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町案内人
作 者 李小牧
书籍简介
一个中国人在日本首都东京最为繁华的地段——东京都歌舞伎町亲身经历以及他周围形形色色人等的生存状态。让人无法相信的是，在这个时代，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发达国家，竟公然存在着各路黑社会帮派主宰下的、严格划分了势力范围的情色王国。他们引诱、拐骗和胁迫来自各国的年轻女性充作性奴，时刻准备扩大自己的地盘，并高度戒备被其他团伙吞并，必要时不惜大打出手、互相残杀。这部纪实文学真实地折射出了日本当代社会一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场景，一个能够让读者感到震撼和悲哀的场景。这个场景或许可以对那些认为日本是发财天堂的人来说，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光荣与梦想
由凤凰卫视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唐人街》，因其涉足地域之广、拜访人群之巨、创作立意之高，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遍访世界各地透视全球华人状况的史诗性电视作品。
摄制组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近40个国家，访问了从普通移民到华商侨领，从小留学生到管理高层的各界各类华人华侨，对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况、心路历程、周边环境和文化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片中一段段或感人至深或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凝结成一部恢弘的海外华人创业史、奋斗史、功德史和发展史。
许多观众已注意到，拍摄《唐人街》的这群年轻电视人，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多岁，有着不同于他人的选材角度和拍摄风格。但他们的镜头语言力求客观真实，他们的采访也充满了人文关怀。这群大多非科班出身的年轻电视人，在凤凰提供的广阔平台上发挥了他们的潜能，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并由此得到了锤炼，走向成熟。
《唐人街》是凤凰卫视继“千禧之旅”、“欧洲之旅”、“非洲之旅”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电视行动，如果说前三次电视行动是对异彩纷呈的异域文明的解读，那么《唐人街》解读的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是矢志成为世界顶尖华语传媒的凤凰卫视的一贯宗旨和光荣梦想，《唐人街》的摄制工作便是努力实现这一宗旨和梦想的一次成功实践。有专家预言，21世纪是龙的世纪。《唐人街》真实地记录了龙行天下的艰辛和豪迈，也揭示了中华文化和异域文化从水火不容到最终水乳交融、共同组成璀璨瑰丽的世界文明的必然规律。
最近，《唐人街》获得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特别奖，观众和专家的肯定和褒扬，相信是对凤凰人最大的鼓舞。目前，《唐人街》已完成了100集的拍摄和播出。我在此向凤凰卫视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随着凤凰卫视节目的电波，向全球华人道一声平安。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刘长乐
震撼与悲哀中的思考
我的手边放着大型纪实文学作品《歌舞伎町案内人》的文稿，它记录的是一个中国人在日本首都东京最为繁华的地段——东京都歌舞伎町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的生存状态。
与以往的阅读感受不同，我没能从这部作品里感受到审美的愉悦。更准确地说，我从中真切感受到的，是由作者披露的那些内幕故事所引发的强烈震撼和深深的悲哀。我实在无法相信，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发达国家，竟公然存在着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一切——各路黑社会帮派主宰下的、严格划分了势力范围的情色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最为发达的“支柱产业”当然是赤裸裸的和不那么赤裸裸的各种情色交易，以及围绕这个有着极高利润的“支柱产业”形成的上下游加工链——引诱、拐骗和胁迫来自各国的年轻女性充作性奴；为具有不同特色的各种色情场所物色潜在嫖客并按道上的规矩收取佣金；时刻准备扩大自己地盘并高度戒备其他团伙吞并自己的地盘，必要时不惜大打出手、互相残杀。
在歌舞伎町这个情色王国里，最高原则就是一个“财”字。为了金钱，警视厅的高级警官可以为来自上海的“妈妈桑”通风报信以使其逃避打击；风尘女面对上门抢劫的强盗宁可舍命也不舍财；纯洁小女生心情复杂地与嫖客走向情人旅馆；作妻子的则浑然不知腹中胎儿的父亲是哪位客人。毫无疑问，处于这个王国最底层的，只能是那些黄皮肤、白皮肤和黑皮肤的女人们，那些或怀着淘金梦或带着美好理想来到日本、希望在这里实现她们美好愿望的各国女性。在歌舞伎町这个人欲与物欲横流的地方，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异化，为了金钱和邪欲，他（她）们自甘堕落，杀人越货，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残害祖国的同胞。当然，也有个别人还能坚持操守，挣扎着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留下一小块清净之地。他（她）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失去这块清净之地，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将很快彻底泯灭于这个声色犬马之地。
较之于那些完全迷失自我甚或失去生命的男男女女，尽管也曾历经夫妻情变、黑社会滋扰、绑架等等厄运和来自朋友的犯罪诱惑，主人公“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去日本十四年后，“我”毕竟还活着站在东京歌舞伎町的街头为客人“案内”，还经常需要在报纸上登载广告招募扩展事业的帮手，甚至可以“像帝王一般缓慢地驾车巡视自己的地盘”。不过，这一切就是主人公所苦苦追求的人生价值吗？
在本书的结尾处，作者告诉我们，他似乎并没有从这看似蒸蒸日上的所谓事业中感受到多少幸福，毋宁说，他更愿意尝试着做一些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劳命伤财的傻事——办一份中文小报，试图在日本这个极为特殊的语境中获得一种话语权，为了他身旁那些中国人的话语权。我们不知道他能在这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上跋涉多久，只能默默地祝愿他，守着内心里的那小块清净之地，走好！
应该说，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透过主人公的个人际遇，真实地折射出了日本当代社会的一个场景，一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场景，一个能够让读者感到震撼和悲哀的场景。对于那些认为日本是发财天堂的人们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对当代日本社会还不够了解的人们来说，这个场景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尽管日本早在百余年前的明治时代就开始积极引入西方文明，甚至提出了极端的脱亚入欧论以强行推动现代化进程，但封建主义意识至今仍顽固地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男性原理就是这种意识的一个反映。由此看来，女性在日本社会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就不足为怪了。最近，日本人权组织的一个报告表明，目前大约有七万五千名外国女性在日本被迫从事情色交易，其交易额已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与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大致相同。而另据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提供的资料，日本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贩卖市场。如同《歌舞伎町案内人》中那些来自各国的女性一样，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年轻而漂亮的女性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日本那形形色色的歌舞伎町。令人心酸的是，《歌舞伎町案内人》中那些女性的不幸际遇，早已为不断到来的各国女性们做了残酷的命运暗示。
不过，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包括歌舞伎町那些可怜女性在内的日本性奴的不幸遭遇，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宣布，将对日本的性奴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以避免更多的外国妇女落入日本黑社会的魔掌。我们希望，《歌舞伎町案内人》中的详实报道能够加快这个正义的进程！
许金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出版人的话
