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真相(4)
就在我终于决定不再继续去赌下去之前，在那家扒金库赌场，我认识了上海人托尼。
他在那家赌场里当店员。本来由于使用假卡的中国人犯罪猖獗，好多扒金库赌场都在门前贴上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但随着机器性能和防范设备的更新，原来很容易的作弊变得越来越难，随着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国犯罪团伙急剧减少，扒金库赌场对中国人的戒备就不那么严重了。更主要的是，在新宿附近，从事色情、餐饮等行业的中国人人数大增，钱来得容易，好多人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于是，歌舞伎町的多家扒金库赌场不但撤去了拒绝中国人入内的拒绝招牌，反倒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做服务员，以便照顾那些有钱但日语不流畅的中国顾客。托尼就是其中之一。
托尼是上海人，从外表上看，是那种江南风格的敦厚而文静的男人。至于他为什么叫托尼，据说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香港演员梁朝伟。他的日本同事中，有个家伙是香港电影的狂热影迷，是他发现了这点。托尼本来的中文名字用日语读起来很拗口，那个影迷就用梁朝伟的英文名字托尼来称呼他。时间久了，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托尼就成了他的新名字。我留意过他，发现他留起唇上的胡子，真的有点像梁朝伟，神色温和，令人感到亲切。和他说过几次话之后，我又知道他和我同龄，便觉得更加投缘。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样正陶醉在游戏当中，托尼过来更换我面前的烟灰缸。他突然附在我耳旁轻声说：
“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在外国没钱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托尼和我一样，是1988年留学来日本的。别看他表面斯文，据说年轻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打架伤了人，还在国内受过短期的刑罚。他后来还对我讲了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经历：来日本的第一年，他在学校认真地上学，可是到了第二年，打工挣的钱交了学费之后，又变成了零资产。而他还有个喜欢听音乐的爱好，主要是英文老歌，他宁肯削减自己的生活费，也要省些钱去买唱片。如此一来，他的生活相当拮据。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学业，全力赚钱。学生签证过期后，他变成了黑户口，在建筑工地等处拼命打工。
我曾问过他：“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年，你都一直这么辛苦的打工，没想到做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挣钱不是更容易吗？”
他依旧温和地笑着回答我：“钱这东西，当然是想多挣，但我还真的不想发不义之财。我的那些上海同乡看到我在工地上卖苦力，都骂我无能，让我多动动脑子。他们要么靠在扒金库赌场里做手脚发财，要么靠偷东西、卖贼货。结果呢，我认识的说这些话的家伙，一共六个人，四个因为做坏事被抓住遣送回国了，两个在监狱里服刑。赚了钱又能如何？在牢里怎么花？我本来是个黑户口，风险就大，再去做那些犯法的事，风险更加大。我觉得划不来，还是老老实实打工为好。”
我笑着说他不像上海人，因为我熟悉的几个上海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二是有强烈的物质贪欲。不过，经过一段的交往，我心里却生出一种直觉：这个人应该值得信赖。如果我真的需要找一个在歌舞伎町街头导游的帮手，托尼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几天后，我在托尼午间休息之前来到扒金库店里，约他到咖啡馆“上高地”谈谈。落座后，他扭扭捏捏地说：
“我要一杯免费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八百日元。要让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觉得太奢侈。
“不要担心付账的事情，是我约你来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请客。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不要客气。来份三明治怎么样？或者来份意大利面条？”
我约他就是想和他谈入伙的事。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了。像我这样拉客的韩国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来越多，他们的足迹已经从新宿大剧院后面扩展到区役所大街。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蚕食甚至冲垮我的“地盘”。有很多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们拦住，而我则失去了一笔潜在的财源。我想和托尼商量，问他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干。
然而，还没有等我说话，托尼却先开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现在挣得太少，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连给上海的家里寄钱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挣钱多点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坏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干？”
不用说，我当然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正准备戒赌了，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帮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还正准备拜托你呢！”
第十二章 真相(5)
