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仍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偶然风起所带来的。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暗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漫地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情形完全一样，我感到诧异和震撼。
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靠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条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之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
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馀，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
我至今仍然常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种子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长成，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荫，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
我在
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迟迟春日，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当时因为小，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由，但那份痛，却是记得的。
为什么痛呢？现在才懂，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啊！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脏，小手还没有汗湿，老师说：
“XXX”
“在！”
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然后，长大了，不必被点名了，却迷上旅行。每到山水胜处，总想举起手来，像那个老是睁着好奇圆眼的孩子，回一声：
“我在。”
“我在”和“某某到此一游”不同，后者张狂跋扈，目无余子，而说“我在”的仍是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
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能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题？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份吗？就连神明，其所以神明，也无非由于“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质。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已“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浩浩莽莽的无限，而我是此时际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
有一年，和丈夫带着一团的年轻人到美国和欧洲去表演，我坚持选崔颢的《长干曲》作为开幕曲，在一站复一站的陌生城市里，舞台上碧色绸子抖出来粼粼水波，唐人乐府悠然导出：
君家何处走，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渺渺烟波里，只因错肩而过，只因你在清风我在明月，只因彼此皆在这地球，而地球又在太虚，所以不免停舟问一句话，问一问彼此隶属的籍贯，问一问昔日所生、他年所葬的故里，那年夏天，我们也是这样一路去问海外中国人的隶属所在的啊！
《旧约》里记载了一则三千年前的故事，那时老先知以利因年迈而昏聩无能，坐视宠坏的儿子横行，小先知撒母耳却仍是幼童，懵懵懂懂地穿件小法袍在空旷的大圣殿里走来走去。然而，事情发生了，有一夜他听见轻声的呼唤：
“撒母耳！”
他虽渴睡却是个机警的孩子，跳起来，便跑到老人以利面前：
“你叫我，我在这里！”
“我没有叫你，”老态龙钟的以利说，“你去睡吧！”
孩子躺下，他又听到相同的叫唤：
“撒母耳！”
“我在这里，是你叫我吧？”他又跑到以利跟前。
“不是，我没叫你，你去睡吧。”
第三次他又听见那召唤的声音，小小的孩子实在给弄糊涂了，但他仍然尽快跑到以利面前。
老以利蓦然一惊，原来孩子已经长大了，原来他不是小孩子梦里听错了话，不，他已听到第一次天音，他已面对神圣的召唤。虽然他只是一个稚弱的小孩，虽然他连什么是“天之钟命”也听不懂，可是，旧时代毕竟已结束，少年英雄会受天承运挑起八方风雨。
“小撒母耳，回去吧！有些事，你以前不懂，如果你再听到那声音，你就说：‘神啊！请说，我在这里。’”
撒母耳果真第四度听到声音，夜空烁烁，廊柱耸立如历史，声音从风中来，声音从星光中来，声音从心底的潮声中来，来召唤一个孩子。撒母耳自此至死，一直是个威仪赫赫的先知，只因多年前，当他还是稚童的时候，他答应了那声呼唤，并且说：“我，在这里。”
我当然不是先知，从来没有想做“救星”的大志，却喜欢让自己是一个“紧急待命”的人，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
