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仲裁人面前，原告、被告各自申述案子，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胜诉。但是甘地又考虑到要铁布赛一次性赔款37000英镑似乎不可能。于是他又动员达达·阿布杜拉同意分期付款。双方同意。结果二人重归于好。大家对这个案子的结果非常满意。甘地也为这次成功感到喜出望外。从这个案子中，甘地真切地体会到了按法律办事的力量所在。在他以后20年的律师生涯中，他都吸收了这次的经验，以法律为依据，尽可能在私下里解决双方的纠纷和矛盾，而且尽可能使双方和好如初。
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甘地接触了本案的律师阿·伍·贝克。贝克先生在当地享有盛名，且对宗教事业十分热心，是个虔诚的而且很有学问的基督教徒。甘地在英国留学时就对宗教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事业、共同关心的话题，使他们成为要好朋友。贝克还为甘地介绍了许多宗教界的朋友，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交换读书心得。浓厚的宗教气氛和朋友之间的真诚相待，使甘地感到了群体感情的珍贵。他还阅读了许多宗教经典，尤其是《圣经》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耶稣的品格令他迷恋。他对贝克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基督的高贵形象，是如此坚韧、和睦、可爱而又充满宽恕。他教导信徒当受到侮辱和打骂时，不能回击。当别人打左脸时，最好伸出右脸供打。我认为这是一个完人所树立的最好榜样。”甘地还通过对自己信仰的印度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比较研究，得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观点：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没有好坏与善恶的差别。
铁布赛在比勒托利亚与达达·阿布杜拉齐名，都是南非印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公众中而且很具号召力。甘地在与他的接触中发现了这个优势，因此，甘地提议，在铁布赛家里召开一个由当地所有印度人参加的集会。甘地在会上作了题为《商业上的诚实》的演讲。面对公众演讲，这是第一次。
这次演讲获得意外的成功。演讲主要就侨民在任何地方都致力于培养个人的道德，即生意上的诚实，清洁的个人习性，相互支持的勇气，团结一致，谈了自己的看法，告诉大家这种自觉和无懈可击的修养对居住在异国土地上的印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往往代表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娓娓道来。从此之后，每一段时间，印侨们就要召开一次会议，成为惯例。这次会议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夜之间，腼腆胆怯的甘地在印侨之中确立了新的地位。
案子顺利了结，甘地不想再留在南非，便开始作回国的准备。作为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股东的阿布杜拉赛坚持要为甘地饯行。就在这个时候，新的任务又向甘地招手了。
原来纳塔耳立法议会正在讨论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的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
阿布杜拉赛告诉甘地：“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而成为法律，那就会使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这是钉入我们的棺材的第一支钉子，它打中了我们自尊心的根蒂。”
于是参加饯别会的印侨都纷纷挽留甘地留下来。盛情难却，甘地同意再住一个月。不久，便由甘地召集，在阿布杜拉赛家里召开了一个会议，主要是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参加会议的志愿者很踊跃，印侨学生、商人几乎都到了。甘地在会上作了情况说明，并提出要电告议会议长和总理约翰·鲁宾逊。大会决定请甘地代笔草拟一个请愿书，并经印侨四处奔走征求到一万多人的签名，当地几家报纸刊登了这个请愿书，并刊发了评论。但是这个法案还是获得了通过。
印侨们更是气愤不已。他们通过这次斗争，懂得了更加团结、坚持斗争的道理。请愿书被印了一千多份，在当地广为散发。《印度时报》发了社论，表示支持请愿书提出的要求，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坚决支持这一行动。
在舆论的奋力支持下，印侨们建立了新的信心。
甘地原想再留一个月的打算看来是不行了。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印度朋友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起来，要求我长期住下来。”为了解决甘地 的收入和开销，当地20多个商人自愿聘请他为法律顾问，为期一年。达达·阿布杜拉把准备为甘地送行的经费拿来为甘地买了家具，办起了甘地律师事务所。这样，甘地就不得不决定暂时定居南非纳塔耳了。
甘地向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来南非之前，他曾向孟买高等法院申请获得了注册资格。但是这里的律师协会全是欧洲人，他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种族观念的影响，一致反对同意甘地的申请。律师协会还请了当地一名最著名的律师支持他们。但是这名律师却又与阿布杜拉公司关系甚密。他悄悄约见甘地，告诉甘地只要阿布杜拉能出具品行证明，也许有指望。
果然如此，最高法院的干涉没有成功，还是通过了他的申请。
但是在注册宣誓仪式上又起风波。首席法官非要甘地摘下印度头巾才能宣誓。甘地犹豫一下还是照办了。对此一些印侨很是不理解，包括达达·阿布杜拉等有名望的人都想不通。可是，甘地向他们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为保存自己的力量应付更大的斗争。我不应该因为坚持戴头巾把一个战士的技能消耗殆尽。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是值得的。”
后来甘地多次谈到这件事，他颇为欣赏这次“妥协的美妙”。他认为这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这种精神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甘地之所以同意继续住在纳塔耳，从事律师业务其实只是他的次要目的，主要目的他还是想要把在南非的印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因此，他经常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斗争需要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要有号召力、战斗力。经过反复思考，他建议将这个组织的名称叫做“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1894年5月22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正式成立。
大会在阿布杜拉家成立。这天这里挤满了人，大家热情很高，情绪激昂。
会章规定，每月交五先令的人，才能入会。达达·阿布杜拉月交二英镑，甘地自愿月交一英镑，还有不少人都愿意月交10个先令。加上一些捐款，会费已不成问题。但是原来规定会费每月收一次，难度很大。甘地又是大会秘书，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他的头上。后来甘地经与大家商量，把会费改由一年交一次，免除了许多麻烦，而且交起来也踊跃。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吸取了当地印侨学生或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参加，由此印度人教育协会也宣告成立。
协会成为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前来宣读各种问题的论文。
在这期间，甘地先后写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个英国人呼吁》；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这两本小册子当时在南非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为组织赢得了很多支持者和同情者，争取到了许多朋友，并且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支持，也为大会提出了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虽然只吸收了华侨学生和知识阶层的人员入会，但是大会明确提出了要为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服务。
