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不事声张，阔步前进”。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是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 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 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 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 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它叫做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 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 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 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 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左边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右边的红色专制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La terreur blanche La terreur rouge
Schｅma 1 Schｅma2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左边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右边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左边这幅图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 右边这幅（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 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 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续第一部分）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90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 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 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 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不过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按以赛亚．柏林的区分，自由分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关于这一点，几天前我和何教授有过交流，何教授说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这个归纳很好。进一步讲，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互为基础，互相促进。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争取到货真价实的消极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自私，而在于自私得是不是彻底，从世界中将自己打捞出来，别人侵犯你的权力时，是不是有底气为自己撑腰。事实上，任何公正的契约，无论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都是在充分自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前不久我参加中欧文化论坛，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会，和他们一桌吃饭时，我就有些不适应，因为我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悲观话，而且他们互相附和。法国作家于连．格林所讲，“一切悲伤皆可疑”。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悲观也十分可疑，一方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积极地做事情；另一方面，要明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悲观是个圈套——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份悲观，这个社会就多一份悲观。从这个角度上讲，心怀希望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愿意通过理性的分析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比八十年代有一个大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脚踏实地的进步，是不停留在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层面的进步。简要地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暗渡陈仓。当然，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基础上的进步。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进步，是因为我坚信自/由价值是优先于民/主价值。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群体权利，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的民主。另外，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大选时，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选民放弃投票的机会，而对于自由，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或主动放弃，除非他神经不正常，是受虐狂。
（续第二部分）所以，我把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有人讲，那你这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说我不是可能有人不信。我看到网上喜欢我文章的朋友在博客上将我归类为“自由主义者”。
我想说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学宣布放下自由主义之前，我早就放下了。这个道理我在一年多以前已经在网上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讲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关天茶舍认识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坚决。有一天，他在茶舍发帖子表态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同的主义以知识的方式归类于人，在不断地证伪中解放自己。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做无罪辩护。于是观念的主人变成观念的仆人，背离求知与改造社会的初衷。所以我说，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是为真理献身。 追求真理的主体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理想，事业、行为献身，而不是一个真理的教条。后来的讨论中王怡说“要争夺青年”，我的观点是这样夺来夺 去其实也是对青年不尊重，最好的办法是让青年自作主张，无人可以争夺。让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再谈其他的才有意义。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抢回我们自己。
如卡尔．波普尔所讲，我们是通过知识寻找解放，而不是通过某种主义寻求解放。在世界思想史上，有两个人影响了我，一个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另一个是中国的胡适，我认为他们是真正懂得自由与时势的人，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
今 天演讲的题目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这句话我们在电视或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被用得十分狼狈。在电视里，当我们听到这 句话时，所看到的画面通常都是一个叛徒在给刚被抓到的地下党做思想工作，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躲在门外偷听的人可能以为我在用钢丝床在 哄骗你们这些“地下党”投降。
然而，事实上呢，“识时务者为俊杰”这 个成语典故最早用在诸葛亮身上。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当年满世界找能人志士，和他一起去打天下，流落到荆州，后来被蔡氏兄弟追杀，飞跃 檀溪，逃到襄阳的水镜庄。水镜庄里有个著名隐士司马徽，人称“好好先生”，又叫“水镜先生”，意思“心如明镜”，很会鉴赏人才。当时的诸葛亮、庞统、徐庶 等人都曾经向他求学问道，研究东汉如何实现暴力转型。
刘备呢，求才心切，要求司马徽谈时务。司马徽很谦虚，就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个社科院的，哪懂什么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的俊杰有卧龙、凤雏两人。这里的卧龙是指诸葛亮，而凤雏是庞统。后世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指那些认清形势、了解时代潮流者，才是杰出人物。孙中山后来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讲的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讲现在的时务就是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有人讲，中国的传统很封闭，这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从骨子里讲，中国人是具有开放精神的。比如说中国的“天下主义”，事实上“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落地也只是近代的事。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开《诗经》，发现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很值得回味，在这里，自然与人，人与人，彼此都有开阔的心胸，都愿意互相接纳，所以我说这句诗是关于开放社会的壮丽的人文风景。
有人说老子是个自由派，但是他主张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自由自在。因为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这是典型的封闭社会。《道德经》第八十节这样写道：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但 是，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封闭社会吗？老子讲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为什么会鸡犬相闻呢？既然鸡犬相闻，传播不就已经完成了吗？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开放都是通过传播来完成的，那 么，老子能封闭社会吗？所以我说，走向开放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现在搞封闭社会，搞“老死不相往来”，连古代的鸡狗都懒得听你的，要隔着历史向你抗议。
