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好看，”他有点自豪，“放了几十年，还能看得下去，就是好看。” 　　“你认为《老猫》是你写的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倪匡兄不正面回答：“你请小朋友看看《寻梦》吧。” 　　“《蓝血人》，你不喜欢吗？”
他问。　　倪匡兄说：“我并不觉得《蓝血人》写得好，但是很多人喜欢。我想，大家喜欢的，总有一点道理。你要问作者的话，本本都是他亲笔写的，本本都好。” 　　幻想力
　　“最近电视剧又把《卫斯理》改编了。”我在电话中说，“你看过了吗？” 　　倪匡兄大笑四声：“把人物改成穿民初装，古怪透顶。”
　　“始终是两种不同的媒体。”我说。　　“长篇小说的话，改编电影不容易，改编成电视片集最适合。我不知道讲过多少次，金庸小说最好是根据小说拍，连分场也依足好了。作者本身当过编剧和导演，写出来的都很有电影感。我有一次写金庸小说剧本，把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删掉，哪知道那么一删，后来的剧情完全接不上。”倪匡兄一口气说：“所以凡是乱攻成电影电视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一看就气死人。”
　　但是不看又怎么知道人家改成民初装？　　“我是听朋友说的。”倪匡兄已知道我在想些什么，“编剧不改小说剧情，拿薪水就没有面目，所以一定要改。”
　　“导演更喜欢改。”我说，“导演多是年轻人，老板叫他们拍名著，他们认为老套，非有自己的存在不可，为了证明与众不同，改得面目全非，愈改愈不会收科，最后一塌糊涂，当年许鞍华拍《书剑恩仇录》，就是例子。”
　　“电视还来得喜欢用大爆炸，什么东西都来一个爆炸，降龙十八掌一掌打出去，轰隆一个爆炸是指定动作。”倪匡兄说完大笑四声。　　“爆炸其实是最容易处理的，用一个信管，上面放一袋汽油，正副电一通，信管爆发，气油燃烧，煞是好看，问题出在什么爆炸技巧都在《星球大战》里看过，已不新鲜了。”我继续说：“从前看《神雕侠侣》，就不知道怎么拍，现在有了电脑动画，只要想得出就拍得出，要看今后制作人的魄力了。”
　　“完全同意，幻想力作者已经给了你。”倪匡兄又大笑四声后收线。　　“最近忙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还不是那样每天吃完睡睡完吃，三藩市的生活并没变化。”
　　“除了买菜饮茶之外什么地方都不去？” 　　他说：“最近常到女儿家，她去旅行了。” 　　“人不在，替她打扫？”
　　“不，替她养乌龟。我说乌龟几天不吃东西不会死的，她就不相信。”
　　提到乌龟，我知道倪匡兄也是养乌龟专家，说的不会错。　　“是不是你以前养的那两只，毛都长了出来的？” 　　“那不是毛，是青苔
。乌龟壳长青苔也真不容易，叫青毛龟。我那两只移民来三藩市之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不是说过交了给倪震养的吗？”我提醒他。　　“对了。”他说，“后来倪震也过来了，就不知所终，乌龟总不能移民呀。”
　　倪匡兄生一男一女，女儿倪穗，性情古怪，和她老子一样；儿子倪震也古怪，和周慧敏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众人皆知，不过这是他的私事，我不会去问倪匡兄，知道了也不讲。　　倪震老弟很久没他的消息，最近收到他的电邮，说改了邮址罢了，通知是发给他所有的友人，我想他不连络人，还是希望人连络他。　　有一点我一直称赞倪震的，他孝心十足，对爸妈都好，倪太每次回香港的头等机票都是他买的，当年留下两只乌龟，每天还要买游水吓喂它们呢。　　“那你女儿养的呢？”我问。　　“倪穗养的是这里买的，从巴西进口，这里街市有得卖，一只四五块美金，是中国人买来吃的，洋人妈妈声，说我们残忍。中国人才不管，照吃不误。”
　　又打了一个电话和倪匡兄聊天，谈起岳华。　　“他现在在哪里？”倪匡兄问。　　“在新加坡拍电视剧，听说恬妮和嘟宝这个月也去了。”
　　“嘟宝这个小女儿脸上有颗大痣。”倪匡兄记得真清楚，“书应该念完了吧。” 　　“大学毕业，已经出来做事了。”
　　“想起来，”他说：“恬妮小我十二岁，也有五十六了。”
　　倪匡兄记忆力惊人，朋友是什么生肖一记，就算出人家多少岁。　　“那么你也有六十八岁了？”我问。　　“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四声：“中国人来讲，已近古来稀。要是现在翘辫子的话，灯笼上挂的就是七十有一了。”
　　对于生老病死，倪匡兄是毫无顾忌的。外星人嘛，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一切都可以当成笑话来说。　　“刘家良和我一样大。”他说，“那天看到翁静晶的专栏，写刘家良睡觉的时候，鼻鼾声特别大。”
　　“真是的，老公的鼻鼾不应该拿来当题材。”我有点意见。　　“观点可以不同，不过不得不承认她的文字写得好。”
　　倪匡兄一向说，他著作的本领永远超不过他阅读的能力。什么都看，看得真多。　　“你们兄妹也真怪，你欣赏翁静晶 ，亦舒称赞章小蕙。”
　　“章小蕙写得比翁静晶差远了，但是我也佩服她。”倪匡兄说。　　“佩服她什么？”
　　倪匡兄说：“欠了人家那么多钱，还活得逍遥自在。你要讨钱吗？我破产！人人都不敢追债，这也是香港最古怪的现象，哈哈哈哈。”
　　“最近干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他说，“睡觉、吃饭、养鱼、看电视、上网。”
　　“还是不肯出门？”我问。　　“哦，”他说，“倪太的妹妹来了，我们和他们夫妇去了一趟Lake Taho。”
　　我一听到倪匡兄肯去旅行，实在惊喜。住三藩市的他，金门桥也不去看一眼，竟然跑到那么远去。有一天，他会不会回来香港和台湾走走呢？　　“是怎么去的？”我没去过。　　“驾车。”他说，“从三藩市驾车去，四个多钟就到。”
　　“好玩吗？”
　　“真好玩。那个湖真大，我简直没有想到那么大。我喜欢水，最爱看水了。”只知道他爱养鱼，收集贝壳，原来都是因为水。倪匡兄，是不是来自水星？　　“人家去Lake
Taho都是去赌钱。”我说。　　“只是去了三十六小时，我宁愿坐坐缆车，乘乘船去看湖游湖。”他说，“我所住的旅馆是家庭式的，两间房，一个厅，走出来就是湖，看个不停。美国的湖很深，Lake
Taho这个有二千多公尺。”
　　“看了这个湖，下次可以去看别的了？”我诱导他回来看东方的湖。　　“下次可以去另外那五个，像密西根湖等等，都在加拿大边界附近。”他不动心。　　只好说明了：“西湖也不错嘛。”
　　“是。”他承认，“中国湖还是比美国美，虽然没那么深，但是有水草，有鱼。美国的什么都长不出来。”
　　“回来吧？”我说。　　他大笑四声，我似乎看到倪匡兄在摇头，挂上了电话。　　打电话给倪匡兄，一向来都是倪太听的，当今她又回到香港，想不到电话一响，马上传来倪匡兄的声音。　　“哈哈哈哈，”他大笑四声，“我家里有十几个分机，当然即刻接通。”想到他家连按摩椅也很多，我问他到底有几张？　　“三张。”倪匡兄说，“一层楼摆一张，哈哈哈哈，随坐随睡。”
　　倪氏在三藩市的家，像一个长方形的面包烤炉，从外面看起来很矮，原来还有一个地牢，算起来一共有三层。　　“倪匡很机灵，一听到东部大停电，马上把天窗开了。”倪太说。他家屋顶上有个玻璃天窗，一按钮，即刻嗄嗄吱吱声推动，打开后晚上可以看到星星，几十年老房子从来没出过毛病。　　电话多，按摩椅多，书多，堆满大厅、走廊、睡房、浴室。倪匡兄一购物就发狂，不多不给钱，什么东西都以多取胜。地下室和车房之中，水箱更多，不止多，棺材般大养鱼无数。　　“倪太来了香港，你一个人吃饭怎么办？”我问。　　“家里的冰箱雪柜好几个，堆满鱼、鸡、猪、羊、牛，三个月也吃不完。”
　　在他家吃过一种洋葱，比水晶梨还要甜。倪匡兄说：“哦，那是夏威夷来的，现在家里有三大布袋。”
　　“眼镜呢？”他家眼镜也特别多。　　倪匡兄说：“我刚来美国，拿眼镜叫倪太去配，要同样的来十副，眼镜店的人说不行，要亲自验眼才替我配，我一生气要倪太去香港的眼镜店配，一配就是二十副。美国人真笨，怪不得要弄到大停电。哈哈哈哈！”
　　电脑购物 　　“我打电话来的时候你正在干什么？”我问倪匡兄。　　“和倪震玩ICQ。”他说。　　“那么不妨碍你了。”
　　“没什么，我可以一面和你聊天，一面在电脑打字。”
　　真厉害，一心数用。　　“用的还是九方输入？”我问。　　“唔。”倪匡兄说，“我除了这种输入法之外别的不会。”
　　“我连九方都不会，还是笔写。最近出了一个手提电话，认字的能力很强，写简体出简体，繁体出繁体。”我说。　　“香港的电器实在太先进。”倪匡兄说，“不过家里的人买了一个手提电话给我，最原始的，什么功能都没有的，我都不懂得怎么去按，对电器之事我一窍不通。”
　　不通还会打ICQ？　　“听倪太说，你连电脑购物都学会了。”
　　倪匡兄最爱此道，从前是看了杂志广告后邮购，现在科技发达，电脑购物，实在是同一回儿事。也因住美国，没有多少人来按门铃的关系吧？不过要是他肯见人，大把。　　“电脑购物，简单得不得了，按几个钮，把信用卡号码输入就行。程序太过复杂的，不买算了。”他说。　　“在东方，电脑购物还是流行不起来，大家怕信用卡号码给人偷掉。”我说。　　“刚用的时候我女儿也警告过我，但是有什么好怕的？现在美国的大书店已经一家倒闭了又一家，美国人都在电脑里订书，又便宜又快。至于信用卡号码，在银行开一个有几千块美金的户口，全部被偷掉也不过那个小数目。我最近还学会在电脑上追踪，看东西寄到了什么地方的邮局呢，哈哈哈哈。”
　　倪匡兄也在电脑上看香港的报纸，时差关系，阅读得比我们早。　　“今天的消息，说有个几岁的小孩，已经看了好几百本名著。”他说，“不过干看又怎样？要懂得用才行呀。”
　　“是的。”我说，“前些时候出版社安排了四个小作家见查先生，查先生冷水一泼，说当作家这一回儿事，没有神童。”
