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这么平铺直叙，听起来没有更多的曲折，不过，当中国的一位作家悄然走入了川端的经历的时候，其中的沟通也就开始生成了。莫言说：“了解一位作家最先应该了解他的经历。”这句话显然道出了我们这次旅行的缘由。莫言一边听川端老侄女热心的解释，一边向川端康成文学纪念馆的馆长提出了不少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我没能记住。一路上，莫言问我：“你说，当年跟川端一起玩的小朋友现在都去哪儿了呢？”
看来，莫言不太相信川端小时候非常孤僻的说法，至少他觉得他应该有伙伴儿，哪怕不多，那他也应该有！
从川端故居出来的时候，老侄女拿出了川端生前的手稿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封川端写给读者的信，字迹清丽，似乎有一股强烈的友情非要传达出来不可的样子。我仔细地看着这封信，想起刚才莫言询问川端小伙伴儿的事情，忽然觉得，与其说川端孤僻，还不如说他恰恰是最容易被友情感动的人。
作家莫言，一个生者从中国而来；川端康成，一个吸了煤气而自杀身亡的日本作家。当这两个人处于某一个时间段，一方从另一方的经历当中有所察觉的时候，文学的沟通也就完成了。更何况，这样的沟通是在莫言跟我在旅行当中实现的，对我而言，走向内心的旅行最愉快！
大江健三郎跟我说：今天看见了永远的地平线在日本很少看见一望无际的地平线，这不仅
是我客居日本的经验，也是日本文学、电影、戏剧，甚至在传统的歌舞伎里都经常出现的现象。原来我以为，看不见地平线，无非说明海岸线长，或是山岳连绵，叫人的视野无法放远。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往深处想过。
2002年春节期间，我陪同诺贝尔奖文学大师、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私访中国作家莫言的老家—山东省高密县。从东京飞北京，再从北京飞青岛，然后驱车开往莫言老家的那个村子—大栏乡。作为主人，莫言从北京启程与我们同行，在拓宽的公路上，汽车一路飞奔，道路两旁有树木、田野，偶尔一扫而过的牛车、马匹，扬起的尘土犹如蒙蒙花絮，在车后卷起一圈一圈的线团儿。大江先生一边往窗外眺望，一边跟莫言说：“地平线有时能解放一个郁闷的人。”
莫言答道：“地平线应该是天的边儿。小时候我放牛，肚子饿，老是吃不饱，走累了就横躺在地上冲着天上的白云发呆，因为我觉得那白云像是马上会掉进我嘴里的白馒头。看到地平线，我想起饥饿的少年时代。”
大江先生说：“我是从山村里出来的，我的老家在峡谷里，四周都是森林，天一下雨，好像整个天都会塌下来，等到天一放晴，树上的叶子似乎也会欢歌起舞，不过，我始终没有见过地平线。”
汽车继续行驶，从车窗向外望去，人的视线与远处的地平线一样齐。进入高密县大栏乡的时候，莫言指着路旁的河堤说：“这是胶水河，是我们小伙伴乱玩乱闹的地方，那是石板桥，那是我们光屁股往河里扎猛子的跳台。”
大江先生问：“从这个跳台上也能看见地平线吗？” 莫言说：“是啊，这河堤大概就是这一带最高的地方。”
大年三十，大栏乡的家家户户都贴起了大红色的对联，灯盏的红色尤为喜人。大江先生说：“在我的山村里，过年过节都是由恐怖与欢笑支持的，平日非常安静的山村一到这个时候却人潮澎湃，大家在河边烧火吃饭，觉得祖先的灵魂会在河水中游荡。”
莫言略有所思，但当面并没有说什么。我们从车上下来，沿着河堤往前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土地。冬日的树木没有绿叶，连树干似乎也被浓浓的黄土地染色，犹如土地伸出的臂膀一样。大江先生走在我的右侧，问我说：“为小说家做翻译，你有什么感觉？”
我说：“也许不准确，我觉得自己像一台语言过滤器。比如，莫言的大栏乡跟先生的家乡大濑村只有一字之差，可‘濑’字是水界交叉的地方，跟‘栏’字那种在土地上筑起的栅栏是不同的感受，也许一个是湿，另一个是干。当然，这是我想到的，如果不是先生问，我大概只是想想而已，不会从嘴巴里说出来。”
大江先生听后说：“看来，语言对你更像一个起爆器。”
莫言带领我们从河堤上走进了一条乡间小路，路旁的碎石浅浅地埋在土壤中，有时叫你分辨不出哪个是土块，哪个是石头。如果大江先生，包括莫言本人仅仅是旅游者的话，这样的景致或许再一般不过了，因为它是中国北方农村中很平常的空间，是普通而安静的时间流程。不过，对小说家来说，他们似乎正在观望一幅文学景象，这一景象既能唤起少年时代不灭的记忆，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多重把握。莫言一边走一边说：“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地势低洼，老百姓喜欢到这里放牧牛羊。那时候我只有六岁，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水，我家后墙有一扇木窗，一把它推开，就能看见河水滚滚东去。发洪水的时候，河水比我们家的屋顶还要高，但凡有劳动力的男人女人都在河堤上抱着被子、砖头，甚至抱着葫芦，随时准备往出现缺口的地方填补。我站在窗口看着滔滔的洪水感到又害怕又壮观。再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青蛙的叫声。到了夜晚，周围的河水泛滥，淹没田野，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叫，震耳欲聋，尤其在深夜里，听起来就像发怒的魔鬼吼叫一样。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围绕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
大江先生接着莫言的话说：“我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一个少年透过木窗用惊恐而兴奋的目光
追逐洪水的情景，不过，水与平原都可以看得很远。我的家乡是日本四国的山村，一到傍晚，山涧的上空就会出现灿烂的晚霞，红得就像人体流出的鲜血，有时我觉得那个情景似乎在意味着一个宇宙，就像一个小小的卵一样的宇宙。而当时，就在这样一个小宇宙的外部，战争仍然在持续，无论是大海、平原，还是山地，战火不断。我觉得夕阳的云朵就像是战场流出来的人血，所以，我会把类似于幻觉的现实牢牢记住。构成我想象力的基本格式之一就是那片夕阳泛红的、犹如垂死的鱼一样的云朵，逐渐幻化为战场上死去的士兵，这是从来不会止息的，一直在我眼前蠕动的景象。”
其实，大江先生在许多演讲中都一再提起对战争的痛苦记忆，有一篇题为《面向未来的记忆》一直到最近我还在读。大江先生的表述也许是一次触景生情。这是因为看见了地平线呢，还是因为勾起他少年记忆中的那道山涧的景观呢？对此，我无从猜测。
我们从乡间小路回来，莫言在他家里盛情款待了大江先生。他们坐在土炕上谈论文学，然后又坐到炉灶边喝起了酒。喝到夜半，窗外的爆竹声越来越大，农村一年一度的最大喜庆似乎从惊雷一般的轰鸣中开始了;
大江先生结束了对莫言老家的私访，并跟莫言在高密县话别后，从青岛飞回了北京。一路上，我一直陪同他，并发现他总是在不停地写着什么。最后，我在北京国际机场送他搭乘日航班机返回东京的时候，他对我说：“能看见地平线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我这次看到了，而且是永远的地平线，文学纪行让我圆了少年梦。”
说完，大江先生紧握我的手继续说：“请向莫言先生表达我的衷心谢意，我在东京会等待他早日来访。”
村上春树绝对是铜豌豆么
1浮出海面
一直追踪采访村上春树的日本女记者显然有些兴奋，她发来的邮件题目是，《他终于浮出了海面》。这里的他指的不是别人，而是村上春树！我还记得她过去老想采访村上，但一直不能如愿。想想她当时的辛劳，这个邮件的标题十分准确地表达了她的心情。
2006年10月30日凌晨，村上春树在捷克的布拉格旧市政厅接受了卡夫卡文学奖，并携阳子夫人一起出席了颁奖仪式。刚才日本不少晚报也刊登了村上手拿奖杯的照片，卡夫卡文学奖的奖金为一万美金。
在参加颁奖仪式之前，村上春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原以为捷克很少有人知道我，结果来了这么多人，真叫我吃惊！我今天能够被邀请到这里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村上春树一直不在媒体上露面，这已经是他的固定风格，按照他的说法，“因为我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的。”
卡夫卡文学奖有一个条件，即被筛选出来的作家必须有一篇被翻译成捷克语的小说。2006年10月20日，村上的《海边的卡夫卡》刚刚被译成捷克语出版发行，这让他感到幸运。当然，他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以前就有了捷克语的版本。
村上春树承认卡夫卡是影响他写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同时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作家的一个起源因素。他说，他最喜欢卡夫卡的一句话是“书必须是打碎我们内在的冰海的斧头”！而且，他坦言，能够写出这样的书将是他奋斗的目标。
村上春树这次对媒体态度的转变很快在日本文坛的小圈子里传开，大家已经开始期待他更多地出镜，同时也有人希望他能访问更多的国家，并积极参加一些公众活动。
2活人比死人
2006年1月的《文艺春秋》有一篇文章是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的谈话，大致的意思是赞美村上春树，但他的观点看上去似乎主要以《纽约客》杂志作标准。他说，如此主流的刊物能连续刊登村上春树的小说完全是破例的，《纽约客》曾经刊登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但仅仅一次而已，由此可见村上春树在美国文学圈里的地位。而且，这位教授十
分欣赏村上小说的英文翻译者PhilipGabriel，据说这主儿根本不看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兴趣，甚至连人名都搞不清。他翻译村上的小说完全是出于个人对文字的喜好。
据哈佛大学的教授鉴定，Philip Gabriel的英文是佳作美文，美不胜收。最后，《文艺春秋》得出的结论是，“村上春树超越了三岛由纪夫”！
此类谈话也许是随意的，但《文艺春秋》冠之以一个醒目的标题说事儿，这就未免有些搞笑了。三岛由纪夫是故人，是用一把尖刀把自己插入日本文学史里的一个才气横溢的狂人，他是剖腹自杀的。相比之下，村上春树是一位贤达人士，感情十分柔软也十分细腻，而且至少现在他还活得很好。日本文学难道非靠一个活人跟一个死人的PK才能弄清楚吗？这个想法挺滑稽也挺荒诞。如果日本文学非要PK，我看至少得让村上春树也剖腹，才能跟三岛由纪夫有一拼—因为让三岛死而复生是不可能的。
最近的日本文坛有些怪，类似这样的想法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以后有机会，很想直接问问熟悉内情的日本人。
3国际研讨会之怪
我说它“怪”并不是贬义，只是觉得，如此讨论村上文学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呢？或者干脆说，开这个国际研讨会的目的也无所谓什么收获，只要说明村上春树之于世界的影响就可以了。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说的“怪”也就“不足为怪”了。
会议的大概经过如下：2006年初春，东京召开了一次题为“世界如何阅读村上春树”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英文标题：How the World is Readingand TranslatingMurakami。被邀请来的翻译家分别来自于匈牙利、丹麦、印度尼西亚、捷克、挪威、俄国、中国、美国和马来西亚，共十位，其中俄国的翻译家有两位。
研讨会的程序是由会议的主持人—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向与会者提供一篇村上的短篇小说，请每位翻译家译成各自的语言，然后拿到一起来讨论。大家使用的语言被限定为日语，但讨论的议题却是各国语言的表达现象。比如一位匈牙利的翻译家必须用日文向大家解释他的母语对村上文学的表达，但遗憾的是，在场的翻译家们除他本人以外谁也不懂他的母语，就像他手里拿了一把美丽的琴，却很不情愿地对着几头牛在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的翻译家赖明珠身上，她很用力—甚至有些用力过猛，对与会者解释北京话的细节。当时除了她和马来西亚的叶蕙以外，究竟还有谁能明白她说的意思呢？
以下是这两位中文翻译家的发言片段。赖说：“在‘要不要一起去兜风’这句话当中，村上的原作里没有‘一起’这层意思，是我加上去的，因为可以加强‘一起’的语感。”对此，叶说：“我翻译成‘要不要去兜兜风’，多用了一个‘兜’字，加强娱乐的感觉，这个村上原作里是没有的。”
如此一来，会上的讨论使这两位中文翻译者完全成了释放“噪音”的人，因为她们的发音“要不要一起去兜风”和“要不要去兜兜风”对于其他与会者来说，完全是鸟语。就像她们尽管听不懂匈牙利人的母语但又不得不强作笑脸装成十分入迷地听的样子，其实是一件不舒服的事儿！
整个研讨会始终都充满了这类“不协调”，弄得台上的发言者挺尴尬，有时也找不到北。不过，话还是说回来，主办方无非是希望全球更多地关注村上春树，以此作为日本当代走红的文化代表。况且，主办方是日本政府的一个机构，这个目的是相当明确的。不用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注重自己的文化输出工作，这个无可厚非。但在举办这类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是否缺欠考虑呢？找一群相互之间无法进行语言沟通的主儿，然后用村上的母语交流，这不仅没把村上文学多国语言的优势显示出来，反倒把最能发挥才能的各国翻译家都圈入了日语的“牢笼”，这是一次败笔！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把村上春树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林少华先生—作为中国大陆的代表会被排斥在局外呢？难道是主办方不看好村上春树之于中国大陆的影响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林先生能参加的话，至少跟上述两位“要不要一起去兜风”和“要不要去兜兜风”这类说法能有个一拼。听上去，对于我的母语中文来说，这倒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
