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1)】
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
大概十年前，当我在法国大学课堂里第一次听到Mon beau sapin（《我的美丽杉树》）法语圣诞歌时如坐针毡——其曲调竟然和我母校南开大学的校歌一模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羞愧。然而，在我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我认为这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它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一种象征。举例说李叔同的《送别》，该曲原出自于美国曲作者John Pond Ordway（1824—1880）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为此填写《旅愁》发表，此时李叔同正东渡留学。有心者对读《旅愁》中“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等句，不难发现，李叔同几年后所填《送别》深受《旅愁》的影响。据传此曲在日本填词已经超过百余种，然而弘一大师一词既出，以一当百。有井水处，皆有“长亭外、古道边”。《送别》没有因为西洋音乐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让后来者感恩。
再后来，每逢过圣诞节前后，我总会找几首歌曲来听。听得最多的两首，一是《没有你的圣诞节》（No?l sans toi），二是《圣诞老公公》（Petit papa No?l）。前一首歌是圣诞情歌，唱的是心爱之人不在身边的寂寥心情；后一首歌写的则是一个小孩，在平安夜来临的时候，跪在地上做临睡前的祈祷，希望圣诞老公公能够原谅他平时不够乖，一定要给他带礼物，天气寒凉，雪花飞舞，出门别忘穿厚衣裳。尤其是《圣诞老公公》，每当我听它的时候，内心总是无比安宁纯净，感恩到泪如泉涌。而这就是圣诞节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我时常在想，如果在我的幼年，能听到这样的歌曲，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今天，我能听着这些歌曲，全拜生活之所赐，我很珍惜能够自由、自主地选择我所需要的精神产品。
【第18节：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2)】
然而，有些人对日渐流行的圣诞节文化却保持着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比如在2006年12月，来自北大、清华等几所著名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发出联署倡议抵制圣诞节，以此“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看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又有人拿国家和传统绑架国民了。
“十位博士联署”炒得火热，仔细一看，“十位博士”当中也有“半成品”。想必其中几位尚未熟透的“博士生”是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这并非关键所在。就算你是“博士熟”，糖葫芦般串成十个，讲究阵容与排场，再挂上名牌来告诉我或者我们现在身处怎样一种险境，也未必尽能说服我。毕竟，名牌与排场都不是证据。
可怜这些“博士”，拿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好处，却又以保家卫国的姿态来换取掌声。这大概是“大义灭亲”的最高境界了。倡议书说，“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然而，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节日，让大家彼此祝愿，究竟何罪之有？
“博士生”和“博士熟”们大谈“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要驱逐西洋文明的“异端”。不知十位“同端博士”眼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本无所谓“主体性”，即便有那也得首先满足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更决定于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工具的主体性不能超越于人类的选择之上。所以，在博士们大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首先要明白的是，无论是过什么节，在哪天过节，那都是公民自己的私事。
从政治伦理上讲，国家因契约而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制造的一种工具，同样难免有“虚拟社区”的意味。所谓本土情感或爱国主义，既取决于本土文化与国家有着怎样的价值与美德，同样取决民众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本土情感不应是一种“逆来顺受”、“嫁鸡随鸡”的情怀。
我们的一切文明，当归属于人类文明。然而，有些人非要将人类文明像切西瓜一样分成几瓣，然后将它们对立起来，就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勾引大家举起各自的一瓣西瓜进行肉搏。文明对立论者说别人手里的西瓜被下了毒药，而自己的那一份却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以此逻辑，向世界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而在中国抵制给小孩送礼物老人却是为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分裂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尽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举着西瓜刀与光彩照人的人类文明作战。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论“洋节”，还是“土节”，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公共产品。究竟以怎样一种心态来对待节日，那完全是后人的自由。至于说圣诞节对本土节日的压迫，更是无稽之谈。毕竟，圣诞节并不具有排他性，它至多只是多给民众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且，并非多数人选择过圣诞节，其他人就不可以过圣诞以外的节日。十位“同端博士”以“传统文化”的名义驱逐圣诞老人，不过是用自己的愚蠢观念剥夺或诋毁他者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我封闭的自由，若是号召别人和他们一样自我封闭，而且自我封闭到了“爱国”与“爱传统”的高度，倒真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了。今日中国正在转型，在此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征途中，有些人签名做历史与文明的加法，有些人签名做历史与文明的减法；有些人为民众获取更多的权利签名，冒险犯难，促进中国的自由与繁荣，有些人则为“驱逐异端”签名，给这个社会的发展增加几副手铐与脚镣。
我主张“每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中国的自由”，一个社会的富庶，就在于我们有较多种的选择。平安夜，不知道那些博士们在松树林里搜捕圣诞老人，为中国文化做净身运动。文化卫道士们或许永远目光明亮，他们不用睡觉，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终究会疲倦。若要相安无事，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继续保留“唤醒国人”的热情，与此同时也请尊重我们在劳碌一天或一年后选择如何休息或睡觉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同样是在圣诞节前后，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争论的问题仍是要不要过圣诞节。当年那位发起联署抵制圣诞节的学生也到了现场。谈着谈着，这位学生坦承，自己现在的想法和过去不一样了，准确说是不像过去那样激烈反对了，并且承认过不过圣诞节，完全是个人的事。那天录节目比较匆忙，没能多问，也不知道其他九位至今是何想法，以及是否仍有热情在大雪天追捕圣诞老人。
