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作家工作坊，二次大战遗留下来的铁皮营房。Paul在1942年接掌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将之发展成美国文学重镇。余光中、叶威廉、白先勇、王文兴、洪智惠、叶珊（杨牧），都是Paul在60年代从台湾选拔而来。Paul主持24年以后，1967年和我一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1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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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左右，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作家：凯索（VerlinCassill，右一），安格尔（PaulEngle，右二），卜纪励（VanceBoujailey，中），史川（MarkStrand，左二），凯礼（EdmundKeeley，左一）。他们在一起教小说、诗和翻译，就和照片的影像一样，宛如一件调和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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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美建交。萧乾是第一位来爱荷华的中国作家。二次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为《大公报》采访。大战结束后，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1949年返国。50年代“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沉默多年。平反后来爱荷华。写小说、散文、回忆录。他和荷兰作家谢毕克夫妇，东德作家柯海司（WolfgangKohlhaase，右二），巴西作家马廷思（JulioCeasaMonteiroMartins，右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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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王蒙来爱荷华后说，他最希望的是学英文。他和罗马尼亚作家巴雷达（GeorgeBalaita）在五月花同住一套公寓。一位专教外国人英语的尤安娜（YoannaStarvoros）教他们两位英文。90年代回爱荷华，用英文演讲。1948年，王蒙十四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批评官僚主义。“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在新疆生活十六年。平反后，小说、散文、评论等各类作品不断涌现。1986年出任中国文化部长，1989年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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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拓夫（HanochBartov，1985，中），以色列小说家。很欣赏张贤亮的《绿化树》，在讨论会上，不谈自己的作品，而谈《绿化树》。他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沙漠中的象牙塔，另一种是树林中的一棵树，属于整个树林。在密西西比河游艇上，他要和海峡两岸的作家合照。冯骥才著作绘画，都很精彩，妙语如珠，对象常常是张贤亮。杨青矗因美丽岛事件坐过牢。在爱荷华提着录音机，独自忙着访问作家们，回台出版访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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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丁玲和陈明一同来到爱荷华。1931年，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枪决。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软禁在南京。1936年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保安时，周恩来举行盛大欢迎会。40年代末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1957年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八年。“文革”中被囚于北京秦城监狱。五年后出狱，到山西乡村改造。1979年平反。1981年在爱荷华见到美国诗人墨文（W.S.Merwin）和桑塔格（SusanSontag），三人牢牢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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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刘宾雁和妻子朱洪来爱荷华。（后立者是捷克作家柯然JaroslavKoran，笑称刘宾雁老大哥。）1956年发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揭露批判官僚主义。1957年被划成右派，1979年平反，发表《人妖之间》，从各种角度和观点写王守信那个贪污分子，以及贪污分子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刘宾雁对于“反右”运动和“文革”二十几年的生活，从没怨言。甚至庆幸自己被打成大右派。他说：“反右”以前，我是养尊处优的贵族。打成右派以后，我忽然被打到底层，我才有机会了解老百姓，才能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我被打成右派，还是很幸运的。
