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郭靖是惟一的。
正如金庸也是惟一的一样。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金庸喜欢写儿童，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全部的因由。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起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么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回顾所来径。
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这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
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多许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在那里打一口深井，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他写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而寄寓其怀旧乡思，让人感叹不已。
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一丝惆怅也不会感觉到。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远不再回来，譬如我们的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譬如我们的故乡。
要是我们明白那么多的成年人爱听《童年》这首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金庸为什么那么喜欢写孩子，写江南了。
郭靖当然不会问“太阳为什么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顶多“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这么孤孤单单的童年。”
但金庸在江南过的却是幸福的童年——雄伟的海潮，茫茫苍苍；宽阔的田野，青青翠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谁料在轻轻挥一挥衣袖之后，竟成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他只能把他的童年情结，家国情思，在一本本的小说中汩汩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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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质兰心
因为巧而真，
她被称为解语花。
西谚说：上帝是公平的。
但在杨康、欧阳克等看来，上帝一定是偏心的。不是吗？资质那么鲁钝的郭靖，却偏偏使黄蓉一见钟情而至此不渝。
黄蓉是那样的聪明机智，慧心秀口，若论家学教养、武功文才无一不远远超过郭靖，却偏偏对他一往情深。饶是欧阳克在旁边如何风流潇洒，殷勤多情，就是正眼儿也不瞧他一下，让他酸溜溜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当然，看到末尾，读者也就明白谁是牛粪了。郭靖的人品胸襟，决定了他能拙胜巧，愚胜智，最后终于走上华山论剑的大侠之路。欧阳克算个什么呢？
黄蓉之看中郭靖，才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
他们的结合，不仅表现了金庸的人格理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庸作品中描写到的所有的情侣和夫妻中，郭靖与黄蓉是最幸福，最圆满的一对，堪称天下有情人的典范。相信大部分读者也会祝他们为天造地设的一双。
黄蓉因父亲狠责了几句，离家出走扮作假小子，遇到郭靖，自然而然地从友情升华成爱情。据小说中说：
初时她……原是将心中对父亲的怨气出在郭靖头上。哪知他浑不在意，言谈投机，一见如故，竟然便解衣赠马，关切备至。她正凄苦寂寞，蒙他如此坦诚相待，自是心中感激，两人结为知交。
郭靖初见黄蓉时，并不知道她不是一个“小子”。郭靖生性纯厚，再加上从来没有过比他弱小的朋友，所以，发自内心地愿意保护她，对黄蓉显得照顾有加。而黄蓉对于郭靖，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与父亲以外的男性接触。而且，她立即发现，这个男孩，与父亲大大的不同。父亲虽然很亲切，可以倚靠，可以撒娇，终究还少了点什么。但对着这个郭靖，却可以倾诉心声，可以作朋友作兄长，可以吵架斗嘴，也可以娇嗔依偎，她的少女情怀就这样渐渐苏醒。
他们两人一见倾心。黄蓉的高谈阔论，令郭靖这个傻小子大为折服，脸上尽是敬佩之情。这使黄蓉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人欣赏自己，越说越欢喜。而从不太会说话的郭靖，他竟然流畅地说起自己的往事，这在他，一生中恐怕就只有这一次，说得“滔滔不绝”。
异性之间，如果互相有向对方倾诉心事的冲动，那多半是喜欢上了。这当中没有理由，没有逻辑。你见了一个女孩或男孩，情不自禁地，就要表达自己，总觉得对方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这样的情景也许就叫一见钟情。