【第19节：好色关乎心灵(1)】
好色关乎心灵
2005年，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中提到“好色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一是死于国色。前者指的自然是“牡丹花下死”的男人，后者则是指那些“为乌托邦献身者”，他们在一个虚构的“美丽新世界”中迷失方向。
在一些思想封闭的人看来，“好色”是个坏词。平素里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某些妻子把在大街上顾盼其他美丽女性的丈夫称为“色狼”，甚至要求离婚。由丈夫的爱美之心而走向婚姻诉讼，是悲剧，还是喜剧？
然而，在我看来，好色并非是件肮脏的事。庄子有云，“哀莫大于心死”。心所为何物？我的回答就是“好色”——因为“好色关乎心灵”。
有人不能理解，误以为“好色关乎下体”。这种观念只停留于肉欲，而没有抵达美，否则你就不能理解在巴黎的大街上为什么到处是裸露着上体的美丽雕塑。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类好色的本性，我们不妨简单“洞察”一下马斯洛，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在《洞察未来》一书中，马斯洛讲了一段自己好色的经历。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一位姑娘走了进来，她是如此地美丽，所以，我简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这位姑娘意识到我正盯着她看，于是走过来对我说：‘我认识您，而且知道您在想什么！’
“我吃了一惊，有点不自然地说，‘真的吗？’‘对，’她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您是一位心理学家，您正试图对我的心理进行分析。’
“我哈哈大笑，回答：‘那并不是我正在想的！’”
在这里，马斯洛不是考究人的需求层次的理论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
我之所以引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时常像这位漂亮姑娘一样，习惯从过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否定人的油然而生的“好色本性”。事实上，好色乃人之常情，不容忽视。回到马斯洛的回忆现场，他欣赏女性（好色）更是源于心灵，因为任何美都不是计算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电影《死亡诗社》里的基丁老师有所批判——任何诗歌之美都不是用圆规与坐标计算出来的，因为写诗不是安装水管。
其后诸事更关乎理性。无论马斯洛因此堕入爱河，还是不择手段骗得这位女性的欢欣，我们都不能否认那些高尚或卑鄙的行为同样源自马斯洛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纳粹当年对德国疯狂一时的爱情何尝不是一种国家理性？
【第20节：好色关乎心灵(2)】
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关乎心灵的东西，往往是向善的；导致人走向罪恶的，往往是人的理性抉择，是计算。爱情是关乎心灵的，而获取爱情的手段却是关乎理性与头脑的。同样是为了爱情，有的人选择更自由的方式，而有的人则选择了侮辱与强奸；同样是爱国，有人选择了共生主义，有人选择了玉石俱焚的复仇主义与专制
主义。
倘使理解“好色关乎心灵，而不关乎强奸”，我们便会对历史上的那些乌托邦梦想（追求“国色”）有了宽容之心——向往美好世界无罪，就像人们顾盼美女无罪，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实践自己的理性。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启蒙运动、乌托邦运动多持批判态度。当理性的梦想破灭，波普尔的“试错理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开始受到欢迎。许多有关启蒙的反思同样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彻底否定人类的乌托邦理想。而欧盟在某些地方受到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的“乌托邦情调”。然而，乌托邦并不害人，害人的只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强奸民众，或怂恿互相强奸，同时强奸乌托邦理想。
应该说，关于理性与情感、头脑与心灵的争论贯穿人类的始终。法国群体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讲到一个国家被领袖催眠后，就会变得像女人一样丧失理智。林语堂则说，“男人只懂人生哲学，女人却懂人生。”女人的直觉能抵达心灵，男人的理性有时却接近幻觉。当战争让女人走开时，男人却在战场上死个精光。
一个好社会，必定要在心灵与头脑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巴黎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有些法国人倾向于将左右之争理解为心灵与头脑之争。讲效率的摊大饼关乎头脑，讲公正的分大饼则关乎心灵，因为头脑追求差异，有三六九等，心灵却各有灵气，没有优劣之分。
转型期的中国人，同样面临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当“半盘西化”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时，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远离了心灵生活，压制了内心的声音。或许这才是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怀旧之情，喊出“八十年代真好”的真实原因。在那个轰然远去的时代，万物曾经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正绽放。
就在我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时常抽空在微博上与网友即兴讨论一些问题。比如在谈到思想与性爱时，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回答的，“独立思想是理性的最高境界，性是非理性的最高境界。”这个论断非常有趣。人的幸福感无外乎两个：一是个体独立，二是与人同乐。如果说思想独立是独立之最，那么性爱就算是合作之最，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生命中的精华，孕育儿女。联想到以前的一点思考，我在想，所谓人生的最高境界，岂不就是在这两方面“不最不归”？我常说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不也是为这两个“不最不归”的结果？
【第21节：铺路石下是海滩】
铺路石下是海滩
常常有那么一些人，对别人的自由生活充满痛感。比如，几个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成群结队在毕业前拍了一些穿学士服的照片。只是因为摆出“轻佻性感”的pose，便被一些网民骂了个狗血淋头。据称，这些“最大胆”、“最前卫”的学士照，是故意“拿大腿做文章”，它不仅亵渎毕业服、亵渎了老师，而且亵渎了知识与教育，甚至有网民痛斥这是高学历女生扮“野鸡”、“妓女”的堕落行为。
中国教育竟然如此脆弱，只因几位女生的拍照就被“亵渎”了。然而，只是透过网上流传的几幅照片，便一口断定这些女生“拿大腿做文章”，着实冤枉了这些孩子。如果观者细心，不难发现，那些在学士袍外斜劈出来的大腿，甚至还裹着一条严严实实的牛仔裤。
有什么样的心灵，便有着怎样的目光。传播学理论同样认为，任何意义的完成，关键在于信息接收者。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因此获得了解释生活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对信息发送者进行观念上的附会与迫害。后者在这件事上的具体表现是，一些不知青春与权利为何物的卫道士，在观念上撩开了这些女生的牛仔裤，并指责她们猥亵大众。
女生们只是即兴照了几张青春活泼的照片，再被人传到了网上，并被不断地转载。即使有所谓的消极的“公共意义”，也未必全是女生们的过错。但是，透过网上种种苛刻的谩骂与指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对孩子们不经意的“自由流露”仍有着怎样的不宽容。
