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纳却说：“我们是在作为一个民族，而不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单位要求我们的自决权。”
甘地在信中说：“我们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如果分治不可避免，也应该像兄弟俩分家一样分治。”
真纳请甘地进一步解释这个说法。
甘地回信说：“我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的，即不是把印度看成两个或更多的民族，而是看成一个由许多成员组成的家庭。”
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的观点。
会谈结束时，真纳向记者说，无法与甘地达成协议。但是甘地却说：“我相信这并非是我们努力的最后结果。失败归失败，这种失败只能意味着无限期休会。”
这次甘地遭到副王的拒绝，加上又愿意到真纳府上谈判，使不少甘地的追随者深为不满，甚至反感。认为甘地这样做是助长了真纳的傲慢自大，这是一种羞辱。但是甘地并非这么看。他认为，为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以及个人自身精神的超越，不存在羞辱，即便是羞辱，也算不得什么。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甘地又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的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首相：
有报道说你想彻底击溃微不足道的“****苦行僧”（据说你这样称呼我）。
我一直想当苦行僧和裸行者 （这是件很难的事）。因而，我将此看成是一种 无意识的赞赏。所以，我想以此接近你。为了你的人民和我的人民，并通过他们，为了全世界的人民，请求你信任并任用我。
你真诚的朋友甘地
甘地试图挽救他即将支离破碎的国家，甚至不惜向丘吉尔求助，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必然会遭到冷遇的。从这一点看，甘地多少也是迂腐的。一位印度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甘地在南非及其后来在印度，都成功地争取了怀有敌意的外国人，可是在对待自己的同胞的问题上，他却遭到了惨败。人们对此又如何解释呢？为什么这位仁慈的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却未能赢得大多数印度穆斯林的心呢？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注意的问题。他不仅没有赢得支持，反而使穆斯林和很多印度教徒脱离了他。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
对这个问题，法国作家拉皮埃尔和英国作家柯林斯作了分析回答。他们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裂的原因多在于社会方面的因素。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在他们中间筑起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加上人生有轮回生死之说，统治者就利用先祖这些规定性作为精神控制，维护社会上的不平等，而且说服鼓励贫苦大众，听从命运的安排，只有忍耐，他们在轮回中才能享有美好的命运。穆斯林则谴责这种制度。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体现教友之间无与伦比的兄弟关系。在归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原来信奉印度教的贱民，即不可接触者。加入伊斯兰教后，他们地位迅速得到提高，摆脱了不虔诚教徒昔日遭受的指责和凌辱。再有，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40年代，在全国各地，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贷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办事干练，另一方面，由于古兰经严禁穆斯林从事金融交易。因此，他们往往受到印度教徒的盘剥和奴役。
印度教徒将牛奉若神明，这从古印度的圣贤们开始。所以千百年来，牛在印度教徒那里一直免遭宰割的厄运。谁要宰牛，谁就大逆不道，犯下不可补赎的罪过。据统计，仅1947年印度拥有两亿头牛，平均每两人一头牛，这个数字居世界之首，相当于当时法国人口的五倍。这两亿头牲畜中，四千万头每天产奶不足一公斤，其他的四五千万头用于拖拉车辆和耕地。所剩一亿头牛中，一部分滴奶不产，一部分衰老无用，终日懒洋洋地漫游在乡村和城镇，每天吞食相当于一千万印度人的菲薄口粮。甚至甘地也大声疾呼，保护牛畜意味着维护上帝的整体事业。这种对牛的狂护，穆斯林极为反感。他们常常把牛赶往屠宰场，故意恶作剧地经过印度教庙门前。多年来，这种针对活动引发的流血事件不计其数，成千上万个生灵伴随着牛群死于非命。
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印度期间，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非常卑鄙地利用了两大教派的矛盾，并使这一矛盾不断加深扩大，甚至呈现出白热化。
甘地何尝不清楚这些历史和复杂的因素。
他知道，建立穆斯林自治国的方案，于1933年1月28日首次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文件长达四页半纸，在英国剑桥附近一家村舍里起草打印。方案起草人拉赫马特·阿里是名印度穆斯林大学生，时年40岁。他甚至建议，未来国家的名字将称着“巴基斯坦”——精神上纯净人的国土。其实，这名大学生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思想与胆量，这后面自然是真纳的主见。
尽管甘地口头上说，他与真纳的会谈并不意味着终结，只是无限期休会，但是，再与真纳谈判的可能性很小了。多年的交道，他了解真纳。
现在二次世界大战已胜利在望。大战结束，印度马上就会陷入来自内部的混乱。防止爆发内战，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了。甘地深知，当期待已久的胜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非常容易失去理智。他向已经互相策划战胜对方的盟国提出忠告，但谁也无心去留意他的劝告。他说：“和平应当公正。
为了能够公正，和平即不应有惩罚，也不应有报复。德国与日本不应该遭受羞辱。强者应该永不采取报复行动。因而，和平的果实应是大家共同分享。”
他同时提醒盟军，“印度的自由将向全世界受剥削的种族表明，他们自己的自由也为期不远了。自那以后，他们再也不会遭受剥削了。”
这话虽然说给盟军听，也同样说给真纳听。
1945年下半年以来，印度国内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工人、农民几乎普遍都以不同方式参与这一伟大运动。军队也开始出现骚动，不满于现状。
面对这种形势，印度总督菲尔及时发表战后英国方面的印度主张。大意为：
英国政府同意，由印度人自拟新宪法，并尽力根据现行制度与印度人民与各教派合作；中央行政会议将改组，除总督和统帅外，所有其他委员均由印度人士担任，印度政治领袖、印度教与穆斯林联盟领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长及国外代表可考虑也由印度人担任；总督准备近期召开会议，改组行政议会，会中将由各党领袖、各党现任及前任首席部长提出政务委员会参考名单；中央合作，各省自行推行政府制。随即，韦菲尔便向会议参加者发出请柬。