这辈子从来没喝得那么多，大约是一瓶啤酒吧，那是端午节的晚上，在澎湖的小离岛。为了纪念屈原，渔人那一天不出海，小学校长陪着我们和家长会的朋友吃饭，对着仰着脖子的敬酒者你很难说“不”。他们喝酒的样子和我习见的学院人士大不相同，几杯下肚，忽然红上脸来，原来酒的力量竟是这么大的。起先，那些宽阔黧黑的脸不免不自觉地有一份面对台北人和读书人的卑抑，但一喝了酒，竟人人急着说起话来，说他们没有淡水的日子怎么苦，说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坏了，说他们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要天天开船到别的岛上去搬运淡水……
而他们嘴里所说的淡水，在台北人看来，也不过是咸涩难咽的怪味水罢了——只是于他们却是遥不可及的美梦。
我们原来只是想去捐书，只是想为孩子们设置阅览室，没有料到他们红着脸粗着脖子叫嚷的却是水！这个岛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鸟屿，岩岸是美丽的黑得发亮的玄武石组成的。浪大时，水珠会跳过教室直落到操场上来，澄莹的蓝波里有珍贵的丁香鱼，此刻餐桌上则是酥炸的海胆，鲜美的小鳝……然而这样一个岛，却没有淡水。
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在同盏共饮的黄昏，也许什么都不能，但至少我在这里，在倾听，在思索我能做的事……
读书，也是一种“在”。
有一年，到图书馆去，翻一本《春在堂笔记》，那是俞樾先生的集子，红绸精装的封面，打开封底一看，竟然从来也没人借阅过，真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啊！”心念一动，便把书借回家去。书在，春在，但也要读者在才行啊！我的读书生涯竟像某些人玩“碟仙”，仿佛面对作者的精魄。对我而言，李贺是随召而至的，悲哀悼亡的时刻，我会说：“我在这里，来给我念那首《苦昼短》吧！念‘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读那首韦应物的《调笑令》的时候，我会轻轻地念：“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一面觉得自己就是那从唐朝一直狂弛至今不停的战马，不，也许不是马，只是一股激情，被美所迷，被莽莽黄沙和胭脂红的落日所震慑，因而心绪万千，不知所止的激情。
看书的时候，书上总有绰绰人影，其中有我，我总在那里。
《旧约·创世纪》里，堕落后的亚当在凉风乍至的伊甸园把自己藏匿起来。上帝说：
“亚当，你在哪里？”
他噤而不答。
如果是我，我会走出，说：
“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祥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察我，我在这里。”
“我在”，意思是说我出席了，在生命的大教室里。
几年前，我在山里说过的一句话容许我再说一遍，作为终响：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遇
遇者，不期而会也
——《论语义疏》
⒈
生命是一场大的遇合。
一个民歌手，在洲渚的丰草间遇见关关和鸣的睢鸠，——于是有了诗。
黄帝遇见磁石，蒙恬初识羊毛，立刻有了对物的惊叹和对物的深情。
牛郎遇见织女，留下的是一场恻恻然的爱情，以及年年夏夜，在星空里再版又再版的永不褪色的神话。
夫子遇见泰山，李白遇见黄河，陈子昂遇见幽州台，米开朗基罗在浑炖未凿的大理石中预先遇见了少年大卫，生命的情境从此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我渴望生命里的种种遇合，某本书里有一句话，等我去读、去拍案。田间的野花，等我去了解、去惊识。山风与发，冷泉与舌，流云与眼，松涛与耳，他们等着，在神秘的时间的两端等着，等着相遇的一刹——一旦相遇，就不一样了，永远不一样了。
我因而渴望遇合，不管是怎样的情节，我一直在等待着种种发生。
人生的栈道上，我是个赶路人，却总是忍不住贪看山色。生命里既有这么多值得伫足的事，相形之下，会不会误了宿头，也就不是那样重要的事了。
⒉
匆匆告别主人，我们搭夜间飞机前往维吉尼亚，残雪未消，我手中犹自抱着主人坚持要我带上飞机的一袋苹果和一袋蛋糕。
那是80年代的有一年，华盛顿大雪，据说五十年来最盛的一次。我们赶去上一个电视节目，人累得像泥，却分明知道心里有组纲架，横横直直的把自己硬撑起来。
我快步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喊了一声音调奇怪的中国话。
“你好吗？”
我跟丈夫匆匆回头，只见三个东方面孔的年轻男孩微笑的望着我们。
“你好，你们从哪里来的？”
“我们不会说中文。”脸色特别红润的那一个用英文回答。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也改用英文问他。
“我只会说那一句，别人教我的。”
“你们是ABC（华裔美人）？”
“不是。”
“日本人？”
“不是，你再猜。”
夜间的机场人少显得特别空阔宽大，风雪是关在外面了，我望着三张无邪的脸，只觉一阵暖意。
“泰国人？”
“不是。”
不是。
“菲律宾人？”
“不是。”
不是。
愈猜不到，他们孩子式的脸就愈得意。离飞机起飞时间已经不多，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站在那里傻傻的跟他们玩猜谜游戏。
“你怎么老猜不到，”他们也被我一阵乱猜弄急了，忍不住大声提醒我，“我们是你们最好最好的朋友啊！”
“韩国人！”我跟丈夫同时叫了起来。
“对啦！对啦！”他们三个也同时叫了起来。
时间真的不多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站在那里，彼此用破碎的英文续继说着……
“你们入了美国籍吗？你们要在这里住下去吗？”
“不要，不要。”我们说。
“观光？”
“不观光，我们要去维吉尼亚上电视，告诉他们中国是个好地方，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是值得尊敬的。”
