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们开起会来，其间好几次望向H.M.。然后华特·史东爵士站了起来。
“庭上，检方的立场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节省审讯的时间，略过他的证词，依正常顺序继续传唤证人。”
“华特爵士，这个决定必须由你负责。同时，既然证人收到了传票，他就应该到场。我想这件事应该加以调查。”
“当然，庭上……”
“传佛德瑞克·约翰·哈德卡瑟。”
佛德瑞克·约翰·哈德卡瑟警员，作证说明发现尸体的经过。傍晚约六点四十五分时，他正在格鲁斯维诺街上当班巡逻，一个他现在知道是戴尔的男人从屋子里出来，说：“警官，进来；出了可怕的事。”他走进屋子的时候，一辆车开了过来；车子里坐着的是史本赛·胡弥医师，还有一名妇人(乔丹小姐)，她似乎昏倒了。他在书房里看到被告和一个自称是傅来明的男子。哈德卡瑟警员向嫌犯问道：“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被告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什么也不肯多说。证人于是打电话到他所属的分局去，然后守在那里等到警探到场。
辩方并未提出交互讯问。控方接着传菲力浦·麦克南·史托京医师作证。
史托京医师是个消瘦而满头乱发的男子，一张嘴抿得很紧，但带着一种很奇怪的感伤表情，他抓紧了证人席的栏杆，始终不曾放开。他用一条不怎么整洁的领带打了个领花，一身黑西装很不合身。可是他的两手干净到好像特别洗刷过。
“你的姓名是菲力浦·麦克南·史托京，是伦敦大学的法医学教授，也是大伦敦警局C分部的医学顾问吗？”
“是的。”
“一月四日那天，你是不是被派往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
“是的。”
“到达现场之后，你在书房里有什么发现呢？”
“我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躺在窗子和书桌之间，脸朝上，非常接近书桌。”证人的声音很含糊，不容易听清楚。“在场的有胡弥医师，还有傅来明先生和嫌犯。我说：‘他有没有移动过？’嫌犯回答说：‘是我把他翻过来仰面躺着的。他原先朝右侧卧，脸几乎贴在书桌上。’死者的两手已经冷了；上臂和身躯还相当温暖，左臂上端和颈部已有死后僵直的现象，我判断他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以上。”
“不可能更精准一点吗？”
“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六点到六点三十分之间，不能再精准了。”
“你给这具尸体进行过解剖验尸吗？”
“是的。死亡原因是一支箭的铁制箭头插入胸腔内八吋而刺穿了心脏。”
“是立即死亡吗？”
“是的，绝对是当场毙命，就像这样，”证人加上一句，突然啪的一声用手指打了个榧子，像在变魔术一样。
“之后他还能不能动弹，或是往前走一步呢？——我想要问你的是，”华特爵士追问着，把手伸了出来，“他在遭到刺杀之后还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去闩门或窗子？”
“绝对不可能。他几乎是立即倒地而亡。”
“你由伤口的情形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的结论是那支箭让人当做匕首来用，由一个孔武有力的人给予有力的一击。”
“像被告这样的人？”
“是的！”史托京医师用犀利的目光很快地看了安士伟一眼。
“你得出这结论的理由是什么？”
“伤口的方向、入口很高——在这里，”他比划着说明，“然后斜向下方剌入心脏。”
“你是说，角度很小？由上往下刺？”
“是的。”
“你对于说箭是射向他的这种说法有什么想法？”
“如果你是要我表示我个人的意见，我会说不是那种情形，几乎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呢？”
“如果说那支箭是射向他的，那我觉得箭应该是多多少少会笔直地射进他身体里；以那支箭现有的角度来说，当然不可能。”
华特爵士伸出两根手指。“换言之，如果那支箭是射向他的话，那射箭的人必须站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朝下瞄准。”
在我听来，似乎他只差没再加上一句“像爱神丘比特？”，华特爵士的声音充满了不用说也清楚的讽刺意味。我敢发誓至少有一位陪审员的脸上露出一丝一瞬即逝的怀疑的笑容，这些陪审员平常都像是填充的假人似的坐在那里。整个气氛变得更冷了些。
“不错，大概会是这种情形，否则被害人必须向前把腰弯得很低，好像他在向凶手深深一鞠躬似的。”
“你有没有发现挣扎打斗的痕迹？”
“有。死者的领子和领带都弄皱了，他的上装在颈部拱了起来，两手很脏，而且右手掌心还有一道小小的伤痕。”
“那道伤痕可能是什么造成的？”
“我说不准。可能是箭头造成的。”
“你的意思是说，好像他伸出一只手去防卫自己似的吗？”
“是的。”
“死者手上有从那个伤口流出来的血吗？”
“伤口流了点血。不错。”
“在你检查的过程中，是否发现房间里有任何其他沾有血迹的物件？”
“没有。”
“所以，很可能那个伤口事实上就是由那支箭造成的啰？”
“我的推论正是如此。”
“你能不能告诉我说，医师，你第一次在书房里检查过尸体之后，接下来又怎么样了呢？”
那个首如飞蓬的证人又看了被告一眼，他的嘴巴露出厌恶的表情。“和我相识的史本赛·胡弥医师问我是不是能看看嫌犯。”
“看看他？”
“检查他一下。胡弥医师说：‘他跟我们说了个什么吞了安眠药之类的荒谬故事；我们刚检查了他一下，可是找不到什么可以支持他这个说法的东西。”
“在这段时间里，被告的态度如何呢？”
“很安静，太过于镇定和安静了；只不过他不时地会用手梳理头发，像这样子。他还不像我那样感到震惊呢。”
“你有没有检查他呢？”
“我大略地检查了一下，他的脉搏很快而不规则，并不像吞服了麻醉剂之后那样消沉。两眼的瞳孔也很正常。”
“以你的看法，他有没有服药呢？”
“以我的意见，他并没有吃什么药。”
“谢谢你；没有其他问题了。”
