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老板娘的丈夫，遇害店长的哥哥，他已经因伪造和贩卖假护照的嫌疑而被警察拘捕，此刻是被特别允许与弟弟做最后的告别来了。他那被铐着手铐的手在空中乱舞，发疯般号哭着：
“啊——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啊——唉——”
一片寂静的殡仪馆里，只听得见他一人那野兽般的号啕大哭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不过，流血和死亡在歌舞伎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妖艳而美丽的歌舞伎町，也许恰恰是需要凡人的血，才得以滋长壮大的。1994年8月10日的夜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区役所大街后面一家名叫“快活林”的中国餐馆里，几个吃饭的北京黑帮头目遭到上海黑帮团伙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这一事件被通称为“快活林事件”，它不仅仅让歌舞伎町的人们感到吃惊，并且震撼了全日本。
当时上海黑帮使用的武器是“青龙刀”，这更给这一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争相将整个事件渲染得耸人听闻。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当我在歌舞伎町街头等客人的时候，遇到些日本熟人，他们总是跟我开玩笑：“喂，李，今天上班来没带着青龙刀啊？哈哈哈……”
当时的我已经相当了解歌舞伎町的地下世界，事件发生的那家餐馆、械斗双方的多名成员我都知道，和其中的几个人还有过交谈。
“快活林事件”的犯人逃走，至今都没有归案。由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属于华人帮派之间的争斗，更是由于是在歌舞伎町最为繁华的晚间发生的，因此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很多歌舞伎町的日本老板、商会等对于中国人的反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东京的警视厅一方面迫于日本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中国人实在闹得太出格了，于是便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歌舞伎町大扫荡”，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犯罪现象给以重拳出击。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很多雇用了留学生和黑户口的中国人经营的斯那库都无法营业，我的生意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快活林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犯罪事件急剧增加。
偷渡、假结婚、黑户口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小撮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生。一伙人胆大妄为、恣意横行霸道，几乎无恶不作。犯罪的形式和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事情是国内同胞不能想象的。偷盗、卖淫、假钞票、伪造信用卡、走私枪支、赌博游戏店里的作假、地下赌场、摇头丸等毒品的走私和贩卖、地下银行等等，犯罪手法简直是五花八门。同时，强盗、强奸、绑票、杀人等恶性事件也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90年代的外国人犯罪成为日本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与在日的中国人的接触非常多，所以常能掌握许多犯罪的“内部情报”。为了打听消息，很多刑警都跑来找我。我已经以歌舞伎町的中国通而闻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中国人有关，这些刑警们就一定会接二连三地跑来找我打听情况。记者们也开始上门来找我做各种采访，他们甚至将我拍进采访镜头，有时候还需要按他们的要求做一些“表演”性发言。比方说他们在拍某一偷渡蛇头题材的采访报道时，曾让我作为采访对象说了一些话，等到放送时，我发现我的脸被加了马赛克遮住了，而且居然被冠之以“蛇头”之一来报道，而我的话也被充做“蛇头”的内部机密来向观众公布。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记者和新闻媒体中也开始“红”了起来。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人的全部“机密”出卖给日本警方和记者的话，对于偷渡客和蛇头这些亡命徒来说，想要干掉我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如果我拒绝与警察合作的话，一旦我遇到了麻烦，诸如来自日本黑社会的，或者来自中国人黑帮的敲诈和挑衅，警察或许不再对我进行保护甚至懒得插手，那么我的处境就会十分险恶。这就决定了我必须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方式才能够继续在歌舞伎町这片土地上生存。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5)
在9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伙刑满释放人员与东京的黑帮合流，进入到歌舞伎町，经过一番打探，他们准备对一家珠宝店实施抢劫。
这伙人的第二号头目在没有“黑”下来之前跟我是朋友，而且有一次因为没有携带“外国人身份证”被警察扣下，是我跑去警察署向警察解释，并把他保出来了。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多少算对他有个搭救之情。后来他的签证过期，成为黑户口之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但是这次他带着手下来歌舞伎町“踩点”的时候，偶然在街头遇到了拉客的我，攀谈了一阵，他知道我在此地谋生，就怂恿我跟着他们去“发大财”，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在他们准备动手的前一天下午，他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这两天不要上班了，因为“可能会出点事”。当时我还没太在意，因为歌舞伎町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没想到那天后半夜，一个叫松本的刑警在街头找到我，匆匆把我拉到“上高地”咖啡店，非常紧张地问我是否知道新从中国过来的一批“老手”要对某家珠宝店行劫的风声。我的脑子里一下就闪出我那个旧日的朋友，而且，与下午接到的电话相联系，我估计松本说的就是他们。
