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樱花下的血战(4)
我的心悬在半空中，危险！危险！危险！一定要找到出路。我下定决心，拼命将胳膊挣脱出来，从西装口袋里拿出手机，两手摊开。
“放心！不就是王大哥想见我么？我去！我不会逃跑的，但你们让我打个电话，我约了人的。”
路上行人很多，他们也可能担心事情闹大了会有麻烦，所以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好吧！随你的便。不是我们要找你的麻烦，我们不过是被嘱咐要你去风林会馆一趟而已。”
我用颤抖的手指找到了电话里存着的名高的电话号码，然后拨通。
铃声刚响，名高就接了电话。
我压住声音快速说：
“风林会馆，快到风林会馆来！”
“快点！别耍花样！”一个汉子叫着，他们显然怕我找来救兵。
我说完这句话，很快被他们拥到了风林会馆的前面。
我被那五个福建人前后左右簇拥着进了门，一直走到最里面的一张大桌子前。金东、那个王大哥，还有他们的七八个同伴早已坐在那里等候。
其中一个人从王大哥手中接过一个信封，马上就带着他的人走向门外。
“你终于来了？李君！你可真他妈难等啊！”
王大哥先开了口。这家伙看样子五十多岁，有点臃肿，身上穿的衣服却是上等的，和以前金东傍的东北虎相比，显得要“大气”多了。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哥！你快坐下啊！”金东得意地冲我说道，又冲王大哥说道，“王大哥你不知道，他很忙，抽不出时间啊。”
我无言地瞪着金东。这个男人真他妈没用，除了投靠所谓的“大哥”来狐假虎威，还有什么本事呢？如果想和我较量，大家自然可以在招徕生意上过招。不过，这个孬种男人居然会在歌舞伎町得势，说明这世道也太差劲了。
我尽量拖延时间，却故意说：“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坐在这里消磨时间。有什么话就快点说，我还要去干活呢！”
金东和王大哥对视了一下，用一种霸道的语气说道：“姓李的！你站在那里不觉得太装B吗？我们可并不想在咖啡馆里闹事。你还是安安静静先坐下再说吧！”
这时，坐在王大哥身旁的一个年轻人像是他的手下，用手做了个打枪的姿势，对着我的心脏位置发出：“叭！”的一声一副暴徒的模样。
我偷偷瞟了一眼窗外，“援兵”还没到？
突然，门口出现了名高的身影，另外一个门也进来了几名像便衣模样的男人。
“赶快坐下！”
王大哥的手下命令道。
别的人也蠢蠢欲动。
我看了一眼门口，名高在招手。
王大哥的两名手下站起来向我走来。我抓起面前的玻璃杯朝他们打去。
啪！
杯子和一个男人擦身而过，撞到墙上碎了。杯子里的水四溅，这帮家伙发出一片叫骂声。趁这空当，我拔腿向门口跑去。
自动门开了。
瞬间，我被几个穿西装的男人围住了。一个男人朝我亮出了警察的证件。
原来，我是被便衣“逮捕”了。我被名高和另一名便衣扭着胳膊，强行带往歌舞伎町的派出所方向。我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倒被警察逮捕了呢？
名高一言不发，黑着个脸。我突然一阵害怕。难道是金东他们恶人先告状，编了谎言先向警察告发了我？比方说贩毒、或者暴打了他的同伙什么的……这家伙做得出来的。我原本是打算叫来援兵的，却不想自己反被这“援兵”逮捕。那帮家伙现在正干什么呢？或许正跟别的便衣一起边喝咖啡，边罗织着关于我的谎言。
几分钟后，我被推进了歌舞伎町里的派出所里。
我满脸困惑地瞅着名高，他在用手机打电话说着什么。打完电话，他向我走了过来。
“李君！没事吧？我们的戏演得是不是挺像？没吓着你吧？”
演戏？我呆呆地注视着名高的脸。
“哈哈哈——你真以为是真的？”
名高和那位抓我的年轻便衣哈哈大笑起来，派出所里的警察也都笑起来。我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不知他们笑什么。
“李君！对不起！吓着你了！不过，不那样的话……”
原来，名高接到我的电话，从我的话音里感到事情不对，于是叫了几名警员火速赶往风林会馆。他临时生出金蝉脱壳计，决定由他们假装逮捕我，把我带到派出所来，所以才发生了刚才那一幕。
原来如此。我那悬在嗓子眼里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原本是打算直接进去救你的，但一想，那样的话恐怕倒会给你的日后带来麻烦，所以才用了这个方法。”名高给我说明了他“欲纵故擒”的理由，“不是吗？如果他们知道你和警察有特殊关系，他们就会认定你是警察的探子，即便今天躲过去，以后危险更大，他们哪能放过你呢？所以，我只有假装逮捕你，把你从那儿救出来。”
第十九章 樱花下的血战(5)
看不出来名高还有这种心机，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粗人呢。
“那帮人现在怎么样？”
看见我被抓，金东他们一定吃惊不小。
“他们那帮人都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了。姓王的吓得钻进了厕所不敢出来。”
名高笑着告诉我他们的丑态。接着，他又突然一脸严肃。
