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引 言
按照公认的评价，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1869—1948），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是一位神奇的人物，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伟大诗人泰戈尔赠送给他“圣雄”的桂冠，被印度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这种称呼甚至被虚化成为对他敬仰崇尊的标志。
他的一生，坎坷不迭，磨难不休。13岁结婚，这是印度古老风俗强加给他的“痛苦经历”，后来他又按照印度教规疯狂地强调禁欲，垂暮之年，还要与一名18岁的妙龄少女同床共枕，以考验自己的信念和培养少女的抗邪能力。他入狱十多次，常以乐观的态度宣称坐牢是一种难得的闲静。他先后十多次绝食，先是作为斗争的需要，后来则变成“自洁的措施”，逼得自己一次又一次走到生命的绝境。晚年赤裸上身，独自行走，孤独地游说印度大地，险象环生。他自幼坚持素食，一直到老，哪怕生命垂危，也不肯更改初衷。
他认为，这是虔诚的印度教徒道德自修的需要。
他不屈不挠进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的思想旗帜是他的非暴力主张。他运用这一旗帜多次组织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使无数教徒投入他的麾下。非暴力主张，在唤醒沉睡麻木已久的民众抗争意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印度独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这面旗帜，由于浸透着明显的虚玄色彩，往往又把他自己投置到空幻、迂腐可怜，甚至荒谬的境地。因此，他领导的斗争，不可能成为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惟一形式，印度的独立也绝非他组织斗争的性一结果。更可悲的是，这位执着的非暴力领袖，偏偏又为血腥的暴力所杀。
他的历史光辉，着重体现于他非凡的人格力量和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
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利益始终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并置生死于度外为之奋斗，从不知屈从于邪恶势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钢铁意志历久不衰。历史铸造了他的巨大魅力，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正是这一点，他赢得了印度人民的尊敬。
但是在甘地身上又沉浮出许多复杂多变的寻求。他的心灵，有时透明透亮，留出阔大的空间，有时又混浊不清，或者闭锁得一丝未存。他的追求，有时是直进选择，有时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他拼死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却又“对于不列颠的忠心的驱使”，而不忘效忠“英王”；他梦寐以求地苦挣印度独立，一旦独立到来，却又躲在偏僻的山村里摇着自己心爱、破旧的纺车纺纱织布，不肯与世人见面，共享普天同庆的欢喜。尤其是晚年，他的固执常常弄得他的追随者不知所措，一些信徒慢慢动摇了对他的追随，以致酿成他的同胞干脆对准他那枯瘦的胸膛扣动了枪机的惨剧。
他的传奇经历实际上就是一部书。
他的名字叫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文明古国的印度，随着旁遮普的被吞并从而宣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花费几乎一百年来征服印度的计划宣告完成。那是1849年3月。
20年后，也就是1869年10月2日，甘地在印度西海岸亚华半岛的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呱呱坠地。
这孩子虽然来到人世间与别人没有丝毫不同，连哭声都不见得比别人洪亮，但是，他的福气相对于千万穷苦孩子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甘地的家族属于班尼亚种姓①，早先的祖辈以种田或从事零售商业为生。甘地的祖父乌昙昌德·甘地曾做过班达的土邦首领，当时称之为“帝万”。在任期内，他以忠于职守和才华横溢构成他的人格力量，在当地不仅具有权威，而且享有盛名是很不奇怪的事情。在波尔班达，甘地家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① 班尼亚种姓：是印度教徒第三个大种姓吠舍的一支。
甘地的父亲有六位异母兄弟。卡巴·甘地就是父亲的名字，他排行第五。
排行第六的是杜尔希达斯·甘地。他们两兄弟都曾在当地先后担任过首领。
父亲卡巴·甘地有过四次婚姻，子女成群，养有三女三男。未来的圣雄甘地就是这六个孩子中最小的。
甘地的父亲是一位豪侠之士，胸怀大度、一身正气、乐于助人、热爱宗教，同时又能廉洁奉公。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文化不高，但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勇敢的大气性格，使他显得精明强悍。甘地后来评价他父亲时说：
“他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最繁琐的问题，管理好成千上万的人。”的确，卡巴·甘地对本邦的事业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人所共知。而且虽然身为首领，却因为他不谋私利的品质决定了他没有为自己集敛财产，家庭产业并不阔绰。
甘地的母亲是一位善良慈祥的普通妇女。用甘地的话说，母亲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她的圣洁。她视宗教如生命，每日必做祷告。而且，她经常按照教规训言以禁食奉行誓愿。
有一回大概是雨季太长，人们渴望阳光。母亲许愿不见太阳不进食。天公不作美整天阴雨绵绵，太阳躲在云层后面千呼万呼就是不出来，好像是有意要为这位可怜的母亲安排一场生死考验。然而她的坚强意志是惊人的，一连数天她都始终控制自己不进食物。儿女们都为母亲担心，常常站在屋檐下盼着太阳挂在天空。如果偶然一见太阳露脸，他们便欣喜若狂地奔进屋里告诉母亲。但是母亲不大轻信孩子们的话，非要放下手中活计，跑到屋外亲自来看一看。而这时恰恰太阳又神秘地钻进云层之中，她便以宽宏的胸怀安慰孩子们说：“不要紧，上帝不叫我今天吃饭！”
甘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长大。
7岁那年，甘地随父亲从波尔班达移居到拉奇科特。父亲在王府里当上法官。甘地就在那里开始了学生生涯。
甘地从小记忆力差，智力平平，只有诚实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大概还有些迟钝。在他的身上并没有出现神童的奇迹和圣人的先兆。
有一回，有一名叫齐尔斯先生的督学到学校视察，要学生们默写五个单词，以考察该校教学质量，其实都很简单，可是甘地却把其中一个“锅”字拼写错了。当时老师皱着眉头，使劲用脚尖踢他，示意他看看旁边学生的写法。甘地却不知其意，甚至以为老师提醒他不准左顾右盼、企图舞弊。结果，除甘地之外的学生都是满分，只有甘地一人没有为学校和老师争光。老师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有点“愚蠢”的学生。
课外生活平淡无味，甘地对课外读物逐渐地产生兴趣。有一次他父亲买了有关斯罗梵纳孝顺双亲的一个剧本。他读得津津有味。斯罗梵纳用带子背着双目失明的父母去朝圣的情节，给甘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心里暗暗地告诫自己：“这就是你应该效法的榜样！”还有一回，他到剧院观看一场戏剧演出，过后，他老是想着这件事，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做人不能像剧中主人公那样诚实，那样服从真理？”
甘地13岁那年，还是中学一年级学生，在他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情，用他后来的话说，是“荒唐的早婚”。
