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星相学家召开紧急会议，最后确定1947年8月15日这一天的凶吉。根据星相学家的测算，这一天为黑道凶日，肯定不宜举行开国大典。会议一致要求应尽快把这个不幸消息告诉印度领导人，以使他们及早作出新的安排。尼赫鲁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转达给副王，并且建议，按照星相学家的推算，8月14日为黄道吉日，这一天大吉大利，福星高照。于是蒙巴顿决定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独立应在1947年8月14日午夜时分宣布。
独立庆典那天，土布制作的三色旗就要取代大不列颠的旗帜。三色旗已经伴随着非暴力抵抗运动在游行和示威队伍中高高飘扬将近30年了。旗帜的图案为甘地亲自设计。图案由三条藏红、白、绿色横带组成，横带中心精心设置了一驾纺车。土纺土织是甘地孜孜追求的事业，也是鼓励人民以此作为和平自救的武器。独立日在即，国大党内部开始对这面旗帜上的纺车提出了异议，一些人认为，纺车是旧日印度的形象，是闭关自守的象征，这种“老太太的工具”，古老而落后。于是决定用一轮车轮取代纺车，表示世界大同。
车轮由一对雄狮簇拥，象征力量与勇敢。
甘地了解这一情况后，心情很不舒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管图案设计的价值如何，我拒绝向炫耀此种学说的旗帜致意。”
在甘地看来，他心爱的祖国不仅在获得独立时又遭到分裂，独立后印度却很有可能与自己奋斗几十年的理想相去甚远。想起这些，他的心就像要被谁撕碎似地难受。他希望未来的印度，应该是摆脱了奴役的印度，应该是摆脱了现代技术的印度，应该是笃信神冥的印度，应该是没有暴力的印度，应该是自觉禁欲的印度。他就是想通过这样崭新的印度形象在世界上至少在亚洲树立一个理想的典范。现在看来不但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相反，自己的理想却还被新的领导人看成是老朽的胡言。有人甚至还说，纺车是“甘地的玩具”。尼赫鲁也撰文写道：如果追求甘地的主张，人类可能会倒退到过去落后的年代，印度将永远置于难以想像的令人窒息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即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
独立前夕，甘地公开宣布他对印度独立后关于领导人生活原则的看法。
他说各部部长以上领导，都必须身穿土布衣服，搬进没有佣人的寓所，抛弃汽车，摆脱种族偏见，每天至少参加一小时体力劳动，比如纺线、种菜，打扫厕所。印度领导们，听到甘地的规定，都感到这位年迈的老人天真幼稚，十分可爱。
独立之日就是分治之日。现在许多地方都呈现出不祥之兆，冲突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甘地是早就预料到了。果然，整个7月，种族和教派暴力流血事件又蔓延开来，即将席卷全国。甘地坐卧不安。
最大的导火线可能要算旁遮普和孟加拉省的边界划分。1947年8月13日，最后划分的绝密文件送到了副王处。副王为了防止在这两个地区发生惨痛事件，往旁遮普派出了增援部队，同时宣布该地区48小时实行宵禁。
在这之前，也就是在7月末的一天，甘地执意要拉着尼赫鲁前往旁遮普，甘地也不管他对自己的态度如何，这次非一同去不可。他们到那里慰问了锡克族与印度教徒难民。难民营里，集中了将近32000多名难民，来自附近100多个村庄，他们都是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幸存者。这里饥寒交迫，脏乱不堪。
难民看到甘地和尼赫鲁吼叫着包围了他们，向他们痛诉自己的不幸遭遇。甘地在这里忙个不停，向难民讲解卫生常识，告诉他们如何修建厕所，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医疗所。回来的时候，两人坐在车上，已是精疲力竭。身体虚弱的甘地把两只脚放在已经与自己的分歧公开化了，不再是他的追随者的尼赫鲁脚上，疲惫地进入梦乡。尼赫鲁看到难民们惨不忍睹的场面，心境极不平静。一边轻轻地为熟睡的圣雄按摩双脚，一边闭目沉思自己肩上压着的沉重负担。
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甘地从旁遮普回来的第二天，蒙巴顿会晤了他，请他立即赶往加尔各答，用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去遏制那里即将发生的屠杀。因为那里人口稠密，且已形成恐怖事件的惯性，目前已处在火山即将爆发的时刻。蒙巴顿说：“在旁遮普我们有军队可以控制住局面。但是加尔各答如果发生骚乱，我们将处境危艰，对此我感到束手无策。那里虽然驻扎了一个旅的军队，但是实在没有其他部队可作增援。如果真的一乱，这座城市就会化为灰烬。”
甘地说：“我早就预料到，一旦印度分治，灾难就会发生。这正是你对真纳妥协让步的结果。”
蒙巴顿说：“也许是。但是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了。只要你一去，我想就是那一个旅的军队的援军。”
本来甘地这一次无意到加尔各答去。他原计划在印度独立日子里，进行祈祷纺线，并在年初独自行走到到过的孟加拉南部的诺阿卡利县去绝食，以进一步安抚那儿仍在惶恐不安的人们。
就在这时，赛义德·苏拉瓦尔蒂也来请求甘地前往加尔各答挽救紧张局势。苏拉瓦尔蒂与甘地的观点从来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此人是典型的政客，道德败坏，为人虚伪，贪财如命。47岁的苏拉瓦尔蒂衣装讲究，总是穿着鳄鱼皮鞋，经常在加尔各答城内与酒吧舞女或青楼女子鬼混；一日三餐都必须有佳肴珍馔，经常惹是生非。1946年8月，加尔各答发生洗劫屠杀事件，他就是直接责任人。“直接行动日”那天，他以孟加拉省首相名义，宣布全城放假一天，阻止警察维持秩序，秘密鼓动穆斯林极端分子行动。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甘地对他的行为多次进行过批评。他今天苦苦要求甘地，这与他过去的向来趾高气昂的气质形成鲜明的跌差。他心里惧怕印度教徒报复。但是他却这样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一样，同样需要你，你经常宣称，你既属于穆斯林，也属于印度教徒。”