(“这下驳倒了，”艾芙莲说。被告苍白的面孔露出困惑的表情；他一度在椅子上半欠起身子，好像要出声抗议，押着他的两名法警立刻警觉起来。我看到他的嘴唇无声地动着。现在猎犬都吠叫着逼近前来，如果他真的清白无辜，那他现在的感觉一定很恐怖。)
H.M.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站在那里瞪着证人整整看了一分钟。
“原来你‘大略地’检查了他一下，是吧？”
H.M.的口气让法官也抬起头来。
“你对你所有的病人都是‘大略地’检查的吗？”
“这完全是两回事。”
“是说除非他们会死，是吧？你觉得一个人的生死就只靠‘大略的’检查来决定吗？”
“不是。”
“还是说在法庭上宣誓之后的证词靠那个决定呢？”
史托京医师的嘴抿得更紧。“我的责任是验尸：不是给被告验血。我认为史本赛·胡弥医师是相当知名的权威人士，让我可以接受他的意见。”
“原来如此。所以你本人并不能提供第一手的证据喽？一切只是根据胡弥医师的看法——对了，胡弥医师现在还不在这里啊？”
“庭上。我必须抗议这样的暗示，”华特·史东爵士叫道。
“亨利爵士，请你只谈证人的证词。”
“请庭上见谅。”H.M.咆哮道，“据我了解这位证人几乎只谈胡弥医师所说的话呢……你能以你自己的看法发誓说他没有服药吗？”
“不能，”证人忿忿地说，“我不会发誓，我会表示我的意见；而我可以发誓说我所给的意见是很真实的。”
法官轻柔平和的声音插了进来。“我还是不明白，你认为被告吃了药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吗？这是我们在问的问题。”
“不是的，庭上，这样就太过臆测了。”
“为什么这样会太过臆测呢？”
“庭上，嫌犯告诉我说那个药，不管那到底是什么。他吃下去的时间是六点十五分左右。我一直到将近八点的时候才对他做检查。如果说他真吃了什么药的话，药效也大部分消退了。不过，胡弥医师是在七点之前检查他的——”
“胡弥医师的意见并没有提出来给我们，”法官包德金大人说，“因为这件事很重要，我希望这点要讲清楚。如果说那个神秘的药物药效会大部分都消退了的话，我想你也没有立场来多谈这一点吧？”
“庭上，我刚说过我只是提出一个意见。”
“很好，请继续，亨利爵士。”
H.M.显然非常高兴，转到其他问题上。
“史托京医师，这里还有一件事你也说不会是那种情形，几乎完全不可能：我是说关于那支箭可能是射出的说法。我们来谈谈尸体所在位置的问题。你接受被告的说法，也就是说最初尸体是向右侧卧，面对书桌的侧面吗？”
那位医师冷笑道：“我相信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检验被告的说法，而不是加以接受。”
“看来不见得是所有情况下都如此。没错。可是你是不是能勉强自己同意特定的那一点呢？”
“可能。”
“你知道任何与这个说法矛盾的证据吗？”
“没有，我不能说有这类情形。”
“那，纯粹只是讨论一下。假设死者原先站在书桌的旁边——这样也就是(请看你手里的平面图，在那里)面对着房间那边的小柜子。假如他弯下腰来看书桌上的什么东西。如果，就在他弯身向前的时候，那支箭从小柜子那边朝他射了过来，会不会像这样射进他体内？”
“有极少的可能。”
“谢谢。没有别的问题了。”
H.M.使劲地坐了下来。检察总长再度提问时相当简略。
“如果事情发生的经过真像我这位饱学的朋友所说的那样的话，”华特·史东爵士说，“那还会有挣扎打斗的迹象吗？”
“我想不会有。”
“你想就不会发现有弄皱了的领子领带，弄乱了的上装，弄脏了的手，还有右手掌上的伤口了？”
“不错。”
“我们能相信手掌上的伤是由于想在空中抓住向死者射来的箭而造成的吗？”
“以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你认为有可能是一个凶手，配了一把很大的十字弓，藏身在小柜子里吗？”
“不可能。”
“最后一点，医师。关于你是否够资格来谈论被告有没有吃药这件事：你曾经在普瑞德街的圣普瑞德医院任职二十年吧？”
“是的。”
医师获准离开证人席，接下来检方传唤了他们最重要的证人——哈利·恩奈斯特·莫特伦。
莫特伦警探起先一直坐在律师席上。好几次我注意到他，却不知道他是谁。莫特伦警探脚步缓慢却很稳健，在态度和言词两方面都很小心谨慎。他比较年轻，最多不过四十岁；可是他答话时的平顺，从来不显匆忙地太快说出回答的话，在在显示他有过出庭的经验。他笔挺地站着，神态好似在表示：“我并不特别喜欢把绞索套在谁的脖子上；可是我们也不要听什么胡说八道的事；谋杀就是谋杀，越早消灭一个罪犯，就对社会越有好处。”他有一张国字脸，鼻子很短，整张脸有些平板，而他两眼的表情看来如果不是非常凌厉，就是他需要配戴眼镜了。一副干干净净顾家男人的神气，在保护社会，深入法庭。他以响亮有力的声音宣了誓，然后用他那凌厉或是近视的两眼盯着律师。
“我是伦敦大都会区警局的分局警探，一月四日那天在听到报案之后，就动身前往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于傍晚六点五十五分抵达。”
“接下来的情形如何？”
“我被引进到一个称为书房的房间，见到了被告和傅来明先生，管家，还有哈德卡瑟警员。我问了后面那三个人，他们把现在已经在庭上所做的证词告诉了我，然后我问被告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道：‘要是你肯把这些残忍的家伙弄出房间去的话，我就会试着把经过情形告诉你。’我请其他的人离开房间，然后我关上房门，在被告面前坐了下来。”
警探所引用的被告供词几乎和检察总长在开场白时所宣读的一模一样。在莫特伦用平淡的语气重复说出的时候，听来更加空洞而简略。在说到威士忌酒里下了药时，华特爵士插进话来。
“嫌犯告诉你说死者给了他一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说他喝了一半，然后把杯子放在地下吗？”
“是的，放在他的椅子旁边。”
“我想，莫特伦警探，你是个绝对戒酒主义者吧？”
“是的。”
“那，”律师非常温和地说，“嫌犯的呼吸里有没有任何的酒味呢？”
“一点也没有。”
这件事情这么明显，这么简单，使得我相信检方一直保留着当做是会语惊四座的重点。这果然有效，因为这是个很实际而平常的论点，让每位陪审员都能了解。
“请继续，警探。”
