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一位委员会成员说，甘地总是那么精力充沛地对待调查，总是满怀信心地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力争，总是毫无偏见地对待对手，真是难得。
在回忆此事的时候，甘地总想起他在三巴朗被传讯到法庭时发表的声明，声明中他曾这样说：“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唤。”
存在将近一年的“三卡塔”制度终于被废止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头了。甘地本想在这里久住一段时间，多为农民作些建设性工作，多开设一些学校。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上帝不允许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三巴朗斗争，实际上是甘地在印度所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性斗争。这次斗争是直接针对欧洲种植者所进行的。
当时，国大党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他们是提拉克、贝桑特夫人和甘地。提拉克以雄辩的口才到处旅行演讲宣传自治运动；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报》等阵地，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真诚的感情和不屈的意志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不过，国大党的这几位领导人物只有甘地最能与广大农民保持联系，同时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了解。
年内，英国印度殖民大臣张伯伦被撤职，由孟达古接任。国大党当即决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詹姆士和印度殖民大臣孟达古请愿，要求支持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先前提出的改革方案。甘地被选为代表团成员，该团成员还有提拉克、真纳、老尼赫鲁 （莫提拉尔·尼赫鲁）等。甘地没有参加这个 改革方案的起草，但他仍然十分认真地为改革方案作宣传。在他的努力下，古遮拉特数千人联名签字呈递请愿书。
不久，国大党古遮拉特政治会议在多德拉举行。甘地当选会议主席。甘地当即宣布，每次会议必须进行例行通过效忠决议的做法取消。甘地说：“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谁要责问，就说是我甘地的意见。”
甘地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活动，无不惦念着他的真理学院。可是在这年的夏天，真理学院却遇到了新的困境。原来，真理学院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突然发生了瘟疫，情况十分严重，如有不慎，便会波及真理学院，孩子们的家长整天为此提心吊胆。甘地开始想通过加强卫生工作来防止瘟疫的侵入，但是小环境再干净，大环境不行还是等于零。于是甘地决定搬迁。校址选择在沙巴玛迭河畔。这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树木，有的只是一片荒野和毒蛇。开始先搭帐篷居住，搭成一个铁皮厨房，生活异常艰苦。而且隔这里不远处就是一座监狱。甘地不无幽默地告诉大家：“举行非暴力抵抗的人进监狱是十分正常的命运，经常看到监狱也不无意义。”这个时期，真理学院成员已发展到40多名，男女老少同舟共济，同吃大锅饭。
甘地望着那看不到城市、看不到村庄的荒坡，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土地。
这里还需要交待的是，当甘地离开三巴朗不久的时候，他在那里办起来的六个村子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甘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深为痛心。
乡村建设性工作的基础原来就这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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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现在，甘地要集中精力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厂的劳资纠纷了。
纠纷的起因是由于厂主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争执异常激烈。工厂老板不肯作出任何让步，工人们只有采取罢工的办法进行抗争。
甘地一接触这里的情况，感到有些微妙。老板曾经与他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也曾经资助过真理学院。但是甘地又感到工人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又想采用私下里运用法律形式仲裁的方法解决这起纠纷。但是老板不同意仲裁的原则。
于是甘地主张工人们继续罢工。不过甘地在表明这个观点之前向工人的领导者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一是绝不用暴力；二是绝不进行破坏；三是绝不依靠施舍；四是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甘地的要求被工人所接受。甘地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要求生存权利的行动。
参加罢工的工人成千上万，他们几乎天天举着写有“埃克（保证）”“埃克”和“遵守誓言”的旗帜，在阿赫梅达巴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
甘地本人则每天在沙巴玛河边一棵大树下与工人领导人开会商量罢工事宜。
情况开始变得严重起来。要求纺织工人不要靠施舍维持生活而降低身价，这个容易办到。但是给几千工人解决工作，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可不容易。头两个星期，工人显示出了巨大勇气的自制，每天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但是过了两个星期，他们终于表现出了气馁的迹象，他们的热情开始减退，士气逐步低落。开始，甘地经常提醒工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誓言，而工人们总是高声回答说：“宁死而不食言。”
但是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罢工工人被饥饿的威胁逼上绝境，脾气也越来越坏。参加集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些到会的人脸上也显然流露出沮丧和绝望的神色。20天过去了，用甘地的话说，饥饿和厂主的奸细都在制造恶果，魔鬼在偷偷地对人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愿意帮助他们的神，而且，誓言只是弱者的托辞。纺织工人开始出现怨言，说甘地叫我们斗争到死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却必须挨饿。甘地深深感到不安。
一天早晨，在罢工工人的集会上，甘地大胆地宣布了他的决定：“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最后胜利，或者直到他们全部离开纺织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惊。他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绝食的不应该是你，而是我们。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要重振士气，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甘地坚定地说：“你们不必绝食，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足够了。
你们明白，我们没有基金，不能救济你们，因此，你们还应该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问题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甘地枯柴般的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着，他的威望和感召力已经全部书写在他那消瘦的面颊上，他的瘦小并且稍稍有点弯曲的身躯这时在工人们眼里也突然显得高大起来。
在这之前甘地曾与罢工领袖一起到市政府联系为罢工工人寻找活干。但是没有希望。后来根据摩干拉尔·甘地的建议，真理学院正在建一个织布室。
可以考虑用一批工人前来工作。工人们听说这事，纷纷前来干活，大家从河边杠来一筐筐沙土，帮助学院用于奠基。这是一支壮观的运土队伍。几十年以后，这个感人的情景还时常浮现在甘地的眼前。但是学院经费毕竟有限，不可能容纳众多的工人。