国大党立即做出反映，表示所有被邀请人员将参加会议。真纳同时打电报，要求会议推迟。6月24日，总督会见甘地、阿萨德、真纳等，通报会议将于明天在西姆拉如期举行。甘地表示他不参加会议，但是，他将在西姆拉会议外指导国大党。真纳提出，国大党的穆斯林不能出席副王行政会议，穆斯林出席会议代表应由穆斯林联盟选举产生。会议于25日上午11时在副王别墅召开，为保密起见，没有邀请记者参加。真纳在会上提出国大党只能代表印度教，不能代表穆斯林。国大党主席、穆斯林阿萨德表示，国大党将不接受任何使该党降为教派组织地位的建议。会议一开始就出现紧张气氛。副王根据各派意见，提出组成政务委员会人选参考名单。国大党坚持这个名单要包含国大党中二名穆斯林，即阿萨德和萧克·阿里。真纳反对，他坚持穆斯林代表只能由穆斯林联盟提名。双方各持己见，会议宣告破裂。会议结束时，甘地给副王写信说：“本来如此愉快而又有希望地开幕了的这次会议，看来由于过去同样的原因而失败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很痛苦。”真纳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议提出的方案是个圈套。”
甘地的一位崇拜者路易斯·莫希尔在分析西姆拉会议失败原因时写道：
“穆斯林联盟在战争期间强大起来，并且在大多数选举中挫败对手非穆斯林 候选人。但是无论韦菲尔，还是甘地，都不承认真纳有权代表印度穆斯林。
国大党内有许多穆斯林，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就是一位穆斯林，旁遮普的前首席部长希扎尔·哈亚特·汗是真纳和巴基斯坦的反对者。如果国大党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印度教徒组织，那么它就否定了国大党的非宗教性质和甘地原则。”
但是巴基斯坦的作家阿拉纳在《真纳传》中说：“印度教徒妄图长期控制的统一印度的这只船，最后触礁沉没了。这完全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在整个传记中，他都称真纳为伟大的领袖。
西姆拉会议刚过一个月，英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举行大选。
工党获胜，丘吉尔战时内阁只得将权力交给克莱门特·艾德礼。劳伦斯勋爵被任命为印度事务大臣。
又过20余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原子弹。日本广岛、长崎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8月16日，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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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一位性情温柔的老者，光着上身，赤着脚板正在孟加拉湾上游恒河三角地带泥泞的路上行走。他身材矮小，体重充其量不过五十来公斤，皮肤被晒得油黑，手臂似乎有些过长，两只硕大的耳朵微微向两边翘着。手上的竹杖，前头已被戳得分裂，一幅明亮的眼镜被金丝带牵着挂在脖颈上。如果他跟人说话，只要稍一留神，很容易看出那一口假牙。他的身后跟着几名他的追随者，其中一名女性青年是他的侄孙女摩奴。他就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甘地。
甘地的嘴里总是念着泰戈尔的诗句：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的召唤，独自走下去。
如果有人害怕不敢讲话，独自大声讲。
如果所有敌人都离开了，独自走下去。
踏着荆棘，沿着洒满鲜血的小道，
独自走下去……”
这是1946年年底。这一次他准备用三个月时间，苦行游说孟加拉湾的各地，为维护统一贡献余热。
甘地是一位活跃在多条战线上的斗士，只有在战场上，他才能表现出最佳的状态。他有许多关注的战场，如果政治战场无所事事，他则转而进行其他的战斗。农村经济建设、民众基本教育、国语普及、妇女儿童福利、解救贱民工作等，有他做不完的事，这些事业相对政治运动，其意义并不逊色。
他曾经说过，“如果印度只满足于政治上的独立，如果我没有更好的事去做，那么，我将隐居喜马拉雅山，让那些愿意听我讲话的人去那儿找我吧。”
很明显，甘地所追求的自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由棕色人统治来代替白人统治，更重要的是群众自治，特别是乡村中那些孤立无援、没有发言权、忍饥挨饿的群众的自治。所以他自愿去从事那些单调而平凡的工作。他的伙伴们对甘地的观点有些不肯接受，甚至讥笑他这是老仆人所干的事情。但是甘地却坚信这条路是走得对的，因此，他要为此苦斗到最后一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本不发达的印度经济又遭受了彻底的破坏。现在饥荒的幽灵在全国各地游荡徘徊。那些无耻之徒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穷苦百姓愈加贫困潦倒。一些党派团体只渴望得到该团体的利益，对人民的死活则毫不关心。印度现在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耶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两年前，他曾走访了孟加拉省和其他一些地方，曾到过桑提尼克坦。这里是他老朋友泰戈尔的故乡，他怀着极大兴趣参加了诗人所创造的各种教育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活动。伴随泰戈尔动人的诗句，“这儿是你的脚凳，那儿是你的脚，这儿住着贫穷、最卑贱而默默无闻的人”，他为“穷人之友纪念医院”主持了奠基仪式。
大战刚刚过去，人们渴望和平，但是现在的印度，到处酝酿着暴力和仇恨。英国自己也是国力憔悴，精疲力竭，而印度不再是财富，对他们来说也许成为负担，它已不是帝国获取猎物的狩猎场所，而正成为危害帝国的温床。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新任首相艾德礼一上台就宣布保证“印度尽早实现自治政府”。1946年3月，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三名内阁成员组成的一支权力极大的使团来到印度，和印度领导人以及副王讨论如何按部就班地将权力移交给印度人的条件和形势，以及安排印度人自己制定未来的宪法。这种来势似乎太突然，几乎使所有的党派团体领导人都感到惊讶和晕眩。他们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向来诡计多端，这次怎么会狗嘴里吐出象牙呢？肯定其中有诈，藏着深不可测的杀机。就连甘地这位在政治舞台上生活几十年的斗士，今天也有些不知所措，他当时曾向一位英国朋友透露了自己的心事，“这一次，我相信英国人说话算数。但艾德礼的提议太突然了。印度将会突然获得自由吗？今天，我像一位乘船的旅客，在暴风雨的海上吊在甲板柳条椅中，无法独自行动。”
使团的到来，他当时正在浦那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指导创建自然疗法中心。