　　“对对。”倪匡兄说，“诗人有神童，音乐家画家有神童，但是作家没有。十七八岁的沙岗写小说，也不算是神童。” 　　“查先生说数学家也没有。”
　　“记得数字的有一些，像心算珠算，比电子计算机还要快的也有，但不表示他们长大后就变成数学家，至少会计师楼没有神童。” 　　“也没听过神童医生的。”
　　“不错。有的话也是文科居多，理科一定要学到老为止。”他说，“但是人类不管多聪明，始终受骗。科学上已经证明不可能的事，像生发水，经过几百几千年，还是有人要买，还来得个贵。”
　　“当今的减肥药也一样呀。”
　　“也许有些是轻泻作用，吃久了当然瘦一点，但是不吃又胖回去呀。”他说，“减肥靠运动，你我都不行。靠不吃东西最有效，你也亲眼看过我减的。”
　　记得当年倪匡兄看着餐桌上的磅和计算机，食物有多重，有多少卡路里，按足了去减，减完又大吃大喝，一下子瘦一下子胖。　　“减肥药的最大好处是有穿比基尼的女子可以看。”倪匡兄说，“但是饶了读者吧，不必把减肥前的那块肚腩肉也拍出来，最讨厌的是不用美女，不知哪里弄来丑得要命的肥婆，见到减肥后变成的样子，即刻联想到她们会随时暴毙的。哈哈哈哈。”
　　医药费
　　“看报纸上你的照片，瘦了很多，是不是在戒口？”倪匡兄问。　　“中医说连蔬菜也只准吃菜心，还有菠菜和苋菜。”我即刻向他诉苦，“偏偏我最讨厌吃菠菜。”
　　“我也不行。”倪匡兄说，“我一吃菠菜就拉肚子。” 　　哈哈，这连减肥的番泻叶也可以省了。　　“其实什么都吃，不吃过量就是。”
　　“这一点，见解可跟我的一样。”我说。　　“中国人吃蝗虫，肚子也不见得有虫。”
　　他这么一说，我可想起他的洋女婿，从前跟女儿倪穗拍拖的时候，倪匡兄看他看不顺眼，有一天他来家里坐，看到养金鱼的红虫，问说干什么的。　　“吃的。”倪匡兄说。　　把他吓得个半死，不过后来连做岳父的也愈看愈顺眼，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他。　　“洋人有好有坏，中国人也一样。”我说。这句话虽然属于阿妈是女人，洋女婿我见过，老实到极点，印象不错。　　“除非是外星人。外星人都是好的，哈哈哈哈。”他大笑。　　谈到倪穗，我问：“她近况如何？有没有时常来看你？”
　　“一个星期来一两次。”他说，“最近也学我养鱼，看到一条金鱼，喜欢得不得了，花二十块美金买回来，金鱼生病了，花两百块美金去看医生，结果也是死掉，我向倪穗说我只要用二毛半就医好，买一个塑胶袋，装了水拿去池塘放掉不就是了？”
　　通了那么久电话，我说不打扰他了。　　倪匡兄说：“欢迎得很，我现在是门前冷落电话少呀。”
　　哈哈哈哈，大笑中收了线。　　吴宇森从洛杉矶来电，说要倪匡兄的联络，有位研究香港武侠片的老外想找他做访问。我按惯例，一定要先问过倪匡兄本人，才可以把电话号码讲出去。　　香港深夜两点，那边早上十点。这次他听了，没有先来哈哈哈哈四声的大笑。　　“吵醒你了？”我问。　　“没有，没有。”他虽然那么说，但到底听得出刚起床。　　“通常睡到几点？”
　　他回答：“没什么几点不几点，在这里日子快活，要几点就是几点。”
　　说得也是，反正什么事都不必做了。时间观念，要来干嘛？　　“还好你现在来电话，”他说，“前几天生了一场大病，话都说不出。”
　　“什么？”我即刻担心起来，“什么病那么严重？”
　　脑里，出现了癌症、心脏病、血管破裂，甚至于糖尿，但糖尿和说不说得出话无关呀。　　“大伤风。”他说出答案。　　“伤风又是什么病了？”我大叫，“在英国，你找医生看伤风，医生也会把你赶出来！”
　　倪匡兄这时才四声大笑起来。　　“倪太没回香港吧？”我问。　　他说：“好在她过完农历年才走，不然我孤苦伶仃一个人，要看医生的话，连交通工具也成问题。”
　　想想，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建议：“不如请一个家政助理。”
　　“地方小，工人怎么住得下？”他说。　　还算小？近万的屋子和花园，香港住几百尺公寓的人也挤得下菲律宾女佣了。说这种话，不把我们都气死才怪。 　　第六部分
　　头脑坏掉 　　“你都知道我的屋子古里古怪，像个烤面包炉，只有一个卧室嘛。”倪匡兄抱怨。　　“可以在花园建多一间工人房。”我说。　　他大笑：“政府哪会允许？”
　　“不然叫她住车库好了。” 　　倪匡兄好像猜到我要说什么：“别那么多馊主意。” 　　“请一个钟点的也行呀。”我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是勇婆。”他指正。　　“对对。”我说，“有些香港人，就算夫妻两个，也请了一个做家务，一个烧菜的。”
　　“何止？”他说，“我在香港认识一个女的，家里有十几个菲律宾助理，我猜她有一铺请菲律宾工人的瘾，连别墅在内，一共三十个，我对她说：要是你去竞选菲律宾总统，至少有三十票，哈哈哈哈。”
　　“病怎么医好的？”我又关心起来。　　“医生给我吃一种药，每天一粒，五天之后全好了。” 　　“有那么好的伤风药？” 　　我问：“吃了会不会昏昏欲睡的？”
　　“给我吃的不是伤风药。”他说，“是医喉咙痛的。” 　　“那是抗生素了？”
　　“大概是吧！”他说，“抗生素一种比一种厉害，从前的盘尼西林，根本杀不了细菌。说到药，最近我看到一份报告，说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被人统治，都是和生病有关。自古以来中了铅毒，头脑变坏了才有这种思想。”
　　“不会是真的吧？”我说。　　倪匡兄又大笑：“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有点道理。” 　　“最近干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还不是吃完睡，睡完吃。”
　　“什么都不做？” 　　“闲时上上网。”他说。　　“打游戏？” 　　“游戏要一层一层打上去，看到结果才好玩。学到什么时候才会？”
　　“可以买一本叫金手指的来解码呀。” 　　“看那本书也看死人了。”倪匡兄说，“我最喜欢在游戏机场看小孩子打了。” 　　“我有一个弟妇，每天沉迷。”
　　“那是几个人一块儿打的那种。”倪匡兄早知道，“一面打还能一面交谈，说你这种方法这么笨，怎么打死怪兽？女人沉迷游戏，像从前沉迷打麻将，一点也不出奇。”
　　“你看的是什么？” 　　倪匡兄说：“我找新网站网页，现在全世界每天有五十万个新的出现，看也看不完。” 　　“那么多？”
　　“阿猫阿狗，顺手一查，都有十几二十个，什么人的都有一些网页。” 　　“真的？我也有？” 　　“你等一等，我替你查查。”
　　不消几分钟，倪匡兄已有结果：“你在雅虎有七百零七个。Google英文名中有一千零十个，中文名中有九千七百九十个。”
　　“哇，连看都没看过。”我惊叹，“你呢？查先生呢？那才不得了！”
　　“我在雅虎有一千三百二十个，金庸七千二百九十个，Google英文里我有一千九百四十，金庸一万零四百。中文Google我有三万二千三百。查先生四十二万五千。”
　　“真厉害！”我说。　　倪匡兄笑：“从前赵之谦的朋友为他出印谱，他说人家多事，现在多事的人多得多。”
　　“香港有什么东西要的吗？”我问。　　倪匡兄说：“三藩市什么都有，我女儿最近帮我录了些日本连续剧，好看得不得了。”
　　“电影呢？”我问：“要不要《魔戒》的DVD？” 　　“第一集和第二集我都买了，等着看第三集，我不会去戏院看的。” 　　“女子十二乐坊呢？又弹又跳的。”
　　“那我有兴趣。”倪匡兄说。　　“我替你寄张过来。她们最近在红馆表演，卖个满堂红。不过VCD是大陆演奏时出的，选的曲子脍炙人口的只有两三首，衣着也老土。红表演的是在日本巡回时设计，熟悉的音乐比较多，服装也性感。”
　　“最爱看又漂亮又有才华又性感的女人。”好像看到他露出的笑容。　　“拉二胡那几个的手臂都相当粗。”
　　“那没办法，天天用劲嘛。”倪匡兄说，“跳芭蕾舞的女人在舞台上好看。我认识一个，私下里她的脚看了倒胃。”
　　“除了上网，还干什么？”我问倪匡兄，“你儿子在报纸上说你有很大的春宫收藏。” 　　“他爱爆老子的秘密，随他。” 　　“倪震在电台上做的节目，你听不听？”
　　“听。”他说，“我每天都听。” 　　“他做的是深夜的，你们那边几点？” 　　“我才不按照时间听，电脑里有一个商业电台的网。一按上，什么时候听都行。”
　　“倪震做的节目不错，”我说，“你听了有什么意见？”
　　“听众打电话来，问题稀奇古怪，有个女的问A君和B君，人品条件都一样，到底要选哪一个才好？真笨！当然是选她最舒服的那个嘛。”倪匡兄大笑四声后收线。 　　不想看
　　“哈哈哈哈。”倪匡兄听到我的电话后，按照惯例，大笑四声。　　“大陆有制片家肯出钱请你写剧本，要我转告。” 　　我说：“多少任开。”
　　“要是我有精力，免费替他写。”他懒洋洋地。　　“这话怎说？”我问。　　“制片家给人盗版盗得穷了，我还忍心要他们的钱？哈哈哈哈。”
　　“你们三藩市去哪里买盗版？” 　　“唐人街、日本埠，随时随地，什么东西，都有，一张三块钱美金。”
　　“很贵。”我说。　　“按照我们的生活水准，又和正版一比，算便宜的了。”“我都说过，盗版录影带怎么猖狂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两个钟，等到一天像印钞票那么印，就很可怕。”
　　“现在已经不必在工厂翻了，在家也行，叫一个小子，每天烧一百张VCD、DVD,根本不是问题，就算给商店和中间人各赚一块，自己也有一百块的收入，这种生意做得过。”
　　“FBI不会来抓？”我问。　　“他们要抓的是大宗的荷里活巨片，我们这种东南亚玩意，当成供应亚裔少数民族的娱乐，才不会造反。一点对付的办法都没有。”
　　“有。”我说：“那就是我一向主张的制片公司卖VCD、DVD，价钱和翻版一样，水准一高，观众就宁愿买正版了。”
　　“一般的制片人才不肯那么做，其实卖一块多赚一块，多好！”倪匡兄赞同：“这就是打不过人家，就和他们同流合污的道理，卖得那么贵的话，一定有人翻版。他们不翻版，我在家闲着无事，也可代劳。”
　　“最近看了些什么盗版片？”