我一面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小调羹，一面考虑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松本。如果我说完全不知道，等于是自欺欺人，我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这么多年，对于这么明显的外来势力的光临居然会茫然无知？这肯定骗不过松本，否则他也不会来找我询问。而且，如果他知道了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今后我的日子也就不会好过了。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但是，要是我告诉他，那伙人就在明天动手，私人友情且不说，那些劳改释放犯还会让我在这块土地上存活几天？啊！真是麻烦啊！
我端起咖啡，呷了一口，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很快，我的思路便理清楚了：“松本先生，如您所说，从上周开始，确实有一些从未在歌舞伎町露过面的大陆人，连续几天在这边转悠，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质，我便上去，想引导他们去看脱衣舞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他们似乎不感兴趣，我也就没有继续纠缠——您知道，我一向做事是很规矩的。”说到这里，我有意停顿了一下，观察松本的反应。
他显然不满足我所讲的这些，还希望我继续说下去，期待地看着我，甚至忘了端在半空中的那个咖啡杯。
我想，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总不能连我保释那个朋友的陈年旧事都抖搂出来吧？而且，说实话，当时我并不能确认我的老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松本想要知道的这一桩。于是我摊了摊手，说：“您是职业刑警，您认为，如果谁要作大案，会提前通知我这个街头的引路人吗？”
不过说良心话，我最最担心的还真是他们那一伙人，倘若他们真的行动，还被警方查出那个人是我的朋友，我就完了。因为日本警察署的档案里会有我去保释他的记录，再加上松本在案发之前亲自询问过我，我竟说一概不知。这实在是太冒险了！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只能向警察说，在歌舞伎町没有见到过这个朋友，当然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一无所知。我知道警察最终也会拿我没办法，因为我毕竟不是同谋，但是我却没法继续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好在第二天那伙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风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他们放弃了打劫珠宝店的计划。而且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中出现过，我提了很久的心才一点点放下来。
就在频繁地与犯罪分子和警察的交往中，我认识了一个警界的朋友。本来我是从心底厌恶那些表面冷漠、内心其实与黑社会一样贪婪的警察的。但是，这位朋友却不一样。我想，他应该算是一个特例。
我和名高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10月，那时，“快活林事件”的阴影还笼罩着歌舞伎町。
深夜，我在工作的间隙抽空走进那家名叫“后乐面店”的地方，正哧溜哧溜吃着加肉拉面，一个面色黝黑、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径直坐到了我的旁边。
“嗯……吃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道，之后随意地看了眼我的面碗，突然搭话说：
“原来还有拉面。兄弟！这味道还不错吧？”
他的眼光很犀利，但并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眼光，眼睛深处有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温情，我也就没有了任何戒心，很自然地回答他：“这加肉面味道很好，和我母亲做得很像。”
“哎！这不是拉面？原来还有叫加肉面的名字。好！我也来一碗。”
面上来后，这个男人大口吃了起来，吃得很香。
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那吃得酣畅的样子。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6)
他抬头笑了，跟我说：“噢！真的很好吃！谢谢！”
我吃完面，离开面店，重新站到大街上。
那个男人跟着走出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一边对我表示谢意，一边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脸上还现出一副不好意思也不太自然的表情说：“对不起！其实我是……”
原来他是警视厅国际搜查科的一名刑警！名片上清楚地印着他的姓名、工作地点、电话号码、联系方法等，这还是第一个不是因为公务而给我名片的警察。