甘地向来豁达大度、胸怀宽广。看到苏拉瓦尔蒂确实有恳求之意，想到那里的确需要自己的力量，便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两个附加条件，如果苏拉瓦尔蒂答应，他便即刻动身。条件为：一是苏拉瓦尔蒂代表穆斯林必须做出承诺，保证在诺阿卡利县境内的印度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杀害，甘地便绝食至死；第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日夜夜与甘地住在一起，不带任何保镖和武器，生活在贫民窟内，两人以生命作抵押，换取稳定。
甘地到达诺阿卡利已是8月13日下午。甘地挑了一座属于一位老年穆斯林妇女的房子居住下来，该屋的主人是在去年流血事件中被印度教徒所杀。
房子一年没有人管，尘灰寸厚，蜘蛛网布满空间，满屋臭气扑鼻，老鼠和蟑螂随意爬耍。周围到处是火冒三丈的印度教青年晃动。有人还当面指责他，去年印度教徒惨遭杀害时，甘地则不见人影，没有赶来保护他们，而现在他居然要来保护穆斯林，简直岂有此理。面对危险，甘地平静地对待一切。傍晚，有几名印度教青年站在室外大喊：“甘地，你是叛徒！要保护印度教徒，不要保护穆斯林！甘地滚回去！”喊了一阵，便开始用石头砸窗户。甘地干脆把门打开，站在门口，面对那些敌视的青年。愤怒的青年一下子呆住了。
他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阐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的重要和非暴力的真理力量。他说：“我是为捍卫印度教，也是为捍卫穆斯林而来的。我求你们保护我。你完全有权反对我，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的一生就要结束了，我没有多少日子好过了。但是与其看着你们陷于疯狂之中，还不如我马上死去。”接着他告诉大家，他到此地是得到了当地穆斯林领袖的承诺才来的，现在我们印度教徒也要有所承诺，如果谁要挑起事端或动武，我就死在谁面前。他提高声音说：“我先是印度教徒，血管里流的是印度教徒的血，我怎么会是印度教的叛徒呢？”他那面对拿着石头的青年时的镇定和从容，他那句句在理的解释，使一场仇恨的风波立即就平息下来。没有想到，他的出面不仅平息了一场风暴，而且突然间就出现了感人的宗教和解场面。顷刻间，大街小巷以及甘地的住地附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欢聚一起，载歌载舞，相互拥抱，共同庆祝独立日。有位孟加拉人亲眼目睹了这种由仇恨突然转为友爱的过程，他将此描述成“或许是我一生中难见到的奇迹”。
明天就是独立日。从昨天到今天，印度政府包括尼赫鲁曾连续三次派人专程赶往加尔各答邀请圣雄，希望独立日那天，能在广播中向全国发表祝词。
他们试图使他相信，大喜日子，人民如果听不到甘地的声音，将是很不好的事情。甘地粗暴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祝词，如果有害的话，就让他有害好了！”英国广播公司也向甘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同样遭到断然拒绝。他说：
“你们一定忘了我会讲英语。”这位平常仁慈、幽默、和蔼、大慈大悲、忍 耐性特别强的人，此时却显得判若两人，斯文扫地，可见，他不像别人对独立日那样兴奋激动。这一天，禁食一天。坐在家里接待了好几批印度教徒代表团，向他们解释他在加尔各答提出的非暴力契约的性质，希望大家弘扬博爱的精神。
下午五点整，甘地在摩奴等的搀扶下，走到院内，与等在那里的一万多名群众一起进行晚祈祷。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要求印度人每天晚上作一次祈祷。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他的指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在这种场合下，他走到哪里，就与哪里的教徒一起祈祷。晚祈祷，几十年来成了甘地非暴力运动联系群众的纽带。
今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祈祷，因为它是英国占领下的最后一次祈祷。甘地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说：“从明天起，我们将摆脱大不列颠的桎梏，但是从今日子夜起，印度将分为两部分。明天是喜庆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
接着，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使命，继续说：
“如果加尔各答恢复理智，维护手足之情，那么整个印度也许就得救了。但是，如果兄弟残杀的战火蔓延到全国，我们刚刚获得的自由不复存在。”
这位印度自由的缔造者，告诉大家，他本人不参加印度独立庆祝活动。
他希望大家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同他一样，“为印度的解放斋戒，祈祷，并且尽量多抽丝纺线，因为，珍爱的纺车最有能力把国家从灾难中解放出来”。他在“纺车”这个词上停顿了一下，加重了一点语气。他对国大党领袖们把他的纺车从旗帜上拿下来耿耿于怀。
凌晨两点，圣雄与摩奴从一张草席上爬起。他要开始背诵《薄伽梵歌》。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人民都在欢庆胜利，圣雄为这个胜利呕心沥血几十载，他却要远离热闹，远离欣喜，只是静静地赤着背蹲在凉席上，诵念梵歌以开始印度独立的纪元。他打开《薄伽梵歌》，翻到18问答中的开头的一节对话，那正是勇士阿周向黑天神发出的绝望的召唤。7个月前，正是元旦，他赤脚行走在诺阿卡利游说，他曾对摩奴说过：“我是否把国家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看不清了。”