紧接着，郭靖赠金赠衣，黄蓉更是芳心大动。直至郭靖连自己所骑的宝马都送给了黄蓉，黄蓉就：“心中感激，难以自己，忽然伏在桌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两人间的感情至此，已昭然若揭，只差最后的一层没有点破而已。等到黄蓉回复女儿形象，两人在湖中相会，所有的感情都混结为不可言说的男女之爱。金庸将这双小儿女的情状描写得十分简洁而又细腻：
黄蓉轻轻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人握着手不再说话。
黄蓉低声说：“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么？”
郭靖一闻此言，心中一震，不觉感激、爱慕、狂喜、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向心头。
自此以后，郭靖和黄蓉之间的感情，虽然好事多磨，经过了多少波折，但郭靖始终信守着他的诺言，“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两人的命运性格都由于爱情而有所改变。
坚贞不移，善始善终，这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男女，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那确实又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崇尚的理想，所倾慕的典范。
还是曾昭旭，在谈完了郭靖的先天理性的可贵后，再谈到了郭黄之间的因缘。他将他们的“相合”，视作“感情的正格”。
郭靖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而如此一个灵慧的生命去和刚毅的郭靖相处，是怎样一种形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小事上，郭靖总是笨拙窘困。在生生灭灭，迁流不息的情形下随机应变，以呈露生命姿彩，这本是黄蓉的能耐和本色。但一旦临到大关节，便由郭靖作主，黄蓉从不敢以一言相劝。要知忠义诚信、道德理想这些属于价值层面的判断，原非无善无恶的生命所知，流畅自然的生命，在此时是要谦退守分的。
所以，一般读者总是将郭靖黄蓉的结合看成是完美的姻缘，符合人世间的道德律与审美观。
但正如有人总嫌郭靖愚笨一样，他们对黄蓉也不太“感冒”。倪匡认为“这样的女人，唯有郭靖这样的笨人，可以终生相对。”又有人说：“做了郭靖妻子后，竟然改变恁大，不仅少了千般玲珑、万般剔透，而且还变得自私自利。”
尤其是在对待杨过与小龙女的感情上，黄蓉做了“丑人”，更为不喜欢她的人所诟病。
但平心而论，若说到深入民心，在金庸笔下的“红粉佳人”之中，恐怕还得数黄蓉。
香港的项庄先生就曾为黄蓉挺身而出：
个人一直认为郭靖与黄蓉都是绝代之人，在金庸小说人物中空前绝后。郭靖之所以绝代，并非仅仅为他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的人在历史中了不起，在文学艺术中未必一定动人，更未必绝代。郭靖之绝在一个“真”字，怎么想就怎么做，在俗人眼中幼稚甚至若愚。故此巧如黄蓉，灵如杨过，逸如洪七公，强如成吉思汗，都向他说个服字。
黄蓉之所以绝代，同样在一个“真”字，不过她是巧而真，看来就处处用心机，处处占人上风。这样的女子并非不可为妻，而是只有像郭靖那样的人才可以娶之为妻，以大拙对大巧，拙而真就压倒了巧而真。
林燕妮小姐则指出倪匡们“太有现实生活代人之感”，才不喜欢黄蓉。她为黄蓉辩护：
我爱黄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为妻，包管一辈子不闷。小龙女虽好，不过言语单调，其闷无比，假使我是男人，我会远远地欣赏她，而不会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么东西呀？日日夜夜相对，也得有点生活情趣才成！像黄蓉，那便是多彩多姿，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够聪明跟你一块儿去想；平日无事，她又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逗逗你、撒撒娇、吃吃醋，玩玩煮饭仔，捏个靖哥哥捏个蓉儿，用一千种方法告诉你她爱你、在乎你。我说她才是标准的解语花。
情形似乎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许多男读者不喜欢她，纯以实际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其实，她是曹雪芹用力最多最深的人物。若从美学角度看，无疑是最成功的人物。她所包含的诗意，以及悲剧色彩，超过书中任何一个人。
黄蓉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性。从一个冰清玉洁，刁钻俏丽的女孩子，忽而成长为子女绕膝，已为人母的妇人。这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是人生中常见的景观，让人感到青春的易逝，时光的锋利。
还有什么比一个大美人变成一位老妇人更让人伤感的呢？难怪有一名外国女星因为不愿观众看到她的老态，而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自杀了。
将这种成长的痕迹如实地、艺术地加以显现，对于作家的技巧显然是大大的挑战。细细品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描写黄蓉的文字，可以说金庸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写出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法规避的东西。她必须要告别无忧无虑、敢想敢为的年代，她必须要承担妻子、母亲的责任。正如书中说：“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深爱杨过，黄蓉的心却分作了两半：一半给了丈夫，一半给了儿女。”