印度教盛行早婚，经常是婴儿时订婚，9到10岁结婚，而且《摩奴法典》描述的理想婚姻是男人要比女人大许多。“当一个男人达到成家年龄时，如果他有30岁，他就应娶一个他喜欢的12岁的姑娘；一个24岁男子可娶一个8岁的女孩为妻。”丈夫死后年轻漂亮的寡妇要随他而死。这才是美满的婚姻。甘地同样免不了这个童婚的悲哀。所幸的是他与他那童婚的妻子同龄。
印度教徒结婚十分繁琐。为了一场婚姻，男女双方父母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购置衣饰、备办酒席，一般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光，有脸面的人家还要为酒席的花样、档次相互攀比。那时甘地的父亲和叔叔年岁都比较大了，都想在有生之年，为尚未成亲的比甘地大三岁的二哥、大一岁的堂哥以及甘地操办好这件儿女的终身大事。考虑到经济上也合算，长辈的精力又有限，于是决定三人一起结婚，省事省钱，也可造成恢宏的气氛。
童婚妻子名叫嘉斯杜白。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秉性纯朴而善良，文静而勤劳。什么事情都肯学，就是对学习文化没有兴趣，一直到老，也无太多进步，仍认字不多，信不会写、报纸读不通。两个连结婚都不知是什么的孩子突然被命运之神拉到了一起，提前走上了成年人的生活道路。甘地起先面对这个陌生的女孩子，很不自在，可是没有过多久，他便做了丈夫应该做的事，并像其他所有丈夫必须向妻子行使权威一样，他对嘉斯杜白提出了许多限制条件，监视她的行动，非经他允许，不能随意动弹。妻子在家受到丈夫管理和保护，只能呆在家中，这是法典有约。法典规定，小姑娘、青年妇女、老年妇女，虽在自己家里，决不应随己意处理事情；妇女少年时应从父，青年时从夫，夫死从子，无子从丈夫的近亲族，没有这些亲族从国王，妇女始终不应该随意自主；妇女决不要寻求脱离父亲、丈夫和儿子；因为脱离他们，她要使两家都被人轻视；因欲生子而与丈夫结合，幸福完备，值得尊重，为家庭带来光荣的妇女，简直是一个幸运女神。尽管嘉斯杜白目不识丁，又是虔诚的教徒，可是追求自由的欲望非常强烈，她感到越是被限制，就越发要自由行动。后来，童婚夫妻常有摩擦。随着爱情的逐渐加深，两人之间在婚姻开始阶段的不愉快很快烟消云散，双双海誓山盟，百般缱绻，甘地的限制不攻自破。好在印度教社会虽然有童婚的残酷恶习，但是同时又有另外一种风俗，把无数处在童婚灾难中的少男少女拯救出来。这个风俗就是童女子的娘家总要让女儿大半时间住在娘家，不能让童婚夫妇终年累月不懂事地纠缠。嘉斯杜白的娘家也不例外。据甘地后来回忆说，他们结婚头六年，两人在一起生活总共不过三年时间。这对甘地来说，的确是一种搭救。
为了这桩婚姻，甘地的父亲险些丧命。他要从拉奇科特赶回波尔班达参加婚礼，路程120英里，坐马车要用六天，可是父亲只用三天赶路，结果，马车翻了，父亲受了重伤。在父亲的坚持下，婚礼照常举行，父亲在伤痛中看着孩子结婚，心里同样有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婚礼赞美歌唱的是尼斯雄纳歌，歌曰：“绝欲而不随心，终难持之有素。”后来无论什么时候，甘地只要唱起这支歌，或者听到别人唱这支歌，就想起父亲的伤痛，内心里就感到惭愧。
甘地因结婚成绩滑坡，休学一年，一年之后继续就读，学校当局为了弥补他的损失，让他跳了一班。但是这时的课程大部分是用英语讲授，甘地常常感到头痛，完全是对牛弹琴。几何是一门新的功课，本来吃力，加上用英语讲授，困难重重。学习梵文需要死记硬背，甘地也是力不从心。有一次，他想逃避梵文课，跑去听波斯文课去了，梵文老师很难过，便劝他道：难道你忘了你是毗湿奴①信徒父亲的儿子吗？为什么连自己的宗教文字都不学呢？如果学习有困难，就来找我嘛！
印度教信徒们的生活有着严格的纪律性，他们禁食肉类、咖啡和美酒，抽烟也不允许。破戒者则有辱神灵，被视为罪过。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纯真。中学阶段，拉奇科特涌现着一阵阵改革新潮。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虽然人民的反抗接连不断，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从未停止，但是，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开始从饮食着手思索一些问题，在新潮跃动的深处，可以感觉出印度新的生命活力。受改革思想的影响，甘地他们所在的中学许多教员打破了教规的限制，背地里染指酒肉。他们认为：
“我们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能够统治我们，就因为他们吃肉。”与此同时在同学们中间也开始流传着古遮拉特诗人纳玛德的一首打油诗。
诗云：
英人雄赳赳，
印人何其小；
肉食者治人，
身躯六呎高。
素食主义家庭出身的甘地胆小怕事，怕鬼怕蛇，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在朋友多次鼓动下，加上受到时代的冲击，他渐渐相信了吃肉的好处，以为吃肉能使自己身强力壮，胆识过人；以为全印度人都改为肉食，便可将英国人打倒，便可使印度获得自由。于是他与朋友一起，背着父母来到了偏僻的地方，生平第一次偷偷吃了山羊肉。第一次尝试，他对食肉并无多少好感，相反他感到膻气冲鼻，味同嚼蜡，连自己带来的面包也变得味怪难咽。他随便吃了一点就默默地走开了。这一天晚上，世袭的感情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做了一连串的噩梦，总感到山羊在他的肚子里苦苦地哀叫。
严重的心理障碍把这孩子弄得心神不宁。后来他想，吃肉不是图饥腹之欲，而是一种责任，便也又泰然起来。从此他与朋友不再提心吊胆地躲在河边树丛吃肉，而是大大方方地出入宾馆饭店，以一种正常的心态享用荤宴。
这个时候，山羊肉味道也变得鲜美好吃起来，山羊也不再在肚子里叫唤。
但是长期这样地吃喝，凭他的家庭实力开销不起。甘地想到吃肉虽然是必要的，在国内进行饮食改革，也是必要的，可是欺骗父母、向父母撒谎比不吃肉更坏。因此他决定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能再吃肉了，无论如何要克制自己。
食肉大概的确是万恶之源。在食肉这段日子里，甘地在朋友的纵容下，曾经产生寻花问柳的邪念，行为不检点起来。甘地被朋友拉到一烟花场所，当他坐在妓女床上时，双手紧紧夹在自己的两腿之间，不知所措，脸色铁青。
妓女看到他浑身发抖，完全构成一幅偷鸡摸狗的罪犯图画，认为有辱她的人格，便很不客气地将他羞辱了一顿，使得甘地无地自容，落荒而逃。这个时期，他还养成抽烟的习惯，无钱买烟，就捡烟头，烟头捡不到，就借钱买烟。
烟瘾发作，甚至只得去偷佣人的零用钱去买烟，有一次还悄悄地从哥哥的手镯上刮下一块金子变卖后买烟来抽。抽起烟来腾云驾雾，好不快活。
幸好甘地及时地收敛起来，醒悟过来。他说：“感谢上帝的慈悲！”他毫无保留地将全部错误报告了父亲，并作了深刻的忏悔和检查。他原以为年迈多病一直卧床不起的父亲会严厉训斥甚至会打他半死，谁知父亲读完儿子的忏悔书后，老泪纵横，闭上双眼，沉思良久，一语不发，然后用迟缓的动作将纸条撕毁了。
甘地后来曾经这样写道：“那些出于慈爱的珍珠般的眼泪，涤净我的心怀，并且洗掉了我的罪恶。只有经历过这种爱的人，才能体会什么叫做父爱。
正如圣经所说—— 只有受过爱之箭伤的人，才晓得爱的力量。 对于我，这是 ‘非暴力’的一堂实物课。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一般 意义的爱，今天我才懂得这是纯粹的 ‘非暴力’。当这种‘非暴力’包括一 切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起了变化。它的力量是无限的。
“这种至高无上的饶恕，对我父亲来说，并不是生性如此的。我以为他一定会生气，斥责，并且自击其额。然而他却是那么异常的平静，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坦白的悔过的缘故。坦白悔过，加上永不再犯的诺言，如果在一个有权利接受的人的眼前陈述，实在是一种纯洁的忏悔。我知道我的悔过使父亲感到我是绝对安全的，也使他对于我增加了无限的慈爱。”
这在甘地将近80年的素食生活中，仅仅是一段小小插曲。
1885年，甘地长到16岁。这一年父亲病情加重。能请的医生都请了，能请的术士也请了，他们所有的药方、药膏和其他绝招都用过了，还是不管用。后来请来了一名英国外科医生，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动手术，但是家庭医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么大的年纪，承受不了这种手术。家庭医生的意见被采纳。身患瘘病的父亲的身体只能是一天天坏下去。