甘地一宣布绝食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绝食的办法并不是甘地第一次使用，但是运用绝食在激发民众的斗争热情还是首次。在绝食之前，甘地常常去找纺织厂的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们。可是老板们却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不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甘地一绝食，接着又有一些工人也接着宣布绝食。工厂老板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神情恐慌，开始愿意寻找解决办法，后来终于委派仲裁人实行仲裁。甘地绝食三天后，持续21天的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大罢工以胜利而告结束。这一天双方在一片欢笑中参加罢工结束集会。厂主还在会上向工人们散发了糖果以示庆祝。
这场严峻的考验刚刚结束，孟买省中部的凯达县爆发了土地所有制纠纷，出现了严重饥荒。甘地不得不匆匆赶到那个地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几乎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甘地在当地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因庄稼大面积歉收，农民正濒临饥饿的边缘，但是当局仍毫无休止地榨取他们。而这时，农民正在考虑暂停交纳一年的田赋。在甘地尚未提出方案之前，国大党成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在此经过调查提出了报告，而且还亲自与当地的专员进行了讨论和对话。同时还通过一些知名人士在孟买的立法院开展工作，此外还有不止一个团体积极为解决此事正在游说。身为国大党古遮拉特大会主席的甘地，很快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但是当地官员不仅不予让步，而且对甘地进行侮辱和恫吓。
甘地认为，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止那一年的田赋。但是官方一再坚持当年的收成大大超过二分五，而农民普遍反映收成不足二分五。双方各持己见，谁也不承认对方的数字统计。官方甚至认为，农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要求仲裁，这是“大逆不道”
的行为，因此大为光火。
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官方根本听不进所有的意见和建议。结死的板块一时难以松散。没有别的办法，甘地只好建议农民实行非暴力抵抗。并劝说所有富裕和贫困的农民立誓不交纳税租，直到那些交不起税租的农民得到政府豁免为止。
为了争取这次斗争的彻底胜利，非暴力抵抗者签订了誓言。据甘地自己后来回忆，誓言如下：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免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和余下的田赋。
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自尊心受到损害。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税租，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这个誓言写得非常文明，全篇贯穿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愿望，充满斗争策略的智慧。协助甘地参与这次斗争的人员有伐拉白·巴德尔律师，本来他的律师业务很兴旺，但是为了实践非暴力抵抗而不得不放弃他的律师工作，还有在阿赫梅达克组织纺织工人罢工的安娜舒耶朋夫人，以及商卡拉尔·班克，班克后来曾撰写过一部《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很受甘地的青睐。
甘地与助手们走遍各村向农民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则，帮助农民积极参与斗争、消除害怕心理。开始的时候，政府并不打算采取强硬措施。后来看到甘地的活动越来越有力，便打算采用暴力进行镇压。政府在乡村到处张贴了处罚通告，强行卖掉人民的牲口或将农作物作抵押。许多农民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吓得惊慌失措。
面对这样的情况，甘地采取新的斗争方式。他劝农民们在穆罕拉尔·潘提尔的领导下，把甘地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
甘地认为，政府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便是有法律为依据，也是缺乏道德的，这无疑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收割洋葱，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而这正合潘提亚先生的心意。他不希望这次运动草草收场、悄悄结束。于是自告奋勇带着几个人便去收割这块被征封之地的洋葱。结果这几个人被捕。法院开庭那天，群众包围了法院。法院只得判他们短时间拘禁。
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都来为他们送行。
斗争坚持了五个月，才开始出现了新的希望。这一天，甘地接到了税务部门的通知，声称只要有能力的人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彻底的胜利，但毕竟也是胜利成果，农民们表示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但是甘地却想到了新的问题。贫苦的人可以缓交，那谁是贫苦人呢？这还不是由政府来确定吗？
甘地后来在总结这次斗争时，是这样评价凯达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的开始，他们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也还是同一年，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遍及全欧洲。印度副王切姆斯福特勋爵因为担心法国会发动进攻，就在德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以谋求印度领导人的支持而进行招兵。甘地应邀出席会议。甘地总是认为，只要英国需要，每个印度人都有责任给予帮助。于是便以“中士招募官”的身份，到处为帝国招募新兵。甘地到处游说，走到哪就在哪里举行集会，鼓励青年应征入伍。人们开始感到很奇怪，怎么一贯主张非暴力的甘地突然又如此为帝国卖命宣传入伍打仗。有人甚至对他提出了责问。他总是不慌不忙回答说：“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服务，我想不到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很长一段时间，甘地的工作都不见成效。从1月到4月，整整四个月，费尽了口舌，报名的人才多起来。而这时，甘地自己也把身体累垮了，并且患了痢疾。当时甘地并不在意，回到真理学院在家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同伐拉白先生一起赶往纳提亚。结果病情加重，又被送回真理学院。他试用自己的水疗法治疗，但医生和朋友都劝他喝些肉汤，作为立誓不喝牛奶的变通办法。但是甘地一边呻吟一边却清清楚楚地回答一个“不”字。医生固执地劝他：“如果吃几个鸡蛋，也许恢复得快一些。”然而执拗的甘地却缄口不语。
在甘地病重期间，专员捎来口信，要甘地不要再为招兵操心了，因为德国已经被打败了。为了早日参加工作，甘地在商卡拉尔·班克的陪同下，请达拉尔医生进行了诊断。但是这位医生劈头就说：“如果你不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甘地为难地回答道：“你可以打针，但是我发誓不喝牛奶的。”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吧。”嘉斯杜白插嘴说。
聪明的医生赶紧接过话来：“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想也够了。”
甘地让了步。早日投入非暴力抵抗斗争的热望使他第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喝了羊奶之后，他又接受了医生为他的裂疮动手术。后来他对他这次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解释：
“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但还是同意喝了羊奶，求生欲望要强于对真理的忠诚。希望继续进行非暴力抵抗精神的迫切愿望至少使献身真理的人这一次放弃了他神圣的理想。”
1918年12月，国大党在德里召开会议。大会没有按照惯例通过“效忠议案”，而是通过自决议案，声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和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治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同意印度像其他自治国家一样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并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为国大党代表。
