表达”都不可能完整地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决定“隐晦写作”是不可避免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一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畅销书，讲的是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需要，两性只有互相理解才可能和平相处。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同观念，即使是用相同的词语也会表达出不同的含义。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心底里却又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面对环境的限制与语言的贫乏，其实谁又不是在“用火星文写作”？区别或许只在于形式，只在于你抛出的文字究竟有多少人能听见，并且心领神会。
这种默契，用二十一世纪的中文表达起来就是——“你懂的”。
【第42节：背着国家去旅行】
背着国家去旅行
就在中国的“泡沫股”还在探底的时候，中国的“口水股”仍旧日日暴涨。2007年底，几个中国人在华尔街的骑牛照，更是引来了口水无数。有人由此得出结论，断定中国人素质差，然后又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如此推衍，颇有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荒诞。
跑到华尔街骑牛着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类将其他的动物拉来当牛做马骑一骑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更何况，对于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牛还是很有亲和力的。当你三五成群，走在言语不通、金发碧眼的美利坚，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头说哑语的牛，难免会产生一种“水牛无国界，他乡遇故知”的错觉。一时冲动，骑了上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有人说，华尔街是投资者的圣地，在此意义上这牛基本上就算是“圣物”了。这一点我并不赞同。即便你说这头牛是“圣物”，充其量也只是拜物教的圣物，与神圣无关。你可以要求别人爱护公物，但不能让别人都去崇拜这头牛。
相反，我倒是觉得那些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骑上华尔街牛的时候特别可爱。他们不只是爬上了牛背，而且在那一刻还让那头牛复活了。我甚至看到他们骑着牛从拜物教的金街走到熙熙攘攘的生活里去了。只可惜那些游客觉悟不高，没捎上一根笛子，否则便是一幅“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国画了。
在我看来，如此一情一景、突发奇想的举动并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在生活中，有人过得严谨一些，有人过得活泼一些。仅此而已。
然而，透过一系列的讨论，我却发现两个典型的逻辑问题：其一是“言必称国家”，其二“言必称国际”。
第一点大家看见了。当那几张华尔街骑牛照被发布到网上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其热烈程度令人匪夷所思。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到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顺着这种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大骂骑牛者“有辱国格”了。仿佛这些人骑的不是牛，而是自己的国家。这种拖家带口式的价值观显然是过于夸张了。
至于“言必称国际”，这种说辞常见于人们做坏事时“与国际接轨”、“以外国为师”。在具体的争论过程中，有人拿出相关照片，以“外国人也是爬牛的”来举证中国人爬牛的合理性。言下之意，国际友人都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悲愤者甚至会想到，难道我们就低人一等么？
有些中国人时常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无耻”，然而，每当我分析他们的言辞，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无耻，而是“无逻辑”。当然，无耻的人通常都是不讲逻辑的。
记得有一年，有位中国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被美国记者问到人权问题时，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惊诧不已，至今不能忘。其大意是：你们美国人不要总是批评中国人权有问题，你们自己也不怎么样，你们总是这样指责我们，用中国一句古话来讲，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好一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点中国文化底子却又没有完全吃透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回答很妙。然而，它是经不起推理的，也是不合时宜的。道理其实很浅显，点灯是百姓该有的一项人权，而违法人权却不是一项人权，更不应被政府推崇。中国可以强调本国人权问题正在妥善解决，但并不能将美国人权有问题作为中国人权有问题的合法性条件。
没有不合逻辑的自由。类似不合逻辑的事，时常会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阿Ｑ。阿Ｑ当年想摸小尼姑，小尼姑不让，于是阿Ｑ就为自己打抱不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中国人跑到华尔街骑牛，理由纵有千种，但是如果坚持认为外国人能干的事，我们也能干，那就有问题了。总不见得你去罗马游览，看到满地都是小偷，你也入乡随俗了吧？
【第43节：国破山河在】
国破山河在
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路过巴黎。当我顺着圣?米歇尔大道，鬼使神差走进了巴黎大学，天空中突然飘起雪来。一个月后，在一封申请就读巴黎大学的信件中，我对未来的导师有了这样一段表白：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碎；因为它承载了现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这样的措辞，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过于浪漫了。不过，到过巴黎的人，多半是会惊叹这座城市的古老的。东张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旧的道路、屋舍、桥梁甚至包括城中墓园，都会给你一种穿越千年的时间感。这座城市，虽然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狱，但是从整体上说，任凭国王、总统走马灯似地更换，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本土的历史文化依旧保存完好。
社会比国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国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会还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国的时候，为了使巴黎这“文明的现场”免于战火，巴黎人选择了妥协，使之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种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了，然而你又无法将之简单归类于“投降主义”。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苛责当年“弃城”的巴黎人。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国家破碎，只要社会还在，历史还在，终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经感慨唐朝的衰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这“山河”是社会，事情恐怕还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毕竟任何国家也都是建立于“山河”（社会）之上的。相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还是“国破山河破”和“国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体现在异族入侵之时。这方面，中国的历史茶几上已经摆放了足够多的“杯具”。最惨烈者莫过于两军交战时的屠城之祸；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余万人随末代皇帝在广东投海，仓皇之间上演了一场“社会为国家殉葬”的历史大悲剧。在前现代国家，由于国家与社会捆在一起，纠缠不清，又无合法更换政府的途径，社会像一窝鸟蛋一样装在一个鸟巢里。所谓“覆巢无完卵”，当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难免随之彻底破碎。
至于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权初立之时，乌托邦理想还在，为了开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会重新计算时间，笼统地将此前的社会定义为“旧社会”并加以彻底否定。也就是说，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现革命的成果。这种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已经表露无遗。激进的革命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以至于像爱德蒙?柏克这样的思想者忍不住奋笔疾书，在英伦写出《法国革命论》这样的长篇大论，责备同时代的法国人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既然你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你这个民族就只好从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在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将由此应运而生。