甘地经常在父亲身边服侍父亲，晚上还总是坚持为父亲按摩。追悔莫及的事情终于发生。那晚11点许，甘地的叔叔来替甘地服侍病人。甘地便十分乐意地把病人交给了叔叔而来到妻子的身边，推醒妻子从事爱欢。可是仅仅只有不到10分钟的功夫，佣人便匆匆赶来叩响了甘地的房门，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与世长辞了。甘地闻言，夺门而出，冲向父亲的房间。他感到五雷轰顶，又悲痛又惭愧，自己没有在父亲弥留之际，尽最后一份孝心，而恰在这时却与妻子缠绵温存。他认为这是他终身难以原谅的错误，是他跳到印度洋也难洗清的历史污点。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后果完全是上帝的惩罚，上帝对他纵情恣欲的惩罚。在这之后，他的儿子出生不到三四天便夭折。看来上帝是不肯轻易原谅他、宽恕他的。
这种经历，对尚未成年的甘地以重大打击，它像一颗毒钉深深地镶进了他的灵魂。甘地后来一再谴责性爱生活，认为它与人类道德进步不一致，并以视死如归的姿态奉行禁欲，可以从这里找到他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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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1887年，甘地念完中学。因考虑家庭经济负担问题，他考入巴弗纳城沙玛达斯学院学医。进入这所大学，重重困难扑面而来。生活不方便还不算，更难的是教授们讲课如同聆听天书，他根本就听不懂。没等一个学期读完，甘地无可奈何卷起铺盖回到家里。他很是有些沮丧，感到前途渺茫。对于一个18岁的青年来说，思想和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愁云弥漫着家庭，大家都为甘地前途发急。
正在这个需要仙人指路的非常时期，甘地家的一位老朋友、学识渊博的婆罗门马福济·达维先生前来看望甘地一家。当达维先生了解到甘地所处的窘境后，以他三寸不烂之舌，为甘地指点迷津。他非常明确提出，时代不同了，青年人不接受高等教育，就不能干出大事，赴英国学法律是年轻人创造未来的通途。这位朋友进一步鼓动说，甘地只有接受高等教育，将来才能继承令尊的事业。如果在国内念上四五年书，毕业后充其量也只能谋取一个月薪60来卢比的职务，但是“帝万”却无论如何落不到甘地的头上。现在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都把目光瞪在这个职位上。上英国读法律，不到几年就可回来，花费也不过四五千卢比。到那时，甘地是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律师，社会地位就会明显不一样，“帝万”的职位便自然会被送上门来，何乐而不为？
这的确是一个高明之见，它站在一个足以鸟瞰明天的历史制高点，为甘地设计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把甘地挑逗得跃跃欲试起来。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坐在一边的兄长，兄长听了达维的话，眼前也是豁然开朗，不过他比甘地显得老练，于是只得巧妙地说：“我们毗湿奴教派不应做解剖人体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与我们的教规不符。而且父亲生前也曾说过希望你能学法律当律师。”
达维先生是天生的鼓动家，听了甘地哥哥的一番话，趁热打铁说：“我倒不像你们父亲那样反对甘地学医学，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青年，要想大展拳脚，对社会、对家庭担当更重要的责任，就得学法律，就得有勇气去竞争‘帝万’这个职位。”这位朋友在离开甘地家时，还不忘叮嘱一直沉默无语 的甘地母亲一句：“我希望你们仔细考虑我的意见。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听到的是他准备赴英国的消息！如果有困难，尽管开口好了。”
客人一走，全家人哑然无声。谁都知道，毗湿奴教派禁止其教徒航海远行。如果甘地要赴英留学，漂洋过海，这不是违背了教规吗？一旦触犯教规，就意味着缺乏信徒之心，后果极其严重。这个宗教家庭正面临着两难选择。
甘地母亲心乱如麻。她何尝不想让儿子成才成龙！但是这位以虔诚著称的母亲，面对教规与现实的理想心里充满矛盾。她不可能向教规提出挑战。
沉默一会之后，她想到一个主意，说：“叔叔现在是家中长者，我们应该先和他商量商量。如果他同意，我们再作打算不迟。”
甘地心急如焚，先坐牛车，后骑骆驼，赶了五天路，来到波尔班达见到了叔叔。叔叔知道甘地来意后，给了他一种稍有松动但又不露声色的意见。
他说：“我不知道你到英国去与我们的教规有什么冲突。我担心的是，经常遇见那些大律师，他们的生活与那些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嘴上永远叼着雪茄，他们的穿着也像英国人一样，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家族的传统背道而驰。现在我已是风烛残年，我怎么敢答应你远涉重洋？不过我不愿意阻拦你，要紧的是你母亲的意见，她同意，我也祝你一路平安！”
当时波尔班达邦有一名政务官叫里赖，他一向对甘地家族很敬重。甘地对叔叔说：“您能不能介绍我去认识一下里赖先生？”
叔叔不同意介绍，但是他又说：“不过里赖是个好人，你可以告诉他你的亲属关系，约他面谈一次，他一定会接见你、帮助你。”
甘地写了一封信给里赖先生，他约甘地到他住所见面。在楼梯上这位政务官接见了甘地，很是简单地说：“等你大学毕业后再来找我，现在我不能帮助你！”说完匆匆忙忙走了。望着他那官味十足、左右晃动的身影，甘地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大的架子！
何必舍近求远？甘地想，不如回到家里集中精力说服母亲。眼看母亲已经动心，这时却有人告诉她，青年人到了英国就会堕落，不是吃肉就是喝酒。
母亲表示担忧。甘地拍着胸脯表示到英国绝不会干这些事情。母亲说：“我可以信任你，但是你身在异国，叫我怎能放得下心！你还是再去问一问贝恰吉·史华密先生吧！”
史华密先生与达维先生都曾是甘地家的顾问。但是现在却成了耆教僧侣了。不过这个人性格爽朗，颇有主见，处理任何事情总是干净利落，从不人云亦云，拖泥带水，也不喜欢墨守成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帮了甘地的忙。
他说：“我要这个孩子庄严地许下三个愿，就可以让他出国留学。”于是甘地便当着家人的面许下三个誓愿：第一，不喝酒；第二，不接触女人；第三，不吃肉。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只好答应甘地的要求了。
教规难违，众怒难犯。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至今没有一个人出国。族长在盛怒之下牵头召开了族姓会议，传唤甘地作出解释。种姓的根本性意见是，宗教禁止航海远行，到了英国如果不损害宗教，就无法生活。凡是到那里的人没有不同欧洲人同饮食的。
甘地本来面对威严的族长胆战心惊，这时却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居然敢据理力争起来：“我不认为到英国会违背了我们的宗教。我去那里的目的是求学深造。而且我自己当着母亲发誓不做你们最为害怕的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能够保障我的安全。”
族长的尊严受到了挑战，这样的事情还不多见，岂有此理。他毫无商量余地地说：“在那里要保持我们的宗教是不可能的！”
甘地也不示弱，回答道：“我出国的决心已下定！”
“你难道敢违抗种姓的命令？”族长大发雷霆。
“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甘地平静地说。
于是族长拍案而起宣布他的命令：“从今天起，这孩子不再是我们种姓的人了！谁要是帮助他出国或为他送行，就得被处罚！”
甘地起身告别了大家。开除种姓虽然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现在他最关心的是出国问题。族人们反对，关键还是哥哥的态度。好在哥哥的态度一直不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哥哥四处奔波为他借债筹备盘缠，加上变卖了妻子的部分首饰，甘地终于登上了去伦敦的客船。
一登上船，甘地马上就遇到了新的难题。第一是语言不通。他很不善于用英语会话交谈，所以在船上他做到尽可能不与别人接触，尤其是英国人，他既不知他们在谈什么，也不知该说什么话。第二是饮食问题。一方面他不会使用刀叉，另一方面，他不知菜单上有什么素菜。所以他一直不敢到餐厅里吃饭，只得将饭菜叫到房子里。他的这个习惯被旅客发现了。一位好心的人便劝他说：“你的誓言必须修改，到英国你就得吃肉，英国那么冷！你可以不喝酒，但不吃肉肯定生活不了。”甘地回答说：“如果非吃肉不可，我宁肯回去。我不能因为要在那里住下去而吃肉。”