“为了保险起见，三四天内你最好不要在歌舞伎町露面，就当被我们送到拘留所了。现在我就开车把你送回家。”
名高的作战方案很奏效。托尼告诉我，此后一连几天，金东那帮人也没敢在歌舞伎町露面。
不过，在这个花花世界，消息的传播如同光速。很快，歌舞伎町都在私下里传言我被警察抓了。几天之后，当我再次站在歌舞伎町街头的时候，我那位偶尔露脸的“保护人”铃木也专门来找我。
“喂！李君！你到底干了什么了？”
酒店的老板娘们也都在为我担心。
“小李！你真的没事吗？我们还以为你要被遣送回国了呢！”
凭什么我要被遣送回国？一些人捕风捉影，谣言越传越邪乎。居然有人来这样问我：
“听说你参与了上次的那桩按摩店杀人事件，没事吧？”
风林会馆的那个晚上之后，金东居然没有再借助中国黑社会来找我的茬。看来那小子的胆子也大不到哪里去，他明白如果被警察盯上之后，自己就会什么也做不成。不过这次事件之后，他重新出现时耳朵上总是戴着一副耳机。我奇怪他怎么又成了音乐爱好者，但一家酒店老板娘告诉我：“他到我们店里来喝酒时也带着耳机，问他为什么戴耳机，他说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像便衣刑警？一个中国人，装什么日本警察？真是可笑。”也许，他是被那晚上的警察惊着了，终于觉得日本警察比黑社会还要酷吧？谁知道他那个歪着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住吉组的疤脸朴在我被绑架以后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风林会馆风波之后又出现了，照旧大摇大摆地在歌舞伎町晃荡。碰到我时，依旧没事人一般地向我勒索上一两万日元。
“李君！听说你这段时间遇到了不少麻烦？要多加小心啊！有什么事跟我说一声。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别客气！我随时会帮你的。”
如果我被绑架的事真是这小子下的毒手，我可轻易饶不了他。我虽然不会像黑社会那样剁去他的一两根手指，至少也要想办法告倒他，让他不能再在歌舞伎町耍威风，否则实在难解我的心头之恨。不过，恶人迟早有得到报应的时候。一年后，朴终于被警察逮捕了。具体原因不明，但据认识的黑社会成员告诉我，他的被抓不是因为毒品，就是因为参与偷盗。又一个对我有威胁的歌舞伎町渣滓消失了。
说起消失，还有一个人，极东会的岩本也与朴同样，时不时地找个借口跑到我这儿来骗钱。这两个人虽然所属黑社会组织不同，又都是歌舞伎町专门管理外国人的小头目。他们两个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职权”，敲诈勒索在歌舞伎町打工的外国人。
后来岩本也卷入了2001年2月发生在群马县的一起杀人碎尸案件，他作为嫌疑极大的凶手之一被警方追捕，因此从歌舞伎町消失了。4月，岩本在关西被逮捕，而在那一个星期前，他所属的极东会某位干部打电话给我。
“李！最近见到过岩本吗？”
“没有！是啊！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他现在被警察通缉，正在逃跑中。那小子缺钱，说不定会找你。如果他问你借钱的话，不要给他。他干了破坏门规的事情，已经和我们无关了！”
朴和岩本的消失对我来说可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有好事就要有坏事。还是金东。当金东明白想在歌舞伎町大模大样地挣钱，绝不能轻视了日本黑社会的存在时，他开始积极地寻找日本黑社会当靠山。他从那时开始，每个月给极东会组织里不同的小组交纳“保护费”，于是得到了极东会各个小组的支持。收了金东钱的极东会成员便来找我，说已经允许金东和他的手下也到我的“地盘”来一起做生意。我当然不干，向我的“保护人”提出抗议。可是，我和金东的保护人都是同一个极东会组织的。他们怎么可能为了我们而争斗呢？结果，经过极东会内部的讨论决定，我的“地盘”被硬行“割让”给了金东。日本黑社会虽然鼓吹什么信义，其实也不过是见钱眼开的流氓。我对此很生气，但也只能忍让。我知道金东很亢奋地认为他和黑社会的关系比我深，但这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可以炫耀，我只要多给极东会一些钱，他们又会转向偏袒我的一方。事实上，我就是不想和日本黑社会走成一路。我在歌舞伎町生存，不得不适应环境，但我不会以认识黑社会为荣，更不会仗势欺人。否则，那岂不是和黑社会同流合污？
于是，中央大街、第一番大街和樱花大街，形成了我与金东两派人互相对立的局面。平时，即使见了面，两派之间也是谁也不理谁。
被“割让”的最初一段时间，我还设想过把他们赶出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倒慢慢安心了。因为金东那伙人的工作方式非常简单粗鲁，他手下的几个人层次都很低，一看就是心术不正的小流氓模样，对待客人的态度要么过于生硬，要么几近谄媚。以他们的接客方式，营业额自然不好。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人数，站街的地点也完全相同，他们的营业额却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1)