　　“什么都有，就不想看了。”倪匡兄说。　　“有什么好书？”倪匡兄说过，他看书的本事比写书高，问他，没错。　　“没有。”他说。　　“那看些什么？”他不看书会死人的。　　“看新书不如看老书，我还在翻看金庸小说。看的是旧版，旧版比新版好看。”
　　“我也是。”我说：“我已经从头看起，把《鹿鼎记》也看完，你正在看哪一部？” 　　“《神雕侠侣》，这次看，又给我看出毛病来。” 　　“什么毛病？”
　　“小龙女在绝情谷中，要逃出来其实是很容易，有水有阳光，就一定有别的出口，不必整天放蜜蜂出来。下次你遇到查先生，替我问问是不是。”
　　“查先生最近去了一趟布拉克，本来说还要去国内讲课，不知道回来了没有。”
　　“年纪那么大了，还对旅行那么有兴趣，可见健康不错。看你写冬虫夏草，大概吃了真的有效吧。现在，冬虫夏草也可以在实验室里种出来了。”
　　“我想那五六百块一两的就是培植的，应该不是假吧？”我说。　　“那假不了。其他东西什么都假，假酱油、假奶粉，那么便宜的东西假来干什么？假名牌还有话说。”
　　我说：“那天陪朋友去买燕窝，行家说连他们都看不出。” 　　“不就是嘛，我老早就不买大陆货了。我有先见之明。”
　　“最近流行一个故事，”我说：“有一个农夫花了毕生储蓄去买种子，发现种子是假的，种不出东西。但是土地是真的，涨了价，卖给人建房子，大家买酒回来庆祝，都喝死了，酒也是假的。”
　　倪匡兄哈哈大笑，这种故事他最爱听。 　　新主意
　　“你的高尔夫球团办得很成功嘛。”倪匡兄人不在香港，但消息灵通。　　“赖赖，广告一出，两三天就满。想不到爱打高尔夫球的人那么多，也想不到他们会老远地跑到日本去打。”
　　“其实到外国打球，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那班高尔球迷谈来谈去都是那几枝棍和那几个可怜的小白球，不谈球场，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哈哈哈哈。”
　　“高尔夫我自己不会打，带团友去了球场开完波，就可以回酒店写稿，非常轻松，这种团办得过。”我说。　　“亏得你想得出，还有什么新主意？”
　　“再下去，我想办一个单身母亲团。” 　　“什么？” 　　“离了婚的妈妈。”我大声说，“讲她们带着小孩子，一面旅行一面学习挤牛奶、做牛油等等。”
　　“那好呀！”倪匡兄说，“单身母亲去了，单身父亲也可以参加，单身汉也可以参加。有些人的想法不同，宁愿一次过有老婆有孩子免得麻烦，一次过还有姑姑姨姨、外甥侄女，一直希望有个大家庭的单身寡佬像中了马票，何乐不为？”
　　“做得过吧？”我说。　　“当然做得过，至少这个主意很特别，其他人还没想到。”倪匡兄说，“你不会是说说而已吧？” 　　“说了，说了，我去做了。”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事前张扬，也不怕别人抄桥。” 　　“各有各赚嘛。”我说。　　“我要是单身，也参加。”
　　“最近干些什么？”我问。　　倪匡兄说：“不干什么，老跑去看病，年轻时和老婆拍拖，跑戏院；现在老了，拍拖跑医院。” 　　古来稀
　　“你到底有什么不妥？”我开始担心。　　“周身不妥。”倪匡兄说。“像前列腺呀，我和你一样，前列腺也出毛病。”
　　“年纪大了，前列腺不出毛病，才是毛病。”我说。　　“现在还不知道只是肿大或是有毒，下礼拜要去抽样检查，最近检查了这里又检查那里，好像永远检查不完，我向医生说，干脆死了算了，检查个鸟？死我才不怕！但医生说不会一下子死，不检查会来个半死。半死，我是很怕的，所以只有继续检查，和倪太一起检查。”
　　“倪太检些什么？”我又担心。　　“都是一些骨质疏松、扁桃腺发炎等等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天我去检痔疮，好痛。” 　　“用手指还是用仪器？”
　　“我还敢看吗？”倪匡兄大叫，“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呢？” 　　“我被医生检查后，说小便也有点困难，他说那你要去找泌尿科，我查的只是屁眼。”
　　我笑了出来。　　倪匡兄继续说：“到了泌尿科又要从肛门检查。一生人，在一个礼拜之内，被人挖了两次屁眼，还是第一次。一想又哈哈大笑起来，弄得那个医生莫名其妙，以为我还有那铺瘾。”
　　“前列腺手术很简单。” 　　“我才不去开刀呢，人生七十古来稀，还来这玩意儿干什么？” 　　倪匡兄只会把自己说得更老，我问：“没到七十吧？”
　　“六十九，也等于七十了。”他感叹。　　“有什么东西要从香港寄去的吗？”
　　“什么都有，健康缺奉。”他说完哈哈大笑四声后收了线。　　为了些小事要打电话给倪匡兄。有时是时差，有时他家没人听，今晚才联络上。　　“我老出去检查身体，所以你找不到我。”倪匡兄没按照他的习惯大笑四声，可能是被搞得太烦，没心情笑了。“
这样吧，我给你我的手提电话号码。” 　　“哈哈哈哈。”这次轮到我大笑四声了：“想不到你也有用手提的一天。” 　　“倪震买给我的。” 　　“什么牌子？”
　　“连我也不知道。”倪匡兄说，“总之是最简单的，什么功能我都不会用。” 　　“是你拒绝用吧？”我说：“至少可以输入一、二、三、四呀！”
　　“什么叫一二三四？” 　　“按一，是你家。按二，是倪太的手提。按三，找到倪震。按四，找到倪穗。”我说：“比按所有的号码方便得多。”
　　“不了。”他说：“我还是照传统老电话的拨号方法，比较信得过。”
　　这个人说什么也拗不过他，即刻放弃：“反正你们三藩市那么一个国际大都会，用的只是七个号码，容易记。”
　　“是呀。”他同意，“香港几十年前已经用八个号码了。你下次打电话来，如果家里没人听，打手提好了，前面的三藩市415字头一样，手提也只有七个号码。我自己是从来不用手提电话打的，只是接听。”
　　“连你也用手机，我们这些一早买的人，也不必觉得太难过。”我说。　　“是老婆、儿子、女儿迫的，要不然我死都不肯用。” 　　“检查身体也是迫的？”
　　“当然啰。”倪匡兄说，“年纪一大，你身边的人都变成统战干部。” 　　十分之一
　　“不是自己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吧?”我有点担心倪匡兄的健康状态。　　“例行，”他说，“没什么不舒服。” 　　“检查出什么毛病？”
　　“一检查就有，不检查没有。” 　　“验血验出来的？”
　　“一抽就一大筒。抽后看报告，什么什么高出多少度，胆固醇有问题。什么什么高出多少度，前列腺有问题。医生看的都是数字，看完叫你去找什么什么专家。这种看数字玩意儿，我都懂，我可以当医生。”
　　“有医疗保险的吧？” 　　“超过一个额，就要自己付。我上一次只付三分之一左右，已经一千多美金。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贵的，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穷人呢？” 　　“只有两种人不必担心，最有钱的和最没钱的；前者自己照顾，后者政府照顾。夹在中间的，都要自己付。”
　　“没有全保的吗？”我问。　　“我起初还以为我的女儿没安排好。”他说，“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加州大学从纽约请了一个华人校长，但是为了医疗保险没搞好，放弃一年几十万美金年薪，回纽约去。才知道这个制度多么复杂，医疗保险只有公司着数。”
　　“检查后有没有吃药？” 　　“堆积如山，”倪匡兄说，“我现在每次吃药，都要想一想是吃什么的，才不混乱。” 　　“有没有好一点？”
　　“根本不是大毛病，有什么好与不好的？我每次看医生，都和他大吵一顿，问他给的是什么鸟药。” 　　“中国人医生？”
　　“唔。”倪匡兄说，“但是讲的一口台山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向他说你不如讲英语，我至少可以听懂十分之一，哈哈哈哈。”
　　前一阵子听到倪匡兄前列腺他有问题，不断检查，也做了切片手术，报告应该出来了吧？赶紧给他一个电话问结果。　　“哈哈哈哈。”他大笑四声后说，“没有问题，不是cancer。医生看到报告后知道没有毒瘤，好象不是很开心，以为我这种人不应该只是肿大罢了，真他妈的！”
　　“大得厉害吗？”我问。　　“比普遍人大三倍。”他说，“要是鸡巴那么大就好了，哈哈哈哈。”
　　“不开刀吗？”我问。　　“开来干什么？”他说，“就算是cancer我也不开，七十岁人了，叫癌症陪我一起走进棺材好了。哈哈哈哈。” 　　“小便不辛苦？”
　　“当然辛苦。动完手术失禁，那才难看。”他说，“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开刀？”
　　“我是看到PSA度数每天在高，万一cancer细胞跑到骨头去就痛死人，好像身上有颗定时炸弹，不如除掉。”我问，“医生有没有给你吃药？”
　　“给了我一种收缩肌肉的。吃了通顺得多。不过他说肿大这一回事儿，是没得医的。” 　　“要不要寄些中药给你试试？”
　　“那也好。”他说，“反正中药吃不死人，但也医不好人。哈哈哈哈。我都说过，我不是不相信中药，我只是不相信有人会医。” 　　“倪太没回香港，在三藩市陪你吧？”
　　“她已经六个月没回去了。我说我不要紧的，要回去就回去。好在肿瘤没有毒，要是cancer的话，我不开刀，也要被她迫着去开的。”倪匡兄说完，我好像看到他伸出了舌头。
　　什么都不做 　　打了一个电话给倪匡兄。　　照惯例听到他大笑四声之后，说：“好久没和你聊天了。”
　　这些日子四处奔跑，又过圣诞节过农历年，一直没停过。打开话匣子：“澳门那个美食坊，大概两三个月后开幕，你说要来的。” 　　“不去了，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了。”
　　咦？他答应过的呀。我心说。可是倪匡兄这个人想做什么就什么，答应了等于不答应，得想另一个方法引诱他来才行。　　“也没到外面去散散步吗？”