“他做完供词之后，我对他说：‘你知道你告诉我的这些话不可能是真的吗？’他回答道：‘这是个陷阱。警探，我可以向天发誓我遭到了陷害；可是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所有的人都那么坏，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冲着我来。’”
“你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据我所知，他说的是屋子里其他的人。他和我说话并不困难；我觉得他很友善，甚至很热切。可是看来好像他对那一家里的每一个人，或是这一家人的朋友，只要接近他的，他都抱有强烈的怀疑。然后我对他说：‘要是你知道门是从里面闩住的，窗子也都上了锁，那怎么可能有谁做得了你说的那些事呢？’”
“他听了这话之后怎么说？”
证人似乎有些困扰。“他开始谈起侦探小说来，还有怎么样可以从外面把门窗锁上的方法——用一根绳子或是铁丝，这一类的事。”
“你也看侦探小说吗？警探。”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任何像他说的这些方法吗？”
“呃，我是听说过一两个；如果运气很好的话，也可能可行。”莫特伦警探看来有些迟疑，也有点抱歉。“可是在这个案子里，全都不可能用得上。”
在律师的手势下，用做证物的那两扇窗子的遮板又给拿到了前面，这回连门也拿上来了：一块结实的橡木板，装在一个门框上。
“我知道就在那天晚上，在警佐雷伊的协助下，你把遮板和门都拆了下来，带回警局去做实验，是吧？”
“是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些方法在这里都用不上？”
这还是那套老话，可是在莫特伦说明之后，却像“老贝利”本身一样，不但实在，而且难以打破。
“在你问过他有关门和窗子的问题之后，警探，你又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问他会不会反对我搜他的身。我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坐着——注意到他大衣底下右边后面的口袋里鼓鼓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没有这个必要，我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打开大衣，伸手到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
“把什么交给你？”
“一把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装满了子弹，”证人说。
08 老熊还没有瞎
一把点三八口径、魏百里·史考特牌的自动手枪送上来加以检查和指认。我们后面有人开始轻轻地哼唱起“哦，谁会和我同游高原？”只不过把歌词改成了“哦，谁会说他清白无辜？”怀疑的气氛浓到几乎让人触摸得着。这时候，我正好在看着雷金纳·安士伟，那个被告的堂兄似乎第一次对证物感到兴趣。他很快地抬头看了一眼；可是他那张阴郁而好看的脸上除了傲慢的神情之外，没有其他的表情。然后他又继续玩着律师席桌上的那个玻璃水瓶。
“这就是那把他藏在口袋里的手枪吗？”华特·史东爵士追问道。
“是的。”
“嫌犯对于他来谈未来的婚事时，为什么在口袋里带着这样一件武器。怎么解释呢？”
“他否认那把枪是他带来的。他说那想必是他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放在那里的。”
“想必是他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放在那里的。原来如此，他能指认那件武器吗？”
“被告对我说：‘这个我很清楚，这是我堂哥雷金纳的枪，他不在东部的时候，有时会住在我的公寓里，我相信我最后一次看到这把手枪是一个月以前，在客厅桌子的抽屉里。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了。”
在有关检查那个房间的事做完漫长而很有说服力的证词之后，证人准备做结论。
“从这些证据，你对凶案如何进行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结论呢？”
“由那支箭从墙上扯脱的样子看来，我认为那是由右向左拉扯，而手握箭杆的位置就是留有指印的地方。这也就是说把箭拉扯下来的人站在房间这边，有点靠小柜子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推论是死者绕过了书桌，由左侧跑向前方，以逃避刺杀他的人——”
“换言之，也就是让书桌隔在他自己和凶手之间。”
“是的，正是像这样，”莫特伦警探同意道，一面将两手围起，移动着来说明，“我的结论是凶手接着从书桌前面绕过来，然后是一场打斗，死者站在很靠近书桌的位置，面向小柜子。在挣扎之中，那截失踪的羽毛断裂了，而死者的手掌也受到割伤，然后被害人被刺中，侧倒下来，两手弄脏是因为他——他死前抓着地毯。我相信这就是经过情形。”
“还是说他可能去抓那支箭，抓到了箭杆而使他手上有灰尘呢？我的意思是说箭上有一部分因为插进死者体内而无法查验指纹吧？”
“是的。”
“那死者手上的灰尘可能来自那里吗？”
“很有可能。”
“最后，警探，我相信你是个合格的指纹专家，也在这方面受过训练吧？”
“是的，正是如此。”
“你有没有取下被告的指纹？先是在格鲁斯维诺街，用的是现场有的紫色墨水打印台，后来又在警局里再取了一次？”
“有的。”
“你有没有将这些指纹和箭杆上的指纹互相比对呢？”
“比对过了。”
“请指认这些照片上面各种不同的指纹，再请你把相符的地方向陪审团说明……谢谢你。箭上的指纹是不是嫌犯的？”
“是的。”
“在那个房间里有没有找到死者和嫌犯以外的任何指纹呢？”
“没有。”
“在那个装威士忌的酒瓶、苏打水瓶，或是那四个杯子上，有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呢？”
“没有。”
“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发现了嫌犯的指纹？”
“在他所坐的椅子上，书桌上，还有书房门的门闩上。”