非常遗憾的是，即便英国三位内阁部长再有本事，再有手腕，他们也无法能够把国大党与真纳扭到一股道上。使团分别接触了国大党领袖、穆斯林联盟领袖、锡克教徒领袖，也与甘地见了面。全国人民都在翘首盼望这次重大行动，不能变成走过场。甘地在与使团会见后的20天，于4月29日以《独立》为题发表文章，再次表明他对独立的理解，同时强调非暴力在现阶段的重要性。文中说：“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要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果想变成帝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为第五大强国，但对世界却毫无贡献。如果选择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且能以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两个月后，内阁使团要求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各派四名代表与使团、总督会谈。国大党派出以阿萨德、尼赫鲁等组成的会谈阵容。甘地被国大党和内阁使团邀请参与会外协商。会谈在西姆拉举行。会谈可以肯定说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国大党坚持“会议不应当讨论关于印度分治的任何建议”，而穆斯林联盟则坚持要在“含 有建立巴基斯坦的原则和基础”的条件下进行谈判。
会议正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僵局之中。甘地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建议使团先提出一个方案，以便会议进行具体研究和讨论。他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他本来早已对英国政府丧失信心和信赖，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不能不委曲求全，如果是早两年，他决不会出此下策。他曾说过，如果不是英国插手，在穆斯林、印度教和其他印度社团中就不会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使团根据甘地的建议，提出一个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可能取得一致的几点意见”：
1.全印度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将被授权负责外交、国防和交通，并有权为这些方面筹捐资金；
2.各省行使其他一切权力；
3.各省可以组织联区，每一联区可以决定该区负责哪些共同省属事务；
4.联区可以成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
5.在印度联邦的立法机构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占多数的省份的代表名额相等；
6.联邦政府照组成立法机构的同样比例组成之；
7.联邦立法机构每隔10年可以根据多数票的意见重新考虑条款；
8.成立一个制宪机构，并为此目的制定出详细程序。
这个建议，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时不能接受。尼赫鲁建议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各派一名代表双方讨论分歧的一些问题。真纳表示他与尼赫鲁直接谈判，结果没有成效。于是各自都向使团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见。
甘地经过四天对其条款进行研究后，公开表明了他的态度：“这是英国政府在目前环境下所能产生的最好文件。”
真纳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条款“毫无意义，论点支离破碎，成立巴基斯坦是惟一的办法”。
不满意归不满意，但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后来都接受了使团的方案。
只是在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未能统一认识。副王不知道对真纳的固执己见十分厌烦，还是有意如此，在8月12日邀请尼赫鲁组建政府。因为当时阿萨德已经去世，尼赫鲁接替了他担任国大党主席。使团也已返回英国。这一举措使真纳灰心丧气，怒不可遏，他宣布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真纳曾在1945年12月25日，庆祝他70寿辰时，向为他祝寿的人说过：
“如果在我们的自由斗争中印度教徒不同我们一起，那么本国穆斯林和穆斯 林联盟将独自向着他们的巴基斯坦和自由的目标前进。”
8月16日，加尔各答成为血海，一场空前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加尔各答城一片混乱，无辜妇女和儿童遭到了野蛮的蹂躏。
5000人死亡，2万人受伤。仇杀持续将近24小时。有人曾在报刊上这样叙述自己的见闻：“进入警察局的陈尸所需要戴防毒面具，因为没人管的腐烂尸体堆到了天花板。……我同宪兵队的两名英国军士一起坐吉普车巡视城市街道达三小时。我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比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军人在战场上看到的还要恐怖。”
在加尔各答大屠杀的同时，诺阿卡利县同样爆发了流血冲突。
印度独立之前的黎明，一场更大的内战风暴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印度半岛。
8月24日，副王宣布了尼赫鲁为首成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员定于9月2日宣誓就职。副王在9月2日晚向全印度发表广播讲话：“临时政府一直为穆斯林留着5个空位，但是穆斯林联盟一直拒绝交名单，他不能无限期地等待穆斯林联盟参加临时政府。英国政府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意把国防部长的职务交给一位印度人。”他呼吁印度各界同政府合作，“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表现容忍和冷静”。以尼赫鲁为总理的临时政府宣誓就职那天，阿赫梅达巴和孟买同时发生教派玩命的骚乱。
正当黎明到来，同胞们有望摆脱桎梏，获得新生，可是这时，他们却在那里狂暴地同室操戈。甘地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他们曾经发疯似地追随过他，但是很少有人理解支持他的行动和根本学说。他笃信非暴力，认为只有非暴力才能拯救人类。他非常希望，通过非暴力来实现印度的新生，然后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人类。但是他的美好构想已经被他们摒弃了，到处是屠杀，到处是仇杀，那么独立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胜利。现在虽然未处于内战之中，但是的确已经到了内战边缘。而暴行的结果，只会延长英国人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假如我们用着英国人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闯入。
仇杀事件接连不断，只会加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鸿沟和隔阂。“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线光明。50年来我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理、仁爱和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我所赋予的意义。”他坚信，如果印度被瓜分，其核心将会破坏殆尽，就像一块完整的地毯被割开，其美丽协调的图案必将紊乱失色一样。