4不爱漫画爱长跑
村上春树是日本一流的畅销书作家，查看一下他个人的爱好，对喜欢村上文学的人来说，多少算是一个相当奢侈的考察。
最近，村上出版了一本挺怪的书，专门写他自己长跑的心得。据他自己计算，二十五年一共跑了七万五千公里，足足绕地球两圈儿。至于为何如此，村上春树的说法如下：“写完《寻羊历险记》以后就下定了决心，要一辈子靠写小说活下去。为此得有一个好体力，于是就选择了长跑！”
村上春树个头不高，脑袋显得比较大，尤其是迎风跑起来的时候，有些像倒立的白萝卜一样。
写小说一定需要非常好的体力，这是村上春树的法则。无论是去雅典，还是罗马，只要是在酒店住下的第二天，他都出去跑步。有时被马路上的野狗追赶，他也心虚，见到小狗，他回过头对人家吼两声就算了，但要遇见彪悍的大狗，村上也只能拼命逃跑。用他的话形容，逃跑逃得屁滚尿流！
在新出版的这本书里，村上春树一方面歌颂长跑的好处，赞美跑步对写小说的妙用，另一方面鄙视漫画，而且他公开说自己“从来不看漫画”！
5遭受日本文坛恶骂
无疑，村上春树是很多批评他的日本评论家所望尘莫及的，尽管他们曾措辞严厉地批评村上，但村上春树非常直接，他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从来不读任何评论，而且更绝的是，他说：“文学评论是一堆马粪！”
这句骂人的话足以说明村上春树与日本的文学评论家之间谁也不服谁的关系！
那么，文学评论家究竟说了些什么，让一向斯文的村上如此震怒呢？笔者手头的资料不少，现选择一段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吧。2006年《每日新闻》曾经发表过一年文学的总评，以下片段是评论家松浦寿辉与川村凑的谈话记录。
“村上的短篇小说是一个容器，而且容器的精练程度相当高。说穿了，这跟一把总的文学的钥匙一样，有了它，你就可以打开其他文学的锁，吸引全世界的读者。但是，他的文学没有日本近代文学的记忆，即便有，也没有记忆的厚度，感觉是随意就可以弄来的一篇小说一样。语言应该根植于乡土，盘根错节，但村上春树的文章既没土地的味道也没鲜血的味道，有的只是媚俗与撒娇的混合体，甚至连这个有时也会被切断。所以，读他的小说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写得好，文学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
松浦说的“上当受骗”这句话译回到日文里面应该跟“诈欺”这个词相呼应，他在《每日新闻》上也同样使用了“诈欺”一词，而恰恰是这两个一模一样的词，也曾经被原东京大学校长莲实重彦教授使用到了批评村上春树的文章里。
“诈欺”是一个十分过分的措辞，它不仅否定了村上春树的文学，还嘲笑了很多喜欢村上文学的读者。这些读者被“诈欺”，上当受骗不说，反而因“诈欺”获得一种阅读的喜悦，这不是傻瓜么？
日本还有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叫加藤典洋，他出版过不少“村上春树论”。最绝的是，他指责村上文学看不见人与人的对立，死者支配着生者！
村上春树是一个文学符号，作为世界最畅销的日本作家，大概没有谁能跟他攀比了。尤其是2006年 10月30日，村上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2006年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据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有先拿到这个奖的先例，所以备受日本各大媒体的关注。
一直对媒体保持不合作态度的村上春树这时表现得十分出人意料，他欣然接受了各家报纸
以及电视台的采访，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一种远离日本以后的奔放，讲起话来发飙，似乎一下子从日本文评家的咒语中获得了巨大的解脱一样！目前，村上春树还是回到了他一直保持的状态，每天跑步，不看漫画不见媒体，坚持写作，尤其珍爱身边的两只猫。
6是否被误读了
村上春树的小说影响了一批中国年轻女作家，虽然安妮宝贝和卫慧从未公开表示过她们的创作跟村上小说有直接关系，但另一位北京女作家叫春树，不知这个笔名是不是模仿了村上春树的名字？
其实，把村上春树的影响写到极致的人是上海女作家潘向黎，她的短篇小说《白水青菜》描写了一个成功的男士另觅新欢的故事。其中一个叫嘟嘟的女子是一个疯狂的村上迷，不仅收集各种版本的村上小说，就连晚上做菜也按照村上爱吃的菜谱做。潘向黎以前曾经到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能够直接阅读日文，所以她压根儿就不读中文版的村上春树。
无疑，阅读别人的小说还是原汁原味的好！
在一般读者看来，村上是一个非常“小资”的教祖式存在。不仅是中国读者，甚至包括日本读者在内，对他的这一印象始终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他从小住过的神户居住了很多洋人，听爵士、读美国小说、到海边兜风、开游艇„„因为我住在神户已经十多年了，村上小说中的大量细节也是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场景。
这些感受先不说，单说村上春树精通英文，一直热衷于英文小说的翻译，文体也受西文严重影响，仅仅这一点就导致了许多读者觉得他跟西方近，而跟中国远。尤其是日本读者，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把村上往欧美那边儿想，就像他是一个实现了“脱亚入欧”的人。其实，许多事实证明，中国对村上春树的影响远远大于欧美，而且这些影响都触及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一个侵华的日本兵，为此，他的内心相当晦暗。根据1996年荷兰记者BurumaIan对他的采访记录，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战前，村上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京都大学的学生，念书的时候被征了兵，编入了陆军。村上记得自己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跟他讲过一次在中国发生的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似乎记不清了，可能是他父亲亲眼见到的事，也可能是他父亲亲手干的事，反正是一件极其悲惨的事情。村上说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对你说点儿秘密的样子，而是相当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说话的声音没有什么顿挫。他说，很可能是因为听了这件事情的原因，至今也吃不了中国菜！”
“村上春树不吃中国菜”不像是一个单纯的传闻，凡事必有其因，村上承认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有关这位荷兰记者的采访记录，还有不少猛料可挖，此处暂且割爱。
另外一点，村上春树十分敬仰鲁迅，就连他的成名作《且听风吟》的头一句话“没有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没有彻头彻尾的绝望”，其实就是套用了鲁迅一再引用的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整段语式。村上春树还在一篇小说中专门设定了一个叫“Q氏”的人物，其隐喻恰恰来源于鲁迅的《阿Q正传》。
村上春树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曾经写道：“当时，我家每月都有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一本一本地从书店寄来，我十几岁的时候是一边读这些书一边长大的，读的全是外国文学。”
他说的《世界文学全集》有关中国的部分是由著名汉学家竹内好编译的，其中收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野草》等多部作品。换句话说，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村上春树就已经开始阅读鲁迅了。
7村上春树的铁人相
采访过村上春树的日本女记者告诉我一个采访窍门儿，并且说：“这个窍门儿只能用于面对他的时候，对其他作家是无效的！”
据说，了解村上春树的记者一开头都会直接问他：“您今天早上跑步了吗？”
对于这么友好的提问，即使村上的情绪不是最佳状态，他也会马上扭转过来，而且记者得到的回答基本上离不开下述内容，“是的。跑完了以后，刚才还到游泳池游了一千六百米，跑完了再游泳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其实，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曾经有过类似的记载，当时他说：“早上跑十七公里，中午游一千七百米，傍晚再跑十三公里。”
如此看来，村上春树最近的长跑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他往往喜欢对记者开头的提问做非常详细的解答，类似于城市的空气不新鲜啦，要跑只能集中到早上啦，湿气少，天空也显得高，等等说法！
村上春树一向不与媒体合作，这个做法跟他的畅销小说一样出名。为数极少的接受采访一般都放在新书出版以后，而且不是哪家采访都接受，他觉得合适的才答应，否则免谈！
有的日本评论家指出，他的上述性格跟长年坚持长跑的忍性有关系。据他自己说，跟下决心一辈子写小说完全是同一个时间段，一辈子跑步的想法也开始付诸实践了。
村上春树毕业于神户的高中，但对母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就连母校校庆请他写贺词，他也压根儿没理睬人家。甚至包括他读了七年才读完的早稻田大学，几乎也是无话可说。村上对神户的高中有一个苦涩的记忆，用他接受《文艺春秋》杂志采访时的话说：“当时高中要求男学生沿着六甲山根跑十多公里。男孩子一个劲儿跑，女孩子沿路为男孩子喊加油。别的男孩子跑过去的时候，沿路的女孩子喊加油啊加油啊，可偏偏到我这儿，女孩子却冲我大声喊‘村上君，不必勉强啊’！”
2006年的四月号《文艺春秋》月刊杂志曾经发表了村上春树题为《某个编辑的生与死》的长文，引起日本文坛的广泛关注，因为这篇长文是为了声讨一个叫安原显的文学编辑而写的。村上愤怒地指责他擅自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窃为己有，导致手稿变成了黑市交易的商品。在这篇长长的檄文中，村上一方面承认了安原先生在他成名前曾经热心地帮助过他，另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的成名对安原先生来说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但尽管他们的个人恩怨如此之深，村上春树始终守住了一条做人的底线，并没有当面与安原先生撕破脸皮，而是在他病逝后公开发表了大篇檄文。
这一忍性不单单是忍耐，或者忍气吞声，而是村上春树个人的性格所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罗马和雅典跑步的时候，经常遇到野狗，它们一边吼叫一边追我，我怕它们。但后来，它们追过我一段后，我也开始冲它们吼叫，这些野狗大体上都逃跑了。当然，遇到巨大的野狗时，我只能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靠边站！”
村上春树，一个三十年来每天坚持长跑的小说家，参加过马拉松、铁人三项和一百公里长跑的比赛，其中马拉松比赛的最高成绩是三小时二十六分。他认为，男人的赘肉一多，脑子转得就慢。所以，写小说跟长跑其实是一回事儿。
8炮轰中国翻译家的日本教授及其他
起先读村上春树的时候，没有想到过中文翻译版本的问题—大概是我直接读原文的缘故。其实说起来，读村上最过瘾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谈话集，比如跟已故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教授的对话就非常精彩。谈话中，村上有时就像一个患病的人一样，细声细语，跟他破口大骂“文学批评家是一堆马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后来到了2003年7月，时逢《人民中国》创刊五十周年，我应邀参加了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当时刚刚翻译出版了仓田百三的《出家与其弟子》（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所以会上我主要讲了自己对日本净土真宗的看法。坐在台上的还有一位日本作家立松和平，他写过两卷本厚厚的历史小说《道元》。他坐在我的左边，悄悄跟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谈村上春树的是东京大学的名牌教授，看来还是村上厉害呀！”
他说的名牌就是当时也在台上就座的藤井省三教授，他当天的讲演内容涉及了村上文学的中文翻译问题。这当然是我头一次听说，村上春树居然也跟中文翻译打了遭遇战？转眼六年
过去了，当年的藤井教授正是今天炮轰村上春树的翻译者林少华先生的人！
大约是《人民中国》研讨会的第二年，有一次回我的原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午在院后面的餐厅吃饭，正好跟文学所的赵京华兄等人坐到一起，大家饮酒畅谈，其间谈到藤井教授—因为当时他正跟台湾作家陈映真打一场口水恶战，而且被指责为替“皇民文学”招魂的“右翼学者”。
日本学者，又是一位东京大学的名牌教授，藤井省三的名字自然在圈子内为人知晓。幸好我本人不属于这个圈子，有些事儿听听也跟刮过一阵风一样，所以，对藤井教授批评林少华先生的翻译问题至今我也从未琢磨过，更不要说谁家之言正确了。这些题目还是让给有心人去研究，弄得玄妙一些，说不定一不留神还能写出个博士论文什么的。
因为翻译问题的确是一个大课题！
我跟藤井教授的来往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除了官方场合以外并无私交的由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非常欣赏藤井省三教授，他曾经跟我说：“要说让我阅读中国作家的翻译小说，我只读藤井版本，别的不读！剩下的我可以读英文版或法文版。”