诵背完《薄伽梵歌》之后，圣雄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一位政府官员，一封给他的英国女追随者米拉·贝恩。
第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他庆祝重大事件的方法就是感谢上帝的恩惠。
因而，他就禁食并祈祷。新宣誓就职的西孟加拉内阁成员来到他身边，乞求他的祝福。他的忠告很独特：“从今天起，你们不得不戴着带刺的皇冠……谨防权势，权势会腐败。不要去显示和夸耀你们的权势，那样会使你们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请记住，你们既然执政，就要为印度农村贫苦人服务，愿上帝帮助你们。”
给米拉·贝恩的信中说：“欢乐的人群到处可见。但我内心并不满意。
我缺少些什么呢？……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团结太突然，不够真实。他们将这种转变归功于我，我感到疑惑不解。或许我不在此地时，事情也会这样，岁月将会显示出这一切。”
天亮以后，这种不真实的场面再次闪现在他的面前。一队穆斯林和印度少女，焦急地等待在甘地的住所门口，他们甚至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一夜，他们只是想见一面先知和圣贤。他们算得上是第一批来到这座破败的寓所朝圣的人。甘地一早就见了他们。之后，人群陆续赶来，甘地不得不每隔半小时停止纺纱工作，与室外的朝圣者会面。他对这些群众今天无话可说，他说过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
但是，当政界人士要求他赐福时，他总是向他们提出忠告：“不要相信权力，因为权力会腐败人。你们要小心圈套，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是为乡村穷人服务。”
这天下午，有近三万人在甘地室外参加了祈祷活动。圣雄坐在临时搭起的木制讲坛上讲话。他感谢加尔各答人民对他的支持，他说，加尔各答的胜利为包括旁遮普等其他地区树立了楷模。“经过仇恨后，友情的甘露显得格外的甜蜜”。甘地最后说。
苏拉瓦尔蒂也在祈祷会上讲了话，他同甘地一样进行了一天的绝食，今天他不再油头粉面，而显倦容。他最后高呼“印度万岁！”人们在这个时候忘记了对他的仇恨。
甘地与苏拉瓦尔蒂坐在陈旧的雪莱轿车上绕城一周。所到之处，都有热情的群众向车上洒香水或扔鲜花。人们高喊着：“甘地！救星！”甘地没有检阅的荣欣，有的只是他看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面带微笑出现在同一个街道、同一个场所所潜伏着的危机的担忧。
在独立的一天，蒙巴顿、尼赫鲁与真纳也都在各忙各的了。
昨天晚上，副王府已经面貌全非，象征帝国的标志和图案都被消除。午夜过后，印度议会代表团来到新德里王宫。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以新的立宪大会主席的名义庄重邀请最后一位印度副王出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督。蒙巴顿激动而严肃地保证，一定要像印度人那样为印度人服务。尼赫鲁交给他一个组织新印度首届政府的人员名单，然后共举酒杯“为印度”祝福。
尼赫鲁同时也为“乔治六世国王”祝福。这使蒙巴顿很敬佩，尼赫鲁真了不起，在英国人的牢狱中吃了那么多苦，居然能在今晚做得出如此漂亮、慷慨的举动。但是当尼赫鲁走后，蒙巴顿准备看他递交的政府组成名单时，原来只是一张白纸。尼赫鲁也许太兴奋了，也许是忙中出错。当神奇的午夜十二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圣雄却安然地在一个遥远的乡村的草席上沉睡。从这时起，一面新的国旗在印度上空猎猎作响，迎风飘展。
1945年8月15日黎明，人们喜气洋洋，穿红戴绿，像过盛大的节日，奔走相告：我们自由了！连蒙巴顿也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日子”。
一阵银号声宣布独立仪式开始。王宫大门外面响起21声礼炮，在欢乐的首都上空久久回荡。印度新主人们站在大理石平台上，脸上都挂着幸福而庄严的微笑。蒙巴顿举起右手宣誓过后，尼赫鲁和各部部长向着蒙巴顿宣誓。这一天，英国人普遍受到了善待；监狱的政治犯受到大赦，死刑犯得到了缓刑。
牲畜受到优待，所有宰屠场休息一天。
同一天，巴基斯坦诞生。在离加尔各答3000公里以外的卡拉奇，甘地的政敌正享受着他的胜利。真纳在“真纳万岁”“伟大领袖万岁”的欢呼声中开始了他的庆典。早在4个月前，英国情报局就弄到了一份绝密材料，证实真纳已经患了绝症。他们分析说，如果真纳在8月以前死去，也许会减少许多麻烦。但是真纳活得好好的，现在他站在敞篷车上威风凛凛地检阅着他的人民和信徒。真纳梦寐以求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旨在使处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摆脱印度教的奴役。但是巴基斯坦建立后，还有5000万穆斯林仍然散居印度。到1917年，东巴再次分治，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穆斯林大国——孟加拉国。印度一个团体本来派了几名刺客想在8月14日巴基斯坦庆典仪式上前去刺杀真纳，但是到了那天却一切正常，刺客放弃了计划，准备炸专列的炸弹没有引爆，准备向真纳官邸附近开枪的枪没有响，其原因后来没有人知道。
真纳“福大命大”，化险为夷。
相反，甘地就危险多了，去年6月，圣雄正前往浦那，途中炸弹一声巨响，使得车上的人惊慌失措，机车被损，险些被颠覆。当然甘地也是有惊无险，幸免于难。
平静只是暂时的。甘地担心的事，预感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不真实的友好突然之间化为干戈，仅仅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观。
