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6)
我在当天向佐藤和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辞职时，佐藤有点吃惊，他和我的关系处得不错，已经对我很信任，包括在忙的时候让我代他收钱记账。此外，我还是他讲解棒球比赛的唯一的“忠实”听众。他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么，我说“是”，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说了声“好”。接着，他委托我帮他介绍一个能代替我的帮工，要求是：“就像李君这样的。”我笑着答应下来。
情人旅馆的老太太对我辞职则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我又和老徐打了招呼。他问我新的工作是什么，而且问得不厌其烦。我有点烦了，所以当他问我每小时多少钱时，我胡乱编了个数字：“一千六。”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么多！你一定要帮忙介绍。”
我想自己之所以说出这个不着边际的数字，可能是虚荣心在作祟，也可能只是一个玩笑。但要我帮他介绍，这就成了一个难题。我的回答不那么干脆：“好吧。我试试看。”
“你别忘了，我可是一直很照顾你的。”他又说。
听到这里，我有些不快。照顾我？这从何说起？除了第一天向我介绍工作的基本内容，我可以感谢他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照顾的？恰恰相反，自从我来了之后，那些擦地、擦玻璃的活儿，我干了绝大部分，只是考虑到他比我年长，我才没有计较他站在一旁抽烟。
可他接下来的话更让我气愤：“你知道么？本来你干了两天后，老太太对你的表现不满意，想把你炒掉，是我帮你说话才让你留下来的。”
我压住怒气，笑呵呵地说：“是么？谢谢你。那我现在主动辞职，你就不用为我费心了。”
“瞧你说的。”他笑得有些不自然。
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两年后，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远远地看见他走过来，就一闪身进了旁边的游戏厅。我不想见到他，也不想听到他说我“不够意思”之类的指责。在我心里，那些人妖可以和我成为朋友，但他不能。
新的工作环境，简直就像天堂一般了。特别是能在自己喜欢的地带，想干多长时间就可以干多长时间，这一点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词——自由——的可贵。我既能站在我所喜爱的歌舞伎町大街上，还能挣到钱。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美差！不过，爱梅对我的新工作倒是不以为然，有几次她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能搬到大一点的房间呢？”我踌躇满志地回答她：“很快！很快！”
由于我急于挣到更多的钱，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街上拼命发纸。方法很简单，我不久就找到了诀窍——那就是微笑。我始终保持着笑脸，态度好得就像把行人当做了上帝，即使被拒绝了，我也笑着说上一句“抱歉”。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一部合格的纸巾发放机器。
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大街上，脸上始终不忘微笑，眼见那些装着纸巾的纸箱一个个空了下去，老板一天比一天喜欢上我，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吃饭。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肥胖，他对吃有着旺盛不减的热情。坐在饭店里，看着他狼吞虎咽，简直就像我想象中的相扑运动员。我估计他脱光了衣服，系上一条兜裆带子，真的可以登上赛台了。吃喝之间，我也自然地跟他关系熟了起来，常常跟他谈谈自己的头疼事。
那些天里，我最头疼的是爱梅的工作。由于是女人，能做的事本来就不多，爱梅在国内时虽不是大家闺秀，但还算是能吃苦的人，但现在完全得低声下气地做些打包清洗的工作，实在是有些难为她了。所以等她被人辞退，心情自然变得不好，有时候还会把怨气都转移到我的身上。她看到学校里很多女生，只要有个中等的姿色，都开始从事在斯那库酒店陪酒的赚钱工作，心里也越发着急。她提出了也想去那样的店里打工的想法。一般斯那库的陪酒小姐只是同客人一起喝酒、聊天、唱歌，最多彼此拍打几下，没有过分的言行。最主要的是和客人聊天，有些客人会把在公司、家里、朋友那里都没法说出口的心事在此间倾诉，所以有的斯那库里面还清一色的都是见识丰富、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但是不管怎样，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别人喝酒说笑，总是令我难以接受的，更何况我又不能时时在她身边，会发生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住。在她再次要求之下，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这时我对这个店的经营多少已经有些了解了。所谓相亲，只不过是形容而已。说到底，这个俱乐部仅仅是都市里寂寞的男男女女们想找个陌生人聊天，谈得来的，可能会留下个电话，谈不拢的，起身就可以走开。如果她在这里，我也能比较方便地了解情况。
于是，我向老板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的妻子也来日本了，现在我们俩都在日语学校上学，生活很拮据。她现在没有工作，你能帮她介绍个轻松点的工作吗？”
来日本半年，虽然日语还不流利，但我已经能将一些简单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哪天把你老婆带来面试！”老板一边擦嘴一边说。
几天后，我把妻子领来和老板见面。在我眼里很漂亮的妻子当时就被采用了。
第三章 真武(1)
新宿位于东京市的中心，东京最多的高层建筑、很多著名的大酒店都坐落在新宿。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中国等战胜国派宪兵对东京进行管制。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头些年里，很多国民党政府派驻东京的宪兵，用手里多余下来的口粮换成现钱，然后在新宿购买土地和购建不动产。如今新宿歌舞伎町三分之一的主要建筑和大型建筑，都是当年留了下来的老一代中国华侨的产业。加上很大一部分的韩侨（包括朝鲜人），他们在“二战”时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到日本做苦力，后来就留在日本。老华侨和韩侨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占有最多的不动产。在歌舞伎町，有的一整条街都是韩国人的店。现在我知道，黑社会最初在歌舞伎町的存在，是在关东大地震后，他们是一些韩侨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募捐、赈灾的社会团体，后来发展成为右翼的政治团体。日本的黑社会是全世界唯一被它的政府默认的。在歌舞伎町，黑社会的存在还起到平息很多小的冲突的作用。比如有人醉酒闹事，够不上打电话叫警察的，就让黑社会的来“摆平”滋事者，叫他掏点钱赔罪了事。黑社会有黑社会的规矩，讲黑社会的“道理”，讲黑社会的游戏规则。