他要云游四方，发表演说，祈求神灵给他继续传输心灵之光，寻找出医治的良方。
他赤脚行走，大方向是孟加拉。直接前往仇杀盛起之地。
不过他又承认：“我不知道我去那里能干些什么，我所知道的一切则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我的心灵就不能平静下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去孟加拉，并不是去搜集反对穆斯林的证据和审判什么团体，而是想劝导公众，要容忍克制，以便像多少世纪以来大家和睦相处，友好相待。
在去诺阿卡利途中，他先在加尔各答歇脚几天。加尔各答的大街上，仍然残留着大屠杀的凄惨景象，到处是瓦砾、杂物。臭气熏天，宗教厮杀的烈火似乎可见，人们逃命时拼死惨叫声时时在他耳边响起。他认为，如果他勇敢地以同情和宽容之心与穆斯林人生活相处在一起，遵循他们的意愿，以他的行为告诉人们，不管你是什么教徒，都是朋友兄弟，同样怀着良好的祝愿，或许能够使大家重新修好，重建家园。他下决心要用他的勇气和真诚打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心。
就在甘地尚未离开加尔各答去诺阿卡利时，又从比哈尔传来了可怕的狂暴的宗教残杀。其野蛮程度不亚于加尔各答和诺阿卡利。甘地大为震惊。比哈尔，是甘地深爱的地方。当时那里的人民是那样披肝沥胆地支持他、拥戴他，而现在竟然也把非暴力原则置于脑后了。甘地痛苦不安。在甘地看来，屠杀和反屠杀，都是暴力，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难以分清谁对谁错，凡是暴力，就没有对错可言。他号召印度教徒都应该赎罪，先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决定“饮食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如果有罪的比哈尔人不悔过自新”，这种半绝食的行为将成为“一种绝食至死的举动”。
甘地在极度痛苦状态下，来到了斯里拉姆普尔村。这是1947年1月1日。元旦。这个村曾有二百多户印度教徒，现在只剩下3户人家。当晚，他在村里召开集会，他的心灵之光给他带来了教诲。他大声疾呼：“让那些政治家们在德里唇枪舌剑地争论吧！让他们无休止地讨论印度前途吧！过去的事实多次证明，解决印度问题的真正答案，必须到农村去找。”
七个星期之内，他光着脚板，苦行游说，行程达185公里，走访47个村庄。作为一名印度教徒，他总是在余怒未消的穆斯林中间走村串镇，深入家庭，用好言劝慰穆斯林，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一再告诫他们惟一值得人类进行复仇行动就是以善报恶。这的确有着生命危险。但是他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了，他要用自己的影响去安抚人心、稳定人心，帮助他们捐弃前嫌，“重新点燃友爱之火”，“驱赶宗教偏见的恶魔”。
甘地与他的四名信徒，每天全靠村民的施舍度日。
甘地旅行用的小包袱内只装有铅笔、纸张、针钱、陶瓷碗、木匙和甘地随身携带的一尊象牙小雕像。这尊雕像表现的三个顽皮的小猴子，一只双手捂嘴，象征德行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摩奴在她的棉布口袋里，为甘地装着他经常要诵读的四本书，它们是：《薄伽梵歌》、《古兰经》、《耶稣行实与训诫》和犹太教《箴言》。他每天仍然坚持凌晨 二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再进行晨祈。而在同时，他便要喝一大碗掺盐凉水，以洗肠胃，数年如一日。现在尽管苦行漫游，非常贫苦，他也从不间断。到晚上，他必定要与其他教徒们一同参加晚祈祷。他常常从容不迫，先读几段《薄伽梵歌》，然后再朗诵几段《古兰经》。
每到一村，他都要请求住到穆斯林的茅舍之中。如果没有人肯接待，他便率领他的信徒们在村外树下，晚上伴着神秘的星空入睡。
太阳升起的时刻，甘地一行便要离开斯里拉姆普尔。在这里待了六个星期，村民们深为他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到村头相送，目送他手持竹杖，弯腰驼背，步伐蹒跚地去寻找幻灭的梦想。
崎岖的小径上，甘地仍在不厌其烦地朗诵泰戈尔的诗，为大家提神，为自己增添安慰：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召唤，你走下去吧，独自一人走下去吧。”
他继续行走，从不知累，也不知疲倦，他的精力使年轻人都难以相比。
在他的身上像有一种奇特的力量支撑着，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停止啪啪作响的脚步。
诺阿卡利到了。这个县里的情况是甘地前所未闻。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共同居住。同在一个村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几乎长年势不两立，不来往，不通婚，村路往往劈成两块，以中间的中心线为界，不可逾越。两个教派各有自己的水井，互相之间从不互汲井水，宁肯渴死。村子里如果办学校，也是各办各的，孩子们都严格按照教规所定只上自己的学校。哪怕就是用野草和牛屎制作祖传药丸，治疗的是同一种疾病，他们的制作方法和用药剂量也完全不同，互相之间更不通医。这种约定俗成的隔断，不知形成于何时。
在途经的一个村子中，看见所有的房屋被烧毁，大多数男性村民被杀害。
一只牧羊犬突然窜到甘地的脚下呜咽着，仿佛要带甘地一行前去观看什么。
甘地随着这条犬走到村角，只见那里三具尸体，腐烂发臭，这大概是狗的主人，一家三口全部遭难。一群妇女围上来，纷纷向甘地诉说他们的丈夫、儿子被惨杀，自己的女儿被凌辱，悲痛欲绝。甘地心如刀绞，只得一边安慰，一边劝说以善报恶。
这时，他想起了1月2日他在斯里拉姆普尔写的日记：“自凌晨2点，一直未眠。只有上帝的恩典在支撑着我。我可以看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它是这一切的根源。四周一片漆黑。上帝何时将我从这种黑暗中解救出来，指引我走向灵光呢？”
甘地的传记作家曾将这次行走看成是“独自朝圣”、“赤脚朝圣”。朝圣一般来说应该是赶往圣地，而甘地却是行走在那些灾祸之地。但是甘地自己觉得这次行动具有朝圣的意义，他觉得他的胸怀带着朝圣的虔诚。在途中，他曾收过一位妇女诗人的信，信中也称他“敬爱的朝圣者”，并祝他“上帝与你同在”。
这里只有羊肠小道，到处是河道沟壑，用竹竿搭成的桥梁非常之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河底、深渊。这种困难其实也不算什么。甘地在走村串户期间，还经常遭到一些人为的麻烦。穆斯林似乎都不愿意他到处召开集会，不是予以阻止，就是在他经过的路道上撒满粪便。遇到这种情况，甘地总是耐心地用树枝扫除，村民们则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他的每一个行动，几乎都在敌对、仇恨、恐吓的目光注视下。
这的确对78岁的甘地是一个新的考验。盼望已久的政治自由即将来临，国家的政权唾手可得，而他却远离这一切，深入到危险境地苦心游说。他总是告诉印度教徒们，要按照上帝的要求，与穆斯林以兄弟相称，如有必要，就算去死，也不要杀人。死亡比耻辱要好得多。
经过长途跋涉，甘地一行来到贾格特普尔村。甘地在这里举行了妇女会议，作了演讲，然后他要助手鲍斯记录遭受污辱的妇女的陈述。但是大家都羞于开口，只有一名年轻的姑娘讲述了她家的遭遇。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被杀后扔进火里当场烧掉，歹徒闯进她家，对她进行施暴，房子被烧，她与母亲已是无家可归。听了甘地的演讲，她似乎建构了新的思想准备，她说：“我和母亲现在走投无路。如果他们再来的话，我知道我会以死来保全自己。”
总的来看，诺阿卡利县的仇杀的怒潮现在基本平息。甘地在此不便久留多说什么，以免煽起新的后果。