“有一天，我们也要去看看。”
“你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把歪歪倒倒的中文名字写在装苹果的纸袋上，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兄弟，大家都姓李。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播音器一阵催促，我们握了手没命的往出口奔去。
那么陌生，那么行色匆匆，那么辞不达意，却又能那么掏心扒肺，剖肝沥胆。
不是一对中国夫妇在和三个韩国男孩说话，而是万千东方苦难的灵魂与灵魂相遇。使我们相通相接的不是我们说出来的那一番话，而是我们没有说出来的那一番话，是民族史上长期受外敌欺凌血枯泪尽说不完的委屈——所有的受苦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因为他们曾同哺于咸苦酸痛的祖国乳汁。
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名字，想必他们也忘了我们的，但我会一直记得那高大空旷的夜间机场里，那一小堆东方人在一个小角落上不期然的相遇。
⒊
菲律宾机场意外的热，虽然，据说七月并不是他们最热的月份。房顶又低得像要压到人的头上来，海关的手续毫无头绪，已经一个钟头过去了。
小女儿吵着要喝水，我心里焦烦得要命，明明没几个旅客，怎么就是搞不完，我牵着她四处走动，走到一个关卡，我不知道能不能贸然过去，只呆呆的站着。
忽然，有一个皮肤黝黑，身穿镂花白衬衫的男人，提着个007的皮包穿过关卡，颈上一串茉莉花环。看他样子不像是中国人。
茉莉花是菲律宾的国花，串成儿臂粗的花环白盈盈的一大嘟噜，让人分不出来是由于花太白，白出香味来，还是香太浓，浓得凝结成白色了。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总霸道的觉得茉莉花是中国的，生长在一切前庭后院，插在母亲鬓边，别在外婆衣襟上，唱在儿歌里的：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我搀着小女儿的手，痴望着那花串，一时也忘了溜出来是干什么的。机场不见了，人不见了，天地间只剩那一大串花，清凉的茉莉花。
“好漂亮的花！”
我不自觉的脱口而出，用的是中文，反正四面都是菲律宾人，没有人会听懂我在喃喃些什么。
但是，那戴花环的男人忽然停住脚，回头看我，他显然是听懂了。他走到我面前，放下皮包，取下花环，说：
“送给你吧！”
我愕然，他说中国话，他竟是中国人，我正惊诧不知所措的时候，花环已经套到我的颈上来了。
我来不及的道了一声谢，正惊疑间，那人已经走远了，小女儿兴奋地乱叫：
“妈妈，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怎么会送你花的呀？”
更兴奋的当然是我，由于被一堆光璨晶射的白花围住，我忽然自觉尊贵起来，自觉华美起来。
我飞快的跑回同伴那里去，手续仍然没办好，我急着要告诉别人，愈急愈说不清楚，大家都半信半疑以为我开玩笑。
“妈妈，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怎么会送你的呀？”小女儿仍然誓不甘休的问道。
我不知道，只知道颈间胸前确实有一片高密度的花丛，那人究竟是感动于乍听到的久违的乡音？还是简单的想“宝剑赠英雄”，把花环送给赏花人？还是在我们母女携手处看到某种曾经熟悉的眼神？我不知道，他已经匆匆走远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面目，只记得他温和的笑容，以及非常白非常白的白衫。
今年夏天，当我在南部小城母亲的花圃里摘弄成把的茉莉，我会想起去夏我曾偶遇到一个人，一串花，以及魂梦里那圈不凋的芳香。
⒋
那种树我不知道是黄槐还是铁刀木。
铁刀木的黄花平常老是簇成一团，密不通风，有点滞人，但那种树开的花却松疏有致，成串的垂挂下来，是阳光中薄金的风铃。
那棵树被圈在青苔的石墙里，石墙在青岛西路上。这件事我已经注意很久了。我真的不能相信在车尘弥天的青岛西路上会有一棵那么古典的树，可是，它又分明在那里，它不合逻辑，但你无奈，因为它是事实。
终于有一年，七月，我决定要犯一点小小的法，我要走进那个不常设防的柴门，我要走到树下去看那枝错柯美得逼人的花。一点没有困难，只几步之间，我已来到树下。
不可置信的，不过几步之隔，市声已不能扰我，脚下的草地有如魔毯，一旦踏上，只觉身子腾空而起，霎时间已来到群山清风间。
这一树黄花在这里进行说法究竟有多少夏天了？冥顽如我，直到此刻直橛橛的站在树下仰天，才觉万道花光如当头棒喝，夹脑而下，直打得满心满腔一片空茫。花的美，可以美到今人恢复无知，恢复无识，美到令人一无依恃，而光裸如赤子。我敬畏地望着那花，哈，好个对手，总算让我遇上了，我服了。
那一树黄花，在那里说法究竟有多少夏天了？
我把脸贴近树干。忽然，我惊得几乎跳起来，我看见蝉壳了；土色的背上一道裂痕，眼睛部分晶凸出来，那样宗教意味的蝉的遗壳。
蝉壳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但它是我三十年前孩提时候最爱拣拾的宝物，乍然相逢，几乎觉得是神明意外的恩宠。他轻轻一拔，像拔动一座走得太快的钟，时间于是又回到浑沌的子时，三十年的人世沧桑忽焉消失，我再度恢复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女孩，沿着清晨的露水，一路去剥下昨夜众蝉新褪的薄壳。
蝉壳很快就盈握了，我把它放在地下，再去更高的枝头剥取。
小小的蝉壳里，怎么会容得下那长夏不歇的鸣声呢？那鸣声是渴望？是欲求？是无奈的独白？
是我看蝉壳，看得风多露重，岁月忽已晚呢？还是蝉壳看我，看得花落人亡，地老天荒呢？
我继续剥更高的蝉壳，准备带给孩子当不花钱的玩具。地上已经积了一堆，我把它痛上裂痕贴近耳朵，一一于未成音处听长鸣。
而不知什么时候，有人红着眼睛从甬道走过。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青苔厚石墙，黄花串珠的树，树下来来往往悲泣的眼睛？