2000年开始，给中国居民的旅游签证终于以许多附带的苛刻条件为前提部分开放了。虽然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居民可以办理团体的旅游签证，在这之前，中国大陆公民来日本只能以留学、结婚、考察、进修以及国家派遣等方式，旅游签证是不可能的。这个变化尽管只能算是迈了一小步，而且带有日本式的遮遮掩掩的含糊态度和对中国人的轻视与偏见，但毕竟大门开始打开了。这主要是日本旅游业界对政界施加压力的结果，事实上，对于中国游客一掷千金式的高消费，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在某电视台制作的专题节目里，一位接受采访的日本著名电器街秋叶原的商店老板说，当他看到三个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客人轻松地买下价值一千万日元的大小电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是很有钱的日本人，也不会这么花钱的。”
我曾经介绍过国内来的官员去看脱衣舞。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有些犹豫，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助纣为虐，成了腐败分子的帮凶。但是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让步。因为，即使我不为这些人提供服务，也有别人会那么做的。这将对我的生意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不过，我真的希望国家能减少干部的出国旅游。他们的不良行为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歌舞伎町经年累月发生的一连串外国人犯罪事件由于日本媒体的大肆炒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来就是右翼反华分子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便趁势发表了强硬的讲话，称一定要严厉打击新宿等繁华地区的外国人犯罪，尤其是中国人犯罪。石原此后又发表“支那人都是违法者”的谬论。他的言论遭到了包括日本舆论在内的多方批评。在外国人犯罪中，中国人犯罪确实占据了一定比例，但不能把在日本的中国人和犯罪分子画上等号。
不过，警方和入境管理局随后加强了对新宿地区的搜查，有一段时间，不断有大规模的行动，弄得歌舞伎町的外国人人心惶惶的。
有天晚上，我听见警笛大作，循声跑过去，看到三辆大卡车上载满了百余名被逮捕的从事色情业的女子，正准备驶离现场。托尼走过来，和我说了两个中国酒店的名字：“小姐全被带走了。”次日，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报道了这次搜捕行动，据称在被逮捕的一百多名女性中，中国国籍的为八十五名。这些女孩子为了赚钱，不惜沦落风尘，但走这条路所经历了的辛酸和坎坷是她们当初没有料到的。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中国人开始撤离歌舞伎町，一些店主纷纷准备出手转让。我看到好几家一度热闹的按摩店都关掉了霓虹灯箱，在上面贴上了“急速转让”的告示。那段时间，我和托尼偶然去一家中餐馆吃夜宵，却发现汤的味道完全变了，一问老板才知道，原来店里的厨师是个黑户口，他黑了七年都没事，却在前几天上班途中被两名便衣警察拦住，盘问之下露了馅，当场就被带走了。老板一脸愁容地说：“这下子我可倒了霉。到哪里马上找个大厨来顶替他呀？这不，我叫原来做助手的二厨上去顶一顶，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没办法。老客人一吃就吃出来了，肯定有人不会再来了。”
由于我主要是介绍外国客人到有日本特色的店里去，因此生意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但金东那边则不然，他们主要依靠中国人色情店的支撑，现在开始面对困难了。而我，又要打起精神，以防他在市道萧条的情况下打我的坏主意。
警方对新宿抓得紧了，但东京及周边的其他地区就相对放松一些，这样，这些地区就成为新的中国人聚集区。特别是和新宿只有不到十分钟电车路程的池袋，居然成了新的“唐人街”。出了池袋北口，五千平方米的地域内，集中了七八家中国物品店，而色情按摩店、斯纳库等也随即增多起来。托尼去过两次池袋之后，回来找我说要不要招几个人到池袋那边发展，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来日本观光、旅游、考察的外国人，而歌舞伎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能做好这个市场已经足够。池袋的客人主要都是在日华人，说实话，大家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我拉他们去色情店消费，好像总不那么忍心。而且池袋很快也变得紧张起来，后来听说警察在池袋北口设立了巡逻岗哨，一些黑户口被撞上，还有些拉客的小姐碰上了便衣。结果都是一样：遣送回国。