“其实同事早就告诉过我李先生的情况了，我自己也经常来歌舞伎町，每次在大街上看见你，都被李先生的风度所吸引。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在这里，我不便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为我觉得他和我看过的某日本电视连续剧里的一个叫“名高达郎”的演员长得很像，所以在这里就姑且叫他“名高”吧。还有人说他长得像很受日本人欢迎的香港武打明星李小龙，有一次当我这样提起时，他还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那天名高并不是为“快活林事件”，而是为了调查别的事件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内容是有关某一重大盗窃团伙，我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宝贵的信息。以后可能还会麻烦到你。当然，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也一定请告诉我。我会尽量帮你的。”他的笑容很温和，像秋天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的阳光。
从那以后，名高与我成了超出警民关系的朋友，他与那些寄生歌舞伎町的蛀虫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心里将他们划成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第十一章 毒(1)
我说过，歌舞伎町就像一朵妖艳的毒花。是的，除了色情、凶杀，歌舞伎町暗地里流行的还有令人成瘾的另外一个东西——毒品。
1994年冬天，新宿的街头寒风凛冽，歌舞伎町一些布制的招贴画迎风飞舞着，上边画的都是那些招徕生意的裸体的女人，看上去似乎是一些耐寒而色情的女子正在寒风中激情地跳着脱衣舞。已经看惯了这些招贴画的我，对此兴味索然。天寒地冻才是最真切的感受，我真想一头扑到温暖的家里，和儿子一起玩他的小布偶。不过，我必须工作。
迎面走来一个瘦高个的中国男人，他身穿米黄色大衣，里面是一身黑色西服和深红色衬衣。他站到我的面前，眼球向外突出，异样地发红，有点像某种爬虫类动物。他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干净，让人本能地敬而远之。
“大哥！天真冷啊！”他笑着对我说。
我嘴里一边吐着白雾，一边用脚跺着地面，点头回答：“是啊。”
“大哥！真服了你。这么冷的天，居然还能一直站在大街上。我已经看见你很多次了。”
这男人边说着，边发出一阵令人很不舒服的笑声。我每天都固定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当然免不了被各种各样的行人注视，但被眼前的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男人说注意过很多次时，我的心里还是有毛毛虫爬过的感觉。
“我想去洗个热水澡，你知道哪家店允许让身上有刺青的人进吗？”他问。
“你是黑社会的？”
“不错！香港的。”
男人似乎很是得意，又发出一阵令人讨厌的笑声。
我打算先把他带到能进的店去再说。
走进一家色情澡堂的自动门，他把大衣交给迎上前来的店员，回头对我说：
“你的钱我付了，一起进去洗！”
“对不起！我现在正在上班。”
我拒绝了他。但他并不死心。
“那这样怎么样？除了洗澡的费用，我再另外给你两万日元小费。”
一个小时两万元钱也是值得的。我答应了：“那我在休息室里等你一小时。我要是现在洗了澡，待会儿出去就更经不住冻了。后边我还要站大半个晚上呢！你在里面，如果有什么事，就招呼我一声。”
于是，他交了他一个人的钱，然后又从钱包里那一沓厚厚的万元钞票中抽出两张放在我冷冰冰的手掌上，说是给我的。
“你可得在这儿等着我出来啊！”
他又发出一阵怪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把黑色西装和深红色衬衣一股脑儿脱下，露出精瘦的上身。他的脊背上纹着一个被蛇缠绕着的裸体女人，在厅堂的昏黄灯光下发出一种邪诡的光亮。
和我关系很熟的店长慌忙用身子挡住他，催促道：
“您请！里面请！”
幸亏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客人。一般的色情店铺为了避免惊吓到别的客人，也会在店门前贴出“禁止文身者入内”的告示。
可那男人脸上依然浮现出满不在乎的笑容，突然将裤子也在我们面前脱去。
店长面有难色地看看我，我慌忙用广东话催促：
“你，快！赶快进去吧！”
精瘦男人邪邪地笑着，消失在楼道尽头的小房间里。
结果，他并没有按时出来，而是延长了时间，大概是在里面跟色情女郎一起，不断消磨时间……我在休息室里被迫等了三个小时。
店长担心地跟我说：
“那个人很危险，我看他一定在注射毒品。”
他说着在自己的胳膊上做了一个打针的姿势。对！那家伙要是不吸毒，怎能在里面持续三个小时？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那男人终于从里面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他说着又掏出两万日元给我。
我甚至有些不愿碰到他枯瘦的手：“那，再给我一万就行了！”
他依旧嘿嘿笑着回答：“两万都给你。然后，陪我去喝一杯！”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正犹豫着，那男人固执地拉了我出来。
真没办法！今天真够倒霉的。我跟在他身后没走几步，冷风迎面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走出一条街，正好和我的“保护人”铃木打了个照面。
“啊！您辛苦了！”
我给铃木鞠了个躬。谁知，那男人在一旁用广东话说：
“兄弟，你怎么在日本的黑社会面前这么低声下气的。呸！日本黑社会有什么可怕的？”
他说着挑衅似的将一口痰吐到铃木的脚边。这个浑蛋！我急了。谁知铃木居然没有恼怒，只是脸上显现出一种尴尬的笑容，说：
“小李！你怎么还有这么不懂礼貌的朋友？”
第十一章 毒(2)
“对不起！这个人一点不懂规矩，我会让他收敛着点的，请一定忍着点，别发火！”
我正好言劝解着铃木，第二口痰又飞到了铃木脚下。铃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起来，他气势汹汹地冲到了那男人的面前。事态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不管是香港的还是日本的，黑社会的人都不是好惹的，再说真的弄到火并街头，我也摆脱不了干系。我慌忙站到那香港男人的面前，用两只手按住他的两肩，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坚决地用广东话说：
“求求你！给我一个面子，就算是帮我一个大忙！我低声下气也是万不得已的。这里不是中国，不是香港，这是日本的东京。我在这里是一个外国人，我必须生存，必须养家糊口。求求你！千万别在这里惹事！”
两个人都被我的高度紧张弄得有些僵住了，局面暂时沉默着。但周围已经有一些路人停下脚步，注意着这边的动静。我又转向铃木：
“待会儿我会去找你的，请一定忍着，先去忙你的吧！”
听了我的话，铃木默不作声地点点头，随后转身消失在人群当中。当天晚上那男人走后，我将包着两万日元的纸包塞给铃木，才算平息了他的不满，可当时他的样子着实吓人。