秋天就要到了。依旧为经济问题困扰的我们继续着两个人同时打工的生活。我为那家相亲俱乐部做发放广告纸巾的活，爱梅则扮做店里陪聊的女客人。我渐渐发现，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晚上回到家后都很疲惫，往往是说几句话就急于睡觉。即使偶尔做爱，也很匆忙，生怕动作和声音惊动了房东。所以，有时候，我隐约会觉得爱梅已不爱我了。不过，这也许是来日初期许多夫妻的共同经历。
发放纸巾的工作做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也开始结识一些同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人和一些常客，这令我很高兴，至少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是个孤独陌生人了。
首先和我有交往的，是那些当初曾吸引我目光的“拉客”的日本小伙子，那些身穿黑色呢大衣的酷家伙。随后是陪酒小姐、陪客人洗澡的小姐、中国饭馆的老板、电话交友店的店长，还有一些不知整天到底在干些什么的街头小痞子。由于以前还从来没有过站在这条大街上打工的中国人，所以我成了一个新奇人物，加上还算得体的言行，很快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我这时还没有和歌舞伎町真正的主角——黑社会有过接触。那时街上常常走过一些看上去像黑社会成员的人，他们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裤子肥大，满脸横肉，但仅凭这副外表，我还无法明确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黑社会成员。那时我对于黑社会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出国前看过的香港电影，一贯作为良民的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与他们会有发生瓜葛的可能。
如今的歌舞伎町，随处可见从内地来的中国游客，但在十几年前却并不多见。那时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外国人之中，其次多的就是韩国人。女孩子则以菲律宾和泰国的居多。
我每天站在大街上，渐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或来考察的公司职员们频繁地上来问话。
“你也是中国人吧？听说这一带有可以看脱衣舞的地方，能告诉我们在哪儿吗？”他们打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这个话题。
那时候，每天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我一个，自然而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成了华人游客的带路人。
遇到台湾人我用普通话，遇到香港人我用广东话和他们搭腔。虽说我出生在湖南，但因为来日本前在深圳工作了六年，所以广东话也说得不错。一些完全不能使用普通话的香港人听到我会说广东话，立即加深了对我的信任。
每当遇到华人向我问路，我都会主动停下手里的活儿。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地方，我都会热情地为他们引路。作为回报，他们有时会给我一枚五百日元硬币或一张千元钞票作为小费。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和各个店铺的情况也越来越熟悉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一些从香港来的公司职员们到他们要去的脱衣舞场“T”，他们居然一次就给了我三千日元的小费。这使我看到了一个商机。我的责任是站在路上发纸巾，这份工作是每小时一千日元。我每天平均要站八至十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天至多也只能有八千至一万日元的收入。可这只是偶然将几位华人带到他们想去的脱衣舞场，就得到了三千日元。凭这段时间的经验，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但基本上每带一次,平均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五百至一千日元。赶上运气好的话，一次出手就三五千日元的大方客人也不是没有。有时候，只要短短的一个小时，我就挣到了比平时站一天的收入还要多的钱。
第三章 真武(2)
一个是辛苦一小时挣一千日元，一个是不到五分钟就挣到和这同样多的钱。
我开始动脑筋了。如果专门做在街上为别人引路的工作可行不可行？
只想不做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立即开始行动：在发放纸巾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我的“引路人”计划。
首先，我开始改变过去只是等待机会的被动局面，只要一看见华人，就主动上前询问。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我很熟，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寻找我的“顾客”。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和气。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想逛一逛这个素有亚洲第一的红灯区，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大多数人想尝试着进色情店铺里看看，又完全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种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价格如何，该付多少钱才不至于被骗，这一切他们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像什么皇居啊、秋叶原电气街、野动物园啊、迪斯尼乐园等处，在旅游指南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可是对于世界闻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的“内幕”，却让一个外国游客感到无从入手。他们可能听说过歌舞伎町是一个“可怕的红灯区”、“到处是黑帮分子”等恐怖的描述，除此之外便稀里糊涂。大部分游客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走走，那看看，但实际上心里却是既紧张又兴奋，跃跃欲试，充满好奇。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熟悉的母语问候他们，看上去亲切而规矩。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乃至老乡那样的热情，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等到他们确信我不像是坏人，又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停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我尽量采取低调的说话方式，注意不让他们有心理上的抵触。
“我可以带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并解答任何问题。如果满意的话,多少都没有关系，能否看情况付我很少一点的小费？”