再问过几个和最后逮捕安士伟有关的问题之后，检方的询问告一结束。这一段在某方面来说，等于是把整个案子做了个很令人感到可怕的总结。如果H.M.要发动攻击的话，现在正是该发动的时候。我们头上挂在墙上的钟想必一直在走着，因为外面天色越来越黑，也有些雨滴打在玻璃屋顶上。法庭里白色和橡木镶板的部分在灯光下显得更亮了些。H.M.站了起来，两手伸开，按着桌面，问了下面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是谁闩的门？”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我说，是谁从里面把门闩上了？”
莫特伦警探连眼睛也没眨一下。“门闩上是嫌犯的指纹。大人。”
“我们并不是在否认他开了门闩。可是闩上门的是谁？在门闩上除了被告的指纹之外，还有其他的指纹吗？’
“有的，有死者的指纹。”
“所以死者和被告一样有可能把门闩上了？”
“是的，他可能闩上了门，很容易的事。”
“现在，我们来把这犯罪经过弄清楚。证人戴尔作证说，大约六点十五分的时候，他听到死者说：‘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然后有好像拖着脚步走动的声音：啊……以你的看法，那个拖着脚步走动的声音会不会就是胡弥遭到了杀害呢？”
莫特伦警探可不会落入像这样的陷阱之中。他摇了摇头，细眯起眼睛来，对这件事专注地想了想。
“你要问我的意见，大人？”
“是的。”
“由我所提出的证据，我们的结论是，那阵声音很短促，因为证人戴尔敲门和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而告终止。然后那扇门就由里面闩上了——”
“你的意思是说，好让他们不受打扰而很舒服地继续打斗？”
“我不能那样说，”证人完全不受扰乱地回答道，“那样就没人可以进得去了。”
“然后他们继续打了十五分钟？”
“不是的，想必是十五分钟之后又爆发了争吵。”
“原来如此。可是如果是嫌犯在六点十五分把门闩上的话，那一定是他打算动手了，对不对？难道他会闩上门，然后坐下来，再心平气和地谈十五分钟吗？”
“有可能。”
“你以为陪审团会相信这个？”
“我认为陪审团会相信庭上告诉他们是证据的一切，大人。你只是在问我的意见。再说，我也说过了门可能是死者自己闩上的。”
“哦？”H.M.大声说道，“事实上，你觉得很可能是他闩上的？”
“呃，是的，”警探承认道，挺起了身子。
“很好。现在，检方要我们相信被告在口袋里带了一把实弹手枪到那栋房子去。这就是预谋了，对不对？”
“一般人通常不会随身带着武器，除非是他们认为可能会用得到。”
“可是他并没有用那把枪吧？”
“没有。”
“不管杀死被害人的凶手是谁，他都是跑到房间对面，从墙上抓下一支箭，用来攻击死者吗？”
“对，我们相信是这样的。”
“事实上，这也就是你们整个的说法，对不对？”H.M.把身子俯过桌面来追问。
“是一部分说法，不是整个的说法。”
“可是是很主要的一部分？”
“这点我交由庭上裁夺。”
H.M.把两手放在他的假发上；他抬起一只手来拍了拍假发的顶上，好像用塞子把自己塞住，以免爆炸到天花板上去。证人那既干又准确的声音始终不慌不忙。莫特伦警探除了他要说的之外，别的既不多说也不少说。
“我们来谈谈不见了的那一截羽毛，”H.M.以温和的声音问道，“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是吧？”
“是的。”
“你彻底搜查了那个房间吗？”
“非常彻底。”
“所以如果是在那里的话，就逃不出你的手吧，呃？对吧？你同意这个说法？那，那截羽毛在哪里？”
莫特伦警探露出了一个在法庭可以容许的近乎微笑的表情。他用他那对近视眼仔细地盯着H.M.，因为在证人席上做愚蠢的证言会伤到警官的身份；可是他似乎是有备而来。
“我们也想到过这一点，大人，”他冷淡地说，“当然，除非是有什么人从房间里把它取走了——”
“等一下，”H.M.马上说道，“什么人？可是在这个案子里，那就一定是已经在此作证过的其中一位吧？”
“对，我想是的。”
“这样的话，那这些证人就有一个说谎了，对不对？而被告遭控诉的案子有部分是根据谎言而成立的吗？”
警探开始反击。“你没有让我把回答的话说完。我说那句话只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排除，大人，我们必须这样做。”
“好吧，那你本来打算说什么呢？”
“我本来要说的是那想必是夹在被告的衣服里给带出了房间。他当时穿了一件大衣，一件很厚的大衣，那截羽毛可能给夹在衣服里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一点，”H.M.用手指着说，“也正证实了羽毛是在争斗中扯脱的了？”
“是的。”
H.M.向律师席的桌子比了比，他现在看来好似全身散发出一种邪恶的喜悦。“警探，你是个相当强壮的人，是吧？很有力？”
“跟大多数人一样强壮吧，我想。”
“对。现在，看看他们拿给你的东西。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一根羽毛——一根鹅毛。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也还有别种的。我希望你把羽毛拿在手里，扯成两半，想办法扯断，扭也好，拉也好，撕也好，随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为我们把它分成两半。”
莫特伦警探关节很大的两手合在那根羽毛上，抬起了肩膀。他身子左右摇晃，周遭一片沉寂，结果什么也没成。
“有问题吗，孩子？”H.M.柔和地问道。
对方皱紧了眉头看了他一眼。“靠过去到陪审团主席面前，”H.M.提高了声音说道，“像你们两个在打架似地试试看，小心啊，别把对方拉过了栏杆……啊，这样子就对了。”
陪审团主席是个看来很醒目的男人，留着灰色的胡子，可是那一头中分的亮棕色头发，颇令人怀疑是不是真的。这场拉扯之战几乎让他像只被钓上的鱼似地给拖出了陪审团席。可是，等到那根羽毛终于开始给拉散时，变成一丝丝，一条条的，并不像扯断的羽毛，倒像是给踩扁了的蜘蛛。