不过，大江说的话，我从未直接转述给藤井教授。回放当时的录音，大江健三郎是2002年2月在北京长富宫饭店里跟我说的。
藤井教授出版《村上春树中的中国》一书是2007年7月，出版社是朝日新闻社，责任编辑以前也出版过我的书，所以是非常熟的人。她直接把书寄给了我，我当时一读，就觉得书中描写的少年村上春树很好玩儿，于是就写了刚才的《是否被误读了》。截止到那个时候，我并没对翻译问题发烧，当然更没有想到后来不少国内媒体对日本学者炮轰中国翻译家一事开始关注。
根据《村上春树中的中国》一书的后记记述，藤井教授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充满冒险性的书。并且，他于前年开始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为期四年的资金，目前正与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的学者联手，打算把这个题目再往深处挖。
看来，藤井省三教授的研究是要继续下去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林少华先生继续把村上春树的新作翻译出来，在这条阳关大道上稳扎稳打，跟藤井教授死磕到底！
9村上春树的过人之处并非他的文学
村上春树十分崇拜已故的美国作家雷蒙德（RaymondCarver），特意征得了他夫人的同意，套用了雷蒙德一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说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Talk About Love），为去年秋天出版的第一本传记取了相当长的书名，翻译出来应该是《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
读过村上的这部传记，你会发觉他是一个精干无比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从1982年的秋天开始，当他立志以写小说为生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于是，从这个决心下定以来，他连续二十五年每天跑步。他多次参加了马拉松比赛，还参加过铁人三项和一百公里的长跑比赛。无论到哪儿旅行，他的旅行包里永远少不了一双运动鞋！
世上最难的职业莫过于小说家，尤其对于坚持写下去的人，除了才能以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所谓的“才能”。村上春树戏言自己不是绅士，所以不敢把这本传记当做保健书宣传。但毕竟是他憋不住，生把每天长跑中的心得像流水一样倾泻出来，用他在序言里的话说：“这叫我实在难为情！”
同一本书，他在后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感受：“那是八十年代的事儿，我在东京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总跟一个妙龄女郎迎面而过，多少年了，都是这么迎面而过的，后来逐渐就熟悉起来了。我们相遇的时候开始打了个招呼，但最终，我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因为我内向，所以，当然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每天清晨能与她见面其实是我私下里的一个小小的喜悦，如果没有了这个喜悦，我恐怕很难这么跑下来。”
无疑，村上春树一直保持着日本畅销书作家的地位，同时也保持着每天长跑的习惯。在文学的世界里，他是否也遇见过每天清晨迎面而过的妙龄女郎呢？这个也许只能从他的小说中找到解答，或者压根儿就没处找！日本评论界认为，比起村上春树的小说，他能如此坚持长跑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更值得钦佩。
不管日本评论界夸他，还是骂他，村上春树都很真诚，因为他为这本传记的定位是：“我想把这本书奉献给我在世界公路上迎面遇见的人们，被我超过和超过我的所有长跑者，因为若没有你们，我不可能跑到今天！”
第三章 万象人生
我是太刀鱼
这是我过去在东京开鱼店的时候碰见的日本人，说起来，也应该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了。虽然说当时开鱼店，其实也是替老板掌柜台，用国内的话说，应该算一个店小二。不过，鱼店是专门卖鱼的，有活鱼，也有冻鱼。店内不摆桌子和椅子，所以没有客人来吃饭，来的人全是鱼贩子，他们从鱼店大量购入，然后推销给那些大街小巷的各家料理店。日本的鱼市很早，人头攒聚的时候大都披星戴月，不过，这道光景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白天道路堵塞，夜晚行车通畅，所以那些满载海鲜的拖车都在深更半夜飞驰；二是出海打鱼的小渔船很多都是凌晨返航，好像鱼的新鲜跟清晨永远是挂钩儿的，至少在日本，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是晚间出来买鲜鱼的。
我掌管的那个鱼店在东京最出名的鱼市，叫筑地，离繁华的银座并不远，乘公交车最多10分钟就能到。可这么短的距离却能划分出不同的市井人间。跟我做搭档的鱼老大或许就是跨越这一距离的日本人。事到如今，我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唯独他那清晨与夜晚的不同装扮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他人挺高，比一般的日本人高，脸庞清秀，两腮往里抽，尤其是发尖的下巴就像炒菜用的铁锅的把儿，从样子上看，实在没有鱼老大的风度。每天晚上大约到夜里2点以前，他总是一身银光锃亮的西服，腰间系的是黄色的皮带，细腿碎步，像一丝轻烟就飘进了银座的酒吧俱乐部。有一次从远处看着他消失的身影，真以为是两根牙签在走路，非常滑稽。
“你在鱼市穿的是制服，到了银座干吗那么怪？这打扮多显眼呀！”我跟他熟，干脆就直问。
鱼老大斜眼看我：“咱们是卖鱼的，想要卖得好想要卖得多，咱先得跟鱼的模样靠近。” “这么说，你这是鱼的打扮？”
“亏你聪明，这还看不出来？这么亮的外套，上面可是用鱼鳞加工的。我一穿上它，心里就踏实。你不知道吧，我的外号是鱼先生。”说完，他放声大笑。
他这么一笑，我反倒认真起来了。这一认真当然不是跟他较真儿，而是我觉得有一类这样的日本人，但凡做那么一件小事，也会把它弄得近乎荒诞。至少，这位鱼老大就是如此。他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凌晨3点左右一定要到鱼市，换好制服，为鱼贩子们叫行卖鱼。大约到了早上8点收摊儿，打扫店铺，然后一瓶啤酒下肚，生鱼，小菜，接下来又是日本的清酒，必须是加热好的。然后回家，从中午开始睡觉，到了下午6点钟左右起床。在这以后，他就开始要为跨越晚间的距离做准备了。看看闪亮的衣服是不是还那么放光，想想昨晚的那位酒吧女今夜是否还会等他。当然，在那样的风月场上，他最大的满足莫过于人家说他是卖鱼的，因为他生怕人家不知道。而且，他老跟人家说：“我是太刀鱼，真的，你们看呀，看呀，我的身条儿难道不像吗？”
卖几条鱼都能卖到这个份儿上，这要是卖别的高级的玩意儿，那日本人可得什么样子呢？这是我当年的疑问，一直到今天，我的疑问还在继续。至少，就这位鱼老大而言，他是狂热呢，还是乖僻呢？我找不到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太刀鱼就是我们在北京也常见的带鱼！
抱住面口袋的人
来日本之前，我跟许多人都说过，那是一个工匠的国家。过去我这么说，眼下住在日本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么说，而且说出来的语气越来越强。工匠指的是精通一门专业知识的人，不过，日本工匠叫“职人”，它的大部分含义指的是那些手工艺者，一般来说，动脑筋想法子的人不在这个行列。比如，为别人盖房子的木匠，爬在房梁上一根钉子一个铆使劲往里敲的人，那都是工匠。可站在房子前拿一张图纸指天画地的人，那就不是工匠。日本人叫他们“书生”。
我认识的日本工匠比书生多得多，这恐怕跟我很早离开学界不无关系。起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工匠的表情也好，还是他们的举动也好，在许多场合都叫我惊奇。当然，我应该承认，之所以能惊奇，或许也证明了我对日本还没有完全习惯。
我在名古屋就结识了一位专做甜点的日本工匠，此人名叫多和田，身宽体胖，走在公园的小路上一遇见对面的行人，他都侧过身子为别人让道，有时碰上团队的旅游客，他就像拨浪鼓一样，原地直打转儿。多和田的脸上留了一把浓黑的大胡子，可这显眼的胡子跟他走路的姿势根本不配套，大胡子表现出一种逼人的刚强，可他走路的姿势却是一副水蛇腰的模样，跟歌舞伎里的娘娘差不多。对此，他的回答十分坦然：“这都是揉面揉的！”
有一回，多和田寄来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他的小店铺准备销售新的甜点，味道、色泽以及甜品的搭配都是他长年钻研的结果，并邀请我参加他的甜点发表会。盛情难却，于是，我专程从神户赶到了名古屋。那天来的宾客很多，每个人都先在临时搭起来的报到台登记，然后可以拿到发表会的介绍册，人手一份，淡紫色的小册子握在人们的手中，似乎显示出了日本式的喜庆。
身穿店铺工作服的多和田开始向大家致辞了，他的嗓音不高，走到众人面前的姿势还是那个样子，或许是紧张的缘故，他迈出的脚步犹如流逝到河边上的水纹。他说：“我的小店是简陋的，无非就是那么一个蒸炉，还有一个豆馅儿搅拌机，其余的就是木头做的揉面板，这些都太简陋了，不值得提。”
多和田停顿稍许，嘴巴在大胡子里继续一张一合：“不过，做好甜点跟设备无关，就拿揉面来说吧，用机器再搅再拌，你也感觉不到面的温度;”
这个我们都知道，甜点用的面关键在于它的温度，“那你怎么能知道面的温度呢？”当场有人大声问他。多和田几乎不加任何思索，应答道：“我把自己揉的面放进一个跟枕头一样大小的面口袋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抱住它，跟它一起睡，然后，我就知道了它的温度，再然后，我也知道了用这个温度的面做出来的甜点就是可口，就是好吃。”
他的话刚完，全场顿时一片掌声，而且每个人似乎都被他这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给打动了。我旁边的一个老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我说：“他是个好工匠呀，能把灵魂注入甜点里可不容易啊。”
我似懂非懂，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天的发表会很成功，许多客人品尝了样品甜点后，赞不绝口，都纷纷向他的店铺订购。可是，还没等我品尝的时候，多和田已经走到我的身边问甜点的味道怎么样，我当然不愿扫人家的兴，于是就大声说：“你太棒了，这可是绝活儿啊。”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大胡子里面的嘴角始终是往上翘着的。
村田先生的太太
村田先生是某家会社的次长，在许多场合都避讳说自己的太太，不仅对我，哪怕对他从小长大的朋友都闭口不说。跟他接触的时间变长了，总觉得有些别扭。据他的一位公司同事介绍说，课室的人一旦遇见什么好事，比如签订一份大合同，或者年末的奖金分到手，但凡碰到这个时候，大家总会外出召开小型的宴会，席间大部分人都喜欢唠叨一些琐碎的事情。这类琐事不外乎家庭的开销啦，孩子的教育啦，再有就是日本人最热门的话题—买了一栋房子
还要申请多少年的贷款。日本的职员要唠叨上述事情只能在下班以后的酒席上。说是酒席，并非那种豪华的大餐宴席，而是像一群灰溜溜的耗子钻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吃喝的场所虽然简陋，但他们的眼神却放出一天之中最亮的光。
“我说，村田次长，你每天带的那饭盒也不让我们瞧瞧，老是自己一个人独吃，那里边有金子还是有银子？干吗老偷偷摸摸的，像一个贼。”
说这话的人是喝多了的年轻职员，村田先生的部下。大概凭着这股酒气才敢对自己的上司开腔，对此，村田先生的表现却异常温顺，几乎看不出他在工作中是一个蛮横的人。他腼腆地解释说：“我的盒饭是我太太做的，她每天都为我做。”
在酒席上，如果这些日本职员是一群耗子的话，村田先生肯定是最不起眼的那一只。据我观察，他这副近似于卑微的样子只有喝酒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不过，有的人相反，平时温顺，可一喝酒居然能暴变，搞不好还能大骂出口。许多人不讨厌村田先生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的酒性好。
我跟村田先生不是同事，可不知为什么，有好几次，他总是拉我一起参加这样的聚会，而且，一开场，他的头一句话保险是这样的：“诸位，今天我们请来了客人，大家随便吃随便喝随便聊，可就是不准谈工作！”于是，参加者一齐欢呼，还有的日本女职员没等酒端上来就连声尖叫：“村田先生真可爱啊。”
我跟大家一起吃喝，有酒有鱼有肉有菜，每根筷子似乎都踩着节奏纷纷上桌，其速度之快犹如从弓弦上射出的箭一样。我吃饱了肚子，忽然觉得每次他让我来的目的莫非是为了封住部下的嘴，难道我是村田先生的挡箭牌吗？我这么想，当然不好当面问他，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有酒喝有饭吃就行了，顾那么多事，干啥？
日子长了，我有好几次听他的部下夸奖他，说他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对工作严格要求，同时又爱自己的妻子，照顾部下，有时像大人，有时又像小孩儿。不过，也有一个传言似乎非常神秘，他的部下说村田先生根本就没有太太，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人去过他家，也没有人见过他的生活里有女人的影子，当然，他说的那个饭盒是不在传言之中的。
这么一说，我也开始纳闷。多少年来，他常到我家串门，可我没有一次被邀请到他家里去，因此，我也没有见过他的太太。我越想越觉得这事神秘，甚至很奇巧。如果下次他要再叫我当他的客人的话，我应该想个什么借口干脆拒绝他算了。
因为，村田先生跟我家是邻居。
“团块”的世家