在街头闹过以后，我和那个男人一起进了一家韩国烤肉店。一杯生啤酒下肚，我们先是随便聊了些不相干的话题。那男人对面前的烤牛肉没动一下筷子，倒是要了三个人份的牛肝烤着吃了，只吃得满嘴都是牛血，一边还不时地发出怪笑声。真是个让人从心里感到不舒服的古怪家伙。没办法，谁让我被他抓住了呢？
一个小时之后，看两边的桌子都空了，那男人开始转变了话题。
“你吸毒吗？”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那，卖过吗？”
我再次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想不想发点横财？”
我坚决地摆了摆手，又合掌给他拜了拜，表示求他不要让我和毒品有任何关联。难怪这家伙能在洗澡店待几个小时。果然是毒品起的作用。
“这可是桩能发大财的生意，这份活也不是轻易能找人做的。刚才你用两手按住我的时候，我就感到你有这份能耐，因为你遇事不乱。连日本黑社会的家伙都能听你的，算你有本事。你就跟着我干，保证有前途。只要你拉客人的时候偷空搞上一点，随便就能赚两套买房子的钱。”
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说，日本卖的毒品大多是朝鲜制的，不过都是一些伊朗人和泰国人在贩卖，还不知道有中国人干这行。
“有中国人卖这个吗？我好像没听说过。”我机警地问他。
“所以才找你的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本来就是个拉皮条的，既有客源，又不会引起警察的注意。谁会想到你敢在大街上公然贩毒呢？这简直就是个死角？”
我注视着男人那充血的双眼，毅然说道：
“我不是拉皮条的，我是个导游！”
空气瞬间凝重起来。
如果他再继续提什么要求被拒绝的话，这家伙身上的血恐怕就要沸腾起来了，到时候保不准他会怎样发作。我不想把局面闹到不可收拾，于是将口气又缓和下来：
“钱当然想挣，房子也想要。但我早就对着我孩子熟睡的脸发过誓，不管有什么情况，也绝对不会和毒品沾边。”
看着我认真的样子，他说：
“原来是这样！拿孩子来说事，那我得投降了。”
他没有再继续要求下去。
“这顿饭算你请了！
那男人脸色阴沉，说着话就站起来，径直走出门去。此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他现在还在歌舞伎町的某个阴暗角落里窥察着，寻找那些能够帮他推销毒品的中国人。
毒品，这个词以前似乎和我的生活很遥远，但从这个香港黑社会家伙出现之后，仿佛突然间成了我身边的一桩平常事物。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摇头丸正是从1994年冬天开始流行的。
这天，我百无聊赖，我没什么兴致，就提前结束了工作，准备在回家之前先到一家很久没去了的中国人开的酒店喝酒。店里新来了几个小姐，其中有一个歌唱得不错，她自称是国内某省歌舞团的演员。我和她多唱了几首歌，到夜里十一点左右才从店里出来，独自一人经过新宿大剧院后面的情人旅馆街往地铁方向走去。
刚走到一个暗处，突然，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用中文问我：
“你一个人？”
我侧头看去，向她摆了摆手。
“一起去玩吧！”
这时，我的眼睛已经能适应黑暗，我说话的是个看上去年轻，但体态相当丰满的中国姑娘。我对她站在这里有些好奇，因为这附近有很多站在街头的流莺，但大多都来自南美和东南亚，中国人极为罕见。说良心话，在这一带的街头流莺是最辛苦的，她们不用拉皮条的，因为她们直接推销自己。但在夜晚风寒的街头，连我都觉得冻手冻脚的时候，一直站着或踱来踱去的她们还得穿上暴露性感的服装，她们的辛苦便可想而知。我不大明白，她们为何不找一家店铺，而非要流浪于街道？但我知道她们的背后，同样被黑社会无情地操纵着。我听铃木说过，这些街边妓女一次卖身能得到一万五千日元，但至少要上缴六千日元给黑社会。
第十一章 毒(3)
基于某种同情和好奇，我温和地问眼前的中国女子：
“玩什么？去哪儿玩？”
“去跳舞怎么样？”
她一边说着，一边炫耀似的把她的两只丰乳靠了过来。我这才看清了她的脸，她长得并不漂亮，表情倒挺可爱。
“到哪儿跳？”我想在回家之前再去蹦蹦迪也不错。
听到这问话，她扭着腰说：
“你知道新宿有一家地下舞厅吗？”
“地下舞厅？还有这种地方？不知道。”也许我的关系户里需要再添加这么一个店了——我的职业病又犯了。
她笑了，示意我和她一起走。
原来她说的“地下舞厅”就在新宿区役所大街上一座楼的五楼上。走进去，我发现这个地方平时是一家普通的酒店，只是晚间被人租下来，当做舞厅使用。这个大致有三十帖塌塌米大小的店内，像早晨上班高峰的满员电车一样，被涌动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细看这些人，几乎全是年龄在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从很多人的神情装束上看就知道是中国人。他们在充斥着整个空间的激烈疯狂的音乐伴奏下，一律拼命地摇着头，跳着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独特的舞蹈。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幅情景看起来就像是炼狱里的狂欢。
我们挤到柜台前，找了两个空位坐下，要了两杯啤酒。然后碰了碰杯。
“我姓林！今天好好玩玩。”
她大声说着，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随后，她从包里取出一个白色的纸包，打开后，里面是五粒蓝色的药片。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摇头丸”三个字。“摇头丸”当时在旅日中国人当中迅速流行，是一种软性毒品，片剂，分蓝色、白色、灰色、粉色等各种颜色。效果相同，此前也有人到我的面前来兜售过。我听说人吃了这药后，身体会随着音乐不知疲倦地摇摆，同时连续地摇晃脑袋，同时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陶醉感。所以它被称做“摇头丸”。
也许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我的心不知为何有些动摇，借着已有的轻微醉意，我试着从她的手掌上取了一粒放进嘴里。
在林的催促下，我跟着她挤到舞厅中央。
她像一根被拧紧了的橡皮筋一般，一下子朝相反的方向弹了起来。她的身体随着狂躁的金属般的音乐疯狂摇动，动作竟然变得灵敏而轻盈，与她那有些肥胖的体形极不相称。看到动作缓慢的我，她大声狂叫：
“快！快！加快动作！把头摇起来！摇起来！”
拼命摇着头的林的身姿一下子就感染了我，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越摇越快、越摇越快。
不可思议的幻觉开始出现——