艰难奔波。1945年3月，甘地们来到了比哈尔。这里是印度教徒复杀，穆斯林正在痛苦的呻吟。这里是他的崇拜者区域，所以他曾为此地的仇杀绝食。尼赫鲁已经代表国大党到过这里，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期控制骚乱。有效果，但效果未必到位。这里的善后工作有待78岁的老人来了结。
在这里，甘地的口气就大有不同。他公开表示对穆斯林的同情，公开责备自己的同一教徒，并呼吁他们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赎罪忏悔。他发动了为遇害的穆斯林募捐，他的许多崇拜者听了甘地的话，纷纷将钱塞进圣雄口袋，以解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大概是这个地方比行走以来其他地方都可靠，甘地讲话的措辞也就不再是掩掩遮遮了。有一次他大声叫道：“难道穆斯林认为我不该说出他们在诺阿卡利所犯的罪孽，而只是让我讲比哈尔省印度教徒的罪恶吗？如果我那样做，我就是个懦夫。我认为，穆斯林和比哈尔印度教徒的罪孽都是同样不可饶恕，都应该受到谴责。”
正在这时，拉瓦尔品第和旁遮普的印度教徒又传来了悲惨的消息。比哈尔再次失去理智，试图重新进行大规模的行动。甘地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警告说：“如果你们再失去理智，那就首先毁灭我吧！”
坦率地讲，甘地的努力是真诚的。但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他既疏远了印度教徒，又没有得到穆斯林的欢心。他勇敢无畏、光明磊落、正直坦率，人们敬佩他，但是，现在的确没有多少人愿意死心塌地地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了。
比哈尔人没有再动刀枪，但是这里的悲剧仍在继续上演，而且逐步显露出更糟的迹象。
甘地的确是一个让人敬佩又让人痛恨的人。他在南非的对手史末资将军，公开对抗何等激烈。他曾被史末资捕入监牢。在牢里甘地亲手做了一双布鞋，在史末资离开南非时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事隔25年之后，史末资在回忆这件事时说：“纵然我感到自己不配穿这样的伟人所做的鞋，但自那以后，我很多年夏天都穿着它。”
甘地在独自行走期间，发生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这件事情连他最忠实的支持者都感到不快，千百万印度教徒感到心神不安，历史学家为之茫然莫释。
甘地的禁欲是按教规行使的，他自己则把它视为升华理想境界的手段。
当他们一行来到诺阿卡利县时，圣雄突发奇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甚至使无数人动摇了对甘地作为争取自由领袖的地位。
那天，他们将要动身前往诺阿卡利。出发前，甘地与摩奴谈起了家常。
这位19岁的少女，有着不幸的童年。父母双亲早早地离开人世，她成为孤儿。
后来由甘地一家养育成人，甘地一直对她体贴入微，他像母亲一样对待这位侄孙女。因此他们无话不谈。摩奴这次与甘地的交谈，竟然向甘地透露了自己的隐私。她告诉甘地，虽然她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她从来没有同龄少女那种应有的****冲动。
甘地的目光从镜架上面射到了少女的脸上。她一脸的平静，连羞涩的成分都未曾见到。
甘地感到自己得到一个重大发现。他一直认为，非暴力抵抗者，都应该带头实行节欲、禁欲，以实际行动实现教规的指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谈何容易。从摩奴的谈吐中，甘地感到这位侄孙女是可以塑造的，是可以将自己的理想与教规的要求注射到她的精神以及行动中去的。他对摩奴说：“如果在千百万印度少女中，我能成功地培养一名白璧无瑕的杰出女战士，这将是我对印度妇女的重大贡献。”自从嘉斯杜白去世之后，摩奴就一直与甘地形影不离，最近这段的苦行游说，也多亏她一路照顾垂暮之年的甘地。甘地决定把她作为一名非暴力抵抗者禁欲的先锋战士来培养。
“你还愿意继续跟我走吗？”甘地严肃地问摩奴。
摩奴点头。
“那么”，甘地说，“你要接受考验的全部条件。”
所谓全部条件，也就是两人从此同床共枕，但是要忠诚无邪。甘地表示将恪守禁欲誓言，摩奴则表示芳心不乱守住贞洁。甘地想，摩奴的心灵是高尚、纯洁、晶莹，还是卑琐、污浊、下贱，都可以在一起同睡的草垫上见分晓。其实甘地还有另一个意图，既然要考验她，也要培养她，当她一旦接触到自己枯槁皱折的身躯时，一切欲望自然会一劳永逸地消失，久而久之，就可望达到升华她的灵魂的境界。心地纯洁的摩奴，从内心深处根本不存在什么淫欲邪念，她愿意迎接考验，满腔热情将自己的身子投入到同甘地在一块草垫上。
双方谈妥，他们如同以往一样的平静，开始上路。
从这一天起，他们将那一老一少的身躯共同交给了由甘地信徒们背着的垫子，两人睡在一起，吃饭也用一个碗。这种非同寻常、过分亲近的生活，很快遭到了甘地一行人的非议。他们实在想不通，一位他们无限拥戴的圣雄在即将80岁的时候，还有这等邪好。这简直有辱他们崇高的使命。摩奴听到了信徒们的非议立即告诉了甘地。甘地沉着地似已早有所料地对摩奴说：“不要紧张。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好像是内心激烈情欲的征兆。我原谅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原则。”
甘地的禁欲已经有40年历史了。从他正式向妻子提出算起，那也是1906年。自从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旦踏上与印度教徒一样古老的人生道路，一直没有出现过反复。直到1936年的一个晚上，他在梦中出现了性的冲动，那年他67岁。他后来供认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他为这件“令人诚惶诚恐的事”感到惊诧不解，心神不安，发誓进行六个星期的闭口不语来惩罚自己。几十年来，仅此一次。他禁欲有宗教的因素，但又不完全是或不仅仅是为了宗教。他认为，禁欲在于使人摆脱愚昧无知，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投入到为之奋斗的事业上，控制房事，精力充沛。
当然，他的禁欲与古老的印度教徒所规定的禁欲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禁欲，教规有九条要求。其中包括禁欲主义者不得身居女性中间；不得与女性蹲在一张芦席上，也不准窥视女子身体的某一部位；必须避免热水浴或按摩带来的肉体快感，禁止食用可能刺激****的食物，比如牛奶、酸乳酪、精制黄油以及高脂肪食品。甘地在饮食方面一直进行探求，想寻找断欲食物。
但是，现在他与一位少女同吃同睡，在实践中改变了教规的原则。他对他的行为做了这样的注释：“一位尽善尽美的禁欲主义者，必须能够睡在赤身****、花容月貌的女性身边，又丝毫不会为其艳丽姿色而心荡神摇。”教规要求不允许接受女子的肉体按摩，避免引发****的死灰复燃。但是，甘地长期都要吩咐年轻女子为其按摩，而且常常一边接受按摩，一边与来访者交谈，有时甚至与国大党领袖讨论政治问题，他也是躺在那里一边接受按摩一边发表高见。
甘地对禁欲信心十足，每逢机会，必作宣传。多次在谈判会上，他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之后，甚至还会插上一段关于禁欲的意义或禁欲者高贵操守之类的内容，弄得那些谈判对方不知所措。他认为自己心洁如镜，不必去在意别人说什么。他为自己的孜孜追求感到自豪。有一次他竟公开宣布，凡是忠于禁欲誓言的人不管男人或女人，如果在执行任务时天色已晚不能回家，男女在同一间房子里过夜，只要不违背禁欲原则，任何人都不应该也不要非议指责。