日本有一个叫“团块”的人群，年龄段恰好跟新中国诞生是同步的，算起来，这批人现在大约50岁出头，应该属于社会上比较稳定的阶层。一来他们出生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二来，日本经济启动的时候，他们正好搭上了头班车。闻名于世的“终身雇佣制”就是为这批人而设定的。后来，等到这批人20岁左右考入大学的时候，英国的“披头士”音乐像旋风一样刮进日本。与此同时，美国的棒球运动也在这个岛国扎下了根，成为国民第一大体育项目。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同样是这批人，他们曾经抵抗过美国，反对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他们占领了大学的讲堂，攀登到楼顶上高声呐喊：“不要日美同盟，誓死粉碎安保条约！”学生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不少人遭到日本警察的残酷镇压。到了后来，时间跟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这群日本人里面出现了激进分子，他们劫持飞机，枪杀无辜，行凶范围从中东扩展到了欧洲。一时间，来自日本的恐怖分子在西方也令人谈虎色变，当然，这群人仍然属于“团块”这个年龄段。
写到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为谁叙述日本战后的历史，而是为了讲讲我在日本遇见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叫栗田，原先是一所乡村中学的校长，认识我是十年前，当时他四十几岁，正值不惑之年，身份还是一个讲师。他说：“刚从乡下调到大学来，什么事还得从头做起。”
那些年，日本的经济还没有露出泡沫现象，尤其是各地的私立大学人气旺盛，学生人才也
值钱，有的企业为了争夺人才，为新职员举办海外旅游，号称为了开阔视野。这在当时的栗田眼里则完全是荒唐无稽的事。他跟我说：“日本人都发疯了，这么小的国土，经济再好，也有限度，怎么能把公司当成福利单位呢？国土小就该服小，没那么大的威风偏耍威风，没那么大的气派偏摆气派，这简直是自欺欺人，日本人疯了！”
我记得当时在我的周围，这么直接骂日本的人只有他一个，别的大学教员每天轻飘飘的，有事没事跟学生一起出去合宿，出口必说“同学诸君，你们可赶上了好时代呀”。
“合宿”指的是教员带一批学生到外边找一家旅馆住宿，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就喝酒撒疯。有一次，刚刚晋升为教授的栗田带我们去合宿。他讲课的时候，学生打瞌睡。可到了晚上，他经不住学生们用大瓶的啤酒干杯，尤其是女学生，不等多时，栗田教授的眼神就恍惚了。男女学生大喊大叫，在一旁群魔乱舞，可他却不声不响地躺倒在榻榻米上酣然大睡，而且一直睡到天亮。
其实，我认识的栗田教授仅此而已，对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可不知为什么，随着这些年日本经济的萧条，他当时那些痛骂日本的话有时又叫我回想起来。
栗田教授属于“团块年代”。当我结束留学生活的时候，曾经问过他“团块”的意思，我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是：“所谓团块，就是把坚硬无比的矿石聚合到一起的状态。”
昨天是大风天
北京的风干燥，尤其是冲你皮肤直吹的时候，那股针扎似的痛令人清醒。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感受，那是有一次冬天从日本回家的时候所体验的。在这以前，如果不是我住在邻邦的海滨城市，如果不是大海离我家只有几分钟的路，那我或许并不在意北京冬天的风。说来也奇怪，原来不干燥的风现在变得干燥了，原来不懂什么叫湿润，现在居然明白了。对我来说，获得如此感受或许是这些年经常穿梭于两个空间的缘故吧。
空间是一种生活的现实。我在北京的家靠近城东，不远的地方就有好几条铁路线，基本上都是北京东站的始发车。每天为了听列车的鸣笛，周围的小孩们总会聚集到一起，大家有的拿出家里的锅使劲敲，有的举起小旗子。当时去铁路线玩就像过节一样欢乐，每次一看到火车长鸣，孩子们从老远就开始欢呼跳跃了。我也是这堆孩子里的一员。
按照不太确定的记忆，我当时被人家起的外号叫“小土豆”，不过，正是因为当时胆小怕事，所以除了人以外的情景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
直到如今，每当列车从眼前驰过的时候，我的记忆竟然会飞回少年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见到列车，还是在日本见到列车，某种幻觉油然而生。没人叫它没人管它，但幻觉本身始终是温暖而亲切的。
日前，我回到北京小住一段时间，以下的事情让我更加深了这种体会。
当时，我正在城里的五福茶艺馆喝茶。明亮的馆内偶尔装点一些花彩的灯盏，衬托着红与黄两色的对比，寂静中时常会露出喜庆的样子。这大概与日本的茶庄不同，我隐约地一边想，一边更加仔细地观察馆内的布置。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从身后传来一连串的日语，有人嘀咕：“这筒龙井茶大约要多少钱？它怎么跟咱们在神户见到的不一样啊？”话音未落，接下来又是另外一个人的嘟囔：“可不是么，你看这个筒多大，日本的都那么小！”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原来是两个穿和服的日本老太太在柜台前面正用手比划。她们的话持续了一会儿，具体说的是什么，我再也听不清楚了，只觉得两人的发音有点像寺院里的和尚敲打木鱼的声儿。
我继续在原来的位子上品茶，尽量体会那种久违的寂静，想起曾经在日本商社早起晚归的辛苦，心头似乎淌过了一溪清流。或许是这份心情的缘故，一直到两个日本老太太越来越提高嗓门，我几乎都忘记了日文声浪的存在。再仔细听时，她们已经激昂起来。
“在北京喝茶，你不觉得浓吗？浓茶对老年人的身体不好啊！” “没人信你说的，茶浓，饭也油呀。不喝浓茶，吃了那么多的油腻，让我怎么办？”的时候，她给了我学生的特价，大概便宜了30%。
走出了牛银老铺，我没有坐车，按照老太太指的路往前走，她说走一会儿就到，可我走了半天也不见墓地的影子，看来老太太对时间的判断比我更充裕。后来一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本居宣长的墓地，可周围那些隆起的山包似乎演示着一种逼人的气氛，有时像一种哀怜，有时又像看见了我寻找墓地时的焦急的心。皎洁的月光从山包后面放射出来，夜空微黄而空灵，令人遐想;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松阪市。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见过本居宣长的墓，不过，说起来也怪，当我从四年前开始描写日本人的时候，那天晚上的月光犹如流水一样，总是让我思绪浮动，当然我也知道，本居宣长的思想也是从思考日本人开始的。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本居宣长是一个陌生的思想家，但是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穿越时空隧道的人，似乎在“感电”之中诱导了我的视线。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风从哪里来》，从中你或许也能察觉到文章开头说到的“真心”。
素子
是我十年前在柏林居住的时候遇见的日本姑娘。说她是日本人，却经常被德国人误以为是中国人，这跟我走在蔺达大街上，有时脖子上挂一个单镜头反光的照相机，鼻梁上架着一副常年摘不下来的眼镜一样，走到哪儿，德国人先以为我是日本人。当时，柏林的报纸上登载过一张大漫画，除了照相机和眼镜以外，脑袋上还绑了一条湿毛巾，下面的注解是“想当日本人的瞬间”，这个形象几乎成为日本的代言人。本来嘛，生动的图像甚至比历史文化上的造型更引人注目。要不然，但凡有中国杂货店的地方，那门口为什么总会立着头顶瓜皮帽，身穿绸缎衫的木头人呢？而且一身都是黑洞洞的。简单的形象竟然能把一个遥远的存在拉扯得这么近，以致柏林的人轻而易举地就步入了东方神秘的境界。
日本和中国对这座城市或许都是陌生的，至少从素子的身上，我多少有些感受。首先，素子是东京一家寿司老铺的大女儿，从小被她父亲严格管教，为的是成人后能够继承家业，这一起点就与一般的日本闺秀不同。她到柏林来的目的很简单，据说仅仅是为了换一换跟东京不同的空气。此外，素子本人似乎也热衷于做寿司这个行当，她的那只纤细的左手由于经常捏米团，没事的时候居然也在微动，手指的关节如同煮熟的咖喱土豆，圆鼓鼓地，从握紧的拳头里一伸一缩。我有点纳闷，小声地问她：“走在大街上，又没有寿司，你那只左手就不能安静一会儿？”
她冲我笑着说：“我在捏风呀。” 这话实在奇妙！不过，也算我对日本想当工匠的学徒多少有点了解，否则准保不知所云。
我跟素子同住一家小旅店，她比我先到半个月，对周围的街道也熟悉。旅店里就住我们两个东方人，其余的住店旅客都是彪形大汉的德国人，而且成群结队，好像是几个大家族从别的城市来柏林旅游的。于是，每次吃早饭的时候，我和素子就像一座可怜的孤岛一样，飘浮在那些人的肩肘之间。我们就这样彼此认识了，跟她来柏林为了寻找与东京的不同差不多，我到此地仅仅是充当一名客居者。
从旅馆的餐厅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座高大的教堂，周围种植的树木最高也不够锥形窗栏的高度。在庄严威武的教堂前，树木反倒像几把稻草一样，并不十分经意地装点在街景之中。初秋，晴空万里，阳光不受任何阻挡，直接洒落在地面，大约是地面的反光直刺我的下巴，一时间，柏林热得叫人流汗，至少在我走路的时候，脖子的周围总觉得汗津津的。
素子或许是同感，但她不像我，从来不用手擦脸上的汗，哪怕汗滴都变成了一道水痕，映刻到耳朵的下端，她仍然无动于衷。我问她：“素子，你不热吗？我这儿有毛巾，你要不要擦擦汗？”
“让你费心了，我不用。”她说起话来，简直像一个女高中生应答班主任的提问一样，细声细语，根本不像一个单身外游的姑娘。说来也难怪，在她答话的那个瞬间，素子握成拳头的左手又开始蠕动起来，好像正在寻找一个受风的方向。于是，我几乎脱口而出：“你又在捏风啦？”
“风是有方向的。”她一边回答我，一边仰起头。我注意看去，只见她脸上的汗迹似乎不是笔直的，有些弯度，汗迹沿着脸颊形成弧线状，一直淌到她的嘴角。无疑，这是风的造化，可她要是不留意的话，风就会闪过，无声无息，悄然而逝。
那天，我们继续走了一段路，道路两旁的古建筑犹如对远道而来的路人讲述风的岁月一样，静静地从我们的视野中退去。这时，素子的脚步似乎格外轻柔，简直就像被风托起来一样。
后来，我在柏林忙活了一些自己的事情，素子也有她自己的去处。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金发的日耳曼男人把她接走了，路灯下的那辆汽车好像是银灰色的。再后来，我们大约只见过一次，而且非常凑巧，刚好是我从柏林飞回日本的那一天。当时，我正在电铁站上买去机场的车票，猛然看见了素子。几乎是同时，她也意识到了我。
“你直接回日本吗？”她的问话跟我的久远的同乡一样，尤为亲切。我告诉她飞机会在莫斯科停一下，然后直达东京的成田机场，时间大约是早上，所以我当天还要换乘飞往大阪的班机。素子听着我的说明，似乎觉得十分甜蜜，她小声对我说：“已经好久了，没有人跟我说日本的事，你的话一下子叫我飞回了家。”
说到此，她的眼睛红了;的确，对一个温情而柔弱的日本姑娘来说，“飞回了家”这几个字的分量一定比我的感受沉重。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寿司家业的女继承人呢？最后，我们还说了一些别的话，至于当时具体说的是什么，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不过，唯有以下的这些话却让我至今不忘。
这些难忘的话是她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说的，当时，我问她：“素子，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捏风呢？”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父亲说，捏寿司捏到出神的时候就跟捏了一把风一样，你会感到每一粒米的风，有时像流水，有时像刀子;”
“那风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继续问素子。 她笑了，笑得像一朵春天开的花。她说：“风永远是从人的心里刮起来的！”
呕吐的野猫
长谷川明显变老了，他的行动不仅越来越缓慢，而且腿脚有时无力，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坐在自家的房檐下面，身穿一件黑色的布衣，像一个无精打采的老乌鸦。
其实，不到两年前，长谷川还是一位相当有活力的人，见人就打招呼，笑容可掬。每个星期，总有那么几天，他的右手提着一个蓝色的塑料垃圾袋，西装革履，穿过门前的小道，在一条公路的边上把蓝色的袋子放入垃圾站，摆好以后，昂首挺胸，大步走向车站。他是一家公司的老职员，每天的上班时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日本的大公司职员一旦上了岁数，免不了要担心离职后的去向，尤其是这些年的景气不好，公司也纷纷裁员，提出让职员早退休的各种方案。对于长谷川这样的老职员来说，这些方案摆到他的眼前实际上就是对他长年没有得以晋升的报应。怨谁呢？按理说，壮年应该是成熟而富有智慧的年龄，可公司对他的意见是，多拿一点年金，早一天离开公司就算了。
长谷川是一个照顾面子的人，他扔一个垃圾，都会把垃圾袋摆得十分整齐，在所有的圆咕隆咚的垃圾袋中，唯有他的那一份总是方方正正的。他的这种处世姿态之于供职生涯究竟是好呢，还是坏呢？我自然无从得知。
不过，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邻居，而且相互之间只隔了一道院墙，虽然每天不能见面，但扔垃圾的时候，还有傍晚到超市买菜的时候，我还是能见到他的。
“毛君，今天的天气不错嘛。”这是他见我必说的寒暄语，哪怕是买菜回家，天已经黑下来的时候，他的寒暄语还是不变。
有一天的深夜，我正在看电视，门铃忽然响起来了。我对着话筒正要应答，对方熟悉的声音从尖音的喇叭里窜出来。 “我是长谷川，可以打扰一下吗？”
我急忙跑去开门，只见他似乎有些醉意，但两条腿像一把张开的剪刀，牢牢地插在地上。上半身一边摇晃，一边从嘴里飘出这样的话。
“你喜欢动物吗？我说的是猫，你了解它们的习性吗？哎呀，你要是兽医就好啦。”我一时摸不到头脑，想必是他养了猫，或者是猫生了病，弄得他心里难受。于是，我反问他：“你家的猫出事了吗？”长谷川的两只手搭在我家的院门上，目光低垂，回答道：“我家没有养猫，可院子里老招来野猫。”这时，他抬起头，犹豫片刻，继续说，“晚上打扰你，真不好意思。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能到我家来一下吗？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是关于野猫的事吗？”我急忙问。