我探头往高窗望去，香姻缭绕而出，一对素烛在正午看来特别黯淡的室内跃起火头。我忽然警悟，有人死了！然后，似乎忽然间我想起，这里大概就是台大医院的太平间了。
流泪的人进进出出，我呆立在一堆蝉壳旁，一阵当头笼罩的黄花下，忽然觉得分不清这三件事物，死，蝉壳以及正午阳光下亮着人眼眩的半透明的黄花。真的分不清，蝉是花？花是死？死是蝉？我痴立着，不知自己遇见了什么？
我仍然日日经过青岛西路，石墙仍在，我每注视那棵树，总是疑真疑幻。我曾有所遇吗？我一无所遇吗？当树开花时，花在吗？当树不开花时，花不在吗？当蝉鸣时，鸣在吗？当鸣声消歇，鸣不在吗？我用手指摸索着那粗砸的石墙，一面问着自己，一面并不要求回答。
然后，我越过它走远了。
然后，我知道那种树的名字了，叫阿勃拉，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英文是golden shower，怎么翻叱？翻成金雨阵吧！
月，阙也
“月，阙也”那是一本二千年前的文学专书的解释。阙，就是“缺”的意思。
那解释使我着迷。
曾国藩把自己的住所题作“求阙斋”，求缺？为什么？为什么不求完美？
那斋名也使我着迷。
“阙”有什么好呢？“阙”简直有点像古中国性格中的一部分，我渐渐爱上了阙的境界。
我不再爱花好月圆了吗？不是的，我只是开始了解花开是一种偶然，但我同时学会了爱它们月不圆花不开的“常态”。
在中国的传统里，“天残地缺”或“天聋地哑”的说法几乎是毫无疑问地被一般人所接受。也许由于长期的患难困顿，中国神话对天地的解释常是令人惊讶的。
在《淮南子》里，我们发现中国的天空和中国的大地都是曾经受伤的。女娲以其柔和的慈手补缀抚平了一切残破。当时，天穿了，女娲炼五色石补了天。地摇了，女娲折断了神鳌的脚爪垫稳了四极（多像老祖母叠起报纸垫桌子腿）。她又像一个能干的主妇，扫了一堆芦灰，止住了洪水。
中国人一直相信天地也有其残缺。
我非常喜欢中国西南部有一少数民族的神话，他们说，天地是男神女神合造的。当时男神负责造天，女神负责造地。等他们各自分头完成了天地而打算合在一起的时候，可怕的事发生了；女神太勤快，她们把地造得太大，以至于跟天没办法合得起来了。但是，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地折叠了起来，形成高山低谷，然后，大地才虚合起来了。
是不是西南的崇山峻岭给他们灵感，使他们想起这则神话呢？
天地是有缺陷的，但缺陷造成了皱折，皱折造成了奇峰幽谷之美。月亮是不能常圆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当我们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一切缺陷的时候，我们忽然发觉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另一则汉民族的神话里，说到大地曾被共工氏撞不周山时撞歪了——从此“地陷东南”，长江黄河便一路浩浩森森地向东流去，流出几千里的惊心动魄的风景。而天空也在当时被一起撞歪了，不过歪的方向相反，是歪向西北，据说日月星辰因此哗啦一声大部分都倒到那个方向去了。如果某个夏夜我们抬头而看，忽然发现群星灼灼然的方向，就让我们相信，属于中国的天空是“天倾西北”的吧！
五千年来，汉民族便在这歪倒倾斜的天地之间挺直脊骨生活下去，只因我们相信残缺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美丽的。
而月亮，到底曾经真正圆过吗？人生世上其实也没有看过真正圆的东西，一张葱油饼不够圆，一块镍市也不够圆，即使是圆规画的圆，如果用高度显微镜来看也不可能圆得很完美。
真正的圆存在于理念之中，而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只能做圆的“复制品”。就现实的操作而言，一截圆规上的铅笔心在画圆的起点和终点时，已经粗细不一样了。
所有的天体远看都呈球形，但并不是绝对的圆，地球是约略近于椭圆形。
就算我们承认月亮约略的圆光也算圆，它也是“方其圆时，即其缺时”。有如十二点正的钟声，当你听到钟声时，已经不是十二点了。
此外，我们更可以换个角度看。我们说月圆月阙其实是受我们有限的视觉所欺骗。有盈虚变化的是月光，而不是月球本身。月何尝圆，又何尝缺，它只不过像地球一样不增不减的兀自圆着——以它那不十分圆的圆。
花朝月夕，固然是好的，只是真正的看花人那一刻不能赏花？在初生的绿芽嫩嫩怯怯的探头出土时，花已暗藏在那里。当柔软的枝条试探地在大气中舒手舒脚时，花隐在那里。当蓓蕾悄然结胎时，花在那里。当花瓣怒张时，花在那里。当香销红黯委地成泥的时候，花仍在那里。当一场雨后只见满丛绿肥的时候，花还在那里。当果实成熟时，花恒在那里，甚至当果核深埋地下时，花依然在那里。
或见或不见，花总在那里。或盈或缺，月总在那里，不要做一朝的看花人吧！不要做一夕的赏月人吧！人生在世那一刻不美好完满？那一刹不该顶礼膜拜感激欢欣呢？
因为我们爱过圆月，让我们也爱缺月吧——它们原是同一个月亮啊！
情怀
不知人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容易着急的人。
行年渐长，许多要计较的事都不计较了，许多渴望的梦境也不再使人颠倒，表面看起来早已经是个可以令人放心循规蹈矩的良民，但在胸臆里仍然暗暗的郁勃着一声闷雷，等待某种不时的炸裂。
仍然落泪，在读说部故事诸葛亮武侯废然一叹，跨出草庐的时候；在途经罗马看米开朗基罗一斧一凿每一痕都是开天辟地的悲愿的时候，在深宵不寐，感天念地深视小儿女睡容的时候。
忽焉就四十岁了，好像觉得自己一身竟化成二个，一个正咧嘴嘻笑，抱着手冷眼看另一个，并且说：
“嘿，嘿，嘿，你四十岁啦，我倒要看看你四十岁会变成什么样子哩！”
于是正正经经开始等待起来，满心好奇兴奋伸着脖子张望即将上演的“四十岁时”，几乎忘了主演的人就是自己。
好几年前，在朋友的一面素壁上看见一幅英文格言，说的是：
“今天，是此后余生的第一天。”
我谛视良久，不发一语，心里却暗暗不服：
“不是的，今天是今生到此为止的最后一天。”
我总是着急，余生有多少，谁知道呢？果真如诗人说的“百年梳三万六千回”的悠悠栉发岁月吗？还是“四季攸来往，寒暑变为贼，偷人面上花，夺人头上黑”的霸道不仁呢？有一年，眼看着患癌症的朋友史惟亮一寸寸的走远，那天是二月十四，日历上的情人节，他必然还有很绵缠不足的爱情吧，“中国”总是那最初也是最后的恋人，然而，他却走了，在情人节。