唐德刚说，中国需要两百年穿越“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过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围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现在呢，船上开始有了照明，船舱里还有人开party、上网、恋爱、大声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过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时，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虽已灯火通明，中国向何处去？而正在崛起的社会，能否把握这艘中国航船的方向？
【第44节：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1)】
第二部分：自救与自由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王尔德
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缘?起
我曾在思想国网站上设计了一个问答，“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测试，但是我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关留言林林总总。比如，集中营是“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用来上政治课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集中营不过是把人生按了一个快进键而已”，“用思想体系杀人”，“孕育仇恨与敌意”，“让活人变成僵尸的场所”，等等。
当说，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过，如果大家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多数回答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边”。我是说，答问者没有从被囚者的角度来思考“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而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关键所在。
【第45节：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2)】
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或许有朋友会辩解说，“我们并没有被关在集中营里。”显然，这一解释并不成其为理由。毕竟，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没有参与集中营的建设。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将施虐者比作信息发送者，将集中营比作媒介，将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虑施虐者“拿集中营做什么”无疑是不全面的。就像我们被问及“报纸是用来干什么的”时，有人会站在发行商的角度说“报纸是来卖广告的”，也有人会站在读者的角度说“报纸是用来获取信息的”。正因为此，我强调在回答“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时，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场。
当然，有人会说，买报纸的人是主动的，进集中营的人却是被动的。这种反驳无疑是有力的。然而，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有限的选择中最后被动地买了报纸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便是一种逆境，谁不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谓“积极生活”，亦不过是超越了被动与困境，在别无选择中积极选择罢了。如果我们只是将集中营当作人生的一种境遇或人的条件，我们便更应该考虑在此环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环境在做些什么。
进一步说，面对“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时，如果我们局限于复述集中营的某种罪恶，以为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馈），那么这种回答就是一种消极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而这种被人们不经意间忽略了的“信息反馈”，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为“在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众所周知，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反馈使信息接收者变成了信息发送者，使受动者变成施动者。当这种反馈是积极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人在接到源于逆境的改造信息后，开始以自己为信息源，试图改造逆境。换句话说，在集中营里，囚徒变成了信息发送者，纳粹军警变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时，集中营变成了一种为囚徒所用的媒介。对于囚徒来说，从解码到反馈（编码），他至少有两次积极生活的机会。
如前所述，从自由或人生的角度来说，无论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或时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营”里度过，集中营是人的境遇或条件。法国人说，“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似乎也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某种末日情绪——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当我们试着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不难发现许多人仍然活着逃了出来。否则，为什么每当我徜徉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里，总能在《吃土豆的人们》里面闻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当然，如你所知，这里逃出来的不是肉体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思考与写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几部电影
卢梭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的朋友黄明雨先生最近在给我的信里更进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肉体的枷锁之中。”在我看来，人生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大逃狱。我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大逃狱，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无数小逃狱。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敬意投向朋霍费尔先生那样的人物，只有他在狱里狱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费尔虽是个教徒，但他关心地上比关心天上多。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冒险犯难，将宗教生活还原到人的内心。在纳粹横行时，朋霍费尔从美国回到了柏林，甚至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行动。朋霍费尔是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被绞死的。临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别，他说：“这个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静。
【第46节：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3)】
或许同样是出于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时常在平凡而芜杂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些关于集中营或监狱生活的影片。尽管狱卒或军警的恶行令人触目惊心，时常撞伤我的眼帘，然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囚犯如何积极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题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赎》更让我心动与感恩。在我心中，这部电影甚至会让《勇敢的心》变得黯淡无光。
由梅尔?吉普森执导并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于历史，描述的是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反抗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结尾，让人无限伤感，英勇的华莱士高喊“Freedom”被杀了头；《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则是一个入了冤狱的银行家如何前后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挖地道出逃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场面宏大的《勇敢的心》叙述的是集体解放，明修栈道，终于功败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却是个体自救，暗渡陈仓，善恶有报。
谈到个体自救，有人可能立刻会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有关批评，“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显而易见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并不适合银行家安迪——他出逃后不但没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张渔网。