2004年深秋，我和几位同仁在北京一座历史感浓郁的四合院里与香港凤凰卫视集团李吉瑞副总裁一行人见面，双方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就出版凤凰卫视节目丛书事宜达成了协议。转眼五个多月过去了，《李敖有话说》《唐人街故事》《冷暖人生》等友谊凤凰丛书相继面世了。
凤凰卫视正式开播九年来，不乏脍炙人口的优秀栏目。将这些栏目编辑成书出版，是我们心仪已久的事情。尽管现在电视传媒几乎具备了垄断性强势，全球识字人群的阅读率不断下降，但是以纸张和文字作为主要介质的书籍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书籍能够把荧屏上转瞬即逝的内容凝固在纸上，让喜爱凤凰卫视节目的观众可以随时重温、慢慢回味那些曾深深感动过他们的场景和话语，并把这一份精神上的愉悦长久地留给自己和家人。书籍还能有效地扩展凤凰卫视的受众群，让广大看不到凤凰卫视节目、甚至根本不知道凤凰卫视的同胞，无论他们身处喧闹的城镇还是穷乡僻壤，都有机会分享凤凰人所传递的思想和理念。
令我们有些始料不及的，是丛书编制过程中驾驭表现形式转换的难度和几乎重新组织文字所花费的时间。把电视镜头所录制的立体场景，转换为平面媒体的图文表达方式，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照搬电视节目脚本或现场记录稿就可以完成的。特别是像《唐人街故事》、《冷暖人生》等栏目都是凤凰卫视所有参与者呕心沥血创作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精品之精品，如何既要保持原有的品位和特色，又要充分体现书籍的本色和美学特征，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为了尽快出版第一批丛书，公司的编辑们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与凤凰卫视有关人员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编辑们对凤凰卫视提供的节目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筛选，并且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和工具书，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改写，终于使书稿如期付梓。
已经出版的友谊凤凰丛书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已于今年1月出版的《李敖有话说》一书，是与本公司有着长达十数年出版关系的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凤凰卫视同名栏目的评论精选。全书贯透着李敖先生辛辣、率直和嘲讽的批判性风格，可谓旁征博引，嬉笑怒骂，言辞入木三分，文字激扬跌宕。严密逻辑的力量、直指要害的剖析和善言雄辩的技巧跃然纸上，令人淋漓畅快。《唐人街故事》取材于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的后70集，编写成稿31篇。这些文字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记录了全球各地华人的生存状况，散发着异国风情的气味，又饱含着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热爱。众多主人公极富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相信能令读者得到多方面的生活知识和人生启迪。《冷暖人生》以民间档案的风格忠实记录了28个普通民众的鲜活感人故事。他们那真实而非同寻常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小人物身上闪耀的生命之光、理想之光，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故事催人泪下，发人深省，令人震撼，给人力量。总之，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这几本书都是细读佳作和典藏精品，阅读它们的过程，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和体验。
在此书出版之际，谨向香港凤凰卫视集团的刘长乐总裁、李吉瑞副总裁，向凤凰台的电视人，向凤凰影视公司具体负责出版事务的杨小宝先生，向所有为本丛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
施玲
2005年4月於北京朝阳西坝河
引 子
2002年5月，春末夏初的日本列岛。
我的手机几乎是24小时毫不间歇地响个不停。与下个月就要拉开帷幕的世界杯足球赛同步，我也与参赛的各国球队、来自全球的球迷一同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电视和报纸报道着一支支球队和一伙伙球迷踏上日本的土地，本来沉迷于棒球和相扑的日本人也关注起了足球，我则感到了一丝可以大有作为的兴奋。
当然，我可不是要将新宿歌舞伎町的中国人犯罪团伙组织起来趁火打劫，而是需要多增加一些“导游”的人手，特别是需要擅长英语的中国人——在世界杯期间，大量的国外游客会光顾歌舞伎町。
我与几个“同道”一起做着这项“引路人”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主动招呼那些来自亚洲各国的游人，带他们去歌舞伎町里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干我们这行的日本人也有不少，但他们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我们之间各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基本上不会有冲突。
我在日本的各家中文报纸上登出了招募广告后，我的电话就开始彻夜作响。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要知道，日本从平成年间开始的萧条，不但体现在经济形势的低迷上，同样直接波及到了在日中国人的生活。在这种时候，一个在日中国人能拿到广告上所保证的“每个月有二十四万到四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那绝不是一般的诱惑力。既然有这等好事，有几个不想来碰碰运气的？就算是半信半疑，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也不是一件难事。
面试时间总共不过十几分钟，青年人得到我让他等候消息的答复后起身离去。我继续坐在肯德基店里，点上一支烟，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歌舞伎町街头匆匆走远的那位留学生的背影。霓虹闪烁，恍惚间，我看到了十四年前的自己。
看见招募广告后打来电话的人，几乎都是反复追问一个问题——“真的能挣那么多的钱？”
毫不掩饰表示怀疑的人也为数不少：“你不会先花言巧语骗人，到时候再卷了钱溜之大吉吧？”问这话倒也有情可原，就在去年的新宿，一伙中国骗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收了同胞上千万日元的报名费，然后仅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人张口就劈头痛骂：“你这浑蛋。居然敢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引诱人去干拉皮条事！你不知道干这个事是犯罪？就因为有你这种害群之马，我们中国人的脸才被丢尽了！”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虽然我很想说，我是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在打拼，甚至我比许多在日的中国人都活得更争气。
不管怎样，最终真正前来面试的人多到了差点踏破门槛的地步。
我决定将面试的地点设在歌舞伎町剧院广场大楼一层的肯德基快餐店内。之所以设在此地，是因为从这儿可以将我的“地盘”一览无余。“地盘”的说法，有点像“黑话”，我并不喜欢，但那“地盘”对于我，简直就是我的命。站在这儿，一旦发现哪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当即飞奔过去就地解决。
我的“地盘”，是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两条街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是一块人人争抢的“肥肉”。干我们这行的，没有谁不想占据这里的最佳地点。地利的优势，就意味着滚滚的财源。
同行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几年来，我与一伙中国人的较量和抗争从未间断过。他们的头儿是个歪脖，叫金东，他曾经跟随我干过“导游”的活儿，后来独立门户。就在一年前，他还利用日本黑社会组织，企图强行分割我的“地盘”。可是，这可与在拉面店门前排队时的加塞儿截然不同，他们抢夺的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劳动果实，我跟他们死命地斗。不过，毕竟这里是日本，是日本黑社会的地盘，所以，从那以后，这两条街上形成了那个团伙和我并立的局面。表面上看，我和他们像是在和平共处，其实每天都在或明或暗的争斗中度过，我更是每时每刻毫不放松警惕地盯住我的“地盘”。
晚上七点半，歌舞伎町人潮涌动。从白天的困顿中苏醒过来的歌舞伎町，恢复了她的奢华和妖艳，她就像一个盛装艳舞的歌女，对过往的游人频抛媚眼。而我这天的第一个面试对象这时也出现在肯德基内。他是正在横滨国立大学读书的一名留学生，来日本只有半年时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他坐在我面前，显露出掩抑不住的紧张，握着可口可乐杯子的手在微微颤动。