甘地到英国是与一位印度的马兹慕达律师一同前往的。按甘地自己的说法，马兹先生是一个上了年纪而饱经世故的人。船上有人劝他们住到伦敦的维多利亚旅馆，他们两人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甘地从印度带来了四封介绍信，一封是给皮·梅赫达医生，另外三封分别给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兰吉特辛吉亲王和达达巴伊·瑙罗吉。梅赫达医生接到甘地介绍信后，当晚就到旅店来看望甘地。甘地出于好奇，不经意拿起梅赫达的礼帽，在手上抚玩，没想到一下子就把帽子的绒毛弄乱了。梅先生看到这位刚满18岁还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小伙子，如此毛手毛脚、不懂规矩，便给他讲了欧洲礼节的许多禁忌。梅赫达说：“在英国与人交往有很多讲究的。第一，不要摸别人的东西；第二，第一次见面，不要像我们在印度那样问这问那；第三，与别人讲话，不要老是称人家 ‘先生’，只有仆人和属下的人才这样称呼他们的主人。” 梅赫达先生还劝甘地最好搬出旅馆，住到私人的租房去，因为旅馆很贵，对于甘地来说，可能负担不起。甘地与马兹慕达律师听从梅赫达的劝告，搬进了英国人的家里住。
远离故土，来到一个陌生处所，听不懂的语言，看不懂的街牌，与人擦肩而过时那种漠然的眼神，像是与世隔绝。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慈祥操劳的母亲，常常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四周是一种难耐的寂静。自己像一叶扁舟被投到了汪洋大海之中，飘飘浮浮，孤孤单单，有时甚至感到自己像一种虚幻的存在。这是人之常情，有过离家远行的经历的人，大都有过这类同感。本来搬进新居渴望对苦闷的心境有所改善，然而不。母亲那苍老的身躯一直与他形影不离。每到晚上，甘地总免不了泪流满颊。他感到，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安慰他，没有什么人可以安慰他。不仅如此，他无论到哪里，做什么，都得小心翼翼，十分留神留心。加上甘地在船上用海水洗衣洗澡，而且又带着虚荣的心理使用肥皂擦洗皮肤，结果染上皮癣。梅赫达先生告诉甘地用醋酸洗癣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往往痛得甘地哭笑不得，有苦难说。这期间，他曾想到打道回府回印度算了。但是为自己的前途和家人的期望计，他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
这位英国新房东，因为是梅赫达医生的朋友，的确也还是有几分热情，对待甘地十分关照、体贴，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而且针对甘地初来乍到不懂英国风俗和规矩的弱点，不厌其烦地告诉他在英国应该具备的礼节礼貌素质，还有意与甘地进行交谈，让他能够尽快适应英语对话。英国朋友对甘地的帮助，使甘地确实进步不小。
但是，饮食问题仍然是困扰甘地的严重问题。
早餐一般是麦糊，这倒还勉强可以混过去。可是午餐和晚餐是正餐啊。
一餐吃不饱可以，餐餐吃不饱，天天吃不饱怎么行，何况甘地才十八九岁，正是胃口好的时候。甘地常常望着餐桌上摆着的蔬菜、面包、果子酱发呆。
英国人的午餐和晚餐为什么那么怪呢？为什么只将青菜用水煮一煮，却不知道放些盐和香料呢？甘地实在咽不下去，出于礼貌，他又不得不每餐吃上三两片面包，吃上几口青菜。面对这样的客人，英国主妇不知该弄些什么东西给这位本来就十分消瘦的青年吃。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开始劝甘地吃肉，应该大胆打破清规戒律。但是多次劝说，对于甘地来说，没有任何反应，立下的誓言他怎能这么轻易地就违背了呢？眼看屡劝无效，英国主人也就有点按捺不住平和的态度发火了，说：“如果你是我的弟弟，我就会送你回国。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这样的誓言在法律上也是不予承认的。你坚守这样的誓言，纯粹是一种迷信，对你没有一点益处。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这样执拗下去，你的身体就会一天天垮下去。你承认你吃过肉，而且还认为的确好吃。你在绝对不需要吃的地方倒吃了，现在到了必须吃的地方来了，你倒不吃。真是莫名其妙！”
甘地不仅不为此所遗憾，而且因为多次拒绝主人的“引诱”和劝导而沾沾自喜。主人越是要劝，他就越是固执，态度越是强硬。他认为，这是他每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的结果，才能使他没有在吃肉的问题上迷失方向、丧失立场，从而成为言而有信的人。他是对得起远在另一个天地的母亲大人了。
甘地向主人解释说：“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或固执无救的人饶了我吧。
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爱护，我知道你确实希望我好。但是我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它像山一样不能随意移迁。”从此，那位英国房东不再向甘地提出吃肉的问题。
这位英国房东的家住在里奇蒙，离伦敦还有一段距离，一个星期至多才能到伦敦市区一两次。梅赫达医生和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觉得甘地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算是进入英国的缓冲阶段，长期住下去不利于他的学习和成长，因此动员甘地到市区去住。甘地被他们安排到西肯新敦一个英印混合血种的人家。主人是位寡妇。虽然这位精致老太太很热情地对待这位印度年轻客人，并且老是问他喜欢不喜欢她做的菜，但是甘地始终都处在一个饥饿状态。老太太的两个女儿也非常理解甘地不食肉的奇异信仰，时常为他多夹几片面包，但对于甘地的饥饿，也都无济于事。他的饥饿是他的誓言的成果。他要摆脱饥饿，必须首先战胜自己，但是，这几乎不可能。这就叫做一诺千金。
不管怎么样，甘地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这时还没有开始正规的学习，甘地只有读读报。这在印度是从来未有过的。每天，他至少要花一小时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和《保尔·玛尔公报》。每天的读报，使他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新事物，增长了不少知识。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想家和因饮食不适带来的愁虑。而且，一有空闲，他便有勇气到街道上去走走看看，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找到素食馆吃上一顿。
有一次，他居然无意中在法林顿发现了一家素食馆，而且还在这家馆内买到了一本宣传素食的《素食论》，作者萨尔特。这次下馆子，是甘地到英国以来吃到的最好最美最称心的第一餐。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援助”！
从这天起，甘地着了魔似地开始了素食理论的研究，阅读了大量关于素食的著作，这一研究，使他从进食的苦恼中彻底摆脱出来。在他阅读的宣传素食的著作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霍华德·廉斯的《饮食伦理学》，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耶稣等一大批哲学家奇特的素食经历；另一本是安娜·金世福医生的《饮食善方》，该书提倡一种以正规饮食治疗病人为基础的治疗制度，作者给病人开的药方，据说常常也是严格的素食清单。这些著作对甘地更加坚定素食主义原则给予了极大的支撑。
有一次，一位朋友处于对甘地的真诚关心，希望他放开胆量，好好地吃上一顿肉食，滋补滋补一下他那瘦弱得显得朝气不足的身子，便有意请他到比维多利亚旅馆更豪华的大饭店贺尔朋饭店吃晚饭。朋友不露声色，而甘地却十分谨慎。他的头脑中时刻都旋转着奇怪的念头，素食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第一道菜上来的是汤。甘地不敢问朋友，便召唤侍者过来。朋友看见他这样，忙问他要干什么。甘地犹豫地告诉朋友，他想了解一下这汤是什么做的。朋友一听便大声嚷起来，指着甘地叫道：“你真是文明社会的莽汉。如果你不能克制你自己，你最好请便吧。你到别的饭店去吃你的吧，吃完了在外面等我。”甘地一听不但不恼，而且十分乐意地就出去了。附近就有一家素食店，遗憾的只是已经关门了。