“野猫是野猫，但没有那么严重。”他说完，见我答应了他，于是就拔起了像剪刀片一样的腿，迈开脚步，落地时的身体重心似乎不稳，直打趔趄。我随手关上了家门，跟在他的身后，还是不明白他到底碰见了什么，或许是喝了闷酒，心情不好的缘故吧。
长谷川确实变老了，尤其是这段时间，这一变化十分明显。而且，我发现他平日的时候一个人在阳台上晒被子，好像一只再也飞不起来的鸭子，伸着长脖子总向天空看，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他的目光都是一样的，从不打弯，一个劲地照前看，一直到他的太太大喊：“别盯着看啦，看也看不出名堂来。”这时，他才算罢休。我碰见过几次这样的场面，但唯有一次听见了长谷川的应答，而且他的嗓门比他太太还高。他说：“我没有盯着看，我是在想事啊！”
根据这样的状态，我已经猜出他可能是被公司提前辞退了。这种事不好开口问人家，况且长谷川又是一个讲究体面的人，就算我们是邻居，但对于这种事，他不告诉我，我就装作不知道。平时偶尔在路上遇见了，我也只把寒暄的话题说在天气是好还是坏这个范围里，尽量不让它出圈，至于我辞去了工作，每天在家里靠写作生活，长谷川也是知道的。不过，我不问他的工作，他也不多问我的事情，最多就是发出几声感叹：“当职员，拿工薪，可不是一件舒心的事。”
他喜欢用“事”这个字眼来描述某时某刻的心情。据我所知，这个“事”字在日语里一大半都是为了解释什么才用的。看来，长谷川这么晚找我也是为了要解释什么。
但是，再怎么解释，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弄出一只野猫吧？
长谷川家的院门是敞开的，路灯在星空闪烁的夜间显得十分灰暗，院墙不高，海边城市的冷风让人觉得脖子冰凉。这时，我才发现他家的院子铺的是一层草坪，也许是残秋将尽，草已经发黄，而且，墙院的角落已经出现浮土。他一边拉开木门，一边冲里面喊：“毛君来了！”
日本式的房子用的木材很多，除了木制的拉门，一进屋先出现一块空地，专门供人脱鞋用。整个房子的地板都比这块空地高出一阶。像我这样身材不高的人，凡是到日本人家做客，大都是一进屋，先仰视一下这家的主人，然后鞠躬，从对方看来，这或许是我表达的敬意。不过，我心里明白，仰视仅仅是我本人个子不高的后果而已。不过，作为日本的女主人，她们迎接客人的方式与男人是不一样的。长谷川的太太像一阵轻风，迈着碎步跃入我眼前的时候，她先是在空地前沿的地板上跪下，两手绷紧，手背朝外，交叉成倒立的三角形，用力顶在双膝的前方，然后深深地把头埋下，并且在没有改变姿势的情况下说：“毛先生，真对不起，这么晚还打扰你，请多包涵。”
她的声音是诚恳的，连说了好几声，弄得我有些受宠若惊。
“毛君又不是外人，快为我们倒茶来。”长谷川一边脱鞋，一边像爬台阶一样进了屋子。等我在他家的客厅坐稳的时候，他转身问我：“怎么样？想喝一点酒吗？”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是戒酒戒烟的，不过，自从年初一直专心写作以后，偶尔也开了戒。于是，我说：“能喝一点，可你是不是已经喝得很多了？”
“不要紧，我是有节制的，控制力强。”他说完，又让他的太太别倒茶，改成了倒酒。 酒是日本酒，跟水一样透明，而且是烫过的，酒杯里升出的热气像无风状态下的云雾，并不扩散，而是直线向上飞。他的太太很麻利，不一会儿就把下酒的小菜也准备了出来，精制的小碟小碗摆成一圈，有些像泥人张手捏的器皿。
长谷川为我倒好了酒，随口一句“干杯”，抬头就喝了下去，而且，喝下的速度比我快。到人家里晚上喝酒，我还是有些拘谨，不能猛劲往下喝。长谷川似乎想辩明什么，对我说：“我并不是每天都喝酒，今晚有些特别。”
接下来的话，果然是他对今晚喝酒作出的解释。他说：“我被公司劝退了，早退休还能多拿一点年金，这是公司劝我的时候挂在嘴边上的美言。我不愿意也没法子。刚退下来的那几天很难受，每天扔完垃圾，还一直向车站走，脑子里想的全是上班。”
听到这儿，长谷川太太插话了：“所以，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就别去扔垃圾了，让我扔怎么不行呢？”
“我跟你说不行是有理由的，你看你们这些主妇扔的垃圾，都是鼓鼓囊囊的，从来就没人把自家的垃圾袋收拾整齐过，一点都不利索，多难看呀！”长谷川的这句话好像是对他太太的怪罪，稍后，他继续对我说，“后来，我把装好的垃圾袋放在了院子里，每周三次出门扔垃圾，我就改成了一次扔，积多了一起扔。要不然，这个扔垃圾的事老是跟我上班联想在一起，心里别扭，能不睬它就不睬它。”
说到这儿，长谷川的两眼开始发亮，似乎还有一丝喜悦从表情中显露出来，他略带神秘地说：“垃圾堆在院子的角落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被一只野猫发现了。后来，它每天晚上都溜达过来，用鼻子嗅了这个嗅那个，见了能吃的，就把垃圾袋咬破，吃里面的剩菜，最好吃的大概是鱼，每次一听见那只野猫叫，就知道是我们这天吃的鱼又有一部分装进了它的胃袋里。”
“野猫肯定把你家的院子当成它的餐馆了。”我虽然这么说，但对猫并非那么热衷，不过，可以想象到一只饿着肚子的野猫，一旦发现了可食之物，那兴奋的劲头一定十分可爱。长谷川太太又给我们倒满了热酒，她对野猫似乎有些怨气：“我看都是这只野猫搞的，弄得我家主人一天到晚总是想事，有时还发呆。等到了野猫钻入院子的时候，他就躲在窗帘的后面，目不转睛地往外看，野猫爬上了墙头，他的眼睛就往上翻，野猫溜到了地上，他的眼睛就往下瞧;我知道他突然离开了公司，心情不稳，可这野猫更叫他不稳了。”
长谷川听着他太太的抱怨，非但没有嫌烦，反倒坦然起来。他喝了一口酒，让她的太太继续往下说，而且要她把跟毛君商量的事情也一起说说。他自己一边撩开窗帘，一边向外望，似乎另有所思。于是，他的太太告诉了我一件关于野猫的事件。
“这事情或许没有人信，可我家主人非说是真的。昨天傍晚的时候，他一个人到外面散步，经过坡下面的商店街，走到了一家肉店的前面，突然发现了那只野猫正过马路，黑毛，肚皮周围混杂着灰毛，步子悠闲，一点也不慌张。他说这就是钻到院子里的那只野猫。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场合看见了这只眼熟的野猫，我家的主人觉得新鲜，也亏得他能认得出来。后来，他跟着这只黑猫走了一段，突然发现它悄悄地溜进了一家珠宝店。起先，我家的主人都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只猫在肉店和菜店前面都不留步，可偏偏绕进了珠宝店。当时，店员刚好正忙于接待顾客，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只野猫，可我家主人从马路的对面一直盯着它的行动，就在那么一个瞬间，这只猫突然窜上了柜台，把头伸进了柜台里面，一口吃了一颗宝石，‘嗖’的一声又降回到了地上，迈着它慢悠悠的步子离开了珠宝店，我家主人说它十分从容。”
听到这儿，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长谷川太太：“天下真有这种稀奇的事？”
“你别说有没有这种稀奇的事，我家主人说这只猫吃的是一颗昂贵的宝石，当时他心惊肉跳，看着猫走远了以后，他也进到了珠宝店里，想看清被猫吃掉的那颗宝石值多少钱。一看，他的腿都打战了。回到家，我家主人就跟丢了魂一样，坐立不安，一直到了今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说想杀了这只野猫。”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惊，不过问出来的话却是：“野猫来了吗？”
“从昨晚一直就没再出现。”长谷川太太跟我解释了现状，同时还说，他的主人总是心情不定，老找人商量，其实也是想叫人听他的诉说。后来，他们夫妻俩想到了我，这才有了长谷川晚上按我家的门铃。他们读过我的书，而且又是近邻，看来也不是平白无故地找人。
长谷川看着窗外，一眼不眨。片刻，他叹了口气，用一种失意的嗓音说：“野猫多自在啊，它走起路来都那么优哉游哉，谁像我们这号人呢，天天奔波，早上挤车，拼命为公司工作，到头来，还不是被公司一挥手就劝回了家。我真羡慕它们啊。”他这么说着，有些哀伤的面孔从窗前转向屋内，同时，目光中隐约地露出一丝杀机。这也许是酒劲造成的，他的眼圈泛红，但并不湿润。
“一只野猫每天多么悠闲啊，它不也活得挺好吗？而我呢，退了休，拿到的年金，还不够每月偿还买房的贷款，我干脆就不如一只野猫。你看它，它现在的那个肚子比我这么多年的辛苦要值钱得多啊，就是那么一个瞬间，它跟每晚吃饭一样，那么轻松，那么敏捷地就把宝石吞了;这对人太不公平啦。人呀，我们太悲哀了;”长谷川的声音低沉下去了，而且语调也出现了断裂。有的人会因为内心的委屈而提高嗓门，但他似乎是相反的，或者可以判断，这只野猫带给他的困惑已经挫伤了他的元气，要不然就是长谷川的确变老了。他的太太担心地看着他，虽然知道他是一个努力克制自己的人，但还是问道：“你没有事吧？”
“我吗？当然没事，就是觉得人还不如一只野猫，这么想太哀伤了，可这就是现实啊;毛君，你说呢？”
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也无从知道长谷川的真正的哀伤是什么，于是，我打了个岔，反问道：“你说，这只野猫怎么不来了呢？是它害怕吗？说不定，野猫已经预感到你要杀它？”
屋内是安静的，气氛近乎沉寂。片刻，我们谁也没说话。不过，至于说到“杀”字，在刚才的话语中并不显得唐突，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想杀猫的心理无怪乎是为了要它肚子里的宝石，再有就是出自一种单纯的愤怒，觉得猫怎么还能比人潇洒呢？长谷川太太说：“是啊，说不定那只野猫能通人性。”
这时，长谷川走出客厅，不知从哪个房间里拿回来一个大网子，比捉鱼虫的网子大得多。他一边撑开这个网，一边说：“如果今天夜里发现猫来的话，我就用它扣死它。”他的目光开始蔓延起某种怨恨，好像不是他对待野猫怎么样，反而是野猫把他惹怒以后，该由他来收拾它了。
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哀伤逻辑，从长谷川的行动来看，他的内心呓语正在演变出一个具体的行动。尽管他的哀伤在看到野猫的时刻已经达到了顶点，但正是这个顶点恰恰变成了他的一个转念的契机。
是从哀转变成了悲呢，还是从悲转变成了恨呢？我的猜测十分有限，不过，长谷川的准备是周到的，除了大网子以外，他还备齐了一个圆盆，想必是想用网子罩住野猫以后，再用圆盆扣它吧。他的话减少了，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杀猫的工具，逐一摆到落地窗的附近，而且还把窗门打开了一半，准备随时出击。道边昏暗的路灯照入院内，树影在草坪上落下，这里的一切都在等待着野猫的入场。
等待是苦恼的。本来，我到长谷川家只是为了听他讲想要跟我商量的事情，就算野猫事件是他想让别人细听的一段经历，那我也是洗耳恭听的，但始终没有想到，在他对人生的枯涩进行了一番回味以后，我也把野猫挂在了心上。它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猫呢？
长谷川家的客厅跟屋门口一样也是日本式样的，落地窗有一层和纸做成的拉门。拉门的木料是杉木的，手碰上去，就像指头触及海边晒干的沙石一样。木制拉门的外侧是一块玻璃窗，用来挡风防雨，而拉门更像一种室内的装饰，使整个屋子的色调平实。越是这样，长谷川的表情似乎就越为险恶，尤其是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玻璃窗边，面部的神色又没有耀眼的参照物，更令人感到他的念头正在膨胀。
他的念头是想把野猫杀死，如果仅仅从今晚的抱怨来看，他说的那些话也许还不能让我直
接联系到杀生的念头上，但眼前的长谷川并不是以语言表达的，他那绷紧的面孔，僵直的目光，几乎是从一个完全相反的方面，向我显示了一个被公司打发走了的日本职员的心境。他明显老了，但在等待野猫的这段时间内，似乎还有一种狂气，正从他的脚下升腾。
他的太太坐在一旁，半天都不说话，看着长谷川近乎失常的状态，她的眼圈红了。我无言以对，只是屏住呼吸，盼望野猫能够尽快进入它的角色。这只野猫的命运是要被人活活打死的，但比起长谷川内心的苦楚来说，野猫最后挣扎时的惨状或许比人轻松，因为它毕竟像他说的那样，“一只野猫每天多么悠闲啊”。等待野猫的时间好像凝固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唯有长谷川太太说了一段话，但当时由于我的两眼紧盯窗外，所以并没有仔细听全。她的大致意思是长谷川还想出了一些杀猫的办法，除了用大网子扣住的方法外，他还想过用绳子勒住猫脖子的方法，再有就是在院子里挖一个深坑，用纸做一个盖子，撒上薄土，铺平，变成一个陷阱，一旦野猫掉进去，他就往里灌水，淹死它。长谷川暗地里似乎把杀猫法研究透了。当然，把野猫杀死以后，他一定会取出它肚子里的那颗宝石，关于这一点，他的太太似乎说明了，可我没注意收听，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有一句话是他太太说的，而且至今还留在我的耳畔。她说：“就让他杀吧，这样他会好受，这能救他呀！”
夜深了，月光暗淡如灰，路灯的孤影投射在院墙上，像黑色的碎片浮在水面，随风摆动。这时，一双像玻璃球一样的大眼从墙头露出两道好似银剑般的闪光，直指屋内。
“就是它！”长谷川不由得小声叫起来。顿时，屋子里的三个人从窗门不同的角度一起朝野猫望去。它的眼光虽然尖刻而机警，但步伐依然从容，先是在院墙上游荡，然后漫不经心地一步窜下来，卧倒在院子里的草坪上。野猫的身体犹如一张卷起来的黑毯子，前后伸展，左右不变形。它不慌不乱的姿态似乎是天生具有的，锐利的目光扫在屋子的窗门上，也不是为了防备，而只是向居民行了一个注目礼而已。
相比之下，长谷川显得有点紧张，那张喝酒变红的脸从野猫出现的时候就开始掉色了，从红变粉，又从粉变黄，最后从黄变白的时候，正好是野猫迎头走过来的那一瞬间。长谷川下意识地躲在半打开的窗门旁，手里紧紧攥住的那张大网子已经在发抖。他的眼睛盯住野猫，而野猫看他好像是故意嘲笑他一样，而且从容不迫。这时，长谷川的太太冲她的丈夫发号施令了，她说：“出击吧！”
不过，这句话的发音很怪，大概是她生怕惊动了野猫而特意压低了嗓门的缘故，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就像一只青蛙被塞进了一个瘦长的罐子里一样，发闷的声音夹杂了几分震颤，令人不安。
野猫也戛然止步了。它的步子一停，正好是长谷川无法一步到位的距离，如果他勇敢地从窗门里跃出第一步的话，那只野猫肯定不会等他迈出第二步就会像一股轻烟那样，从院子里消失而去。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那只野猫突然全身猛颤，像一个挨了鞭子抽打的陀螺一样，在原地打起了旋儿，越转越剧烈，草坪上飞溅出一团团的枯草，在深夜里变成了一块块的黑斑纷纷从空中降落。