我相信中国的多元化与开放是大势所趋，所以当那些搞儒学的教授、研究员建议把儒教当作中国的国教时，我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统，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关于开放的写作，今年超级女声决赛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同发了由我执笔的社论——《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网上反响十分热烈。有人说重新找到了九十年代《南方周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时的激动、热忱与希望。香港与美国的媒体都立即谈到了这篇社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同一天，一篇很像是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式的文章悄悄在网上流传，说超级女生是中国“颜色革命”的前奏，有些网民猜测这是有人授意 探风的，但是，没有人响应它写第二篇文章。这说明中国人都很明白，都想清楚了，不想再为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背黑锅了。要生活，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我在上面分析中国当下的时势，改革开放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跨国传播的发展，及中国社会内部的产权革命，中国正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种前进虽然有时显得冗长缓慢，却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可能逆转的。现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网络化、国际法、全球治理、人/权高于主权等观念等关涉到开放社会的重要元素也正在被中国人接受。因此，我希望大家对中国的改造要有信心，即使将来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也将是前进中的挫折。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脉络。
现在我讲第二部分——“评”论。
首先做一个区分。我在前面“时”论一节里讲的要“识时务”，这是个眼力问题，现在在“评”论一节中要讲的是立场，是个脚力问题。
我从1995年开始写作时事评论，曾经在报纸上开过几个专栏，但是整体上做得不好，不是我脚力不好，而是报纸脚力不好，不但不能引领中国进步，反而拖中国进步的后腿。当时报社领导讲了句流芳千古的话——“评论可以写，但不能有观点”。
当然，这样的评论比较难做。因为有没有观点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得取决于听众。蚊子在嗡嗡叫，谈不上要表达什么观点，鲁迅先生却说人家是在杀人之前搞演讲；一阵风吹过去，大概也没有表达什么观点，但是神经质的林黛玉却听到了风在哭诉。
我 说中国媒体现在有进步，除 了人心开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尽管现在还不充分，但是成果是显著的。比如说现在邀请我开专栏的几家报纸，不但有专栏评论，还有社论，彼此都在竞 争。当然，这是朱学勤先生讲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并用的时代，大胆一点的编辑记者往往会因此失去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都市类报纸有自己的社论是一个大进步，达个进步尤其体现在社论作者队伍的多元化。至今仍有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些报纸的社论怎么会找到远在巴黎的你来写呢？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的是互联网，感谢MSN，传播改变生活。
相较而言，此前党报的社论，可谓千篇一律，大部分是转发《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社论，偶尔也有本报所谓“政治高人”写的。这些社论的传播，就是一句唐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梨花，不是救济社会为特征，而是要统一思想。显然，这种上传下达，过手不过脑的传播方式不利于国家思想库的形成，不利于国家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建设。
只有当我们站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中国媒体今日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立竿见影响。举例说《南方都市报》。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先生年轻有为，很有号召力。我在巴黎，文凯邀我写专栏时还附了一句话：“南方都市报颇有些雄心大志，要刷新中国时评界的面貌，希望可以跟诸位共此征程。”
南都的确是份让人眼热心动的报纸。孙志刚案见报当天，南都配发的社论是孟波先生、现在《新京报》评论版主编执笔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我 在上面提到网络之于中国是 “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在孙志刚案有所体现。事实上，2003年4月25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据说广州媒体也被立即 告知“不得继续报道”。但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在当天中午立刻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没多久，我们 在Google简体中文网站上可以检索到四、五万条与“孙志刚”相关的信息，一夜之间，眼泪洒遍互联网。
如果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那么社论就是要让这颗灵魂担起责任。我相信，真正有自我意识的媒体都应该有自己的社论，有纯洁的、仅属于这一叠新闻纸，代表这张新闻纸的真实立场的社论，真正做到以时评干预社会，改良社会。
写时评或社论，是书斋里的孤独演讲，演说者与听众都看不见。有人会问，这个书斋演说者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态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参与社会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一文中提到过，这也是我逢人便讲的三个独立。
它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点，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甚至颠倒黑白；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行使积极自由，但至少要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
第二点，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惩罚过你或对你有所奖赏就在文字上进行报复或网开一面，否则就有损于一个写作者的公正立场；在评论上报恩与复仇，是对自己的轻视，对文字的冒犯。
关于上面的独立，1932年和胡适、丁文江创办了《独立评论》的发刊词有所表述，“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其所谓“不迷信任何成见”和我说的“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有些地方是相通的。我们既要防犯来自他人或历史的成见，也要防犯来自自己的成见。
第三点，要独立于民众，做到虽千万人，吾说矣。一 个参与时代的书写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学识与良心，而不是所谓的人民。事实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够纯粹，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已是上天最丰厚的奖赏，我们 何必贪心，代表一切？人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我讲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己的 思想国，但媚众和专制一样，都会破坏一个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在思想上立国。它可能不会夺走你的匹夫之勇，但会夺走你的独立精神。
以前我只讲这三点独立，独立很重要。如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里所说，考察人类理性发展史，人类理性的所有杰作，几乎都要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同时又受到迫害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独立思考是艰难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是它真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借今天的机会，我想再补充一点，即第四点，要学会自由交流。
不久前，我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姆先生聊天，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我前面讲的三个独立，可以归类为自由，而自由交流，我更想将它纳入合作的范畴。
我把时评当作启蒙运动的延续。我十分赞同哈贝马斯关于启蒙的立场——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的否定，又不放过对现代性的各种弊病的批判。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事业。甚至如贝克所讲，现代性才刚开始。但是我认为启蒙需要重新定义。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未成熟状态的例子：有本书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位医生代替我选择食谱。这几个例子，不幸预言了此后启蒙运动何以陷入困境，即启蒙者大包大揽，争当牧师与医生。具体到中国，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分野，在胡适从《新青年》阵营出走就已经注定了。胡适的主张是，“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国家不是建立在每一个奴才上的。”然而，陈独秀认为真理在握，认为每个人争着他争自由才能有自由，这种思维不论主观上多么进步，但是在客观上只会制造一批批的奴才。
为什么启蒙运动误入歧途呢？我想从“光”这个概念上做一些挖掘。
在法语中，启蒙是Lumiｅre，英文是enlightment，都是光明的意思。启蒙，不停留于指出黑暗，关键是要有光。谈到光的作用，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匡衡凿壁”这个典故。
西汉时期有个经学家，名叫匡衡，他很好学，但是呢，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邻居家夜里点蜡烛，但是烛光却照不进来。匡衡于是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让烛光照射进来，借着那点微弱的烛光读书、做笔记。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光有什么意义？显然，匡衡挖了一个小孔并不是要看那根蜡烛，而是利用这些光来看别的东西。假如匡衡凿壁只是为了偷看邻家的烛光，匡衡凿壁就不会传为佳话，匡衡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在历史上将不过是个藉藉无名的“窥光癖”。
我之所以解构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老百姓需要光明，但只是拿它当工具用，借助光明来理解世界，而不是奉作神灵，把自己一辈子都浪费在墙上的那个破洞里面。他们要用这些光去照书本上的字，照亮他的前程，而不是去信仰与膜拜。
然而，我们不乐见的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启蒙者都是以高于人间的姿态，俯视世界。 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 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道路、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 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们手电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在光明中失明”，那些被启蒙者此时不过是口喊“光明万岁”的木偶。它甚至不如在我们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至少你知道黑暗是存在的。
