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笔下的少数民族美女，也为数不少，粗略一数，即有十几个：
香香公主——回族人
何铁手——彝族人
华筝——蒙古族人
赵敏——蒙古族
小昭——波斯人
宋九真、武青婴——白族人
阿朱、阿紫——瑶族人
王语嫣——鲜卑胡人
梦姑、李秋水——西夏人
刁白凤——傣族人
蓝凤凰——苗族人
苏菲亚——俄罗斯人
建宁公主——满族人
这些异族女子，在金庸小说中占的地位并不低，尤其是赵敏、小昭、王语嫣、阿朱、阿紫等，是女主角之一。她们的出现，使作品增色不少，平添了几多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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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本色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
身份越来越低，
武功越来越差……
金庸的小说，都有一个男主角，当然，《天龙八部》是例外，有几个男主角。
每一个男主角都显示着某种理想。但是，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的“理想”呈现出急剧的变化，从中可以体味到他对人性，对于历史的审视与深入。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出身书香门第，又从小跟着高人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无疑在客观条件上，可称得上典型的白马王子。陈家洛的民族主义意识极强，他的所谓雄心壮志、伟大抱负，就是要夺取满人江山，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围绕此事而运转的。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想极其浓厚，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家国为重。为了完成所谓的“大业”，他甚至将自己钟爱的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这类的“壮举”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袁承志是名将之后，出身高贵，天赋聪颖，又得到异人的指导，成就了一身超人的武功。他喜欢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后发制人。在这个人物身上，金庸写到了他脆弱的一面。这比陈家洛有所进步，已经注意到英雄人物不一定要十全十美。袁承志喜欢温青青，这使倪匡十分不解，他说：“温青青这样的女人，见到了若不转头便逃，一定大难临头。”所以，在他看来袁承志只能算中下人物。
紧接着，《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的胡氏父子出场。此时，金庸再次突破自己，把主角从正面人物写成灰色的人物，更耐人寻味。他们父子二人都是只用行为为自己的人格求证之人。胡一刀豪迈绝伦，鲜有比拟。他和苗人凤生死相拚，而又惺惺相惜，真能传颂千古。胡斐行事神出鬼没，甚是神秘。他的武功，靠他的家传刀谱外，便是不断自学，通过艰苦磨炼，而成为一代高手。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漠视世俗的环境，孤高自信，宁折而不屈。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其中的主人公郭靖也深得一般中国读者的喜爱。他善良忠厚、坚豪勇敢、勤奋刻苦，练就了一身卓绝的武功。他的一生，几乎毫无缺点，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圣人”：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贞，对朋友义，对子女爱。他不仅是武林豪杰，而且尽忠报国、保卫社稷，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似乎与郭靖形成对比。他的名字是郭靖所取，有改过之意，因为他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在杨过身上，洋溢着独来独往的自由精神，他的一生，是充满反抗的一生。他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极冷漠的环境中度过，直到遇见孙婆婆，才知道什么叫人类的温情。他后来一直与小龙女携手反抗压力，演出了一段惊世奇情。
杨过之后，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及《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一个个愈见悲剧性格，一个个更显身世坎坷。张无忌是武当传人之子，应当说是普通人。他亲眼目睹父母双双自杀，成为一名孤儿。令狐冲的身世更为悲惨，无父无母，自小没有亲人。这两人都是从平常武功因际遇而得到非常武功，也常常濒临死亡边缘，或陷入感情危机，苟延残喘，奋力求生。与前面的几部小说相比，男主角那种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气势，减弱了很多。
最后的《鹿鼎记》，金庸索性将男主角的身份降至一个“婊子养”的小杂种。韦小宝在妓院中长大，耳濡目染的当然不会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市井无赖的狡狯、奸诈、好色等等。但是，这个不学无术、毫无功夫的小宝，从皇帝到反贼，都与他称兄道弟，关系好得不能再好，而那些美女又一个一个地投怀送抱。真不知这小子修了哪辈子的福，又练就了什么本事。
总的来说，金庸笔下的男主角，身份越来越低，武功越来越差，一直到毫无武功。
这是否与金庸对生活的感悟有关？让我们看看金庸自己的说法：