就在这之前，甘地曾给英国副王写信表示：“我们希望有美好的未来，为此我们愿意作出奉献。”可是刚一进入新的一年，甘地却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罗拉特法案》这份“厚礼”。
甘地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夫人嘉斯杜白问他要什么，甘地告诉夫人，赶紧把帕泰尔、奈都夫人等叫来，我要开一个紧急会议。当天参加会议的共有20多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
所谓《罗拉特法案》，实际上是残忍地剥夺了印度人的公民自由，规定政府官员有权不经审讯即可任意逮捕监禁他们。
甘地来到了德里，参加了立法议会辩论会。他倾听着印度领导人情绪激昂的发言，要求政府取消法案。当时总督也在屏息谛听，目不转睛，但总是不发一语。甘地以为他被说动了心。结果是什么效果也没有。甘地曾就此感叹说：“只有一个人真正睡着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
印度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正是《罗拉特法案》将甘地卷进了如火如荼的印度政治风暴之中。从1919年到1948年他去世时为止，他一直站在印度斗争舞台的中心，是一位以他的国家独立而告终的伟大历史戏剧中心的主角。他彻底改变了印度政治舞台的整个性质。”
甘地趁法院尚未公布其为法律，抓紧时间一连给总督写了几封信，呼吁他撤销这个法案。但是没有下文。1919年3月18日，法案公布，从而成为法律，甘地当即又给总督去信，表示政府的行为除了使他采取非暴力抵抗外，别无选择。
这次游说甘地选择了南方。拉贾戈帕拉查里与他结伴而行。他与尼赫鲁、普拉萨德、伐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
第二天一起床，甘地兴奋地告诉拉贾戈帕拉查里，他昨晚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总罢市。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同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到那时，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在同一天进行总罢市，该是多么惊人和壮观的一幕”。甘地不无激动地说，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似乎已经看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拉贾戈帕拉查里接受了甘地意见。于是甘地很快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子开始定于3月30日进行，后又改为4月6日。这一改动使甘地希望出现的壮观场面露出了缺陷。德里和其他一些地方接到改动时间的通知迟了，那里仍于3月30日进行了总罢市。但是罢市非常成功，群众情绪高昂，步调前所未有的一致。消息传到甘地那里，他感到十分惊讶。他再不是过去那个优柔寡断的甘地了，今天他已经成为圣雄，他的号召力在印度再没有谁能与之相比。
政府原来也对甘地的作用估计不足，以为又是那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吵吵闹闹，并没有什么多大用处，没有想到前不久的这位“中士招募官”一下子使他们变得害怕起来。
4月6日那天，甘地赶到孟买。他要亲自在那里组织实施他的计划。清晨，甘地率数千群众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甘地当天发表几次演讲，宣传德里罢市成就，鼓舞大家士气。甘地还在那里无视禁令地出售了两本书，一本是 《印度自治》，一本是《献给后来者》。甘地在售书过程中一 再向买书的人说明，这是禁书，买书有可能坐牢，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些，“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然消失了”。政府这次没有干预，他们说，原版书为禁书，这次出版的是新版，新版不在禁令之列。
第二天，甘地又召集了关于使用国货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宣誓大会。当晚甘地前往德里。
德里。3月30日的总罢市和示威活动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示威者与行人遭枪杀。在去德里的路上，甘地被逮捕并被押回孟买。甘地被捕的消息一下子传开，很多城市的群众极为愤慨，偶然出现暴力行动。11日警察当局告诉甘地：“你现在恢复自由。”甘地当即前往白敦尼。他一下车，群众簇拥而上，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的口号进行游行。接着游行群众被警察驱赶，混乱一团，有死有伤。过后甘地驱车赶往警察局质问局长，并以严辞相告：“人民都爱好和平，并没有过激的天性。”可是也就在当日，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听说甘地被捕，群起罢工，杀死一名警察，还准备拔掉铁轨，暗杀政府人员。警察大肆镇压，人民惊恐万状。甘地立即前往该地重申非暴力抵抗的意义。14日该地停止暴力行动。甘地对参加斗争的群众高昂的斗志感到高兴，对他们遭到的伤亡感到痛心，对群众在斗争中的不冷静却也感到遗憾。他在纳提亚一次演讲中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式的判断错误”。他认为，在群众还不具备参与非暴力抵抗素质的时候，自己异想天开发动了这场规模宏大的斗争。他决定从这一天起惩罚自己，三天绝食苦行。
在甘地绝食三天期满的当天，也就是1919年4月13日，在旁遮普更大的惨案发生了。甘地称之为“黑暗的事件”。
这要从头说起。
4月10日清晨，英国当局未加任何审讯就无理将两名政治家驱逐出阿姆利则，三万群众拥上政府门口进行抗议。当队伍开始游行时，宪警开枪，数人伤亡，这无疑是火上浇油，群众奋起反抗，引起暴动。当场打死六名英国人，放火烧了银行，砸坏了政府办公楼，割断了市区电话线。当天政府宣布戒严。次日戴尔将军指挥驻扎在阿姆利则的英国军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当时还有二万多群众在嘉里安瓦拉广场集会。英国军队封住仅有的一个出口，占据四周高墙，向数万群众开枪扫射。并有几架飞机在上空投掷炸弹。广场内顿时成为一片血海。据政府官方统计，这次惨案死亡人数达四百多人，致伤二千多人。甘地赶到当地进行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被杀一千二百多人，伤残三千六百多人。屠杀过后，警察当局又大肆逮捕，对示威者进行恐怖审讯，公然鞭打脚踢。同时还发布一道惨绝人寰的命令，要求凡经过某条街道的所有印度人都应该像肉虫一样，肚子着地爬过去，否则后果自负。
据后来宣布，英方这次大屠杀的目的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意图不仅对在场人，而且对旁遮普全省，造成精神上的威胁。由于英方当局实行戒严和封锁新闻，以致连国大党领袖也在惨案发生后好多天才知道这个消息。
一位印度作家这样写道，这次“黑暗的事件”，“标志着印度与英国关系史上的转折点，使英国统治大厦产生了致命的裂痕”。的确，英国军队的暴行激起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慨，从而把整个印度大陆反英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接着全国有50多个城市乡村开展了武装暴动。
甘地的心情非常沉痛。他组织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到处继续宣传他的主张，但是现在人们正处在激愤时期，他的声音也变得微弱起来。
4月18日，甘地宣布停止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向总督要求前往旁遮普，未被批准。这时甘地接受了 《青年印度》主编的职务，一位朋友也把 《新生活》月刊交给他管理。甘地便利用这两个阵地进一步宣传他的非暴力 抵抗的主张。
与此同时，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听到“阿姆利则”惨案后，于5月30日致信总督，提出严正抗议，并将政府颁发的勋章退回。6月8日，国大党对政府加以谴责，提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制造惨案的暴行。
10月17日甘地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他便很快赶到旁遮普省对惨案进行彻底调查。甘地广泛地接触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疾痛，掌握戒严期间无数怵目惊心的事实。在这期间，甘地应穆斯林领袖罕与萧克·阿里邀请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哈里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联席会议。在会上甘地第一次提出了“不合作”这个新的概念。