夏季，海阔天空。这样的季节时常让我想起尼斯的海滩，以及在海滩上悠闲晒着太阳的游人。如果你和当年的我一样，看到一位女人，静静地站在我边上，裸露着胸部，与一位男子面对面轻松聊天。而在她的旁边，有三三两两的女人，同样胸怀坦荡，峰高谷深，若无其事地晒太阳，你会作何感想？是认为这些法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耽于情色，还是觉得这只是一种轻松自然的生活？在这里，谁也没有强迫谁，谁也没有猥亵谁。
法国社会学家柯夫曼（Jean-Claude Kaufmann）总是别出心裁地找到观察社会的方法。《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CORPS DE FEMMES，REGARDS D’HOMMES）便是这样一本书。在法国的海滨沙滩上，裸露双乳是件很自然的事。但在柯夫曼看来，这里同样有着关乎人类文明进程的种种隐秘。为此，由柯夫曼带领的五人调查组在海滩上走访了三百人，询问他（她）们关于裸胸的态度。
不出所料，柯夫曼得到的多数回答是——身体是自己的，只属于自己，因为它是自我的呈现，再亲近的人都无法支配它。所以，父母不会干涉孩子是否在海滩上裸乳，即便他们认为这种决定是不恰当的。同样，当一位女子被问到丈夫对她裸乳有何意见时，她甚至发起了火，“丈夫，丈夫，这是我的身体，不是他的。”在她看来，身体的自主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由此出发，柯夫曼认为充满开放精神的海滩更像是一所“民主学校”。如有被访者说，在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胖的、瘦的、白人、黑人、黄种人。这样很好，如果只有一种类型就太可惜了，这意味着这仍是少数人的天地，但海滩是属于所有人的。没有谁能阻止胖人躺在海滩上，同样，老妇人或许着实不好看，但是这样做很好，这是她个人的自由，不应该为此感到害羞。
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由，而身体自由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契约。回顾上述被访者的回答，其所揭示的即是“身体自治”。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在私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只要你不侵害他者的权利，便应该有支配自己的身体并且使之免于禁锢的自由。
1968年的五月革命，同样被理解为法国的才子佳人们谋求身体解放的运动。当时有一句话是“铺路石下是海滩”（Sous les pavés la plage）。尽管许多人对这句话的含义不甚了了，但在这里“铺路石”被当作一种封闭大地的象征。就像拉丁区的铺路石曾被掀起来砌成街垒，如何处理铺路石，总是与人们争取自由的隐喻相连。人们渴望像沙滩一样自由自在，如果沙滩不被压迫的面貌符合人的本性，那么就应该掀翻沙滩上的铺路石，以争取不被束缚的身体自由。
【第22节：诙谐社会，政治如何玩赏？】
诙谐社会，政治如何玩赏？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在专制国家里人们几乎不懂什么叫讽刺文字。在这种国家里，一面由于软弱，一面由于无知，人们既无才能，也不愿意去写讽刺文字……而在民主国家，讽刺文字通常是写来反对有权势的人的……”东德时期，尽管人们在心里充满了对当局的嘲笑，但是如果说出来，就有可能犯下“反革命嘲笑”罪了。所以，你会看到在影片《窃听风暴》里的那个小插曲：一位窃听人员因为在上司面前讲政治笑话被调离工作岗位。
在政治开放的今天，这种上纲上线的丑事相信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至于政治如何点缀生活，从属于生活，政治如何被玩赏，则是别有天地，“风景那边独好”。
2007年，有“政坛齐达内”、“小拿破仑”之称的萨科奇终于如愿以偿，登上法兰西的总统宝座。几年来，萨科奇一直是法国各路媒体揶揄的对象。而现在，这种嘲弄只能是更上层楼，作为权力中心的爱丽舍宫是法兰西生产政治幽默的永久工厂。
早在大选两个月前，有人在法文雅虎网站发问：萨科齐的“阿喀琉斯脚踵”是什么？熟悉萨科奇的人大概不会错过最贴切的答案——塞西莉亚。萨科奇很少避讳在公众面前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萨科奇关于妻子的名言是“她是我的力量，她是我的阿喀琉斯脚踵”。
第一夫人如何给萨科奇先生无穷力量不得而知，但是塞西莉亚与情人私奔，在重要场合只穿“逃跑装”，甚至在大选时不去给萨科奇投上一票的种种浪漫新闻倒真有些“第一家庭脚踵”的意味。
和塞西莉亚一样，“萨丝”多多的萨科奇并非没有绯闻。大选时期，法国汤姆逊公司甚至异想天开地给未来的总统先生制造“绯闻”。清晨七点，萨科奇走出家门，告诉司机要去爱丽舍；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另一方，“铿锵玫瑰”罗雅尔也匆匆话别家人，骑着自行车心急火燎地朝爱丽舍赶。虽然交通工具不同，但是他们都有GPS指导捷径。没多久，两位冲刺爱丽舍的候选人相遇。萨科奇从车里出来，罗雅尔也将自行车推倒在路边。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双男女开始当街激情狂吻，然后环腰共进附近的旅馆开房——原来旅馆的名字叫“爱丽舍”。
这段视频里的情景与竞选并无关系，其实它不过是Thomson公司借总统候选人为自己的GPS做广告。
在法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莫过于Canal Plus频道的木偶新闻剧，笔者一度陶醉其中甚至不辞辛苦去其巴黎郊区的演播室观摩。而在大学城里，从周一到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年轻人多半会聚在一起看这个节目。它的木偶形象生动无比，栩栩如真，更以讽刺挖苦为能事。虽然只有十分钟左右，但每分钟都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
此番大选过后，Canal plus最疯狂的制作莫过于模仿电影《史密斯夫妇》推出的“罗雅尔夫妇”。一天晚上，罗雅尔刚回到家，与其同居的情人、社会党党魁奥朗德递给她一杯毒酒，警觉的罗雅尔趁奥朗德转身之际将酒倒在了花盆里，那花儿便像暴跌的股票一样立即瘫软到了盆底。随后两人各怀心事在餐桌旁以刀叉相搏，继而跑到漆黑的厨房里开枪对射……
和往常一样，几乎所有木偶剧都有新闻背景。有消息说，在败选后罗雅尔发动“政变”，要求取代奥朗德出任社会党总书记。就在一个月前，《世界报》的两名女记者出版了《致命的女人》，该书不仅有罗雅尔修牙整下巴的美容细节，更透露了罗雅尔竞选总统的原因：在知道奥朗德与某报社跑社会党新闻的金发女郎有染后，罗雅尔派人到报社交涉，直到成功将这位“活泼的”女记者调离。与此同时，罗雅尔回家威胁奥朗德，若不同意自己竞选总统而去找若斯潘，就别想再见到四个孩子。
巴黎时间6月16日午夜，执掌爱丽舍宫十二年之久的希拉克正式失去司法豁免权，这意味着他将面临有关腐败传闻的司法调查。对于这一新闻，此前两天的木偶新闻剧同样有精彩表现。故事的场景从总统府移到了希拉克的“平民之家”。这天，希拉克和妻子正在屋里看电视，突然听到门铃异响，大惊失色的希拉克穿着拖鞋头也不回地钻窗户跑了。像美国大片一样，这位年迈的前总统借着公寓外的水管顺势滑溜到了街上，然后抢了一位妇女的汽车，接着劫持了一架直升机飞向远在美洲的巴拿马。是夜，身穿巴拿马传统服装的希拉克给家里挂电话。电话那边倒也神闲气定：亲爱的，快回家吧！我敢肯定，咱收到的不是法庭的传票，而是邮局送来的购物包裹。
这是怎样轻松自在的诙谐社会！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回首2007年法国大选前后的这些趣事，或许我们更能体会人是能够超越政治的动物。所谓政治，说到底是个服务于国民生活、服务于社会的工具，并非必然或天然面目可憎，它甚至是轻松的，而公开的批评与讥诮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国政府及其政治群体的声誉，因为他们有豁朗的情趣，或至少认同国民有在快乐中思考的权利。正如聪明的福柯能够通过手中之笔解剖权力何以运行，普通民众同样可以借助这点“幽默精神”一点一滴地解构和规范权力。
【第23节：赘肉政治学(1)】
赘肉政治学
嘲笑不只是一种生活权利和思想权利，而且是一种政治权利。它激起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严苛的监督，让人民在沉闷的政治氛围中透一口气。
诙谐社会，自有气象万千。2007年夏天，波兰《Wprost》周刊做过一期封面文章，拿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开玩笑。只见这对双胞胎政治家一左一右，吸吮着左右开弓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奶头。只是，同样的乳房，进口到中国网站就不一样了。只要对比原版封面，就不难发现，那张封面照片被做了细节化处理。看着那些粗颗粒的马赛克，心地柔弱的中国读者难免会心生同情——这双可怜的波兰兄弟吃的也不是放心奶，而是玻璃碴子。