“这大概是有一点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境界就是淡忘，无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因此这些人的武功自然越来越平凡，英雄色彩也越来越淡薄，命运更是越来越失意了。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中，陈家洛外表温文，但内心抑郁；乔峰豪迈，但不解风情；袁承志山野草夫，郭靖忠厚鲁钝；胡斐苦难孤独，令狐冲落拓不羁；石破天单纯，狄云正直，张无忌随和，虚竹拘泥，韦小宝狡黠；俊美的只有杨过，潇洒的只有段誉。但段誉之潇洒，在于不通世务，是个出世人物，而非浊世公子。杨过早期，每每不忘父仇，机心处处，亦不见得如何倜傥磊落。说到造型之美，反而不及一把年纪的丁春秘那大袖飘飘、鹤发童颜的神仙姿态，亦不极道貌岸然、宝相庄严的和尚鸠摩智。但这些男主角，总有一股叫人感到亲切、景仰、乐于接近的气质。这种气质，使读者不期然中引起共鸣，觉得主人翁可亲可近，仿如朋友，甚而将小说中的非常理的情节，也全盘接受。
这些男主角都堪称英雄。即使是韦小宝，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不承认这小子干出了一番“英雄”才能干出的“大业”。
但，哪一个人最为出色呢？
在倪匡笔下，被称为“绝顶人物”的只有杨过、令狐冲、乔峰、韦小宝四人。但另有人认为杨过英雄感不强，令狐冲自怜自伤，更无英雄气概，至于韦小宝，流氓习气十足，焉能称英雄。没有太多争议的是乔峰。
乔峰在小说中如此出场：
西首座上的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梧，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
乔峰的遭遇极为悲苦，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个悲剧人物。且看倪匡对他的赞叹：“若论意气之豪迈，行事之光明，胸襟之开阔，惟有乔峰。乔峰堪称是人中之龙，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乔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
但正是这个乔峰，“又有武功，又正直，天下无敌，必然到最后正因为他受人钦佩喜爱的个性走上悲剧的道路。”（沈君山语）
金庸写乔峰，似乎完全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意识。乔峰是契丹人，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人的品性与种族是没有关系的，汉族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异族中亦然。汉人皇帝如果昏庸无能，难道就因为他是汉人，我们也要拥戴他么？
金庸说他最喜爱的男主角是杨过和乔峰，对他们寄予的同情最多。
那么，谁是第一位大英雄？大概每一位读者都会有他（她）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金庸写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大侠小侠，千人千面，但仔细琢磨，仍能看出一点程式，一点门道。
金庸自言他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因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因此，这些男主角不论相貌如何，出身如何，大抵天性仁厚，或傲骨多情。而最主要的，他们都是在重重夹缝中做人，身处重重矛盾之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受尽了屈辱但都能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
乔峰当然是典型，他是辽人，却由汉人养大，血缘之爱，养育之恩，两者不能丢弃，但在两个民族的残忍争斗中，他又如何能够平衡自己的情感，当然只能以自杀来了结。
张无忌的出身更是一个象征，他的父亲乃武当门人，公认的正派，而他的母亲则是邪教教主的女儿，公认的邪派。他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得到的结局比较圆满，最后化解了双方的恩怨。
郭靖也有这类似的困境，几乎和乔峰相同，成吉思汗于他有恩，要他归顺元朝，甚至以他母亲的生命来要挟。但郭靖内心冲突较少，他很快就坚定地以民族大义为重，摆脱了个人恩怨的纠葛。
韦小宝也处于夹逢中，不过，这小子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令人深思的是，他最后也是郁郁不乐，宁愿隐遁荒岛。
其他像杨过、令狐冲等，都是在这种左右为难之中生存下来的。人生的各种矛盾，在这些男主角身上体现得相当全面，常常令人感到生存的无奈与尴尬，苦恼和辛酸。
另外，这些男主角总是历尽磨难，常常面临死亡大祸，杀身大劫，而最终又能化险为夷。
郭靖自小就差点为铜尸铁尸所害，出道不久便屡受追杀，九死一生。杨过一出场便惹上李莫愁银针之毒，后来又中了情花之毒，逼得吃下断肠草。张无忌尚在孩提时代，就被玄冥二老印了一掌，差点丧命，长期笼罩在死亡阴影下。令狐冲救仪琳，重伤几乎不治，后来又被乱七八糟的真气所伤，一路哼哼卿卿，半条人命。
这些英雄豪杰，在未成名前，都要倒霉透顶，坎坷得不行。金庸大概深谙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真谛。
还有一个程式化的处理，就是男主角必定会莫名其妙地遇到奇事奇人，或者莫名其妙地得到绝世武功。
郭靖既蒙江南七怪收录为徒，又得洪七公垂青，还与周伯通结下忘年交。胡斐先遇上赵半山，又与苗人凤交手。袁承志得穆人清为师后，再遇上木桑道人，得金蛇遗功。令狐冲则先得前辈高手风清扬剑术真传，后来又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获得任我行的盖世内功。段誉这个本来一点武功也不会的混小子，也莫名其妙地遇到石洞里的“神仙姐姐”之类。虚竹原来不过一个小和尚，还是打杂的，却成了当世第一神医和一流武术高手，堂堂大国的驸马爷。小叫化石破天也是，先是糊里糊涂地被谢烟客传授了一身内功，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破译了侠客岛上的绝世武功，成了武林第一人。至于杨过则更神了，先遇郭靖大侠，随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连老顽童都与他有不寻常的关系，尤其神奇的是遇到大神雕，真是匪夷所思。当然，遇到贵人奇事最多的，还数韦小宝。