从此，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了，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托尼比我想象得还要能干。他不是那种靠花言巧语招徕顾客的人，而是凭着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沉稳和可信，让客人感到放心，愿意去他介绍的店铺。他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第一个月，他挣了十万日元，第二个月达到了二十万，第三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每个月挣到三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觉到，只有托尼一个帮手是不够的。从区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条纵向的大街，还有十几条横向的小道，在这些如同棋盘般纵横交错的路面上，是一座座面貌各异的建筑。我和托尼虽然在其间占据了两个要冲式的位置，但毕竟是视野有限，由于担心错过客人又不敢随意走动，顾此失彼的情形依旧存在。
于是，我和托尼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中文报纸上登个招募帮手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募集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导游，反响之好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很多人误会了我所说的“导游”的概念，当我在电话里把工作的性质大致说清楚之后，百分之八十的人打了退堂鼓。剩下的愿意尝试的人，首先要经过我和托尼的面试。但在三天之内，我们见了十几个人，感觉都不大合适：有的刚来日本，对此地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有的阅历上没问题，但给人的感觉是太世故圆滑，不那么忠厚可靠。我的原则还是宁缺毋滥，因为招来的人要每天和自己并肩协同，假如不够稳妥踏实，不但不会为我加分添彩，反而会带来损害。
日本进入梅雨季节了。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有时小雨会连续半天的，即使在暂停的时段，空气的湿度也很大，仿佛总是淋湿后未能晒干的感觉。站在街头的我，手里还要多一把雨伞。但即使这样，歌舞伎町的人流还是没有明显的减少，这里永远是喧闹的。
这天深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同学陈海波打来的。自从范勇遇难后，我们每年总会联系一两次，我还带他去过一家色情澡堂。本来他要去自己开一家店，然而，他还是待在扒金库赌场的老路上，不过是从东京周边转战到了外地。用他的话讲，真的成了流窜于日本各地的“游击队”，足迹遍及冲绳以外的日本国土。他给我打电话是看到了我的招聘广告，想介绍一个远房表弟来试试。
“为什么不叫他跟着你赚大钱呢？我这里很辛苦的，一站就是大半夜。”我笑着问他。
他在电话里笑道：“他刚来，日语不行，样子又紧张，一看就是被怀疑的外国人。他要是跟了我，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电视里播出抓住中国人犯罪团伙的新闻啦。”
“好吧。那改天一起见个面，等你回东京的时候。”
“好久没碰头了。我现在就在高速公路上。明天下午行么？”
“好。下午五点。上高地咖啡店。”
次日午后四点多，我就先到了。我喜欢上高地咖啡店一进门口右侧的那张桌子，因为它的两边都是落地玻璃窗，可以看见街景。一场雨刚刚下过，天色已经微微有些暗了。四五个染着枯草般黄发、皮肤黝黑的女中学生嘻嘻哈哈地走过，她们的超短裙和及膝白色长袜有些刺眼。对面的那家烤肉店挂出了“二千八百日元自助餐”的巨大布幔，而旁边的一家电话交友俱乐部则变成了名叫“汉城”的韩国按摩店。歌舞伎町就是这样，有的东西自从我第一次来到此地就没什么改变，可也有些事物则是天天新气象。
五点稍过，我看见了陈海波的身影从远处走来，他的身边是一个个子较矮的男子，陈海波朝我挥了挥手。当他们坐下后，我给托尼打电话让他也来见个面。不一会儿，托尼就赶来了。
陈海波对他的表弟说：“这是李哥，歌舞伎町的活地图，你以后要请他多指教。”
“李哥，我叫魏小军，你叫我小魏就行了。”小魏欠了欠身。
“别客气。你哥哥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是多年的交情了。”我跟他握了手。
“他今年4月份刚来，人生地不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多教教他。他年纪轻，吃苦是没问题的。”陈海波说。
“能吃苦就好。我们当时刚来，还没有人帮忙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去搬家？”我笑着说，陈海波连连点头。
大家聊了一会儿。我说：“既然你们来到新宿，我这个地主应该表示一下，一起去吃个饭吧。”我们选了一家临街的台南小吃，要了几杯啤酒，话题聊得越来越远。忽然，陈海波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手机，说：“我出去接一下。”起身到了店门外。
“你表哥现在可是大款了。”我开玩笑地说。
托尼对小魏说：“看你的胳膊很结实，像个运动员啊。”
第十二章 真相(6)
小魏笑了笑：“我以前在体校练过散打。”
“哦。”我和托尼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惊奇。
“那你是个武林高手了。”我说。
“哪里哪里？”小魏连连摆手，“我和我哥比起来差远了，他参加过全运会呢。”
“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他也是高手？”我有些惊讶。
“是啊。他是我们省射箭队的队长呢。”
射箭？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异样，好像勾起了我心底尘封已久的某段回忆。对，死去多年的范勇！他的后脑正是中了一根弩箭。这难道是巧合？我的心绪一下子乱成一团。往事种种，此刻都轰然降临。我突然想到，从我认识陈海波的那天起，他就说在国内是商店的售货员，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曾是个射箭运动员的身份呢？
陈海波回来了。我冷不防说了一句：“老范出事，一转眼这么多年了。”说完把眼神笔直地盯在他的脸上。
他有些吃惊：“啊？是啊。六年多了。”他迎着我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空气有一度凝滞了，小魏问道：“老范是谁？”
陈海波咽了一口啤酒：“一个老同学，被害了。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查出是谁干的。”
