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
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
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
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商议定当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命了。
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否会见怪？”
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来问我！”
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
倪匡说：“去他妈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
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
如果有人可以代写，写出来的作品如此之好，这个人为什么要代金庸写，自己不写？道理极简单，偏有人不肯去想一想，真怪！
倪匡藏有金庸所书长联两幅。至今为止，可称世间孤品，因为舍此而外，金庸再无类似的书法作品。金庸倒是在他的作品集上自题书名，每一次，只怕都写了几十遍以上。因为他的书法，并不如何高超，绝不能称“家”。但这幅对联，却极之有趣。
倪匡说在联语之外，还有注解，字数虽不多，但包含哲理甚深，录下以供各位同享：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饥不寒，老而不死，不亦快哉；
品到无求，无迂无争，迂则必争，无灾无难，远于无常，无量寿也。
我与君俱以武侠小说为人知，文中有武，并驾当时。人之喜祷善颂者。恒以“大宝贵亦寿考”为祝。寿考诚美事，大宝贵则非大争求不可得，或求而无成，或既得而复失之，终日营营，忧心忡忡，人生百年，何愚而为此苦事。君少年时多历忧患，当深知不饥不寒之至乐。
女俏子灵斯谓好，谷重穗，不搞不震非好汉；
贝富才捷信为财，果珍李，无忧无虑作财婆。
匡兄四十初度，摆联自寿，有“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暨“无欲无求”语。以“不”、“无”二字为对，惟有句洒脱，匡嫂不之喜也。谨师其意，以抽笔书二联祝无量寿。举世贝壳藏家，或雄于资，或邃于学，抑或为王公贵胄，似君以俊才鸣者，未之或闻。
匡兄华诞之喜
弟：金庸
乙卯六月
倪匡说，“这幅对联，需要解释之处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过‘深奥’。”
“首先，四十岁那年，我自撰对联一幅：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
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
“自觉甚是高兴，在报上发表。惹来的反应，是有人在报上破口大骂：‘自撰挽联式的对联，以老卖老。’等等，这可以不论。老妻看了，愀然不乐，是因为‘时已无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过了一大半，‘无多’是实际情况。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话。金庸知道‘匡嫂不乐’之后，送来这两副对联。”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儿名震，这是嵌名联。而“搞搞震”是粤语，意思是胡捣蛋，一联之内如此复杂，也颇不多见！”
“小儿胡捣乱事迹甚多，金庸后来又在赠他的书扉页上题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汉，乱震乱搞岂英雄’之句，以资勉励。有金庸亲笔题字之小说，在同学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对金庸性情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属于慢性子的人，涵养极好，多少年来，只见他发过两个半次脾气。此话怎讲？因为两次都不是盛怒，只不过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而且这两个半次脾气，都发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笔者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个要求，时在汽车之中，金庸“哼”了一声：“除非《明报》破产，不然万万不能！”吓得笔者和同车人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透着好几分钟。另半次是对一个行为十分卑劣的小人，该小人颠倒黑白，造谣生非者再，金庸当众宣布不与这种人同席——很多人，可能只看到过查先生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时，金庸就打电话来：“如果你真觉得这样子对你有好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笔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金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子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绝。曾问过他：“你手上的钱如何处理？”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过金庸好处的人，若能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总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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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王国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常达不到目标，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自由独立的报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没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的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那莳花，转瞬即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作之缘，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
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
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华侨》、《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
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发行量达到六千份。
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分析。而这，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到？