我走在什么时候？谁知道？只知道世方大劫，一切活着的人都是叨天之幸，只知道，且把今天当作我的最后一天，该爱的，要来不及的去爱，该恨的，要来不及的去恨。
从印度尼泊尔回来，有小小的人世间的得意，好山水，好游伴，好情怀，人生至此，还复何求？还复何夸？回来以后，急着去看植物园的荷花，原来不敢期望在九月看荷的，但也许咯什米尔的荷花湖使人想痴了心，总想去看看自己的那片香红，没想到她们仍在那里，比六月那次更灼然。回家忙打电话告诉慕容，没想到这人险阴，竟然已经看过了。
“你有没有想到，”她说，“就连这一池荷花，也不是我们‘该’有的啊！”人是要活很多年才知道感恩的，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投眼而来的翠色，附耳而至的清风，无一不是豪华的天宠。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刹时间都是向永恒借来的片羽，才相信胸襟中的每一缕柔情都是无限天机所流泻的微光。
而这一切，跟四十岁又有什么关连呢？
想起古代的东方女子，那样小心在意的贮香膏于玉瓶，待香膏一点一滴的积满了，她忽然竟渴望就地一掷，将猛烈的馨香并作一次挥尽，啊！只要那样一度，够了。
想起绝句里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分明一个按剑的侠者，在清晨跨鞍出门，渴望及锋而试。
想起朋友亮轩少年十七岁，过中华路，在低矮的小馆里见于右任的一幅联“与世乐其乐，为人平不平”，私慕之余，竟真能效志。人生如果真有可争，也无非这些吧？
又想起杨牧一把纸扇，扇子是在浙江绍光买的，那里是秋瑾的故居，扇上题诗日：
连雨清明小阁秋，
横刀奇梦少时游。
百年堪羡越园女，
无地今生我掷头。
冷战的岁月是没有掷头颅的激情的，然而，我四十岁了，我是那扬瓶欲作一投掷的女子，我是那挎刀直行的少年，人世间总有一件事，是等着我去做的，石槽中总有一把剑，是等着我去拔的。
去年九月，我们全家四人到恒春一游。由于娘家至今在屏东已住了二十八年，我觉得自己很有理由把那块土地看作故乡了。阳光薄金，秋风薄凉，猫鼻头的激浪白亮如抛珠溅玉，立身苍茫之际，回顾渺小的身世，一切幼时所曾羡慕的，此刻全都有了。曾听人说流星划空之际，如果能飞快的说出祈愿便可实现，当时多急着想练好快利的口齿啊，而今，当流星过眼我只能知足的说：
“神啊，我一无祈求！”
可是，就在那一天，我走到一个小摊子前面，一些褐斑的小鸟像水果似的绑成一串吊在门口，我习惯后伸出手摸了它一下，忽然，那只鸟反身猛啄我一口，我又痛又惊，急速的收回手来，惶然无措的愣在那里。
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忘记痛，第一次想起鸟的生涯。
它必然也是有情有知的吧？它必然也正忧痛煎急吧？它也隐隐感到面对死亡的不甘吧？它也正郁愤悲挫忽忽如狂吧？
我的心比我的手更痛了。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不幸的伯劳，在这以前它一直是我案头古老的《诗经》里的一个名字，“七月鸣”。
便是伯劳了，伯劳也是“劳燕分飞”典故里的一部分。
稍往前走，朋友指给我看烤好的鸟，再往前走，他指给我看堆积满地的小伯劳鸟的嘴尖。
“抓到就先把嘴折下来，免得咬人。然后才杀来烤，刚才咬你的那种因为打算卖活的，所以嘴尖没有折断。”
朋友是个尽责的导游，我却迷离起来。这就是我的老家屏东吗？这就是古老美丽的恒春古城吗？这就是海滩上有着发光的“贝壳沙”的小镇吗？这就是入夜以后诏气的蓝焰会从小泽里亮起来的神话之乡吗？“恒春”不该是“永恒的春天”吗？为什么有名的“关山落日”前，为什么惊心动魄的万里夕照里，我竟一步步踩着小鸟的嘴尖？
要不要管这档子闲事呢？
寄身在所谓的学术单位里已经是几十年了，学人的现实和计较有时不下商人，一位坦白的教授说：
“要我帮忙做食品检验？那对我的研究计划有什么好处？这种事是该卫生部门管理部门做的，他们不做了，我多管什么闲事，我自己的Paper不出来，我在学术界怎么混？”
他说的没有错，只是我有时会想起胡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大门碰然震开，白衣侠士飘然当户。
“干什么的？”
“管闲事的！”
回答得多么理直气壮。
我为什么想起这些？四十岁还会有少年侠情吗？为什么空中无中总恍惚有一声召唤，使人不安。
我不喜欢“善心人士”的形象，“慈眉善目”似乎总和衰老、妇道人家、愚弱有关。而我，做起事来总带五分赌气性质，气生命不被尊重，气环境不被珍惜。但是，真的，要不要管这档闲事呢？管起来钱会浪费掉，睡眠会更不足，心力会更交瘁，而且，会被人看成我最不喜欢的“善士”的模样，我还要不要插手管它呢？
教哲学的梁从香港来，惊讶的看我在屋顶上种出一畦花来。看到他，我忽然唠唠叨叨在嘻笑中也哲学起来了。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终于慢慢明白，我能管的事太少了，北爱尔兰那边要打，你管得着吗？巴基斯坦这边要打，你压得了吗？小学四年级的音乐课本上有一首歌这样说：‘看我们少年英豪，抖着精神向前跑，从心底喊出口号，要把世界重改造，为着民族求平等，为着人类争公道，要使全球万国间，到处腾欢笑。’那时候每逢刮风，我就喜欢唱这首歌顶着风往前走。可是，三十年过去了，我不敢再说这样的大话，‘要把世界重改造’，我没有这种本事，只好回家种一角花圃，指挥指挥四季的红花绿卉，这就是辛稼轩说的，人到了一个年纪，忽然发现天下事管不了，只好回过头来‘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我呢，现在就管它几棵花。”
说的时候自然是说笑的，朋友认真的听，但我也知道自己向来虽不怕“以真我示人”，只是也不曾“以全我示人”，种花是真的，刻意去买了竹床竹椅放在阳台上看星星也是真的，却像古代长安街上的少年，耳中猛听得金铁交鸣，才发觉抽身不及，自己又忘了前约，依然伸手管了闲事。
一夜，歇下驰骋终日的疲倦，十月的夜，适度的凉，我舒舒服服的独倚在一张为看书而设计的躺榻上，算是对自己一点小小的纵容吧！生平好聊天，坐在研究室里是与古人聊天，与西人聊天。晚上读闲书读报是与时人聊天，写文章，则是与世人与后人聊天，旅行的时候则与达官贵人或老农老圃闲聊，想来属于我的一生，也无非是聊了些天而已。