我掏出名片夹来，找出名高和其他几个警察的名片，摊开在桌上：“没事。我现在认识不少日本警察，关系也都不错，我会和他们说老范的事，只要凶手还在日本，早晚会被抓出来。”我的口气不容置疑。
“好，够朋友。”陈海波举起杯子和我干杯，眼光却开始有些闪烁。
托尼坐了一会儿就说要去工作，先离开了，我又要了一杯啤酒。可是，陈海波和我之间突然好像什么话也没有了。我们早早地散了，他坚持要结账，我没像以前那样和他争抢。
在饭店的门外，他朝我点点头：“我们先走了。”
“好。要是警察需要知道什么关于案子的线索，我会找你帮忙。”我故意重提此事。
“行。”他笑着说。
我一个人回到上高地，坐了半个小时，头脑里纷乱如麻。说良心话，范勇和陈海波都是我的朋友，我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认为陈海波一定是杀害范勇的凶手，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他呢？那我真的是无法接受的了。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一顿，然后把他亲手送交到警察的手里。因为，毕竟朋友之间的背叛是最可怕的。
我正想着这个烦心事，托尼给我打来电话：“喂。你怎么搞的？吃饭时我看你好像不对劲。”
“噢，没事。我肚子有点痛。现在好了。”
第十三章 风尘劫(1)
自从和陈海波分别之后，他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我拨打他的电话，被告知该用户已停机。我心里便越发感觉到事情的蹊跷。等我见到名高的时候，曾经几次想向他问起这个案件的侦破情况，并愿意提供线索，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还是没有更确凿的证据，证明陈海波与范勇的死有直接关系，要是陈海波真的是清白的，那我岂不是害了他。不过，不管怎么说，陈海波从此在我的世界中消失了，他就像歌舞伎町我曾经熟识的那些人那样，如烟一般消失在霓虹闪烁的街头，迷离缥缈，而且，让人永远也找不到头绪……
这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喜欢上了怀旧。那是来日本已经八年的时候了，八年，在中国人说来常常是和“抗战”联系在一起的。而我的八年也是一场抗战，歌舞伎町就是我的战场。回顾八年来的历程，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
我最初进入歌舞伎町工作的那家小饭馆。小个子的佐藤依旧在忙碌，依旧喜欢看棒球，依旧吃他自己做的生鱼片，我偶尔会去吃一顿饭，他会特别给我加上两盘免费的小菜。
还有那间人妖俱乐部现在还在，但里面所有的舞者、服务员，乃至老板都早已换成新人。有一次，我带两个中国内地的客人去看人妖表演，发现里面的灯光和音响都更新过了，但舞台的轮廓依然。我伫立在观众席的最后面，远远望着舞台，那些搔首弄姿的人妖们依然舞动着他们的大腿，眉目间是异样的妩媚，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在那里舞动着的身影……
东京的秋天就这样来临了，带着火红的枫叶，飘落在沙白色的街道上。爽朗的天气里，歌舞伎町嘈杂的音乐声却泛着一股淡淡的感伤。夜色降临的时候，一些背着大书包、穿着超短裙的女中学生在色情店前顾盼生姿，引诱着一群日本中年人在那里驻足观望。手里拎着大瓶威士忌的正装职员，脸红脖子粗地吆喝着Gackt的音乐，在一个穿着浅粉色和服、浓妆艳抹的艺妓的搀扶下，往情人旅馆的方向走去。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我刚吃过饭，站在一番街上。我遇到了一个人。
当时对面走来一个女子，第一眼时感觉有些面熟。细看的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了，因为我认识她——苇子。
我们已经有近七年未见，我们曾忘情享受鱼水之欢，我们熟悉彼此，更重要的是，我曾对她有过感情。
我呆住了。
她的模样变了。七年前，她总是穿着性感时髦，发型时尚，一看就知道是歌舞伎町风格的女郎；而今她的穿着比那时朴素得多，完全是街头一名普通妇人的打扮，神态中也少了年轻时的飞扬。
她也看到了我，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惊异的神色，她或许同样不能相信眼前的现实。
我上前几步：“好久不见。真的没想到，还会在这儿遇见你。”
她浅浅地笑了：“对，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在这里。”
然后，长时间的沉默。
“你怎么样？”
“还可以。你呢？”除了这种简单的寒暄，我们大概都找不出什么话可说。是啊，七年前的往事，怎么能浓缩成几个字、一句话？
“想请你喝点什么？你有时间么？”我鼓足勇气问。
她看了看表：“也许……可以。不过我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她似乎是不好意思地又笑了笑。以前她不是这样的，她那时好像从来不在乎时间，不在乎自己做出任何决定。
“好吧。就一会儿，坐下聊聊。”我做了个请求的姿势。
她笑着说：“你的夫人不会介意吧？”只是在这一会儿，她的眉线轻轻一挑，过去的影子又隐约出现了。
“在那之后不久，我就和爱梅离婚了，也有六年了。不过……”
“哦，对不起……”
“没事。我是想说，我现在又结婚了，妻子是一个日本人。”我盯着她的眼神。
她微微垂下了头：“哦——”有些落寞的声音。
“我们走吧。”
我没有带她到我经常去的上高地，而是选择了西武新宿车站旁的一间格调高雅的咖啡馆。那里静谧的氛围和雅致的环境，我觉得，更适合这次谈话。
我们各要了一杯法式咖啡。她用小勺轻轻搅拌着加入的奶液，动作娴静，在这一刻，我想到她可能已经成为一位少妇了。
是的，七年之后，我们都不再是二字头的年轻人了。我看着她的眼角、她的脸颊、她的衣饰，都可以发现岁月走过的痕迹。过去的狂野生活，使得她有些早衰，这是歌舞伎町人的通病，我也不例外。但此际，我的脑海里幻灯般浮现出当年她的神情举止。在桌子下，我的腿碰到了她的腿，她没有闪避。我的感觉似乎又回到了从前……我重见苇子，才知道我对她的记忆是如此之深。
第十三章 风尘劫(2)
“对不起。”我用日语中愧疚最深的说法表达了我的歉意，低下了头。这是我几年来一直掩藏着心底想要对她说的话。
她急忙欠了一下身：“没什么。没什么。”
“是我的错。我没有告诉你我那时结婚了，是我骗了你。请原谅。”
“没什么。”她的神情很真挚。
我那时给她打传呼，她一直没有回。她现在告诉我，在那天出事之后，她很快就离开了歌舞伎町，并且没有再回来过。此后她去过名古屋，在那边待了两年。大约五年前，她回到了老家鹿儿岛县。
“你结婚了吧？”我问。
“是的。”她点点头。三年前，她和当地的一位公司职员结了婚，现在是专职家庭主妇。
“你怎么样？一直在歌舞伎町？”她问起我的经历。
我好像遇到了一位可以倾诉一切的亲人，和她毫无保留地讲起了我的第二次离婚，我的业务上升，我遇到了久美子，有了孩子……
“那也不错。恭喜你。”她微笑道。
“谢谢。”
“你一个外国人，真的很不容易，今后要小心啊。”
“放心。我会的。”
我忽然想到，七年之后，她为什么又出现在歌舞伎町呢？