所以我主张，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地、平等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以上我说的几点，应该是一个书写者参与时代命运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中国的进步需要中国人的人格独立，同样需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自由交流，我把他视为一 种思想上同时也是行动上的合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如布莱兹．帕斯卡所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谢谢大家！
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
《日报七年》是我在出国前后陆续寄给几位媒体朋友的信，解释我所以离开工作了七年的报社。事后我知道，朋友们多是流着泪读完的。由于这是旧年的心迹，一直不愿公开。然而，朋友们的话也时常让我动摇，因为这封信“让有理想的人不孤单”。
藉此文，我想对过去或将来的朋友们说，无论我们怎样天各一方，忙于生计或苦闷于这个时代的“笼恩”，相信在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可以被唤起的力量，它蓬勃向上，必将超越人际的一切无奈与磨难，引领我们走向幸福与自由。
* * *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对我来说，这种哲学只能写在书上。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总是向往着诗意栖居，而内心却无法逃避生活与人生或轻或重的逼迫。
自南开读书始，留学是梦，但一直未能成行。浅显的道理是，贫穷妨碍成长，读过我《祖母坟》一文的人会明白，我为家境担负和即将担负多少责任。毕业后直接分到日报，几年辛苦，告别了拮据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感恩在心。
1995年毕业，我放弃了法律。选择报纸是我文字工作的开始，我想我的一生注定要交付给文字。我相信，我的文字里有纯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是极度苛刻，但它同样是真诚的，我不想作妄言、言之无物，也不会说什么阳奉阴违的话。在报社的新闻策划案中，我提出“每一个字都可读”的要求并非是头脑发热，因为我从不认为报纸新闻与评论只有一天的生命。站在时间的维度，新闻记者其实就是史官，他必须对他的文字负责。应该说，开篇《我们走遍大地山川》寄托了我所有的新闻激情：
“所有的新闻，都是人的新闻，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我们追求真实与亲历，洗尽铅华与浮华，让每一个字都可读。我们记录的每条新闻，都透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悲喜与从容、傲慢与偏见。我们也将记录下您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以及每一颗与您一样平凡而高贵、直面挫折的勇敢的心。”
我相信我的文字心灵。一九九八年我曾在网上发了些帖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呵护；写在报上的评论，许多被境内外媒体转载；发表在《南风窗》上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引来纽约媒体的采访。虽然我的评论专栏因曲折抗议北京学校当局驱逐学者而被叫停并处以罚款，那是因为我高估了秩序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此同时，这一切也逼迫我攀援更高的智慧，而不停留于“广泛涉猎”或不满——作文泄愤浇灌块垒的年少轻狂已与我无关。
这些年，我读了些书，学了些杂志，看了些电影，也思考了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求知、写作以及朋友间的共同成长胜于献身金钱与权谋。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看看《财经》杂志上的评论员文章，我就难免会责备自己是块镀铜的石头。并不是因为现在经济是显学就去凑热闹，谁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史，其实也是部经济史。谁也不能像圣·埃克絮佩里笔底的小王子一样，只在自己的星球上种一朵花，打扫完火山口后便可以到处旅行而无需任何交换。直到现在，我常后悔南开读史时，辅修法律而无经济。于“媒体政治”而言，法律时常停留于技术层面，而经济却是贯穿始终、似乎更接近本质，可以受益终身的。譬如说老虎为什么快杀光了，透过经济学，我清楚这不过是“共有地悲剧”的上演，思考这类问题就不能只停留人文的悲怆、对猎手的道义谴责上。同样的道理，近西学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它不是局限于某个专业。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书可读”。有书可读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记萨特写在《词语》里的那句话，也是我面对签证官讲得最熟练的一句话：
J'ai commencé ma vie comm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 : 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
有人说我恃才傲物，其实就像凡高描述的那样，人们走过旷野，只看见远处的浓烟，却忽略了那下面是熊熊烈火。我相信很多时候我这样被人误读了。我渴望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时也会是那位追赶克利斯朵夫宁愿死在庄稼地里的老头。在心底我是无比谦虚甚至虔诚的，对智慧更怀敬仰之心。这也是我所以一度陶醉于读经济后悔这些年所涉人文知识离科学太远的缘故。几年来，在读书方面，我已经趋于理性，更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既是受胡适的影响，也来自唐德刚对胡适的批评。唐德刚强调了经济对于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个启发下，我书架上除了《读书》外，还有全部的《经济学家茶座》。前者已经偏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更倾心于后者。坐在南开大学的主席台的地板上听张五常开讲座，既是学习，更是一种态度。
以上是我之所以想出国学习的最根本动机，而不是移民、过日子，到外国旗下宣誓。有了这个想法，我才会坚决得有些残忍，抛舍家园。这些年来，我从不畏惧吃苦，我的信念是，只要我能自由写作，一切痛苦都将在未来得到补偿。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犹豫 “是出国还是下乡？”中国的这次大搬迁（城市化），有许多东西可以记录，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必然会写出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样的作品。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期望心智上更成熟些。而且，近几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我没少关注，但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新左派如甘阳、汪晖等大多数是留学归来的，大谈自由主义的却都是本土博士。汪晖们在异国他乡到底读到了什么，他们的学术是不是真诚的，的确是我想知道的。我相信眼睛比耳朵更接近真理。至于下乡，将来回来也可以做，而且只会做得更好。
我相信2002年是我在新闻与政治上较成熟的一年。关于陆学艺先生的采访最后拿到《南风窗》上刊发实在是迫不得已，细分中国改革历程与进程，对阶层分析绝对是顺应时势的，是积极的，稿件本身也是理性的。风雨兼程、去日苦多，我对本报拒发此稿是理解的。随后我给了《南风窗》的秦朔先生和《经济观察报》的朋友，结果两处都同意刊发，而且秦朔同意分两次发一万字。只是在其后的稿件刊发中，我要求秦朔在文底注明我仍在为报社工作，当时报社有不少人说我跳槽到了《南风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秦朔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说我在“媒体政治”上成熟起来，也让我在做新闻时快乐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人是只容易被文化改变的动物，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
工作的这几年，我在家看了许多电影，它们陆陆续续楔进了我日渐宽容与理性的思想空间，成为将来回顾我心路历程不可或缺的一页。我曾对穆斯林有很大的偏见，但在无意中看了些伊朗电影后便改变了看法。比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芝麻开门》、《水缸》、《樱桃的滋味》、《黑板》等等。你很难想像在世界那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人拍出如此干净的电影。它直指心灵、或舒或疾的震撼可以让好莱坞的大片以及欧洲所谓的艺术影片的导演们无地自容。每种文化都会有或这或那的缺点，但它同样也会有闪光的一面。又比如说，当我看了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后，我就不会在重看意大利的写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时骂中国导演没有良心。显然，中国已经过了用肠胃蠕动代替大脑思考的时代了。有这些理由，对未来的中国，我满怀信心。
就像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所表述的，《天使爱美丽》影响了我的新闻判断。导演Jean-Pierre Jeunet有很好的解释。Jeunet在谈到为什么拍摄《爱美丽》这部片时说， “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46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它给我的启示是，除了维护社会正义与新闻正义，揭批丑恶，新闻也应该把云层上的阳光给读者，把苦难外的温暖给读者，把困顿中的希望给读者。
我的震动同样来自年初某期《南风窗》杂志，它做了一个“新新中国”的专题，其中包括“新法制”、“新公民”、“新乡土”、“新视野”、“新政治”，将一个需要改良的中国做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做到了“总有一种激动让我泪流满面”，也做到“总有一种希望让我泪流满面”。
我不得不检讨，在我忧心忡忡写稿编报的七年岁月里，有个金贵的东西被我忽略了。
今年五月份，我接到电话，说该去签证了，我已经错过了四五次入学机会，这时我还在犹豫。直到六月份得知签证通过，我已出奇平静。所有的秩序都要打破了，想着过去的七年和将来的无尽岁月，想着早孕的妻子和父辈的责任，颇有点太史公当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味道。
我部里有个记者，终于在等来我拿到了签证的消息后选择 “投奔斯巴达人”去了，《南方周末》（好多自称是“雅典公民”的南方周末记者“用脚表决”跑了，这一点此时已在网上打成一窝粥）。我相信近一年来我们的相处是诚恳的。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做新闻上我给了他许多无私的帮助，我也为他在等待我的几个月里深感内疚。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他也是为数不多听从我的劝告继续读书并能在我家借书读的人。在我带过的记者与编辑中，大概只有他真正明白我握着一份报纸或杂志时的激动，明白我所说的“深度”及“好杂志视野辽阔”的深刻含义。所以当我在《财经》杂志上看到《中国农村税赋之变》的巨幅扬场上的照片时，会想起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某张图片“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魄，与他同讲“黄宗羲定律”，讲新闻正义与爱心的区别。我相信我的知识是新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愿望是与我一起做份政经杂志或“大新闻”，平素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共同成长”，但现在他只有选择离开。在他希望我留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对他说，眼下在《南方周末》做是个机会，《南方周末》也需要转型，它必须找到改良社会的方法，而不能停留在批评上。就像近期《一位副省长的政绩观》的稿子一样，相信许多读者都看厌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还愿读下去？它就不如拿《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第二个陈景润？》或《市长民意调查》做头条更好些。