尼赫鲁刚刚擦掉额头上的尘灰，准备吃晚饭，饭后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女儿英迪拉接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她站在父亲面前，脸都变了样。电话是从拉合尔打来的。那里很多地方着了火，全城停电停水，外出乞讨水的女人和孩子，被杀害了。仇杀再度开始。这大概是他向蒙巴顿当晚交了一张白纸以为是内阁组成人员名单的真正原因。但是这毕竟是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规模也不大，还不足以影响庆典。
然而，疯狂的屠杀很快就传播开来。新边境的划分诱发了悲惨的一幕。8月16日，新边境一公布，印度北部顷刻间淹没在规模惊人的血海之中。到处都疯了！以恐怖对恐怖，以死亡对死亡。刚刚建立的巴基斯坦同样也是一片混乱。旁遮普省、西北边省和德拉省战火正在燃烧。近1000万人离乡背井被迫进行大迁移。试图跨越边界寻找新的归宿。
8月底，在加尔各答的纳克尔丹广场上将近有10万人聚集一起，等待甘地的露面，而且已经等了五个钟头了。当甘地瘦弱的身影出现在平台上时，一股神秘的力量激励着群众。圣雄感到很激动。他凝视着欢呼雀跃的人们，说：“现在，友善的热潮席卷加尔各答，每个人都应当为友谊长存做出贡献。”
甘地在演讲时，又有大批群众涌来，最多达到55万之多。人群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汇成一片友谊之海。甚至还有印穆教徒共同游行，高呼友谊团结的口号。蒙巴顿知道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后，写信给圣雄说：“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万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而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一个人，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向您致敬。”
但是好景不长，病毒便来了。1947年8月31日，甘地要摩奴准备好，明天将前往诺阿卡利。他并允许苏拉瓦尔蒂回家一趟，也好明天一道起程。
晚上10点，甘地刚睡下，一大群狂热的青年鲁莽地闯进甘地住处，嚎叫着乱打乱掀。甘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被虚假的热忱迷惑了。甘地挺身而出，想制止骚乱的人群，但是砖头、棍棒无情地朝他飞来。本来这伙人是来找苏拉瓦尔蒂的，幸运的是他离开了。甘地清醒过来后极力劝说，慢慢把狂热分子劝出这房子。没过多久，就传来这伙人在外面烧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工人当场被炸死的消息。第二天，事态在进一步扩大。
在突发的危机时刻，甘地只得宣布绝食，“直到战火熄灭”。甘地为大大小小的事先后进行过16次绝食，其中两次历时三星期。有几次差一点命归黄泉。他认为，绝食就是“感动麻木不仁的良心，激发善心”。尽管年事已高，但为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以生命为赌注是值得的。这次圣雄不同往常，一开始绝食，身体机能就有极大的反应，体力衰退，头眩眼花，午夜，便连话都讲不出来了。这个消息像插上翅膀一样很快传遍加尔各答，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前往探视，走出这所住宅，无不谴责暴力。白天到处是纵火、杀戮、抢劫，入夜，稍有缓和。第二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纷纷来到甘地面前，跪着求他停止绝食。但是甘地半闭着眼，用手比划着，那意思分明是告诉大家，骚动和屠杀不停止，他的绝食也不会停止。第三天，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暴行肆虐的街头游行，抗议暴行。中午，27名极端分子丢下手中的武器，低着头，来到甘地面前，请求宽恕，哀求圣雄停止绝食。加尔各答平静下来。
1947年9月4日晚9点15分，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水，宣布已经进行了73小时的绝食结束。
筋疲力尽的甘地盘腿坐在草垫上，接受各界人士的慰问和朝拜。
国大党原来的老友贾戈帕勒查理，现任孟加拉总督，赶来看望圣雄。他悄悄问甘地：“巴布，你怎么能为反对强盗们而绝食呢？”
“我想感动那些人的心。”甘地说。
“那么，要是你发生意外，情况不是更糟？”
“那我起码看不见了。”
孟加拉总督拉着甘地枯瘦的手拍了拍，庄严地说：“圣雄建立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你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印度独立也无法与之相比。”
老态龙钟的圣雄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为老友的奉承、称赞所陶醉。转念一想，这似乎太狂妄了，赶紧收敛笑容。
“这是神的力量！”他谦逊地说。
甘地传
甘地对摩奴说：“你们准备一下，我明天动身到旁遮普去。”
圣雄在加尔各答创造了奇迹。他确信，这里在短时间内不会再发生流血事件，数万信徒在聆听了他具有上帝般威力的声音后，懂得了珍惜和平。而在旁遮普，12个县境内则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血流成河，人们流离失所。
甘地急切盼望到那里去，给那里的宗教对立仇恨的怒火“泼上一桶凉水”。
《伦敦时报》在文章中说：“加尔各答是印度的奇观。”甘地要把这个“奇观”同时移植到旁遮普。
1947年9月9日。甘地一行来到新德里。新德里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