在诺阿卡利地区进行游说期间，甘地与摩奴的起居照常如法炮制。他们一起就寝，一起起床，一起祈祷，一起用一只碗用餐。每天睡觉前，还要先接受摩奴纤弱细手的按摩。二月份，天气有些寒冷，有晚摩奴发现甘地身体冰凉，便把所有的衣服盖在他身上，并为他作了全身按摩后，“与他紧挨着身子，靠自己的体温温暖对方，一直平安睡到次日晨祷”。第二天，摩奴把昨晚的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甘地的信徒们。他们双方都感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在相伴的日日夜夜，确实没有谁玷污了这种圣洁的关系和特殊环境下的考验。垂暮之年的甘地，因为得到了摩奴的体慰，孤独的心境有了新的补填。夫人去世，他失去了伴侣，长子终日沉湎于酒杯，还有两个儿子仍留在南非，一直杳无音讯，另一位儿子也不在身边。摩奴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甘地与摩奴之间奇异深奥的关系，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其中的清白，别人始终不能接受。现在外部流言蜚语正在盛传。每到一地，穆斯林都要羞辱他们，拒绝他们进村入户，印度教徒期待着他的到来，但是面对如此从未见过的现实，他们也不得不表示冷淡。消息很快传到德里，国大党领袖们本来正胸有成竹准备与副王进行关键性会谈，现在被这一消息惊吓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
在一次公众祈祷会上，甘地对那些流言蜚语甚至诽谤进行了抨击。但是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听，更没有几个能相信甘地讲的是真话。世俗就是那么残酷。在游说到哈伊姆查尔村时，由此引发的风波已到顶点。甘地说，你们不信，我便把仁爱带到比哈尔去。
国大党领袖们包括尼赫鲁在内，为此张惶落魄，担心圣雄与摩奴继续同睡下去会在正统观念尤为强烈的比哈尔引起混乱，造成新的纠纷。于是接连派人前来拜访圣雄，请求他放弃目前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探索”和“考验”。
甘地断然拒绝。
摩奴毕竟还是一名少女，她的承受能力远不及圣雄。她已经悄悄地哭过几次。不是后悔，而是遗憾他人对这种高尚的体验不理解。于是她向圣雄建议，为了权宜之计，从大局和为大局奋斗出发，暂且放弃这种使思想狭隘的人乱成一团的计划。
甘地无可奈何，心灰意懒，只得接受摩奴的建议。
比哈尔之行，摩奴没有与甘地做伴。从此，那副草垫子上只有圣雄骨瘦如柴的躯体在上面了。
后来，摩奴仍然回到甘地身边，大概是6月，两人又恢复一起过夜，每天照样形影不离。她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年华乃至毕生精力都用在陪伴、照顾这位老人，她后来说，她一直认为这是上帝给她的神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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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1947年新年伊始，满目疮痍的伦敦浓雾茫茫，显得十分萧条和阴森。唐宁街10号，被丘吉尔称为“那是一位典型的平庸之辈”的工党教授出身的新任首相艾德礼，脸色阴郁地正在等待着一位超群逸众的海军上将的到来。
他是维多利亚女皇的重孙路易斯·弗朗西斯·艾伯特·维克托·尼古拉斯·蒙巴顿。蒙巴顿今年46岁，在英国早已声名显赫。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首相召见他，是要他出任印度副王，也就是印度总督。首相决定把这项在印度至高无上的任务交给他，不是让他去统治印度，而是让他去安排英国撤出印度。这是一项极为痛苦的使命。现在，英国政府决心明智地撤出印度，以免被武力赶跑显得狼狈。昔日的泱泱帝国今天没有能力去继续统治它的殖民地了。
蒙巴顿深知，“这是一项毫无成功希望的使命”。他了解前任总督韦维尔元帅，他才华卓越，都被弄得焦头烂额，自己难道能成功吗？得到帝国末日时期的这张任命书，并不使蒙巴顿兴奋，相反，他感到沮丧。这个职务真还不如刚卸任的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部统帅一职使人心情舒畅。70年前，曾祖母在德里郊区的平原上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当时，各土邦王公向她欢呼，“祝愿维多利亚女皇的君权和统治与天地共长久，与日月争光辉”。今天自己要亲手去结束女皇统治的领地。
艾德礼首相向他介绍了印度难以收拾的局面，三亿印度教徒与一亿穆斯林正处在世代仇杀之中。英国在两大派别不可调和的夹缝之中越陷越深。现在必须当机立断，保证平安撤退。
蒙巴顿作为军人，不可能拒绝首相的任命。他知道，一旦在那里失败，过去建立起来的赫赫军功也将被看成一钱不值了。但是，他虽然年轻，却同样显得非常老练。首相介绍情况后，他立即提出了保证完成任务的先决条件：
第一，政府必须公开宣布，英国保证停止行使主权，同意印度独立的确切日期，这样便于他与各派深入谈判；第二，在他任职期间，他享有充分的权力和完全的自由，而无需向伦敦请示汇报，尤其不允许伦敦经常插手干预。首相听完这两个条件，惊愕地望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不安地问：“你大概不会要求享有特命全权，使你凌驾于国王陛下政府的权力之上吧？”蒙巴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正是我担心的，也是我期望的。请您想一想，如果内阁经常干预，我将如何开展工作？”蒙巴顿本想通过这两个过分的要求，使首相改变主意，另择高士，可是首相却点头同意。
2月20日，英国政府即发表声明，宣布不迟于1947年6月，把权力交给印度人。3月蒙巴顿赶往印度上任。他对印度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决定应赶紧分别会见印度三位重要头面人物，他们是尼赫鲁、甘地和真纳，如果达不成协议，他将让印度分治。
他首先与英国印度临时政府总理尼赫鲁会晤。
这时尼赫鲁已经58岁，谢顶了。他与蒙巴顿过去有过一面之交，那是在新加坡，年轻的海军上将刚刚建立起了最高司令指挥部。有人建议上将不要会见这位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人，不要因为上将的会见抬高了他的地位。
蒙巴顿不快地反问道：“我抬高他的身价？相反，正是他给我荣誉，有朝一日，他将成为独立后的印度总理！”果然被他言中。
尼赫鲁，巧舌如簧，下笔成章。他很早得到甘地的确认，在国大党内不断擢升，三次担任该党主席职务。圣雄早有预见，他们进行的斗争火炬将由尼赫鲁高举下去。尼赫鲁也把甘地奉若神明。虽然偶有矛盾和分歧，但他始终怀着真挚的友情追随甘地。局势发展到今天，尼赫鲁与甘地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只有崇敬的感情还在。
尼赫鲁与蒙巴顿一见如故，彼此交谈感到很惬意。他们很快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必须尽快地采取行动，分治印度必将导致一场悲剧。
在与蒙巴顿会谈中，尼赫鲁也谈到了他对甘地孤身一人赤脚游说的看法。他说：“甘地弄错了事情。他希望在伤口上敷抹点药膏，就能医治整个印度的躯体，而不愿意诊断引起疾病的原因，根治病人的全身。”
尼赫鲁与蒙巴顿告别时，双方开了玩笑。蒙巴顿说：“尼赫鲁先生，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看作结束英国统治的最后一任副王，而是前来为新印度开辟航道的首任副王。”尼赫鲁则面带笑容地回答道：“他们说你富有危险魅力，现在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副王要在非常时期顺利地实施他的计划，必须取得甘地的支持，甘地的作用不论对国大党还是对印度的独立，都是不可忽视的。蒙巴顿刚到印度未举行登基大典之前，就曾给甘地致函，邀请他见面，并且表示，只要他愿意，蒙巴顿将派专用飞机把他从比哈尔省接到德里。甘地拒绝了上将的飞机，如同往常一样乘坐三等硬座车赶来会见他。