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泰米尔人，手持头巾，张着两个门牙被打落的嘴，直流鲜血，站在年轻的律师甘地面前。甘地看到这种惨像后，极为同情，劝他缠起头巾，像平等地位的人一样挺直腰杆。这个受到侮辱的访问者名叫巴拉桑达拉姆。他在德班一个欧洲人家中当契约工人。他的主人无端痛打了这名无依无靠的苦工。甘地请来了医生开了受伤证明书，然后领着这个受伤的人去见县长。在县长的支持下，使这名工人离开了他的雇主，转到另一个雇主手中。甘地解救了一名契约工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苦工都把甘地视为朋友，他们从这件事情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认为甘地是他们的靠山，为他们带来了希望。
就在巴拉桑达拉姆事件之后，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当时纳塔耳政府推出一项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年税25英镑的决议。甘地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做出反映。他把这件事提到大会讨论，大会当即决定要组织必要的反抗。
当地政府为了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还派员前往印度交涉。正当甘地领导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组织反抗之时，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却表示不同意征收 25英镑但却同意征收3英镑人头税。这个态度使甘地以及印度侨民很失望。甘地认为，纳塔耳政府这样做，是对印度侨民的一种新的欺压办法。总督接受3英镑的人头税，完全没有顾及到印度人的利益。试想，如果一家四口，夫妻二人加上两个孩子，每年得交12英镑，而做父亲的在那里每月只有14个先令的收入，就是3英镑的人头税也同样是非常残酷的。因此，尽管印度总督与纳塔耳政府达成协议，甘地仍然没有放弃斗争。他决定直到人头税取消为止。这场斗争后来成了流血事件，当局向契约工人们开了枪，一些人因此丧了命，一万多人还受到监禁。就是这样，斗争实际上还是没有停止。20年后，3英镑的人头税终被迫取消。应该说，这是广大印侨共同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
斗转星移，甘地已在南非侨居三年。他与这里的印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里印侨离不开他、需要他。在遥远陌生而又不友善的土地上，甘地经历了苦难，在恐惧中得到了磨练。他心灵中闭合的花蕾已经完全绽开了。他干脆做了决定，把家搬到南非，准备久住此地了。
1896年，甘地告假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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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甘地按照计划，只在国内待上半年，乃携带妻儿一起重返南非。
在南非，他广泛接触了基督教徒。为了更加有效地与穆斯林保持密切联系，他决心利用24天的航程在船上抓紧学习乌尔都文和泰米尔文。他在船上找到了一位会乌尔都文的老师，虚心地学了起来。船上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他的学习成绩他自己较为满意。回到印度，他没有在孟买住几天，就直接回到拉奇科特。他要在家里着手写一本有关南非形势的小册子。后来这本被称为绿皮书的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算完成。这本书客观地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被歧视的悲惨景象。书一出版，印度《先驱报》首先发表了社论，加以评介。接着路透社摘要播发并由总社播发到南非纳塔耳。
在家中，他了解到孟买一带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瘟疫流行。这种疾病的流行，使得广大人民感到终日惶惶不安，如果发展下去，流传开来，还会影响到拉奇科特，甚至全国。甘地很快就向当局提出申请，自愿参加防疫工作。他与防疫委员会成员一起，走巷串户，检查卫生，尤其是检查厕所。在需要检查不可接触者①的地区时，只有甘地一人敢于前往，其余的人总是以各种理由躲得远远的。
① 不可接触者：按照《摩奴法典》划分的最低贱的阶层，被称之为“不可接触者”或“残民”。
这段时间，甘地到处宣传他在南非所见所闻，他要把所见到的南非对印度人的偏见和歧视告诉所有的人。为了获得社会的支持，唤起民众对南非印度人的声援，他专程赶往孟买，拜见那些名门望族。费罗泽夏·梅赫达当时在孟买声名赫赫，有“孟买之狮”、“本省无冕之王”之称。他热情地接待了甘地，并特意为甘地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甘地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
费罗泽夏·梅赫达很喜欢甘地的这次演讲，甘地觉得无上快乐。甘地趁这个机会动员一些名士到南非工作，但是没有成功。很多人反倒劝甘地再也不要去南非那个鬼地方了，以免再次遇到暴力灾变和弥天暴戾。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起牺牲。”很多人都这么回答他。
但是甘地觉得，一个爱国者无论如何都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劝别人不动，但是甘地本人也不会被别人轻易劝动。他一直把《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当作座右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随后甘地又到马德拉斯进行了一次演讲，受到狂热般的欢迎。这是因为巴拉桑达拉姆事件激发了听众的情感。他带去的那本名叫《绿皮书》的小册子第二版，在这里抢购一空。这种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甘地还接触了《马德拉晚报》、《印度教徒报》的负责人，他们都对甘地的行为深表同情和支持。
在国内期间，甘地还拜会了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罗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对甘地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与提拉克会晤之后，甘地又去拜见了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
正当甘地在国内积极为南非斗争呼吁的时候，南非发来电报，催甘地“速归”。那里的印度侨民急切地盼着他去继续领导他们。这年12月，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寡姐的儿子乘船再次向南非进发。
这次乘的船是直达纳塔耳的，整个航程只要18天。谁都没有想到，在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他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船仍在行进，爆裂声和巨浪声响个不停，使人毛骨悚然，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船在杜尔班港口抛了锚。
也许真是上帝的安排。这一锚抛下水去，麻烦立即就从天而降。船被勒令隔离五天，理由是孟买还在闹瘟疫，而瘟疫病菌最长生存期为23天。这还不算。杜尔班的白人听说甘地也在船上，每天都在港口举行大会，用一些威胁的言辞吓唬甘地，企图要把这条船打回印度去。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没有被港口的骚动吓倒。他们仍然派人到港口迎接甘地一行；甚至有人答应以赔偿公司的损失为条件阻止船靠岸，但公司不听这一套，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让船靠码头、乘客登岸。公司人员在岸上与船上的甘地保持着密切联系。
23天期满，船获准入港，乘客准许上岸。船长艾斯坎比先生告诉甘地，最好是黄昏时候上岸，因为岸上的白种人对他发表《绿皮书》非常恼火，白天上岸恐有危险。但是不到半小时，公司的律师劳顿先生上了船，他希望带甘地一家现在就走。甘地同意。为了保证安全，劳顿先生安排甘地夫人及孩子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去，他与甘地徒步跟在后面。
刚一上岸，甘地就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来。他们一边恶毒地喊着甘地的名字，一边一窝蜂似地围追过来。劳顿先生怕甘地吃亏，赶紧叫了一辆人力车。未等上车，那些青年掀开劳顿，疯狂地用石头、砖头、臭蛋向甘地投掷，还有人抢走了甘地头上的头巾，并打的打，踢的踢。甘地被打昏过去。这时人越来越多，死活都不肯放过甘地。他刚醒过来抓住一根栏杆想站起来，又被一阵粗暴的乱打打倒在地。这时恰好有个认得甘地的警官妻子路过此地，见到这种情景，打开手中的雨伞，站在人群与接近死亡的甘地之间，加以阻挡，暴行才算停止。这时警察也赶到了。甘地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警察立即把他送到罗斯敦济家里。然而暴徒们仍不肯罢休，很快又把罗家围了起来，高喊要吊死甘地。警察只好让甘地穿上警察制服悄悄离开此地。
事情过后，很多人都动员甘地向法院控告那些歹徒。一些报馆也纷纷派记者采访。甘地总是表示自己的原则是不泄私愤，因此不打算控告任何人。
他认为控告那些青年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是轻信了别人的挑唆，以为甘地这次回印度发表了许多对南非白人不恭的话，伤害了纳塔耳白人的名誉，但是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到了那时，这些人会自惭形秽。甘地把自己的这个态度写成了书面声明，交报馆发表。三四天之后，甘地安顿好家，开始投入工作。甘地的宽宏大量显示为一种仁义和刚强，提高了甘地的地位和印侨组织的声誉。那些暴徒同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谴责。