“事实上，”H.M.在众人惊讶的停顿之中说道，“这样根本就办不到，是吧？我都甩鹅毛来清理烟斗，所以我知道。现在来看看用做凶器的那支箭上的羽毛。看到了吗？断裂的地方并不平整，可是绝对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弄乱的地方。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莫特伦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你现在承认那根羽毛不可能在打斗中断裂成那样了吧？”
(“我的天，”艾芙莲低声说道，“他做到了！”)
莫特伦没有说话，因为他太诚实了，不能有所评论，他站在那里，眼光从碎裂的羽毛转到H.M.身上，一面移动了下双脚。控方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将军”的状况。但即使有任何激动的情绪，也被华特·史东爵士的冷静给浇熄了。
“庭上，我认为我这位饱学朋友的试验很炫，可是并不足采信。我能不能看看那根用来试验的羽毛呢？”
在他和H.M.相互点头为礼时，那根羽毛传给了他。现在检方要应战了。到目前为止，他们完全占据优势，让这个案子看来敷衍行事。
H.M.在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而响亮的声音。
“要是你有任何怀疑的话，警探，不妨用箭上其他的羽毛来同样地玩一下……我再重复一遍：你承不承认羽毛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断裂？”
“我不知道；我不能这样说，”莫特伦很诚实地回应道。
“可是你是个很强壮的人，而你都做不到？”
“可是——”
“只要回答我的问题。那根羽毛的确断裂了，是怎么断裂的呢？”
“那支箭上的标羽很老旧，而且——很容易碎裂吧，好像。干掉了嘛，所以要是——”
“那是怎么断裂的？”
“大人，如果你根本不给我机会作答，我就没法回答你。我想羽毛不会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不能拆成两半的。”
“你办得到吗？”
“不行，用你给我的羽毛就办不到。”
“那你就拿剩下的那两根既老又容易碎裂的羽毛来试一下吧，你能办得到吗？不行，好吧。现在看看这个。”他拿起那把十字弓。“假设你要把一支箭放进这把弓里。在把箭放进这个凹槽的时候，你得把标羽放在中间。对不对？”
莫特伦有那么一点狼狈。“大概吧，我不知道。”
“我会告诉你的。你得把这支箭在凹槽里尽量往后塞到抵紧了发射装置吧？”
“大概是吧。”
“结果呢，在你拉紧弓弦的时候，我告诉你，转轮的齿会咬住羽毛的尖端而夹住吧？”
“我对十字弓一无所知。”
“可是我现在就拿了一把来做给你看呀。就是这样。最后，”H.M.在检方还来不及提出抗议之前，大声地说道，“我告诉你唯一会让羽毛断裂得那么干净的方法，像那边那根羽毛断裂得一样干净，就是当钢片的弹力飞出去时把它扯成两半。”
他松开十字弓的扳机，发出很可怕的一声响，弓弦弹出在十字弓的头上。
“那截羽毛在哪里？”H.M.问道。
“亨利爵士。”法官说，“麻烦你提问，而不是争辩。”
“只要庭上您高兴，”H.M.嘟哝道。
“我还要进一步请问，这些问题和案情有关吗？”
“我们觉得是这样，”H.M.展露了他的重型武器，“到了适当的时机，我们会提出我们认为是真正用于犯案的那把十字弓。”
法庭中那些黄色的座椅像得了传染病似地全都响了起来。也有人咳嗽。法官包德金大人则继续盯着H.M.看了一阵子，然后回头去看他的笔记，握在胖胖手里的笔则继续往下写着。就连被告也在看着H.M.，可是却好像吃了一惊，只是半感兴趣而已。
H.M.转回来对着正静静等着的莫特伦警探。
“来谈谈这支箭本身吧。你一到格鲁斯维诺街之后就检查过这支箭吧？”
“是的。”警探回答道，一面清了下喉咙。
“你刚才也作证说箭上的灰尘只有你发现指纹的地方给抹动了吧？”
“不错。”
“请看一下卷宗夹里的第三号照片，告诉我你所说的是不是确实的真话。在箭杆上从头到尾有很细的一道垂直的线——只有一点点模糊——那里怎么都没有灰尘？”
“我说的是灰尘上都没有其他的印子。事实也是如此。你所说的那一条细线上从来就没沾到灰尘。那是箭贴挂在墙上的地方，不会积灰尘的。你知道，就像贴挂在墙上的画的背面那样。”
“你是说，像一幅画的背面，你什么时候真正看到这支箭贴挂在墙上？”
“当然没有看过。”
“哦？可是你听到证人戴尔作证说，这支箭并不是紧贴在墙上悬挂着的；你听到他说这支箭在挂钉上离墙有些距离吗？”
微一停顿。“我是由我自己看到其他两支箭贴挂在墙上才知道的。”
“不错，那两支箭是一个三角形的两边；它们一定得竖起来，紧贴着墙，才能维持固定的形状，可是这根用来做三角形底边的箭又如何呢？”
“我不了解你的问题。”
“我这样说吧。三角形的两边是贴靠在墙上的，对吧？第三边，也就是底边，架在另外两支箭的底部。因此，这支箭是由另外两支箭支撑住，而离墙面大约有四分之一吋的距离，你接受戴尔在这方面的说法吗？”
“如果庭上承认那是证据的话，我接受这种说法。”
“一点也不错，”H.M.大声说道，“如果离墙有四分之一吋的空隙，就不可能不积灰尘了，对吧？”
“并不尽然。”
“并不尽然？你同意那支箭没有贴在墙上吧？对了。那么整支箭杆上都应该布满了灰尘才对，你说是吗？”
“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
“的确。那并不是整支箭杆上都布满了灰尘，是吗？”
“是的。”
“整根箭杆从头到尾都有细细的一条直线上没有灰尘？”
“是的。”
“我告诉你，”H.M.说着把那把十字弓伸了出去，“唯一会造成那样一条线的原因，唯有那支箭给放进一把十字弓里再射出去的缘故。”
他把十字弓伸得老远，用一根手指顺着弓上的凹槽一路划下来，狠狠地环顾整个法庭，让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脸，然后他坐了下去。
“呸！”H.M.说。
法庭里的人有点松了口气的感觉。这只老熊还没给血弄瞎了眼，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莫特伦管探这个相当诚恳的证人给整了一阵子。这样并没有怎么撼动他；只更让他抿紧了嘴，让他看起来好像他希望能在更公平的条件下来上一次对决，可是他似乎急着想回答检察总长再讯问的问题。