2001年，日本的经济萧条仍在持续，在电视上政客们天天在喊着要拿出对策，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我随便翻看日本的周刊杂志，发现了一个说法：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色情业的繁荣程度不降反升。据说理由是那些上班族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色情服务来缓解。我不知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但新宿确实又开了几家新的色情业信息中心，甚至还可以上网检索。许多色情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网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收费规则和服务者的照片，色情业也因此进入了IT时代。但是东京周边地区的色情业主要分布还是没有大的改变，那些“名所”依然是“名所”。比如色情澡堂集中的吉原、内容五花八门的歌舞伎町、消费水准最高的银座和赤坂……其他的几个主要地点五反田、西川口、涩谷等，红灯区的规模较小。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2)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生意也慢慢有了发展。我选了一个信任的助手当经理，管理我手下的那些伙计。而我，则每天坐车到第一番街和中央大街上去巡视，或者坐在上高地咖啡厅里，环顾我的“地盘”，偶尔也站到大街上，招徕一下过往的客人。
但是，自从我上次被绑架以后，我始终心存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会成为被袭击的对象。这种担忧使我不得安宁。我终于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的胆量却在逐渐下降，这种胆怯来自越来越多的顾忌和牵挂。毕竟，我是个有孩子的父亲，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有我不愿失去的生活。
进入4月份，我染上了花粉症。这种讨厌的疾病是流行于全日本的一种过敏性疾病，人数众多差不多有上千万人。其实就是身体的平衡失调，导致体质过于敏感，整天被流鼻涕、打喷嚏和头昏脑涨所困扰。我来日本十三年了，以前一直幸免，甚至以此笑话患花粉症的铃木等人，没想到今年未能幸免。究其原因，我想还是精神上的压力所致。
看来，我必须找到新的事业，重新伸展自己的天空！毕竟，“引路人”本来只是我来日本积累财富的一个兼职而已，而我作为《时装》杂志的特派记者也只是小打小闹，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到底什么是我能够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呢？
2001年9月1日凌晨，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我站在中央大街上，正和手下的一个伙计说着话，突然，“嗵”，一个沉重的响声在附近响起。声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时至周末，凌晨一点时，往新宿车站赶去乘坐末班车的人流开始减少，人行道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
我定睛看地面上是什么东西？结果—— 一个男人正躺在那儿，身下开始流出鲜血，一动不动，如果再早上半个小时的话，恐怕就和底下的行人相撞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几年前企图自杀跳楼的那位风俗店小姐智子来。我赶快跑向躺在地上的男人身边，他却用两只胳膊支起了身子。
“快打电话！”
他叫着，慢慢爬起来，右腿流着血。他拖着这条伤腿一点一点向前移着站起来，仰面注视着上面的楼层。
那层楼上贴着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写着：
“好去处会有好事发生
歌舞伎町信息中心
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的感受”
在二三楼之间的一张色彩鲜艳的广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从那个大口子里冒出了股股浓烟，但却看不见火焰。从大楼里接着又发出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可能是被这浓烟吸引了注意力，一辆巡逻警车已经开到了大楼附近，从里面下来三名警察。