德里会议，主要是讨论基拉法问题。基拉法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君主神权与主权不稳，这在印度穆斯林中引起强烈反应，于是他们发起“基拉法运动”，要求战胜国之一的英国，保护基拉法的权利。甘地支持这一运动。基拉法运动的开展，实际上给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纲领带来了新的力量。当时很多同事不理解甘地。甘地1920年3月10日发表谈话说：“如果能够使人人都相信战争始终是一种坏事，我们就可能尽快地获得一切权利。一个能够断然放弃暴力的个人或民族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甘地也不强行要求他们接受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又说：“穆斯林教徒承担着特殊的古兰经义务，印度教徒可以分担也可以不分担这些义务。因此，为了防止不合作和非暴力方法万一遭到失败起见，穆斯林须保留采用古兰经所允许的一切方法的权利来伸张正义。”
1919年12月，国大党有意将年会安排在阿姆利则召开。甘地出席这次会议，提拉克是最后一次出席这次会议。他虽然对甘地组织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有意见，当甘地在会上提出旁遮普暴行谴责议案，倡导以德报怨、谴责“暴民”时，他也没有做声。但是，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他却坐 不住了。
改革法案，即英国政府前不久通过的孟达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主张 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挥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机构。提拉克认为该法案不切实际，主张通过决议加以反对，而甘地则主张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法案。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最后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个妥协性决议。虽然在改革方案问题上甘地与国大党元老发生分歧，但是这些元老包括提拉克、老尼赫鲁等对甘地对旁遮普的调查、特别是对他在南非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年会决定，甘地继续就旁遮普事件进行调查，并担任党章修改和为旁遮普遇难家属募捐等任务。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
自从有了阿姆利则年会的分歧，这次国大党会议能不能通过甘地提出的“不合作运动方案”已经没有把握。国大党这次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至9日在加尔各答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5800多人，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元老都到会。在前一个月，元老提拉克已经去世，正如甘地所说：“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到他狮子般的吼声。”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甘地的方案，而甘地知道，国大党政治家中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方案。在这之前的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计划之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当即在5月30日召开了会议却并没有通过他的方案，理由是与阿姆利则决议不符，当前不宜开展不合作运动。所以才决定召开这次特别大会。
甘地不合作方案的由来是这样的。
今年初，英国抛出土耳其和平条款，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哈里发 （伊 斯兰教皇）的权利，遭到整个穆斯林的反对。甘地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进行讨论，甘地认为“不合作仍是我们惟一可循的途径”。
穆斯林的请愿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决定3月19日定为国耻日。甘地就在这天正式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态度，希望能够使问题“求得光荣的解决”；二是假如解决结果不令人满意，则印度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三是希望国人不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四是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正义，穆斯林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此后，甘地又致函总督，重申自己的观点，希望英国能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决议。遭拒绝。甘地于是于8月1日写信给总督，退还英王授予的勋章，并表明不再敬爱一个无耻的政府。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对甘地的行为也很动气，指责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是“设计恶劣”的幻想。
现在甘地只指望国大党的支持了。但是这有多难。自从他的方案提出，贝桑特夫人等就始终公开持反对意见。会议经过一番审议争议最后只有以投票方式来决定。完全是意料之外，方案竟被通过。甘地受到极大鼓舞。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持者竟还有那么多。按照章程，特别会议的决议还需提请年会审议。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们也都准备在年会上再就甘地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年12月国大党在那普尔年会却又获得一致通过，当时除孟加拉省以外，几乎所有省份都支持甘地。国大党在决议有关行动的部分指出：
“本届大会进一步认为，印度人民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只有承认和采纳渐进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直到上述行为得到改正，自治得以确立为止。”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修改的新党章，以及由甘地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性工作建议，如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推广土布等。
那普尔年会为甘地带来了重大胜利。随之便有报纸把这次重要会议称之为“甘地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甘地在国大党地位的确立，在国大党内“甘地时代”开始。
大会之后，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律师停业、学生退学，政府官员放弃高官厚禄回到人民中间，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兴起。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国立大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进一步加强。举国上下人民群众面貌焕然一新。正如老尼赫鲁先生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随着不合作运动的开展，政府威信急剧下降，多次下令限制，无丝毫作用。
1921年，全国性不合作运动进一步发展，罢工的面越来越大，参加罢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之际，甘地担心又会出现上次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于是决定暂缓群众性运动，把主要精力转到禁止洋布、推广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上来。1921年7月18日，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会议，决定中心工作仅限于此。31日，甘地在伯利哥举行焚烧洋布集会，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并将收集到的洋布付之一炬。这期间，甘地自己每天都抽出半天坐在纺车前，吱吱吱地纺线织布。在真理学院，摩干拉尔·甘地对纺车进行了许多改进，织起布来又快又好，甘地曾乐意向社会推销。
也就是在这个月，阿里兄弟并没有暂缓不合作运动，他们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如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则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并被判苦刑。