“我现在很少来东京，这次来了就想看看歌舞伎町有什么变化。”
“变化很多。七年了。”
“是啊。有好多地方我都认不出了。”
“我们曾吃过饭的饭店，有的已经改成了扒金库。”
“不过你还在。”
“呵呵。我会在这里坚持下去。”
在那一刻，我有强烈的想和她重温往日欢爱的欲望，甚至就要说出口要请她去旅馆了，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阻挡着我。在欲望之外，有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可以回忆，但不可以再走回头路。
转眼之间，一个小时就要过去。她淡淡地说：“不好意思。我要走了。”
我起身去结账，陪她下楼。在电梯的门关上后，我对她终于说出了那段话：“苇子。其实在那段日子，我真的很喜欢你。”
她平静地听着，然后笑了：“谢谢。”
在街头。我本想给她一张我的名片，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夜晚，有这样一次重逢，已经是我做梦都不敢想望的意外惊喜，我还何必奢求更多呢？
“再见。小心保重。”
“再见。你也请保重。”
我们像普通相识的人一样作别，彼此鞠躬。她在转身前朝我挥了挥手。我一直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于夜色。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看待我，不知道她是否原谅了我，尤其不知道的是，她是否对我有过认真的感情。我到底是否填补她当时空虚的小白脸？还是她也从我这里感到过真诚的快乐？这个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
不过，这样没什么不好。我接受这个结局，因为我觉得它还不错。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我们或许只能如此。固然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意好感，但似乎谁也没有资格将之明确或使之永恒。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爱，也许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伤感归伤感，念旧归念旧。在现实生活中，我必须打起精神。
托尼加盟之后，我还是必须多找几个帮手，于是招募的广告又刊登出来了。广告里强调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有正式身份的中国人。因为如果是偷渡者或者是“黑”下来的留学生，在歌舞伎町这种人来人往、关系复杂的街头，是做不长久的。
其实，从1993年1月开始，蛇头组织的存在已逐渐被日本人掌握。原因是中国内地偷渡出国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到90年代中期就成为日本社会极为关注的重大焦点。曾经有这样一个事件，从福建偷渡去美国的轮船“黄金冒险号”驶进了美国东海岸，由于原本应来接应的小船不知为什么没能按时赶来，船里的偷渡者们耐不住性子出外窥视，想找机会靠岸，竟使轮船在慌乱中触了礁，结果，三百多名落海的偷渡者拼死想游到岸上。这一偷渡事件因此震惊了全世界，也使偷渡成为国际性的重大犯罪问题。
像1994年的“快活林事件”的凶手，据日本的媒体称，犯人是上海黑帮从内地招来的职业杀手，报酬是一千五百万日元。而我从黑帮那里听说的是，作案者不过是一名偷渡过来的福建人，报酬为三百万日元。也就是说，作案者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职业杀手，而仅仅是一个债台高筑、躲在集装箱里飘洋过海的偷渡客。而且，从“快活林事件”之后，在日本不断发生的大多数中国人凶杀事件都是像这样的一些偷渡者所为。因此，偷渡者的犯罪问题成为日本警察相当头疼的难题。
那些偷渡者付给蛇头数百万日元才能来到日本，而这数百万日元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东拼西筹借来的一大笔债，有的甚至借的是高利贷。他们带着梦想登上日本这个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就是想在短期内还清借贷，并且给家里汇回去大笔的金钱。可是，等他们到了日本以后，才知道这儿早已不是想象当中的黄金宝地了。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已经结束，这些没有正式身份的人已经难以找到多挣钱的工作。于是，他们就面临还不了钱的困境。
第十三章 风尘劫(3)
还不了钱的后果会怎样呢？不但自身生命受到威胁，在国内翘首盼望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都有可能遭受不测。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不能及时还钱，致使其国内的家人遭到了报复。所以说，大多数偷渡者之所以走上犯罪之路，完全是被逼的。
至于为什么偷渡客屡禁不绝，而且会愈演愈烈呢，除了一些中国农民求富心切、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之外，跨国的偷渡组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蛇头常常与日本的黑社会勾结，成批地将借了高利贷登船的国人运到公海，再趁机将他们换到日本的船上，这样便能顺利地躲过海上自卫队的盘查。没有日本黑社会的协助，按照以前那种大规模闯过海防线强行登陆的成功率已越来越低，已经被偷渡团伙放弃了。
除了那些偷渡者靠不住外，还有很多签证过期“黑”下来的人，他们也是可能犯罪的“潜在力量”。
1997年深秋，我就跟一个蛇头做了一次正面接触。
当时，我跟托尼分地段在街面上招徕东游西逛的旅日外国人。一个中国男人冲我径直走了过来。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他是那种所谓“道上的人”。他的年龄应该在五十岁上下，眼神凶恶，但又绝对不是一般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痞子流氓之流。他的西装虽然颜色艳俗，却能看出是高级品牌，而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等他走得更近些，我能看到他手腕上的手表，是镶了钻石的劳力士。
没错！一定是中国黑社会的。
我一愣，马上开始设想着应付方法。以前在歌舞伎町出现的那些态度蛮横无理、流里流气的中国黑道分子当中，百分之九十都只不过是些马仔之流的家伙。而直到这一段时间，才有个别真正是“道上的人”，也就是黑社会中够级别的角色开始大摇大摆地出现。
此人是香港人，对我这个在路上拉客的中国同胞好像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我像往常那样给他介绍我的工作内容，问他是不是想去哪一类店里，他脸上立刻浮现出了微笑。