6-8王安忆在我家后园树林中。她现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许多作品之中，小说《长恨歌》写一个大时代变动中的小人物，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整幅工笔画隐寓人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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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OrhanPamuk，1985），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小说家，1985年来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三十三岁，已出版两本小说，那时他大概正在写《白色城堡》（TheWhiteCastle），生活日夜颠倒，写作通宵。小说的背景是17世纪的伊斯坦堡。一个年轻意大利人，乘船从威尼斯去那不勒斯，遭土耳其军舰掳获，拒绝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富有的土耳其何嘉的奴隶。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吸引，扑朔迷离，象征模棱两可的人性，象征穆斯林教和西方对立，而又互应的错综关系。小说还包括《黑名册》（TheBlackbook），《新生命》（TheNewLife），《我的名字叫红》（MyNameisRed）。《雪》（Snow），写出土耳其今日社会中的政治冲突以及宗教冲突。帕慕克是土耳其的社会良心，因为他不以社会异议分子自居。他崇奉的是艺术。但他也决不放弃说话的自由。（照片摄于1985年。后排左一，冯骥才。左三，帕慕克。倒二排左二，安格尔。左五，方梓。倒二排右二，张贤亮，前为王润华。倒三排左一，杨青矗，左二，向阳。桌前右一，聂华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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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冰心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她穿一件藏青毛料对襟夹袄，原料包扣，深灰毛料裤子。细致的质料，合身的剪裁，穿在她身上，特别俊俏。头发利落地梳在耳后。她爱说：是吗？尾音向上一扬，眼角嘴角轻轻一翘。她谈到“文革”以后第一次文联大会：我去了，见到很多老朋友。有的人残废了，有的人身体很弱，有的人拄着拐杖上台去讲“文革”遭受的迫害。台上哭，台下也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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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艾青被批判成右派分子。1961年，他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了。但他作为诗人一直是沉默的。我在美国找到他30年代和40年代的诗来读，如《大堰河》、《北方》。1978年到北京，第一个愿望就是找艾青。我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的诗就写过：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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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我说，小时候就看过您编写的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自由神》、《压岁钱》。抗战时候，在重庆也看过您的舞台剧，《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他微笑着说：我已经不是作家了，许多年不写作了。那种淡泊有雷霆万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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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那天下午，我们全家终于可以去看艾青了。在窄窄的胡同那一头，艾青焦灼地在门口等待。他夫妇住在一间借来的小屋里。我们一同到北海仿膳去吃晚饭。席上艾青举杯说：我以为见不到你们了，但我相信我们会见到的。他的手有点儿颤抖。（艾青，前右一，薇薇，右二，蔡其矫，后左一，高瑛，后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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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衍一见到我就问：雷震好吗？他拄着拐杖在北京饭店客厅里的椅子上坐下。我很惊奇，问他：您认识雷先生吗？他说：1946年认识的。1949年，我在香港，托人带信回去，要他不要离开大陆。他还是走了。夏衍被红卫兵打成残废的脚，穿着一双奇大的特制皮鞋，瘦小的身子，非常细致敏感的脸，静静坐在那儿，关心海峡那边受迫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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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1979年秋天来爱荷华，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位来美国，也是第一位来“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作家。“中国周末”，三地以及美国的中国作家，在爱荷华聚会，并讨论中国文学。大家都很激动，感动。每个人都要抓着萧乾谈话，仿佛抓着的是故乡的泥土。萧乾微偏头，微笑着，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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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天，我和Paul、蓝蓝又到大陆。我们在北京走进作家的宴会厅，只见一张发光的脸，微笑望着我们。