为了声援阿里兄弟，甘地决定先缓土布运动，重新开展群众性不合作运动。9月21日，甘地削发抗议。并组织起草集体签名发表一个宣言，指出：
无保留地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宣言号召人民，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
正在这时，泰戈尔与甘地出现分歧。泰戈尔撰文指责甘地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希望人们不要盲从。于是两人开展了一场辩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描述这场论战时说，“大诗人激怒了甘地这位空想家。论战达到高不可及的地步，表现出只有当代印度两位伟人才能驾驭，而他们的崇拜者则不知所云”。
阿里兄弟仍被判刑二年。斗争更加激烈。在孟买，一些市民缺乏冷静。
正在甘地演讲的时候，有些人就将那些穿洋布衣的人的衣服撕烂焚烧，同时砸烂酒店、焚烧警察局和电车，打伤打死警察。次日警察施以报复，局面不堪收拾。甘地为了不使这次暴力行动打乱自己不合作运动的全盘计划，再一次宣布绝食。他并表示，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他将把自己的儿子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行为震慑了那些丧失理智的人。混乱的局面渐渐被控制，三天后恢复正常，甘地开始进食。从此以后，甘地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度自治为止。
这次绝食历时四天，始于1921年11月19日。
可是事隔不久，即1922年2月5日，印度北方的乔里乔亚村村民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后退回警所，狂暴的民众纵火烧毁了这个警察所，几名警察被困在室内烧死。甘地闻讯，惊愕不已。
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撤销集体民事反抗计划，并决定从12日起再次绝食5天以自谴。国大党迫于甘地的压力，正式宣布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
不合作运动的突然中止，甘地因此遭到许多非议，而且也给当局以镇压的可乘机会。但是甘地决心已定，不肯更改，他解释说：“将整个积极的活动彻底颠倒过来，在政治上可能不稳定、不明智，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谨慎而又正确的行动。我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保证，我的屈辱和悔过对国家一定有益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惟一美德就是真理与非暴力。我们需要超人力量。我什么也不要。我和我虚弱的同胞们有一样的血肉之躯，因而我和任何人一样，也很容易犯错误。”
但是的确，甘地的失常，让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923年3月10日，不合作运动刚好中止一个月，甘地便在阿赫梅达巴突遭逮捕。甘地在受审时，对指控他煽动闹事供认不讳。但是他又说：“这在法律上是蓄意犯罪，但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公民最崇高的职责。”
他被判处六年徒刑。他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时刻。”
甘地在监狱里坚持每天纺纱和读书。他把坐牢看成是卧床疗养和潜心修炼的日子，而不是惩罚。
1924年1月，甘地因患阑尾炎被送至浦那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因需恢复健康而获释。这期间，国大党内部分歧严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也趋于紧张，到处是混乱不堪的景象和沮丧悲观、愤世嫉俗的情绪。甘地针对这种情况，8月31日在孟买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当前致力于建设性工作，提倡手纺手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解救贱民三大工作，这才是最要紧的团结方法。他的想法得到众多人的支持，连一向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印度青年》上发表文章，表示同意接受甘地的主张。她声明，如果国大党负责人接受甘地的主张，她答应重新入党。甘地在党内重新建立了威望。
然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越来越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时教派仇杀开始，而且很快在全国泛滥开去。甘地眼看呼吁已无多大作用，又一次决定从9月18日开始在阿里寓所绝食21天。绝食期间只喝清水和盐水。
他说：“上帝似乎已被废黜，让他回到我们心中吧。”
绝食如同前几次一样果然产生了效果。它导致了很多人内心自省。两个教派的领袖一再向甘地表示立志从大局出发，和睦相处，不要冲突。他们还在德里召开了一次联欢大会，通过一系列亲善决议。
绝食的最后一天黎明，甘地披着黑毯出现在孟买的祷告人群中。上午，所有的领袖都来了。甘地要冲突双方的领袖各自在神的面前发誓，握手言和，从此团结一致，不再搞分裂。得到满意的态度后，开始举行停止绝食仪式，医生拿来一瓶桔子汁，甘地喝下，绝食结束。
但是甘地也十分清楚，用这种方法维系的亲善不可能牢固。果然不久这种维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
他沉思良久，轻轻地叹息道：“我辛辛苦苦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奋斗了三十余年，却终于不成功，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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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为甘地写传，不能不写由他发起的土布运动。
如果要为土布运动溯源，那就应该先从甘地早在1908年从伦敦回国的途中撰写的《印度自治》说起。甘地在书中一再强调应该在国内提倡印度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在家纺纱织布。他认为，这是印度摆脱愈来愈严重的贫困的万全之策。如果纺纱织布的事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如果这一事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如果自己的成果又被自己的人民所器重，一方面不仅会在人民之中构筑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会有效地抵制英国的经济约束，抵制洋货洋布。这是印度走上自治的必由之路。但是甘地的这一主张，一直未能得到张扬和实施。
实际上甘地长到那么大，他自己连纺车是个什么样子，始终未能见到，到1915年他返回印度时，仍然与纺车无缘谋面。但是甘地一直把土纺土织放在心上，他下决心要让土纺土织成为一种运动，伴随着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一同将自己的国家送上自治的轨迹。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遮拉特靠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柯契拉甫正式成立。甘地觉得应该把这作为实施土纺土织的机会。他决定先从自己做起，从真理学院做起，然后形成规模，再推向全国。
这天摩干拉尔·甘地按照甘地的要求买到了几台织布机。真理学院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围着织布机转来转去，他们仿佛面对的不是一架织布机而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布匹。不过，织布机怎么用呢？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这才从欣喜的状态情绪下清醒过来。真理学院的人们一般都是自由职业者、商人或其他手艺人，就是缺乏织布能手。于是这架织布机一下子变得陌生而不可琢磨了。
但是甘地认为，真理学院首开这样的先例，是要用实际行动织出自己的布料和布匹，以此来告诫人们，自己动手，摆脱贫困，再说，也通过土纺土织，了解千百万纺织工人种种苦难的实情真感。
甘地决定先举办一个操作培训班。因此，先要请一名纺织专家来教给大家纺织方法。最后终于在浦那请了一名织布技师。然而这名技师却有些技术保留，教一半，留一半。摩干拉尔·甘地异常勤奋，认真参加学习之余，还利用大量时间进行钻研，终于掌握了全部技术，然后又由他来培训大家。
这一门技术过关之后，另一个困难又要攻克：纺纱。
几乎是没有办法请到这类技师来这里传授技艺。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欣喜地跑来告诉甘地，说他在附近一个村子发现一名农妇会纺纱，并且她愿意把她所精通的手艺传授给真理学院的人们。甘地马上派了一名接受能力强，并且好学肯钻的女青年去向那名农妇请教。会做不见得会教，学员只得徒手而归。纺纱一般是适合妇女劳作，而当地懂这门手艺的妇女大都散落在穷乡僻壤，大海捞针，无法寻觅。