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的脸部痛苦扭曲着。他高声叫道：
“快救火！里面全是人！”
他一边拖着伤腿，一边向大楼的入口楼梯走去，似乎想上去救人。两名警察上前制止了他，另一名警察用无线话机和总部紧急联系。
望着冒着黑烟的56号明星建筑，我感慨万分。
十二年前，1989年，这栋楼下开了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交友俱乐部”，我就为它打工，在街头向行人发放广告纸巾，我的第二位妻子曾是那里当红的“诱饵”。我和她已经十一年未曾谋面，我也完全不知那个在我的第二段婚姻中出现的孩子现在何方。
在发纸巾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客人找我问路，由此，我想到了为来歌舞伎町的外国客人当“导游”——一切仿佛不久以前，事实上我却已走出了好远好远。
说起来，这座大楼实际上和我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我在日本开始一种新生活的起点。
现在，这座大楼的地下分别是一家酒店和一家赌博游戏店。一楼是免费为客人介绍色情场所信息的“歌舞伎町信息中心”。二楼是色情按摩店，三楼是间麻将茶馆，四楼又是一间色情俱乐部。
我抬头远望，火势好像并没有蔓延的趋势，从楼下甚至看不到火光。但从那个缺口里掉下来的男人说，三楼、四楼里的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接着，楼上又开始有人跳下来。是个男人。不一会儿，又跳下一个男人。
消防车来了，但歌舞伎町的街道太窄，不可能集中更多的水龙。等火被扑灭时，已经是接近清晨了。还在现场的人说，看到了被包裹的尸体一具具抬出，竟然数不过来。在早间新闻里，准确的数字是死了四十四个人，绝大多数死于浓烟中毒之后的昏倒、窒息。大楼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很难让人相信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恰巧，这一天是日本的“防灾纪念日”。此后，大楼的前面经常看到有人摆上鲜花，然后痛哭，那哭声非常凄切，引得行人都心酸难忍。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3)
唉，死者当中，有谁想到自己的生命就将在那个时刻完结？那些当晚从外面赶来的麻将迷也好，寻欢客也好，又有谁知道自己在走向死亡之路？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我在次日夜间也买了一束鲜花放在楼门边上，以寄托我的哀思。
就在那天晚上开始，一连多日，警察和各个新闻机构的记者都纷纷来找我这种歌舞伎町的熟面孔了解当时的情况。但是，问题提得越来越离谱，警察和记者轮番进攻，没完没了。当我看到名高时，我只想发牢骚：“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附近召开一个关于这场火灾的记者招待会，把那些警察和记者都叫来？”
而各种街头小报、杂志、电视台都添油加醋地制作一些毫不负责任的报道。有一家杂志居然还断定这是一起放火事件，而肇事者竟被毫无根据地推测为中国人。中国人犯罪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性问题，所以一旦有恶性事件，立即有人想到“是不是中国人干的”。我对这些白痴般的日本荒唐媒体和露骨的歧视感到愤怒。
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连一些在日华人办的中文报纸也登出了完全捕风捉影的消息。在最终火灾原因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有的中文报纸上却写下了“中国人放火”的报道。读到这种文章，简直让人忍无可忍。
于是，我觉得，我应当创办一份中文报纸，至少靠我的力量告诉社会，在歌舞伎町发生的每件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
其实，在日华人办报的历史大概有十几年了，最初只有那么一两家，而且惨淡经营，几度濒临倒闭的绝境，后来突然出现了面对在日外国人的国际电话公司，他们的广告使华人报纸起死回生，然后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十几家大小不等的中文报纸。到了90年代末，发展到了几十家。面对只有二三十万华人的阅读市场，这个数字实在有些过多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前仆后继地投身“报业”，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报纸不是通过收取订阅费和零售收入来维持的，生生不息的中国餐馆、酒吧等才是报纸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歌舞伎町大大小小几百家的斯那库、中国料理店每个月向各个报社投入的广告费用蔚为可观，完全可以维持住几十家报社的经营。