甘地本来已有两个儿子，到了南非又增加两个。他实在不想再有孩子了。
按照印度教规所定，男女之情只能为生儿育女而起，否则就是亵渎神灵。这时他产生“禁欲”的想法。但是青年律师也承认，在下定决心禁欲之后，也还多次出现过反复，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还有过几次失败”，尽管与妻子是分床而卧。甘地认为这大概与自己的意志薄弱相关，缺乏信心。一直到1906年甘地才正式立下誓言。向妻子通报了自己的誓言后，妻子表示理解并完全赞成。从此，甘地要么绝食，要么节食，要么只吃一点新鲜水果和坚果，以保证禁欲誓言的彻底奉行。
但是誓言为誓言，困难为困难。人都是有感情的，讲感情时难免有冲动。
其实这也是圣贤常情。甘地后来认识到单靠人力自身的控制难以达到真正禁欲境界，只有以上帝的名义和他的恩赐才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 《薄伽 梵歌》的谆谆训教，实际上成了甘地超越苦难的方舟。他很相信《薄伽梵歌》这么几句话：
色之于味，如影随形；
色离绝欲之人，味绝深道之士。
甘地在一封著名的《致在印度的每一位英国人》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为了帝国的事业，我冒了四次生命危险，一次是波尔战争，当时我领导野战救护队，该队的工作，布勒将的电报曾提到。一次是纳塔耳的朱鲁人反抗，当时我又领导同样的一支救护队，由于努力进行训练工作，结果患了严重的肋膜炎。最后，为了履行我在德里军事会议上对蔡姆斯福爵士的诺言，我在赫达地区积极投入募兵工作，作了漫长而艰苦的行军，结果患了几乎不治的痢疾。当我从事这一切工作时，我是相信这样的行动必然使我的国家在帝国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现在是1899年。10月10日，波尔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从1899年打到1902年。这是一场由英国的南非殖民当局与荷兰垦殖者之间发生的战争。荷兰垦殖者在南非组织特兰瓦奥伦治自由邦，但英国当局拒绝承认他们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血腥的战争后，荷兰人的土地被并入南非联邦。实际上，这场战争是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但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理由却声称是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虐待歧视南非境内的印度人。
甘地起先本来是完全同情波尔人的。但是由于听信了英国人的宣传，加上他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却又驱使自己在战争中偏向英国人一边。
甘地发动招募了1100多人，成立了战时救护队。经过紧张的医护训练，所有参加的人都取得了医务工作的证件。参加救护队的成员全都是南非印度人，将近300人是印度自由人，其他均为契约工人。当甘地正式申请上前线时，政府并不在乎。直到战争打到最艰苦阶段，英国人感到了波尔人的压力，才接受了甘地的请求。救护队始终在前线工作，在战地救护伤员，每天行军都在20到25英里以上，而且还要抬着担架。在他们救护的伤兵中还包括英军的伍盖特将军。救护队在前线工作六个星期便宣告解散。他们在前线的出色表现和英勇行为得到了社会高度评价，当地报纸发表了赞扬他们的诗歌，称“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布勒将军还为救护队40名队长颁发了作战勋章。
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南非印侨团结更紧，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信德人之间兄弟般感情进一步加深，觉悟也有一定提高，由此侨团组织更加成熟完善，为他们后来领导群众斗争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经验。这是甘地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救护队解散之后，甘地应国内朋友的邀请，于1901年12月告别了旅居六年的南非，携眷返回印度，并赴加尔各答参加了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会上他提出的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获得通过。
在印度期间，甘地的二儿子曼尼拉尔患了严重的伤寒病，并导致肺炎。
全家都为这个孩子的生命着急。医生请来了，治疗无多大效果。医生劝道，孩子不能坚持素食了。但是甘地认为，如果让孩子改吃肉食，这是对自己信仰的挑战。对也好，错也好，甘地的儿子不管怎样都不能因一时有病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当时孩子体温升至摄氏40度。甘地曾从南非一位德国人开的素食馆里学到一种水疗法，建议试一试。经过医生允许后，他便开始按照土办法将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三分钟，接连三天只给他掺水的桔子汁喝。晚上，孩子的烧并未退下来。甘地又将一条被单用水泡湿，然后紧紧地裹着儿子，再加两床干毛毯，严严实实盖在上面，头上也用一条湿毛巾蒙着。孩子的生命之线现在操在上帝手中了。甘地这么想。
因为太疲劳，甘地把孩子交给妻子守护，自己便到室外透透空气，祈祷苍天。回来时孩子居然清醒了，出了一身汗，烧也退了下来。据说，这孩子后来是几个孩子中身体最好的。这是上帝的恩典，还是水疗法的作用，甘地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去推测。
若干年后，他自己患有头痛和便秘的毛病，投医问药不见效果，他又一次尝试着用水疗法为自己治病。可是这次上帝没有关照他，效果同样不明显。
于是他又使用了一种土方子：土疗法。所谓土疗法，就是用水掺和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醒来时收。果然还灵验。加上他又曾读过一本 《重归自然》的书，从此对水疗和土疗治病法深信 不疑。这两种方法成了甘地一家治病的最常用的方法。
甘地回印度刚刚一年，才安居下来，突然有一天又意外收到了来自南非的邀请书。他离开南非时曾说过，只要南非侨团用得着，他可以随喊随到。
安顿好妻儿，34岁的甘地再次启程前往南非。
这次去南非，一些印度青年要求同甘地一同前往。他们在国内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想到南非谋求一番事业，而甘地恰恰也需要助手。其中包括了后来成为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成员、甘地侄儿摩干拉尔·甘地。
甘地再次离开妻儿，一去就是12个年头。
出发前，甘地的长兄神态失常，一提起甘地要走，就泪流满面，像有一种诀别预兆笼罩在心头，他实在不想再让甘地远离故乡了。于是他劝甘地现在应该到了多为家庭负责任的时候了。甘地说服不了兄长。为此其兄几个月都不愿与甘地通信。甘地深感不安。然而这并不影响甘地对兄长的敬爱，相反他认为这种敬爱是纯洁伟大的。几个月后，兄长还是谅解了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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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南非印度侨团的意外召唤，说明在那里有着重要的使命等着这位事实上经成为侨团首领的甘地。
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近期要访问南非。印侨们觉得这是一个极好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向张伯伦提出要求，为在南非的侨民争取应得的合法的权益。
甘地一到南非的德班，就立即着手准备备忘录，以便尽快递送到张伯伦手里。然而初次与张伯伦的会晤，甘地却大失所望。张伯伦来到南非，只在乎争取英人和波尔人对英国政府的民心，而把印度侨民一点也不放在眼里。
“你知道，”张伯伦对甘地说：“英国政府对自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甘地感到，张伯伦是个老辣的政客，他的态度虽然带有文雅而坦率的一面，但是他的话里分明表现出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国家实行强权政治不可动摇的一面。已经成熟并拥有了斗争经验的甘地偏偏不信你那个邪。张伯伦即往德兰士瓦访问。甘地也就通过朋友弄到许可证迅速赶到那里为当地的印侨准备备忘录。这里的亚洲人事务部以为甘地没有获得许可证，按照政府颁布的维持和平法令，密谋准备拘捕甘地。但是官员们一了解，才知道甘地是持许可证而来的。于是他们又采取其他方法设法阻止甘地与张伯伦见面，便提出要当地侨团提供代表团代表名单。甘地与另一位印侨领袖铁布赛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负责人。那位长官态度极其恶劣地对甘地说：“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你走吧！”说完，便把甘地赶了出来。
随后亚洲人事务部向印侨团寄来一封信，明确要求把甘地名字从印度代表团名单中除掉。甘地经过再三考虑，为了不致影响印度人的请愿活动，便劝侨团领袖同意找乔治·戈夫莱律师来代替甘地率领代表团前去请愿。
侨团有人为此埋怨甘地，认为当初印度人不应帮助英国人打赢波尔战争。但甘地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为印度人甚至整个亚洲人壮胆服务，打掉亚洲人事务部那帮官员的嚣张气焰。事务所经过注册成立后，甘地马上着手收集亚洲人事务部两个官员在当地敲诈勒索的罪证并向法院控告他们的罪行。由于陪审团的开脱，法院虽然没能判处他们有罪，但是当地政府深深感到甘地及其侨团不好惹，将两人革职。