我立刻知道那就是沈从文，跑过去不断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他握着我的手，仍然淡淡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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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巴金的《家》、《春》、《秋》，风靡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1980年，我和Paul到上海，巴金先生邀我们在国际饭店晚宴。Paul发现他的手非常光润，牵起他一只手，将自己粗糙的手按上去。两手合一。我从台湾来美后才读到《寒夜》，体会到他艺术的魅力。读到他晚年的《随想录》，感到他似是平常但却令人震撼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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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秋，王蒙和艾青来爱荷华三个月。香港主编《七十年代》并写评论文章的李怡，和台湾的诗人吴晟也在爱荷华。吴晟读过艾青的诗，在我家第一次见到他，深深一鞠躬，毕恭毕敬地叫“艾青先生”。李怡对两岸作家互相的反应很有兴趣地旁观着。三地的作家在我家欢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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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和Paul一到北京，就希望见到丁玲。她正因病住院。我们很快接到丁玲从医院写来的信，说她向往着愉快的会见。我和Paul跑遍北京，终于买到一篮鲜花，去医院探望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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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看川剧《花田写扇》。陈书舫，年已五十多，癌症无治，扮演十几岁的丫鬟春莺，玲珑乖巧。周裕祥年过六十，高血压，扮演《化子骂相》中的孙小二，每一小动作都是戏。Paul惊叹不已，上台穿上戏装，赢得满场鼓掌。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令人震撼。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3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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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萧军和女儿萧芸，吴祖湘来爱荷华一星期。三位同代作家在一起，谈笑也透着沉重的历史感。因为有Paul在座，丁玲说话夹了一两个英文字，萧军（左二）说：我回去就报告，丁玲叛逃了，留在美国了。吴祖湘（中）说：你萧军不要讲话，让我来讲，我说别人才相信。（陈明，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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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1981年也在爱荷华。蒋勋（左）的诗、画、文，都很精彩。声音醇厚，说话好听，演讲、唱歌，都很动人。他在爱荷华见到丁玲，担心她在浴室滑跤，不声不响为她买了一张牢靠的脚垫子。那可不只是小小一张脚垫子的情谊──那时正是两岸不来往的时候。（陈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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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蒋介石去世百日的特赦，陈映真提早三年获释。经我们一再邀请而不能出境，终于在1983年来爱荷华。他的妻子丽娜随后来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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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茹志鹃，聂华苓，王安忆。我们这四人代表20世纪三代中国人的经历，在1983年的现在，都浓缩在爱荷华河上的五月花中，竟有些荒谬。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37)(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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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潘耀明也在爱荷华。给那年的爱荷华河又添了一抹色彩──香港左派。我们的语言也很戏剧性：京腔国语、上海国语、海外国语、台湾国语、香港国语，都在我家说起。可怜的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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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谌容向台湾的柏杨挑战，对他说：你敢和我跳舞吗？柏杨从椅子上跳起大声说：来吧！7-19