“我们已经听到好几次，”华特爵士突然地开口说道，“说什么会造成某些结果的‘唯一方式’。我请你注意在这些照片里的某些证据，你认为那支箭从墙上扯下来的时候，很清楚地是由左往右猛力拉扯的吧？你已经就此作过这样的证词了？”
“是的，大人。”
“拉扯得用力到让挂钉都拉脱了？”
“正是这样。”
“如果是你来做，你会先扭动那支箭，再向一边拉出来吧？”
“是的，应该是这样。”
“因此，你会把箭挨着墙抽出来，造成刚才所说的那样一条印子？”
“是，会是这样的。”
法官包德金大人两眼越过眼镜往下看着。“华特爵士，这里好像有点乱了。根据我的笔记，起先是说根本没有灰尘。现在我们又听到说是灰尘给擦去了，这两种说法，你到底要说哪一种？”
“事情很简单，庭上。就如我饱学的朋友用他那把十字弓一样，我也是在作说明。我那位饱学的朋友坚持说很多事的成因只有唯一的一种。他大概不能反对我提供他还有好多别种成因……现在，警探，在你自己的家里，我猜墙上会有照片挂着吧？”
“照片吗？大人？有好多照片。”
“都不是贴靠在墙上挂着的吧？”
“不是，得吊挂着。”
“可是，”对方朝陪审团席上的女性陪审员看了一眼说，“框子后面几乎完全没有积灰吧？”
“我应该说是非常的少。”
“谢谢你。至于所谓唯一的可能——世界上唯一能把一根羽毛扯成两半的方法，”律师用他那充满嘲讽意味的礼貌态度继续说道，“据我所知，你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也了解到一些和射箭有关的知识吧？”
“是的。”
“嗯，我相信箭上的标羽——在本案中就是那根断裂的羽毛——比其他的羽毛被使用和拉扯得更多吧？我想要问你的是，因为是以标羽为准让箭尾搭上弓弦，所以更容易被手或是弓弦给擦到或伤到吧？”
“的确是这样，所以常常需要更换。”
“那么这支箭在两个人打斗之中，而且这两个人里有一个还是在拼命的时候，中央的那根羽毛难道不可能给扯断吗？”
“没有那么不可能吧，我想，虽然我也要承认——”
“没有别的问题了，”华特爵士断然地说。他刻意停下来，让证人离开证人席，然后才转身对法官说：“庭上，这些证词，加上被告的自供，就是检方所有的证据。”
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尽管有最后的那段再次讯问，但对被告不利的状况已略为减少；倒是令人疑惑不解的感觉增加了。但疑惑不解正是理性辩论的开始。在一片嘈杂声的掩护下，艾芙莲兴奋地低声说道：
“肯，H.M.会打赢官司了，我告诉你我就知道。检方的再讯问太弱了。听起来不错，可是太弱了；他根本不该提照片背后的灰尘之类的事。照片背后当然会有灰尘，好多的灰尘。我刚才在看陪审团的那几个女的，我可以告诉你她们在想些什么。像一支箭那样小的东西，除非是完全贴在墙上，否则整个都有灰尘。你不觉得她们这下完全不确定了吗？”
“嘘——别讲话！”
法官两眼望着钟，法院的执事人员洪亮的声音响起：
“各位陪审员，被告被带到治安官面前的时候，问到他对起诉的罪行有没有什么话要说；而且也告诉他说，他不必一定要说什么，可是如果他说了的话，所说的话都会做成书面记录，用作他审判时的证据。他说：‘我否认指控我的罪行，我也要保留我的辩护权，由于起诉的关系，我失去了生活里有价值的一切；所以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可是我还是清白的。我要说的就只有这些。”
“如果亨利爵士不反对的话，”法官包德金大人很快地说道，“我们暂时休庭，明日再审。”
在法官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在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中站了起来。
“所有来至中央刑事法院在吾王之法官大人前听审之相关人士，”——雨不停地下在玻璃屋顶上；这时候你想到鸡尾酒，顿时觉得很疲累——“现在可以离开，到明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在此继续开庭。
“天佑吾王，及吾王之法官大人。”
暂时的停顿再次中止。法官转过身去，用他小而快的步伐沿着椅子后面走去，第一号法庭整个散了开来，回复成一个个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思想的个人，抓住帽子准备回家。有人大声地打着呵欠，然后有一个声音突然非常清楚地叫道：
“看住他，老乔！”
这声音使大家都吃了一惊。我们全都回头去看法庭下面的骚动，那两个法警跳到前面来伸手抓住被告的两肩。就在快到通往牢房的台阶前时，安士伟转过身子，很快地走回被告席，我们听到他的脚步声响在地板上，那块被不知多少名已经死了的犯人的脚磨亮了的地板。可是他并没有意图做什么，他用手扶着被告席边缘站在那里，用非常清楚的声音开口说话。听到他的声音，就像听到一个聋哑人说话一样。
“搞这些有什么用嘛？那一小截羽毛是我在刺他的时候断裂的。我杀了那只老猪猡，我承认了。所以不要再搞了，就此打住吧。”
09 红色袍服毫不匆忙
如果有谁问我碰到像这种骚动时大概会怎么样的话，我应该会想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就是想不到真正发生的情形。因为被告说话的对象是法官大人，所以我们都望着法官。这个时候，法官包德金大人已经差不多走到门口，也就是椅子后面最右边那扇他进出的门，他轻快的步伐最多只迟疑了十分之一秒。大概也只有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他微转了头，两眼茫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然后他的红色袍服——毫不匆忙地——消失在门后，然后门在他的假发后面关上了。
他“没有听到”被告那样清楚地隔着偌大空间向他叫喊着说出的那些话。所以我们也没有听到。我们就像是一屋子的哑巴，弯腰拿起我们的帽子、雨伞、包包；我们挟起报纸，低头看着地下，假装在和我们后面的人说话……
“我的天啦，没有人听到我说话吗？你们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你们——听好——”陪审团像一群羊似地往外走，没有一个人回头，只有一个女的吓坏了，让警卫扶着她的手臂。“拜托，看在上帝的分上，听我说话！我杀了他！我认罪；我要你们——”