从1903年起，甘地开始与通神学人士有了友好往来，经常与朋友诵读《瑜伽经》、 《瑜伽论》、《瑜伽修多罗》、《古兰经》、《圣经》。《薄伽梵 歌》对他更有吸引力。他几乎每天都背诵其中一两首。而且把几首《薄伽梵歌》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随时诵背。他把《薄伽梵歌》作为行为准则。这段时间，甘地也同欧洲人有了密切的交往。他的思想和行为“按照神灵的指示”，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所有接触的欧洲人中间，他最推荐的是史丽丝小姐。她是甘地的速记员。刚来时才17岁。甘地后来回忆与她的交往时评价说她：“其品格像水晶一样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在进行非暴力斗争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狱，多亏她继续领导了这个运动。
1904年，马丹吉特先生与甘地一起共同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开办了一所印刷厂。刊物由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任主编，甘地负责经营。事实上，刊物的总负责人是甘地。甘地为刊物付出了很大心血。从创办起，每期几乎都有甘地的文章，宣传他的主张，宣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在印侨中间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印侨亲密的伙伴。
这段时间，甘地无意中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约翰·鲁斯金的著作 《给那后 来的》。书中三个观点对他启发很大。这三个观点是：1.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2.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3.劳动的生活，即种地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甘地打算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在那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无论属于什么人种肤色和国籍，每月一律支取三英镑生活费。《印度舆论》周刊也将搬到农场去办，印刷所也同样如此。这个想法得到很多人支持，很快就筹集到1000英镑资金，一个星期便买下了20英亩土地。这里有一股清幽的泉水，有遍山的果林，离杜尔班只有二4英里，离火车站只有2英里，生活交通都极为方便。这个农场取名叫凤凰村。
到凤凰村建立，甘地已到南非又是一年，原来答应妻子一年内回去。现在各方面事业正处在鼎盛时期，要回国成为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把妻、儿接到南非。妻、儿在船上发生了一点意外。八岁的三儿子因与船长玩耍折断胳膊。一到家，甘地不请医生，坚持用土疗和水疗为儿治伤，居然痊愈。凤凰村很快发展成小村庄，逐渐兴旺起来，不少人在这里定居，开始繁殖。对待孩子们的教育，甘地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虽然他很想为孩子亲自上文化课，但由于事务繁忙，实在做不到，孩子们对此也颇有埋怨情绪。他所做到的就是叫孩子们参加推磨、扫地一类的劳动，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品德；每天带他们往返四五里地到事务所，锻炼他们的体魄；每天与他们一起读《薄伽梵歌》，以完善他们的信仰；每天用古遮拉特语与他们谈话，以培养他们不忘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长大好为祖国服务。
又过一年，即1906年4月，南非发生朱鲁人“叛乱”。南非联邦纳塔耳省的朱鲁人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时，曾组成独立的政府。后英国人提出最后通牒，叫他们放弃主权，朱鲁人英勇地进行抵抗，于是便在1879年爆发了野蛮的朱鲁战争，结果是朱鲁地区被兼并。这次所谓“叛乱”，实际上只是长期散居在遥远山岭和夹谷之间的朱鲁人的抗税行动。
甘地与朱鲁人没有发生矛盾，朱鲁人也没有伤害过印度人。甘地开始对“叛乱”存有怀疑，但是想到不列颠帝国利益的存在，便主动向纳塔耳省总 督提出申请，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这个建议很快被批准。甘地很快招募到24人开赴骚动地区。他们的救护队被安排照护朱鲁人。因为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朱鲁人作救护工作。这些受伤的朱鲁人并不是在战场上挂的彩，而是被英军抓获后鞭笞的。他们得到印度救护队的护理，如天赐福。印度救护队把自己对朱鲁人的同情全部转化成为细心的照看。甘地认为，这次救护队总算没有白成立，通过救护那些可怜的朱鲁人，他的良心得到了安慰，同时也从朱鲁人的斗争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在这个运动名称诞生之前就存在了。甘地开始曾试图用“消极抵抗”来概括这一运动，后来感到这样的表述似乎过于狭窄，不能充分表达其中丰富而真正性质的内涵，而且在古遮拉特文中，它还被当作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还可能成为暴力。甘地苦思多日不得其恰当的名称，只得在《印度舆论》刊物上发了一个征名启示。结果甘地的侄儿摩干拉尔·甘地提供的“萨达格拉哈”得了奖。“萨达”意为真理，“格拉哈”意为实力。后来甘地根据这个意思将其改为“萨提亚格拉哈”。“萨提亚格拉哈”在古遮拉特文中意思是坚持真理，具体地说，也就是“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甘地认为“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为坚持真理而采取特别方式进行斗争，这便是甘地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要素。这一运动实际是甘地在南非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体验真理的历史。后来他经过深思熟虑，撰写了《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一书，充分阐明了他的观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制定了一项亚细亚法案草案。法案规定凡年满八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如不登记，将处以10o英镑罚款或三个月拘役甚至驱逐出境。
甘地一看到这个草案，即感到问题的严重。这分明是要彻底毁掉印侨的利益，把印侨逼到绝路，以至将印侨伺机赶出南非。甘地当即召集了印侨首领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向当地政府请愿。9月11日甘地等又在约翰内斯堡犹太帝国剧院召集印侨大会，与会人数达三千多。甘地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号召大家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反抗到底，绝不能容忍这种“套狗的项圈”，更不能屈从于这一歧视性行为。大会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表明印侨宁可牺牲，也不屈服的决心。但是印侨的反对仍然无济于事，这个法案当然还是通过了。
针对这一情况，甘地建议应立即组织代表团到伦敦去向英国政府请愿，通过英国政府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以取消这一法案。
11月20日，甘地一行到达伦敦。在伦敦活动了六个星期。他们的努力得到英国舆论界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国大党元老、82岁高龄的达达拜·瑙罗吉等的支持和同情。在他返回南非途中，英国殖民大臣即已宣布，法规暂缓执行，附属法规也暂缓实施。可是到了1907年3月，德兰士瓦国会又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其内容与亚细亚法案大同小异。而且法案要求印侨应于当年7月31日前往警察局登记。
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斗争，甘地主持成立了“非暴力抵抗协会”，领导这场斗争。协会在甘地的率领下，多次举行集会，挨户游说，号召大家不要前往登记。当时南非华侨也与印侨一起参加了这场斗争。根据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原则，甘地希望不参加登记的侨民不要与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如遇逮捕则欣然就范。
离登记期限只有最后一天。政府在比勒托利亚举行印侨群众大会。与会人员达一万三千多人。政府官员在会上讲话动员大家尽快登记，甘地作为翻译一边翻译官员讲话，一边又发表自己的观点，意思是如果此法一旦实行，我们的利益将无保障。结果，同意登记的印侨仍然寥寥无几。不久甘地等24名印侨领导人被传讯。甘地要求法庭对自己予以重判，法庭果然判他二个月徒刑。1908年1月10日执行这一天，许多印侨举行抗议游行，被警察驱赶，多人受伤。接着又有非暴力抵抗运动领导及成员入狱，入狱人数达155人。