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的。
《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闻，广交男女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的财富估计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
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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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情片片
他笔下的情恋风云变幻多姿多彩，
而他自己呢？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不是武侠，而是真正的言情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有谁能够将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写得那么入木三分？有谁能够将男女间千姿百态的情爱写得那么淋漓酣致？
那么，金庸自己呢？他的情感世界又是如何的呢？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更令人觉得神秘。尤其是关于他的恋爱，他的婚姻，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一般人的想法是：他肯定经历过，有许多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猜测。作家所写不一定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可以虚构，可以想象。
然而，作为一个人，金庸肯定有过他的青春梦想，有过他的美丽初恋，只是他本人从未谈及，成为一段被掩埋的故事。作为文学家，小说家，金庸也肯定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火热的情怀，否则不可能写出这么跌宕风流，令人心醉神迷的情侠世界。
据说，他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曾经追求过夏梦。不过，仅仅是“据说”。为了不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我们将沈西城先生在《金庸与倪匡》一书中的一段文字移录如下：
金庸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明星，也是谁？
为了要写这一件事，我曾问过许多金庸的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的两个人。后来我见到了李翰祥，他那时也在“长城”，跟金庸可算是半个同事，他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哎哟！你的妈，怎么要挖金庸的疤！”
我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摸自己的屁股，你的大作《三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
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儿吗？”
“那么金庸泡到了吗？”我问。
“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李翰祥的诙谐称誉影坛，果非浪得虚名。
“这岂不是李导演泡妞工夫比不上金庸吗？”我故意激他。
“那当然！”想不到李翰祥承认了：“我这么黑，边度有女‘柴’（注：李翰祥广东话不正，‘仔’读成‘柴’）钟意我，金庸就算唔靓仔，后生个阵都靓过我。”
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係。”
于是敬上老酒一大杯，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追过夏梦。”
“喂！许公，到底係边个？陈思思？抑或係夏梦？唔好冯京作马凉呀！”
咦！怎么没有回答，原来许国已进入了醉乡。
再问倪匡。
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
跟住倪匡用半咸淡广东话对我提出忠告：
“喂！你千祈唔好乱爆嘢！上次你有一篇文章讲买石，老查（金庸）睇（看）到，闹（骂）我。”
但我相信金庸之器量绝不会如此小。每一个人年轻时，都有他年老以后认为的荒唐事，以夏梦的那种绝色，相信是男人，都会兴起追求的冲动。金庸那时不外三十左右，他当然有权去追求。
金庸进入“长城”，易名林欢，写了好几个剧本，接着还跟胡小峰联策了《王老虎抢亲》，成绩不俗。
夏梦是“长城”的当家花旦，李翰祥说过：“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但李翰祥却说金庸并没有失败。
后来夏梦结婚了，金庸也离开了“长城”，自己创天下。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像《射雕》里的黄蓉，《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神雕》中的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读者如果留意，一定会发觉我并没有打诳。
沈西城先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作家，与金庸圈子中的人，尤其是倪匡相当熟络，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但毕竟金庸本人一直未曾证实此事，所以，我们还是姑妄听之。
但是金庸自己有一篇散文倒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说的是他有一次在“爱情之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忽听到一种鸟的叫声，那美妙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夏梦，夏梦”，非常的悦耳动听……
多么温馨！多情的、有心的读者是不是从中可以悟出些什么来呢？
另有一篇文章谈到“金庸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为此，他不惜与妻子离婚。”这似乎不合情理，仅仅为了职业上的选择，就与妻子离婚，实在太过夸张，何况并无迹象表明，金庸如此迷恋外交工作。
金庸确实有过离婚的经历，但原因绝非那么简单。这方面的恩怨恐怕没有人能够判断，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而且既属隐私，则不必加以深究，更不应妄加揣测解释。
关于金庸的婚姻、家庭，他自己以及传媒都谈得很少。只知道他创办《明报》时的妻子叫朱露茜，现在的妻子叫林乐怡。
被人谈论得很少，就说明过得较平淡。平谈是福。金庸笔下的情恋风云多变，奇诡无穷，多姿多彩，可歌可叹。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倒是沉静理性，很少节外生枝，也不喜曝光招摇。
然而有一点确是不容怀疑的，金庸肯定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性情中人”，因此才会写出这么多有血有肉，颠倒众生的人物和小说。金庸自己也承认，他是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书中人物里的。从这句自白里，热爱和欣赏他的读者是否也能得到些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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