其实，关键是没有弄到一台纺纱车。
1917年，甘地被邀到在古遮拉特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名叫甘嘉朋·马兹蒙的妇女。甘嘉朋受教育不多，豪情奔放，胆识过人，阅历很深，饱经风霜。无论到哪里，她都坚持一个人行走，不需要任何人护送，还会骑马。这类女性，在当时的印度实为难得。甘地向她说起关于真理学院纺纱织布所遇到的麻烦。她很痛快地就答应她可以解决纺车问题。
她果然把纺车找来了，只可惜这是一架只能当作废品的纺车，松松散散，部件不全。不过，这毕竟是一架纺车。经摩干拉尔·甘地的鼓捣，这架纺车勉强可以使用。接着在甘嘉朋的帮助下，又请来了一些织工指导，总算开始纺纱织布了。他们织出来的布，虽然略显粗糙，但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汗水和智慧相融合而产生的结晶物。
后来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说。“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间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
为真理学院土纺土织立下汗马之功的甘嘉朋，本身就是一位纺织能手，甘地在他的自传中提起她织布的情景时很是敬佩，他回忆道：“甘嘉朋在织布机旁织布的英姿很是动人。当这位识字不多但是沉着的姐姐坐在织布机旁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至于旁边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加困难了。”
甘地从这时起开始着土布装。
织布成功，甘地借题发挥，以此来教育真理学院的学员们，希望他们改变轻视劳动的流俗：“劳动是人类天赋的义务，为了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劳功。”不久，甘地学会了纺纱织布，并且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广泛宣传土布。
从1916年参加戈克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演讲开始，只要有机会，他都不忘在演讲辞或在他撰写的文章中加进他感到意义非凡的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的内容。他把土布运动当成了一项建设性工作向社会推而广之。他一再强调，“我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而且，“我们应大 力提倡在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
他把他的主张带进了国大党。
记得1919年圣诞期间国大党在阿姆利则召开的年会，大会主席是老尼赫鲁。据老尼赫鲁之子，后来成为印度独立之后第一位总督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自传》称：“阿姆利则大会是甘地领导的第一次大会。提拉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讨论问题时很活跃。然而大多数代表，尤其是会外的群众都指望甘地来领导。 ‘圣雄甘地万岁’的口号开始左右印度的政治。新从监狱 出来的阿里兄弟马上参加大会。民族运动开始采取新的形式，向新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议虽然出现了甘地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尖锐的意见分歧，虽然未能通过甘地提出的对旁遮普与古遮拉特“暴力”进行谴责的议案，但是大会通过了50多种议案，其中也包括甘地主张的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议案。继1921年7月国大党孟买会议提出中心工作限于9月30日以前加紧提倡土纺土织的土布工作之后，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从当年8月1日起一律不准再穿洋布衣服而改着土纺土织的土布衣装。在这一天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甘地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自救。”
甘地认为，他之所以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土布运动，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极大的破坏了印度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英国人以武力的手段，低价收购印度棉花，经过加工制作成产品，又以高价销向印度，从中对印度进行经济掠夺，榨取大量财富。印度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养活了那些大腹便便的英国有产阶级。而这时印度的劳动人民却过着非人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被践踏。所以开展声势浩大的土布运动，抵制洋布，也就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有效的反抗。他衷心地希望党员能支持他，积极参加这项运动，也希望民众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做出真诚的行动。
自从国大党发出党员不允许穿戴洋布衣帽之后，甘地宣布他自己将永远只用土布缠腰，上身不着衣装。这种装束一直保持下来，直到老年，虽然上身赤裸，但下身的一块土布则变得神圣起来。不管是在什么场所，城里、乡下、国内、国外，他都没有丝毫改变。他说：“我是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产者，我也要穿着简朴，时时告诫自己要终身为印度的劳苦大众谋福利。”
他不仅积极为真理学院找纺车，而且还每天坚持纺线织布。就连 1922年身处囹圄的他，也要坚持每天用四小时纺纱做棉条，他说，不仅因为自己的劳动果实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举目可见，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印度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走向自治的需要。1924年6月，刚出狱半年的甘地，参加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的年会，又提出了四项议案。
第一，取消党员每月缴纳四先令党费的规定，改为党员每月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四英两；
第二，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第三，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第四，谴责恐怖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于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大会在审议这四项议案时，引起很大争议。在讨论第一项议案时，极为不满的国大党元老老尼赫鲁、达斯和一些反对者愤然退出会场。大会表决，这项议案仍然被多数票通过，但是最后又被撤回。甘地自然十分伤心。
当时身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回忆这件事是这样说的：
“我始终没有能够搞清楚甘地为什么那样热心纺纱，因为他一定事先知道许多人会激烈反对他的这种主张。也许甘地想借此限制国大党的党员，只相信他的建设性和土布计划的人才参加国大党，并把其他的一些人赶出去或强迫他们服从。他们虽然取得多数派的支持，但他的决心动摇了，开始跟别人妥协。在以后的三四个月中间，甘地在这个问题上几次改变主意，这使我很惊奇。他似乎像一个人飘浮在大海上摸不着方向。在我过去的认识中，他不是这种人，因而我对于他现在的这种行动感到奇怪。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并不重要。把劳动看作选举的条件当然是好办法，但是像甘地那样规定要纺纱，未免有失原意。”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不仅老尼赫鲁，就连年轻尼赫鲁也都不理解甘地的主张。可见，在国大党领袖层，甘地要推行自己的方案是何等艰难。
正如尼赫鲁所说一样，他都感到奇怪，甘地竟然作了让步。甘地同意把纺纱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同时保留党员每月仍旧缴纳四个先令的党费的规定。
但是甘地并没有因此淡化推广土布的感情。同年8月31日，他在孟买的豪华剧院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他的建设性工作思想，主张把土纺土织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亲善、解救“贱民”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