我几乎没有遭到过拒绝。就这样，我迈出了“引路人”的第一步。
就在我偶然赚到三千日元那天，我乐颠颠地返回我的工作地点，却发现那条街上的气氛有些异样。
歌舞伎町主干的第一番街，地处中间的咖啡店“上高地”周围，忽然聚集起一大群人，大约有二百人左右。我开始以为也许是个较大的旅游团，但那些人的样子可一点也不像是来旅游的。
每一张脸看上去都不同寻常：有的人脸上留着很大的疤痕；有的身形高大，剃着光头；有的穿着背上绣着龙图的闪闪发亮的衣服，脸颊肿胀；还有的穿着纯白西服套装,里面是黑色衬衫，系着非常艳丽的领带，脖子上还搭着长长的白色围巾。他们简直就像是一些直接从黑社会电影上走下来的人物。
不一会儿，他们整队排成了四五列，向剧院广场方向进发。刚才还都站在路中央自信十足招揽客人的男人看到他们，都慌忙站到路边，一律将两手背在后面，毕恭毕敬地一动不动，要么就是堆出谄媚的笑脸，不断恭维着他们。
一个拉客的日本人悄悄向我耳语道：“看看！又要开始了！这是他们的惯例，很可笑吧？”
这群人就是黑社会团伙。那个和我低声交谈的日本人告诉我，这群黑社会团伙至少一个月“巡街”两次，多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在歌舞伎町走上一圈。实际上，可以解释成一种有威慑的行动。
在剧院广场周围，“巡街”的黑社会成员们悠闲地踱着步子，很多人看热闹似的聚集起来，他们在议论着。
“看！那家伙可真够壮的！”
“哎！那位一定崇拜高仓健！”
“这边的一个长得像不像章鱼？”
“那位年轻的，肯定在吸毒！”
“他们是‘极东会’的吧！”
“应该是‘住吉会’！”
“要是他们能光着上身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
这幅景象在当时给我一个感觉，一般的日本人虽说还是害怕黑社会，但骨子里却好像又喜欢他们。
歌舞伎町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打这以后，我无数次地目睹黑社会的这种示威阵容，但都不如第一次看到的那般印象深刻。一次几百名黑社会成员一起列队行进的景象真是壮观。另外，这种“游行”并不单是一个团伙的专利，在面积仅有半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然有几十个黑社会团伙的据点，总人数据说要超过两千名。三大组织：山口组、住吉会、极东会都各有自己的地盘，每一个团伙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列队行进。这条街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黑社会的一统天下。
第三章 真武(3)
如今，这个歌舞伎町一景——“黑社会大游行”，由于被警方一再严厉制止，次数少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遇到，但比起十几年前来，规模也大不如前。从外表来看，也还是过去的黑社会成员的形象更加威风。泡沫经济时代的黑社会成员比较招摇,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但现在的成员们大多数在穿着和发型上，已经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那种黑社会成员所独有的传统发型早已消失。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过去时代黑社会成员的打扮。
我已经渐渐无法忍受上语言学校的日子了。在那些大多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同学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叔”。日语作文课上常常被他们取笑的遭遇更让我失去了信心。事实上，范勇和陈海波早就不来上学了，他们热衷于在弹子赌博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此时，我也开始动摇了。如果说为了学语言，那么无论去不去学校，我和爱梅都可以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实际应用中掌握这门外语。10月中旬，爱梅就开始逃学了。
年关很快就要到了。
泡沫经济进入了最后一波。12月份，上班族们拿到了相当于几个月工资的大笔奖金，歌舞伎町开始连日处于名牌汽车接踵而至的高峰期间。这种时候，平时很少涉足此间的普通市民也纷纷拥来了，个个都像中了邪一样。这里到处充斥着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大声喧哗的大学生们、肆无忌惮随地小便的中年职员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的年轻人、在马路中央大口呕吐的年轻女孩、目中无人而激情拥吻的恋人等等。总之，这是个亢奋的世界。
这就是“引路人”大赚一笔的好时机。他们中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都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一个调门，使尽全身解数争抢着客人。每个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先生！晚上好！你想找个地方玩玩吗？”
“天冷，洗个澡吧！回去就不用洗了！”
“可爱的菲律宾女郎会带给你销魂的两小时！”
“一万元！只要一万元！”
还有些拉客的更是直接：“先生！你想打炮吗？不想试试吗？”
这些拉客的喧嚣声；醉酒的客人的狂叫声；一间间店中传出的嘈杂音乐；街上播放广告的喇叭声；靖国大街被车塞得水泄不通，车又只有绕道掉头，长龙般的堵在一起的出租车按出的此起彼伏的笛声；不断开过的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叫声……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像是一股翻腾不已的巨浪盘旋在狭窄的街头，冲击着我的耳膜、我的脑海、我的心脏。
仅仅站在那儿，我就已经兴奋得不能自制。
在人来人往的歌舞伎町第一番街上，我拼命寻找着华人游客的身影。一个星期前，我已经辞去发纸巾的工作，正式干起专门为外国游客“引路”的行当。
最终促使我下决心专职为外国人“引路”，是与脱衣舞场“T”的老板谈妥付给我拉客回扣之后。
当时，台湾和香港来的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脱衣舞表演。我在发纸巾的间隙，曾多次带客人到这家脱衣舞场，不知不觉中就与店里干活的人熟络起来。仅仅凭客人心情的好坏收一点小费是不足以保证稳定收入的。于是，多次来这家店后，我辗转托人向老板提出可否给我些拉客回扣的建议。
刚开始的时候，老板一直拒绝见我。
“喂！没用没用！没有人介绍，我们老板是不会见你的！”
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
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踏入这家店门。我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也没有“贿赂”店里的某个人，我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博得认可。于是，我玩命地为他们拉客。
“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脱衣舞场，要不要我带你们去？”
一个又一个客人就这样被带到了那里。这些客人就是我的“武器”。