其实，眼下《南方周末》走下坡路是正常的，一方面中国政府渐渐走向理性务实，同时中国人更需要的也是理性，而不只是愤怒，更不需要龙应台所说的“都愤怒起来”。有时愤怒的报章无非是给读者痛苦的伤口上撒盐，理性的传媒更应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媒体必须担当启蒙的道义，而启蒙说到底是“要有光”。
28日，我们告别了，他离开了工作了20个月的这家报社。临行前我们都显得很平静，我送他到了电梯口，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责、荒凉、空空荡荡。大概是十来分钟后，电话铃响了。电话那边是他哽噎的声音，他站在楼底哭泣。“熊老师，我就是想给你打电话。我围着大楼转了几圈，但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竟至号啕，“半个月后回来为你饯行……”
两条汉子，内心如雨。我一生经历过许多泪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以无助而自责的目光送走了一位刻骨铭心的朋友，他带着炽热的新闻理想，也带着痛彻内腑的忧伤离开了这栋大楼。在我即将赴法留学的这段荒凉日子里，那是一柱可以医治我幻灭的寂寞的心香。
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两年以来，我渐渐开始我的人生转型，并终于选择了出走。对于将来探求智慧之旅，我无法寄托太多的奢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永远无法容忍自己的闲适与堕落，三十岁后，我仍将是个勤苦向上的人，我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
自工作以后，境过时迁，心态平和，我已不似少年时，李敖的书自然看得很少了，但他早年的那首预言诗却依旧暖怀：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可是这一回你错了／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像。
坏的终能变得好／弱的总会变得壮／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一朵入夜的荷花／像一只归巢的宿鸟／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虽然我常失机缘，但我的成长与自我转型也是金不换的。我相信，我工作七年间的成长，远远大于我的大学以及身处乡村的流金岁月。我同样相信，未来我若有所为，也是和这几年的经历有关。
2002年8月31日深夜
附记：七年来与近一两月来，经历了太多风雨与波折，今天我把这篇已陈旧了的文章献给那些曾经和我一起走过与聊过的朋友们，我想说，无论我曾经在哪片土地上洒下泪水，我都是带着阳光离开的。在三十岁之前，我宽容了一切，也宽容了我自己，宽容了各色土地及深播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2002年10月31日于大西洋边
又记:世事与心灵，沧海桑田。我在文中叙述的张五常先生，今已“藏之名山”，因为逃税失踪近两年。我的那位媒体挚友数月前因“《南方周末》被收容”同样做了被逼出走的雅典公民，辗转投身于另一家政经杂志。我就读于巴黎大学，兼做《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继续以孝悌之名，维持乡下赤贫父母兄弟的生计，代偿中国政府城乡分治的原罪。让我对留学犹豫不决的农民调查终因出国暂时放弃，国内已有《中国农民调查》，亦可欣慰。
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今天，春暖花开，是个幸福的日子，我的女儿已经满周岁。隔着电话听她喊爸爸，一声声清脆的童声，响彻于万里之外的中国。
2004年初于巴黎米哈博桥畔
再记：近月来，当我回到国内，《南风窗》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今晚，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宣讲会上，我将《南风窗》的传统归结为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
甘地说，善，以蜗牛的速度前行。愿所有参与书写时代命运的人，都心存希望。
2005年10月24夜于北京普度寺西巷
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
——给朋友的信
（《思想国》代跋）
尊敬的M兄：
谢谢你的长信，我读了好几遍，却苦于没能抽出整块并且宁静的时间来回复。虽然立即让J兄转达了谢意，但是几天来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最近一直在忙一本思想史的译稿，由于作者催得十分紧，近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没日没夜地补译注释。好在今天上午一切终于忙完，发给了作者，算是松了一口气。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文，记述自己若干年来的心路历程。题记为“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所以，当我读到你数千字的长信时，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直至现在，仍无法平静。我之所以心怀感恩，不只是因为你的夸赞与鼓励，更是因为在J兄的帮助下，我们这些有理想的人、这些在这个糟糕或伟大的时代同路的人、这些曾经孤军奋战的人能够无处不相逢，让人生这原本平凡而孤寂的程旅，顷刻间变得如此赏心悦目、光彩照人。
人生苦短，想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上次我和J兄说，我能给自己最好的箴言，莫过于“爱我一生一事”。这“一生”，自然是我自己的“一生”，人应该为自己生活；这“一事”，对于我来说，就是献身于思想与文字。我从不讳言，对于文字我有着宗教一般的虔诚。唯有自由思想，才能让我们可以不依仗或畏惧权势。我相信我的文字及文字里所承载的思想是我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是我现在也将是最后的安身之所。
谢谢兄在来信中着重谈到了“幸福与自由”，这是我所有文章里的灵魂字眼。我知道你是读懂了我的每一个字的人。
关于“什么是幸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有过极其完美的阐述。和他一样，我相信，幸福只是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的一个副产品。自由也是一样。那些以自由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是不会真正拥有自由的，因为他们时常为自由所奴役。相反，我认为人生才是自由的目的。换言之，我们是要“自由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自由”。因此，对于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我是不能完全赞成的。因为人生先于自由，必将远远超过了自由这个价值。所以，我时常提点自己“不自由，仍可活”，提点自己不要过于在意人生的境遇和条件、苦闷于一个时代的“笼恩”。十几年来，我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西洋，日日辛勤于生计与思想。我相信，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机会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可叹许多人，从来不曾给自己这样宝贵的机会，只顾人云亦云，唉声叹气，全然忘记自己积极行事的意义，忘了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忘了中国正在一点一滴地进步。所以在这里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份悲观”，“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周遭的一切？对于个体的人，自然要坚持人道主义底线。如多恩诗云，“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大陆的一部分”。然而，对于社会关系、契约等元素，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原则却是极为重要的。如你所知，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换句话说，任何人际关系、社会契约，都是人类所制造的工具的一部分。然而，为什么有许多人会陷于工具之中，最后完全迷失了自己呢？为什么他们会把工具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呢？譬如说，有些人为了谋得一个职位，抛弃自己生命里最真实需要的东西；有些人会因为在社会中无以生存，而最终走上自杀或自暴自弃的道路。然而，假如一个农民买了一把锄头回家，当他发现这把锄头并不如其所愿，不但不能锄草，反而砸肿了自己的脚背，在他备受挫折之时，他会不会因为这把锄头而否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工具，会有那么多人陷于社会关系、契约之中，最终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人生呢？因此我说，人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也可以更换工具，这是我们可以拥有积极人生的一个大前提。
如果说当下的我还有些超脱，我倒是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我有另一个自己，他独坐云端，观照着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刻提点我不要因为和其他孩子抢粮食或炫耀抢来很多粮食而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说，即使在今天，当人们慨叹上帝已死、世道崩溃，并且纷纷自况“万念俱灰”时，我却看到时间没有崩溃，并相信生命是靠得住的。我们仍然可以因为拥有自己的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时间而拥有神明。事实上，这也是我在文字之外能够获取无穷力量的另一个源泉。当然，我这里讲的神明，并不是中国人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而我之所谓“放弃”也并不是那些躲在深山老林里的智者们所说的“舍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生命的本质是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我珍爱时间不过是想借此获得更多机会去创造罢了。同样，遁世的观念是于世无补的，更不值得赞美，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有人简单地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变得美好。若没有《论公民之不服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及其湖畔木屋也会顿失光彩。
我常在想，生活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何其幸运！今日中国上下，承千百年来之沉郁与坎坷，正在积极转型。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很庆幸我们的社会承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欲望，并且着手在此基础上重建一种关乎人而非神鬼的传统。我们因此有了许多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说实现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思想国，既拥有关乎自己的全部主权，又能够开放心灵的边界。如你所知，只有个体的欲望被承认，他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因为“有尊严地活着”同样是我们的欲望的一部分。没有真实的个体的欲望，我们也不可能订立持之有效的真实的契约。