这些奇遇记就构成了金庸小说传奇色彩浓厚，情节生动复杂的主线。
这些男主角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的桃花运都不错。一般而言，每位英雄，都有两个以上的美人苦苦相恋。从郭靖到韦小宝，他们的烦恼不在于得不到女人的爱，而在于如何摆脱这些烦人的爱。
这些情节看得男读者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仿佛白日梦成真。而一些女性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则大不以为然：难道我们女人就那么贱？这当然与贱不贱毫无关系。不过，金庸为什么将男主角的爱情模式处理成这个样子，总是美人爱英雄，而不是英雄救美人、追美人，倒是值得探讨的。
香港才女林燕妮曾有奇文一篇，名为《金庸武侠小说男主角用法》，以女性的目光来品评金庸的男英雄，自有一番不同见地：
我会挑来做丈夫的，始终是郭靖。虽然倪匡嫌他蠢，又拒绝把他列为上、中、下等的任何一等，而以‘无可置评’言之，我却认为郭靖是最佳丈夫人选。因为他一不会看别的女人，二不会说谎，三不会行差踏错，四又武功超卓，既不会背着我作怪，亦可以处处保护我，又肯听老婆话，还容易被老婆骗倒，放在家里，十分之有安全感。
我最心爱的人，当然是杨过，不过此人不可以当丈夫，一旦叫他扮了丈夫的角色，便没有浪漫可言。我会要他做一生娶不到我，但却一生爱我的人。这个人一定要在我婚前认识，不然便显不出他的悲苦、反叛和一往情深。
段正淳这到处留情、甜言蜜语的家伙，我会要他做婚后情人，隔两年见一见，荡气回肠一番。不过，此人不可当作固定情人，不然会被他的拈花惹草气死。
段誉我也喜欢，这人心地又好又殷勤，做女人跟班最适宜，又因他纵使痴情吃醋，也从不骚扰对方，心中无恨，温善可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佳。
我并不贪心，金庸笔下诸大侠，我只挑这四个，各有用途，妥当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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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
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么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么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奸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么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么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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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作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
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顶峰；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言情小说，写尽了人间各种形形色色的情感；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是有价值的通俗小说；
还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浪漫派小说；
更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仅仅是小说，算不上文学作品。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说来说去，金庸的小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像《红楼梦》一样好的小说，是诗歌般的小说，是写人写情写景写历史的小说，是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
套用“金学大师”倪匡的话来说，“以前，世界上未曾有过这样好看的小说；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了。”
学究们、评论家们设置了许许多多概念名份，什么纯文学、通俗文学，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把那些鲜活的文学作品支解得支离破碎，再贴上一块块的标签。
其实，对于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规范他们。莎士比亚是什么流派？曹雪芹又是什么流派？贝多芬、毕加索又是什么流派呢？
只有那些不入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时才会宣称自己是这个“派”那个“主义”，因为他们才情空虚，学识浅薄，所以借名号来壮胆。而那些真正的大师，从来不去介意自己要被归入哪流哪派，他们只知道生命中有一股清泉要奔涌而出，他们只知道惟有文字、线条、音符、色彩才是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只知道让生命之泉去自然流淌，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地创作，再创作。
以金庸小说而论，其中有武侠、传奇的一面，天马行空，情节曲折；也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悬念重重，扣人心弦。有悲剧的一面，写尽人间的无奈悲凉；也有喜剧的一面，处处夹杂了幽默谐趣，以及善意的嘲笑。有讽刺鞭挞的一面，对于世态人心，社会历史的阴暗丑陋，不乏犀利的思考与揭露；还有称颂赞美的一面，对善良的品质，侠义的情操给予充分的讴歌和褒扬。