“相同的乳房，不同的味道”。与波兰周刊丑化总统不同的是，法国媒体却对刚刚过足一百天总统瘾的萨科奇先生谄媚有加。据法国综合性新闻周刊《快报》8月23日披露，《巴黎竞赛画报》修改了英国媒体拍摄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美国度假的照片，以美化总统先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事情是这样的：8月9日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萨科齐光着膀子和他的儿子路易斯在美国度假地湖泊里划船的照片。照片中的萨科奇腰杆笔挺，肌肉匀称。然而，《快报》所刊登的原版照片却显示，萨科齐的腰部有一团赘肉，像阳台一般伸出后腰，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铁证如山，《巴黎竞赛画报》很快承认自己作假，声称“船的位置加大了它的突起，当我们对阴影进行处理时，印刷夸大了纠正的效果”。这个辩解难免让人失望。谁也不能否认，此次造假事件的主角既不是湖面上的游船，也不是飞速转动的印刷机，而是那些满脑子“赘肉政治学”的媒体从业者。在这些人看来，总统先生在媒体上的光辉形象要比生活中的真实形象重要得多。既然发现赘肉，就应该顾全总统先生“身体政治”的大局，用画笔把它割掉。从政治层面说，总统代表国家，谁也不要和国家的光辉形象过不去。
《巴黎竞赛画报》如此溜须拍马，难免让人有时空倒转之感，仿佛回到了《国王与小鸟》里的摩登时代。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赘肉政治学”早已失去往日显学的荣光，公民社会对政治人物的弄虚作假甚至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地。
【第24节：赘肉政治学(2)】
关于这一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深有体会。2002年1月，这位“富国穷总理”曾经卷入“染发风波”。由于施罗德出镜时总不见白发，有媒体捕风捉影怀疑施罗德染了发。反对派议员甚至推断，一位染发的总理，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上很可能也会弄虚作假。施罗德为此大为光火，最后不得不授权律师起诉，并让他的美容师为自己的“原生态”出庭作证。直到法庭裁决禁止媒体乱说总理曾经染发，事情才告一段落。
不过，施罗德为染发大动干戈，足以表明政治人物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微妙。在《政治的幻象》一书中，作者兰斯?班尼特提到CNN民意测验专家的一个观点：华盛顿越来越成为个体政治企业家的天堂。他们不需要政党的支持，而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媒体形象。尽管这个“赘肉门”可能与爱丽舍宫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细节再次证明了大选期间人们的担心，即萨科奇在法国政治、经济以及媒体等方面的过人影响力将有可能破坏法国的民主生态。这也是有人将萨科奇的当选比作“拿破仑加冕”的原因所在。
萨科奇左右逢源，朋友遍天下，法国许多传媒老板都是萨科奇的座上宾。2007年法国大选结束前后，《世界报》两名女记者出版了新书《致命的女人》，揭露一些关于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雅尔及其同居情人奥朗德之间的不和。为了捍卫自己的“隐私权”，罗雅尔打算找法官为自己主持公道，“同情”罗雅尔的人却说，为这点小事打官司只能说明这对落难鸳鸯力量太小，若是萨科奇先生遇到这种事情，只要给拉加德尔集团的老板朋友打个招呼，什么书也就别想卖了。拉加德尔集团是法国著名的高科技和传媒领域的财团，2002年维旺迪集团崩溃，拉加德尔集团并购维旺迪环球出版公司而成为法国出版业的垄断集团，旗下有两百多种期刊和报纸。
萨科奇对法国媒体有影响力并不是他问鼎总统之后的事。早在两年前，《巴黎竞赛画报》在封面刊登塞茜莉娅和情人理查德的亲密照片，为此，画报的后台老板拉加德尔马不停蹄地向他的密友萨科齐道歉。此后，《巴黎竞赛画报》一直在对萨科齐和他终日穿着“逃跑装”的妻子进行正面报道，因此被人嘲笑为“塞纳河边的真理报”，而“赘肉政治学”就是该报制造并推销真理的工具之一。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媒体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日益警省。美国学者保罗?库兹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在民主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自由市场里一样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旦媒体被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就难免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为民做主的乱局。相较之下，《巴黎竞赛画报》“路见赘肉，拔刀相助”则为人们提供了“媒主”联姻“权主”的另一视角。
庆幸的是，巴黎媒体还不至于全面沦陷，至少有《快报》出来揭露这一丑事。互联网上的相关留言，同样是前所未有的热闹。人们见微知著、防患未然，所有担心都是一样的——如一位巴黎朋友所说：“Aujourd’hui les bourrelets，et demain？”（今天是赘肉，而明天呢？）
【第25节：第六种自由】
第六种自由
面对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是否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东西？
全世界每年出版近七十万种期刊，六十余万种新书，登记四十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九百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三十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此，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联播”、“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同样令人生厌的是各类信息无孔不入。根据报道，台湾一家公司准备生产一种如厕用的RSS阅读器，通过与电脑主机相连的无线网络，将你所订阅的RSS内容打印在厕纸上供你阅读。“恭喜你，你的最后一块私人领地也被垃圾信息占据了。”（《新周刊》）
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开始搭盖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政治领袖的亲民秀、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术，很多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为什么要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换房子？为什么不断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电影《天使爱美丽》的中国观众都有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跟欧洲人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有关。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时刻想着关闭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表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具有“极权化”倾向。当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网络，阅读着相同的头条，因为相同的信息垃圾而消化不良，信息社会同样造就了无数“单向度的思想”与“标准化的人”。确切地说，不是“标准化的人”，而是“标准化的阅读器”。
过多的信息摄入或者过度的信息依赖让我的人生不自由。不是么？打开几个网页，关掉，一天过去了。打开无数个网页，关掉，一辈子过去了。十五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光阴都花在互联网上，花在了许多与我的人生并无关系的奇闻轶事上。事实上，从我意识到我要守住自己的“第六种自由”时开始，我便想着做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了：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第26节：为什么自由先于平等？(1)】
为什么自由先于平等？