一天，我又给店里带去十几位从香港来的旅游团成员。突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面色阴沉的男人。他向我招手让我过去。
“你就是李君？不错嘛！一个人带了那么多客人给我。我们谈谈吧！”
我兴奋极了，但假装镇定，笑着恭维他。
“哪里哪里！谢谢夸奖！是你的店很有特色！”
我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懂得向别人低头。按我本来的个性，这样做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是外圆内方，而且，以我在歌舞伎町快一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
因此，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但是，我并不是说只要表面低头，实际可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起初我向别人鞠躬、打招呼时，确实是有自己的目的。但渐渐的，我发现，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实际上也应该是一个人起码的做人原则。
第三章 真武(4)
于是，那天老板和我达成了协议：每拉来一位客人，分得五百日元。这是当时我可以拿到手的回扣额度。现在当然觉得太低，可在当时我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这之前，客人中有的会付我小费，有的则用一些实物，比如说啤酒什么的作为替代，还有些吝啬的仅仅说声谢谢就扬长而去。由此可见，想依靠小费是无法保证稳定的正常收入的。但眼下不管多少，只要带去客人就肯定会有报酬！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引路人”为职业的信心。
我越干越欢。除了华人，只要外国人我都会上前打招呼。一连几天，我都给“T”舞场带去了二三十名客人。那个阴沉着脸的老板愈加器重我，开始对我露出笑容，给我的提成也直线上涨。现在，我已经可以拿到五分之三的提成，成交金额以客人的实际消费额计算。比如说，一个客人付了五千日元的费用，那其中的三千日元就是我的所得。
渐渐的，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和一个一个店签下协定。这些店有各种形式的。从最初的脱衣舞场，到粉红色沙龙、性感澡堂、人妖俱乐部各类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乃至酒店、舞厅、小饭馆，还包括专门经营黄色书刊、录像带的商店，贩卖成人性用品的商店等等。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又增加了中国人与韩国人开办的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色情按摩店。
即使是做这样一个职业，我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黑钱的不道德的事。我所选择的可以介绍的店铺，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直到我确信真的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皮条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谋划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绝对不赚昧心钱。
来到日本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作为歌舞伎町第一个“中国引路人”，踏上了遥远的征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工作只是一时之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这项工作中也蕴藏着为人处世的道理，它让我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看遍了歌舞伎町人的悲欢离合，看遍了日本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到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潮涨潮落。
1989年来临了。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元旦，日本人不过春节，而是把元旦视为最重要的新年，我还有点不大适应。
爱梅这一段时间对我忽冷忽热的，尤其是在我辞退了发纸巾的工作以后，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有一次她略带调侃地问我：“引路人先生，你就不能多一点长进吗？”我发现她准备上班去的盛装的背后，隐隐露出些嘲笑的味道。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向她保证，而她不过淡淡一笑。
她像往常那样，到相亲俱乐部上班，日语水平提高之后，也不固定地开始与一些客人在俱乐部里聊天“约会”。但我的新行当草创不久，占据了我绝大多数的精力，使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她的举动。
我把发纸巾时混熟了的第一番街作为自己的据点，一个月了，一切相安无事，与周围的各色人等的关系也处得不错。我开始安心于自己的这份工作。
我买了一件那种向多日的黑呢大衣。虽然属于价格比较便宜的一种，但终于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酷一些，就像那帮 “拉客”的家伙中的一员。虽然这是有点虚荣的味道，但是我想，日本皮条客之所以这么看重身上这套行头，关键也是为了给人一种温和正规的形象，让人放心。于是，我也为自己披上了这层“黑皮”，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
那是个下着雨的寒冷冬夜。我像往常一样，在傍晚七点钟来到第一番街“上班”。或许是雨天的缘故。街上的客人很少，更是见不到几个外国人。
偶尔也不妨拉拉日本客人。我冒出这个念头。于是，我开始招呼过往的日本人。可是，虽然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这个外国人讲话，我却犯了“忌”。
晚上九点多，我换了个地方，站到平常一些身穿制服的日本人站的第一番街和剧院广场大街的交叉口上。那时，这一带的几座大楼里有许多正火爆的迪斯科舞厅。
一个身穿黑呢大衣、长相冷峻的年轻小伙子带着四五个同伙径直冲我走来。虽然没有说过话，但我知道他。他是与附近数家迪厅有协约的“拉客”商之一。
他们刚来到眼前，我的肩膀上就重重挨了一拳。
“喂！你不是发纸巾的吗？谁允许你来拉客的？”
我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了一个趔趄，但迅速稳住了身形。我挺起胸膛一字一顿地说：
“我自己！我又没有给谁添麻烦。招你惹你了？”
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周围的人还一直把我当成发纸巾的。所以，在这起初一段时间的“引路”过程中，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第三章 真武(5)
“喂！外国杂种！狂什么你！”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像小痞子那样叫骂着，飞起腿就给了我一脚。那一脚可真够狠的，正好踢在我的胯骨上。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钻心般地疼。