在《神雕侠侣》中，黄蓉的母性和妻性都表现得毫无遮挡。对女儿的偏袒、保护，对丈夫的深情、顺从，唯独忘了自己的本性。她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消溶在丈夫、孩子身上了。
所以，从对人物的刻画而言，黄蓉是金庸写得最成功的女性。一个女人所具有的女儿性和母性，差不多全都浓缩在这个形象中。至于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则是另一回事。
说到写少女，尤其是美女，金庸确实有他的绝招与“秘芨”。
金庸描述女性之美，有时很有现代意识，如黄蓉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但更多的还是与书中年代相符，颇具古典美，仿若一个个古典美女翩然向我们走来，美不胜收。
不妨看看曹雪芹是如何写林黛玉的。他写黛玉同时采用了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出自贾府众人：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股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治之症。
黛玉的风韵神态，光彩照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其赢弱的身体素质，也一望而知。众人眼中的黛玉，确是这样一副模样，不多不少，几笔白描，很是简洁。
第二个角度，出自王熙凤：
这熙民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脂砚斋对这段描写的评语是：“写阿凤全部传神第一笔也。”王熙凤是贾府中著名的凤辣子，能干泼辣，本身也是美人一个。从她嘴里能说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这么高的评价，黛玉风姿可知。
第三个角度，出自宝玉：
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宝玉是个重精神、轻物质的情种，他用心灵的慧眼来审视黛玉，看到的便全是内在美。心中一喜，便霎时引为知己。
金庸也从多个不同的叙述角度去刻划黄蓉的不同的层次和侧面，从总体轮廓，到外表特征，到精神实质，立体感非常鲜明。
相对来说，金庸写女子的美，多用侧面手法，但又不乏主观色凋，夹叙夹议，双管齐下。
这就很有《红楼梦》中细致笔调的遗风在了，金庸笔下的女性令人难忘，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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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若愚
聪明的人最愚笨，
愚笨的人最聪明。
最终能走上华山之巅的，惟有郭靖一人而已。
虽然在华山论剑中，郭靖只不过是与黄药师、洪七公对得三百招而不败，其实还算不上第一高手的。若只是单纯的比招，这一届华山论剑的胜果，倒是由逆练了“九阴真经”的西毒欧阳锋摘得。但读者谁都不会认为欧阳锋是真正的英雄。
郭靖的为国为民，主要事迹在《神雕侠侣》里得以充分体现，“死守襄阳”里，有着感人至深的可歌可泣。
但这种可歌可泣，却一五一十地埋伏在《射雕英雄传》里。
金庸是立意把郭靖写得最符合儒家的做人标准的：
鲁钝、木讷，吃苦、忠心等等。
外表上，他长得高大威猛，相貌英俊；内心里，他善良仁慈，诚实憨厚。
金庸说他宅心仁厚，读者也爱他行侠为善。
梁羽生笔下的大侠，是张丹枫式的名士型侠客，亦狂亦侠，能哭能歌。
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则首推郭靖，心地宽厚，胸襟广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同时，他还代表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等等中国人生哲学最高深的层面。
刚认识黄蓉那阵子，他是多么的呆笨啊。
黄蓉提议到湖上去玩，湖上风光空阔秀丽，不知是天地之在湖海呢，还是湖海之在天地。黄蓉兴之所至，遥想起古人旧事，不由叹道：从前范大夫载西施泛于五湖，真是聪明，老死在这里，岂不强于做那劳什子的官么？
郭靖压根不知道这个典故，便缠着黄蓉讲故事给他听。黄蓉就将范蠡怎么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怎样功成身退而与西施归隐于太湖的故事说了，又补充说伍子胥与文仲却如何分别为吴王、越王所杀，煞是绘形绘色。
郭靖听得发呆，却不同意黄蓉的观点，他认为范蠡当然聪明，但像伍子胥与文仲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
黄蓉微笑，说：“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郭靖又不懂，黄蓉又只得给他细细解释：“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守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丢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
在这里，金庸用的是比照法，以黄蓉的聪明慧黠、灵秀博学去对比郭靖的鲁钝憨傻、粗朴少识。初看起来，黄蓉是见解精到，颇具雅量高致，郭靖则是不知所云，一派呆头呆脑。但实际上，黄蓉是有口无心，郭靖则是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