从这时起，甘地的主要活动便是到全国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建设性方案，其中包括土布运动的主张。
在以后的五年中，甘地似乎终止了鼓动性的政治活动，专心致力于他的建设性工作宣传，并把这种主张深入到农村中的广大群众，他希望他自己能走遍70万个乡村。他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独立的真正基石”，“我所主张的不仅是将印度从英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我要使印度摆脱一切枷锁”。这段时间，尽管他也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大党的会议，为国大党的内部团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尽力，但是他主要仍是在无声无息地走遍全国。他常常深入“贱民”区，广大的“贱民”以狂热的崇拜心情向一位当代圣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他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贱民”都赤着脚，站在毒辣的太阳下迎接他。有一次他参加一次会议，看到“贱民”被隔离开来，坐在一个远远的角落，甘地便走到他们中间讲话，这部分人由此而非常荣耀，“受人尊重”。
一路所见所闻，甘地对他推行的土布运动非常满意。在孟加拉，他看到了国大党在这里首先实现了以缴纱代替交党费，土纺土织在甘地所到之处也蔚然成风。
甘地的高明之处是，善于给人找事做。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职业者，甘地总是能让他忙碌。而且就在让你忙碌的时候，他就使你兴高采烈地想到自己正在为祖国服务。他精心指导在全国深入开展的土布运动，就是要唤醒民众都自觉参加劳动，并让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感到就是为争取自治斗争在作必要的准备。广大民众就是在他这种高明的宣传中不知不觉地觉悟起来，义无反顾地按照甘地的设计参与运动。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土布运动的发展，甘地组织成立了印度土布协会。1927年间甘地在与一位外国来访朋友交谈时，对土布运动的纲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不把资本看作劳动的敌人。我认为两者之间协调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在南非、阿赫梅达巴建立的劳工组织，丝毫没有敌视资本的精神，在认为是必要的程度内，每一次抵抗是完全成功的。我的理想是平均分配，但是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我为公平的分配工作。我是用通过土布运动来达到这一点。既然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能根本清除英国人的剥削，所以我预计它能澄清同英国人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布运动可以导向自治。”
很显然，他把土布运动的纲领看成是一个组织劳资协调关系和“澄清英印关系”的行为。
这次旅行，他的夫人与他一直结伴而行。有一次到了科隆坡，在演讲会上，有人问他与他一起旅行、浑身土布素装的是不是他母亲。甘地没有为此生气，而是幽默地说，“我与她已经40年不做夫妻了，我的母亲已去世多年，我的一切事情都是 ‘这位母亲’代劳。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享荣誉，她服 劳役”。甘地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关于这段时期旅行宣传，印度作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
“甘地政治生涯中这段似乎悠闲而毫无成果的阶段，其实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内，他撰写了《我体验真理的经历》自传，用古遮拉特语经过三年在《印度青年》上连载。不久便印成英语出版。
自从土布运动的推行，尤其是1924年6月阿赫梅达巴国大党年会上，就甘地关于党员以缴纳纺纱代替交纳党费的议案与国大党两位元老老尼赫鲁和达斯产生分歧，导致老尼赫鲁与达斯愤然离会的尴尬局面后，甘地与这两位国大党元老的关系又如何呢？
他们之间以前也曾出现过争执，但是老尼赫鲁、达斯与甘地很快又相处甚好。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1924年9月甘地为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禁止仇杀而决定绝食21天的第8天，老尼赫鲁便召开了一个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一再强调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大会并向甘地保证，所有与会人员将为这种团结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些原则。之后，老尼赫鲁还专程赶到真理学院看望甘地，并劝他打破绝食，使大家得到甘地的合作，为制止当前正在蔓延的宗教仇杀而共同奋斗。
同年12月，国大党第39届党代会由甘地主持召开。老尼赫鲁与达斯都同意修改党章，将党员每月所缴四个先令党费改为2000码纺纱。这次会议气氛异常和睦，两位元老也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
1925年5月，甘地旅行路经加尔各答，达斯便热情邀请甘地到他居住的大吉岭休息五天，甘地欣然接受。甘地在达斯家小住几天，得到达斯一家的盛情款待。可是，就在甘地离开不久，便接到达斯不幸突然去世的消息，甘地悲痛不已，再次返回加尔各答参加达斯的葬礼，并发表题为《德命班多万岁》的祭文，高度评价了国大党这位斗士的功绩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同年7月16日，甘地在国大党自治派会议上，提议国大党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年底，国大党年会选举奈都夫人为下一年度国大党主席，甘地表示支持，这是国大党第一次由妇女荣任主席。时隔2年，即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向大会提交了一系列议案，包括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
甘地出席会议，从内心来说，他认为这些议案偏激，不切实际，但是从大局出发，甘地沉默不语，不作反对。结果尼赫鲁的议案被通过。会后，甘地即返真理学院。
这个时候，他的第三个儿子拉摩达斯结婚，甘地让他们用打扫牛栏和用水洗树代为婚礼。甘地送给他们的一份厚礼是一架纺车。甘地鼓励他们一定要发扬土布精神，安贫乐道、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婚礼上，甘地同样号召所有真理学院的学员们要牢记自己的宗旨，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祖国为人民谋利益。可是也就在年底，真理学院的乌托邦幻想破灭。真理学院内部发生了使甘地几乎绝望的“丑闻”。“丑闻”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摩干拉尔·甘地挪用公款，私存一万卢比；二是甘地的夫人接纳了别人送的200卢比礼物和四卢比捐款；三是一名寡妇与一名男子发生不被人承认的“关系”。甘地对此不留情面，一方面责令院方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在《斯瓦拉吉》刊物上发表《我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以示警世和自谴。
也就在这时，就印度自治问题，分别代表保守与激进两派的尼赫鲁父子的意见发生分歧。在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上，两人互不相让。甘地夹在当中，只得提出折衷办法。但是年轻的尼赫鲁，却一再坚持主张现在就宣布独立，甘地对此很生气，批评道：“独立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不是舞文弄墨就可以做到的。”
会议之后，甘地仍然热衷于他对土布运动的工作。就在加尔各答，他主持了一家土布商店的开张仪式，并在演讲中承诺，如果谁购买二卢比土布，就可得到由甘地亲自签名的票据。圣雄的签字具有意料中的诱惑。这家商店一下子生意红火，购买土布者纷至沓来。甘地望着这一情景，露出了他少有的笑容。
关于甘地与老尼赫鲁的关系问题，尼赫鲁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和甘地的关系，除在1924年短期在政治上疏远之外，以后又重归于好，而且比以前更加亲密。尽管他们大不相同，但彼此十分尊重。他们尊重的是什么呢？父亲曾经替一本收集甘地选文的小册子《思潮》写过一篇短序，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父亲的心情。
“他在这篇序言中写了下面的话：
‘我听说过圣人和超人，但是从来没有福气遇到这样的人。我得坦白承认我很怀疑世界上真正有这种人。我相信人，我相信英雄事迹。这本书所讲的思潮起源于人，而且是英雄事迹，他们指出人性的两大特点：信心和力量。’‘谦逊的人物不屈不挠。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和不可征服的力量，继续号召他的同胞为祖国而忍受牺牲和痛苦。这种号召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引起共鸣。’