我曾经认真考察过这些中文报纸，发现绝大多数的报纸属于滥竽充数的水平，不仅错字连篇，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语法也不过关。也许正因为这些报纸都是免费发放的，读者也就无从对编辑水平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凭我的文字水平和经营能力，我相信我办的报纸，无论在文字和经营水平上，一定可以超越现有的中文报纸。因此，面对这些并不强大的竞争对手，我要在市场份额中强行分一杯羹！
不过，我马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仅仅在东京，已经有十几家中文报纸存在，大多是依靠广告收入维持。而我办报纸的初衷则完全是为了一种个人的理想。另外一方面，我缺少的是资金。虽然我的生意还算不错，但报纸的初创阶段开销也很惊人。此外，我还缺少办报纸的人手。
而且，当我提议办报纸的时候，最反对的是莉莉。
“你这个人怎么想出一出是一出？一会儿陷入赌博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一会儿把积蓄全部花在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女人身上，这会儿又想到要办中文报纸了？报纸市场早就进入饱和状态了，哪里还能容得下你？还是脚踏实地地好好埋头工作吧！赶快抓紧时间存点钱起来才是正事。”
不只是莉莉，当听说我想办报纸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可是，和以前一样，困难再多，我也不能停住脚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当初，我决定在歌舞伎町的街头开始自己的“导游”工作时，周围的人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吗？
想到什么，我就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我的性格。我向金融机构贷了一部分款。到秋叶原买了二手的电脑、彩色印刷机，还有一系列必需品，价格都是很廉价的。我又说服了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辞职跟我一起干，负责内容的编辑排版。再雇一名记者，加上我和莉莉，一共四个人，组成了最初的报社。而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拉广告。不管怎样，报纸看样子是可以出版了。
其实，只要利用一下我在歌舞伎町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人际关系，广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不想靠面子来讨钱似的过活。我连日马不停蹄地出击歌舞伎町以外的地区，东京都内的中国饭馆和中国人经营的公司是我的目标。
为此，我又买了几套“工作装”。办报纸可跟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拉客有着天壤之别，我的营业战略就是笑脸。这已经顺利通过了长年“导游”工作的考验，问题不大。再加上一些必要的礼节，还有谦虚的态度。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4)
另外，必须给登广告的客人一个独特的印象，让他们一眼就觉得我的报纸值得登广告。除了报纸选登的文章外，还要在报纸的版面设计上下工夫。最初持反对意见的莉莉反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她看到我那么坚持办报纸，而且知道了我想向华人社会发出真实声音的想法，原本学文学、对电脑设计之类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的她，马上买来了书自学，短时间之内就有了相当的应用水平。如今，莉莉已是报社不可欠缺的人才，而我也愈加依赖她，从组稿、采访，到版面设计、印刷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都由莉莉筹划。虽然她还在国立大学读书，但是，只要平时考试拿到学分，再完成毕业论文就万事大吉了，这对于莉莉来说根本称不上是什么负担，因此她花了很多心血在办报纸这方面。
报纸定名为《侨报》。我自己把自己标榜为海外的“新华侨”。我要把自己的奋斗与别人分享，把歌舞伎町的真实与世人分享。