在欧洲读书、写作的这几年，同样是我的心灵与思想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几年。我对自己充满了感恩之情，是我给了自己机会，走出原来生活的磕绊，开始一心一意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持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就要不断地有人从旧有的生活方式与仪式之中解放自己。如人所忧，人生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倘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一定意义非凡。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所有抱持平凡而高贵之心灵者，要积极地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把一生当作事业来做，把一生当作自己真正的远大前程。
然而，我并不认为，自我实现需要有一种与现实或过去决裂的姿态。我的心地平常而宁静，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21世纪将是一个和解的世纪。
当然，和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没有自由前提的合作，只可能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吞并。在此基础上，人必须有自己“合法的偏见”（伽达默尔语）或“合法的隔阂”。人有隔阂未必全然是坏事情，因为它有利于我们保持某种独立的情怀，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尊重异己的自由。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上说，世界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政治与思想灌输，都具有某种“传播乌托邦”的性质。
在《源泉》一书中，作者安·兰德借主人公爱德华·洛克之口辩护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犄角触须和强健的肌肉，大脑就是他唯一的武器。所以，洛克说，“人世间首要的权利便是自我的权利。人类首要的使命就是对自己尽职尽责。”“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所以说，我们使人类社会长久不衰的唯一法宝，就是我们能够独立思想。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既要守住自己心灵的边界，同时又要有开放的思想。以独立为唯一目的而不谈合作的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众所周知，任何生命必然拥有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拒绝食物的人、自我封闭的国家都会失去自己的活力，走向衰亡。即使是受到人们赞美的瓦尔登湖边的梭罗，也要回到社会与人交往。
如果我们愿意以更宏大的眼光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民族独立，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作个人或者群体对自由与独立的争取。但是，仅仅争取自由、独立是不够的，因为独立与自由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古往今来，人们争取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并非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争取这个自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我们自己，更好地交往，借此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有保障的幸福。
自由不是孤立主义，它应该在平等基础上走向一种合作或者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象征孤立主义的柏林墙的倒掉，看到20世纪战火连天的欧洲与东亚国家，在国家纷纷独立自由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谋求共同的利益和共生的繁荣。从世界大政治来说，如果说20世纪我们着重解决主权自由问题，那么21世纪则要着重解决主权合作（让渡）问题，使世界获得可期的成长。全球化、欧洲国家边界开放、全球治理等观念的流行，无一不在昭示：从个体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潜能、有所创造；从群体而言，唯有走向合作与和解，人类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尊敬的M兄，我在这里给你写这封信，更愿意把它当作《思想国》一书的后记。我愿意借这一角书页，表达我对你，对J兄以及许多默默支持我的亲人与师友们的谢意。
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是她们不辞辛苦，陪我在苍茫暮色中寻访罗曼·罗兰的故里与墓园。
感谢我的中学班主任金程鹏先生与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他们给了我慈父严师般的教诲，鼓励我竭尽所能、辛勤思想；感谢我在巴黎大学的两位导师Lucien Sfez和Pierre Musso先生，我在传播学研究上的一些领悟与方法，很多都是受益于他们的启迪；感谢巴黎的陈彦先生，他为我在巴黎的生活与思考提供了热忱无私的帮助。
感谢本书特约编辑、曾经为《山坳上的中国》熬了九天九夜的许医农先生。自叹“出入 百家之门，自己无家可归”的许老今已七旬，她为本书的编辑提出了无比宝贵的意见。许老之于生命与思想的激情，之于工作的细致与严谨，足以让我仰望。
感谢秦朔先生为《思想国》作序，感谢我在《南风窗》工作的师友，是他们在我游学为难之际，伸出了援助之手；感谢南方报业和新京报社的朋友，相信未来中国将会记住他们在推动中国社会建设与公共空间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挫折与努力。
感谢这些与我盛开在同一时代的花朵，感谢所有与我共此征程的时代同路人，之于你们，我将始终如一地，心怀温情与敬意。
熊培云 2005年4月
易卜生主义（胡适）（论家庭伦理）
2008-05-14 17:30:47 来自: abcd
一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狠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为“复活日”。
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
我那时年纪还轻，不懂的世事。我以为这“复活日”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像，不带着一毫人世的经验，乎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么过恶可除。……但足我后来那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狠复杂的。……我眼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 (二幕)。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学。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
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 (尺牍一五九号)。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一八八○年，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 (尺牍第一四八号)。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二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
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赦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狠好玩的。他叫他的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丈夫喜欢什么，他也该喜欢什么，他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他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会替他思想。他自己不过是他丈夫的玩意儿，狠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奶《群鬼》(Ghosts) 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狠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娜拉》戏内的娜拉，因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亲的名字，签了借据去借钱。后来事体闹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担冒名的干系，还要痛骂他带累他自己的名誉。后来和平了结了，没有危险了，他丈夫又装出大度的样子，说不追究他的错处了。他得意扬扬的说道：“一个男人赦了他妻子的过犯是狠畅快的事!”(《娜拉》三幕)
这种极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戏，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
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师朋友一劝，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他的“天职”，守他的“妇道”。他丈夫仍旧做那种淫荡的行为，阿尔文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恐怕他在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又要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边替他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他儿子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情形，过了十九个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作他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他把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他儿子从胎里就得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火烧了，他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结局，这就是腐败家庭的下场!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论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戏里有两件冒名签字的事：—件是一个律师做的，一件是一个不懂法律的妇人做的。那律师犯这罪全由于自私自利，那妇人犯这罪全因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问这些区别。请看看这两个“罪人”讨论这个问题：
（律师）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老实对你说，我犯的那桩使我一生声名扫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 难道你居然也敢冒险去救你妻子的命吗？
（律师）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说来，这种法律是笨极了。
（律师）不问他笨不笨，你总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难道法律不许做女儿的想个法子，免得他临死的父亲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伞吗?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总该有这种法律承认这些事的。你是一个律师，你难道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吗?柯先生，你真是一个不中用的律师了(一幕)。
最可怜的是世上真少这种人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娜拉》戏里说：
（郝尔茂）你难道没有宗教吗?