“你好！别那么紧张。我看上去那么可怕吗？我难道会吃了你？”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我微笑着，温和地和他寒暄着，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兄长。
“没有！没有！我今天是第二次来歌舞伎町，上次还是在白天。”他的眼睛使劲眨动着，不过，在我的微笑中，他的紧张感渐渐消失了，“一直听说夜晚的歌舞伎町非常可怕，所以……”他歉意地笑笑。
大凡淳朴谨慎的中国人都会对夜晚的歌舞伎町充满一种恐惧感，我想恐怕连很多日本人也一样。但这种老实淳朴的人外加他口袋里揣着的留学签证，却正是我所需要的好人选。没有什么比身处异国繁华大街的红灯区上，与一个看上去就像黑帮的不正经的家伙走在一起更让人感到危险的了。我所招募的，一定是持有效签证的正经人。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1)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正赶上东京下大雪。那是从现在算起的十四年前，我，二十八岁。在此后，东京只下过有数的几场雪，而每当我站在街头，仰望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点染的夜空中飘舞的雪花时，我总会看到那个序幕般的夜晚: 我在雪中的新宿街头踯躅而行，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的地方。
1988年2月26日，我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和朋友雷结伴，经由香港到达成田机场。在通过机场的检查时，那位穿着制服的海关女职员问了我一句什么，后来我明白，她可能问的是我是否携带了需要报税的物品，但当时我哪里听得懂，稀里糊涂地看着她，笨拙地说了句事先学会的日语“你好”。她显然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把护照还给我，示意让我通过。机场坐落于千叶县，离东京市区距离很远。在通往各地的众多巴士站牌中，我们一下子就发现了醒目的“新宿”两个字。
对！就是新宿！我们上了车。
为什么直接到新宿呢？我只是知道那里是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据说寸土寸金，甚至于在我的脑海里，新宿就代表着日本。另外，我还听说过，新宿有亚洲最大的繁华街道——歌舞伎町，而且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80年代末期，在国内也能时常听到各种各样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红灯区”的传闻，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很少有人亲身体验过，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于是，我对这尚未见过的“歌舞伎町”，充满了想象与向往。在汽车行驶的途中，我看着窗外的日本风景，密密的连绵不绝的雪花，像阴郁的天空中降落的白色千重樱，山峦和河流都被雪色遮盖，一片洁白。一缕微笑浮上了我的脸颊，在我的心里，激荡起好奇心即将满足的兴奋。
傍晚时分，我们在新宿西口的巴士车站下了车。天更阴了，雪一片一片地落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视线：我首先看到了新宿中心地带的那些高层建筑群。华灯初上，它们在夜色中仿佛通体都镶嵌着闪光的钻石，和我幻想当中的一样美丽。
直到此刻，我的感觉才真实起来。啊！我终于来到日本啦！我来到了东京！我现在正踏在新宿的土地上！面对着眼前伟岸的高层建筑，我的心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天气很冷，但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取出一枝从中国带来的“红双喜”香烟，又递给朋友一枝，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圈在雪中荡漾出别样的花纹。呵呵，在日本吸的这第一枝烟的味道都有点特别。
我们不假思索地径直向歌舞伎町走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召唤吧！我们大踏步前行，甚至还哼起了小曲。不过，拖着这一大堆行李，在积雪中行走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更何况我们的目光还不时被路旁的景物吸引。
说到行李，初来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因怕日本物价太贵，会尽可能地携带一应俱全的生活器具。在我的旅行箱里，甚至有一套硬塞进来的被子，有一些够我吃上一阵子的各色食品，如干鱼、干肉、香菇等等，此外，还有大米和菜刀。现在的新一代留学生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或是难以置信，但对于我们早期出国的自费留学生来说，那是很多人共有的经历。当然，我还没忘记带上一瓶自己爱吃的臭豆腐。后来，我遇到的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一食物的臭味都退避三舍，但对我而言，它的味道却要胜过日本类似的传统食品纳豆，真的是“闻上去臭，吃起来香”，只要有了它，我就不愁吃不下饭了。
拖着沉重的箱子，我们终于到了歌舞伎町。从靖国大街跨入歌舞伎町的一瞬间，我兴奋得全身竖起了鸡皮疙瘩。
虽然它与我想象中的景象略有不同，但震撼是毋庸多言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里是色彩斑斓的世界！它们没有任何规则，没有秩序，不受任何约束，也不加选择地充斥在大街小巷。它们一下子跳入并占据了我的视野。我甚至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尽管我此前在深圳也到过一些热闹的街道，在电视上也见过许多灯红酒绿的场景，但此刻，眼前的这条大街和我如此之近，它那充满诱惑的特殊魅力的刺激，充斥了我的感官，令我陶醉。
伴随着视觉上的应接不暇，两旁林立的一座座店门里传出我们还无法听懂的日语或高音量的快节奏音乐，震动着我的耳膜。
“一小时八百元！”
从喇叭当中反复传出来的这句话自然而然地烙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尽管当时不明白它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提供电话聊天的价目宣传。这种电话聊天也是日本色情业的一个独特类型。男人们交了钱，可以拨打一些电话号码和另一端的女人聊天，如果谈得投机，就可以约对方出来见面，而那些女人既有年轻的学生，也有下班的职员和寂寞的家庭主妇。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2)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们巡视着那些闪亮的招牌，从间或出现的汉字中能猜出来哪里是可以喝酒吃饭的“居酒屋”，哪里是曾造成中日交流误会的“麻雀”（意为“麻将馆”），也有的则是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日文假名。后来才知道它们的招牌各是什么意思，比如电动游戏厅和弹子赌博房等等。当然，最无需语言说明的是“风俗店”（日语中，风俗业的意思就是色情业），因为他们往往当街矗立着大广告牌，上边贴着大幅的全裸女人照片。当这样露骨的广告刺入眼帘时，我彻底惊呆了。这可是在大街上啊。我一边满怀顾虑地小心扫视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偷偷凝视那个淫秽的广告招牌。身边的朋友那盯着照片的两眼发直、发红。
街上行人的衣装和身姿也同样让我感到了某种冲击。我在国内时就一直对时装很感兴趣，这次来日本留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学习时装设计，深圳在中国时装业也算超前的城市，但我还是没想到深圳与东京的差距居然会如此之大。东京号称东方的时尚之都，果然名不虚传。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些身穿宽松的西装制服、外面套着黑呢大衣的年轻男子，他们伫立在街头，有时朝某个行人走过去说着什么，我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引住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拉皮条的。东京的女性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靠近后仔细观察，会发现她们当中并没有几个真正的美女，有的还有些缺憾，但是她们当时身着最新款式的时装，脸上精心化过妆，与同年代的中国女子相比，有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我当时看来，许多人都是那么的漂亮和性感。
就凭这初次见面，我竟似乎彻底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花虽然毒，但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妖艳之美。是的，美丽，甚至是极度奢靡颓废的美丽，让人惊心动魄。在这之前，我一直听说歌舞伎町是个可怕的地方，但现在，我又体会到了她的神秘的魅力，令我的全身的神经都为之兴奋不已。不过，那时的我还没有想到，我后来的人生竟然和这条街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歌舞伎町逛荡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想我们真的是被她迷住了——才打电话给住在东京的“熟人”，向她打听怎样可以找到暂住的地方。说是熟人，其实连一面都还未曾见过。离开深圳之前，国内的朋友给了我这位叫程颖的中国女子的电话，告诉我遇到困难时可以打电话找她，她或许能帮忙。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当初来日时都像我们这样，事先没有联系好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就只身登上了前往异国的飞机。