到了蒙古大军压境之时，他们之中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了。
黄蓉是作如此想的：
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依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
郭靖却正色宣告：
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
把一首《水龙吟》唱得充满了家国之悲的黄蓉，对国是的关心却如此的稀松平常，而远非词人墨客的郭靖，却能在危难之中一力铁肩担道义。这是否有着金庸的至巧不敌至拙的深意在？
在《射雕英雄传》中，好像谁都要比郭靖灵巧得多，包括杨康。
除了华山论剑外，《射雕英雄传》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背景，那就是郭靖和杨康的同途殊归。
这部作品的缘起，其实是全真道士丘处机与杨铁心、郭啸天不打不相识，一相识成挚友开篇的。那时候，刚好杨夫人、郭夫人都有了身孕，便都请丘道士取名。丘处机就给两个尚未出世的小家伙取名为“郭靖”与“杨康”，以“靖康”之名以不忘“靖康之耻”，记取徽钦二帝被掳之辱，实在是充满了家国之痛，又不失为殷殷期望之意。
郭靖倒是真的不负众望，他远远没有杨康聪明伶俐，但他的憨厚木讷，却因了他的纯品忠直而逢凶化吉，适逢其人。无论是江南七怪也好，全真七子也好，洪七公也好，都是侠而有义，对大节善恶甚为分明之人。所以，郭靖虽然不如杨康幸运，从小生活在衣食无忧当中，但却在艰苦的生活、多变的际遇中成就了他的刚正不阿，大仁大义。
杨康的幸运之中其实埋藏着不幸的根源。谁能想到，世事无常，变幻莫测竟然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复国志士的后代竟成了大金国的小王爷？
造化弄人到此也为极致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因心慈体善，无意中救了大金国王爷完颜洪烈一命。完颜洪烈生还之后，竟念念不忘包惜弱的美貌善良，不惜用种种手段破坏了郭、杨两个家庭，把包惜弱哄骗到手。郭靖与杨康的命运便从此改写了。
成了大金国小王爷的杨康，改名为完颜康。这位当年抗金名将杨再兴的后人，居然成了大金国的奴臣，这就够令人难受的了。更为可悲的是成了完颜康的杨康，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优裕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的贪恋富贵、好刁喜恭、贪生怕死、奸狡狠毒、人品低下，终因作恶多端而死于非命。
当年，丘处机心心念念的是不忘找到郭、杨两家的后辈。他不惜与江南七怪打赌，相约找到杨与郭的遗孤并授以武艺，十八年后再来嘉兴比武，看谁高谁低。
于是，江南七怪便满世界找郭靖。终于在大漠深处，他们找到了笨小子。
那时的郭靖是多么的可怜。
江南七怪看到了他那呆拙的模样，都不禁怅然若失。
韩小莹是“一声长叹，眼圈儿不禁红了”。
朱聪说：“这孩子资质太差，不是学武的胚子。”
韩宝驹道：“他没有一点儿刚烈之性，我瞧也不成。”
只有南希仁讲了一句：“孩子很好。”
就是这么一个傻乎乎的、可怜巴巴的孩子，最后竟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你不能不佩服金庸的笔下功夫。
反观杨康，为荣华富贵及权势功名所累，终于为恶成奸，人所不齿。
在写杨康和郭靖的不同时，金庸采取的其实是很传统的写法。一方面，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古代社会里，善恶分晓、忠奸毕露，是人们认识生活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说教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的：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金庸无法不受其影响。
所以，在郭靖和杨康这两个人物身上，是集中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模式及其价值判断的基本规范与依据的。
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道德去一一诠释，这是金庸在创作中后期的觉悟。就事实来说，《射雕英雄传》之前的金庸，还未能在当时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如梁羽生一样，是戴着镣铐跳舞的。
郭靖已算是一记险招了，金庸竟然把他写成了一个平民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到四岁也不会说话的笨孩子，想想以前他书中的主人公吧，神性的味道多浓啊——
陈家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之子，实是当今皇上的胞弟，更兼饱读诗书，文武全才，确是人中俊杰。
袁承志同样身份非凡，名将之后，从小接受的教育大抵也离不开要文武双全，追求的也是出类拔萃，扬名天下。
胡斐父子，都是含冤不欲辩的人，他们努力去争取社会地位，维护自尊，显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卓然做立，卑视群雄的孤高。
到了郭靖，金庸已把他写成了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家世渊源的愚钝的孩子，试图表现出他的“平凡”。但到了最后，他的思想境界和成就却是高不可攀的。
根据心理分析学派的说法，人有三个我——原我、超我、自我。
因为要塑造最标准意义上的“侠”，金庸写郭靖是立足于：侠是第一位的，个性是第二位的，即以写“原我，超我”为主，“自我”就难免疏忽了。