1984年，徐迟在爱荷华从兴奋逐渐不快活起来。他需要人照顾陪伴。高信疆来了，对他特别周到，在密西西比河游艇上，也和他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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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阿城（右一），王拓（右二），乌热尔图（右三）和邵燕祥都在爱荷华。阿城在美国流浪几年，终于回北京了。王拓写小说，在台湾坐过牢，现在是台湾立法委员了。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作家，看到我家园子里游荡的鹿说：我一枪就能打一只。喜爱动物的Paul笑着说：你拿枪打鹿，我就拿枪打你！70年代读过邵燕祥在“反右”运动中遭批判的诗：《时间的话》、《贾贵香》、《橡皮之歌》。他写诗写文，从没停止，有骨气的谦谦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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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汪曾祺来爱荷华。他知道我家的酒放在哪儿。一来就从酒柜拿出威士忌，自己喝将起来。在一个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几个作家抬着他回五月花公寓。第二天，醒来发现房门大开，钱丢了，房门钥匙也不见了。他喝了酒，也可能跳起舞来。他对我（右）的评语：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1987，爱荷华）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4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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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和华桐一同返乡，在上海转机去重庆。茹志鹃和白桦到机场送行。白桦正在《苦恋》问题中。1988年来到爱荷华。（1986，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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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半了。酒会六点散场。去？还是不去？白色恐惧，母亲亡故，婚姻癌症无救。活着，只是为了两个孩子。
我勉强去了美国文化参赞的酒会，将近六点了。Paul
Engle正和几个诗人谈话，逗得他们大笑。我站在他身后，主人站在一旁等着介绍我。他越讲越得意，旁若无人。我正要转身离去，他突然转过身来，主人介绍我。
啊，我要和你谈谈，麦卡迪（Dick
McCarthy）在华盛顿谈过你。但是现在没有时间。酒会以后，我还得去一个宴会。
我也没有时间，我也要去一个宴会。
怎么办呢？我在台北只有三天，日程全排满了。
安格尔在多年以后回忆：
华苓站在我身后，静静地，一动也不动。但她似乎浑身的磁力，一股脑儿集中在她眼中，热辣辣的。
我站了半天，你也没理我。没礼貌。华苓说。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你来得这么晚，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你才没礼貌。我尽可能把话说得狠狠的。
我们俩互相瞪着眼。我可以感觉到她挺立的娇美身子闪烁的张力。
我终于说话了：现在我不能和你谈，有人请吃晚饭。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就是父亲教训淘气孩子的口吻。
我也有人请吃晚饭，我不能和你谈。华苓不屑地说。一个个字硬得像铁似的打在我耳朵里。
又瞪着眼。然后笑了笑。你到哪儿吃饭？我那话问得可是有点儿唐突。
华苓大概吃惊这个陌生人竟这么莽撞。她半转身要走的样子，然后转过身来说：和朋友吃饭，在饭馆。她调侃地笑了一下。非常好的菜，真正的中国菜。
人们一个个离开酒会。在那么一个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俩站在那儿眼瞪眼。我们同时说：走吧。
我在门口伸出手来。她没和我握手。我盯着她的脸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有点儿喜欢我，但非常讨厌我。她觉得我还有趣，但她的自尊心太强了。我结结巴巴说出很笨的话：明天我很忙很忙，要见很多人，也许我们在哪儿见一下面。
我也很忙很忙。仍然是坚定的声音。我得送孩子上学，我得去大学教课，我得写作。我的时间全满了。
我被这个小女子美丽的个性怔住了。
那我就叫辆车子送你走吧。
谢谢。她声音柔和了一些。我自己会走。
她走了出去。那优美的亭亭背影告诉我：别跟上来。
我径直去朋友欢迎Paul的晚宴。
他一阵风似的涌进房来，正要在餐桌前坐下，看见我坐在他身旁。好！他只那么叫了一声，就坐下了，也没和我说话。他那趟亚洲之旅，是为他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创作坊”寻访作家，已去过巴基斯坦、印度、香港。
他拿起象牙筷子说：在法国人知道烹饪以前，中国人就有很精致的食物了。他拣起拼盘里一片猪肚，疑惑地看了看：蛇吗？
不，是猪肚,不喜欢，就不要吃。我说。
他一口喂进嘴，自己得意地笑笑：美国人真笨，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不吃。
鸽蛋烩鲍鱼上桌了。Paul眼睛一亮，向我们挑衅地笑笑，示意要我们看他表演。他郑重其事地戴上眼镜，用筷子夹起一个柔滑嫩白的鸽蛋，玩魔术似地给每个人看看，才喂进嘴里。
我们鼓掌大笑，给魔术师喝彩。有人抢着给他照了相。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偶然，1963(2)
多年以后，Paul在回忆录里写着：
我戴起眼镜用筷子拣起溜滑的鸽蛋，还照了张相，大张口得意地笑，是我这辈子最愚蠢的样子。华苓大笑。在那以后我没再吃过鸽蛋。一个就够了。现在，每当我在爱荷华看见鸽子飞过，闲雅地扇着彩虹翅膀，我就充满了感激，鸽子帮我逗华苓笑，逗她和我一道走出门，改变了我的余生。
从那一刻起，每一天，华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
但是，他那时还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他知道他有魅力，他知道他可吸引满座的注意力。有人问起他的印度一月之旅。他谈到加尔各答一次神秘的经验：
阿瑞刹（Aritha）在加尔各答西南边。很荒野的地方。我和一位挪威的艺术家去那儿海边的一座神庙。神庙就是一辆巨大的马车，很大的石车轮，几匹石马仿佛拖着车向着海跑。那庙一层一层越削越小，直削上去，每一层一溜儿姿态不同的雕像。我总是很好奇的，一定要爬上去看看。爬到庙顶，很累，躺下来休息一下。我欣赏着雕刻的男男女女打鼓跳舞，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怔恐感觉。神庙在移动，车轮在转动，马车要跑到海里去了，我再也下不去了。