我握住了拳头。
可是，如果对手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我是绝对不甘示弱的。我本来就天生好斗，哪能白受人欺负？可别小看了曾是芭蕾舞演员的我。一说到芭蕾，许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跳芭蕾的男人缺少一种阳刚之气。想想看，演芭蕾舞时，男演员常常要举起女演员，还要姿态优美，像举一枝花那样轻柔地将女演员举过头顶。还要令人看上去一脸平静，那可是需要力量的差事。如果运动神经迟钝的话，哪能做得了那种行当？
然而，对手不是一个人，而且可能还不止围攻上来的这几个。在这条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力单势薄！如果还手的话，连周围的另外一些日本人都会成为新的对头。他们肯定会一拥而上的。我一边倒退着，一边寻机逃跑，但没有一点要“谢罪”的意思。
我假装被他们逼到了距第一番街出口有二百米左右的剧院广场上。广场上的人很多，这里是最容易逃跑的唯一场所。
但那帮家伙还是抢先围攻上来动起了手。
我护住自己的致命处，把身子蹲下，只有挨打的份。雨伞打在头上，肚子被皮鞋踹着，大衣被撕扯坏了，我摔倒在了地上。
刚刚新买的大衣完了！
可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有些手下留情，原来他们并不想太把我怎么着。我挨着打，心里却松了口气。看来，这帮家伙并不狠。
很快，他们住了手。我瞅空哧溜爬起来，向剧院街上的派出所方向飞奔而去。
“站住！”
他们手里挥着伞在后面追着。
我一口气冲进了派出所。
几个小子在派出所门外停下来，忿忿地看着我，却不敢上前。一位警察见我闯进来，吃了一惊：“怎么回事？”
我装作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打了一架。”
挨打的第二天，我照旧站在了大街上，身子挺得笔直，脸上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虽然昨晚回家，爱梅看着我的惨相，又是埋怨，又是心疼，她带点刺儿地数落我：“你看，你这份闲差吃力不讨好吧？真不知道你干吗不继续发纸巾？要么找个别的工作不也是很好？现在倒好，弄了一身伤回来。”我没有说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就这样罢休实在是太懦弱了。我天生就是不服输的个性，怎么可能在这节骨眼儿上低头呢？！这种时候，只要我有任何退却的想法，就会完全被他们日本人瞧不起，以后都免不了任人摆布。明白了这一点，我强忍着疼痛，重新“潇洒”地站在了歌舞伎町的大街上。不过，我的心里却还是有点紧张，担心随时会再遭到袭击。
幸亏那个带头围攻我的小伙子看到我时，明显地愣了一下，却没有别的举动。我小心地招揽着生意，自然也不再招呼日本客人。当我带着客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只是乜斜着眼睛瞪着我，没有再次出手。这一天就这样平安地度过了。
接着，又是一个星期平安无事。然后，我认识了真武。
从 “上高地”咖啡馆走出来的真武，起初用一种瞧不起人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他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至少也有一百公斤以上。起初我还以为他是电视里经常能看到的相扑运动员。他的脸很小，与肥胖的身体非常不和谐，但看上去很凶。淡淡的眉毛两边向上挑起，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他在上唇留有一小撮胡须，头发长长的紧梳在脑后。身上穿着黑双排扣的西服。凭直觉，我知道他是“道上的人”。
他用咄咄逼人的眼光紧盯着我，而后开口道：
“这位兄弟，没见过啊！外国人？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他说话的声调出奇的高。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脑海。这个男人莫不是那帮人的黑社会后台？看得出来，他其实已经知道我了，只不过在找搭腔的借口而已。我立即满脸堆笑。
“你好！我姓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没想到他却大声笑了起来。这一笑，倒意外地显得很可爱。
“啊！啊！啊！真是一个懂礼貌的中国人！兄弟，你每天都在这儿？”
我开始回答他的提问。
“是的！我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
“导游？兄弟是旅行社的？”
“不是。我自己干。专门为来歌舞伎町观光的外国游客介绍饭馆、脱衣舞场什么的。”
“是吗？那谁给你钱呢？”
“我带客人去的店里付给我。”
第三章 真武(6)
“那不就是拉客的嘛！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最近中国人也开始拉客了！我还不知道啊！兄弟，你后面是哪个组的？”
“后面？”
“我是问你，你受谁的保护？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一个人。”
他的脸变了。
“你这家伙原来没交钱啊？”
“给谁交钱？”
“站在这儿拉客，得交保护费。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真的就只是一个人。对谁也没交过钱。”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我明白了。跟我来一趟！”
后台的事情其实我也听到过点风声。为了能拿到回扣，我连日带客人去脱衣舞场“T”时，店里的人曾好心告诫过我。
“小李！你快找个后台吧，哪天会出问题的！”
可我舍不得出钱交什么“保护费”。况且过去站在大街上那么久，也从未有人找过麻烦。所以，我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直到一个星期前遭到那伙人的袭击，我才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整个歌舞伎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黑社会在管辖，没有他们的许可，就在这儿做生意，那如同把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我这样没有任何后盾，就自作主张，而且还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不被别人算计才怪呢！
那次的事让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看来，没有“后盾”是不行了。真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
真不知道这位黑社会的大哥，到底是我的幸运女神呢？还是仅仅只是个将要给我带来不幸的胖子？
我被带进了“上高地”。
“先点上点儿喝的吧！”
坐下后，他态度和蔼地将桌子上的价目表打开递给我。我心里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却故作镇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点了杯冰咖啡。
“兄弟！别担心价钱。今天我请客！肚子饿了吧？不用客气，点些喜欢吃的吧！来碗意大利面条吧？不喜欢？那来份咖喱饭怎么样？还有别的呢。点哪个？”
他热情地劝我吃点东西。我哪里有心情吃饭？我担心这是个圈套，于是小心而坚决地拒绝了。
“不想吃啊？那就算了。不过，我倒又想吃点什么了，他妈的，刚刚才吃了三明治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叫了咖喱饭，还没忘记告诉服务员要大盘的。