轰然的音乐声直冲我的脑顶，鼓点像是一下下敲在我的脑壳上，那些枪弹般的音符密集如雨，而我宁愿被打成筛子。
视野开始模糊，全身被汗水浸得透透的。
肠胃里翻江倒海，一阵恶心突然袭来。
我停住摇动，用手捂着嘴，奔向厕所。
我跌跪在便器前，一气狂吐起来。所有的内脏都好像要从嘴里一齐吐出，剧痛难耐。我整个人几乎虚脱，但与此同时，却有种病态的舒坦感觉，因为身体一下子变得飘飘然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在情人旅馆的床上一觉醒来时，头颅内阵阵剧痛。我侧身看到了睡在旁边的林，她那化妆褪去的脸又丑又肿，在睡梦中张着嘴，嘴角上还留着口水的残痕。她睡得很香，甚至还打着鼾。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知道自己此时一丝不挂，但全然不知昨晚后来发生过什么，包括我是怎样走进这家旅馆，又是怎样爬到这张床上。
我看了看床头的小柜子，一只撕破的避孕套包装袋躺在那里。我不禁苦笑了一下，在那样的糊涂状态下，我还没有忘记带上套子。呵呵。很好。
我强忍脑袋的疼痛，起身在沙发上俩人混杂在一起的衣物中找出属于自己的穿好。在镜子前，我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才觉得好些。我走到房间门口，摸了摸身上的财物，没缺什么。我看了她一眼，林还在熟睡。我打开门，然后关上。
后来我在第一次遇见她的街头又见过她一次，我们彼此都一愣，随后才认出对方。不过，她只是对我笑笑，朝路边另一个男人走去，我猜想，那应该是她的下一个猎物。
再往后，我没有见过林，虽然我经常穿行于那几条小街，经常被故意暴露的拉美女郎拦住。
而我和毒品的接触，那是唯一的一次。此后，有人劝过我吸大麻，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承认那一晚，我确实感到了内心的空虚，但毒品并不能真正地填补消解这种空虚，它只是一个骗子，暂时用幻觉欺骗你，随后骗局揭晓，你只会立即感到空虚在加倍地增长。
第十一章 毒(4)
要消除空虚的最好办法其实就是找到空虚的源头，然后，掐掉它。
那天我离开情人旅馆回到家，当我看到妻子抱着儿子给他哺乳时，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空虚的来由。久美子只是抬头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却没有说更多的话，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也没有问我昨晚去了哪里，跟谁在一起。她继续低头望着儿子，口里只是欢喜地叫着“宝贝，宝贝”，眼睛里充满了甜美的母爱。
我看着她们母子俩，禁不住开始苦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父亲那皈依佛祖的光头，我仿佛体会到了当年父亲对我和母亲亲密的嫉妒和无奈……
1995年，歌舞伎町开始流行一种叫做“依妹酷拉”的色情店。所谓“依妹酷拉”，就是把英语的“image”和“club”的日语发音混合在一起，创造出的一个新词。日语就是这样，动辄出现一些来历古怪的新词汇，而且还是你在字典上找不到解释的。比如这个“依妹酷拉”，向外国顾客介绍这种色情店的具体服务内容，就堪称是一件难事。它里面的服务内容真是五花八门，什么“痴汉游戏”、“小姐游戏”、“夜潜游戏”、“AV导演游戏”、“AF游戏”……就连我这个歌舞伎町的老江湖，彻底弄清这些五花八门的“游戏”内容还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最初看到“AF”这两个英文字母时，我想到的是照相机方面的专业用语，于是就寻思这该是怎么个玩法，但一问之下，原来是“肛交”的意思。
在了解了“依妹库拉”店的大体经营内容之后不久，我与坐落于第一番大街的一家名为“黑桃A”的店铺成功签约，它成了我介绍的第一个 “依妹酷拉”店。随后，我还和这家老板雇的店长善男成了朋友。我有一次成功地给他们介绍了一个香港来日本拍电影的剧组，五六个演职员去玩得很尽兴，而财大气粗的制片人临走时还给了善南十万日元的小费，说是店里人人有份。善男要给我一半，我只收了一万。善男对我非常感谢，感觉也亲近了好多，此后就改口叫我“大哥”。
晚上我站在街上，善男时不时地会从店里出来找我说会儿话。他比我小四岁，既然叫我“大哥”，和我说话每次都使用敬语。
“大哥！辛苦了！每天站在大街上，真辛苦啊！最近生意不错吧？唉！经济不景气，我们店里的生意可是糟透了。有客人一定给我们带来，外国人也非常欢迎。”
他的身高有一米六五左右，非常瘦，脸色总是发青，一副很不健康的样子。我觉得是在那种灯光阴暗的房间里待得太久的缘故吧。只要他一笑，就露出缺一颗门牙的“内幕”。虽然日本人牙齿有毛病的太多，但他这副样子看上去还是有点像脑子不怎么好使的感觉。不过，我知道他是个品质不错的人。
“大哥，中国是不是也有跟女人耍流氓的痴汉？”
“大哥！你是喝母乳长大的？我可没那个福气。我是妓女养大的。真的！”
“怎么样？大哥，你也来我们店里玩玩怎么样？给你介绍个漂亮妞。”
“大哥，中国人是不是都会点功夫？中国功夫和空手道哪个厉害？”
……
善男很喜欢聊天。遇到忙碌的时候，我就懒得理他，但心里却非常喜欢这个长不大的孩子般的男人。
很快，我和“黑桃A”的老板也成了朋友，他们在组织全体店员到伊豆旅行时，还叫上我一起去。我当时工作比较忙，脱不开身，但善男却再三央求：
“如果大哥不去的话，我也不去。”
没有办法，我只好和久美子一起带着儿子和他们一起出发。
可是在伊豆的那个晚上，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
平时性格开朗的善男这时却显出了异常，他的目光阴郁，也有些呆滞。当大家正在轮番干杯，玩得热闹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发疯般狂叫：
“啊——”
他究竟怎么了？我的儿子被吓哭了。我急忙站起来，抓住善男的手腕，但被他甩开了。久美子慌忙抱着孩子躲到角落里。善男扑向坐在桌子对面的一个男同事，大叫着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浑蛋！你在我的杯子里放了什么？你说！”
宴席被搅得一片混乱，酒水四溅，几个女人大声尖叫，饭馆的主任也跑了过来。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善男拉开，我没想到看上去几乎瘦得皮包骨头的善男力气还真不小。
“行了！有完没完？给我住手！”
老板发火了，上去给了善男一个耳光。善男被这突如其来的耳光打愣了，随即抽泣起来。
我们把他架回房间，看到他躺在榻榻米上，哭着哭着声音低沉了下去，竟然很快就睡着了。老板向店主道歉之后，神色很严峻，这次旅行的气氛也被搅乱了。我们坐在大厅里说起善男，据老板讲，善男从一个月前就经常有些不同寻常的表现。
第十一章 毒(5)