“熟人”程颖很快赶来了，她看起来年纪和我差不多，来日本留学将近两年。简单寒暄之后，她说：“既然你们是朋友介绍的，本来可以让你们先在我那儿凑合一下的。但房间实在太小，没法睡三个人。我带你们去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先住下再说。”
从歌舞伎町走出去没多远，我们看到周围到处都是一些醒目的大招牌，每个招牌下面都有一座四五层左右的建筑，我认得有的招牌上写的是英语的“旅馆”。程颖在一个旅馆门前停下来，带我们进去，在门口的小窗子前和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我好奇地四处张望，觉得这个旅馆更像一个普通的公寓，灯光有些阴暗，也没有大堂。程颖很快拿了一把钥匙回来：“这是房间的钥匙。六千块。”我连忙掏钱给他，朋友接过了钥匙。我们向她道谢，她说：“没什么。我还有事，要走了，你们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开了灯，发现墙壁上贴满了粉红色的墙纸，在灯光下有种浪漫的意境，而房间正中是一张铺着白色床罩的双人床。我们欢呼了一声，放下行李，一下子倒在床上，好松软啊。本来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一个便宜的地方，能凑合躺下睡觉就行，没想到这里的环境这么好。我兴冲冲地看看这摸摸那，突然在床头发现了一个四方形的小纸袋：“这是什么玩意儿？”
朋友也凑过来：“打开看看。”我撕开封口，里面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小塑料袋，我把它翻过来，透明的一面告诉我这是只避孕套。
“哈哈。”朋友笑起来。我觉得受了羞辱，骂了句“他妈的”。我把这东西拿在手里捏着，感觉里面滑溜溜的，说：“日本人真变态啊，旅馆里面还发这个。”
朋友没说什么，下床转了转，马上有了更大的发现：“快来。快来。”我应声看去，那是一个在角落里的小柜子，表面是透明的玻璃窗。我们看到最上面的一层有个粉红色的塑料东西，看形状分明是男人的生殖器，后面还连着一根电线和遥控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玩意儿，除了新奇也有点恶心。下边一层有一根绳子，一个看上去像是手铐的东西，还有的根本搞不清叫什么。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3)
朋友去拉小柜子的门，锁着。我说：“这里写着，好像要投钱进去。”“操。”朋友骂道。
我这时觉得这家旅馆有点古怪了，但还不知道它的名字是叫做情人旅馆。初来乍到日本的我们更搞不清楚这种旅馆属于什么性质。
管它呢。我们脱了衣服就去洗澡，然后躺到床上。朋友打开了电视，每个频道都是我们听不懂的日语。突然，画面上出现了一对男女性交的情景，朋友拿着遥控器的手臂僵在那里。男的是个黑人，女的好像是日本人，不断发出大声的呻吟。更奇怪的是，他们的敏感部位被打上了一圈马赛克。我们呆呆地看着，我的身体一下子热了起来，旁边的朋友也令我感到极不自然。或许，他也是一样的感受。
“啪，”朋友关掉了电视。“操。”他又说了一句。一天的旅途劳累此刻涌起，我们关了灯，很快就死死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从旅馆出来，我和那位朋友到了分手的时候。我要去的那家学校离这里不远，乘电车只有两站，叫做高田马场。有趣的是，这里的站台上每逢电车要开，大喇叭里都会响起中国人熟悉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主题曲。“来吧，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我哼着曲子找到了将于4月开学的那家日语学校。
先是交了三个月的学费，共十八万日元。办理完入学手续后，学校的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办事员把我带到了与学校有合约的房屋出租中介所。
考虑到为了节省一笔交通费，我决定找一间学校附近的房子，价钱当然是越便宜越好，有一处是房租三万六千日元，面积为六帖，不带浴室的。对于六“帖”，我还没有清楚的概念，台湾同胞告诉我住两个人还是勉强可以的。至于没有浴室，可以到附近的钱汤（公共浴室）去洗澡。我看看这差不多是最便宜的价位，就答应下来，以日语学校校长做保证人签了合约。起初，我还以为三万六千是一年的房费，当知道这只是一个月的房费时，我的眼前顿时一片黯淡。不，还远远不止这些，签约时还要一次交清相当于三个月房费的押金和礼金，押金据说在我搬走时可以返还，而礼金是无偿付给房东的贡品。就这样，我从中国带来的全部财产，将近四十万日元，在顷刻之间就这样消失殆尽了。
我必须赶快找份工作了。
坐在除了两只旅行箱以外空无一物的房间里，我这才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不安。我不是独身一人，妻子也将在一个月后来到日本。此刻的我，体会到了焦头烂额般的忧虑。但是，古老的中国赋予了我勤劳的个性，我想，即使在这个远离国土的异乡，我也一定能够遇上好运的！
当天下午，我在口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汉词典，径直奔向歌舞伎町。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朋友那里知道，日本人对脏乱差的工作是不屑一顾的，这些工作一般都由旅日的外国人来干。而歌舞伎町作为一个风月场所，脏活肯定是少不了的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迫切需要一份工作的我，打算最先到那里碰碰运气。
对于一个不会几句日语的中国人来说，找到工作的线索并不难，因为那些饭店之类的店铺门口都贴着告示，“募集”两个汉字我是认识的，但能不能被录用则是另一回事。我走进一家中华料理店，里面一个厨师模样的胖子走过来，我掏出字典，先用日语说了声“对不起”。那家伙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就指了指门口的募集告示。他的态度并不友好，又说了一句，见我仍然糊里糊涂的，就用两只手臂交叉起来做了个拒绝的手势。我就这样转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收获。
天色渐渐暗下来，不知怎么，我就像一个犯人重返犯罪现场那样，竟然重又走到了昨天住的那家旅馆门口。这时，我看见昨晚没注意的一张启事，上面写着“募集清扫”。
我鼓足勇气，走了进去。那扇小窗子开着，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
“我，想工作，有吗？”
我拼凑着简单的日语单词，尽量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老女人没有表现出冷淡或回绝，她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时间”。我的心头一阵狂喜，她会录用我！我在日本的好运就从这一刻开始了。她和我一边比画，一边写字，终于使我明白明天午后就可以来上班了。一小时六百日元，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份工作，地点是新宿歌舞伎町。刚才还一直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
只要有工作做，别的困难都会解决！我那乐观的性格又立即回到身上，我一路哼着歌打算离开歌舞伎町回家。途中路过剧院前的广场时，我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身着西装和黑呢大衣的潇洒的年轻男人们正三两成群地站在大街上。他们站在那儿干什么呢？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4)
我悄悄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他们不断地向在路上行走的女性小声打着招呼，往她们手里塞着广告纸，有的还跟着某个女子走上一段路，似乎在央求或推销什么。我有些明白了，他们在为某种生意“拉客”。
“能穿这么一身高级的衣服，钱一定不会少挣！”这样想着，我感到自己有点寒碜。与他们相比，我的穿着实在是有点土里土气。看看那些衣着光鲜的家伙——藏蓝色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衣，配着色彩鲜艳的领带，外面套着一件潇洒的黑呢大衣，脚上的黑色皮鞋闪闪发亮。酷爱时装的我注视着他们，羡慕得心里直发痒。 “赶快赚到钱！我也要穿得亮亮堂堂的！”
次日午后四点，我准时来到了那家旅馆。出乎我意料的是，和我做同样工作的还有一个中国人，来自上海的老徐。那位老女人和老徐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通，我只明白她的意思是让老徐教我如何工作。然后，老徐带我走上电梯，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在电梯里，他问我：“你刚来日本？”我点头称是。他笑了笑，说：“这个活儿很简单，就是打扫战场。”
这个房间和我昨晚住过的大同小异。老徐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旅馆么？”我对此也正想知道个究竟，摇了摇头，等他的答案。
“这叫情人旅馆。”他的笑容带着淫亵，“说得明白些，这就是专门给男的和女的干那事的地方。”他打开电视，画面上又出现了一对儿正在口交的男女，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老徐说：“这种旅馆和别的不一样，可以过夜，也可以只待两三个小时。不管你是合法夫妻，还是婚外恋的情人，只要是想找个地方干一下，就可以来这里。”他站在那个装有古怪陈列品的小柜子旁，说：“你看，这还有小工具呢。”