随后，我们聊起了天。内容却没有一句是关于“后台”的，而是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
他好像对香港情有独钟，谈吐粗俗，完全是一派黑社会作风。
“我可是太喜欢香港那鬼地方了。菜的味道好，气候温暖，漂亮女人又多。你呢？从哪来？”
我开始胡诌。
“我就是从香港来的。”
在深圳期间，我去过好几次香港，面对一个日本人，倒不怕穿帮。
“嗬！嗬！嗬！那可太好了！今天交了一个香港朋友。下次再去，可有人给我带路了。”
“那是一定的了！大哥！你那么喜欢香港？”
“别叫我大哥。叫我真武就行了。大伙都这么叫的，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吧！”
他的大笑声在店里回荡：“小李！从今往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说着，他把自己的BP机号码告诉了我，然后拿起桌上的收费单向柜台走去。
几天后，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那伙日本皮条客再次挑起了事端。我站在剧院广场上正吸着烟，突然背后被人猛推了一下。
“喂！外国杂种！又痒痒了是不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不知道？你狂什么狂？还敢在这里抽烟！”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说着抓住了我的领带。
我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我抽烟，碍你什么事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把他的手甩开，快速向“上高地”跑去。
对方追了上来，但却在门外停住了脚。
幸好电话没人在打。我掏出真武的BP机号码，拨了过去。
“请问这里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吗？”
真武马上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希望他能赶快来一趟。我想寻求他的帮助，同时也想借机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
几分钟后，真武就出现在上高地门口，简直比消防车还要快。
当看到真武跟着我来到剧院广场时，刚才还很猖狂的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看来他知道真武。
真武走到他的面前。
“喂！这位兄弟，打搅一下。他是我的人，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
那家伙定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是吗？原来是‘千叶联合’的人啊！”
他装出平静的样子，但声音却掩抑不住他的恐慌。真武和蔼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第三章 真武(7)
“没错！多关照着点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身为T联合组员的真武并没有正式做我的保护人，他只不过口头上说过一句“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而已。
按“道”上的规矩，必须每个月付给这片管区的黑社会组织一定数额的“保护费”，然后才能开始工作，但为什么真武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呢？两年后，他从歌舞伎町消失了。但在这两年期间，我从未付过什么保护费，他也没有对我提过类似的要求。
不知这一内情的歌舞伎町里的人们，时不时看见我站在街上和真武一起聊天或行走，都错以为“那个姓李的后面撑台的是T联合组织”。由于这层关系，此后的整整两年时间，从没有人再找过我的麻烦。包括那些打过我的那帮拉客的家伙，后来见到我还平淡地点头，算是打个招呼。
于是，我没有花费分文，就占领了从第一番街到剧院广场前的这条路，作为自己的“地盘”。
真武果真并不只是个胖子而已。
第四章 艳福(1)
当我开始新工作的同时，妻子爱梅在相亲俱乐部也干得非常起劲。
相亲俱乐部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歌舞伎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店铺。我也是在爱梅在内打工之后才完全明白了它的种种规则。男客人进去后，要先在前台付最初三十分钟时间的一千五百日元的门票费用，并可以得到一杯饮料。女客人不仅门票免费，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店里所有的消费都是免费，比如她们可以随意点些饮料和比萨饼、意大利通心面之类的食物。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想也不会有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一度令我很是惊奇，我怀疑老板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在店内，男客人的座位和女客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并呈面对面形式的排列，每张桌子上都有号码牌，乍看上去真有点像举行谈判的会议室。这就更让我不解了，男人们到这里来到底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在这里与女人们对饮谈天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们去斯那库酒店岂不是更好？至少那里可以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不用摆出这副假惺惺的君子做派。
原来，在男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枝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并写上一些诸如“想请你一起喝一杯，可不可以给个面子”之类的话，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他的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但这时男方必须向店里交纳包厢费—— 一万日元。进了包厢后，男人尽可以去努力讨得对方的欢心。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但是，女方有自我的选择自由。如果话不投机，她就可以随时退回女性座位，等待新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并不是像字面上写的只是提供男女相识的场所。我弄清楚之后，着实不大情愿自己的妻子去做这样的工作。不过，爱梅给我的解释让我又多少有些放心。
她告诉我，要想赚钱，店里往往会在规矩上做些手脚。最常见的是他们会雇一些女性充当“诱饵”。这些“诱饵”在接到男客人递过来的条子时，当然从不会拒绝，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的问题。随后她移到包厢去时，男客人付的那一万日元，店里和充当“诱饵”的这个女性对半平分。