（娜拉）我不狠懂得究竟宗教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我进教时那位牧师告诉我的一些话。他对我说宗教是这个、是那个，是这样、是那样。(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问他信什么教，他就把他的牧师或是他的先生告诉他的话背给你听。他会背耶稣的《祈祷》文，他会念阿弥陀佛，他会背一部《圣谕广训》。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淫荡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伺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群鬼》二幕)
但是这种机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这样兴旺呢?原来，现在的宗教虽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却极有物质上的用场。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发财得意的。那《群鬼》戏里的木匠，本是一个极下流的酒鬼，卖妻卖女都肯于的。但是他见了那位道学的牧师，立刻就装出宗教家的样子，说宗教家的话，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祷，把这位蠢牧师哄得滴溜溜的转(二幕)。那《罗斯马庄》(Rosmersholm) 戏里面的主人翁罗斯马本是一个牧师，他的思想改变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时想加人本地的自由党，不料党中的领袖却不许罗斯马宣告他脱离教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党里狠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罗斯马的名誉来号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见宗教的兴旺，并不是因为宗教真有兴旺的价值，不过是因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处罢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会”竟开明的用种种物质上的便利来做招揽会员的钓饵，所以有些人住青年会的洋房，洗青年会的雨浴，到了晚上仍旧去“白相堂子”，仍旧去“逛胡同”，仍旧去打麻雀、扑克。这也是宗教兴旺的一种原因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我且举中国风俗为例：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狠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他有一本戏，叫做《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戏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他犯了一桩奸情，却让他兄弟受这恶名，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不但如此，他还雇了一只烂脱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灭口。这样一个大奸，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会上都尊敬他，称他做“全市第一个公民”、“公民的模范”，“社会的栋梁”!他谋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几千人，排起队来，打着旗，奏着军乐，上他的门来表示社会的敬意，高声喊道：“褒匿万岁!社会的栋梁褒匿万岁!”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口向。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上文所院的褒匿少年时代也曾想和社会反抗。但是社会的权力狠大，网罗狠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驱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雁》(The Wild Duck)，写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他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他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他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遂惯了，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
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有的发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誉了。这些人有了钱，有了势，有了名誉，遂像老虎长了翅膀，更可横行无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做种种无法五天的行为。易卜生的《社会栋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两本戏的主人翁都是这种人物。他们钱赚得够了，然后掏出几个小钱来，开一个学堂，造一所孤儿院，立一个公共游戏场，“捐二十磅金去买面包给贫人吃”(用<社会的栋梁)二幕中语)，于是社会格外恭维他们，打着旗子，奏着军乐，上他们家来，大喊“社会的栋梁万岁!”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易卜生绝对的不承认这种迷信。“多数党说他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国民公敌》五幕)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印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听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国民的公敌》，里面写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本戏的主人翁斯铎曼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浴池之名，纷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铎曼医生便做了浴池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一瓶水寄与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秽，停积在浴池里，发生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斯铎曼医生得了这种科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须要花费许多钱，又要把浴池闭歇一两年。浴池—闭歇，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的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铎曼医生的提议，他们宁可听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不情愿受这种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会场。后来好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告斯铎曼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他逃出会场，把裤子都撕破了，还被众人赶到他家，用石头掷他，把窗户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医；本地商民发了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他的房东请他赶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儿在学堂教书，也被校长辞退了。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们且说易卜生的政治主义。易卜生的戏剧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须要用他的《尺牍》(Letters，ed．Byhis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 做参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与一个朋友道：
……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国家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力，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自然个个都是好兵了。
再看犹太民族，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那犹太民族还能保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除国家的革命，我也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若能做到这步田地，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那些国体的变迁，换来换去，都不过是弄把戏，都不过是全无道理的胡闹(《尺牍》第七十九)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 (Commune) 的完全失败(—八七一)，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尺牍》第八十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本国若有机会，定要把国中无权的人民联合成一个大政党，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提高妇女的地位，改良国家教育，要使脱除一切中古陋习(《尺牍》第七十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了，但是他终究不曾加入政党。他以为加入政党是狠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十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一种观念起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一○六)。
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1906)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
六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GeorgeBrandes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那戏中说：
（郝尔茂）……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
（娜拉）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郝）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 (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的事(《尺牍》第—六四)。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件摧残个人才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个恶人害得破家荡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他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压落深了，竟变成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两修养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狠可以终身了。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都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极乐国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许他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他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海上夫人》(TheLadyfromthesea)，里面写一个女于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他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他年纪轻，不让他管家务，只叫他过安闲日子。哀梨姐在家觉得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阔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许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后来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许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说道：