他不得不中断旅行，决定待在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新德里是印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前帝国于1931年神气十足地以这里为首都，独立后仍然定都于此。多少庆典和盛事都安排在这个都市，虚华的繁荣再没有第二座城市超过它。然而，今天却被疯狂的暴力使它面目全非，变成一座最血腥的城市。
新德里位于旁遮普边缘。本来就有无数穆斯林长期生活在此，最近又有大批穆斯林纷纷前来避难。锡克教徒和国民公仆团的极端分子们极为恼火，加上一些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又不断讲述不幸境遇产生刺激的客观效果，9月3日早晨，恐怖浪潮迅速蔓延。事件是从屠杀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的。几分钟后，整座城市陷于混乱，到处是尸体和鲜血。如果首都秩序一旦崩溃，必然将殃及全国，后果不堪设想。一场突如其来的屠杀，将所有公共机构弄得也瘫痪不支，占警察总数一半多的穆斯林几乎都开了小差。尼赫鲁不得不自己上街维护秩序，声嘶力竭地驱赶暴乱分子。
尽管印度已经独立，新的政府已经成立。但是英国人给印度人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是一个到处都在喷火的火山。蒙巴顿从旁遮普返回后，没有参与新政府收拾这个局面的工作，而是躲在附近的拉姆别墅坐山观虎斗。尼赫鲁与内政部长帕迭尔请他不要袖手旁观，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三天之后，甘地来到这座城市，从此他再没有离开新德里。
这一次，圣雄仍想住进贫民窟的小棚内。可是现在已经不行了，这里被旁遮普逃来的难民挤得水泄不通。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难以找到。他只得听从内政部长帕迭尔的安排，住进了阿尔伯克宫5号首都最考究的官邸中心——比尔拉宅邸。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宅邸中，周围是他忠实的信徒，尼赫鲁政府的财物都可以任他调用。可是他却比在加尔各答感到更孤独。他不能离开贫民或者不能离他们太远，离得太远，就感到根基不牢，自己恪守的坚持真理、奉行非暴力的原则就不能得到理想的贯彻。目前新德里还需要他的原则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他们需要宽恕、博爱，这是他们惟一可以逃出仇恨漩涡的法宝。基于这种想法，圣雄每天都要前往难民营宣传他的原则，告诫人们化仇为友，以仁爱之心获取对方的仁爱。每天回来，他都疲劳不堪。
甘地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面住满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难民，或者是焦急地等待着被送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这些难民不幸的多难的困境使圣雄感到特别难受。但更使他痛心的是他们眼中闪出的愤怒的火焰和报仇的欲念。尽管甘地全心全意地在难民中宣传他的主张，化解双方的仇恨和矛盾，但是人们对他好像已经失去了信心和信赖。
一次，一些印度教徒指着圣雄的鼻子尖刻地问道：“你给我们说说，我们该怎么活下去？你让我们放下武器，可是，在旁遮普，穆斯林看见我们的兄弟就开枪。我们要不要像羊一样任人宰割？”还有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入口处，一位穆斯林男子把他的小孩尸体扔到甘地怀中，眼里含着泪水，满腔怒容。
甘地极度痛苦，大声疾呼：“新德里的市民们难道变疯了吗？难道他们已没有一点人性了吗？”
圣雄的坚定信念没有像往常那样容易打动人们的心了。但是圣雄并不灰心，他仍然义无反顾地照常开展工作。这一天，他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驱车进入吉拉难民营内。一些穆斯林围住了他的汽车，朝他发出很不礼貌的嘘声。这时一个人冲上前去一把就将车门打开。甘地不等别人动手，就已经泰然自若地站在车外了。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前不久，他因保护穆斯林在加尔各答进行了绝食，身体实际上尚未完全恢复，他讲话的声音很虚弱，实际都要摩奴逐字逐句的重复人们才能听清。甘地耐心地说：“印度教、穆斯林、天主教和锡克教徒，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对我来说，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话使一些穆斯林的情绪慢慢缓解下来。联想到他在加尔各答保护穆斯林的救命之恩，加上他到新德里以后又一批批地接见穆斯林，愿意听取他们的不幸遭遇，感到的确不应该把气和仇恨发在他的身上。一些穆斯林表示友好，便劝甘地留在新德里，继续保护广大穆斯林。而甘地也表示，新德里一日不安宁，他就一日不离开。甘地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的转变，甘地特意关心穆斯林的事实，尽管获得了穆斯林的好感，但是却大大激怒了印度教徒。有一天下午五点的晚祈祷，甘地刚开始发表演讲，人群中就爆发了“打死甘地”的愤怒的吼声，随之就掀起激烈的抗议声。甘地无法再演讲下去，祈祷会也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中草草收场。
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这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来自国内外数千封电报和信件不断地送达比尔拉宅邸。摩奴带着激动的心情将这些带着祝贺与爱戴之情的电报、信件内容一一念给圣雄听。祝寿的人们陆陆续续赶往比尔拉。他们有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他们怀着满腔敬意向圣雄献上鲜花、水果或糖果。尼赫鲁率领各部部长也来了，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也来了。早在这里等候的记者们异常兴奋地忙碌着。