店里偶尔当然也会来个把无聊女客人，但基本上，所谓的“女客人”都是店里雇的“诱饵”。尽管爱梅是个连日语都讲不了多少句的外国人，但由于相貌不错，她却是接到纸条最多的“红人儿”之一。只要她拒绝跟男客人出场，她就可以不断往返于女性座席和包厢之间，一次往返，就能到手五千日元。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被十个男人指名坐到包厢去，一晚上就挣了五万日元。平均下来，每天至少也能挣到两三万日元，远远在我之上。当时我的月收入，包括“引路”得到的小费在内，不过只有二十至三十万日元。
不过，从在相亲俱乐部打工开始，爱梅去学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了1988年10月中旬，她没有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彻底放弃了学业，天天都忙着在俱乐部里陪客人聊天。1989年初的时候，我正忙于开拓“拉客”的市场，对她的工作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们都在辛苦打工，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我不相信她还能相信谁呢？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有时候，我努力试着让她开心，不断重温我们在国内时的快乐回忆，毕竟，和爱梅在一起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确实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人在异国，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由我们自己百分之百地掌控得了。
爱梅的冷漠渐渐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
“昨天你是不是没回店里？”
“回去啦！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去了！你先回家了，当然不知道！”
“撒谎！我已经问过店里的人了！你不是店里的‘诱饵’吗？为什么要和客人去吃饭？”
“那客人有钱。陪他吃次饭就给我一两万，你不是也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拼命挣钱，换个大点的房子住吗？吃个饭你都要管。”
“胡扯！你最近的态度怎么想怎么不对。和客人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点吧！我看你是被钱冲昏了头了。” 我发火了。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醋味。我想，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所以即使只是看到她跟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吃顿饭，我也难以容忍。我每天在街上目送她和客人走出俱乐部，心里都要妒忌得发狂。说是去吃饭，没准是去情人旅馆吧！我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至于我得空的时候就跟踪她。那次我一直跟着她和她的男客人走进一家台湾小吃店，站在橱窗外看着他们落座。妻子一侧头就看见了我，神色间闪过一丝不快，然后把头扭过去不再转过来。我心里酸溜溜地转身离开了。
第四章 艳福(2)
“你给我收敛着点！有本事多挣点钱回来。还导游呢！别笑掉我大牙！”她冷冷地看着我，漂亮的脸上充满了恶毒的嘲讽。
我沉默了。
是的，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爱梅其实说得没错。当时的我正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引路人”而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但实际上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丢脸的没用的丈夫而已。
吵架的次数随着日本气温的上升而悄然增多，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双方的火气却与之成反比，说出来的攻击对方的话也愈发尖刻、冷酷、不留情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贬得一钱不值，工作能力受到质疑和否定，这种打击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关乎个人的基本尊严。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她了。虽然她也在挣钱，但来日本最初的半年里，是谁起早贪黑，玩命地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况且我从没有偷偷留下过一点私房钱，也没有乱花浪费，我一直在说：“我挣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我对于她，一切都是透明公开的。
前几次吵架之后，我还试着讲一番道理，争取能够说服她，感化她。但爱梅反而更加放肆起来。
“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也挣不到，还反过来找我这个拼命打工的老婆的麻烦。每天只能站在大街上发发纸，给那些有点钱的游客献献媚，一点点可怜的小费你就满足了？你不觉得害臊吗？”
爱和恨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我的忍受能力和心理防线，在不知不觉中濒临崩溃了。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觉得妻子的脸不再美丽，反倒有些凶恶。这是我曾幻想相伴终身的人么？这是我当初许下海誓山盟的对象么？这是我全心全意想要维护的家么？
为了让自己乱糟糟的心情平静些，我便经常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澡堂）“避风”。
“啊！……真舒服！”
我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一样叫唤着将身子深深沉入水里。
浸入接近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我把与爱梅争吵的痛苦和烦恼忘到了脑后。什么也不去想，让自己全身心都接近空白的状态，只是享受这一刻。
从水里上来后，我用一条浴巾缠在腰间，再要一罐加牛奶的冰咖啡，慢慢地品饮，那是我那段时间里少有的悠闲时分。
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夏天，东京虽然没有我的故乡湖南那么酷热，但也有两个月的酷暑。平常我在大街上给人引路，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不仅身上出汗，双腿也很疲倦。在家里没有洗浴设备的情况下，只好来钱汤了。
说起来，日本的钱汤分为冷水、温水、热水三种，有的还附有药浴池和桑拿室，而且钱汤都是极为整洁的，客人要先用淋浴把身体清洗之后才可以进水池，所以不会像国内的公共浴室，水池子里到处飘着肥皂沫和人体的皮屑。