台湾的曾昭旭先生在他的《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中，把郭靖的“原我”点评得很是到肉到骨：
在这里，郭靖是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理性是人内在的真正主宰，因此它是独立完足的，才能判断是非，指导方向。但理性也有先天后天之别，先天理性纯以纯朴的元气直行，所以他对是非的判决是不必经过种种曲折考虑的，他只是念念知是知非而已。仅就利己而言，这就够了，不过人的理想，除了利己，还要利人，而在利人的路上，便有了同情、了解、宽恕、权衡种种曲折，所以更要有清晰缜密的条理去斟酌分疏，才能成功。而这一种理性就是后天理性（当然，后天理性还是应该统于先天理性的，不然就变成了无本的花叶了）。郭靖并没有这一种理性，他只是纯然的浑厚，毫没有外露的精彩。因此表面看来，他像是个傻小子，楞小子，远不如杨康或欧阳克公子的聪明花巧。他练的功夫，也是以刚猛纯阳的降龙十八掌为主，但“至巧不如至拙”，他这种朴纯却是真能自主的。当他初遇洪七公，初学了降龙十八掌的一招“亢龙有悔”时，曾单凭这平平无奇的一招进个抗敌，就使武功高出他当时十倍的敌手无可奈何。这就隐示了郭靖或说先天理性的宝贵了。
与郭靖的纯厚的本性相似，他的人生目的也是很单纯的，为国为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黄蓉在身边，他是这样想这样做，有了黄蓉在身边，他也亦是如此。对妻子对子女他都从胸怀人品及其气度人格去引导去教育。他是金庸笔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自始至终能保有自己，是按照自己内心意愿生活的人。
倘若我们问一句，要是战乱平息，襄阳安宁，江湖无恙，天下太平，那么，郭靖将会去干什么呢？那他一定会是茫然无措的。
谁也不怀疑郭靖其实已超越了许多人，杨康就不用说了，甚至连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一干绝世高人也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襄阳救援看起来并非华山论剑的范围，其实正是华山论剑的另一种形式，甚至是更本质的形式。
他不但维护江湖法统，而且维护社会秩序，他的“原我、超我”过于突出，而“自我”却略胜于无，完美得几近“虚伪”。所以喜欢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是有的。
倪匡就总嫌他蠢笨，不可爱，不伶俐，在洋洋洒洒对金庸小说人物的三六九等评价中，就对他不置可否，不予评说。
刘新风却是直言不讳，认为郭靖太类型化了，单纯得简直就是贮于阴凉干燥处的一小瓶密封蒸馏水，不但没有细菌，而且连养分也没有。
但金庸只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必得先有郭靖等，才能有韦小宝。他不可能从陈家洛一下子就跳到了韦小宝。
如果把金庸的作品比作一道桥，光有左右两端两个桥墩是不够的。
有了郭靖，才算是诸色人等，全都齐了。因为他之前有陈家洛、袁承志、胡斐们，他之后有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等。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再写到反侠，金庸为我们圆了一个英雄梦之后，又毫不留情地戳碎了它。
如此，我们还是感激金庸，创造了郭靖这么一个方正的大侠形象，要不，仅有杨过，复有韦小宝之流，于我们的审美情怀还是不能满足的。尽管金庸自己也说：“长篇比中篇好些，后期（作品）的比前期好些。”尽管许多人都把《鹿鼎记》看作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顶峰，但我们还是要说，若是没有《射雕英雄传》，没有郭靖，将是金庸武侠世界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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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丹心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是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
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在中国起源于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等等；而在西方，小说则直接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和神话。
但不管中西小说的差异如何之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因而也都具有传奇这一基本特性。
然而，小说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其固有的传奇色彩逐渐丧失殆尽了。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追逐名利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虚空和情感钝化的时代。所以，里尔克有诗云：
我没有情侣，
没有房屋，
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
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
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麻木、被动地顺应或承受，这无可厚非，当然，你也可以不甘示弱，不甘奴化，在艺术中再寻找一种支撑与力量，以作对现世的抗拒和否定。