甘地与那位朋友友情仍然是友情。不过，他认为朋友的严厉指责，多少有些道理。素食要坚持到底，但是不能再做一个让人讨厌的素食人。文明社会，还是要讲文明，讲文质彬彬。有辱斯文，不是有为青年所为。
甘地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环境的熏陶，使他曾萌发出要当一名绅士的浪漫追求。他花了很高的价钱买了一顶礼帽、一套晚礼服和一支手杖；还要哥哥寄了条金表链；每天都要站在镜子面前整理领结或梳理头发。其实这些讲究离英国绅士还有相当的距离，于是他又交了昂贵的学费报名进跳舞班学习交谊舞，然后又交了学费去学小提琴，再后来又请了教员讲授演讲术。据说，当时的绅士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跳舞，二是法文，三是演讲。如果现在所交学费的项目都能精通，甘地认为步入绅士行列就有指望了。他在一个想入非非的世界里构建他的前途。就在此时，他读到了一本培尔的《演说家的典范》一书，突然醒悟过来。他认为：我是学生，我应该去读书；我是直奔律师资格而来，如果缺乏真才实学和优秀品质，绅士也不过虚有其表。
越想越觉得自己已经误入歧途。因此，赶紧分别给三位教员写了信，告诉他们，他准备放弃这三个月来不切实际的追求。好在这些教员都通情达理，表示能够理解，并支持他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从此之后，甘地开始省吃俭用。每天花去哪怕一个铜板都认真地登记账目。而且，为了便于学习和深造，他告别了房东，重新租了一间既实用又清静的房子。改善了居住条件，即开始为考试作准备。首先强化训练拉丁文和法文。这两门课对于未来的律师来说很有价值，属于现代外文的必修科。他起先想考入牛津或剑桥这两所名牌大学，因学费昂贵，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伦敦大学虽然考试难，但学费适宜，可以承受。他参加了一个私人开设的预科班，学习备考。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主要是拉丁文不及格。甘地决心继续努力，时间抓得更紧。
第二次考试顺利通过，1888年9月，甘地如愿以偿，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节俭的生活，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留学的目标，在一步步实现。这时，他的“精神感到了无限的欢乐”。
甘地在学习之余，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他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是由于受英国当时无神论者的主要倡导者查理·布莱德雷的影响，也对无神论发生了兴趣。他还曾随几位英国名人参加布莱德雷的葬礼。1889年伦敦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甘地在一位印度朋友的陪同下，到红衣主教曼宁那里祝贺他对罢工者的支持。
当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素食主义。素食的研究，步步深入。他加入了英国素食协会，不久，被选为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帮助设计了素食协会徽章，还满腔热情地在自己的住地成立了一个素食俱乐部，并担任该俱乐部的书记。他先后为《素食主义者》杂志撰写了9篇文章，论述印度的习俗和饮食。
经常与当地的素食主义著名人物有来有往。这个时候，他对饮食的体验有了新的体会和收获，现在他对用开水煮熟素菜，也吃得津津有味起来。
做了委员，常要参加会议，甘地不再孤独，这倒也是非常乐意的事情。
只是甘地天生的胆怯，平时与人交谈，可以滔滔不绝，只要一到正式场合发言讲话，就变得思维迟钝、语无伦次，多半是根本不敢吭声，保持着他的原始的羞涩。会议上，讨论一些素食问题，本来他有自己的见解，就是缺乏勇气表达。有一次，他与马兹慕达先生应邀参加一个会议并要为提倡素食进行演讲。以防不测，他事先写成了一个书面发言稿。可是就是念自己写的稿子也同样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只得让马兹慕达先生代讲。他捶胸顿足，深感自己窝囊。口才是出类拔萃人才的显形标志。甘地不肯死心。他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在返回英国前夕，他邀请了一些要好的朋友到贺尔朋饭店去吃素餐。
这样的宴会往往也要伴随着随意轻松的演讲。甘地打好了演讲的腹稿，背诵起来如行云流水。可是，等到菜一上齐，甘地演讲，他站起他那干瘦的身子，只讲了一句：“先生们”，就忘了下文，方寸大乱。原本想把宴会气氛营造得浓一点，让它在喝彩、音乐、演讲的氛围中发展友谊，甘地却没有能力达到自己设计的目标。他感到脑袋嗡嗡作响，心跳得使肋骨发麻，于是只得赶紧收场说：“感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好意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这种害羞封闭的毛病，使他失去了许多表现自我的机会。但也使他自然而然养成了一种约束自己的思想的习惯。自己的舌头或笔头从来还没有轻易放过一句思虑不周的话。“一个很少讲话的人，他的言词很少是不经过考虑的；他会衡量每句话。”想到了这些，他又得到了一丝自我安慰。
当时在英国的印度留学生，大多数都有过童婚的经历，做了童婚的丈夫，可是在英国，这些人谁也不愿说出自己的婚姻史，这样的风俗在英国的生活中显得并不光彩。处在新的环境，大家生活在花花世界之中，时时刻刻都将面对着异性的诱惑。一些印度男生便以单身自居，过上了极不真实的生活，花天酒地，与一些英国女孩子打情骂俏，乃至鬼混。甘地受到了大家的感染，也支支吾吾地自称单身汉。虽然他沉默寡言，不显得如何英俊潇洒，聪明有钱，偏巧也有女孩子喜欢与他交往。他开始与当地的女孩子一起嬉游。有次到了避暑胜地，遇到一位好心的老太太，硬要给甘地介绍一位摩登女郎。甘地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即给这位老太太写了封信，坦率地告诉她自己已有妻子，并且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用他的诚实，实现了他在离家远行时向母亲许下不近女色的诺言。尽管在英国的最后一年，即1890年在朴次茅斯参加素食会议期间，对年轻美貌的女主人曾有过冲动并且差点超出界限，但是他毕竟及时悬崖勒马，自己守住了自己。按他自己的描述是：“颤抖地心慌意乱地逃回我的房间，像一只被追逐的动物逃脱追逐者。”
人们通常看见那些律师威风凛凛，口若悬河，驰骋法庭，但是这碗饭并不好吃。业精于勤荒于嬉。要想学业有成，非下苦功不行。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对法律的学习的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用心读遍了所有的课文，深入地研读了拉丁文的《罗马法》，又花了九个月时间相当艰苦地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如布罗姆的《普通法》、斯尼尔的《平衡法》、怀特和提尔的《重要案例》、威廉士和爱德华的《不动产》，以及德维著的《动产》。
同时还以极大兴趣读完了麦克的《印度教徒法》。在学习期间，他还广泛地涉猎了多种宗教书籍。“三管齐下，塑造自己”。
1891年6月10日，甘地总算完成了预定的学业，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取得了仰慕已久的律师资格；11日，伦敦高级法庭予以登记注册，次日便起程回国。他早已归心似箭，到印度半岛圆他的律师梦。
取得了律师资格，意味着前景远大，但并不意味着道路平坦，对此甘地早有思想准备。在以后的实践和人生旅途之中，能不能担负起执行律师事务的重任，他心里还无底，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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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甘地静静地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光波荡荡，巨浪悠悠。
想起已经到手的律师文凭，想起马上就能与家人团聚，甘地只感到兴奋不已。
船快驶进孟买港口时，突然风起云涌，海浪凶猛，浪花高飞。长列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在船后穷追不舍，咆哮着向行船扑奔而来，像是要吞噬这一艘客轮。
狂吼的风暴既没有吞掉这艘船，也没有扰乱甘地的心境。海上的风暴不可能预示着他学成回国之后的创业顺与不顺，他现在无意作这样的联想。现在他最关心的是尽快见到母亲，请她验收儿子在英国留学所作的答卷。