创刊号的准备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们编辑部的四个人昼夜挤在西新宿那间强盗闯进过的公寓里，终于完成了第一期的成品。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包括人工费和各种经费在内，创刊号共花费了两百万日元，成功发行了。它带给我的那种充实感是歌舞伎町的拉客工作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它也可以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份盛大的生日礼物。
另外一个意义在于，父亲当年创刊《芙蓉文艺》报只发行了一期，就被停刊了。今天，我办报纸也是在延续家父的未了的心愿。
报纸两周出一期，印数为一万。发报的工作也全部由我自己来做。我把报纸堆在车里，发放到各个中国人汇集的餐馆、物品店和学校。
报纸受不受欢迎很快就反馈回来了。首先在歌舞伎町，听说的人都以为我办的报纸一定是份黄色小报。我到一家中国酒店送报纸时，店里的老板娘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还以为你办的是一份夜生活的‘导游’报，上面尽登些黄色小故事什么的呢！打开一看，真吓了我一跳。没想到会那么正规。小李！你倒真是个让人无法捉摸的人啊！”
“办报纸早就是我的一个梦。”我笑着回答。
“这么不景气的时代，你居然还能有这份心思，真是不容易。要花多少钱啊？”
“大概和老板娘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吧！”
“噢！那挺便宜嘛！二十万日元就可以办报了？别逗了！”
“真的！你想办也可以办啊。”
“是嘛！那好！那就到我们报社来打工吧！”我跟她开着玩笑。
老板娘笑着回敬道：“如果让我当主编的话，可以考虑。”我走出店门时，她又加上一句：
“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可以在你的报纸上登广告。不过，你可别收我太多啊！”
和那些对手之间没完没了的争斗早就耗得我意兴索然，现在，因为这份报纸，却又重新给了我与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同胞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交谈机会。如此感受，我差点都要忘了。
生活上，由于莉莉对我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中心，所以，在办报的第二年，我与久美子离了婚，与莉莉正式结婚。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二次婚姻，也是我人生的第四次婚姻。
久美子对于我们婚姻的终止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她淡淡地对我说：“看来我们的缘分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你要对我们的儿子尽到父亲的责任。”对此我没二话可说。其实，我依旧关心着久美子，她是一位难得的好妻子，具备传统日本女人的所有美德。但是，我只能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莉莉，而且，我对莉莉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我的事业，离不开她。
久美子没有出过恶言，更没有哭闹发泄，这使我愈发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不管怎样，我也要尽我所能地照顾好他们。我按月支付生活费，而且，我不论搬家到哪里，都要让他们母子住在附近，房子再贵也无所谓。久美子后来决定重新开一家美容室，我也为她跑前跑后地帮忙。
对于儿子，我经常和他见面，星期天还带他去打保龄球，开车送他们母子去游乐园玩，偶尔也单独带他到歌舞伎町转一转。
这小子虽然只有八岁，但天性聪颖，讨人喜欢。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居然还学着我的样子招呼客人：“小姐！你想去哪儿？”
莉莉本来一直在读研究生的课程，结婚后就退了学。她原本喜爱文学，认识我之前，是一个勤奋的好学生，但她自己决定放弃学业。当我听说她的这个决定时，像父亲那样试图阻止她。
莉莉却执拗地说道：“上学还是忙啊。我上学，谁给你做饭？谁帮你操持家务？你一个人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又有谁来保护你？”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5)