已经有人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样做。
这样的智慧不一定只属于思想家，在金庸的笔下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智者。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他努力地从民众中汲取着健康的力量；为自己的性情所决定，他又偏爱着一种精神的安宁与充实。
流泻在金庸手底笔下的，有不少是具古典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对至美境界的礼赞，对精神自足的追求，极合漂泊四海的中国人的心：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现实，而是返璞归真，在人间寻求真善美，同时也完善自己。
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的。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一种活法；
走进象牙之塔，是另一种活法。
过去的文学作品赋予我们太多的经验和历史，太多的智慧和情感，太多的思虑和忧伤，而今天的文学却缺少了激情与理想，缺少批判与深刻，缺少雄浑与启迪。在经历了种种困惑之后，心灵的思考指向筛滤了一切纷陈繁杂的具体人生后，对生命对自由和自觉的渴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金庸。
于是，在一片世俗的喧嚣中，执意要从文学中寻觅诗意的人们，发现他们还能拥有一片宁静的天地——这里有童话，有童心，有武林掌故，有侠士风度，有古典情怀……
金庸把一种倨傲不凡，金玦玉砾的风度与气质，写得入木三分：追求富贵，终达对富贵的超越；追求功名，终达对功名的遗忘；追求显赫，终达对恬谈的退守……萦绕在他笔下纸上的不少都是这般早已失传的儒道风范。
真好，尽管少了点关于终极价值的话题，但这儿有着喧嚣攻不破的平和与自在，还有一种陶渊明式的风情。是的，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这个时代还需要诗意。
金庸让许多人寻找到丢失已久的中国魂。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读者心目中“中国之魂”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它一发表，便真正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
它倒不一定是金庸最好的作品，但却是金庸最重要的作品。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别称《大漠英雄传》的时候，曾在台湾受禁，引起众目所瞩。
也不仅仅是因为它里面写到的人物有个性，情节很精彩，文字最漂亮。
这些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中充溢着“有所担当，敢于担当”的风骨。
铁肩担道义，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质，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
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借着气势磅礴的《射雕英雄传》，尽情抒发，倾诉无遗。
故事由南宋中叶之后的历史为背景，那正好是一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时代。
由这样的历史舞台烘托出来的武侠小说，除了丧国之耻、乱世之忧，更多的是英雄之举和爱国之心。
小说一开章就破题：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晚带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虽然，民间志士意气风发，时时渴望效命疆场，收复故土，但当权者却持偏安自守的心态，奴颜婢膝事敌。风云儿女只落得义愤填膺，有泪如倾。
最后的那首诗云：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
无人争晚渡，残月下寒沙。
哪一个字不撒上了滴滴英雄泪。
一部武侠小说借引那么多历史上英风雄烈的文事武功与雄韬伟略，蔚为壮观，看起来是很“出位”的。但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部《射雕英雄传》格外受欢迎，并从而显出它的意义非凡。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虽然敌国兵事难测，朝廷争斗不已，连岳飞也遭了令天下英雄扼腕的大灾，但江湖草莽中的豪杰依然侠气纵横，龙腾虎跃，为国为民而时刻奔忙。
不奢望能建功立业，但不能缺少那同仇敌忾之心，不能不行那驱逐胡虏之事。
最难得的是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度大勇的胸襟。
以天下百姓为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子当年反复强调的人生坐标，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大侠的最高思想境界。《射雕英雄传》从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抒写了真正的英雄侠士的高风亮节。
谁配得上称英雄？
英雄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