甘地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这段铁窗生活，在监狱里，他拼命地阅读托尔斯泰、鲁斯金等人的著作，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社会改良思想中吸收营养。这段时间，南非、印度、英国对南非关押非暴力抵抗运动者的抗议越来越盛。当局屈于压力，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不得不前往监狱与甘地谈判。经过谈判，双方作了让步，甘地同意号召登记，而史末资同意修改法案。
甘地召开集会，动员印侨登记，引起不少印侨怀疑与不满。一个帕西族印侨上前质问他：“当初动员我们不登记的是你，现在动员我们去登记的又是你，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呢？”
甘地耐心解释说：“如果为了服从这个法案，就是签一个字也是罪孽，更别说按手印。现在情况不同了。正如行礼，假如你强迫我向你行礼，我照办了，那等于当众羞辱自己，但如果我出于自愿，让我以同等的资格向你行礼，那就是表现我的风度与人情。”他的这个观点显然使一些印侨无法接受。
但是甘地决心已定，他坚持要第一个领到登记证。就在他快到登记之处时，冷不防被他的同胞痛打一顿。然而甘地没有动摇。在甘地的带领下，已有八千多人前去登记。
就在登记之后，当地政府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发表一个声明，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承诺。甘地曾经说过，信仰非暴力抵抗的人，随时都要准备被欺骗。这是他的深切体会。甘地不甘失败，多次与政府交涉，未果，于是在1908年8月16日，甘地再次组织盛大群众大会，动员领到登记证的人员交出证件，并当众投入火中。顿时，二千多张登记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这时史末资将军再次约见甘地谈判，破裂后，政府对非暴力抵抗者又一次进行镇压，甘地等一百五十多名非暴力抵抗运动者被捕。一个多月后甘地出狱。当他前往德兰士瓦时，当地警察局要查验他的注册证，甘地不从，又一次被投入监狱，被关押三个月。直到1909年5月24日才出狱。该年6月，史末资一行前往英国伦敦寻求支援，甘地等人立即组织代表团前往伦敦请愿。这次到伦敦虽然没有任何收获，但是甘地在理智与道德上得到了很大促进，在他的脑海中原有的潜在力量更加活跃。在回南非的船上甘地奋笔写下一部三万字的书稿《印度自治》。这本书充分论述了甘地坚持真理以及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思想和实践。它后来成为印度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思想武器，受到印度人民和民族的高度重视。
经过这场暴风雨般的斗争之后，甘地继续从事他的律师事务工作。他的名字已在南非和印度大地广为传开。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一位德国籍好友卡伦巴赫将约翰内斯堡附近的 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地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甘地在此建立了“托尔斯泰新村”。他想按照托翁的思想，建立一个没有暴力、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王国。新村建立后，非暴力抵抗者陆续搬进新村居住。托尔斯泰新村是一个大家庭。甘地就是那一家之主。从1910年起，甘地自愿停止了他年薪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每月只领3英镑的生活费，全部积蓄也都用于公益事业。新村实际上也是非暴力抵抗者的庇护所。有一次甘地听说新村里开始出现堕落行为，他便以绝食加以警告。到1913年，非暴力抵抗运动者陆续从监狱里出来后，甘地动员大家慢慢地又搬到凤凰村生活。
1913年，甘地本想回印度，但还来不及启程，南非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一对印度夫妇来到南非，但是当局不准其妻登岸，理由是印度婚姻不合南非移民法规定。甘地为这对夫妇奔走呼吁，政府不予理睬。3月30日，甘地在约翰内斯堡举行集会，提出抗议。政府依然不予解决，引起印侨强烈不满。这次行动广大印度妇女也都积极参加了。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运动，逮捕了不少妇女非暴力抵抗者。事情越闹越大，双方越闹越僵。许多工人开始罢工。新堡五千多人开始往德兰士瓦行进，准备移居托尔斯泰新村。
甘地向史末资发出通知，希望他们改变主意，但是史末资回答是：悉听尊便。
于是队伍继续前进。这时，政府便将甘地再次逮捕，并镇压了长征队伍。甘地被判19个月苦役。甘地入狱，纳塔耳二万工人罢工。政府派出军队，武力镇压罢工工人，罢工群众死伤无数，当地监狱人满为患。是年12月18日甘地获释。史末资再次与甘地晤面谈判。当时正值欧籍铁路工人罢工，政府已是焦头烂额。甘地表示诚意，承诺放弃准备再次发动的非暴力抵抗。到1914年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资达成协议，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甘地也停止非暴力抵抗。过了五天，南非联邦政府通过一项《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
甘地冒着生命危险组织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从1906年9月到1914年1月26日，历时7年，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印侨们奔走相告，感慨万千。
半年之后，甘地就要告别生活、战斗了21年的南非回国。印侨们依依不舍。这时国内传来他长兄去世的消息。甘地悲痛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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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甘地本可以直接从南非永久性回国。但是当时在伦敦养病的戈克利先生邀请他取道伦敦再返印度。他不能不这样做。甘地一生之中，有过许多朋友，许多真诚的朋友。戈克利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评价戈克利像恒河一样让人感到亲切而自然。
1910年12月，甘地途经毛里求斯从南非返回孟买。那时正值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甘地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甘地第一次参加国大党的集会。大会期间，他认识了戈克利。
戈克利当时算得上国大党元老，属于温和一派。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随着国大党的组成，在印度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甘地虽然一直没有参加国大党活动，但是他与国大党领袖人物一直保持着联系。国大党曾经邀请过他回国主持国大党工作，被他拒绝，他当时认为他的事业是在南非。
甘地第一次参加这个政党召开的这么隆重的会议，他心里多少有些紧张，望着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辈们，甘地肃然起敬。听了大会主席致词之后，甘地由戈克利带去参加提案委员会。因为甘地曾向大会提交了一个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
甘地轻声并有些胆怯地对戈克利说：“务请帮忙。”
戈克利说：“胆子大些。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
提案委员会匆匆通过了其他几个提案。但是似乎忘记了甘地的提案。
“那么，我们已经完事了？”费罗泽夏·梅赫达问。
“不，不，还有南非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戈克利见会议这么草率，急忙站起来说。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费罗泽夏·梅赫达问道。
“当然。”戈克利说。
“你认为怎么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当甘地宣读完提案之后，大家都喊起来：“一致通过。”
就这样，甘地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被通过了。对于甘地来说，虽然提案并没有引起大会更多的重视，戈克利先生的真诚的支持使他感到十分宽慰，而且提案毕竟得到了国大党的通过，得到国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对南非印侨确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在戈克利的安排下，甘地住在戈克利家里。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交往，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与其说甘地对戈克利是尊敬，还不如说是崇拜。他把戈克利当成一名领袖来推崇。郁达夫曾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甘地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与戈克利交往的。戈克利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对待甘地，尽可能满足他生活上的要求。甘地却要求不多，生活上处处都是自己动手，从不需要别人照料。甘地这时已经成为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也称得上是一名颇著名的律师，在他身上能够保存这样的美德，使戈克利非常高兴，他常对这位小弟弟赞不绝口。