我居然要让这个比自己小一轮的女人来保护？我笑了，但是，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她说得没错。在歌舞伎町的这十七年间，我一直以为是独自一人挺过来的，其实，回首风尘往事，有多少人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陪我走过那一段段坎坷之路？每当遇到困难，每到紧急关头，有哪次不是有人帮助我渡过难关的呢？我想到了佐藤、苇子、真武、名高、托尼、久美子、儿子，还有莉莉……现在，虽然身边仍旧蕴藏着风险，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是我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我结婚之后不久，托尼也传来了一件喜讯。签证过期、一直是黑户口的托尼，这年和一位日本女孩结婚了。他总是为自己这位只有二十七岁、曾经当过陪酒小姐的老婆而担心：“她可太年轻了！我真担心自己守不住她。”他嘴上这么说着，却掩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
2002年的5月，是日本列岛的春末夏初。这个季节来日本，还可以看到遍地的樱花瓣和枝头残留的晚樱。日本人是最欣赏樱花的，因为樱花表现出一种瞬间飘逝的凄美。
伫立在樱花树下，我想，我可以漂泊，像花瓣一样随风飘落，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不断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不断向上登攀的信心不能动摇，我作为中国人的爱国心不能改变。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生活得更加充实，我要抓住任何机遇，努力奋斗！
微风吹过枝梢，樱花翩翩飞舞，仿佛早夏的粉蝶。斜阳当中，歌舞伎町的灯火渐渐燃起，人声也渐渐喧嚣起来，我的那些伙计们开始各就各位，准备开始今天的导游工作。后乐面店的门口，斜倚在那儿的莉莉朝我挥了挥手，淡妆后的脸，那么俏丽。我整了整自己的黑色西装，朝她绅士般地欠了欠身，唇边浮起一个充满爱意的微笑……
尾 声
这几年里，我和日本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各类媒体有很多的接触。我写书，写专栏文章，接受媒体采访，“曝光率”在东京乃至日本的华人中算是高的。但和凤凰卫视的相遇，让我的人生再一次踏入新的旅程。其实在日本有很多优秀的华人可以作为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的主角，而我成为“唐人街”栏目的主角，则是一个“奇遇”。我和凤凰卫视没有任何的“渊源”。把我推荐给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组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当时凤凰卫视只是想找一个“有趣的”题裁。当他们知道在东京有这么一个华人，以做歌舞伎町案内人为生，而且在日本的各类媒体上频频“出镜”，大讲歌舞伎町的文化，觉得有趣，就找到了我。
记得第一次见面，栏目摄制组的人下了飞机就赶到我的住处。那天我刚起床，穿着随意，睡眼惺忪。摄制组的人心里还直犯嘀咕，“这么样的瘦男人能干什么？”但等我回屋把自己“捣蚩”一番后重新站到他们的面前，把她们吓了一跳，“哎，还那么精神呀！”。接下来就马上进入拍摄。当天就去歌舞伎町，拍约会、见警察、与黑社会交涉等，拍摄进行得十分顺利。十天下来，几十个小时的内容很快编成了一集四十五分钟的节目,传回了凤凰总部。摄制组还在日本，我这集就已经在“唐人街”栏目中播出了。摄制组的年轻女导演小苏很有意思。当时她们正在大阪，她一边在看播出的节目一边给我打电话。而我也正好兴奋地在看着该片的首播。她对我说“小牧，不好意思”。说着竟哭了起来。我问他哭什么。她说：“本来她起名是《活在歌舞伎町》，但播出时却被总部改为《歌舞伎町皮条客》。”我对她说：“没关系，可以让全世界能看到凤凰节目的观众了解我这个皮条客。”“皮条客” 作为电视片的名字，应该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但它和中国的皮条客的概念不一样。我做的“皮条客” 正是日文中的“案内人”，也就是中文的“引路人”、 “向导员”及“导游”的意思。向游客介绍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厅、酒吧、娱乐、健身房、电影院、赌博店等等，当然也有色情场所，比如脱衣舞表演等。只限于介绍，我既不开店，也没有管理着十个、二十个女孩子，让她们去卖。在歌舞伎町做“案内人”，最多只能起个“托儿”的作用。香港《壹周刊》的报道中称我是“龟公”，它用了很大篇幅报道我，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我做的事和香港人讲的“龟公”不是一回事。如果我真的是在做皮条客，做“龟公”，日本很严肃的《朝日新闻》社不会出版我写的第三本书。同样，国际上相当有影响的、也是很严肃的《Newsweek新闻周刊》日文版也不会让我做专栏作家，发表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娱乐、饮食、设计等十二方面的评论及意见文章。
二○○五年四月
李小牧于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