但是，人们都发现了一个事实，即甘地并不显示出多么欢愉，他的脸上始终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无论谁来，他都始终没有停止他手中正被摇得吱嘎吱嘎响的纺车。以前，他曾充满幻想地声称自己可以活到125岁，现在看来是夕阳西下，不可能实现这样的预言，尽管他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会到那时才能取得真正彻底胜利。自然法则，谁也不能改变，平民如此，圣人亦然。而且现在到处是杀戮，杀的都是兄弟姐妹，作为一名目击者活在世上太令人心酸了。他决定，今天的生日，只能用纺纱来表示庆贺才最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年来，他的土纺土织的倡议，实际上已经被人们忘却了，只有他一人还在继续坚持，坚定不渝地坚持。他真不理解，现代人为什么都这么热衷于杀人，而把真正的美德抛到九霄云外。在当晚的祈祷会上，甘地不无悲戚地说：“你们要祈求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冲突；或者为我祷告，让我早死。我不想在烈火纷飞的印度过生日。”为了祝贺甘地的生日，独立电台录制了专题节目，晚上播放时甘地拒绝收听，他自己不听，他身边的人也不能听。他要大家与他一起，一面默祷，一面聆听他纺纱的人间最最动听的声音。
圣雄的心情十分沉重。仇杀还在新德里像幽灵一样飘荡，他无能为力，他的话失去了昔日的魔力，非暴力支离破碎。印度分割前，穆斯林视他为头号敌人，说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想假扮成他们的朋友，而现在印度教徒则又称他为头号穆斯林，说他是印度教的内奸。他的名字本不应是莫汉达斯·甘地，而应是“穆罕默德·甘地”。现在国家已经独立，谁还有耐心肯听一位年老无用的人喋喋不休呢？尽管这天生日上门的人不少，来信来电不少，但都是些表面的文章，都是处于对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忏悔说：“在我的实践真理和不伤生的信条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令人难以觉察的瑕疵，所以才产生出目前的结果。我错选了缺乏战斗力的人们开展非暴力运动。对于真正的非暴力运动来说，他们徒有虚名。或许上帝有意使我失去判断力。我应该说我毫无识别能力。我无法看清这一切。”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又使圣雄恢复了一点自信心。
那是11月底的一个晚上，离新德里不远的小城帕尼帕特的锡克教徒又杀害了穆斯林。他们先是在车站割下了一名穆斯林的头颅，接着疯狂地扑向穆斯林居住区。一个半小时，年迈的甘地风尘仆仆地赶到出事现场，在临时搭起的平台上，甘地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人们摒弃暴力和仇恨，树立理智和宽容，讲究仁爱和慈悲。他说：“请你们拥抱一下这座城市的穆斯林。”
顿时，一阵敌视甘地的声音响起：“难道是你的妻子被他们奸污了吗？难道是你的孩子被他们杀害了吗？”
“是的”，甘地说：“是我们的妻子被他们奸污了，是我的儿子被他们杀戮了，因为你们的妻子也是我的妻子，你们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甘地刚开始演讲时，人群中还有人高高举起寒光闪闪的扑刀，但是慢慢地，人们把刀丢掉了。来听演讲的人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人群个个凝神屏息。
甘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口干舌燥地反复强调他的理想和原则，“正是这一理想使我们所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基督教徒成为我们印度共同母亲的儿女”。
两个小时后，人们把甘地高高抬起，送他上车。
据圣雄忠实的秘书披露说，12月初的日子里，甘地好像是“最痛苦的人”。现实使他痛心疾首，万念俱灰。但是圣雄并不愿意就此罢手、放弃真理。他认为新政府日益腐败，各部部长盛大豪华的宴会一个接一个，尼赫鲁独揽大权，却还暗恋着蒙巴顿的妻子埃德温娜①，他们根本不管难民的死活和印度的未来，甚至政府还雇用很多与穆斯林有仇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作警察，使得局势更加紧张，暴乱一再发生，而且国大党还拒绝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亿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但是结果却使得两个民族陷入更深的敌对。
① 据 《英迪拉·甘地传》和《甘地夫人自述》。
甘地想，目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再次“铤而走险”。
“现在，他们不愿听从我的忠告，但是一旦我再次绝食，他们就会对我满口允诺”。甘地神秘狡黠地对蒙巴顿说。
这是甘地最后一次绝食。时间是1948年1月13日上午11点55分。听完他的秘书念完基督赞美歌“主啊，你的十字架为我带来幸福”之后，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地进入梦乡。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自从圣雄9月回到新德里以来，他的面容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这样无忧无虑。”
甘地的这次绝食，使很多人感到反感甚至愤懑，特别是印度教徒和那些部长们，更是气愤不已。极端分子和国民公仆团怒不可遏，秘密策划，欲除甘地。他们组织了游行队伍在甘地的住所外面高喊：“让甘地死去吧！”甘地只是默不作声。
绝食的第一天晚上，甘地仍然在摩奴的搀扶下，迎着残阳的余辉来到宫邸外的草坪上，与六百多名群众一起进行祈祷。圣雄照常向大家进行演讲。