我有点纳闷：“夫妻不是有家么？为什么要花钱来这种地方？”老徐笑了：“这你就不懂啦。怎么说呢？日本的房子很多是木头的，不能隔音，夫妻干那事都不敢出声，到这里就没事了。”他拍了拍墙壁，“这是隔音的，再怎么大声喊旁边也听不见。”见我仍有些不解，他嬉皮笑脸地说：“反正过几天你就明白啦。”
在老徐的讲解下，我明白了我的工作内容。说来很简单，在一对顾客离开房间后，以最快的速度将房间打扫干净。不过，给清扫员打扫房间的时间仅有五分钟。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要打开换气扇更换屋子里的空气，换好床上的枕套被单，将附在浴槽上的客人留下的体毛等污物冲洗净并擦干，将房间里的一切摆设收拾利落,使它恢复到“使用前”的状态。五分钟内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所以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项重体力活。
然而，与劳累相比，这份工作对人的自尊心更是一次考验。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在客人走后进入房间时，就闻到了空气中的一股隐约的怪味，似乎是人体的几种体液的混合，让人恶心。我拿起床前的垃圾桶，不用看也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只好迅速把它统统倒进我带来的大垃圾袋。
工作的第二天，我遇到了更加变态的客人。一进门，就看见床上的被单凌乱地散落在地上，而白色大床的正中间是一只刚刚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不得不把它从床上拾起，上面尚且残留着客人的体温。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按捺不住地大叫起来：“神经病！操你妈的浑蛋日本人！也不给我扔到垃圾箱里去！”那天出门之前，我的日本房东还给我指手画脚地上了整整一堂课，说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缺乏生活常识，如何不讲究卫生，什么中国人在房间里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等……他很严肃地要求我必须谨言慎行，不要破坏他们大日本民族的良好社会风尚。我现在真想把那个房东带到这个床前，让他看看日本人是如何讲卫生守公德的。
我和老徐说了这事，老徐拍拍我的肩膀：“呵呵，这个就受不了啦。我跟你讲，我遇到过更变态的。一个傻B把那东西洒得到处都是，我还得给他擦呢。”
这份工作的唯一好处，就是在没有活儿的时候可以歇着。我和老徐坐在一楼的一个房间内聊天，只要有客人离去，门口的一个显示器上就有红灯亮起。我觉得最难以理解的是，从下午起，旅馆里总是有客人，到了周末的晚上，竟然会出现所有房间满员的情况。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在旅馆里打发他们的性生活。
说到老徐，他来日本的时间并不长，比我仅仅早了半年而已，但他一直在这家情人旅馆打工，以至于成了“专家”。有一次，我忽然想起个问题，就问他：“要是一对同性恋来开房间怎么办呢？”
老徐笑着说：“那得看是女的还是男的。如果是两个男的，我们这家是不让进的，两个女的，可以。”
我问：“为什么？”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5)
老徐说：“两个女的无所谓，就是她们走后，我们也好收拾。两个男的可没那么简单，据说会闹腾得很厉害。”我听得哈哈大笑。
接着老徐又说：“还有呢，有些旅馆，要是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可以开房，两个男的带一个女的就不行。”
“啊？还有三个人一起来的？”我惊讶地问，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自己第一次和朋友来这里的情形，当时该不会让老板误会自己三个人是来这里干那个的吧？我的脊梁上开始冒出冷汗来。幸亏，那个程颖早走了一步。
“那算什么？日本人很流行的，叫3P。你没看过日本的色情录像带吧？有不少是几十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干的。”
“日本人真她妈的变态。”我恨恨地说，“你说那些电视里的毛片是不是真干？”
“当然是啦。那叫AV。那帮姑娘很赚钱。”老徐说。
“可为什么要挡上马赛克？”
老徐想了想，说：“直接暴露出来是违法的。”
我笑了：“你说这叫什么鸡巴法律！露出来和挡上马赛克要都是真干的话，有啥必要呢？”
“哈哈。”老徐不怀好意地笑了，“你知道我在日本的理想是什么？”
我看着他色迷迷的笑脸，立即心领神会：“我知道，不就是当毛片的男演员么？”他狂笑不已。
此后有一天，旅馆的女主人临时出去，要我们帮她坐在窗口收钱。我就有了亲眼目睹情人旅馆的客人是什么模样的机会。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来登记。男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已经秃顶的大脑袋泛着油光，看上去是个有钱的老板。女的顶多二十五岁，面貌姣好，尽管是在初春，却穿得很暴露，大片雪白的胸口引人遐想，身材凹凸有致。我不禁多看了她几眼。等俩人拿了钥匙进了电梯，我和老徐都不禁唏嘘起来。
过了十几分钟，我想到那个美女可能正在听任糟老头子的占有，心里简直愤怒不已。老徐大概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思，突然问我：“想不想干日本女人？”
“有点想。”我说，“你干过没有？”
老徐遗憾地摇摇头：“没有。”
我说：“街上不是有很多色情店么？花钱就行啊。”
老徐一撇嘴：“谁说的？日本鸡他妈的不接外国客，让中国人进的店里不是泰国人就是菲律宾人，要不就是自己人。”
“那怎么办？”
“呵呵，学好日语呗。等你的日语说得和日本人一样，谁也看不出你是外国人了。”
那老头子和美女走后，我和老徐一起进了房间，发现避孕套竟然没用，忍不住又恶毒地骂了老头子一顿。床上凌乱不堪，想想那样年轻美丽的女孩子就在这里把自己的青春身体奉献给一个可能比自己的父亲还年长的老家伙，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不平等的现实世界。
在情人旅馆工作的事情，我后来没有和语言学校的同学们说起。那间学校的学生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内地，他们都很年轻，在课间叽叽喳喳的，谈论最多的就是打工的情报和经验。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我，还有两个年纪比我还大的：一个来自东北的吉林，叫范勇；一个来自四川，叫陈海波。我们三个“老同志”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对于那些年轻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样子很看不惯。
有一次，那帮年轻人说晚上要组织集体去玩，有的人竟然说请假不去打工也要参加，真是不知道生活的艰辛。我们三人都表示拒绝了。过了几日，这些小孩们拿了一些照片来散发传看。我看了几张，不禁笑了。照片上，他们全体在一家情人旅馆前合影，接着是分组留念。那家情人旅馆的霓虹灯确实很漂亮，但他们肯定不懂其中的含义。我想周围的路人肯定也被他们吓坏了，好像没人会如此堂皇地在那里留影。范勇和陈海波见我在笑，就问我是为了什么，我这才给他们讲起了我在上学前的这份工作。他们听了也笑起来。但当我问起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却有些支吾。
不过，情人旅馆清洁工的工作收入实在太少了。随着我学会的日语简单会话多起来，我开始努力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在高田马场车站附近，我看到一家日本料理店贴出了招聘的告示，就去应征。一个小个子日本人和我见了面，他五十来岁，姓佐藤。他神色和蔼，耐心地听我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还帮我纠正了一个语法错误，然后告诉我，我被录用了。于是，我每星期有三天来这里，在厨房帮忙，做他的助手。主要的工作是切鱼、洗菜，有时也帮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最后是洗碗，每小时七百五十日元。
来日本之前，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是来自历史教材、影视作品，还有老人讲述的一些往事，毕竟我出生的湖南是抗日战争中厮杀多年的主要战场。所以，我总是觉得日本人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坏蛋。但是，来日本以后，我觉得很多日本平民和我们没多大差别。就像我的这位师傅佐藤，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一样。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6)
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的是，他教过我很多的事情，除了日语之外，还有在日本生活中应该注意的细节。最有趣的是我了解的日本料理的基本常识，基本上来自于他。一天他切了一小块生鱼，蘸了下和着绿色芥末的酱油就放在嘴里：“嗯，不错。”又切了一小块给我：“李君，你尝尝。”那是我第一次吃叫做“刺身”的生鱼片，觉得味道怪怪的，实在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生吃鱼肉，但为了感谢他的好意，我还是做出很好吃的样子。佐藤哈哈笑了，似乎觉得很光荣。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切点鱼给我吃。渐渐的，我还喜欢上了这东西，慢慢能品味出生鱼肉入口后不一样的感觉，以及不同鱼之间的区别。不过，我来自以口味咸辣著称的湖南，对普遍清淡的日本菜开始时还是不大适应。店里晚上会提供一顿晚饭，我就带了瓶自己的辣酱去。佐藤对这个很感兴趣，尝了一点点，却受不了马上去喝水：“太辣！太辣!”