一声长笛。船到了。哥哥的头巾在码头的人群中晃动。
哥哥告诉他，母亲已经告别人间。这个噩耗形同晴空一声霹雳，使甘地的喜悦心情一扫而光。他悲恸欲绝。他日夜想念的母亲，万分崇拜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孩子，一切美好的想像都已经成为过去。他在英国的时候，母亲已去世。只是哥哥怕影响玄远之地的弟弟，才把这个消息瞒了下来。甘地按照印度教徒的规矩守了斋戒。
梅赫达医师与甘地一同回国，他坚持要甘地到他那里小住几天。后来这两个家庭结成了永恒的友谊。梅赫达向甘地介绍了当地很多朋友。特别是诗人赖昌德，使甘地推崇不已。从诗人身上他看到了人间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格力量。他认为赖昌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师。无限地追求至善是人类的权利，大师的桂冠正是这种权利的报酬，其余的都操纵在上帝手里。他后来回忆说，在现代人物中，只有几位文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倾倒，其中之一是这位诗人赖昌德，另两位是作家托尔斯泰和诗人泰戈尔。
甘地在哥哥的安排下，正忙于准备开业的园地。哥哥为人宽宏大量，且交游很广。他对弟弟寄予莫大希望，总希望留学归国的弟弟在政坛取得成功，飞黄腾达，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因出国提出的种姓问题又重新掀起轩然大波。种姓内分成明显的两大派，一派主张立即恢复甘地被开除了的种姓身份；另一派则认为甘地出国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做这样的让步。为了这事，哥哥操碎了心。甘地回到拉奇科特，就由哥哥安排到圣河里洗了澡，大摆了种姓宴席，讨好当地的长老们。虽然这时家庭费用拮据，但是哥哥认为这关系到弟弟的前途命运，不可怠慢。甘地考虑到哥哥的苦心，出于对哥哥的尊敬和孝悌，虽然心里并不很情愿，表面上也只得忍辱含垢，照哥哥的意思来做。由于哥哥极力讨好两派，又在中间作了大量有效的赎罪工作，这场风波才算平息，甘地被重新接纳种姓之内。谁都知道，如果永远被种姓拒之门外，就意味着永远没有社会地位，什么前途未来无从谈起。而且按照种姓的规矩，被种姓遗弃，朋友亲戚，甚至包括岳父母、姐姐姐夫都不能予以招待，连在亲戚家里喝一杯茶都不允许。否则，就会株连这些亲朋。
在没有恢复种姓之前，甘地的行为特别谨慎。尽管一些亲戚都愿意冒着破禁的危险来接待他，他一概都婉言谢绝。就是那些不同意他恢复种姓的偏执的人中，也有一些对他非常客气的，而且宁可在事业上帮他一些忙，在种姓的问题上却不肯作出任何承诺。甘地不抱怨任何人，也力求避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如果甘地当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带来一场更大的冲突，使自己陷入被动。恢复种姓之后，甘地回忆说，后来的结果都是由于自己的不抵抗而获得的。
年轻人满脑子异想天开的幻想，恨不得一下子就能体现出自我价值。他有时感到妻子多余，弄得夫妻关系经常有些紧张，无聊地把妻子“逼”回娘家；后来又想到对自己刚刚四岁的儿子和那几个侄儿的教育进行改革，应该以教他们体育为主业，以增强他们的体质；再后来又想对家里的喝茶喝咖啡进行改革，提倡吃麦片粥以代替茶和咖啡。
直到家庭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甘地才从想入非非之中回到现实，决心去吃法律饭，操起律师的行当。
在朋友们的劝导下，他决定先到孟买谋求发展。因为那里的高等法院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熟悉印度法律的可能。到了孟买，甘地开始挂牌营业，正式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这个时候起，甘地才有了当家的体验。甘地请了一个农民当厨子。可是这位农民不仅不会做饭菜，而且一天到晚弄得屋里脏兮兮的。甘地有一天对他说：“你不会做饭还情有可原，但是你总应该懂得日常的礼拜吧。”那位厨子却说：“耕犁就是我们的礼拜，铲子就是我们日常的仪式。我就是这么一个婆罗门。我是靠你的慈善过活的，不然，我早就去种地了。”于是甘地勉为其难地成了这厨子的老师，告诉他如何烧菜煮饭。不同种姓的人是不应当在一起吃饭的，但是甘地从来不在乎这样的禁忌，依然与这位厨子无拘无束地一起生活。
无人登门，甘地只得整天坐在自己冷清的办公室里研究印度的法律。他的哥哥则到处为他招揽生意。一些朋友经常向他讲一些其他律师和辩护士的精彩表现，为他树立楷模。在甘地看来，这些精彩的故事听起来激动人心，但是想起来，反而使自己感到泄气。他不敢与任何人攀附。
他的门口挂着律师的招牌，却又老是担心有案子找上门来。他总感到，如果真有案子上门，他实在没有勇气受理。他严重缺乏其他律师所具有的踌躇满志、喜欢挑战的精神状态。
就在这个时候，恰恰案子来了。
这个叫马密白的案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只能称得上小案子。但是虽然是小案子，有人告诉他，作为律师的他得先交一份佣金给中间人。甘地坚决拒交。中间人解释说，在这里，大名鼎鼎的律师们都照样要交佣金的。
甘地偏不信这一套，别人是别人，我甘地是甘地。结果，未付佣金，他仍然接受了这个案子。因为是第一次接受案子，他收了人家30卢比的费用。这个案子充其量仅只一天的功夫就可以了结。为了迎接对簿公案，甘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法庭上。法官高高在上。
甘地要为被告辩护，得先向原告的见证人提出诘问。谁知他一站起身来，就浑身发抖，感到头在转，天在转，地在转，整个法庭几乎全在旋转，事先想好的问题，一下子全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先天性的胆怯心理使他惊慌失措，他望着见证人，急得满头大汗。
他干脆坐了下来，告诉代理人他无能受理这个案子了，请他去找有名的巴德尔，并把所收费用如数退还。巴德尔先生果然来了，收费51卢比，易如反掌地就了结了这件案子。甘地狼狈地从公堂里退了出来。满脸羞得通红，他还从来没有感到今天这样难受。他暗暗表示，再也不接受这些鬼案子了，除非上帝助我，又有了足够的勇气。从那天起一直到他去南非，甘地的确一直未再涉足法庭。
初出茅庐，出师不利，不仅仅只是他愿不愿再上法庭，其实就是自己愿意再试，人家也不会再去请他。在孟买闯天下的律师梦看来就破在这件小案子上了。谁还会找这样无能的人打官司呢？不可能。但是事情就是那么难以捉摸。没过几天，果然还真有人找他。原来，有一位贫苦的穆斯林，他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请甘地为他撰写一个“状子”。
甘地只是嘴上功夫不行，但是笔头子还是较硬的，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法律功底，写个“状子”当然不在话下。他答应了。“状子”一写出，结果出手不凡，得到同行们的高度赞扬。听到赞扬声，甘地似乎又重新建立了点自信，不过只是能写写“状子”的信心，仅此而已。
甘地曾想到，免费为人写“状子”，重塑威信刺激业务兴旺。但是那实际上不可能。他要养家糊口。靠收一点“状子”费，极为微薄，根本不能日敷其用。想来想去，觉得只有重新找一份工作，放弃律师职业。
他首先想到的是教师的职业。他总感到自己的英文程度相当不错，当个中学英语教师应该说绰绰有余。正在这时，他从报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
征聘英语教师，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
甘地不假思索，立即赶去应征。
“我们需要大学毕业生！”中学校长说。
“可是我在伦敦大学参加专科考试并且及了格的，拉丁语是我第二外国语。”甘地解释道。
校长摇着头，还是坚持只要大学毕业生。运气不佳，甘地无奈，根据哥哥的建议，只得离开孟买，返回到拉奇科特。六个月的孟买生活，一事无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孟买留给他的是酸楚的失望。
甘地得益于哥哥的帮助，在拉奇科特又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其业务主要是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可以争到300卢比的收入。在孟买他坚持不给中间人回扣。但是今天不行。哥哥坚持要给办案子的辩护士一定回扣。