甘地认为，他看着戈克利工作，像是受教育一样感到快乐。戈克利从不浪费时间，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工作着，他的谈吐，他关心的问题，无不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印度当前贫困和屈辱是他说不完的话题。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公众的利益上。曾经也有人劝过戈克利人生应该多一点别的兴趣。而戈克利总是回答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够我用得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戈克利家里常常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而且前来拜访他的多是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当这些人来到戈克利家里时，戈克利总喊甘地坐在旁边，从不回避他。他还经常把采访的重要人物介绍给甘地，让甘地多与他们接触。其中有位客人使甘地印象很深。他叫罗伊，是一名医科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每月只留40卢比，其他全部用于公众事业。他至今没有结婚，而且也不打算结婚。罗伊与戈克利完全属于志同道合者。甘地喜欢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戈克利与别人交谈，他觉得能听到这种交谈，是一种享受。
戈克利生活非常简朴。他家有一辆马车。他出门都是乘坐自己的马车。
他告诉甘地，作为一名为自由而准备作出牺牲的人，就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更不能拿公家的钱花在自己的安逸。
戈克利身体状况不太好，总是感到身体有诸多不适。甘地关切地劝他应该多走动走动，锻炼锻炼身体。但是戈克利说：“我没有那个工夫啊。”
甘地住在戈克利家期间，通常将时间分成两半，一半用于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名人。甘地参加了一次集会，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尔战争的演讲，戈克利先生因为忙，没有出席，但是他了解到情况后，对甘地的演讲给了充分的鼓励。甘地抽出了时间，在戈克利的帮助下，到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走过，他感慨很多。这里妇女勤劳善良，而男人大多懒散不精，显出一片昏昏沉沉的样子，甘地很难过。走进神庙，人们自然会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看到的是，在昏浊的烛光下，老鼠成群，庙台上灰尘寸厚。作为一个佛国，这里却完全没有虔诚可言，佛主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摆设。甘地还看到，这里生活着不少的印度人，但是其中一些人竟然与英国人串通一气，对缅甸人做出不道义的事情。甘地更是痛心。
甘地向戈克利表示，想亲自去坐一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体察民情。戈克利赞同他的意见，并热情地为他准备了许多食物和衣服。临行那天，戈克利喊来罗伊教授一起为他送行。戈克利说：“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送行了，但是你坐三等车走，我们就非得来送你。”甘地带着戈克利美好的祝愿，踏上了征程。
坐上了三等车，甘地发现这里与头等车差别是何等大啊。就说车厢里面吧，它与厕所几乎没有两样，肮脏不堪。铁路当局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根本不管。甘地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来乘坐这种车。事实上，从这次旅行后，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出入，直到他大病一场之后才放弃这种体验。
旅行归来，戈克利建议甘地在孟买定居，一方面从事他自己的律师业务工作，另一方面协助戈克利从事公众工作，也就是国大党的工作。甘地对戈克利的挽留很是感动。但是他对留在这里工作信心不足。以前在这里的失败，一直像阴影一样环绕在他的脑际。甘地大概并没有读到过中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的格言，因此，他婉言谢绝了戈克利的意见。他还是准备回到拉奇科特去，那里有曾经极力鼓励他去英国留学的达维先生。事实上，一到那里，达维就给他接了三桩案子。达维先生说：“胜诉败诉都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全力帮助你。”
就这样，甘地告别了戈克利先生。不久，又应南非之邀赶往南非。甘地在南非，一直与戈克利先生保持通信联系，并多次邀请他到南非访问。
1912年10月22日，戈克利抵达南非开普敦。南非政府以贵宾礼遇相待，并派员陪同他到各地参观考察。印度人与欧洲人都热烈欢迎这位国大党领袖，所到之处都举行盛大欢迎会。戈克利这次南非之行获得重要成果。1912年11月15日，他与南非政府达成协议，废止了歧视印侨的法案，修改了移民法中种族歧视的内容，取消了3英镑的人头税。戈克利应甘地邀请，亲自到托尔斯泰村小住。甘地兼作他的私人秘书。他对甘地以及印侨所作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离开南非之前，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亚市政厅发表了告同胞书，告同胞书说：“常常记着你们的前途大半握在自己的手中；我求神不要让你们在德兰士瓦已进行过三年的这种斗争，又将被迫再度恢复。不过假如再次恢复，或为了主持正义，或制止不义而作类似的斗争，你们的表现，你们联合起来的力量，以及你们愿意受苦牺牲的精神，将起决定作用。”
这一次甘地本来想直接从南非回国。由于戈克利的邀请，用甘地自己的话说是“指示”，甘地欣然前往伦敦。甘地这次仍然是乘坐三等舱位。临行前甘地因为进行过两次绝食，加上水也喝得少，澡也洗得少，身体极为虚弱。
同事劝他在南非先恢复一下体力再动身，但是甘地不从。甘地携妻、子于1914年8月6日到达伦敦。但是前两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戈克利因健康原因先去了巴黎，被战争阻挡在巴黎。甘地忐忑不安，不知他何时到达伦敦。
战争的爆发，使甘地产生了新的想法。他认为，英国的先生都已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于是他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印侨大会，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印度人与英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等可言，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我们为什么要与主人合作呢？甘地当时认为，英国官员的问题比英国制度方面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乘人之危，不能在战争期间以要求相胁，而是应该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加强合作，以博得同情、提高自己的地位。甘地极力说服大家积极参加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甘地于是给英国当局写信，表示愿意受训组织救护队。英国官方对甘地在危难关头肯出面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并为志愿人员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训练。在当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的时候，甘地意外地患了肋膜炎。
这个时候，戈克利从巴黎来到伦敦。他经常与甘地见面，给他讲解战争。
在病中，甘地仍然坚持他的素食主义原则，每天只吃花生、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和葡萄等，完全戒掉了牛奶、豆角、谷物等食品。戈克利知道后，便严肃地向甘地指出这样不妥。他希望甘地听从医生的劝告，立即改变饮食结构，并同意他用24小时来考虑这件事。戈克利是甘地心中的偶像，而戈克利的脾气是不希望人家对他说一个不字。但是第二天，甘地仍然抱着誓言不可变的决心来见戈克利。一见面，戈克利劈头就问：
“你已经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如果我不吃那些东西就会死去，我宁肯死。”甘地说。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不能有别的选择了。”
戈克利望着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甘地，摇摇头，只好对医生说：“那就这样吧，不要再勉强他了。请你在他自己所规定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吧。”