忽然，一双忧郁愠怒的眼睛从报纸右下方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向我投视来，一双鹰的眼睛，我开始不安起来。不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那怒睁的眼中天生有着鹰族的锐利奋扬，但是不止，还有更多，我静静的读下去，在花莲，一个叫玉里的镇，一个叫卓溪乡古风村的地方，一只“赫氏角鹰”被捕了。从来不知道赫氏角鹰的名字，连忙去查书，知道它曾在几万年前，从喜玛拉雅和云南西北部南下，然后就留在中央山脉了，它不是台湾特有鸟类，也不是偶然过境的候鸟，而是“留鸟”，这一留，就是几万年，听来像绵绵无尽期的一则爱情故事。
却有人将这种鸟用铁夹捕了，转手卖掉，得到五千元。
我跳起来，打长途电话到玉里，夜深了，没人接，我又跑到桌前写信，急着找限时信封作读者投书，信封上了，我跑下楼去推脚踏车寄信，一看腕表已经清晨五点了，怎么会弄得这么晚的？也只能如此了，救生命要紧？
跨车回来，心中亦平静亦激动，也许会带来什么麻烦，会有人骂我好出风头，会有人说我图名图利，会有人铁口直断说：“我看她是要竞选了！”不管他，我且先去睡两个小时吧！我开始隐隐知道刚才的和那只鹰的一照面间我为什么不安，我知道那其间有一种召唤，一种几乎是命定的无可抗拒的召唤，那声音柔和而沉实，那声音无言无语，却又清晰如面晤，那声音说：“为那不能自述的受苦者说话吧！为那不自伸的受屈者表达吧！”
而后，经过报上的风风雨雨，侦骑四出，却不知那只鹰流落在哪里，我的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竟和一只鹰莫名其妙的连在一起了？每每我凝视照片，想象它此刻的安危，人生际遇，真是奇怪。过了二十天，我人到花莲，主持了两个座谈会，当晚住在旅社里，当门一关，廊外海潮声隐隐而来，心中竟充满异样的感激，生平住过的旅社虽多，这一间却是花莲的父老为我预定并付钱的，我感激的是自己那一点的善意和关怀被人接纳，有时也觉得自己像说法化缘的老僧，虽然每遭白眼，但也能和人结成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今夕蒙人以一饭相款，设一榻供眠，真当谢天，比起古代餐风露宿的苦行僧，我是幸运的。
第二天一早搭车到宜兰，听说上次被追索的赫氏角鹰便是在偷运台北的途中死在那里。我和鸟类专家张万福从罗东问到宜兰，终于在一家“山产店”的冻箱里找到那只曾经搏云而上的高山生灵，而今是那样触手如坚冰的一块尸骨。站在午间陌生的不市镇上，山产店里一罐罐的毒蛇药酒，从架上俯视我。这样的结果其实多少也是意料中的，却仍忍不住悲怆。四十岁了，一身仆仆，站在小城的小街上一家陈败的山产店前，不肯服输的心底，要对抗的究竟是什么呢？
和张万福匆匆包了它就赶北宜公路回家了，黄昏时在台北道别，看他再继续赶往台中的路，心中充满感恩之意。只为我一通长途电话，他就肯舍掉两天的时间，背着一大包幻灯片，从台中台北再转花莲去“说鸟”。此人也是一奇，阿美族人，台大法律系毕业，在美军顾问团做事，拿着高薪，却忽然发现所谓律师常是站在有钱有势却无理的一边，这一惊非同小可，于是弃职而去，一跑跑到大度山的东海潜心研究起鸟类生态来。故事听起来像江洋大盗忽然收山不做而削发皈依、反渡起众人一般神奇。而他却是如此平实的一个人，会傻里傻气呆在野外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仔细数清楚棕面莺的母鸟喂了四百八十次小鸟的记录。并且会在座谈会上一一学鸟类不同的鸣声。而现在，“赫氏角鹰”交他去做标本，一周以后那胸前一片粉色羽毛的幼鹰会乖乖的张开翅膀，乖乖的停在标本架上，再也没有铁夹去夹它的脚了，再也没有商人去辗转贩卖它了，那永恒的展翼啊！台北的暮色和尘色中，我看他和鹰绝尘而去，心中的冷热一时也说不清。
我是个爱鸟人吗？不是，我爱的那个东西必然不叫鸟，那又是什么呢？或许是鸟的振翅奋扬，是一掠而过将天空横渡的意气风发，也许我爱的仍不是这个，是一种说不清的生命力的展示，是一种突破无限时空的渴求。
曾在翻译诗里爱过希腊废墟的漫草荒烟，曾在风景明信片上爱过夏威夷的明媚海滩，曾在线装书里迷上“黄河之水天上来”，曾在江南的歌谣里想自己驾一叶迷途于十里荷香的小舟……而半生碌碌，灯下惊坐，忽然发现魂牵梦索的仍是中央山脉上一只我未曾及睹其生面的一只鹰鸟。
四十岁了，没有多余的情感和时间可以挥霍，且专致的爱脚跟脚下的这片土地吧！且虔诚的维护头顶的那片青天吧！生平不识一张牌，却生就了大赌徒的性格，押下去的那份筹码其数值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余生的岁岁年年，赌的是什么？是在我垂睫大去之际能看到较澄澈的河流，较清鲜的空气，较青翠的森林，较能繁息生养的野生生命……输赢何如？谁知道呢？但身经如此一番大搏，为人也就不枉了。
和丈夫去看一部叫《女人四十一技花》的电影，回家的路上格格笑个不停，好莱坞的爱情向来是如此简单荒唐。
“你呢？”丈夫打趣，“你是不是女人四十一枝花？”
“不是，”我正色起来，“我是‘女人四十一枚果’，女人四十岁还作花，也不是什么含苞盛放的花了，但是如果是果呢，倒是透青透青初熟的果子呢！”
一切正好，有看云的闲情，也有犹热的肝胆，有尚未怍敛也不想收敛的遭人妒的地方，也有平凡敦实容许别人友爱的余裕，有高龄的父母仍容我娇痴无忌如稚子，也有广大的国家容我去展怀一抱如母亲，有霍然而怒的盛气，也有湛然一笑的淡然。
还有什么可说呢？芽嫩已过，花期已过，如今打算来做一枚果，待果熟蒂落，愿上天复容我是一粒核，纵身大化，在新着土处，期待另一度的芽叶。
描容
一
有一次，和朋友约好了搭早晨七点的车去太鲁阁公园管理处，不料闹钟失灵，醒来时已经七点了。
我跳起来，改去搭飞机，及时赶到。管理处派人来接，但来人并不认识我，于是先到的朋友便七嘴八舌地把我形容一番：
“她信基督教。”
“她是写散文的。”
“她看起来好像不紧张，其实，才紧张呢！”
形容完了，几个朋友自己也相顾失笑，这么一堆抽象的说词，叫那年轻人如何在人堆里把要接的人辨认出来？
事后，他们说给我听，我也笑了，一面佯怒，说：
“哼，朋友一场，你们竟连我是什么样子也说不出来，太可恶了。”