1947年3月31日，圣雄仍然半裸着上身，再一次走进了印度副王的办公室，“和副王平起平坐地谈判”。尽管蒙巴顿对甘地表示特殊友好，吩咐妻子也参加会晤。但是甘地一坐下来，就叹气不已。蒙巴顿夫妇不知圣雄对他们的接待哪一点不满意，相互对视，又不好相问。这时甘地告诉他们，自从南非工作以来，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财产，现在可以说是两袖清风，全部财产就是一部《薄伽梵歌》，一个白铁饭碗，一尊雕像，一副眼镜和一只怀表。
“但是这只值8个先令的怀表今天在火车上被人偷了！”他伤心地说，“这是离开南非时朋友们送的。如果你想把每分钟都奉献给上帝，那么你就 得准确地掌握时间。”
圣雄首先制造了这么一个气氛，成功地把蒙巴顿夫妇的注意力引导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先声夺人。
接着他谈起印度的现状。蒙巴顿希望他在谈印度之前先谈他自己。甘地很乐意，离开印度问题他又滔滔不绝谈起自己。经历、思想、禁欲。双方显得密切起来。这次会晤持续两小时。之后，蒙巴顿安排三人一起照了相，甘地在照相时还情不自禁地把手臂放在印度副王妻子的肩上，把她当摩奴一样看成了自己的不可缺少的“拐杖”。这次会谈没有接触实质问题，蒙巴顿的原意只想初次见面，建立友好关系。这个目的倒也达到了。
第二次会见。
新德里的仲夏，炎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只有蒙巴顿办公室里凭借一台空调，把温度保持在20度上下。当甘地刚从火热的气温下进入温室时，冷得浑身战栗。科学技术带来的现代文明与甘地总是格格不入。蒙巴顿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吩咐关掉空调，打开窗户，蒙巴顿的妻子还取来了一件海军粗毛线衫，披在瑟瑟颤抖的甘地身上。
蒙巴顿的妻子吩咐佣人忙着摆弄豪华餐具时，与甘地一同前来会晤的摩奴也为他准备自己惯用的粗茶淡饭——一碗用柠檬汁、酸乳酪和椰枣粉调拌在一起的稀粥。甘地的小匙把已经折断，由一根竹签捆绑在上面。两只白铁碟子和这支小匙都是最后一次坐牢从牢里带出来的。甘地面带微笑，把稀粥装满一碟递到蒙巴顿面前。
“这个味道很好，你最好尝尝，不比山珍海味差。”甘地神色诡谲地说。
蒙巴顿看了一眼那稀里糊涂的东西，不知所措，他不知甘地来这一手。
“我想我从未吃过。”他面无表情地说。
“不要紧，万事开头难，试试看，说不定你很喜欢。”甘地固执地继续坚持要对方尝一尝。
蒙巴顿拗不过眼前这位神奇的老人，出于礼貌和真诚，只得小心翼翼地吃了一口。甘地眼巴巴望着他，他只好吞下肚去。好在甘地没有得寸进尺，非要副王吃完。
会谈正式开始，双方直奔主题。
蒙巴顿首先表明观点，告诉甘地，英国历来的政策是决不屈从武力，但是鉴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胜利，英国现在决定撤出印度，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甘地说：“重要的是，请你不要分裂印度，请你拒绝分割印度，即使这一拒绝招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蒙巴顿说，分治乃是他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步棋。他问甘地：“舍此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甘地摸了摸头，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这个设想大胆到甚至使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蒙巴顿都感到惊讶。甘地的意见是解散尼赫鲁政府，邀请真纳组织新政府。国大党决不会破坏真纳组建计划。如果真纳不接受这个计划，那就由国大党来组建政府。甘地怕对方没听清，重复说：“你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请你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委托真纳组建政府，把英国的主权交给他们。”
这一提议有些新奇，蒙巴顿大为惊愕。
“那么，你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你们党会接受这项建议？”蒙巴顿试探地问道。
“因为国大党首先希望避免分治，并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分治方案得逞。”
“那么真纳会对此作出什么反应？”
“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个方案是甘地提出的，真纳一定会对你说，这个诡计多端的甘地！”
一向被认为思维敏捷的蒙巴顿这时也糊涂了。他的顾问悄悄附在他的耳际提醒说，甘地的提议疑点太多，可能里面大有文章，千万小心，别钻进他的圈套。蒙巴顿倒没有这么看，他只是觉得甘地的建议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甚至是冒险的空想。但是他决不放过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思考良久，他肯定地说：“如果你正式保证，国大党确实打算批准这项方案，同时准备诚心诚意通力协作使之付诸实施，那么我担保予以答复。”
甘地从沙发上跳起来，信誓旦旦地说：“我完全是肺腑之言，如果你同意此项决定，我打算周游印度各地，说服人民接受这个方案。”
数小时后，甘地接受记者采访时，满面红光，激动不已，“心酣意畅，乐不可支”。他神秘地对记者说：“我想我已避免了一场危险。”
他显得有几分得意。他认为目前这个方案是拯救印度迫在眉睫的分裂的厄运惟一正确方案。然而他错了。
不久，他在自己栖身的贱民区的住所召集了国大党的领袖会议。他袒露上身，盘脚坐在草席上，头上顶着一块湿毛巾，以此消热。苍蝇在他的身边飞来飞去，空气中阵阵刺鼻难闻的气味被闷热的夏风刮进来。当他把自己向蒙巴顿提出的方案亮出来请大家讨论时，国大党的领袖们无不瞠目结舌，甚至喘不过气来。在他们看来，这方案不仅是怪诞，而且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根本不敢相信，他们拥戴和崇拜的圣雄怎么会出此下策。政权即将到手，胜利果实怎么能轻易交给对手？几乎没有一人表示理解年迈的圣雄方案。
甘地一再劝说这些乘坐豪华汽车来到此地的领袖。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蒙巴顿就会答应分治。而一旦分治，就会爆发出规模更大的流血事件，使印度再次面临灭顶之灾。他希望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的确从国家人民的利益来认真考虑，不要放弃印度完整的一线希望。但是，甘地的说服工作现在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尼赫鲁们绝不同意把权力拱手相让给敌手穆斯林。领袖们走了，甘地心灰意懒地躺在草席上，摩奴把一只布沙袋轻轻地放在他的肚皮上，悄悄地走开了。孤寂的甘地感到印度的前途难以捉摸了。第二天，他只好把国大党的意见转告了蒙巴顿，声称自己已经尽到责任，但是无能为力了。
蒙巴顿接着先后与真纳会谈六次，真纳是印度的关键人物。会谈之前，蒙巴顿按照接待甘地的规格，先安排真纳站在蒙巴顿夫妇之前留影纪念。真纳对着那些不断按动快门的摄影师说：“啊！一朵艳丽的玫瑰花亭亭玉立在两根刺之间！”蒙巴顿夫妇听后显得不快。但是蒙巴顿毕竟是善于协调和处理关系的政治家，对此他不露任何声色。