“这小子一直都很正常，这段时间也不知怎么搞的，老有些奇怪的举止。比方说在店里突然怪叫，吓人一大跳。有一次还对店里的一个小姐说，她的身上附着什么复仇的幽灵，让她赶快想办法除去，结果吓得那个小姐好几天不得安宁。善男可从来都是个工作认真负责的小子，所以我当时也就是说他两句，根本没想过把他换掉。可现在看来，我不得不考虑一下了。我看他真是有病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善男的老板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李！善男死了。原来他一直在注射毒品……”
原来，善男三天前开始就无故缺勤，店里给他打了多少次电话，都没有人接。他在店里干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无故缺勤过。老板有些担心，驱车到了他住的公寓，按门铃也没有回音，于是只好找到房东打开门。六帖塌塌米大的房间里并没有善男的影子，但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推开浴室的门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善男大睁着眼睛坐在浴缸里。他们叫他，但没有任何动静。原来他早已经死了，浴缸的底部是一层干涸的血迹，他的伤口在右手腕上，血液都沿着排水孔流尽了。在地上，他扔下了一把剃须刀、一只注射器，还有一个装着少许白色粉末的塑料袋。房间里没有发现遗书。
这天晚上，我将一束鲜花悄悄放在了“黑桃A”的店门口……
第十二章 真相(1)
199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我似乎没想到自己会经历一次心理上的低潮。我依然踌躇满志地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上，为了我的儿子而奔忙。这个时候我和久美子已经很注意儿子的早期教育了。我们在浴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并且在下边标出它们的英文单词，然后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教他认字。我还特意买了当时最好的音响，在客厅里定时播放优美的舞曲。毕竟我没有成为一个完全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可以实现。所以，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要培养他敏锐的乐感。我想，我已经为我的儿子谋划好了他的未来——
但是，没过两个多月，我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开始，我以为是睡眠不足的缘故，并没太在意，于是选了一个周日，带着久美子和儿子乘电车到郊外的一个温泉去休息。
这个露天温泉建在一个山崖上，我趴在石头垒起的水池边缘向外看去，下面是十几米深的小谷地，对面的山崖相去七八米，竟然还有大块大块的积雪。我仰着头躺在热水中，看着茂密的树梢上方湛蓝的天空，觉得心旷神怡，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贪婪地吸收着大自然的精华。从温泉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又有了足够的能量站回到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继续为我的工作拼搏。
然而，几天之后，我渐渐发现，我的疲惫感再一次降临，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并非来自肉体，而是发自内心。我本来是个不安分的人，但那些天却有些沉闷了。
晚上十点，我到歌舞伎町非常有名的一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去喝酒。这天酒店的生意非常红火，十几个小姐身边都有客人，并且隔一会儿就有人起身去了情人旅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新宿的中国酒店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出场店”。所谓“出场店”，就是小姐可以陪客人去情人旅馆。以往日本的这种斯纳库酒店大多仅仅是由小姐陪客人饮酒唱歌，两者之间如果有进一步关系的想法，那是离开店后的自由。而客人的消费也只有酒水和每小时的固定费用，小姐则按上班时间计算工资。“出场店”却开了一个新风气，也算是中国人的首倡。客人进到店里，只要付一万日元的费用，包括了供应的酒水和小姐过来相陪，但最后客人可以带小姐“出场”，两个小时三万日元，过夜五万日元。最初的一万日元是店里的收入，小姐则没有工资，只能拿到出场的所得。这种方式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妓院，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据说，有的店每天晚上有超过一百名的客人，而小姐们就必须连续作战。虽说过夜的价码是五万，但极少有小姐愿意，因为一直到凌晨如果都陪酒、陪喝的话，至少也能找到三四个客人，收入无疑更多。我和一些开店的老板娘熟悉之后，就听到了许多有关小姐的故事，比如有的小姐最高记录是一晚上连接七个客人，她们的月平均收入都能超过百万日元，还有某个小姐即使在月经期间也不休息……
这晚，先坐在我身边的是位自称来自沈阳的女孩，个子高高，身材凹凸有致，是那种中国北方的漂亮姑娘。不过，她才坐到我身边三分钟，就问：
“一会儿你带不带我出去？”
我只是想找人聊天唱唱歌，确实没有别的打算，于是便笑着说：“我们喝点什么吧？陪我说说话。”我为她点了一个果盘和一瓶啤酒，这里的规矩是客人为小姐点的酒食都有一半的钱划拨给小姐本人，因为那个成本充其量只有一千日元的果盘标价三千五百日元，而一瓶超市里二百多日元的啤酒也卖到了一千五百日元。
她没有说谢谢，吃了一块水果后又说道：“我们出去吧。保证让你满意。”
“改天吧。我今天只想坐坐。”我发觉她的态度立即冷淡了下来。
她在我身边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起身朝一个刚刚进来的日本男人走去。我感到了不快，但随即又释然了。她干这行本来为的是赚钱，能赚更多的钱，我就不该挡人家的财路。她坐在那男人旁边，碰杯之后就把身子靠过去说着什么。卡拉OK的电视屏幕荧光闪烁着，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敢肯定她在重复刚才对我提过的要求。过了几分钟，日本男人站起来，掏出钱递给老板娘，她满意地挽着男人的手臂，当她和那男人走向门口经过我身旁时，我朝她笑笑，打了个招呼：“再见。”
她果然笑得很开心，回应我说：“再见。”