佐藤还是一个狂热的棒球迷，店里的电视几乎每晚都有棒球比赛的直播，他也常常兴致勃勃地给我这个没有半点兴趣的人大谈巨人队如何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有一位叫长岛的教练如何受人爱戴，而他自己却是另一个叫大荣的球队的球迷等等。
但是，这样的工作，我还是不能满足。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我都希望能再找一点零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
在东京的下落合，有个民间组织叫“学生援助会”，那里大量提供招收打工学生的信息。我经常抽空去检索一番，有时也能有所收获。我干得最多的就是代人搬家的工作了—— 一天可以挣到八千至一万日元。周六和周日的白天，我基本都在忙于奔走。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也会找来范勇和陈海波，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说话解闷。也正因为这份工作，我得以粗略地跑遍了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大小小的众多城市。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1)
开学前的这个月，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我在东京银行办了个户头，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存了进去，到月底发了工资，账目上的金钱数额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我拿着账单，盘算着妻子即将到来的日子，心里一片焦急；像这样干下去，自己累得要死，收入却平平，那种我想要的黑色呢子大衣只能在梦里去穿了，就是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天傍晚，我和同期来日的一位朋友约好了见面。这还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碰头。大家都忙着上学打工，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在高田马场车站接到他，一起进了家中国饭馆。
“这狗日的，物价太贵了。看看，一份回锅肉加碗米饭居然要七百五十日元，在国内都可以买十份了。”
朋友边说边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们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面，吃完饭，两个人在高田马场的大街上闲逛着。路边有很多供人聊天的咖啡馆，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也灯火通明，里面坐着很多日本中学生，踮着脚，昂着头，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只能在春寒料峭的街道上漫步，一点也舍不得花钱进这样的店小坐。
作为地主，我向他介绍了附近的一个好去处：一个可以用伪造电话卡打国际长途的公用电话。在1988年，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都可以用卡打国际长途，于是在日的外国人兴起了伪造电话卡的行业。据说起初是伊朗人提供了主要货源，但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逐渐被中国人占据了。一张面值和真卡相当的假卡，售价不过是真卡的几分之一，后来发展到十几分之一，通话时间却相等，立即成为外国人最流行的东西。虽然一旦被日本警察抓住，就会被遣送回国，可是公用电话遍布大街小巷，日本政府也不能每一处都派人看守，因此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等着持假卡打国际长途的外国人排起了长队。后来，这种假卡每年给日本造成数以亿计日元的损失，终于导致了公用电话只能在投入硬币的情况下才可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但那时好时光还没有过去。我向朋友介绍的正是一台既安全又便利的灰色公共电话，而且正巧，只有一个上海人在打，我们等了片刻就轮到了。
和国内亲人交流完毕，朋友很开心，走到高田马场大街上的一家时装店门前时，他突然拉住我，向我耳语道：“你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吧！走，进去偷一件。”
我一愣。朋友的脸上笑容神秘：“没事！这种事我常干！”
当小偷？我虽然是个男人，但不妨碍我喜欢时装。从国内带来的几件衣服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大同小异，当我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看着身边的行人，常常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我确实想要一件新衣服。这家商店里的商品比较大众化，面向普通消费者。可是对于当时我那样一个穷光蛋来说，里面的任何一件衣物的价格都只能令我“望衣兴叹”。偷东西，尽管对我来说是没有过的经历，但此刻的我，有点心动了。在店里走了一圈后，我看中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色羊毛衫，五千五百日元。
朋友知道我看中了这件衣服，于是小声说：“我帮你看着，赶快藏起来。”
我的心提到了喉咙，觉得嘴里发干，头脑中嗡嗡作响。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那店里一定会叫来警察，把我送进监狱。即使不是什么重大罪行，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一定是在所难免的。我来到日本才一个多月，学校的课程才开始入门，妻子很快就要来日，况且我还有继续发展深造的野心。如果仅仅因为这么一件衣服，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的话……我迟疑了。朋友催促我：“快点动手！”几秒钟后，我终于把心一横，任由贪欲驱使自己，将那件羊毛衫藏在夹克衫里，转身和朋友向外面走去。在商店门口，两名穿着套装的礼仪小姐朝我们鞠躬，笑着说：“多谢光临。”我无暇多想，沿着早稻田大街疾走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实在无法克服心理上的紧张。但是从朋友的架势来看，他应该是经常下手的。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两个月后，我打电话给他，始终没有人接听，以后我也无法与他联系。在我的旧的电话簿上，他的号码排在程颖之后的第二位，但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见到我时，眼睛里闪现出了惊奇的目光。
“啊！李君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那件衣服。
过了几天，我到机场去接妻子爱梅，虽然申请护照有所耽搁，她终于也来到了日本，我们分开一个多月，终于团聚了。我想，初踏上日本土地的她，跟我一个多月前的情形也差不多，她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得老大，四处张望，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是新鲜的。我把她接到了我们六帖的小屋里，虽然两个人挤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她一点也没有抱怨的意思。她搂住了我的脖子，深深地吻了我：“多好，这是我们在日本的处女地。”望着她一脸兴奋的样子，我搂着她的丰满身躯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解开她的衣服，用长久以来的积蓄连番作战，她欢快地叫着，我想，可能声音有点大。以至于第二天，房东过来告诉我们，以后要安静一些，否则他要加收租金。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2)
爱梅是我的第二任妻子，虽然我当时还没到三十岁。1982年，我年纪轻轻就第一次结婚，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做好组成家庭生活的准备。于是，我背叛了妻子，同时也被妻子背叛，接着是越来越激烈争吵……1986年，我们离了婚。我的生命似乎是每时每刻离不开女人的，离婚之后，我很快又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那时我也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婚礼，没想到，到2002年为止，我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后于日本，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中国留学生喘不过气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工，但涉及色情、赌博等行业是被禁止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还是有一大批学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再想回头或刹车就不那么容易，相反，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级里，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级时装，还化了妆来上课，谁都明白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最高的工资是搬家的每小时约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可以很轻易地拿到每小时三千日元。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库赌博机上做手脚，居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几千万日元，这样的巨款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范勇和陈海波说因为我妻子刚来，要为她接风。我本不愿让别人破费，但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他们的盛情难却，就和爱梅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晚饭的地点是新宿的一家高级饭店。我曾在楼下仰望过，根本不敢奢望能到里面吃饭，因为楼下的菜单上仅一盘麻婆豆腐就要两千多日元，顶得上我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更令我震惊的是，范勇和陈海波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计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万日元。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虽然很平常的样子，但暗地里还是不同的。在爱梅去洗手间的空当，陈海波终于向我坦白，他们跟着一个叫小平哥的人在弹子赌场作弊，每天平均有二十来万的收入。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3)