2006年10月26日，希拉克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吸收一些法国信念——“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中国继续思考，而这些信念，就是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价值，它们将为中国走向民主和人权带来启迪。”
至于这些以理想与普世价值为旗的“法兰西信念”到底包含了什么，希拉克并没有细说。但他相信，中国能否取得历史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能否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承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众所周知，法国启蒙运动上承文艺复兴，下接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思想史留下光辉一页。我以为，所谓“启蒙时代的理想”，主要源于人类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知识（理性）改变命运的一种信念。既然它是人类理性对上帝神性的一种超越，启蒙运动因此也被视为一场以理性和科学为犁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幸的是，当犁铧化为刀剑，思想共和国让位于刀剑共和国，人类的理性最终上升为神性，人类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直至跌入了我所说的“在光明中失明”的困境与谵妄。
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灾难，与这种单向的“强制式启蒙”不无关系。正因为此，那种以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为唯一真理的启蒙不断被人们抛弃，代之以自由交流，而启蒙就是自由交流。如卡尔?波普尔所说，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我们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知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理，但不是真理本身。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与启蒙运动泥沙俱下的“真理病”，同时给世界留下一个后遗症——许多人开始否定启蒙的价值。这种否定显然用错了方向。我们不能因为某人长期霸占了教室里的麦克风，便因此断定教育对人类是没有意义的无用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遭遇暴力劫持的教育一样，启蒙同样是受害者。启蒙没有结束，永远在路上，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关乎启蒙的态度。
【第27节：为什么自由先于平等？(2)】
人类仍有梦想，那些乌托邦式的建设不可以全然否定。当有些学者将欧盟描绘成“最后的乌托邦”时，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乌托邦，是一种告别了暴力的乌托邦。这种以民意、民权为前提的联盟，比起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式的征服，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告别。从这方面说，今日中国社会，若想拥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好前程，同样需要告别真理病与强制，走向全社会的自由交流与相互启蒙，走向以自由为始终的合作。
那么，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普世价值？它首先关乎《人权宣言》，以及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立国之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元价值不只是动人的口号，也不只是简单的并列，更有逻辑上的传承与递进。它是一个有序的价值链，简而言之——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爱。
要言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民众不是普遍自由的，那么任何关乎社会平等的许诺与展望，都将是不可能的任务。试想，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绑架，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等；同样的道理，存在于同一群人质之间的所谓平等，天下所有奴才都能平起平坐的平等，都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真正的平等，充其量那只是一群平等的奴隶。
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妙动听！然而，事情的真相是人生而不平等。且不说人的身体素质有健康有残疾，年龄各有不同，即使两个智商相同的孩子，也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智商与收入之不同而进入一种新的不平等状态。
我们不必为承认人类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平等而感到羞愧，不平等是人的境遇和条件。但是，我们却可以拥有自由。人类之伟大及人类文明之意义就在于，它试图建立一个美好的制度，以此保障每个人生而自由。只有自由，才能体现人的创造，才能获得人的高贵，才能恢复人的尊严，并且最大可能使社会趋于平等。进一步说，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出发点，而平等则是个人或社会不断实现的过程，其目的仍是捍卫自由。
相较而言，我相信的是人生而自由。自由具有先验性，是基本人权，而平等反而是后天商量出来的权利，即公民权。没有对自由的强调，平等可能沦为一种暴力。所以托克维尔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这里的不热爱，是因为托克维尔看到了“多数人的暴政”。
所谓天赋人权，实际是一种自由的权利，是国家、君主、他人存在之前就应该具有的权利。至于平等，则只能通过后天的不断争取。简单说就是“天赋自由，人赋平等”、“天赋人权，人赋公民权（包括平等的权利）”。在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中，强调自由优先于平等，同样是我们竭力建设开放社会的原因。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每个人起点可能不一样，但是只要人是自由的，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获取更多的权利而走向平等。从另一方面说，自由先于平等，也是一个社会保持其创造力的基础所在，正是不断地创造使人类在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完成文明之上升。
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博爱当以平等为前提——谁能想象在一个“人对人是狼”的社会里人们会有“同类相怜”的伟大情怀？
所以，在我看来，论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包括以下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体上的自由（人权），然后是群体中的平等（民主或公民权），惟其如此，才可能有博爱（人获取某种神性）。这也是我之所以认为今日中国，自由比民主还更重要的原因所在。由一群平等的奴隶选出一个奴隶主的政治，那不是民主政治。
【第28节：洛克如何理解超女？】
洛克如何理解超女？
自由离不开自治，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我会着重谈到“审美自治”。先说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超女现象。