真纳也曾是出类拔萃的律师，身高两米，风度翩翩。他曾说过，非暴力抵抗仅仅是那些愚昧无知、目不识丁的人参加的运动。真纳与甘地不同，他出巡时，是喜欢组织隆重的仪仗，以全身披金挂银的大象为先导，军乐队高奏《保佑吾皇》乐章。他喜欢在花园散步，每当在郁金香和牵牛花前驻步时，他欣赏的不是花的美丽，而是看它是否排列成行，他对生活从来都要求有条不紊。他酷爱阅读书籍和报纸，他订了世界各国的报纸，经常还把一些文章剪下来贴在剪报册上，在旁边写上自己的阅读评语。他评价尼赫鲁是，“满口空话，辞藻华丽的儒生，只能充当牛津大学的教授而不能成为政治家”。
评价甘地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传教士”。真纳经常受到攻击和非难，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指责他是意志薄弱的人。
谈判中，真纳反复声明他的观点，现在印度已超越讨价还价的阶段，惟一的办法是成立巴基斯坦。
在这种情况下，蒙巴顿组织起草了一个分治方案，并于4月召集11个省督讨论，得到认可。随后又征求国大党领袖的意见。也得到赞同。但是尼赫鲁提出方案应该修改，增加一条赋予11个省和各土邦王公惟一的选择是：或者与印度合并，或者加入巴基斯坦。
让英国人“退出印度”，是甘地梦寐以求的追求和成就。在这场艰难曲折的斗争中，甘地所做的事情比谁都多。但是在胜利在望时，为他带来的是分治的悲伤。但是尼赫鲁却认为：“将头砍掉，我们当然会摆脱头痛。”
甘地则反复重申，如果一定要分治，也应该是在获得独立以后的事情。
先让英国人撤离印度，然后由印度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可能会有短时的混乱，这可以使印度得到新的锻炼，“但是磨难会使我们得到净化”。现在甘地的声音已经没有多少人理睬，主动权已经不在他手中了。
6月1日，蒙巴顿呈送关于印度分治的方案从伦敦回国。2日，他便召集印度各派领袖开会，通报这一情况，并给大家一天时间作最后考虑。中午又接着约见甘地，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这天恰遇甘地的静默日。甘地不说话，只用他随身带来的铅笔，在一个破旧的信封上写道：“今日不宜交谈，来日再谈。”表示他对此保持沉默，或者因为他还没有找到新对策，以静默日为掩护，不急表态。但是在另一张纸上，甘地又写道：“在我的讲话中有过一句反对过的话吗？”蒙巴顿拾起这张纸，兴奋地说：“这是有意义的纪念品。”
次日，方案公布。据说甘地打算在4日的晚祈祷会上公开谴责这个分治方案。
蒙巴顿急忙派人把甘地接到副王办公室，再次进行了长谈。甘地颓然瘫坐在安乐椅上，一边不停顿地摇手，一边用微弱的声音叹息道：“可怕啊！可怕！”
蒙巴顿劈头就说：“现在这个方案，报上说是蒙巴顿方案，我认为是甘地方案。”圣雄诧异地望着对方。蒙巴顿继续说：“事实上，是你提出的建议，希望让印度人民自由选择，这正是方案所许诺的。由各省人民选举产生的省议会将仲裁每个省的前途问题。各省议会将进行投票，决定本省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如果各省议会令人意想不到地一致决定加入同一个国家，那么印度的完整即可得到挽救，同时你也赢得胜利。如果出现相反情况，你总不指望英国人以武力反对各省议会采取的决定吧。”甘地心有所动。不发一言便离开了此地。第二天的晚祈祷会上，甘地意外地没有发表任何谴责之词，使那些怀着极大的兴趣前来聆听甘地发表反对分治演讲的人大失所望。有人当即向甘地提出质问，为什么不再次进行绝食，抗议分治？
甘地冷冷地说：“绝食不是随心所欲的盲目行动。要有神的谕旨。”他希望大家保持冷静，并宽恕国大党，宽恕穆斯林联盟，宽恕他自己。一些人本来对分治恼羞成怒，听了甘地的话，马上就把不满转移到甘地身上，指责他是“两面派”，当初正是他迁就真纳，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对此，甘地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地走了。
接着有一名记者赶到甘地住处进行采访，问道：“为什么你不像以前那样进行战斗呢？”
甘地抑制住自己伤心的情绪，平静地说：“我为什么不战斗？我没有时间呀。我不能非难目前的国大党领导并破坏人民对他们的信任。除非我能告诉他们：这儿有一个可供选择的领导！我无力来提供这样一种选择。在当前的情况下，去削弱目前的领导显然是错误的，因而我必须吞下这颗苦果。”
夜幕降临，甘地与摩奴同睡在一张草垫上。甘地又想起了不久前与摩奴的对话。当时他哀叹道：“如今我孤苦伶仃。甚至尼赫鲁都认为我错了。他们认为印度分治一旦结束，和平局面即可恢复，在他们看来，随着岁月流逝，我好像变得有点糊涂了。他们可能言之有理，而我却在黑暗中枉然拼搏。”
摩奴说：“别想那么多了。别人抛弃了你，还有我在，你把我从死神手上夺过来，我不会离开你的，尽管你的所有信徒都离开了你。”甘地长嘘一声说：
“别提你上个月那场病了，为什么我就没有得到神的帮助呢，你高烧腰痛， 我心急如焚，土疗、水疗怎么就在你身上失败呢？后来我也只好违背神的旨意，让外科医生动了手术，切除了阑尾。我本来不想让任何男人碰你的身体，也不想让你接受暴力治疗，就像当初我对待嘉斯杜白一样。但是我又担心重蹈覆辙。原谅我吧。那时我整天守在你的身边，可是医生还说，公民更需要你，摩奴有医生照顾。我当时说，人民和掌权者现在都不需要我了。我的惟一夙愿是为国捐躯，在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呼唤着神的名字。”一阵沉静之后，摩奴又听到甘地说：“不久我可能魂归西天，不会亲自经历这场灾难，但是，如果我担心的苦难降临印度，危及印度的独立，那么后人应该知晓，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每当想起这些不幸灾难，他的内心是多么苦闷悲怆。”
7月7日，英国国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并宣布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届时，英国将在印度放弃所有权利和责任。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这一决定不久，尼赫鲁向蒙巴顿发出出人意料的邀请。他希望印度独立后由蒙巴顿担任首届总督。这一邀请使年轻的将军猝不及防，举棋不定。但是在犹豫之中，他又希望真纳也不要担任巴基斯坦的总督职务。他这样动员真纳，以后只有总理才能独揽大权，而总督只是一个名誉性职务。真纳则不信这一套，他冷冷地对蒙巴顿说：“在巴基斯坦，我将担任总督，至于总理将遵照我的意图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操作。”
蒙巴顿在艾德礼和丘吉尔的怂恿下，对尼赫鲁的邀请很有些心动，但是印度走向独立后还由他英国官员任总督，实在有点难以置信，在正式表示接受这一特殊的邀请之前，他不得不征求甘地的意见，这个人虽已是“风烛残年”，他的意志却并不衰老，他不同意的事，他想不通的事，他会不顾一切地坚持反对到底，除非他已改变主意。蒙巴顿清楚地记得，甘地有次心血来潮，在一次演讲中竟提出，未来的印度元首应该由“一位贱民出身的清洁女工来担任。她心地善良，廉洁奉公，清白无瑕”。这位善开国际玩笑的圣雄，比蒙巴顿大30岁，两人尽管存在一些观点的分歧，却也不乏建立了忘年之交的友情。
很意外的是，甘地知道尼赫鲁邀请和蒙巴顿的心事之后，主动来到副王别墅，表示他愿意由蒙巴顿作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国家元首。甘地瘦弱的身躯埋在沙发里，迟疑的目光注视着那金碧辉煌的宏伟建筑。蒙巴顿感激地走上前来想与这位多次出入英国人的监狱的老人亲切握手，但是甘地却毫无表情地摇摆着手，继续说：“不过，”甘地清了一下嗓子说，“你得放弃这座宫殿，放弃那玉堂金马的生活，搬到一所没有佣人侍候的住宅中去，过清苦的日子，自己打扫卫生。这座宫殿可以办成一所医院。”
蒙巴顿露出一脸苦笑，这大概又是圣雄开的一个国际玩笑，聪明的上将，这时也感到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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