哥哥是这样解释的：“你要晓得，我是和另一个辩护士合伙的。我总是愿意把我们所受理的、你又能够对付的案件都分给你去办，如果你不拿回扣给我们的伙伴，你一定会使我为难。你和我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你的收入就是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们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个案子交给另一个律师去办，他一定也从那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回扣。”甘地被哥哥说服了。
事务所就这样运转起来，还算可以维持家庭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事务所还刚刚开始启动起来，谈不上有什么更多的起色，甘地却又遭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这件事由甘地的哥哥引起。哥哥被仇人指控，在担任波尔班达王公秘书和顾问的时候，犯有渎职和滥用职权的错误。这件事被告到了政治监督官那里。这位政治监督官也一向对哥哥有成见，而恰恰甘地在英国就相当熟悉他，并且结下几分交情。哥哥要甘地去说情，甘地起先不愿去。一方面他与这位政治监督官交情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另一方面甘地不愿利用交情去说情，再说，如果兄长的确在过去的工作中犯有过失，说情也没有用。但是哥哥不同意甘地的观点，他认为甘地作为弟弟，又认识这位官员，利用这个关系为兄长说句公道话，并不是要他开脱错误，而是请他不盲目怂恿那些好诬陷的小人，这是弟弟的责任。况且现在世风如此。你不走动，他说你有错误没有也有，他说你错误大小也大了，他说你坏好人也坏了。甘地说不过哥哥，推辞不了，只得硬着头皮去见那位政治监督官员。
两人一见面，这位政治监督官员先是装模作样打打招呼，仿佛的确有过一些交情，但是他马上先发制人问道：“我想你决不是到这里来滥用这个交情吧？”那眉宇间飞扬着非常鄙视的神色。
甘地只得说明来意。受哥哥之托，只不过来说明一些情况。
这位长官一听冷笑一阵，不阴不阳地说：“你哥哥是一个阴谋家，我不愿意从你这里听到什么。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意见，让他遵循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说着他站了起来：“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完。”甘地央求道。
政治监督官不由分说，马上叫来听差，令他送甘地出去。听差得到主人的指示，毫不留情地就把甘地推出外门。
甘地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回到家里，他马上就写了一个条子送去：
“你侮辱了我。你通过你的听差侵犯了我。如果你不赔罪，我就要告你。” 谁知这位政治监督官也不好对付。他也马上叫随从送来一个条子。甘地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这样的话：“你对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却不走。
我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要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不得不施加一点力气送你出去。你要告，悉听尊便。”
甘地非常委屈地把这一切告诉哥哥。哥哥难过一阵，也无对付的良策。
许多同行朋友知道这件事后，都感到无能为力，帮不上什么忙。正在这时，有位大律师从孟买到拉奇科特办理一件案子。甘地想方设法把此事的文件材料送给他看，想得到他的指点与政治监督官争个输赢。没想到，送信的只向甘地转告了这么一句话：“告诉甘地吧，这是许多辩护士和律师司空见惯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他还不了解英国官员。如果他打算挣一点钱，在这里平安过日子，让他把那封信撕了，忍受这个耻辱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不会有什么好处，相反，他倒会毁了自己。告诉他，他还不懂世故呢。”
甘地后来回忆：这个忠告对于他就像毒药一样苦，但是不得不吞下去。
这时的波尔班达早已受英国人管辖。英国人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他们在这里骄横跋扈，为非作恶，已经习以为常。就连过去认得的英国人，一旦成了自己的统治者，也会一下子撕破伪装，以一副统治者恶劣的嘴脸对待被统治者。自己的国土如今成了人家随意践踏的场所。
甘地意识到，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执业的权利都没有保障了。
他越想越气愤。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官场黑暗，天下乌鸦。就连身为印度人的行政长官，也都不知天高地厚了，经常狗仗人势，气势汹汹地对待着自己的同胞。何况那些目空一切的英国人。自己是一名律师，但是却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才能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印度同胞的尊严，实在令人揪心。
正在这时，天赐良机，他接到一桩来自南非的案子。原来波尔班达一家商行在南非做生意，正在当地法院打官司，牵涉到4万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拖了很长时间，现在已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同时请了甘地前往协作。条件是商行负担来回旅费，坐头等舱的轮船。时间要超过一年，付给105英镑的报酬。
甘地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他指望在新的挑战面前锻炼自己，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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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甘地动身去南非时，再没有当年准备去英国留学那样的坎坷和离别的痛苦。母亲已经去世。在这里自己的事业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光环。他本来就想寻找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契机来从零做起，南非有约，应该去碰碰运气。只是由于甘地与妻子的感情越来越深，这时又有了两个孩子，他对这个家庭的眷恋之情使他多少有些依依不舍。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却使这种离别之苦变得可以忍受。甘地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南非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困境等待着他，他天真地认为摆脱了国内的出师不利，到了远方就可以大展鸿图了。
“不到一年，我们又会在一起了”，甘地这样安慰着妻子。妻子不能在公开场合为他送行，只是在家里与甘地吻别。
甘地赶到孟买，经过一番周折，买到了轮船大副房间里空着的一个铺位，通常这个铺位是不出售的。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终于在1893年5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
船一靠拢码头，等着来接朋友的人都纷纷走上船来。从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甘地无意中发现这里的人对印度人并不怎么尊重。商行的阿布杜拉赛先生也到码头来迎接甘地。应该说，阿布杜拉赛先生称得上是富有的商人，也是有名望的人。人们同样是用一种藐视的目光和粗暴的态度对待他。这使甘地很难过。阿布杜拉赛先生却似乎已经毫不在乎了。
商行对甘地也还算照顾。把他送到商行的住所，安排了单间，与阿布杜拉赛成为隔壁邻居。
三天之后，阿布杜拉赛把他带去看杜尔班法院。他向甘地介绍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法律代理人的身边。庭长望了他几眼，示意他把头巾摘下来。甘地认为庭长的要求侵犯了他的自由，因此断然加以拒绝，并厌恶地瞟了一眼庭长，愤然离庭。