有关超女的批评与讨论，多流于通俗与高雅文化之争。尽管我在此前若干评论中一再强调，在法律框架之下青年有选择“被毒害”和“一夜暴富”的权利，但是，为使这场争论更有益于推进中国社会理性的成长，深化讨论，有必要将争论背景上接到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先生有关“人类如何理解”的阐述之上。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人类理解论》是洛克最重要著作之一。在该书中，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论”。在他看来，人的心灵如同一张白板，一切知识和观念都从经验中来。由此出发，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洛克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若要人服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必得出自他们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洛克致力于建设一套宽宏而有希望的政治体系，强调法律旨在保护和扩大公民自由，并不受他人束缚与强暴。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反对“天赋观念论”，所以在强调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承载教育的根基：每个人都应该自由思考，而且只能通过自己思考，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获得触摸世界的经验。
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洛克这样写道：“我们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思想，就好像用别人的眼来看，用别人的理解来了解世界。”洛克认为，人的脑子里有的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谁也不能直接给你关于“甜”或“红”的经验。你必须自己尝一尝，看一看。换言之，即使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看见的是“红色”，但是映射在各自脑海中的“红色”也未必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在于每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处于文化之中。洛克因此强调人要保卫自己的两个财产，一个是实体的财产（生命与不动产等），一个是个人的意识财产（观念）。人必须决定自己的价值观，靠自己的经验来感知世界，因为“如果个人不控制意义，或者说意义在个人的经验之外，暴政就会在附近徘徊”。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难解释当有人一厢情愿地指责超女“毒害”观众并要求予以取缔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观众要求捍卫自己有“被毒害的权利”。洛克所说“每个人都应该自主地控制意义”，即传播学上说的意义形成之关键在于受众。
个体控制意义的重要性，在兰德的《源泉》一书亦有体现。兰德借另一个“洛克”（小说主人公爱德华?洛克，中译本巧合同姓）之口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大脑就是他唯一的武器。动物是靠武力获得食物。人类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犄角触须和强健的肌肉。……但是，心智是个人的属性。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
眼下，中国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建设一个可期成长的开放社会，而开放战胜封闭将是中国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承认人有审美自治的权利，观念保守者更要开放思维，相信孩子对中国未来的直觉，相信每个有着自由心智的人可以做出合乎自己需求的趋利避害的选择。
【第29节：看电影，还是哭电影？】
看电影，还是哭电影？
平时我很少去电影院。想看好电影，只能淘国外的碟。从街道到网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拜其所赐，这些年来大凡数得上的好电影，我少有错过。
不过，人难免有时会发疯。2010年夏天，与朋友相邀，我竟然去电影院了，而且看的还是据说“人见人哭”的《唐山大地震》。
随后，我在微博上写了几条观影随感，言明自己何以“没有一滴眼泪”：其一，看电影我能分得清戏里戏外，影片中的“人造地震”未能将我完全带入当年的苦难场景（实话实说，观影时我将最真切的同情给了无数躺在泥水里的群众演员）。其二，大牌演员太过眼熟，同样让我难以进入戏中的悲情。这也是我喜欢伊朗导演阿巴斯找当地人拍地震电影的原因。其三，过多的植入广告引起了我的严重反感。尤其剑南春的三次植入广告，从家里追到墓地，连上坟都不放过。其四，电影讲述的内容与我希望得到重新诠释的唐山大地震并无关系。
强调自己“没有一滴眼泪”，不是想说明我多么冷酷，而是回应一些观点。此前，有细心人称《唐》剧有二十八场哭戏，处处泪点。令人称奇的是，对于看了这部电影而不哭的观众，导演冯小刚竟然说出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除非他是混蛋”这样的话，甚至还拿这些人与提着刀去杀幼儿园小孩的混蛋相提并论。
这样庸俗的造势、霸道的措辞，让我反感，却也并不少见。2009年，就在《孔子》公映之前，主演周润发不也在上海表示“看《孔子》不流泪的不是人”。而在新浪随后的网络调查中，绝大多数观众发现自己享受“非人待遇”了，因为他们“想不通有什么好掉眼泪的”。其时，《孔子》的入座率也远不如刚刚上映的《阿凡达》。想来也是十分有趣，《阿凡达》是在屏幕里上演魔幻，《孔子》则是在屏幕外上演魔幻——进电影院的是一群人，出电影院的则是一群野兽，谁让他们没有按主演的要求哭泣？
需要申明的是，我心尖还算柔弱，本是一个泪点极低的人，也常常会为生活或者影视中的细节动情与动容。我曾因为看到农民买到假种子而哭到崩溃，因为偶尔听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想起当年的时代主人翁在九十年代纷纷下岗而泪流满面。然而，那些眼泪，都是真情流露，而非有人送你一包纸币，让你在付费的座位上“奉纸”哭成一个泪人儿。即使我没有哭泣，也不会有人指着我的鼻子，正气凛然地责备我“不是人”。
好电影不相信眼泪。记得若干年前，Pierre Jeunet曾这样谈到自己为何拍《天使爱美丽》：“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
这段话让我一直无法释怀。大凡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观众是否流泪并非电影好坏的关键。每年的电影课上，我都会给学生推荐很多好电影，从《肖申克的救赎》到《美丽人生》，从《樱桃的滋味》到《放牛班的春天》，从《第七封印》到《七宗罪》，这些电影是否能够收获我的敬意，完全在于它们在理智与心灵方面有多少内涵，而非在电光火影中埋藏了多少催泪的伏兵。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如果导演、作家的目的只是让人流泪并在此基础上大赚票房与稿费，我觉得他们都自轻了，因为他们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降到了芥末的水准，而事实上它们又不像芥末那般灵验。
可叹又可怜的是，在有些中国导演与演员那里，观众的眼睛不是用来看电影的，而只是用来哭电影的。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因为写在微博上的几句话竟然受到了若干网民的围攻。“听说全场属于人类的都掉了眼泪，有的甚至泪过好几次。请问你没掉泪，那你归到哪个另类？”“哥们还真是超理智的思考者，无情感得很，你活得有劲吗？你如此强悍地武装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更有文化名流暗讽我这样的“评论家”，既然不懂人类的最基本情感，你最好选择
闭嘴。
真是大开眼界！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么，我现在也相信“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导演”了。看了一场事先张扬看了不哭不是人的电影，写了几条我之所以没有哭泣的理由，竟然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看来这个社会在宽容的路上，真的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在这段时间最深的体会。
此后，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微博上讨论“是看电影还是哭电影”这个问题。我有足够耐心解释这一切，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原来，在这样一个国家，不仅拍电影的要政治正确，连看电影的也要表情正确。从权力到社会，从文化精英到普罗大众，至今仍有许多人或明或暗不愿意承认他人的审美自治与审美自由。