长谷川的行动停止了，而且他发现，野猫始终看着他，那两只玻璃球般的眼睛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直逼他不放。长谷川看了我一眼，又看看他的太太，我们大家谁也没有说话。他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
终于，野猫的旋转速度下降了，它的两只前爪向前伸开，后腿用力蹬住枯草堆成的垛，头往前高昂，好像一只海豹爬上冰岸时的头一个姿势。片刻，野猫开始呕吐了，它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而最后吐出的一口里，似乎还有一个模糊的硬块也跟着一起喷出来„„
野猫走了，跟它出现的时候迈的是一样的步子，从容而悠闲。我们从屋里走出来，走到野猫呕吐的现场，长谷川的太太用手电筒照在了那个硬块上。
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它根本就不是宝石，而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
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滑稽可笑，如果不是在长谷川夫妇的面前，恐怕我早就控制不住自己， 非大笑不可。
然而，当我再看他们的时候，夫妇俩却合掌称念，朝着野猫消失的方向正说：“南无阿弥陀佛。”
舞伎纯子
京都有一条小河，名叫“高濑川”。河虽小，但桥多。说是桥，大多是木制的小桥，尤其在灯烛将尽的时辰，舞伎拖着木屐踏地时的回响，透过浸入河水后的漂浮，传达到路人的耳边。那种花柳般的艳丽或许是一个哀伤的序曲，真实的疲惫往往是从她们就要卸妆的瞬间开始的。对此，小河的流水比路人更能有所察觉，因为两岸除了标志木屋町道路的一东一西以外，作为境界线的意义很少引起白天路人的注目，而只有舞伎的倒影被月光投入小河之中的时候，水流的忧愁才逐渐显露而出。起先，当我走近夜晚的“高濑川”时，当然是无从得知的。
不过，这种滞钝的感觉在我遇见纯子姑娘以后，似乎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纯子是一位美丽的舞伎，而且与我的邂逅正是在灯烛渐息，水映底月的时刻。
“小兄弟，谢谢你刚才到我们的店里来。”
娇柔的京都口音是她从我的身后发出的。当时我与一位日本长者告辞，从旧式的旅店里出来，沿着河边走向一座最近的木桥。听到她的问话，我并没有感到惊奇，反而从京都姑娘特有的细语中感到几丝适意。我低声问她：“你是说我么？”
她微笑地回答：“是呀。刚才我跳舞的时候，总看见你衣服上发光的亮点，我叫纯子。”
她一边这样说，一边看着我穿的中式马褂。其实，这是日本长者约我去店里的时候特意嘱咐的。据这位长者说，在日本欣赏舞伎的表演应该像欧洲人出门听歌剧一样讲究服饰。在这种场合，但凡是日本男人，大都穿胸前有两个白块的黑色和服，盘腿坐下的时候就像靠在马路沿上的一群乌鸦。我对这番打扮多少有抵触，于是就把从北京带来的深棕色的马褂穿上了。
“你说的亮点大概是因为这件衣服的质地吧。”我继续解释，“这是丝绸的，双面提花绣，看上去好像有反光，像银线绕成的圈子。”
如果不是她提醒，我穿完了也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她的注目也许与店内灯光的照射有关。
舞伎出台表演的店一般都跟桥一样也是木制的，从门厅的竹栅栏，一直到店内佛台四周的隔板都是木头的。木头的年轮不同，又不上有色的油漆，店内的色调显出微妙的差异。不过，在榻榻米铺出的空间里，随着三昧线琴的每一根弦音，悬挂在屋顶下的直筒灯笼发出暖光，顿时把色调的差异缓解下来，坐客们带有酒劲的喊叫显得异常尖厉。这时，舞伎背对坐客，碎步撤出，她的脖子被白粉涂抹的一面与黄色皮肤的分界线犹如水波荡漾开去，肉体的每一次扭动几乎就是连贯的翻浆动作。这种表现于女人脖子上的起伏之于坐客们来说，近似诱发他们喝彩的暗示，而实际上，满堂的欢声从第一眼看见女人雪白的脖子开始就已经进入了高潮。
无疑，这样一种情景对于我是陌生的，尤其当我目不转睛，又从内心不太习惯于欣赏日本女人的脖子的时候，我的面前正是纯子的出台。她的脸跟她的脖子一样都是白色的，嘴唇上的口红仿佛是奈良朱雀门上的红。我极力想从眼前的她去回想刚才献舞的纯子，但印象上的距离似乎不容易拉近。这期间，我没有说话，她的短步已经与我并行。
“我喜欢衣服上有发光的亮点，也不知为什么。不过，京都的坐客中很少有穿这种衣服的，所以他们叫喊的声再大，也显得孤单，因为没有发亮的颜色配。”纯子的话很轻盈，不像埋怨，也不像跟谁诉说，反倒像自言自语。
于是，我问她：“我可从头到尾也没有喊叫呀。我不懂坐客的喊叫干吗从你一出来就开始呢？连人的脸都没看见，脖子一露出来，他们就兴奋，好像对人的美丽判断不是看面孔，非要看脖子才行？”
纯子听后，像银铃一样笑起来：“可我是看不见自己的脖子哟。”
她这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节赶巧与木桥上传来的脚步声重叠到了一起，我们已经走近了木桥。碎石的边道是一条蜿蜒的小路，路旁樱花树的树干好像为了月光下的影子而直立一样，为我们的视觉投入了某种空寂。我无法对应纯子的话，也许如此简短的对话只能作为一个“随意”的对照。从这层意义上，我是轻松的，至少纯子跟我说话的时候似乎没有把你看成异邦人。
“你喜欢衣服上发光，又没有道理，我猜是不是有那么一个触景生情的过程呢？”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木桥前止步的时候，我把疑问退回到她开头跟我打招呼的由头上。
舞伎的装饰并不是为了出台表演而特设的，她们从一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是白色粉面，头发上扎起的霞草与华丽的和服也与街景交相辉映。当然，纯子也是如此，而且从刚才话语之间她的美丽竟然表达出一种水汪汪的情调，尤其在月光的照映下，这种情调让我越加敏感。她若有所思，时而往木桥下看，好像观赏一个流水的景致，时而又用纤细的手平放在木桥的扶栏上，好像存心想获得一个触摸的感受。片刻，她对我说：“水里有发光的点，木桥也有钉子帽的亮点，并不是衣服上发光才让我喜欢。夜里走过这个木桥的时候，如果留意的话，你会发现许多的光点。看多了，你会觉得眼前很亮很亮，有时就像白昼一样。”
纯子从刚才的随意中变得十分认真，她告诉我她的生活是被这条“高濑川”分开的，出门到店里当舞伎是在这条河的东岸，而属于自己的日常居住则是在河的西岸。店里一有舞伎出台表演，她就从没有装饰的日常中变身而出，生怕不能让坐客满意，从松弛的西岸赶到充满紧张的东岸，有时甚至是在怕别的舞伎嘲笑的紧张之中。她还说深夜见到马路上无忧无虑的姑娘的时候，感觉自己的东岸就是一座巨大的舞台。
“难道你不愿意做舞伎么？”我不禁问她。
“我愿意，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因为那是一个艺能，也是一个技能，但官家人的要求绷得紧，也很严格。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字号。”
据说，日本的舞伎需要经过严酷的训练，而且还分等级。想要从一个女孩做到顶尖的话，至少年华的磨耗恐怕就是一个大的难关。对此，我没有过多地问她。纯子继续说：“每次过这个木桥的时候，我老觉得是在跨越一个界线，从一个舞伎的我回到一个日常的我。还有，舞伎的舞是从缓慢悠长的动作中，用心去体验的一个技法，哪怕对一个指头的弯度，转腰的幅度，还有眼神对哪一个方向看，头发丝到底往哪边顺，都是从内心读出来的，而不是环境气氛致使的。”
无疑，这番话是一个舞伎特有的某种入境的所感，或者说是这位来往于高濑川两岸的京都舞伎的所知。我不难想象，这种讲究细腻，乃至专攻细中之细的心灵读术正是纯子之所以会对亮点发生兴趣的意识起源。面对夜河木桥，樱花树的孤影，匆匆忙忙的城市过客„„一些疏散的亮点居然把它们全部否定，从而为纯子制造出一次次白昼的幻觉。这是不是一种空寂的再现呢？
我的思绪时断时续，眼前的纯子依然是舞伎那般端丽，她站在木桥上，木屐与桥面露出的一方空隙是漆黑的，和服的袖底遮住了月光的投射，更显出她隆起的臀部呈现为一条模糊的曲线。也许是出于纯子把她的想法讲给我听的功效，我不由得让自己的视线对准了流水中发光的亮点，还有木桥上闪烁的钉子帽。
的确，亮点是扑闪的，发光的，不过，尽管如此，它跟纯子所说的白昼还是相距甚远的。走过木桥，她向南，我要往北，于是，我谢了她跟我聊的一路，当我向她表示告辞的时候，她说：“感谢你今天看我的舞，真希望你还能来。”
后来，从我遇见纯子的秋天一直到第三年的春天，时光就像“高濑川”一样不停地流淌。这期间，我偶尔想起与她在碎石道上同路的情景，回味她对舞伎的细腻感触以及对我们眼前的流水与月光的感怀，也不知怎么，我好像把那样的情景已经当作了一件事，想起的时候，
总在心里惦念能否再去看一次纯子的舞，因为我隐约觉得，如果舞伎再次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的感受一定是不同的。于是，终于有一天，我又去了京都。而且，在纯子的店里再次观赏她的舞的时候，我被她的一个新的装饰震惊了。
原来，她在雪白的脖子上点缀了数颗用银粉文出的亮点，这些亮点环绕在她涂白的面孔下，发出一道道奇异的光芒，有时像天空中闪烁的星朵，有时又像月夜流水中的折光倒影。
然而，一直到今天，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纯子真实的脸。
我是南国人
日本也有一个南国，这对一般人来说并不十分熟悉，包括日本人自己。他们都知道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北国之春》，已经唱过好多年，几乎唱遍了列岛，可一说起南国，却很少有人当即反应过来。比起北国，南国之于日本人的印象似乎是生疏的。遇到这类问题，他们的回答往往模棱两可，不是跟你说“让我想想”之类的话，就是一股脑儿给你亮出好几个答案：“南国是鹿儿岛，是宫崎，是熊本，是福冈;”你听他说话的这段时间，日本人恨不能把地图上那片地名全都数一个够，像是敷衍你，又像是如数家珍，有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听着他们的回答，你又不能表现得不耐烦，这份滋味儿不好受。
其实，日本的南国并不神秘，它泛指九州一带，尤其是靠太平洋的地区，四季气候温和，海岸边的灌木树十分茂盛，一到夏天，各地的观光客便纷至沓来，每天犹如过节一样。我最初到南国不是为了赶这样的节日，而是为了度过一个酷暑的夏天。当时我去的是宫崎，整个日本的高温是历年罕见的，电视的头条新闻连续好几天都说室内空调卖疯了，已经创出了历史纪录。这些年，日本一直不景气，偶尔听听这类消息，倒也能让人觉得前景明亮。不过，说这话的人可不是我，而是一直为我引路的老门房。他的腰是弯曲的，好像一个正常人总是走在台风中一样。脸庞虽小，可皮肤显得相当厚实，说不定这跟南国的烈日有关。“是呀是呀。”老门房一边紧捣碎步，一边跟我说，“谁都夸这地方好，说这儿避暑，我看才不是呢！”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把右手提的包换到左手上，继续说：“这儿靠海，有海风，空气老是流动的，吹你的脸觉得凉快，其实气温一点也不低。”
“那这儿到了夏天，干吗会来这么多人呢？您的这个小旅馆不也挺兴隆的吗？”
“哎呀，可别信那一套，这么小个日本，哪儿不靠海呀，这些人一说去南国，真觉得是出了国，再加上坐一程飞机，他们就乐坏了，全是虚的，都不是真的！”
本来，在日本小旅馆里做事的人一般都是不太开口的，见了客人说欢迎的时候，也是那副被训练了好几遍的面孔，扬眉，上挑嘴角，两眼眯缝起来。不管是门房，还是身穿和服的女人，他或者她能把最大限度的迎宾笑演示到位就算十分了不起的工作了。可这位老门房倒好，跟我说这些话是他的牢骚呢，还是他的嗜好呢？我一时没有多想，只觉得这位长者跟同样职业的其他日本人似乎不同。
后来的那几天，我几乎每天都从小旅馆走到海边，下海游泳，还租上一条亮黄色的舢板，学着别人的样子在海浪里飞舞，其快乐自然不是老门房说的那种虚假，南国还是拥有一番迷人的景观的。再后来，我又碰见过老门房，见他总对我笑眯眯的，心里觉得挺舒服。尽管他一直坚持说，这个南国是日本人自己虚构的概念，可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大家到这里来度假，而且，他在我临走的那天握着我的手说：“明年再来啊，我可等着你。”这时，他的笑脸变得相当可爱。
第二年，又是一个酷暑，我准备再去南国，于是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小旅馆。电话的对面是一个细声细语的日本女人，我跟她交代了什么时候到宫崎，还希望她安排一辆汽车到机场接站，她一一应答，并说马上就安排。听口气，她似乎是小旅店的老板娘。最后，我问她那位老门房是否还在，不料，她忽然提高了嗓门说：“他呀，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是十分生硬的。
阿富的邻邦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和阿富一同周游日本的话，也许我的文字表达依然会萎缩在某一框架之中。无疑，这类框架当然是可分的，有时也是可塑的。尤其对我这样用中日双语写作的人来说，可分与可塑近乎一场斗争。本来，中文之于我只是一个天然的状态，哪怕没有用心记住单词，从出生的那个瞬间起，每天的语音和万物的表情都是让我说话的资源。天生俱来的语言应该是母语，相比之下，日语之于我的存在却是另一番场景，日语是被人移植进来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曾经抗拒过老师那种填鸭式的外文教育，所以日语是冰冷的、无情的。
但凡有如此感受的人，无怪乎是头脑里积淀了许多印象，其中包括记不住语言时的焦急和记了忘、忘了又记的懊恼。不过，时间不会顾及这一切，尤其在移居日本十多年以后，我开始隐约地发觉，语言的可塑性往往是从冰冷与无情中诞生的。
文章一开头提到的阿富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小10岁，这次到日本来只是一位游客。阿富爱好艺术，日常的工作总是跟电脑、数码和平面设计打交道。据说，这次冬季到日本是他第一次离开祖国。日本的汉字尽管好认，但阿富对日语一窍不通。于是，我们的周游由此组合，一边是通晓日语的我，有时因为熟知而感到困惑，甚至会觉得中文受伤了。另一边是不懂日语的阿富，但他拥有绝对的新鲜感，好比是一只飞起来的燕子，不落地就不会有第二次飞翔的可能。
我们周游了10天，这期间，阿富手中的数码摄像机始终是握在手中的，不仅握着，而且在看中某个光景的时候，他就开始拍摄，为了不引起路人的注意，他的摄像机只是低垂于腰间，有点像买完东西满载归宅的感觉。在东京路过一个弹子机的娱乐场，他像一缕青烟一下子飘进去了，那里面的嘈杂声对他而言就跟假的一样。在京都，我们偶遇艺伎在小路上碎步行走，他随即跟上，从容地拍摄艺伎的双脚，还有艺伎涂白的漂亮脖子。在名古屋一座墓地，他好奇日本人为什么不把死人的骨灰收好，反而一律都埋葬在墓地的石碑下。仅仅是好奇也作罢，他还轻轻地揭开石碑，居然从下面看见了尸骨留下的一串牙齿;