戈克利比甘地先行回国。当甘地一踏上阔别十多年的祖国大地时，欣喜若狂，许多先前的朋友以及知名人士都到码头隆重欢迎他。恭候在此的印度领袖们在甘地的船未靠岸时，便乘小艇上船迎接。这次，印度当局特别开通，允许甘地乘坐的轮船在过去只准英国贵宾才能靠岸的码头登陆。甘地的名声早已响彻印度大地，他已经成为印度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戈克利当天虽然身体不好但同样赶到孟买码头欢迎他，并且在孟买为甘地发起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此后欢迎会不断。
在一次欢迎会上，甘地致了答谢辞。他说了下面一番话：“如果欢迎辞中所用的词句十分之一是我可以当之无愧的，那么你们应该用什么语言来歌颂那些南非受苦受难而牺牲了生命，因而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同胞呢？你们要用什么语言来歌颂纳潘和纳拉杨斯万米呢？他们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为了祖国的荣誉，他们用诚挚的信仰，抵抗了一切审讯、苦难和侮辱。你们要用什么语言来歌颂瓦莉亚玛呢？她是一个十六岁的可爱的姑娘，当她从马兹堡监狱释放出来的时候，骨瘦如柴，患着热病，大约一个月后就死去了。你们说我鼓舞了那些伟大的印度儿女，但我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正是那些心地朴实、充满信心、埋头工作、决不希望任何报酬的人们启发了我，使我有了一定的觉悟；他们壮烈的牺牲，坚定的信念，以及对伟大的神的虔诚，驱使我去做我所能做的工作。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妻子，不得不在众目睽睽的情形下工作，而你们却又把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工作夸大得过火了。惟有他们才有应该得到你们要加在我和妻子头上的荣冠。这些年轻人，才能接受这样亲切而盲目地加在我俩身上的全部赞美之词。”
的确，广大的印侨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甘地，甘地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甘地才到孟买几天，戈克利建议他应该会见一见省督。他照办了。戈克利说：“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甘地答道：“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还要了解对方的意思，并设法尽可能同他们取得协议。在南非我就是这么做的。”
戈克利又带他去见了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他们以同样的热情溢美之词欢迎他。戈克利希望他参加这个团体，但是社员们觉得甘地的思想和行事方法与社里不同，吸收甘地多有不便。戈克利于是解释说：“无论你是不是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甘地告诉戈克利，自己想在古遮拉特办一所学院，好把凤凰村的人安顿下来。戈克利非常赞成，他说：“学院的经费由我筹划。我把这个学院当作我自己的。”
甘地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出发前，戈克利又一次举行茶话会，为甘地饯行，并亲自安排甘地需要吃的水果和干果。可是，就是在这次茶话会上，戈克利昏倒了，被送往医院。
甘地到达圣提尼克坦，同样受到那里的师生的热烈欢迎。凤凰村的人们都在那里得到了安置。甘地的侄儿摩干拉尔·甘地成为他们的领袖。一夜之间，这里变成了凤凰村，师生接受了甘地的思想，什么事情都亲自动手。尽管凤凰村的体制在这里坚持不久，但它的象征却永远存在。后来每年3月，圣提尼克坦的居民们都要庆祝甘地日。
在那里，甘地前去拜见他渴慕已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先生。虽然没有见到，但是泰戈尔却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称他为“玛哈德玛”，意思是“伟大的灵魂”、“圣雄”。人们通常说的“圣雄甘地”，就是出自这位伟大诗人之口。
不久，甘地接到了戈克利先生去世的消息。他悲痛之极。他感到，自己刚刚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印度公众之中，自己正需要一个舵手。而这位舵手恰恰在这时离开了人间。甘地偕夫人立即前往浦那参加了戈克利隆重的葬礼，为了寄托哀思，甘地赤脚一年。
甘地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对戈克利的敬仰之情：“我曾想找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
戈克利去世后，甘地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申请加入公仆社，这样才能安慰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但是社员们仍是两种意见，一派同意，一派反对。
甘地不得不放弃申请。不过，支持他入社的人也好，反对他入社的人也好，都与甘地情同手足，交往甚深。他说：“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
戈克利生于1866年，到去世时还不到50岁。他仅比甘地大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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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甘地决定旅行全国，对国情进行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他从国内学校到洋学堂，又从洋学堂再到隔洋相望的非洲大陆奋斗十多年，对国内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的疾苦知之甚少。
甘地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的人，用本地千百万民众同样的待遇要求自己，就连坐车一直都是坚持只乘三等车。这天他来到加尔各答，成为巴素家的客人。巴素知道甘地只是一个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能买到的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家里的妇女通宵达旦地为甘地剥去果皮，这使甘地非常难过。这如同每到一地就有无数的群众狂热地崇拜着他，把他困得水泄不通一样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从此甘地发誓，每天进食不再超过五种食物，天黑之后再不吃任何东西，以便接待他的人不致因此而大肆挥霍。
这次旅行的原则是：只看不说或多看少说。
漫游过程中，甘地念念不忘那些曾经一起在南非共同战斗的凤凰村居民们。他要设法为他们建造一座永久性住所。那些居民们几乎都是与自己一样一劳永逸地回归故土。而这个永久性住所，同时又能够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培训基地。甘地把这个想法告知朋友后，很多人都为他出谋划策，选择地址。经过筛选，甘地决定把学院建在故乡古遮拉特的首府阿赫梅达巴。
因为，甘地的一名助手，就是阿赫梅达巴的律师，他而且愿意把他的一所洋房租给学院。当然学院建在此处，这不是完全理由。甘地深深地了解，这个地方是印度手纺业最发达的地方，至今还算富饶之地，文化教育尚可，这一方面便于倡导乡村建设，另一方面学院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容易得到有钱人的赞助。有人问甘地，应该为学院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甘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进行的 ‘非暴力抵抗’，要搬到这里来实验。因此，这所学院，名字就叫 真理学院。”
真理学院，1915年5月25日宣告成立。
学院一成立，就有25名青年男女搬了进去，他们有来自南非凤凰村的居民，也有从印度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甘地的意图是大家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
学院的校规是：坚持真理、坚持非暴力、坚持节欲、坚持节食、反对偷窃、反对私蓄，忠诚地为他人服务。
美好的愿望往往要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本来，这里富翁豪贾多，而且开始的确有不少人都邀请甘地把学院办在此处，并承诺一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但是由甘地掌舵的这只船总难平稳地航行。就像当年刚从英国留学归来船才靠近孟买就遇到特大风暴一样颠簸摇荡。就在真理学院草创不久，甘地收到笪卡尔海军上将的一封信，说有一个谦逊的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愿意获得准许进入你主持的真理学院。甘地犹豫一阵后还是同意接受，于是便给海军上将去了复信。那个家庭共有四人，夫妻俩再加上一女一儿。当甘地接纳了这个“不可接触者”家庭为学院成员后，内部就产生了抵触和不满情绪，捐赠因此而中断。使甘地感到痛心的是，在学院内，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在南非遭受过很多次伤害的卡斯杜贝和甘地夫人嘉斯杜白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总是对“不可接触者”一家十分冷淡。甘地于是只得一个个做工作，并劝对方忍受细小的屈辱。见工作成效不大，甘地有些生气，他请求所有的反对者都离开，他本人愿意与“不可接触者”一块生活到贫民区去，和他们一起谋生。他说：“我们不能忍受不可接触者制度存在。”