　　“从前还可以走三个街口，现在走到两个，已经气喘如牛，要休息一下才走得动。” 　　“身体真的那么差？”
　　“哈，人家说一年比一年差，我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差，一天比一天差。”
　　“不想走路的话，坐轮椅好了，被人推上飞机，睡一大觉，到了推你下来。人家看你坐轮椅，还特别的VIP待遇招呼呢。”我说。　　“那么多病痛，万一在飞机上发生什么事，就倒楣了，还是不去好。”
　　“上网呢？” 　　倪匡兄说：“最近电脑坏了，我已经有一个多月不上网了，轻松得多，不必被它老是出毛病气坏，月费也省了几十块。”
　　“那么不是和香港隔绝了吗？” 　　“这里还是可以从电视看到新闻的，倪太照用她那个旧电脑上网看香港报纸，说董建华已经辞职了。”
　　香港三更半夜，那边黎明，反给看到头条。　　倪匡兄接着说：“其实香港特首最好做，一切推到民意调查好了，董建华这个人，坏在又笨又努力。” 　　谁生的？
　　“整天在家，做些什么？”我问。　　“看书呀，其他什么都不做。”倪匡兄说。　　“看什么书？”
　　“台湾出版的，讲内幕的书，五大本，很厚，好看得不得了，我已经一口气看完三本半。”
　　想起倪匡兄说过，他的阅读本领比写作本领高，乐趣也更大了吧？人生什么都不做，单是看书，也不错。　　“那你儿子倪震做的电台节目，不上网也听不到了？”
　　“不听也罢。”他倒说得绝情。　　“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呀，”我说，“洗金鱼缸呢？”
　　“也不洗了，长满青苔，连鱼也看不见了。”他说。　　“这倒好，有青苔吃，鱼粮也不必喂。”
　　“虽然什么事都不做，身体照样发胖，我每天只吃两餐，还是胖得不得了。大概是吃药吃肥的，每次都要服七八颗药丸。”倪匡兄说。　　“到底是什么病嘛？”
　　“乱七八糟病！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反正整身不舒服就是。”
　　“这也不是办法呀！”我说。　　他反问：“又有什么办法，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你总有一天会知道。” 　　“你整天说老老老，到底多少岁了？”
　　“七十。”倪匡兄笑道：“我现在总对自己说，活到七十，已经有交代，随时翘辫子也不要紧。”
　　“人家查先生八十，也不是好好地到处旅行。”我说。　　“我可真佩服他。”倪匡兄说，“我更佩服杨振宁，八十多还娶老婆。” 　　“差利·卓别麟七十多还生儿子呢。”
　　“这一点也不奇怪，一百岁也能生，问题出在是不是他本人生？哈哈哈哈。”倪匡兄又大笑四声。　　换个话题。“电影呢？周星驰的《功夫》出了DVD，寄一张给你？”
　　“不必了。”倪匡兄说，“我在这里也买得到。” 　　“连续剧呢？” 　　“我女儿最近去了一趟日本，买了很多片集回来。我也看，拍得不错。”
　　“从前的很好，近来已被韩国的赶上，看了《大长今》没有？” 　　“婆婆妈妈。”他说。　　“《大长今》不婆妈呀，节奏相当快。”
　　“我看了两集，再也看不下去。日本的连续剧比较短，还是日本的好。三级片的写真集也好看，看厌了闭上眼睛，可照听音乐，我一买买了上千张，到现在还没看完。”
　　倪匡兄这个人真夸张，不是说话夸张，而是买东西夸张，电动按摩椅一买三张，眼镜一买十多副，贮藏室中的食物，十年都吃不完。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DVD机？”
　　“本来是日本的。”他说，“我对大陆货一点信心也没有，后来发现很多片子都播不出，还不如我老婆在香港买的那个便宜货，任何碟子都能看到，包括翻版的，真是神奇。”
　　“我家里也有两架，一架看不到用另外一架。”我兜了一个圈子，“但是说到影碟，还是香港店里种类多，餐厅也愈开愈多了。”
　　“三藩市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好吃，我老婆住厌了，一直往香港跑。” 　　“你也一齐来吧。” 　　“我什么都懒，别的不说，头也剃了个平的，好在一根白头发也没有。”
　　“那可神奇。”我说。　　“人家也问，为什么七十岁人，头发都还是黑的？我说我不用脑嘛。” 　　哈哈哈哈，大笑中收线。 　　卖房子
　　查先生生日，打个电话祝寿。查太太说，“好消息！倪匡夫妇，三月底就回香港了！”
　　“哈哈哈哈，”我学倪匡兄大笑四声，“真的？有那么快？不是说要到六月吗？房子卖掉了？” 　　“不止卖掉，还比出价时多赚了八万块美金，合港币六十多万呢。”
　　“那一定要叫他请客了。”我又笑了。　　时间不对，等到半夜，三藩市的早上，再和倪匡兄确定一下。　　“哈哈哈哈，”他说，“真的。三月底一定回来，订了星航的机票。”
　　“东西呢？”
　　“全部扔掉，花了上万美金，”他笑，“我是说请人来搬走的钱，扔掉东西的价钱还不算在里面。住了十几年，堆积如山。拥有过，扔了也不可惜，我们只带四个行李回来，其他需要用到的，请了一家犹太人开的搬运公司送到香港，我才不肯动手，这几天检查了一下，已经腰酸背痛。”
　　“书呢？” 　　“也全部扔了，金庸作品送了给人，反正回香港可以向查先生要新的。”
　　“新的大字版，老花容易看。”我还是想知道他卖房子的过程，问道：“你是怎么那么快卖得成的？”
　　“也没有想到，最初以为至少要一年半载，托了一个经纪，开了个价。很多人来看，看后又去请两家结构公司，作检查报告。报告一出，说房子毛病多得不得了。”
　　“这和从前附近地陷出一个大洞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了。”倪匡兄说，“整个房子是斜的，放一个乒乓球，会自动滚在一边。”
　　“那怎么办？”我叫了出来。　　“房子一直卖不出去，我开始有点焦急。”倪匡兄说。　　我追问：“后来呢？”
　　“查太太有位舆学家的朋友，教我摆株叫麒麟骨的树，三藩市去哪里找？好在我一向种开花草，在相熟的花铺有得卖，这一来，即刻卖成。”
　　“卖了给什么人？中国人？洋人？” 　　“洋人。听说是开法国餐馆的，有个三岁大的女儿，一看房子喜欢得要命，吵着父亲买，他怕有别人出价，给多我八万块美金。”
　　“他知不知道有毛病的？” 　　“我当然告诉他，他说不要紧，愿意花多一百万去装修。”
　　“真是妙了，你那间屋子像个多士炉，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送他们也不要。”我说。　　“还不是吗？邻居们都说我卖得便宜，我才不管，如果没人要的话再便宜也得卖，反正买的时候，只有一半的价钱。”
　　“怪不得中国人都要买房子了。”我说。　　“是呀！我一点也不相信，直到他把钱汇进了我的户口我才没怀疑。这比在美国赚钱好得多，我就算会说英语，也赚不到十万年薪呀！”
　　“那洋人没有马上搬进去？” 　　“他真好，给我三十天，所以月底一定要走。”
　　“回香港后住什么地方？”我问。　　“倪震已经替我们在铜锣湾安排好，你知道我是喜欢住铜锣湾的。”
　　“你回来的消息，我可以写出来吗？”我一向谨慎。　　“上次回香港，的士司机、卖药的、街上的肥婆，都叫我回来，我光明正大，回就回，不怕人家知道，你照写好了。这种事，上海人叫回汤豆腐干。哈哈哈哈。”
　　笑声中收线。　　“回来香港，可以多活几年，哈哈哈哈。”倪匡兄说。他们夫妇终于在二〇〇六年三月最后的那天到香港长居。　　“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说，“那种闷出人命的地方，不适合你们两位住的。”
　　这几天我人到处飞，一直不在香港，没第一时间见到他，好像迟了数年。　　“最近的新闻，又在大骂香港空气质素差。我住三藩市，一天要打十多二十个喷嚏，回到这里，一点事也没有，你说奇不奇怪？”
　　“所以说嘛，香港人是世界上第三长寿的，这是联合国的调查，不是乱讲。”
　　“才是乱讲呢！”倪匡兄大叫，“是第二，不是第三！联合国调查在香港前面的是日本和冲绳岛，当今等于一个国家，所以香港应该排行第二才对。你说得是，香港的磁场适合我！”
　　大家都笑了出来。我们是在北角见面的，在他弟弟倪平的家，太太也是倪大嫂的妹妹李果珠，亲上加亲，暂时住几天没有问题。　　“决定在香港买房子了？”我问。　　“已经七十多了，买什么房子？租个算数。”
　　“租在什么地方？” 　　“还是铜锣湾，住惯了，很难到其他地区，是倪震替我们找的。” 　　“什么时候搬过去？”
　　“等东西从美国寄回来就走，”倪匡兄说。将整个搬家的过程详细告诉我，比我在电话中听到的更精彩，此处暂时不表，等组织好写了篇长的《搬家记》。　　看到厅中有张麻将桌：“我几天干些什么？打麻将……”
　　“是呀。回来有时差，疲倦了睡觉，睡醒了吃东西，吃完东西无聊，我打麻将，两兄弟对两姐妹，杀个片甲不留，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四声。 　　炸猪扒
　　是时候吃晚饭了。我问倪匡兄：“想去哪一家餐厅？海鲜？”
　　“一般的都是养鱼，等到和你去流浮山再吃吧，今晚吃猪扒去。上次回来两个月，只有机会吃一顿。回到三藩市，每天想炸猪扒。”
　　倪太和妹妹购完物回来，倪平人不在香港，我们四人一行，到铜锣湾的“Ton吉”。　　车上，倪匡兄说：“我想那块Ross，想得快要疯掉。”
　　Ross是日本人的叫法，指猪扒边上带着一片厚肥膏的那个部分。完全瘦的，叫Katsu。高级炸猪扒店，只卖这两种。　　“慢慢来。”该店经理Sissy说，“先上几个前菜。”
　　上桌的是铺上木鱼丝的菠菜、淑女手指、炸软壳蟹、芝麻豆腐和白煮毛豆，都是送酒的好菜，倪匡兄已不喝烈的，来瓶小啤酒。　　“怎么Ross还不来？”他这个人性急，想要吃什么，就即刻吃什么，一分钟也等不了。　　Sissy假装听不到，接着捧海鲜刺身盘出来，有油甘鱼、甜虾、象拔蚌和带子，倪匡兄从来不喜欢带子，在那里吃到鲜美的，就不抱怨了，大叫：“怎么那么好吃！”