记得小时候，本村的农民大人夸哪部地方戏演得好，就看台上演员是否真的流眼泪，那才叫专业。现在世界倒过来了，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竟然是观众流不流泪。你是消费者，你有消费者主权，谁知你花钱消费竟是给自己买个主权沦陷，买个人财两空，世间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第30节：绑架为什么流行？(1)】
绑架为什么流行？
有些新闻，你一读到它，便忍不住会想，这城里怎么聚集这么多坏蛋啊？！
比如，2008年11月13日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惨剧。好端端的一个房子，说强拆就强拆了，而且闹出了人命。类似的悲剧，这些年来层出不穷。所以我说，不怕坏蛋坏，就怕坏蛋勤劳又勇敢。
2010年初，深圳警方通报发生在当地的一系列绑架富人孩子的案件。据称，虽然有些家长交纳了赎金，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被绑匪提前撕票了；而绑匪多是“半路出家”，而且80%的案件均为熟人作案。由于天下不太平，深圳一些家长决定再忙也要每天亲自接送孩子。
家长接送孩子，大概也只是城里才有的景观了。为此，许多街道，一到孩子上下课的时候都会变得拥挤不堪。校门口，一堆神情焦灼的父母和他们的各式坐驾（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在校门口守着，而学校通常也是戒备森严，有的地方甚至都用上了指纹识别系统，以防坏蛋混进去兴风作浪。
遥想我在乡下读小学时，谁会为这些破事担忧！从六岁开始，虽然从家里到学校也有几公里远，但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自己走。当然，那是个熟人社会，又有同村孩子作伴，走在路上倒是很少有人害怕，而且乡间道路也没有斑马线和斑马线杀手。至于绑架，更是闻所未闻。一方面，农民生活简单，平时不会与别人结下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农民家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勒索。谁会为了勒索几只母鸡去绑架农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他何不直接去偷鸡？
这一切，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不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豪杰林立、鱼龙混杂，急功近利者多如牛毛。像农民那样埋一粒种子到土地里“放长线钓大鱼”者少之又少；异想天开发大财，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桩桩绑票案来做的却是大有人在。
【第31节：绑架为什么流行？(2)】
交了赎金还要撕票，绑架者之暴力加失信，真是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了。从逻辑上说，交纳赎金者也在喂养这个绑架链，它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确信绑架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撕票者之撕票，又像是过河拆桥，让将来被绑架了孩子的父母在绝望中干脆报警，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如此这般，绑架者也不要责怪有这样的前辈，毕竟你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说到绑架，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电影来。其中有通过意识形态与仇恨实行绑架的，如库斯图里察著名的《地下》；有通过爱情绑架的，如《捆着我，绑着我》；有不要赎金而只是要让被绑架者接受其道德教育的《监禁》。除此之外，还有恶搞绑架者的电影，如《绑架训练》。
《绑架训练》是部韩国黑色喜剧片。主人公东哲因为炒股失败，又为高利贷所逼，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和一位同伴做起了绑架小孩的营生。虽罪大恶极，他们还是自我安慰，所谓绑架小孩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个人家的孩子罢了。然而，第一次绑架就把这两个倒霉蛋弄得灰头土脸。按照从电影里学来的绑架流程，在绑了一个小孩后他们给孩子家打电话要求赎金。谁知道，打了108次电话家长就是不接，更别说找他们勒索钱财了。就这样，两位绑匪的恐吓无用武之地，几近崩溃，最后只好把那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孩子给放了。
影片情节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上面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绑架为什么流行与流产。
绑架和一切博弈一样，首先都是一场心理战，这也是我常说“悲观是卧底”、“恐惧是卧底”之原由。作为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绑匪也是深谙此理的。绑匪打电话给被绑架者的亲人，一是索要钱财，二是在他们内心植入恐惧的种子，好让他们听任绑匪的摆布，比如不许报警，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纳足额的赎金，等等（为此，他们会虐待人质，甚至威胁撕票）。正是这些恐惧，里应外合，帮助绑匪掌控全局，使受害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谁知那位家长足智多谋，假装对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自己的沉默彻底打乱了绑匪的计划。有趣又有希望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被绑架者父母不与恶势力谈条件，不接受他们施恶的暗示，不但让两位绑匪乱了方寸，而且还完成了对他们的反戈一击。
读到这里，一定有读者对我有意见了。需要强调的是，我写作本文，既不是为了责备那些因丢了孩子而心急如焚的父母，也不为提供一份针对被绑架孩子的营救指南。我只是强调恐惧对人类生活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暴力是最古老的征战工具，而恐惧使我们失去自由。而且，这里说的恐惧，有的是真实存在，有的则是因为幻象。
M．沙马兰曾经拍过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影片中，村民们过着19世纪的美国移民一样的生活。村子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村外丛林生活着可怕的猛兽，因此人们不敢也不想离开村庄。直到电影快结束时，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些村民并非生活在19世纪，而是现在。他们都是现代城市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隐居世外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而维持这个社区完整的关键就是制造恐惧。事实上，在这部影片中，森林中的猛兽并不存在，它只是年长者创造出来以阻止年轻人离开这个社区的幻象（见史文德森著《恐惧的哲学》）。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里无处不在的神秘敌人，想起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制造敌人的艺术”，想起发生在我们周身的种种不自由，想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那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第32节：能养政府，为什么不能养猪？】
能养政府，为什么不能养猪？
中国历史上有关生产自由的破坏，数不胜数。而这一病灶至今未完全退去。比如说，从2009年1月1日起，广东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养猪，现有养猪场在明年底前清理完毕，后年起仍在进行生猪养殖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为什么要全面禁止养猪，东莞的官方理由是：东莞仅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就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8万吨/年，若要有效削减，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所以，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养猪并不划算，“挣的是环境的钱”。