“我们是好朋友。你要是有兴趣，过来一起干吧。” 陈海波说，“别给人擦屁股了。”
我没多想就婉言谢绝了，毕竟，我还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一会儿，爱梅回来了，他们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等到夜里回到我们简陋的住处，爱梅有些不满地说：“同样来了日本，人家怎么混得那么好啊？”我没做声。我想，这是我选择的生活，即使再苦再难，我也绝不后悔。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为何满足于做着每小时只有数百日元的体力劳动，为何我最终还是躲过了那些诱惑？人的一生是由许许多多幸运或不幸的事情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我没有陷入到旋涡中去，实在是一种福分——至少我现在还是这种心态。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
于是，来日本半年以后，我又开始在歌舞伎町里一家名叫“梦组合”的人妖俱乐部打工，以每小时八百日元的工资做招待员。这家店坐落于樱花大街与剧院广场大街之间的一座大楼的二层，至今依然在营业。
当时正赶上日语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在歌舞伎町转悠着，想找份更顺心的工作。我对那些“夜晚的工作”始终感到好奇，而“梦组合”就属于其中之一。
我当了几天的招待之后，对那些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人妖们不断重复表演的舞蹈更感兴趣。在火辣节奏和炫目灯光的交织中，穿着性感暴露的人妖们做出充满大胆挑逗意味的肢体动作。
不过，我觉得就舞蹈技艺而言，我绝不比这些靠跳大腿舞吃饭的人差，因为我从小就练习过舞蹈，而且几乎成为一名正规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在赴日之前，我在深圳待了六年的时间，是在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深圳虽然比不上东京的繁华，但众所周知，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又毗邻香港，深圳在中国已经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夜生活也很充实。各大舞厅每晚都有演唱会，我的业余爱好也在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常常担任舞台上的伴舞，收益不菲。白天，我是贸易公司的一名工作认真的业务员，到了夜晚，换上华丽的服装，我在舞厅大展身姿，成为引起女孩们高声尖叫的舞蹈明星。
于是，我希望自己曾经的舞蹈天赋能在东京派上用场。
说干就干。我结结巴巴向老板叙述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经历，提出可否让我登台表演一下。留着小胡子的老板起初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我当场给他来了个芭蕾式亮相——踮起脚尖原地一连转了三圈。他的脸上立即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下一场演出你上去试试，如果客人反响不错的话，工资给你涨到每小时一千日元。”
到了表演的时间了。
音乐轰然响起，一身黑色紧身西装的我与数名人妖开始表演“华丽”的舞蹈。这虽然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但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仿佛又回到了深圳的舞台上。我只是跟随着节奏，随着施展着自己擅长的芭蕾舞姿，店堂里立刻响起了轰然的喝彩声，随后便一浪高过一浪。“太好了！太棒了！”“我爱你！让我抱抱——”欢呼声、淫笑声此起彼伏，顷刻之间，我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当一曲终了，我和伙伴们谢幕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夹住一张张面额一万的日元，向我伸来。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拿这些钱，只是向客人们投去笑脸。身旁的一个人妖好心地俯耳告诉我：“快收下吧！这是给你的小费。”经他这么说，我才伸手接过几张递到我面前的纸币，要不然就会被别的人妖从旁将我应得的奖励抢走了。
我来日本之后,每日都为生活疲于奔命。在这当口，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加上还意外地得了这么多小费，心情简直好极了。看来舞台依旧是我的挚爱。那晚回到家里，爱梅还没有睡，我拿出我赚的小费给她看，还特意在她面前做了几个芭蕾动作。她有些冷漠地问我：“干吗今天这么高兴？”
我说：“我现在多了一份工作，小费也很多。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
“是吗？”她淡淡地笑了，“快睡吧。明天还上课打工呢。”那些天，她找了个在小作坊打包的工作，但是不久以后，随着作坊的一笔订货完成，临时雇来的人都被解聘了，她只好另找新的工作。
在“梦组合”打工的岁月里，我几乎成了那个二十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编者注）左右的店里的明星。每晚只要有我上场表演，气氛总是异常热烈。为了使我们的舞蹈看起来更富于观赏性，我和人妖商量，加入了一些新颖的动作，来观赏的客人更多了。当时，日本客人中间相互传说着，梦组合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会跳很专业的舞蹈。老板看我能为他带来这么多客人，见了我，笑得都差点变形了。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4)
这正是泡沫经济时代的尾声。那些口袋里有足够零花钱的日本人,一到夜晚就频繁出入于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花起万元面额的钞票来，随意得就像是扔掉一张张擦过鼻涕的餐巾纸一般。
少年时，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北京去从事艺术。我十三岁那年报考当时的“中国五七艺术大学”（“五七艺大”是“文革”中江青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舞蹈学院等艺术类院校合并起来，成立的所谓“综合性的艺术大学”，江青自任校长）、总政、海政、广州战士歌舞团，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淘汰。
我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从舞台上注视着疯狂的观众席。
一位看上去非常温和的中年绅士，突然将领带缠到头上，站到了椅子上，高叫着：“干！干了！”然后仰脖将手里杯中的酒一气灌了下去。
“再来一杯！快！再来一杯！”他叫道，有侍者立即将他的酒杯斟满。
店里的女演员们——不,是人妖们,在一旁齐声拍手烘托着气氛。这位客人像喝水一样一杯杯灌下肚的，那可是一瓶价值高达三万日元的法国红酒。我被日本人的这种花钱如流水般的疯狂劲儿惊呆了，也奇怪他们从哪儿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要知道在当时,仅仅是这位客人在我们店里一晚所花费的金钱，足以在我中国的家乡湖南盖起一座小楼了。
在休息的间歇，我有时也和人妖聊天，彼此的日语都不算好，但连比带划的，大致能明白各自的意思。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在一些杂志上看过人妖的报道，心里难免对他们有种偏见。不过，经过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发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们来到异国表演，出卖劳动，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赚钱。我和几个来自泰国的人妖聊天，说起将来的理想，一个说他要攒够了钱去做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说因为喜欢吃海鲜，将来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海鲜餐厅。他们问起我的理想。我的答案是：“赚钱。”是的，赚钱！但是赚钱之后又怎么样呢？我发现自己还没想好。当然了，我和爱梅第二年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一个菲律宾人妖还会说几句发音不标准的中文，比如“你好”、“再见”。据他说，他在菲律宾读中学的时候有过华人同学。对于中国人，他似乎颇有好感，原因是在菲律宾的不少华人都是当地的客户。他说，当年这些中国人初到菲律宾也曾被当地人瞧不起，特别是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当地人大多嫌弃不愿去做，而中国人任劳任怨，渐渐就有了些积蓄，然后转做小生意。时间长了，中国人变成了老板，而笑话他们的菲律宾当地人依旧两手空空。我听了这话，心里也不免暗自鼓劲：其实，现在的我，何尝不是跟那些初到菲律宾的华人一样呢？只要肯吃苦耐劳，总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的。
一般来说，虽然“梦组合”的性质是有点色情意味，但并不涉及真正的色情交易，客人们大多也是很规矩的，可是偶尔也会发生些意外。有一天，一个客人喝多了酒，突然抓住了身旁的一位泰国人妖，嘴里发狂般地叫着，大力撕扯着那个人妖身上的短裙，把短裙撕破了还不罢手。我听不大懂他含混的言语，但还是和其他侍者上前把他按住。据说后来这家伙被罚了一笔钱，几乎被送交警局，其实他是想要看看那个人妖的乳房是不是假的，有没有男性生殖器等等。我回到后台，看到那个被羞辱的人妖坐在梳妆台前哭泣。有几个人妖在安慰他，但很快音乐就要播放了，他们都不得不继续上台，强颜欢笑。我心里多少有点为他们难过，我走到哭泣的人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说了句：“没事吧？”
他还在哭，用男人的声音。我掏出刚才赚的一万日元小费，塞到他的手里。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中充满感激，但又把钱还给我。我再次塞给他：“收下吧。买点你喜欢的化妆品。”我又加重了语气：“忘掉。忘掉。OK?”