　　炸猪扒终于拿来，他老兄连吞几大块，跟着的还有炸大虾、生蚝和带子。全瘦的Katsu吃不完，打包。倪匡兄说过这家人的，冷了照样吃得过。生椰菜丝任添，要多一点，一齐包回去。　　捧着肚子走出来，外面等位子的排长龙，遇到一群年轻人，要求合照。　　我看到倪匡兄的眼神，似乎在说：“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我的书？”
　　忽然，年轻人之中，有一个从背包出一本他新版的小说：“好彩我带在身上。”
　　卫斯理系列的读者一代接一代，倪匡魅力，威不可挡，我们做老友的也沾了一点点的光。　　翌日，黎智英夫妇请吃饭，还有张敏仪和林乐培做伴，大家共聚一堂，相谈甚欢。　　“现在回来定居，还以为没人会理我呢。”倪匡兄说。　　“久久一次，久久一次，”黎智英说。　　“有得吃，多少无拘。”倪匡兄笑道。　　“现在把你骗回来了，管你干什么？”我也加入了一份。　　“是呀，答应过的，都不必做了。”张敏仪火上加油。　　“怎么都针对我！”倪匡兄反抗，“好，我躲入深山。”
　　“不如躲进流浮山吧！至少有鱼吃。”众人七嘴八舌。　　“你说过，我一回来，你就参加一份，和我及蔡澜一齐做新的一辑《今夜不设防》的。”倪匡兄向黎智英讨公道。　　“我才没那么说。”他推得一干二净。　　“清谈节目，饮食节目，我一做过，就不再重复了。”我也乘机逃脱。　　“黎智英是说过要做《今夜不设防》的！”还是张敏仪有义气。　　“是吗？”黎智英抓抓头：“好，就做一集吧。”
　　“做一集谁要看？”大家又骂他。　　黎智英笑道：“台湾有个电视节目，找一个人专门扮我，每礼拜都在开我的玩笑。”
　　“扮得真像。”看过的人都那么说。　　“我遇到了那个节目的监制，就向他说，你要叫人扮我，不如我自己出镜，所以我会去做台湾的电视节目。”黎智英说，“要我扮教宗也好，扮希特拉也好，总之，人会嘲笑自己，才有得救。”
　　上了好几条蒸鱼，又有响螺片，甜品一出就五六样，大家都酒醉饭饱。　　倪匡兄临走，转过头来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回香港？我说我晚节不保嘛。”
　　不知不觉，香港电影金像奖举办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身为董事局主席的文，特别紧张，亲自打电话给倪匡兄。　　“蔡澜已经答应替我们颁最佳编剧奖，说要和你一起来才有趣。”他引诱，倪匡兄当然答应了。　　又打电话给我：“倪匡是在第一届金像奖时已做颁奖嘉宾，今年第二十五年，特别有意思，你要陪他来哟。”
　　本来我已不接触电影界，也当然答应了。　　两人见面，一对口供，先后次序不同，已经给文卖进窑子里。老妓二名，好可怜。　　走入星光大道，诸星聚集，都前来打招呼，我们两人有点受宠若惊，开始老怀欢慰。工作人员带入化妆间，我们上台，永不化妆，若有老酒一瓶，则可满脸通红，显然他们没做好准备，只有从和尚袋中自摸了。　　递来小纸一张，问倪匡兄道：“小说和电影，有什么关系？”问我的说：“食物和电影，有什么关系？”
　　我们把小纸扔了，登台去也。　　一开始，随手拈来：“最佳编剧不知花落谁手，但今年最佳剧情，是自我放逐十三年的倪匡，已回到香港长居，再也不回去那种鬼地方。”
　　先声夺人，得了不少掌声。倪匡兄问：“我写了多少剧本你知不知道？”
　　“知道。”我说：“邵氏年代，拍过的有两百六十一部。没有拍，拍不成的，也有一百，加上台湾导演、独立制片双手捧着白银而来的，也至少有两百，加起来一共有五百六十一。写了那么多剧本，为什么没有得到金像奖，你知不知道？”我问。　　倪匡兄懒洋洋回答：“知道。写得糟透了嘛。”
　　全场大笑，我们颁了奖，一鞠躬，下台。　　倪匡兄在香港的住处，终于安顿下来。　　位置在他住惯的铜锣湾，今日造访，发现是一个舒服的窝。楼顶很高，间隔四正，三房一厅，两个洗手间，一个厨房。家私刚从美国运到，有三张按摩椅，两张放在客厅沙发的两旁，房间一张。　　主人房一张大床，已占去面积不少。另一房间，摆了两架电脑，倪匡兄和倪太各用一个，看报纸和杂志，不必买那么多份。不能说是书房，因书他已不写稿，看书在按摩椅和床上进行。　　小的一间，堆满杂物箱，倪匡兄说：“要是多三个月不打开，就扔掉。”
　　“地方算大了，”我问：“有没有千多尺？” 　　“八百罢了，”他说：“更大的屋子我也住过，小一点没有问题，打扫起来方便嘛。” 　　“租金多少？”
　　“连差饷，一万七千左右。” 　　“算便宜了。”我说。　　“这座公寓，只租不卖，屋主腌尖得不得了，要看身份和银行存折，前前后后审核十次。”
　　“你是大作家，也要那么麻烦？” 　　“谢贤和狄波拉从美国回来时也租过，照样审核十次，我算得了什么？”
　　看到案头上有一盒面纸，再问：“这就是你用货柜运来的？”
　　“香港买不到。在三藩市我一天打四次喷嚏，每回几十个，一天一盒面纸。回来后，真奇怪，不打了。这些面纸，至少可以用个三两年。”
　　从窗口望出去，一片空旷，没有遮拦，高处是礼顿山，低处是一片旧楼。　　“我每天站在这里看。”倪匡兄说。“同样风景嘛，有什么好看？”
　　“每天看完，告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呀！”倪匡兄说。　　“每天吃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到过一家韩国餐厅，东西不正宗。一问之下，他们说要迎合香港人的胃口。我破口大骂：要迎合香港人胃口，不会去开香港人吃的粤菜？”
　　“怎么火气那么大？” 　　“到现在这个年纪，吃一餐少一餐。吃到不好的，非骂不可！” 　　“我知道你去过附近 的何洪记。”
　　“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吃四次，干炒牛河好得不得了，云吞面又正。” 　　“今晚想吃些什么？”我问，“日本菜如何？”
　　倪匡兄嫂大喜，带他们去湾仔一间叫天胜的。大厨在日航酒店做了八年，已经不愿回日本留下。货源由我的老友三原供应，材料和手势都有保证。　　先来一客鱼生，倪匡兄试过后问：“怎么那么美味？叫什么名字？”
　　“缟Shima
Aji。”我说：“Toro会吃腻人，缟很肥，但很清新。”又看到有Kinki，就叫一尾来煮。　　试了一口，倪匡兄把整条鱼捧在面前：“手快就有，手慢没有！”
　　见他吃得津津有味，怎么会和他抢？　　“叫什么？叫什么？”倪匡兄急问。　　“Kinki，没有汉字，是种很高级的日本鱼，香港人已会欣赏，用汉字叫喜知次，Kinchingi的译名，是同类鱼罢了。”
　　“我吃鱼吃了五十多年，还有没吃过的，而且一吃吃到两种，真是幸福！”他感叹道。　　其实人在香港，已不感神奇了，三藩市当然没有。后来又把店的东西差不多都叫齐了，才肯罢休。　　埋单时，店说倪先生已经付了，我即刻理论。倪匡兄说把房子卖掉后，有大把钱。的确比我富有
，也就不和他争了。我花钱的本领比赚钱高，收入不如他，但也照他刚才所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董慕节先生欢宴倪匡兄，我做陪客，从澳门赶了回来。　　约好在“陆羽茶室”三楼，我去了那么多次，还不知道可以从旁边乘电梯上去。以为早到，原来董先生夫妇已在那里等待，还有音乐界名人苏马大也在座。　　两位都是我好久未见的朋友，董先生还是满脸红光，童颜鹤发，活像一个出现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　　“今年贵庚了？”我问。　　“属鼠，八十三了。”董先生笑说，一点也不像八十三。　　“别在我面前卖老，我八十七了。”苏马大说，更是不像。　　董太太也来了，和以前看到那么端庄，保养得奇好。菜上桌，董先生有些肥腻的东西已不吃了。　　“医生吩咐的。”他说。　　倪匡兄嬉笑：“世界上有两种人的话不可以听，一是医生的，一是太太的。”
　　“没有医生和太太，日子也不好过。”董太太反击。　　“可以那么说吧：要活得逍遥自在，那两种人的话不能听；要活得健康安乐，两种人的话都要听。我强调的是健康安乐，不听医生的得不到健康，不听老婆？哼哼！女人唠叨起来，绝对得不到安乐。”倪匡兄这么一说，座上的男人都鼓掌赞同。　　女士们也任由他胡说八道。这一餐，吃得很丰富，“陆羽”的名菜，都出齐了，饭后倪匡兄说了一件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我去一家出名的店铺吃龟苓膏，老板走出来，说店里有一个你认识的老友，随着往墙壁一指，我只看到一大片壳，以为他在骂我和乌龟做朋友，后来仔细一看，是蔡澜为他店写了一幅字。”
　　大家听了大笑，度过愉快的一个晚上。　　和倪匡兄闲聊：“天地图书”将我写你的稿子抽出来，要集成一本叫什么《倪匡与蔡澜》的，你认为怎么样？　　“太好了。”他说，“由老友写自己，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的事？要不要写序？”
　　“你老兄不是说停笔了吗？” 　　“有什么问题？请出版社派人来家等，我一下子就能写好。”
　　“现在还在编辑，想不到一写，就有百多两百篇，当成一册太厚了，分两本又嫌麻烦。”
　　“怎么出都行，要做就做。”倪匡兄说。　　我这个人的想法也和他一样，说说就做了。既然他不反对，就能成事。　　“从前也有几本《倪匡传》之一类的书，现在都绝版了。”
　　“也没什么好看，绝版更好。”他说，“传记”一本正经来写，没什么看头。写来赞美一个人，更是虚伪；写来骂人，都是传记作者想标新立异，不值得看。　　“哪么人物自己写自己呢？”
　　“除了拼命往脸上贴金，还有什么可读的？人一世，总有黑暗的一面，都想把它埋葬，挖出来干什么？” 　　“能卖钱呀，像克林顿的《我的一生My
Life》就赚个满钵。” 　　“那是欧美才能做到，那边没有翻版，一下子卖千几百万本，捞一笔不错。反正那些政治家说的话没有一件是真的，从头到尾，都骗得人。”
　　“东方呢？” 　　“看书的人愈来愈少，你说能卖得了多少本呢？”他问。　　“说得也是，不如叫“天地”打消这个主意吧。”