“很显然，父亲很想强调指出，他不是把甘地当作圣人或超人而对他表示钦佩，他把甘地仍然当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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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也许甘地的确感到自己老了，也许甘地已经看到自治仍在国大党内占了绝对优势，也许甘地确实觉得已过花甲的长者应该全力扶持年轻人主持工作，他一再在国大党的会议上提出国大党应该由贾瓦拉尔·尼赫鲁 （一般称 尼赫鲁）担任党的主席。尽管他十分清楚尼赫鲁在英国受的教育，对印度情况不甚了解，他的立即独立的主张显现出幻想成分，但是甘地了解这位年轻人，他的工作热情高，对祖国、对民众有感情，而且又多次经过铁窗烈火的考验。尽管这位年轻人对甘地的土布运动不太理解与热心，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过重大分歧，但是甘地决心已定。
在1928年9月国大党勒克瑙工作委员会会议上，甘地的提议终于被大会通过。
尼赫鲁对甘地是尊重的。这段时间甘地总是避开政治，坚持周游各省，访问每一个重要的县，每一个重要的城市，也访问偏僻的农村，忠心耿耿地宣传他土纺土织的主张。1929年，甘地正在联合省宣传土布精神，尼赫鲁专门陪他一个星期。
据尼赫鲁回忆说，甘地每到一处都轰动了许多群众，需要事先作出很好的安排，才能实现甘地的计划。特别是在东部地区的多拉克浦，来看甘地的群众总是人山人海，每天集会都在十万人以上，每几英里就有数万群众站在路旁等着这位圣雄。甘地演讲，其实很多人都听不到，但是他们能亲眼目睹到圣雄的尊容就已经够满足了。这些场面使尼赫鲁既惊奇也感动。
这时的甘地已经60挂零，貌不惊人，总是赤着身子，系着土织腰布，他的高贵和庄严的风度，他那从容不迫表现出来的谦逊的风采，形成了他的力量和权威，使别人不得不对他表示尊重和敬仰。他那宁静深沉的目光，总是能够对事物作出深刻的观察，他那清脆和善的声音，总是使人感到沁人心田，引起共鸣。不管他的听众是100人还是10000人，都能够与甘地息息相通。
在今天这位老者身上，我们再看不到那种萎萎缩缩、前言不搭后语的年轻律师的影子了。他只要一开口，就能使听众着迷，他善于雄辩，但绝不靠他美丽的辞藻，他语言简单中肯，思想深刻，思维敏捷。他永远以内心精力充沛的印象，给群众以安慰。他以他真诚的人格力量争取人，并且有效地解除反对者。
甘地的提议尼赫鲁出任国大党的主席已获通过，但是在国大党内部却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甘地便耐心地向这些人解释。他说：“把权力转到年轻人手里，不用担心，像我这样不中用的人还掌握权力，那才是可怕的。有人觉得他太激动，但是我觉得他有战士般的冲动，也有政治家的谨慎。把权力交给他，国家是安全的。”
甘地真心诚意地支持这位年轻人。甘地在向青年演讲时，告诫他们说，他们正在面临考验，并叫他们把尼赫鲁的当选作为自己工作的贡献。
现在大家都在为印度的独立进行工作和斗争。在国大党内，出现了自治领地位派和完全独立派之间的分歧。甘地和尼赫鲁的感情产生了共鸣。甘地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真正的自治领地位能成为事实，如果英国人方面的想法真正有了转变，真正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一个自由和自尊的国家，而在印度的官方当局又是有真诚的服务精神，那么我就可以等待实现自治领地位的宪法。我的自治领地位的概念包括这样的意义：要是我愿意，我现在就能够和英国人绝断关系。”
同期尼赫鲁在拉哈尔代表大会上作主席致辞时也说：“独立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就是从不列颠的统治和不列颠的殖民主义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一旦获得自由以后，就毫不怀疑印度对于建立世界合作和联合的一切意图都会表示欢迎，甚至同意把自己的一部分独立献给一个使印度享有平等成员权利的大团体。”
正是有了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基础和感情上的默契，他们都同意执行1929年12月加尔各答代表大会关于完全独立的决议，并着手准备。
甘地在这次大会上说：“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纪元。完全独立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长远目标。”
工作委员会号召把1930年1月26日作为独立日，并掀起一个光辉灿烂的群众示威游行。民族独立的号角已经吹响。
1月26日，印度城乡竞相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尼赫鲁发表了鼓舞人心的《独立日誓辞》。这份文件不仅对外国统治者的罪行进行了强有力的控诉，而且号召国内的爱国青年和全国人民勇往直前，直到殖民统治的最后一点痕迹被消灭为止。这天清晨，数以万计的群众分别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举着“非暴力”的标语，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各村中也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村庄进行和平示威。特别是孟买，当天还有10万工人举行罢工加入了游行队伍，声势浩大、气势磅礴。参加游行的人们非常激动，不少人眼睛闪着泪花。从此，这一天被视为独立日。
英国政府对国大党的重大决议和游行活动置之不理。于是人们又把目光移向甘地，不知这位非暴力运动的领袖下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自从甘地在拉哈尔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民族的政权目标是获得完全独立时，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又将领导人民对英国的统治进行新的斗争了。
果然没有辜负民众的期望，甘地在时隔独立日仅四天，便向总督欧文提出了11点要求。他说，如果英国给以自治的实质，即使不给以表面的形式，他就准备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他提出的11点要求如下：
1.彻底禁酒；
2.恢复每卢比一先令四便士的汇率；
3.减低地税50％；
4.削减军费，最初至少削减50％；
5.英国官员薪金减少50％；
6.对外国布匹征收保护税；
7.制定保留沿海航行权力的法章；
8.释放一切非暗杀罪或非图谋谋杀罪的政治犯；9.取消或接管罪犯调查所；
10.发给自己武器执照，由群众进行监督；
11.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消盐税。
甘地由此再次发动并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次运动首先针对印度政府的食盐专卖权。在这之前，甘地照例告诉印度副王，他要采取行动，抵抗事实上剥夺了穷人使用食盐的食盐法。当时这位副王以嘲弄的态度一笑置之。3月12日，甘地率领从真理学院挑选出来的78名男女敢死队成员开始了24天向丹迪城海滩进军的大举动。这位身材矮小、身着粗腰布、手持竹拐杖的圣人和他的队伍沿途对各地群众宣传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意义和目的。
甘地所到之处，再次出现历史空前的状况，沿途各村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地赶来，跪在圣雄所经过的路旁，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等待着他的到来，甘地的身影刚一出现，人们便群起欢呼，情绪极其高昂。三个星期之后，甘地一行到达海滩，4月6日这天早晨在祈祷之后，大家跳进大海举行宗教洗礼。甘地高高地举起一把海盐，发表演说：“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
如果我被捕，希望大家能够前仆后继，为自由奋斗到底。”甘地的行动，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对食盐法的挑战，同时引起了政府的极大不满。
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奇发生了警察扫射事件，全国各地则都发生警察用了棍棒殴打示威群众事件。游行集会受到禁止。群众对外国布店和酒店进行严密监视，加以报复。
人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斗争的烽火越来越猛烈。4月18日，希塔曼的警察军械仓库受到袭击。在白沙瓦，革命的浪潮达到了高峰，示威游行规模更大，当游行领袖被捕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蜂拥而至包围了拘留所。英国当局出动了武警装甲部队威吓愤怒的群众，群众顽强反抗，当场烧毁一辆装甲车。英军向无数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还派来了空军机动部队，对示威群众进行疯狂镇压。他们的理由是，被捕的游行领袖加法尔·汗是“红衫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