“唔！好啊。你放心，小费少不了你的。不过，你能不能多花点时间陪陪我？我第一次来歌舞伎町，什么都不懂，一个人可不方便。”
外表看上去有点怕人，没想到言语并不粗鲁，也没有强人所难。我对这个神秘的香港人产生了好奇，决定陪陪他。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善于与人打交道，不管怎么样，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这位香港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能帮上我的忙。
我把他带到了我自己喜欢去喝酒的那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在周围多名陪酒小姐的簇拥当中，他一边喝酒，一边与她们打情骂俏。小姐们教他某些下流词汇的普通话发音，他像模像样地模仿，然后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小声提出想单独跟我谈点事。我叫小姐们回避到一边，他开始严肃起来，盯着我的眼睛开始发问：
“你在歌舞伎町做了有多少年了？”
“已经快九年了。”
“哎呀！时间还不短啊！怎么样，钱挣得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不算坏。”
“不算坏指多少钱？”
他像个审问嫌疑人的警察那样紧紧追问道。
“要说的话，和日本的公司职员的平均月收入差不多吧！”我必须有点保守。
“平均收入到底是多少钱呢？”
“具体数字请允许我保密，行吗？”
他的问话方式虽然很和气，但却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看来，他确实不单单是个有钱人，没错！他一定是黑社会中人。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我想另外问你一件事，你和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有交情吗？”
我开始吹牛：“当然，歌舞伎町里的黑社会组织我都挺熟的。你想，我每天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站着都这么长时间了，和他们没有特殊的关系，能干到现在吗？我和他们的大人物都有私交。”
“嗬！还挺牛的，有本事！看来，你在里面挺有路子的了？”他盯着我的眼睛问。
“啊！路子多少还是有点的。”
“我想，你也不可能一直都站在大街上靠拉客人生活，赚大钱的机会和方法可是很多，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挣到很多钱，何况我一看就知道你这小子挺机灵的。怎么样，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干？”
接下来，他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一个专门运送偷渡客的蛇头。
我详细问他的姓名，他有些神秘地说：
“就叫我安迪好了！”
黑道上的人，一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真名告知别人的。
安迪告诉我，他就是专门组织人从中国偷渡到日本、美国的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为了将买卖做得更大，他这次就是专程来日本，想与日本的黑社会联手。
第十三章 风尘劫(4)
“上陆时的接应由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来安排，你可以做我们与日本黑社会之间的联络员，报酬会给你很高的。”他的眼神流露出强烈的渴望和恳切的成分。
原来，他是想拉我当他们在日本的联络员。我当即拒绝了他；“对不起，这个我可做不来。我的胆子太小，经不起大风浪。”
安迪干笑了两声，没有再勉强我什么。我们在街头分手了。从此，他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已经遇到过多少次这种情况了。那些蛇头们非常需要懂日语又能帮他们做事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组织接头、传递消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为钱所困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愿意为蛇头的偷渡活动充当中间联络员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刚来日本时或许都是挺不错的留学生，但是很快就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最后终于走上这条不劳而获的路。而我，还算是成功地控制了自己。虽然我所做的事和色情业紧密相连，但这毕竟是在日本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告诫自己的是，我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尽管有些行业的利润惊人，像这些蛇头几趟下来就能赚个上亿日元，但我宁愿靠自己站在街上努力引导路过的游客来获取报酬。
话说回来，那时我招聘引路人时，也不会考虑用这些偷渡者以及“黑”下来的非正式身份的留学生。在招聘广告发出以后，三天之内，我和托尼面试了二十来个应募者。其中，我只选中了一个叫杜伟的男孩子。他是东北吉林人，来日本留学半年多，一直在兼职做清洁员。我看好他的外表的忠厚，尽管托尼在私下里对我表示他可能有点木讷，不一定适合干这行，但我在陈海波的事件之后，决定把一个人的忠诚老实与否当做最重要的考量。杜伟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于他的能力，可以在实践中锻炼。我相信只要他肯努力，歌舞伎町引路人的工作还是很容易上手的。
第一个星期，杜伟的收入不大好，只有两万多，我从自己的钱包里给他掏了五万，因为那几天天气不好，客人较少。此外，对于以前连歌舞伎町都没怎么来过的他来说，最初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看着这个年轻人，我总会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样子，那时的我对周遭充满了同样的好奇和困惑。杜伟还是个懂礼貌的青年，对我和托尼都很尊敬。到了第一个月底，他的成绩渐渐好了起来，连起初对他不那么信任的托尼也夸奖他了。更有意思的是，杜伟年轻帅气，也得到了几位老板娘的青睐，或许是因为那些在风尘中经历多年的中年女人，对他这个单纯的小伙子格外喜欢吧。
有一天，杜伟带着两个客人去了一家酒店之后，走到我身边，有些局促地说：
“李哥，刚才他们店的老板娘找我谈，让我去她店里帮忙。”
“哦？怎么说？”
“说一个月给我三十万，只是调调酒。”