　　倪匡兄笑了四声：“大可不必，当成玩的，什么事都可做。” 　　就那么决定，乘这几天得空，把书编好。 　　老友写老友
　　无线电视，有个新节目，叫《英雄人物论金庸》，请了倪匡兄和倪震及我上阵。　　本来要到录影厂拍的，倪匡兄嫌远不肯，结果借了富豪酒店的意大利餐厅，说好下午三点钟录影，有家韩国餐厅，经过时闻到烤肉香，进去一试，全是迎合港客口味的东西，为之气结。我听了介绍他们去家最正宗最地道的，带他
们到罗素街的“伽”。　　烤肉是外行人叫的，我们先来韩式生牛肉，倪匡兄没吃过，大赞，追加一碟，也即扫光。接着是蒸猪肉五花腩泡菜包，蒸牛肋骨是必试的，最后来一个大的牛杂火祸，喝韩国土炮马加利，大乐。　　见菜单上有黄花鱼，知倪匡兄爱吃，又来一尾。韩国的煮法是用红色的泡菜叶，黄色的蛋皮和菠菜包起来清蒸，非常特别。　　黄花鱼已濒临绝种，中餐厅吃到的是用别种鱼种假扮，或是人工养殖的，难吃到透顶，当今吃到一尾真正的黄花，已不易。　　倪匡兄试了一口，说：“和中国黄花不同，但已比较养的好吃得多。”
　　旁边的客人都来自韩国，看到我们叫的菜，像遇到知己，纷纷露出笑容。　　酒醉饭饱，提到为倪匡兄编书的事。　　“我已经接到十八个电话谈及，你老兄的号召真是厉害。”我说。　　倪匡兄建议：“书名不如叫《老友写老友》，我来写序。”
　　“再好也没有了。”我说。　　“我的序，题为：“被写的老友序《老友写老友》——也写写写《老友写老友》的老友。”用来用去，都是《写老友》这三个字。　　“文法通吗？”我问。　　倪匡兄大笑：“你找找看，有什么不通的地方？”
　　饭后录影，见餐厅摆着我意大利朋友吹的玻璃瓶，一层又一层，像竹节一样垒了上去，里面装满各式的果乐芭Grappa酒。就先来一杯。倪匡兄也喝了，可见他的饮酒配额尚存。　　侍者把整个酒瓶放在桌子上让我们任斟，节目编导看得有趣，就把它当成道具，放在沙发前面。　　“《英雄人物论金庸》这个名字不太好，”倪匡兄向编导说：“我们都算不了什么英雄，既然有酒，不如叫《煮酒论金庸》。”
　　编导赞同，就这么决定。　　开始录影，因为是事后剪接，所以录得很长，我已有点昏昏欲睡。倪匡兄说：“一向来，我都用八个字形容金庸作品，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说查先生的武侠小说第一，古龙的第二，但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相差个十万八千里。　　倪匡兄和倪震两人记性都好，谈起书中人物，不管出场多寡，都能一一数出，这也是他们父子沟通的方式之一吧。　　主持人问：“你们喜欢书中的什么女人？”
　　“
金庸作品，女人似乎都不是好人，很难爱上。”倪震说。　　“我喜欢《鹿鼎记》中的双儿，她对韦小宝死心塌地。”倪匡兄说。　　问及我，我毫不犹豫说：“双儿学问不大。我钟意《碧血剑》中的何铁手，她古怪透顶，不作声，永远爱袁承志。”
　　“最不喜欢黄蓉，”倪匡兄说：“到了后来，变成相当恶毒。”
　　“我最不喜欢的是国内的人，将我们称为四个才子。”我说：“金庸先生是一个巨人，其他三人，永远不能相提并论。而且，黄已作古，我们两人七老八老，叫什么才子呢？”
　　倪匡兄同意。今后的数千年，有人提到查先生生平，也许顺道记录了有这么几个朋友，这已是我们一生的成就了。 　　出走(1) 　　“你整天请我们吃饭，不行，不行。”
　　当七十岁的倪匡兄离开了香港十三年，回来后的第一个早上，我们在一家叫“翠华”的店里吃完饭，我付钱时，他说。　　“茶餐厅罢了，付不起吗？”我反问。　　“不只是倪太和我两人，我们一出门就是一家人，每次要你付账，那还得了？”他说：“而且，这次我一住，至少两个月，才回三藩市。”
　　说得不是没有道理，我建议：“不如这样吧，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让我替你做个倪匡公式电脑档案，英文说The Offcal Website of Nee
Kuang,用来吃吃喝喝。” 　　“哈哈哈，你骗人，电脑资料哪赚得了钱？”
　　“先在杂志上发表，领了稿费再出书，又有版税。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或者全部给你都行，我只求有题材交稿就是。”我说。　　“唉，还是香港人脑筋动得快。”
　　“满身铜臭嘛。”我说。　　“老朋友了，你说什么就什么，稿费和版税都不可以分。”
　　“容后商议。”跟他聊天多了，学了他讲话时喜欢用的四字的文言文。　　“从那里开始？”他已准备好了。　　“先谈你怎么从大陆逃到香港，有人说你是从内蒙古骑着一匹马，一直骑到香港的。”
　　“胡说八道。”倪匡兄大叫：“从那么远的地方骑得到，叫他们骑给我看看！” 　　“前因后果？”
　　“一九五一年，我不想读书，就当兵去了。那时候的运动是治淮河，我跟着大队去，从上海出发，一大伙人，不知过了多久才抵达，后来又被派到内蒙古去。”
　　“惹了什么祸了，是不是？”
　　“年轻嘛，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做得出，那时候内蒙古的狼特别多，我引了小狗和小狼交配，生出小狼狗来，把干部咬了一口。后来又因半夜站岗冷得要死，就拆了烂木桥生火，都定了罪。”
　　“有没有经过审判？” 　　“审官只是一个人。当年的低级干部已可以召开法庭，判人死刑，但他没枪毙我，先把我关在小木屋里，天天要我写悔过书。”
　　“一关关了多久？”
　　“三个月。”倪匡兄说：“我最记得不知哪里跑来一只波斯猫，毛长得很，给顽童打了很多结，我天天为它解，也解不完。《老猫》这部小说，就从那只猫得到灵感。那时天寒地冻，每晚听到狼叫。”
　　“有没有得吃？不会把猫也吃掉吧？”
　　“那干部丢给我一大块东西，黑漆漆的，原来是冰冻了的豆腐，大概是发了霉。有一天，一个读政治科的蒙古人偷偷地来看我，说我死定了。”
　　“啊，”我叫了出来，“怎么认识的？”
　　“刚来蒙古时是在农场工作，大家谈得来，我记得他是从一个名字很古怪的县来的，叫托克托县。他把一只马偷来，要我骑着，说记得一定要朝北走，走到有蒙古人的村落，就会收容我，叫我学蒙古话，住上两三年，最好娶个蒙古老婆，没人认得，就可以逃脱。”
　　“你真够胆。”我说。　　“还有什么选择？哦，对了，他还把我的档案也偷了出来，那么厚的一本，都是针对着我的，拿来当传记，更够详细。这更令我下了决心，骑上了马。那只马瘦得不得了，连马鞍也没有，只披着两个麻布袋。这个蒙古人，真是我的恩人。”
　　“后来有没有机会报恩？” 　　“再也没见过他，心里还是感激的。” 　　“跑出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当然是先把那个厚厚的档案放火烧掉了，烧完时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一片，哪里知道东南西北？”
　　“你到了香港后还有不知方向的阴影，一定死缠着倪太，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我问。　　倪匡兄点点头：“你也看过我一直戴着的那个有指南针的手表。”
　　“后来呢？”
　　“记不得走了几天几夜，看到了一条火车轨，跟着走，就走到一个车站，是黑龙江省泰来县。车站旁边还有一个豆浆档，买了一碗，喝了下去，全身温暖，温暖到手指头脚趾头都感觉得到。”
　　“买豆浆？身上有钱吗？” 　　“我好歹也做到了一个第二十一级的干部，有工资的呀。”他骄傲地说。　　“是乘火车到了香港来的？”
　　“没那么简单。”他说，“到了车站，就有地图了，我一看到鞍山，就想起我哥哥来。” 　　“倪亦方？”
　　“是，他在钢铁厂做工程师，还被选过十大先进青年。我记得后来在香港时，看过《大公报》的一篇报导，标题写着《倪匡、亦舒的哥哥领奖》，笑得亦舒和我要死，哈哈哈哈。”
　　“在哥哥倪亦方那里住了多久？” 　　“一个多月。”倪匡兄说，“但是户口报不成，还是非走不可。” 　　“又乘火车？”
　　“不。这次坐船，在鞍山认识的年轻人都说可以乘轮船到大连，在青岛时不要下船，躲起来，等船开了，再走出来好了。” 　　“船长没把你抓起来？”
　　“这种偷渡的情形常有，也不止我一个，船长抓到了，教训我们一顿，就在上海把我们放了。” 　　“到了上海就回家去？” 　　“哪里有家？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了香港。”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一九五〇。” 　　“你怎么没跟他们来？” 　　倪匡兄说：“那时候大家是热血青年，哪里会到香港那种殖民地主义的腐败地方？”
　　“那时候的宣传是深入民心的。”我说。　　“不过我也思考过，也闯了祸，那厚厚的档案也记载过我问的话。” 　　“你问了什么？”
　　“说在台湾，每个人都在吃香蕉皮。” 　　“这种宣传我也听过。”我说。　　“我问干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谁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么在上海依靠谁？”
　　“我到亲戚家里，大家都当我是瘟生，恨不得马上把我赶出去。” 　　“那怎么办？”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广告，说可以帮忙人家到香港去。”
　　“这种广告怎么登得出？” 　　“那是社会最乱的时候，举行了大鸣大放的运动，一切很放得松，后来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个组织了？”
　　“对。”倪匡兄说：“他们问我，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有什么分别？” 　　“不会讲的收费四百五十人民币，会讲的比较便宜，收三百。”