转念一想，却也有几分惆怅——其实，不怪他们，叫我自己来形容我自己，我也一样不知从何说起。
二
有一年，带着稚龄的小儿小女全家去日本，天气正由盛夏转秋，人到富士山腰，租了匹漂亮的栗色大马去行山径。低枝拂额，山鸟上下，“随身听”里翻着新买来的“三弦”古乐。抿一口山村自酿的葡萄酒，淡淡的红，淡淡的芬芳……蹄声得得，旅途比预期的还要完美……
然而，我在一座山寺前停了下来，那里贴着一张大大的告示，由不得人不看。告示上有一幅男子的照片，奇怪的是那日文告示，我竟大致看明白了。它的内容是说，两个月前有个六十岁的男子登山失踪了，他身上靠腹部地方因为动过手术，有条十五厘米长的疤口，如果有人发现这位男子，请通知警方。
叫人用腹部的疤来辨认失踪的人，当然是假定他已是尸体了。否则凭名字相认不就可以了吗？
寺前痴立，我忽觉大恸，这座外形安详的富干山于我是闲来的行脚处，于这男子却是残酷的埋骨之地啊！时乎，命乎，叫人怎么说呢？
而真正令我悲伤的是，人生至此，在特征栏里竟只剩下那么简单赤裸的几个字：“腹上有十五厘米长的疤痕”！原来人一旦撒手了，所有人间的形容词都顿然失败，所有的学历、经验、头衔、土地、股票持份或功勋伟迹全部不相干了，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竟可能只是一记疤痕或半枚蛀牙。
山上的阳光淡寂，火山地带特有的黑土踏上去松软柔和，而我意识到山的险峻。每一转折都自成祸福，每一岔咱皆隐含杀机。如我一旦失足，则寻人告示上对我的形容词便没有一句会和我平生努力以博得的成就有关了。
我站在寺前，站在我从不认识的山难者的寻人告示前，黯然落泪。
三
所有的“我”，其实不都是一个名词吗？可是我们是复杂而又噜苏的人类，我们发明了形容词——只是我们在形容自己的时候却又忽然辞穷。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岂是能用三言两语胡乱描绘的？
对我而言，做小人物并没什么不甘，却有一项悲哀，就是要不断地填表格，不断把自己纳入一张奇怪的方方正正的小纸片。你必须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你是哪年生的？生在哪里？生日是哪一天？（奇怪：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的生日呢？他又不送我生日礼物。）家在哪里？学历是什么，身份证号码几号？护照号码几号？几月几日签发的？公保证号码几号？好在我颇有先见之明，从第一天起就把身份证和护照号码等一概背得烂熟，以便有人要我填表时可以不经思索熟极而流。
然而，我一面填表，一面不免想“我”在哪里啊？我怎会在那张小小的表格里呢？我填的全是些不相干的资料啊！资料加起来的总和并不是我啊！
尤其离奇的是那些大张的表格，它居然要求你写自己的特长，写自己的语文能力，自己的缺点……奇怪，这种表格有什么用呢？你把它发给梁实秋，搞不好，他谦虚起来，硬是只肯承认自己“粗通”英文，你又如何？你把它发给甲级流氓，难道他就承认自己的缺点是“爱杀人”吗？
我填这些形容自己的资料也总觉不放心。记得有一次填完“缺点”以后，我干脆又慎重地加上一段：“我填的这些缺点其实只是我自己知道的缺点，但既然是知道的缺点，其实就不算是严重的缺点。我真正的缺点一定是我不知道或不肯承认的。所以，严格地说，我其买并没有能力写出我的缺点来。”
对我来说，最美丽的理想社会大概就是不必填表的社会吧！那样的社会，你一个人在街上走，对面来了一位路人，他拦住你，说：
“咦？你不是王家老三吗？你前天才过完三十九生日是吧？我当然记得你生日，那是元宵节前一天嘛！你爸爸还好吗？他小时顽皮，跌过一次腿，后来接好了，现在阴天犯不犯痛？不疼？啊，那就好。你妹妹嫁得好吧？她那丈夫从小就不爱说话，你妹妹叽叽呱呱的，配他也是老天爷安排好的。她耳朵上那个耳洞没什么吧？她生出来才一个月，有一天哭个不停，你嫌烦，找了根针就去给她扎耳洞，大人发现了，吓死了，要打你，你说因为听说女人扎了耳洞挂了耳环就可以出嫁了，她哭得人烦，你想把她快快扎了耳洞嫁掉算了！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怎么不知道？这村子上谁家的事我不知道啊？……”
那样的社会，从都知道别家墙角有几株海棠，人人都熟悉对方院子里只母鸡，表格里的那一堆资料要它何用？
其实小人物填表固然可悲，大人物恐怕也不免此悲吧？一个刘彻，他的一生写上十部奇情小说也绰绰有余。但人一死，依照谥法，也只落一个汉武帝的“武”字，听起来，像是这人只会打仗似的。谥法用字历代虽不大同，但都是好字眼，像那个会说出“何不食肉糜？”的皇帝，死后也混到个“惠帝”的谥号。反正只要做了皇帝，便非“仁”即“圣”，非“文”即“武”，非“睿”即“神”……做皇帝做到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长长的一生，死后只剩下一个字，冥冥中仿佛有一排小小的资料夹，把汉武帝跟梁武帝放在一个夹子里，把唐高宗和清高宗做成编类相同的资料卡。
悲伤啊，所有的“我”本来都是“我”，而别人却急着把你编号归类——就算是皇帝，也无非放进镂金刻玉的资料夹里去归类吧！
相较之下，那惹人訾义的武则天女皇就佻达多了，她临死之时嘱人留下“无字碑”。以她当时身为母后的身份而言。还会没有当朝文人来谀墓吗？但她放弃了。年轻时，她用过一个名字来形容自己，那是“曌”（读作“照”），是太阳、月亮和晴空。但年老时，她不再需要任何名词，更不需要形容词。她只要简简单单地死去，像秋来暗哑萎落的一只夏蝉，不需要半句赘词来送终，她赢了，因为不在乎。
四
而茫茫大荒，漠漠今古，众生平凡的面目里，谁是我，我又复谁呢？我们却是在乎的。
明传奇《牡丹亭》时有个杜丽娘，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一意挣扎而起，对着镜子把自己描绘下来，这才安心去死。死不足惧，只要能留下一副真容，也就扳回一点胜利。故事演到后面，她复活了，从画里也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作者似乎相信，真切地自我描容，是令逝者能永存的唯一手法。