老板娘看到我一个人坐着，又把一位女孩带到了我对面的座位上。我看了她一眼，就发现，她身上比起方才那位少了很多风尘之气，甚至可以说和街上的一般女子没什么分别，但在这里，就显露出少见的清纯。她的笑容也略见拘谨，完全不像坐台小姐那样放肆轻佻，或者说不够职业化。
第十二章 真相(2)
“你是哪里人？”
“北京的。”
她说话时的神态也表现出初涉此道的生涩。我对她开始感兴趣起来。
“你来日本多久了？”
“去年10月来的。”
“现在在上学？”
“是的。”
“你到这家店里有多长时间了？”
她微微停顿了一下：“还不到一个月。”
我越看越觉得她是不属于歌舞伎町这个声色犬马的地方的。她为什么要走上这条卖身之路？为了钱？但她真的和那些小姐们有很大的区别，要知道我在这里混了多年，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眼光还是很准的。不过，我不会蠢到直接问她为何做这行，所以只随意和她聊着北京的名胜古迹。
她没有像那个沈阳姑娘一样提出要“出场”，过了一会儿，似乎不那么紧张了，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心事？我一愣，但很快就像被打开了心头的一扇窗子。是的，我有心事，太多的心事。我忽然明白，自己最近的疲倦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源于我始终绷紧的神经和积郁很久的忧虑。
“和我出去么？”我问她。同时自己也感到很吃惊。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有妻子和儿子了吗？可是，我现在显然心情焦虑。我烦乱地正想收回我刚才的话，她却神情有些羞涩地说：“好吧。”
我在心情混乱中把三万日元交给老板娘，在门口等她去拿手提包。老板娘笑嘻嘻地拍打着我的肩膀：“小李，眼光不错啊。她可是新来的，你要温柔点。”
我心血来潮般地带她来到八年前我曾打过工的那间情人旅馆。这些年来，我去过不少歌舞伎町附近的情人旅馆，但除了和苇子一起消费过一次之外，我总是避之犹恐不及，可能是不愿回忆往事的缘故吧。那位上海人老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门口收款的老女人不知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其实，我上次和苇子来的时候，她也没认出我，毕竟，她每天要见到上百张不同的脸，恐怕早已懒得去看。
从进入电梯起，我给她讲起了当年我在这里打工的故事。
“真的？”她笑了。
房间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曾经打扫过很多次，唯一的变化就是电视换成了新的式样。我说：“先去洗个澡。”她“嗯”了一声，动作缓慢地开始脱衣服。
她的身材一般，在小腹上还有一道手术留下的伤痕。我问：“怎么回事？”
“小时候得过阑尾炎，动了手术。”
按照日本的规矩，在这个时候，女方要给男方清洗身体。她也照样做了，但手法明显不够熟练。就在这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懊恼。满脑子想的是也许久美子正陪着儿子在看电视，或者在听音乐吧。我们家的窗户朝向繁华的都市，夜里总是可以远远地望见歌舞伎町的霓虹。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攀在窗前，张望我的这个方向？！
她擦干了身体，躺到我身边，静静地没说话。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卫星台正在放一部好莱坞电影……
我伸出胳膊把她搂在怀里：“算了，今天我不做了。”
“那……一会你和我回去，我看老板娘也认识你，让她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我笑了一声，“我既然带你出来了。”但是，她的态度给了我很强烈的好感。
“谢谢。”她说，“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人客人。”
“是么？你每天都来这里上班？”
“差不多。但不是每个晚上都会陪客人出来。我不大会说话，日语又不好。”
“说实话，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学生，怎么会做这行呢？”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提出了这个容易伤人的问题。
她沉默了片刻，一字一顿地说：“为了赚钱。”
我隐约觉得她的内心里有什么不愿说出的话，或许她是身不由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不想更加触动她的痛处，就装作无意地岔开话题：“以前没有中国人要带你出来么？”
她想了想：“有一次。我没敢去。”
“为什么？”
“他的样子很凶，我有些怕。店里的小姐说一些客人很变态，叫我要小心。”
“怎么变态？”
“有的客人好像吃了什么药来的，还有人说福建的客人很粗鲁，脾气不好，小姐不照要求做就挨骂。”
“没办法。要是你玩命坐着船偷渡上岸，然后又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警察抓住，时间长了肯定会变态的。”我给她讲了个真实的故事。福建来的偷渡客其实主要就是福清、长乐等县的人，那几个地方因为有亲友出来，寄回去大量的钱，所以几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想着到这边来淘金。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不惜借上几十万元人民币，也不惜在海上颠簸冒险，不远万里来到日本。但这些地方的偷渡客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有的连自己的中文名字也写不出来。我在语言学校上学时，班级里有个福清的同学，按入学要求应该是受过十二年以上教育的，可是他竟然基本上不识字。有一次他和同学约好见面，说自己“站在什么土银行下面”。同学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见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头顶是富士银行的招牌。这位老兄不认识“富”字，又把“士”念成了土。
第十二章 真相(3)
女孩听了笑起来。但我表示，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品质的好坏。为了赚钱，可以有各种手段，但不论如何，不能总想着欺负人、坑人、害人。
时间过了快一个小时，她开始用手抚摸我。我说：“不必了。就当我找你聊天。”她欠起身：“要不你可以不戴套子。”
我说，“那可不行。”
“你是说会得病？”