　　“你当时已经学会了广东话？”我惊讶。　　“那么难讲的方言，我现在还学不会呢，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付了四百五十。” 　　“哪来的钱？”
　　“亲戚们怕我和他们搭上关系，万一我被抓到，他们就倒了祖宗的楣，都很愿意出点小钱让我失踪。”
　　“怎么偷渡的”？　　“搭火车到广州，用船运到澳门，再从澳门把我们送到香港。” 　　“到了香港就去找家人？”
　　“不，我很独立，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身上还留了几个钱，先买一碗饭来吃。” 　　“第一次吃的是什么饭？”
　　“叉烧饭。”倪匡兄说，“天下哪会有那么好吃的饭！一大碗，上面铺着几块叉烧，肥得油都漏了出来，流到碗边，再滴在手上。啊！那种感觉，还没有吃，已知道是又香又甜的；我只看着，就笑了出来。到了现在，我一看到大碗饭，也还会笑的。”
　　“上海没叉烧饭吗？” 　　“有，叉烧在上海也看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得起的。” 　　“到了香港，怎么干活？”
　　“那时候有一大群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集中在一起，很团结。蹲在工地上，等工头来叫去打工，日薪三块七，给工头抽去八毛，剩下两块九。二三十个人，被叫去十几个，剩下的人没工开，等大家回来，分了钱，一齐吃，有时候不够钱吃饭，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么喝得饱？” 　　“有糖呀！” 　　“糖？”
　　“看到桌子上一缸糖，我问要多少钱？朋友们回答不要钱。哈哈哈哈，有这种事？糖不要钱？当然拚命下咯，我到现在喝茶喝咖啡，还是要下很多块方糖的。” 　　“……”
　　倪匡兄继续说：“到了香港，真是觉得海阔天空。说到距离，上海和香港并不远，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人家都说香港的空气大受污染，我当年感觉到的每一口都是新鲜的。三藩市的空气大家公认是比香港好的，但是我在那边天天要打三个喷嚏，现在回来了，鼻敏感都马上医好了，你说香港的空气有多美呢！”
　　“来了香港之后，你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我问倪匡兄。　　好像是昨天的事，他记得很清楚：“一群从大陆来的青年，在荃湾地盘等开工，闲起来就看看报纸，副刊上有篇万言小说，每逢星期天出一次，我一面看一面说：‘这种东西，我也会写。’没有人相信，我就花了一个下午写给他们看。”
　　“是什么报纸？”
　　“《工商日报》，我大胆地投稿，想想也没有什么希望，试一试罢了。几天之后，编辑就叫我去谈，说可以用我的稿，得到九十块钱稿费，笑了三天。别忘记那是二块九毛可以吃四碗叉烧饭的年代。”
　　“你记得第一篇小说叫什么吗？” 　　“叫《活埋》。讲的是地主子女的遭遇，当时我写的东西很文艺，还有主题呢！”
　　“那篇稿有没有存下来？”我问。　　“剪了下来，不知道经过多少年，找出来时已被蟑螂咬得支离破碎，真阴功。”
　　“我替你去找找看，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里面也许会有。我在做十三妹的资料收集时，也在那里找到的，你记得是哪一年的事吗？”
　　“一九五七年，八九月之间。”倪匡兄说。　　“后来呢？” 　　“后来写杂文稿，投到《真相》。” 　　“一投就被用吗？”
　　倪匡兄大笑：“说也奇怪，一生人投稿，真的没被人退过。” 　　“杂文的稿费呢？”
　　“没有稿费。他们说报馆小，付不出钱，我说没所谓，反正闲着。投得多了，他们问我有什么事做？我说没事呀，那么就叫我到报馆去当帮手。” 　　“工资给的吧？”
　　“一百三十块一个月，分两期，每期六十五，我又笑了三天。社长叫陆海安，很年轻，才三十多岁。当时报纸上还有一个叫司马翎的人写武侠小说，一天两千多字，写了一半断了稿。陆海安问我怎么办？我说由我来写好了，帮他续了一个星期的稿，后来他又写回。写一下，他老兄干脆不写了，陆海安叫我写，我就写完那篇小说，反正看得多了，就会写。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
　　“写武侠小说也算在工资里面的吗？”
　　“不，不，已有三块钱一千字，一个月另外有一百八十块收入，又再笑了三天。我什么都写，连影评也写。”倪匡兄说。　　“又笑了？”
　　“不，不。影评是不拿钱的，写着玩罢了。那时候张彻也写影评，在《新生晚报》。他的影评可是怪了，不评电影，只评其他人的影评，像是个皇上皇。我说这部电影好看，他说我讲得不对，两人对骂起来，做了朋友。”
　　“和《明报》的渊源呢？” 　　“张彻介绍了董千里给我，都是上海人，谈得来， 他当时编的《武侠与历史》，也是《明报》出版的，我就开始在那里写武侠小说。”
　　“用什么笔名？” 　　“叫岳川。”倪匡兄说。　　“第一篇的名字记得吗？” 　　“短篇不记得，长的叫《和尚抢书》，写一大群和尚去抢一本经书。”
　　“有没有存稿？”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我说：“我把这些线索记下来，万一读者之间有人剪下，看到了也许会寄给你。”
　　“谈到旧稿，就像老友重逢，很有趣的。”倪匡兄说。　　“还在什么地盘写稿？”
　　“那是写作最旺盛的时期，什么都写，《大公报》上讨论一本小说，我也参加一份，投稿批评，结果也登了出来，虽然也没稿费。”
　　“听说你在《工商日报》上也有个专栏？” 　　“对对，每天一篇，一千字，有八块钱赚。” 　　“那时的八块有什么用？”
　　“哼哈，八块可是不得了了，和李果珍拍拖时，三块钱看电影，吃五块钱的饭，还有四个和菜呢，所以那个专栏叫做《生饭集》。” 　　“生饭？”
　　“是呀，写写几个字，饭就生出来了，不叫生饭叫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上海人骂人，说你是吃了生米饭？我的专栏每天都在骂人，这个栏名用得恰到好处，哈哈哈哈。”
　　第一桶金(1)
　　“你正式的一份长工，是在《明报》，我们就从《明报》谈起，你是怎么认识金庸先生的？”我问。　　倪匡兄说：“我在《武侠与历史》的文章愈写愈多，中篇长篇都有，在《明报》成立第二周年的酒会上，应该是一九六一年吧？见到了查先生，他就叫我到《明报》去做事。”
　　“最初的薪水有多少？”
　　“六百三十块一个月，由沈宝新先生发的，其中有一张五百块的大牛，香港人叫棉胎的，真的像被子一样大。拿回家后，和倪太两人拚命往墙上刮。” 　　“刮墙？”
　　“是呀，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刮墙怎么会知道？”
　　“往涂得粉白的墙上刮，真的会留下一点点的颜色，假的一点也留不下，真奇怪，用过棉胎的人都知道。”倪匡兄说，“刮出颜色，当然又笑了三天。”
　　“到了《明报》，第一件做的是什么事？” 　　“当年是武侠小说的全盛时期，报纸上除了查先生的文章之外，需要人写大块头，二千字左右的。找不到人写，就叫我写了。”
　　“记得叫什么吗？”
　　“《南明潜龙传》，一连载，连载了几十万字，还出了书，查先生难得地替我写前言，他说看了一定会满意。这本书后来还有人记得，批评我写得一塌糊涂，我承认。我没有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好，看得下去就是嘛。”
　　“后来呢？” 　　“后来愈写愈多，报纸上已经有两篇武侠小说了，还要写一篇新派的，所以要用很多不同的笔名。” 　　“薪水照旧？”
　　“不，查先生很大方，另给我十块钱一千字，但是合同订得很怪，十块钱之中，有六块是稿费，四块是版权费，今后出书，公司不必再付。”
　　“什么叫新派武侠小说？”我问：“不是科幻吗？” 　　“就是用现代的人物罢了。我写第一篇就用卫斯理当主角的，一点科幻成分也没有。”
　　“后来怎么变为科幻的？” 　　倪匡兄说：“我向查先生说，与其写新派，不如来一点和旧的不同的东西。” 　　“查先生也接受了？”
　　“他说没有问题，尽管写好了。我便开始用冬虫夏草做题材，写细菌侵犯人体的卫斯理的故事，大受欢迎。” 　　“这些稿子有没有存底？有没有出过书？”
　　“所有卫斯理小说都出过书，还要感谢一位叫温乃坚先生的，也是文化圈中的人，会写新诗，把所有卫斯理的报纸原稿都剪下来送给我。我记得我在第一本书的后扉上写过，说如果太阳系中没有温乃坚，就没有卫斯理了。”
　　“出书拿不到版税吧？查先生合同上写明的！” 　　“这一点查先生倒很宽容，后来出书，版税照给。”倪匡兄说，“也真要谢谢他。”
　　“有没有偷吃，替别的刊物也写？”
　　“在《明报》一写，出了名，当然其他老板和编辑部都来抢稿，罗斌的环球出版要我写了《木兰花》系列，后来又在他出版的一本叫《迷你》的黄色杂志上写《浪子高达》的艳情小说。”
　　“性爱描写大胆到什么程度？”我问。　　“现在也不记得了，反正一出版，就被政府告，每次罚款都要六千多块，我说我的稿费才一千多呀！” 　　“罗斌不在乎？”
　　“他不在乎，叫我尽管写好了，可见他赚得更多。”倪匡兄说，“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政府只告出版人和杂志社，不告作者的。”
　　“你的艳情小说一定写得好。”我说。　　“不能算是第一，第一的应该是依达，他写过一篇叫《四桂床》的，说一个小孩给他姨娘引诱上床的故事，精彩绝伦，到现在我还记得。”
　　“最多的时候，有多少篇？” 　　倪匡兄说：“每天十二篇连载的小说，四五个专栏。”
　　“哇！”我叫了出来，简直只有外星人才有这种本领：“加上剧本费，那还得了！”
　　“最初还没有写剧本的，先卖版权。电影开始走入全盛时期，版权制度也已经建立，大家都来买我的书去拍电影，每本可卖一两千块。” 　　“第一个版权是卖了什么？”