不过，我第一次进钱汤时，还是吓了一大跳。进到写有“男汤”的门里面，我看到柜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这里要付几百日元的门票，然后更衣再进澡堂。可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因为柜台上的老太太可以将更衣室一览无余。难道我就在这里脱光衣服？是的，因为我前面的一位已经开始脱了。老太太或许还好说，有时坐在上面的竟是老太太的女儿，那姑娘看上去最多也只是名大学生。于是，我通常尽量躲在角落里，蹲在那儿脱去衣服，不忘用毛巾紧紧挡住私处，然后飞快地跑进澡堂。其实人家都不怕看，我又怕什么呢？早就听说过日本有男女混浴的习俗，幸好这钱汤是男女分开的，否则我恐怕都没胆量进来了。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些文化特点，比如性的禁忌就不像中国那么严格。在有的地铁车站，男女厕所竟然是在一起的，女厕所在里面的几个单间，首先要经过一排男人的小便池。我也曾感到惊讶不已，尤其是我在小便的时候，听到女人从自己身后走过的脚步声，我的脸立即就红了。
在钱汤里，我还遇到过一件让我吃惊的事。那是整个后背上都雕满了异常鲜艳的文身的黑社会成员。在我看来，那幅以皮肤原色为基础的文身画得非常漂亮，像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当然，初到日本的我在钱汤见到他们时，着实吃惊不小。我总是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只是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看，以免那位老大心情不爽，给我自己找上麻烦。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上了钱汤，当然更盼望着去日本那些著名的温泉一游。在爱梅刚来不久的时候，我曾带她去过钱汤，回来后我还说等生活安定了要一起去温泉，在那边住上几天。她笑着说好，样子看上去很幸福。可惜，时间一转眼，我们恐怕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第四章 艳福(3)
但是，问题还不止这个。
直到现在，在歌舞伎町里打工的中国人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合法签证。他们大多是签证过期又不愿意回国而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以坐船或假护照的方式偷渡来的。还有更多的先拿留学签证，来日后不读书，再设法拿结婚签证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更确切地说，在没有被日本警察抓住之前，有一天就赚一天的钱。在那些中国夜总会和按摩店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入国管理局和警察的追捕，在胆战心惊中“工作”着。一旦被抓住，她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遣送回国。当时，我和爱梅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是否继续上日语学校，对我这个老学生来说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签证却会因缺课过多而无法延长。那时，我们两人之间也经常会为这个问题争吵。
“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是不好好上学，整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更加不顾全我的面子。我虽然对她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而且，除了金钱之外，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学习服装设计。在长沙的时候，我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缝纫工人。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我对剪裁服装也非常感兴趣。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展示于T型台。而日本的时装大师森英慧、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非常知名，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在与法国、意大利齐名的世界时装先进国度日本，得到一个正规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眼下这个志向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不过，我在日本的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它在节骨眼上总能帮我柳暗花明般地解脱出来。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用传统的话讲，在关键时候，我总能遇到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和他已经很熟悉，自然地就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了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很有名气，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附近。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奔当时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的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扑面而来的好运气。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亚洲留学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中男性学设计专业的仅我一人。因此，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事实上，我的突然上门求学在恪守程序的日本人看来，应该是有些唐突的。但尽管我毫无准备就贸然前来，学校方面还是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极其简单的面试后，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在四年之内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暮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留学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我的打工地点又同在新宿，省去了太多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爱梅的签证怎么办呢？日语学校虽然还保留着她的学籍，可她却早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自然无法指望，而且继续拿到留学签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咨询时，才第一次知道：四年制的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该校留学生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