正如《红楼梦》一样，道学家看出“淫”，才子看出“缠绵”，革命家看出“反清”（鲁迅语）。实在是见仁见智，说不清，道不明。所以金庸的小说若是被人安上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号，就变得莫名其妙了。
还是倪匡说得有道理，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金庸也认为，文学艺术首先是表现美的，是追求美感的。
金庸的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不光是那些离奇诡异的情节，也不止是那些古灵精怪的武功，而是那种氛围，那种意象。这是我们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我们梦幻里的“中国”，是如诗如画的“中国”，也是标准的中国味道的“中国”。
这里面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伴随着棋琴书画，刀光剑影。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还有那曲径通幽的庭院，小桥流水人家。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一切都洋溢着中国文化的神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习俗。
总之，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全都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古老中华的民俗民风，无不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生活在烦恼尘世中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和“魂”，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许多生长在当代的华人，无论是生活在本土还是身处海外，在中国传统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是贫血的。几乎可以说，许多青少年是凭借着金庸的作品，才将自己的血脉与悠久的中国历史重新衔接；而许多中老年人，也是从金庸的书中拾回了几被遗忘的中国梦。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华人爱看金庸，一遍一遍地读，百读不厌。看金庸的小说，好像又回到了唐诗、宋词，又回到了春秋、汉赋，又回到了《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西出阳关》，又回到了《封神榜》、《七侠五义》、《包公案》……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艰苦的环境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生活得单调、沉重，平凡而缺少刺激。但是每个人的心底里都不可抑制地存在着向往冒险，寻求变化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出现奇迹，精彩一回。武侠小说这种天马行空、惊险刺激的内容情节，正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能够填补许多人的精神渴望，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而金庸的小说又是其中色彩最浪漫，感情最浓烈，人性表达最全面最丰富的作品，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难怪人们对它如痴如醉了。
波澜壮阔、气派非凡、博古通今、包罗万象。
诗词、历史、天文、地理、民俗、风光、武术、医学、巫术、棋艺、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甚至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等等，奇妙地融汇在一起，构成金庸小说的斑斓色彩。
那么广博深奥的知识，在金庸笔下全部化成有趣的文字，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陶冶和修炼。能够艺术地活用各种知识，现代中国作家中，当首推金庸。
金庸的小说，差不多全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小说中出现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做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该做到的，既不违背基本的史实，又有艺术的升华，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同处一起，好不热闹，造成了奇异的效果。比如《鹿鼎记》中韦小宝与俄国苏菲亚公主一段，除了韦小宝是虚构的，其他均为真人真事。
当然，真假原是说不准的，尤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谁又能自诩把握到它的全部真实呢？在沧桑变幻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本无定数，如《红楼梦》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金庸为现代小说运用历史题材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确实做到了：
“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有关，……是一部编年史，是一本部落之书，一部有关风俗与传统的重要汇录，而同时也是一本供大家娱乐的故事书。”（保罗·门采语）