阿富一直是这样，话少，动作也不快。说他文静，有时也不。比如，他见艺伎冲他微笑的时候，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可是过了好几天，在马上就要离开日本的时候，阿富突然跟我说：“日本的艺伎，她的笑真甜啊。”
还有，从墓地发现尸骨以后，他当时并不吃惊，甚至有些若无其事，可同样也是在离开日本的时候，阿富说：“这日本人挺狠的，那么多尸骨就在城市中间放着，他们晚上难道不怕鬼魂吗？”
对此，我没有答复，只是说墓地一般都修建在寺院的附近，为的是让死人靠彼岸更近一些。阿富若有所思，有点儿感慨，他小声说：“这太无情了，这太冷了！”
装蹄师的一生
我喜欢看日本的赛马，但不是赌马徒。我看马的迅捷，同时也看它的沮丧。有时一匹好马得了冠军，绕场凯旋的时候，全场掌声雷鸣，尤其是众人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大概是我到过的所有公众场合中最热烈的。至于败北后沮丧的马，你可以看看它的马蹄，那种失去了光芒的金属感令人心里不是滋味儿。
赛马必备“装蹄师”，有的师傅干了一辈子，一生都在为赛马装马蹄，别的几乎什么都不计较。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是一个日本的中年男人，他是我去北海道的时候在一家小酒馆认识的。当时外面的气温是零下十四摄氏度，对于怕冷的旅游者来说未必是出行的好季节。当然，这样的季节是不会有赛马赛事的。
中年人说他冬季没什么事情干，打算到暖和点儿的东京闯闯看。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家业？”他沉默了一会儿，答道：“我可不想继承我父亲的那个行当，整天给马装马蹄。”
装马蹄实际上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当然，这样的观点是不用我提醒的。中年人从小看着他
父亲为马装马蹄，嘴上说不愿意，但话一说多，他定会流露出对父亲的羡慕之情。北海道牧场的男人很多都是像他这样的性格，嘴上埋怨，但心是暖暖的。
为马装马蹄最重要的是把握好马蹄边的位置，因为马蹄是用金属做的，必须用钉子钉进去，一旦钉进去的角度发生偏差，那就很容易钉到马脚的神经上，造成马的灾难。中年人告诉我，他的父亲为了把握好马蹄边的位置，经常抱一床被子住到马棚里，有时还跟马嘀嘀咕咕，也不知道他跟它都说了些什么。到了第二天清晨，马要装马蹄了。
按理说，这要靠人用力拢住马腿，叫它动弹不得，然后安静地装上马蹄。可到了他父亲这里，没等马蹄拿过来，那匹马就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对着他的父亲鞠躬，表现出十分亲昵的样子，然后，他父亲一个人就把马蹄给它装上了。我问中年人：“这么神奇呀！难道你不喜欢马么？”
中年人叹了一口气，抽了一口烟，声音低沉地说：“倒也不是，我父亲给马装了一辈子马蹄，可由他装的马从来就没赢过一场比赛，老是跑输。有人怀疑他老是想着马怎么舒服怎么装，压根儿就没想过赢得比赛。”
“能有这样的事儿？”听了他的话，我多少有些怀疑。过了小半天，中年人不说话了，一直到我要离开小酒店的时候，他忽然跟我说：“我虽然不跟马打什么交道，但我儿子发誓要继承他爷爷的事业，他现在上小学六年级。每到夏天，他就天天跟他爷爷一起睡马棚！”
说完，中年人坐回到座位上继续喝他的酒，而我，一个人推开小酒店的门走回了饭店。
北海道大叔的真情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我一直记着，有时还记得十分清楚，历历在目。
二十年前刚到日本的时候，我去的是三重县，在乡下租了一间很旧的木板房，位于一片稻田的中央。夏天的晚上我根本睡不着，因为遍地的蛙声，空气也使人烦躁。当时我很想去东京看看，却又没有钱，干脆下了决心蹭车！
这是年末，一个寒冬的日子。 我站在高速公路入口处的边上，双手举着一张牛皮纸的牌子，上面用日文写着：“谁能带我去东京？”
等了四十多分钟，车流如水，但没有人理睬我。
终于，有一辆大卡车停到了我的面前。司机大叔打量了我一下，没说什么，挥了一下手就让我上车了。驾驶室内有一张床，平搭在他背后，床垫子是一块榻榻米，还散发着嫩草的香味。
一路上，我用不太流利的日语跟他聊天，才知道大叔是从北海道来的。冬天冷，零下十四摄氏度，北海道几乎没什么活儿可干。他是司机，算有一份手艺，跑出来打工，每天从九州往三重县拉土，说是为了种大米用。九州的土有火山灰的养分，有利于大米的种植。
北海道大叔的大卡车上装有无线通讯设备。他总是戴着一副耳机，手里还拿个话筒，时不时就喊两声，还吹很响的口哨。耳机里传出的声音听上去也很粗野，有男人的声音，也有女人的声音。
大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我犯困了，迷迷瞪瞪，就势睡到了他背后的床上。北海道大叔笑笑，没说什么，嘴巴里露出一枚十分精致的金牙。
也不知飞奔了多长时间，大叔突然把我叫醒了，他说：“小伙子，醒醒吧，往车窗外面看看！”
我急忙看出去，只见对面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都亮着车灯，一闪一闪的，而且跟我们错车的时候还一起鸣笛。
夜已经很深了，高速公路像一条黑色的河，闪烁的车灯犹如天上落下来的星星一样。
北海道大叔说：“小伙子，这是大家在跟你打招呼呢！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工友，刚才你睡着的时候，我用无线电跟他们打了招呼，说我的同路是个北京小伙子。哈哈„„”
我望着眼前美丽的夜，似乎已无法辨别这是现实中的景色，还是好莱坞大片当中的经典场面。
等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北海道大叔握着我的手说：“北京小子，欢迎你来东京！” 旅居日本二十多年，北海道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一位友人的神秘死亡
这幅画是我在他生前的时候为他画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嘴巴歪歪的，笑起来挺可爱，发起火来一点儿也不可怕。
昨天深夜我得知了他的死讯，是他太太告诉我的。他死亡的地点是澳大利亚以东的海域上，养殖金枪鱼的大网当中。
说起来，他是我当年做鱼虾生意时的伙伴，一起出过海，还一起在新西兰的一个小渔村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是夏天，他每天都忙忙碌碌的，说是为了养殖金枪鱼而忙活。我不太理解，原以为他只不过是一家渔业公司的普通职员，后来才知道他是一所水产大学的讲师，到渔业公司是为了研究和试验。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他的身份，身份对他似乎无所谓，这些事情我还是从他上司那里听来的。有一回去他公司的东京总部，趁他出去上厕所的工夫，他上司偷偷告诉我的，十分神秘的样子。
他的研究每隔两年进行一次，每次他都要在海上住一段时间。具体是住一周，还是住两周，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他老说：“我要搞一次金枪鱼的革命。让不可能养殖的说法见鬼去吧，我非得让养殖的金枪鱼活下来不可！”
金枪鱼是日本人爱吃的生鱼片当中最普通的一种，而且消费量也是最大的。他的想法在当时吸引了大批商家的关注，他本人好像也成了神仙一般的人，大家叫他“金枪鱼先生”。他笑起来嘴巴总是歪的，不晓得金枪鱼的嘴巴是否也歪？
他听我这么跟他打趣，十分开心，说得高兴了，他会笑出泪水。阳光下他的泪水显得很亮，发光发得挺厉害。
关于他的故事其实还有许多可讲的，不过当我听他太太说了他的死因后，总觉得有些神秘。他太太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在研究养殖金枪鱼，每次都用拖船拖着一张大网，然后观察那些鱼苗的成长过程。当然，鱼苗一开始是在海边培养出来的，但要长大的话就必须往深海里拖。他发现，每年收成的时候，总有几条很大的金枪鱼会死掉。他不信这个邪，于是这次他一头跳入了大网里，尽管穿了十分专业的潜水服，他还是没能浮上来。后来，我听他的同事说，今年的金枪鱼一条也没有死。”
以后有时间，我还想写一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自打认识他以后，似乎总有一股怪力，以至于让我一看到替他画的这幅画时，都会忽然感觉他在某一个地方还活着。
为死者守尸六个小时 他的死很突然。那天他儿子给我打电话，只说了几句话：“我父亲今天去世了，他生前曾让我转告给你，希望你参加他的葬礼。”
他生前是开点心店的，浑身有一股十足的工匠气质。在一次品尝会上，主办方介绍他的业绩，说他为日本的传统点心工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最令人吃惊的是，据说他每天晚上都要抱着面口袋睡觉，目的是让体温能感知面团儿，这样能把面和到传神的地步。
有人说，生者对死者的记忆往往是非常现实的。无论生前的他有多么荒诞，等到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日常是相当细致的，甚至也是十分精巧的。
时间很不凑巧，他的葬礼跟我回国的时间起了冲突，于是我打电话给他儿子，告诉他葬礼不能参加了，但“通夜”我一定去！
日本人死后至少要经过两个隆重的仪式，一个是“通夜”，另一个是“葬礼”。“通夜”要请亲戚好友一起为死者守尸。有的人到寺院的大殿去办，也有的人只在家里装扮一些黑白色的布就给操办了，理由是让死者在最熟悉的地方度过最后一夜！
他的“通夜”是在寺院举办的。当天深夜，我从神户赶到他所在的名古屋，就跟往常我找他去荣町一带喝酒一样，没有特别意识到他已经变成了彼岸的人。
“通夜”是在一片肃静的气氛中开始的，起先没有听见一丝声响，哪怕是众人的呼吸我也没听见。他横躺在棺材里面，从中泛出一股郁金香的味道，做点心时的工作服白白的，领口一点儿褶子都没有！他的面孔从棺材上方的一个窗口里面露出来，脸上显然涂了厚厚的胭脂，红红的，但没有光泽，有些像寺院墙壁上的灰瓦浸透在阳光里的色彩一样。
他是安详的，有时看上去甚至是快乐的，就像他的幽灵已经跟我们一起痛饮一样，别的我无话可说。众人围绕在他的棺材周围，说笑的、聊天的，就连一位父亲陪他的女儿在一旁复习功课的情景都跟死者的这道风景相互呼应，以至于叫我分辨不出死者与生者的界线。
当晚的一个通宵，到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因为见到死者而悲伤，他或者她都没有流泪。“通夜”仿佛是一座为死者与生者而架起来的桥梁！
我算准了时间，只跟他，还有到场的大家待了六个小时就告辞离开了。因为日文“六”的发音是“Roku”，按日本地方话的意思是说“正儿八经”。我信这个说法，而且，他生前动不动就喜欢用这个词。
另外再补充一点：日本人把“死尸”称为“死体”。在日语中，跟“死尸”一模一样的汉字排列似乎很难找到。
我课堂上的日本老人
二〇〇七年，我在京都的立命馆大学主持了一个名为《都市与农村》的专题讲座，主要讲采访许多乡村的感受。所谓“乡村”，一大半是日本的乡村。任期半年，课时十四节，每节九十分钟。
除了日本的国家节假日和我回国出差不得不休讲以外，大致每周上课一次。有课程的时候，我一般都提前去大学，喜欢到图书馆扎进一堆大学生当中，读读书，读书读累了，哪怕打个盹儿也感觉年轻了。
无论哪个国家，中国也好日本也好，但凡是个大学，基本上都是青春的象征！
有时观察一些老教授走路，他们走在校园里脚步显得轻，走到校外的大街上脚步就显得重。这或许是我个人的错觉。
上周，我跟往常一样去了大学。分明是五月天，气温却跟七月时一样，天气预报说京都市内的温度已经高达三十二摄氏度，天气越来越不正常。我走进了教室才发现中央空调还没有打开，坐满一百多名学生的教室像蒸笼一样。加之教室并不是阶梯教室，每个学生差不多都是肩并肩地坐着，贴身的距离也使得室内升温。
我跟教务部门商量，问可否打开空调。对方回答说：“眼下还不行！”据说，日本政府正提倡节能，校方使用空调不仅要设定季节的限制，而且每天的时间也要被锁定，不可任意使用。看来，提前热起来的老天偏跟我们作对！
学生开始抱怨，尽管我拿着麦克风跟大家解释，但看上去听我解释的学生并不多，教室里唧唧喳喳，有些混乱。我让一位坐在窗边的学生打开窗户，可没想到窗户一打开，全是外面施工工地上的吊车轰鸣，噪声四起，越发叫人觉得热，热得闹心。而且，烦！
教室里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分钟。说老实话，我不愿怪罪学生，正想用委婉的词说服一下他们，这时，教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一位老人满头大汗，两手扒在一架电动双轮车上，他的头略微昂起来，向我也向教室里的学生们致意，然后跟在双轮车的后面，两腿缓慢地往前迈，一步一步，看上去不是很习惯的样子，走起来也很吃力。有位女学生站起来想要帮老人一把，被他笑笑谢绝了，仍然坚持自己走。
教室里的唧唧喳喳戛然停止了，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老人的身上。在我们看来，老人也许是步履艰辛，但他的表情没有一丝苦痛—尽管汗水在流，一直流到了他的
胡须上。
他坐到了前排，用眼光告诉我，他的手里有一张给我的纸条。我赶紧走上去接过来，打开才知道，这张纸条是写给我的，同时也是写给同学们的。于是，我拿起麦克风说：“同学们，老人给了我一张纸条，现在念给大家听一下。”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开始念：“毛先生，我叫中川平三郎，今年73岁。我从小是养牛的，乡村的家里还有二十头牛。我很早就失去了太太，她因病去世了。我们有个女儿，她是一个很棒的畜牧兽医。我两年前得了帕金森病，弄成现在这副寒碜样子，话也说不出来，真是难为情。我的晚年时光不会太长，但就是想听乡村的事情，所以我才上了这所大学当旁听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但我会咬牙拼命坚持的。给先生和同学们添了麻烦，还请多多包涵。拜托了！”
念完这张纸条，我发现教室里相当安静，再没有哪位同学因为天热而抱怨，也没有哪位同学因为不开空调而嘟囔。教室的窗户是关着的，大家流了汗。
一直到我上完这节课，整个教室还是安静的，安静到了近乎异常的地步！
天草少女之歌
我遇到她们是在去往九州的旅途中。我先坐客货船从神户出发抵达北九州，然后租了一辆汽车一路往西开，一直开到熊本县的天草。在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小石桥的上面，她们向我走来，问我：“您是旅行者吗？”
我当即答道：“是的，昨天从神户坐船，今天早上刚从北九州开车过来。”还没等我的话音落掉，她们一齐说：“您辛苦了。”
仔细看去，她们的胸前都有一块牌子，上面好像写着学校和她们自己的名字。于是，我问她们：“你们是高中生吗？”