法警抚慰的话嗡嗡响着：“好了，小伙子！好了啦！往这边下去；小心点，慢慢地带着他，老乔——慢——慢来……”
安士伟停了下来，好像在轮流望着那两个法警。我们的眼光都不高过他背心的纽扣，可是你就是会觉得他现在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感到进退维谷。他两眼发红而充满困惑，给他们架过去到了台阶前。
“可是大家听着，——等一下，我不要走——不要，等一下——我——他们难道都不听我说话？我认罪了，你们听到没有？”
“没问题，小伙子，有的是时间；小心一点；注意阶梯——”
我们鱼贯而出，留下一间摆满黄色家具、死气沉沉的教室，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脸色发白的乐丽波普对我比了个手势，我想是说“楼下”的意思。我在人群里看不到H.M.。他们开始关灯。好像有张用低语织就的大网把我们全都罩在一起。
有人在我耳边说：“——全完了，就剩绞刑了。”
“我知道，”另外一个声音说，“可是，刚才有一阵子，我还差点以为——”
“以为他没有干那事？”
“我不知道，不是很确切知道，可是——”
到了外面，艾芙莲和我谈起。“他们很可能说得对，”她承认道，“我觉得不那么舒服。我说呀！我得走了，肯。我答应过薛薇雅说我六点半会到的，你来不来？”
“不了，我有个口讯要带给H.M.，就是胡弥家那个女孩说‘好的’，我要等他。”
艾芙莲把她的皮大衣围得紧了些。“我现在不想耽在这里了。啊，去他的，肯，我们为什么非到这里来不可呢？那——那反而坏了他的名头，是吧？”
“要看那是不是算证据啰，显然不是吧。”
“哦，证据！”艾芙莲不屑地说，“讨厌的证据，要是你当陪审员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那个才真正重要嘛。我真希望我们没到这里来，我真希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案子。那个女孩是什么模样？不，不要告诉我。我不想知道。最后那件事……再见，亲爱的，待会儿见。”
她在雨中匆匆忙忙地走了，留下我在人群中干瞪眼。人群像小鸡一样地在“老贝利”的门口挤来挤去，虽然雨已经差不多停了。看来有种“这下我们放学了”的模样。一阵冷风由大楼的拐角处刮了过来，新门街的两列路灯显得苍白而黯淡。在等着那些名流要人的拥挤车阵中，我发现了H.M.那辆关着车门的福世豪汽车(而不是那辆有诡异回忆的兰契斯特)，还有他的司机陆易吉。我靠在车上，想在风里点上一根烟，今晚的回忆很强烈。在那边，在圣史朴克里教堂那边是吉尔斯普街：吉尔斯普街过去则是瘟疫庄，多年前H.M.和我就在那里的鬼魂之间一起走过；而在那个时候，詹姆士·卡普隆·安士伟的脑子里还没想过谋杀的事。由“老贝利”出来的人群渐渐散了。在一阵闪电开始之后，有两个伦敦市警——戴着好像消防员的帽子上包了蓝布似的头盔——出来看看情况。H.M.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他大步地走了出来，他自己那顶很难看的高礼帽戴在后脑上，那件皮领都给虫蛀了的大衣飞飘在身后；从他骂着脏话的嘴形看来，我就知道他刚才已经和安士伟谈过话了。
他将我一把推进车里。
“混账。”H.M.骂着，然后继续说道，“我的天，这个年轻的蠢材！这下搞砸了。”
“所以他终究还是真的有罪吗？”
“有罪？不对，不是他。他只是个规矩的年轻人。我一定会让他脱困的，肯，”H.M.一本正经地说，“他值得一救。”
当我们转进新门街的时候，一辆经过的车子差点擦撞到我们的挡泥板，H.M.从车窗里伸头出去咒骂，声音之大和想象力之丰富，在在说明了他目前的心态。
“我想，”H.M.继续说道，“他以为只要他出面承认，法官就会说：‘好了。小子；这就够了，把他带出去绞死。’直截了当，你明白吗？”
“可是为什么要认罪呢？还有，这样算不算证据？”
H.M.对这件事的态度和艾芙莲很像。“当然不是证据，重点在于这话会造成的影响，就算老巴梅·包德金告诉他们不要理会也一样。我是很信任巴梅的，肯……可是你是不是在想着说检方的证据全提完了，那最坏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呢？孩子，我们的麻烦还没有开始呢。我怕的是他们对安士伟做交互讯问，你有没有听过华特·史东讯问对方的证人？他会把他们像个钟似的拆散掉，再看你敢不敢把所有的小零件重新装回去。在法律上，我不一定非得让安士伟上证人席不可；可是要是我不这样做的话，那史东要怎么说我都没得好辩的，除非我把那家伙叫上证人席，否则这场谋杀案的故事没法说完。我怕的是自己的证人可能反过来对付我。要是他站在证人席上，发誓说他刚才说的那番话全是真的——哎，那就会成为证据，而我这个老头子就给玩完了。”
“可是我要再问一遍(这种该死的法庭上的虚情假意也传染给我了)，安士伟为什么要认罪呢？”
H.M.哼了一声。他靠坐在坐垫上，那顶又笨又大的高礼帽歪在他眼睛上，粗大的两臂交叉在胸前。
“因为有人和他通了消息，我不确定是怎么通上的，可是我知道是什么人。我说的是我们的雷金纳。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和雷金纳一整个下午都在互相使眼色？可是你不认得雷金纳吧？”
“认得，我今天下午在胡弥家里见到他。”
一只眼光凌厉的眼睛朝我这边转了过来。“啊？”H.M.把尾音扬得很高地说。“你觉得他怎么样？”
“呃——还好吧，有那么一点神气和高傲，不过还算正派。”
那只眼睛转了回去。“啊哈。哦，对了，那小妞给的口讯是什么？”
“她很强调地要告诉你说‘好的’。”
“好女孩，”H.M.说。他由歪斜的高礼帽底下望着和司机之间的玻璃隔板。“也许可以有很好的结果，我今天下午运气还过得去，也有点不顺。最槽糕的是史本赛·胡弥没有出庭来当证人。我还想靠他呢。要是我还有头发的话，听到那件事的时候头发都会急白了好多。哎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转身开溜了！搞不好就是！”他考虑了一下。“大家都觉得我没有尊严。挺好看的吧，啊？看着乐丽波普跟我到处跑着找证人，做那些本来该由初级律师做的杂事。看我这个大律师干的好事，我问你——”