“得病也好，怀孕也好，都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你如果不保护好自己，早晚会吃亏的。”
她的神情紧张起来：“那我该怎么办？”
我的脑海中飞速地搜索了一下，说：“你换个店吧。我介绍你去一家不用陪客人出场的店，那里是会员制的俱乐部，只要聊天喝酒就够了。赚的钱也许没有现在这份多，但对你来说比较安全。在这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点了点头：“谢谢你，哥哥。你真像我的哥哥。”她笑了，单纯的笑。
我下了床，找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上那家酒店的电话和名字，递给她：“明天晚上你就去面试吧，和老板娘说是我的朋友。”她接过来放进衣服口袋里：“那我先走了。”
她重新穿好衣服：“你呢？”
“我在这里歇一会儿。”我轻拍了她后背一下，“保重自己，好妹妹。”
“谢谢你。”她又朝我一笑。
等她走后，我给楼下的管理室打了个电话，把房间原定的两小时休息改成过夜。然后又给久美子打电话，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壁纸，在这个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里回顾自己的历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久美子对我的疏忽也让我越来越感到失落，而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她，因为我觉得我抢不走她对儿子的那份母爱。同时，我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愈发浓重的不安。方才我给那女孩子讲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国偷渡客、韩国皮条客对我缺乏友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的人日渐增多。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换来的“地盘”，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松一口气。我的靠山，铃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时，当我向他提出需要帮助时，却被他以繁忙为借口推脱。歌舞伎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搅乱了他往日的宁静，也冲淡了他的威风。铃木在那些外国“同道”面前常常无所适从，这也难怪，一般的日本黑社会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韩国的“道上兄弟”心肠更狠，他们可以一言不和就演变成要人性命的决斗。但是，钱依旧不能少了铃木的。一到他缺钱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到我的面前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找出种种理由，索要去一两万日元。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现在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事业”也许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占领的。而我一旦失去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地盘”，那我就会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我终于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却一直悄悄盘踞于脑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电话。她说已经去过那家酒店，老板娘同意她留下来。她再次向我道谢，我说不客气。她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于开导别人，但对自己的类似困难却手足无措。现在看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了逃避那股潜意识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赌博的漩涡当中去了。
我开始频繁地踏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库赌博店。来日本八年，我没进去过几次，尽管当初范勇他们多次拉我入伙，也教会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却从来都没有对那玩意儿感兴趣过。但现在则不然。我把那里当做了一个缓解精神压力的所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拾。那里的机器嘈杂声如同工厂的大厅，但是它确实吸引了无数心灵上空虚、忧虑、烦恼的男男女女，我在电视上看到还有年轻的母亲为了去赌博，导致自己的婴儿被活活闷死。
对于范勇那批人来说，扒金库如同提款机；可是对于一般的赌博者，扒金库是个吸钱机器。当时我虽然预感到自己是在送钱，但我自以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状态，所以，便不吝惜地挥霍在赌博游戏中。
第一天输五六万日元，很快上涨到一天十几万、二十万日元，运气差的时候，多少钱也是一会儿就输光了。当然，一天赢上几十万的情况也有，我的最好记录是有一天始终福星高照，赢了二十七万日元。但总的结果算下来，自然还是输的金额要多得多。手上的钱输完了，我又开始用久美子和儿子户头上的钱。结果，从1996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扒金库赌博店里共输掉了总额超过两千多万日元的巨款，那就相当于一辆豪华的奔驰600。如今反省，我简直太糊涂了，可人性就是有这样的弱点。还好，在那期间，我每个月交给妻子的七八十万日元的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也绝不能让妻子和儿子为生计发愁。当然，妻子和儿子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继续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