Paul顿住了，望着我们笑，故弄玄虚。我们的眼睛全盯着他。那是他最得意的一刻。
后来呢？我忍不住问了一声。
你果真要听吗？他盯着我，调弄的蓝色眼神。
我点点头。我从没见过那样不安、谐谑、犀利而又不时变幻的眼睛。
好。我躺在那儿。我的朋友站在下面叫我。我听见了，但着了魔一样，动也动不了。那座石头神庙抖动起来了。原来是我自己在发抖。我向下面的朋友说：我发抖，动不了。他说：闭上眼，数数。我就闭眼数数。他说：数下去，大声数，不要停。他是位艺术家，在印度做宗教研究工作。我一五一十数下去。朋友说：慢一点，大声数。我一顿一顿，朝天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数下去。数到一百五十，我就坐起来了，石庙也不动了。
我们正听得入神，他突然停住了，转身问我：你明天可不可以和我吃早点？
我得去台湾大学教课。
午饭呢？我有个午饭约会，可以取消。
好。明天午饭。
Paul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那顿午饭的回忆：
第二天我取消了和别人的午饭约会。华苓在午饭时谈到她的生活，她教的创作课，她的写作，她的翻译。例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如何译他细腻含蓄的语言，还有柯然（StephenCrane），福克纳（WilliamFaulkner）。
你怎么可以把他那么冗长、累赘、美国南部的语言译成中文呢？我问。
你知道吗？华苓狡黠地很快回答：中国也有南部呀！
显然地，我的脑子永远赶不上她。我看着她用筷子，就和她走路、和她一言一笑、和她一举一动一样灵巧。她像只精致的小手表，每个细小的零件反应灵敏。
你工作很辛苦。我说：养母亲，养孩子。也不抱怨。
抱怨有什么用？
没有任何女人做这么多事，尤其是你丈夫不在家。
他走了六年了。没有他，我还快活一些。我得走了。她站起身。
今晚去吃晚饭吗？兰熙请吃饭。
你肯定我会去吗？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偶然，1963(3)
我握起她两手。你一定会去。假若你不去，我会不快活。也许你也是。
华苓微笑着离去。我可以听见她急促的脚步打在地板上的声音。脑中忽然闪过连我自己也吃惊的念头──这一辈子都可听那脚步声该多好。
我有福这一辈子听到了。
那天晚宴又吃了一个晚上。华苓又被主人安排坐在我旁边。我自在多了，谈笑风生，几乎没对华苓说话。
你愿不愿意到爱荷华作家创作坊去？我突然转身问她。我看过你小说的英文翻译，麦卡锡介绍我看的。
她愣了一下。她早已知道爱荷华作家创作坊。一阵长长的沉默，终于说：不可能。
啊。明天午饭？晚饭？
好。
我在台北停留了三天。每天的宴会，华苓也是客人。最后一天傍晚，我请了十几位诗人在淡水河边吃烤肉。那晚的场合很可爱。一顶大铁锅钻满了小洞，下面燃烧着熊熊的炭火。铁锅在蒙蒙的黄昏中红得透亮。很薄很薄的牛肉片和羊肉片。肉扔在圆锅上，翻个面就可吃了。长桌上摆着很多不同的作料，你自己在碗里配料，烤好的肉在里面蘸一下就可以吃了。月光，火光，华苓──我喝了很多火样的金门高粱。
淡水河边，月仍明，火已微，夜渐深，渐凉。我起身告别。
我送你回家。Paul对我说。
你不必送我。
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走？
到哪儿我都是一个人，习惯了。
台北的男人到哪儿去了？Paul笑着说：我一定要送你。
我们进了出租车。
你一定到爱荷华的作家创作坊去好吗？Paul突然问我。
不可能，我得照顾两个孩子。我母亲去年刚过世了。她们的爸爸在美国已经六年了。
离开你六年了？我不懂。
我没说话。
你看起来很忧郁的样子。
我得尽力撑下去，为了孩子。
你必须到爱荷华去！
真的不可能。而且，我也许根本不能出境。我和一个开明的刊物《自由中国》有十一年的关系。社长和三个同仁被抓了，关在牢里。
麦卡锡在华盛顿告诉我了。那时候他正是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他说他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
他为台湾的作家做了很多事，翻译了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
你的小说翻译是他给我看的。Paul顿了一下。我明天就走了。
我知道。
你一定要到爱荷华去！
不可能。
谈着谈着，车子在松江路家门前停下了。
我到家了。再见吧。我伸手和他握别。
不，不，不能停下来。
我到家了呀。
简直是开玩笑！不能停！和你一起三分钟就完了吗？告诉司机，走吧！
到哪儿去呢？
哪儿都行。不停地开吧。你告诉司机。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偶然，1963(4)
车子开动了。
你真好。Paul说。
我并不好，我只是好奇。
我也是。这样充满好奇的兜风，还是第一遭。
Paul后来回忆：
汽车在台北兜来兜去。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身边有华苓，散发着奇妙的魅力和狡黠的幽默，看她就够了。
车子在巷口停了。司机转身对华苓说话。她笑着告诉我，司机说他从来没有搭过这样的客人，不知道到哪儿去。他要回家了。
就在这儿停吧。我送你到门口。
我们在寂静的小巷里走。我多希望就那么走，走，走。到一个孤岛上去，只有我和华苓。我望着天上的星星说：小时候唱过一首儿歌：星星，星星，亮晶晶，愿望说给星星听。你有什么愿望？
华苓说：好久没有愿望了。你有什么愿望？
我愿望再见你，再见你，再见你。
第二天，许多作家到机场送行。我也去了。我和Paul握手告别时，他很快问了一声：爱荷华？
不可能。
Paul上了飞机，在他那手提的打字机上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我每天收到他一封信，三个星期，从菲律宾、日本写来的信。他在日本打来一个电报：我在日本两星期，希望你到日本来。
我的回答仍然是：不可能。
小笺
爱荷华的秋天透着点儿凉意了。爱荷华河边绿得透亮的叶子，一片片染上了淡淡的金色，逐渐泛开来，染透了一树的叶子，再也无处染了，就轰的一下红了。那是1964年，我从台湾到“爱荷华大学作家创作坊”的时候。两个小女儿仍留在台湾，住在妹妹月珍家，1965年来爱荷华。我和王正路的婚姻已无挽回的余地，分居七年后，1965年离婚。
1965年秋天，Paul去欧洲，打算游欧两个月，但到巴黎没几天，约翰逊总统聘他任美国第一届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1965—1971），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他只好回美，在纽约开会以后再去欧洲，但在纽约修建中的街道扭伤了脚，转回爱荷华休养。1966年春天才又去欧洲两个月。我只有他那时在欧洲写给我的一束信。从此我们没有长期分离过，也就无须写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