“那不是挺好？”我笑着说。
他的脸红了：“我不会去的。”
“哈哈。怕什么？她又不会吃了你？”
“我觉得现在这样不错。真的。李哥。”
“那就好。”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
一个月后，杜伟的生意越做越好。凭着他的一脸诚恳和善良，许多外国游客都很乐意经他引导，到想去的店里消费。他的收入也一下子猛涨起来。
突然，有一天铃木打了一个电话过来，恶声恶气地说：“李，你怎么管教你那个小伙子的？居然让他搞我们头子的女儿？！”
“什么事？哪个小伙子？什么女儿？”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杜伟在歌舞伎町导游期间，结识了到这边来做社会调查的山口组一个小头目的女儿。那女孩儿在东京大学就读社会学，想做一个歌舞伎町外国人生活状况的调查，居然自己大着胆子就摸了进来，刚好遇上了在街头做导游的杜伟。也不知道是缘分，还是她故意的，居然就找上了杜伟，让他帮忙给介绍歌舞伎町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杜伟还一直防着她，可是，两个人在歌舞伎町里到处闲逛，日久生情，居然有了瓜葛。这事被那个小头目知道了，当即将女儿幽禁在家，而且，也给杜伟发出威胁。可是，杜伟居然是个直性子，似乎想模仿电影电视里那种英雄救美的故事，拼死也不愿意放弃那个日本女孩。结果，铃木也被动用起来，把消息传到我这儿，可能是真要动手了。
怪不得那段时间，我觉得杜伟有点魂不守舍的，原来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于是，我慌忙向铃木赔不是，说：“请您一定跟他们说，杜伟只是一时糊涂，我会让他忘了这件事的。有时间我请您吃顿饭。最近可是一直特别受您的照顾啊！”
铃木的声音多少变得婉转了一些，他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说：“李君，你马上让那小子乖一点，不然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我可没数。”
第十三章 风尘劫(5)
我低声下气地放下电话，慌忙拨了杜伟的手机，把他召到身边来。
杜伟接电话时声音就有点含糊，我当时还没在意。等他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面目清秀、人高马大的他居然一副萎缩的模样，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怎么了？要紧吗？”
他无言地摇了摇头，抹了一把唇边的淤血。
原来今天他在街头导游的时候，不知哪里钻出一群人，揪起他的衣领子就打，嘴里边还骂咧咧地叫着：“看你小子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幸亏旁边酒店的老板娘暗地里叫了警察，那群人见警察来了，才匆匆散去。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打成怎样呢。
“你知道是谁干的？”我试探地问他。
他点了点头，嘴里用中国话骂了一句：“操他狗日的！”
“是你惹上人家了吧？”我盯视着他的眼睛。
想不到他也用直愣愣的眼神盯着我。
我不动声色，继续盯着他看：“你要知道，这是日本人的地盘！”
他的眼神渐渐地缓和下来，眼睛斜觑着路边的招贴画，那招贴画上，一个拄着绅士棍、戴着绅士帽、留着小胡子的日本男人正笑容可掬地招手欢迎着迎面而来的游客。杜伟唉了一声，说：“李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劝勉他说：“女人还会有的。可你命就这么一条。歌舞伎町就是这么个地方。”
他点了点头：“谢谢你，李哥。”
“要紧吗？”我指指他身上的伤。
“没事！”他爽快地说，勉强露出一个笑脸。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杜伟慢慢变得成熟起来。我后来约铃木和他一起出来吃了顿饭，算是把这个事情给抹了过去。杜伟也因此特别感激我，跟我的关系又重新近起来。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1)
被金融风暴困扰的东南亚翻过了1997年的一页，199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经济萧条使得整个日本的消费市场都很低迷，它也像一片乌云那样笼罩在歌舞伎町上空。许多日本人经营的酒店不管规模大小，相继倒闭。而中国人开的酒店却急速取而代之，数量越来越多。在布满大大小小酒店的区役所大街上，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酒店相互抗衡的状态，但到了1998年，中国人开的酒店就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的按摩店也开始呈现燎原之势。在这之前占据主流的韩国按摩店虽然风靡一时，但很快就被中国店压了下去。
新宿歌舞伎町历来是寸土寸金，纵然经济不景气，地价房租也没有大幅的滑落。那些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除了一些老板娘身后有日本富翁支撑以外，其他人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呢？
只要是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面，每个月也要五六十万的房租，地点好的更贵些，而且在签约之前要缴纳十个月房租的押金，还不包括白给房东的礼金和给地产中介商的手续费，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七八百万根本就不要想开张，更何况还有装修、进货等费用。一家店开下来，一千万日元的投入也算平常。而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就算从十年前开始打工，只要他的工作是合法的，扣除学费和生活费之外，要想攒下这么多钱恐怕只能在梦里实现。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在日本成功创业的，相反，此类例子也为数不少——有些头脑聪明或学有专长的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做贸易，或者搞技术，取得了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精英人物却是不会来歌舞伎町开酒店或按摩店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一轮抢滩歌舞伎町的强猛攻势，连日本社会也感到惊奇。