（丈夫）……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妲）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姐有了自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袼。所以哀梨妲说：“有了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事见上文四节)，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20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渚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 (《尺牍》第一七二)。
国民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初稿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熊培云《自由在高处》后记
就在我准备为本书写一个后记的时候，正好接到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兄的一个约稿。2010年即将过去，力奋兄希望我能就过去的一年写一点总结性的文字，尤其需要谈谈《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出版后的一些感想。回想整个2010年，我关注和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实话实说，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意外。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还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写了一篇关于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我看来，社会瓜果凋零，国家概念混乱，既是今日中国之乱象，也是当下许多悲剧与扰乱的根源。其后几年间，无论是完成《南风窗》的约稿，还是其他媒体的专栏写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书的体例写。这是一次很好的协调。有写书的计划，写作时你必须掌握全局，而写专栏的好处是它会逼迫你随时关注这个社会，使文字始终保持时代的热度。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尝试吧。我常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写专栏也算是我下田野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不至于因为沉入书斋而远离现实。2009年初，当书稿完成，我先后把它给了两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成。第一家出版社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有位编辑曾经找我约过书稿。但是，当我将书稿mail过去时，很快收到的答复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书稿”。我想这位编辑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百年沉浮的书稿吧，我曾经和她谈起过，她很感兴趣。而眼下这本书算是被婉言谢绝了。不过再后来，我听梁文道兄说该出版社的总编辑在找我。总之，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了。接下来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发给了他。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编辑都非常高兴，觉得书的质量很好。谁知辛辛苦苦几个月，待快要下厂时，编辑的一个念头让出版再一次泡了汤。编辑认为这部书稿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错字，他特别找了社里的一个老校对多校一遍，以求尽责。谁知道这位老校对只看了前两章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写反右呢？这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定论了！”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故事”了。他跑到出版社的社长那里告了状，并直接导致本次出版突然死亡。一个不思进取的老校对“力挽狂澜”，几个满怀赤诚的年轻人前功尽弃，面对如此荒诞的场面，我真是连一点叹息的热情都没有。我只能安慰编辑，我不介意，我为此感到很抱歉，同时希望他也不要气馁。对于我个人而言，书稿因此延后出版，但也谈不上多大损失。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只当是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继续打磨书稿。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我一定是给书稿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里，越要保持乐观；越是有消极行为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这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几年前《思想国》书稿从上海转到广西，再转到甘肃，为了让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路给书做减法，在甘肃条形码都下来了，照旧泡了汤。最后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东南西北。因为《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未收进去，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我在书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我不能因为一个老校对的反对、一家出版社老总的担心而否定书稿的价值，放弃自己的追求。紧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女士找到我，询问乡村书稿的进度，在知道我手头还有《重新发现社会》书稿时，她开始责怪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她。关于这一点，除了阴差阳错，我实在没法解释。刘雁是我多年的朋友，她不仅是我思考与写作的见证人，也是重要支持者；而她能从旧体制里解放出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该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以及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等等。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不少读者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有机会提前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自序，大意是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过去的一年，我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这一年，旧的秩序继续被一点点瓦解，新的事物继续孕育与诞生，社会以其特有的节奏继续缓慢生长，网络科技继续重构人们的观念与生活。这一年中国的脉搏，不是统计报表上的GDP指数，也不是体育盛典上的礼花与焰火，而是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转帖、140字的微博。这一年，人们不忘默契与坚守，继续期待围观成就社会，默契改变中国。事实上，由于中国方向已明，这种默契多年来一直存在。这也是我对未来乐观的原因之一。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无论是评委们为该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说实话，有时候一想到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所遭遇的无穷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甚至会热泪盈眶。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一次次需要重新出发？每有悲剧发生，许多人都在说，啊，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这么多的说不清与道不明，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就是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一个整体性推进。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而非当年一人站立，亿万匍匐。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跪求，只为权利昂扬。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2010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而且对于人生而言，这种逆境未尝不是一种机遇，前提是你愿意解救自己，愿意有所作为。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读过我文字的人，常常不解我为什么会有不可救药的乐观。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每天都在积极做事，实在没有时间忧虑。就在几天前，有位熟知我的朋友在网上和我说：“你总是能找到乐观的理由。说实话，读你的文章有时也受鼓舞，一旦面对现实就重新陷入绝望。”我笑着对她说：“你这是把绝望当休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积极地做事情，只是隔段时间就会和我这样叹气。平常，我总是听到有人说绝望啊绝望，其实没有多少人是真绝望。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我想我还是一个勤奋的人。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忙碌一天，到了深夜，虽已筋疲力尽，却又不舍得睡，总觉得这一躺下，美好的一天就终结了。也怪我天生睡眠少，如果哪天能够接连六七个小时，便算是睡得非常豪华了。可就是这样，每天还是有做不完的事。正如此刻，万籁俱寂，凌晨四点，继续昨晚没有写完的后记。每天有做不完的事，还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有层出不穷的创意与灵感，而我不可能将这思考与写作的任务交给他人分担。我承认，这是我的烦恼。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正常，足以令我感恩。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思考与写作，正如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做爱一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并感受万千生活，有些事情需要社会分工，有些事情只能是各干各的，只能是亲力亲为，享受或者承担，这样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享受并捍卫自己做爱的权利，不愿让别人给自己戴绿帽子，却又慷慨地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拱手让给他人，一讲道理就会给自己戴上几顶“某某教导我们”“某某说过”的红帽子。言归正传，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本书。最近两年，由于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写中国乡村的书稿上面，一事一议的时事评论已经写得很少了。只是不希望原先用心写出的文字，淹没于时光长河，我一直想着按照一定的线索，将至今仍有价值的内容整理出来，奉献给读者。而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相较十六世纪法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波哀西抨击的“自愿奴役”而言，在一个正经受着新旧交替的国家，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一种“习惯奴役”，即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并非人们自愿，而在于适应与沿袭，得过且过。至于如何走出这种日常的甚至为许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状态，既有赖于个人的勇气，也关系到个人对时代与自由的理解，以及时代本身的演变。之所以有此补充，也和《重新发现社会》的一点缺憾有关，该书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事实上，相较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性与心灵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而非直接切入国家与社会等宏大叙事。