“是的。”她们的嗓音似乎比刚才大了一些，笑脸也露出来了。不用说，按照我到处游走的经验，她们是高中的实习生，专门为旅行者做义务向导。
“你们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我是旅行者呢？”
她们听我这么说，好像有些吃惊的样子，但很快，一名矮个子的女学生说：“看你拿着照相机，看什么都挺好奇的样子，所以我们觉得您像旅行者。”
这听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对刚到一处陌生地方的人来说，来自对方的猜测或许是一个小小的惊奇。因为从这个惊奇开始，他可以有人说话了，除了眼睛的观察，还可以用耳朵聆听，旅途变得丰富起来。
天草是一个地名，这美丽的名字让我想起曾经去过的北海道，那边有一个小岛，名叫“天卖岛”，岛民都是从事渔业的，不到两百户人家的样子。据说天卖岛的名字是从阿伊努族人那里取来的，所以听上去有些稀奇。那么，天草的地名是否也有来源呢？这是我问她们的一个问题。
她们告诉我，《古事记》里面的男岛和女岛就是现在天草的上岛和下岛。上下两个岛原本是一起的，后来海水又涨又退，将其分割成了两个岛。天草的“天”字实际上是“天的孙子”的意思。她们一个人跟我这么说，一个人手指大海的方向让我往前看。可惜天是阴的，灰蒙蒙一片，很难看出什么名堂。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装出了看得十分清楚的样子，感谢她们的解释。
遇到她们的热情和那种在大都市里很难看到的笑脸，真叫旅行者高兴。日本的乡下实在是比城市有情调得多。
“天草少女”将成为我游记里面的一个篇章。随着都市生活越来越长，我向往这些地方的旅行愿望也变得越来越强。
我在天草住了两夜，回程坐的是小飞机。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居然又遇见了她们，当时她们正帮年老的旅行者拿行李，看上去很忙。于是，我也没有再打招呼。一直到坐上飞机从
机窗往下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似乎还在寻找地上的她们。
直子的微笑
直子是一个叫我吃惊的日本女人。认识她是在朋友举办的Party上，当时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少妇，肥厚的嘴唇上涂着深色的口红，说起话来眉飞色舞，柔软的手如流水一样在眼前荡来荡去，尖利的指甲跟口红一样也是深红色的，有时会让你想起北京菜市上经常叫卖的猪血。直子说她现在的日子都是跟公公一起过的，丈夫早出晚归，在家里就像一股烟，不用等多长时间，他的影子保证会消失。公公的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每月总会有几次非得直子陪他上医院不可。
“那你婆婆呢？”我问直子，光听她这么说觉得挺别扭。
“老太太死好多年了，在我嫁到他们家以前就已经死了，现在连魂儿都没地方找！”她的话有狠劲儿，发音也不像日本女人特有的那种假嗓子。不难看出，直子平常很少这样讲话。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觉得她把我看成熟人，说起话来似乎没有什么顾忌。倒是后来，我才听别人说她知道我是个书生，整天爬格子。据说，她在认识我之前就仔细读过我的书，而且还向她的朋友推荐。不过，这些事我压根儿就没有从她嘴里听到过。
直子是一个心重的女人。这并不是我跟她面对面交谈时的感想，而是她在某些具体场景里给我的印象。比如在我们初识的那次Party上，她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嗓音最大，尤其是笑声，简直就像一把锋利的日本刀划在黑板上发出的尖声。
“别看我说话不多，可想的比你多，你不想知道吗？”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有些醉意，眼睛开始泛红。
“听你说吧。”我一半敷衍，一半也期待，她想的到底是什么呢？她持续了一段沉默，手中的酒杯至少往嘴里灌了三次，忽然开口说：“你是生人，我怎么会告诉你呢？”
她的话音很大，同时还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沮丧。反倒是我，被她这么一说，好像在悬崖上被人推了一把，尤其是周围的人转头看向我们的时候，我的脖根子直冒汗。这个日本女人竟然拿我开涮！少说为妙，我只顾喝自己的闷酒，就把眼前的直子当做一块石头算了。
“婚姻是坟墓啊，是一个埋葬活人的坟墓。我嫁的是他，又不是他爸，凭什么叫我一天到晚跟他爸待着，医院的大夫都以为我是那老头儿的女儿。呸！谁家的女儿呀，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这样—他死的时候，我还在卡拉OK唱歌呢;不，不对，我正跟别人在包房里做爱呢;真叫人向往，因为那人不是我现在的丈夫。”
直子的话近乎于自言自语，我装作没听见，朝四下随意张望，一直到她说了许多，我的张望都没中断。酒后的女人或许会鼓足勇气，再加上Party上热闹的气氛，直子似乎停滞于一个非日常的空间之中了。在那之后，我们又见过几次，一般都是在朋友的聚会上。当然，她的表情还是那副样子，有时愤世嫉俗，有时恍惚无神，高兴的脸上总是隐藏着一种难言的悲情。
再后来，有一天，我听朋友说她的公公死了。按照日本的礼节，我也参加了她家的葬礼。当我又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直子穿的不是黑色的丧服，而是一身妖艳的彩裙，高耸的胸间挂着一串发亮的珍珠，对每位吊丧的来宾都露出她的微笑。
左官绢香一天到晚画圈圈儿
绢香是一位美丽的日本姑娘，头发染得金黄，往阳光里面一站，你会觉得晃眼。有一回在东京的街头跟她偶遇，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
当时日头高照，没说几句话，她就劝我：“毛先生最好往树荫底下站站。” “为什么？”我有些纳闷地问她。
“站到阳光里，你不怕晃眼么？”说完，她笑了，笑声跟风中的银铃一样。当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绢香的幽默，她出其不意的一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其实，跟她几次来往，光看她金黄色的头发也不值得多说，因为很多女孩子喜欢花枝招展，
无论哪个国家的看上去都差不多。不过，她的喜好有时让我摸不着头脑。比如，身上的气味就是一例。起先我以为她喷了香水，而且肯定是那类欧洲的重味性香水。我不好意思问，只觉得鼻子酸酸的，有一股异样的感觉。绢香的观察力不坏，大概是我略皱眉头的表情触动了她，她突然跟我说：“一看您的模样就知道是闻到了我身上的怪味儿。”
“不怪不怪！”我急忙搪塞，语气故作坚定。她笑笑，紧接着说：“我全身都是土味儿，因为我是左官！”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日本词，从绢香的嘴里听到的，或者还可以准确地说，是我从左官本人那里听到的。
所谓“左官”，其实就是刷墙工。日本的这个行业从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负责刷墙的工匠必须走旁门进皇宫，至于这个旁门是否在皇宫的左边，已经无从考证，但久而久之，左官这个名称和这个职业就流传了下来。随着现代都市楼群的建设，有相当一段时间，日本的左官无事可做，只能跑到运输公司帮人家扛大包，着实经历了一段郁闷的时光。
上述这些都是绢香告诉我的。我问她：“现在是不是变得好一点儿了？”
“是呀！”她高兴地说，“现在人们都注意环保，所以很多大户人家希望用土坯子垒墙，好像返古一样。”
据说，垒墙用的最好的土应该满足以下要求：土的上面有碎石，碎石的下面有细沙，而细沙的下面才是黏土。黏土的好坏左官一抓就知道。绢香说到这儿，变得信心十足。她告诉我，为了找到最好的黏土，她跟着师傅走过日本的许多地方。有一回他们走到了火山口的边上，为了了解黏土的特性，她还大胆地用舌头舔了好几下，发觉它热烘烘的，就跟她男朋友的拥抱一样热烘烘。
她说了许多关于左官的事，并且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份传统的工作。她每次一边搅拌黏土，一边往里加水，全身越是弄得土腥腥的，越觉得很有干劲！我还是好奇，直接问她：“当了左官，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她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会画非常圆的圆圈啦！”
那天，在东京跟她告别后，我脑子里总是盘旋着她画圆圈的奇妙回答。过了几天，我有些忍不住了，跑到图书馆去查了一下“左官”的工作要领。书上介绍说：“刷墙的最大要领就是要学会画圆圈，大的小的都要画，这样才能把墙刷得均匀、饱满而光泽。”
也不知为何，过了一段时间，我有点儿想见绢香，盼望着什么时候能亲眼看一看左官画的圆圈。
梅田站台下的咖啡屋里的微笑
在大阪市内，梅田阪急电铁车站是一处人流汇集的地方，跟日本桥、难波、道顿堀、心斋桥齐名，是大都市的一大景观。每当夕阳西下，梅田的游览车就开始启动，把一对对情侣送往高空。微风拂面，恋人们相依相偎，有的竟然连续往返好几回，似乎要在暮色苍茫中直接把自己融入都市的夜景。这样的景象一般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游览车很高，像摩天大楼一样非得仰视不可。
天越晚，都市的灯火就越亮，抬头看不见天，路人的视线好像被城市的光锁住，很难向远处伸展。海风习习，街景深处的音乐隐隐地传出来，丝丝缕缕，若隐若现，油然而生一种喧闹中的安逸感。虽然置身于闹市，但这日常的嘈杂似乎不像往常一样令人生烦。每当遇到上述心境，我总会想起梅田站台下的咖啡屋，只要一坐下去，就有一种安闲的感觉。起先没细想过，只觉得那是疲劳一天的缘故。可后来，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游客，而且是外来的，语言也不是很流利的那类。这时我才发现，能够叫我感觉安闲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大阪人的笑脸。
这时的光景大约如此：一家站台下的咖啡屋，一个椭圆形的柜台，一排高脚椅，上面坐满了顾客—有男人，也有女人。女人多半打扮时髦，穿着艳丽，一看就知道是逛完了百货商店到此歇脚的。男男女女有时说话，有时沉默，大家一边喝咖啡，一边抽香烟，喷云吐雾。屋子的顶层是铁轨，每天固定的时间都有电气列车出站，轰隆轰隆，像炼钢厂的铁水出炉，有
点儿震耳。店主是一位姑娘，非常有大阪风格，无论季节如何变化，她总是穿一件大白褂子，上面印着“大阪”两个大黑字，显得十分夸张触目。
我见过她许多次，每当坐到高脚椅上，首先看到的是她胸前的“大阪”两个字，然后她的微笑就会满盈盈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常客们不必说“要一杯咖啡”之类的话，就能得到最爱喝的那一种，因为她早已熟悉了顾客的喜好。
进咖啡屋的次数越多，我反倒越像游客了。一是我不说话，二是遇见女店主的微笑，我便轻轻点头，以礼相迎，养成了习惯。她照顾她的柜台，我喝我的咖啡。大阪的时光永远是流逝的，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后来，我又去了咖啡屋，发现她不在了。接班的店主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穿的大白褂子上也写着“大阪”两个字，但不是黑色的。
没有了她的微笑，我也就不再点头了，喝咖啡的速度好像也变快了。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的感觉。再后来，在梅田站台下，还是在这家咖啡屋，我听别人说，原来的女店主其实是一个哑巴，现在已经嫁人了，而她的先生就是一个多年坐在她的柜台前，一边看着她的微笑，一边喝咖啡的青年人。
一个日本女大学生叫我惊着了
还是别说出哪个大学的好，反正是日本京都的名门学府。我每年都在那里举行一场为期半年的连续讲座，内容涉及佛教。听课的学生有不少年岁大的人，当然大多数的座位还是被年轻的学生占据着。整个阶梯教室显得很亮，讲起课来蛮带劲的！
我的讲座没有固定教材，有也是手写的笔记，偶尔作为参考本发给大家。大部分课都是单口说，主要讲述我这些年寻访日本寺院的奇遇。但凡大教室授课，如果不弄出一个让人大笑的猛料，气氛就会显得死板。“让人笑”才是课堂最亮的花儿！
讲座每年换季，今年正好是春季，所以这周迎来了倒数第二次讲座。每年的最后一次讲座都会让学生提交小论文—当然不用当天交上来，我给这些学生的时间大约是十天左右。此外，加上其他课程要求，日本大学生到了期末也会忙得不可开交，挺难混的。
一到期末，各门课程都要考试，校园外面的“笔记专卖”就变得很火。这种店专门雇个别学生听课时认真做笔记—业内号称“学生枪手”，到了期末，将笔记印刷成简易的小册子，专门卖给那些平时逃课，或者不专心听讲的学生。一些大课有近五百名学生，可想而知这个“笔记专卖”的重要性。笔记也有格式。首先有一个栏目叫“今天课上的动向”，其中包括老师是否追问过学生的考勤，还有是否说到考什么题目等等。然后，笔记上就是每堂课的要点。有的受雇学生富有绘画才能，居然能将老师说的事情画成十分绝妙的漫画，就算你教的是哲学，也逃不出他们的画笔之下。
至于我的讲座还好，老觉得这么晦涩的讲座不至于遭遇学生枪手的狂写，可是前几天偏偏发生了那样一件事情。一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女大学生，听口音像东京人，刚下课就走到我的面前。下面再现一下这场把我吓着了的对话内容（相互之间使用的是日语）。
“毛先生，讲座辛苦了，有件事想和您商量，可以么？”“当然可以，请说。”“老师的课我私下都做了录音，还整理出了第一次讲座的文字版。”“哦，这事儿干吗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呢？”“因为如果先说出来，一般都会被拒绝，我是不得已的。”“记录这些只是为你个人学习用的么？”“不是。我希望把老师的讲座整理成文字，然后找个出版社出版一下。”“谁去找出版社呢？”“我自己呀！”说到这里，她的两眼发光，“出版社和稿子您都不用管，最后我会让毛先生终审这些稿子，尊重您的知识产权。”
说到这儿，我似懂非懂。可接下来的一句话，她是这样说的：“书是您的，出版策划什么的都是我做，但希望您能给我钱，让我能挣到钱，这是我大学的最大目标！”
对她突如其来的要求，我沉默了一下—当然也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我知道，日本人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都喜欢用一个万能的句子，叫做“让我考虑一下吧”，而且这个句子往往是放到谈话的最后才说出来的。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