人类充满艰辛劳苦，不时在希望中走向悲怆。从集中营到古拉格群岛，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群体解放若不是建立于个体自救与精神独立的基础之上，难免会将这场解放异化为在不同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游戏。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一样，尽管拿破仑猪赶走了人，解放了曼纳庄园的动物，宣布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权有势的拿破仑猪便会学人一样直立行走、高谈阔论，把曼纳庄园变成一座“美丽新监狱”。事实上，从纳粹覆灭到苏军进驻，东柏林人便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狱间转移”。
“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领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许多西方政治家与特工沾沾自喜，吹嘘自己的贡献时，柏林人却置之一笑——对于他们来说，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渔网的效果。柏林墙之所以倒掉，是因为即使是那些实施“庸常的邪恶”的卫兵，都要跳到西边去。如有论者指出，正是无数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觉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说，而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时，你才能明白，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后，人因为对自由的求取与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为神明。
德国影片《隧道》很好地还原了历史。当无数家庭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了一条长145米的地道。正是这种群起的、不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尼迪语）变得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倒塌了十五年之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阴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花。
【第47节：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4)】
永不绝望
有位叫杨笃生的青年，在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给马君武写了封绝命信，然后跳江而死，胡适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为生活艰难投井。两位青年的自杀，让胡适感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以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之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视，则真无望矣。”胡适一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写的兰花草一诗，标题即为“希望”。
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想集中营能做些什么呢？相反，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要做什么。或许，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给予观众的最大收获。“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热爱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见。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种出墙者是“坚定的逃跑者”。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远在路上，而且永不绝望。
论及永不绝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个实验（1975）。
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参照组。
第一程序：实验者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在这个笼子，狗将无处可逃。笼子里面还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电击的强度能够引起狗的痛苦，但不会伤害狗的身体。实验者发现，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想逃出笼子，但经过再三的努力，仍然发觉无能为力，便基本上放弃挣扎了。
第二程序：实验员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该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间用隔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一边没有电击。当把经过前面实验的狗放进这个笼子时，实验者发现除了短暂时间的惊恐外，实验狗一直卧在地上，接受电击的痛苦，在这个原本容易逃脱的环境中，实验狗连试一下的愿望都没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员将对照组中的狗，即那些没有经过第一个程序实验的狗直接放进后一个笼子里，却发现它们都能逃脱电击之苦，轻而易举地从有电击的一侧跳到没有电击的另一侧。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更多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
【第48节：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5)】
盘旋在肖申克监狱上空的费加罗舞曲，犹如沾在飞鸟羽毛上的光辉，它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不已，是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即使是身处狱中，囚徒仍可以积极生活，就像《美丽人生》里给孩子做游戏的意大利父亲基多一样。自由，何等惊心动魄！而希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何等重要，它让囚徒可以随时随地抵抗阿伦特笔下的“庸常的邪恶”，让他们不被绝望体制化，不像实验狗一样趴在地上，在遭受数次挫折之后，从此懒得动弹，任凭无休无止的电击。对于安迪来说，肖申克监狱注定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样不幸身死，我们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他积极生活，是集中营里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们不必依仗权势。
如马斯洛在《洞察未来》中写道，就算是面对死亡，每个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学家布兰特?贝特海姆和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回忆录都证实，即使是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过得非常糟糕。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完全相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有发挥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发挥能力两种状态。即使处在死亡的边缘，一个人仍然可以成为积极主动的人，或者是软弱无助、牢骚满腹的小卒。”马斯洛将幸福区别于浅薄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痛苦同样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我们经受的痛苦里面，同样凝聚着我们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发，我们说，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时的额外所得。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前面提给大家的问题——“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不瞒诸位，我早先有个答案，“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说“集中营是用来摧毁的”、“用来挖地道的”或像《美丽人生》一样是“用来做游戏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
【第49节：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2006年，失踪八年之久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成功获救。奥地利警方8月25日对她进行了DNA检测，并公布了她在绑架者寓所的悲惨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时年十岁的娜塔莎在上学途中失踪，奥地利警方由此展开大规模搜救活动，但毫无结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来震惊了整个奥地利。然而，和其他许多绑架案一样，当事人在绑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酸葡萄”与“甜柠檬”
在重获自由后的首份公开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绑架八年期间的生活内幕。不可思议的是，在她看来，遭绑架不全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