但这并不突兀，既符合“个体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逻辑，看来也更有希望。胡适先生说得好，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不自由的状态，并不局限于政治层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了追求自由，有人甘愿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甚至躲进地下室里生活，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了。诗人兰波说，生活在他处。同样，很多人都认为自由在他处。他们想方设法将自己从一个空间运到另一个空间，包括改变身份。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职业：记者》（又名《旅客》）。戴维德?洛克是伦敦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奉命在北非采访。此时，他正面临一场人生危机，无趣的生活让他厌倦了自己的家庭，熟悉的周遭，甚至包括他熟悉的记者这个行当，他要挣脱牢笼。就在这时，他发现有个与他长得很像的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旅馆里。一念之间，他和这个死去的人交换了身份。他让戴维德?洛克死去，并以军火商罗伯森的身份继续生活。然而，即使是改变了身份，他也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反而不得不纠缠于新旧两种身份之间，面临双重追捕。既要面临妻子的寻找，又面临当地政府的追杀，直到后来仓惶地死在一家小旅馆里。这是一部有关自由与不断逃离的影片。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的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上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而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想要着重表达的正是以下诸信念：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 the 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大趋势。与此同时，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好的前途，毕竟，人不只是爱自己，还爱自救，没有谁不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既是一切共识的基础，也是我信心之来源。我常在想，自由并不复杂。美好之世界，美好之人生，不外乎各人顺其性情做好分内之事。而我之积极做事，也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尽责与从容而已。我一直认为“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是一句非常有禅机、非常朴素庄严的话，即勤勉于当下，努力于今朝，修行于日常。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民间话语里，它竟然被曲解为“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了。人生是一个过程。环顾四周，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只管尽心尽力做吧。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而今之日我们所不乐见的种种恶果，多不在你我罪错，而在于上几代人甚至更远已经种下恶因。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社会，但今日能种下善因，我们即已修得善果。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终日欢乐。即使世事无常，我也要在无常中得人生之大圆满。悲观绝望于事无补，如有朋友感慨，这个社会充满了不耐烦，有些人是连个绿灯都没有等，就绝望，实在不应该。就在昨晚，借着2011年《新京报》的元旦社论，我同样表达了自己心存希望、积极做事的态度。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虽说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当务之急，但我们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份心安么？2010年的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离开了我们。这位“诚心诚意的漂泊者”，一个“职业生病，业余写作”的人，带着他关于生命的追问，走向另一段旅程。他是那么坚强，他是那么自由，以至于在他离去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理由悲伤。对于所有认真生活的人，爱惜生命的人，致力于丰富人心、改良社会的人，我们只有诚挚的相惜与敬意。早安，2011年。虽然今天天寒地冻，阳光依旧照窗台。美好年华，送往迎来，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也都在革故鼎新。过去的一年，将到的一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为自己更自由与幸福，为社会更开放与开阔，为中国离未来更近一点。回到本书的出版，和以前一样，仍需要感谢许多时代同路人。在这里，尤其感谢新星出版社，感谢新浪网、新周刊、中央电视台、新京报、南方报业等媒体朋友以及南开大学文学院诸多师友所给予的鼓励与帮助。这个名单的确很长，我只在心里默默记下了我的感恩。除此之外，我还要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即希望我可爱的孩子将来能够读懂我写在这本书里的自由与自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比我们更多的自由，并懂得珍惜与盘活。“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静静的新年早晨，想起Beyond的《海阔天空》，想起“海阔天空你与我，谁没在变”，想就这样一直写下去，自由自在。最后，还是要听自己的劝，“勤劳的人要节制勤劳”。为了更遥远的未来与自由，先写到这，有缘再会。2011年元旦，作者谨识
有理想的人海阔天空
——《重新发现社会》后记
2009年5月，应朋友之邀，我在台湾有一段短暂的旅行，沿途所见所闻，感慨良多。台湾东海岸的海阔天空，随处可见的出售土地的招牌，因政治宽松而呈现的“诙谐社会”，各地候选人为竞选打出的信心满满的政治广告，民间社会的蓬勃发展，以及未被狂热革命人为割裂的文化传统等等都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访台期间，我特意去台北胡适纪念馆与胡适公园走了走，算是了却了平生一桩夙愿。
回到家里，桌上堆着出版社刚寄到的厚厚一摞书稿，等着我校对打磨。这是我归国几年间写的一些长文，经过几个月的重新梳理，渐渐有了本书的雏形。许是由于自己的懒惰或者其他原因，从整理完初稿到找到合适出版社出版，近两年时间过去。这难免让人有点沮丧。好在书稿的主人并不视此为挫折。书稿和人世间许多东西一样，放一放、沉一沉未必全是坏事。重要的是，在计划搁置期间你能继续自己的思考，而等待出版的这段日子也是你不断丰富自己的机会与过程。
几年前，在写《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一文时，我便试图顺着自己的思路写一本书。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最初配套的英文书名本想用“Chinese society since 1978”（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起用“China’s New Revolution”。在我看来，“中国的新革命”似乎更紧贴当下中国的变迁与发展。而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由此应运而生。
论及“revolution”，许多人立即想到以及所能想到的只有以武力推翻原有政权的行为。这种印象或者观念多少有些狭隘。《易经》里早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它表明古代中国人似乎更侧重从天命之变革来看“改朝换代”，而非暴力手段之运用。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里的“革命”一词，并非只有被压迫阶级以暴力夺取政权的第一义，它同样有关乎“根本改革”的第三义，如“思想革命”“技术革命”等等。而在《牛津英语字典：历史原则新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f History Principles）里，关于“revolution”的解释则不下十种，其开宗明义第一义即为天体运行；第二义则是人心中对某一考虑或者反应的大转变；至于“武力推翻原政府”则位居第七义，而且从历史上看，那也是发生在十七世纪以后的事情。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这是我关于这个时代的判断。事实上，在上世纪初，中国人是在努力争取收获一个“流汗的世纪”的。这方面，尤其体现于二三十年代各地掀起的“救活农村”、拯救农民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与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农村的衰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语）的精神，不畏艰苦投身于这场“先知先觉”的运动。诸如阎锡山的“用民政治”（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以及改革村制的设想；晏阳初以“第五大自由”（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为旗，推动平民教育；梁漱溟重建“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儒家理想以及着眼“中国有阶级斗争之力量，而无阶级斗争之目标”的乡村建设，等等，无一不是“流汗之革命”。梁漱溟亦坦承：“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只可惜造化弄人，这一切蓬蓬勃勃的景象，因为日寇入侵带来的血流成河无情中断，而梁漱溟在邹平建起的乡学村学，也被本地暴民焚为灰烬。一切又恢复到过去的模样，仿佛什么也未发生过。
虽然中国社会的自发成长屡遭挫折，但是历史并不会就此滞步不前。毫无疑问，就社会的自我演进而言，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从整体上说每个人都受益于这场由封闭而开放的大转变。2005年第二届“超女”大赛的决赛当晚，我以“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为题给《南方都市报》与《新京报》撰写社论，同样是基于这一考虑。在我看来，“超女”之热闹非凡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应有的千姿百态，而张靓颖等一夜成名的歌手亦不过是通过自己努力终获成功的邻家女孩。
回想自己近些年来的成长，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西洋，终于又回到中国，行行走走，冷暖自知，不也是无数邻家男孩中的一个？如果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不也是得益于这场转变？因为可以参与式见证这个时代的变革，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是尤其幸运的。在我五六岁开始有记忆时，作为“中国的新革命”的重新发现社会之旅则刚刚开始。
发现社会之旅同时是发现个人之旅，从墨子到胡适，从杜亚泉到董时进，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美好的人与物值得追忆，不可胜数。本书所谓“重新发现社会”，归根到底是发现个体的价值、创造的价值。
在一次留学高峰论坛上，有媒体问我在巴黎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我说最浪漫莫过于我住在十六区，距塞纳河只有五米之遥，每天清晨坐RER从艾菲尔铁塔下穿过，赶到索邦大学图书馆看书，倦了就到院内广场的雨果像下静坐，喂鸽子，聊天，看人来人往，看漫天流云舒卷……此地此时，感觉平生所有的苦都烟消云散了。
据说，维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时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他曾经用自己的一生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若干年后，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也有许多引以为荣的榜样，从雨果、罗兰到胡适，从波普尔、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对历史、对人生有了些见识，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最有希望的事情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部史诗，区别只在于有的人坚持写完，有的人过早放弃。
有理想的人海阔天空。读书、写作、旅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心有所想并身体力行，做点力所能及且自认为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这样的人生是无比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