事实上，在歌舞伎町能够如此财大气粗，投资千万还腰缠万贯的，绝大多数是通过伪造电话卡、赌博游戏作弊等违法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就像当年的范勇和陈海波那样，每个月的收入多则千万，少则百余万。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对于公用电话和赌博游戏厅加强了防范措施，他们基本上难以做钻空子的违法牟取行当，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以免坐吃山空，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了色情业。
中国人开办的色情业越来越兴盛，我们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些。而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人们在色情业上寻求心理慰藉的需要更强，这也为我们的“导游”生意带来了商机。不过，歌舞伎町的街头，又出现了新的敌情。
黑人，作为一个新生的皮条客势力，开始冲击我们的生意。
黑人皮条客最初出现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毕竟东京是个国际都市，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最初，当看到几个黑人在歌舞伎町晃荡，还以为他们也是游客。很快，我发现他们从事的工作似乎和我一样。我想上前探听他们的底细，但他们对我提防，并没有把我当做客人。我一转念，才明白我的着装过于正规，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所以他们才对我不感兴趣。接下来，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随心所欲，似乎不受歌舞伎町的行业规则的行事。托尼和杜伟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托尼敏感地说：“这帮家伙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我也有一些担忧。
我知道了黑人们为之拉客的两三家酒吧，好像都刚刚开业不久，从外观风格上看完全是欧美气派，从招牌到价目表全是英语。俗话说，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得先弄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于是，我从曾经登过广告的某报社请来了一位懂英语的编辑。我对他说要请他帮忙翻译材料，约他在新宿见了面，随后进一步说明了我的想法：由他作为客人进到店里了解一下详情。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有些犹豫，他真是个老实人，从未来过歌舞伎町。可是，我知道他在英国留过学，也去过美国等不少国家。在我的恳求下，他答应去试试。
在朝一个膀大腰圆的黑人走去之前，他对我说：“我要是遇到麻烦，马上给你打电话，你帮我报警，一定啊！”神情很恳切。
“你放心吧。”我安慰和鼓励并用。
果然，那个黑人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跟着黑人朝一间酒吧走去，还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在酒吧外面抽着烟，等待他的消息。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就脚步匆匆地走了出来，看见我如同见到了亲人。我急忙带他来到“上高地”。
他的脸上还有点红，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尴尬。
据他说，这种酒吧在英国叫做“无上装酒吧”，里面有类似脱衣舞场的舞台，只穿一条T型短裤的白种女人赤裸上身在舞台上跳钢管秀。如果客人看中哪个，付一千日元的小费就可以让她到自己的身边来跳，也可以用手抚摸她的上半身。但他告诉我，那些黑人说只要他再付八千日元，就可以把女人带到旁边的单间。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2)
“他们是哪个国家的？”
他不愧是读书人，有板有眼地说道：“那些黑人说是美国人，但我听出他们的英语其实并不流利，应该是来自非洲某些国家的。里面的女人也自称是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什么的，可是东欧口音特别重，有的则是拉丁美洲的口音。”
“太感谢你了。”我欠身向他致意，付给了他一万日元的报酬。当然，他在酒吧的花销都由我来承担。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知道了那些黑人和酒吧是怎么回事。我头脑中的歌舞伎町就像一部词典，现在遇到了几个新词，就必须要把它们储存进去。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些黑人直接起冲突。
1998年的春天，东京下起了霏霏的细雨。这天，我刚刚和三名中国客人说好带他们去看脱衣舞，一个穿着白衬衣的黑人就跑过来用英语说“要不要漂亮的女孩”，三个客人中有一个听懂了，便流露出想去的神情。我狠狠地瞪了这个黑人一眼，大声用日语说道：“这是我的客人！你懂不懂规矩？”没想到他根本看都不看我，依旧露出白得吓人的牙齿，笑嘻嘻地说：“也可以看女孩跳舞，很便宜。”
客人中有一个动了心，但其他两个却比较冷淡。一位说：“你问问那些女的是不是日本人？”会英语的便问黑人。黑人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NO！NO！”我听到他嘴里蹦出一串国家的名字，什么法国、美国、意大利之类的。客人中为首的发了话：“走吧，走吧。我们来的是日本，当然要看日本妹。那些美国妞，我们早看过了。”还是跟着我走了。
按照歌舞伎町不成文的行规，在我和客人商谈好了一起走向某家店的过程中，其他的皮条客是不能上前搅局的。日本黑社会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也好，只要在这里混，就要遵守行规。当托尼和杜伟也遇到了被黑人半路杀出的事情之后，我想我应该和铃木说一下这种情况了。
但还没等我说，日本人皮条客也和黑人发生了冲突。在一番街的小广场上，正值华灯初上，两名黑人和两个日本人皮条客厮打在一起。我听见叫骂时就跑了过去，站在旁边观望。没两个回合，两个日本年轻人就被打倒在地。无论身材还是打架的本事，他们都和黑人差得太多。紧接着，日本皮条客的同伙纷纷赶来助战，变成了七八个人打两个，但黑人仍然游刃有余。只要胳膊一抡，就把小日本摔个趔趄；拳头一打谁，就让他当即摔倒。如果日本皮条客不抄家伙的话，估计再来四五个也不是对手。
正在这时，警察吹响了哨子。看到这幅情景，两个警察掏出了枪，喊道“STOP！”黑人住了手，但日本皮条客以为本国人来了，便不肯善罢甘休，终于跳上去打了黑人一拳。黑人立即毛了，马上重新开战。警察们手忙脚乱，几乎要朝天鸣枪了，费尽气力才控制住局势。
两名黑人被警察带走了。我和后来赶到的托尼、杜伟看得意犹未尽，心想这下黑人终于要收敛一下了，便决定去“上高地”吃点东西。