“坦白地说，”我说道，“真正的原因在于你不肯跟哪个小律师合作。H.M.，你太急着自己来唱这整出大戏了。”
这话很不幸地极具真实性，引起了他一阵怒骂，尤其是他先前的埋怨正显示了他在担心别的什么事。
“原来就是这样谢我，是吧？我能得到的感谢就是这些？我花了那么多力气像个红帽子一样在火车站上跑来跑去——”
“什么火车站？”
“不用管什么火车站，”H.M.说到一半突然发现不对，看来很懊恼。可是他因为又引发了另外一点神秘气氛而高兴得火气稍小了一些。“哼，我说呀，肯！就你今天所听到的证词来看，你会去哪个火车站呢？”
“去搭什么火车？我们怎么会谈到火车站这个话题上来的，”我说，“也还不很清楚；不过这是不是委婉地暗示说胡弥大夫可能逃之夭夭了？”
“很有可能。哎呀，呃，我不知道——”他对着隔板望了一阵，然后兴奋地转过身来。“今天下午你在他们家有没有见到胡弥医生？”
“见到了，他就在那里，说的尽是些陈腔滥调的话，还一副很有爱心的样子。”
“你有没有照我的指示散布了一些神秘不安的气氛？”
“有啊，而且我想我还相当地成功：不过我说的那些非常之有影响力的话是什么，我却不能告诉你。反正，他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说他今天下午要去作证。他说他要很强烈地提出安士伟精神失常；对了，还有个精神科的专家和他在一起，一个叫崔甘农的医师——”
H.M.的高礼帽由他的鼻子滑下来，再向外滑，慢到就好像他在用鼻子玩顶帽子的特技似的。他对这顶帽子十分得意；可是在帽子滚落地下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
“崔甘农？”他茫然地重复了一遍，“崔甘农大夫。啊，我的天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那样走法比较好呢？”
“我希望我们不是要去英雄救美吧，”我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难道又在想那个邪恶的坏叔叔吗？还是他会阻止玛丽·胡弥为辩方作证的事呢？这些我也都想到过；可是这都是胡说八道。H.M.，这是个很普通的案子，还是要尽量看生活的现实面，你总不会认为他居然会伤害他的亲侄女吧？”
H.M.回应道：“不会，我也想他不会这样，”他很严肃地说，“可是他要努力维持他的尊严，要是他发现她找不到他的土耳其拖鞋，这位唱着赞美诗的叔叔说不定就会变得坏得可怕了……哎呀，哎呀！”
“这和打印台加火车站加犹大之窗再加高尔夫球装等等之间秘密而邪恶的关联大有关系吗？”
“是的。不过不必管它。我猜她不会有问题，我只要继续挖掘。”
他要好久之后才能达到愿望。车子停在布鲁克街H.M.的住处前时，有位女子正往台阶上走。她穿了一件毛皮大衣，帽子歪戴在头上。然后她跑下台阶，一面在皮包里翻找着。我们看到玛丽·胡弥那对热切的蓝眼睛，她现在上气不接下气，像要哭出来似的。
“没问题了，”她说，“我们救得了吉姆。”
H.M.的脸上带着很残忍的表情。“我不相信，”他说，“哎呀，我们不可能有好运气的！就一般可怕的常理来说，早就注定了这小子不会有那么一丁点好运——”
“可是他有了呀！就是史本赛叔叔。他跑掉了，却留给我一封信，信里面等于是承认了——”
她还在皮包里翻找着，弄得有支口红和一块手帕都掉在地上。等她把信拿出来的时候，又被风从她手上给吹走了，我连忙飞身跳起才抓了回来。
“到屋子里面去，”H.M.说道。
H.M.的房子是那种装饰华美却冰冰冷冷的地方，看起来好像只为了接待客人而设，而大部分的时间也只住着H.M.和佣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通常都在法国南部。H.M.又和平常一样忘了带钥匙；因此他用力打门，拼命大叫到他的管家出来问他是不是想进屋子里。到了后面一间冰冷的图书室里，他将那封信一把从那女孩的手里抢过去，摊在一张桌子的台灯下，那封信用好几张便条纸，以细小而从容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成。
周一下午两点
亲爱的玛丽：
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出国的路上了；我想，任何人都很难找得到我。我忍不住要觉得难过，因为，我没有做过——完全没有——任何我需要感到惭愧的事：相反的，我还想尽量帮你的忙。可是崔甘农怀疑梅利维尔从奎格利那里晓得了什么，明天会传他去作证；而我今天下午在家里听到的一些话，也让我有同样的想法。
我不希望你把你这位老叔叔想得太坏，相信我。只要我能做一点好事，我老早就该说出来了。在这件事情上，有某些部分我觉得有些卑鄙。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说，放进安士伟喝的威士忌里的药，是我给的。那叫brudine，是从东莨菪碱提炼出来的，是种镇静剂，我们正在医院里实验的。
“哇！”H.M.叫着，一拳打在桌子上，“小女孩，这可好了。”
她的两眼仔细望着他的脸。“你想这能洗清他的罪嫌吗？”
“这是我们要的一半。现在别说话，该死的！”
几乎是立即生效，而且确定能让人失去意识将近半小时。安士伟比我们预计的早醒来几分钟：大概是因为要给他灌进薄荷水来清除他嘴里酒味的时候，一定得把他扶起来的缘故。
“你还记得安士伟说的话吗？”H.M.问道，“这家伙在刚醒来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嘴里有一股可怕的薄荷味，而且好像还流了不少口水。自从巴特莱特一案发生之后，对于是不是能把液体灌进睡眠中人的喉咙里而不让他呛到的问题，就一直争议不断。”
我实在还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到底是谁给他下了药？又是为什么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鬼事呀？艾佛瑞·胡弥要不是喜欢安士伟，就是恨他入骨；可是到底是哪一样呢？”
当时我认为把药下在整瓶威士忌里是一大错误，应该只放进一个酒杯里；因为那样做的话，事后必须丢掉那个酒瓶。相信我，玛丽，想到事后会有人发现那个酒瓶，真让我很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