似乎命运不愿意久等，在南非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南非的生活浓炼了甘地的道德理想，衍化出他理想化的非暴力主张的思想和实践，也改变了甘地的命运。
当时南非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在这里种族歧视和偏见十分盛行。而早在30年前，英国政府就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从印度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来从事种植和采矿业。久而久之，有些印度人开始做些小本生意，慢慢转为商人，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的商人也开始赶来定居经商。白人对他们的憎恨比对当地黑人更甚，他们害怕印度人勤劳节俭构成的威胁。由于印侨和劳工们的素质不一，加上信仰和种族关系又特别复杂，劳工们只知做苦工，商人们只知赚钱，似乎都在忍气吞声地求生存，对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缺乏有力、有节、有组织的斗争，所以英国人更是趾高气扬，不把印度人放在眼里。今天这里来了一个甘地，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他与别人不一样，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懂法律，他知道什么叫自由平等，什么是天赋人权。面对目前这样严峻的情况，他不仅要做到自己不任人宰割，而且，他感到更有责任与印侨一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和强加给印度侨胞各种的偏见。
甘地以雄辩的文笔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在法庭里发生的这件事，并从自由平等角度阐述了在法庭戴民族头饰的风俗和权利。信中措词对当局对南非法庭多少有些“不敬”。报社发表这封信后，如同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投到了表面沉静的池水，产生了一层层涟漪，南非社会不免惊骇。
南非当局对此更感头痛，将他列为“不受欢迎的来客”。印侨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人支持，有人认为甘地多少有些冒失。但是不管怎么样，头巾风波使甘地名声大振，仿佛被“意外地做了一次广告”。
经过这次斗争，甘地在南非旅居期间，一直戴着印度头巾。不少印侨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效法。
从此，甘地逐步扩大交游范围，结识了许多各界朋友。这个时期，商行准备打官司。阿布杜拉赛决定请甘地代表他到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完成这项任务。阿布杜拉赛为甘地买了头等火车票，让他独自前往。在送别的时候，这位印侨商人提醒甘地说：“小心点，这里不同于印度，随时都可能遇到麻烦。上帝与你同在。”
火车于晚上9点左右到达纳塔耳省马利兹堡。这里上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乘客，他一看甘地是个有色人种，马上板起脸来，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官员，不露声色，一言不发。对甘地说：“你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头等车票呀。”甘地解释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粗暴地说，“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甘地毫无惧色地说：“我也告诉你，我必须坐到目的地！”
那几个蛮横无理的人见讲不过甘地，便找来了警察。身材高大的警察一来不分青红皂白像抓小鸡一样提起甘地就往下丢，把他的行李也全部扔下车来。火车响起揶揄的汽笛声，在茫茫的夜色中开走了。留下一阵悲风陪伴着孤零零地被无情地抛在站台上的甘地。
候车室内，他静坐一夜。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外衣放在行李里，甘地本想打开行李取件外衣御寒，又怕遇到了新的麻烦和新的侮辱，只得双手抱胸，龟缩身躯抖抖索索地祈祷。
第二天早晨，甘地打了一个电报给铁路局长，抗议这种野蛮行径，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阿布杜拉赛立即去见了局长，但局长认为铁路当局这种做法是正当的，不过他签名通知各路站长保证甘地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赛同时通知了当地的一些商人到车站来帮助甘地。他们找到甘地之后，大家都诉了一通苦。甘地遇到的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小巫见大巫，还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在南非多年，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已经数不胜数了。
果然，接下来更多的苦头还在等着远道而来的年轻律师。
坐了一段火车之后，到达查理斯城。从查理斯到约翰内斯堡需改乘马车。
麻烦再次突如其来。驿站经纪人把甘地从马车厢里拉出来，说他的票取消了。
不管甘地如何辩驳，对方都不听，因为这个经纪人把甘地看成了印度的“苦力”，认为印度苦力与白人坐在一个马车厢里是痴人做梦、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甘地被强行安排在马车厢外的一个座位上。甘地明知道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侮辱，但是他下决心忍住了。他知道，如果提出抗议，说不定马车都坐不上，这样就会无休止地耽误行程。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马车慢条斯理地走到了下午。小站稍息。车上的领班这时从马车厢里出来抽烟，又要强占甘地的座位。他从车头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要甘地坐在踏板上。欺人太甚！甘地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态度强硬地说：“你要我坐在你的脚下，办不到！”
手脚粗大的领班二话不说，走过来揪住甘地的衣领，使劲扇了甘地几记耳光。打得甘地眼冒金星，头昏耳鸣。打过之后，他还要把甘地拉下车去。
甘地使劲抓住马车的铜栏杆，才不至于被拉下来。车上所有乘客目睹了这一暴虐行径。其中有几个乘客看不过去了，便劝解道：“算了，别打他了。就让他坐那里吧，如果不让他坐那里，就让他进车厢里来吧！”但是这个领班仍然又拉又打又骂，甚至吓唬道：“到下一站，你看我的厉害！”马车一路颠簸，甘地一路心惊肉跳。不知下一站还会怎样，只有请上帝保佑了。
到了下一站，天已黑实。甘地看到了几个印度人向马车走来，他悬在空中的心才开始踏实一点。这几个人恰恰是奉命前来接送甘地的。甘地把这件事情通知了驿站公司的代理人。不管它有没有用，都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能坐守待毙。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为这种权利作斗争，印人的命运是不可能奇迹般发生变化的。甘地感到了出征南非的责任。
到达比勒托利亚后，甘地为办案作准备。这个案子是由商业交易而引起，问题复杂，涉及到很多法律常识。实际上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华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的具体任务是为律师准备原告案内和挑选一些有助于案子的事实。甘地对这个案子兴趣非常之浓，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工作做得很卖劲很出色。实际上，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是亲戚。双方虽然都想通过法庭弄个水落石出，但是双方也的确都希望快点了结这桩事情。案子本身有利于原告达达·阿布杜拉，事实极为有力，法律依据也很充分。甘地又去找了被告铁布赛，劝他找人仲裁。甘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他们二人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