看似有理有据，然而背后的逻辑却让人心生畏惧。显然，东莞市政府只是看到了养猪“坏”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好”的一面，或者说“只见猪粪，不见猪肉”。关于这一点，上述报道中当地民众的相关质疑已然掷地有声了：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那么禁止养鸡业是成立的，禁止餐饮业也同样成立，进而，可能还可以出台政策禁止东莞养人，因为“人”这高级动物对城市与自然造成的污染恐怕是最严重的呢！
除此以外，循着这个逻辑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如你所知，有史以来，权力的运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有益无害的。且不说在极端的年代里权力的异化已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使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转型时期，当旧的秩序渐渐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漏洞百出，此时也是有些人借助权力寻租获得暴富的大好时机。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因为有人不正当地使用权力而否认政治这个行当，让所有从政者瞬间处于失业状态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要求该地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任何政府或者公共权力存在了呢？
养猪作为一种就业或者生产方式，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不断改进方法和市场潜在的规则来进行调节，即使这个行业有朝一日会消亡，也是由着其自发的秩序，而不是由着一纸政令摧毁猪栏。假如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否定或禁止政府权力的整体运行，凭什么东莞市可以借口养猪造成的局部污染而取缔整个行业？若不是重公权力，而轻私权利，怎会只许政府“养权”，却不许社会养猪？若不是权力重于权利，怎会只许百姓养政府，却不许百姓养猪？
东莞政府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从整体上禁止当地一个产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政府权力扩张到了猪圈，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扩大到全社会，其扩权所对应的关系实质是突发奇想、不受约束的权力对市场经济以及公民自主经营权利的肆意干涉。
或许有人说，当地政府禁止养猪，完全是出于环保考虑，其情可原。然而，即使是出于环保等正当理由，也应该循着环保的思路来解决，比如寻找生态养殖的模式，而不是一刀切收回当地居民养猪的权利，为保护环境而无视他者的权利。况且，相较于更严重的工业污染而言，养猪业所带来的污染实际上更多是“绿色污染”，是完全可能通过种种环保政策的调节和生态养殖等手段进行有效治理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说，所谓“富读书，穷养猪”，熟悉中国社会的人都知道，从事养猪业的人多来自底层社会，政府有什么理由在实行“环保从穷人抓起”的同时，却连自我治理的机会都不给他们，而是直接宣判、以“为民除害”的清高将一个行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养猪者进入整体性的失业状态？
【第33节：开公司，还是开法院？】
开公司，还是开法院？
在流行改朝换代的年代，开公司不如开政府。这点觉悟，中国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比如在战国时期，大商人吕不韦虽然“往来贩贱买贵，家累千金”，仍然觉得经商利薄，于是想出了一个在政治上“借肚皮上市”的办法，将自己的种子播到了未来的皇太后的肚子里。待到秦王嬴政登基，这政府就算是开张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游山逛水到了今天的苏州一带，一路威风凛凛，却看得当地十佳青年项公子眼热心动，直呼“彼可取而代之也”，意思是说，政府你开得，我为什么开不得？后来，秦朝就真的灭亡了。
当然，通过开政府以谋取私利本是家天下的时候才有的事情。当“以天下为己用”的君王纷纷被打倒，当家计财政让位于公共财政，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政府是实现民众利益的工具，任何政府都不能以摘社会的桃子为目的。
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胆大妄为，将公权攫为己有，继而抢夺民权。
且看2007年的一则新闻：几位闽商组建的长治市杰昌公司因房地产开发中的纠纷，被当地某公司起诉。案件判决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时，向杰昌公司下发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公司支付20万元案件执行费和150万元实际支出费。据长治中院执行局李局长说，“实支费”就是办理案件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该院为办理杰昌公司的案子前后买进的6部新车。（8月14日《东南快报》）
据说，当闽商宣称无钱支付这莫须有的“实支费”时，那位李局长竟然堂而皇之地警告当事人：法院不是民政局，企业困难在法院里喊没用。而如果杰昌公司配合，执行费可以降到100万。况且，法院帮杰昌公司已经办了很多事情，杰昌公司不能一点人情都不讲。杰昌公司这么大的企业，不要计较这点钱。而另一位胡副局长则说，“我们不听国务院的，只听法院的。”
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第八条关于申请执行费用标准，执行金额或价额超过50万的部分，按百分之零点一交纳。据此折算，杰昌公司认为只应承担二审一期部分房屋3800平方米案件的执行费14720元。然而，法院下达的通知却要求公司承担案件执行费20万元，实际支出费150万元，合计170万元，涨了一百多倍。
开公司，还是开法院，这是一个问题。用纳税人的钱财办一个案子，张口就要当事人一百多万的“实支费”，局长“坦荡荡”只能说明这法院是局长大人们自己开的，而且没有拿过纳税人一针一线。几位闽商却落得个“双重赔本”：一方面，作为纳税人，他们购买的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产品没有兑现，部分税等于白交了；另一方面，作为当事人，他们又被法院索要“保护费”。简单说，这“双重保护”的结果都是纳税人赔本。
有道是，“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院堕落为逐利工具，而不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整个社会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当当事人成为长治中院敲骨吸髓的提款机，按照这个逻辑，该院可以向被告索取任何不当费用，比如买保险、买房子、盖法院摩天大楼……
有人委婉地说，这是乱收费。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权力对社会进行公然抢劫。当闽商拒缴这笔天价“实支费”并向长治中院等有关部门反映，此事迟迟未得到解决。对比之下，执行局的两位局长却为催缴此款而乐此不疲，甚至还积极查封了杰昌公司价值80万元的两个商铺。
耐人寻味的是，此前，长治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曹燎原曾批评过当地“敲锣打鼓引资，关起门来打狗”的执政作风。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尽管许多地方出于政绩目的招商引资，但是有些部门却热衷于将辖区内的企业当作唐僧肉肆意宰割。如此“关门打狗”、侵夺社会权利，莫非长治中院已经变成了公权版的“黑砖窑”？
谈到中国企业的未来前景，记得在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许多人就国外企业兵临城下敲响了“狼来了”的警钟。长治中院如此明目张胆地索要闽商的百万资产，不仅让我们看到本土企业家们的内外交困，也让我们看到外地狼与本地狼的区别。至少，外地狼多讲规则，而本地狼却是“随权所欲”，冷热酸甜，想吃就吃。与此同时，这一丑闻也为我们见证，失控的权力一旦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口水和肮脏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