米开朗基罗走了，但我们从圣母垂眉的悲悯中重见五百年前大师的哀伤。而整套完整的儒家思想，若不是以仲尼在大川上的那一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长叹作底调，就显得太平板僵直，如道德教条了。一声轻轻的叹息，使我们惊识圣者的华颜。那企图把人间万事都说得头头是道的仲尼，一旦面对巨大而模糊的“时间”对手，也有他不知所措的悸动！那声叹息于我有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录音带，至今音纹清晰，声声入耳。
艺术和文学，从某一个角度看，也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描容吧，而描容者是既喜悦又悲伤的，他像一个孩子，有点“人来疯”，他急着说：“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万古宇宙，就只有这么一个我啊！”
然而诗人常是寂寞的——因为人世太忙，谁会停下来听你说“我”呢？
马来西亚有个古旧的小城马六甲，我在那城里转来转去，为五百年来中国人走过的脚步惊喜叹服。正午的时候，我来到一座小庙。
然而我不见神明。
“这里供奉什么神？”
“你自己看。”帝我去的人笑而不答。
小巧明亮的正堂里，四面都是明镜，我瞻顾，却只冗我自己。”
“这庙不设神明——你想来找神，你只能找到自身。”
只有一个自身，只有一个一空依傍的自我，没有莲花座，没有祥云，只有一双踏遍红尘的鞋子，载着一个长途役役的旅人走来，继续向大地叩问人间的路径。
好的文学艺术也恰如这古城小庙吧？香客在环顾时，赫然于镜鉴中发现自己，见到自己的青青眉峰，盈盈水眸，见到如周天运行生生不已的小宇宙——那个“我”。
某甲在画肆中购得一幅大大的天盖地的“泼墨山水”，某乙则买到一张小小的意态自足的“梅竹双清”，问者问某甲说：你买了一幅山水吗？”某甲说：“不是，我买的是我胸中的丘壑。”问者转问某乙：“你买了一幅梅竹吗？某乙回答说：“不然，我买的是我胸中的逸气。”描容者可以描慕自我的眉目，肯买货的人却只因看见自家的容颜。
矛盾篇（之一）
一 爱我更多，好吗？
爱我更多，好吗？
爱我，不是因为我美好，这世间原有更多比我美好的人。爱我，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这世间自有数不清的智者。爱我，只因为我是我，有一点好有一点坏有一点痴的我，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我，爱我，只因为我们相遇。
如果命运注定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碰到同一场雨，并且共遮于同一把伞下，那么，请以更温柔的目光俯视我，以更固执的手握紧我，以更和暖的气息贴近我。
爱我更多，好吗？唯有在爱里，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惊喜地发现自身的存在。所有的石头只是石头，漠漠然冥顽不化，只有受日月精华的那一块会猛然爆裂，跃出一番欣忭欢悦的生命。
爱我更多，好吗？因为知识使人愚蠢，财富使人贫贫，一切的攫取带来失落，所有的高升令人沉陷，而且，每一项头衔都使我觉得自己的面目更为模糊起来，人生一世如果是日中的赶集，则我的囊橐空空，不因为我没有财富而是因为我手中的财富太大，它是一块完整而不容割切的金子，我反而无法用它去购置零星的小件，我只能用它孤注一掷来购置一份深情。爱我更多，好让我的囊橐满涨而沉重，好吗？
爱我更多，好吗？因为生命是如此仓促，但如果你肯对我怔怔凝视，则我便是上戏的舞台，在声光中有高潮的演出，在掌声中能从容优雅地谢幕。
我原来没有权力要求你更多的爱，更多的激情，但是你自己把这份权力给了我，你开始爱我，你授我以柄，我才能如此放肆如此任性来要求更多。能在我的怀中注入更多醇醪吗？肯为我的炉火添加更多柴薪否？我是饕餮，我是贪得无厌的，我要整个春山的花香，整个海洋的月光，可以吗？
爱我更多，就算我的要求不合理，你也应允我，好吗？
二 爱我了少一点，我请求你
爱我少一点，我请求你。
有一个秘密，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并不是你，当我答应你的时候，我真正的意思是：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一起去爱这个世界，一起去爱人世，并且一起去承受生命之杯。
所以，如果在春日的晴空下你肯痴痴地看一株粉色的“寒绯樱”，你已经给了我最美丽的示爱。如果你虔诚地站在池畔看三月雀榕树上的叶苞如何——骄傲专注地等待某一定时定刻的爆放，我已一世感激不尽。你或许不知道，事实上那棵树就是我啊！在春日里急于释放绿叶的我啊！至于我自己，爱我少一点吧！我请求你。
爱我少一点，因为爱使人痴狂，使人颠倒，使我牵挂，我不忍折磨你。如果你一定要爱我，且爱我如清风来水面，不黏不滞。爱我如黄鸟渡青枝，让飞翔的仍去飞翔，扎根的仍去扎根，让两者在一刹的相逢中自成千古。
爱我少一点，因为“我”并不只住在这一百六十厘米的身高中，并不只容纳于这方趾圆颅内。请在书页中去翻我，那里有缔造我骨血的元素，请到闹市的喧哗纷杂中去寻我，那里有我的哀恸与关怀；并且尝试到送殡的行列里去听我，其间有我的迷惑与哭泣；或者到风最尖啸的山谷，浪最险恶的悬崖，落日最凄艳的草原上去探我，因为那些也正是我的悲怆和叹息。我不只在我里，我在风我在海我在陆地我在星，你必须少爱我一点，才能去爱那藏在大化中的我。等我一旦烟消云散，你才不致猝然失去我，那时，你仍能在蝉的初吟、月的新圆中找到我。
爱我少一点，去爱一首歌好吗？因为那旋律是我；去爱一幅画，因为那流溢的色彩是我；去爱一方印章，我深信那老拙的刻痕是我；去品尝一坛佳酿，因为坛底的醉意是我；去珍惜一幅编织，那其间的纠结是我；去欣赏舞蹈和书法吧——不管是舞者把自己挥洒成行草篆隶，或是寸管把自己飞舞成腾跃旋挫，那其间的狂喜和收敛都是我。
爱我少一点，我请求你，因为你必须留一点柔情去爱你自己。因你爱我，你便不再是你自己，你已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把爱我的爱也分回去爱惜你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