　　“《六指琴魔》，到现在还有人想重拍，真好笑。我说买来干什么？叫成《七指琴魔》，就不必再付了。哈哈哈哈。” 　　“存了多少钱？”
　　倪匡兄又笑了：“每次存够了，就去买金条，一条一条存，积了一百两。拿去换了现钞再炒黄金，买空卖空，存了十年的第一桶金，在一个月之中完全亏掉，输得干干净净。也好，要是赚了还有甚至兴趣写稿？哈哈哈哈。”
　　编剧大王(1)
　　“第一个剧本叫什么？”我问。　　“最近出版了一本张彻的传记，访问中他说我第一个为他写的剧本是《金燕子》，其实不是。”倪匡兄说。　　“这个我也记得。”我说，“《金燕子》的角色，是从胡金铨的《大醉侠》中一个人物演变出来，当年郑佩佩很红，张彻为了用她，自己写了那么一个剧本，但是他真正想捧的是王羽，故事从金燕子出发；愈来愈着重在男主角身上，郑佩佩发现时，已经太迟。《金燕子》的外景在日本拍，由我负责组织，同时拍摄的还有一部罗烈主演的《飞刀手》，那才是你编剧的。”
　　“你说得没错。”倪匡兄说，“张彻叫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叫《独臂刀》，在一九六七年。” 　　“你没经过训练，怎会写剧本？”
　　“我的剧本哪里是剧本？不过是中篇小说罢了。”倪匡兄说，“剧本上面写着时、地、人。一场又一场分开，等于第一章第二章，写的完全是文学剧本，与电影手法无关。会写小说，就会写剧本。”
　　“剧本费多少？” 　　“我记得我和邵氏签过三张合同，第一张五千，第二张八千，第三张一万。后来再加，最后帮邵氏写的那一个是五万。” 　　“一共写了多少个？”
　　“根据《邵氏经典》那本书，记录了我作剧的有二百六十部电影。”
　　“何止？”我说，“还有写了没有拍的呢？有些拍不成，可能是谈了题材之后觉得过时，也有导演没处理好的。当年的剧本还寄到新加坡邵仁枚先生那里过目，认为星马检查有问题的，也拍不成。反正你老兄是收了钱不退货的，设计算在里面的最少还多出一百部来。”
　　“后来国泰也找过我写。”倪匡兄说。　　“合同订明是不准和别的公司写的。” 　　“不挂名就是。”倪匡兄说，“邵逸夫先生很大方，没找我算账。”
　　“那是电影的黄金年代，还有台湾导演要的呢！” 　　“是呀，台湾电影，剧本费要多一点。”他承认，“写了多少个，我完全忘记了。” 　　“钱呢？”
　　“一半给了倪太，其他一半，我花光。” 　　“哇，那是两三万块钱可以买到一层楼的年代呀！”我问，“你们的第一间房子是怎么样的？”
　　“是一间有九层楼的，没有电梯，要一口气爬上去，反正年轻，当成运动。第二间买在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倪震就是在那里出世，第三间在赛西湖。”
　　“百德新街那间我去过，和你们一家推着车子，在大丸百货公司食品部买东西。”我说。“还有一间是买给我爸和老妈的，记得是四万块钱。那时候的宾士也是四万块一辆，我考虑过买车或者买房子呢？结果还是买了房子。要是买车的话，那我就是第一个坐宾士车的编剧了。”
　　“没有你来提高，剧本在香港电影制作费中，是不成比率的。”我说，“但是事隔那么多年，到现在还是偏低。”
　　“台湾导演来抢时，才又多了一点，那时候我已收六七万块一个。” 　　“我记得你是一个礼拜写一个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要开戏才来找人写剧本，不能早点想好一个故事，事先组织好再找编剧的吗？每一次来叫我，都是十万火急。别人写不出，只有我写得出。”
　　“传说中，有台湾导演求你写，你答应一个礼拜给他们，结果三天就写好了，放在抽屉里，他们再怎么催也不给，有没有这么一回儿事？”
　　“有的。”倪匡兄说：“尤其是对付那种不知道要些什么的导演，不必同情。”
　　“不知道要什么的导演太多了。”我说。　　“可不是吗？其中一个，要我去参加讨论会，你知道我从来不做这种事的，给他苦苦哀求，结果去了，晚上谈好的，三更半夜打电话来改。改好了，第二天早上又全部推翻，最后我生气了，用标准的广东话向他说：我才不和你们这班契弟混吉！”
　　“你和张彻配合得最好。我记得在拍摄现场看他拿着剧本，第一行，用线画了一下，是第一个镜头，第二行第二个，依此类推，真是天衣无缝。”
　　“我也记得。”倪匡兄说，“写到打斗场面，我就声明：此处请武术指导设计，哈哈哈哈。”
　　“你看画看得那么多，要拍些什么戏，和你讲个题材和多少人物，你马上交货，有情节就行，写打的写来干什么？最要紧是与你谈得来。”
　　“我和邵氏的合同，还有一个无理的条件，都与你也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我问。　　倪匡兄笑着说：“和我谈剧本的，只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导演张彻，一个是制作经理蔡澜。”
　　女大王，这个字，只能用于广东话，意思是说讨好、惹人喜欢，哄得人家舒舒服服。　　女，是令女性爱上你。　　“你是和倪太怎么认识的？”我问。　　倪太本名李果珍，倪匡兄在别人面前直呼其名，但是在私底下，至今，还是亲密地称她为“妹妹猪”。　　冠倪匡兄为女大王，可不是没有根据的。　　“来了香港，除了求生，也得自我增值。”倪匡兄并没直接答复我的问题，“我白天在地盘做散工，晚上就到联合书院去念夜校。”
　　“读什么？” 　　“新闻系，李果珍修英文，有一堂同一个教室，入秋，天气很冷，一阵风吹来，李果珍回头一看，后面的门开着，我记得那一眼，很动人。”
　　“那还不快点去关，呆在那里干什么？”我问。　　“我当然跳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门关上，李果珍向我笑了一笑，我就决定一定要娶这个女子了。”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两人都在等巴士，巴士没来，就乘机搭讪，和她一齐从坚道散步，走下山坡到大路去搭车，边走边谈。” 　　“谈些什么？”
　　“李果珍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一个人？” 　　“当然是人咯，难道是外星人？”
　　“你没听懂。”倪匡兄说，“当时她也看我的文章，说怀疑那个作家是不是我，我说我本来就是那个人嘛，从此聊起来，聊个没完没了。” 　　“拍拖拍了多久才结婚？”
　　“拍了三四个月吧！”倪匡兄说。　　依照这种速度，当今的人看来，已是闪电了。　　“那是多少年的事？” 　　“一九五九年。” 　　“你几多岁？”
　　“我二十三，李果珍二十，到了婚姻注册处，注册官拼命摇头，说太年轻，太年轻了。”
　　“双方家长是同意的？”我问。　　“唔，我那时候的广东话还没说得好，誓言上有一句：某某人‘清心发誓’，我听成‘青山百岁’，怎么结婚和青山有关系？真是听得糊涂了。”这时候倪太走了过来，接了倪匡兄的口，说：“当年学校有个教授，说我是明珠暗投。”
　　“没有骂说一棵鲜花插在牛粪上，已算是客气的了。”倪匡兄赖皮地说。　　倪太没有好气：“倒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成份。”
　　我笑了出来。　　“他妹妹亦舒也一直问我。”倪太说，“为什么什么人不找，要找到这个麻甩佬？”
　　“别说了，妹妹猪。”倪匡兄抱着倪太又亲又吻，我转过头去，伸出舌头。　　“结婚之后，马上有孩子的？”我问。　　“不不。”倪匡兄说，“我们一九五九年结婚，到了六三年才生倪穗，十六个月后生倪震。”
　　晚饭时间到了，我们一齐散步到餐厅，倪太的妹妹、妹夫、弟弟、弟妇都出席。　　我问倪太妹妹李果珠：“你们两姐妹嫁给两兄弟，你的先生，也就是倪匡兄的弟弟倪平，是不是像他一样，一个女大王呢？”
　　“才不呢。”李果珠说：“他平时一句话也挤不出来的。” 　　“那是怎么拍拖结婚的？是不是倪匡兄推荐？”
　　李果珠说：“当年倪匡的爸爸妈妈要从香港搬到台湾去住，不放心没结婚的儿子倪平，把我叫了去，说交给你照顾好吗？等于是相亲相出来的，和倪匡无关。”
　　“他们就和我有关了。”倪匡兄指着倪太的弟弟和弟妇领功，“当年我们搬到百德新街，隔壁住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李果珍弟弟常到我们家，带着倪穗出去玩，少女说这个小女孩很可爱，知道不是他的女儿之后，两人谈起恋爱来，才结婚的。”
　　“是你主动？”我问倪太弟弟李博士。　　“是我主动。”他太太说。　　李博士很骄傲。　　他太太补了一句：“有时，也要乘机会给男人一个面子的。” 　　女大王(2)
　　问回倪匡兄，我说：“你有没有像写剧本一样，男主角向女主角说‘我爱你，请你嫁给我吧！’？”
　　“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做得出来？”他反问，然后看了倪太一眼：“我是老老实实地跪了下来，送上戒指，然后说：‘我爱你，请你嫁给我吧！’的。”
　　“鬼才相信他这种话！”倪太假装生气，甜在心里。　　倪匡兄，不愧是女大王。 　　稿纸(1)
　　“你有没有算过你写了多少字？”我问。　　倪匡兄回答：“从来没算过。你这么一问，我们可以统计一下。” 　　“以什么做标准？”
　　“我通常在一个小时可以写十一张稿纸。” 　　“四百格？”我问。　　“不，我印的是五百字的，比一般的标准A4纸大，是B4size吧？”
　　“我也学你，用B4印稿纸。”我说。　　“我的稿纸上有几方印，闲章我自己刻，名字倪匡的印，还是出自你的手笔呢。”
　　“惭愧。”我说。　　倪匡兄继续：“十一张五百格的稿纸一共五千五百字。一小时六十分，一分六十秒，六六三十六，一共也不过三千六百秒，我写一个字快过一秒。”
　　“哇！” 　　“我吃吃喝喝，玩玩贝壳，听听音乐，一天写作三个小时多一点，平均有一万二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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