他先是吟诵了泰戈尔的诗句：“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召唤，走下去吧，永远独自地走下去吧。”然后他解释了这次绝食的目的，他说：“祈祷诸神纯净大家的心灵，消除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要下定决心，兄弟般和睦相处。”他喘了几口粗气之后接着说：“不管印度或巴基斯坦发生如何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求首都的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
演讲结束，人群为甘地让开一条路。摩奴一只手搀扶着他，另一只手提着痰盂。她现在感到甘地的身子越来越轻了。大概不久，人们就见不到这位老人了。绝食的第一天，圣雄体重减轻1公斤。现在是49.5公斤。
绝食期间，只要一息尚存，甘地起居正常，凌晨照样要诵读《薄伽梵歌》。
这期间，他的小儿子曾来信劝说停止绝食毁身的行动，因为“您的死不能完成您的毕生事业”。甘地要摩奴记录，自己口述了下面的话作为复信：“是神授意我绝食，只有神才能使我停止。我只祈求神给我力量，不致为了偷生而停止绝食。”一些部长们也前来看望过圣雄，但是甘地看到内务部长帕迭尔时，指着他说：“你不是我过去认识的帕迭尔了。”因为，扣除给巴基斯坦的款项，他是积极分子。
甘地的健康日益恶化，身体衰竭，面色惨白。摩奴后来回忆说：“犹如一卷棉花。”但是甘地总不让她去惊动任何人。“如果神需要我留在尘世，它一定会保重我的生命。”他说。
绝食进行到第三天，街道上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各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的生命。部长们迫于压力，接受了甘地提出的关于向巴基斯坦付款的条件。在独立日那天，尼赫鲁曾在讲话中疾呼道：“丧失了甘地的生命，就像丧失了印度的灵魂。”今天，他又在红堡广场面向一万人的听众，再次提醒大家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在印度半岛各城市，“拯救甘地”的口号响起，“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数十万人聚会，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甘地住处附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关注着甘地的安危。
16日，尼赫鲁来到巴布榻前，紧随其后的是蒙巴顿夫妇。他反复表示“我不半途而废”。接着他握着蒙巴顿妻子的手幽默地说：“看来我只有绝食，贵人方可驾临。”
17日，甘地开始昏迷。健康状况被迫通电全国。
18日，国大党动员对立冲突各派来到甘地面前，签署了7项声明，庄严保证答应甘地提出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极端分子的神秘代表。
甘地看到鲜血如河的屠杀，被古老的纷争所分隔对立的人们现在又在自己床前站在一起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对他们说：“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任何事情总是可以办成的。如果印度不朝好的方面发展，你们的诺言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我也只好一死为快。”
当人们都走后，室内只剩下尼赫鲁与甘地。尼赫鲁悄悄告诉他的巴布，他已从前天开始绝食，以分担甘地的痛苦。甘地深为感动，随后派人送去一封信，信中说：“现在你可以停止绝食了。祝你健康长寿，永远成为印度的璀璨明珠。巴布衷心为你祝福。”
下午约100名女穆斯林要求拜见甘地。医生不允，但甘地执意要见。甘地见她们进来，便双手合十，以示谢意。接着他说：“在家里，你们在父兄面前都不披带面纱，为什么在我面前不可以摘掉呢？”这些妇女们均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面纱取了下来。甘地说：“我看到了真正的仁爱。”
甘地的绝食，虽然没有打动真纳，但是真纳宣布，他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生国家。
恐怖分子还在抓紧准备谋杀甘地的活动。
1月20日，也就在甘地停止绝食后的两天，甘地和往常一样在他的住所外的草坪上与人们一起祈祷，他正在向信徒发表讲话时，一枚炸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人们惊慌失措，但是圣雄仍然面不改色继续讲下去。蒙巴顿夫人为此专门赶来祝贺圣雄死里逃生，并赞扬他英勇无畏。他说：“英勇无畏不敢当，只是我把这枚炸弹看成是部队的军事演习罢了。如果有人用枪顶着我射击，而我面带微笑，毫不畏惧，心中不断呼唤上帝的名字，那我才无愧得到你的敬佩。”他说，他早在1946年就挨过一次炸，但上帝不肯收他。40年前，当他的妻子在约翰内斯堡受到一个愤怒的帕坦人恐吓时，他曾泰然自若地说：“死于一位兄弟之手，而不是死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件伤心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如果我对刺杀我的人毫不愤怒或怨恨，我知道那样会增加我永恒的幸福。”
据摩奴后来回忆说，甘地多次在夜深人静时，与她谈到“刺客的子弹”、“枪林弹雨”这些预兆不祥的字眼。
甘地还告诉蒙巴顿夫人：“我打算今天就动身前往巴基斯坦。如果政府和医生允许的话。”
比尔拉宫邸被炸事件发生后，警察局对甘地的安全采取了严厉措施。副局长梅赫拉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甘地知道以后赫然震怒。他对梅赫拉说：“神是我的惟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一生，任何人也不能拯救我，你即使派遣100万人也无济于事。我不希望你来干预我的活动，也不允许你阻止信徒们参加祈祷会。”他想了想，又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谴责那个投掷炸弹的年轻人。不要藉口他干了坏事而惩罚我们的一个兄弟。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将出走，一切后果由你负。”