这样，内部风暴才算平息下来。内部的问题解决之后，外在压力随之而至。
首先遇到的是井水问题。那一口井归业主所有而且由他派人管理，他总是借口学院成员水桶不净把井水弄脏了，并且还经常辱骂来取水的那个不可接触者的家庭成员。甘地知道后，教大家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仍然保持常态去汲水。业主看到大家并不以恶意相答，反而觉得自己理亏，渐渐也就忘记了这回事。但是毕竟经济支援源被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甘地的侄儿首先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们的物资已经涸尽，下个月就只有喝西风了！”甘地不急不忙地说：“不要紧，大不了大家都搬到不可接触者区去住。”正在困难当头，一名不留姓名的先生来见甘地，说：“我愿意援助真理学院，你肯接受我的敬意吗？”甘地点头，他又说：“你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等我。”第二天，甘地在同一时间在院外等他，只见他乘车而来，把一张支票交给甘地，甘地正要问他尊姓大名时，这人却驾车飞驰而去。展开支票，甘地一看吓呆了：13000卢比！这人是谁？他就这样走了。这也许是上帝的使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来援助学院吧。这笔经费使真理学院渡过了难关。
同年6月，甘地获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英王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有功；同时泰戈尔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4日，甘地关于漫游一年只看不说或多看少说、不发表政见的承诺已满。这时正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哈基总督也应邀前往主持奠基仪式。这一天这里名流荟萃，高朋满座。甘地应国大党知名人士玛拉德拉的邀请，也前去参加仪式并发表演讲。
这是一次异乎寻常非常壮观的盛大集会。会场上总督的光临，戒备森严。
甘地身着土布短裤和上装，在他的崇拜者震耳欲聋的呼声中他站起来，开始用英语演讲。本来前面演讲的人都是歌功颂德，讲些莺歌燕舞不着边际的东西，甘地的言辞却与整个会场气氛很不协调。他首先对那些迷信英语而贬低印度语的现象加以讽刺，表示“深为羞愧和耻辱”。然后又提醒同学们不要以为进了这所学府就十全十美，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就是伟大帝国的人才了。
他还批评了一些印度知识分子不对自己的民族说心里话，像自己也是一个外国人一样。他强调印度自治，鼓励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为摆脱贫穷、为坚持真理而斗争。同时批评官方挥金如土，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向副王 （指总督） 效忠，极尽铺张与侈奢，而现在到处是警察，虚张声势，让人感到压抑，使老百姓感到可怕。甘地的讲话使庄严的大会显得有些紧张，甘地假装不知，继续他的演讲。然后，他又针对那些浑身珠光宝气的王公们说：“除非你们摘掉身上所有的珠宝，并说明是受印度同胞的委托代为保管，否则，印度就不可能得到拯救。”很多王公听到这里气恼不已，愤怒地离开会场。大会主席和当时在国大党内极为活跃的贝桑特夫人几次制止甘地讲下去，甘地岂肯听从。结果大会主席怒而起身，拂袖而去。
会场一片混乱。
沉默了一年的甘地，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讲，有太多太多的感慨要发，有太多太多的思想要宣传，这是他关闸以后的第一次开闸，不吐不快，他怎么会轻易放过这次演讲的大好时机呢？这时的甘地虽然个子又瘦又小，但是胆量已经过人。听的人有什么反应，这不是他的事，离开也罢，反感也罢，愤怒也罢，随你们选择。但是他相信印度需要这样的讲话，民众需要这样的鼓励。
当晚，甘地接到通知，警察当局命令他立即离开贝拉勒斯。随后，也主张印度自治的贝桑特夫人公开批评甘地的演讲，整个印度舆论大哗。甘地虽然被赶出贝拉勒斯，但是他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甘地既不渴望战斗也不想谋到领导权。然而确实是命运的安排，无论过去在南非还是今天在印度，这两样东西都使他无法逃脱。虽然他只是在静静地照料着自己的真理学院，但他却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心着印度的前途。他发觉自己已经被卷入印度第一次民众反抗的斗争漩涡。他自称这是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
离演讲只隔一个月余，新的斗争便拉开序幕。
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基爵士在接受这个议案时声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甘地觉得这是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应该鼓动立即废除这一制度。而这时舆论界也开始行动，赞成立即废除。甘地认为这是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很好题目。1917年2月，玛拉维亚再次要求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遭拒绝。甘地这时已经感到自己不能再坐而视之了，宣传鼓动立即废除契约制度的时机成熟。
甘地按照自己定的规矩，以帝国公民协会名义召开一次大会，之前先开执行委员会，拟定一个决议案交大会通过。经过反复商榷，他们决定定于 7月31日为政府宣传废除契约制度的最后期限。协会公众大会通过这个方案。
贝桑特夫人也以政治家的风范精心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向总督请愿。
甘地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德里等进行宣传鼓动。到处都是积极响应。
甘地一路独自旅行，一路骚扰不断。
罪犯调查局人员一路跟踪他。特务们常以查票为借口找甘地的茬儿。甘地倒是无所谓，他看得多了。只是这里的旅客纷纷不平，痛责特务。他们并不认得大名鼎鼎的甘地，只是把他看作一名沙陀 （化缘修行的人）。他们常 常指着特务吼道：“你们为什么老是跟这位可怜的沙陀过不去呢？”有一次，由于特务的寻衅，甘地差一点没能上车，这时几个旅客见状，扛起甘地把他小小的身子从窗口塞进去。
斗争取得了胜利。还不到7月31日，政府便宣布废除契约制度。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时间转眼到了1917年。
这件事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比哈尔省的三巴朗地区。这里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原来三巴朗的佃农按照法律规定，每耕种20卡塔土地，必须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正好有一亩）制。甘地从未到过此地，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有一次一位三巴朗的贫苦农民请求甘地到那里看看农民的悲惨状况。于是年初，甘地便启程前往三巴朗。
有位圣人前来调查农民的悲惨遭遇！这个消息很快传至千家万户，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水般涌向甘地住地，以目睹圣人为福，并向他诉说苦难。当地种植园主立即表示不满，警察当局命令甘地马上离开此地。甘地不予理睬，结果被传到法庭。谁知这天几千农民没有任何人组织自愿跟在甘地身后涌向法庭。法庭只得保释甘地。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的税务官、县长、警察局长们渐渐了解了甘地，感到他并不是有意冒犯他们个人，而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抵抗。于是甘地所到之处，他们主动派人维护秩序。地方报纸也开始关注此事，对甘地的调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甘地开始着手调查，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与乡民谈话，了解民情、过细取证。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有一次他刚从三等车厢内下车，一群农民就围住他，把他送上一辆马车，然后解开马，要用人力拉他走，以示对他的尊敬。甘地含着热泪，耐心劝说半天才算说通那些热心的农民。
甘地一边调查，一边组织志愿人员对当地严重缺乏文化的农民进行基本卫生学的教育并为他们的孩子在六个村子创办学校。这是甘地的一贯主张，一方面在外部反对不公正不平等，一方面又在内部消除愚昧和无知，鼓励大家要敢于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当局对甘地的行动深感无奈。最后只得成立一个包括甘地在内的调查委员会。甘地在当地记录了几千名农民的申述辞。委员会因为由政府宣布成立，当地农民感到焦虑不安，很是信不过。有一天，在培迭亚汇集了一万多名农民请求与圣雄见面，想听听他的看法。甘地便会见了这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
甘地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但他们最好不要每天到委员会办公的地方集会。如要诉冤，去找他的助手申述。农民们这才一颗石头落了地。委员会在甘地精神的感动下，拟出了一个偏向佃农的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