他点点头，破涕为笑。
其实我和这些人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由于语言障碍和职业的性质，彼此间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我常常觉得，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是些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同路人，不能说相濡以沫，至少也应该相互关照吧。
后来，我辞掉这份工作，和这些人妖最后告别的时候，他们过来逐一和我拥抱，气氛弥漫着淡淡的伤感。那位被我劝慰过的人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电话，甚至还有他在泰国老家的电话。他叫我将来如果去泰国的话，一定和他联系。我答应了。
那天我走出大楼，回头看了看“梦组合”闪烁的霓虹，知道自己这一段生活经历结束了。我忽然觉得很充实，经过一段这样的生活，自己增长了见识，认识了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也在生命中体验到了一丝丝感动。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5)
当时，我除了上场表演之外，还得兼做招待工作，这就是我辞职而去的原因。那种无论何时都必须不断对客人点头哈腰的日本式的工作态度使我疲惫不堪，有时忍受着客人那种毫不掩饰的歧视，还必须得赔尽笑脸，实在是太累了。结果，我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坚决辞去了这份工作。同时我也知道，光靠自己的舞蹈本领就在歌舞伎町混饭吃，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辞去了舞厅的工作之后，日语学校的暑假还没有结束，我又开始每天在歌舞伎町徘徊着，想重新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像我这样，不断对工作有更高的“追求”，是留学生们的普遍经历。随便问一个来日本两三年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谁没有打过五六份工？谁没有搬过好几次家？没办法，生活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如此。
一天傍晚，当我正忍着饥饿，盲目地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将头上戴的棒球帽低低地压住眼帘，他正站在人行道中间，向过往行人手里发着什么东西。
他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是那些拉客的，打扮土气。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随随便便走过去，手里立即被塞上他递过来的东西。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包纸巾。日本有很多商家将纸巾做成十几张的一个小包，在包上印自己的广告，然后雇人到车站或闹市街头免费发放。我在歌舞伎町走上一趟，假如来者不拒的话，能收到十五六包。这个又是什么广告？我把它翻过来，那一面印着一些令人费解的日语。
“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俱乐部！”
“歌舞伎町”的意思我当然知道，“第一家”的单词也知道，“俱乐部”的单词也明白，可这“相亲”的日语单词我立即翻开随身带着的小词典，查明了中文的意思。但这“相亲俱乐部”的真正含义我还是不能把握，难道是婚姻介绍所么？
事实上，我们学习的日语都是教科书上的正规说法，而生活中无法从书本上得知含义的单词、用法实在是不胜枚举。在国内动身前，我也学了一些“标准日本语”，但来日本才发现，那上面教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派上用场。即使在日语学校里学的东西，似乎也有和生活用语脱节的情况。别的不说，就拿在歌舞伎町遇到的许多招牌，课本上是不可能教授的，只有我们自己去理解揣摩。
在歌舞伎町，常常会冒出许多令日本人都难以理解的新词。比如说用日语片假名写着的“流行健康”几个字，在歌舞伎町，这个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可很长时间我都弄不明白它的意思。日语的片假名大多直接采用了外来用语。“流行”我明白，我自己就非常喜欢流行的时装，“健康”，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词。但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从竖在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大体可以猜到它有提供色情服务的含义。另外还有一些词语，诸如“同伴喝茶”、“SM喝茶”、“包间裸体”，都是怎么一回事？SM，我查了字典之后明白是性虐待的英文缩写，可又如何与喝茶联系在一起呢？还有一些店叫做粉红色沙龙，它们在宣传告示上写着“花瓣旋转，三千日元”的字样，又是什么意思？虽然我能凭借想象，大体知道这都是些性服务场所，但具体含义和区别还是无从知晓。
当时，拿到那个广告纸巾的我，不但不明白“相亲俱乐部”的具体含义，更无法理解上面的价目表。
“男性一千五百元，女性免费，饮料自由。”
由于这个广告看起来没什么色情嫌疑，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向老师请教。老师看了看，笑着回答说：“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店，我也无从知道。但这上面写着免费和提供不要钱的饮料，意思是明白的，即店里为了招揽更多的男客人进来，因而对女客人采取免费优惠。”也就是说，用免费吸引女客人进来，再以她们为诱饵，钓男客人进店消费？我记得当时我对这种商业手法感到很新奇。
几天后，我再次走到那个男人发纸巾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个“相亲俱乐部”的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的脑海里赶走。莫非我与它有什么缘分？这样想着，我决定去问个究竟。
“您好！请问你们这里需要打工的吗？”
我那蹩脚的日语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个男人把帽檐压得那么低，给人以神秘乃至冷酷的印象，但当他抬起头来，我看到的眼神是温和的。他慢慢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尽量将每个词说清：“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可能不要。不过，如果你愿意做我这样发广告纸巾的活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老板。”
这真的是一份好工作！只要站在大街上往行人手里发放纸巾，每小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一千日元。而且上班时间完全自由，自己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深夜都没有关系。如果打这份工的话，就不用担心与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了。我惊呆了，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机会。我被引见给了老板，他是个满面红光的中年大胖子。我向老板深深地鞠了个躬—— 一个标准的日本式行礼——请他雇佣我。老板看了一遍我填写的履历书，点了点头。我幸运地当天就被录用了。这回我也摆脱了整天泡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里的那些苦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