1月29日，是甘地一生中最后一个夜晚。这晚他先是纺了一会纱，然后给几位朋友写了几封信，后又练习书写孟加拉文。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晚上完成了国大党新党章的起草。他没有想到这便成了他的遗作。后天就要动身去巴基斯坦，照例他是要做细心的准备的，以往每次外出巡视，他对准备工作都是考虑很细。但是摩奴隐隐约约感到甘地今晚有些失常。当摩奴问他还要做什么准备时，他甚至烦躁地说：“有什么准备呢？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摩奴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诺阿卡利进行苦行跋涉时发生的一件事。甘地有一种习惯，每当到达一个村子，总要在林边河里洗洗脚。有一次发现用来按摩脚底的石子不见了，便对负责管石子的摩奴进行了严厉斥责，并要她在没有任何人护卫的情况下，单独去寻找。沿途人迹稀少，充满危险，摩奴一路提心吊胆，总算还是找回来了。甘地看着满头大汗的摩奴说：“我比你更意识到危险。如果流氓将你抢走，你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我会兴高采烈。但是如果你面对死亡胆小怕死，半途而退，我会感到羞辱和伤心。当我听到你每天唱着《独自行走》这首歌时，我内心一直怀疑你是不是出于真心。从今天的事件中，你可以了解我对自己最钟爱的人是如何严酷无情。”
可是，今天晚上，甘地却一切都由摩奴做主，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不在意了。当然这不能看作是一种什么预示，但是，摩奴知道，圣雄是决意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上帝了。
1月30日，晨祷时间到了。甘地叫醒摩奴。他吩咐摩奴给他唱一首赞美诗：
不管你是否劳累，
兄弟啊，不要停下脚步！
晨祷完毕。甘地感到头晕。他把头枕在摩奴的大腿上，让摩奴为他按摩头部。甘地有些闷闷不乐。他喃喃地说：“如果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发展下去，那么我们有何颜面去见世人？整个民族的荣誉，与参加解放之战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滥用职权，那么我们将会深受其害。”
说完，又吟诵了两行诗句：
人世间花园里的春天，几天就完了，
在它凋谢前的日子里，
你们要及时观赏它的姿容！
这一天，甘地异常繁忙，接待了很多客人。而且与内务部长帕迭尔进行了长谈。他刚递过辞职报告。他与尼赫鲁在工作上发生了分歧。蒙巴顿也希望甘地找帕迭尔谈谈，最好不要轻易辞职。甘地告诉他“要学会共事”。圣雄决定今晚祈祷时再找尼赫鲁谈一次，希望他们俩一劳永逸地团结合作。因与帕迭尔谈话时间过长，晚祈祷的时间便稍稍推迟了。
今天，与甘地一同前往祈祷会场的人少了二个，他的女儿兼医生苏悉拉到巴基斯坦尚未回来，警察局副局长梅赫拉也有“贵干”去了。以往总是苏悉拉在前面。
甘地仍由摩奴和他另一位侄孙女阿巴搀扶往会场走去。一路上甘地老埋怨她们为什么在他谈话时不提醒他，免得让那些信徒们久等。甘地唠唠叨叨，两位少女默不作声。
今天下午天气晴朗，晚霞宜人。
甘地看到聚集在草坪里的信徒们，便从两个侄孙女的肩头上把双手收回来，双手合十，向信徒们致意，慢慢地上台阶。信徒们高声地喊着：“圣父！圣父！”
这时一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从人群中挤出来，猛地推开甘地身边的两位少女，跪在圣雄的脚下，似乎向甘地表示敬意。摩奴以为他要去抚摸圣雄的脚。摩奴连忙有礼貌地将他推开，说：“巴布已经迟到20分钟了！”
没有想到这个青年突然挺直身子，一掌把摩奴打翻，掏出手枪，用冰冷的枪口对着圣雄赤裸的胸膛，一连放了三枪。两颗子弹穿透了甘地的身体，另一颗子弹钻进了圣雄的肺叶。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甘地洁白的土地。
圣雄仍然双手合十。“主啊！”他喃喃地说道，随后徐徐倒在草地上。
这时正是下午5点17分。
甘地呼唤着上帝的名字，离开了人世。
凶手是一名印度教徒的极端分子，他的名字叫纳图拉姆·戈德森。他早年曾追随过甘地，投入不合作运动，并入狱坐牢。1937年创办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这张报纸专门宣传反对甘地，宣传暴力。他刺杀圣雄后，并没有趁乱逃走，而是举着手中的手枪，呼喊警察，他是凶手，束手被擒。
圣雄遇刺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印度全国顿时沉浸在哀痛与悲伤之中。
尼赫鲁更是悲伤不已，24小时后，他爬上比尔拉宅邸高高的大门，即兴对已经麻木的全国发表了演讲：“我们生命中的光明从此消失了，到处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印度为圣雄举行了国葬，并按甘地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洒向恒河。
英迪拉在1976年出版的《甘地夫人自述》中写道：“他是一位圣人。甘地是永生的。他体现着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平。他生活在现代，但是他吸收了人类过去最美好的一切，而且着眼于未来。他的崇高思想是永不泯灭的。他的许多言论和著作都是为了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有些则给个人修养使用。他的才智并非源自理性的知识，他是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