这段时间，杜伟被一个东北女孩绊上了。那女孩也是先在日本留学读语言，后来在歌舞伎町当陪酒，日子长了，签证过期，就“黑”了下来。因为是老乡，女孩在情感上就显得特别依赖杜伟，居然情愿为了他放弃赚钱的机会，准备回家过好日子。杜伟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是，他觉得现在是在我这边帮忙，而且又面临黑人的威胁，所以，他特别放心不下。我跟他说，既然这个女孩子认的是感情，而不是金钱，已经算是歌舞伎町的一朵奇葩了，要是当初我的女朋友有这种想法，我在情感上也不会这么波折了。所以，虽然我也舍不得放走杜伟，但是还是劝他要珍惜对方。
我们正谈论着杜伟的事，没想到一抬头，竟看到那两个黑人晃里晃荡地走进来，居然就坐在了我们旁边。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了？看他们的样子，得意洋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问其中一个：“你们不是被警察带走了么？没事了？”
那家伙哈哈大笑，拍着胸脯对我说：“警察？那帮浑蛋敢把我怎么样？我老婆是日本人！”
我们三人对视了一眼，调侃地笑了笑。
这些黑人确实大多来自非洲，他们的妻子也果真是日本人。一种说法是，日本女孩子普遍比较风骚，喜欢精力旺盛的黑人，而黑人们野兽一般的外表也令她们觉得很酷。所以，黑人在日本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容易猎艳。这一点令很多外国人都难以理解。在街上，一个日本女孩傍着黑人的场景并不少见。在涩谷等地还有那种黑人音乐风格的酒吧，里面挤满了日本女孩和黑人，有的跳完一支舞，就去了情人旅馆。更有趣的是，在录像带出租店里，专门有日本女性和黑人的色情录像带，有的摄制组还带上漂亮可爱的色情女星到海外找黑人拍片。这种心态很有意思。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3)
作为日本人配偶，黑人们在签证上绝不发愁，在行为上也就无所顾忌。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想我应该正面跟铃木求教了。于是我打了他的电话，约他出来，和他说了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担忧。
铃木听完我的控诉，笑了笑：“没办法。”
“他们不守规矩不行啊。”
“别说我没办法，就是上头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些平日里威风得很的黑社会，居然也拿十多个外国人没有办法？
铃木点头说：“我们的人找他们谈过，要他们一是要守规矩，二是要交保护费。他们同意交一点钱，但说不懂什么规矩。别说你有意见，我们下面的小兄弟们都被气死了。可你想怎么样？杀他们一个？太不值得。吓唬他们，他们又不怕。所以我说没办法。”
原来黑社会也有对付不了的滚刀肉。
既然黑社会都管不了他们，我也只好忍耐了。不过这帮家伙实在是目中无人，一见到你身边有客人，马上就凑过来。这天，和我讲好条件的客人被他们抢了去，我终于忍不住了，骂道：“浑蛋！”那个黑人听到了，转过身来没有回骂，突然用他那如同打了鞋油般光亮的脑袋向我脸上顶过来。
“咔”的一声，我的脑袋受到重击，眼冒金星，一股温热的黏稠液体立即滑过嘴唇，嘴里也充满了甜腥的鲜血味道。等我睁开眼，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手上全是血迹，地上也斑斑点点，周围站了十多个人看着我，黑人早已不知去向。我马上打电话给托尼和杜伟，他们两人一看到就火了：“谁干的？”
“那帮黑人！”
“我操他妈的！”杜伟抡起袖子，眉毛直竖，好像要找他们去拼命。我急忙拦住他：“以后再说，先带我去医院。”
托尼也赶忙给我先止血。
等久美子来到医院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血止住了。久美子握着我的手，抽泣起来。
“没事。”我安慰她，可是鼻子仍疼得很厉害。据医生说，我的鼻梁骨被撞得有点移位，但并无大碍。
我在医院休息了三天，还做了脑震荡等多项检查，总算顺利出院了，不过，在两星期内，我必须带上一个固定鼻子的黑色面罩，就像我小时候在电影《佐罗》里看到的侠客面具。儿子看到爸爸变成了这个样子，还不大懂事的他竟然被吓呆了。我装出怪兽的声音，跑到他的跟前，逗他玩，小孩毕竟是玩心重，看着我给他做各种鬼脸，终于笑了。
我重新回到歌舞伎町，原来认识我的人都过来询问我的伤势。一个中国小姐被我吓了一跳：“你不是要去参加假面舞会吧？”我做了个邀请她的手势，她咯咯笑起来，但我却不能笑，否则就会疼得想哭。
我受伤的消息，铃木很快就知道了。或许他觉得必须要为我出面说话，于是便安排了我和打伤我的黑人的见面。见面之前，他已经和我讲清楚了。如果我要医疗费和赔偿的话，黑人一般不愿给；如果我放弃这些要求，黑人可以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找我的麻烦。我想了想，也只好接受后一条。他拒不赔偿，我也没更好的解决之道。只要他们以后能收敛，我就很满足了。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地生存是第一要务，我不会为了一种意气之争而冒险。假如他们付给我赔偿，以后就会把我视为敌人，那我就得面对更大的风险。要知道，那可是一群不懂道理的浑人。
铃木和一个叫长谷川的同伙陪着我，和那个叫拉蒂的黑人见了面。那家伙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对不起”，和我握了下手。长谷川说：“以后你和李君要搞好关系，别惹麻烦。”他心不在焉似的说：“OK。”谈判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在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略有好转，至少不再来拦截我的客人了。
不过，他们和日本黑社会的矛盾却在加剧。过了半个月，我可以摘下面具了，有一天，看到几十名日本黑社会成员拎着练习剑道的木刀和棒球棍，气势汹汹地走来。难道又是大游行？不像。有人掏出照相机，走到每个黑人面前“喀嚓”，将他们的照片拍摄下来，一连拍下了在歌舞伎町街上的所有黑人。我也没搞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些黑人更是一头雾水，在被拍照的瞬间，个个僵在那儿。我想，这也许是日本人的一种威慑手段？
在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我正撑着伞在一番街上招呼客人。突然，两个日本人开着一辆小货车朝着站在酒吧前的几名黑人冲了过去，旁边的路人发出了尖叫，那几个黑人反应还算敏捷，躲开了汽车。但汽车正撞在了酒吧的大门上，“轰”的一声巨响，两扇门都变了形，玻璃四溅。肇事的日本人随即倒车逃跑，几个黑人竟在震惊中没有缓过神来。
杜伟可能听到了风声，马上打电话问我：“李哥，你没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