至于精彩的围棋棋局，高深的中医中药知识，丰富多彩的地理人文景观，绚丽浪漫的异域民俗风光，……在金庸的作品中更是经常出现，成为吸引读者的又一重要因素。难怪许多人看完金庸的书后，都会由衷地感叹：这个人怎么会懂得那么多？怎么能有那么丰富的学识？也许，说金庸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一点也不过分。
作为形式上的武侠小说，金大侠对武功招式，武打过程也有精湛独到的描写。他将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妙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而且将各种稀奇古怪招数的动作细节介绍得一清二楚。就像电影的蒙太奇效果，精彩的镜头层出不穷，一个套一个，一环扣一环，读来津津有味。
在金庸的每一部作品中，都穿插众多武打场面，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无一雷同。每一回的场景、人物、动作、表情均交代得细致入微，充满了现场感。再加上慢镜头的捕捉和读者想象力的再创造，绝对要比亲眼目睹还要精确，当然也更具美感。这也许与金庸曾拍过电影，当过编剧导演有关。
更绝的是，金庸不仅写出了动作，还能在描绘“打”的同时，刻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妙的武术和武打者的情绪性格尽显其中。这样的镜头在书中不胜枚举，信手翻开，无不如此，真看得人兴趣盎然，有美不胜收之感。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确是一个大大的突破。
金庸描述武功时，还喜欢将武术的演示技巧与武打人物的内功修为写得层次分明。尤其是高手过招的情节，那种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见一山高的意境，让金庸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尤为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溶入武功中去。写出了那种大地万物溶为一体高妙境界，那种凝神静虑，心如上水，头脑豁然开朗，眼前一片空明时的神奇力量，将东方理想中的天人合一的神韵抒发到了极点，教人为之心动。
更令人折服的是，金庸还深通音乐和舞蹈。小说中，瑶琴古筝，长萧铁笛无不成为武器，音乐之声也可发出武功，释放出能量，或致敌死命，或治病救人。比剑试刀，拳掌相交中，无不蕴含着优美的舞姿造型。充分体现了静中有动，柔中带刚的中国民族舞蹈和音乐的神髓，美伦美奂，实在高明。
然而，金庸作品中的武功之所以那么吸引人，也许最根本的还在于他把握住了生命的律动，体悟到了自然的节奏。他将这些以及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热望全都倾注于那一招一式，一纵一跃之中。因而他笔下的武功才充满了灵气，充满了诗意，充满了象征。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武功名堂，许多都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感均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变幻莫测，神奇曲折，慑人心魄，引人入胜。
金庸小说的情节布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人评价说是“合乎情理，出乎意料”，可谓一针见血。
金庸小说的开头，大抵都神秘悬疑，将读者的好奇心大大激起。例如《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等，一开场，奇怪的事件一桩接一桩，令读者如置身云里雾中，方向难辨。一直追下去，才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事实真相。读进去之后，故事不断发展演绎推进，情节更加复杂离奇，矛盾叠起，悬念重生，冲突加剧，一波三折，更看得读者仿如置身其间，心不由己，欲罢不能。最终或真相大白，或悬而不决，或不了了之……看完了不是让人击掌叫绝，大呼痛快，就是教人意犹未尽，遗憾不已，总之只恨书太短。
金庸极能渲染诡谲神秘的气氛，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能从容写来，直看得人毛骨悚然，拍案称奇，只道天下竟有这等怪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夜过浙闽交界廿八铺和误入西湖底深处身陷地牢；《连城诀》中土豪万震山午夜梦游砌墙；《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带胡斐人师兄姜铁山薛鹊的铁铸圆屋，见到他用大铁锅蒸儿子姜小铁；《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郭靖，在塞北高峰上遇见黑风双煞和骷髅头阵；还有令金毛狮王谢逊发疯的冰火岛，布满八卦迷魂阵的桃花岛，黑木崖上东方不败的花园小屋等，情节景物的描绘，无不怪异突兀，鬼气森森，使人不寒而栗，让读者产生出一种恐怖的快感，好奇心顿增。
金庸还特别善于描写秘境绝景，使情节的发展更加不可思议，奇峰突起。如大漠风沙、巨雕恶狼、冰雪连天、茹毛饮血的戈壁荒山，柳暗花明、莲叶轻舟的江南水乡，佛法庄严的庙宇道观，枯藤老树的深山古刹，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精悍蛮荒的异族部落，人迹罕至的雪峰冰仞，……还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仙山琼岛，神秘深幽的山谷地洞，再加上离奇古怪的邪教活动，以及惊人刺激的怒海群鲨，等等，等等，简直是匪夷所思，神来之笔。金庸的想象力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总令人读得陶醉其中，叹为观止，眼界大开，非常过瘾。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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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